（卷首）
平书
著作诸书外，零星散帙，分类编之，以便检阅。有自出心裁者，有采录前人者，人必著名，防掠美也；理必平允，明折衷也。榆邨识。
目录
卷一 人事篇上
卷二 人事篇下
卷三 物宜篇上
卷四 物宜篇下
卷五 经学篇上
卷六 经学篇下
卷七 文艺篇上
卷八 文艺篇下
平书卷一 汉川秦笃辉着
人事篇上
齐宣王言好勇，孟子亦言勇；言好货、好色，亦言货、色。与管仲从君之欲，奚以异？曰：孟子顺其病而药之，言勇而勇得其正，终非好勇；言货与色而货与色得其正，终非好货与色。从人情之常，引归天理之正，即攻其邪心之善术也。若管仲直纵君之欲，与天理背道而驰，虽足以揽一国之主权，救一时之急务，而其流至于使桓公身死不棺，亲子相夷。吕东莱所谓“祸且不能避，何功利之有”，诚格论也。然则事君者，将束缚之如木石而后可进道乎？曰：此虽施诸泛常之交、童蒙之士而不可得，况至尊之君上乎？吾故曰：宽之乎孟子之道者，管仲之于桓公是也；严之乎孟子之道者，伊川之于哲宗是也。一折枝而遂骤谏，几何不束缚其君也哉？伊川尝讥时人有曰：“知规过而不知养德。”伊川之所为，规之云乎？养之云乎？所谓养者，全在尽大人之道，自足以格君心之非，而又非庄子所谓“彼欲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欲为无涯涘，亦与之为无涯涘”，近于浮沈媕婀者之所为也。故必合管仲、伊川、庄子之术，始知孟子时中之道，敻乎其不可及。汉高不治产业而兴，光武好治稼穑而亦兴。
老子善于用退，一进遂不可当。子房之术，以之与秦将连和而击峣关，与项羽讲解而攻垓下，皆是物也。又其生平多自处闲地，史记载：沛公举事，人推萧何，何让沛公而自辅之，所谓事不成则易以亡，非世所指名者也。其后知高祖、吕后必欲杀韩信，恐累于己，遂执信杀之。何之效老氏，亦太过矣。
百里奚牛肥，对秦穆公曰：「臣饮食之以时，使之不以暴，有险先后之以身，是以肥也。」卜式羊肥，对汉武帝曰：「以时起居，恶者辄斥去，毋令败羣。治天下于牛羊，察之思过半矣。」
汉高、文、景宫女不过十余人，廐马百余匹。武帝时，宫女多至数千人，廐马将万匹。此贡禹为元帝言之也，可以得其槩矣。
孙将军能贤亮而不能尽亮，是以不留孔明。与昭烈咸有一德，定不作此语。裴松之辨之，良允。其严子陵之于光武乎？子陵论光武曰：“差胜于往。”光武论子陵曰：“狂奴故态。”仅授以谏议大夫，不以宾师处之，其不能尽子陵决矣。飘然长往，不其宜哉？或者议子陵沈隐，又或以好名讥之，固不足以识子陵矣。
董贤死，朱诩自劾以葬之；董卓死，蔡邕饮酒而叹之，皆比之匪人。乐毅不肯伐燕，袁涣不肯骂备，皆可为不得已而去旧君者，法。
昭烈识孔明之忠，料马谡之谬，可谓知人矣。而先失于龎统之治耒阳，再失于蒋琬之长广都，知人可一二论哉？
孙策谓张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昭烈谓孔明曰：「嗣子可辅，辅之；不可辅，君自取之。」英雄所见略同。昭烈固远胜孙策，转恨阿斗非猘儿匹也。
曹操之杀吕伯奢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司马师之酖郑小同曰：“宁我负卿，毋卿负我。”真心法哉！
陈宫之舍，操从布也。人或责其二心。夫二心于操无不可，从布仍去虎投豺耳。卒与之骈死。公台多智，吾不信也。
汉陈寔迁太邱长，子纪，建安初拜大鸿胪，子羣为魏司空，天下以为公惭卿，卿惭长。荀淑正言于梁氏用事之日，子爽濡迹于董卓专命之朝，孙彧遂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君子观陈荀之间，而知以名位论盛衰者陋矣。
三代前小人与三代后小人不同，即汉魏间小人亦与后之小人不同。华歆，小人也，经管幼安割席之辱，后犹以大中大夫荐幼安，及幼安不受，终身隐处，歆亦听之。若丁谓之于寇莱公，遭拂须一
译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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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卷一 人事篇上
卷二 人事篇下
卷三 物宜篇上
卷四 物宜篇下
卷五 经学篇上
卷六 经学篇下
卷七 文艺篇上
卷八 文艺篇下
平书卷一 汉川秦笃辉著
人事篇上
齐宣王说自己喜好勇武，孟子也谈论勇武；齐宣王说自己喜好财货、美色，孟子也谈论财货、美色。这与管仲顺从君主的欲望，有什么不同呢？回答说：孟子是顺着君主的毛病来对症下药，谈论勇武而使勇武归于正道，最终并非真正喜好勇武；谈论财货与美色而使财货与美色归于正道，最终并非真正喜好财货与美色。顺应人情的常理，引导回归天理的正道，这就是攻治邪念的善法。如果像管仲那样直接放纵君主的欲望，与天理背道而驰，虽然足以掌控一国的权柄，解救一时的急务，但其流弊最终导致齐桓公死后尸体无人收殓，亲生儿子互相残杀。吕东莱所说的“祸患尚且不能避免，哪里还有什么功利呢”，确实是精辟的论断。那么侍奉君主的人，难道要将君主束缚得像木头石头一样然后才能进献正道吗？回答说：这种做法即使施加于普通交往、蒙昧无知的人身上都不可行，何况是至高无上的君主呢？所以我说道：对孟子之道采取宽容态度的是管仲对待齐桓公；对孟子之道采取严厉态度的是程颐对待宋哲宗。因为一件小事就立即进谏，几乎就要束缚住君主了。程颐曾经讥讽当时的人说：“知道规劝过失却不知道培养德行。”程颐的做法，是规劝呢？还是培养呢？所谓培养，完全在于尽到大人的道理，自然足以纠正君心的错误，而又不是庄子所说的“他想做婴儿，也和他一起做婴儿；他想做无边无际，也和他一起做无边无际”，接近于随波逐流、优柔寡断者的所作所为。所以必须结合管仲、程颐、庄子的方法，才能知晓孟子时中（合乎时宜、无过无不及）的大道，深远得让人难以企及。汉高祖不经营产业而兴起，光武帝喜好治理农事而也兴起。
老子善于运用退让，一旦进取便不可阻挡。张良的计谋，用此与秦将连和而攻打峣关，与项羽讲和而进攻垓下，都是这类方法。又他生平多自处闲散之地，史书记载：沛公起事，众人推举萧何，萧何让给沛公而自己辅佐他，所谓事情不成则容易逃亡，不是世人所指名的目标。后来他知道高祖、吕后必定要杀韩信，担心牵连到自己，于是抓住韩信杀了他。萧何效法老子，也太过头了。
百里奚的牛肥壮，他对秦穆公说：“我按时给他饮食，不粗暴地役使他，遇到险阻我亲身前后护卫，因此牛肥壮。”卜式的羊肥壮，他对汉武帝说：“按时作息，不好的羊就剔除，不让它们败坏羊群。治理天下与放养牛羊，观察思考便超过一半明白了。”
汉高祖、文帝、景帝时，宫女不过十余人，马厩里的马百余匹。武帝时，宫女多达数千人，马厩里的马将近万匹。这是贡禹对元帝所说的，可以大概了解情况了。
孙策能认为诸葛亮贤能却不能完全信任他，因此没有留下孔明。如果与刘备一样有共同的德行，必定不会说这样的话。裴松之对此的辨析，很公允。这难道像严子陵对待光武帝吗？严子陵评论光武帝说：“比过去稍强一些。”光武帝评论严子陵说：“狂奴故态。”只授予他谏议大夫的职位，不以宾客老师的身份对待他，他不能完全信任严子陵是肯定的。严子陵飘然离去，不是很适宜吗？有人议论严子陵沉溺隐居，又有人讥讽他好名，本来不足以认识严子陵了。
