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书卷八

译没有士卒，就会衰败。格调，是文章的阵势；没有阵势，就会困顿。笔力，是文章的兵器；没有兵器，就会迟钝。法度，是文章的纪律；没有纪律，就会失败。尺度，是文章的礼仪；没有礼仪，就会凶险。机变，是文章的变化；没有变化，就会穷尽。趣味，是文章的鼓吹；没有鼓吹，就会沉闷。书写，是文章的蓄积；没有蓄积，就会消亡。

译文章的奥妙，全在于以无厚入有间。

文章有两种妙处，叫做奇，叫做拗。拗而和谐，是拗中最好的；奇而稳妥，是奇中真正的。不和谐不稳妥，不值一笑。

在平实中求奇，在寻常中求拗。

文章必须在平实之中蕴含深奥峭拔的意致，平实的是理，深奥峭拔的是笔。不平不实，理就不足；不奥不峭，笔就不足。

十三经的文章，是平实与深奥峭拔兼备的。从庄周、列御寇等诸子到北宋大家，深奥峭拔有余，平实不足；南宋以后，平实有余，深奥峭拔不足。这是古今文章的一大界限。

十三经的语言尽极神奇，只有《论语》在极平淡中透出神奇，所以能笼罩一切。庄子说万物是一体的，臭腐化为神奇，神奇又化为臭腐。文章也是如此。读古人的书，是臭腐；写成自己的文章，是神奇。食古不化，终究是臭腐，即使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文章的理法容易掌握，才情难以具备；将才情运用在理法之中，尤其困难。理法可以人为努力，才情必须依靠天赋。放纵才情而又兼顾理法，那么天分与人力都达到最优，文章事业就达到了极致。古今只有几个人而已，一个人只有几篇而已。

古今有三种语言：至人的至语，快人的快语，妙人的妙语。各种经书多至语，各种史书多快语，各种子书和文集多妙语。

古人写文章，有特意创造的句子，有沿袭习用的句子。这两者不可偏废。特意创造中必须有沿袭习用的根基作为依托。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沿袭习用中必须有特意创造的领悟存在。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温故知新”。

文章有两种妙处，一是披开遮蔽引导窍穴，寻找虚无追逐细微；一是指明事物类比情感，坚实光亮切中回响。

诗文必须有一段精气盘结、不可磨灭的地方，才能自成一家，流传久远。

文章贵在周密，在于理而不在于辞藻。前人的文章，妙在不周密，而周密反而体现在意言之外。后人的文章，弊病在于太周密，而周密反而欠缺在意言之中。《史记》《汉书》的优劣，在此之后世史书越来越差，正是这个缘故。

人有中行、狂狷、乡原、鄙夫等几类，文章也是如此。

经史子集，好比谷物；讲学、考据等书，好比舂谷成米；古今诗文，好比蒸米做饭；诗文的声音采色，好比酒醴肴馔。

夏云之所以多奇峰，是因为乘着阳气旺盛。气盛则变化嵯峨，千汇万状，随势涌出，而无法比拟。文章也是如此。

初学写文章，有两个要点，叫做法，叫做笔。法好比阵势，必须通过练习而熟练；笔好比兵器，必须通过锤炼而精良。等到既熟练又精良，兵器可以忘记阵势，阵势可以忘记兵器，左旋右抽，无不中的。所以说：文章写成法则确立，意到笔随。

意到笔随，意尽而止；文章写成法则确立，法与意融合。

过分追求简捷，那么论述就不完备，而道理就不圆满；广泛征引搜寻，那么语言就多歧义，而意义反而晦涩。

乱头粗服之中，自然觉得风光，细腻也只不过是山林佳趣。天册宝典，何尝不恻恻动人？如果修饰而没有骨力，只是儿女情态罢了。

有所应有，无所应无的，是上等。补其所无，尽其所有的，是次等。有其所无，无其所有的，是下等。貌离而神即的，是上等。貌即而神即的，是次等。貌即而神离的，是下等。

文章须有介气，不可有骄气；须有和气，不可有丐气。我所见的介，不是介，只是骄罢了。我所见的和，不是和，只是丐罢了。

起笔如天外，转折如山外，收束如弦外，情在性中，趣在理中，味在书中。

用经，避腐；用史，避粗；用子，避蒙；用集，避野。

理以无枝叶为上，文以有波澜为上。枝叶，不是波澜，是理之外的闲言；波澜，不是枝叶，是文中的兴会。有人想要斩除枝叶，连波澜也一并扫除，这是自困于浅池。对人说：“这是江海的景观！”谁会相信呢？试着取六经读一读，波澜如何？无枝叶又如何？

