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邱劄记卷一
而出于冶铸，则郑阮之谬概可考矣。其所以然者，三代之器遭秦灭学之后，礼乐扫地而尽，后之学者知有其名而莫知其器，于是为臆説以实之，以疑传疑，自为一家之论，牢不可破。安知太平日久，文物毕出，乃得是器以证其谬耶？
译而通过冶炼铸造（来验证），那么郑玄、阮谌的错误大概就可以考证清楚了。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三代时期的器物在秦朝毁灭学术之后，礼乐制度被扫除殆尽，后来的学者只知道有这些名称却不知道实际的器物，于是用主观臆测的说法来充实它，以疑惑传递疑惑，自成一家之言，坚固得不可动摇。哪里知道太平日子久了，文物全部出土，才得到这些器物来证明他们的错误呢？
周素牺罍考，牺之字至汉郑元，释牺为莎，又或作献戱，其字不同，其为义一也。后世用莎之语，遂饰以鳯皇婆娑之状，曽不知止以牺为饰耳。因其字画形声舛譌，故器亦失其制度，考是器耳鼻皆以牺为饰，状若牛首，大槩与周牺首罍相类，但两耳连环为小异也。
顔真卿家庙碑铭云：「祖昭甫工篆籀、草、隶书，与内弟殷仲容齐名，而劲利过之。父惟贞少孤，育于舅殷仲容氏，▯教笔法则，亦以妻弟为内弟。然而非空同所知。」吕伯恭《大事记》：「朱子谓其有纎巧处，如指公孙▯张汤奸狡处，皆説得羞愧杀人。」愚谓朱子之説白乐天也，亦然。曰：「乐天多説其清髙，其实爱官职。诗中凡及富贵处，多説得口津津地涎出。此岂不令人愧杀乎？」至论陶渊明则不然，曰：「晋宋间人物，虽曰尚清髙，然个个要官职。这邉一靣清谈，那邉一靣招权纳货。渊明真个是能不要此，所以髙于晋宋人物。」呜呼，此可谓深得渊明之心者矣。乃苏子瞻者，生平尝慕二公，至为之辞曰：「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合二公而并称之，其无乃未识二公之心也欤？
赵岐序《孟子》：“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朱子谓其説为妄。《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在《汉书》并无可考，不知《汉书》固尝有其説也。刘歆移太常博士书：“孝文皇帝世，《尚书》初出于屋壁，《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弟子传説，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此非《孟子》《尔雅》皆置博士之明验乎？特未见《儒林传》耳。其谓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则指武帝建元间而言。盖武帝以董仲舒对防，凡不在六艺之条孔子之术者，皆絶其道，勿使并进，故止立五经博士。然《论语》《孝经》谓之非六艺，则可谓之非孔子之道，而亦罢黜之可乎哉？”尝考诸两汉，《论语》虽不立学官，如萧望之、张禹、包咸、包福軰，犹以之授皇太子与天子及博士弟子试，亦以之射防。至和帝末，徐防始奏《论语》勿以射防，冀令学者専经，虽所失或久，差可矫革。夫曰“所失或久”，则《论语》之与五经同射防，固非一日矣，此又论经学者不可不知也。
欧阳公曰：「令狐楚碑文，大师泥洹茶毗之六年，余以门下侍郎、平章事摄太尉。泥洹茶毗，是何等语？宰相坐庙堂之上，而口为斯言耶？臯防、稷契居尧舜之朝，其语言《尚书》载之矣。异乎此也。」
论衡·别通》篇云：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逺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非禹、益不能行逺，山海不造。然则山海之造，见物博也。董仲舒睹重常之鸟，刘子政晓贰负之尸，皆见《山海经》，故能立二事之説。使禹、益行地不逺，不能作《山海经》；董、刘不读《山海经》，不能定二疑。胡渭生朏明解《闗雎》曰：「流训求，未得也；采则得之矣。芼谓既得而择之也。」字义具见浅深，不必改训。况《诗》之用字，亦有变文以协韵，而义无所别者，如「寔命不同」「寔命不犹」，「何以畀之」「何以予之」，同「犹」「畀」「予」，岂亦有浅深之序乎？
士冠礼，郑注：「妇人于丈夫，虽其子，犹侠拜【侠音甲】侠拜者，前后两拜。妇人先一拜，男子荅拜；妇人再一拜，谓侠一拜在中。」
士婚礼，妇拜扱【音挿】地。郑注：扱地，手至地也。妇人扱地，犹男子稽首。贾疏：手至地，则首不至；手空首拜，头至手，所谓拜手也。
乡饮酒礼，主人西南靣，三拜众賔。众賔皆答一拜。郑注：三拜一拜，示徧不备礼也。贾疏：众賔各得主人一拜，主人亦徧得一拜，是不备礼。
乡射礼，主人西南靣，三拜众賔。郑注：三拜亦徧也。众賔皆答一拜。郑注：一拜不备礼也。
特牲馈食礼，三拜众賔。贾疏：「众賔无问多少，总三拜以贱旅之，众賔共得三拜也。」
少牢馈食礼，主人西靣三拜。▯者，郑注：「三拜旅之，示徧也。」
有司彻，主
译周素牺罍的考证：关于“牺”字，到了汉代郑玄，解释“牺”为“莎”，有时又写作“献戱”，字形虽然不同，但意义是一样的。后世使用“莎”这个词，于是用凤凰婆娑的姿态来装饰它，却完全不知道只是用“牺”来装饰罢了。因为字形、字义、声音错乱讹误，所以器物也失去了应有的制度。考察这件器物，耳朵和鼻子都用“牺”来装饰，形状像牛头，大体上与周代的牺首罍相似，只是两耳相连成环稍有不同。
颜真卿《家庙碑铭》说：“祖父昭甫擅长篆书、籀文、草书、隶书，与内弟殷仲容齐名，而且刚劲锋利超过他。父亲惟贞年少时丧父，由舅父殷仲容抚养，〇教导笔法，也因为妻弟被称为内弟。然而这不是空同所知道的。”吕伯恭《大事记》记载：“朱熹说其中有纤巧的地方，比如指出公孙〇、张汤奸诈狡猾之处，都说得让人羞愧致死。”我认为朱熹评论白乐天，也是这样。他说：“乐天大多说他的清高，其实他喜爱官职。诗中凡是涉及富贵之处，都说得口水直流。这难道不让人羞愧致死吗？”至于评论陶渊明则不然，他说：“晋宋之间的人物，虽然说崇尚清高，但个个都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揽权纳贿。陶渊明真正能够不要这些，所以高于晋宋之间的人物。”唉，这可以说深得陶渊明的本心了。至于苏东坡，生平曾经仰慕这两位，以至于为他们作辞说：“陶渊明形神像我，白居易心相像我。”将两位并称，恐怕是不了解两位的本心吧？
赵岐为《孟子》作序：“孝文皇帝想要拓宽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都设置了博士，后来罢免了传记博士，只设立五经博士。”朱熹认为这种说法是妄言。《孟子》《尔雅》都设置博士，在《汉书》中都没有可考证的，不知道《汉书》本来就有这种说法。刘歆给太常博士的信中说：“孝文皇帝时代，《尚书》刚从屋壁中出土，《诗经》才开始萌芽，天下的各种书籍往往大量出现，都是各位弟子传授解说，仍然广泛设立在学官，为他们设置博士，这不是《孟子》《尔雅》都设置博士的明显证据吗？只是没有看到《儒林传》罢了。他说后来罢免传记博士，只设立五经，是指汉武帝建元年间而言。大概汉武帝因为董仲舒对策，凡是不在六艺条目、孔子学说范围内的，都断绝他们的道路，不让他们并进，所以只设立五经博士。然而《论语》《孝经》被称为不是六艺，那么可以说不是孔子之道，而也将它们罢黜吗？”曾经考察两汉，《论语》虽然没有设立学官，像萧望之、张禹、包咸、包福等人，仍然用它来教导皇太子与天子以及博士弟子考试，也用它在射覆中猜谜。直到和帝末年，徐防才上奏《论语》不用于射覆，希望让学者专心研究经书，虽然所失或许已久，大致可以矫正改革。说“所失或许已久”，那么《论语》与五经一同用于射覆，本来就不是一天的事了，这也是研究经学的人不可不知的。
欧阳公说：“令狐楚碑文中，大师涅槃火化后的第六年，我以门下侍郎、平章事的身份兼任太尉。涅槃火化，是什么样的话？宰相坐在庙堂之上，而口中说出这样的话吗？皋陶、稷、契处在尧舜的朝廷，他们的语言《尚书》记载了。与这不同啊。”
《论衡·别通》篇说：禹主持治理水患，益主持记录奇异事物，海外山外，没有远到不去的，根据所闻所见写成《山海经》。不是禹、益不能走远，山海不是人造的。那么山海的形成，是因为见识广博。董仲舒看到重常之鸟，刘向懂得贰负之尸，都见于《山海经》，所以能确立这两件事的说法。假如禹、益行走大地不远，不能作《山海经》；董、刘不读《山海经》，不能判定这两个疑问。胡渭生朏明解释《关雎》说：“流解释为求，还没有得到；采则得到了。芼是说已经得到而选择它。”字义具有深浅，不必改变解释。况且《诗经》用字，也有变换文字以协韵，而意义没有区别的，如“实命不同”“实命不犹”，“何以畀之”“何以予之”，同“犹”“畀”“予”，难道也有深浅的顺序吗？
士冠礼，郑玄注：“妇人对于丈夫，即使是她的儿子，仍然侠拜【侠音甲】侠拜者，前后两拜。妇人先拜一次，男子回拜；妇人再拜一次，所谓侠拜，中间有一拜。”
士婚礼，妇人拜扱【音插】地。郑玄注：扱地，手触地。妇人扱地，如同男子稽首。贾公彦疏：手触地，那么头不触地；手空首拜，头触手，所谓拜手。
乡饮酒礼，主人面向西南，三次拜众宾客。众宾客都回拜一次。郑玄注：三拜一拜，表示遍及但不完备礼仪。贾公彦疏：众宾客各得主人一拜，主人也遍及得一拜，这是不完备礼仪。
乡射礼，主人面向西南，三次拜众宾客。郑玄注：三拜也是遍及。众宾客都回拜一次。郑玄注：一拜不完备礼仪。
特牲馈食礼，三次拜众宾客。贾公彦疏：“众宾客不问多少，总共三拜以贱旅之，众宾客共得三拜。”
少牢馈食礼，主人面向西三次拜。〇者，郑玄注：“三拜旅之，表示遍及。”
有司彻，主
少仪郑注：「肃拜，拜低头也；手拜，手至地也。妇人以肃拜为正，凶事乃手拜耳。为防主则不手拜者，为夫与长子当稽颡也。其余亦手拜而已矣。」
草庐言：「郑康成于《中庸》二十九字止，以十三字注之。」朱子深有取焉。初不晓所谓，后读《朱子语类》「乃虽有其位」一段，郑氏曰：「言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朱子称其甚简当，以为古注有不可易是也。
古以百歩为亩，今以二百四十歩为亩。古之百亩，当今之四十一亩也。
古者之甲，以革为之，故函人为攻皮之工。后世始用金，曰铠。
归熙甫上公车，赁骡车以行。熙甫俨然中坐，后生弟子执书夹侍。嘉定徐宗伯年最少，从容问李空同文云何？因检空同集中《于肃愍庙碑》以进。熙甫读毕，挥之曰：“此亦无他，只文理不通耳。”偶拈一帙，得曽子固《书魏徴传》后文，挟册朗诵至五十余遍，听者皆厌倦欲卧，而熙甫沉吟咏叹，犹有余味。宗伯每叹先軰好学深思，非后生所能窥也。
昆山吴乔论八比时文曰：「自六经以至诗余，皆是自説已意，未有代他人説话者也。惟元人就古事作杂剧，始代他人説话。八比时文虽阐发圣经，非注非疏，代他人説话亦然。我故曰俗体也。」
张彦逺《名画记》：「吴道子画仲由，便戴木剑；阎令公画昭君，已着帏防。殊不知木剑创于晋代，帏防兴于国朝。举此凡例，亦画之一病也。」
晋书·天文志》：“惠帝光熙元年正月戊子，七月乙酉，并日蚀；十二月壬午，又日蚀。”按《通鉴目录》，是年闰八月。《象纬订》曰：“天无体，以二十八宿为体；天无度，以日月之行为度；天无赤道，以南北极为凖，而分之为赤道；天无黄道，以日躔之所经为黄道；天无十二次，以日月所宿之次为十二次。”
隋书·天文志》后魏末，清河张子信，学艺博通，尤精厯数。因避葛荣乱，▯于海岛中，积三十余年，専以浑仪测▯日月五星差变之数，以算歩之。始悟日月交道有表里迟速，五星见伏有感召向背。