董贤死后，朱诩自我弹劾为他安葬；董卓死后，蔡邕饮酒叹息，都把他们比作不正派的人。乐毅不肯攻打燕国，袁涣不肯辱骂刘备，都可以作为不得已而离开旧君主者的法则。
刘备识得孔明的忠诚，预料到马谡的错误，可谓知人。但先前在庞统治理耒阳时失误，再在蒋琬治理广都时失误，知人可以一概而论吗？
孙策对张昭说：“如果孙权不能胜任事务，你就自己取而代之。”刘备对孔明说：“嗣子可以辅佐，就辅佐他；不可辅佐，你就自己取而代之。”英雄所见略同。刘备固然远胜孙策，转而遗憾阿斗不是像猘儿那样的匹夫。
曹操杀吕伯奢时说：“宁可我辜负别人，不可别人辜负我。”司马师毒杀郑小同时说：“宁可我辜负你，不可你辜负我。”真是心法啊！
陈宫舍弃曹操，跟随吕布。有人指责他怀有二心。对曹操怀有二心无不可，跟随吕布仍是离开老虎投入豺狼。最终与他一同死去。陈宫多智，我不相信。
汉陈寔任太邱长，儿子陈纪，建安初年拜为大鸿胪，儿子陈群为魏司空，天下认为公惭愧于卿，卿惭愧于长。荀淑在梁氏用事之日正言，儿子荀爽在董卓专命之朝濡迹，孙子荀彧遂为唐衡之婿，曹操之臣。君子观察陈、荀之间，就知道以名位论盛衰的人浅陋了。
三代前的小人与三代后的小人不同，即汉魏间的小人也与后之小人不同。华歆，小人也，经历管幼安割席之辱，后仍以大中大夫荐举幼安，及幼安不受，终身隐居，华歆也听之。若丁谓之于寇莱公，遭拂须一
言之戏，必欲致之于死，谓固歆所不屑为也。曹丕篡汉，保全献帝；刘裕后废主，无一免者。江河日下，岂有极哉？
译说话开玩笑，却一定要把人置于死地，这本来是固和歆所不屑于做的。曹丕篡夺汉朝政权，还保全了汉献帝；刘裕废黜后废帝，却没有一个能幸免的。世道人心日益衰败，难道还有尽头吗？
曹植因兄篡汉，而素服；君子以为欺也。司马孚因侄篡魏，而流涕；君子以为伪也。果不与其篡，以死争之，可也。
世说：「锺士季精有才理，往寻嵇康。康方大树下锻，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锺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锺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夫康狂士，此特简傲之失。会因此遂起杀心，致康于死。其后，会亦族诛。戕人者，必自戕也。然简傲亦可戒矣。」
王祥持身可谓孝矣，而乃以魏臣居晋三公职，孝者固如是乎？阮籍自命以为高矣，而乃以魏人造晋九锡文，高者固如是乎？或曰：籍心乎汉者也，快晋之易魏也，然其如仕魏何哉？
祁黄羊之对晋平公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令避嫌者意消。陈留吏之对晋王澄曰：「向谓君侯闻人，不闻问位。」令附势者意消。
李密似乎孝矣，然背蜀事晋，不忠，而况有“臣少事伪朝”之语以自污也。嵇绍似乎忠矣，然背父事仇，不孝，初不得援“山公在汝，不孤”之言以自解也。
曹操云：「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圣贤种子斩断。桓温云：「纵不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并好名种子斩断。
霍光废昌邑，严延年独弹之；桓温废海西，王恬独弹之。
寿者，人之福然而王朗、谯周、褚渊、冯道，皆以寿而秽者也。荀子曰：「当死而死，福也。」《石头城谣》曰：「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
秦客廋辞于朝，晋范文子知三焉。武子谓其三掩人于朝，击之以杖，折委笄。杨修以好为幼妇，见忌于曹瞒。刘显以贞与上人，遭斥于梁武，皆测廋之累也。
梁武帝讲佛，梁王绎讲老，昭明好文学，绎亦聚书十四万卷，一家风味如此。绎自忿读书万卷，犹有今日，不知所讲非所用，所读非所行，亦何益哉！”
魏道武问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对曰：“莫若书籍。”命郡县大索书籍，悉送平城。其与石勒好听诸生诵书相埒矣。
异哉，韦祖思之见杀也。夏王勃勃得关中，征隐士韦祖思。祖思既至，恭惧过甚，勃勃怒曰：我以国士待尔，尔乃以非类遇我，尔昔不拜姚兴，今何独拜我？我在尔犹不以我为帝王，我死尔曹弄笔，当置我于何地耶？遂杀之。若祖思者，殆畏死之极，而反致死者耶。至隋徐文远为王世充李密师，受密拜而反拜世充，对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贤士。王公小人也，能杀故人。处乱世者亦可慨矣夫，抑亦可警矣夫。
隋苏威令民诵五教，畔者执县令杀之。曰：「更能使侬诵五教耶？」又每岁责民间五品，不逊答者，或云「管内无五品之家，不相应领」，类如此。故曰：「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
苏威又为余粮簿，欲使有无相赡。民部侍郎郎茂以为烦迂不急，奏罢之。若威者，惠而不知为政者也。
秦二世之亡也，宦者知之而不敢告，为前之告者即死也。隋炀帝之亡也，宫人知之而不敢告，亦为前之告者即死也。
李安静，武臣也，而能拒武之易；唐卢氏，女子也，而能羞子之事武。
姚崇谲而正者也，卢怀慎拙而忠者也。
卢怀慎之能荐宋璟也，伴食而非伴食矣。
高宗欲立武氏，李绩曰：“此陛下家事。”玄宗欲废太子，李林甫亦曰：“此主上家事。”皆为一言丧邦。
李林甫每奏请，必饷遗左右，瓮夫御婢，皆所深款。小人之密也。杜预之数饷洛中权贵，郭崇韬之颇受藩镇馈遗，能臣之权也。
后唐张全义听讼，以先诉者为直，民以为苦。
宋太祖之仕周也，取库藏，则窦仪拒之；求官酒，则曹彬拒之。二臣可谓忠矣。陈桥之变，诿诿焉，岂天位轻于库藏、官酒乎？
秦皇汉武之好神仙，为人所欺；宋真宗之于天书，自欺也，欺之不已，颠生焉。故秦皇汉武不病疯，而真宗病疯。
颜峻嗔而与人官，谢庄笑而不与人官。刘宋王宏，赵宋李昉，皆两用其法。
杨用修曰：「巽岩李氏《送汤司农归朝序》载，王钦若与母宾古请赦天下宿逋，自五代至咸平，真宗从之，遣使四出，蠲宿逋一千余万，
译曹植因为兄长篡夺汉室，而穿素服哀悼；君子认为这是欺骗。司马孚因为侄子篡夺魏室，而流泪哭泣；君子认为这是虚伪。如果真的不赞成他们的篡位，以死相争，那才是可以的。
《世说新语》记载：“锺会精明有才识，前去拜访嵇康。嵇康正在大树下打铁，挥动铁锤不停，旁若无人。过了很久，两人没有说一句话。锺会起身离开。嵇康说：‘你听到了什么而来？看到了什么而去？’锺会说：‘听到了听到的而来，看到了看到的而去。’嵇康是个狂士，这只是他简慢傲慢的过失。锺会因此便起了杀心，导致嵇康被杀。后来，锺会也被灭族。杀害别人的人，必定会自取灭亡。然而简慢傲慢也是值得警戒的。”
王祥修身可谓孝顺了，却以魏臣的身份担任晋朝三公的职位，孝顺的人本来是这样吗？阮籍自命清高，却以魏臣的身份为晋朝撰写九锡文，清高的人本来是这样吗？有人说：阮籍心里想着汉朝，高兴晋朝取代魏朝，但这与他出仕魏朝怎么调和呢？
