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书卷五
讥耶？
陟方乃死。宋钱时《融堂书解》魂气升于天之谓也。谓之陟方者，殆以明虽死而未尝死也。此惟觉者知之，未觉不惟不知，亦不信。”
译这是在讥讽吗？
舜在巡视南方时去世。宋代钱时的《融堂书解》认为，这是指灵魂之气上升到天界的说法。之所以称为“陟方”，大概是为了表明虽然身体死亡，但精神从未真正消亡。这只有觉悟的人才能知晓，未觉悟的人不仅不知道，也不相信。
女作《士蔡传》以尔为士师之官？按士为刑官之长，即周之大司寇，士师乃其属官。蔡氏误以士当之，其荒唐如此，无怪后来时文家之沿讹也。
商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此足食、足兵、民信之说也。《春秋繁露》曰：「不由其道而胜，不如由其道而败。」此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之说也。
庸、蜀、羌、髳见于牧誓，是蜀之通中国旧矣。侈者乃有秦武王五丁开山之说。
微子之命，不作惩创之辞，信其德者深也。
书文义，有相属者，有不相属者，有可通者，有不可通者。后世不难加以穿凿，恐非其本意也。
宋葛洪《涉史随笔》：「虞书所谓『肆赦』者，为过误而丽于刑者设也；吕刑所谓『有赦』者，为刑罚之入于疑者设也。未始有罪无轻重普赦之文也。」按此最深明经义。
孔子曰：「赦小过，可见大罪不赦矣。」蜀志诸葛武侯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有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闲，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唐书太宗谓侍臣曰：「古语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夫养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故朕不欲数赦。」此论真宜补入书传。
惄如调饥，杨用修曰：「韩诗作『惄如朝饥』，焦氏《易林{亻丙}如旦饥』，语意甚合。」按《楚词·天问》而快朝饱，快莫如朝饱，则惄莫如朝饥，对观更显。
无感我帨兮，尘史妇人服饰，独言帨者？按《内则》注云：帨，妇人拭物之巾也。居则设于门右，佩则分之于左，常以自洁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则母结帨而戒之。王渔洋曰：「徐太室径定《野有死麇》为淫诗，甚有理。」按《诗》明言「有女如玉」，明言「无感我帨」，是乃拒淫之词，昭然揭白，何反以淫诬之？朱传「淫诗」之说，方如狂澜而不可挽，其未指为淫者，复扬其波而污之，诚何心哉！
驺虞凡三解，白虎黑文，毛传之说也。淮南道应训：“散宜生得驺虞、鸡斯之乘。”司马相如封禅书：“囿驺虞之珍群。”是皆以为兽矣。礼记射义云：“天子以驺虞为节乐，官备也。”吕大临曰：“所以归功于二官也。”汉书序传云：“膝公厩驺。”是驺乃掌御之官。戴埴鼠璞引月令：“命仆及七驺咸驾。”左传：“使训群驺知礼。”谓驺为临御，虞为虞人，是皆以为官矣。贾谊新书：“驺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是又以为囿官矣。三说皆出于汉，惟以驺为囿，无他证据。
陟彼岵兮，尔雅山多草木曰岵，无草木曰峐。刘公嘉话拾遗施士丐云：山无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无可怙也，以其无草木故，以譬之。朱传想从施说，然未见其确也。如以无草木之岵比无父，何怙？下明言父，曰：“嗟予子，实有父矣。”愈觉牵强不通，何取而易历代相传之古训乎？新唐书曰：士丐传《春秋》传。文宗喜经术，宰相李石因言士丐《春秋》可读。文宗曰：“朕见之矣。穿凿之学，徒为异同，但学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劳苦旁求然后为得邪？”斯言真说经者之药石也。
夭夭是椓。杨用修曰：「汉张衡传引之云：利方始萌，害渐亦牙。速速方谷，夭夭亦加以速速对夭夭，良为有理。」今本作「天」，恐系误字。
吴礼部诗话[师道正传]卫武公抑戒宾筵二诗，极言荒湛之失，本以刺王，而引以自归，至于丧乱回遹等语，皆所不讳，盖所以致其警戒之切尔旧序之言，为是。
奚斯所作《古今黈》谓作新庙经文甚明，扬子云、班孟坚、颜鲁公皆误谓作颂，太史公谓正考父作《商颂》亦误。
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毛传：「有娀契母也。将，大也。契生商也。」郑笺：「禹敷下土之时，有娀氏之国亦始广大，有女简狄吞鳦卵而生契。尧封之于商，后汤王因以为天下号，故云帝立子生商。」孔疏：「君子言人之美，务欲加之，因其国实广大，见简狄为大国之女，犹大明之篇言
译你撰写《士蔡传》，是将“士”当作士师这个官职吗？查考“士”是刑官的首长，即周朝的大司寇，士师是他的属官。蔡氏错误地将“士”等同于士师，荒唐到了这种地步，难怪后来的八股文作者沿袭这种讹误。
《尚书·商书》说：“与治国之道相同，没有不兴盛的；与作乱之事相同，没有不灭亡的。”这就是“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信任”的道理。《春秋繁露》说：“不遵循正道而获胜，不如遵循正道而失败。”这就是“自古皆有死，百姓没有信任就不能立足”的道理。
庸、蜀、羌、髳出现在《牧誓》中，可见蜀地与中原相通由来已久。夸大的人竟然有秦武王派五丁开山的说法。
《微子之命》一文中，没有使用惩戒、创伤之类的言辞，是因为对微子的德行深信不疑。
《尚书》的文义，有相互关联的，有不相关的，有可以贯通的，有不可贯通的。后世的人不难加以穿凿附会，恐怕这并非它的本意。
宋代葛洪《涉史随笔》：“《虞书》所说的‘肆赦’，是为因过失而触犯刑法的人设立的；《吕刑》所说的‘有赦’，是为刑罚适用中存在疑点的人设立的。从未有过不分罪行轻重而普遍赦免的条文。”查考此论最透彻地阐明了经义。
孔子说：“赦免小过，可见大罪是不赦免的。”《三国志·蜀志》中诸葛亮说：“治理国家依靠大德，不依靠小恩小惠。”所以匡衡、吴汉不愿实行赦免。先帝也曾说：“我在陈元方、郑康成之间周旋，每次听他们讲说治乱之道，都非常详尽，却从未提及赦免。”像刘景升、刘季玉父子，年年赦宥，对治理国家有什么益处？《唐书》记载唐太宗对侍臣说：“古语说：赦免是小人的幸运，君子的不幸。一年赦免两次，好人就沉默不语了。培养稂莠，会伤害嘉谷；赦免有罪之人，会残害良民。所以我希望不要频繁赦免。”这番议论真应该补入《尚书》的传注中。
“惄如调饥”，杨慎说：“《韩诗》作‘惄如朝饥’，焦延寿《易林》作‘惄如旦饥’，语意非常契合。”查考《楚辞·天问》有“而快朝饱”，意思是“快莫如朝饱”，那么“惄莫如朝饥”，对照观看更加明显。
“无感我帨兮”，《尘史》说：妇女的服饰，为何只提到“帨”？查考《内则》注解说：“帨，是妇女擦拭物品的巾帕。居家时设在门右边，佩戴时系在左边，是日常用来保持清洁的用具。古代女子出嫁，母亲会系上帨帕并告诫她。”王渔洋说：“徐太室径直认定《野有死麇》是淫诗，很有道理。”查考《诗经》明确说“有女如玉”，明确说“无感我帨”，这是拒绝淫邪的言辞，昭然若揭，为何反而诬蔑它是淫诗？朱熹《诗集传》中“淫诗”的说法，正像狂澜一样不可挽回，那些未被指为淫诗的，又掀起波澜加以污蔑，这究竟是什么居心！
关于“驺虞”共有三种解释：白虎黑纹，是《毛传》的说法。《淮南子·道应训》：“散宜生得到了驺虞、鸡斯这两种坐骑。”司马相如《封禅书》：“苑囿中有驺虞这样的珍兽群。”这些都是把它当作野兽。《礼记·射义》说：“天子以驺虞作为节乐，表示官职完备。”吕大临说：“这是用来归功于两个官职的。”《汉书·叙传》说：“膝公厩驺。”可见“驺”是掌管驾驭的官职。戴埴《鼠璞》引用《月令》：“命令仆人和七驺都驾车。”《左传》：“让训练群驺懂得礼仪。”认为“驺”是临御之官，“虞”是虞人，这些都是把它当作官职。贾谊《新书》：“驺，是文王的苑囿；虞，是虞官。”这又是把它当作苑囿的官职。三种说法都出自汉代，只有将“驺”视为苑囿，没有其他证据。
“陟彼岵兮”，《尔雅》说：山多草木叫岵，无草木叫峐。刘公《嘉话拾遗》中施士丐说：山无草木叫岵，所以说“陟彼岵兮”，意味着无可依靠，因为山上没有草木，以此作比喻。朱熹《诗集传》大概采纳了施士丐的说法，但并未确定。如果用没有草木的岵来比喻没有父亲，那依靠什么呢？下文明确提到父亲，说：“嗟予子，实有父矣。”越发觉得牵强不通，为什么要舍弃历代相传的古训呢？《新唐书》说：施士丐传授《春秋》传。文宗喜欢经术，宰相李石因此说施士丐的《春秋》可读。文宗说：“朕看过了。穿凿附会的学问，只是徒然制造异同，学者就像挖井得到好水一样，何必劳苦旁求才算是有所得呢？”这话真是治经者的良药。
“夭夭是椓”。杨慎说：“《汉书·张衡传》引用它说：‘利方始萌，害渐亦牙。速速方谷，夭夭亦加。’用‘速速’对‘夭夭’，确实很有道理。”现在版本作“天”，恐怕是错字。
吴礼部《诗话》[师道正传]：卫武公的《抑》和《宾筵》两首诗，极力陈述荒淫沉溺的过失，本意是讽刺君王，却引用来归咎于自己，至于“丧乱”、“回遹”等语，都不避讳，大概是为了表达警戒的急切，旧序的话，正是这个意思。
奚斯所作的《鲁颂·閟宫》，《古今黈》认为作新庙，经文非常明白，扬雄、班固、颜真卿都错误地认为是作颂，司马迁认为正考父作《商颂》也是错误的。
“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毛传》：“有娀是契的母亲。将，大的意思。契生了商。”郑玄笺：“大禹治理水土的时候，有娀氏的国家也开始广大，有女子简狄吞下燕卵而生下契。尧封他在商，后来商汤因此作为天下的称号，所以说‘帝立子生商’。”孔颖达疏：“君子称赞人的美德，务必要加以推崇，因为他的国家确实广大，看到简狄是大国的女子，就像《大明》篇所说……”