唐书·厯志》僧一行日度议曰：‘康王十二年，歳在乙酉，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毕命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以成周之众，命毕公自伐纣及此五十六年，朏魄日名上下无不合。”而三统厯以己夘为克商之歳，非也。夫有効于古者，宜合于今。三统厯自太初至开元朔，后天三日，推而上之，以至周初，失之先天，盖益甚焉。是以知合于歆者，必非克商之歳。自宗周讫春秋之季，日却差八度。康王十一年甲申歳，冬至应在牵牛六度，周厯十二次星纪初，南斗十四度，于太初星距斗十七度少也。古厯分率简易，歳久輙差，达厯数者随时迁革，以合其变。’”
春秋日食合者十八：庄二十六年，僖五年，文十五年，宣十年，成十六年，襄十四年，襄二十年，襄二十一年九月，襄二十三年，襄二十四年七月，昭七年，昭二十一年，昭二十二年，昭二十四年，昭三十一年，定五年，定十五年，哀十四年，是也。
通鉴》天宝九载八月辛夘，处士崔昌上言：「案是年八月丁巳朔，无辛夘。」后读《▯宗本纪》，九月辛夘，以商、周、汉为三恪。
蔡公鹤江在词馆，与新都杨升庵友善。姓名字见《升庵文集》卷五十七。云：“松江陆子渊深语予：杜诗《丽人行》古本‘珠压腰衱穏称身’下有‘足下何所着’‘红蕖罗袜穿镫银’二句，今本无之。”淮南蔡衡仲昻闻而击节曰：“非惟乐府鼔吹，兼是周昉美人画谱也。”近朱锡鬯徧考宋刻本，并无知系杨氏假托。余家有宋本，检之亦无。因思“红蕖罗袜”即用杜诗“罗袜红蕖艶”，“穿镫银”用韩偓《马上见诗》“和裙穿玉镫”。杜诗无一字无来处，故作杜诗者亦须字字有本也。疑淮南击节之言，亦系杨氏假托以自重，特为辨之。
或问：“季友有大功于鲁，受费以为上卿，自此以往，季氏将世世执鲁国之柄乎？”余曰：“未也。僖十六年，季友卒，而臧文仲执政；文十年，臧孙辰卒，而东
译《少仪》郑玄注说：“肃拜，是低头行礼；手拜，是手触地行礼。妇女以肃拜为正统，只有在凶事中才用手拜。作为防主（丧主）却不手拜，是因为丈夫和长子应当稽颡（跪拜叩头至地）。其余的人也就只是手拜罢了。”
草庐说：“郑康成在《中庸》中，用十三个字来注解二十九个字。”朱熹对此非常赞同。起初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后来读《朱子语类》中“乃虽有其位”一段，郑氏说：“意思是说，制作礼乐的人，必须是处于天子之位的圣人。”朱熹称赞这种说法非常简明恰当，认为古代注解有不可更改之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古代以一百步为一亩，现在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古代的百亩，相当于现在的四十一亩。
古代的铠甲，是用皮革制成的，所以函人是加工皮革的工匠。后世才开始使用金属，称为铠。
归有光应考赴京时，租了一辆骡车出行。归有光端端正正地坐在中间，年轻的弟子们拿着书本站在两旁侍候。嘉定人徐宗伯年纪最小，从容地问李梦阳的文章怎么样？于是取出李梦阳文集中的《于肃愍庙碑》呈上。归有光读完后，挥手说：“这也没什么别的，只是文理不通罢了。”偶然拿起一卷书，得到曾巩的《书魏徵传后》，拿着书朗诵了五十多遍，听的人都厌倦得想睡觉，而归有光却沉吟咏叹，还觉得余味无穷。徐宗伯常常感叹前辈好学深思，不是后辈所能窥测的。
昆山吴乔评论八股时文说：“从六经到词曲，都是表达自己的意思，没有代替别人说话的。只有元代人根据古事创作杂剧，才开始代替别人说话。八股时文虽然阐发圣经，既不是注也不是疏，但代替别人说话这一点是一样的。所以我说是俗体。”
张彦远《名画记》说：“吴道子画仲由，就让他戴着木剑；阎立本画昭君，已经让她穿着帏防。殊不知木剑创制于晋代，帏防兴起于本朝。举出这些例子，也是绘画的一种弊病。”
《晋书·天文志》：“惠帝光熙元年正月戊子，七月乙酉，都发生了日食；十二月壬午，又发生了日食。”查《通鉴目录》，这一年有闰八月。《象纬订》说：“天没有实体，以二十八宿为实体；天没有度数，以日月运行的轨迹为度数；天没有赤道，以南北极为基准，划分出赤道；天没有黄道，以太阳运行所经过的路径为黄道；天没有十二次，以日月所停留的星次为十二次。”
《隋书·天文志》：后魏末年，清河人张子信，学识技艺广博通达，尤其精通历法算术。因为躲避葛荣的战乱，流落到海岛中，累计三十多年，专门用浑仪观测日月五星差变的数值，用来推算步算。这才领悟到日月交会有表里迟速的变化，五星的现伏有感应向背的规律。
《唐书·历志》僧一行关于日度的议论说：“康王十二年，岁在乙酉，六月戊辰朔，第三天庚午，所以毕公说：‘只有十二年的六月庚午初七，过了三天壬申，王率领成周的军队，命令毕公从伐纣到现在这五十六年，初七和晦日的日期上下没有不合的。’而三统历以己卯年为克商之年，这是不对的。凡是效法古代的，应当符合现在。三统历从太初到开元元年，落后三天，推算上去，直到周初，误差更大。因此知道符合刘歆说法的，一定不是克商之年。从宗周到春秋末年，日期相差八度。康王十一年甲申年，冬至应该在牵牛六度，周历十二次星纪初，南斗十四度，在太初历星距斗十七度稍少。古代历法分率简易，年代久远就产生误差，精通历法的人随时加以改革，以符合变化。”
春秋时期日食相符的有十八次：庄公二十六年，僖公五年，文公十五年，宣公十年，成公十六年，襄公十四年，襄公二十年，襄公二十一年九月，襄公二十三年，襄公二十四年七月，昭公七年，昭公二十一年，昭公二十二年，昭公二十四年，昭公三十一年，定公五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就是这些。
《通鉴》天宝九年八月辛卯，处士崔昌上言：“查这一年八月丁巳朔，没有辛卯。”后来读《玄宗本纪》，九月辛卯，以商、周、汉为三恪。
蔡公鹤江在翰林院时，与新都杨升庵交好。姓名见于《升庵文集》卷五十七。他说：“松江陆子渊私下告诉我：杜甫诗《丽人行》古本‘珠压腰衱稳称身’下面有‘足下何所着’‘红蕖罗袜穿镫银’两句，今本没有。”淮南蔡衡仲昂听后击节赞叹说：“不仅是乐府鼓吹，兼是周昉美人画谱。”近来朱锡鬯遍考宋刻本，并没有发现是杨氏假托。我家有宋本，检查也没有。于是想到“红蕖罗袜”就是用了杜甫诗“罗袜红蕖艳”，“穿镫银”用了韩偓《马上见诗》“和裙穿玉镫”。杜甫诗没有一个字没有来历，所以作杜诗的人也必须字字有根据。怀疑淮南击节的话，也是杨氏假托以自重，特地加以辨明。
有人问：“季友对鲁国有大功，受封费地作为上卿，从此以后，季氏将世世代代掌握鲁国的权柄吗？”我说：“不会。僖公十六年，季友去世，臧文仲执政；文公十年，臧孙辰去世，东
门襄仲执政；宣八年，仲遂卒，而季文子执政。故成之世，文子曰‘相二君’；襄之世，文子曰‘相三君’。文子始见，文六年，是文子初立，犹未相也，况前此乎？”
译门襄仲执政；宣公八年，仲遂去世，于是季文子执政。所以在成公时期，季文子说“辅佐过两位君主”；在襄公时期，季文子说“辅佐过三位君主”。季文子初次被记载，是在文公六年，那是季文子刚刚立国，还尚未担任相职，何况在此之前呢？”
右司马范钦，字尧卿，号东明，性喜藏书，购海内异本，与王鳯洲家歳以书目取较，各钞所未见相易，故浙东藏书家以范氏天一阁为第一。
辍耕録》今人谓驵侩为牙郎，本谓之互郎，谓主互市事也。唐人书互作防，本与牙字相似，因譌而为牙耳。黄太冲论卦变曰：「李挺之所传变卦反对图，可谓独得其解，而又与六十四卦相生图并出，则择焉而不精也。」其后来知德颇以此説变，而以反对者为综，竒偶相反者为错，于頥过八卦相反之外，取反对者而亦复错之，不知竒偶相反之中暗寓反对，非别出一义也。若又有相反一义，何以卦爻畧不之及乎？为卦爻之所不及者，可亦无待于补矣。
诗》詀云：九拜，郑説皆非。一稽首，谓下手至地，稽留乃起；二顿首，谓下手置首于地，即起；三空首，谓下手首不至地；四振动，谓恐悚廹蹙而下手；五吉拜，谓雍容而下手；六凶拜，稽颡而后拜；七竒拜，竒不偶也，谓礼简不再拜也；八褒拜，谓答拜也，古文报亦作褒；九肃拜，谓直身肃容而防下手，如今妇人拜。郑以稽为头至地，顿为叩地，空为头至手，所谓拜手；吉为拜而稽颡，凶为稽颡而后拜；竒为先屈一膝，或为倚拜。郑司农以褒拜为持节拜，郑大夫以振动为两手相击，皆非也。
杨维祯揖拜辩荀子大畧篇曰：「平衡曰拜，谓磬折头与腰平如衡也。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颡。大夫之臣拜不稽首，以是推之，则今折腰揖即古之拜也。今之稽首揖即古之稽首也。今之拜伏其头至地，乃类古之稽颡耳。然今之拜自是古之跪俛伏，三事殊与古拜不同。今之揖，其形用古之拜，其声用今之喏，亦是两事。疑皆与古揖不同，古揖举手而无声也。」
古者不分银锡，而银皆称锡。卫风如金如锡，金为黄金，则锡非银乎？《考工记》攻金之工，皆曰金锡，金即铜，锡即银也。故曰金几分，锡居几，以为斧斤、防刃之属。栗氏为量，煎金锡，声中黄钟之宫。假如以今之锡，岂可掺和作斧斤、防刃，而量能声中宫乎？况今之锡与铜，亦不可掺和以冶也。《史平凖书》《汉食货志》皆称银锡，汉武造银锡为白金，其称犹为近古也。
越絶书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邪之谷，涸而出铜欧冶用以为纯钩之剑尤可证铸兵用铜盖必兼以银乃淬利也。
措大出五代史东汉世家
宋史·赵汝谈传》：汝谈天资絶人，沈思髙识，自少至老，无一日去书册。其论《易》，以为为占者作；《书》尧舜二典，宜合为一。禹功只施于河洛，洪范非箕子之作。《诗》不以小序为信，《礼记》杂出诸生之手，《周礼》疑傅防女主之书，要亦卓絶特立之见。
刘元城歳晚闲居，或问公何以遣日？元城正色曰：「君子进德修业，惟日不足，而可遣乎？」
商邱侯太常执蒲，家世戍籍。子恂为少司马，将去之。太常贻书曰：「人尽以为苦，如国家何？若吾独以为辱，如吾祖宗何？」卒不易其籍。
胡三省注《通鉴》序曰：「呜呼！注班书者多矣。晋灼集服、应之义，而辩其当否；臣瓒总诸家之説，而驳以已见。至小顔新注，则又讥服、应之踈紊尚多。苏晋之剖断盖尠，訾臣瓒以差爽，诋蔡谟以抵牾。自谓穷波讨源，构防甄释，无复遗憾。而刘氏兄弟之所以议顔者，犹顔之议前人也。人苦不自觉，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
刘攽《中山诗话》：杜曰「皁雕寒始急」，白曰「千呼万唤始出来」，人皆谓语病。事之终始，音上声，有所宿留，今甫然者，音去声。二公诗，自非语病。
黄中字仲庸，官修撰，与朱文公同时徃复讲辨，欲于实地上用工，不徒托之空言而已。尝校艺漕闱，学禁方严，中发防有云：“平居不以利禄入其心，而培植涵养如木有根，水有源。用之则回既倒之狂澜，不用则倡和寂寞之濵，亦足以名世。任此责者，谁与？”文公后见之曰：“近年若此等议论，令人叹服。”
唐舒元舆《玉筯篆志》论李斯、李阳冰之书，其辞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时；冰复去矣，后来者谁？
译右司马范钦，字尧卿，号东明，生性喜爱收藏书籍，购买海内罕见的版本，与王凤洲家每年拿书目来比较，各自抄录对方没有见过的版本互相交换，所以浙东的藏书家中，以范氏天一阁为第一。
《辍耕录》说：现在的人称经纪人为牙郎，本来称为互郎，意思是主持互市事务的人。唐人的书写中“互”字写成“防”，本来与“牙”字相似，因此讹误成了“牙”字。黄太冲论述卦变说：“李挺之所传的变卦反对图，可以说独自领悟了其中的道理，却又与六十四卦相生图一同出现，那就是选择得不精当了。”后来知德颇以此说解释变卦，把反对的称为综，奇偶相反的称为错，在颐过八卦相反之外，选取反对的又加以错卦，不知道奇偶相反之中暗含着反对，并非另外产生一个意义。如果还有相反这一层意义，为什么卦爻几乎都不提及呢？既然是卦爻所没有涉及的，也就无需补充了。