祁黄羊回答晋平公说：“您问的是谁可以胜任，不是问是不是我的儿子。”这让避嫌者的念头打消了。陈留官吏回答晋王澄说：“刚才说您是有声望的人，没听说您问职位高低。”这让依附权势者的念头打消了。
李密似乎很孝顺，然而背叛蜀汉侍奉晋朝，是不忠，何况还有“臣年少时侍奉伪朝”这样的话来自我玷污。嵇绍似乎很忠诚，然而背叛父亲侍奉仇敌，是不孝，起初不能用“山公在你们那里，不会让你们孤立无援”的话来自我辩解。
曹操说：“宁可我对不起别人，不要别人对不起我。”圣贤的种子被斩断了。桓温说：“即使不能流芳百世，也应当遗臭万年。”喜好名声的种子也被斩断了。
霍光废黜昌邑王，只有严延年独自弹劾他；桓温废黜海西公，只有王恬独自弹劾他。
长寿，是人的福气，然而王朗、谯周、褚渊、冯道，都因为长寿而变得污秽。荀子说：“该死的时候死去，是福气。”《石头城谣》说：“宁愿做袁粲那样死去，不做褚渊那样活着。”
秦国的客人在朝廷上用隐语说话，晋国的范文子知道了其中的三层含义。武子认为他在朝廷上掩盖别人的过错，用拐杖打他，折断了他的发簪。杨修因为喜欢猜解隐语，被曹操忌恨。刘显因为猜中梁武帝的隐语，遭到斥责，这都是猜解隐语的祸累。
梁武帝讲佛经，梁王萧绎讲老庄，昭明太子喜好文学，萧绎也聚集书籍十四万卷，一家人的风气如此。萧绎自己愤恨读了万卷书，还有今天的下场，不知道所讲的并非所用，所读的并非所行，又有什么益处呢！
魏道武帝问博士李先说：“天下什么东西可以增进人的神智？”回答说：“没有比书籍更好的了。”命令郡县大力搜求书籍，全部送到平城。这与石勒喜欢听学生诵读书籍相比，不相上下。
奇怪啊，韦祖思被杀这件事。夏王赫连勃勃得到关中，征召隐士韦祖思。韦祖思到了之后，恭敬恐惧得过分，赫连勃勃愤怒地说：“我用对待国士的礼节对待你，你却用对待非同类人的态度对待我，你以前不拜姚兴，现在为什么偏偏拜我？我在世时你尚且不把我当帝王看待，我死后你们这些弄笔杆子的人，会把我放在什么地位呢？”于是杀了他。像韦祖思这样的人，大概是害怕死亡到了极点，反而招致死亡吧。到了隋朝，徐文远做了王世充和李密的老师，接受李密的拜礼却反过来拜王世充，回答说：“魏公是君子，能容纳贤士。王公是小人，能杀害故人。”身处乱世的人也可以感慨啊，也可以警戒啊。
隋朝苏威命令百姓诵读五教，背叛的就抓住县令杀了他。说：“还能让我诵读五教吗？”又每年责成民间提供五品官，不答应回答的，有人说“辖区内没有五品官的家庭，不相应领受”，都类似这样。所以说：“用自身行为教导的人，人们会顺从；用言语教导的人，人们会争讼。”
苏威又制作了余粮簿，想要让有余粮和缺粮的人互相接济。民部侍郎郎茂认为这烦琐迂阔且不急迫，上奏罢免了它。像苏威这样的人，是仁爱但不懂得治理政事的人。
秦二世灭亡的时候，宦官知道却不敢报告，因为之前报告的人立刻就被杀了。隋炀帝灭亡的时候，宫女知道却不敢报告，也是因为之前报告的人立刻就被杀了。
李安静是武将，却能拒绝武氏的篡位；唐卢氏是女子，却能以儿子侍奉武氏为羞耻。
姚崇是狡诈而正直的人，卢怀慎是笨拙而忠诚的人。
卢怀慎能够推荐宋璟，虽然是伴食宰相，却并非只是伴食而已。
高宗想要立武氏为后，李绩说：“这是陛下的家事。”玄宗想要废黜太子，李林甫也说：“这是主上的家事。”都是一句话导致国家灭亡。
李林甫每次上奏请求，必定馈赠左右侍从，抬瓮的夫役、御用的婢女，都与他关系深厚。这是小人的阴险。杜预多次馈赠洛阳的权贵，郭崇韬颇受藩镇的馈赠，这是能臣的权术。
后唐张全义审理诉讼，以先起诉的人为有理，百姓认为很痛苦。
宋太祖在周朝做官时，取用库藏，窦仪拒绝他；请求官酒，曹彬拒绝他。这两位大臣可谓忠诚了。陈桥兵变时，他们畏畏缩缩，难道天位比库藏、官酒还轻吗？
秦始皇、汉武帝喜好神仙，被人欺骗；宋真宗对于天书，是自欺欺人，欺骗不止，疯狂就产生了。所以秦始皇、汉武帝没有得疯病，而宋真宗得了疯病。
颜峻发怒就给人官职，谢庄微笑就不给人官职。刘宋的王宏，赵宋的李昉，都同时使用这两种方法。
杨用修说：“巽岩李氏《送汤司农归朝序》记载，王钦若与母宾古请求赦免天下拖欠的赋税，从五代到咸平年间，真宗听从了他们，派遣使者四处出发，免除拖欠的赋税一千多万，
释系囚三千余人。由是遇之甚异，不久入相。仁宗继立，推广先志，亟改追欠司为蠲纳司。钦若此事，史不书，当表出之，亦憎而知其美也。」按此，则王安石聚敛毒宋，以至于亡，人品直出钦若下远矣。《续通鉴纲目》曾载钦若镯赋、释囚二事。
译释放被拘禁的囚犯三千多人。因此对他格外优待，不久便入朝为相。仁宗继位后，推广先帝的遗志，迅速将追欠司改为蠲纳司。关于吕夷简这件事，史书没有记载，应当把它表彰出来，这也是厌恶他却又知道他的优点啊。根据这一点来看，那么王安石聚敛财货毒害宋朝，以至于国家灭亡，其人品远远低于吕夷简了。《续通鉴纲目》曾记载吕夷简减免赋税、释放囚犯这两件事。
山巨源甄拔人物，而子简不为所知。吕公着急于进贤，而希哲转不得用。避嫌之为累也，大矣！况后世明着为避嫌之律也哉？
范文正遇旱，不禁屠，亦不事祷，端居默坐斋中，已而大雨。庄子曰：「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
今人每言宦成名立，谈何容易？富郑公之功业，苏明允犹戒其碌碌无成。非明允不知言，非郑公不能受。优孟歌云：“子孙以家成，家成则易；宦成则难也。”
宋人善守法者，李忠靖为尤，而国以安；务变法者，王安石为尤，而国以覆。
王安石行新法，其弟哭于影堂；陈亨伯创经制钱，其弟哭于家庙。
使王安石不作宰相，后人仅观其论学论治之言，则道学绝学之名早归王氏矣。后之所谓道学绝学者，使其作相，吾未知果胜王氏否也。何也？其执拗同也。人殆有幸不幸。
苏文忠《思治论》：“从众者，非从众多之口，从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从众也。有谓哉？是言。”
苏子瞻谓忠臣可使死封疆，而不能受无根之谤；议志士本不求富贵，而不能安有道之贱贫。愚谓果忠臣，则无根之谤议惟自修耳。周公闻流言，即辟居于东；公孙硕肤，赤鸟几几何，所不能受乎？果志士，则有道之贱贫祇自立耳。舜生当尧之世，饭糗茹草，若将终身，何所不能安乎？
甚矣，知人之难也！苏氏《辨奸论》：「父得之于荆公子，失之于正叔。」
汉刘氏父子之学相似，然而子政忠而子骏佞也。宋程氏兄弟之学相似，然而伯淳达而正叔拘也。
杨升庵曰：「程明道谓新法之行，吾辈激成此言，亦非也。是不罪醉之酗，而罪醒之救也。」
汉武帝拜田千秋为相，匈奴闻而笑之。宋神宗相王安石，行青苗、助役法，交趾书之露布，以诋其罪。宣仁太后除新法，辽主戒其臣下勿生事，曰：“南朝专行仁宗之政矣。”辽主闻中国黜章惇，放筋而起，称善者再，谓南朝错用此人。北使又问：“何为只若是？行谴吁可念哉！”
大戴礼》曰：「有人焉，容色辞气，其入人甚愉；进退周旋，其与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丁谓、吕惠卿辈，真其人也。
李辅国讽裴冕荐相位，曰：“吾腕可断，宰相不可得。”至宋，童贯居然以宦官拜相矣。然秦赵高已为丞相。
清可行不可言。杜祁公谓：“默而行之，无愧于心，是也。”直可行不可炫。吕成公谓：“只作寻常公事看，断是也。”夫政，犹张琴瑟也。大弦急，则小弦绝，此子贡所以讥臧孙也。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则大者生，大者熟则小者焦，此韩家奴所以晓辽主也。
