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书卷七
，仍多得于汉人。
幼读《左传》，楚伐随，军于汉淮之闲[桓八年]疑其与淮何涉？后乃知随州大洪山绵亘数百里，阳为汉水，阴为桐柏，淮水所出，盖军于大洪也。
译仍然大多从汉人那里获得。
小时候读《左传》，看到楚国攻打随国，军队驻扎在汉水与淮水之间[桓公八年]，我怀疑这跟淮水有什么关系？后来才知道随州的大洪山绵延数百里，南面是汉水，北面是桐柏山，淮水发源于此，原来军队是驻扎在大洪山一带。
池北偶谈：刘知几曰：“叙事之工，以简为主。左氏记晋平公饮酒，几三四十言；檀弓只以十七字尽之。云‘子卯不乐，知悼子在堂’，斯其为子卯也大矣。语益简，味益长，可为文章之法。”
左传》赵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后人改本为「崇急，秦必救之」，只倒一字，便有古今之别。
古人用字，上下不嫌同辞，如《左传[文十四年]周公将与王孙苏讼于晋，王叛，王孙苏之类是也。或谓之奇，或谓之谬，皆枉。又定公九年，东郭书让登，本先登而谓之让，亦与后人用字不同处。
公羊庄公十三年，曹子手剑而从之。管子进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坏压境，君不图与？”管子曰：“然则君将何求？”曹子曰：“愿请汶阳之田。”管子顾曰：“君许诺一字不着。”庄公、桓公而庄公之怯懦，桓公之卒愕，如见公谷叙事胜于左传处，不一而足。
左传·哀二十四年》是躗言也。注：躗，过也。疏：躗，伪不信也。躗，音卫。
杨升庵曰：「左传公若谓圉人曰：『尔欲吴王我乎』？三国志：『欲曹爽我乎』？宋人奏议云：『是欲刘豫我也』。皆祖左传句法。」
晋语·夷吾私于公子絷曰：「君实有郡县，郡县之名始此。」
琴操》载齐思革子、石文子、叔愆子往楚事，与羊角哀、左伯桃事酷类，大抵秦汉记载多一事而异名者。
据《管子》，管仲先鲍叔死；据《说苑》，鲍叔先管仲死。诸子之说，抵牾多如此。
管子·小匡篇》：“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秀才之名始见于此。杨升庵谓始于赵武灵王论胡服，俗辟民贼，是吴越无秀才语，不知管已先之矣。升庵又谓再见于贾谊传，六朝遂以为取士之科云。
杨用修曰：「古文语多倒。管子曰：『耶？』言伐莒者，汉书中行说曰：『必我也。』为汉患者，按惟倒为峭，惟峭为妙。」
苏子由《古今家诫序》引《老子》：“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今《老子》“无俭故能广”语，可与孟子“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相参。
老子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此类语乃五经中精语。
杨用修曰：「文子引老子『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汉儒取入《礼记》，遂为经矣。」
老子谓：“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按：无恶则善不显，势也。然有仁义，大道不废矣；有孝慈，六亲可和矣；有忠臣，国家可不昏乱矣。是惟恐仁义、孝慈、忠臣之不多也。老子之意，则欲并仁义、孝慈、忠臣而去之。恶疾废药，恶饥废食，其不达亦甚矣。
老子谓：“绝圣去智，绝仁去义，绝巧去利。”按：不但圣智仁义不可去，即巧利亦不可去也。巧利而导之于正，安往非圣智仁义哉？
老庄之意，欲天下归于浑噩，一成为榛榛狉狉之世，而后谓之道德。不但理有所下可，势亦有所不能矣。何其不达也！
墨子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是似影也。处则静，呼则应。是似响也。按，此譬人臣之容悦者，乡原鄙夫，墨子之所不为也。
列子、墨之徒谓杨之徒曰：「以子之言问老聃、关尹，则子言当矣；以吾之言问大禹、墨翟，则吾言当矣。」可见二氏之所托矣。
墨之托禹，昭其俭也。然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而墨主于薄葬。夫俭，美德也。少差，而且流于墨，况其它乎？
传谓史角往鲁，始有墨翟之学。墨之为墨，亦旧矣哉！
孟子为后世文章之祖，上孟如五岳，高明广大，气象万千；中孟如潇湘、武夷，曲折入胜；下孟如蚕丛、鸟道，险绝幽深。唐宋八家，无不取径于此，而各成其面目。人之嗜好有不可解者，李泰伯不爱孟子，欧阳公不爱杜诗，王半山不爱李诗，皆不可为训。
列子载杨之徒攻为仁义者有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齐鲁之间，同师而学仁义之道。其父问之，伯曰：仁义使我爱身而后名；仲曰：仁义使我杀身以成名；叔曰：仁义使我名身并全。彼三术相反而同出于儒。」按此盖讥儒之多歧也。夫
译《池北偶谈》：刘知几说：“叙事的高明，以简洁为主。《左传》记载晋平公饮酒，用了将近三四十个字；《檀弓》只用十七个字就概括完了。说‘子卯不乐，知悼子在堂’，这其中的意味深长极了。语言越简洁，韵味越悠长，可以作为写文章的法度。”
《左传》赵穿说：“我侵犯崇国，秦国紧急，崇国必定来救。”后来的人改本子为“崇国紧急，秦国必定来救它”，只颠倒了一个字，便有了古今的区别。
古人用字，上下不忌讳相同的词语，如《左传》（文公十四年）“周公将与王孙苏讼于晋，王叛，王孙苏”之类就是如此。有人称之为奇特，有人称之为错误，都是冤枉的。又如定公九年，东郭书让登，本来是先登却称之为让，这也与后人用字不同。
《公羊传》庄公十三年，曹子手拿着剑跟随着他。管子进言说：“您想求什么呢？”曹子说：“城墙毁坏逼近边境，您不打算应对吗？”管子说：“那么您将求什么呢？”曹子说：“希望请求汶阳的田地。”管子回头说：“您许诺一个字也没有。”庄公、桓公而庄公的怯懦，桓公的惊愕，如同亲眼所见。《公羊传》《谷梁传》叙事胜过《左传》的地方，不一而足。
《左传·哀公二十四年》“是躗言也”。注：躗，过错。疏：躗，虚伪不真实。躗，音卫。
杨升庵说：“《左传》公若对圉人说：‘你想让我像吴王那样吗？’《三国志》：‘你想让我像曹爽那样吗？’宋人奏议说：‘这是想让我像刘豫那样吗？’都源自《左传》的句法。”
《晋语》夷吾私下对公子絷说：“您确实有郡县，郡县之名始于这里。”
《琴操》记载齐思革子、石文子、叔愆子前往楚国的事情，与羊角哀、左伯桃的事情非常相似，大概秦汉记载多有一事而异名的情况。
根据《管子》，管仲先于鲍叔牙死；根据《说苑》，鲍叔牙先于管仲死。诸子的说法，抵触矛盾大多如此。
《管子·小匡篇》：“质朴野性而不邪恶，那些才能出众能成为士人的，就足以依靠了。”秀才之名始见于此。杨升庵说始于赵武灵王论胡服，俗辟民贼，是吴越无秀才语，不知道管仲已经先于他们了。升庵又说再见于贾谊传，六朝于是把它作为取士的科目。
杨用修说：“古文语多倒装。《管子》说：‘耶？’说伐莒的，汉书中中行说曰：‘必我也。’为汉患的，按只有倒装才峻峭，只有峻峭才奇妙。”
苏子由《古今家诫序》引《老子》：“慈故能勇，俭故能广。”现在《老子》“无俭故能广”语，可与孟子“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相参证。
《老子》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此类语乃五经中精语。
杨用修说：“《文子》引《老子》‘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汉儒取入《礼记》，遂为经矣。”
《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按：没有恶则善不显，这是势态。然而有仁义，大道不废了；有孝慈，六亲可和了；有忠臣，国家可不昏乱了。这是惟恐仁义、孝慈、忠臣不多。老子的意思，则想要连同仁义、孝慈、忠臣一起去掉。厌恶疾病而废弃药物，厌恶饥饿而废弃食物，他的不通达也太严重了。
《老子》说：“绝圣去智，绝仁去义，绝巧去利。”按：不但圣智仁义不可去掉，即使巧利也不可去掉。巧利而引导到正道，哪里不是圣智仁义呢？
老庄的意思，想要天下归于浑噩，一成为榛榛狉狉之世，而后称之为道德。不但理有所不可，势亦有所不能。何其不通达啊！
《墨子》令之俯，则俯；令之仰，则仰。这像影子一样。处则静，呼则应。这像回声一样。按，这是比喻人臣的容悦者，乡原鄙夫，是墨子所不做的。
《列子》、墨之徒谓杨之徒曰：“以子之言问老聃、关尹，则子言当矣；以吾之言问大禹、墨翟，则吾言当矣。”可见二氏之所托矣。
墨之托禹，昭其俭也。然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而墨主于薄葬。夫俭，美德也。少差，而且流于墨，况其它乎？
传谓史角往鲁，始有墨翟之学。墨之为墨，亦旧矣哉！
孟子为后世文章之祖，上孟如五岳，高明广大，气象万千；中孟如潇湘、武夷，曲折入胜；下孟如蚕丛、鸟道，险绝幽深。唐宋八家，无不取径于此，而各成其面目。人之嗜好有不可解者，李泰伯不爱孟子，欧阳公不爱杜诗，王半山不爱李诗，皆不可为训。
《列子》载杨之徒攻为仁义者有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齐鲁之间，同师而学仁义之道。其父问之，伯曰：仁义使我爱身而后名；仲曰：仁义使我杀身以成名；叔曰：仁义使我名身并全。彼三术相反而同出于儒。”按此盖讥儒之多歧也。夫
爱身而后名者，仁义之明哲保身也；杀身以成名者，仁义之致命遂志也；名身并全者，仁义之得位乘时也。穷达皆宜，殀寿不贰，此仁义所以为美也。今各执一端以穷之，徒见其诐淫邪遁而已矣。
译爱惜生命而后求取名声的人，是仁义中明智地保全自身的表现；牺牲生命以成就名声的人，是仁义中献出生命以实现志向的表现；名声与生命都能保全的人，是仁义中因身处高位、顺应时势而得到的表现。无论困厄还是显达都适宜，短命还是长寿都不改变节操，这就是仁义之所以美好的原因。现在人们各自偏执一端去探究它，只能看到那些偏颇、邪僻、诡辩的言论罢了。
列子·说符篇》：“鲍氏子对田氏曰：‘天地万物与我并生者也，类无贵贱，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人取可食者而食之，岂天本为人生之？是蚊蚋噆肤，虎狼食肉，岂天本为蚁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按此已开佛氏戒杀之渐，谓类无贵贱，是其昧也，非先王中正之道，然可以警暴殄天物者。”
列子：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辞归。青饯之，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谭乃请还，卒业。按此与成连海上，伯牙谓先生将移我情者，同一深远矣。
列子杨朱曰：「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王之事，或隐或显。亿不识一，当身之事，或见或闻；万不识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废；千不识一。」
庄子言道，似极元妙，其所歉者，曰诚，曰敬，便惝恍而无着持。
庄子逍遥、齐物，皆欲保身于乱世，亦易道之一端。所谓「俭德辟乱，不可荣以禄」也。然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其去圣言远哉。
庄子《骈拇》等篇所论粗浅，必其徒依托为之。然《庄子》本视仁义在性外，直以为收名之具，此其所蔽也。
庄子之道，善一身而有余，善一世而不足。
战国之乱亟矣，孟子正襟之谈也，屈子垂涕之道也，庄子长歌之哀也。
庄子非真能齐物者也，特愤世之乱，忍己之穷，而托为高旷以自娱耳。其曰「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底蕴具见矣。圣贤之安命，岂因无可奈何哉？
庄子言静而不言敬，言无而不言有，言道德而不言仁义。于圣学半得半失，至其刻画人情，雕锼物理，如大禹铸鼎，使神奸毕露，而自不敢近，则以为六经之羽翼可也。蒿目世乱，长歌当哀，知不能有得无失，则得失一视；知不能有生无死，则生死齐观。一言以蔽之曰：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谓非古之伤心人哉！读者徒震于洸洋自恣之辞，誉之则过其实，毁之则损其真，于漆园之旨皆梦梦也。余每置其本意，而从断章取义之例，析取其精言足以发圣经，节取其庸言足以透世情，略取其琐言足以括物象，纵观其放言足以彻九霄而达九渊，断为从古第一奇文。
庄子《人间世》“栎社大木”二章，全为己身写照。庄隐于漆园吏，正所谓直寄焉。以为不知己者诟病也。其于接舆之歌曰：“方今之世，仅免刑焉。”亦可谅庄子之心矣。
庄子《德充符》：“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离物皆一也。”苏子瞻《赤壁赋》：“自其变者而观之，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正用庄子。
庄子·天地篇》至德之世，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可与《礼运》之言相参。
庄子·徐无鬼载：「管仲荐隰朋于齐桓公曰：『以德分人，谓之圣；以财分人，谓之贤。以贤临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贤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于国有不闻也，其于家有不见也。」与孟子「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略类而直迂醇驳，大小迥异。
庄子徐无鬼嗟乎！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远矣。」杜牧之《阿房宫赋》：「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是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机杼实本《庄子》。
庄子「徐无鬼」某愿有喙三尺，杨用修曰：「鸟喙长则不能鸣，喙三尺，盖不欲有言也。」按《庄子》上文谓「不言之言」，下文谓「不言之辩」，杨说甚允，向俱作「能言」解，吕东莱博识亦作「能言」引用，均悮。
唐书·陆余庆传》善论事，而短于判。人嘲之曰：「说事则喙长三尺，判事则手重五斤。」喙长说作能言旧矣。
苏长公答印直诗：「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却须吞。亦作欲言用。」
庄子夫揭竿累，趣灌滨，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与《说苑》载：「子贱未至单父，冠盖迎之
译《列子·说符篇》记载：“鲍氏之子对田氏说：‘天地万物与我一同生存，种类没有贵贱之分，只是凭借大小和智力的差异相互制约。人类选取可以食用的东西来吃，难道上天原本就是为了人类而创造这些吗？这就像蚊虫叮咬皮肤，虎狼吃肉，难道上天原本就是为了蚊虫而创造人类、为了虎狼而创造肉的吗？’”按：这已经开启了佛教戒杀思想的端倪，但认为万物没有贵贱之分，是其糊涂之处，不符合先王中正的道理，然而可以用来警示那些肆意糟蹋天物的行为。
《列子》记载：薛谭向秦青学习唱歌，还没有完全掌握秦青的技艺，就告辞回家。秦青为他饯行，打着节拍悲壮地歌唱，声音震动树林，回响阻止了流动的云彩。薛谭于是请求返回，完成学业。按：这与伯牙向成连学习琴艺，成连说先生将改变我的性情，有着同样深远的意义。
《列子·杨朱》说：“三皇的事迹，好像存在又好像消亡；五帝的事迹，好像清醒又好像做梦；三王的事迹，有的隐晦有的显扬。亿万年中不能认识一件事，亲身经历的事情，有的看见有的听见；万年中不能认识一件事，眼前的事情，有的存在有的废弃；千年中不能认识一件事。”
庄子谈论道，似乎极其玄妙，他所欠缺的，是“诚”与“敬”，因此显得恍惚而没有依托。
庄子的《逍遥游》《齐物论》，都是为了在乱世中保全自身，也是易道的一个方面。所谓“以俭朴的德行避开祸乱，不能用禄位来荣耀他”。然而，做善事不接近名声，做恶事不接近刑罚，这距离圣人的言论相差太远了。
庄子《骈拇》等篇所论述的内容粗浅，一定是他的门徒依托之作。然而《庄子》本来就把仁义看作在人性之外，直接认为是获取名声的工具，这是它的偏颇之处。
庄子的道，善于保全自身而有余，善于治理一世而不足。
战国的动乱非常严重，孟子是正襟危坐的谈论，屈原是垂泪叹息的道理，庄子是长歌当哭的悲哀。
庄子并不是真正能够齐同万物的人，只是愤慨世道的混乱，忍受自身的穷困，而寄托于高旷的情怀来自我娱乐罢了。他说“知道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其底蕴完全显现出来了。圣贤的安命，难道是因为无可奈何吗？
庄子谈论静而不谈论敬，谈论无而不谈论有，谈论道德而不谈论仁义。对于圣学是半得半失，至于他刻画人情，雕琢物理，就像大禹铸造鼎，使神怪奸邪全部暴露，而自己不敢靠近，那么把它作为六经的辅助是可以的。目睹世道混乱，长歌当哭，知道不能只有得到没有失去，就把得失同等看待；知道不能只有生没有死，就把生死同等看待。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知道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说这不是古代的伤心人吗！读者只被其汪洋恣肆的文辞所震撼，称赞它就超过了实际，诋毁它就损害了它的真意，对于漆园吏的宗旨都迷迷糊糊。我每次抛开它的本意，按照断章取义的例子，分析选取它的精言足以阐发圣经，节取它的庸言足以透彻世情，略取它的琐言足以概括物象，纵观它的放言足以通达九霄和九渊，断定它是从古以来的第一奇文。
庄子《人间世》中“栎社大木”两章，完全是为自己写照。庄子隐居在漆园吏的职位上，正所谓直接寄托于此。认为不了解自己的人会诟病他。他在接舆的歌中说：“当今的世道，仅仅免除刑罚罢了。”也可以体谅庄子的心意了。
庄子《德充符》说：“从不同的方面看，肝胆就像楚国和越国那样遥远；从相同的方面看，万物都是一体的。”苏轼《赤壁赋》说：“从变化的方面看，天地甚至不能保持一瞬间；从不变的方面看，那么万物和我都是无尽的。”正是运用了庄子的思想。
《庄子·天地篇》说：至德之世，端正而不认为这是义，相爱而不认为这是仁，诚实而不认为这是忠，恰当而不认为这是信，蠢动而相互驱使，不认为这是恩赐。因此行动而没有痕迹，做事而没有流传，可以与《礼运》的话相互参照。
《庄子·徐无鬼》记载：“管仲向齐桓公推荐隰朋说：‘用德行分给人，叫做圣；用财物分给人，叫做贤。用贤能凌驾于人，没有能得人心的；用贤能谦下于人，没有不得人心的。’他对国家的事没有不知道的，对家庭的事没有看不见的。”这与孟子“分给人财物，叫做惠；教导人向善，叫做忠；为天下得到人才，叫做仁”，大致类似但直接迂腐纯正驳杂，大小迥然不同。
《庄子·徐无鬼》说：“唉！我悲叹那些自我丧失的人，我又悲叹那些悲叹别人的人，我又悲叹那些悲叹别人悲叹的人，其后越来越远了。”杜牧《阿房宫赋》说：“秦人来不及哀叹自己，而后人哀叹他们；后人哀叹他们却不引以为鉴，这是使后人又哀叹后人了。”构思确实源自《庄子》。
《庄子·徐无鬼》说：“某愿有喙三尺”，杨用修说：“鸟喙长就不能鸣叫，喙三尺，大概是不想说话的意思。”按：《庄子》上文说“不言之言”，下文说“不言之辩”，杨的说法很恰当，向来都解释为“能言”，吕东莱博学也作“能言”引用，都是错误的。
《唐书·陆余庆传》说：善于议论事情，但短于判案。人们嘲笑他说：“议论事情则喙长三尺，判案则手重五斤。”喙长解释为能言已经很久了。
苏轼答印直诗说：“想要吐出狂言，喙三尺，怕你生气，我却必须吞下。”也是用作想要说话的意思。
《庄子》说：“拿着竹竿钓鱼，奔向灌溉的河边，守着鲵鲋鱼，对于得到大鱼很难了。修饰小说来求取县令，对于大道的通达也很远了。”与《说苑》记载：“子贱未到单父，冠盖迎接他”
庄子胸中实有所得，其徒诵之曰：「其书虽瓌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按惟其内也，充实不可以已，斯其外也，瓌玮连犿，参差而諔诡。内不足而求工于外，乌可以言文！」
庄子「佝偻丈人承蜩」，古今黈礼《内则》庶羞有爵鷃蜩，范荀子《致仕篇》「耀蝉者，务在明其火，振其树」，杨倞注：「南方人照蝉取而食之，承蝉亦供食用耳。」
赵忠毅、南星闲居，择言论语之文，和平冲雅，如楚狂“凤兮”之歌，庄子所载，乃其全文。而《论语》若“迷阳迷阳”等语，断不可溷入《论语》中。知此，则知文体矣。
庄子薄仁义，讥孔子，或者激于当时之假仁义以济其私者而然，亦其徒依托者多，不定出庄子之手，要之不可为训，必庄子先有此意，其徒乃从而甚之，所谓父报仇，子行劫也，莫如断章取义，此读书之良法，亦不独庄子为然。
庄子似不近人情，却极近人情；似不达时务，却极达时务；似不精物理，却极精物理。不善读之，则谈空说渺，流祸无穷；善读之，则指事类情，为益匪浅。
庄子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善读者，莫如取其可解，置其不可解。为之注者，必举其不可解者，强为之解，非解人也。
读《庄子》与读《国策》相似，须将身置在书外，论其是非，亦不独二书为然。
庄子载汉阴丈人讥子贡事，必如所云，凡圣人一切利用之制，皆可以为机，事屏而不用，而人之生也难矣。老子亦云：「剖斗折衡而天下治。」皆徒逞其口辩，而不顾事理之安者也。昔人谓为筐箧中物，不可扬于王庭，此类累之也。
庄子《胠箧》篇：「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为仁义而窃之。按仁义顺人之性，非矫也。窃仁义者，终非仁义，可因其窃，并罪仁义哉？以盗而责其主人，乌乎可！」
上语下曰：「胪，庄子大儒胪传，故今殿试唱名曰传胪。」
庄子虽于圣学有别，而得俭德辟难之一端。崔浩不知此，斥为矫诬不情，卒以知进而不知退，妄言触祸，自致族刑，不亦宜乎？
杨升庵曰：「庄子谓各有仪则之谓性，即《诗》烝民之旨。」按此语，惜不令孟子见之。
或曰：「书只须十三经耳，诸子尽可烧也。」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如此数言，何如？「曰：粹语也。」曰：「此即老庄之言也，果可烧乎？」昔人谓：「知屋漏者在宇下，知经误者在诸子。」吾未见其可废也。
顾亭林、毛西河每鄙薄庄子，若其言无一可取者。夫庄之不合于道者，可一览知之；其它之精言，实与十三经相为出入。而其语句为《史记》、《汉书》及秦汉以来文人引用，不胜枚举。即周、程、张、朱号为理学，论文最刻，而明引《庄子》及暗袭《庄子》之意以自为说者，亦不一而足。是《庄子》之不可废已，如油入麫，决难搜剔。虽顾、毛二氏所作之书，有沿袭《庄子》而不觉者，乃欲全斥之，多见其不知量矣。
顾氏屡谓引言不当用庄子诸书，而所著《日知录》开端一条，即引「墨子」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数语，岂非不能自顾其睫者乎？又云「周、燕、齐、宋之史，非必皆春秋，而云『春秋』，因鲁史之名以名之也」，此亦不然。当时晋羊舌肸习于《春秋》，楚申叔时教之《春秋》，又岂尽属借鲁史以名之邪？恐当时列国之史，多名《春秋》也。
方朴山曰：「名达于天子，则统曰《春秋》；名从乎主人，则别曰《乘》、曰《梼杌》。」孔冲远、贾公彦说，皆如此。
杨升庵曰：「邵康节谓庄子，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君子之思不出其位。杨龟山谓《逍遥游》一篇，子思所谓无入而不自得；《养生主》一篇，孟子所谓行其所无事。能以此意读《庄子》，则善矣。」
孔丛子》平原君谓公孙龙曰：「公无复与孔子高辨事。其人理胜于辞，公辞胜于理。按千古立言之体，尽于此矣。理胜于辞者，圣；辞胜
译庄子胸中确实有所领悟，他的门徒诵读并评论说：“他的文章虽然瑰丽奇伟，但杂乱无章并无妨害；他的言辞虽然参差不齐，但奇特诡异值得观赏。他内在充实，无法止息。推究其内在，因为充实而无法止息，所以外在表现为瑰丽奇伟、杂乱无章、参差不齐而奇特诡异。如果内在不足却追求外在的工巧，怎么能谈得上是文章呢！”
庄子记载了“佝偻丈人承蜩”的故事，古今《礼记·内则》中庶羞（副食）里有爵、鷃、蜩，范晔《荀子·致仕篇》说：“用火光招引蝉的人，务必使火光明亮，振动树木”，杨倞注解说：“南方人用火光招引蝉来捕捉食用，承接蝉也是供食用罢了。”
赵忠毅、南星闲居时，选择言论中平和冲雅的文字，就像楚狂接舆“凤兮”之歌，庄子所载的是全文。而《论语》中像“迷阳迷阳”等语，断不可混入《论语》中。知道这一点，就懂得文体了。
庄子轻视仁义，讥讽孔子，或许是因为激愤于当时那些假借仁义来谋取私利的人，也可能是他的门徒附会之作很多，不一定出自庄子之手，总之不能作为准则。必定是庄子先有这个意思，他的门徒才进一步夸大，所谓父报仇，子行劫。不如断章取义，这是读书的好方法，也不仅仅是庄子如此。
庄子似乎不近人情，却极近人情；似乎不通时务，却极通时务；似乎不精通物理，却极精通物理。不善于读他，就会谈空说渺，祸患无穷；善于读他，就能指事类情，益处匪浅。