《诗》说：九种拜礼，郑玄的解释都不对。一叫稽首，意思是手下垂至地，停留一会儿才起身；二叫顿首，意思是手下垂，头触地，随即起身；三叫空首，意思是手下垂，头不触地；四叫振动，意思是恐惧紧迫而手下垂；五叫吉拜，意思是从容不迫地手下垂；六叫凶拜，意思是先稽颡而后拜；七叫竒拜，竒是不成双的意思，指礼节简单不再拜；八叫褒拜，意思是答拜，古文“报”也写作“褒”；九叫肃拜，意思是挺直身体，严肃容貌而手下垂，如同现在妇女的拜礼。郑玄认为稽首是头触地，顿首是叩地，空首是头触手，即所谓的拜手；吉拜是拜而稽颡，凶拜是稽颡而后拜；竒拜是先屈一膝，或者是倚拜。郑司农认为褒拜是持节拜，郑大夫认为振动是两手相击，都是不对的。
杨维祯《揖拜辩》说：《荀子·大略篇》说：“平衡曰拜，意思是弯腰低头，头与腰平如秤杆。下衡曰稽首，头至地曰稽颡。大夫的臣子拜礼不稽首，由此推断，那么现在的折腰揖就是古代的拜礼。现在的稽首揖就是古代的稽首。现在的拜礼俯首至地，类似于古代的稽颡。然而现在的拜礼实际上是古代的跪伏，这三件事都与古代的拜礼不同。现在的揖，其形式用的是古代的拜礼，其声音用的是现在的喏声，这也是两回事。怀疑都与古代的揖不同，古代的揖是举手而无声的。”
古代不区分银和锡，而银都称为锡。《卫风》说“如金如锡”，金是黄金，那么锡不就是银吗？《考工记》说攻治金属的工匠，都称为金锡，金就是铜，锡就是银。所以说金占几分，锡占几分，用来制作斧斤、刀刃之类。栗氏制作量器，冶炼金锡，声音符合黄钟之宫。假如用现在的锡，怎么能掺和制作斧斤、刀刃，而量器的声音符合宫音呢？况且现在的锡与铜，也不能掺和冶炼。《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都称银锡，汉武帝用银锡制作白金，其称呼还比较接近古义。
《越绝书》说：赤堇山，劈开而产出锡；若邪谷，干涸而产出铜。欧冶子用它们铸造纯钩剑，尤其可以证明铸造兵器用铜，大概必定兼用银才能淬炼锋利。
“措大”一词出自《五代史·东汉世家》。
《宋史·赵汝谈传》说：赵汝谈天资超人，沉思高见，从年轻到年老，没有一天离开书册。他论述《易经》，认为它是为占卜者而作；《尚书》中的尧舜二典，应该合为一篇。禹的功绩只施行于河洛地区，《洪范》不是箕子所作。《诗经》不以小序为可信，《礼记》杂乱出自诸生之手，《周礼》怀疑是傅说辅佐女主之书，这些都是卓绝特立的见解。
刘元城晚年闲居，有人问他如何打发日子？元城严肃地说：“君子增进德行、修习学业，每天都不够用，怎么能打发日子呢？”
商邱侯太常执蒲，家中世代是戍卒籍。儿子恂担任少司马，将要去任职。太常写信说：“别人都以为苦，那对国家怎么办？如果我认为这是耻辱，那对我的祖宗怎么办？”最终没有改变他的籍贯。
胡三省注《通鉴》序说：“唉！注释班固《汉书》的人很多。晋灼收集服虔、应劭的解释，而辩驳其当否；臣瓒总括诸家的说法，而用自己的见解驳斥。到了颜师古的新注，又讥讽服虔、应劭的疏漏混乱尚多。苏晋的剖断大概很少，指责臣瓒有差错，诋毁蔡谟有矛盾。自认为穷究波源，构建辨析，没有遗憾。而刘氏兄弟议论颜师古的原因，还像颜师古议论前人一样。人苦于不能自觉，前人的注释错误我知道，我的注释错误我却不知道。”
刘攽《中山诗话》说：杜甫说“皁雕寒始急”，白居易说“千呼万唤始出来”，人们都认为这是语病。事情的终始，“始”字读上声，表示有所停留，现在刚开始的，读去声。两位诗人的诗，自然不是语病。
黄中字仲庸，官职修撰，与朱文公同时往来讲论辨析，想要在实地上用功，不徒托于空言而已。曾经在校试漕闱时，学禁正严，黄中发出的策问中有这样的话：“平时不把利禄放在心上，而培植涵养像树有根，水有源。被任用则挽回已倒的狂澜，不被任用则倡导和寂寞的岸边，也足以名世。承担这个责任的人，是谁呢？”朱文公后来看到说：“近年像这样的议论，令人叹服。”
唐舒元舆《玉箸篆志》论述李斯、李阳冰的书法，其辞说：“李斯离去千年，李阳冰生于唐代；李阳冰又离去了，后来者是谁？”
后千年有人，谁能待之？后千年无人，篆止于斯。呜呼！主人为吾宝之。」王安石《仓颉台》曰：「仓颉造书，不诂自明。呜呼！多言祗误后生。」此一铭一诗，俱有不可名言之玅，宜三复焉。
译一千年后若有人，谁能等待他呢？一千年后若无人，篆书便到此为止。唉！主人请替我珍视它。」王安石《仓颉台》诗说：「仓颉创造文字，不靠训诂自能明白。唉！多言只会误导后辈。」这一铭文与这一首诗，都含有难以言说的妙处，应当反复诵读体味。
杨文懿公守陈谓《舜典》“象以典刑”章，乃舜命官语，非史臣记事之词。
汤▯勣字公让，东瓯襄武王曽孙也。有问古名将者，▯勣以张廵、岳飞为第一。其人曰：“岳将军则闻命矣，张睢阳何如人？”▯勣瞠目曰：“子不观其对令狐潮之语乎？卿未识人伦，焉知天道？自唐以下，谁有为此语者？”其所见如此。
顔氏大宗碑、顔君庙碑，俱唐顔真卿书，在今上元县金陵乡。宋乾道中移入府学，其碑座尚存。故地犹名顔碑冲庙碑云：「含琅邪临沂人。隋元帝过江已下七叶，▯在上元幕府山。西七叶者，含髦、綝靖之、腾之、炳之、见逺也。八叶曰协，为梁记室。九叶曰之推，则入北齐为黄门侍郎、隋东宫学士。十叶曰思鲁入唐，十一叶曰勤礼，十二叶曰昭甫，十三叶曰惟贞，十四叶真卿兄弟凡七人。真卿行六，碑称第七子，似误。」
窃尝妄论六经之外，文之谭理而达者，无如庄子；论事而达者，无如国防。后之作者，能兼撮二书之胜，无如苏长公。自韩昌黎振累代之衰，力去浮蔓，以为竒怪，然其句琢字錬，犹在虚实之间。至欧学韩而益畅之，并去雕刻，而务出于平易，又一变焉。长公后出，与欧同工于用虚，而笔力豪横，倐忽变化。后有作者，无以复变，亦无复能逮矣。
欧阳公曰：「经非一世之书也，其传之谬，非一日之失也。刋正补辑，非一人之能也。使学者各极其所见，而明者择焉，以俟圣人之复生可也。」
齐东野语》曰：书籍之厄，吾乡故家，如石林叶氏、贺氏，皆号藏书之多，至十万卷。其后齐斋倪氏、月河莫氏、竹斋沈氏、程氏、贺氏，皆号藏书之富，各不下数万余卷，亦皆散失无遗。近年惟贞斋陈氏书最多，盖尝仕于莆，传録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至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且仿《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近亦散失。
万厯中，党论起，而吾邑榜名已衰，故乡先生无显然为东林者，以至胶庠闾里间，皆莫能辨别邪正。奄党杨维垣戍此十五年，问字者屦恒满户，杨亦缪为下士，士益日附之。家君尝独笑曰：「使此老戍江南，不知何法可得生活矣。」杨又喜谈制义，毁应试童子，大署其门曰：「授小儿秘诀。」夜半有人续其后曰：「医太仆官方。」明旦杨视之，大窘。又维垣戍淮时，画明妃梦还汉宫图卷以见志，属人题咏。适同宗阎用卿先生自沛至，谓人曰：「今圣明在上，手定逆案如山，杨名在案中，果汉宫可还，则逆案可翻矣。诸君纷纷何为者？」杨闻之，立取卷回。后直指使者诬劾用卿，杨亦与有力焉。
黄太冲《律吕新书》数义云：「郑世子考羊头山秬黍以时制等则秤之，百粒得二分五厘，积至两龠，二千四百黍重六钱，则今之六钱为古一两。以约度量，今之八寸即古一尺，今之三斗即古一斛。度以八为率，量以三为率，权以六为率。」
宋程实之曰：「读《尚书》当识唐虞三代气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夏商以后则多臣戒君。禹皐戒君，儆于未然，辞亦不费。夏商以后则事形而后正救之，如髙宗肜日等篇，反覆详至，不惮辞费矣。」
癸辛杂识：「管宁初无白防，事独杜佑《通典》防门载管宁在家常着帛防，岂以帛为白乎？」
唐书·循吏·薛克构列传》：陈思忠居父防，诏夺服，客往吊，思忠辞以辰日不见。克构曰：“事亲者避嫌可也，既孤矣，则无不哭。”世服其言。
唐张怀瓘《书品》后：“汉杜林，字北山，扶风茂陵人，凉州刺史邺之子，位至司空，尤工古文，过于邺也。故世言小学，由杜公。尝于西河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宝玩不已。每困厄，自以为不能济于乱世，常抱经叹曰：‘古文之学将絶于此。’初，卫宏方造林，及见则闇然而服。既防靣，林以漆书示宏曰：‘常以此道将絶，何意？东海卫君复能传之，是道不坠于地矣。’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岂虚也哉？’光武建平中卒。灵帝时，刘陶删定古文今文《尚书》，号《中文尚书》，以北山本为正。陶亦工古文，是谓
译杨文懿公镇守陈州时，认为《舜典》中“象以典刑”一章，是舜帝任命官员时的话语，并非史官记录史事的文字。
汤公让，名勣，是东瓯襄武王的曾孙。有人询问古代名将，汤勣认为张巡、岳飞排在第一。那人说：“岳将军我听从了，张睢阳是怎样的人呢？”汤勣瞪大眼睛说：“你没看过他对令狐潮说的话吗？‘你不识人伦，怎么知道天道？’自从唐代以后，谁还能说出这样的话呢？”他的见识就是这样。
《颜氏大宗碑》、《颜君庙碑》，都是唐代颜真卿所书，在今上元县金陵乡。宋代乾道年间移入府学，碑座尚存。原来的地方还叫颜碑冲。《庙碑》说：“颜含是琅邪临沂人。自隋元帝过江以来七代，颜含在上元幕府山。西边的七代是：颜髦、颜靖之、颜腾之、颜炳之、颜见远。第八代叫颜协，担任梁朝记室。第九代叫颜之推，则进入北齐担任黄门侍郎、隋朝东宫学士。第十代叫颜思鲁进入唐朝，第十一代叫颜勤礼，第十二代叫颜昭甫，第十三代叫颜惟贞，第十四代颜真卿兄弟共七人。颜真卿排行第六，碑上称第七子，似乎有误。”
我私下曾妄自评论，六经之外，论述道理而通达的，没有比得上《庄子》的；论述事理而通达的，没有比得上《国语》的。后来的作者，能够兼取这两本书优点的，没有比得上苏东坡的。自从韩愈振兴累代的衰败文风，极力去除浮华冗杂，追求奇特怪异，然而他雕琢字句，还在虚实之间。到了欧阳修学习韩愈而更加畅达，一并去除雕琢，而致力于平易自然，这又是一次变革。苏东坡后来出现，与欧阳修在运用虚词方面同工，而笔力豪放纵横，变化迅速。后来的作者，无法再变革，也无法再赶上了。
欧阳修说：“经典不是一代人的著作，其传抄的谬误，不是一天的过失。刊正补辑，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让学者各自竭尽他们的见解，而由明智的人选择，以等待圣人再生就可以了。”
《齐东野语》说：“书籍的灾难，我们家乡的旧家，如石林叶氏、贺氏，都号称藏书多，达到十万卷。后来齐斋倪氏、月河莫氏、竹斋沈氏、程氏、贺氏，都号称藏书丰富，各不下数万余卷，也都散失无遗。近年只有贞斋陈氏书最多，他曾在莆田做官，传录夹漈郑氏、方氏、林氏、吴氏旧书，达到五万一千一百八十余卷，并且仿照《读书志》作解题，极其精详。最近也散失了。”
万历年间，党争兴起，而我们县举荐的名声已经衰落，所以乡先生中没有明显属于东林党的，以至于学校乡里之间，都不能辨别邪正。阉党杨维垣在此戍守十五年，求教的人鞋子常堆满门口，杨维垣也假装谦下，士人更加日益依附他。家父曾独自笑着说：“假如这老头戍守江南，不知用什么方法才能生活下去呢。”杨维垣又喜欢谈论八股文，诋毁应试的童子，在大门上写着：“传授小儿秘诀。”半夜有人接着在后面写：“医治太仆官方。”第二天早上杨维垣看到，非常窘迫。又杨维垣戍守淮河时，画《明妃梦还汉宫图》卷以表达志向，让人题咏。恰逢同宗阎用卿先生从沛县来到，对人说：“如今圣明的皇帝在上，亲手定下的逆案如山，杨维垣的名字在案中，如果汉宫可以回去，那么逆案就可以翻案了。各位纷纷做什么呢？”杨维垣听到后，立即取回画卷。后来直指使者诬告弹劾阎用卿，杨维垣也出了力。
黄太冲《律吕新书》数义说：“郑世子考察羊头山的秬黍，按时制作标准来称量，百粒得到二分五厘，积累到两龠，二千四百黍重六钱，那么现在的六钱就是古代的一两。用来约度量，现在的八寸就是古代的一尺，现在的三斗就是古代的一斛。长度以八为比率，容量以三为比率，重量以六为比率。”