晋以前虽然有九流，文家大约只有四种。叫古文，叫诗赋，叫注疏，叫说部。晋以后至今，则有四书文，有律诗律赋，有四六，有填词，有语录，有外卷，有佛经道藏。学问日益杂乱而文章日益卑下，难道是一方面的缘故吗？

杨用修说：“唐明皇诏书说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占诵为功，罕穷旨趣。道尽了唐人取士的弊病。进士如许浑，说宋祖刘裕有三千歌舞，至于张打油、胡钉铰，更是到了极点；明经有说尧舜为一人，班固与班孟坚为两人者。据此，那么废学的过错，不能单独归咎于四书文。既然诗赋、策论已经那样，四书文又如此，为什么呢？都是功利之心害了它。一旦属于科举，就只趋利，不能专心于学问，而卤莽灭裂的害处无穷。又天生的人才，豪杰少而凡民多，所以固陋的习气，辗转相承。”

杨用修说：“《汉书·律历志》引书说：‘先

译他的命运早已注定。」颜师古说：「这是散佚的书籍中的内容。」「秝」是古代「算」字的写法，俗儒将其改为「先算其命」，真是可笑至极。古字不可轻易改动。又如「斠若画一」，《通鉴》将其改为「较」，却不知道「斠」是校勘斗斛的意思，「较」是车耳的意思，两者的含义相差甚远。陈平虽然外表美如冠上的玉石，但他的内心未必有相应的德行。在「冠玉」后面去掉一个「耳」字，就失去了原意的旨趣。

译《谷梁传》记载，公子友对莒拏说：“我们两人互相不喜欢，士兵们有什么罪过？”于是屏退左右侍从，两人互相搏斗，公子友处于下风。左右的人喊道：“孟劳！孟劳是鲁国的宝刀。”公子友用它杀死了莒拏。《战国策》叙述荆轲刺秦王时，左右的人喊道：“大王把剑背在背上！”以及《史记》中项王愿意与汉王挑战，这些话的构思机理是相同的。

顺境之乐有三，逆境之乐有三，凭借强壮的躯干，处理天下事务，遇到知心的人，谈论惬意的话语，阅读古今典籍，获得畅快淋漓的文章，这就叫做顺。常常有小疾病产生，谨慎的念头，遇到不懂事的人，动不动就自我反省，看翻版的书籍，领悟错误的别字，这就叫做逆。我对于顺境之乐，得到一篇作文，颇为快乐。对于逆境之乐，大概得以窥见杨慎、顾炎武、阎若璩、毛奇龄、朱彝尊五位先生的渊博学识，望洋兴叹。然而就学问而言，有心得，真正知道是非，并且用极其平和公允的态度表达出来，那么就不必谦让。

天下没有无用的东西，天下没有无用的书。

李白说：“黄河从天空落下奔向东海，万里奔泻流入胸怀之间”，可以用来比喻文心的奇特；杜甫说：“将军下笔开创生面，一洗万古凡马的空洞”，可以用来比喻文品的真实；苏轼说：“当他下笔时风雨般迅疾，笔所未到气势已吞没”，可以用来比喻文气的雄健。

读书与作文必须运用“破”和“逆”，拆得开，才能合得拢。所谓在破坏中保全整体，翻得透彻，才能表达得清晰。所谓以逆取顺。

洁净精微，是文章中至高无上的境界。然而实际上不能孤立地依据它，修饰言辞、类比事物，疏朗通达、见识深远，广博平易、善良温和，这些体裁都完备了，文章才算完整。

孤峭削刻得太厉害的，必定不与福气为邻；刻画太过分的，往往与道德相违背。

天伦之顺，宫室之安，农服之适，饮膳之宜，玩好之雅，加上读书之乐，行文之快，必须立心行善，才配消受这清福。

曹丕说：“在于文章，更怕平庸陈旧，如果没有新的变化，就不能取代雄强。”确实是精辟的言论。

金朝刘祁《归潜志》说：文章各有体裁，不可互相侵犯。所以古文不宜蹈袭前人的成语，应当以奇异自强。骈文适宜使用前人的成语，又不宜生涩求异。”