庄子有可解的部分，也有不可解的部分。善于读书的人，不如取其可解的，搁置其不可解的。为之作注的人，必定列举那些不可解的部分，强行解释，这不是真正的解释者。
读《庄子》与读《战国策》相似，必须将自身置于书外，评判其是非，也不仅仅是这两本书如此。
庄子记载汉阴丈人讥讽子贡的事，如果真像所说的那样，凡是圣人一切利用的器具，都可以视为机巧，事情屏弃而不使用，那么人的生存就艰难了。老子也说：“剖开斗斛折断秤杆，天下就治理好了。”这都是徒逞口舌之辩，而不顾事理是否安稳的人。前人认为这些话是筐箧中的东西，不可宣扬于王庭，这类言论是累赘。
庄子《胠箧》篇说：“制定仁义来矫正它，却连仁义一起偷走了。按说仁义顺应人的本性，并非矫正。偷窃仁义的人，终究不是真正的仁义，能因为他的偷窃，一并归罪于仁义吗？因为盗贼而责备他的主人，怎么可以呢！”
上级对下级说：“胪，庄子大儒胪传，所以如今殿试唱名叫做传胪。”
庄子虽然与圣学有别，但得到了节俭避祸的一端。崔浩不知道这一点，斥责他矫饰虚伪不合情理，最终因为只知进取不知退守，妄言招祸，自取灭族之刑，不也是应该的吗？
杨升庵说：“庄子说各有法则叫做性，就是《诗经·烝民》的宗旨。”按此语，可惜不让孟子见到。
有人说：“书只需要十三经罢了，诸子百家尽可烧掉。”回答说：“安定的容易持守，没有征兆的容易谋划。子女爱父母，是命定的，心中不可解除；臣子侍奉君主，是道义，天地之间无处可逃。”这几句话怎么样？回答说：“精粹的话。”回答说：“这就是老庄的话，果真可以烧掉吗？”前人曾说：“知道屋子漏雨的人在屋檐下，知道经典错误的人在诸子百家中。”我没见诸子百家可以废弃的理由。
顾亭林、毛西河常常鄙薄庄子，好像他的话无一可取。庄子不合于道的地方，一看就知道；其他精妙的言论，实际上与十三经相互出入。而且他的语句被《史记》、《汉书》及秦汉以来的文人引用，不胜枚举。即使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号称理学，论文最苛刻，但明引《庄子》及暗袭《庄子》之意来建立自己学说的人，也不止一个。可见《庄子》不可废弃，就像油混入面粉，决难剔除。即使顾、毛二人所写的书，有沿袭《庄子》而不觉察的，却想完全排斥他，多见其不自量力了。
顾氏屡次说引言不当用庄子等书，而他所著《日知录》开端第一条，就引用“墨子”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语，岂不是不能正视自己睫毛的人吗？又说“周、燕、齐、宋的史书，不一定都叫春秋，而称‘春秋’，是因为鲁史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也不对。当时晋国羊舌肸熟悉《春秋》，楚国申叔时教导《春秋》，又岂能全是借鲁史来命名呢？恐怕当时列国的史书，大多名叫《春秋》。
方朴山说：“名字通达于天子，就统称为《春秋》；名字跟随主人，就分别叫《乘》、叫《梼杌》。”孔冲远、贾公彦的说法，都是这样。
杨升庵说：“邵康节说庄子，厨师虽然不治理厨房，尸祝不越位代替他，说的是君子思虑不出其位。杨龟山说《逍遥游》一篇，是子思所说的无入而不自得；《养生主》一篇，是孟子所说的行其所无事。能以此意读《庄子》，就很好了。”
《孔丛子》中平原君对公孙龙说：“你不要再和孔子高辩论事情了。那人理胜于辞，你辞胜于理。”按说千古立言的体例，尽在于此了。理胜于辞的，是圣
于理者，困。然有理必有绝妙好辞以达之，此则贵乎能文。辞胜终归于理也。」
译在道理方面，（如果只讲道理）就会显得困窘。然而，只要有道理，就一定有绝妙的言辞来阐述它，这就贵在善于写文章。言辞的华美最终还是要归结于道理的。
韩非子》载：“文王不予胶鬲玉版，以待费仲，为恶贤者之得志。”按此战国之阴谋，而乃以诬圣人也。
韩非子》人主以二目视一国，一国以万目视人主。又曰：「吏者，民之本纲也。圣人治吏，不治民。」又曰：「渔者持鲈，妇人拾蚕，利之所在，皆为贲诸。」又曰：「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必恃自圜之木，千世无翰。」皆名言也。
韩非子宋人刻玉为楮叶，三年而成，杂之楮叶，不辨。”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物之有叶者鲜矣。”
吕氏春秋：先王之所以治乱、安危也。注：乱者治之，危者安之。按：安危，犹持危之意。
荀子「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按，况之言如此。李斯师心蔑古，诚哉，其师有以致之矣。
涧泉日记》：神宗论孙武书，爱其文辞，意指王安石曰：「孙武谈兵，言理而不言事，所以文约而该者，博。」上论及韩信，安石曰：「信但用孙武一两言，即能成功名。」上曰：「如韩信，自是奇才，因诸将问，引书应之，非因兵书而能及此也。」按安石泥古败事，即此论已见之。
国之有史也，皆所以为实录也。《战国策》亦据其事直书之，而是非自见耳。读者每苛论之，何其不达也！
国策》非一人所作，其记事多矛盾，亦颇有汉初人笔，如记高渐离击秦皇之类是也。
国策》苏代说燕王曰：「夫无谋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谋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谋未成而闻于外，则危。」史记载为子贡说越句践语，疑本系代之言，史记附会为子贡也。
左传》考叔以小人有母动庄公，《国策》触詟以幼子舒祺动太后，同一机柚，但《左传》苍劲，《国策》婉妙，各极其胜。
王氏崇询曰：「鸡口牛后，古本『鸡尸牛后』，《国策》辛义曰：『尸，鸡中之主；牛后，牛子也。』俗写误耳。按《涌幢小品》云：『古语庸为鸡口，毋为牛后。』口后叶韵，非误也，未知孰是。」
丹铅总录》详载禹碑源委。宋嘉定中，何政子一模刻于岳麓书院。其文云：「承帝曰：嗟！翼辅佐卿。洲渚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淇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荧余申禋。郁塞昬徙，南渎衍亨。永制食备，万国其凝。窜舞永奔。」按此，恐系后人摩拟之文。赵云崧曾详辩之。
博物志》载东方朔饮不死酒，帝欲杀之。朔乃曰：“杀朔若死，此为不验；以其有验，杀亦不死。”语从《战国策》，阍者食不死药事化出。
黄长睿曰：「诸骚皆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些、只、羌、谇、蹇、纷，楚语也。悲壮顿挫，或韵或否，楚声也。沅、澧、修门、夏首，楚地也。兰、茝、荃、蘅，楚物也。」
甲午春，馆吴瀹斋学使处。瀹斋于安陆试院，偶论及《楚辞》“纫秋兰以为佩”，谓为泽兰始可佩，非今兰蕙之兰，其言甚辩。幕友胡光伯焯笑曰：“不知‘集芙蓉以为裳’又系何物？”瀹斋笑而不答，盖亦悟矣。芙蓉岂可为裳，秋兰又岂可为佩？皆极喻志洁行芳之意，使视为真，则以芰衣蓉裳而处药房荷屋，屈子岂生之水仙者乎？凡读《楚辞》，强半当如是观。
木兰之坠露如何？可饮。秋菊之落英如何？可餐。彼纷纷辩菊之落与不落，及以落训始者，非皆痴人说梦邪？人知庄子多寓言，不知屈子寓言尤伙。
贾长沙《过秦论》上后一段，机柚本《国策》。
顾黄公曰：「隋改梁萧安县为木兰县，皆因木得名也。木兰县今黄陂县是，古多木兰，故名。一说《离骚》『朝搴阰之木兰』即此，阰陂同。今土人以木兰女附会，可笑。」
贾谊《新书·鬻子》曰：「圣王在上位，则天下不死军兵之事，民免于一死而得一生矣。圣王在上位，而民无冻馁，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圣王在上位，民无夭阏之诛，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圣王在上位，则民无厉疾，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按：「民生有道之世，无往而不得生；民生无道之世，无往而不
译《韩非子》记载：“周文王不把玉版赐给胶鬲，而是留待费仲，这是为了表明厌恶贤者得志。”按照这种战国时期的阴谋论，却以此诬蔑圣人。
《韩非子》说：“君主用两只眼睛观察国家，国家用无数只眼睛观察君主。”又说：“官吏是民众的根本纲纪。圣人治理官吏，不直接治理民众。”又说：“渔夫拿着鲈鱼，妇人拾取蚕茧，利益所在之处，人们都像专诸那样勇于行动。”又说：“如果一定要依赖自然笔直的箭杆，百代也造不出箭；如果一定要依赖自然圆形的木材，千代也造不出车轮。”这些都是名言。
《韩非子》记载：“宋国人雕刻玉石做成楮树叶，花了三年才完成，把它混杂在真楮叶中，无法分辨。”《列子》说：“如果让天地花三年时间才长出一片叶子，那么有叶子的植物就很少了。”
《吕氏春秋》说：“先王用来治理混乱、安定危局的方法。”注解说：“混乱的加以治理，危局的加以安定。”按：安危，大概是扶持危局的意思。
《荀子》说：“后王，是天下的君主。舍弃后王而称道上古，好比舍弃自己的君主而去侍奉别人的君主。”按：况（杨倞）的话就是这样说的。李斯师心自用、蔑视古法，确实啊，他的老师有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
《涧泉日记》记载：神宗评论孙武的兵书，喜爱其文辞，对王安石说：“孙武谈论兵法，讲道理而不讲具体事例，所以文辞简约而内容广博。”皇上谈到韩信时，王安石说：“韩信只是运用孙武的一两句话，就能成就功名。”皇上说：“像韩信这样的人，本来就是奇才，因为将领们提问，他引用兵书来回答，并不是因为读了兵书才能达到这种境界。”按：王安石拘泥古法导致败事，从这个评论就可以看出来了。
国家有史书，都是为了作为真实记录。《战国策》也是根据事实直书，是非自然显现。读者常常苛责它，多么不通达啊！
《战国策》不是一个人所作，其记事多有矛盾，也有许多汉初人的笔迹，比如记载高渐离刺杀秦始皇之类的事就是如此。
《战国策》中苏代游说燕王说：“没有谋害别人的心思却让人怀疑，大概是有谋害别人的心思却让人知道，这是笨拙。计谋未成而泄露于外，就危险了。”《史记》记载为子贡游说越王勾践的话，怀疑原本就是苏代的话，《史记》附会为子贡所说。
《左传》中颍考叔用“小人有母亲”触动庄公，《战国策》中触詟用幼子舒祺触动太后，同一手法，但《左传》苍劲，《战国策》婉妙，各自达到极致。
王氏崇询说：“鸡口牛后，古本作‘鸡尸牛后’，《战国策》辛义说：‘尸，是鸡群中的主宰；牛后，是牛的后代。’是俗写错误。”按：《涌幢小品》说：“古语说宁可作鸡口，不可作牛后。”口、后押韵，并非错误，不知哪个正确。
《丹铅总录》详细记载了禹碑的源流。南宋嘉定年间，何政子摹刻于岳麓书院。其文说：“承帝说：唉！辅佐你。登上洲渚，进入鸟兽之门。参身淇水而天明出发，你兴起长久旅行，忘却家庭宿在岳麓庭院。智谋经营形体折断，心意无不顺应天时。前往寻求平定，华山泰山衡山。宗庙疏远事务聚集，荧惑余下申禋。郁塞昏暗迁徙，南渎衍亨。永远制定饮食储备，万国凝聚。窜舞永远奔逃。”按：这恐怕是后人模拟的文章。赵云崧曾详细辩驳过。
《博物志》记载东方朔喝不死酒，皇帝想杀他。东方朔就说：“杀了我如果死了，这酒就不灵验；因为灵验，杀了也不会死。”这话是从《战国策》中守门人吃不死药的故事演化而来。
黄长睿说：“各种骚体都是楚语，作楚声，记录楚地，命名楚物。些、只、羌、谇、蹇、纷，是楚语。悲壮顿挫，有的押韵有的不押韵，是楚声。沅、澧、修门、夏首，是楚地。兰、茝、荃、蘅，是楚物。”
甲午年春天，我客居在吴瀹斋学使处。瀹斋在安陆试院，偶然谈到《楚辞》“纫秋兰以为佩”，认为只有泽兰才可以佩戴，不是现在的兰蕙之兰，他的言论很辩驳。幕友胡光伯焯笑着说：“不知道‘集芙蓉以为裳’又是什么东西？”瀹斋笑而不答，大概也明白了。芙蓉怎么能做衣裳，秋兰又怎么能做佩饰？都是极力比喻志向高洁、品行芬芳的意思，如果视为真实，那么穿着菱叶衣、芙蓉裳而处在药房荷屋，屈原难道是生的水仙吗？凡是读《楚辞》，大半应当这样看待。
木兰的坠露怎么样？可以饮用。秋菊的落英怎么样？可以食用。那些纷纷辩论菊花是否落下，以及把“落”解释为“始”的人，不都是痴人说梦吗？人们知道庄子多寓言，不知道屈原的寓言更多。
贾谊《过秦论》上篇后一段，手法本于《战国策》。
顾黄公说：“隋朝改梁朝的萧安县为木兰县，都因木兰得名。木兰县就是现在的黄陂县，古代多木兰，所以得名。一说《离骚》‘朝搴阰之木兰’就是这里，阰、陂同义。现在土人把木兰女附会于此，可笑。”
贾谊《新书·鬻子》说：“圣王在高位，天下就没有死于战争的事，民众免于一死而获得一生了。圣王在高位，民众没有冻饿，民众免于二死而获得二生了。圣王在高位，民众没有夭折的诛罚，民众免于三死而获得三生了。圣王在高位，民众没有疫病，民众免于四死而获得四生了。”按：民众生活在有道之世，无处不得生；民众生活在无道之世，无处不得死。
汉高祖入关，告谕悱恻真纯正大高古，实与《汤誓》《泰誓》相表里，特句调不同耳。惟不因袭，愈高四百年之帝业基于此，即文章亦基于此。若自为之，真天授矣。代言者，谁与？其萧何、张良，抑随何、陆贾之伦与？
说苑》贞良而亡，先人余殃；猖蹶而活，先人余烈。
司马迁字子长，汉书本传失载，扬子法言始见之。
太史公点窜《尚书》《论语》《左传》诸书，皆不及原文自运，则奇奥澒洞，前无古人，乃知文章须空所依傍。
史记》于《战国策》每直录原文，以其文本至妙，无可增损也。方望溪欲抑《国策》，转谓纂《国策》者从《史记》抄出，恐不然。望溪中宋儒深痼之病，爱人加诸膝，恶人坠诸渊，议论大率如此。
古今黈辨史记载，庄生陷朱公子事为诬，深有理。
包氏韺曰：「史汉传名字志与表多不相应，而史疏愈甚。平原君之子使匈奴，中匈奴无礼，骂匈奴而死。太史公自言与余善者，初亦不记其名，其它疏阙，又何怪邪？」
史体应纪实，而《史记》多借题写意，其文之高奇在此，其不足为信史亦在此。然《左氏》浮夸，自古已然，故曰：“文胜质则史。”
这音彦迎也，正字通《周礼》掌讶主迎，讶古作这。毛晃曰：凡称此为者，个俗改用这字，这乃迎也。按《史记·孟尝君传》：齐愍王不自得以其这孟尝君，孟尝君至，正迎字之义。
池北偶谈：鹿庵先生曰：“前汉列传，多少好样！度于后，插一铭词，篇篇是个碑表墓志。”
汉书》制胜处尤在诸赞。至诸纪传点窜《史记》，有逊之者，亦有胜之者。要之，《史记》之奇宕变化，出鬼入神，非班所及也。
汉书·尹翁归传》结云：“由县世称田延年为知人。”《王温舒传》结云：“温舒死，家累千金。”言外苍茫不尽，尤据胜场。
汉书》删润《史记》，实有不及处。如《史记·外戚·窦后传》叙后初见弟广国，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形容绝倒。《汉书》则云：“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此在史笔删烦，所谓辞尚体要，然以传神写照，笔外有笔，则失之远矣。
杨升庵曰：「汉书『白头如新，倾盖如故』，《说苑》作『白头而新，倾盖而故』，而如古字通然，作『而』字解，尤有意味。」
后汉书·邓禹传》：“光武使持节拜禹为大司徒。诏功效尤着，下即接云：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直写《尚书》数句，并不用书曰。最为大雅，若点窜便不妙矣。用古有此一体，可为法式。”
后汉书董仲绶智为儒枭
韩非、司马相如、杨子云俱以口吃，善著书，亦天之附其翼者，两其足也。
汉赋虽体近离骚，而实导源雅颂，推波助澜，扬诩发皇，包罗万有，自是炎刘一种极盛文字。左思《三都》差堪嗣响，自后无继之者。扬子云所谓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正后之壮夫所不能为者也。
三国蜀志》秦宓与王商书：「蜀本无文学，文翁遗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按此，则相如之文，实亦原本七经。人徒赏其奇丽，而不揆其本根，亦傎矣。」
马良与孔明书曰：「闻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应期赞世，配业光国，魄兆见矣。」
周栎园《书影》谓人讥扬子云僭经，夫圣人之言偶成一体，何妨效法？左传本之《尚书》，四言本之《三百》。后人文因前人规模者，何限？即如尊经翼圣，莫如朱子，而《纲目》全拟《春秋》。孔子藉鲁史以襃贬，所凭者天子之权耳。至无所凭借，且以进退天子之爵号，由此言之，晦庵僭经之罪，浮于子云多矣。顾于晦庵则尊之，子云则斥之乎？又谓《潜居录》云：扬子云恬澹寡营，不竞时名，以卖文自赡，文不虚美，人多恶之。及卒，其怨家取《法言》益之曰：「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云云。此说与其疑也，庸信《美新》可知矣。冯元成以《美新》为刘棻作，又谓蜀秦宓与王商书如扬子
译汉高祖进入关中，发布的告谕情意恳切、纯正宏大、高古质朴，实际上与《汤誓》《泰誓》互为表里，只是句调不同罢了。正因为不沿袭旧套，才使得四百年的帝业基于此，文章也基于此。如果是自己创作的，真是上天授予的才能了。代他起草文书的人是谁呢？是萧何、张良，还是随何、陆贾这类人呢？
《说苑》说：品行贞良的人却灭亡，是祖先遗留的灾殃；行为猖狂的人却存活，是祖先遗留的功业。
司马迁字子长，班固的《汉书》本传没有记载，直到扬雄的《法言》才见到这一说法。
太史公对《尚书》《论语》《左传》等书进行删改润色，都不如原文自然运笔，因此显得奇特深奥、气势磅礴，前无古人，由此可知文章必须无所依傍。
《史记》对于《战国策》常常直接照录原文，因为那些文本已经极其精妙，无可增删。方苞想要贬低《战国策》，反而说编纂《战国策》的人是从《史记》中抄录出来的，恐怕不是这样。方苞中了宋儒那种根深蒂固的毛病，喜欢的人捧在膝上，厌恶的人推入深渊，议论大抵都是如此。
《古今黈辨》记载，庄子陷入朱公子的事情是诬蔑，很有道理。
包氏韺说：“《史记》《汉书》中列传的名字志与表大多不相符合，而《史记》的疏漏更严重。平原君的儿子出使匈奴，因匈奴无礼，骂匈奴而死。太史公自称与他交好，起初也不记得他的名字，其他疏漏缺失，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史书体例应当记录事实，而《史记》多借题发挥、抒发意旨，其文章的高妙奇特在于此，其不足以作为可信信史也在于此。然而《左传》浮夸，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所以说：“文采胜过质朴，史书就会失真。”
“这”音同“讶”，是迎的意思。《正字通》说《周礼》中的掌讶主管迎接，“讶”古字写作“这”。毛晃说：凡是称“此”为“这”的，是俗字改用“这”字，“这”本是“迎”的意思。按《史记·孟尝君传》：齐愍王因自己不能任用孟尝君而感到不安，孟尝君到来，正是“迎”字的含义。
《池北偶谈》：鹿庵先生说：“前汉的列传，有多少好榜样！推测在后汉，插入一篇铭辞，篇篇都像碑表墓志。”
《汉书》取胜的地方尤其在于各种赞语。至于各种纪传对《史记》的删改润色，有不如《史记》的，也有胜过《史记》的。总之，《史记》那种奇特跌宕、变化莫测、出鬼入神的风格，班固是赶不上的。
《汉书·尹翁归传》结尾说：“由此县世代称颂田延年为善于识人。”《王温舒传》结尾说：“温舒死后，家中财产累积千金。”言外之意苍茫不尽，尤其占据胜场。
《汉书》删改润色《史记》，确实有不如的地方。如《史记·外戚·窦后传》叙述窦后初次见到弟弟广国，抱着他哭泣，泪水纵横交错，下面的侍从左右都伏地哭泣，帮助皇后表达悲哀，形容极其生动。《汉书》则说：“窦后抱着他哭泣，侍从左右都悲伤。”这在史笔上算是删减繁琐，所谓言辞崇尚得体简要，然而以传神写照、笔外有笔来看，则相差甚远了。
杨慎说：“《汉书》‘白头如新，倾盖如故’，《说苑》作‘白头而新，倾盖而故’，而‘如’古字通‘而’，作‘而’字解释，更有意味。”
《后汉书·邓禹传》：“光武帝派使者持节拜邓禹为大司徒。诏书说功效尤为显著，下面紧接着说：百姓不亲近，五品不训导。你担任司徒，恭敬地敷陈五种教化，在于宽厚。”直接引用《尚书》几句，并不写“书曰”。最为典雅，如果加以删改就不妙了。引用古语有这样一种体例，可以作为法式。
《后汉书》记载董仲绶智谋过人，是儒家的枭雄。
韩非、司马相如、扬雄都因为口吃，善于著书，这也是上天赋予他们的翅膀，弥补了他们双脚的不足。
汉赋虽然体裁接近《离骚》，而实际上导源于《雅》《颂》，推波助澜，发扬光大，包罗万象，自然是汉朝一种极盛的文体。左思的《三都赋》勉强可以继承余响，此后没有能继承的人。扬雄所说的雕虫小技，壮夫不为，正是后来的壮夫所不能做到的。
《三国志·蜀志》秦宓给王商的书信说：“蜀地本来没有文学，文翁派遣相如，向东接受七经，回来教导官吏百姓。于是蜀地的学问比得上齐鲁。所以《地理志》说：‘文翁倡导教化，相如作为老师。’按照这个说法，那么相如的文章，实际上也原本于七经。人们只欣赏他的奇特华丽，而不推究他的根本，也是浅陋了。”
马良给孔明的信说：“听说雒城已经攻下，这是上天赐福啊。尊兄顺应时势辅佐盛世，配业光耀国家，迹象已经显现了。”
周栎园《书影》说有人讥讽扬雄僭越经典，圣人的言论偶然形成一种体例，不妨效法？《左传》本于《尚书》，四言诗本于《诗经》。后人因袭前人规模的人，何止有限？就像尊崇经典、辅助圣人，没有谁比得上朱熹，而《纲目》完全模仿《春秋》。孔子借助鲁国史书来褒贬，所凭借的是天子的权力罢了。至于无所凭借，而且用进退天子的爵号，由此说来，朱熹僭越经典的罪过，比扬雄多多了。然而对朱熹则尊崇，对扬雄则斥责吗？又说《潜居录》说：扬雄恬淡少欲，不竞争时名，靠卖文自给，文章不虚假赞美，人多厌恶他。等到他死后，他的仇家取《法言》添加说：“周公以来，没有汉公这样的美德了。”等等。这种说法与其怀疑，不如相信《美新》可知了。冯元成认为《美新》是刘棻所作，又说蜀地秦宓给王商的书信像扬雄……
云，潜心著述，有补于世，泥蟠不滓，行参圣师于司马相如。云：「虽有王孙之累，犹孔子大齐桓之伯。」云云。使《美新》果出于子云，宓亦当云：「虽有《美新》之累矣。」何称行参圣师耶？焦澹园为子云辨证甚明，似可引此为助。又谓子云投阁之事，宋孙明复曰：「《太玄》一书，乃明天人始终之理，君臣上下之分，盖疾莽而作也。」上符命投合，系谷子云事。按合此数则，可以破莽大夫之谤矣。
译扬雄潜心著述，对世间有所补益，如泥中蟠龙而不染污浊，品行可参比圣师，这与司马相如相比如何呢？扬雄说：“虽有王孙之累，犹孔子大齐桓之伯。”等等。假使《美新》果真出自扬雄之手，宓子贱也应当说：“虽有《美新》之累矣。”为何还称其品行可参比圣师呢？焦澹园为扬雄辨明冤屈十分清楚，似乎可以引用此例作为佐证。又有人说扬雄投阁之事，宋代孙明复说：“《太玄》一书，乃是阐明天人始终的道理、君臣上下的名分，大概是痛恨王莽而作的。”至于迎合符命，那是谷子云的事。综合这几条证据，就可以破除王莽大夫对扬雄的诽谤了。
西京杂记》：扬子云曰：「飞书驰檄，用枚皋；高文典册，用相如。」按文体能如此各用所长，则可兼收并蓄，而一切是丹非素之见不存矣。
杨子既谓高文典册用相如，又谓相如文丽用寡。一为事言之，一篇道言之。
马伏波与杨广书，及今成，计殊尚善也。过是欲少味矣，语澹而永。
李陵答苏武书，自是强辞夺理，然其文则激昂慨慷，不减子长，大抵陵与迁善，故笔墨蹊径如一耳。苏子瞻乃谓齐梁小儿为之，夫齐梁名家犹不能为，况小儿乎？子瞻非不知文者，特一时意见耳。宋人意见最大，其所善扬之九天，所恶抑之九渊，而究非其实也。
诸葛武侯后出师表，蜀志不载，文选亦无。裴松之据《汉晋春秋》，以为此文出张俨《池默记》。近人多疑之者，然忠肝披豁，与其疑也，庸信？
徐干未仕于魏，当属汉人。先贤行状称：干笃行体道，不耽世业。所著《中论》，多可取。曾子固亦极推之。
陈琳，反复小人也。既为绍草檄，骂操；复为操草檄，骂权。且其文笔，实累缀不工。
曹丕爱文学之士，典论犹称孔融，或亦隐恨乃父之残与？
文章可觇人福寿。曹子桓书启，非不小有清致，然语言琐屑，气象衰薾。篡汉即夭，不应尔耶？
陆士衡《吊蔡邕文》故尼父之惠训，智必愚而后贤，大约用智必守之以愚。然士衡正苦于不能愚者也。所谓人患才少，子更患其多，岂非责人斯无难，自责厥惟艰哉？
稽康绝交书：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并介犹言兼善、独善也。二字甚奇。
士衡《文赋》序文，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行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按《文赋》曲尽文心之妙，士衡自作颇不逮序，真不欺人语也。然有此赋一篇，已足以传士衡，余作鳞爪观可也。呜呼！自秦汉以来，意称物、文逮意者，有几人哉！
李兴代刘宏祭诸葛武侯文：「匪皋则伊，奚比管晏？当时已极推崇，不待少陵始云伯仲之间见伊吕也[王隐晋书》：「兴，密之子，一名安]
晋书》卞壸对阮孚曰：「诸君以道德风流相尚，执鄙吝者非壸而谁？与乐广『名教自有乐地』之语，皆中流砥柱也。」
晋傅元着《傅子》原本久佚，今武英殿聚珍本所刊凡四十八条，系从《永乐大典》纂成者，言颇纯正。其《仁论》篇「德比于上则知耻，欲比于下则知足」二语尤精。
傅子《矫违》篇桀信其佞臣，推侈以杀其正臣，关龙逄而夏以亡；纣信其佞臣，恶来以剖其正臣，王子比干而殷以亡。”按“推侈”之名，仅见于此。
晋庾峻曰：「秦塞斯路，利出一官。虽有处士之名，而无爵列于朝者，商君谓之六蝎，韩非谓之五蠹。按此议出，而天下之为儒者难矣。然儒中邪僻贪婪者亦多，今谓之蝗虫，其蝎蠹之流与？」《续晋阳秋》：「谢安优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娱。」