宋代程实之说：“读《尚书》应当认识唐虞三代的气象。唐虞时期君臣互相警戒，夏商以后则多是臣警戒君。禹、皋陶警戒君主，在事情发生前就警戒，言辞也不费事。夏商以后则是事情发生后才纠正补救，如《高宗肜日》等篇，反复详尽，不嫌言辞费事。”
《癸辛杂识》：“管宁起初没有白帽，此事只有杜佑《通典》帽门记载管宁在家常戴帛帽，难道因为帛是白色的吗？”
《唐书·循吏·薛克构列传》：陈思忠为父亲守丧，皇帝下诏夺情，客人前往吊唁，思忠以辰日不见客为由推辞。薛克构说：“侍奉亲人避嫌是可以的，既然已经孤苦，就没有不哭的道理。”世人佩服他的话。
唐代张怀瓘《书品》后：“汉代杜林，字北山，扶风茂陵人，凉州刺史杜邺的儿子，官至司空，尤其擅长古文，超过杜邺。所以世人谈论小学，从杜公开始。他曾在西河得到漆书《古文尚书》一卷，珍视玩赏不已。每当困厄时，自认为不能在乱世中济世，常抱着经书叹息说：‘古文的学问将断绝于此。’起初，卫宏正在造字，等到见到杜林就默然信服。见面后，杜林把漆书给卫宏看说：‘常以为此道将断绝，没想到东海卫君又能传承它，这学问不坠于地了。’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难道虚妄吗？’光武帝建平县年间去世。灵帝时，刘陶删定古文今文《尚书》，号称《中文尚书》，以杜林本为正。刘陶也擅长古文，这就是”
就有道而正焉。史称吕正献，平生以人物为已任，凡当世名贤无不汲引。予所尤异者，濂洛闗陕诸贤皆为所荐。周茂叔传载：熙宁初，知郴州，用赵抃及吕公着荐，为广东转运判官。程伯淳传载：用吕公着荐，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程正叔荐，则与司马光共疏其行义，诏为西京国子监教授，防擢崇政殿説书郎。张子厚传载：公着言其有古学，神宗召见，授崇文院校书。子厚弟戬亦荐焉。邵尧夫虽未为所荐，公着居洛中，雅敬尧夫，恒相从游，为市园宅。夫道学诸公之在当世，贵近大臣能不出力排击诋毁者已难，又从而荐诸朝廷，使一一获其用焉。呜呼！若正献者，不独得以人事君之义，其増光吾道为何如哉？”明之士夫，积习师弟重于父子，得罪于父母者有之，得罪于座主者未之有也。门戸重于师弟，以师之门戸为门戸者固多，不以师之门户为门户者亦不少也。富贵又重于门户，有始附正人，既而与之为敌者；有始主邪説，既而窥其党将败，遂反攻之者，皆惑于富贵者也。东林书院复于万厯甲辰，首善书院建于天启辛酉，天下书院毁于天启乙丑，复社起于崇祯辛未。防试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主数而言也，理在其中矣。明太祖有言：曰：“为恶或免于祸，然理无可为之恶；为善或未▯福，然理无不可为之善。此主理而言也，数有所不足道矣。”又曰：“彼为善而无福，为恶而无祸，特时有未至耳。”又未尝不以数言也。韩文公之壻李汉为文公作集序，止称门人而不称壻；朱文公之壻黄干为文公作行状，止称门人而不称壻。古人重道统而轻私亲如此【案：皇甫湜《韩愈墓志》，当愈在日，其女已与李汉离婚改嫁樊宗懿，其不称壻，盖以此。黄干则但见韩集序文，而不考韩女改嫁之故，误效其颦者也。若璩重道统之説，殊为谬误，谨附订于此】
译接近有道德的人来匡正自己。史书上称吕正献公，一生以举荐人才为己任，凡是当世的名贤没有不被他汲引推荐的。我特别感到惊异的是，濂、洛、关、陕等地的诸位贤人都被他所推荐。周茂叔的传记记载：熙宁初年，他任郴州知州，因为赵抃和吕公着的推荐，担任广东转运判官。程伯淳的传记记载：因为吕公着的推荐，担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程正叔的推荐，则是与司马光共同上疏陈述他的品行道义，皇帝下诏任命他为西京国子监教授，不久提拔为崇政殿说书郎。张子厚的传记记载：吕公着说他具有古学，神宗召见了他，授予崇文院校书的职位。子厚的弟弟张戬也推荐了他。邵尧夫虽然没有被他推荐，但吕公着居住在洛阳时，非常敬重尧夫，常常与他交往，还为他购置了园宅。那些道学界的各位先生在当世，权贵近臣能不极力排挤攻击诋毁他们的就已经很难得了，反而进而向朝廷推荐他们，使他们一个个得到任用。唉！像吕正献这样的人，不仅符合以人事奉君主的道义，他为我们的道义增添的光辉又是怎样的呢？明朝的士大夫，积习使师生情谊重于父子亲情，有得罪父母的，却没有得罪座主的。门户之见重于师生情谊，以老师的门户作为自己门户的固然很多，不以老师门户作为自己门户的也不少。富贵又重于门户，有起初依附正人，后来却与他为敌的；有起初主张邪说，后来窥探到他的党羽将要败亡，于是反过来攻击他的，这些都是被富贵所迷惑的人。东林书院在万历甲辰年恢复，首善书院建于天启辛酉年，天下的书院在天启乙丑年被毁，复社兴起于崇祯辛未年。《易经》说：“积善的家庭，必定有剩余的吉庆；积不善的家庭，必定有剩余的灾殃。”这是主要从气数方面来说的，道理就在其中了。明太祖有话说：“作恶或许能免于祸患，但道理上却没有可以做的恶；行善或许不能得到福报，但道理上却没有不可以做的善。”这是主要从道理方面来说的，气数方面就不值得多说了。又说：“那些行善却没有福报，作恶却没有灾祸的，只是时机还没有到罢了。”这又未曾不从气数方面来说。韩文公的女婿李汉为文公文集作序，只称门人而不称女婿；朱文公的女婿黄干为文公作行状，只称门人而不称女婿。古人重视道统而轻视私亲就是这样【按：皇甫湜《韩愈墓志铭》记载，韩愈在世时，他的女儿已与李汉离婚改嫁樊宗懿，他不称女婿，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黄干只是看到韩集序文，而没有考证韩女改嫁的缘故，错误地效仿其做法。至于璩所说的重视道统的观点，非常谬误，谨在此附注订正】
苏子瞻一生，人知其见阨于荆公，而不知极得力于荆公。方新法之行也，子瞻力争，以致窜逐濒死而不悔，既成其为元祐之正人。及新法之败也，子瞻鉴此，遂不复言变更制度，一意劝上以安静，又免其为早用之安石。故由前言之，则是其不善者恶之；由后言之，则是其不善者改之。子瞻之为子瞻，其妙正在于此。
苏子瞻不附荆公，易；不随温公，难；感欧公之知，易；感韩公之爱，难；辩王巩之当举，易；劾周穜之妄举，难。
予最爱《淮南子》曰：「知性之情者，不务性之所无以为，尽性也；知命之情者，不忧命之所无奈何，安命也。」二语之妙，置之先儒中，殆不可复辨。后读《庄子·达生》篇，乃知其全本于《庄子》，但易「生」字为「性」字，便觉《淮南》为胜。郭象注曰：「生之所无以为者，分外物也；知之所无奈何者，命表事也。」二语亦妙。
论道当严，取人当恕。昔人以此八字为东坡论道之语。秦灭魏，闻张耳、陈余，此两人魏之名士，名士之称始于此。新垣衍曰：“吾闻鲁仲连齐之髙士也。”孔子顺与安厘王论天下髙士曰：“其鲁仲连乎？”髙士之称始于此。唐应德序董中峯集曰：“汉以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宻而不可窥。唐与近代之文不能无法，而能毫厘不失乎法，以有法为法，故其为法也严而不可犯。”
立储与用人同一闗纽。宋王成器曰：「国家安则先嫡长，国家危则先有功。」犹丁度对宋仁宗曰：「承平无事则守资格，缓急有大事大疑则先材能之论是也。」然二者俱以人用法，不以法胜人。即在承平之世，要当以治人为急耳。岂真先嫡长而不问贤愚，据资格而不核功罪乎？今人称防耻二字，輙相连。其实防易而耻难。如公孙▯布被脱粟，不可谓不防，而曲学阿世，何无耻也？冯道刻苦俭约，不可谓不防，而更事四姓十君，何无耻之甚也？盖防乃立身之一节，而耻实根心之大德。故防尚可矫，而耻不容伪。周子曰：「人之生，大不幸无耻。」
三代以下，郭子仪之德比于周公，而其福则过于周公；狄仁杰之志苦于伊尹，而其功则过于伊尹。何以言之？尹犹为其易，而仁杰实为其难也。尹能见信于百姓，而仁杰不免见诬于酷吏；尹所感格者，大甲之非心；而仁杰所转移者，女主之逆志也。尹归嗣王于亳都，商未尝亡；仁杰复庐陵为太子，唐革已久也。
孔子为命一章，其示人以作文之法乎？小子一章，其示人以作诗之法乎？孟子论武城，取二三防，便识得读书之法；论北山，以意逆志，便识得读诗之法。
尝考明世宗初以议礼而获罪者，如乔庄简宇、汪文庄俊、何文简孟春、杨修撰慎、石文隠珤、林贞肃俊，皆出于李西涯之门；以议礼而获进者，如席文襄书、方文襄献夫、霍文敏韬、黄尚书绾，皆出于王阳明之门。西涯本以辞章教门人，而门人据经守礼，百挫不回；阳明以理学教门人，而门人反依附揣合，以致贵显。人固不系于师承如此。
欧阳公议濮礼，为台谏所共非，独蒋之竒、傅防之，而后之劾欧公者，即之竒也。张桂议大礼，为举朝所不容，独杨文襄极称之，而后之倾文襄者，即张桂也。故曰：小人都不可与作縁。
欧阳公从祀，在嘉靖中，实永嘉以濮议而进之。虽称其功同于韩愈，实以其议合于已私也。又尝过钓台，赋诗讥严子陵不为光武议礼而去。夫已既徼一时之幸，得君擅政，声势烜赫，亦可已矣。而必欲牵合古人，纷纷褒刺。吾不知其于永叔何所加，于子陵何所损也。
宋元祐中，朝士以类相从，有洛党、蜀党、朔党之分，又有不立党者，又有戅直无党者。至章、蔡用，而诸贤尽锢为奸党，是君子始异而终未尝不同也。万厯中，与东林相角者，有昆党、宣党，又有齐党、楚党，三方鼎峙之名。至魏阉出，而诸党尽化为逆案，是小人始异而终亦未尝不同也。然君子始异而终同，同归于祸；小人始异而终同，同归于利。则其是非固不待辨而知矣。
王荆公为江
译苏东坡的一生，人们只知道他受到王安石的迫害，却不知道他极得力于王安石。当新法推行时，苏东坡极力争辩，以至于被贬逐，濒临死亡也不后悔，从而成就了他作为元祐年间正直人士的名声。等到新法失败时，苏东坡以此为鉴，于是不再谈论变革制度，一心劝皇上保持安静无为，又避免了自己成为早年被重用的王安石那样的命运。所以从前面来说，这是不善的人憎恶他；从后面来说，这是不善的人改正了他。苏东坡之所以成为苏东坡，他的精妙之处正在于此。
苏东坡不依附王安石，容易；不跟随司马光，难；感激欧阳修的知遇之恩，容易；感激韩愈的关爱，难；辩明王巩应当被举荐，容易；弹劾周穜妄自举荐，难。
我最喜爱《淮南子》中说：“了解本性实情的人，不追求本性所不需要的事物，这是尽性；了解命运实情的人，不忧虑命运所无可奈何的事情，这是安命。”这两句话的精妙，放在先秦儒家之中，几乎无法分辨高下。后来读《庄子·达生》篇，才知道它完全本于《庄子》，只是把“生”字换成了“性”字，便觉得《淮南子》更胜一筹。郭象注解说：“生命所不需要的事物，是分外之物；智慧所无可奈何的事情，是命运之外的事。”这两句话也很精妙。
论述道理应当严谨，选拔人才应当宽恕。前人把这八个字作为苏东坡论述道理的话。秦国灭掉魏国，听说张耳、陈余，这两个人是魏国的名士，“名士”的称号始于这里。新垣衍说：“我听说鲁仲连是齐国的高士。”孔子顺着话题和安厘王谈论天下的高士说：“大概是鲁仲连吧？”“高士”的称号始于这里。唐应德为董中峰文集作序说：“汉代以前的文章不曾没有法度，却也不曾刻意追求法度，法度蕴含在没有刻意追求法度之中，所以它的法度严密而不可窥探。唐代和近代的文章不能没有法度，而且能够毫厘不差地符合法度，以有法度作为法度，所以它的法度严格而不可触犯。”
确立储君和用人是同一个关键。宋代王成器说：“国家安定时就先立嫡长子，国家危难时就先立有功之人。”这就像丁度回答宋仁宗说：“太平无事时就遵守资历等级，紧急重大事件或重大疑难时就先任用有才能的人”是一样的道理。然而这两者都是以人来运用法度，而不是用法度来战胜人。即使在太平盛世，也应当以治理好人为急务。难道真的先立嫡长子而不问贤愚，依据资历而不考核功过罪责吗？现在人们提到“防”和“耻”两个字，总是连在一起说。其实“防”容易做到而“耻”难做到。比如公孙弘盖布被、吃糙米，不能说不检点，但他曲解学问以迎合世俗，多么无耻啊？冯道刻苦节俭，不能说不检点，但他侍奉过四个姓氏十个君主，多么极其无耻啊？大概“防”只是立身的一个方面，而“耻”实在是根植于内心的大德。所以“防”还可以矫饰，而“耻”不容虚伪。周敦颐说：“人活着，最大的不幸就是无耻。”
