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田琐记卷二

译我非常不希望日后将卢龙失守的责任，归咎于当时的高级官员及士大夫。我恭敬地接受您的教诲，恳请您明察鉴谅，不胜荣幸。

译查考当时，我们福建的怡悦亭督部正在巡视台湾，身处遥远的海外，省内的政务，全部由次白抚部主持。我在江苏担任布政使时，次白是太湖同知，我曾因为他在疏浚河道、便利百姓方面的政绩推荐他，加授知府衔。第二年又因考核优异被特别推荐，提升为徐州知府，接连升迁至开府，因为我作为他的举荐人，他对我执弟子礼非常恭敬，所以我毫不顾忌地畅所欲言。次白虽然不认为我冒犯了他，但终究没有将这些建议付诸实施。近来听说鸦片战争期间，侵略者竟然相互带领进入省城，与大小官吏互相拜访，并且占据了乌石山上的积翠寺，设立牙旗、击鼓鸣角，民间惊恐骚动，官吏不知如何是好。到了这时才开始追究最初谋划的不当，而不幸的是我的话应验了，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

炮说

英军滋扰广州时，我恰好在广西梧州，带兵防守堵截，前后选运大炮，从三千斤到八百斤不等，共四十门，解往广州协助防御，都经过奏报朝廷，命令战事平息后，仍运回各地。后来听说有的被贼军夺去，有的沉入海中，没有一门运回广西。不久我调任江苏巡抚，又在上海防守堵截，曾与陈莲舫提督并马从吴淞海岸一带查看演练各炮，大小不下百十门。又在上海城中亲自监督局员开铸新炮，也不下数十门。第二年英军长驱直入，城内外的各炮全部化为乌有。议论的人于是说中原的大炮，远远比不上英军的大炮，这不是探究根本的说法。英军船只先声夺人的，莫过于桅顶的飞炮。厦门和宝山的陷落，都由于这个原因。它的火光迸射，纵横一二丈，依靠它攻击敌人则不足，用来惊吓敌人则有余。所以统军的人惊恐奔逃，而众人没有不溃散的，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委而去之”。今天军中全犯这个毛病，那么又何必区分我的炮和他们的炮呢？

自从战争兴起以来，各省所铸的大炮，不下二千门，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宝山、镇江的陷落，每省损失大炮约四百余门，被英军船只得到的，约一千五六百门。厦门之战，我军开炮二百余发，仅有一炮击中其火药舱，大船轰裂沉海，英军船只于是退去，这是数百炮仅得一炮之力。定海之战，葛总兵开炮数日，仅有一次击中其火轮头桅，随即倾斜退窜，这也是数百炮仅得一炮之力。只要炮发能命中，那么我的炮也足以击破英军；如果发射而不中，即使英军的炮也成了虚设的器物。英军船只及火轮船，多不过数十艘，大小杉板船，也不过数十艘。只要我军开数百炮内，有数十炮命中，就可以损伤其数十艘船。沉没一艘船可歼灭数十人，损坏一艘船可杀伤数十人，还怕什么英军的炮！如果发射而不中，那么虎门所购买的英军大炮二百门，其中大的有达到九千斤的，为什么一艘船未伤？一炮未中？由此可知炮不在大，也不在多，并不在于专门仿制洋炮的样式。有人说炮能命中，专在于准头，兼由地势。我说这也不是确切的论断。陆战的炮，须定准头，而水面的船，则没有固定的态势。古人所说的用固定的炮击打活动的船，怎么能一定命中？地势的说法似乎有理。然而我曾亲自登上宝山炮台，正当大海入港之口，不高不低，既无突出水面的危险，又无四面受敌的忧虑，曾与莲舫提督坐谈半晌，深深感叹古人勘察地形的巧妙，成就了天险的形势，似乎其他地方的炮台，更没有这样得地势的。而虚炮一轰，全军都溃散，又怎么说呢？所以说兵无常形，地无常势，果真能众志成城，那么又有什么炮不可用呢！辞官回乡后，有询问英军情况的人，大都以畏惧英炮为言，因此搜集我所知道的告诉他们。

家居

古人居家，常常互相告诫不进入州府，当官的枉顾拜访，一定闭门不接待。这是高人隐士所崇尚的，如果曾经担任显赫官职的人，则不尽然。居住在这个地方而侍奉贤者、结交仁人，拜访年长者而采风问俗，按礼原本不禁止往来。只是我前后两次都因为称病请假回乡，病虽然稍有好转，也不便轻易出门应酬。各位大吏有屈尊问候的，无不款待接待，但从不敢登门答谢，只派使者送一张名片相报而已。亲戚好友中寻常的庆贺，也一概不行。只是偶尔有以酒食相召的，则无不前往应约。人多嘲笑我，认为既然省却往来，却又赴饮召，怎么能算是守礼。我笑着回答说：“礼以时为大，称次之。我本因病回乡，应酬则有劳累形体的痛苦，饮酒宴乐则收颐养之功，对于养病最适宜，也最相称，怎么能禁止呢。言语所谓暗合道妙，反而以此相诋讥，岂不是太不体谅了吗！”