汉书·蒯通传》通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序其说，凡八十一篇，号曰《隽永》。按此为自订文集之始，惜后世莫视其书耳。
隋志列总集一门，谓建安之后，众集滋广，晋挚虞于是条贯论之，谓之流别，选事自此权舆。
杜预集古人文章之善者曰善文，此选本之始，在《昭明文选》前。
昭明世称其贤，然以厌蛊得罪，亦闇识也。即其所著《文选》，于汉贾、董治安、天人诸策，为三代后文章巨观者不录，所取多浮浪小文，使其为君取舍之间，必傎矣。视河间献王之尊崇经术者，岂可同日语哉？
世传昭明不选《兰亭序》，因丝竹管弦犯复，又有谓因天朗气清，似秋非春者。其实古文中此类语句甚多，不足病也。惟其文作楚囚对泣之况，殊煞风景。一生死齐彭殇，固属放荡，而必计较生死彭殇，更愚矣。逸少誓墓，激于王述，未忘生死，即其未忘富贵之症结也。《兰亭》考，丝竹管弦乃用《汉书》语，固不足病也。
南史》韦叡字怀文，京兆杜陵人，世为三辅着姓，事继母以孝闻。梁军发郢，留守郢州。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垂十万
译《西京杂记》记载：扬雄说：“写飞快的书信和急迫的檄文，要用枚皋；写高深的文章和重要的典册，要用司马相如。”我认为，如果文体能够这样各取所长，就可以兼收并蓄，而那种只知肯定一方、否定另一方的偏见就不存在了。
扬雄既然说高深的文章和重要的典册要用司马相如，又说司马相如的文章华丽而实用少。前者是从办事的角度来说，后者是从道理的角度来说。
马援给杨广的信，以及现在的成就，计划虽然尚好，但超过这个限度就稍微缺乏韵味了，语言平淡而意味深远。
李陵回答苏武的信，自然是强词夺理，然而他的文章激昂慷慨，不亚于司马迁，大概是因为李陵与司马迁交好，所以笔墨风格相同罢了。苏轼却说这是齐梁时期的小儿所作，齐梁的名家尚且写不出，何况小儿呢？苏轼并非不懂文章的人，只是一时的偏见罢了。宋人的偏见最大，他们所喜欢的就捧上九天，所厌恶的就贬入九渊，但这终究不符合事实。
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三国志·蜀书》没有记载，《文选》也没有收录。裴松之依据《汉晋春秋》，认为这篇文章出自张俨的《池默记》。近来很多人怀疑它，然而忠肝义胆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与其怀疑，不如相信呢？
徐干没有在魏国做官，应当属于汉代人。《先贤行状》称赞他：徐干笃行体道，不沉迷于世俗的事业。他所著的《中论》，大多值得采纳。曾巩也极力推崇他。
陈琳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他既为袁绍起草檄文，辱骂曹操；又为曹操起草檄文，辱骂孙权。而且他的文笔，确实堆砌辞藻而不工巧。
曹丕喜爱文学之士，《典论》中还称赞孔融，或许也是暗中怨恨他父亲杀害孔融吧？
文章可以窥见人的福寿。曹丕的书信启事，并非没有少许清雅的情致，然而语言琐碎，气象衰败。篡夺汉朝皇位就早死，不应当这样吗？
陆机《吊蔡邕文》中说：孔子有惠训，智慧必须保持愚钝而后贤明，大概是用智慧必须用愚钝来守护。然而陆机正苦于不能愚钝。所谓人们担心才华太少，你却担心才华太多，难道不是责备别人容易，责备自己艰难吗？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我过去读书，得到“并介”之人，“并介”是说兼善、独善。这两个字很奇特。
陆机《文赋》序文，每当自己写作，尤其能见其真情。常担心意思不能称合物象，文字不能表达意思。大概不是知道难，而是实行难。所以写《文赋》，来叙述前代文人的华美辞藻，因而论述作文利害的由来。我认为《文赋》详尽地阐述了文心的妙处，陆机自己的作品大多不如序文，真是没有欺骗人的话啊。然而有这一篇赋，已经足以传扬陆机，其余的作品当作零星片段看待就可以了。唉！自从秦汉以来，意思能称合物象、文字能表达意思的人，有几个呢！
李兴代刘宏祭诸葛亮的文章：“不是皋陶就是伊尹，怎么能与管仲、晏婴相比？”当时已经极力推崇，不必等到杜甫才说在伊尹、吕尚之间看到诸葛亮。《王隐晋书》：“李兴，李密的儿子，一名李安。”
《晋书》记载，卞壸对阮孚说：“各位以道德风流相推崇，坚守鄙陋吝啬的不是我卞壸又是谁？”与乐广“名教自有乐地”的话，都是中流砥柱。
晋朝傅玄著《傅子》，原本早就失传，现在武英殿聚珍版所刊印的四十八条，是从《永乐大典》编纂而成的，言论颇为纯正。其《仁论》篇中“德行与上面的人比较就知道羞耻，欲望与下面的人比较就感到满足”这两句话尤其精妙。
《傅子·矫违》篇说：夏桀相信他的奸臣，推崇奢侈而杀害他的忠臣关龙逄，夏朝因此灭亡；商纣相信他的奸臣，恶来剖杀他的忠臣王子比干，殷朝因此灭亡。我认为“推侈”这个名称，仅见于此处。
晋朝庾峻说：“秦国堵塞这条道路，利益出自一个官府。虽然有处士的名声，但没有爵位在朝廷的，商鞅称之为六蝎，韩非称之为五蠹。我认为这个议论一出，天下做儒生的人就艰难了。然而儒生中邪僻贪婪的人也很多，现在称之为蝗虫，他们与蝎蠹之类的人相比如何？”《续晋阳秋》：“谢安优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娱。”
《汉书·蒯通传》记载，蒯通论述战国时游说之士的权变，也自述他的学说，共八十一篇，号称《隽永》。我认为这是自订文集的开始，可惜后世没有人重视他的书。
《隋书·经籍志》列出总集一门，说建安之后，各种文集日益增多，晋朝挚虞于是条理贯通地论述它们，称之为流别，选文之事从此开始。
杜预收集古人文章中好的称为《善文》，这是选本的开始，在《昭明文选》之前。
世人称颂萧统贤明，然而他因厌蛊获罪，也是暗中的见识。即使他所著的《文选》，对于汉代贾谊、董仲舒关于治安、天人等策论，这些三代以后文章的巨观不收录，所选取的多是浮浪的小文，如果让他做君主，在取舍之间，必定会荒谬。与河间献王尊崇经术相比，岂能同日而语呢？
世人传说萧统不选《兰亭序》，是因为“丝竹管弦”犯了重复，又有人说因为“天朗气清”像秋天不像春天。其实古文中这类语句很多，不足以成为毛病。只是他的文章有楚囚对泣的情状，实在煞风景。一生视死生、彭殇为等同，固然属于放荡，但一定要计较生死彭殇，更愚蠢了。王羲之誓墓，激于王述，未忘生死，就是他未忘富贵的症结。《兰亭》考证，“丝竹管弦”是用《汉书》的话，固然不足以成为毛病。
《南史》记载，韦叡字怀文，京兆杜陵人，世代是三辅的著名姓氏，侍奉继母以孝顺闻名。梁军从郢州出发，他留守郢州。起初，郢城抵抗坚守时，男女将近十万
，闭垒经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积尸床下，生者寝处其上，比屋盈满。叡料简隐恤，咸为营理，百姓赖之。攻魏小岘，军众迟疑，叡指其节曰：“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叡之法不可犯也。”乃进兵，魏军败，急攻之，城拔。叡素羸，每战以板舆自载，督励众军，昼接宾客，夜算军书，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所至顿舍，修立馆宇，渖篱墉壁，皆应准绳。合肥既平，有诏班师，去魏军近，惧为所蹑，叡悉遣辎重居前，身乘小舆殿后，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敌，全军而还。诏救昌义之于锺离，径阴陵大泽，过涧谷辄飞桥以济。师人畏魏军盛，多劝叡缓行，叡曰：“锺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旬日而至。魏将杨大眼将万余来战，大眼以勇冠三军，所向皆靡，叡结车为阵，大眼聚骑围之，叡以强弩二千，一时俱发，洞甲穿中，杀伤者众，矢贯大眼右臂，亡魂而走。中山王元英自率众来战，叡遣小船载草灌膏焚桥，风怒火盛，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以当百，魏人大溃，元英遁走。义之且悲且喜，但叫曰：“更生！更生！”以功进爵为侯。会救马仙琕至安陆，坟筑城二丈余，更开大壍，起高楼，众颇讥其示弱，叡曰：“不然，为将当有怯时。”是时元英追仙琕，闻叡至，乃退。叡于故旧无所惜，居朝廷恂恂，未尝忤视，武帝甚礼敬之。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仕，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虽老暇日，犹课诸儿以学。弟三子棱，尤明经史，世称其洽闻，叡所发摘，棱犹弗之逮。武帝之锐意释氏，天下咸从风而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与众俯仰，所行略如他日，卒于家，年七十九，谥曰严。叡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幂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于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初，昌义之甚德叡，请曹景宗与叡会，因设钱二十万官赌之。景宗掷得雉，叡徐掷得卢，遽取一子反之曰：“异事！”遂作塞。景宗与羣帅争先启之捷，叡独居后，其不尚胜，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贤之。
译韦叡坚守营垒多年，军中因疾疫而死的人有十分之七八，尸体堆积在床下，活着的人睡在上面，房屋里挤满了人。韦叡仔细甄别并体恤安抚，都为他们安排料理，百姓依赖他。攻打魏国的小岘，军队犹豫不决，韦叡指着他的符节说：“朝廷授予这个，不是用来装饰的，韦叡的法度是不可侵犯的。”于是进军，魏军战败，韦叡加紧攻打，城池被攻克。韦叡向来瘦弱，每次作战都用板舆载着自己，督促激励众军，白天接待宾客，夜晚计算军务文书，三更起床，点灯直到天亮，安抚他的部下，常常像来不及一样，所以投奔招募的士兵争相归附他。所到之处驻扎，修建馆舍，粉刷篱笆墙壁，都符合规矩。合肥平定后，有诏令班师，离魏军很近，担心被他们追击，韦叡全部派遣辎重走在前面，自己乘坐小车断后，魏人佩服韦叡的威名，望见不敢抵挡，全军得以返回。诏令救援在锺离的昌义之，经过阴陵大泽，遇到涧谷就架设飞桥渡河。士兵害怕魏军强大，多劝韦叡慢行，韦叡说：“锺离现在挖洞居住，背着门汲水，车马奔驰士兵奔跑，还担心落后，何况慢行呢？”十天就到了。魏将杨大眼率领一万多人来作战，大眼以勇猛冠绝三军，所向披靡，韦叡连接车辆为阵，大眼聚集骑兵包围他们，韦叡用二千强弩，同时发射，箭穿透铠甲射中身体，杀伤的人很多，箭射穿大眼右臂，大眼吓得逃跑。中山王元英亲自率领军队来作战，韦叡派遣小船载草浇油焚烧桥梁，风助火势，军人奋勇，呼声震动天地，没有不以一当百的，魏人大败，元英逃跑。昌义之又悲又喜，只是喊道：“重生！重生！”韦叡因功进爵为侯。恰逢救援马仙琕到安陆，堆筑城墙两丈多，又开挖大沟，建造高楼，众人颇讥讽他示弱，韦叡说：“不是这样，为将应当有怯懦的时候。”这时元英追击马仙琕，听说韦叡到来，就退兵了。韦叡对故旧毫不吝惜，在朝廷上恭顺谨慎，从未直视违逆，武帝非常礼敬他。性格慈爱，抚育哥哥的儿子超过自己，儿子历任官职所得俸禄，都分给亲友故旧，家中没有多余财物，虽然年老闲暇，仍督促孩子们学习。弟弟的三个儿子中，棱尤其精通经史，世人称他学识渊博，韦叡所发掘指出的，棱还不及。武帝专心信奉佛教，天下都随风而化，韦叡自认为信仰素来淡薄，位居大臣，不想与众人随波逐流，所行大致如往日，死在家中，享年七十九，谥号严。韦叡向来有旷世的气度，治理百姓以爱惠为本，所到之处必有政绩。带兵仁爱士卒，营帐未立，终不肯休息；井灶未成，也不先吃饭。衣着一定符合儒者规范，即使临阵交锋，常穿宽松衣服乘车，手持竹如意指挥进退。起初，昌义之非常感激韦叡，请曹景宗与韦叡聚会，于是设二十万钱官赌。景宗掷得雉，韦叡慢慢掷得卢，立刻取一子反过来说：“奇怪的事！”于是作塞。景宗与群帅争先报告捷报，韦叡独自居后，他不崇尚胜利，大多如此。世人尤其因此认为他贤德。
吾观史所载，叡之子放、孙粲、放弟正，正子载鼎，正弟棱，棱弟黯，俱以功名经业，世其家。而孙粲起兵勤王，与侯景战死，谥为忠贞，以节义着。鼎字超盛，通晓经史，明阴阳逆刺，尤善相术。先识陈武帝，望气知其当王；后识隋文帝，知其贵，则天下一家，何其神也！迄唐之韦氏，簪缨赫奕，率多叡之后裔。
曹景宗以武将赋竞病然正不独能诗《梁书》本传景宗性躁动出行常欲赛车帷幔左右辄谏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麞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胃甜如甘露浆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闲置车中如三日新妇遭此邑使人无气观此是何意态」文亦雄杰殊胜
文中子谓谢朓「浅人也」。其文「捷」，按不「浅」不「捷」，后人则以「捷」为贵矣。
金楼子》六卷，梁孝元帝撰，即湘东王绎也。所论醇疵参半，其中颇重孝行。然释救父逗遛，致台城之戹，实不孝之尤者，空言亦谁欺哉？摘录数则，以备考核。亦有与他书出入者：颜延年云：“大喜荡心，微抑则定；甚怒倾性，小忍则歇。”伯乐教其所憎者相千里马，其所爱者相驽马。镌金石者难为力，摧枯朽者易为功，居得其势也。秋早寒则冬必暖，春雨多则夏必旱，天地不能两，而况于人乎？一兔走街，万夫争之，由未定也；积兔满市，过者不顾，非不欲兔，分已定矣。虽鄙人不争，故治国存乎定分而已。失火而取水于海，海水虽多，火必不灭矣，远水不可救近火也。
吕览》云：「衣人在寒，食人在饥。」陈思王云：「投虎千金，不如一豚肩。」塞者不思尺璧，而思襁衣。夫以众勇，无所畏乎孟贲矣；以众方，无所畏乎乌获矣；以众视，无所畏乎离娄矣；以众智，无所畏乎尧舜矣。此君人者之大宝也。狂者东走，逐者亦东走；溺者入水，救者亦入水。事虽同，而心异也。
又云女国有横[一作潢]池水，妇人入浴，出则孕。若生男子，三年即死。鲸鲵，一名海鳅，穴居海底。入穴则水溢为潮，来出穴则水入为潮，退出入有节，故潮有期。扶南国，今众香皆共一木：根是旃檀，节是沈香，花是鸡舌，叶是霍香，胶是熏陆。东平思王生埋所宠幸者，号呼之声，后数十年犹有闻者。孔子游山，使子路取水，逢虎于水，与职揽尾，得之内于怀中。取水还，问孔子曰：“上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杀虎，持虎头。”中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杀虎，持虎耳。”下士杀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杀虎，捉虎尾。”子路出尾弃之，复怀盘石，曰：“夫子知虎在水而使我取水，是欲杀我也。乃欲杀夫子。”问上士杀人如之何？曰：“用笔端。”中士杀人如之何？曰：“用语言。”下士杀人如之何？曰：“用盘石。”子路乃弃盘石而去。按此盖附会子路之勇，孔子知之而失之诞者也。金楼之言，此最不经。
北史》高允表请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闻经典，履行忠清，堪为人师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同。若道业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齿。学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堪束修名教者，先尽高门，次及中等。按此郡县设学之始，甚矣！允之有功于名教也。
颜氏家训：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荒芜矣。然人有坎壈，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孔子之五十以学《易》，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始来游学，《易》《论语》皇甫谧二十始授《孝经》《论语》，皆成大儒。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秉烛夜行。按此论最切，惟曾子七十乃学，一言似传闻之讹。陆放翁亦云“曾
译我观察史书记载，王叡的儿子王放、孙子王粲，王放的弟弟王正，王正的儿子王载鼎，王正的弟弟王棱，王棱的弟弟王黯，都凭借功名和经学事业，世代继承家业。而王粲起兵勤王，在与侯景作战时战死，谥号为忠贞，以节义著称。王载鼎字超盛，通晓经史，明白阴阳逆刺之术，尤其擅长相术。他先前识得陈武帝，通过望气知道他将称王；后来识得隋文帝，知道他显贵，于是天下一统，多么神奇啊！直到唐朝的韦氏家族，簪缨显赫，大多都是王叡的后裔。
曹景宗作为武将，在赋诗竞赛中表现优异，但王正不仅仅能写诗。《梁书》本传记载，曹景宗性情急躁好动，出行时常想赛车，帷幔左右的人总是劝谏他。曹景宗对亲近的人说：“我过去在乡里，骑着快马如龙，与几十个年轻人骑马，拉开弓弦发出霹雳般的声音，箭像饥饿的鸱鸟叫，在平坦的泽地追逐麞鹿，射中几肋，渴了就喝它的血，饿了就吃它的胃，甜如甘露浆，感觉耳后生风，鼻头出火。现在来到扬州做贵人，动不动就转不得，路上行走打开车幔，小人就说不可，闲置在车中像三日的新妇，遭受这种压抑使人没有生气，看这是什么样的意态。”他的文章也雄杰殊胜。
文中子评价谢朓是“浅薄的人”。他的文章“敏捷”，按照道理，不“浅薄”就不“敏捷”，后人却以“敏捷”为贵了。
《金楼子》六卷，由梁孝元帝撰写，即湘东王萧绎。所论述的内容醇正与瑕疵参半，其中特别重视孝行。然而他解救父亲时逗留拖延，导致台城的灾难，实在是极不孝的人，空谈又能欺骗谁呢？摘录数则，以备考核。也有与其他书籍出入的地方：颜延年说：“大喜荡心，稍微抑制就安定；甚怒倾性，稍微忍耐就平息。”伯乐教他所憎恨的人相千里马，教他所爱的人相驽马。雕刻金石的人难以用力，摧毁枯朽的人容易成功，是因为占据了有利的形势。秋天早寒则冬天必定温暖，春雨多则夏天必定干旱，天地尚且不能两全，何况人呢？一只兔子跑过街道，万人争夺它，是因为归属未定；满市的兔子，路过的人不看，不是不想得到兔子，是因为归属已定。虽然鄙人也不争，所以治国在于确定名分罢了。失火而从海里取水，海水虽然多，火必定不灭，因为远水救不了近火。
《吕览》说：“穿衣的人在寒冷中，吃饭的人在饥饿中。”陈思王说：“投给老虎千金，不如一个猪肩。”被堵塞的人不想尺璧，而想襁褓中的衣服。凭借众人的勇力，无所畏惧孟贲；凭借众人的方法，无所畏惧乌获；凭借众人的视力，无所畏惧离娄；凭借众人的智慧，无所畏惧尧舜。这是君主的至宝。狂人向东跑，追赶的人也向东跑；溺水的人入水，救人的人也入水。事情虽然相同，但心思不同。
又说女国有横池水，妇人入浴，出来就怀孕。如果生男孩，三年就死。鲸鲵，一名海鳅，穴居海底。进入洞穴则水溢出形成潮水，出来则水流入形成潮水，进出有节律，所以潮水有定期。扶南国，现在众香都共一木：根是旃檀，节是沉香，花是鸡舌香，叶是藿香，胶是熏陆香。东平思王活埋他所宠幸的人，号哭的声音，几十年后还能听到。孔子游山，派子路取水，在水边遇到老虎，与老虎搏斗，抓住尾巴，把它放进怀里。取水回来，问孔子说：“上士杀虎怎么样？”孔子说：“上士杀虎，抓住虎头。”中士杀虎怎么样？孔子说：“中士杀虎，抓住虎耳。”下士杀虎怎么样？孔子说：“下士杀虎，抓住虎尾。”子路拿出尾巴扔掉，又怀上盘石，说：“夫子知道虎在水里却让我取水，是想杀我。于是想杀夫子。”问上士杀人怎么样？回答说：“用笔端。”中士杀人怎么样？回答说：“用语言。”下士杀人怎么样？回答说：“用盘石。”子路于是扔掉盘石离开。按照这个说法，大概是附会子路的勇猛，孔子知道却失之荒诞。《金楼子》的话，这个最不经。
《北史》高允上表请求制定：大郡设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设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设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设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那些博士选取博闻经典，行为忠清，堪为人师的人，年龄四十岁以上；助教也相同。如果道业早成，才能胜任教授，不拘年龄。学生选取郡中清望人，行为修谨，堪受名教约束的人，先尽高门，次及中等。按照这个郡县设学的开始，非常了不起！高允对名教的功劳啊。
《颜氏家训》：人生幼小，精神专注；长大后，思虑散逸，所以必须早教，不要失去时机。我七岁时诵读《灵光殿赋》，直到今天，十年整理一次，仍然不遗忘。二十岁以外，所诵读的经书，一个月废弃，就荒芜了。然而人有坎坷，盛年失学，还应当晚学，不可自弃。孔子五十岁学习《易》，曾子七十岁才学习，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岁才开始游学，《易》《论语》皇甫谧二十岁才开始教授《孝经》《论语》，都成为大儒。幼年学习的人，如日出之光；老年学习的人，秉烛夜行。按照这个论述最切中要害，只有曾子七十岁才学习，这一句话似乎是传闻的错误。陆游也说“曾
隋书·李谔传》：魏之三祖，更尚文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逞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离理存异，寻虚逐微，饶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昬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按：士恢此书，可谓切中时弊。
唐书·薛登传》炀帝始置进士等科，后生复相驰竞，赴速趋时，缉缀小文，名曰策学。不指实为本，而浮虚为贵。按以此隐僻，考人势必至此。策之名始于贾长沙、董江都，继之如唐之刘蕡、宋之苏轼，其最着也。要皆通达治体、究切时务之言。沈约之徒乃有射策之说，专取隐僻小数，以夸博洽，实如射覆之戏，术耳。即其工者，只可言考，不可言策。于时政究何所补？后世之策乃驱天下于无策者也。与其以张华、沈约律天下士，何如得贾、董、刘、苏之才哉！使贾、董、刘、苏而射后世之策，我知其无幸矣。”
新唐书·刘子元传：尚书郑惟忠尝问：“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子元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采金不能货殖；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枏斧斤，不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时以为笃论。按：才、学、识三者，尤重在识，识尤在通事理、达时务，至平、至允、至明、至公。不然，且有以铁为金，而弃楩楠如樗栎者矣。
池北偶谈》寇莱公准作相，诸司公移讳其名，改为准，至今相沿。然《求古录》载五代石刻已用“准”字，《唐韵》二字并收。按“准”“准”二字，古本通用，文移之易“准”为“准”，或以寇故耳。
汉文固称极盛，然自贾傅、晁董、史迁、刘向、班掾诸公，虽沓引经传，必有透快之笔，动人正孔子所谓辞达之义也。东汉以下，迄于唐初，文笔每犯不快之弊，未可以先儒醇实之说弥缝其失也。其它浮藻，更无论矣。故必昌黎出，而始豁然轩天地，浩乎沛古今。子厚配之，欧、曾、苏、王继之，他美固多，总不离快之一言也。韩、柳以前，快者其陆宣公乎？故韩、苏多取径于陆。或云太快则少温厚之气，不知温厚亦必以快出之也。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孝经先之以博爱，而民不遗其亲。昌黎本此，言博爱之谓仁，最确。不知程伊川何以又言：便以博爱为仁则不可。宋儒支离多如此类。朱紫阳作仁说，千歧万转，究不外博爱之旨，又何也？独无兼爱之虑耶？博爱与兼爱亦大有辨，博爱有差等，兼爱无差等。
史记》礼书连用五，为之句法。韩昌黎《原道》本之，连用十七，为之句法，而参差转换，更极意态。大抵古人行文，亦必有本，而能者为之，则变换以自用其才，斯为善耳。
陆宣公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夫投胶以变浊，不如澄其源而浊自变之愈也；扬汤以止沸，不如绝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昌黎《原道篇》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机轴相同，至苏家相喻，乃极其妙。
尧舜传贤，禹传子。孟子论天道，昌黎论人事。二者之言，相足。
进学解，昌黎用六朝体。结云：“是所谓诘匠氏之不以杙为楹，而訾医师以昌阳引年，欲进其豨苓也。”奇宕古脱，乃其本色文字。
为裴相公让官表，与宣公相近，亦韩文中变体也。
天竟如何？命竟如何？乃昌黎《上崔考功书》语。
释言：「市有虎，听者庸也。曾参杀人，以爱惑聪也。巷伯之伤乱世是逢也。」间以韵语妙。