有人说：“为什么骈文不如散体？”回答说：“这是天工与人巧的区别。”试看云霞的变化，山川的奇势，树木的瑰丽形状，没有一样的，而归于不可方物，这是散体的模范。这是天工，如果骈文的体裁，不是所比拟的。人巧，怎能与之相比？然而有云构的自然，不可没有栋宇的庇荫，骈文应世的文字，怎么可以废除呢？

杨慎说：“宋朝大中祥符年间，注辇国入贡的表辞对偶华丽，当时的天书尚且可以人为，何况外夷的表文呢？”据此，知道凡是外国文字多属于中国假托，被杨慎慧眼勘破。

《曲洧旧闻》记载，作为帅守，继承父祖曾经居住的地方，穿着他们的衣冠，以此为荣事。欧阳棐（字叔弼）任蔡州知州，是他父亲欧阳修（文忠公）曾经治理过的地方。他给宰相执政的谢启说：“只有近辅的名邦，确实是先人的旧治。高城没有改变，自己怀疑是华表的回归；老吏几乎没有，还守着朱门的旧迹。追怀今昔，加倍剧烈地悲欣。”翟公巽任会稽太守，是他父亲翟思曾经治理过的地方。他的谢表说：“朱邑世代继承，还有奉尝的旧例；恬侯家法，自怜孝谨的衰微。”都是说的这个意思。

元丰年间，四明唱和诗序说：“惭愧不是白雪之词，就效仿青唇之唱。”赵元考说“青唇”指妇人，见于小说。章惇被贬，钱勰起草词说：“硁硁无大臣之体，鞅鞅非少主之臣。”章惇非常怨恨他。绍圣初年，章惇被召回拜为首相，曾布起草诏书说：“有赤舄几几，对南山；岩岩，士夫戏语。”说：“现在则几几岩岩，过去为何硁硁鞅鞅？”钱勰被贬知池州。苏轼有云：“横费之财，还可以用力弥补；既死之民，不可以复生。”真正保全国家的人，是药石般的言论。孔平仲任陕西提刑谢表说：“吕刑三千，人命所系；秦关百二，地望匪轻。”晁补之称之为光前绝后。韩师朴内徙谢表说：“转徙风波，独在于近地；归还里闬，最早于他人。”皇上读此说：“我固然怜悯忠彦，忠彦也自知我。”无尽居士被召回谢表说：“三年去国，门前之雀可罗；一日还朝，屋上之乌亦好。”当时传诵，也不免被有识之士窥破。

《宋贤事汇》《孙宣公奭致仕》语：“客人说：乐以忘忧，自得古人之志；歌而鼓缶，不兴大耋之嗟。公始终全德，近世少比。”又诏起范宣忠公镇守，公辞说：“六十三而求去，盖已引年；七十九而复来，岂云中礼？”

《池北偶谈》说：名非霸越，乘舟难效于陶朱，志切投秦，出境遂称于张禄，这是郑准复姓表。见《钓矶立谈》范文正全袭其语，又《蜀梼杌》范禹偁冒姓张复姓，启昔年上策，偶标张禄之名，今日故园复作范睢之裔。在文正之前引用尤切

译《耆旧续闻》记载，曾元丰代替当时的宰相撰写《秋宴乐语》，其中颂扬圣德的一联写道：“惟天为大，荡荡乎无能名焉；如日之升，皜皜乎不可尚已。”在座的宾客都击节赞赏。书中又说：“苏东坡十岁时，模仿欧阳修谢对衣金带马的表文，其中有句：‘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老苏苏洵笑着说：‘这孩子将来应当能自己运用这些典故。’后来苏东坡被召入翰林院，在谢表中，各自增加了‘枯羸之质，敛退之心’这两句。”

译又说：“洪迈在起草亲征诏书时说：‘只有天与祖宗，才共同扶持着基业；有百姓有国家，怎敢自甘于安逸享乐？’又说：‘岁星降临吴地分野，注定成就淝水之战的功勋；敌兵数量倍于晋军，可以决断韩原之战。’又檄文说：‘为刘氏祖先辩护，饱闻思念汉朝的忠诚；等待商汤东征，必定慰藉殷商遗民的期望。’汪藻在恢复王绹官职的制书中说：‘圣人的心，如同权衡一样公正，法律没有私心；君子的过错，如同日食月食，人人都看得见。’靖康二年，皇太后手诏说：‘汉朝的厄运历经十世，应当像光武帝那样中兴；献公有九个儿子，只有重耳还在。’