挚莘也。」朱传：「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何氏楷曰：「契之封商，虽帝舜命之，而皆本于天意，故归之于帝立焉。」按以上诸说，子皆指契而言，谓有娀氏女简狄所生之子契也。契为简狄所生，简狄为喾妃，则契为喾之子无疑。至「帝立子生商」语意，犹「天命元鸟降而生商」云尔。乃陈氏兆仑[星斋]别创一说，子女也。有娀之国于此时而方大，是以帝立其女，生契而封于商也。」史称有娀氏女简狄为帝喾妃，吞燕卵而生契。今此诗言禹平水土之时，有娀方大，通于中国，则「立子生商」当在帝舜之时。鲁语展禽曰：「殷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以舜为契所自出，与诗言脗合，则史记不足信矣。陈氏直以契为舜子，殊足骇人听闻。果如所说，此事关系甚大，不应经传别无明文，而独见于鲁语展禽一言。舜有契之圣子，乃不传契而传禹乎？天下朝觐讴歌讼狱者，何竟舍契而之禹也？孟子于「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津津言之，而顾概斥之曰：「舜之子亦不肖乎？」大戴礼记系篇：「帝娶帝尧之女，谓之女匽。」注者以娥皇、女英、女匽为三妃。汉地理志：「陈仓有舜妻育冢。」祠山海经：「舜娶葵[一作登]比氏，生宵明、烛光。」夫二女之外，加匽、育、葵、比，不经见者，诸书犹纪之。舜果立有娀女为妃，且又生契，而顾遗之乎？陈所据者鲁语一言，考韦氏昭《鲁语》注：「舜当作喾。」《祭法》曰：「商人禘喾，喾契父，商之先，故禘之。」是韦氏据《祭法》正《鲁语》，而舜字为喾之讹，已为铁案不移。岂陈氏未覩章注，或故隐？其说以逞奇谈，与此恐结千古莫解之疑，故详辨之。
译挚莘也。」朱熹传注说：「有娀氏开始强盛，所以帝喾立其女所生之子，从而建立了商朝的基业。」何楷说：「契被封于商，虽然是由帝舜命令的，但都本于天意，所以归结为帝喾所立。」按以上各种说法，「子」都指契而言，即有娀氏女简狄所生的儿子契。契由简狄所生，简狄是帝喾的妃子，那么契是帝喾的儿子无疑。至于「帝立子生商」这句话的意思，就如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一样。于是陈兆仑（字星斋）另创一说，认为「子」是指女。有娀国在这个时候正强盛，因此帝喾立其女，生下契并封于商。」史书记载有娀氏女简狄是帝喾的妃子，吞下燕卵而生下契。如今这首诗说在大禹平定水土的时候，有娀氏正强盛，与中原相通，那么「立子生商」应当是在帝舜之时。《鲁语》中展禽说：「殷人禘祭舜而祖祭契，郊祭冥而宗祭汤。」以舜为契的祖先，与《诗经》所言相吻合，那么《史记》的说法就不足信了。陈氏直接将契视为舜的儿子，实在令人震惊。如果真如他所说，此事关系重大，不应该经传中没有明确记载，而唯独见于《鲁语》展禽的一句话。舜有契这样圣明的儿子，为什么不传位给契而传位给禹呢？天下朝觐、讴歌、诉讼的人，为什么竟然舍弃契而拥戴禹呢？孟子对「使契担任司徒，以人伦教化百姓」津津乐道，却反而一概斥责说：「舜的儿子也不贤吗？」《大戴礼记·帝系》篇说：「帝喾娶帝尧的女儿，名叫女匽。」注者认为娥皇、女英、女匽是三位妃子。《汉书·地理志》说：「陈仓有舜妻育的坟墓。」《山海经》说：「舜娶葵（一作登）比氏，生下宵明、烛光。」除了二女之外，加上匽、育、葵、比，这些不常见的名字，各书都有记载。舜如果真的立有娀女为妃，并且又生下契，难道会遗漏不记吗？陈氏所依据的只是《鲁语》中的一句话，考察韦昭《鲁语》注说：「舜应当是喾。」《祭法》说：「商人禘祭喾，喾是契的父亲，商的祖先，所以禘祭他。」这是韦昭根据《祭法》纠正《鲁语》，而「舜」字是「喾」字的讹误，已是铁案不移。难道陈氏没有看到韦昭的注，或者故意隐瞒？他的说法是为了逞奇谈，与此恐怕结下千古无法解释的疑团，所以详细辨析。
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诗意明谓，禹敷下土之时，幅陨既长，而有娀亦大，帝乃立其所出之子契，而生商。将自古训“大子”，自古指契。陈氏误读经文，以为禹敷下土之时，有娀始通于中国，因以“子”训有娀之女，可谓颠倒阴阳矣。至叙禹敷下土，谓契母家有娀之国于此始大，盖契之生久矣，非谓始生于禹治水之时，遂臆断其为舜子也。
黄东发曰：「夫诗非序莫知其所自来。注者去千载之下，欲一旦尽去自昔相传之说，别求其说于茫冥之中，诚杂可据。」按此讥朱子之废序传诗也。由此推之，凡宋人废绌先儒、自我作古之说，果尽可信乎？若黄氏者，可谓不党矣。黄氏乃朱再传之门人，其言《易》不信邵之图说，言《大学》不信朱之补传，真晦翁干蛊门人。
池北偶谈》升庵》引朱白鹿洞赋有曰：广青衿之遗问，乐菁莪之长育。或举以为问，朱曰：旧说亦不可废。然则考亭之尽去小序，终有不自安于心者乎？」王渔洋又曰：「紫阳解诗多失本意，其甚者如《木瓜》一章，尤谬。辅广《童子问》亦知其非，而不敢斥师说，则欲尽抹倒小序，家语尤为可笑。」又曰：「程伊川云：小序是当时国史作，不然虽孔子不知。朱晦翁事事推尊伊川，独《诗传》力反其说，大不可解。」
春秋隐公三年，经文明书尹氏卒，而左传乃作君氏。则公谷作尹氏，为天子之大夫者得之矣。然则左传岂可全据而诋公谷哉？但胡传即以为诗所刺之尹氏，恐亦未确。幽王之乱，岂尹氏犹得完然于东迁之后乎？或曰：襄公二十六年，传左师见夫人之步马者，问之，对曰：「君夫人氏也。」可为君氏属夫人之证。然君夫人氏四字连缀成文，固不若君氏之简亵也。且舍经之尹，从传之君，有不即人心者矣。
筮短龟长。杨用修曰：「杜氏此注最谬。卜人盖曰，筮之辞所言理短，龟之辞所言理长。故下文遂引龟辞，即立骊姬一事而言，非谓筮龟有所短长也。」
绕朝赠之以策。杨用修曰：「策，书策也。子勿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即策文也，今以为鞭策，非也。」刘勰《文心雕龙》曰：「绕朝赠士会以策，子家与赵宣以书。巫臣之遗子反，子产之谏范宣。」详观四书辞，若对面，据此，岂鞭策乎？李白诗：「临行将赠绕朝鞭。」诗人趁韵之误耳。按服虔已训策为书策。
襄公二十九年，吴子使札来聘。胡传以为季子让国致乱，春秋贬之。夫让，美德也。公子光之弒僚，所不及料也，奈何以致乱？坐之。盖季非嫡子，应得国之人，则其让属正理。孔子尝称之曰：“延陵季子之于礼，其合矣乎？”又题其墓曰：“呜呼，延陵季子之墓。”而谓作春秋于其来聘与让国无干之事，忽斥其生平名而贬之，吾不信也。糓梁所谓“成尊于上者”是也。
昭公五年，《左传》既载叔孙穆子因梦牛而宠之，以致于祸；后又载穆子之生庄叔筮之，卜楚邸，断其以谗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馁死。此兆，穆子独不闻之乎？闻之而宠牛乎？若穆子不闻，左氏又于何闻之乎？由此推之，《左氏》之言祸福，率以己意增饰，不足信者多矣。读者但节取其理为戒可耳。
人皆谓楚大夫僭称，公然齐有棠公，见《左襄二十五年》传，是非大夫僭称者乎？
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鲁昭二十五禘于襄公，万者二八，纔十六人。其众舞于季氏，则用六十四人。按俗本《左传》『二八』八字误『人』字，必无此理，当以此正之。」
列子载邓析，郑人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数难子产之政，子产诛之。吕氏春秋洧水：大有富人溺死，有人得富者尸，请赎而求金甚多，富人党以告。邓析曰：「但安之，必无买此者。」得尸者患其不赎，又告邓析曰：「但安之，必无人更卖。」盖所谓两可之辞如此。荀子宥坐篇、说苑指武篇俱载子产诛邓析。孔子家语始诛篇载子产诛史何，何即析耶？抑别一人耶？春秋左氏传定公九年：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杜注：邓析，郑大夫，欲改郑
译禹平治下土，划定远方大国的疆界，疆域已经辽阔。有娀氏正兴盛，天帝立其子契，从而兴起商朝。《诗经》的意旨明确地说，禹平治下土之时，疆域已经辽阔，而有娀氏也正强大，天帝于是立其所生的儿子契，从而兴起商朝。“将”自古训为“大”，自古指契。陈氏误读经文，以为禹平治下土之时，有娀氏才开始与中原相通，因而用“子”来解释有娀氏之女，这可以说是颠倒了阴阳了。至于叙述禹平治下土，是说契的母亲有娀之国在此时才强大，大概契的出生早已很久了，并非说契刚生于禹治水之时，于是便主观臆断契是舜的儿子。
黄东发说：“《诗经》如果没有《诗序》，就不知道它从何而来。注释者在千载之后，想要一下子完全摒弃自古相传的说法，在茫然幽暗中另求其说，确实杂乱而不可依据。”这是讥讽朱熹废弃《诗序》来传释《诗经》。由此推论，凡是宋人废弃贬斥先儒、自我作古的说法，果真都值得信赖吗？像黄氏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不偏私了。黄氏是朱熹的再传弟子，他谈论《易经》不相信邵雍的图说，谈论《大学》不相信朱熹的补传，真是朱熹门下能匡正师误的弟子。
《池北偶谈》引杨慎《升庵集》说，朱熹《白鹿洞赋》中有：“广青衿之遗问，乐菁莪之长育。”有人举此作为疑问，朱熹说：“旧说也不可废弃。”那么，朱熹完全摒弃《小序》，终究是心中有所不安吗？王渔洋又说：“朱熹解释《诗经》多失本意，其中严重的如《木瓜》一章，尤其荒谬。辅广《童子问》也知道他不对，但不敢斥责老师的学说，那么想要完全抹倒《小序》，朱熹的话尤其可笑。”又说：“程颐说：《小序》是当时的国史所作，不然的话，即使是孔子也不知道。朱熹事事推崇程颐，唯独在《诗经》上极力反对他的说法，实在不可理解。”