讳辨，明确之至，《日知录》历引当时讳浒势秉机者，谓退之所言未为定论，故旧史以韩愈为李贺作
译《隋书·李谔传》：魏朝三代君主，相继崇尚文辞，忽视了治理国家的根本大道，喜好雕琢辞藻的小技艺。下级效仿上级，如同回声和影子一样迅速，竞相炫耀文采，于是形成了风气。长江以南的齐、梁两朝，这种弊端更加严重，无论贵贱贤愚，只致力于吟诗作赋，于是背离了事理而追求奇异，探求虚无而追逐细微，讲究一个韵脚的奇特，争夺一个字的精巧，连篇累牍的文章，写不出月亮和露水以外的形象；堆积案头、装满箱子的作品，只有风云变幻的形态。世俗以此互相标榜，朝廷据此选拔人才。获取俸禄利益的途径既然已经打开，喜爱崇尚的情感便更加深厚。于是乡里间的孩童、贵族少年，还没学会数数，就先创作五言诗。至于羲皇、舜禹的典籍，伊尹、傅说、周公、孔子的学说，不再放在心上，何曾进入耳朵？把傲慢怪诞当作清高虚静，把抒发情感当作功勋业绩，指责儒生质朴为古板拙劣，推崇词赋为君子之风。所以文章日益繁杂，政治日益混乱，实在是因为抛弃了大圣人的规范，把无用的东西当作有用的东西。按：李士恢这篇文章，可以说切中了当时的弊病。
《唐书·薛登传》：隋炀帝开始设立进士等科，后辈又相互竞争，迎合时尚，拼凑短小的文章，名叫策学。不以求实为根本，而以浮夸虚饰为高贵。按：用这种隐晦偏僻的内容来考核人才，势必导致这种情况。策问的名称始于贾谊、董仲舒，继承者如唐代的刘蕡、宋代的苏轼，是最著名的。他们全都是通晓治国根本、切合时务的言论。沈约等人却有了射策的说法，专门选取隐晦偏僻的小知识，来夸耀博学，实际上就像射覆的游戏，只是一种术数罢了。即使擅长的人，也只能说是考核，不能说是策问。对于时政有什么补益呢？后世的策问，是把天下人推向毫无对策的境地啊。与其用张华、沈约的标准来衡量天下的士人，哪里比得上得到贾谊、董仲舒、刘蕡、苏轼这样的人才呢！如果让贾谊、董仲舒、刘蕡、苏轼去应对后世的策问，我知道他们不会侥幸成功的。”
《新唐书·刘子元传》：尚书郑惟忠曾经问：“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为什么呢？”刘子元说：“史学有三种长处：才、学、识，世间很少兼有，所以史才少。有学问而没有才能，就像愚蠢的商人采集黄金却不能经营获利；有才能而没有学问，就像灵巧的工匠没有木材和斧头，不能建成房屋。善恶必定如实记载，使骄横的君主和奸贼的大臣知道畏惧，这是无可挑剔的。”当时的人认为这是确切的言论。按：才、学、识三者，尤其重在识，识尤其在于通晓事理、达于时务，达到最平正、最公允、最明察、最公正。不然，就会有把铁当作金子，而把楩楠木当作无用之木抛弃的情况了。
《池北偶谈》：寇莱公（寇准）做宰相时，各官署的公文避讳他的名字，改“准”为“准”，至今沿袭。然而《求古录》记载五代石刻已经使用“准”字，《唐韵》两个字都收录。按：“准”“准”二字，古代本来通用，公文中把“准”改为“准”，或许是因为寇准的缘故吧。
汉代文章固然号称极盛，然而自从贾谊、晁错、董仲舒、司马迁、刘向、班固等各位先生，虽然大量引用经传，必定有透彻流畅的笔法，动人之处正是孔子所说的“言辞达意”的道理。东汉以后，直到唐初，文笔常常犯不通畅的弊病，不能用先儒纯正朴实的学说弥补其过失。其他浮华藻饰，更不用说了。所以一定要等到韩愈出现，才开始豁然开朗，气势浩大，贯通古今。柳宗元与之相配，欧阳修、曾巩、苏轼、王安石继承其后，其他优点固然很多，总离不开“快”（通畅）这一个字。韩愈、柳宗元以前，通畅的难道不是陆贽吗？所以韩愈、苏轼多取法于陆贽。有人说太通畅就缺少温厚之气，不知道温厚也必须通过通畅来表达。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孝经》说先以博爱教导，百姓就不会遗弃他们的亲人。韩愈本于此，说博爱叫做仁，最准确。不知道程颐为什么又说：如果把博爱直接当作仁就不可以了。宋儒支离破碎多像这类情况。朱熹写《仁说》，千头万绪，终究不出博爱的主旨，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没有担心兼爱的嫌疑吗？博爱与兼爱也有很大的区别，博爱有等级差别，兼爱没有等级差别。
《史记·礼书》连续使用五个“为之”的句式。韩愈《原道》本于此，连续使用十七个“为之”的句式，而参差转换，更极尽意态。大抵古人写文章，也必定有依据，而有才能的人写，就变换以施展自己的才华，这才是好的。
陆贽论述两河及淮西利害的奏状。用胶来改变浑浊，不如澄清源头而浑浊自然改变得更好；扬汤止沸，不如断绝柴火而沸腾停止得更快。韩愈《原道篇》也是责备冬天穿皮衣的人说：“为什么不穿葛布衣服那样容易呢？”责备饥饿吃饭的人说：“为什么不喝水那样容易呢？”构思相同，直到苏轼的比喻，才极其精妙。
尧舜传位给贤人，禹传位给儿子。孟子论述天道，韩愈论述人事。两者的言论，互相补充。
《进学解》，韩愈使用六朝文体。结尾说：“这就是所谓责问工匠不用小木桩做柱子，而指责医生用昌阳延年，想进献豨苓。”奇特跌宕古朴脱俗，是他的本色文字。
《为裴相公让官表》，与陆贽相近，也是韩文中变化的体式。
天究竟如何？命究竟如何？是韩愈《上崔考功书》中的话。
解释《诗经》：“市上有虎，听信的人庸俗。曾参杀人，因为爱迷惑了听觉。巷伯感叹乱世是遭遇。”间杂韵语巧妙。
《讳辨》，明确到了极点，《日知录》历数当时避讳浒、势、秉、机的人，说韩愈所说的不是定论，所以旧史认为韩愈为李贺作
送高闲上人序：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鬬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其意。盖为寂灭者，下砭然如此，立说恐未足关释氏之口。
杨子法言：「貌则人，心则欤？」昌黎《送郑尚书序》：「好则人，怒则兽。」
鸡牕剩言》昔郭汾阳治第，谓工人曰：“好筑墙，勿令不牢。”筑者对曰：“数十年来，京师达官贵人，一皆某所筑。今某死，某亡，某败，某绝，人自改换，墙固无恙。”公闻之，惕然请老。恐系窃取《昌黎王承福传》而为之说者，然亦足以振聋醒寐。
昌黎答崔立之书末段，亦仿曹子建与杨德祖书，但其笔力豪迈，透出其上。所谓起八代之衰者，观此尤可得其意境。大约昌黎陶冶百家，自用其才，真集古文之大成者也。
韩文治不收声，事出名上，按礼表记，唯欲行之浮于名也。系韩语意所本，约六经之旨成文，此其一端。
韩与陈给事书：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又曰：「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日负于初心。」其自歉也如是，不似宋儒专事矜己抑人。
吾于古无似也，而于昌黎与崔虞部书所谓“惟念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趋时，而偃仰一室，啸歌古人者”，窃亦敢自况焉。
杨升庵曰：「陆机文赋，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昌黎谓：『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李文饶曰：『文章如日月，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论文之要也。」
国史补》韩愈与陆长源同在使幕，或讥其年辈相悬，周愿曰：“大虫、老鼠俱为十二属，何怪之有？”此语本出周愿，《余冬叙录》讹为退之语。韩谓李程曰：“崔大丞相群同年往还，直是聪明过人。”李曰：“何处过人？”韩曰：“与愈往还三十余年，不曾说着文章。”刘梦得《诗话》云尔。今读其与崔羣书，何等恳至，恐不如此轻薄也。
昌黎论文，当合《进学解》《潮州刺史谢上表》《上宰相书》《上兵部李侍郎书》《与孟尚书书》《答崔立之书》《答李翊书》《答刘正夫书》《答尉迟生书》《答吕医山人书》《送孟东野序》《荆潭唱和诗序》《贞曜先生墓志铭》《樊绍述墓志铭》。观之乃备，而其所谓惮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汉，正声谐韶濩，劲气沮金石，盈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赞于頔，实自道也。文极于此矣。
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玉磬声声，响金铃个个圆。必兼之而韩文之妙乃尽。横空盘硬，则其本也。
皇甫湜《昌黎墓志》：「先生七岁好学，言出成文。及冠，恣为书以传圣人之道。人始未信，既发不掩，声振业光，众方惊爆而萃排之。乘危将颠，不懈益张，卒大信于天下。先生之作，无圆无方，至是归工，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跋邪觗异，以扶孔氏存皇之极。知与罪非我计，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枚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纸，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然而栗密窍渺，章妥句适，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呜呼，极矣！后人无以加矣。姬氏以来，一人而已矣。」又曰：「平居虽寝食，未尝去书，怠以为枕，飱以为饴，口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诙笑啸歌，使皆醉义忘归。呜呼，可谓乐易君子巨人者矣。」李翱《祭文》：「拨去其华，得其本根，开阖怪骇，驱涛涌云。包刘越嬴，并武同殷，六经之学绝而复兴，学者有归。大变于文。」李汉《序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否也？」又曰：「自知读书为文，日记数千百言。比壮，经书通念，晓析酷排，释氏诸史百子，皆搜抉无隐，汗澜卓踔，奫泫澄深，诡然而蛟龙翔，蔚然而虎凤跃，锵然而韶钧鸣，日光玉絜，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洞视万古，愍恻当世，遂大拯颓风，教人自为。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呜呼，先生之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合三公之言，韩文可得其慨。
张籍祭退之诗云：「独得雄直气，发为古文章
译《送高闲上人序》说：张旭有他的道理，利害关系必定分明，连极微小的利益也不放过。情感在心中炽热，利欲争斗着前进，有得有失，激昂地不能释怀。大概对于追求寂灭的人来说，下笔如此犀利，立论恐怕不足以让佛门中人信服。
《扬子法言》说：“外表像人，内心却不然？”韩愈《送郑尚书序》说：“高兴时像人，发怒时像野兽。”
《鸡窗剩言》记载：从前郭子仪修建宅第，对工匠说：“好好砌墙，不要让它不牢固。”砌墙的人回答说：“几十年来，京城里达官贵人住的房子，都是我砌的。如今这些人有的死了，有的逃亡了，有的败落了，有的绝后了，住户自然更换，但墙依然完好无损。”郭子仪听了这话，感到警惕，便请求退休。这恐怕是窃取韩愈《王承福传》的意思而编造的说法，但也足以振聋发聩，唤醒沉睡的人。
韩愈《答崔立之书》的最后一段，也模仿曹植给杨德祖的信，但他的笔力豪迈，超越了前人。所谓“起八代之衰”，看这里尤其能领会其意境。大概韩愈熔铸百家之长，运用自己的才华，真正是古文的集大成者。
韩文治理不收敛声音，事情出名在名声之上，按照礼制和表记，只希望行为浮于名声之上。这是韩愈言语意旨的根本，大约概括六经的宗旨而写成文章，这是其中一个方面。
韩愈《与陈给事书》说：我韩愈，道业没有更加修习，而文章日益有名。又说：“聪明不及从前，道德日益辜负初心。”他的自我谦抑如此，不像宋儒专门自我矜持、压制他人。
我在古代没有相似的人，而在韩愈给崔虞部的信中所谓“只考虑得失，本来有天命，不在于迎合时势，而在室内俯仰，吟啸古人”，我私下也敢以此自比。
杨慎说：“陆机《文赋》说，抛弃已披散的朝华，开启未振发的夕秀。韩愈说：‘务必去除陈旧的言辞，艰难啊！’李德裕说：‘文章如日月，千古常见，而光景常新。’这是古人论文的要旨。”
《国史补》记载：韩愈与陆长源同在使幕，有人讥笑他们年龄辈分相差悬殊，周愿说：“老虎、老鼠都属十二生肖，有什么奇怪的？”这话本出自周愿，《余冬叙录》误作韩愈的话。韩愈对李程说：“崔大丞相崔群与我交往，真是聪明过人。”李程说：“哪里过人？”韩愈说：“与我交往三十多年，不曾谈起文章。”刘禹锡《诗话》这样说。现在读韩愈给崔群的信，何等恳切真挚，恐怕不像这样轻薄。
韩愈论文，应当合看《进学解》《潮州刺史谢上表》《上宰相书》《上兵部李侍郎书》《与孟尚书书》《答崔立之书》《答李翊书》《答刘正夫书》《答尉迟生书》《答吕医山人书》《送孟东野序》《荆潭唱和诗序》《贞曜先生墓志铭》《樊绍述墓志铭》。看了这些才完备，而他所说的“震慑如雷霆，浩瀚如河汉，正声和谐如韶濩，劲气阻止金石，充盈而不多余，一言简约而不失，一辞赞于頔”，实际上是自我写照。文章到此极致了。
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玉磬声声，响金铃个个圆。必须兼有这些，韩文的妙处才尽显。横空盘硬，是其根本。
皇甫湜《昌黎墓志》说：“先生七岁好学，言出成文。及至成年，恣意著书以传圣人之道。人们起初不信，后来发现无法掩盖，声名震动，事业显赫，众人方才惊爆而聚集排斥他。身处危险将倾覆，不懈怠反而更加张扬，最终在天下获得大信任。先生的作品，无圆无方，至此归于工巧，抉发经书之心，执持圣人之权，尚友作者，排斥邪说异端，以扶持孔氏存皇之极。知道与罪过非我所计，茹古涵今，没有边际，浑浑灏灏，不可枚举。等到他酣畅豪放，快字凌纸，怪发鲸铿，春丽惊耀天下。然而栗密窍渺，章妥句适，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呜呼，极矣！后人无以加矣。姬氏以来，一人而已矣。”又说：“平时即使寝食，未尝离开书，怠惰时以书为枕，飱食时以书为饴，口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诙笑啸歌，使皆醉义忘归。呜呼，可谓乐易君子巨人者矣。”李翱《祭文》说：“拨去其华，得其本根，开阖怪骇，驱涛涌云。包刘越嬴，并武同殷，六经之学绝而复兴，学者有归。大变于文。”李汉《序文》说：“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否也？”又说：“自知读书为文，日记数千百言。比壮，经书通念，晓析酷排，释氏诸史百子，皆搜抉无隐，汗澜卓踔，奫泫澄深，诡然而蛟龙翔，蔚然而虎凤跃，锵然而韶钧鸣，日光玉絜，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洞视万古，愍恻当世，遂大拯颓风，教人自为。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志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呜呼，先生之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雄伟不常者矣。”合三公之言，韩文可得其慨。
张籍祭退之诗云：“独得雄直气，发为古文章”
朱子王氏读经说退之原道诸篇，则于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扬、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乡之所在，终不免于文士浮华放浪之习，时俗富贵利达之求。而其览古今之变，将以措诸事业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恳恻而有条理也。说恐未允。以文而论，欲尽扫其浮华放浪，则必不求极文之致始可。不然，平正之余溢为光怪，以窃附于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之例，岂见恶于孔子者耶？且以浮华放浪评韩，直呓语耳。
或谓韩文谨严而奇崛，李习之得其谨严，皇甫持正得其奇崛。又谓韩学独孤及，特及当变格之初，明而未融。欧阳公早工俪偶之文，得韩法于尹洙，而洙简严，欧曲折迥异。又谓韩镕铸羣言，自然高古；皇甫湜有意为奇，孙樵刻意求奇。
池北偶谈》皇甫湜论业一篇，备论诸家之文，曰：“韩吏部之文，如长江万里一道，冲飚激浪，瀚流不滞，然而施之灌溉，或爽于用。”按此竟与所作墓志相反，非确论也。韩文何所不宜哉？
杨升庵曰：「韩文与大颠书，明系彼教假托。李翰编韩集，自云收拾无遗，而不载此，此铁案也。朱紫阳必信之，以故入韩公之罪，不知何心也。」
陆希声序李观文云：「观尚于词，故词胜；其理愈尚于质，故理胜其词。使愈穷老不休，终不能为观之词；使观后愈死，亦不及愈之质。」据此言，是以李与韩并论，而无所轩轾矣。夫文之所贵者，理而已。理足而以词辅之，以理论韩，或犹有未足；以词正皇甫持正所谓「无圆无方，至是归工者也」。若如李观，则浮词而已矣。浮词乃韩之所不屑为，所谓「惟陈言之务去者」。希声转以为「穷老不能为」，亦不知言之甚者矣。
胡致堂谓唐臣以封禅为非者，惟柳子厚一人而已。然则子厚之识，岂可尽非哉？
文之是非，在理义上见；文之工拙，在词调上见。有理义而兼有词调者，是而工者也；有理义而欠词调者，是而拙者也；理义欠而有词调者，非而工者也；无理义兼无词调者，非而拙者也。场中遇合之文，是而工者固多，非而工者正复不少；是而拙者仅有之，非而拙者更希有之。理义于文固重，词调断不可轻矣。
昌黎论文之语甚多，其要有曰：“约六经之旨而成文”，又曰：“惟陈言之务去”，又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曰：“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又曰：“醇然后肆。”尤要在师其意，不师其词。师其意，所谓“约六经之旨也”；不师其词，所谓“惟陈言之务去也”，即所谓“辞必己出也”。师其词，则陈言剽贼矣。详读公文，除明引诗书外，用古书语者极少，无非从古语点化而出，所以能合集众美，自成一家。意以稽古为法，故醇；词以独造为奇，故肆。圣于文者，古今一人而已。
柳文，世之模拟鼠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为辞者之读之也，其大笑固宜。呜呼！世之轻笑大家者，曷于此而思之？
刘梦得序柳集曰：「三光五岳之气，分太音不完，必混一而大振。贞元中，天下文士如繁星丽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子厚，斯人望而敬者与？」
后世讲道学者，每以苛刻论人，而不惟其实，不求其允。今之集矢于子厚者，盖犹万口一声。不知孔子谓“无咎者善补过”也。如子厚晚年之政绩，真善补过者。且其始附叔文，固有躁进之失，然意在行道，故其所拔皆善类。与小人之朋邪害正者，迥殊。孔子曰：“观过斯知仁矣。”安得不原其本心，一例贬之哉！
吊贺互翻，始于《晋语》，叔向对韩宣子；继于《史记》，蒯通说范阳令；终于子厚《贺王进士书》。文章机杼，必有来历，特善变者工耳。
腐儒辄咤口，薄柳子厚不知道。然观其《报袁君陈书》曰：「其归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贤士所懔懔者。」《送徐从事北游书》曰：「苟开传，必得位；得位而以诗礼春秋之道施于事，及于物，思不负孔子之笔舌。能如是，然后可以为儒。儒可以说读为哉？」由前之言，大体正矣；由后之言，实
译朱熹、王柏等人研读韩愈的《原道》等篇章，认为在道的根本渊源上，韩愈似乎超越了荀子、扬雄、范仲淹等人。然而考察韩愈平生志趣所在，终究未能摆脱文士浮华放浪的习气，以及时俗对富贵利达的追求。而他纵观古今变迁，打算付诸实践的事业，恐怕也不如范仲淹那样恳切真挚且有条理。这种说法恐怕并不公允。从文章角度论，想要彻底扫除浮华放浪，就必须不追求文辞的极致才行。否则，在平正之余溢出的光怪陆离，借以依附于《易经》的奇变、《诗经》的正雅与繁盛之例，难道是被孔子所厌恶的吗？况且用浮华放浪来评价韩愈，简直是胡言乱语。
有人说韩文严谨奇特，李翱得其严谨，皇甫湜得其奇特。又说韩愈师法独孤及，只是独孤及处于文体变革之初，道理明确但尚未融会贯通。欧阳修早年擅长骈俪之文，从尹洙那里得到韩愈的文法，而尹洙简练严谨，欧阳修则曲折多变，截然不同。又说韩愈熔铸众家之言，自然高古；皇甫湜有意求奇，孙樵刻意求奇。
《池北偶谈》记载皇甫湜在《论业》一文中，详细论述了诸家的文章，说：“韩吏部的文章，如同万里长江一道，狂风激浪，浩瀚奔流而不滞留，然而用于灌溉，或许不太适用。”按此说法竟然与他所写的墓志铭相反，并非确切的论断。韩愈的文章有什么不适宜的呢？
杨慎说：“韩愈与高僧大颠的书信，明显是佛教徒假托之作。李翰编纂韩愈文集，自称搜集无遗，却不收录这封信，这是铁案。朱熹必定相信这封信，因此将其作为韩愈的罪状，不知是何居心。”
陆希声为李观文集作序说：“李观崇尚文辞，所以文辞胜过；他的道理比文辞更崇尚质朴，所以道理胜过文辞。假如韩愈穷困衰老而不止息，终究不能写出李观那样的文辞；假如李观死在韩愈之后，也赶不上韩愈的质朴。”根据这番话，是将李观与韩愈并列讨论，而没有偏袒任何一方。文章可贵之处在于道理罢了。道理充足而用文辞辅助，以道理来评价韩愈，或许还有不足之处；以文辞来评价，正如皇甫湜所说的“无圆无方，至此归于工巧”。如果像李观那样，不过是浮泛的文辞罢了。浮泛的文辞是韩愈所不屑于做的，即所谓“务必去除陈词滥调”。陆希声反而说韩愈“穷老也不能做到”，也是不知说话分寸的严重错误。
胡寅说唐代大臣中认为封禅不对的，只有柳宗元一人。那么柳宗元的见识，难道可以完全否定吗？
文章的对错，在理义上体现；文章的工拙，在词调上体现。有理义且兼有词调的，是对且工巧的；有理义而欠缺词调的，是对但拙劣的；理义欠缺而有词调的，是错但工巧的；无理义且无词调的，是错且拙劣的。科举考场中迎合时机的文章，对且工巧的固然很多，错但工巧的也不在少数；对但拙劣的仅有少数，错且拙劣的更为罕见。理义对于文章固然重要，词调断不可轻视。
韩愈论文章的言论很多，其要点有：“概括六经的宗旨而成文”，又说：“务必去除陈词滥调”，又说：“师法其意，不师法其辞”，又说：“古人写文章必定出自己手，降等而不能做到就是剽窃，后人都指向前人，公然互相沿袭。”又说：“纯正然后放纵。”尤其重要的是师法其意，不师法其辞。师法其意，即所谓“概括六经的宗旨”；不师法其辞，即所谓“务必去除陈词滥调”，也就是所谓“文辞必定出自己手”。师法其辞，就是陈词滥调和剽窃了。详细阅读韩愈的文章，除了明确引用《诗经》《尚书》外，使用古书语句的极少，无非是从古语点化而出，所以能汇聚众美，自成一家。以稽古为法度，所以纯正；以独创为奇特，所以放纵。在文章上达到圣境的人，古今只有韩愈一人而已。
柳宗元的文章，世上那些模拟窃取、青媲白、皮厚肉柔筋脆骨的人读它，他们大笑是理所当然的。唉！世上轻率嘲笑大家的人，何不在此思考一下？
刘禹锡为柳宗元文集作序说：“日月星辰五岳的气，分散则太音不完备，必须混一才能大振。贞元年间，天下文士如繁星点缀天空，而光芒寒冷颜色纯正，人们望而敬畏的，只有五个人罢了。柳宗元，就是这人们望而敬畏的人吗？”
后世讲道学的人，常常苛刻地评论别人，而不考察实际情况，不寻求公允。现在集中攻击柳宗元的人，大概还是一致同声。不知道孔子说过“没有过错的人是善于弥补过错的”。像柳宗元晚年的政绩，真是善于弥补过错的人。况且他起初依附王叔文，固然有急躁进取的过失，但意在推行道义，所以他提拔的都是善良之辈。与小人结党营私、危害正道的人，截然不同。孔子说：“观察一个人的过错，就知道他的仁心了。”怎么能不推究他的本心，一概贬低他呢！
吊唁与祝贺互相转化，始于《国语·晋语》中叔向回答韩宣子；继于《史记》中蒯通游说范阳令；终于柳宗元的《贺王进士书》。文章的构思，必定有来历，只是善于变化的人工巧罢了。
迂腐的儒生往往咋舌，轻视柳宗元不懂道。然而看他的《报袁君陈书》说：“其归宿在于不超出孔子，这是古人贤士所敬畏的。”《送徐从事北游书》说：“如果打开传记，必定能得到职位；得到职位而用诗礼春秋的道理施行于事，惠及万物，想着不辜负孔子的笔舌。能这样，然后才可以称为儒。儒可以说只是诵读吗？”由前面的话看，大体是正确的；由后面的话看，实在
用精矣。大体正，实用精，非道而何？空谈性命以为道，正以说读为儒者，也是子厚之所笑也。
译运用得精妙了。大体端正，实用精妙，这难道不是道吗？空谈性命之理而称之为道，把空谈说教当作儒者的本分，这也是柳子厚所讥笑的。
续《孟子》唐林慎思虔中撰。虔中死黄巢之乱，大节甚着，人品颇高。独此一续，殊为蛇足。理既为孟子弃，余笔更庸拙所著。《伸蒙子》三卷，稍工其设。名{山干}{山禄}{氵知}{氵道}{石求}{石已}{弓宏}{甲夂}{耒如}{耒愚}{卢瓦}{乳瓦}亦殊太怪。
唐人孙樵，实胜李翱。其《驿记》等篇，边幅虽狭，颇有姿致。若翱，则平平无取耳。皇甫持正，以作昌黎墓志为生平杰作，其它未免秦武王举鼎偾筋绝膑之态。
唐文，韩、柳外，当推元、白，笔为俊爽。杜牧之、皮袭美，皆不及也。牧之惟《阿房》一赋，超出辈流。
刘蜕《文冢铭》陆鲁望《野庙碑》自成一种奇文，敻乎不可及也。