杨慎说：‘宋人在书信中自叙说：‘本性昏昧质朴，只是木讷。’范晔《后汉书》序中说：‘枣膏昏蒙’，语本于此。’

又说：宋廷追赠鄂王岳飞谥号忠武。文中提到李广将军口不出辞，闻者流涕；蔺相如身虽已死，凛然犹生等等。现在仍沿用武穆之称，那是以前的谥号。应当以忠武为正谥。

近日学者对于董仲舒、王通的书，未曾开卷；即使是韩愈的文章，也如同隔着一层膜。只是抄袭宋儒苛刻的议论，随声附和地诋斥。至于陆九渊的学问，更是未曾梦见。有人说他遗弃问学，就说‘遗弃问学’；有人说他崇尚顿悟，就说‘崇尚顿悟’。其实陆九渊的书都在，何曾有这两点？一只狗对着影子叫，百只狗跟着叫，混为一谈，牢不可破。这种策略，只好当作梦话听罢了。乙未年六月十三日，为儿辈点定《李礼理学策书》于此。

徐渭为胡宗宪给严嵩写信，其中有说：‘了解我如同生养我，更加证明古语不虚；感恩想要报恩，奈何昊天无极？人品扫地了。’

明末流寇的檄文说：‘君主并非非常孤立，但蒙蔽常多；臣子尽行私比结党，而公忠极少；狱囚累累，士人没有报礼之心；征敛重重，百姓有同归于尽的怨恨。’《三冈志略》记载：‘为周钟降贼写文章，沈确士曾辩白过。’有人传黎志升为贼草檄，罪无可逭，然而他的话未尝不是当日切中弊病。唉！也可慨叹了。

成周盛世，卿大夫三年大比，考察他们的德行、道义、才艺，举荐贤能者，以礼相待，于是向君王进献贤能者的名册。后世的乡举之名，大概出于此。然而所谓考察，乃是就平日而言，岂能就一天的长短，任一个人的取舍呢？又何况被取者不一定长，而被弃者不一定短。

《王制》说：‘升于司徒的称为选士，司徒评定选士中的优秀者而升入学宫，称为俊士。现在的贡生类似这样。升于司徒的不征于乡，升入学宫的不征于司徒。称为造士，现在的举人类似这样。大乐正评定造士中的优秀者报告给君王，而升于司马，称为进士。现在仍沿用其名，然而名同而实不同。’

唐代杨绾上疏说：古代选拔士人，必定取品行实绩。自从隋炀帝始设进士科，还只试策论而已。到高宗时，进士加试杂文，明经加试帖括，从此成为习俗。公卿以此对待士人，长老以此训导儿子。那些明经则背诵帖括以侥幸，又令举人投牒自应。如此想要他们返璞归真，崇尚廉让，怎么可能呢？请设置孝廉科，令县令选取仁德著于乡间、学问通晓经术者荐举。按后世科举之法，已不可尽废；乡举里选，已不可专行。如杨绾之议，令州县兼举品行实绩，仍严加滥举之罚，厚赏得举之赏，或许也是得人的方法之一。

《曲洧旧闻》[朱弁少章]说：科举自罢诗赋以后，士人趋时好，专以三经义为快捷方式。不仅不观史，而且于所习经外，其他经及诸子无复有读之者，故于古今人物及治乱兴衰之迹，亦漫不省。元佑初，有举人程文说：‘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与定陵时省试举子于帘前请说：‘尧舜是一事，是两事？’同样可笑。按宋时已如此，自明以四书文取士，不通今古者，更如恒河沙矣。

庄子说：‘自大视细者，不明；自细视大者，不尽。此古今文、古律诗所以难兼美也。’

事兼束缚与驰骤，依样葫芦，岂薄技？譬如拈题作时文，一缕脉萦，微妙旨，多少诗古文辞家，掉头弗屑，挂牙齿。一朝执笔，就绳墨，泛驾跅弛，不成理。乃知传神阿堵中，惨淡匠心，几生死。赵云崧赠写照，沈锦诗云尔。古今文界画，譬诸杂画与写真，最确。