请铸大钱

我在广西巡抚任内，曾有请求铸造大钱的奏章，被户部议定搁置不行。后来由江苏巡抚任内称病得请，在陈谢折内又重申这个说法，则留中未发。近年在邸报中，知道某御史也有以此事陈请的，大约也一定被部驳不行。韩诗所谓“中朝大官老于事，讵肯感激徒媕婀”者，大概不从今天开始。今年回福州，廖仪卿观察鸿藻也主张这个议，知道我已经入告，索要阅览旧稿，因此一并录前后二稿示之。近日复读吾乡许画山作屏青阳堂文集中亦

译有一份请求铸造大钱的奏疏草稿，上面画去了官职名称，并非可以正式上奏的文本，应当是为某位高级官员所拟定的。或许只是保留了其中的主张而未发出，或许已经上奏但未获施行，这些情况都无法确知。但奏疏末尾所拟定的十项建议，却都切实可行，有补充我先前草稿所未能涵盖之处，因此急忙抄录下来，以供施行者参考采纳。

译第一条是严格收缴铜料。收缴铜料的方法，不在于严酷的刑罚，而在于优厚的价格。命令各直省州县的军民百姓，按照东、西、南、北四个乡，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向官府缴纳铜料。除了佛像不销毁外，所有的红铜器具全部上缴官府。官府按照库秤的标准设置两面秤，委派就近的吏目、巡检、典史等官员，监督书写账目的人员，会同缴纳铜料的百姓当堂称量准确，随即发放领取价款的凭证。每斤铜给银六两，在凭证上清楚记载铜斤数和银两数，约定在第三年，仍按地区、按时限到官府支领。如果有不肖官吏压制勒索铜斤，减少银价，允许缴纳铜料的百姓到就近的道府衙门控告，查实后，按照贪污赃款依枉法罪论处。缴纳铜料之后，各百姓如果还有未如实、未缴尽的情况，限一年内允许陆续呈缴，一年以外，州县官率领所属的吏目、巡检、典史等官员，仍按东、南、西、北四乡，依春、夏、秋、冬四时分路严格查办。如果有隐匿红铜一斤以下的，判杖刑一百；一斤以上的，判满流；十斤以上的，发配近边充军。有能揭发举报一家藏匿红铜十斤以上的，查实后，官府给举报人赏银二十两；五斤以上的，给举报人赏银十两。如果是诬告，判杖刑八十。铜料收缴完毕后，由该州县运送到各省藩库储存。运费，每斤铜在藩库领取脚费银五分。像这样既在前面用重价鼓励，又在后面用严刑督责，天下的红铜，自然就会全部归于官府了。

第二条是严格开采铜矿。开采铜矿的方法，命令天下凡是开采红铜的山，由督抚转委道、府大员监督开采。如果有泄露铜斤的，本犯按数量定罪。一斤以下的，判杖刑一百；一斤以上的，判满流；五斤以上的，发配近边充军；十斤以上的，判绞监候。监督开采的道、府官员，如果审讯得知不知情，依失察从重议处；如果知情故意放纵，革职；或者通同舞弊分赃，计算赃款准枉法罪论处。停止开采时，严格封闭，请求专门设置守矿官一员，由正八品佐贰等官担任，就近建立衙署，以便巡查。如果有奸徒私自盗采的，按泄露铜斤律论罪。守矿官定罪，也与监督开采的道、府官员相同。因为民间红铜，现存较少，确实担心不足以供应铸币之用，所以必须随时开采，以扩充财源。

第三条是精选铜料。挑选铜料的方法，请求专门使用红铜。我朝五代的钱币，只有雍正钱偶尔使用红铜，但大多经过私自销毁，改造成铜器，民间现存的，百中不得其一。其余顺治、康熙、乾隆、嘉庆，以及前代偶尔存留的古钱，都是白铜，与红铜颜色差别很大。奸民即使想毁小钱铸大钱，希图重利，因为铜色不同，无法掺杂混淆。这专门使用红铜，就是为了杜绝盗铸的祸根。