王元之文亦从韩柳出，《待漏院记》便用《盘谷序》机轴，《竹楼记》便用柳州诸记机轴，诗则全摹少陵，皆为升堂之选矣。
范文正尝言：“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为《岳阳楼记》，遂着其语。可见前辈作文，必多平日心得之言，非猝办可比。
后山诗话》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耳。”传奇，唐裴硎所著小说也。按此乃过抑之言，未可为据。然足见古文之难，如范公犹未足当家也。司马温公上庞丞相启云：“光于属文，性分素薄，又懒为之。当应举时，强作科场文字，终不甚工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迂僻鄙俚，无益世用。”此虽公之谦言，然非深知甘苦者不能道。南宋以后，古文可看者多，可读者少，皆不能刻意致力之故也。
温公《五规》务实篇：「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实亡。本失而末在，譬犹胶板为舟，搏芥为楫，败布为帆，朽索为维，画以丹青，衣以文绣，使偶人驾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陆，则涣然信可观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风涛，岂不危哉！」按此，千古粉饰之炯鉴也。
范百禄[子功镇，从子]对制科策：商汤之过以旱灾而改，中宗之过以拱木而改，高宗之过以雊雉而改，成王之过以雷风而改，宣王之过以云汉而改。按此最排迭耸目。
刘贡父谓永叔虽偷不伤，事主谑语能道出学文至诀。
池北偶谈》刘原父惜欧九不学，欧对仁宗谓刘敞文亦未佳，其博雅足重也。二公似以名高相失，按此正欧、刘相知之深，非相失也。
桑世昌《兰亭考》欧阳记真州东园，泛以画舫之舟，曾子固亦以为疑。
杨升庵曰：「孔丛子载孔子之言曰：『古之听讼者，恶其意，不恶其人；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欧阳永叔《泷冈阡表》『求其生而不得』云云，本此。」
昔人谓欧阳作文虽至熟，事必检阅书册，故无谬误。然汉党禁实在桓灵，而欧《朋党论》讹为献帝，安得无误也？
杨用修曰：「通鉴载吴越王钱宏佐复其境内税三年事，甚详。欧阳五代史独言钱氏之重敛。胡致堂信司马而疑欧阳。按宋代别记载，永叔为推官时，昵一妓，为钱惟演所持，永叔恨之。后作五代史，乃诬其祖以重敛，挟私怨于襃贬之间，何异于魏收辈耶？」又曰：「宋人誉五代史胜于史记。夫史记自左氏而下，未有其比，非特太史笔力，亦由其书会辑左氏、国语、战国策、世本及汉代司马相如、东方朔诸公文章以为桢干也。五代史有是乎？况其笔亦萎靡，不足为司马家奴，而云胜之耶？按予癸巳冬在武昌学使署，曾细读五代史一过，心窃不满甚，服用修之卓见也。」
欧作《有美堂记》：「钱塘自五代知尊中国，及其亡也，顿首请命。」按钱氏本自入版图，而欧乃谓其亡而顿首请命于钱，多苛论，即此可见。
五代史考证》通鉴胡三省注考异：十国纪年谓钱镠穷极侈靡，末年荒恣尤甚，赋歙苛暴，人苦其政。吴越备史称镠节俭，衣衾用油布，常膳惟瓮漆器。又《钱易家话》称镠公妾不贰，羹哉衣必三澣然后易。按钱镠起于贫贱，知民疾苦，必不至穷极侈靡，其奢汰暴敛之事，或其子孙所为也。
浦二田曰：「司马、欧阳二家，绾十七史起止。」
五代史·唐昭宗干宁三年，改钱镠乡里曰广
译续《孟子》由唐代林慎思虔中撰写。虔中死于黄巢之乱，其坚守大义的表现非常显著，人品也很高。唯独这一部续书，实在多此一举。既然义理已被孟子所摒弃，其余笔墨更是平庸拙劣。《伸蒙子》三卷，稍显精巧其构思。书名中的那些生僻字也太过怪异。
唐人孙樵，确实胜过李翱。他的《驿记》等篇章，虽然格局狭小，却颇有风致。至于李翱，则平庸无奇，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皇甫持正，以撰写韩愈的墓志铭为生平杰作，其他作品未免有秦武王举鼎导致筋骨断裂、膝盖粉碎的姿态。
唐代文章，除了韩愈、柳宗元之外，应当推崇元稹、白居易，文笔俊逸豪爽。杜牧、皮日休，都不及他们。杜牧只有《阿房宫赋》一篇，超出同辈。
刘蜕的《文冢铭》、陆龟蒙的《野庙碑》，自成一种奇特的文体，高远得让人无法企及。
王禹偁的文章也源自韩愈、柳宗元，《待漏院记》便运用了《盘谷序》的构思，《竹楼记》便运用了柳宗元各篇记文的构思，诗歌则完全模仿杜甫，都是登堂入室的佳作。
范仲淹曾说：“士人应当在天下人忧虑之前先忧虑，在天下人快乐之后才快乐。”后来他写《岳阳楼记》，便著录了这句话。可见前辈写文章，必定多有平日的心得体会，不是仓促间能办到的。
《后山诗话》记载：范仲淹写《岳阳楼记》，尹洙读后说：“这是传奇体的写法。”传奇，是唐代裴硎所著的小说。按：这不过是过分贬低的话，不能作为依据。但这足以说明古文之难，像范仲淹这样还不足以当行家。司马光给庞丞相的信中说：“我对于写文章，天赋本就薄弱，又懒得去做。应当参加科举时，勉强写些考场文章，终究不太擅长写古文。又不能刻意用力，迂腐偏僻鄙俗，对世道无用。”这虽然是司马光的谦辞，但不是深知其中甘苦的人说不出这样的话。南宋以后，古文能看的很多，能读的很少，都是不能刻意用力的缘故。
司马光《五规》务实篇：“这十种情况，都是形式具备而实质缺失。根本丧失而枝节存在，譬如用胶合木板做船，用聚拢的草屑做桨，用破布做帆，用朽烂的绳索做缆绳，画上青红颜色，穿上锦绣衣服，让木偶驾驶并踩在上面。用它停留在平地上，那么涣然可观。如果用它渡江河，冒风浪，难道不危险吗！”按：这是千古以来粉饰虚华的明镜。
范百禄（字子功，是范镇的侄子）回答制科策问：商汤的过错因旱灾而改正，中宗的过错因拱木而改正，高宗的过错因野鸡鸣叫而改正，成王的过错因雷风而改正，宣王的过错因云汉而改正。按：这最具有排比迭宕、引人注目的效果。
刘贡父说欧阳修虽然剽窃但不伤大雅，用戏谑的话说出做学问写文章的至理秘诀。
《池北偶谈》记载：刘敞惋惜欧阳修不学习，欧阳修对仁宗说刘敞的文章也不佳，但他的博雅值得尊重。两位似乎因名望高而失和，按：这正是欧阳修、刘敞相知之深，并非失和。
桑世昌《兰亭考》记载：欧阳修记述真州东园，泛舟于画舫之上，曾巩也对此表示怀疑。
杨慎说：“《孔丛子》记载孔子的话说：‘古代审理诉讼的人，厌恶其恶意，不厌恶其人；寻求使其生路的方法，找不到使其生路的方法，才施以刑罚。’欧阳修《泷冈阡表》中‘求其生而不得’等语，本于此。”
古人说欧阳修写文章虽然极其熟练，但事情必定查阅书册，所以没有错误。然而汉代党锢之祸实在发生在桓帝、灵帝时期，而欧阳修《朋党论》误写为献帝，怎能说没有错误呢？
杨慎说：“《资治通鉴》记载吴越王钱宏佐免除境内三年赋税的事，非常详细。欧阳修《五代史》只说钱氏横征暴敛。胡寅相信司马光而怀疑欧阳修。按：宋代其他记载说，欧阳修任推官时，亲近一名妓女，被钱惟演所牵制，欧阳修怨恨他。后来写《五代史》，便诬蔑他的祖先横征暴敛，在褒贬之间挟带私怨，这与魏收等人有什么不同呢？”又说：“宋人赞誉《五代史》胜过《史记》。《史记》自《左传》以下，没有可比拟的，不仅是太史公的笔力，也因为它会集《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以及汉代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的文章作为骨干。《五代史》有这些吗？况且其文笔也萎靡，不足以做司马迁的奴仆，却说胜过它呢？按：我在癸巳年冬天在武昌学使署，曾细读《五代史》一遍，心中非常不满，佩服杨慎的卓见。”
欧阳修作《有美堂记》：“钱塘自五代以来知道尊重中原王朝，等到它灭亡时，叩头请求命令。”按：钱氏本来自己归入版图，而欧阳修却说它灭亡后叩头向钱氏请求命令，多有苛责之论，由此可见。
《五代史考证》记载：《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考异：《十国纪年》说钱镠穷极奢侈，晚年荒淫放纵尤其严重，赋税苛暴，百姓苦于他的政令。《吴越备史》称钱镠节俭，衣被用油布，日常饮食只用瓮和漆器。又《钱易家话》称钱镠的妾室不专一，羹汤衣服必定洗三次才更换。按：钱镠起于贫贱，知道百姓疾苦，必定不会穷极奢侈，那些奢汰暴敛的事，可能是他的子孙所为。
浦起龙说：“司马光、欧阳修两家，概括了十七史的起止。”
《五代史·唐昭宗干宁三年》，改钱镠的乡里名为广
义乡勋贵里，营曰衣锦营，又升衣锦营为衣锦城，石鉴山曰衣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镠游衣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锦，号其幼所戏大木曰衣锦将军。天复二年，封镠越王，又梁封镠吴越王。客有劝镠拒梁命者，镠笑曰：“吾岂失为孙仲谋耶？”遂受之。按镠之厚敛于越，或属传疑；负心于唐，实无可逭。使其拒梁兴师，为唐复仇，岂非千古烈丈夫哉！
译义乡勋贵里，军营名叫衣锦营，又提升衣锦营为衣锦城，石鉴山改名为衣锦山，大官山改名为功臣山。钱镠游览衣锦城，宴请故旧老人，山林都覆盖着锦缎，将他小时候玩耍的大树命名为衣锦将军。天复二年，封钱镠为越王，后来梁朝又封钱镠为吴越王。有门客劝钱镠拒绝梁朝的任命，钱镠笑着说：“我难道会失去做孙仲谋那样的地位吗？”于是接受了封号。考察钱镠在越地厚敛赋税，或许属于传闻可疑；但对唐朝负心，确实无可推卸。假使他拒绝梁朝任命而兴兵起事，为唐朝复仇，难道不是千古的烈丈夫吗！
五代史·世家总论：呜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时，黥髡盗版，衮冕峨巍。吴暨南唐，奸豪窃攘；蜀险而富，汉险而贫。贫者自强，富者先亡。闽陋，荆蹙，楚开蛮服，剥剽弗堪。吴越其尤，牢牲视人，岭蜑遭刘。百年之间，并起争雄，山川亦绝，风云不通。语曰：「清风兴，羣阴伏；日月出，爝火息。」故真人作，而天下同作。十国世家，按此欧文之极研炼者，彷佛昌黎诸志铭，非庸常史笔所能逮也。
五代史《德光死》述律太后不哭，而抚其尸曰：「待我国中人畜如故，然后葬汝。」按此为彼国起见，纲目「待诸部宁一如故，则葬汝矣」，故作冠冕语，非其本意也。史有以修饰而失者，皆此类。
宋文决推苏明允为真古文。朱子谓退之、明允专摹古人声响，必期于肖而后已。以韩并数推明允，亦至矣。
蔡闻之，选古文雅正，以明允为驳，只录族谱引一篇。然如上韩昭文论山陵书，圣人复起，不易其言，亦可以为驳耶？明允之言，存乎人之善取，裨益君国者正多，未当概指为驳，一例屏之也。蔡氏拘儒，何足语此？
明允上田枢密书，足以廉顽立懦，当与孟子并垂；而弃天亵天之论，诸道学又时窃其说。
据《庄子》：管仲将死，荐隰朋。明允，管仲论未为定案。
晁、陈二氏记录，荐明允于欧阳者，张益州也。世知之。有雷简夫者，荐尤力，世罕知也。
浦二田曰：朱子斥明允论六经，看圣人全以术欺天下；而在陆以为有道而无术，则道不行。盖欲以苏张之术济孟韩之道，期于必行而已矣。储门之旨，大率祖汉而祧宋，先蜀而后洛，端倪于此。予置《易》《礼乐》《诗书》诸论，而收《几策》等。窃谓纵横家规时指事，但率其言之所自至，不必援经以饰之。于世自有用。按论明允，以浦氏之言为断。朱与储皆偏。
明允之文，一味生辣，永叔、子瞻、子由皆闲以甜熟矣。虽不必以彼废此，而文品自此而判。
宋孝宗苏轼赞：维古于文，言必己出，缀词缉句，文之蟊贼。手扶云汉，干造化机，气高天下，乃克为之。猗嗟古人，冠冕百代，忠言谠论，不顾身害，凛凛大节，见于立朝。放浪岭海，侣于渔樵，岁晚归来，其文益伟，波澜老成，无所附丽，昭晰无疑，优游有余。跨唐越汉，自我师模，贾马豪奇，韩柳雅徤。前哲典型，未足多羡，敬想高风，恨不同时。掩卷三叹，播以声诗。
苏子瞻于其生也，林子中尝称之曰：“父子以文章名世，尽渊、云、司马之才；兄弟以方正决科，迈晁、董、公孙之学。”于其死也，李方叔尝悼之曰：“皇天后土，识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苟非其人，箪食豆羹见于色。」晋邹湛对武帝言：「猛兽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虿作于怀袖，勇夫为之，惊骇出于意外，故也。」东坡《黠鼠赋》：「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而不能不变色于蜂虿。盖两运其意，而排迭溜利，顿觉改观。」
东坡《贾谊论》：“生之不能用，汉文也。或谓用字语病，然孟子‘王犹足用’，为善乃其所本。”
苏子瞻作表忠观碑，荆公叹其似《史记》秦楚之际诸侯王年表。传记载此说者甚伙。艮斋杂说则谓荆公读此碑叹赏良久，曰：“此三王世家体也。”按《史记》三王世家直书，大司马臣去病诸臣疏中，闲以“制曰”下御史，结以“制曰可”。表忠观碑直叙臣忭言后，结以“制曰可”，正用世家记言之体。与年月诸表自立议论者迥别，尤说甚合。
子瞻诸论，以《志林》中平王、始皇、战国、任侠数篇为上，留侯、晁错次之，荀卿、帏非、贾谊俱未平允。大臣朋党二论，似为调停小人起见，殊与生平大节不符。至《正统论》三篇，强辩无理，储同人反推为第一，何耶？
书籍，古人已有毕生读不尽之叹，何况今日善乎？苏文忠之言曰：「书富如入海，百货俱有，之人各得其所欲求者耳。但求之有道，须择其要而取之。」故韩子曰：「纂言必
译五代史·世家总论：唉！自从唐朝失去政令，天下人趁势而起，受过黥刑和剃发之刑的人盗取权位，身穿礼服头戴高冠的人高高在上。吴国和南唐，奸诈豪强窃取掠夺；蜀地险要而富裕，汉地险要而贫穷。贫穷的人自我图强，富裕的人先灭亡。闽地鄙陋，荆地局促，楚国开辟蛮夷之地，剥削掠夺让人无法忍受。吴越尤其如此，把百姓当作牺牲品看待，岭南的蜑民遭受刘氏的残害。百年之间，各国并起争夺霸权，山川阻隔，风云不通。古语说：“清风吹起，群阴潜伏；太阳月亮出来，小火把熄灭。”所以真命天子兴起，天下也随之兴起。十国世家，按照这篇欧文极其精炼的文章，仿佛韩愈的那些志铭，不是平庸的史笔所能达到的。
五代史《德光死》记载述律太后不哭，而是抚摸他的尸体说：“等我国境内的人畜像以前一样，然后才埋葬你。”按照这是从那个国家着想，《纲目》说“等各部安宁一如从前，就埋葬你”，所以用冠冕堂皇的话，不是她的本意。史书有因为修饰而失真的，都是这类情况。
宋文坚决推崇苏洵为真正的古文。朱熹说韩愈、苏洵专门模仿古人的声调，一定要相似才停止。把韩愈和苏洵并列推崇，也到了极致。
蔡京听说后，选择古文雅正的，认为苏洵驳杂，只收录族谱引一篇。然而像上面韩昭文论山陵书，圣人再世，也不会改变他的话，也可以认为是驳杂吗？苏洵的话，在于人们善于选取，对君主和国家有益的正多，不应当一概指责为驳杂，一律摒弃。蔡京是拘泥的儒生，哪里值得和他谈论这个？
苏洵上田枢密书，足以使顽劣的人廉洁，使懦弱的人振作，应当和孟子一起流传；而废弃天道、亵渎天道的言论，各派道学家又时常窃取他的说法。
根据《庄子》：管仲将死，推荐隰朋。苏洵的管仲论不是定论。
晁、陈两家的记录，推荐苏洵给欧阳修的，是张益州。世人知道。有个叫雷简夫的人，推荐尤其有力，世人很少知道。
浦二田说：朱熹斥责苏洵论六经，看圣人完全用权术欺骗天下；而在陆九渊看来，有道而无术，那么道就不能实行。大概是想用苏秦张仪的权术来辅助孟子韩愈的道，期望一定实行罢了。储门的主旨，大体上尊奉汉朝而疏远宋朝，先蜀学而后洛学，端倪在这里。我搁置《易》《礼乐》《诗书》等论，而收录《几策》等。私下认为纵横家规劝时指出事情，只是顺着他的话说到哪里算哪里，不必援引经典来修饰它。对世道自有用处。按照论苏洵，以浦氏的话为定论。朱熹和储同人都有偏见。
苏洵的文章，一味生辣，欧阳修、苏轼、苏辙都用甜熟来调剂了。虽然不必因为那些而废弃这个，但文品从此分开。
宋孝宗苏轼赞：古代对于文章，言语一定要出自自己，堆砌词句，是文章的害虫。手扶云汉，触及造化的关键，气概高过天下，才能做到。唉古人，冠冕百代，忠言正论，不顾自身祸害，凛凛大节，在朝廷上显现。放浪岭海，和渔夫樵夫为伴，晚年归来，他的文章更加伟大，波澜老成，无所依附，清晰无疑，从容有余。跨越唐朝汉朝，自我师法楷模，贾谊司马相如豪放奇特，韩愈柳宗元雅正刚健。前代哲人的典型，不值得多羡慕，敬想高风，恨不同时。掩卷三叹，播为声诗。
苏子瞻在世时，林子中曾经称赞他说：“父子以文章名世，穷尽渊、云、司马之才；兄弟以方正决科，超越晁、董、公孙之学。”在他死后，李方叔曾经悼念他说：“皇天后土，识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
孟子说：“好名的人能让千乘之国，如果不是那样的人，一箪食一豆羹就会显现在脸色上。”晋邹湛对武帝说：“猛兽在田间，扛着戈出去，凡人能做到；蜂虿在怀袖中作祟，勇夫为之，惊骇出于意外，所以。”东坡《黠鼠赋》：“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而不能不变色于蜂虿。大概两者运用其意，而排迭溜利，顿觉改观。”
东坡《贾谊论》：“生之不能用，汉文也。或谓用字语病，然孟子‘王犹足用’，为善乃其所本。”
苏子瞻作表忠观碑，王安石叹其似《史记》秦楚之际诸侯王年表。传记载此说者甚多。艮斋杂说则认为王安石读此碑叹赏良久，说：“这是三王世家的体例。”按照《史记》三王世家直书，大司马臣去病诸臣疏中，夹杂“制曰”下御史，结以“制曰可”。表忠观碑直叙臣忭言后，结以“制曰可”，正用世家记言之体。与年月诸表自立议论者迥别，尤说甚合。
子瞻诸论，以《志林》中平王、始皇、战国、任侠数篇为上，留侯、晁错次之，荀卿、帏非、贾谊俱未平允。大臣朋党二论，似为调停小人起见，殊与生平大节不符。至《正统论》三篇，强辩无理，储同人反推为第一，何耶？
书籍，古人已有毕生读不尽之叹，何况今日善乎？苏文忠之言曰：“书富如入海，百货俱有，之人各得其所欲求者耳。但求之有道，须择其要而取之。”故韩子曰：“纂言必
提其要，纪事必钩其元。」
退之曰：「辱示《初笙赋》，实有意思，但力为之，古人不难到。」子瞻曰：「亦使蜀中见者长意思也。」韩苏之贵意思，如是。苏于海外教人作文，一言以蔽之曰：「意而已。」
译提取其中的要点，记载史事一定要探究其本源。”
韩愈说：“承蒙您示下《初笙赋》，确实很有意趣，只要努力写作，达到古人的水平并不难。”苏轼说：“这也是为了让蜀地见到此文的人增长意趣。”韩愈和苏轼重视意趣，就是这样的。苏轼在海外教导人们写文章，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关键在于立意罢了。”
苏文忠戒李方叔曰：「人于出处稍不静重，非徒无益于道德，有邱山之损矣。」非知道者不及此。又答方叔书曰：「不有益于今，必有觉于后，决不碌碌与草木同腐。今之视公何如哉？」可谓不负其言矣。每思此言，发人远想。
苏子瞻《黄州怪石供》有曰：凡物之丑好，生于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闲石皆若此，则今之凡石复为怪矣。海外有形语之国，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以其形语也，捷于口。使吾为之，不已难乎？故夫天机之动，忽焉而成，而人真以为巧也。
黄山谷谓潘大临曰：「子瞻论作文法，须熟读《檀弓》，大是妙论。」
才之大者，无过于左氏；司马子长，才之奇者，无过于庄子；才之全者，无过于苏子瞻。左、史、庄、苏，古今之四绝也。
苏子南行叙：古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能为者，富于取材，苦于造句，而于篇翰究成抚仿涂饰而已。惟胸有古今，包罗旁魄，随触而发，无意于文而文焉，所谓不能不为者也。按此有一末一本之殊。
东坡对司马温公曰：「犊子虽俊可喜，终败人事。不如求负重有力而驯良服辕者，使安于八达之衢，为不误人也。」
曲洧旧闻》东坡见晁伯宇赋，曰：「凡文至足之余，自溢为奇怪。今晁伤奇太早，可作鲁直意，微喻之而勿伤其迈往之气。」伯宇自是文章大进，东坡之语委曲如此，可谓善成就人物者也。
欧公最赏东坡文，每一篇到，为终日喜。谓子棐曰：“三十年后，人更不道着我也。”后朝廷虽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觉气索，而人谓之不韵。详《曲洧旧闻》
苏文忠曰：「夫破人之惑者，难与争于笃信之时，待其有所疑焉，然后从而攻之可也。」按此最得告人之旨。
东坡《赤壁赋》：“此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古今黈讹，适为食，穿凿其说，谓食者自己之真味，受用之正地，援引《素问》“精食气，形食味”与“壮火食气，气食少火”为证，殊堪喷饭。不知“适”字稳惬，不待解说而明，凡强作解事者，皆共食之类也。至谓一本作“乐”，差近，然去“适”字远矣。“适”者，忘乎其“乐”者也。
东坡好佛，然对朝廷言则辟佛，其达而知大体如此。向见及此，适阅《丹铅总录》，杨用修已先我得之。坡《贺坤成节表》放亿万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饭无数之缁褐，不如散廪以活饥民。”至哉言乎！
左传》不如早为之所。苏文柰何不为之所也？」此运古入化处。
苏子瞻斥荀子，薄扬子，讥李陵答苏武为齐梁小儿语，鄙孟东野为小儒，皆过于刻；而朱晦翁斥子瞻，亦过于刻。曾子曰：“出乎尔者，反乎尔。”然哉！然哉！
宋人之苛论，古人欧阳永叔启之，苏子瞻继之，朱晦翁抑又甚之。
苏子瞻论范增未允，谓增当去于杀卿子冠军时。按此时项羽为次将，增为末将，羽诛宋义，增无一言。其后与羽一心，是诛义必羽增同谋也。义逗遛，本可诛，且义不诛，章邯不破，秦兵正强，即沛公何能乘闲入关哉？论当日破秦之功，自以羽破邯之战为第一，反以诛义为罪，谓增当去之，不亦傎乎？
杨升庵曰：朱元晦以王安石列名臣录，安石之祸宋元恶大憝，罪浮共驩，则深赞之；苏文忠公文章忠义，古今共仰，乃力诋之。以安石之奸，则末减其已着之罪；以苏子之贤，则巧索其未形之斑。此何心哉！
池北偶谈》孔文仲号正人，而攻伊川，谤为五鬼之魁。朱元晦以蜀洛之故，甘心苏氏，更有甚焉。至谓苏氏之学，害天理，乱人心，妨道术，败风教，一偏之论，乃至于此。又云：朱子左袒王介甫，而诋二苏，取吕惠卿而不取秦少游，恐难以一手揜万世耳目也。
宋史》称苏子瞻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为之也。尤为定论。
王闻修志坚曰：苏氏上书动至数千言，计仁宗、神宗好文，二苏受知又深，故得尽彻天听，此未可为谏君之法。善乎韩忠定之言
译苏东坡告诫李方叔说：“人在出仕或退隐时稍有不静重，不仅对道德修养毫无益处，反而会有像山丘那样巨大的损失。”不是通晓道理的人，达不到这样的认识。他又在回李方叔的信中说：“（文章）如果对现在没有益处，必定对后世有所启发，绝不会平庸地与草木一同腐朽。现在人们看待您如何呢？”可以说他没有辜负自己的预言。每当想起这些话，都引人产生深远的遐想。
苏子瞻在《黄州怪石供》中说：凡是事物的丑美，产生于相互比较。我不知道它究竟在哪里。假使世间的石头都像这样，那么现在的普通石头又成为怪石了。海外有一个用形体语言交流的国家，人们不能用口说话，而是通过形体互相理解。因为是用形体语言，所以比口头表达更快捷。假使让我这样做，不是太难了吗？所以天机的发动，忽然间就形成了，而人们真的以为这是巧妙。
黄山谷对潘大临说：“子瞻论述作文的方法，说必须熟读《檀弓》，这真是极妙的议论。”
才华宏大的人，没有超过左丘明的；才华奇特的人，没有超过庄子的；才华全面的人，没有超过苏子瞻的。左丘明、司马迁、庄子、苏子瞻，是古今四位绝顶人物。
苏子南行叙：古代写文章的人，不是因为能写才精妙，而是因为不能不写才精妙。能写的人，善于选取材料，苦于构思句子，而在篇章上终究只是模仿和修饰罢了。只有胸中怀有古今，包罗万象，随感而发，无意于写文章却写出了文章，这就是所谓的不能不写。按此来说，存在枝节与根本的区别。
东坡对司马温公说：“犊子虽然俊秀可喜，终究会败坏事情。不如寻找负重有力且驯良服辕的马，让它安稳地走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才不会误事。”
《曲洧旧闻》记载，东坡看到晁伯宇的赋，说：“凡是文章在达到完美之后，自然会溢出奇怪之处。现在晁伯宇过早地追求新奇，可以作鲁直的意思，委婉地暗示他，但不要伤害他豪迈奔放的气概。”晁伯宇从此文章大有进步，东坡的话如此委婉细致，可以说是善于造就人才的人。
欧阳修最赏识东坡的文章，每有一篇送到，就整天高兴。他对儿子欧阳棐说：“三十年后，人们就不再提起我了。”后来朝廷虽然禁止，赏钱增加到八十万，禁令越严流传越多。士大夫如果不能背诵东坡的诗，就觉得气短，而人们称他们为不风雅。详见《曲洧旧闻》。
苏文忠说：“破除别人的疑惑，难以在他深信不疑时与他争辩，等到他有所怀疑时，然后趁机攻击他才可以。”按此最懂得教导别人的主旨。
东坡《赤壁赋》：“这是造物者无尽的宝藏，而我和您共同享受。”古今学者穿凿附会，将“适”解释为“食”，牵强附会地说，食者是自己真正的滋味，受用的正当地方，援引《素问》中“精食气，形食味”和“壮火食气，气食少火”作为证据，实在让人喷饭。不知道“适”字安稳惬意，不需要解释就明白，凡是强作解事的人，都是这类穿凿附会的人。至于说有一版本作“乐”，稍微接近，但离“适”字远矣。“适”者，是忘记了“乐”的境界。
东坡喜好佛教，但在朝廷面前则排斥佛教，他通达事理且懂得大体如此。以前见到这一点，恰好阅读《丹铅总录》，杨用修已经先我得到了这个观点。东坡《贺坤成节表》中说：“释放亿万只羽毛（指放生），不如消除战争以保全百姓；供养无数僧人，不如散发粮仓以救济饥民。”多么高明的言论啊！