古文之道博，而其弊也杂；四书文之道精，而其弊也空。救空惟字字寻来历，则必周览羣书；语语求包罗，则必穷究事变，而以精运博，亦古文之支流也。有明诸大家及本朝熊、刘、李、方之徒，庶几焉，亦无憾于为四书文矣。至昧者为之，既不能精，而适得乎空。或曰：‘彼满纸经语，何空也？’呜呼，此其所以不精而空也。盖于本文

译那些文章的脉络神理，让人如坠云雾；而所引用的经文，又是从稗官野史中贩运而来，杂乱拼凑，臃肿不堪。这就像患伤寒的病人，阳明经里满是燥屎，如果不大力攻下，疾病就不会痊愈；攻下之后，只剩下一具瘦弱皮囊，难道不是空虚无物到了极点吗？再说三代以后的事迹，既然用口气来限制，恰好迎合庸俗鄙陋之人，他们束书不观，即使看了，心源也闭塞不通，起初不知道圣经典籍的语言包罗万古，都包含这类事实，所持之论没有根据，所言内容没有实质，更是空疏到了极点。时文让人荒废学业，难道是苛刻的议论吗？然而说学习四书文的人一定没有扶危定变的人才，则是不可以的。明朝的于谦、王阳明、张居正，不都是学习四书文的人吗？如果让他们充分发挥才能，哪里比得上古人？大概用言辞来选拔人才，实在没有好办法。舒元舆论及贡生说：“看现在的八股文和律诗，都是偷拆经书语句，侮辱圣人之言，才知道他们不是圣人的门徒。”苏东坡议论学校贡举说：“从文章的角度来说，策论有用，诗赋无益；从政事的角度来说，诗赋和策论都无益了。虽然知道它们无用，但从祖宗以来没有废除的，是因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罢了。”又说：“近世士人编纂经史类别，辑录时务，叫做策括待问，条目搜求几乎殆尽，临时剽窃篡改，首尾用来迷惑考官，考官不能辨别。而且他们写文章，没有规矩准绳，所以学起来容易成功；没有声律对偶的要求，所以考核难以精审。”又说：“人才有定分，施加于政事，能否自然显现。现在进士日夜研读经传子史，贯通驰骋，可以说博学了，至于处理政事，何曾用到其中一二？回头看旧学，认为是虚器。”论述得很详细了，就是王安石所说的“困天下于无补之学”，从现在来看，也不仅仅是这一种情况。至于四书文大家，也有不检点的地方，比如“曲肱而枕”读作上声，“皋陶为士”误作“士师”之类（明人对典制，一体实在疏漏，但这无损其他优点）。阎若璩拈定发议，大肆诋毁各家，然而让他与各家较量技艺，难道不会断胸绝颈吗？况且士师的错误，始于唐人，宋代蔡沈混入书传，又不能单独归罪于四书文。四书文与古文气脉相连，大家必定以古文的格局来写。其实古文难而易，四书文易而难。古文如果没有深厚的根基、坚强的笔力，不能写出一个字，所以难；可以我行我法，则易。四书文虽然村学究可以敷衍成篇，所以易；如果不是在圣学上实有所得，高才博辨，总没有对的地方，则难。要知道四书文可以废除，古文必不可废，这是不变的论断。