《春秋》隐公三年，经文明确记载尹氏去世，而《左传》却写作君氏。那么《公羊传》《谷梁传》写作尹氏，认为是天子的大夫，这就对了。那么《左传》难道可以完全依据而诋毁《公羊》《谷梁》吗？只是胡安国的《春秋传》就认为这是《诗经》所讽刺的尹氏，恐怕也不确切。周幽王的动乱，难道尹氏还能在东迁之后安然无恙吗？有人说：襄公二十六年，《左传》记载左师见到夫人步行的车马，询问，回答说：“是君夫人氏。”这可以作为“君氏”属于夫人的证据。然而“君夫人氏”四字连缀成文，确实不如“君氏”那样简略轻慢。况且舍弃经文中的“尹”，而遵从传文中的“君”，有违背人心的地方。
筮的言辞短，龟的言辞长。杨用修说：“杜预这条注释最荒谬。卜人大概是说，筮的言辞所讲的道理短，龟的言辞所讲的道理长。所以下文就引用龟的言辞，即就立骊姬一事而言，并非说筮和龟有所短长。”
绕朝赠给他马鞭。杨用修说：“策，是书策。‘子勿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也’，就是书策上的文字，现在认为是马鞭，是不对的。”刘勰《文心雕龙》说：“绕朝赠士会以书策，子家给赵宣子写信。巫臣遗书子反，子产谏范宣子。”详细观察这四篇书信的言辞，如同面对面交谈，据此，难道是马鞭吗？李白诗：“临行将赠绕朝鞭。”这是诗人为了押韵而造成的错误。按服虔已经将“策”解释为书策。
襄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札来聘问。胡安国的《春秋传》认为季子让国导致动乱，《春秋》因此贬斥他。让国，是美德。公子光弑杀僚，是季子所料想不到的，怎么能因此归咎于他导致动乱呢？大概季子不是嫡子，不是应当继承国家的人，那么他的让国属于正理。孔子曾经称赞他说：“延陵季子对于礼，大概很符合吧？”又题写他的墓说：“呜呼，延陵季子的墓。”而说作《春秋》在他来聘问与让国无关的事情上，忽然斥责他的生平名节而贬斥他，我不相信。《谷梁传》所谓“成就尊位在上者”是对的。
昭公五年，《左传》既记载叔孙穆子因为梦见牛而宠爱它，以致招致祸患；后来又记载穆子生庄叔时占卜，卜得楚邸，断定他会因谗人而入，名字叫牛，最终饿死。这个征兆，穆子难道没有听说吗？听说了却宠爱牛吗？如果穆子没有听说，《左传》又从哪里听说呢？由此推论，《左传》所说的祸福，大多凭己意增饰，不可信的很多。读者只应节取其理作为警戒罢了。
人们都说楚国大夫僭越称爵，公然齐国有棠公，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不是大夫僭越称爵吗？
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鲁昭公二十五年禘祭于襄公，舞队是二八，才十六人。那众多舞者在季氏那里，则用六十四人。按俗本《左传》“二八”二字误作“人”字，必无此理，应当以此校正。
《列子》记载邓析，郑国人操持两可之说，设立无穷之辞，多次诘难子产的政治，子产杀了他。《吕氏春秋·去宥》篇：洧水中有富人溺死，有人得到富人的尸体，请求赎尸而索要很多金子，富人家属把这事告诉了邓析。邓析说：“只管安心，一定没有人买这尸体。”得尸者担心他不赎尸，又告诉邓析说：“只管安心，一定没有人再卖。”大概所谓两可之辞就是这样。《荀子·宥坐》篇、《说苑·指武》篇都记载子产杀邓析。《孔子家语·始诛》篇记载子产杀史何，何就是析吗？还是另一个人呢？《春秋左氏传》定公九年：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杜注：邓析，郑大夫，欲改郑
所铸刑书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谓之竹刑。如此则邓析宜诛矣，与传后所云云不合，杜说非是]君子谓子然[即驷歂]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诗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无以劝能矣。据传则邓析为善，而驷歂攘之而杀析者，歂非子产也。大叔代子产为政，驷歂驷乞之子，又代大叔事，经再传矣。汉志载《邓析子》一卷，论者谓其说在申、韩、黄老之间，大旨为势统于尊，事核于实，则与操两可之说以难政者，又正相反矣。
译所铸造的刑书是旧有的制度，不接受君主的命令而私自制定刑法，将其写在竹简上，称为竹刑。如果这样，那么邓析就应当被诛杀了，但这与《左传》后文所说的内容不相符合，杜预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君子认为子然（即驷歂）在此事上不忠诚，如果有对国家有益之处，抛弃他的邪僻做法是可以的。《诗经·静女》第三章提到彤管，竿旄是用来告谏的，取的是其中的忠诚之意。所以采用他的治国之道，就不应抛弃他这个人。《诗经》说：“甘棠枝叶茂密，不要砍伐它，那是召伯歇息的地方。”思念那个人尚且爱护他的树，何况采用他的治国之道却不体恤他这个人呢？子然这样做就无法鼓励能干了。根据《左传》的记载，邓析是行善的，而驷歂夺取了他的成果并杀死了邓析，这里的驷歂并不是子产。大叔（游吉）代替子产执政，驷歂是驷乞的儿子，又代替大叔执政，这已经是第二次传位了。《汉书·艺文志》记载有《邓析子》一卷，评论者认为其学说介于申不害、韩非和黄老之间，主旨在于权势统归于尊者，事务核实于实际，这与拿着模棱两可的说法来诘难政令的做法，恰恰是相反的。
无别之祸，未有过于《春秋》者也。怀嬴，秦穆之女也。既妻子圉，复媵重耳，而重耳亦甘受之，独不思其为侄妇，且甥女乎[怀嬴之号，必怀公被杀议谥之后，国人所加；不然，亦必左氏取而号之。重耳顾名思义，能不赧然？」由此推之，吴孟子之号，陈大士谓为国人所加，其说信然]郑文芈，楚子之妹也。以伐宋，过郑，取郑二姬归，二姬，芈所生也。独不思为甥女乎？其它若齐人强，昭伯通宣姜，皆彰明为之，近于无愧；不知耻之甚者，至于闇昧之奸，又不可胜述矣。
申包胥救楚。《战国策》作棼冒勃苏。
疑古文《尚书》者多矣，而以刘歆两言断之曰：“与其过而废之也，庸过而立之。”疑《左传》者多矣，而以程子一言断之曰：“信其可信。”
后汉书·郑元传》：何休好公羊学，遂着《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元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按：凡以后学攻前人者，未有不深入其室者也，亦未有不以矛刺盾者也。但视心之公私，理之是非耳。若避此嫌，甘使经义不明，又岂有当乎？
汉书》言孔子作《春秋》，有所襃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及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学。
公羊传》徐彦疏引戴宏序曰：「子夏传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母子都着于竹帛。」何休之注亦同。是自高四传其元孙寿所作。今观传中有「子公羊子曰」，则为寿所传无疑。《谷梁传》杨士勖疏谓谷梁子名俶，字符始，一名赤，受经于子夏，所自作。而徐彦作《公羊传》疏谓谷梁亦是着竹帛者，题其亲师，故曰《谷梁传》。今观传中有「谷梁子曰」，则为后人所传，但其渊源必出子夏耳。或谓公、谷皆汉文，恐亦不然。汉儒谓《左氏》先着竹帛，为古经理，或然与。
锺伯敬谓谷梁载桓公之言曰「同非吾子」，左传又云「是其生也，与吾同物」，因忆焦氏易林有云「三夫共妻，莫适为夫」，子无名氏，翁不可知，不觉失笑。按「同非吾子」云云，出公羊非谷梁也。公羊谓公谪之夫人谮公于齐侯，公曰「同非吾子，齐侯之子也」，正姜氏谮公之辞，不得据为事实，而疑「同非桓子」也。子同生，朱子辨之已详，此说歧而又歧矣。
伊川《春秋传》序：「游夏不能赞一辞，不待赞也，言不能与于斯耳。按『不能赞一词』，不过谓圣人笔则笔，削则削，一字之严不可假易。虽以游夏之贤，不能赞助，极形笔削之当耳。非痛抑游夏，谓其不足与于斯也。不然，《春秋》属商，夫子已明言之矣，又作何说乎？大抵道学家心气过高，往往卑视诸贤，其论古也，每失之不平；其论今也，每失之不允。祇可笼络耳食之人，不能欺蔽心得之士也。」
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谓人于贤者当然耳。盖贤者严气正性，既患其不狎狎矣，而又必敬敬；斯畏矣，而又必爱也。
伯邑考，他书谓文王长子，据《檀弓》引为“舍孙立子”之证，则系文王长孙也。注家仍指为长子，则与本文不顺。他书谓微仲为微子之弟，《檀弓》谓为庶子，亦与诸说不合。此皆可备参考。
曲洧旧闻》王介甫初侍经筵，上欲令讲《礼记》，至曾子易篑事，仓卒进说曰：“圣人以义制礼，其详至于床笫之间；君子以仁行礼，其勤见于将死之际。”上称善。安石遂言《礼记》多驳杂，不如讲《尚书》。按介甫深于经学，卒误天下，言不可据，如此其谓《礼记》驳杂，置而不讲，亦非也。
子张病，召申详而语之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几乎？」即曾子得正而毙之旨。
子思之哭嫂也为位，然则子思为伯鱼之庶子与？
曾子责子夏之过三，俱在疑似之间。圣门规过之切，如此而子夏可责，祇此数事，复受责不辞。生平制行之高，亦可见矣。
宋儒专称曾子，而《檀弓》载子游有子胜于曾子者不一，可见于诸贤大作轩轾
译没有比《春秋》更严重的祸患了。怀嬴是秦穆公的女儿。她既已嫁给晋怀公的儿子圉，后来又陪嫁给了重耳，而重耳也甘愿接受，难道没有考虑到她是自己的侄媳妇，又是自己的外甥女吗？（怀嬴这个称号，一定是在怀公被杀、议定谥号之后，国人所加的；不然，也一定是左丘明取来作为称号的。重耳看到名称想到含义，能不感到羞愧吗？由此推论，吴孟子的称号，陈大士说是国人所加的，这种说法确实可信。）郑文公的夫人芈氏，是楚王的妹妹。郑国因为讨伐宋国，经过郑国时，娶了郑国的两位姬姓女子回国，这两位姬姓女子是芈氏所生的。难道没有考虑到她们是自己的外甥女吗？其他像齐国人强行让昭伯与宣姜通奸，都是公然去做，近乎无愧于心；不知道羞耻到了极点，至于暗中进行的奸淫之事，更是说不尽了。