《左传》说“不如早为之所”。苏文说“何不为之所也？”这是运用古语达到化境的地方。
苏子瞻斥责荀子，轻视扬雄，讥讽李陵回复苏武的信是齐梁小儿的语言，鄙视孟东野是小儒，都过于苛刻；而朱晦翁斥责子瞻，也过于苛刻。曾子说：“出乎尔者，反乎尔。”确实如此！确实如此！
宋人的苛责议论，古人欧阳永叔开启了它，苏子瞻继承了它，朱晦翁更是变本加厉。
苏子瞻论述范增的观点不够公允，认为范增应当在项羽杀卿子冠军时离去。按此时项羽是次将，范增是末将，项羽诛杀宋义，范增没有一句话。后来他与项羽同心，这说明诛杀宋义必定是项羽和范增共同谋划的。宋义逗留不前，本来可以诛杀，而且如果不诛杀宋义，章邯就不能被攻破，秦兵正强盛，即使沛公怎么能趁机进入关中呢？论当日破秦的功劳，自然以项羽攻破章邯的战斗为第一，反而以诛杀宋义为罪，说范增应当离去，不是太荒谬了吗？
杨升庵说：朱元晦将王安石列入名臣录，王安石是祸害宋朝的元恶大憝，罪行超过共工和驩兜，却深深赞美他；苏文忠公文章忠义，古今共同敬仰，却极力诋毁他。对于王安石的奸恶，却减轻他已显露的罪行；对于苏子的贤能，却巧妙地寻找他未显露的瑕疵。这是什么用心呢！
《池北偶谈》记载，孔文仲号称正人，却攻击伊川，诽谤他是五鬼之首。朱元晦因为蜀洛之争的缘故，甘心攻击苏氏，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说苏氏的学问，危害天理，扰乱人心，妨碍道术，败坏风化，一偏之论，竟然达到这种地步。又说：朱子偏袒王介甫，而诋毁二苏，选取吕惠卿而不选取秦少游，恐怕难以一手遮天，掩盖万世的耳目吧。
《宋史》称苏子瞻言论足以表达他的谋略，行为足以实现他的作为，节义足以巩固他的操守，都是志向和气概造成的。这尤为定论。
王闻修志坚说：苏氏上书动辄数千言，考虑到仁宗、神宗喜好文章，二苏受到赏识又深，所以能够完全通达天听，这不能作为劝谏君主的法则。韩忠定的话说得好
曰：「无太长，上览弗竟也；无太文，上览弗解也。」斯语最中肯綮。按宋人奏议，往往失之太繁，至南宋理障重重，覼缕不绝，尤足厌目。盖北宋不柰许多才学何，南宋不柰许多道学何。其实才愈大，应愈炼，不应愈宂；道愈高，应愈简，不应愈繁。不得不推昌黎《佛骨表》等篇，惬心贵当也。若在汉，则相如《谏猎书》允推第一。
译说：“不要写得太长，皇上看了无法读完；不要写得太华丽，皇上看了难以理解。”这话最切中要害。考察宋人的奏议，往往失之于过于繁冗，到了南宋时期，义理上的障碍重重，琐碎详尽没完没了，尤其令人厌烦。大概是因为北宋人无法驾驭那些才学，南宋人无法驾驭那些道学。其实，才学越大，应当越加精炼，而不应当越加冗长；道义越高，应当越加简约，而不应当越加繁杂。不得不推崇韩愈的《论佛骨表》等篇章，因为它们合乎心意且恰当得体。如果在汉代，那么司马相如的《谏猎书》应当被推举为第一。
易》坎六四「纳约自牖」，谓择简要之言，因君心之所明，投之为千古告君良法。有宋诸公，殊失此义。
曾子固下笔，目无刘向，无论韩愈。夫子固岂能胜刘、韩？学者自立，正当如此。不然，无以为子固也。
曲洧旧闻》曾子固性矜汰，多于效忽。元丰中，为中书舍人，因白事都堂。章子厚为门下侍郎，谓之曰：「向见舍人贺明堂礼成表，真天下奇才也。曾一无辞让，但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章不答，语同列曰：『我道休撩拨，盖自悔失言也。』」子固路过徐德占，迎接甚恭。子固却立曰：「君是何人？」德占因自叙。子固曰：「君便是徐禧耶？」颔之而去。
王安石壻蔡卞称安石奋百世之下，通乎昼夜阴阳而神，着杂说万万言，与孟子相上下，着字说包括万象，与易相表里。固属阿誉之说，然王氏文辞可取者多，言之不可信，人如此言之，不可以人废。又如此，《池北偶谈》载穆公孔晖论安石一书，极痛快。
介甫多思而喜凿，时出一新说，已而悟其非，又出一说以解之，是谓小人之过也，必文。
唐宋八家，初为《八先生集》，实订于明朱右。茅鹿门特踵其说耳。八家之理，不必尽醇；而其文，则南宋以来，无能出其范围者。何李一倡秦汉之说，而牛鬼蛇神已不可耐。是真可八，而不可九哉！
韩之文，扬而明，干也；柳之文，抑而奥，坤也。欧阳可悦，受以兑；老苏可畏，受以震。离其大苏乎？文而明，巽；其小苏乎？婉而章，百折不穷。王为坎，守经不渝；曾为艮，自荀卿以至于苏曾，皆经世之文也。去其驳者，而醇者不可废矣，一例屏之，愚也。宋五子，则明道之言也；宗其是者，而非者亦必置矣，一例拘之，亦愚也。
读八家，当去其支辞；读五子，当去其理障。
公是弟子记[刘原父]进，莫若让；勇，莫若义；贵，莫若仁；富，莫若廉。按，旨哉！数言，用之不尽。」
曲洧旧闻》东坡祭刘原父文云：“大言滔天，诡论灭世”，盖指介甫也。介甫以经术自尊大，惟原父敢抑其锋，彼故表之。
黄山谷五岁能诵五经，其终身所得止于是，何耶？朱子言：山谷善言文，至作时便气馁，毋亦所读之经未能实有所得与？
东坡谓秦少游得吾工，张文潜得吾易。论者谓张尤难，盖不工不可以为易也。然工其首务哉？
籍湜、郊岛尽列韩门，黄、秦、陈、晁同为苏客，德邻之契，盛有如斯。
曲洧旧闻》古语：大匠不示人以朴，盖恐见其釜凿痕也。黄鲁直得宋子京《唐史藁》一册，熟观之，文章日进，无他，见其造《易》句字胜初造处也。欧阳文成与始，落笔十不存五六，班固云：“急趋无善步”，良有以也。
程伊川上仁宗皇帝书：「昔汉武笑齐宣不行孟子之说，自致不王；而不用仲舒之策。隋文笑汉武不用仲舒之策，不志于道，而不听王通之言。」按《汉书》《隋书》及诸杂纪，具在，无此二说，岂伊川自撰而出？伊川素薄文家，似此杜撰，反不如文家之言信而有征矣。又其书以诸葛孔明、董仲舒、王通自比，且云：「臣虽不敢望三子之贤，然臣之所学，三子之道也。」云云，是三子俨然真儒矣。何又有「孟子死，千载无真儒」之说？凡此自言自悖，愈驾愈高，实蒙所不解也。
伊川上仁宗书：「圣人垂教，思以治后世，而愚者谓不可行于今，则将守圣人之道乎？从众人之言乎？谓众人以王道可行，则欲诘瞽者以五色之鲜，询聋者以八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非憎五色而恶八音，闻见限也。」此段却说得好。
东莱博议，借驳杂之人情，发精粹之天理，曲折透快，而衷于道，不合者亦鲜矣。其文之排叠，导源于邹、枚之体；其理则六经之支流也。朱子尝讥其讲左氏，彼岂囿于左者哉？
东莱为诸生，节《唐书》谓：“字欲少而事欲多。”
宋罗从彦谓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至汉唐以经术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明道者寡。此盖为专用心于文者发耳。不然，周孔之心岂在经术古文之外？且汉唐之经术古文
译《易经》坎卦六四爻辞“纳约自牖”，是说选择简略精要的语言，顺应君主心中所明白的道理，投其所好，作为千古以来向君主进言的良法。宋朝的各位公卿，却完全失去了这层含义。
曾子固（曾巩）下笔写作，眼中没有刘向，更不用说韩愈了。曾子固难道真能胜过刘向、韩愈吗？学者应当自立，正应该像他这样。不然的话，就成不了曾子固了。
《曲洧旧闻》记载，曾子固性情矜持傲慢，常常疏忽大意。元丰年间，他担任中书舍人，因向都堂禀报事务。章子厚（章惇）任门下侍郎，对他说：“日前看到舍人写的贺明堂礼成表，真是天下的奇才啊。”曾子固毫无辞让，只说：“比起班固的《典引》如何？”章子厚不回答，对同僚说：“我说不要撩拨他，大概是自己后悔说错话了。”曾子固路过徐德占（徐禧）处，徐德占迎接得非常恭敬。曾子固退后站立说：“你是何人？”徐德占于是自我介绍。曾子固说：“你就是徐禧吗？”点头示意后就离开了。
王安石的妻弟蔡卞称赞王安石奋起于百世之后，通晓昼夜阴阳而达到神妙境界，撰写杂说数以万计，与孟子相上下；撰写《字说》包罗万象，与《易经》互为表里。这固然属于阿谀奉承之辞，然而王氏的文章中可取之处很多，话虽不可全信，但别人这样评价，不能因人废言。又如《池北偶谈》所载穆公孔晖评论王安石的文章，极为痛快淋漓。
王安石多思而喜欢穿凿附会，时常提出一个新说法，不久又觉悟到其错误，又提出另一个说法来解释，这就是所谓小人的过错，必定要文过饰非。
唐宋八大家，起初编为《八先生集》，实际上是由明代的朱右订定的。茅鹿门（茅坤）不过是特意沿袭他的说法罢了。八大家的义理，不必全都纯正；但他们的文章，自南宋以来，没有人能超出他们的范围。何景明、李梦阳一倡导秦汉文风，那些牛鬼蛇神般的文章就已经让人难以忍受了。这真是可以称为八大家，而不能称为九大家啊！
韩愈的文章，昂扬而明朗，属于乾卦；柳宗元的文章，压抑而深奥，属于坤卦。欧阳修的文章令人愉悦，属于兑卦；老苏（苏洵）的文章令人敬畏，属于震卦。离卦大概是大苏（苏轼）吧？文章而明朗，属于巽卦；那是小苏（苏辙）吗？委婉而彰明，百折不穷。王安石属于坎卦，坚守经典而不改变；曾巩属于艮卦，从荀卿到苏、曾，都是经世致用的文章。去掉那些驳杂的，而纯正的不可废弃，如果一概摒弃，那是愚蠢的。宋五子，则是明道先生的言论；尊崇其中正确的，而错误的也必然被摒弃，如果一概拘泥，也是愚蠢的。
阅读八大家的文章，应当去除那些支离破碎的言辞；阅读五子的著作，应当去除那些义理上的障碍。
公是弟子记：[刘原父]进身，不如谦让；勇敢，不如道义；尊贵，不如仁爱；富有，不如廉洁。按：旨意深刻啊！这几句话，用起来用之不竭。
《曲洧旧闻》记载，东坡祭刘原父的文章中说：“大言滔天，诡论灭世”，大概是指王安石。王安石凭借经术自高自大，只有刘原父敢于抑制他的锋芒，所以他特别表彰他。
黄山谷五岁就能背诵五经，但他终身所得仅限于此，为什么呢？朱子说：山谷善于谈论文章，但到了写作时就气势不足，难道他所读的经书未能真正有所收获吗？
东坡说秦少游得我的工巧，张文潜得我的平易。评论者认为张更难，因为不工巧就不能做到平易。然而工巧是首要的任务吗？
籍湜、郊岛都列在韩愈门下，黄庭坚、秦观、陈师道、晁补之同为苏轼的门客，德邻的交情，盛况如此。
《曲洧旧闻》古语说：大匠不给人看朴木，大概是怕让人看到斧凿的痕迹。黄鲁直得到宋子京《唐史藁》一册，仔细观看，文章日益精进，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看到了他造《易》句字胜过初造的地方。欧阳修的文章，成稿与初稿相比，落笔十句存留不过五六句，班固说：“急趋无善步”，确实是有原因的。
程伊川上仁宗皇帝书：“昔日汉武帝嘲笑齐宣王不实行孟子的学说，自致不能称王；而不采用董仲舒的策略。隋文帝嘲笑汉武帝不采用董仲舒的策略，不志于道，而不听从王通的话。”按《汉书》《隋书》及诸杂纪，都记载在案，没有这两种说法，难道是伊川自己编造出来的吗？伊川向来轻视文家，像这样杜撰，反而不如文家的言论可信而有证据了。又在他的书中以诸葛孔明、董仲舒、王通自比，并且说：“臣虽不敢望三子之贤，然臣之所学，三子之道也。”等等，这三个人俨然真是大儒了。为什么又有“孟子死，千载无真儒”的说法呢？凡是这些自相矛盾的话，越说越高，实在让我无法理解。
伊川上仁宗书：“圣人垂教，思以治后世，而愚者谓不可行于今，则将守圣人之道乎？从众人之言乎？谓众人以王道可行，则欲诘瞽者以五色之鲜，询聋者以八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非憎五色而恶八音，闻见限也。”这段话说得好。
东莱博议，借驳杂的人情，阐发精粹的天理，曲折透快，而合乎道，不合者也很少。其文章的排比铺陈，导源于邹阳、枚乘的文体；其义理则是六经的支流。朱子曾经讥讽他讲解《左传》，他难道局限于《左传》吗？
东莱做诸生时，节选《唐书》说：“字欲少而事欲多。”
宋罗从彦说三代人才得到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到汉唐以经术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明道者寡。这大概是针对专用心于文章的人说的。不然，周孔之心难道在经术古文之外吗？况且汉唐的经术古文
，岂能远胜三代？吾恐正经术古文之有所未至，而非以经术古文相尚之咎也。夫子首教必以文，固指六艺而言，然即六经之文辞观之，又岂后人之所敢望者哉？程伊川尝言：“文辞若一向好着，岂能与天地同其大？”吾谓此正当分别论之。一切抽黄配绿、雕文刻须之辞，固难与天地同其大；若天经术古文，则正六经之支流，而藉以维持古今者，可一例屏之哉？
译难道能远远超过夏、商、周三代吗？我担心的是正经术古文有所未能达到的地方，而不是因为崇尚经术古文所带来的过失。孔子最初教导学生必定从“文”入手，固然指的是六艺而言，然而即便从六经的文辞来看，又难道是后人所能企及的呢？程伊川曾经说：“文辞如果一味追求美好，难道能与天地一样宏大吗？”我认为这应当分别来讨论。那些堆砌辞藻、雕琢修饰的文辞，固然难以与天地一样宏大；如果是正经术古文，那么正是六经的支流，并且借以维系古今的东西，可以一概摒弃吗？
朱子读《唐志》，谓自古之圣贤，其文可谓盛矣。然初岂有意学为如是之文哉？是亦力辟辞章之学，而失之过高者也。果然，则孔子何以有草创、讨论、修饰、润色之说乎？又何以分文学为一科乎？但文行镂分轻重，孔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教人之旨备矣。
书官为襃削官为贬，自是通例。《通鉴》《纲目》每以书官为贬，是为自乱其例。若必待后人发明而始知，则笔削之意晦矣。《纲目》多不惬人意，此其一也。
有文学，有理学。理学精矣，然文学非得天独厚，而实能读书有得者不能。理学则剿袭腐语，可貌为之。周、程、张、朱以后，土饭陈羹，架屋迭床，转不如发为文章，见诸事业者，实而可征也。
文学之名，始于孔门四科。文即道也，即理也。舍道与理，岂复有文哉？宋儒因后世之溺于文辞，轻视文学，而高自位置，曰道学，曰理学。其流弊，仍空言无实，不但万不及孔门之文学，并不及后世文辞之学。然则人亦务实行耳，何必抑文学而伸理学哉？
最可笑者，宋史之分儒林、道学为二也。儒之外，岂有道哉？道之外，又岂有儒哉？此不惟无益于道，而害道滋甚。何也？道者，公也；门户者，私也。以私害公，《宋史》作之俑也。
朱子谓：赵歧注孟子拙而不明，东汉文之弊也。王弼注易，巧而不明，六朝文之弊也。除此二弊，始可言文。
上蔡语录：横渠着正蒙时，处处置笔砚，得意即书。伯淳云，子厚却如此不熟。按熟之一字，难言哉！刘晏会计熟，见钱流地上。庖丁目无全牛，伯乐所见无非马者，熟之谓也。然得意即书，正足为我辈生手立法。急起而追其所见，东坡亦云[近人有教作文法者，机神一到，捉笔迅埽，瑕字句姑置之，稍纵即逝矣。实得个中甘苦]。
朱子谓横渠作《正蒙》不会睡，王荆公作《字说》亦不曾睡。后人谓横渠熬得有益，荆公熬得无益。然会意之法，岂尽可泯？闲尝思得数字，如「有子」为「存」，「有土」为「在」，「自大」为「臭」，「一和」为「香」之类，皆有至理。但不知亦蹈「连爷搭娘」为「九乌」之诮否？
左邱明《古论语训》云：「鲁太史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鲁君子左邱明，则为鲁人无疑。独郑夹漈《通志序》曰：「左氏楚人，其书多楚语；公羊齐人，其书多齐语。」又讥《史记》本之为俚。《公羊》齐语，说见注疏。不知所谓楚语及俚者，果何在也？岂于菟之类与？《日知录》亦云：「《公羊》多齐言，《淮南》多楚语。若《易传》《论语》，何尝有一字哉！」然今取《公羊》读之，不觉齐语之累也。人患不能文耳，能文则方言亦增古趣。必概斥之，何以处《大学》苗硕之谚、《孟子》镃基之言哉[诗经开口关关二字即是方言]史家纪实，更当别论。特恨无左公手笔耳。郑、顾之徒，博览则有之，于文事之妙，正隔。
维古于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昌黎数语，古今定案。盖后人才力日薄，势不能自作一语，且古语相形，杜撰者必觉可笑。字字寻来历，实万不及古人处。若以后人指前相袭之见，反议古人“辞必己出”之书为俚为俗，岂不妄甚！
金高陵扬兴宗当宋南渡，着《龙南录》，以见正统之所在。见元裕之记，与习凿齿身居晋世而能以蜀为正统者同矣。然金当日不以杨为罪，亦厚矣哉。
宋史》载章惇用事，尝曰：“元佑初，司马光作相，用苏轼掌制诰，所以能鼓动四方，乃使林希典书命，逞毒于元佑诸臣。”是故元许衡谓姚燧曰：“弓矢为物，以待盗也，使盗得之，亦将待人。吁，可畏哉！”
宋史》丁谓命宋绶草，寇准责辞，令用《春秋》“无将”、汉法“不道”。绶虽从谓旨，然卒改易。及谓贬，绶即草词曰：“无将之罪，旧典甚明；不道之诛，常刑罔赦。”朝论快焉。《余冬叙录》载《龙川志》亦叙此事，而宋绶作宋庠，又其辞作“无将之罪，深着于鲁经；不道之诛，难逃于汉法”。《五
译朱熹读《唐志》，说自古以来的圣贤，他们的文章可以说是极盛了。然而起初哪里有意要学习写成这样的文章呢？这也是极力排斥辞章之学，而失之过高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孔子为什么有草创、讨论、修饰、润色的说法呢？又为什么把文学分为一科呢？只是文章与德行分开轻重，孔子说：“在文采方面，我与别人差不多；至于身体力行的君子，那我还没有做到。”教导人的宗旨已经很完备了。
史书中记载官职作为褒扬，记载官职作为贬斥，自是通行的体例。《资治通鉴》《纲目》常常把记载官职作为贬斥，这是自己乱了体例。如果一定要等后人阐发才明白，那么笔削的深意就晦暗了。《纲目》多有不合人意之处，这就是其中之一。
有文学，有理学。理学精微了，然而文学如果不是得天独厚，并且确实能读书有心得的人，是不能做到的。理学则是剽窃陈腐的语言，可以装模作样地去做。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以后，如同吃剩饭陈羹，叠床架屋，反而不如发表为文章，体现在事业上的，实在且可验证。
文学的名称，始于孔子门下的四科。文就是道，就是理。舍弃道与理，难道还有文吗？宋儒因为后世沉溺于文辞，轻视文学，而自高自大，称之为道学，称之为理学。其流弊，仍然是空谈无实，不但万不及孔子门下的文学，甚至不及后世的文辞之学。那么人们也还是务实行罢了，何必压抑文学而伸张理学呢？
最可笑的是，《宋史》把儒林、道学分为两类。儒之外，难道有道吗？道之外，又难道有儒吗？这不仅对道无益，而且害道更甚。为什么呢？道是公的；门户是私的。以私害公，《宋史》开了这个坏头。
朱熹说：赵岐注《孟子》笨拙而不明白，这是东汉文章的弊病。王弼注《周易》，巧妙而不明白，这是六朝文章的弊病。除去这两种弊病，才可以谈论文章。
《上蔡语录》说：张载写《正蒙》时，处处放置笔砚，有了心得就写下来。程颢说，子厚却这样不熟练。按“熟”这一个字，难说啊！刘晏会计熟练，看见钱像流在地上。庖丁眼中没有完整的牛，伯乐所见无非是马，这就是熟的意思。然而有了心得就写下来，正足以为我们这些生手树立法则。急忙起来追赶他所见的，苏东坡也说[近来有人教作文方法，灵感一到，捉笔迅速扫写，瑕疵字句暂且放下，稍纵即逝。确实懂得其中的甘苦]。
朱熹说张载作《正蒙》不会睡觉，王安石作《字说》也不曾睡觉。后人说张载熬得有益，王安石熬得无益。然而会意的方法，难道都可以抹杀吗？闲暇时曾思考得到几个字，如“有子”为“存”，“有土”为“在”，“自大”为“臭”，“一和”为“香”之类，都有至理。只是不知道是否也遭受“连爷搭娘”为“九乌”的讥笑？
左丘明《古论语训》说：“鲁太史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鲁君子左丘明，那么他是鲁人无疑。只有郑樵《通志序》说：“左氏是楚人，他的书多楚语；公羊是齐人，他的书多齐语。”又讥笑《史记》本之为俚语。《公羊》齐语，说法见于注疏。不知道所谓的楚语及俚语，究竟在哪里？难道是“于菟”之类吗？《日知录》也说：“《公羊》多齐言，《淮南》多楚语。至于《易传》《论语》，何尝有一个字呢！”然而现在取《公羊》读之，不觉齐语之累赘。人们患的是不能为文罢了，能为文则方言也增加古趣。一定要一概斥责，那么《大学》苗硕的谚语、《孟子》镃基的话怎么处理呢[《诗经》开口“关关”二字即是方言]史家纪实，更当别论。只是遗憾没有左丘明的手笔罢了。郑樵、顾炎武之徒，博览则有之，于文事的妙处，正隔阂。
韩愈说：古代的言辞，必定出自自己；降世而不能，于是剽窃。后人都指向前人，公然相袭。韩愈这几句话，是古今定案。盖后人才力日渐薄弱，势必不能自己作出一句话，而且古语相形，杜撰者必觉可笑。字字寻找来历，实在万不及古人之处。如果以后人指向前人相袭的看法，反而议论古人“辞必己出”的书为俚俗，岂不荒谬得很！
金朝高陵扬兴宗当宋朝南渡时，著《龙南录》，以见正统之所在。见于元好问记，与习凿齿身居晋世而能以蜀为正统者相同了。然而金朝当时不把扬兴宗当作罪人，也很宽厚了。
《宋史》记载章惇用事，曾说：“元佑初，司马光作相，用苏轼掌制诰，所以能鼓动四方，于是让林希典书命，在元佑诸臣身上逞毒。”因此元朝许衡对姚燧说：“弓矢作为器物，是用来防备盗贼的，让盗贼得到它，也将用来待人。唉，可畏啊！”
《宋史》丁谓命宋绶起草，寇准责辞，令用《春秋》“无将”、汉法“不道”。宋绶虽然顺从丁谓旨意，然而最终改易。等到丁谓被贬，宋绶就起草词说：“无将之罪，旧典甚明；不道之诛，常刑罔赦。”朝论快意。《余冬叙录》载《龙川志》也叙述此事，而宋绶作宋庠，又其辞作“无将之罪，深着于鲁经；不道之诛，难逃于汉法”。《五
学与文一而二者也，兼长者鲜矣。少于左史、韩、欧之书者，不能文，为其已薄也；多于左史、韩、欧之书者，不能文，谓其已滞也。郑夹漈讥太史不博，王荆公笑欧九不学，然终不掩其文之妙者，用心于文者多也。徒博、徒学而其文反不妙者，用心于文者少也。夹漈是也。徒博、徒学可以勉，而能文不可以强而致。
东坡尝谓刘壮舆[道原子]曰：「三国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不果，君不可辞。」刘曰：「端明曷不为之？」坡曰：「某虽工于语言，也不是当行家[详曲洧旧闻]可见考据与文章是一是二，坡盖有不暇耳。
著书之道，在于忠。不忠，则剽剥欺谩之弊作。阅书之道，在于恕。不恕，则刻核锻炼之患生。明人之书，剽剥欺谩，自所不免，而顾炎武辈诋之，或以一字斥一书，或以一书斥一代。锻炼酷毒，亦甚矣。凡书必有可取之处，舍短从长，可也。
简明书目谓明人首推杨升庵为博洽，今按之信然。且其持论允，心术正，其讹谬皆无心之失，然亦鲜矣。顾炎武、阎若璩辈皆不及也。阎氏《四书释地》《潜邱剳记》，窃升庵说而掩其名，如“百姓谓百官”“四海有二说”之类，不一而足。至陈耀文等之攻杨，尤蚍蜉撼大树矣。近李雨村刊《函海丛书》，收升庵遗迹最多。
杨用修曰：「宋人多言而妬前，倔强而无本。其说理也，解经也，论文也，评诗也，一而已矣。」按此语似乎太过，实深中其弊，非升庵之明识不能言也。
五代史明宗谓其子从荣曰：「经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须硕儒端士乃可亲之。吾见先帝好作歌诗，甚无谓也。汝将家子，文章非素习，必不能工，传于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于经义虽不能晓，然尚喜屡闻之。其余不足学也。」按明宗可谓知务矣！不但帝王宜知此，即士人亦宜知此。经书随分读之，皆有益。若诗文，实有天焉，不可强也。未能见工，不如藏拙。
又崔玚不识文字，而虚有仪表，号为“没字碑”。
晋景建善射，尝教其子延广曰：「射不入铁，不如不发。」是说也可通之于学。
陆文安送宜黄何尉序最佳，当推南宋文第一。民甚宜其尉，甚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是令尉之贤否不难知也。尉以是不善于其令，令以是不善于其尉。是令尉之曲直不难知也。此种高妙，虽韩柳不多观。结云：“何君尚何憾？”虽然，何君之心，何君之学，遽可如是已乎？不然，何君固无憾，吾将有憾于何君矣。曲隽有味，不必理语，重重迭床架屋，始堪勉人进德也。
朱文公答韩尚书书：熹狷介之性，矫揉万方，而终不能回；迂疏之学，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笃。自知决不能与时俯仰以就功名，二十年来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愿欲者，修身守道，以终余年。因其暇日，讽诵遗经，参考旧闻，以求圣贤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乐闲，亦笔之于书，以与学者共之，且以待后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实无毫发余念也。按：此字字皆鄙心所欲出者，读之不禁手舞足蹈也。
文公上宰相王淮书，规画荒政最善。其一曰：广籴米斛，以备支拨；其二曰：连行赏典，以劝捐输。皆切中事情。但后幅云：「明公不如早罢其官。」守熹谨当缄口结舌，归卧田闲，养鸡种黍，以俟明公功业之成。羞愧以死，是亦明公始终之厚赐也。呜呼！何其忿与！文公自言：「气质上有病，多在忿懥。」此其一也。予之忿懥受病尤深，因以自警。
潜邱剳记》云：“为命一章，即圣人教人作文之法。诗可以兴一章，即圣人教人作诗之旨。其论最妙。然后人于作文，草创修饰润色皆有，而讨论多阙。作诗，兴观羣怨，草木鸟兽皆有，而事父事君多缺。人可不知所重哉！”
才与不才，岂有常也？世所用楩梓豫章也，则楩梓豫章才，而栎不才矣。世所用栎也，则栎才，而楩梓豫章不才矣。归震川为张余峯《栎全轩记》云尔，真通论也。顾天石《彩焚琴子传》：今天下将有变得如余者数辈，委以兵农财赋诸大政，犹可镇定；顾乃郁郁以青衿子困英