译乾隆九年，大学士鄂尔泰等人恭敬地奏报：共同商议舒赫德恭敬筹划选拔人才方法的奏折，据称当今的时文空谈，不适合实际应用等等。恭敬地考察：选拔人才的方法，夏商周三代以上出自学校，汉代以后出自科举。科举的方法，每个朝代不同，但从明朝到现在都出自时艺。三代崇尚道德，汉代的制度接近古制，终究不能恢复古制。从汉代以后，历代变法不一，等到最终实施时，没有不出现弊端的。九品中正制的弊端，毁誉出自一人之口，以至于贤愚不分，门第高低相争，刘毅所说的“下品没有高门，上品没有寒士”就是这种情况。科举制的弊端，诗赋只崇尚浮华，完全没有实用；明经专事记忆背诵，而文义不通。唐代赵匡举所说的“学习的不是所用的，所用的不是所学的，当官的很少有称职的官吏”就是这种情况。时艺的弊端，就是现在舒赫德所奏报的情况。时艺选拔人才，从明朝到现在，将近四百年，长久知道它的弊端却坚守不变，不是不想改变，实在是因为改变后没有好方法来善后，而且就此要求它实际，也未尝不适用于实用，不能一概指责。时艺所论述的，都是孔孟的真正传承，精微深奥的宗旨，没有不深明书理而能称为佳文的。现在只看到世上腐烂抄袭，认为无用，不知道各位大家都深入探究，耗尽智慧精力，几乎对圣贤的义理心领神会，融会贯通，然后参考经史子集来发扬其光华，规范于规矩准绳来严密其法度，然后才称为文。虽然说是小技，但文武干练，英伟特达的人才，未尝不出自其中。至于奸邪之人，迂腐懦弱之士，本于性格形成，即使不擅长文章，也不能避免，不能归咎于时艺。如果现在抄袭腐烂，是事情久了产生弊端，不想尽力挽回末流的过失，反而指责制定方法的浅薄，不是太过分了吗？一定要改变现在的治理，实行古代的制度，那么将治理宫室，供养游士，百里之内设置官吏老师，狱讼在这里听审，军旅在这里谋划。又将简选不遵从教化的人，放逐到远方，终身不齿，这难道不是徒然纷扰而不可行吗？又何况人心不古，上面以实际要求，下面以名声应付，提倡孝道则必然有割股庐墓来邀名的人；提倡廉洁则必然有恶衣菲食，敝车羸马来装饰节操的人；互相效仿虚伪，弊端尤其繁多。近日所举荐的孝廉方正，曾不如庸人，又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不大加更改，仍然不过是在语言文字之间寻求，那么论策、现在所见行的、诗赋也未尝废除。至于口问经义、背诵疏文，如古代所说的帖括，又仅可资记忆背诵，而在文义上多致面墙。其余如三传、科史、科名、法书、学算学、崇文、宏文生等，或者驳杂纷乱，或者偏长曲技，尤其不足以尊崇圣学而激励真才。那么不如惩戒循名之失，寻求责实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补救才是得当的。然而这也只是就文学而言罢了，至于人的贤愚能否，有不是文字所能决定的，立法取士不过如此，而治乱盛衰初不由此，无需更张定制。

沈碻士说：“八股兴起，而古学废弃。有人问以经史，而瞪眼不识何语。然而这些人往往考取科第，而去枕经葄史的人，湮郁以终。虽然，一耽浮华，一探阃奥。古人有云：‘各从所好。’士之轻一时、志千古者，尚坚其志哉？或者讥讽时文家拘守宋儒者，如入桃花源，不复知有汉，无论魏晋，可谓雅谑。”

天下的事物，最俗的莫过于钱，而最利的莫过于钱。古今的文章，最俗的莫过于时文，而最利的莫过于时文。这是乾坤二圈，昏浊者溺入钱圈，即清明者亦难出时文圈也。其实二圈实一圈，殆如太极生两仪乎？

言之可共守而乐传者，必其简易者也。如科举所行的《易》，朱子本义《书》，蔡沈集传《诗》，朱集传《礼》，陈澔集说，其倍谬可笑者甚多，然众守之而不废者，为其简也。汉注唐疏，精详不啻十倍，而人不观，为其烦也。即四书朱注之盛行，亦简之故也。简有得有失。

本朝御纂各经详明完美，而不责人以必从，所以宽待中材也。有志之士，本注疏之精详者，发为文章，售者不胜枚举，何尝以异于朱注而遭屏哉？

方望溪以明人多死节者，归于读朱子集注之功。当日有菜佣汤之琼及乞丐死节者，岂读集注者耶？李岩、牛金星以举人从贼，生员之开城迎降者比比而有，非读集注者耶？偏袒者议论之愚，而可笑甚矣哉！

《池北偶谈》我曾见一布衣有诗名者，其诗多格格不达，以问汪钝翁。汪云：“此坐未尝解为时文耳，故理路终不分明。”王恽《玉堂嘉话》：“鹿庵先生曰：‘作文字当从科举中来，不然汗漫披猖，是出入不由户也。’”按袁简斋说，