邓绾谓：「笑骂从他，笑骂；好官还自我为之。」蔡京谓：「既作好官，又要作好人，二者岂可得兼？」二语若合符节。
王安石曰：“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苏文忠曰：“必畏天，必从众，必法祖宗。”自今观之，孰得孰失？朱晦庵乃曰：“宁取介甫，不取东坡。”是何理哉？或曰：“此晦庵未定之论也。”夫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未定，又何理哉？
使以程伊川之正而去其拘，朱元晦之刚而去其愎，无间然矣。
陆文安谓：「与溺于利欲之人言，尚易；与溺于意见之人言，最难。」诚有慨乎言之也。
宋人于杨龟山之受荐于蔡京，则曲护之；陆放翁之为韩侘冑《南园记》，则力斥之。门户意见之私，即此一端，可槩其余。要之，《南园记》乃以其祖魏公勉之，正君子教诲之道，毫无失也。
世有恒言曰：「为朝廷之功臣，为祖宗之功臣，二者未可并论。」自古之昌国宜家者，固自不乏。然如辅国死难者，以孤忠灭族，不可谓非朝廷之功臣也，而不可谓非祖宗之罪人也。如卖国封侯，以不肖邀荣，不可谓非祖宗之功臣也，而不可谓非朝廷之罪人也。然思祖宗何如人乎？祖宗而非人类可也，祖宗而为人类，尚愿有此等子孙乎？故曰：「事君不忠，非孝也。」然则如方正学先生者，不惟朝廷之功臣，抑亦祖宗之功臣也。方氏之祖宗，独不如王陵之母乎？客有疑方氏者，姑举此说
译山巨源甄别选拔人才，而子简却不被他所了解。吕公急于举荐贤才，而希哲反而得不到任用。避嫌所带来的拖累，真是巨大啊！何况后世还明文制定了避嫌的法律呢？
范文正公遭遇旱灾，不禁止屠宰，也不从事祈祷，只是端正地坐在斋室中静默思考，不久便下起了大雨。庄子说：“精神凝聚，能使万物不受灾病，而年成谷物丰收。”
现在人们常说做官成名、建立功业，谈何容易？富郑公的功业，苏明允还告诫他不要平庸无成。这不是明允不会说话，也不是郑公不能接受。优孟唱道：“子孙以家庭成就为成，家庭成就容易；做官成就则难。”
宋朝人善于遵守法度的人，李忠靖公最为突出，因此国家得以安定；致力于变法的人，王安石最为突出，因此国家因此覆亡。
王安石推行新法，他的弟弟在影堂哭泣；陈亨伯创设经制钱，他的弟弟在家庙哭泣。
假如王安石不做宰相，后人仅仅观看他论学论治的言论，那么道学绝学的名声早就归于王氏了。后世所谓道学绝学的人，假如让他们做宰相，我不知道他们果真能胜过王氏吗？为什么呢？他们的固执相同。人大概有幸运与不幸。
苏文忠公《思治论》说：“顺从众人，不是顺从众人多数的口，而是顺从他们不言语却内心认同的，这才是真正的顺从众人。这话有道理啊。”
苏子瞻说忠臣可以让他死守边疆，但不能承受没有根据的诽谤；议论志士本来不追求富贵，但不能安于有道时的贫贱。我认为如果是真正的忠臣，那么没有根据的诽谤议论只需自我修养罢了。周公听到流言，就避居东方；公孙硕肤，赤鸟几乎怎样，所不能承受的吗？如果是真正的志士，那么有道时的贫贱只需自立罢了。舜生活在尧的时代，吃干粮嚼野草，好像将要终身如此，有什么不能安于的呢？
知道人的困难，真是严重啊！苏氏《辨奸论》说：“父亲从荆公子那里得到，从正叔那里失去。”
汉朝刘氏父子的学问相似，然而子政忠诚而子骏谄媚。宋朝程氏兄弟的学问相似，然而伯淳通达而正叔拘谨。
杨升庵说：“程明道说新法的实行，是我们这些人激成的，这话也不对。这是不怪醉酒者的酗酒，而怪清醒者的救援。”
汉武帝任命田千秋为丞相，匈奴听说后嘲笑他。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相，实行青苗法、助役法，交趾在露布中记载，以诋毁他的罪过。宣仁太后废除新法，辽主告诫他的臣下不要生事，说：“南朝专门实行仁宗的政治了。”辽主听说中国罢免章惇，从床上跳起来，称赞两次，说南朝错用了这个人。北使又问：“为什么只这样？施行谴责真可怜啊！”
《大戴礼》说：“有这样的人，容貌神色言辞语气，他进入人群非常愉快；进退周旋，他与人交往非常巧妙；他接近人非常快，他背叛人非常容易。”丁谓、吕惠卿等人，真是这样的人。
李辅国暗示裴冕推荐自己为宰相，说：“我的手腕可以断，宰相不可得。”到了宋朝，童贯竟然以宦官身份拜相了。然而秦朝的赵高已经做了丞相。
清廉可行不可言说。杜祁公说：“默默实行，无愧于心，是对的。”正直可行不可炫耀。吕成公说：“只当作寻常公事看，断然是对的。”政治，就像张设琴瑟一样。大弦急，小弦就会断，这是子贡讥讽臧孙的原因。臣只知道炒栗子，小的熟了大的就生了，大的熟了小的就焦了，这是韩家奴所以让辽主明白的原因。
邓绾说：“笑骂由他笑骂，好官还由我担任。”蔡京说：“既然做好官，又要做好人，这两者难道可以兼得吗？”两句话如同符节相合。
王安石说：“天命不足畏惧，人言不足忧虑，祖宗不足效法。”苏文忠公说：“必须畏惧天，必须顺从众人，必须效法祖宗。”从现在看来，谁得谁失？朱晦庵却说：“宁愿取介甫，不取东坡。”这是什么道理呢？有人说：“这是晦庵未定的言论。”君子，一句话可以认为他明智，一句话可以认为他不明智，未定，又有什么道理呢？
假如用程伊川的正直而去除他的拘谨，用朱元晦的刚强而去除他的固执，就没有可挑剔的了。
陆文安说：“与沉溺于利欲的人说话，尚且容易；与沉溺于意见的人说话，最难。”真是感慨地说啊。
宋朝人对杨龟山受蔡京推荐，就曲意庇护；陆放翁为韩侂胄写《南园记》，就极力斥责。门户意见的私心，仅这一端，就可以概括其余。总之，《南园记》是因为他的祖父魏公勉励他，正是君子教诲之道，毫无过失。
世间有常言说：“做朝廷的功臣，做祖宗的功臣，这两者不可并论。”自古昌盛国家适宜家庭的人，本来就不缺乏。然而像辅国那样为国死难的人，以孤忠灭族，不能说不是朝廷的功臣，而也不能说不是祖宗的罪人。像卖国封侯的人，以不肖邀取荣耀，不能说不是祖宗的功臣，而也不能说不是朝廷的罪人。然而想想祖宗是什么样的人呢？祖宗如果不是人类可以，祖宗如果是人类，还愿意有这样的子孙吗？所以说：“侍奉君主不忠，就是不孝。”那么像方正学先生那样的人，不仅是朝廷的功臣，也是祖宗的功臣。方氏的祖宗，难道不如王陵的母亲吗？客人有怀疑方氏的，暂且举出这个说法。
告之。或曰：「正学当日虽欲死节，何不少婉以全十族？」曰：「当日一腔热血，岂暇虑此？少作转念，岂为纯忠？且永乐之残酷，更所不及料也。」正学未可非也。
译有人劝他。有人说：“方孝孺当时虽然想要以死守节，为什么不稍微委婉一点来保全十族呢？”回答说：“当时满腔热血，哪有空闲去考虑这些？稍微转个念头，难道还能算是纯粹的忠臣吗？况且永乐帝的残酷，更是他预料不到的。”方孝孺是不可以指责的。
使寇莱公以请迁都，斩王钦若于少保；以请迁都，斩徐有贞。较华士、正卯之诛更为允当，其罪矣。
杨时受蔡京之荐，进身不可谓之必以正。迨奏罢王安石从祀，京已败矣。始因之以取位，终背之以救名。君子固如是乎？薛瑄视于谦之死，当官不可谓之不避难。虽能救其不磔死，死则同耳。既能为之缓颊，而不为之白寃。君子又如是乎？
汉以来，官每重内而轻外，尚有行道之遗意；重外轻内，则专为谋利之私图矣。古之远州以处流窜者，后且或为金穴。世变，岂有极哉？