夏商周三代以后，郭子仪的德行比得上周公，而他的福气却超过了周公；狄仁杰的志向比伊尹更艰苦，而他的功绩却超过了伊尹。为什么这么说呢？伊尹做的是容易的事，而狄仁杰做的是难的事。伊尹能够被百姓信任，而狄仁杰难免被酷吏诬陷；伊尹所感化的是太甲的不正之心，而狄仁杰所转移的是女主的逆反意志。伊尹把太甲送回亳都，商朝未曾灭亡；狄仁杰恢复庐陵王为太子，唐朝的变革已经很久了。
《论语》中“为命”这一章，难道是向人们展示写文章的方法吗？“小子”这一章，难道是向人们展示作诗的方法吗？孟子谈论武城，选取两三个小地方，就懂得了读书的方法；谈论北山，以意逆志，就懂得了读诗的方法。
曾经考察明代世宗初期因为议论礼制而获罪的人，如乔宇、汪俊、何孟春、杨慎、石珤、林俊，都出自李东阳的门下；因为议论礼制而获得晋升的人，如席书、方献夫、霍韬、黄绾，都出自王阳明的门下。李东阳本来以辞章教导门人，而门人依据经典坚守礼制，百次挫折也不回头；王阳明以理学教导门人，而门人反而依附迎合，以致显贵。人本来就不受师承关系的束缚，正是如此。
欧阳修议论濮安懿王礼制，被台谏官共同指责，只有蒋之奇、傅尧俞支持他，而后来弹劾欧阳修的，就是蒋之奇。张桂议论大礼，被满朝大臣所不容，只有杨廷和极力称赞他，而后来倾覆杨廷和的，就是张桂。所以说：小人都不可与之结下因缘。
欧阳修配享太庙，在嘉靖年间，实际上是永嘉学派因为濮议而进用的。虽然称赞他的功绩同于韩愈，实际上是认为他的议论符合自己的私意。他又曾经路过钓台，赋诗讥讽严子陵不因为光武帝议论礼制而离去。既然已经侥幸得到一时的宠幸，得到君主的信任专权执政，声势显赫，也就够了。却一定要牵强附会古人，纷纷褒贬讽刺。我不知道他对欧阳修有什么增益，对严子陵有什么损害呢。
宋代元祐年间，朝廷官员按类别互相追随，有洛党、蜀党、朔党之分，又有不结党的人，又有刚直不阿无党的人。等到章惇、蔡京得势，各位贤臣都被禁锢为奸党，这是君子起初不同而最终未曾不同。万历年间，与东林党相抗衡的，有昆党、宣党，又有齐党、楚党，三方鼎立之名。等到魏忠贤出现，各党都化为逆案，这是小人起初不同而最终也未尝不同。然而君子起初不同而最终相同，一同归于祸患；小人起初不同而最终相同，一同归于利益。那么他们的是非本来就不需要分辨就知道了。
王安石担任江
东提防刑狱时，与周茂叔相遇，语连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寝食。荆公博辨骋辞，人莫敢与抗。独吕晦叔以精识约言服之。荆公曰：“疵吝每不自胜，一诣长者，不觉消释。”荆公之屈服于正人如此，何一旦柄国，愎諌自信？岂真性之不可易邪？抑贫贱时能下人，而富贵后遂矜已邪？
译王安石在担任提点刑狱时，与周敦颐相遇，交谈起来日夜不停。王安石退下后深入思考，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王安石学识渊博、善辩能言，别人都不敢与他争辩。只有吕晦叔凭借精深的见识和简练的语言使他信服。王安石说：“我常因自己的缺点和吝啬而难以自制，一旦拜访德高望重的人，不知不觉这些毛病就消散了。”王安石对正直之人的信服到了这种地步，为什么一旦执掌国政，就变得刚愎自用、不听劝谏呢？难道真是本性不可改变吗？还是说贫贱时能够谦卑待人，而富贵后便自傲自负了呢？
韩魏公当英宗初，屡以危言动太后。后帘下忽问：“汉有昌邑王事如何？”公即对曰：“汉有两昌邑王，不知所问何王耶？”太后语便塞。按两昌邑王者，昌邑王贺之父名髆，武帝子，初封昌邑王，而贺嗣立者也。公盖援此以折太后。若为弗识其意者，而太后亦不复敢明言，则上以全国体，下以消母后之邪心。孰谓宰相而可不用读书之人乎？
徐文贞当国，毕公在言路，举朝严毕公甚于文贞。议且出毕公于外，文贞曰：“诸公畏之耶？”皆踧踖曰：“岂谓畏之？黄门切直，虑其府祸耳。”文贞曰：“不然，吾亦畏之。顾念人孰无私，私必害公。有若人在，不敢自纵，可寡过也。”老杜写怀诗：“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本阮籍《大人先生传》中语，传曰：“夫无贵则贱者不怨，无富则贫者不争，各足于身而无所求也。”
韩魏公判大名，上疏极论青苗法。已而文潞公亦以为言。帝曰：“吾遣二中使亲问民间，皆云便甚。”潞公曰：“韩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至哉斯言，真可以为人主之龟鉴矣。予因思当仁宗之时，文潞公则能斩史志聪；当英宗之时，韩魏公则能窜任守忠。而天子不以为専，宰相亦不自以为歉。何一再传之后，二公之人犹故也，宰相之权犹故也，而其言则不能与宦者争胜负。此无他，人主之敬大臣与不敬大臣而已矣。敬大臣则诚，诚则明，明则左右不得闗其説；不敬大臣则疑，疑则闇，闇则左右得以窃其柄。故神宗之▯，不在于过信大臣，而在不信大臣。然则神宗之于安石，亦为不信乎？曰：“以宦者而信安石，吾犹以为不信安石也。”
李方叔责苏子瞻不荐已，子瞻曰：“进退之际，不甚慎静，则于定命不能有毫髪之増益，而于道德有邱山之损矣。此圣贤信命之言也。”然天下尽有劝人能信，而已未必能信者。及观子瞻对宣仁太后曰：“臣虽无状，不敢自他途以进。”则公之对朋友，即所以对君父者也。与侄书曰：“独立不惧者，惟司马君实与叔兄弟耳。”万事委命，直道而行，纵以此窜逐，所获多矣。则公之对朋友，即所以对子弟者也。盖子瞻好士出于天性，而责善出于血诚，故能不欺如此。
王济谓王湛：“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山简叹吾年几三十，而不为家父所知。”然则骨肉中知已尤不易得邪？予独怪以涛之鍳防，而不能识其子；以湛之痴名，而独为济所异。知与不知，似有夙因，不可强也。
晋明帝防行于湖隂，察王敦营垒。敦遣五骑追帝，帝驰去。马有遗粪，輙以水灌之。后五骑见马粪冷，以为信逺而止，不追。帝乃获免。此智即従虞诩増灶得来也。盖増灶以示强，强则不敢追；灌粪以示逺，逺则不必追。其多方以误敌之计，则一耳。
竟陵钟伯敬集有《游武夷山记》，攷其时乃丁忧去职，枉道而为此。予谓伯敬素称严冷，具至性能读书，不应昧礼至此。昔二苏兄弟居防，禁断诗文，再期之内不着一字，陆文安称为知礼。何伯敬严冷，反不及二苏之放旷者与？登山何事，闻讣何时，而竟优游为之邪？予尤怪谭友夏撰墓铭，不为隠避，不为防词，反称其哀乐竒到，非俗儒所能测。噫！三年之防，天下之通防也，岂不俗人之所能免与？
王通对杨素曰：「使公可慢，则仆得矣；不可慢，则仆失矣。得失在仆，公何预焉？」与王昶《戒子书》曰：「若已有可毁，则彼言当矣；无可毁，则彼言妄矣。当则无怨于彼，妄则无害于身，又何报焉？」数语竟如出一口，然昶以此自反，通以此自解，又似不同。虽然，通亦为谮已者言之耳。若已果慢，人闻人言，方且惭谢之不暇，又何敢以人之可慢而为我之得计哉？故观通之言者，尤防于言之外可也。韦昭领国史，吴主欲为其父和作纪，昭曰：「文皇不登位，当为传，不当为纪。」以此忤防，见杀。昭可谓不堕史职矣。近世大臣追崇人主之私亲，而又俨然纂实录以垂后世，闻昭之言，独不少愧乎？予按：以追諡帝而作本纪者，自陈寿始；以追尊帝而纂实录
译韩魏公在英宗初年，多次以直言进谏触动太后。太后在帘后忽然问：“汉朝昌邑王的事情是怎样的？”韩魏公立即回答说：“汉朝有两个昌邑王，不知道您问的是哪一位？”太后的话便说不下去了。查考两位昌邑王，昌邑王刘贺的父亲名叫刘髆，是汉武帝的儿子，最初被封为昌邑王，而刘贺是继承王位的人。韩魏公大概是援引这个典故来折服太后。如果装作不明白她的意思，而太后也不敢再明说，那么对上保全了国家的体面，对下消除了母后的邪念。谁说宰相可以不用读书人呢？
徐文贞主持朝政时，毕公在谏官任上，满朝官员畏惧毕公甚于畏惧徐文贞。有人提议将毕公外放，徐文贞说：“各位是怕他吗？”大家都局促不安地说：“哪里是怕他？只是黄门官切直敢言，担心他招来祸患罢了。”徐文贞说：“不是这样，我也怕他。只是想到人谁没有私心，私心必定损害公义。有这样的人在，不敢放纵自己，可以减少过错。”老杜《写怀》诗中说：“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本于阮籍《大人先生传》中的话，传中说：“没有尊贵，那么卑贱的人就不会怨恨；没有富有，那么贫穷的人就不会争夺，各自满足于自身而无所求。”
韩魏公任大名府判官时，上疏极力论述青苗法的弊端。不久，文潞公也为此进言。皇帝说：“我派了两个中使亲自询问民间，都说很方便。”文潞公说：“韩琦是三朝宰相，不相信他而相信两个宦官吗？”这话太好了，真可以作为君主的借鉴。我因此想到，在仁宗时，文潞公能斩杀史志聪；在英宗时，韩魏公能流放任守忠。而天子不认为他们专权，宰相也不自认为有缺憾。为什么传了几代之后，两位公卿的人选还是原来的人，宰相的权力还是原来的权力，而他们的言论却不能与宦官争胜负。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君主尊敬大臣还是不尊敬大臣罢了。尊敬大臣就真诚，真诚就明察，明察则左右近臣不能干预他们的言论；不尊敬大臣就猜疑，猜疑就昏暗，昏暗则左右近臣得以窃取权柄。所以神宗的过失，不在于过分信任大臣，而在于不信任大臣。那么神宗对于王安石，也是不信任吗？回答说：“因为信任宦官而信任王安石，我还认为是不信任王安石。”
李方叔责怪苏子瞻不推荐自己，苏子瞻说：“在进退之际，如果不谨慎安静，那么对于定命不能有丝毫的增加，而对于道德却有山丘般的损害。这是圣贤相信命运的话。”然而天下尽有劝人能相信命运，而自己未必能相信的人。等到看苏子瞻对宣仁太后说：“我虽然无状，不敢通过其他途径进身。”那么他对朋友的态度，就是他对君父的态度。他在给侄子的信中说：“独立不惧的，只有司马君实和我叔父兄弟罢了。”万事委身于命运，直行正道，即使因此被放逐，所得到的也很多。那么他对朋友的态度，就是他对子弟的态度。因为苏子瞻喜好士人出于天性，而责备善行出于血诚，所以能不欺骗到如此地步。
王济对王湛说：“家里有名士三十年，却不知道。”山简感叹自己年近三十，而不被父亲所知。那么骨肉之中知己尤其不易得吗？我唯独奇怪以王涛的鉴识，却不能识别他的儿子；以王湛的痴名，却唯独被王济所赏识。知道与不知道，似乎有宿世的因缘，不可强求。
晋明帝微服出行到湖阴，察看王敦的营垒。王敦派五名骑兵追赶皇帝，皇帝骑马离去。马有遗粪，就用开水浇灌。后来五名骑兵看见马粪冷了，以为皇帝已经走远而停止，不再追赶。皇帝才得以脱险。这智谋就是从虞诩增灶得来的。大概增灶是为了显示强大，强大就不敢追赶；灌粪是为了显示走远，走远就不必追赶。他们多方误导敌人的计策，是一样的。
竟陵钟伯敬集有《游武夷山记》，考其时他正在丁忧去职，却绕道去游山。我认为伯敬素来被称为严冷，具备至性能读书，不应该昧于礼法到这种地步。从前二苏兄弟居丧，禁断诗文，再期之内不写一个字，陆文安称赞他们知礼。为什么伯敬严冷，反而不及二苏的放旷呢？登山是何事，听到讣告是何时，竟然悠闲自得地去做呢？我尤其奇怪谭友夏撰写墓铭，不为之隐避，不为之讳饰，反而称赞他哀乐奇到，非俗儒所能测。唉！三年的丧礼，是天下的通礼，难道不是俗人所能免除的吗？
王通对杨素说：“假如您可以被轻慢，那么我就得到了；不可以被轻慢，那么我就失去了。得失在我，您何必干预呢？”与王昶《戒子书》说：“如果自己有可毁之处，那么他的话就对了；无可毁之处，那么他的话就是妄言。对了就不怨恨他，妄言就无害于自身，又何必报复呢？”这几句话竟如出一口，然而王昶以此自我反省，王通以此自我解脱，又似乎不同。虽然如此，王通也是为谗毁自己的人说的罢了。如果自己果然轻慢，听到别人的话，正且惭愧谢罪都来不及，又怎敢以别人的可轻慢作为自己的得计呢？所以看王通的话的人，尤其要在言语之外去体会。韦昭领修国史，吴主想为其父和作纪，韦昭说：“文皇没有登位，应当作传，不应当作纪。”因此触怒皇帝，被杀。韦昭可以说是不堕史职了。近世大臣追崇人主的私亲，而又俨然编纂实录以垂后世，听到韦昭的话，难道不稍微感到羞愧吗？我查考：以追谥帝而作本纪的，从陈寿开始；以追尊帝而纂实录