申包胥救楚。《战国策》中写作棼冒勃苏。
怀疑古文《尚书》的人很多，而刘歆用两句话断定了：“与其因怀疑而废弃它，不如因怀疑而保留它。”怀疑《左传》的人很多，而程子用一句话断定了：“相信其中可信的部分。”
《后汉书·郑玄传》记载：何休喜好《公羊传》的学问，于是撰写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郑玄于是针对《墨守》进行辩驳，治愈《膏肓》，起死回生《废疾》。何休看到后感叹说：“郑康成进入我的房间，拿着我的武器来攻打我吗？”按：凡是后学攻击前人的，没有不深入其堂奥的，也没有不用矛去刺盾的。只看心中是公是私，道理是对是错罢了。如果为了避免这种嫌疑，甘愿让经义不明朗，这又怎么合适呢？
《汉书》说孔子作《春秋》，有所褒扬、隐讳、贬斥、减损，不能写在书上，口头传授给弟子，弟子退下后说法各异，等到口传学说流行，所以有了公羊、谷梁、邹、夹的学问。
《公羊传》徐彦的疏引戴宏的序说：“子夏传给公羊高，高传给他的儿子平，平传给他的儿子地，地传给他的儿子敢，敢传给他的儿子寿。到了汉景帝时，寿才和齐人胡母子都把它写在竹帛上。”何休的注也相同。这是从公羊高传到他的玄孙寿所写的。现在看传中有“子公羊子曰”，那么是寿所传的无疑。《谷梁传》杨士勖的疏说谷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经于子夏，是他自己写的。而徐彦作《公羊传》疏说谷梁也是写在竹帛上的人，题写他的亲师，所以叫《谷梁传》。现在看传中有“谷梁子曰”，那么是后人所传的，但其渊源一定出自子夏。有人说公羊、谷梁都是汉代的文字，恐怕也不对。汉代儒者说《左传》先写在竹帛上，是古经的道理，或许是这样吧。
锺伯敬说谷梁记载桓公的话说“同不是我的儿子”，《左传》又说“他出生时，与我同物”，因此想起焦氏《易林》有说“三个丈夫共一个妻子，没有适合做丈夫的”，儿子没有名字，翁不可知，不禁失笑。按：“同非吾子”等话，出自《公羊传》而非《谷梁传》。《公羊传》说桓公责备夫人，夫人向齐侯进谗言，桓公说“同不是我的儿子，是齐侯的儿子”，这正是姜氏进谗言的话，不能作为事实，而怀疑“同不是桓公的儿子”。子同出生，朱子已经详细辨析过，这种说法分歧又分歧了。
伊川《春秋传》序：“游夏不能赞一辞，不需要称赞，是说不能参与这件事罢了。按‘不能赞一词’，不过是说圣人写就写，删就删，一个字的严谨不可假借更改。即使是游夏这样的贤人，也不能赞助，极言笔削的恰当罢了。不是痛抑游夏，说他们不足以参与这件事。不然，《春秋》属商，夫子已经明确说过了，又怎么说呢？大抵道学家心气过高，往往轻视其他贤人，他们评论古人，常常失之不公；评论今人，常常失之不当。只能笼络那些耳食之人，不能欺骗那些心得之士。”
对贤者亲近而尊敬，敬畏而爱戴。这是人对贤者应有的态度。因为贤者严肃刚正，既担心他们不亲近，又必须尊敬；既然敬畏，又必须爱戴。
伯邑考，其他书说是文王的长子，根据《檀弓》引为“舍孙立子”的证据，那么他是文王的长孙。注家仍指为长子，那么与本文不顺。其他书说微仲是微子的弟弟，《檀弓》说是庶子，也与诸说不合。这些都可以备参考。
《曲洧旧闻》王介甫初次侍奉经筵，皇上想让他讲《礼记》，讲到曾子易箦的事，仓促进说曰：“圣人以义制礼，其详细到了床笫之间；君子以仁行礼，其勤勉见于将死之际。”皇上称赞好。安石于是说《礼记》多驳杂，不如讲《尚书》。按介甫深于经学，最终误了天下，言语不可依据，如此他说《礼记》驳杂，放置不讲，也是不对的。
子张病重，召申详而告诉他说：“君子说终，小人说死。我今天大概差不多了吧？”这就是曾子得正而毙的意思。
子思哭嫂子时设位，那么子思是伯鱼的庶子吗？
曾子责备子夏的过错有三，都在疑似之间。圣门规过之切，如此而子夏可责，只有这几件事，又受责不辞。生平制行之高，也可以看见了。
宋儒专称曾子，而《檀弓》载子游有子胜于曾子者不一，可见于诸贤大作轩轾
子夏曰：「吾过矣，吾过矣，吾离羣而索居亦已久矣。」曾子曰：「我过矣，我过矣，夫夫是也。」此圣贤所以为圣贤也。
祭法，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金仁山谓：「必夏之中叶，禹宜奉舜祀。其后以天下为家，始自祖其祖。」
郊特牲大夫强而君杀之，义也。由三桓始也。郑康成注，以三桓指季友之杀叔牙与庆父。陈氏宗之明，管登之谓必三桓受诛于鲁君，但文献失考耳。按孔子云：“三桓之子孙微矣。”诸书所载春秋以后，不及三桓一语。费惠公必另一小侯，与季氏无涉。若季友杀叔牙、庆父，以桓杀桓，不当统云三桓。管氏之见良允。
礼》记载成王襁褓之说，先儒多疑之。方望溪据《金縢》“王与诸大夫尽弁”一语断之。及阅《竹书纪年》，成王之立已冠，尤见《金縢》有据，而《礼记》可疑。但方氏谓刘歆所窜乱，以助王莽居摄之篡。然贾谊疏已有“成王幼在襁褓之中”一言，岂始于刘歆耶？大抵汉初已有是说，而古事之难质断，如此类者多矣。
礼记·曾子问》亦汉儒假托之词也。孔子没，在季康子前，何得康子之谥而称之？与《缁衣》子曰内引叶公之顾命，同一破绽。
大传追王大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不以卑临尊也。乃文王未尝有及身称王，确据。凡称王者，皆追尊之词。而郑康成注必曰：「文王称王早矣，于殷犹为诸侯。」夫既为诸侯，犹必谓称王早，何耶？且《泰誓》祇称「文考」，不曰「文王」，尤未尝称王之证也。其曰「文王受命中身」者，盖指天命归周言，岂为称王之据哉？
吴昌宗《四书经传集证》礼经解：「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缪以千里。」乃引《易》经纬书之言。
坊记》亦汉儒之书，观其引子云，又错出《论语》曰，可见。
情欲信，辞欲巧。郑注：“巧谓顺而说也。”孔疏：“君子情貌欲得信实，言辞欲得和顺美巧，不违逆于理，与巧言令色者异也。”按郑、孔之解，自确。王氏梁执“巧言令色，鲜矣仁”之说，谓此决非孔子之言。陈氏集说遂谓“巧”当作“考”，谓稽考古道，悍然改经，已忘却“情欲信”一言矣。情不信而求辞巧，则鲜矣仁；情信而辞不巧，则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孔子修《春秋》，其情可谓信矣。六鹢退飞，过宋都；陨石于宋，五辞，可不谓巧乎？推之六经之词，皆巧也。孔子谓“草创、讨论、修饰、润色”，即巧之则也。不知此，而北宋以后之文，无怪其皆流于语录矣。
潜邱剳记：荀卿言，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小戴缉人经，又言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自来者也。班固采入史。
后人之尊宋儒，抑汉儒，至矣；而不能不以《礼记》为经，亦知《礼记》实多汉儒之文耶？则汉儒已托乎至尊矣，岂宋儒所可掩哉！
周礼》春官大司乐：“大咸。”注：“大咸，咸池，尧乐也。”《路史》：“尧作大章之乐。”《礼记》注亦同。岂尧有二乐耶？抑一乐二名耶？《礼记》谓“咸池，黄帝之乐”。
邢昺《孝经疏》谓孔子假立曾子为请益问答之人，以广明孝道，真枉见也。焉有自著名之为经者乎？有自着直称子曰者乎？夫子于门人名而不字，有称曾子者乎？假立之说，尤属不通，其为朱子门人纪述无疑矣。注疏多闇，诸如此类。
南平世家汉田敏以印本五经遗从诲，从诲谢之曰：「予之所识，不过孝经十八章尔。」敏曰：「至德要道，如此足矣。」
魏志》夏侯胜有言：「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按：经术非为取青紫计，然以此取之，固胜于他。但有要焉，曰正心术耳。心术不正，则所谓明经术者，皆邪慝也。
颜氏家训：「汉时贵俊，皆以一经，宏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以来，不复尔，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事务，殆无一可。又云：圣人之书，所以设教，但明练经文，粗通注义，常使言行有得，亦足为人，何
译子夏说：“我错了，我错了，我脱离群体而独自居住也很久了。”曾子说：“我错了，我错了，那样做才是对的。”这就是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的原因。
《祭法》记载，夏后氏禘祭黄帝而郊祭鲧。金仁山说：“必定是夏朝中期，禹应当奉祀舜。后来因为天下成为私产，才开始以自己的祖先为祖。”
《郊特牲》说大夫势力强大而君主杀了他，这是合乎道义的。这是从三桓开始的。郑康成注解，认为三桓指的是季友杀叔牙和庆父。陈宗之认为这很明白，管登之说一定是三桓被鲁君诛杀，只是文献失考罢了。查考孔子说：“三桓的子孙衰微了。”各书所载春秋以后，没有提到三桓的一句话。费惠公必定是另一个小诸侯，与季氏无关。如果季友杀叔牙、庆父，以桓公之弟杀桓公之弟，不应当统称为三桓。管氏的看法很正确。
《礼》记载成王在襁褓中的说法，先儒大多怀疑它。方望溪根据《金縢》中“王与诸大夫尽弁”一句话来判断。等到阅读《竹书纪年》，成王即位时已经成年，更可见《金縢》有依据，而《礼记》可疑。但方氏说这是刘歆窜乱，以助王莽居摄篡位。然而贾谊的疏中已有“成王幼在襁褓之中”一句话，难道始于刘歆吗？大概汉初已有这种说法，而古事难以确断，像这类情况很多。
《礼记·曾子问》也是汉儒假托之词。孔子去世，在季康子之前，怎么能知道康子的谥号而称他？与《缁衣》中“子曰”内引叶公的顾命，是同样的破绽。
《大传》追尊大王亶父、王季、历、文王昌，不以卑贱凌驾尊贵。这是文王未曾有及身称王的确实依据。凡是称王的，都是追尊之词。而郑康成注解必定说：“文王称王早了，在殷朝还是诸侯。”既然还是诸侯，还必定说称王早，为什么呢？况且《泰誓》只称“文考”，不称“文王”，更是未曾称王的证据。所谓“文王受命于身”，大概是指天命归于周而言，难道是称王的依据吗？