孔子之道，佛老乱之于道外，人知之；胡广冯道之徒乱之于道中，人不知也。故求道，自严乡原鄙夫之辨始。
严绳孙谓顾季[允成]每以狂狷自许，兄叔时[宪成]进之以中行，对曰：「世之中行，夫子之乡原也，包罗无限道学矣。」
异端不可法也。异端之言，亦间有可取也。由诸子而择之审，皆六经鼓吹矣。理学固可宗也。理学之言，未必皆可信也。貌圣人而居不疑，非三代直道矣。
刻薄极于申商，宋儒移之于讲学，其弊更深矣。门户分于朱陆，明儒争之以殖财，其害更大矣。
人或谓东汉亡于气节，南宋亡于理学，故明亡于东林。是无气节、理学、东林，反不亡也。岁寒知松柏之后雕，谓岁因松柏寒可乎？然非气节为气节，非理学为理学，正自可戒。
天下人品，圣贤为上，豪杰次之，文人不失此二途，真性情者又次之，假道学最下。假道学，即乡原鄙夫也。常则为乡原，变则为鄙夫，要之一而已。
古者言学，未尝言道学；古者言道，未尝言道统。
将欲为雕文纂组之华，则吾愧其言太质；将欲为鬬靡夸多之富，则吾愧所记太疏。若夫考订学术得失之原，推求国家治乱之本，广核时务应用之方，使穷可独善其身，达可兼善天下，窃自谓有一日之长。
不愿有文人之名，而愿有正人之实；不愿有才子之名，而愿有君子之实；不愿有道学之名，而愿有朴学之实。
古今之真忠臣、真孝子，乃真理学也。其它，吾不知之矣。其经济、真文章，乃真才人也。其它，吾不知之矣。
可与有为者，上也；可与有言者，次也；不可与有为，并不可与有言，下而已矣。
小人有精密之才，有坚忍之力。设以其才用之于诗书，其力用之于节义，有君子之所不及者矣。然而小人之精密，喻利而已耳；小人之坚忍，谋欲而已耳。究之，利愈密则愈疏，欲愈坚则愈毒。惜哉！
今人以圣贤之言为一事，己身之行为一事，判然离决，习为固然，恬不为怪，久矣。然亦必一二分无心暗合者，方可为人，不然死矣。否亦行尸走肉耳。由是观之，圣贤之言果可判然离决也与？
古之君子有二术焉，志于道德以立身，志于功勋以立业。后之君子有二术焉，匿于乡原以求利，匿于道学以求名。
以富贵利达言，则羡之不胜羡；以仁义道德言，则惭之不胜惭。与其羡也，不如惭也。羡则不惭矣，惭则不羡矣。
在天之五行，为木、火、土、金、水。有衰旺生克，人得之为穷通、寿夭。在人之五行，仁、礼、信、义、知，有厚薄得失。人因之为圣、狂、贤、愚。天之五行有定者也，数也。人之五行无定者也，理也。理得而数亦可移，此立命之学也。纵数不可移，而得理胜不得者多矣。
事理不能分是非，日入于非矣。流品不能分清浊，日趋于浊矣。
保身之要，莫如寡欲；理财之要，莫如节用；为学之耍，莫如去非。
孔子曰：「吾何执？」又曰：「撵善而固执之。」庄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列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身。」《淮南子》曰：「工多技则穷，心不一也。」
荀子曰：「公生明，偏生闇；诚信生神，夸诞生惑；端悫生通，诈伪生塞。」此六生者，君子慎之。韩婴曰：「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归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傅子口铭曰：「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富郑公座铭曰：「防意如城，守口如瓶。」司马温公题壁曰：「徐行不困，实地
译假如寇准因请求迁都，而被斩于少保之位；假如徐有贞因请求迁都，而被斩首。这比起诛杀华士、少正卯来，更为恰当，他们的罪过确实如此。
杨时因蔡京的推荐而进入仕途，不能说他的出身一定端正。等到他上奏罢免王安石配享孔庙时，蔡京已经败落了。起初依靠蔡京来获取地位，最终背离蔡京来保全名声。君子本来是这样做的吗？薛瑄面对于谦的死，身为官员不能说他不避祸患。虽然他能救免于谦不被车裂而死，但于谦终究还是死了。既然能为于谦说情延缓死刑，却不为于申辩冤屈。君子又是这样做的吗？
自汉代以来，官员往往重视内廷而轻视外任，这还保留着古人行道济世的遗意；如果重视外任而轻视内廷，那就纯粹是为了谋取私利的打算了。古代那些被用来流放罪人的偏远州郡，后来甚至有的变成了聚敛财富的金穴。世道的变迁，难道没有极限吗？
孔子的正道，被佛老在道之外扰乱，人们知道这一点；胡广、冯道之流在道之内扰乱，人们却不知道。所以探求正道，应当从严格区分乡原和鄙夫开始。
严绳孙说顾允成常常以狂狷自居，他的哥哥顾宪成用中行的道理来引导他，顾允成回答说：“当今世道的中行，就是孔子所说的乡原，包罗万象，涵盖了无数的道学家。”
异端邪说不可效法。但异端的言论，偶尔也有可取之处。从诸子百家中仔细选择，都可以成为六经的宣扬者。理学固然可以尊崇。但理学的言论，未必都值得信赖。表面上效法圣人而内心并不疑惑，这就不是三代以来的直道了。
刻薄在申不害、商鞅那里达到了极致，宋代儒者将其转移到讲学之中，其弊端更加深重了。门户在朱熹和陆九渊之间分裂，明代儒者为了争夺门徒而谋取财利，其危害更大了。
有人曾说东汉因气节而亡，南宋因理学而亡，所以明朝因东林党而亡。难道没有气节、理学、东林党，国家就不会灭亡吗？岁寒时节才知道松柏最后凋零，能说是因为松柏寒冷才导致岁寒吗？然而，不把气节当作气节，不把理学当作理学，这正值得警戒。
天下的人品，圣贤是最高的，豪杰次之，文人不失这两种途径，具有真性情的人再次之，假道学是最下等的。假道学，就是乡原和鄙夫。平常时表现为乡原，变故时表现为鄙夫，归根结底是一回事。
古人谈论学问，不曾谈论“道学”；古人谈论道，不曾谈论“道统”。
如果追求雕文纂组般的华丽，那么我羞愧于自己的言辞过于质朴；如果追求斗靡夸多般的富有，那么我羞愧于自己的记载过于简略。至于考订学术得失的根源，推求国家治乱的根本，广泛核实时务应用的方策，使穷困时能独善其身，显达时能兼善天下，我私下认为自己有一点长处。
不愿拥有文人的名声，而愿拥有正人的实质；不愿拥有才子的名声，而愿拥有君子的实质；不愿拥有道学的名声，而愿拥有朴学的实质。
古今真正的忠臣、真正的孝子，才是真正的理学。其他的，我不知道了。那些有经世济民之才、真正文章的人，才是真正的才人。其他的，我不知道了。
可以共同有所作为的人，是上等；可以共同有所言论的人，是次等；既不能共同有所作为，也不能共同有所言论的人，就是下等了。
小人有精密的才能，有坚忍的力量。假如把他们的才能用在诗书上，把他们的力量用在节义上，会有君子所不及的地方。然而小人的精密，只是为了图利；小人的坚忍，只是为了谋欲。究其根本，利益算计得越精密就越疏远正道，欲望追求得越坚忍就越毒害人心。可惜啊！
现在的人把圣贤的言论当作一件事，把自己的行为当作另一件事，截然分开，习以为常，安然不觉奇怪，已经很久了。然而也必定有一二分无心暗合圣贤之道的人，才能算作人，否则就是死人了。否则也就是行尸走肉罢了。由此看来，圣贤的言论果真可以截然分开吗？
古代的君子有两种方法：立志于道德以立身，立志于功勋以立业。后来的君子有两种方法：隐藏于乡原来谋求利益，隐藏于道学来谋求名声。