第四条是巧妙支付价款。支付价款的方法，每斤铜既然规定给银六两，如果必须动用国库，那么数额无虑千万，一时断难应付。现在规定在缴纳铜料的第三年正月，命令各直省藩司，将各州县解到的铜斤，开设局所铸币。先铸造当千大钱和当五百大钱，当千的，作银一两；当五百的，作银五钱。每百姓缴纳铜一斤，给当千大钱三枚，计作银三两，又给当五百大钱六枚，计作银三两，共合银六两。像这样把百姓的利益，还之于民，民间缴纳铜一斤，即得银六两，不须损害上级，自然有利于下级，这就是所谓藏富于民。

第五条是获取盈余。获取盈余的方法，每铜一斤，可铸当千大钱八枚，作银八两，除去铸币工料费用，每斤铜扣除银四钱，又除去州县运铜的款项费用，每斤铜扣除银五分，运钱的款项费用，每斤铜扣除银五分，共扣除银五钱，实存银七两五钱。现在以六两给百姓作铜价，计算每斤铜净余银一两五钱。总计各直省共一千三百多个州县，每州县通算约三万户，每户缴纳红铜约五斤，每县可得铜十五万斤，各直省通算约可得铜一万九千五百万斤。每斤铜余银一两五钱，通算约得银二万九千二百五十万。而且随时开采，每得铜一斤，除去款项费用、运费、铸币等各项费用，总共可净余银六两有零。这是不竭的财富，取之无穷，不须损害下级，自然有利于上级，这又是所谓藏富于君。

第六条是精细铸币。铸币的方法，当千大钱，正面右边刻“当千”，左边刻“重二两”，背面刻“嘉庆通宝”。当五百大钱，正面右边刻“当五百”，左边刻“重一两”。当三百大钱，正面右边刻“当三百”，左边刻“重六钱”。当二百大钱，正面右边刻“当二百”，左边刻“重四钱”。当百大钱，正面右边刻“当百”，左边刻“重二钱”。背面文字都相同，都用汉文楷书，以便民间辨别识别。由户部先精制钱样，颁发各直省，各省设立一局，委派

译道员负责监督铸钱，铜料的配比首要保证洁净，鼓铸工艺必须极其精致，钱币的轮廓必须清晰分明，边缘与内孔的厚度也要均匀得当。倘若出现掺杂铅锡，以及铸造不精工等弊端，将对负责监铸的官员从严审察定罪。如果确实存在侵吞铜斤的行为，按照破坏扰乱钱法的罪名，判处绞刑监候。

译第七项是审定钱币的重量。关于钱币重量的规定，每斤铜铸造面值为当千的大钱三枚，每枚重二两，计算三枚共重六两。铸造面值为当五百的大钱四枚，每枚重一两，计算四枚共重四两。铸造面值为当三百的大钱四枚，每枚重六钱，计算四枚共重二两四钱。铸造面值为当二百的大钱六枚，每枚重四钱，计算六枚共重二两四钱。铸造面值为当百的大钱六枚，每枚重二钱，计算六枚共重一两二钱。每斤铜，总共铸造五种面值的钱币二十三枚，总重量为十六两。像这样大小轻重，各自依照其价值，减半递减，奸民即使想要毁坏小钱来制作大钱，窃取厚利，但由于重量恰好合适，并没有盈余，无法从中获利。盗铸的源头，不禁止也就断绝了。

等到地保、族属等人举报。审查属实，赏赐举报人当千大钱五十枚。作奸犯科损坏钱币的人，按照盗铸的律法论罪。

第八项是禁止剪凿。禁止剪凿的规定，古代就有。现在法令规定，如果有剪凿钱币轮廓从而造成缺损的，或者有偷磨钱币质地来提取铅的，重量不符合其面值的，都废弃不用。那些敢于作奸犯科损坏钱币的人，按照左……

第九项是广泛流通。关于流通的方法，规定当千大钱，折算为纹银库平一两。当五百的，折算为银五钱。当三百的，折算为银三钱。当二百的，折算为银二钱。当百的，折算为银一钱。那些零碎的小额使用，仍然照现在当一的制钱，以便行使。凡是民间交易，都准许按照这个标准定价，永远遵行。并且农民缴纳赋税，商人缴纳商税，都准许折算成银，按照数额缴纳。如果有牙行市侩，敢于把持阻挠的，一经发觉，按照违制律，从重发配到近边充军。