译也应当这样。聪明高明的人不可不知道。

译欧阳修在写给乐秀才的信中说：“时文虽然浮华巧饰，但写起来功夫也不容易。我天资不好，却勉强去写，所以比起当时其他人写的，尤其不精巧。然而已经足以凭此获取俸禄官职并窃取名誉，这是因为顺应时势的缘故。”看这些话，就不奇怪现在专门研读科举墨卷的人了。

古文的气势，应当粗犷而刚健；时文则应当剔除粗犷进入细致，锤炼刚健化为柔和。所以时文兴起，古文就衰废了。

轻视经学的人妄自尊大，推崇时文的人愚蠢。

经学可以涵盖科举，科举必定不能穷尽经学。

经、史、子、集，好比五谷；时文，好比米汤。每天从事于时文，而忘记经史子集的人，好比用米汤代替五谷。

读书原本是为了明晓义理、转化气质、通达时务而设立的，诗文是末节罢了。然而就文艺而言，正可以作为读书的方法：如学习古文，就通过古文来贯通群书；学习诗赋，就通过诗赋来贯通群书；即使是八股文，也没有不可贯通的。但必须以明晓义理、转化气质、通达时务为主，文艺只是它所借用的途径罢了。这是本末一贯的学问，专门为了学习时文应付科举而读书，这好比吃饭从脊梁骨上过去（毫无益处）。

四书文体高明的人多钻研它，如阎若璩、毛奇龄、朱彝尊，是最著名的。然而仔细思考，况且我曾想，古文也不被禁止。如果说本源于《尚书》，从句法论，整句仍是四六体的格式，散句仍是古文的格式。总之，论学与不学，读书与不读书，有心得与无心得，文体不是它的毛病。

讥讽文人的人说：像水獭祭祀一样罗列典故，说生搬硬套，说偷拆经书语句，说从集中窃取，说拼凑小文，说像小贩一样贩卖得来。然而这些都是不可少的，只是必须有根本来贯通它们罢了。那根本也就是明理而已。理明则辞达，而意思主宰它，笔力运使它，机锋宣示它，声调和谐它。那么所谓罗列典故、生搬硬套、偷拆、贩卖之类，都好比金银铜铁融化在洪炉中，铸造鼎来象征万物而拿出来，不见其为金银铜铁，只见其为完整浑厚、精纯莹润的一只鼎。那么理，就是文的鼎。从偷拆经书语句而提炼它，就是韩愈约取六经旨意而成文。从集中窃取而提炼它，就是韩愈编纂言论必提取其要点，记载史事必钩出其本源。希望世上作文的人，不要被古人的大话所欺骗，而不得其方法。至于专门以罗列典故为事，而不求明理，则终于成为琐碎俗学的罢了。虽然多又有什么用呢？读书作文以领悟为上，无所领悟，虽然十年八年，归于无益；有所领悟，虽然一刻两刻，可以有功。

阎若璩说从古文章体裁没有代替他人说话的，始于元代的套曲，四书文体类似这样。袁枚也说时文像优伶演戏，谗言像伯寮，恶行像阳虎，也将代替他们的语言。以我论之，《尚书》中“王若曰”就是代替人说话；《毛诗》中“我以为君”、“我以为兄”之类，也是代替人的说话。由此推之，历代的制诰，以及史官记录，都是代替人说话的体裁。古诗如《焦仲卿妻》一篇，代替诗人说话。何说起始于套曲？至于代替伯寮之类，左史记小人的话，备极详尽，也是铸造鼎来象征奸恶的意思。时文可议之处，在于空疏与庸滥，不在于代替人说话。

时文的益处有十种：借此通晓四书以明义理，一；读经以求根本，二；读史以悉知情势变化，三；读诸子以增长笔力，四；学古文以确立框架，五；考辨诸儒论说的得失，六；可以熟习天理人情，七；可以反省自身修养，八；被时世所用，先凭此拜献，辅佐君主恩泽百姓，九；光耀祖宗，荫庇子孙，十。时文的害处也有十种：腹中无书卷，游谈无根底，不知古今，空疏蒙昧，一；读书来不及详细考辨源委，信手填写，文义不通，二；逐渐沾染庸俗腔调，渗入诗古文，面目皆庸俗，如同油入面，不可洗刷，三；拘泥于宋儒一偏之说，使圣贤精义埋没深渊，四；明知宋儒的弊端，诱于利禄，强为偏袒，尤其败坏心术，五；经书本赖七十二子而成，堕入宋儒恶习，极口诋斥诸贤，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六；自明至今，数百年陈言剿袭，架屋迭床，已成败腐，七；专门当作语言文字看待，忘却身心为何物，静言庸违，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八；一陷入高头讲章，腐烂考墨窠臼，不知人情世务为何，竟成废物，九；以仁义道德之说为徇私利己之谋，侥幸得仕，误尽苍生，十。