译学问与文章是合二为一又分而为二的，两者都擅长的人很少。读左氏春秋、韩愈、欧阳修的书少于他们的人，写不好文章，是因为学识浅薄；多于他们的人，也写不好文章，是因为学识滞涩。郑夹漈讥讽司马迁不博学，王安石嘲笑欧阳修不勤学，然而终究不能掩盖他们文章的妙处，这是因为他们在文章上用心多。只博学、只勤学而文章反而不妙的，是因为在文章上用心少。郑夹漈就是这样。只博学、只勤学是可以勉力做到的，而能写好文章却不是勉强就能达到的。
苏东坡曾经对刘壮舆说：“《三国志注》中记载的轶事很多，道原想修订却没有完成，你不能推辞。”刘说：“端明公为什么不来做这件事呢？”坡说：“我虽然擅长语言，但不是内行。”由此可见考据与文章是一是二，坡大概是没时间罢了。
著书的原则，在于忠诚。不忠诚，就会产生剽窃欺骗的弊端。读书的原则，在于宽容。不宽容，就会产生苛刻严酷的祸患。明代人的书，剽窃欺骗，本来就无法避免，而顾炎武等人诋毁他们，有时因为一个字就斥责一本书，有时因为一本书就斥责一个时代。苛刻严酷到了极点，也太严重了。凡是书必定有可取之处，舍短取长，是可以的。
《简明书目》说明代人首推杨升庵为博学，现在考察确实如此。而且他的议论公允，心地纯正，他的错误都是无心的失误，然而这样的错误也很少了。顾炎武、阎若璩等人都不如他。阎氏的《四书释地》《潜邱剳记》，窃取杨升庵的说法而掩盖他的名字，如“百姓谓百官”“四海有二说”之类，不胜枚举。至于陈耀文等人攻击杨升庵，更是蚍蜉撼大树了。近来李雨村刊印《函海丛书》，收录杨升庵的遗著最多。
杨用修说：“宋人多言而嫉妒前人，倔强而没有根据。他们讲道理、解释经典、评论文章、品评诗歌，都只有一种套路。”考察这话似乎太过分，但实际上深深击中了他们的弊端，不是杨升庵的明察不能这样说。
《五代史》中明宗对他的儿子从荣说：“经书中有君臣父子的道理，然而必须由大儒端士才能亲近它。我看见先帝喜欢作歌诗，非常没有意义。你是将门之子，文章不是平日习得的，一定不能写好，流传于人口，只是取笑罢了。我老了，对于经义虽然不能明白，但仍然喜欢多次听闻。其余的不值得学习。”考察明宗可以说是懂得事务了！不但帝王应当知道这一点，即使士人也应当知道这一点。经书随分阅读，都有益处。至于诗文，实在有天赋的因素，不可勉强。如果不能见到工巧，不如藏拙。
又崔玚不认识文字，却虚有仪表，号称“没字碑”。
晋景建善于射箭，曾经教他的儿子延广说：“射不中靶心，不如不射。”这个道理也可以通用于学问。
陆文安《送宜黄何尉序》最好，应当推为南宋文章第一。百姓非常适宜他的尉，非常不适宜他的令；官吏非常适宜他的令，非常不适宜他的尉。这样令尉的贤与不贤不难知道了。尉因此不善于对待令，令因此不善于对待尉。这样令尉的曲与直不难知道了。这种高妙，即使是韩愈、柳宗元也不多见。结尾说：“何君还有什么遗憾呢？”虽然如此，何君的心，何君的学问，难道就这样了吗？不然，何君固然没有遗憾，我将会对何君有遗憾了。曲折隽永有味，不必讲大道理，重重叠叠地堆砌，才开始勉强人进德。
朱文公答韩尚书书：熹狷介的性格，矫揉万方，终究不能改变；迂疏的学问，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笃。自知决不能与时俯仰以就功名，二十年来甘退藏，以求己志。所愿欲者，修身守道，以终余年。因其暇日，讽诵遗经，参考旧闻，以求圣贤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乐闲，亦笔之于书，以与学者共之，且以待后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实无毫发余念也。考察：这字字都是鄙心所欲出的，读之不禁手舞足蹈。
文公上宰相王淮书，规画荒政最善。其一曰：广籴米斛，以备支拨；其二曰：连行赏典，以劝捐输。皆切中事情。但后幅云：“明公不如早罢其官。”守熹谨当缄口结舌，归卧田闲，养鸡种黍，以俟明公功业之成。羞愧以死，是亦明公始终之厚赐也。呜呼！何其忿与！文公自言：“气质上有病，多在忿懥。”此其一也。予之忿懥受病尤深，因以自警。
《潜邱剳记》云：“为命一章，即圣人教人作文之法。诗可以兴一章，即圣人教人作诗之旨。其论最妙。然后人于作文，草创修饰润色皆有，而讨论多阙。作诗，兴观羣怨，草木鸟兽皆有，而事父事君多缺。人可不知所重哉！”
才与不才，岂有常也？世所用楩梓豫章也，则楩梓豫章才，而栎不才矣。世所用栎也，则栎才，而楩梓豫章不才矣。归震川为张余峯《栎全轩记》云尔，真通论也。顾天石《彩焚琴子传》：今天下将有变得如余者数辈，委以兵农财赋诸大政，犹可镇定；顾乃郁郁以青衿子困英
雄，俾儿曹口臭者登廊庙而食肉，诚何为哉？诚何为哉！按此真古今一概伤心，岂独焚琴子哉？
译那些让满嘴污言秽语的卑劣小人登上朝廷高位、享受高官厚禄，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看来这真是古今一致的令人痛心之事，难道只有焚琴子一人感到悲哀吗？
沈确士曰：「李将军不侯，而李蔡下中人侯，从古已然。且传不传，不在名位。葆真培根，学人所重。按数语，可消人无限躁心，壮人无限正气。」
归愚解文毅[缙]集序》人之死生，有不可以常情测者。公在洪武时，抗直敢言，宜乎得祸；而帝受言纳谏，极君臣相遇之隆。在永乐时，委婉孙言，宜乎邀福；而帝惑于谮言，致不得终老牖下。按解下诏狱，锦衣帅纪纲毒刑毙之。何如当日靖难兵入，与周是修同死？岂非一烈丈夫哉！
任真」二字，出《晋书·王导传》「任真推分」语。予尝谓君子惟任真，故百为百成；小人惟不任真，故百为百败。然举世不任真成俗，有一任真者，转受其毒矣。予性任真，思此悚然。然差有把握处，却在此。
南史》元帝性爱书籍，令左右读书，直夜五人，各伺一更，恒致达晓，常眠熟大鼾，左右有睡读失次序，或偷卷度纸，帝必惊觉，更令追读。颜之推曰：元帝倦剧愁愤，辄以讲自解，亦古今之一癖矣。
马端临《贵与》着《文献通考》元王寿衍进表云：「前宰相碧梧先生廷鸾子，再任衢州路柯山书院山长。」又云：「议论本诸经史，而可据制度；会之典礼，而可行。」
文太师彦博题程伯淳墓碑：「为明道先生，伊川受之而不辞。然明道实仁宗年号也，于臣子之心安乎？此后世之必不可行者也。」
汉末有三李杜，谓李固、杜乔、李云、杜众、李膺、杜密也，皆被害。唐之李太白、杜少陵，亦以李杜称，然太白非郭汾阳，必不免；少陵亦几为严武所杀。李杜抑何不幸邪？李商隐、杜牧时，亦称李杜，然而小矣。
元好问谓赵氏秉文[字周臣]之文出于义理之学，故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
喻樗宋人陈栎元人
今以入相为大拜。金刘京叔《祁归潜志》卷十记张仲淹事，有云：「不然，大拜矣。」是金时已有此语。
搉音觉，引也，较也。《庄子·徐无鬼》篇则可不谓有大扬搉者乎？《汉书·叙传》“扬搉古今”，左思《蜀都赋》“请扬搉而陈之”，《北史·崔孝芬传》“商搉古今”，是“商搉”即本“扬搉”为义，谓商最比较也。近人误为“商确”，然黄山谷与人论文书：“作文要商确精通”，或以为“商确”语所自出，予谓此必传刻之讹，必云“商搉精通”，犹言“商较精通”方成文理，不然“确精通”三字连缀，岂复成语哉？《清波杂志》亦有“通情商确”语，则亦误耳。
鲁鱼帝虎，从古叹之。如《史记》引绳披根，讹用批根。《朱子语类》曾辨之。韩文“目擩耳染”，讹用作“目濡”之类，不可胜数。
管子君不夺农时，则一国之人皆有余食矣；不夺蚕要，则一国之人皆有余衣矣。」古今黈，蚕要者，亦谓切要之时也。
后汉书·刘元传》论：「夫为权首，鲜或不及陈、项，且犹未兴，况庸庸者乎？」按：「权首」，犹《左传》「始祸」之意。《传》曰：「无始祸。」《庄子》曰：「无为祸首。」《前汉书》曰：「无为权首，将受其咎。」
后汉书·郑兴传》帝尝问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兴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兴之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是不为谶，乃兴事，或误为郑众。众乃兴子也，无此事。郑众为大司农，或谓注疏中所谓“郑司农”乃众，非康成。然康成传载“公交车征为大司农，以病自乞还家”，是康成正可称司农也。经注属康成，多属众，甚少。疑所谓“郑司农”仍指康成也。
池北偶谈》家语礼运篇：官有衔，职有序。注：衔，治也。执辔篇：古之衔天下者，以六官总治焉，故曰衔四马者，执六辔；衔天下者，正六官。官衔之义，本此。」
风闻二字始见赵佗报文帝书
尔雅》不律，谓之笔。武王笔，铭毫毛茂茂。《庄子》：宋元君画图，众史舐笔和墨，可见笔自古有之。且子张书绅，非笔莫能为也。《韩毛颖传》谓蒙恬造笔，何燕泉谓作秦笔，良允。
晋史，山涛始布
译沈确士说：“李将军未能封侯，而才能平庸的李蔡却封了侯，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况且著作能否流传，并不在于名声和地位。保持真性、培植根本，是求学之人所看重的。根据这几句话，可以消除人们无限的浮躁之心，壮大人们无限的浩然正气。”
《归愚解文毅集序》说：人的生死，有不能用常情推测的。文毅公在洪武年间，刚直敢言，按理应当招致祸患；然而皇帝接受意见、采纳谏言，达到了君臣际遇的极致。在永乐年间，他委婉顺从地进言，按理应当求得福分；然而皇帝被谗言迷惑，导致他不能在床榻上善终。查考记载，解缙被下诏狱，锦衣卫指挥使纪纲用酷刑将他害死。何如当初靖难之役军队攻入时，与周是修一同赴死？难道不是一位刚烈的大丈夫吗！
“任真”二字，出自《晋书·王导传》中“任真推分”的话。我曾说君子只因为顺应真性，所以做事百无一失；小人只因为不顺应真性，所以做事百无一成。然而世人不顺应真性成了习俗，有一个顺应真性的人，反而遭受其害了。我本性顺应真性，想到这些感到恐惧。然而稍微有把握的地方，却正在于此。
《南史》记载：元帝生性喜爱书籍，命令身边的人读书，夜间值班五人，各自负责一个更次，常常通宵达旦，元帝经常熟睡打鼾，身边的人如果有睡觉导致读书错乱次序，或者偷看卷页度过时间，元帝必定惊醒，再命令他们补读。颜之推说：元帝疲倦、烦剧、忧愁、愤懑时，就用讲学来自我排解，这也是古今的一个癖好。
马端临《贵与》著《文献通考》，元代王寿衍进呈的表文中说：“前任宰相碧梧先生王廷鸾的儿子，再次担任衢州路柯山书院的山长。”又说：“议论以经史为本，而可以依据制度；会通于典礼，而可以施行。”
文太师吕公著题程伯淳墓碑说：“称为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接受而不推辞。然而明道实际上是仁宗的年号，对于臣子的心意来说安吗？这是后世绝对不可行的。”
汉末有“三李杜”，指的是李固、杜乔、李云、杜众、李膺、杜密，他们都被害死。唐代的李太白、杜少陵，也以李杜并称，然而李白如果没有郭子仪，必定难免一死；杜甫也几乎被严武所杀。李杜是多么不幸啊！李商隐、杜牧当时，也称李杜，然而格局小了。
元好问说赵秉文的文章出于义理之学，所以长于辨析，极力表达想要说的意思就停止，不被规矩法度所束缚。
喻樗，宋人；陈栎，元人。
现在把入朝为相称为“大拜”。金代刘祁《归潜志》卷十记载张仲淹的事，有话说：“不然，大拜矣。”可见金代已经有这种说法。
“搉”音觉，意思是引、比较。《庄子·徐无鬼》篇说：“则可不谓有大扬搉者乎？”《汉书·叙传》说“扬搉古今”，左思《蜀都赋》说“请扬搉而陈之”，《北史·崔孝芬传》说“商搉古今”，可见“商搉”原本就是“扬搉”的意思，是说商较比较。近代人误写为“商确”，然而黄庭坚与人讨论文章的信中说：“作文要商确精通”，有人以为这是“商确”一词的出处，我说这一定是传刻的错误，必定是“商搉精通”，犹如说“商较精通”才符合文理，否则“确精通”三个字连缀，哪里还能成话呢？《清波杂志》也有“通情商确”的话，那也是错误的。
鲁鱼帝虎，自古以来就令人感叹。如《史记》中“引绳披根”，误用为“批根”。《朱子语类》曾经辨析过。韩愈文章中“目擩耳染”，误用为“目濡”之类，不可胜数。
《管子》说：“君主不耽误农时，那么全国的人都有剩余的食物；不耽误蚕事，那么全国的人都有剩余的衣物。”《古今黈》说：蚕要，也是指切要的时候。
《后汉书·刘元传》论曰：“作为祸乱的开端，很少有不涉及陈胜、项羽的，况且还没有兴起，何况平庸的人呢？”按：“权首”，犹如《左传》中“始祸”的意思。《左传》说：“无始祸。”《庄子》说：“无为祸首。”《前汉书》说：“无为权首，将受其咎。”
《后汉书·郑兴传》记载：皇帝曾经问郑兴关于郊祀的事说：“我想用谶纬来决断，怎么样？”郑兴回答说：“我不为谶纬。”皇帝生气地说：“郑兴不为谶纬，是反对它吗？”郑兴惶恐地说：“我在书本上有所没有学到的，而没有反对。”皇帝的怒气才消解。这是郑兴的事，有人误以为是郑众。郑众是郑兴的儿子，没有这件事。郑众担任大司农，有人说是注疏中所谓的“郑司农”是郑众，而不是郑玄。然而郑玄传记载“公车征召为大司农，因病自己请求回家”，可见郑玄正可以称为司农。经注属于郑玄的很多，属于郑众的很少。怀疑所谓的“郑司农”仍然是指郑玄。
《池北偶谈》说：《家语·礼运篇》：“官有衔，职有序。”注：衔，治理的意思。《执辔篇》：“古代治理天下的人，用六官总领治理，所以说驾驭四匹马的人，执持六根缰绳；治理天下的人，端正六官。”官衔的意义，本于此。
“风闻”二字始见于赵佗给文帝写的信。
《尔雅》说：不律，叫做笔。武王笔，铭文说毫毛茂盛。《庄子》说：宋元君画图，众史官舔笔调和墨汁，可见笔自古就有。而且子张把字写在衣带上，没有笔是做不到的。韩愈《毛颖传》说蒙恬造笔，何燕泉说作秦笔，确实恰当。
晋史，山涛开始布
衣，家贫，谓妻韩曰：「忍饥寒，我后当为三公，不知卿堪公夫人否？后人我做夫人，便做得过，只看你福命如何。」正翻用其语。
译衣家境贫寒，对妻子韩氏说：“我宁愿忍受饥寒，日后定当位列三公，只是不知你是否有资格做三公夫人？如果后人来做我的夫人，自然做得来，只看你福分命数如何。”（后来）正好反用了他这话。
曲洧旧闻》刘道原日记万言，终身不忘。壮舆亦能记五六千，壮舆之子所记才三千。晁以道戏壮舆曰：“更两世，当与我相似。”
叶石林问予兄惇济曰：「自东坡名思无邪斋，德有邻堂，世争以三字名堂宇，前此有否？」惇济曰：「非狮子吼寺乎？」石林笑曰：「是也。」详《曲洧旧闻》。
罗泌《路史》：「宛丘有羲，神实注实者，对虚之名。」
后汉书·郡国志》注释：“慧远《庐山记》略有匡俗先生出殷周之际，隐居此山，时谓所上为仙人之庐，而命焉。’《豫章旧志》：‘匡俗字君平，夏禹之苗裔也。’宋曾几《茶山集》诗：‘岩岩匡俗庐，顶踵极高大。’”
旧唐书：武后问狄仁杰曰：「朕要一好汉任使，有乎？」仁杰乃荐张柬之。按此「好汉」二字所本，《新唐书》为「奇士」，《通鉴》易为「佳士」，皆不如「好汉」朴老正，不嫌其俚俗也。《古今黈》谓当称「奇男子」，亦太做作。盖纪实之文与雕绘之辞，自不同体，所以三传多方言也。
史记载晁错父称错为公，如上初即位，公为政，及口语多怨公，吾去公归矣之类，是父亦称子为公也。古今黈疑，当时公亦而汝之通称？宋蔡京称子攸为公，岂京亦本此与？要之，不可为训。
蔡谟之几死，劝学非劝学悮之也，馋为之驱也。温飞卿之悔读南华，非南华误之也，矜为之累也。
以张华之博物，而丰城剑气，必辨于雷焕；嵩高竹简，必问之束皙，况下此者邪？
曲洧旧闻》唐以身言书判设科，一时无不习书，故遗迹虽非知名之人，亦有可观。后来此科废，非性自好之者不习，工者甚少，势使然也。
颜氏家训：「真草书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见。』然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韦仲将遗戒，深有以也。」
秦程邈作隶，即今楷书也。八分，又汉人为之，在隶后。今悮以八分为隶，《日知录》曾详辨之。
汉书·陈平传》或谗平曰：「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孟康曰：「饰冠以玉，光好外也，中非所有也。」按：今截「美如冠玉」作誉人语，殊失本旨。
宣和书谱：「文章字画，时以古今浇之，不尔则尘生其间，下笔便同众人。」
吕东莱曰：「于实字看义理，于虚字审精神。」
天下山河，秦得百二，齐得十二。顾亭林曰：「二犹倍也。」
世说《周顗》曰：“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东方朔《七谏》：‘以直钩而钓兮，又何鱼之能得？’为人于斯二者，权之可矣。”
宾退录》：汉人称太守为明府，县令为明庭；唐人称县令为明府。
后汉书·陈蕃传》：“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杜少陵朝献太清宫赋，隶事颖脱，清光大来。
铁围山丛谈》六卷，宋蔡绦撰。绦为京之子，其书大抵欲掩其父恶，所称叔父文正则卞也，伯兄则攸也。一门奸党，标榜可笑。然其中亦有不满其兄之意。京、攸本互相倾，绦盖党父而畔兄者也。一门水火，可笑又孰甚焉？凡徽宗邪侈亡国之事，彼津津称为盛德，惟憾其伸道绌佛，获报而昧其亡国之本，在不知为君崇邪丑正，自底灭亡。小人之闇，于是非有锢之者耶？然其中所称司马公、东坡公，则又若等所目为奸党，而立碑申禁以绌之者，兹之称何为者耶？毋亦其良心未能尽死而然与？而要亦其流窜之后，述数公以诳后世，若自附于正人者，若前之陷害己不与焉者，其亦何益之有哉？然观其载司马倅太原误筑堡一事，而伸父书法于苏之上，仍未尝不含蜂虿之毒于蚁慕之中小人，终为小人而已矣。于其书反而观之，以得奸宄之情，即谓之供状也可。所载佚事未必尽确，然恢诡亦颇悦目，又未尝不惜小人之有才，而误用以至斯极也。
丛谈》一：府尹曰：“夜来不能寐，偶读《孟子》一卷，好甜。”张台卿曰：“必非《孟子》，此定《唐书》。”一座为哄。
湛渊静语二卷元白珽[廷玉]撰颇有考据摘录于后：
文之繁简系乎人代。如《春秋》陨石
译《曲洧旧闻》记载，刘道原能背诵日记一万字，终身不忘。壮舆也能记住五六千字，壮舆的儿子所记的才三千字。晁以道开玩笑对壮舆说：“再过两代，大概就会和我差不多了。”
叶石林问我的哥哥惇济说：“自从苏东坡命名‘思无邪斋’、‘德有邻堂’之后，世人争相用三个字来命名厅堂屋宇，在此之前有这种情况吗？”惇济说：“不是‘狮子吼寺’吗？”石林笑着说：“是的。”详见《曲洧旧闻》。
罗泌《路史》说：“宛丘有羲，神实注实者，是对‘虚’这个名称的对应。”
《后汉书·郡国志》注释说：“慧远《庐山记》略说匡俗先生出现在殷周之际，隐居在这座山上，当时人们称他所居之处为仙人之庐，因而命名。”《豫章旧志》说：“匡俗字君平，是夏禹的后代。”宋代曾几《茶山集》诗说：“高耸的匡俗庐，头顶脚底极其高大。”
《旧唐书》记载：武则天问狄仁杰说：“我想要一个好汉任用，有这样的人吗？”狄仁杰于是推荐了张柬之。查考这“好汉”二字的来源，《新唐书》作“奇士”，《资治通鉴》改为“佳士”，都不如“好汉”质朴老成、端正，不嫌其俚俗。《古今黈》认为应当称“奇男子”，也太做作。大概纪实的文章与雕饰的文辞，本来体裁就不同，所以《春秋》三传中多使用方言。
史书记载晁错的父亲称晁错为“公”，例如“皇上刚即位，您执政，以及口语中多怨恨您，我离开您回去了”之类，这是父亲也称儿子为“公”。《古今黈》怀疑，当时“公”也是“你”的通称？宋代蔡京称儿子蔡攸为“公”，难道蔡京也是沿袭这个用法吗？总之，这不能作为典范。
蔡谟几乎丧命，劝学并非劝学之误，而是谗言驱使他所致。温庭筠后悔读《南华经》，并非《南华经》误导了他，而是矜持自傲拖累了他。
凭借张华的博学，而丰城的剑气，必须靠雷焕来辨别；嵩山的竹简，必须向束皙请教，何况不如他们的人呢？
《曲洧旧闻》记载，唐代以“身言书判”设立科目，一时间没有不练习书法的，所以遗迹虽然出自不知名的人，也有可观之处。后来这个科目废除，不是天性喜好的人就不练习，擅长的人很少，是形势使然。
《颜氏家训》说：“真书和草书的字迹，稍微需要留意。江南谚语说：‘尺牍书信，千里见面。’然而这种技艺不需要过于精通。因为巧者劳苦，智者忧愁，常常被人役使。韦仲将的遗训，很有道理。”
秦代程邈创造隶书，就是现在的楷书。八分书，又是汉代人所创，在隶书之后。现在错误地把八分书当作隶书，《日知录》曾经详细辨析过。
《汉书·陈平传》有人诽谤陈平说：“陈平虽然是美男子，像帽子上装饰的美玉罢了，里面未必有东西。”孟康说：“帽子上装饰玉，外表光鲜好看，里面并非真有东西。”查考：现在截取“美如冠玉”作为赞美人的话，完全失去了本意。
《宣和书谱》说：“文章字画，时常要用古今之法来浇灌，不然就会生出尘埃，下笔便和普通人一样了。”
吕东莱说：“从实字中看义理，从虚字中审精神。”
天下的山河，秦国得到百二，齐国得到十二。顾亭林说：“二就是倍的意思。”
《世说新语·周顗》说：“我如果像万里长江，怎么能没有千里一曲？”东方朔《七谏》说：“用直钩钓鱼，又能得到什么鱼呢？”为人在这两者之间，权衡一下就可以了。
《宾退录》说：汉人称太守为明府，县令为明庭；唐人称县令为明府。
《后汉书·陈蕃传》说：“大丈夫处世，应当扫除天下，怎么能只打扫一间屋子呢？”
杜甫《朝献太清宫赋》，用典新颖脱俗，清光大显。
《铁围山丛谈》六卷，宋代蔡绦撰写。蔡绦是蔡京的儿子，他的书大体想要掩盖他父亲的恶行，所称的叔父蔡卞就是蔡卞，伯兄就是蔡攸。一门奸党，标榜可笑。然而其中也有不满他哥哥的意思。蔡京、蔡攸本来互相倾轧，蔡绦大概是党附父亲而背叛哥哥。一门水火，可笑还有比这更甚的吗？凡是徽宗邪侈亡国的事，他津津乐道地称为盛德，只遗憾于伸张道教贬抑佛教，获得报应却昧于亡国的根本，在于不知作为君主推崇邪恶丑化正义，自取灭亡。小人的昏聩，难道在是非上有禁锢吗？然而其中所称道的司马光、苏轼，又是他们所视为奸党，而立碑申禁以贬斥的人，这样的称赞是为什么呢？莫非是他的良心未能完全死灭而这样吗？然而这也是他流窜之后，叙述几位公卿来欺骗后世，好像自己依附于正人君子，好像之前的陷害与自己无关，这又有什么益处呢？然而看他记载司马光任太原通判时误筑堡一事，而在书法上推崇他父亲高于苏轼，仍未尝不含有蜂虿之毒于蚁慕之中。小人，终究是小人而已。对于他的书反过来看，以此得知奸宄的情状，即使称之为供状也可以。所载佚事未必全对，然而恢诡也颇悦目，又未尝不惋惜小人有才，而误用以至于此极。
《丛谈》一：府尹说：“夜里睡不着，偶然读了一卷《孟子》，好甜。”张台卿说：“必定不是《孟子》，这一定是《唐书》。”满座哄堂大笑。
《湛渊静语》二卷，元代白珽[廷玉]撰写，颇有考据，摘录如下：
文章的繁简取决于人代。如《春秋》陨石
于宋五，公羊传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多经七字，义犹未尽。《书》曰：“尔惟风下民惟草。”《论语》衍为十六字，孟子又多二也字。至刘向载泄冶子书曰：“夫上之化下，犹风靡草。东风则草靡而西，西风则草靡而东，在风所由，而草为之靡。”衍为三十一字。《书》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刘向载楚庄王之言曰：“其君贤君也，而又有师者王；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君若者亡。”衍为二十五字。古者及汉人用字，《毛诗序》“刺不壹也”，经文“其仪一兮”；《孟子》“市价不贰”，赵注“无贰价也”；《周礼》“天官参谓卿三人，伍谓大夫五人”；《周礼》注“编悬之四八曰肆，六六亡奇”；《马援传》“今作陆陆”，可见皆通用也。眉州苏先生杲，明允之祖，好施破产，饥寒以终。后三苏以文章名世。《思陵翰墨志》云：“卫夫人名铄，字茂漪，晋汝阴太守李矩妻。”又《羊欣笔阵图》云：“尚书郎李充母，以己姓卫，自称李卫充，必矩之子。”又《绛州帖》云：“李氏卫和南，盖冠夫姓于上也。”《魏书》许泛曰：“陈元龙豪气不除，昔尝见之，无主客意，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刘元德曰：“君有国士名，今天下大乱，望君忧国忘家，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耶？”如此当云元德百尺楼，今用作元龙误。
译在宋代第五位皇帝时，公羊传闻听到磌然的声音，看过去是石头；仔细察看，却是五。多了经文中七个字，意思还没有穷尽。《尚书》说：“你是风，百姓是草。”《论语》衍变为十六个字，孟子又多了两个“也”字。到了刘向记载泄冶子书说：“君上教化臣下，就像风吹倒草。东风刮来草就向西倒，西风刮来草就向东倒，取决于风从哪个方向吹来，草就随之倒向那个方向。”衍变为三十一个字。《尚书》说：“能自己找到老师的人称王，认为别人都不如自己的人灭亡。”刘向记载楚庄王的话说：“那位君主是贤明的君主，又有老师辅佐的称王；那位君主是平庸的君主，群臣又没有比君主更贤能的灭亡。”衍变为二十五个字。古代以及汉代人用字，《毛诗序》“讽刺不专一”，经文“他的仪态专一啊”；《孟子》“市场价格不两样”，赵岐注“没有两种价格”；《周礼》“天官参指卿三人，伍指大夫五人”；《周礼》注“编悬的四个八叫做肆，六个六没有余数”；《马援传》“现在写作陆陆”，可见这些字都是通用的。眉州苏先生杲，是苏明允的祖父，喜好施舍导致破产，最终在饥寒中去世。后来三苏凭借文章闻名于世。《思陵翰墨志》说：“卫夫人名字铄，字茂漪，是晋朝汝阴太守李矩的妻子。”又《羊欣笔阵图》说：“尚书郎李充的母亲，因为自己姓卫，自称李卫充，一定是李矩的儿子。”又《绛州帖》说：“李氏卫和南，大概是将丈夫的姓冠在上面。”《魏书》中许泛说：“陈元龙豪气未除，从前曾见过他，没有主客之分，自己睡在大床上，让客人睡在下床。”刘元德说：“你有国士的名声，如今天下大乱，希望你忧国忘家，而你却求田问舍，言论没有可取之处，我凭什么要与你说话？如果我要睡在百尺楼上，你就睡在地上，这哪里只是上下床之间的区别呢？”这样的话应当说是元德百尺楼，现在误用为元龙。