第十项是慎重地显示信用。显示信用的方法，在还没有收取铜料之前，由户部刊刻颁发给各直省的告示，命令民间除了佛像不毁坏外，凡是所有红铜器具，全部呈缴，按照东南西北四乡，分春夏秋冬四季，该花户亲自携带铜料前往各州县衙门，当着官胥的面称量准确，州县官每天委派吏目、典史等官员，督同在堂上兑换，兑换清楚，随即发给各花户领取价款的印照，每斤铜给价纹银六两，将铜斤和银数记载分明，约定在交铜的第三年，仍然按照春夏秋冬，前往官府领取价款。倘若该管官吏有压制勒索铜斤，递减银数等情况，允许该花户前往就近的道府衙门喊告。该道府立即严加审讯，审查属实，按照枉法赃的数额论罪。军民人等，如果有呈缴未尽的，准许一年内继续缴纳。一年以外，该州县官及所属的吏目、巡检、典史等官员，分路亲自前往严查。倘若花户等敢于隐匿不缴纳的，查出每斤铜一斤以下的，给予杖责。一斤以上的，流放到边远地区。十斤以上的，发配到近边充军。有能够持有铜料举报的，酌情根据铜斤多少，官府给予赏银。这是户部刊刻颁布收取铜料给予价款的明确告示。这告示只明确告知交铜的利益，匿铜的罪责，不必让民间预先知道将要改铸大钱，以防备隐匿铜料不交的弊端。等到铜斤收取清楚之后，在第三年春初，再由户部刊刻颁布给各直省改铸大钱的告示，凡是新收的红铜，精选洁净，命令各直省巡抚委派道员在省城开设局所鼓铸当千大钱，每枚重库平二两，折算为纹库银一两。当五百大钱，每枚重一两，折算为银五钱。当三百大钱，每枚重六钱，折算为银三钱。当二百大钱，每枚重四钱，折算为银二钱。当百大钱，每枚重二钱，折算为银一钱。凡是民间交易，以及缴纳赋税商税，都准许按照数额折算成银或钱，两样并行使用，那些零碎小数，仍然使用常行的当一制钱，以便行使。自从改铸之后，永远遵行，万年不变。倘若有牙行市侩，胆敢阻挠抑制的，一经发觉，按照违制律，从重发配到近边充军。仍将钱币样品按照样式刊印告示在后面，注明不是真正足色的红铜，以及重量不符合其面值的，准许不用，以防备盗铸掺杂铅以及剪凿等各种弊端。这是户部刊刻颁发改铸钱文，永远遵行的明确告示。

按：我在广西陈奏此事，最初奉到批复，交给部里议奏，而部里准许驳斥，尚未奉到明文，因此又私下拟定一稿，以备继续陈奏。既然奉到部里行文，认为现在钱法没有弊端，无需更改，那么后稿也就随之束之高阁，现在一并录附以示仪卿。

我想，钱法是救济时局的急需，而铜政实在是钱法的根本。铜的来源不充足，却天天勤勉鼓铸之事；铜的去路不禁止，却只严厉禁止盗铸的条例，这还不是拔除根本堵塞源头的计策啊。拿非常有用的铜，却听任它成为民间私家不急需的物品，古人所说的货物厌恶被丢弃在地上，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大概风气奢华靡费，逐渐开启，由现在追溯四五十年以前，铜的用途还少，近年则铜器充斥，而东南几省尤其严重。比如一个暖手脚的炉子，

译即使是小户人家，也每家都有几件铜器。一面闺阁用的镜子，直径宽达一二尺，重量达到一二十斤。一个洗脸盆，一个炭盆，一个壶一个锅，动不动就重达数斤。又如大小钲铙，与鼓相配而鸣的，是岁首戏乐的工具，从前只有富户才有，近来中小户人家也大多有了。列举这几项，其余的情况就可以大致推知了。这都是因为豪门大户互相攀比，沿袭旧事并加以粉饰，所谓做无益之事，妨害有益之事啊。于是省会的铜器店以百计，郡城以数十计，县城也不下几家。至于究其铜的来源，并非经商贩运而来，偶尔有用废铜换钱的，也是千百中之一二罢了。那么这些铜是从哪里得到的呢？都是销毁制钱来制造的。近日市场上流通使用的，看不到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钱币，即使是乾隆、嘉庆的钱币，也非常稀少了，不都是被毁掉制成器物的缘故吗？

译那么，在当今讨论钱币制度，如果不禁止民间的铜器，其流失的渠道就无法堵塞，即使源头也无法澄清。然而，仅仅禁止并命令呈缴，甚至对不缴纳者进行搜刮，由此产生的滋扰弊端，也不可不预先防范。况且，日常使用的物品，突然严厉禁止，也无法使百姓信服。我私下认为，应当命令地方官员在公堂设立机构，逐渐收买这些铜器，十里以内的，限一个月，十里以外的，限两个月，都要缴尽，每斤议定给予若干价银。这样百姓就不会受到骚扰，浮议也不会兴起。虽然如此，偏远小县，库中附带的储备款项，都有其他抵充，征收的地丁银，也是随征随解，哪里有余银作为收铜的资金。我私下又认为，应当权宜变通，允许他们打开常平仓，或者按照银价，用粮食供给百姓，或者卖出粮食得到钱来供给，随时变通，百姓也可以不受骚扰，总在于执行的人得当罢了。收铜既已干净，远处的或许命令销熔，近处的或许就用原物直接解送到省城总局，然后酌情分别，大约上等铜若干，可以铸造当千、当五百的钱；中等铜若干，可以铸造当百、当五十的钱；下等铜若干，可以铸造当十、当五的钱。不过几个月，就可以完成这件事。但是铸造磨琢，必须极其精工，而米炭工费，必须按照时价发放，使炉匠能够养家糊口，然后推行才能长久。如果现在各直省钱局的价格，还是按照康熙年间旧定的标准发放，其中赔贴太多，那么弊端就更不可言说了，这也是应当讨论的。