吴昌宗《四书经传集证》解《礼经》说：“《易》说：君子慎重开始。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于是引用《易》经纬书的话。
《坊记》也是汉儒之书，看它引用子云，又错出《论语》曰，可见。
情欲信，辞欲巧。郑注：“巧谓顺而说也。”孔疏：“君子情貌欲得信实，言辞欲得和顺美巧，不违逆于理，与巧言令色者异也。”查考郑、孔的解释，自然正确。王氏梁执“巧言令色，鲜矣仁”之说，说这决非孔子之言。陈氏集说于是说“巧”当作“考”，说稽考古道，悍然改经，已忘却“情欲信”一句话了。情不信而求辞巧，则鲜矣仁；情信而辞不巧，则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孔子修《春秋》，其情可谓信矣。六鹢退飞，过宋都；陨石于宋，五辞，可不谓巧乎？推之六经之词，皆巧也。孔子说“草创、讨论、修饰、润色”，即巧之则也。不知此，而北宋以后之文，无怪其皆流于语录矣。
潜邱剳记：荀卿说，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小戴辑入经，又说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自来者也。班固采入史。
后人之尊宋儒，抑汉儒，至矣；而不能不以《礼记》为经，亦知《礼记》实多汉儒之文耶？则汉儒已托乎至尊矣，岂宋儒所可掩哉！
《周礼》春官大司乐：“大咸。”注：“大咸，咸池，尧乐也。”《路史》：“尧作大章之乐。”《礼记》注亦同。岂尧有二乐耶？抑一乐二名耶？《礼记》谓“咸池，黄帝之乐”。
邢昺《孝经疏》谓孔子假立曾子为请益问答之人，以广明孝道，真枉见也。焉有自著名之为经者乎？有自着直称子曰者乎？夫子于门人名而不字，有称曾子者乎？假立之说，尤属不通，其为朱子门人纪述无疑矣。注疏多闇，诸如此类。
南平世家汉田敏以印本五经遗从诲，从诲谢之曰：“予之所识，不过孝经十八章尔。”敏曰：“至德要道，如此足矣。”
《魏志》夏侯胜有言：“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查考：经术非为取青紫计，然以此取之，固胜于他。但有要焉，曰正心术耳。心术不正，则所谓明经术者，皆邪慝也。
《颜氏家训》：“汉时贵俊，皆以一经，宏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以来，不复尔，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事务，殆无一可。又云：圣人之书，所以设教，但明练经文，粗通注义，常使言行有得，亦足为人，何
必仲尼即能通两纸疏义，燕寝讲堂，亦复何用？以此得胜庸，有益乎？光阴可惜，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按此，可为得读经之要法。
译如果仲尼能够通晓这两纸疏义的义理，那么燕寝讲堂又有什么用呢？凭借这个来获得对庸人的胜利，有什么益处吗？光阴值得珍惜，应当博览机要，以成就功业。」按照这个，可以作为读懂经书的重要方法。
唐书《开元中》祭酒杨玚上言：“主司帖试明经，不务求述作大旨，专取难知问以孤经绝句，请自今并帖平文。”从之。《新唐书·杨玚传》：“有司帖试明经，不质大义，乃取年头月尾、孤经绝句，恐诸家废无日，请帖平文以存家学。”按此关经学甚巨，夫舍大义而专务难知，是驱经术于小巧无益之途，而坏人材不小矣。
宋陈师锡[字伯修]奏徽宗曰：“六经载道，诸子谈理，历代史籍，祖宗图画，天人之蕴，性命之妙，治乱安危之机，善恶邪正之迹，在焉。以此为图，天地在心，流出万物；以此为画，日月在目，光宅四海。观心于此，则天地冲气生焉；注目于此，则日月祥光丽焉。心以道观则正，目以德视则明。”
孔子之后，伯鱼、子思，世济其美。子上之曾孙，子高，名穿。平原君称其理胜于辞。子高之孙，子鱼，名鲋，避秦祸，藏书于壁。陈胜尊以博士，为太师[见《孔丛子]皆大儒也。汉有子国，名安国。唐有冲远，名颖达，阐明经学，作为注疏，是为孔子之家传真学。后儒每以无稽之谈结为死党，掩出二孔之上，岂不枉哉？
唐书》载孔颖达直谏，《宋史》载宋真宗得天书，以问孙奭。对曰：“臣愚，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也？”其忠过王旦远矣。孔氏为《九经正义》，孙为《孟子音义》，此真无愧于经学者。至孙氏《孟子疏》，先儒多讥其伪，虽其中亦有可取，不逮诸疏远矣。必非孙氏作也。
范宁谓王衍、何晏清谈之罪深于桀纣，王伯厚曾辨其诬，阎百诗《潜邱剳记》犹沿范氏之谬。
欧阳永叔论删去九经正义中谶纬剳子，谓正义多引谶纬之书以相杂乱，怪奇诡僻，所谓非圣之书，异乎正义之名，乞特诏名儒学官，悉取九经之疏，删去谶纬之文，使学者不为怪异之言惑乱云云。其论似正，实亦不尽然者。纬书固多驳维附会之言，然其粹语亦多，纵不出于孔子，未必非自古所传，前人论之详矣。即如盖宽饶引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孙，官以传圣贤”，此易纬文也。“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此孝经纬文也。“子之于母，绝少分甘”，此孝经援神契文也。是皆千古名言，不减于六经者，可尽废乎？且纬书通卦验有云：“正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汉儒引之作“君子正其始，万物理，差之毫麓，谬以千里。”今礼记经解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实易纬之言也。然则纬书不独载诸注疏，并俨然列于经文，欲删注疏，将并经文而删之乎？是其势有所不能行矣。况欧公特借删纬为名，而其剳子前云：“残编断简出于屋壁，余龄昏眊，得其口传，去圣既远，莫可考证。”是自经文以至汉儒，皆全斥之。不知尚书及他经纵有断简，周易固完然无恙也。欧氏不信十翼为孔子作，谓系易师附益之言，并不信有河出图、洛出书之事，是并论语而疑之。充欧氏之类，举凡圣人之经，无一可信，又何论纬书？更何论汉儒？自欧氏一倡此论，王介甫乃敢于作新义，郑樵遂谓汉儒之祸经烈于秦火，而南宋后异说蠭起，注疏竟束之高阁，举孔子以来一脉相传之经学，至宋荡废殆尽，岂非欧阳氏一言阶之厉哉？但孔冲远诸儒作正义，笔太烦宂，且所驳之义，往往有胜于所取者，然终赖其广收博采，传示后人，诚经学之渊海也。得一明者择而出之，以为标准，而附以唐宋后诸儒精粹之论，泐为一书，则盛事矣。
后人说经，只知专宗朱子，凡与异者，皆不敢取，而不知非朱子意也。朱子论科举有曰：“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经大义，出题目使写出注疏与诸家之说，而断以己意。”朱子重注疏如此，果依其法，何经之不可明？盖朱子一家说经之言，虽优于诸儒，不能尽经之蕴，悉有是而无非者，势也。无奈后儒以私心奉之，其故大约有四：厌注疏之旧，而喜朱说之新，一也；惮注疏之烦，而乐朱说之简，二也；爱附朱子理学之大名，遂忘孔子相传之本义，三也；藉以图科举，有明知其非，故昧而从之者，
译《唐书》记载，开元年间，国子祭酒杨玚上奏说：“主考官用帖经方式考核明经科考生，不致力于考查阐述经典大旨的能力，专门选取生僻难懂的问题，用孤立的经文和断章取义的语句来提问，请求从今以后一律采用平实的经文进行帖试。”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新唐书·杨玚传》记载：“有关部门用帖经方式考核明经科考生，不考查经典大义，反而选取年头月尾、孤经绝句，恐怕各家经学传承会因此废弃无日，请求采用平实的经文进行帖试，以保存各家经学。”按：此事关乎经学甚大，舍弃大义而专门追求生僻难懂，是将经术引向小巧无益的途径，对人才的败坏不小啊。
宋代陈师锡（字伯修）向宋徽宗上奏说：“六经记载大道，诸子谈论义理，历代史籍，祖宗图画，其中蕴含着天人的奥秘，性命的精妙，治乱安危的关键，善恶邪正的踪迹。以此作为图景，天地就在心中，万物由此流出；以此作为图画，日月就在眼前，光辉照耀四海。在此观察内心，则天地的冲和之气便产生；在此注视目光，则日月的祥瑞之光便显现。心以道来观察就端正，目以德来审视就明亮。”
孔子之后，伯鱼、子思，世代继承并发扬他的美德。孔子上（伯鱼）的曾孙，子高，名穿。平原君称赞他义理胜过辞藻。子高的孙子，子鱼，名鲋，为躲避秦朝祸患，将书籍藏于墙壁之中。陈胜尊他为博士，任太师（见《孔丛子》），都是大儒。汉代有子国，名安国。唐代有冲远，名颖达，阐明经学，撰写注疏，这才是孔子家传的纯正学问。后来的儒者常常用没有根据的言论结成死党，掩盖并凌驾于两位孔氏（子高、子鱼）之上，难道不冤枉吗？
《唐书》记载孔颖达直言进谏，《宋史》记载宋真宗得到天书，拿它询问孙奭。孙奭回答说：“臣愚钝，所听说的是‘天何言哉’？怎么会有书呢？”他的忠诚远远超过王旦。孔氏撰写《九经正义》，孙氏撰写《孟子音义》，这才是真正无愧于经学的人。至于孙氏的《孟子疏》，先儒多讥讽其为伪作，虽然其中也有可取之处，但远不及其他注疏。必定不是孙氏所作。
范宁认为王衍、何晏清谈的罪过比桀纣还深，王伯厚曾辩驳这是诬蔑，阎百诗在《潜邱剳记》中仍然沿袭范氏的错误。