责备余谈二卷，明方鹏[矫亭]撰。其书责人无己，痛斥苏文忠，尤为妄诞。今摘其平允者以备参考。叔孙昭子当徧告与国，请盟三家，共扶公室，求君反国，鞠躬尽瘁，继之以死，此正命也。祈死而死，非正命也。盖踵范文子之故智而误者也。微子抱祭器归周，非降之也，果有何罪，而以死自待耶？逢伯欲尊其君为武王，而厚诬微子为亡国之虏，蔡氏释书遂取其说，不亦误乎？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此管氏之说，非六经之训也。李牧误执之，被杀，后人以此责岳武穆，不知岳果执此，贼桧益得以借口而族之矣。王生命，张释之结袜，贫贱骄人，战国之习也。释之跪而结之，专气致柔，黄老之术也。京房死于恭显，郭璞死于王敦，谢石死于秦桧，岂明于知人而暗于谋己耶？
投机之会，闲不容发，神宗感韩琦之疏，面谕执政，立罢新法，安石遂称疾不出，陈升之等即欲奉诏，赵抃独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罢之。”及安石再起，持之益坚，而宋社墟矣。王昭明不肯锻炼欧阳修之狱，黄经臣不诬陈了翁之词，邵成章能死陷洪州之难，宦官有此三人，当时缙绅犹多愧之。陈无己却衣冻死，苦节不可贞者也。钱思公上厕手不释卷，宋祁公走厕必挟书以往，可谓勤矣，然污书实甚。尝见缁黄者流，崇奉其书，函之甚，护卫之甚严，何吾儒之弗逮也。张浚劾罢李纲，浚闇于知人，短于制敌，轻师失律，嫉贤恶能，多可訾议，或谓其类孔明，不亦谬乎？
方矫亭谓皋陶为士师，不知皋陶为士，乃刑官之长，即周大司徒，士师乃属官也，岂非沿时文之讹，不知考与
汉书·张安世传》郎有醉，小便殿上，按“小便”二字，使出后人手，俗恶矣。
汉书·东方朔传》：“毕公高拾遗于后。”师古曰：“毕公高，文王之子，也为周太师。”按《论语》邢疏同。
杨用修曰：「刘锜善射，水斛满，以箭射，拔箭水注，随以一矢窒之。或言即剡注也。」
又曰：「吕温《地理图志序》粉散百川，黛凝羣山。」
又曰隋潘徽撰万字文
又曰：《尔雅》疏：“尔，近也；雅，正也。谓其近于正也。”此妄言也。但近正犹未得其正矣。所载皆六经之言，有何不正，而云近正乎？《诗》：“彼尔维何？维常之华。”《三苍》解诂云：“尔，华繁也，犹言丽也。”《尔雅》犹丽则也。《汉书》：“文章尔雅，训辞深厚。”《尔雅》与深厚为对，岂“近正”之说乎？
薛敬轩《读书录》谓无极非虚，即是天载之无声无臭。按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正于太极上见。盖太极生两仪，天载特两仪之一。若无极则在太极前，何得以天载当之。总之，无极之悬空索渺，本支离之论，腐儒之推衍。无极者，又支离之支离也。瑄又谓本诚敬无欺之心，至上下交孚，而后能格心定国。瑄坐视于忠肃之奇寃而不救，格心定国何在？理学家祇是说得好听，真静言庸违者也。
严羽《沧浪诗话》：“太白天才豪放，语多卒然而成者，谓之开门见山。”按今人论文语，本此。
庾信《哀江南赋》：「狐假虎威，实用楚国策，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以为畏狐事。」
沈归愚《幻云阁记》：天下自有不幻者，富贵幻矣，能利济民物则不幻；文乱幻矣，能修明道德则不幻；此身幻矣，能实践伦物则不幻。且即以云言，肤寸而合，雨泽天下，瘁者起，槁者润，不有其功而功必归之。记曰：「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则云非幻者也。」真实语，未经人道。归愚又曰：「昔贤谓天与之资，父母与之闲，家与之温饱，身与之无疾病，而后可以专力读书。」
谭友夏太公墓铭，不求于人，而自铭焉。明乎其有子也。不求乎备，而务实焉。明乎其有耻也。呜呼，此先君之指也。最质实有味。
池北偶谈。康熙二十三年，以周公裔孙奉祀生员东野沛然，世袭五经博士。沛然自云：昔鲁公伯禽季子鱼，赐东野田一成，因以为氏。其说本之《东野志》《世表》，然所载世系名目，恐亦未免附会。
顾庶其[万祺]三
译《责备余谈》二卷，明代方鹏（号矫亭）撰写。该书指责他人而对自己宽容，痛斥苏轼（苏文忠），尤其荒诞不经。现在摘录其中平允恰当的内容，以备参考。叔孙昭子应当遍告盟国，请求与三家大夫结盟，共同扶持鲁国公室，谋求国君返回都城，鞠躬尽瘁，最终以身殉职，这是顺应正命。祈求死亡而得以死去，并非正命。这是沿袭范文子的旧计策却误用了。微子抱着祭器归顺周朝，并非投降，他究竟有什么罪过，要以死来对待自己呢？逢伯想要尊崇他的国君为武王，却厚诬微子是亡国的俘虏，蔡氏解释《尚书》时采纳了他的说法，不也是错误吗？将领在军中，君主的命令有时可以不接受，这是管仲的说法，并非六经的教导。李牧错误地坚持这一观点，因而被杀，后人以此责备岳飞（岳武穆），不知道如果岳飞真的坚持这一点，奸贼秦桧更可以借此借口将他满门抄斩了。王生命、张释之结袜，贫贱之人傲慢待人，这是战国时期的习气。张释之跪下系袜，凝聚精气达到柔和，这是黄老之术。京房死于石显、张禹之手，郭璞死于王敦之手，谢石死于秦桧之手，难道他们是明于知人而暗于谋身吗？
关键时刻，容不得丝毫差错。神宗被韩琦的奏疏感动，当面告知执政大臣，立即废除新法，王安石于是称病不出，陈升之等人随即想要奉诏执行，唯独赵抃说：“新法都是王安石所建立，不如等他出来，再废除。”等到王安石再次起用，坚持新法更加坚决，于是宋朝社稷就危如累卵了。王昭明不肯构陷欧阳修的案件，黄经臣不诬陷陈了翁的言辞，邵成章能在洪州之难中死节，宦官中有这三个人，当时的士大夫大多感到羞愧。陈无己拒绝穿衣冻死，是苦节而不能守正。钱思公上厕所时手不离开书卷，宋祁公去厕所必定带着书去，可以说很勤奋了，但是污损书籍实在严重。曾经看到僧道之类的人，崇奉他们的书，装匣非常讲究，护卫非常严密，我们儒生为何不及他们呢？张浚弹劾罢免李纲，张浚不善于知人，不擅长制敌，轻敌失律，嫉妒贤能，多有可指责之处，有人说他类似诸葛亮，不也是谬误吗？
方矫亭说皋陶是士师，不知道皋陶作为“士”，是刑官之长，即周代的大司徒，士师只是属官，这难道不是沿袭时文的错误，不知道考证吗？
《汉书·张安世传》中郎官有醉酒的，在殿上小便，按“小便”二字，应当是后人添入的，俗恶得很。
《汉书·东方朔传》：“毕公高拾遗于后。”颜师古说：“毕公高，是文王的儿子，担任周太师。”按《论语》邢昺疏相同。
杨用修说：“刘锜善于射箭，水斛装满，用箭射入，拔出箭水流出，随即用一支箭堵住。有人说这就是剡注。”
又说：“吕温《地理图志序》说‘粉散百川，黛凝群山’。”
又说隋代潘徽撰写万字文。
又说：《尔雅》疏：“尔，近也；雅，正也。意思是它接近于正。”这是妄言。只是接近正，还没有得到正。所载都是六经的话，有什么不正，却说接近正呢？《诗经》：“彼尔维何？维常之华。”《三苍》解释说：“尔，花繁盛的样子，如同说美丽。”《尔雅》如同美丽而有法则。《汉书》：“文章尔雅，训辞深厚。”《尔雅》与深厚相对，难道是“接近正”的说法吗？
薛敬轩《读书录》说无极不是虚无，就是天载的无声无臭。按上天之载，无声无臭，正是在太极上体现的。因为太极生两仪，天载只是两仪之一。如果无极在太极之前，怎么能用天载来对应呢。总之，无极的悬空渺茫，本是支离破碎的言论，腐儒的推衍。无极者，又是支离中的支离。薛瑄又说，本着诚敬无欺的心，直到上下交相信任，然后才能感化人心安定国家。薛瑄坐视于忠肃的奇冤而不救，感化人心安定国家在哪里？理学家只是说得好听，真是静言庸违的人。
严羽《沧浪诗话》：“李白天才豪放，话语多猝然而成，称之为开门见山。”按今人论文语，本于此。
庾信《哀江南赋》：“狐假虎威，实用楚国策，虎不知道野兽畏惧自己而逃跑，以为畏惧狐狸。”
沈归愚《幻云阁记》：天下自有不虚幻的事物，富贵是虚幻的，能利益救助百姓万物就不虚幻；文辞华丽是虚幻的，能修明道德就不虚幻；此身是虚幻的，能实践人伦事物就不虚幻。况且就以云来说，肤寸之云聚合，雨水润泽天下，枯萎的兴起，干枯的滋润，不占有其功劳而功劳必然归于它。《礼记》说：“天降时雨，山川出云，那么云就不是虚幻的。”真实的话语，未经人道。归愚又说：“昔贤说上天给予资质，父母给予闲暇，家庭给予温饱，身体给予无疾病，然后才可以专心读书。”
谭友夏太公墓铭，不求于人，而自己撰写铭文。明白他有儿子。不求完备，而务求实际。明白他有羞耻心。唉，这是先父的旨意。最质朴实在而有意味。
《池北偶谈》。康熙二十三年，以周公后裔奉祀生员东野沛然，世袭五经博士。沛然自称：从前鲁公伯禽的小儿子鱼，赐给东野田一成，因此以之为姓氏。他的说法本于《东野志》《世表》，但所载世系名目，恐怕也不免附会。
顾庶其（万祺）三
学斋占毕[史经祖]杜牧之《阿房宫赋》未雩？何龙雩？当作云。按前人有议龙字谬者，观此不禁洒然。原非用《左传》龙见而雩也。
予尝有诗云：「王莽为贼臣，朱温为正统，不知朱紫阳如何分轻重。」阅宋既庭[实颖]作《黜梁纪年图论》，不禁大快，有云：「王莽不得为新，安禄山不得为燕，全忠岂得为梁乎？」其时移檄兴复唐室者，有晋、岐、蜀、淮南四国，或为唐之臣子，或为唐之赐族，则唐实未尝亡也。当以晋、岐、淮南之称「天佑」者为主，始于天佑四年，至后唐庄宗同光元年而止，亦《春秋》书「公在干侯」之义也。详载《池北偶谈》。
孙樵云：「史家纪职官、山川、地理、礼乐、衣服，宜直书一时制度，不得取前代名品。」王渔洋曰：「此病在唐人已有之。」近日钱牧斋、艾千子訾謷沧溟、弇州，本此。
渔洋曰：「柳开论文曰：『古文非在词涩言苦，令人难读，在于古其理，高其意。』然开《河东集》，但觉苦涩，何耶？」
倪闇公[灿]文选疏解》序云：「蔡中郎以反舌为虾蟆，淮南子以蛩为蠛蠓，高诱以干鹊为蟋蟀，文人谬误，自古已然。是故『无恙』虫也，『孟浪』草也，『三户』亡秦，『三户』城也，『千里』莼羹，『千里』湖也，『破镜』飞上天，『破镜』兽也，『寒砧』木叶，亦城也，徐夫人男子，也许负老妪也，『八日』青精，制火于食也，『五日』竞渡，制火于水也，介子推、屈原之说无稽也。」按：「三户」有三说，有指城者，不在楚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自谓楚虽三家之少，必亡秦。赵云《崧陔余丛考》曾辨之。
吕览》文王嗜昌歜[菖蒲葅]孔子闻而服之。皮日休请立孟子为学科书。仲尼爱文王嗜昌歜以取味，后之人将爱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鼃欠}之讹歜，合诸书而如一，今使必书{鼃欠}人转不识而嗤之矣。
后汉书冯异进光武麦饭兔肩
养和，即靠背也。陆放翁诗：「夭矫竹如意，鳞皴松养和」。
虞世南称李守素为仓曹，人物志是仓曹，指李官名。拾遗记曹曾积石为仓，藏书号书仓，是曹仓指曹书仓也。二字颠倒用，皆有典而未可混。
国语》蒙谷献鸡，次之典。鸡，次山名，在德安。
说文》依山前为牛马栏曰阹，扬雄《长杨赋序》以网为周阹。
国语》一纯二精，《宋史·乐志》郊祀乐章「帝飨于郊」，一精二纯，本《国语》而变其文。
陕人以茜染数珠，谓之茜珠，历久不变。
西京杂记》：斩蛇剑，开囊拔鞘，风气射人。
锦伞夫人，《隋书·谯国夫人传》：高凉洗氏女，高凉大夫冯宝妻。杨升庵曰：夫人战则锦伞宝幰，至老未尝败。年八十终，智勇福三者俱全，古今女将第一人也。
史注：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按《诗》云：“何福不除”，恐即借“除”为“授”之意。又唐、宋以某官知某州、某县事，是另有一官兼知此官事也。若今之知府、知州、知县，则专为一官而书衔者，每亦云“知某府事”、“某州事”、“某县事”，亦误书“除”字之类也。
朱子曰：「礼云，仆人师扶左，射人师扶右。仆射之名，盖起于此。」杨用修曰：「射当音赦，不当音夜。」
实录，犹行述、行状之名，不必定属之朝廷也。李翱尝自为其皇祖考州司法参军楚金实录，求韩文公铭其墓，则实录上下可通用矣。然近日既属朝廷所用，则宜谨避，只从行述、行状为安。如“朕”字，三代以前通用，秦以后则不可矣。
臧为奴获为婢
苏明允号老泉之讹，以王伯厚之博洽，犹误称之《茶余客话》。东坡得钟山泉公书，寄诗云：“宝公骨冷唤不闻，却有老泉来唤人。”果明允号老泉，东坡敢作尔语乎？惜不令焦文端见之也。然此公知明允之不号老泉，不知老泉实东坡号也。余家藏东坡书《归去来辞》墨迹真本，印文为“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其确据也。《艮斋杂说》亦云：“东坡家有老泉，故号老泉山人。”见之印章，今以称明允误。《茶余客话》实窃之。阎
译学斋占毕[史经祖]杜牧之《阿房宫赋》未雩？何龙雩？当作云。按前人有议龙字谬者，观此不禁洒然。原非用《左传》龙见而雩也。
我曾有诗云：“王莽是贼臣，朱温是正统，不知朱熹如何分辨轻重。”阅读宋既庭[实颖]所作《黜梁纪年图论》，不禁大为痛快，其中有言：“王莽不能称为新，安禄山不能称为燕，朱全忠岂能称为梁吗？”当时发布檄文复兴唐室的，有晋、岐、蜀、淮南四国，有的作为唐的臣子，有的作为唐的赐姓宗族，那么唐朝实际上未曾灭亡。应当以晋、岐、淮南使用“天佑”年号的为主，从天佑四年开始，到后唐庄宗同光元年为止，这也是《春秋》记载“公在干侯”的意义。详细记载于《池北偶谈》。
孙樵说：“史家记载职官、山川、地理、礼乐、衣服，应当直接书写当时的制度，不能取用前代的名称品类。”王渔洋说：“这种弊病在唐人身上已经有了。”近日钱牧斋、艾千子诋毁李梦阳、王世贞，也是基于此理。
渔洋说：“柳开论文章说：‘古文不在于词句艰涩言语痛苦，让人难以阅读，而在于道理古朴，意境高远。’然而看柳开的《河东集》，只觉得苦涩，为什么呢？”
倪闇公[灿]《文选疏解》序言说：“蔡邕把反舌鸟当作蛤蟆，《淮南子》把蛩当作蠛蠓，高诱把干鹊当作蟋蟀，文人的谬误，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因此‘无恙’是虫名，‘孟浪’是草名，‘三户’指灭亡秦国，‘三户’是城名，‘千里’指莼羹，‘千里’是湖名，‘破镜’指飞上天，‘破镜’是兽名，‘寒砧’指木叶，也是城名，徐夫人是男子，也许负是老妪，‘八日’指青精，是饮食中制火，‘五日’指竞渡，是水中制火，介子推、屈原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按：“三户”有三种说法，有指城的，不在楚地，楚虽三户亡秦，必定是楚，自谓楚虽然只有三家之少，必定灭亡秦国。赵云《崧陔余丛考》曾辨析过。
《吕览》文王嗜好昌歜[菖蒲葅]，孔子听说后也食用它。皮日休请求立孟子为学科书。孔子喜爱文王嗜好昌歜以取味，后来的人如果喜爱孔子，那么他们的嗜好就在于孟子了。“鼃欠”讹误为“歜”，各书都相同，现在如果一定要写“鼃欠”，人们反而不认识而嗤笑了。
《后汉书》冯异进献光武帝麦饭兔肩。
养和，就是靠背。陆游诗：“夭矫竹如意，鳞皴松养和”。
虞世南称李守素为仓曹，《人物志》是仓曹，指李的官名。《拾遗记》曹曾积石为仓，藏书号书仓，是曹仓指曹书仓也。两个字颠倒使用，都有典故而不可混淆。
《国语》蒙谷献鸡，次之典。鸡，次山名，在德安。
《说文》依山前为牛马栏曰阹，扬雄《长杨赋序》以网为周阹。
《国语》一纯二精，《宋史·乐志》郊祀乐章“帝飨于郊”，一精二纯，本于《国语》而改变其文字。
陕人用茜草染数珠，称为茜珠，历久不变。
《西京杂记》：斩蛇剑，开囊拔鞘，风气射人。
锦伞夫人，《隋书·谯国夫人传》：高凉洗氏女，高凉大夫冯宝妻。杨升庵说：夫人作战时打着锦伞宝幰，到老未曾败绩。年八十去世，智勇福三者俱全，古今女将第一人也。
史注：凡是说“除”的，是除去旧官，就任新官。按《诗经》说：“何福不除”，恐怕就是借“除”为“授”的意思。又唐、宋以某官知某州、某县事，是另有一官兼任此官事。如果现在的知府、知州、知县，则是专为一官而书写官衔的，每也说“知某府事”、“某州事”、“某县事”，也是误书“除”字之类。
朱熹说：“礼说，仆人师扶左，射人师扶右。仆射之名，大概起源于此。”杨用修说：“射应当音赦，不应当音夜。”
实录，如同行述、行状之名，不一定专属于朝廷。李翱曾自为其皇祖考州司法参军楚金实录，请求韩愈为其墓作铭，那么实录上下可通用了。然而近日既然属于朝廷所用，则应当谨慎避讳，只从行述、行状为安。如“朕”字，三代以前通用，秦以后则不可了。
臧为奴获为婢
苏洵号老泉之讹，以王应麟的博洽，还误称之《茶余客话》。苏轼得钟山泉公书，寄诗云：“宝公骨冷唤不闻，却有老泉来唤人。”如果苏洵号老泉，苏轼敢作此语吗？可惜不让焦文端见到。然而此公知道苏洵不号老泉，不知道老泉实为苏轼号也。我家藏苏轼书《归去来辞》墨迹真本，印文为“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其确据也。《艮斋杂说》也说：“苏轼家有老泉，故号老泉山人。”见于印章，今以称苏洵误。《茶余客话》实窃之。阎
百诗《潜邱剳记》剳记亦载印章之说。
或谓考亭非朱子所居然《宋道学名臣言行录》晦翁晚居考亭，作精舍曰沧洲，号沧洲病叟。又李梅亭代上杨提刑书：“十年身事于考亭，未闻大道。”则以考亭称朱子，当时已然矣。
译百诗在《潜邱剳记》中，剳记也记载了关于印章的说法。
有人推测考亭并非朱子所居，然而《宋道学名臣言行录》记载晦翁晚年居住在考亭，建造精舍名叫沧洲，自号沧洲病叟。
又李梅亭代杨提刑上书说：“十年身事于考亭，未闻大道。”
那么用考亭来称呼朱子，在当时已经是这样了。
杨升庵曰：「战国策，秦惠王时有寒泉子，注云：『秦处士之号。』《史记·索隐》：『甘茂号樗里子，又范蠡称鸱夷子，此后人别号之所昉乎？』又曰：『宋人多云周有八士，姓名叶四韵，随音驮騧音窝。』」
庐山石镜，晨光初曜，则延曜入室，毫细必察。《出太平寰宇记》延曜二字，近人引用本此。
刘臻熟读汉书人称汉圣
凡引古有二例，有必注出处者，有不必注出处者。必注出处，如古人引「诗云」「书云」之类是也。不必注出处，如夫子言「射不主皮」，言「为山九仞」，言「草上之风」之类是也。本此例而通之，大抵涉于考据者必注出处，专言义理者详叙书名，杂于运用成言之内，便于文体，有碍此必待他人注者也。凡古文皆然，余之为《警书》也，有人疑未尽注出处也，书此答之。
升庵外集》宋时僧徒陋劣，作语录，宋儒亦用之。
李穆堂曰：「语录本出佛家，后道学家无知之门人记其师语，亦曰语录，不知其拨儒而入释也。两橛字亦系释氏俚语，儒者袭用，可笑。」按予所刊《经学质疑录》，亦屡用「两橛」字，因李说追改，犹未尽也。
陆深《燕闲录》：“民间用宋金元钱，谓之好钱，好饯不行，惟行新钱，谓之倒好。俗语‘倒好’本此。”
予尝用「世纷」二字，人以为杜撰，予一时难指其出典，阅洪迈《御书阁记》略，于「世纷万殊，泊无一嗜」，是宋人已用之矣。
多填经语，是抄书，非文也。然经语又不可少，祇在典耍上引证一两句，如地之有山焉。漫衍俚语，是语录，非文也。然俚语又不可少，祇在筋脉上透露一两句，如肉之有骨焉。
以人情诂经，而经愈显矣；以比喻说理，而理弥鲜矣。故曰：朽腐化于神奇。
吴可曰：新烧{火夫}火，谓之煴火。儿《苏武传》烧汤，谓之燂汤。见《内则》灶中烧火，谓之炀灶。见《战国策》晓天赤如霞者，谓之阴沦。见《尔雅》。纪晓岚曰：《尔雅》无此文。王逸《楚辞》注引《陵阳子明经》曰：沦阴者，日没以后赤黄气也。又《广雅》引之作渝阴。吴盖误《广雅》为《尔雅》，又舛乱其文耳。
后汉书·中山王焉传》今五国各官骑百人，称娖。注：称娖，守捉也。军校名。袁子才《诗集》屡用“称娖”作行路状，似与本义迥别。
魏志·管辂传》到鼓一中，注中半也。」
丁鸿汉人白虎观与诸儒集论
宋史篾叟酱翁皆蜀隐君子
汉书·艺文志》太史以六体试学童。注：六体，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师古曰：缪篆，谓其屈曲缭绕，所以摹印章也。
七修类藁》图书，古皆铜铸，王冕以花乳石易之。」
后汉书》宦者蔡伦，字敬仲，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故称蔡侯纸。
癸辛杂志》道学之名起于元佑，盛于淳熙。凡治财赋者，目为聚敛；开阃打边者，目为粗才；论书作文者，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治者，目为俗吏。其所读者，《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东西铭》、语录之类。
诗疏自二十至二十九皆为盛年。
董贤传柱槛衣绨锦
说文》：“巳，已也。四月，阳气已出，阴气已藏。”吴才老《韵谱》：“辰巳之巳，如已矣之已。”顾亭林曰：“季春之月，辰为建，巳为除，故用三月上巳祓除不祥。”古人谓病愈为“已”，亦此意。仇沧注曰：“据此则辰巳之巳，不当音士，当音以。”
前汉《陆贾传》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注：屈强，不柔服也。《宋史》秦桧谓赵鼎：“此老崛强犹昔。”实本于此。盖屈崛通用也。又《前汉书·周昌传》赞：“周昌木强人也。”强字书皆音强，去声。韵书载二十四养作上声，无作平声用者。
平书卷八
文艺篇下
文以法备、气至为主。气至而法不备，客气也；法备而气不至，死法也。
昌黎谓：醕也而后肆焉，文之道尽之矣。理醇而笔肆，理者，文之主也；无主则乱。气者，文之辅也；无辅则颠。意者，文之帅也；无帅则溃。辞者，文
译杨慎说：“《战国策》记载，秦惠王时有寒泉子，注释说：‘这是秦国隐士的号。’《史记·索隐》说：‘甘茂号称樗里子，范蠡号称鸱夷子，这难道是后人别号的起源吗？’又说：‘宋人大多说周朝有八位贤士，姓名叶四韵，随音驮騧音窝。’”
庐山的石镜，晨光初照时，就把光辉延引到室内，细微之处都能看清。这段文字出自《太平寰宇记》，“延曜”二字，是近代人引用此书的依据。
刘臻熟读《汉书》，人们称他为“汉圣”。
凡是引用古书有两种惯例，有的必须注明出处，有的不必注明出处。必须注明出处的，比如古人引用“诗云”“书云”之类就是。不必注明出处的，比如孔子说“射不主皮”，说“为山九仞”，说“草上之风”之类就是。依据这个惯例来推通，大凡涉及考据的必须注明出处，专门阐述义理的则详细叙述书名，夹杂在运用成语之中，便于文体，如果对此有所妨碍，必定要等待他人来注释。凡是古文都是这样，我撰写《警书》时，有人怀疑我没有全部注明出处，写下这些来回答他。
《升庵外集》说：宋朝时僧人浅陋低劣，撰写语录，宋儒也使用这种体裁。
李穆堂说：“语录原本出自佛家，后来道学家无知的门徒记录其老师的言语，也叫语录，不知道这是把儒学拨入释教。‘两橛’这个词也是佛教的俚语，儒者沿袭使用，可笑。”按：我所刊印的《经学质疑录》，也多次使用“两橛”这个词，因为李穆堂的说法而追改，但还没有改尽。
陆深《燕闲录》说：“民间使用宋、金、元时期的钱币，称为好钱，好钱不行使，只行使新钱，称为倒好。俗语‘倒好’原本于此。”
我曾经使用“世纷”二字，人们认为是杜撰，我一时难以指出其出处，阅读洪迈《御书阁记略》，其中有“世纷万殊，泊无一嗜”，可见宋人已经使用了。
过多填充经书语句，那是抄书，不是文章。然而经书语句又不可缺少，只在典故关键处引证一两句，就像大地有山一样。漫溢俚语，那是语录，不是文章。然而俚语又不可缺少，只在文章脉络中透露一两句，就像肉体有骨头一样。
用人情来解释经典，经典就愈发显明了；用比喻来阐述道理，道理就愈发鲜明了。所以说：腐朽之物可以化为神奇。
吴可说：新烧的炭火，称为煴火。《苏武传》中烧汤，称为燂汤。见《内则》。灶中烧火，称为炀灶。见《战国策》。天空早晨红得像霞，称为阴沦。见《尔雅》。纪晓岚说：《尔雅》中没有这段文字。王逸《楚辞》注引用《陵阳子明经》说：沦阴，是太阳落山后赤黄色的气。又《广雅》引用时写作渝阴。吴可大概是误把《广雅》当作《尔雅》，又错乱了文句罢了。
《后汉书·中山王焉传》说：现在五个国家各自有官骑百人，称为娖。注释说：称娖，即守捉。是军校的称号。袁子才《诗集》中多次使用“称娖”作为行路的状貌，似乎与本意大相径庭。
《魏志·管辂传》说：到鼓声一中，注释说：中半也。
丁鸿是汉人，在白虎观与诸儒集会讨论。
《宋史》记载，篾叟、酱翁都是蜀地的隐士君子。
《汉书·艺文志》说：太史用六种字体测试学童。注释说：六体，指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颜师古说：缪篆，是说它屈曲缭绕，用来摹刻印章。
《七修类稿》说：图书，古代都是铜铸的，王冕用花乳石代替了它。
《后汉书》记载：宦官蔡伦，字敬仲，构思用树皮、麻头以及破布、鱼网来制造纸，所以称为蔡侯纸。
《癸辛杂志》说：道学这个名称兴起于元佑年间，盛行于淳熙年间。凡是治理财政赋税的，被看作聚敛；开拓边疆的，被看作粗才；谈论书法作文的，被看作玩物丧志；留心政治的，被看作俗吏。他们所读的，是《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东西铭》、语录之类。
《诗疏》说：从二十岁到二十九岁都是壮年。
《董贤传》记载：柱槛上穿着绨锦。
《说文解字》说：“巳，就是已。四月，阳气已经出来，阴气已经藏匿。”吴才老《韵谱》说：“辰巳的巳，如同已矣的已。”顾炎武说：“季春之月，辰为建，巳为除，所以用三月上巳祓除不祥。”古人说病愈为“已”，也是这个意思。仇沧注释说：“根据这个，那么辰巳的巳，不应该读作士，应该读作以。”
前汉《陆贾传》说：竟然想用新造未定的越地来屈强于此。注释说：屈强，就是不柔服。《宋史》记载秦桧对赵鼎说：“这个老人倔强依旧。”实际上本于此。大概屈和崛是通用的。又《前汉书·周昌传》赞语说：“周昌是木强之人。”强字书上都读去声。韵书载二十四养作上声，没有作平声用的。
平书卷八
文艺篇下
文章以法度完备、气韵充沛为主。气韵充沛而法度不完备，是虚浮之气；法度完备而气韵不充沛，是死板的法度。
韩愈说：纯正然后放达，文章的道理就穷尽了。道理纯正而笔法放达，道理，是文章的主宰；没有主宰就会混乱。气韵，是文章的辅助；没有辅助就会倾覆。意旨，是文章的统帅；没有统帅就会溃败。辞藻，是文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