鲲鲕

许画山青阳堂文集中有一篇《延师说》，大概概括了我们家乡近来的事情。文中说福建有个富室，想聘请老师教儿子，寻访了三年，才找到一个老学者，每年供给百金。他的儿子学习《南华经》，起初教他《逍遥游》，学生问：“鲲是什么鱼？”老师说：“小鱼。”富翁偷听而嘲笑他。过了三个月，学业到了《庚桑楚》，又问：“鲵是什么鱼？”老师说：“大鱼。”富翁大笑说：“鱼的大小还不能辨别，这可以让他完成学业吗？”辞退了他。世上知道一方面而不知道另一方面的人，就像这个富翁一样。即使是老师宿儒，也不能享受百金的俸禄，令人感慨啊。按画山指责富翁确实是对的，但他的老师也不能没有过错。《尔雅·释鱼》：“鲲，鱼子。”《国语·鲁语》：“鱼禁鲲鲕。”这是鲲为小鱼说法的来源。《左传·宣公十二年》：“取其鲸鲵而封之。”注：“鲸鲵，大鱼名。”这是鲵为大鱼说法的来源。然而《逍遥游》的鲲明显是大鱼，《庚桑楚》的鲵明显是小鱼，那个老学者，难道不顾文字而思考意义吗？那么所谓知道一方面而不知道另一方面的人，实际上只有他的老师当得起，对富翁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饮量

浦城近日风气，远不如从前，不但谈论艺术的人没有，即使豪饮的人也少，文字饮更不必说。寻求像三十年前祖舫斋老师那样的雅怀雅量，渺不可得。旧时的门生，稀疏如晨星。壬寅秋初寄居庑下时，有黄懋昭广文训者，可称大户。那时季述堂运副，也相伯仲，但意思专在角胜，终席叫呶，这就是内心不足的征兆。过了一年，述堂远出，懋昭酒力也骤退。只有季尧文广文松云尚堪自张其军，一时遂无能出其右者。述堂曾问我服官中外，所遇到的酒侣，果能当大户的有若干人。我说：“在家乡时，只见闽邑令海丰张曦亭映斗者饷客，以茶陪饮，以火酒两杯对举并尽，后客来复然，可以终日不倦。通籍后，则只有同年安化陶文毅公饮量食量并洪，常说火酒或许能醉人，黄酒自然可以无量，平生并不知道醉乡是什么样子。在安徽藩任时，曾与孙平叔中丞以火酒角量，自辰至亥，孙已酩酊，而公仍阳阳如平常。”述堂说：“京中诸巨公先生，自不乏真大户，可能举其人否？”我说：“这则吾师纪文达公详言之矣。老师说：酒有别肠，信然，八九十年来，我所听到的，以顾侠君前辈称第一，缪文子前辈次之。我所见到的，先师孙端人先生，也入当时酒社。先生自云：‘我去二公中间，犹可着十余人。’次则陈句山前辈与相敌，然不以酒名。近时路晋清前辈称第一，吴云岩前辈亦骎骎争胜。晋清说：‘云岩酒后弥温克，是即不胜酒力，作意矜持也。’验之不谬。同年朱竹君学士、周稚圭观察，皆以酒自雄。云岩说：‘二公徒豪举耳，拇阵喧呶，泼酒几半，使坐而静酌，则败矣。’验之亦不谬。后辈则以葛临溪为第一，不与之酒，从不自呼一杯。与之酒，虽盆盎无难色，长鲸一吸，涓滴不遗。尝饮余家，与诸桐屿、吴惠叔等五六人角，至夜漏将阑，众皆酩酊，或失足颠仆，临溪一一指挥僮仆扶掖登榻，然后从容登舆去，神志湛然，如未饮者。其仆说：‘吾相