欧阳永叔论述删去《九经正义》中的谶纬剳子，说《正义》多引用谶纬之书来混杂其中，怪诞奇异、诡僻不正，所谓非圣之书，与《正义》之名不符，请求特别下诏给名儒学官，全部选取九经的注疏，删去谶纬的文字，使学者不被怪异之言迷惑扰乱等等。他的论述看似正确，实际上并不完全如此。纬书固然多有驳杂附会之言，然而其中精粹的语句也很多，即使不出自孔子，未必不是自古所传，前人论述得很详细了。比如盖宽饶引用《易传》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孙，官以传圣贤”，这是《易纬》的文字。“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这是《孝经纬》的文字。“子之于母，绝少分甘”，这是《孝经援神契》的文字。这些都是千古名言，不亚于六经，可以全部废弃吗？况且《纬书通卦验》有云：“正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汉儒引用它作为“君子正其始，万物理，差之毫麓，谬以千里。”现在《礼记·经解》引《易》说：“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实际上是《易纬》的话。那么纬书不仅记载于诸注疏中，并且俨然列于经文中，想要删去注疏，难道要将经文也一起删去吗？这是形势上无法实行的。况且欧阳公特意借删纬为名，而他的剳子前文说：“残编断简出于屋壁，余龄昏眊，得其口传，去圣既远，莫可考证。”这是从经文到汉儒，全部排斥。不知道《尚书》及其他经典纵然有断简，但《周易》原本完好无损。欧阳氏不相信十翼是孔子所作，认为是易师附益之言，并且不相信有河出图、洛出书之事，这是连《论语》都怀疑了。推究欧阳氏这类人的观点，凡是圣人的经典，没有一个是可信的，又何必谈论纬书？更何必谈论汉儒？自从欧阳氏倡导此论，王安石便敢于作《新义》，郑樵于是说汉儒祸害经学比秦火还烈，而南宋以后异说蜂起，注疏竟然被束之高阁，举凡孔子以来一脉相传的经学，到宋代荡然废弃殆尽，难道不是欧阳氏一言造成的祸患吗？但是孔冲远等儒者作《正义》，文笔过于繁琐冗长，而且所驳斥的义理，往往有胜过所采纳的，然而终究依赖其广收博采，传示后人，确实是经学的渊海。若能得一明白人择取精华，作为标准，并附上唐宋以后诸儒精粹的论述，刻为一书，那就是盛事了。
后人解说经典，只知道专门宗奉朱子，凡是与朱子不同的，都不敢采纳，却不知道这不是朱子的本意。朱子论述科举时说：“让天下士子各自通晓五经大义，出题让他们写出注疏与诸家的说法，而用自己的意见加以判断。”朱子重视注疏如此，果真依照他的方法，有什么经典不能阐明呢？大概朱子一家解说经典的话语，虽然优于诸儒，不能穷尽经典的蕴义，全部正确而没有错误，这是形势使然。无奈后来的儒者出于私心奉承他，其原因大约有四点：厌恶注疏的陈旧，而喜欢朱说的新颖，这是一；畏惧注疏的繁琐，而乐于朱说的简略，这是二；喜爱依附朱子理学的大名，于是忘记了孔子相传的本义，这是三；借此谋求科举功名，有明知其非，却故意蒙昧而顺从的，
明太祖定科举之制，原系汉唐注疏与宋儒之书并列学宫，无所偏主[详朱竹垞经义考]。后永乐篡国，使胡广纂诸经大全。广性最谄谀，因朱子为永乐国姓，遂辟汉唐诸儒众说，专以朱子为宗。顾亭林诸人所谓大全乃至不全之书也。广原名靖，与周是修、解缙等约死建文之乱，是修子谓：胡叔能死，亦大佳事。是修闻靖问家人云曾饲猪否，笑曰：一猪尚不能舍，肯舍命乎？后与缙子约婚，因缙得罪，遂欲背婚。盖反复之小人无过于广者。尤展成看鉴偶评云：永乐时胡广为人佞巧，或投以诗云：汉朝胡广号中庸，今日中庸又见公。堪笑古今两奸宄，天教名姓正相同。可发一笑矣。今诸经经朱彝尊、毛奇龄等辨正，我朝钦定各经，破除门户，皆得正宗。且颁十三经注疏于学宫，俾士子讲习。美矣盛矣。惟四书俗讲，犹沿胡广大全之误，蒙蔽学者耳目。夫孔子最恶乡原鄙夫，而永乐即以乡原鄙夫之尤如胡广者提举经学，流毒后世，吁，可叹也。
纪文达公曰：「易之象数，诗之小序，春秋之三传，或亲见圣人，或去古未远，经师授受端绪分明。宋儒曰：『汉以前人皆不知，吾以理知之。』也果有是理哉！」
或曰：汉宋之说纷纷，若持其平。五经当主注疏，四书当主朱注。曰：五经之与四书，果若是歧乎？四书者，五经之铃辖也，故必通五经，然后可通四书焉。谓五经，则有是有非；四书则有是无非之理。今试约举之：五十以学易，明指易为日用之理；朱子本义专主卜筮，及杂入邵氏图说诸条，不可混入矣。书云“孝乎惟孝”，为句；朱注“书云孝乎”为句，不可宗矣。思无邪，决无淫诗；朱集传诸说不可杂入矣。九合指桓公九次会合诸侯，朱注改作“纠合”，非矣。大学宜确宗古本，注疏今本谬矣。凡此皆与五经切相比附，安得谓四书有是无非乎？持平而论，五经四书，汉宋皆有得失，惟择其是者宗之，勿执成见，不分党与，一以经文本义为主，兼取汉宋之说，则庶乎其可也。
宋儒功专在四书，其于五经固多疏略。观程子谓《论语》《孟子》既治，六经可不治而明；朱子谓六经工夫多，得效少。其然，岂其然乎？
蔡闻之跋《汉书·匡衡传赞》曰：「明季多尊汉儒而薄宋儒，不知汉儒重在讲解，宋儒重在操履，则程朱之泽较宏也。夫汉儒之操履，如诸葛孔明、贾长沙、董江都、黄叔度、郑康成、管幼安若而人，岂在宋儒之下？必以匡衡、张禹辈槩汉儒无操履，专以讲解抑之，不知宋儒并匡、张不如者多多矣。此皆门户私见，岂公论哉！」
说经之妙，全在虚而与之委蛇。朱子谓解书不可谓孔孟已往不会说话，一任己见说将去。朱子解经入妙处，深得此秘，故每使口吻如生。然犹憾其尚多任己见处。
孔子之道大矣，后儒各以所见说之，犹管之窥天，蠡之测海也。谓天海不废管蠡，则可谓管蠡能尽天海，则不可，况屈天海以从管蠡乎？
唐以前之说经也，博，其失在宂烦；宋以后之说经也，精，而其失在武断。
自汉以后，儒者每涉于老；自宋以后，儒者每涉于禅。凡事莫乐于众，儿亦莫危于众。见古今学术之受攻最甚者，皆其宗仰最甚者也。
司马温公曰：“经犹的也，一人射之，不若众人射之，其中者多也。吾亦曰：道犹器也，一二人传之，不若众人传之，其知者广也。”
孔子，干也；七十二子，子思、孟子，枝也；汉、宋诸儒，叶也。诸家之文，则华也。叶与花，足以荣枝；干亦足以掩枝。干后人知有诸儒，而忘孔子及七十二子，是守花叶而忘枝干也。
经字无文义可通者，亦当阙其疑。有文义可通，但以我之意见改之，安知我是而经独非乎？岂孔子阙疑慎言之教乎？经书中曰衍文，曰误字，曰错简，施之无文法可通者则可。若凭我之私见，曰衍，曰误，曰错，安知己所改之非衍、非误、非错乎？
古人有古人文法，后人有后人文法。大抵古人之文多奥，似诘屈不可通，其中精蕴实深；后人之文甚明，每直泻无所蓄，其中意味实浅
译明太祖制定科举制度，原本是将汉唐的注疏与宋儒的著作并列于学校，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详见朱彝尊《经义考》]。后来永乐帝篡夺皇位，让胡广编纂《五经大全》。胡广生性最为谄媚，因为朱熹的姓氏与永乐帝的国姓相同，于是排斥汉唐诸儒的各种学说，专门以朱熹的学说为宗。顾炎武等人所说的《大全》乃至是不完整的书，就是指此。胡广原名胡靖，曾与周是修、解缙等人约定在建文帝的动乱中一同殉死，周是修的儿子说：胡叔能（胡广字）如果死了，也是件大好事。周是修听说胡靖问家人说曾喂过猪吗，笑着说：一头猪尚且舍不得，肯舍掉性命吗？后来胡广与解缙的儿子约定婚约，因为解缙获罪，胡广就想违背婚约。大概反复无常的小人没有超过胡广的了。尤侗在《看鉴偶评》中说：永乐年间胡广为人奸佞巧诈，有人投诗给他说：汉朝的胡广号称中庸，今日的中庸又见于您。可笑古今两个奸邪之人，上天让他们的名姓正好相同。足以让人发笑罢了。如今各经经过朱彝尊、毛奇龄等人的辨正，我朝钦定的各经，破除门户之见，都得以回归正宗。并且颁布十三经注疏于学校，让士子讲习。美好极了，盛大极了。只有《四书》的通俗讲解，还沿袭胡广《大全》的错误，蒙蔽学者的耳目。孔子最厌恶乡愿和鄙夫，而永乐帝却以乡愿鄙夫中最恶劣的胡广来主持经学，流毒后世，唉，可叹啊。
纪昀说：“《易经》的象数，《诗经》的小序，《春秋》的三传，有的亲眼见过圣人，有的距离古代不远，经师的传授脉络分明。宋儒说：‘汉以前的人都不懂，我凭义理知道。’难道真有这种道理吗！”
有人说：汉儒和宋儒的学说争论纷纷，如果持公正的态度。五经应当以注疏为主，四书应当以朱注为主。回答说：五经与四书，果真如此分歧吗？四书是五经的统领，所以必须通晓五经，然后才能通晓四书。说五经，则有对有错；四书则有对无错之理。现在试着简要列举：五十岁学习《易经》，明确指向《易经》是日常应用的道理；朱熹的《本义》专门主张卜筮，以及杂入邵雍的图说等条目，不可混入其中了。《尚书》说“孝乎惟孝”，作为一句；朱注将“书云孝乎”作为一句，不可尊崇了。“思无邪”，决没有淫诗；朱熹《集传》的各种说法不可杂入了。九合指齐桓公九次会合诸侯，朱注改作“纠合”，错了。《大学》应当确切尊崇古本，注疏的今本谬误了。所有这些都与五经切近比附，怎么能说四书有对无错呢？持公正而论，五经四书，汉儒宋儒都有得失，只选择正确的尊崇，不要固执成见，不分党派，一以经文本义为主，兼取汉宋的说法，那就差不多可以了。
宋儒的功劳专门在四书，对于五经固然多有疏略。看程子说《论语》《孟子》既然治理好了，六经可以不治理而明白；朱熹说六经功夫多，得效少。是这样吗，难道是这样吗？
蔡闻之在《汉书·匡衡传赞》的跋中说：“明末多尊崇汉儒而轻视宋儒，不知道汉儒重在讲解，宋儒重在操守行为，那么程朱的恩泽较广。汉儒的操守行为，如诸葛孔明、贾谊、董仲舒、黄叔度、郑玄、管宁等人，难道在宋儒之下吗？一定以匡衡、张禹之辈概括汉儒没有操守行为，专门以讲解压制他们，不知道宋儒连匡衡、张禹都不如的也多了。这都是门户私见，难道是公论吗！”
解说经书的妙处，全在于虚心而与之周旋。朱熹说解书不能说孔孟已经去世不会说话，任凭自己的见解说下去。朱熹解经进入妙处，深得此秘密，所以每每使口气如生。然而还遗憾他尚多任凭自己见解的地方。
孔子的道广大了，后儒各以所见解说它，如同通过竹管窥天，用贝壳测海一样。说天海不废弃管蠡，那么可以说管蠡能尽天海，那不可以，何况委屈天海来顺从管蠡呢？
唐以前解说经书，广博，其过失在于冗杂烦琐；宋以后解说经书，精微，而其过失在于武断。
自从汉代以后，儒者每每涉及老子；自从宋代以后，儒者每每涉及禅宗。凡事没有比众人更快乐的，也没有比众人更危险的。看见古今学术受攻击最厉害的，都是其宗仰最甚的。
司马光说：“经书如同靶子，一人射它，不如众人射它，射中的多。我也说：道如同器物，一二人传授它，不如众人传授它，知道的人广。”