从富贵利达的角度说，羡慕之情无穷无尽；从仁义道德的角度说，惭愧之情无穷无尽。与其羡慕，不如惭愧。羡慕就不会惭愧了，惭愧就不会羡慕了。
天上的五行，是木、火、土、金、水。有衰旺生克，人得到它们就表现为穷通、寿夭。人间的五行，是仁、礼、信、义、智，有厚薄得失。人因它们而成为圣、狂、贤、愚。天上的五行是确定的，这是命数。人间的五行是不确定的，这是道理。道理得正，命数也可以改变，这就是立命的学问。即使命数不可改变，但得理胜过不得理的情况大多了。
事理不能分辨是非，就会一天天陷入错误。流品不能分清清浊，就会一天天趋向污浊。
保全自身的要领，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了；治理财物的要领，没有比节约用度更好的了；做学问的要领，没有比去除错误更好的了。
孔子说：“我有什么执着呢？”又说：“择善而固执之。”庄子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列子说：“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身。”《淮南子》说：“工多技则穷，心不一也。”
荀子说：“公正产生明察，偏私产生昏暗；诚信产生神妙，夸诞产生迷惑；端正诚实产生通达，欺诈虚伪产生阻塞。”这六种产生，君子要谨慎对待。韩婴说：“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归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傅子的口铭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富郑公的座铭说：“防意如城，守口如瓶。”司马温公题壁说：“徐行不困，实地
列子《杨朱》篇：杨子曰：「五情好恶，古犹今也；四体安危，古犹今也；世事苦乐，古犹今也；变易治乱，古犹今也。」荀子曰：「其为人也，多暇日，其出入也不远矣。」
又曰有争气者不可与辩
汉书·杜钦传》达观其所举，富观其所予，穷观其所不为，乏观其所不取，近观其所为，远观其所主。」
颜氏家训：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忘名者，体道合德，享鬼神之福佑，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惧荣观之不显，非所以攘名也。窃名者，厚貌深奸，于浮华之虚称，非所以得名也。
又曰：「祖考之嘉名美誉，亦子孙之冕服墙宇也。修善立名者，犹筑室树果，生则获其利，死则遗其泽。」
又曰：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简费，开务有术。
独孤及《送李太白序》曰：「才全者无亏，成志全者无得失，进与退于道德乎，何有？」按此即「大行不加，穷居不损」之旨。
五代史·康证言》六：可畏贤士藏匿，四民迁业，上下相徇，廉耻道消，毁誉乱真，直言不闻，是也。
晋废帝本纪》赞：明者虑于未萌，而前知；暗者告以将及，而不惧。故先事而言，虽忠，不信；事至而悔，其可追乎？
张元驳赦论：「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胜其祸；无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胜其福。有罪者见舍，则无罪者衔冤，乃致灾之道，非救灾之术也。』」
周王朴传赞：「作器者无良材而有良匠，治国者无能臣而有能君。」又曰：「胜者所用，败事之綦也；兴国所用，亡国之臣也。」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汉昭烈皇帝此语，当与六经并垂。
玉壶清话[宋释文莹]王昭素谓太祖曰：「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
程子曰：「凡为人言者，理胜则事明，气忿则招拂。」
陈君子[傅良]曰：视民力之宽不宽，即知天命之永不永。
李敬子[璠]曰：「古语云：『分之所在，毫不可攀。』善处者，退一步耳。」
真文忠[德秀景元]曰：「惟学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亲君子可以维持此心。」
又曰：人心即天心，非此心之外，别有所谓天地鬼神也。按天地鬼神，原自有惟能洁齐此心者，与之相通。
崔清献[与之正子]曰：「独断当以兼听为先。」
王伯厚曰：「应天变，莫先回人心；回人心，莫先受直言。」
马翔仲[廷鸾]曰：「集和平之福，自陛下之身始；养和平之德，自陛下之心始。」
金刘氏[祁]归潜志宁，使敬而疏，毋使狎而亲。人敬而疏，不失为端士；人狎而亲，恐流为小人。
又曰：保养乎身，勿以寿夭任之；天勤俭乎家，勿以有无付之命；强勉乎政，勿以否泰归之时；忠爱乎君，勿以昏明委之上。按此立命之真诠也，日当三复。
荀子曰：「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
荀子又曰：「流丸止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按：闻而不信，故止。
杨升庵曰：「宋人就月录陶靖节云：『痴人前不可说梦，达人前不可说命。』」
章枫山曰：「处顺境而乐之者易，处逆境而乐之者难。」
池北偶谈[王渔洋]刁蒙吉潜室剳记：「为盖世英雄易，为慊心圣贤难。」又云：「易言趋吉避凶，盖趋正避邪也。」
宋忠庄公在疚记，人自昼至夜，当知何所事？又云：“实变气质，方是修身。”又云：“隐恶扬善，圣人也好；善恶恶贤人也，分别善恶无当者，庸人也；颠倒善恶以快其谗谤者，小人也。”又云：“赴大机者，速断；成大功者，善藏。”又云：“同是中庸，而有君子、小人之别，微矣哉！”
归潜志》张弥学座右铭：欲求子孙，先当积孝；欲求聪明，先当积学。
福由自作孽由自作
入人
译列子《杨朱》篇：杨子说：“五种情感的好恶，古人和今人是一样的；四肢的安危，古人和今人是一样的；世事的苦乐，古人和今人是一样的；治乱的变迁，古人和今人是一样的。”荀子说：“一个人如果闲暇日子多，他出入的范围就不会远。”
又说：有争强好胜之气的人，不可以和他辩论。
《汉书·杜钦传》：通达时观察他所举荐的人，富裕时观察他所施予的人，困顿时观察他所不做的事，匮乏时观察他所不取的东西，亲近时观察他所做的事，疏远时观察他所坚持的主张。
《颜氏家训》：上等的人忘掉名声，中等的人树立名声，下等的人窃取名声。忘掉名声的人，体悟大道、契合德行，享受鬼神的福佑，并不是为了追求名声。树立名声的人，修养身心、谨慎行为，担心荣耀和声望不显扬，并不是为了争夺名声。窃取名声的人，外表厚道、内心奸诈，凭借浮华的虚名，并不是真正得到名声。
又说：“祖先的美名美誉，也是子孙的冠冕服饰和墙垣屋宇。修养善行、树立名声的人，就像建造房屋、种植果树，活着时获得利益，死后留下恩泽。”