者，自明世宗时始。五代之乱，典章倒置，可谓极矣。而赵鳯撰唐事，于懿祖、献祖、太祖曰「纪年录」，于庄宗曰「实录」，犹能以一字示轻重。欧阳修因之，以三祖世系事迹冠于庄宗之前，而统曰「唐庄宗纪」。呜呼，其知史职者哉！
译这种做法，是从明朝世宗时期开始的。五代时期的动乱，典章制度颠倒错乱，可以说是到了极点。而赵鳯撰写唐史时，对懿祖、献祖、太祖称为“纪年录”，对庄宗称为“实录”，还能用一个字来显示轻重的区别。欧阳修沿袭这种做法，将三位祖先的世系事迹列在庄宗之前，而统称为“唐庄宗纪”。唉，这才是懂得史官职责的人啊！
雒闽源流录》曰：嘉靖乙亥，御史论薛文清应祀典，集羣臣议，或谓瑄无著述，而欲祀孔庙，犹无汗马之劳而欲配帝，享于义不称。中允秦鸣夏疏争曰：兴王之业，固有不尽恃于汗马者，而况吾道之于著述耶？自秦火烈，异端炽，诸儒之传经守正，有足多者，时也。迨夫理学既明，家喻戸晓，枝叶滋蔓，戕害本根，瑄独反躬实践，厌斥支流，遡寻正脉，使学者晓然知所趋向，此其功大于著述矣。臣以为昭代必欲崇异从祀，以风示来学，非瑄不可。鸣夏，字子享，号白涯，临海人，嘉靖壬辰进士。
万厯甲辰，东林书院九日，首防山隂刘念台讲《克复》章毕。坐中尚论防，不满于薛文清，无锡髙存之请。故念台徐曰：“易储一事【按薛文清公年谱，景泰元年二月，以大理寺丞督饷四川云南，明年二月归。易储则景泰三年五月事，公方为南大理卿，明年九月调北】文清时以大理卿理饷云南，归而不诤，犹曰“位不在也”。于忠肃临刑，文清时在内阁，建言云：“天子新复辟，不宜诛戮，以伤天地和气。”于初拟极刑，因文清言拟斩，此事为慊心否乎？存之曰：“论至此，却不能为文清解，可见后世眼可畏，不为你丝毫隠漏也。”念台又曰：“所以文清不久去位，以为曹石之故，非也。只此事，文清已不能安其位。”念台将别去，存之曰：“此防可以千秋愚。”按山隂此论，其辞虽若不满，亦可谓善体文清之心矣。
益智录》云：椒山劾嵩原疏中有「冐功」一欵奉防下部查覆。武选主事王之遴覆稿言：「严効忠鬼名，实无其人；严鹄黄口乳臭，身未履边，何得冐叙，以叨世袭之典。」兵部尚书聂豹，嵩党也，见而令易之。遴执不肯，豹愠形于色。之遴曰：「公讲良知之学，刻语录，负盛名，若抺杀定案，公论之谓何？」豹掷稿于地曰：「汝为君子，豹为小人耳。」乃潜致嵩自疏辞功，而部疏不覆。后豹以谀颂斋醮，为世宗所厌斥去，之真枉为小人矣。之遴素与椒山交善，左右狱中，慨然以其女许其次子应尾，士皆义之。迨万厯初，为戸部尚书，值议阳明从祀，之遴曰：「某曽司理绍兴，备知阳明以才胜，若实践工夫，难与薛文清同。」又言：「此公一生只是作用，亲见其居身居家，无实学，止以气魄议论笼罩从学者。」又曰：「阳明从祀，则朱晦庵、吕东莱皆不足信。」大宗伯沈鲤遂具疏言：「守仁从祀宜俟论定。」不报。阁臣申时行具掲以请，上以中防予之。之遴号继津，北直霸州人。
汉书·谷永传》书曰：「自絶于天顔。」注：今文《周书·泰誓》之辞。按：此乃伪《泰誓》。
又曰：「臣闻三代所以陨防者，皆由妇人与羣恶沈湎于酒。书曰：「廼用妇人之言。」今按此亦伪《泰誓》。」
延平府志曰：「按特奏名不在进士之科。考明翰林王赞撰《温志》，谓屡试不第，悯而收用，谓之特奏名。而莆田翰林黄仲昭撰《通志》，亦于特奏名、明经、释褐、学究诸科之下，各疏其义。大抵谓其亚于进士科。盖宋志如此，览者可类推矣【吴玉搢曰：「宁波府选举志云：特奏名者，太宗特悯乡举之士，屡试礼部不中，终不得出身，诏贡士至十五举者，径许赴殿试，授以郡县散职，谓之特奏名恩例。嗣后减至四举、五举即得奏名。盖初或一歳、二歳一试，后则定为三歳一试故也】
演繁露》曰：唐制，取民者为租、庸、调三色。其曰庸者，一歳而用人力，止于二十日役，不及二十日则输绢三尺，是名为庸。若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其调。调，谓输绢、银之属也。
中论·治学篇》曰：“故六籍者，羣圣相因之书也。”《修本篇》曰：“夫施吉报凶，谓之命；施凶报吉，谓之幸。又曰：‘然行善而不获福，犹多；为恶而不得祸，犹少。总夫二者，岂可舎多而从少也？’”曽子曰：“人而好善，福虽未至，祸其逺矣；人而不好善，祸虽未至，福其逺矣。”
孔丛子》曰：夫子墓茔方一里，在鲁城北六里泗水上。诸孔氏封五十余所，人名昭穆不可复识。
译《雒闽源流录》说：嘉靖乙亥年，御史议论薛文清公应列入祀典，召集群臣商议，有人认为薛瑄没有著作，却想配享孔庙，就像没有汗马功劳却想配享帝王，在义理上是不相称的。中允秦鸣夏上疏争辩说：兴王的大业，本来就不全靠汗马功劳，何况我们的道统对于著作呢？自从秦朝焚书之后，异端学说炽盛，那些传经守正的儒者，有值得称道的地方，这是时势使然。等到理学已经阐明，家喻户晓，枝叶滋长蔓延，伤害了根本，薛瑄独自反省躬行实践，厌恶排斥支流，追溯正统脉络，使学者清楚地知道所应趋向的目标，这功劳比著作更大了。臣认为，当朝如果一定要推崇异人配祀，以教化后来的学者，非薛瑄不可。秦鸣夏，字子享，号白涯，临海人，嘉靖壬辰年进士。
万历甲辰年，东林书院重阳节，首防山阴刘念台讲完《克复》章后。座中有人评论首防，对薛文清公不满，无锡高存之请教。所以刘念台缓缓说：“易储一事【按薛文清公年谱，景泰元年二月，以大理寺丞督饷四川云南，明年二月归。易储则是景泰三年五月的事，公当时任南大理卿，明年九月调任北】，文清当时以大理卿身份在云南督饷，回来后却不争辩，还说‘职位不在这里’。于忠肃临刑时，文清当时在内阁，进言说：‘天子刚刚恢复帝位，不宜诛戮，以免伤害天地和气。’于忠肃最初拟定极刑，因为文清的话改为斩首，这件事难道不让人内心愧疚吗？”高存之说：“议论到这一步，却不能为文清辩解，可见后世的眼光可畏，不会为你丝毫隐瞒。”刘念台又说：“所以文清不久就离任，认为是因为曹石之故，不对。仅凭这件事，文清就已经不能安心在位了。”刘念台将要告别离去，高存之说：“这个首防可以千秋愚弄。”按山阴的这个议论，言辞虽然好像不满，也可以说是善于体察文清的心意了。
《益智录》说：杨椒山弹劾严嵩的原疏中有“冒功”一款，奉旨下交兵部查核。武选主事王之遴在覆稿中说：“严效忠是鬼名，实际上没有这个人；严鹄年幼无知，身体未曾到过边疆，怎么能冒领叙录，以享受世袭的恩典。”兵部尚书聂豹，是严嵩的同党，看到后命令更改。王之遴坚持不肯，聂豹脸色露出恼怒。王之遴说：“您讲良知之学，刻印语录，负有盛名，如果抹杀定案，公论将怎么说？”聂豹把稿子扔在地上说：“你是君子，聂豹是小人罢了。”于是暗中致信严嵩自己上疏辞功，而兵部的覆疏没有上报。后来聂豹因为谄媚颂扬斋醮，被世宗厌恶斥退，王之遴真是冤枉了他为小人。王之遴一向与杨椒山交好，在狱中照料，慨然把女儿许配给他的次子杨应尾，士人都认为他义气。等到万历初年，王之遴任户部尚书，正值议论阳明配祀，王之遴说：“我曾治理绍兴，深知阳明以才能取胜，如果论实践工夫，难与薛文清相同。”又说：“这个人一生只是作用，亲眼见他修身齐家，没有实学，只凭气魄议论笼罩从学者。”又说：“阳明配祀，那么朱晦庵、吕东莱都不足以相信。”大宗伯沈鲤于是上疏说：“守仁配祀应当等待议论确定。”没有回复。阁臣申时行上揭帖请求，皇上以中旨赐准。王之遴号继津，北直霸州人。
《汉书·谷永传》书说：“自绝于天颜。”注：这是今文《周书·泰誓》的话。按：这是伪《泰誓》。
又说：“臣听说三代所以灭亡的原因，都是由妇人和群恶沉湎于酒。《书》说：‘乃用妇人之言。’今按这也是伪《泰誓》。”
《延平府志》说：“按特奏名不在进士科中。考明翰林王赞撰《温志》，说多次考试不第，怜悯而收用，称为特奏名。而莆田翰林黄仲昭撰《通志》，也在特奏名、明经、释褐、学究各科之下，分别疏解其义。大致说它亚于进士科。大概宋志如此，阅览的人可以类推了【吴玉搢说：‘宁波府选举志云：特奏名者，太宗特别怜悯乡举之士，多次在礼部考试不中，最终不能出身，诏令贡士至十五举者，直接允许赴殿试，授予郡县散职，称为特奏名恩例。后来减至四举、五举即得奏名。大概起初或一年、二年一试，后来定为三年一试的缘故】
《演繁露》说：唐制，取民者为租、庸、调三色。其中所谓庸，是一年用人力，止于二十日役，不足二十日则输绢三尺，这称为庸。如果有事加役二十五日，免除其调。调，指输绢、银之类。
《中论·治学篇》说：“所以六籍，是群圣相继的书。”《修本篇》说：“施吉报凶，称为命；施凶报吉，称为幸。又说：‘然而行善而不获福，还多；为恶而不得祸，还少。总括这两者，难道可以舍多而从少吗？’”曾子说：“人如果好善，福虽然未到，祸就远了；人如果不善，祸虽然未到，福就远了。”
《孔丛子》说：夫子墓茔方圆一里，在鲁城北六里泗水上。诸孔氏封五十多处，人名昭穆不能再识别。
拕绅使者入戸，西行，南靣立，诏付玺书。两龚传：莽遣使者徴胜，胜称病笃，为牀室中，戸西【句】南牖下，东首加朝服。古人室中，北墉而南牖，墉墙也，牖窻也。室之南靣，左戸而右奥，牖则居中。
朱子曰：「读书须到不忍舎处，方是见得真味。」黄鲁直曰：「弃书册而游息时，书味犹在胸中。」陆务观诗曰：「睡余书味在胸中。」程伯子曰：「尚书、论语可以逐句看，易、诗、春秋不可以逐句看。」朱子曰：「诗、书是隔一重、两重説，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又曰：「论语要冷看，孟子要熟读。」
东坡次孔毅父韵第三首云：「不如西州杨道士，万里随身惟两膝。」又云：「杨生自言识音律，洞箫入手清且哀。」此绵竹武都山道士杨世昌，字子京也。又云：「西蜀道人杨世昌。」
晋梅将军庙在江宁府聚宝门外雨花台东，祀晋豫章内史梅公赜也。赜尝屯营此地，旧名东石子冈，后因公名梅岭冈。赜在豫章，以《古文尚书》奏上，元帝明王以旂庙碑畧曰：“留都聚宝山麓有庙一楹，盖祀晋豫章内史梅公赜也。”始公居其地，或云尝屯营焉，至今人称为梅冈庙，圯不治。▯治中有僧感梦，葺于永宁寺侧，凡祷輙应。同郡张寅瞻拜庙下，廼徴言镵石。
余尝爱顾大韶仲恭《礼记正文序》，因加駮正，存于此。其序曰：「自乐亡而经止于五矣。五经皆经也。然愚谓戴记独不可名经？何者？礼之经，其典章纲纪之大，载在《周官》，而周旋曲折之细，备于《仪礼》。是二礼者，真经也。戴记直为之傅耳。今读其书，大都周季诸儒之述作论议，而秦汉人之所掇拾，或厠焉。盖大戴之传，固已芜矣。小戴颇有删削，然观其黜《夏小正》而存《月令》，则去取之间，更多可议者。今《周官》《仪礼》并废，而独尊小戴之所记以为经，恐好古之士有未安焉。或者谓《周官》止一代之制，而虞、夏、商之遗法，往往散见于记中。古称礼仪三百，而《仪礼》所存，仅有十七，则其所阙亡，固不啻十之九矣。而推类比附，以求见先民之则，亦必于记乎取之？则二礼之废，似不为过，而记之独尊为经，亦未为无説也。自宋以前，为礼家之学者，惟知有郑注、孔疏耳。然康成臆説，昔人固已疑之。苐以其耆德雄辨，压折千载，而頴达直依阿其防，无所是正。自宣和有好古之主，于是三代器物，往往间出于墟塜伏匿之中，而学者始知汉人之多谬。然后郑、孔之説不信，而陈氏之集説从此出矣。然未有集説以前，学者之患，在于疑而不能明；既有集説以后，学者之患，又在乎明而不能疑。夫明而不能疑，与疑而不能明，均之非自得之学也。故愚以为，不读郑注，无以窥宋注之源；不读陈説，无以证汉注之误；不尽屏汉宋，而专读正文，又无以深维作者之意，而成自得之学。则朴庵之刻《正文》，其殆有防意乎？语云：「熟读百徧，其义自见。」学者诚能沈酣于正文，而后稽之郑注，以穷其源；叅之陈説，以定其归，则于礼经思过半矣。」案《隋经籍志》：小戴本四十六篇，后马融足《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方四十九。今云小戴存《月令》，未确。徽宗大观初，诏仿李公麟之《考古图》，作《宣和殿博古图》。宣和盖殿名，非年号时尚未有此年号，当云自大观有好古之主，至不读陈説，无以证汉注之误。陈氏谓牺尊刻为牺牛之形，读为娑音者，谓画为鳯羽婆娑然也。牺尊画鳯羽而象骨饰之，故亦曰牺象。又谓象象尊也，以象骨饰尊，其説仍遵用康成。案《宣和博古图录》，牺则全作牛形象，亦象形，凿其背以受酒者。陈氏谓簠内圆而外方，盛稲粱之器；簋外圆而内方，盛黍稷之器。按《博古图录》，簠方簋圜，内外并同，皆熟食用▯之器，以铜为之，非刻木。陈氏谓罍尊画为山云之形，亦本康成。案《博古图录》有牺首罍、素牺罍、象首罍、麟鳯百乳罍、饕餮罍诸罍，致饰不一，仅牺首间错云雷，并无画山云象者。陈氏谓觯三升，角四升，亦本康成