译跟随他七八年，从未见他独自饮酒，也没见他偶尔喝醉。只是他喝酒不挑剔酒的好坏，让他品尝酒，他也分辨不出优劣。因此他的同榜进士，用登徒子好色来戏弄他，但这种情况也很少见。可惜没能赶上见到顾、缪两位前辈，一决高下。端人先生常常责备我不能喝酒，说：“苏东坡的优点可以学习，何必连他的缺点也刻意模仿以求相似。”等到我主持考试时录取了临溪，写信报告先生，先生回信说：“我的再传弟子中有这样一位君子，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跳起舞来，只是终究遗憾你是蜂腰体（指科举文章格式不佳）罢了。”前辈们的风流佳话就是这样，如今则像广陵散一样，渺茫不可追寻了。

译食量

相传清初徐健庵先生食量极大，在京城几十年，没有人能与他匹敌。等到他辞官回乡，众门生凑钱为他饯行，说是要让他一天喝醉吃饱。在座位后面安置一个空腹的铜人，凡是先生喝一杯酒，就往铜人的肚子里倒一杯酒，至于肉块、羹汤也都是这样。铜人的肚子因为装满而倾倒更换的已经有两次，但先生依然大吃大喝，神态自若。乾隆年间，首推新建人曹文恪公秀先，其次是达香圃大宗伯椿。人们说文恪公肚子宽松，必定折叠了一两层，吃饱了就依次放开折叠。每次赏赐吃肉，准许王公大臣各带一只羊腿出宫，大多送给文恪公，轿箱因此装满。文恪公把它放在扶手上，用刀切着吃，回到家时，轿箱里的肉已经吃光了。香圃宗伯家很贫穷，每顿饭有时没有肉食，只买几斤牛肉，用来吃饱，肉也不必煮得很烂，稍微煮一下罢了。宗伯为人极儒雅，只是见到肉上来，喉咙里就发出声音，像猫见到老鼠一样，更加厉害。和他一起吃饭的人，都不敢动筷子。京城的风俗，亲戚过生日，必定用烧鸭、烧猪互相馈赠。宗伯每次过生日，馈赠的人很多。这天只取烧鸭切成方块，放在大盘中，安坐，用手抓取着吃，为此感到痛快。

曼云先兄家传

道光甲辰年春天，编刻曼云先兄《秋竹斋诗存》九卷，书成之后，大家都说不能没有序言，我怎么敢为先兄的诗作序，但想到先兄的品行事迹，只有我最清楚，不能没有言语，于是搜集他的事迹，写了一篇家传附在后面。传文说：

先公姓梁，初名雷，考中进士后，改名为现在的名字，字春中，又字曼云，还字曼叔，晚年号江田田父，是茂才吴所公的第三个儿子。吴所公精通星命之学，在他出生前几个月，对家人说：“如果生在某日某时，必定不是平凡之辈。”后来果然应验，实际上是乾隆辛卯年辛卯月己卯日丁卯时。小时候担心他体弱，不督促他学习。十岁时，就能参加童生试，禁止他出来，但他向学更加勤奋。光州吴香亭先生来福建主持学政，听说他是文章宗师，急切想要参加考试，几位叔父私下放他出来，于是得以补录为生员。随后遭遇吴所公去世，三叔岱岩公在贵州做县令，带着他一起去。过了一年为甲寅年，听说有恩科，于是辞别回家，与同父的伯兄虚白公及章巨一同在乡试中举。这一科的命令，新举人回督部复试，在鼓楼上张贴重榜，他位居同辈之首。嘉庆己未年考中进士，殿试以第十卷头被引见，进入翰林院。这一年秋天，开设实录馆，座主大兴朱文正公主持其事，精心挑选儒臣二十八人，奏请为纂修官。先公以新庶吉士的身份，获选参与，前后所罕见。在馆期间，多次得到纱葛、瓜果的赏赐，又从宫内发出折叠扇数十柄，众馆臣中擅长楷书的人分别书写，先公也在选中。散馆考列一等，授编修。这年冬天，请假省视母亲，座主长沙刘文恪公极力挽留，未能成功。文恪曾对人说：“梁三品学，事事符合我的心意，可惜他不能饮酒，无法传承我的衣钵罢了。”虽然是一时的戏言，也足以看出他们交情之深。

回到家乡不到几个月，正值满州文远皋少宰督理浙江学政，招他入幕府。当时抚理浙江的是仪征阮相国，都是他的座主。先公往来于两节署，请教学业，所学更加精进。后来又因省视母亲辞别回家，随即遭遇母亲去世，因为双亲未葬，又身体多病，于是不再出仕。