孔子是树干；七十二子，子思、孟子是树枝；汉、宋诸儒是树叶。诸家的文章，则是花朵。树叶与花朵，足以使树枝繁荣；树干也足以掩盖树枝。后人知道有诸儒，而忘记孔子及七十二子，这是守着花叶而忘记枝干啊。
经字没有文义可通的，也应当阙疑。有文义可通，只凭我的意见改它，怎么知道我对而经独错呢？难道是孔子阙疑慎言的教导吗？经书中说衍文，说误字，说错简，施之于无文法可通者则可以。如果凭我的私见，说衍，说误，说错，怎么知道自己所改的不是衍、不是误、不是错呢？
古人有古人的文法，后人有后人的文法。大概古人的文章多深奥，似乎诘屈不可通，其中精蕴实深；后人的文章很明白，每每直泻无所蓄，其中意味实浅。
。自宋以来，每以后人之法解古人之文，訑訑焉以为独得也，亦弗思甚矣。东周以来，何孔子之少？北宋以后，何孔子之多？
译自从宋代以来，人们总是用后人的方法来解释古人的文章，还自鸣得意地认为只有自己才真正领悟了其中的奥秘，这真是缺乏思考到了极点。从东周以来，为什么像孔子那样的人这么少？从北宋以后，为什么像孔子那样的人这么多？
宋贤事汇《邵伯温少时读文中子，至武侯无死礼乐其兴乎，因着论以为武侯霸者之佐，恐于礼乐未能兴。康节先生见之，怒曰：“以武侯之贤，安知不能兴礼乐？后生辄讥先贤，亦不韪也。”伯温自此不敢妄论。按宋儒议论，最苛于圣门七十二贤，颜、曾、闵、冉数子外，无不遭其深文诋诃，几于丧心病狂者所为。程伊川尝谓：“人当于有过中求无过，不当于无过中求有过。”此论最允。夫待今人且不宜苛刻妄诋，况古之贤人乎？然伊川亦行不掩言者也。阅康节之论，感而书此。
讲学易流于为人，考据实纯乎为己。讲学有弊，考据无弊。考据实兼注疏讲学之长，而无其偏党、门户、滞泥、空疎之习。第广狭醇驳，究存乎人之自取，不可假也。
秦皇焚经，而人道阙；隋皇焚纬，而天道荒。
御史台记：太学博士姓张，昌宗之族叔，精五经，懵于时事。夫五经而懵，岂经使然哉？亦不精之过耳。
读书尤贵知所择，能知所择，则会而通之，虽稗官野史、佛乘道藏，未必无益也；不知所择，则拘而泥之，虽圣经贤传、汉笺宋注，未必无损也。
元文宗至顺元年，封颜子为复圣，曾子为宗圣，子思为述圣，孟子为亚圣。复盖取《诸易·系词》“不远复，颜氏之子，其庶几乎”之义；宗圣盖取韩昌黎“惟曾子得其宗”之义；述圣盖取《中庸》“子述之”义；亚圣盖取赵岐《孟子题词》“命世亚圣之才”义。
四部代积，茫如烟海，新说漫出，古义寝微。
本朝四库收罗，数倍前代，分应刻、应抄、存目三等。大抵发明古义者多取之，自出新裁者多黜之。亦不得已之砥柱也。
宋儒说经，好为新解，妄斥汉儒，朱子却不甚菲薄郑康成。
李石曰：王弼注易，刻木偶为郑康成像，见其所误，辄呼叱之。果如此，宜弼之夭矣。人传郝京山着九经解，亦刻朱晦翁像，遇正其误，辄以笔击之。此谬言也。后人正先儒之误，公也，诟斥则恶矣。仲舆之明，必不为也。且九经解具在，亦未尝专于驳朱。
世传郝京山着《论语解》，多易朱注。忽地裂，有物启视，则朱子注第几次不用之稿与郝说同。无论荒唐不经，即朱果前后有数稿，后胜于前者固多，前胜于后者正复不少。即诸家诗文皆然，姑以此破拘墟之见。朱子传《易》，冠先天图，袁机仲、林黄中争之；传《诗》，废小序，吕成公争之；宗无极，陆文安争之。然万世之公论，不以朱为是也。是故事以合听而明。
吕成公，宋儒之最平允者也。朱子废小序说诗，成公力争之。成公卒，朱子转激而为诗传，改大学，订论语，删孝经，而成公不及见矣。成公卒，朱曰：赍了许多鹘突道理去了。至今观之，成公之鹘突犹或少也。
涧泉日记》：朱先生惩谈高说妙之弊，只教人读书寻义理为学。其寻行数墨，又拘拘以论说为学，其弊反不足以成己教人，岂非难事？按数语平允，无南宋人扪盘习气。又曰：朱元晦强辩自立处，亦有胆略。
世人以程朱并称，其实程优于朱远甚。伯淳天分极优，惜早世未克大成。正叔与周茂叔游《太极图》，终身不挂口；与邵尧夫游《先天图》，终身不挂口。可见确有定见，不为异说所惑。说诗宗《小序》，说《大学》宗古本，亦无不知妄作之弊，皆非朱所及也。揆诸圣门，已到可与立境，候惜未能权以化其拘耳。
时中之说出于孔子，时措之说出于子思，时势之说出于孟子。拘儒乃不审时度势，而一断之于理。夫理之义，取于玉，文顺其玉之文，斯为理；逆其玉之文，斯非理。然则理，实时之顺、势之顺者而已。违时逆势，即非理矣。尧舜有揖让之时势，因而揖让，理也；汤武有征诛之时势，因而征诛，理也。《易》之斯非理矣。至于杀身成仁之事，似乎违时逆势，乃全一己之节，亦理也。若治天下而不因时势，皆非理也。后世之理学，其非理亦多多矣。国不可建，而必欲建之；田不可井，而必欲井之；古礼古乐必不可复，而必欲复之，皆非理也。圣贤所重者躬行，文义浅焉者
译宋代贤人事迹汇编记载：邵伯温年轻时读《文中子》，读到“武侯若无死，礼乐或许能复兴”这句话，于是写了一篇论文，认为诸葛亮只是霸业之君的辅佐，恐怕对于礼乐的复兴无能为力。康节先生（邵雍）看到后，生气地说：“凭借诸葛亮的贤能，怎么知道他不能复兴礼乐？后辈随意讥讽先贤，也是不对的。”伯温从此不敢再随意议论。按宋代理学家议论，对孔子门下七十二贤最为苛刻，除了颜回、曾参、闵子骞、冉伯牛这几位之外，没有不遭到他们深文周纳、诋毁攻击的，几乎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程颐（伊川）曾经说：“人应当在有过错的地方寻找无过错之处，不应当在无过错的地方寻找过错。”这个观点最为公允。对待今人尚且不宜苛刻妄加诋毁，何况古代的贤人呢？然而程颐也是言行不一的人。阅读康节先生的言论，有感而写下这些。
讲学容易流于为人做样子，考据则纯粹是为了修身养性。讲学有弊端，考据没有弊端。考据实际上兼具了注疏和讲学的长处，而没有那些偏颇、门户之见、拘泥固执、空疏浮泛的习气。只是学问的广狭、纯正或驳杂，终究取决于个人的选择，不可假借。
秦始皇焚烧经典，导致人道缺失；隋炀帝焚烧谶纬之书，导致天道荒废。
御史台记载：太学博士姓张，是张昌宗的族叔，精通五经，却对时事一无所知。如果连五经都懵懂无知，难道是经典本身造成的吗？这也是不精通的过错罢了。
读书尤其贵在知道选择，能够知道选择，就能融会贯通，即使是稗官野史、佛道典籍，未必没有益处；不知道选择，就会拘泥固执，即使是圣经贤传、汉代笺注、宋代注解，未必没有损害。
元文宗至顺元年，封颜回为复圣，曾参为宗圣，子思为述圣，孟子为亚圣。“复”大概取自《周易·系辞》“不远复，颜氏之子，其庶几乎”的含义；“宗”大概取自韩愈“惟曾子得其宗”的含义；“述”大概取自《中庸》“子述之”的含义；“亚”大概取自赵岐《孟子题词》“命世亚圣之才”的含义。
经史子集四部典籍代代积累，浩瀚如烟海，新说漫溢而出，古义逐渐微弱。
本朝《四库全书》收录典籍，数量是前代的数倍，分为应刻、应抄、存目三等。大体上阐发古义的多数被采纳，自出新裁的多数被摒弃。这也是不得已的定海神针。
宋代理学家解说经典，喜欢提出新解，妄自斥责汉代儒者，朱熹却不太轻视郑玄。
李石说：王弼注解《周易》，雕刻木偶作为郑玄的像，每当发现郑玄的错误，就呼叫斥责他。如果真像这样，王弼早夭也是应该的。人们传说郝京山（郝敬）著《九经解》，也雕刻朱熹的像，每当纠正朱熹的错误，就用笔敲击他。这是荒谬的言论。后人纠正前代儒者的错误，是出于公心，辱骂斥责则是恶行了。仲舆（郝敬字）聪明，必定不会这样做。况且《九经解》还在，也未曾专门驳斥朱熹。
世人传说郝京山著《论语解》，多处更改朱熹的注解。忽然大地裂开，有人打开查看，发现是朱熹注解中第几次未采用的草稿，与郝京山的说法相同。无论这说法多么荒唐不经，即使朱熹前后确实有数稿，后稿胜过前稿固然很多，但前稿胜过后稿的也不少。各家诗文都是如此，姑且用这个来破除拘泥固执的见解。朱熹传授《周易》，冠以先天图，袁机仲、林黄中与之争论；传授《诗经》，废除小序，吕成公与之争论；推崇无极，陆文安与之争论。然而万世的公论，并不认为朱熹是正确的。所以事情要合乎情理才能明了。
吕成公，是宋代理学家中最平允的人。朱熹废除小序解说《诗经》，吕成公极力争辩。吕成公去世后，朱熹反而更加激进，撰写《诗集传》，修改《大学》，修订《论语》，删减《孝经》，而吕成公没能看到这些。吕成公去世后，朱熹说：“他带走了许多含糊不清的道理。”至今看来，吕成公那些含糊不清的道理还是比较少的。
《涧泉日记》记载：朱先生鉴于谈论高深玄妙之理的弊端，只教人读书探求义理为学。那种寻行数墨，又拘泥于论说为学，其弊端反而不足以成就自己、教化他人，难道不是难事吗？按这几句话平允，没有南宋人摸不着头脑的习气。又说：朱熹强辩自立的地方，也有胆略。
世人将程朱并称，其实程颐、程颢远胜于朱熹。程颢（伯淳）天分极高，可惜早逝未能大成。程颐（正叔）与周敦颐（茂叔）交往，终身不谈论《太极图》；与邵雍（尧夫）交往，终身不谈论《先天图》。可见他有确定的见解，不被异说所迷惑。解说《诗经》推崇《小序》，解说《大学》推崇古本，也没有不知妄作的弊端，这些都是朱熹所不及的。衡量孔子门下，已经到了可以确立的境界，可惜未能变通以化解其拘泥。
“时中”的说法出自孔子，“时措”的说法出自子思，“时势”的说法出自孟子。拘泥的儒者却不审时度势，而一概用“理”来裁决。所谓“理”的含义，取自玉石，顺着玉石的纹理，这就是理；逆着玉石的纹理，这就不是理。那么理，其实就是顺应时势而已。违背时势，就不是理了。尧舜有揖让的时势，因而揖让，这是理；汤武有征诛的时势，因而征诛，这也是理。《周易》说这就不是理了。至于杀身成仁的事情，似乎违背时势，但保全个人的节操，也是理。如果治理天下而不顺应时势，都不是理。后世的理学，其不合理的地方也太多了。国家不可建立，却一定要建立；田地不可实行井田制，却一定要实行井田制；古礼古乐必不可恢复，却一定要恢复，这些都不是理。圣贤所重视的是亲身践行，文义浅显的……
也。后儒于十三经，文义浅浅者尚多失其句读，侈然以圣人自命，蚩蚩者亦以圣人奉之，蒙所大不解也。
译罢了。后来的儒者对于十三经，那些文义浅显的地方尚且大多弄错了句读，却还傲慢地以圣人自居，愚昧的人也把他们当作圣人来尊崇，这是我非常不能理解的。
朱元晦一生论人之刻，其深文周内，千古人物被其锻炼，几无完肤，似乎刚者。乃遇一救赵汝愚事，便心寒气馁，藏头缩颈而不为。刚者果如是乎？