译拖拽着衣带，使者进入屋内，向西行走，面向南站立，皇帝下诏交付玺书。《两龚传》记载：王莽派遣使者征召龚胜，龚胜称病重，在室内设置床铺，位于门西、南窗下，头朝东，身上加上朝服。古人进入室内，北面是墙，南面是窗，墙即墙壁，窗即窗户。房间的南面，左边是门，右边是深邃之处，窗户则位于中间。
朱熹说：“读书必须达到不忍心舍弃的地步，才算真正领悟了其中的真味。”黄庭坚说：“放下书册休息的时候，书的韵味仍然留在胸中。”陆游的诗说：“睡醒之后，书的韵味仍在胸中。”程颐说：“《尚书》、《论语》可以逐句阅读，《易经》、《诗经》、《春秋》不可以逐句阅读。”朱熹说：“《诗经》、《尚书》是隔着一层、两层来说的，《易经》、《春秋》是隔着三层、四层来说的。”又说：“《论语》要冷静地看，《孟子》要熟读。”
苏轼和孔毅父韵的第三首诗说：“不如西州的杨道士，万里随身只有两膝。”又说：“杨生自己说懂得音律，洞箫入手，声音清越而哀伤。”这是绵竹武都山的道士杨世昌，字子京。又说：“西蜀的道人杨世昌。”
晋梅将军庙位于江宁府聚宝门外雨花台东，祭祀的是晋朝豫章内史梅赜。梅赜曾经在此地驻军，旧名叫东石子冈，后来因为梅赜的名字改称梅岭冈。梅赜在豫章时，将《古文尚书》奏呈上去，元帝明王在旂庙碑上大致写道：“留都聚宝山脚下有一座庙，大概是祭祀晋朝豫章内史梅赜的。”起初梅赜居住在这里，有人说他曾在此驻军，至今人们称为梅冈庙，倒塌而不加修缮。〇治中有一位僧人感梦，在永宁寺旁修缮了它，凡是祈祷都灵验。同郡的张寅瞻拜在庙下，于是征集言论刻在石上。
我曾经喜爱顾大韶仲恭的《礼记正文序》，因此加以驳斥纠正，保留在这里。他的序言说：“自从音乐失传，经典就只剩下五经了。五经都是经典。然而我认为《戴记》难道不能称为经典吗？为什么呢？礼的经典，那些典章纲纪的大体，记载在《周官》中，而周旋曲折的细节，完备于《仪礼》。这两部礼书，才是真正的经典。《戴记》只是它们的传注罢了。现在读这本书，大多是周朝末年诸儒的论述议论，以及秦汉人所搜集的，有的夹杂其中。大概大戴的传注，本来就已经芜杂了。小戴颇有删削，然而看他废除《夏小正》而保留《月令》，那么在取舍之间，更多值得议论的地方。现在《周官》、《仪礼》都被废弃，而唯独尊崇小戴所记录的作为经典，恐怕好古之士会有不安。有人或许说《周官》只是一代的制度，而虞、夏、商的遗法，往往散见于《戴记》中。古称礼仪三百，而《仪礼》所保存的，仅有十七，那么所缺失亡佚的，固然不止十分之九了。而推类比附，以求见先民的法则，也一定要从《戴记》中获取吗？那么废弃《周官》、《仪礼》，似乎不算过分，而唯独尊崇《戴记》为经典，也未尝没有道理。自宋朝以前，研究礼学的学者，只知道有郑玄的注、孔颖达的疏罢了。然而郑玄的臆测之说，前人本来就已经怀疑了。只是因为他德高望重、雄辩滔滔，压倒千载，而孔颖达直接依顺他的旨意，没有加以纠正。自从宣和年间有好古的君主，于是三代器物，往往偶尔出土于废墟坟墓之中，而学者才开始知道汉人的错误很多。然后郑玄、孔颖达的说法不再被信任，而陈氏的《集说》从此出现了。然而在没有《集说》以前，学者的弊病，在于怀疑而不能明了；既有《集说》以后，学者的弊病，又在于明了而不能怀疑。那明了而不能怀疑，与怀疑而不能明了，同样都不是自得之学。所以我以为，不读郑注，无法窥探宋注的源头；不读陈说，无法证实汉注的错误；不彻底摒弃汉宋之说，而专门阅读正文，又无法深入思考作者的本意，而成就自得之学。那么朴庵刻印《正文》，大概有深意吧？俗话说：“熟读百遍，其义自见。”学者如果真的能沉醉于正文，然后查考郑注，以穷究其源头；参看陈说，以确定其归宿，那么对于礼经的思考就超过一半了。”按《隋书·经籍志》：小戴本有四十六篇，后来马融补充了《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才成为四十九篇。现在说小戴保留《月令》，不准确。徽宗大观初年，下诏模仿李公麟的《考古图》，制作《宣和殿博古图》。宣和是殿名，当时还没有这个年号，应当说自大观有好古的君主，直到不读陈说，无法证实汉注的错误。陈氏说牺尊刻成牺牛的形状，读作“娑”音的，是说画成凤羽婆娑的样子。牺尊画凤羽而用象骨装饰，所以也叫牺象。又说象是象尊，用象骨装饰尊，他的说法仍然遵循郑玄。按《宣和博古图录》，牺尊完全做成牛的形象，也是象形，凿开背部以盛酒。陈氏说簠内圆而外方，是盛稻粱的器具；簋外圆而内方，是盛黍稷的器具。按《博古图录》，簠方簋圆，内外相同，都是盛熟食的器具，用铜制成，不是刻木。陈氏说罍尊画成山云的形状，也本于郑玄。按《博古图录》有牺首罍、素牺罍、象首罍、麟凤百乳罍、饕餮罍等各种罍，装饰不一，只有牺首间杂云雷纹，并没有画山云形象的。陈氏说觯三升，角四升，也本于郑玄。
。康成则从韩诗説来，若以诸觞形制同，升数异名，遂因之而判，殊不知《博古图录》有立戈觯容四合、文贝觯容五合、较双弓角容七合者，固小不又有容八合之山觯乎？是觯角之别，以形不尽，以量仲防所云何，违反乃尔？若通篇认四十九篇为记，末忽云礼经，不知礼经者，汉儒《仪礼》之称云尔。
译郑康成的观点是依据《韩诗》的说法而来的，如果认为各种觞的形制相同、容量不同只是名称差异，就据此加以区分，却不知道《博古图录》中记载有容量为四合的立戈觯、容量为五合的文贝觯、容量为七合的较双弓角，难道没有容量为八合的山觯吗？由此可见，觯与角的区别，不能仅凭形制来判定，也不能仅凭容量来判定，仲防所说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竟然如此违背常理？如果通篇都将四十九篇视为“记”，结尾却忽然称其为“礼经”，却不知道“礼经”不过是汉代儒者对《仪礼》的称呼罢了。
或问：“博古图录”亦云：“木曰豆，竹曰笾。”礼家之言，知多出汉儒臆度。今豆盖以铜，此足正陈氏《礼运》之説矣。子何独遗之？余曰：“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乃《尔雅·释器》之文，非出汉儒。安知始不以木，后乃范以金？图传诸永久乎？古器有难以一槩论者。”
傅山先生长于金石遗文之学，每与余语，穷日继夜，不少衰。止叹问余，此种学正经史之譌而补其亡阙，厥功甚大，毕竟始自何代何人？余曰：魏太和中，鲁郡于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尊纯为牛形。王肃以证其羽婆娑然之説，非是。晋永嘉贼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冡，得牺象二尊，形为牛象。传至梁刘杳，以证象骨饰尊之説，非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作琯，传至魏孟康，以证律厯志竹曰琯之説，不尽然。儒林传伏生，济南人也。魏张晏注曰：名胜。伏生碑云地理志魏郡黎阳，黎山在县之阳县，当名黎隂，乃云阳者，兼取河水在其阳以名。晋晋灼注曰：其山上碑实云。水经注青州刺史傅▯仁説，临淄人发古塜得铜棺，前和外隠起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余同今书证，知隶自出古，非始于秦。顔氏家训，开皇二年，长安民掘地得秦始皇廿六年铁称权，上有乃诏丞相状绾之铭之推，与李德林对读，则知本纪丞相隗林为俗书，林当作状。凡是数説，似未有先之者。
余尝谓盖代文人无过欧公，而学殖之陋亦无过公傅山先生。闻之曰：「子得母以刘原父有好个欧九之云，从而和之乎？」余曰：「非敢然，实亲验之。」集古録防尾，因笑刘原父既对客言「好个欧九，极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读书耳」。他日英宗语及原父，韩魏公对以「有文章，欧阳公曰其文章未佳，特博学可称耳」，似属相报。原父文字正自佳。
郑樵有言：「氏不同而姓同，不可为婚姻。若仅氏同，如孔子之孔出于子，孔文子之孔出于姞，郑有二孔氏出于姬，此三孔固可相为婚，何者姓不同故説是巳。」余谓亦有姓同，如黄帝之子十二姓有巳姓，传至春秋为莒子、为郯子；祝融之后八姓亦有巳姓，传至商末为有苏氏，周初为苏忿生。此二巳何妨为婚姻？何者以各有其所得之姓不同，德故此亦从来论氏族者所未及也。余尝问人：「秦始皇何姓？」或对曰：「嬴。」或对曰：「姜。」皆非也。此出自《史记·始皇本纪》：「生于邯郸，姓赵氏。」盖秦犹近古，深得古者天子建徳因生以赐姓之义，犹黄帝以姬水成，遂姓姬；舜生于姚墟，遂姓姚是也。降至于汉，人皆识其为姓。陆贾曰：「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燕王旦曰：「尉佗入南，陈渉呼楚近狎作乱，内外俱发，赵氏无炊火焉。」顔师古注：「无炊火，言絶祀也。」正指始皇之姓言。太史公遽谓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岂其然哉？
孔頴达尧典》疏曰：「百官谓之百姓者，左传隠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谓建立有德以为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赐之以为其姓，令其收敛族亲自为宗主。此即后代宗法之所由起乎？」
朱子语类云：韩无咎尝説，髙丽入贡时，神宗谕进先秦古书，及进来内有六经不曽焚者，神宗喜，诏欲颁行。王介甫恐坏他新经，奏云：真伪不可知，恐为外裔所欺，因止。今本亦不传。以某观之，实未必然。盖招来髙丽时，介甫已不在相位，且神宗刚明，果有未焚书，岂介甫力所能阻？记得文昌杂录説，髙丽进孝经纬，只是防纬之书，无进先秦古书事。余案宋史，髙丽入贡在熙宁四年五月，置经义局，则熙宁六年三月颁三经新义于学官，又八年六月，安石复相时事，韩朱説皆差。元王恽中堂事记云：世祖中统二年，髙丽世子植【元史世祖本纪、髙丽列传并作愖，植乃国王愖之父也】来朝，宴于中书省，问曰：「传闻汝邦有古文尚书及海外异书」，答曰：「与中国书不殊」，此盖得其实矣。音注资治通鉴序云：自荀悦汉纪以下，独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按此似以通史与
译有人问：“《博古图录》也说：‘木制的叫豆，竹制的叫笾。’这是礼学家的说法，知道大多出自汉代儒生的主观推测。如今豆盖是用铜做的，这足以纠正陈氏《礼运》的说法了。您为何偏偏遗漏了这一点？”我回答说：“木制的豆称为豆，竹制的豆称为笾，这是《尔雅·释器》中的文字，并非出自汉代儒生。怎么知道最初不用木头，后来才用金属铸造呢？是为了让图谱流传久远吗？古代器物有难以一概而论的情况。”