先公小时候与众不同，见解多出乎人的意料。六岁学书法，就能摹写怀仁集王羲之字的《圣教序》。吴所公想让他专心练习楷书，教他快雪堂本的《乐毅论》，学了一年，有一天他突然说：“这不是王右军的书法。”于是舍弃，广泛学习篆书、隶书，而书法更加工巧。兼精篆刻，又旁通绘画，偶尔画写生花卉，因为恽南田设色太浓，每以淡雅深远取胜。然而不多作，零星的绢帛纸片，人们都珍视。中年时，自认为生性急躁，想寄托琴德，以涵养自己的天性，向吴有得学习。有人拿一具古琴来卖，背面刻有光化二年字样，下面有“升”字押印。物主转而拿它来抵押，先公审视，知道是唐昭宗年间所制，“升”字或许是雷升的押印。检验其二、三徽，吟声极其清长，不是千年之物不能如此。因为囊中空空不能购买，推荐给友人。因价格低廉不被珍视，于是落入俗流之手。先公惋惜多日，作诗哀悼，乡里多惊诧此事。

生平笃重友谊，但性格落落寡合，尤其不喜欢与显贵往来。在家乡居住时，与曾禹门奋春、廖佩香英为贫贱之交。两位都是诗人，时常以唱和互相切磋。佩香早逝，先公为他营建墓地，督工四十多天不倦，执杵的人都被感动，互相劝勉用力。事情完毕，题写墓门曰：“黄壤可怜埋傲骨，青山长遣伴吟魂。”在京城时，只与同年萧山汤敦甫金钊、高邮王伯申引之、涿州卢厚山坤、通州白小山镕、桐城吴春麓庚〇月枚、武威张介侯澍，为道义文字之交。回到家乡后，也断绝音信。数人中有持节来福建的，也彼此不通名帖，足迹不入州府。有过访的，婉拒不接受，因此得到孤傲的名声。闭

译他闭门读书，谢绝应酬交往，对于医卜、风水等学问，没有不深入研究的。他自称研读经书并非自己力所能及，杂家考据也不是自己本性所亲近的，只有论史和论诗，似乎另有独到的领悟。因此现在留存下来的作品中，论史和论诗占了半数。二十多岁时，他曾将自己所作的古体诗和近体诗抄录一册，托付章巨转呈给同乡的郑苏年先生。先生极为赞赏并感到惊奇，详细加以评论，勉励他修养性情、精进学问，他对此衷心信服。从此他遵循先生的指点，终身不忘，诗艺也日渐精进。五十岁以后，才开始编定成书，本想托付章巨将其流传于世，这一想法见于他自吴中寄出的书信。当时章巨正南北奔波做官，他的书信未能及时送达，他便突然去世，年仅五十七岁。

译过了十多年，章巨再次辞官归隐，从福州老屋中检出遗留的文稿，他的孤儿于是拿出《秋竹斋吟卷》两册给他看，都是章公亲手抄录的，涂改的痕迹满纸都是。于是花费了十几天功夫，抄写了一副本，删去其中愤懑轻率的作品，编次为八卷，附上一篇馆课试律，合成两册，已经足以保存章公的生平事迹了。然而如果不是感情深厚、学问精深的人，不容易窥见其中的底蕴，可惜苏年先生没能看到它完成。于是嘱托他的门生弟子王?兰校对后交给刻工印刷，以向世上懂诗的人请教。听说此外杂著还有《陈氏古音考订》、《读诗考韵新谱》、《四书偶识》、《史汉眉评》、《说文小笺》、《难经发明》、《两汉魏晋宋齐诗式》、《全唐诗随笔》、《唐人风格》、《集杜园说》、《杜韩诗细》、《苏诗钞》，以及四书文稿，不下几十卷，藏在他女婿何肫薖孝廉家中。

讙迎说：“老和尚回来了。”我说：“我还有未了的事，此时无暇留在这里，迟三十年也可以。”今天看见寺门，宛如梦境，所以不想进去。”那么章公的前身大概是僧人了，我又怎么能够推测呢？评论说：章公性格孤高耿介，少与人交往，淡薄滋味，自称脏腑清虚，吃得越少身体越轻快，睡得越少精神越清醒。我常说章公生平有几处反常，家中没有多余财物，却花钱如泥沙，不计较有无，至于微小的收入，就互相看着变色，不苟且获取。对于地位低于自己的人，温和地与之亲近，即使是穷困孤独的人，也惴惴不安怕不合他们的意，而不喜欢与权贵豪富交往。稍微不顺心，就怒形于色，因此人们大多望而生畏，而有时坦率平易的地方，却又不能用常情来推测。这就是他虽然身居高位，最终却归于穷困的原因。记得我与章公一同参加科举考试，在己未年正月初一经过杭州西湖，先游览净慈寺，接着到灵隐寺，章公带我坐在冷泉亭上，徘徊瞻顾，恍然若有所思。我想与章公一同进入寺门，催促了他多次，章公坚决不进去，我很惊讶。回到船中询问他原因，章公说：“从前曾梦见游览一座大寺，刚到门口，寺中钟鼓齐鸣，有僧人