又说：国家任用人才，大致不过六类。一是朝廷之臣，选取他们明达治国的根本，经纶博雅；二是文史之臣，选取他们著述典章制度，不忘前代古训；三是军旅之臣，选取他们决断有谋略，干练熟悉事务；四是藩屏之臣，选取他们明练风俗，清廉爱民；五是使命之臣，选取他们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是兴造之臣，选取他们考核功效、节省费用，开创事务有方法。
独孤及《送李太白序》说：“才德完备的人没有亏损，志向完备的人没有得失，在道德面前进退，有什么分别呢？”按：这就是“大行不加，穷居不损”的宗旨。
《五代史·康证言》：可畏的是贤士隐藏，百姓改变职业，上下互相迎合，廉耻之道消亡，毁誉混淆真假，直言听不到，就是这样。
《晋废帝本纪》赞：明智的人在祸患未萌发时就考虑，因而能预见；愚昧的人被告知祸患将至，却不恐惧。所以在事情发生前进言，虽然忠诚，却不被信任；事情发生后才后悔，怎么来得及呢？
张元驳赦论：“管子说：‘凡是赦免，小利而大害，长久下去灾祸无法承受；不赦免，小害而大利，长久下去福泽无法承受。有罪的人被宽恕，无罪的人就含冤，这是导致灾祸的途径，不是救灾的方法。’”
《周王朴传》赞：“制作器物没有良材而有良匠，治理国家没有能臣而有能君。”又说：“战胜者所用的，是失败者的关键；兴国所用的，是亡国之臣。”
不要因为善事小而不做，不要因为恶事小而去做。汉昭烈皇帝这句话，应当与六经一同流传。
《玉壶清话》[宋释文莹]：王昭素对太祖说：“治理天下没有比爱民更好的，修养身心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
程子说：“凡是替人说话，道理充足则事情明白，意气忿怒则招致抵触。”
陈君子[傅良]说：观察民力是否宽裕，就知道天命是否长久。
李敬子[璠]说：“古语说：‘分际所在，毫厘不可逾越。’善于处理的人，退一步罢了。”
真文忠[德秀景元]说：“只有学习可以明察此心，只有恭敬可以保存此心，只有亲近君子可以维持此心。”
又说：人心就是天心，不是在此心之外，另外有所谓天地鬼神。按：天地鬼神，原本自有，只有能洁净斋戒此心的人，才能与之相通。
崔清献[与之正子]说：“独断专行应当以兼听广纳为先。”
王伯厚说：“应对天象变化，没有比挽回人心更先的；挽回人心，没有比接受直言更先的。”
马翔仲[廷鸾]说：“聚集和平的福泽，从陛下的身体开始；培养和平的德行，从陛下的内心开始。”
金刘氏[祁]《归潜志》：宁可让人敬畏而疏远，不要让人轻慢而亲近。人敬畏而疏远，不失为端正之士；人轻慢而亲近，恐怕流为小人。
又说：保养身体，不要将寿命长短听任命运；勤俭持家，不要将有无付之天命；努力政事，不要将成败归咎时运；忠爱君主，不要将昏明委之上天。按：这是立命的真谛，每天应当反复诵读。
荀子说：“口能言，身能行，是国家的宝；口不能言，身能行，是国家的器。”
荀子又说：“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按：听到而不相信，所以停止。
杨升庵说：“宋人《就月录》记载陶靖节说：‘痴人面前不可说梦，达人面前不可说命。’”
章枫山说：“处顺境而乐之容易，处逆境而乐之难。”
《池北偶谈》[王渔洋]：刁蒙吉《潜室剳记》：“做盖世英雄容易，做心安理得的圣贤难。”又说：“《易经》说趋吉避凶，大概是趋正避邪。”
宋忠庄公《在疚记》：人从白天到夜晚，应当知道做什么事？又说：“切实改变气质，才是修身。”又说：“隐恶扬善，是圣人所好；厌恶恶人、喜爱贤人，是贤人所为；分别善恶不当，是庸人所为；颠倒善恶以快其谗谤，是小人所为。”又说：“面对重大机遇，要迅速决断；成就大功，要善于隐藏。”又说：“同是中庸，却有君子、小人之别，微妙啊！”
《归潜志》张弥学座右铭：想要求得子孙，先应当积累孝行；想要求得聪明，先应当积累学问。
福由自作，孽由自作。
入人
欲圈，则为畜道；入理障圈，则为魔道。更有假理障、恣人欲者，则兼畜道、魔道。能寡欲，斯为真人；能除障，斯为真理。
译想要被圈养，那就是牲畜之道；陷入事理的障碍圈套，那就是魔道。更有借着事理障碍的名义、放纵个人私欲的人，那就兼具了牲畜之道和魔道。能够减少私欲，这才是真人；能够消除障碍，这才是真理。
聚精会神，自作元命，洗心涤虑，以诱天衷。
史记·越世家》正义：会稽典录云，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户人，佯狂负俗，累文种为宛令，遗吏谒奉吏还，曰：“范蠡本国狂人，生有此疾。”种笑曰：“吾闻士有贤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识，内怀独见之明，外有不知之毁。”遂驾而往，蠡抵掌纵谈，观者耸听。
春秋传》曰：「天道远，人道迩，可谓知道。」文中子曰：「先人事，后言命，可谓知命。」
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患失无所不至矣。岂非苦海愁城？素富贵，行富贵；素贫贱，行贫贱。无入而不自得焉。岂非极乐世界？
先人后己，异端过情之语，非儒者之道也。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分明先己后人。
祢正平怀刺漫灭，无所投。《南史》何思澄每宿昔作名一束，晓便命驾。朝贤无不悉狎，介通相悬，如此。
颜氏家训：「时运之来，不求亦至；风云不兴，徒求无益。」
宋贤事汇：「晏敦复曰：吾姜桂之性，到老愈辣。」又邵康节尝诵陈希夷语曰：「落便宜是得便宜。」
宋贤事汇《程伊川见人于韩持国[维]求荐曰：居位不求人，乃使人求己乎？或曰：正叔太执，求荐常事也。伊川曰：不然。为不求者不与，来求者曾与之，遂致人如此。持国大服。按：宰相而知求人，非公忠体国者不能也。惟求人乃不使人求己，开翕受之门，正以杜奔竞之路，国体士习于是乎两全。又伯淳曰：荐士当以才之所堪，不当问所欲，亦至言也。
苏文忠公好直言，自云：“吐则逆人，吞则逆己。与其逆己，庸逆人也。”故卒吐之，竟以此坎坷终其身。张南轩《答人书》曰：“工于论列者，察己常阔疏；狃于讦直者，发言多弊病。”按予亦有此病，故书二则以自警。
陈图南谓种放曰：「名，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间无全名，子其戒哉！」按，数语令人悚然。然君子实至名归，又不必避名而损其实也。
平书卷二
人事篇下
春秋《庄八年》谷梁传：兵事以严终，故曰：“善陈者不战”，此之谓也。善为国者不师[江熙曰：邻国望我欢若亲戚，何师之有]善师者不陈[江熙曰：上兵伐谋，何乃至隙]善陈者不战[注：军陈严整，敌望而惧，莫敢与战]善战者不死[江熙曰：避实击虚，则不至死]善死者不亡[江熙曰：见危授命，义存君亲，虽没犹存]按：此行军之要道也。
逸周书《长胜短》轻胜重，直胜曲，众胜寡，强胜弱，饱胜饥，肃胜怒，先胜后，疾胜迟。
兵欲战者，必先示弱；兵欲和者，必先示强。
汉《李广利传》：「士卒不患战，而患饥。故自强者，莫如厚蓄积；攻人者，莫如焚积聚。」
郑人繻葛之战，公子忽曰：「陈乱，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随人汉淮之战，季良曰：「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皆攻瑕之术也。少师曰：「不当王，非敌也。易而攻坚，不败何待？」