宗陆象山主静之说者，每堕入禅寂，然象山非禅寂也。宗王阳明良知之说者，每流入猖狂，然阳明非猖狂也。且如刘忠节、宗周、孙征君、奇逢、鹿忠节、善继、汤文正、斌，皆当代真儒，实宗陆王之学者，又何可以流弊归咎于陆王乎？而自宋方回、留梦炎以后，乡原鄙夫，穷凶极恶，无非自命宗程朱者，岂可以此罪程朱乎？愿持门户之见者，分别观之，核实论之，斯允矣。
孔子谓：“言岂一端，亦各有所当也。”圣贤教人，随事而发，初无一定宗旨，令人举一废百。良知自孟子之一说，其实开导多方，不胜枚举。王阳明必执此一说以标宗旨，偏执可笑。然攻之者必谓其为异端，亦偏也。总之，讲学家多客气假名义，道德之名以行其克伐怨欲之实，固深可戒耳。讲学最不可标宗旨，万不得已，宗孔门“忠恕”二字最为无弊，又不如“慎独”二字尤为不言躬行，万全无弊也。
朱元晦之学，似实而虚；陆象山之学，似虚而实。学元晦者，知十行，每不逮其一；学象山者，行每与知合。故阳明起而知行合一。孙征君锺元、汤文正斌，皆宗阳明者也。诋陆王者，试平心思之。
池北偶谈》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绝顶。康熙中开史馆，秉笔者訾謷太甚。亡友叶文敏[方霭]时为总裁，予与之辩论，反复至于再四。二十二年四月，汤侍读荆岘[斌]对上以致良知之说与朱子不相刺谬，且言守仁直节丰功，不独理学上首肯曰：‘朕意亦如此。’睿鉴公明，远出流俗之外。史馆从此其有定论乎？”
天地间有正气，有邪气，判然各别，人得而辨之。惟客气则附乎正气以行，其邪气人不得而辨之。圣贤之学，在培正气以除客气。故曰：矜而不争，羣而不党。故曰：无克伐怨欲，无意必固我。自宋儒道学道统之说兴，则每以客气为正气，至附道学为门户以相争者，则统乎客气矣。
孔子之道在明，而后儒多闇。孔子之道在诚，而后儒多诈。孔子之道在恕，而后儒多刻。孔子之道在改过，而后儒多怙过。孔子之道在时中，而后儒多不中。孔子之道在述而不作，而后儒多无知妄作。孔子之道在无意必固我，而后儒多克伐怨欲。孔子以戒惧慎独为敬，而后儒以主一无适为敬。吾不知之矣。
世有大患三：曰谬，曰拘，曰妄。孔孟之教，正其谬，化其拘，挽其妄。在博文，约礼，主敬。博文故达，达故不谬；约礼故中，中故不拘；主敬故谦，谦故不妄。后世自诩孔孟者，以谬益谬，以拘益拘，以妄益妄。
古今黈劝学者，诱以道德之精微，此为上性言之，非所以语中下者也。今之学不过为利而劝，为名而修，因其所为而引之，则易入而易进。齐颜之推《家训》曰：“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以来，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韩退之为其侄符作《读书城南》诗云：“金璧虽重宝，费用杂贮储；学问藏之身，身在即有余。”是二说者，最得其要。按此说固然，终当以正心术、化气质、通时务为读书之本。上性无论，即中下之受益，较名利不可同年而语矣。
古今第一妄人为吕留良。伊生七年而明亡，与明原无君臣之义，不可解之节，既入本朝，甘为逸民，亦无不可。乃应试入学，是为本朝臣子矣。复为日记，丑诋本朝，以致剖棺焚尸，覆宗绝祀，谓非膏火自煎者哉！其所著书，惟批选时文，藉以讲学。其所宗仰，惟朱考亭，于六经亦不知为何物，惟知有四书。自汉唐诸儒之说，一无所睹。阎百诗尝笑吕晚邨，四书集注外不知更有何书，实深中其孤陋之病。夜郎自大，天盖名楼。天盖者，谓不履本朝之土也。其楼果不
译朱熹一生评论人苛刻，他深文周纳，千古人物被他锤炼，几乎无完肤，似乎很刚强。然而遇到救赵汝愚一事，便心寒气馁，藏头缩颈而不为。刚强的人果真如此吗？
推崇陆象山主静学说的人，往往堕入禅宗寂灭，但象山本人并非禅宗寂灭。推崇王阳明良知学说的人，往往流入猖狂，但阳明本人并非猖狂。况且像刘宗周、孙奇逢、鹿善继、汤斌这些当代真儒，确实是推崇陆王学说的，又怎么能将流弊归咎于陆王呢？而从宋代的方回、留梦炎以后，乡愿鄙夫，穷凶极恶，无非是自命推崇程朱的，难道能因此怪罪程朱吗？希望持有门户之见的人，分别观察，核实议论，这才公允。
孔子说：“言语岂止一端，也各有其恰当之处。”圣贤教导人，随事而发，起初没有固定的宗旨，让人举一废百。良知自孟子提出这一说法，其实开导多方，不胜枚举。王阳明一定执着这一说法来标榜宗旨，偏执可笑。然而攻击他的人一定说他是异端，也是偏颇。总之，讲学家多借客气假名义，以道德之名行其克伐怨欲之实，确实深可警戒。讲学最不可标榜宗旨，万不得已，推崇孔门的“忠恕”二字最为无弊，又不如“慎独”二字尤为不言而躬行，万全无弊。
朱熹的学问，似实而虚；陆象山的学问，似虚而实。学习朱熹的人，知道十件事，往往做不到一件；学习陆象山的人，行动往往与认知相合。所以王阳明兴起而主张知行合一。孙奇逢、汤斌，都是推崇王阳明的。诋毁陆王的人，试着平心静气思考一下。
《池北偶谈》说：王文成公是明代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都居于绝顶。康熙年间开设史馆，执笔的人诋毁太过。亡友叶方霭当时任总裁，我与他辩论，反复多次。二十二年四月，汤斌对皇上说致良知的学说与朱子不相违背，并且说王守仁直节丰功，不仅理学上首肯，说：“朕意亦如此。”睿鉴公明，远出流俗之外。史馆从此会有定论吗？
天地间有正气，有邪气，判然各别，人得以辨别。只有客气依附正气而行，其邪气人不得辨别。圣贤的学问，在于培养正气以去除客气。所以说：矜持而不争，合群而不结党。所以说：无克伐怨欲，无意必固我。自从宋儒道学道统之说兴起，就常常以客气为正气，至于依附道学为门户以相争的，就统属于客气了。
孔子的道在于明，而后儒多闇。孔子的道在于诚，而后儒多诈。孔子的道在于恕，而后儒多刻。孔子的道在于改过，而后儒多怙过。孔子的道在于时中，而后儒多不中。孔子的道在于述而不作，而后儒多无知妄作。孔子的道在于无意必固我，而后儒多克伐怨欲。孔子以戒惧慎独为敬，而后儒以主一无适为敬。我不知道这些了。
世间有大患三：曰谬，曰拘，曰妄。孔孟的教化，正其谬，化其拘，挽其妄。在博文，约礼，主敬。博文故达，达故不谬；约礼故中，中故不拘；主敬故谦，谦故不妄。后世自诩孔孟的人，以谬益谬，以拘益拘，以妄益妄。
古今劝学者，诱以道德之精微，这是为上性之人说的，不是用来对中下之人说的。现在的学问不过是为了利而劝，为了名而修，因其所为而引导，则易入而易进。齐颜之推《家训》说：“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以来，虽百世小人，知道读《论语》《孝经》的，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的，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呢？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谚语说：“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韩退之为其侄符作《读书城南》诗说：“金璧虽重宝，费用杂贮储；学问藏之身，身在即有余。”这两种说法，最得其要。按此说固然，终当以正心术、化气质、通时务为读书之本。上性无论，即中下之受益，较名利不可同年而语矣。
古今第一妄人为吕留良。他生七年而明亡，与明原无君臣之义，不可解之节，既入本朝，甘为逸民，亦无不可。乃应试入学，是为本朝臣子矣。复为日记，丑诋本朝，以致剖棺焚尸，覆宗绝祀，谓非膏火自煎者哉！其所著书，惟批选时文，藉以讲学。其所宗仰，惟朱考亭，于六经亦不知为何物，惟知有四书。自汉唐诸儒之说，一无所睹。阎百诗尝笑吕晚邨，四书集注外不知更有何书，实深中其孤陋之病。夜郎自大，天盖名楼。天盖者，谓不履本朝之土也。其楼果不
着土而成，倚天而立者哉！妄而极愚，亦已甚矣。悍然自命为考亭以后一人，以道统自命。其无知之门徒，黏鯹逐秽，将其说纂为《天盖楼语录》，专以攻陆子静、王阳明为事。其说之偏驳矫诬，不可枚举，亦无足论。今试取二公之实行与留良较之：子静一生笃行事君诚敬，荆门军德政彪炳史册；阳明攻刘瑾，平宸濠，有大功于时。留良居下讪上，犯义干名，是陆王忠，留良不忠矣。子静、阳明守身行道，百世流芳，其父母长有余荣；留良覆宗绝祀，永载刑书，是陆王孝，留良不孝矣。不忠不孝，尚何学之讲，何道之任？况以不忠不孝之人，极力攻大忠大孝之人，灭绝天理，宜乎其遭天诛也！夫彼蚍蜉之撼，何损大贤，徒自祸耳，不可深为妄人之戒哉！至其以时文讲道，尤属可笑。斯道首戒功利，时文乃功利之尤者，摭拾浮词，附会谰说，拾火寒冰，事同儿戏，又不足责矣。
译附着于土地而形成，依靠着天空而矗立的人啊！狂妄到了极点，愚蠢到了极点，也太过分了。他悍然自命为考亭（朱熹）之后第一人，以道统的正统自居。他那些无知无识的门徒，追逐污秽，将他的言论编纂成《天盖楼语录》，专门以攻击陆子静、王阳明为事。他的学说偏颇驳杂、矫饰欺妄，不可胜数，也无需多论。现在试着拿这两位先生的实际行为与留良（吕留良）来比较：陆子静一生笃行侍奉君主、真诚恭敬，在荆门军施行的德政光辉显赫，载入史册；王阳明弹劾刘瑾，平定宸濠之乱，对当时有大功。而留良身居下位却讥讽上级，违背道义、贪求虚名，这样看来，陆王是忠臣，留良却不忠。陆子静、王阳明坚守自身、践行大道，百世流传美名，他们的父母长久享有荣耀；留良却使宗族覆灭、断绝祭祀，永远被载入刑书，这样看来，陆王是孝子，留良却不孝。不忠不孝，还有什么学问可讲，什么道义可承担？何况用不忠不孝之人，极力攻击大忠大孝之人，灭绝天理，他遭到天诛也是理所当然的！那些蚍蜉撼树般的举动，对大贤有什么损害，只是自取祸患罢了，难道不值得作为狂妄之人的警戒吗？至于他用科举时文来讲解大道，尤其可笑。这大道首先戒除功利，而时文却是功利中最严重的，搜集浮夸的言辞，附会荒谬的言论，如同以火求冰，事情如同儿戏，也就不值得责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