寿序

甲辰年中秋节，接到刘次白抚部的来信，因为我七十寿辰，打算写一篇文章祝贺，后来又想到寿序不是古制，尤其不适合大人先生。现在重编文集，只保留了几篇祝女寿的文章，以前所存的寿序，已经全部删去，今天谨写成七言律诗两首寄去。“经济文章两不磨，八闽灵气拱山河。恩持前后岩疆节，惠播东南?舍歌。白首高风疏傅少，苍生霖雨谢公多。卌年中外劳经画，道履天教养太和。”“廿四中书比昔贤，关心民瘼食为天。救荒最着江南策，达变能归海上船。论报自应仁者寿，辞荣早占福之全。师门此日瞻依近，愿附耆英拜绮筵。”按这两首律诗矜持精炼名贵，固然是高手。但说寿序不是古制，则不完全正确，自从前明以来，名人文集中，这种体裁并未全部删除，只要选择其中有关系的保存，就与传记文字无异。就像今年秋天福州亲友共同制作一篇文章寄去祝贺，是王雁汀太史庆云所写，即使抚部也极为击节赞叹。这类文章自然可以不朽，我也私下希望附传，怎么能因为寿文不是古制，一概斥责呢？附录在后面，以向读者请教。序文说：

林先生七十诞辰。两年前，先生由江苏巡抚因病辞职回家，寓居浦城。至此乡里的士大夫，谋划让先生回家而不得，就共同谋划用诗文寄去祝贺，而把简札交给庆云。庆云固陋，哪里足以记述先生。但承蒙先生深知，不敢以不文推辞。?今上即位二十四年秋七月，吾乡梁

梁氏出自长乐江田，从前明以来以儒学世代传家，到乾隆年间才开始显贵。先生由翰林院历任枢密禁中职务，出任地方长官，遍历内外四十年。退休之日，神明不衰。上天厚待老成之人，让他享有大年，接受多福，竟然出自十五世儒冠之家，大概他所来自的地方很远啊。做臣子侍奉君主，大节在于进退，只有大臣尤其困难。他进用时，委蛇持重，揣度自己可以有所作为；而他退隐时，让臣子知道有不可苟且的俸禄，而最终不把远离贤人的诽谤，归咎于朝廷。所以进用也是侍奉君主，退隐也是侍奉君主。先生自从壬戌年通籍，回家主讲席将近十年，读书自娱，不汲汲于进取。出任外任不到六七年，由郡守升至方伯。皇上正想任用，而先生因病辞职回家。回家四年后，特旨召授甘肃藩司，擢升广西巡抚，调任江苏，于是再次因病辞职。可以有所作为然后进用，一旦不可就退隐。以先生受君主知遇，能实行其志向，而还这样难进易退。先生巡抚江苏时，正值芟夷窥伺我东南，先生督师驻守上海，从吴淞到宝山口，斥堠严肃。他的经画有方，尤其在纵容商民海舶入港，而不拒绝以资助敌人。当时军事属于扬威将军，先生积忧成疾，于是上疏请求致仕。听说先生将要因病辞职时，遇到所认识的人，更加剧谈当代人物，与否泰消长之理，一个月之间，封章再上，人莫

译推测他离去的原因，怀疑是受到了某种抨击。过了很久，朝廷的旨意尚未下达，先生便以生病为由辞官离去。先生精通政务，所到之处都有良好的政绩，所提拔推荐的多是杰出人才。他在东南地区做官很久，多次兴修水利，如泖湖、练湖、吴淞江、孟渎等，恩泽非常深厚。辛卯年，江淮地区发生大水灾，流民堵塞道路，先生多方筹措资金，资助、留养灾民，总共救活了六十多万人。从前富弼在青州，救活饥民五十万，曾自称这胜过担任二十四任中书令，先生的功德惠及百姓，在此时显得尤为伟大。他平生没有其他嗜好，把著述当作生命，记忆力强且见闻广博，通晓国家的典章制度。他居住在家乡时，以整理文献为己任，对经史都有撰述。尤其精通《文选》，旁及艺文杂记，定稿著成的著作有若干种。文章可以修养身心，政事可以惠及万物，只有先生真正兼而有之。如今大江南北，人们殷切盼望先生重新出山，而先生正以生病为由解职，我私下认为先生精神强健，疾病既然已经痊愈，况且只有皇上能保全先生始终的声誉，让先生得以因病辞官，那么也只有皇上能治愈先生的病并起用他。先生应当顺应自然以利于形体，进退举止以充实内心，吐故纳新以利于脏腑，专心致志积蓄精气以安适精神，保养天然的和气，观察时机而行动，这就是京城人士祝先生长寿的心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