管子谓：“攻瑕则坚者瑕，攻坚则瑕者坚。”然孙子谓：“以下驷当上驷，以中驷当下驷，以上驷当中驷。”彼下驷，非瑕乎？我若攻之，则适投彼之机，而受上中之败，可若何？曰：“彼以下驷当上驷，则示羸以诱我，而以中当下，以上当中，正攻我中下之瑕也。”我亦当以中驷应其下驷，以上驷萃其中驷，而以下驷牵制其上驷，不与之战，则仍以矛刺盾，弃坚攻瑕之术也。彼此相环，亦得闲者胜耳。管孙之说一也。
鲁桓公听羽父之谮，弒隐公。拉胁之报，不亦宜乎？
苏子管仲论：王者之兵，出于不得已，而非以求胜敌也。故其为法，要以不可败而已。至于桓、文，非决胜无以定霸，故其法在必胜。论亦未确，不可败即必胜矣。故孙子谓：「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无必胜之术也。荀子曰：「桓、文之节制，不如汤、武之仁义。」允矣。
吴语申包胥曰：「夫战，智为上，仁次之，勇次之。」
吴子曰：「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
译集中精神，自主掌握命运，洗涤心灵，清除杂念，以引导天意。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正义引《会稽典录》说：范蠡字少伯，是楚国宛地三户人，假装疯癫违背世俗，屡次举荐文种担任宛地县令。文种派官吏去拜见范蠡，官吏回来后说：“范蠡是本地的疯子，天生就有这种病。”文种笑着说：“我听说士人有贤才俊逸的姿质，必定有假装疯癫的见识，内心怀有独到的明察，外表却遭受不被理解的毁谤。”于是驾车前往，范蠡拍着手纵情谈论，旁观的人都听得入神。
《春秋左传》说：“天道遥远，人道切近，这可以称为懂得道理。”《文中子》说：“先致力于人事，后谈论天命，这可以称为懂得命运。”
没有得到时，担心得不到；已经得到后，担心失去。担心失去，就会无所不用其极了。这难道不是苦海愁城吗？本来富贵，就按富贵的样子行事；本来贫贱，就按贫贱的样子行事。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能安然自得。这难道不是极乐世界吗？
先人后己，是异端过分夸张的言论，不是儒者的正道。孔子说：“自己想立身，也帮助别人立身；自己想通达，也帮助别人通达。”又说：“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这分明是先己后人。
祢衡（字正平）怀揣名帖，墨迹漫漶，无处投递。《南史》记载何思澄每次预先写好一束名帖，天亮就命人驾车出门。朝廷贤士没有不与他亲近的，孤高与通达之间的差距，就像这样悬殊。
《颜氏家训》说：“时运到来，不寻求也会到来；风云不兴起，徒然寻求也没有益处。”
《宋贤事汇》记载：晏敦复说：“我像姜桂一样的本性，到老更加辛辣。”又记载邵雍（康节）曾经诵读陈抟（希夷）的话说：“放下便宜就是得到便宜。”
《宋贤事汇》记载：程颐（伊川）看见有人向韩维（持国）请求推荐，说：“身居高位不主动求人，反而让人来求自己吗？”有人说：“程正叔太固执，请求推荐是常事。”程颐说：“不是这样。对于不请求的人不给予推荐，对于来请求的人曾经给予推荐，于是导致人们如此。韩维大为信服。”按：宰相如果知道主动求人，不是公忠体国的人不能做到。只有主动求人，才不让人来求自己，敞开接纳的门路，正是为了杜绝奔走钻营的途径，国家体制和士人风气于是两全。又记载程颢（伯淳）说：“推荐士人应当根据才能所能胜任的，不应当询问他想要什么，这也是至理名言。”
苏轼（文忠公）喜欢直言，自己说：“吐露出来就违背别人，吞下去就违背自己。与其违背自己，何妨违背别人。”所以最终吐露出来，竟然因此坎坷度过一生。张栻（南轩）《答人书》说：“擅长议论的人，考察自己常常疏漏；习惯于揭发直谏的人，发言多有弊病。”按：我也有这个毛病，所以写下这两条来警示自己。
陈抟（图南）对种放说：“名声，是美好的器物，造物主深深忌讳它。天地间没有完美无缺的名声，你要警惕啊！”按：这几句话令人惊惧。然而君子实至名归，也不必为了避名而损害实质。
平书卷二
人事篇下
《春秋谷梁传·庄公八年》：军事以严整告终，所以说：“善于布阵的人不战而胜”，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善于治国的人不兴师动众[江熙说：邻国盼望我像亲戚一样欢乐，哪里需要军队]，善于用兵的人不布阵[江熙说：上等的用兵是伐谋，哪里会到两军对峙的地步]，善于布阵的人不交战[注：军队布阵严整，敌人望而生畏，不敢交战]，善于交战的人不死[江熙说：避实击虚，就不会导致死亡]，善于赴死的人不灭亡[江熙说：面临危难献出生命，义存君亲，虽然身死但精神犹存]。按：这是行军的关键道理。
《逸周书·长胜短》：轻快胜过沉重，正直胜过弯曲，众多胜过少数，强大胜过弱小，饱食胜过饥饿，严肃胜过愤怒，先手胜过后手，迅速胜过迟缓。
军队想要作战，必须先显示弱小；军队想要讲和，必须先显示强大。
《汉书·李广利传》：“士兵不害怕战斗，而害怕饥饿。所以自强的人，没有比厚积储备更好的；攻打别人的人，没有比焚烧对方积聚更好的。”
郑国繻葛之战，公子忽说：“陈国混乱，没有斗志，如果先攻击他们，必定逃跑。”随国汉淮之战，季良说：“暂且攻击他们的右翼，右翼没有良将，必定失败。一侧失败，全军就会离散。”这都是攻击薄弱环节的战术。少师说：“不配称王，不是对手。轻视敌人而攻击坚固之处，不失败还等什么？”
管仲说：“攻击薄弱环节，坚固的地方也会变成薄弱环节；攻击坚固之处，薄弱环节也会变得坚固。”然而孙子说：“用下等马对上等马，用中等马对下等马，用上等马对中等马。”那下等马，不就是薄弱环节吗？我如果攻击它，就正好落入对方的圈套，而遭受上等马和中等马的失败，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对方用下等马对上等马，是显示疲弱来引诱我，而用中等马对下等马，用上等马对中等马，正是攻击我中等和下等马的薄弱环节。”我也应当用中等马应对他的下等马，用上等马集中攻击他的中等马，而用下等马牵制他的上等马，不与他交战，这仍然是以矛刺盾，放弃坚固而攻击薄弱环节的战术。彼此循环，也是得到空闲机会的一方获胜罢了。管仲和孙子的说法是一致的。
鲁桓公听信羽父的谗言，杀害了隐公。拉胁之报，不也是应该的吗？
苏轼《管仲论》：王者的军队，出于不得已，而不是为了求胜敌人。所以他们的法则，关键是要不可被击败罢了。至于齐桓公、晋文公，不决胜无法确立霸权，所以他们的法则在于必胜。这种论断也不准确，不可被击败就是必胜了。所以孙子说：“先做到不可被战胜，等待敌人可被战胜的机会。”没有必胜的战术。荀子说：“齐桓公、晋文公的节制，不如商汤、周武王的仁义。”确实如此。
《国语·吴语》申包胥说：“作战，智慧为上，仁德次之，勇敢再次之。”
《吴子》说：“天下战国，五胜者遭祸，四胜者疲惫，三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