壬辰年孟冬望日，直到仲冬朔日，冒着寒冷排纂，完成此篇与所著《经学质疑录》《读易类纪》及《警书》相为表里，未必不是学术的权衡。重甫跋。

我游历四方，此册不离左右，称心的就记录下来。甲午年，从吴瀹斋学使幕中回到家乡，重新编校一遍。博洽不及前人，杂考诸编，平允敢自信焉。有人说：“你的理解多得益于朱文公，文学多得益于韩、苏诸公，都不忌讳

译它的短处，是什么呢？”回答说：“这正是它之所以公正的原因。”《诗经》不也说吗：“园中有檀树，树下长着枯叶。”《礼记》不也说吗：“喜爱一个人而能了解他的缺点。”榆邨又认识到这一点。

译先父著述三十二种，都是他一生精力的凝聚。其中他特别注重的，是《易象通义》《质疑录》《读书比事》《警书》《读史剩言》《文钞》《诗钞》《诗话》《诗家隅见》《楚诗心赏集》直到《平书》这八卷，也是他朝夕不离左右的。他曾因为论述事情平正公允，自信这些并非他特别注重的吗？道光己酉年洪水成灾，是亘古未有的，房屋几乎被冲毁殆尽，书籍竭力抢救出来，不知耗费了多少心力经营。《易象通义》以及诗文钞等书，我寄存在各处，常随身携带《边平书》及《诗话》等编，存在二弟本征那里。咸丰甲寅年粤匪在楚省肆虐，蔓延几乎遍及全省，穷乡僻壤无处不受骚扰。二弟侨居在垧冢地，靠近皂市这个财富聚集区，贼匪聚集尤其众多，肆意骚扰几乎没有一天停歇，烽火警讯频繁。躲避贼匪时，我携带书籍藏在赵家场的赵氏祖祠中。事平之后，二弟前去取书，当时赵永吉在祠中从事蒙童教育，其他书籍丢失的还少，《平书》则前四卷仅存，后四卷却无影无踪了。委托赵永吉代为寻找，恰逢他大醉之后，双方大相龃龉。后来委托友人代为寻找，音信杳然。乙卯年春天贼匪再次骚扰楚地，奔走不暇，无暇顾及书籍。到了丙辰年，我寄居在李采珊学博的书斋，知道《平书》残缺如同骨鲠在喉，并非没有委托他人代为寻求，最终还是得不到。中秋之后，我与一弟本支带着《平书》前册奔向赵祠，打算委托人彻底寻找，广泛张贴招帖，许诺丰厚的酬谢，希望必定能找回。然而事情已经过去三年，能否得到还不可知。等到到达赵祠，赵永吉仍然在那里从事蒙童教育，一见如故，礼节隆重，情意融洽，与先前醉酒时的样子先后判若两人。谈到《平书》，他已经代为找到了。我喜出望外，不亚于天外得来璧返，赵廷珠还合浦，难道还有比这更幸运的吗？比起己酉年奇水所漂没的，不知要珍贵几千万倍；比起数年粤匪所焚毁的，不知要珍贵几亿万倍。凭借这残存的书籍历经劫难而无恙，而且失去三年后复归原主，古人说典守者是子孙，呵护者是鬼神，如果不是鬼神呵护，我不相信。负责典守的人，哪里可以稍有懈怠呢？前四卷我在三伏天课徒的闲暇，挥汗疾书，不论字体的工拙，已经抄成了副本。现在打算将下四卷也抄全，恰逢有大梁之游，饥驱奔走不能自如，于是嘱咐二弟、三弟各抄一卷。侄子业干诗学颇有可观，深深信服《平书》议论的公允，因此请他代抄一卷。希望尽快完成，合成全帙，与原本分置两处，以待将来校刊。虽然不知道这个愿望能否实现，姑且保存两帙，或许不至于全部丢失。记下这些，更使子孙知道如何保守。咸丰六年，岁次丙辰，八月二十五日，本祖谨识于李氏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