傅山先生擅长金石遗文之学，每次与我交谈，从白天到黑夜，毫不懈怠。他止不住感叹并问我，这种学问能够纠正经史的错误并补充其缺失，功劳很大，究竟始于哪个朝代、哪个人？我说：魏太和年间，鲁郡在地下发现了齐国大夫子尾送女的器物，其中有牺尊，纯粹是牛的形状。王肃用此来证明他关于“羽婆娑然”的说法，这是不对的。晋永嘉年间，贼寇曹嶷在青州发掘齐景公的墓，得到牺象二尊，形状为牛和象。传到梁代刘杳，用此来证明象骨装饰酒尊的说法，也不对。不是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在泠道舜祠下得到白玉琯。古代用玉制作琯，传到魏代孟康，用此来证明《律历志》中“竹制的叫琯”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儒林传》记载伏生是济南人。魏代张晏注解说：名胜。伏生碑文说《地理志》魏郡黎阳，黎山在县的北面，应当叫黎阴，却说阳，是兼取河水在其北面来命名。晋代晋灼注解说：山上的碑文确实如此。《水经注》记载青州刺史傅〇仁说，临淄人发掘古墓得到铜棺，前面外面隐约凸起隶书，说是齐太公六世孙胡公的棺材。只有三个字是古体，其余与今书相同，以此证明隶书源自古代，并非始于秦代。《颜氏家训》记载，开皇二年，长安百姓掘地得到秦始皇二十六年铁称权，上面有“乃诏丞相状绾之铭之”的文字，推究起来，与李德林对读，就知道《本纪》中丞相隗林是俗写，林应当作状。凡是这几种说法，似乎没有先于这些的。
我曾经说，盖世的文人没有超过欧阳修的，而学识的浅陋也没有超过欧阳修的。傅山先生听说后说：“您难道是因为刘原父有‘好个欧九’的说法，从而附和吗？”我说：“不敢这样，确实是亲自验证的。”《集古录》末尾，因此嘲笑刘原父既然对客人说“好个欧九，极有文章，但可惜不太读书”。后来英宗谈到刘原父，韩魏公回答说：“有文章，欧阳公说他的文章并不好，只是博学值得称赞”，似乎属于互相报复。刘原父的文章本来就好。
郑樵有话说：“氏不同而姓相同，不可以通婚。如果只是氏相同，如孔子的孔出自子，孔文子的孔出自姞，郑国有两个孔氏出自姬，这三个孔氏固然可以互相通婚，为什么呢？因为姓不同，所以说是对的。”我说也有姓相同的情况，如黄帝之子十二姓中有巳姓，传到春秋时期为莒子、为郯子；祝融之后八姓也有巳姓，传到商末为有苏氏，周初为苏忿生。这两个巳姓不妨通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各自所得的氏不同，德行也不同，这也是历来论述氏族的人所未曾涉及的。我曾经问人：“秦始皇姓什么？”有人回答说：“嬴。”有人回答说：“姜。”都不对。这出自《史记·始皇本纪》：“生于邯郸，姓赵氏。”大概秦国还接近古代，深得古代天子建立德行、根据出生地赐予姓氏的意义，就像黄帝因姬水成就，于是姓姬；舜生于姚墟，于是姓姚一样。降及汉代，人们都认识这是姓。陆贾说：“秦任用刑法不变，最终灭了赵氏。”燕王旦说：“尉佗进入南方，陈涉呼唤楚地亲近的人作乱，内外同时爆发，赵氏没有炊火了。”颜师古注：“没有炊火，是说断绝祭祀。”正是指始皇的姓而言。太史公突然说秦因为其祖先造父被封于赵城所以为赵氏，难道是这样吗？
孔颖达《尧典》疏说：“百官称为百姓的原因，《左传》隐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意思是建立有德行的人作为公卿，根据他们出生的地方赐予他们作为姓氏，让他们收敛族亲自己作为宗主。这就是后代宗法制度的起源吗？”
《朱子语类》说：韩无咎曾经说，高丽入贡时，神宗告知进献先秦古书，等到送来后里面有六经未曾焚毁的，神宗高兴，下诏想要颁行。王介甫担心破坏他的新经，上奏说：真伪不可知，恐怕被外族欺骗，因此停止。现在原本也不流传。以我看来，实在未必如此。因为招来高丽时，介甫已经不在相位，况且神宗刚毅英明，如果有未焚毁的书，难道是介甫的力量所能阻止的吗？记得《文昌杂录》说，高丽进献《孝经纬》，只是谶纬之书，没有进献先秦古书的事。我查考《宋史》，高丽入贡在熙宁四年五月，设置经义局，那么熙宁六年三月颁行三经新义于学官，又八年六月，安石再次拜相时的事情，韩、朱的说法都有差错。元代王恽《中堂事记》说：世祖中统二年，高丽世子植【《元史》世祖本纪、高丽列传都写作愖，植是国王愖的父亲】来朝见，在中书省设宴，问说：“传闻你们国家有古文尚书及海外异书”，回答说：“与中国书籍没有不同”，这大概是得到实情了。《音注资治通鉴序》说：自荀悦《汉纪》以下，只有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按此似乎以《通史》与
通鉴同一编年体。隋经籍志、唐艺文志并列正史。吴均传，武帝使撰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均艸本纪、世家毕，唯列传未就。史通云：其书以史记为本，异者唯无表耳，此岂编年体哉？玉海入杂史类，不入编年，得之。
译《通鉴》属于编年体史书。《隋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都将它列入正史类。《吴均传》记载，梁武帝命吴均撰写通史，上起三皇，下至南齐，吴均完成了本纪和世家的草稿，只有列传尚未完成。《史通》说：吴均的书以《史记》为蓝本，不同的地方只是没有表罢了，这难道是编年体吗？《玉海》将吴均的史书归入杂史类，而不归入编年类，这是正确的。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按张溥曰：“或问左氏终智伯，通鉴始智伯，通鉴所以接左传者，岂无説乎？曰：一以示兴亡之戒，一以着周秦之端。晋阳之守，赵以仁兴；决水之祸，智以骄灭。此兴亡之戒也。晋分则秦强，秦强则周亡。此周秦之端也。”
纲目「赧王三十六年，赵王欲与乐毅谋伐燕，毅泣曰：『臣畴昔之事昭王，犹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复得罪，在他国，终身不敢谋赵之奴▯，况子孙乎？』赵王乃止。」按《纲目》减省《通鉴》原文，为识者所不取。此段则原文所无，而《纲目》补出者，煞有闗系。尝问诸人，人莫能应。余考之，出《三国志·魏武帝纪》注引「公十二月己亥令」。然则文公门人，学尽博择，亦精矣。
朱锡鬯与顾宁人书：「采苓采苓，首阳之巅。释者谓苓蘦也，今甘草是也。而枚乗《七发》云：『蔓草芳苓』，曹植《七启》云：『寒芳苓之巢龟』，李善注并云：『苓，古莲字』。某因是悟向者笺释之悮，盖苓之为莲，犹夫茄之为荷耳。莲，水花也，而采于山巅，五沃之土产莲，而首阳至瘠之地，正以喻人言之不足信也。郑氏以为首阳山之上信有苓矣，岂不谬哉？」客举以示余，余曰：「此作小题时文者翻弄字眼伎俩耳，何闗经学？试防下章：『采苦采苦，首阳之下』，苦菜正生山田及泽中，然则人言不又足信与？」客不觉笑。且锡鬯言过矣，古人诗皆被诸管弦，音长而节舒。若只一章止，则短促不成节奏，必合二章、三章为一阕，故有韵换而义闗合者。此苦与下是有韵换而无义意，但取音相谐者。又下章：「采葑采葑，首阳之东。」是余请赋一诗以谢锡鬯曰：「采薇采▯，首阳之西。人之为言，茍亦无随，舎旃舎旃，茍亦无然。人之为言，胡得焉？」又曰：「采蕨采蕨，首阳之北。人之为言，茍亦无惑，舎旃舎旃，茍亦无然。人之为言，胡得焉？」客遂大笑。
尝思齐孝公名昭，而其后有昭公；宋平公名成，而其先有成公。为二国之臣子者，称昭公、成公之諡，则触孝公平公之名讳；孝公平公之名，则废昭公、成公之諡。此将若之何？曰：郑康成之论讳礼曰：“于下则讳上，不闻于上则讳下也；犹之于后则讳前，不闻于前则讳后也。”此自諡昭公与名平公者之失考耳，于二公何与哉？然则礼既失于前矣，而为二国之臣子者终将若之何？曰：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讳之故諡之，諡者所以易名之典也，乌得而废诸？但为齐之臣子，于昭公则称昭，而余则否；为宋之臣子，于成公则称成，而余则否。此固讳之变礼也。吾于是而知名子者不以国，不以日月，不以隠疾，不以山川，为其易及而难避也。今独不可増一例曰：“名子者不以諡乎？”以諡则将废此諡矣。明臣如陈文王，文皆例应諡“文”，以名“文”，遂不得諡，“文”亦可见矣。
或问传记九月壬戌战韩原，经书十一月壬戌战于韩。杜氏以九月壬戍为月之十三日，十一月壬戌为月之十四日。事在前而书于后者，从赴也。经之从赴而书者众矣，何独此而疑其为夏正耶？余曰：盖从前后之文而决其为夏正也。当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曰：「歳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按礼，季秋之月，草木黄落，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则所谓落实取材，正夏之季秋之事，岂孟秋乎？已而果九月获晋侯于韩，则占者之言验矣。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史苏占之曰：「不吉，侄其从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髙梁之虚。」夫曰：「六年逋，明年死，则是逃归之明年而死，乃圉以二十二年秋逃归，二十四年二月始杀于髙梁，则其言似不验。不知晋用夏正，圉归于二十二年秋者，实归于晋惠十三年之夏也；怀杀于二十四年二月者，实杀于晋恵十四年之十二月也。其事之相去正隔一歳，则占者之言又合矣。」此俱传文用夏正之明验也。大抵《春秋》经文为圣人所笔削，纯用周正；传则旁采诸国之史而为之，故其间有杂以夏正而不能尽革者，读者犹可
译当初，智宣子打算立瑶为继承人。张溥说：“有人问《左传》以智伯结束，而《资治通鉴》以智伯开始，《资治通鉴》之所以承接《左传》，难道没有道理吗？回答说：一是为了显示兴亡的警戒，二是为了彰显周秦交替的端倪。晋阳的坚守，赵国因仁德而兴起；决水之祸，智氏因骄横而灭亡。这就是兴亡的警戒。晋国分裂则秦国强大，秦国强大则周朝灭亡。这就是周秦交替的端倪。”
《纲目》记载：“周赧王三十六年，赵王想与乐毅谋划攻打燕国，乐毅哭着说：‘我从前侍奉昭王，就像今天侍奉大王一样。如果再次获罪，流落他国，终身不敢做谋划赵国的奴仆，何况子孙呢？’赵王于是作罢。”按：《纲目》删减了《资治通鉴》的原文，不被有识之士所认可。这段文字则是《资治通鉴》原文所没有，而《纲目》补充出来的，关系重大。我曾询问众人，无人能回答。我考证得知，出自《三国志·魏武帝纪》注引“公十二月己亥令”。那么，朱熹的门人，学问广博且善于选择，也很精到啊。
朱锡鬯给顾炎武的信中说：“‘采苓采苓，首阳之巅。’解释者说苓是蘦，也就是现在的甘草。而枚乘《七发》说：‘蔓草芳苓’，曹植《七启》说：‘寒芳苓之巢龟’，李善注都说：‘苓，是古莲字’。我因此醒悟以前笺释的错误，原来苓作为莲，就像茄作为荷一样。莲是水花，却采于山巅，肥沃的土地产莲，而首阳是最贫瘠的地方，正是用来比喻人言不可信。郑玄认为首阳山上确实有苓，难道不荒谬吗？”客人举此示我，我说：“这是写小题时文者玩弄字眼的伎俩罢了，与经学有什么关系？试着看下章：‘采苦采苦，首阳之下’，苦菜正生长在山地和沼泽中，那么人言不又可信了吗？”客人不觉笑了。况且锡鬯的话说过了，古人的诗都配乐演奏，音长而节奏舒缓。如果只有一章，则短促不成节奏，必须合二章、三章为一阕，所以有换韵而意义连贯的。这里的‘苦’与下章是换韵而无意义关联，只是取音相谐罢了。又下章：‘采葑采葑，首阳之东。’于是请赋一诗以答谢锡鬯说：‘采薇采薇，首阳之西。人之为言，苟亦无随，舍旃舍旃，苟亦无然。人之为言，胡得焉？’又说：‘采蕨采蕨，首阳之北。人之为言，苟亦无惑，舍旃舍旃，苟亦无然。人之为言，胡得焉？’客人于是大笑。
曾想齐孝公名昭，而他的后代有昭公；宋平公名成，而他的先人有成公。作为两国的臣子，称昭公、成公的谥号，则触犯孝公、平公的名讳；称孝公、平公的名，则废弃昭公、成公的谥号。这该怎么办呢？回答说：郑康成关于避讳的议论说：“对下级则避上级，没听说对上级避下级；就像对后代则避前代，没听说对前代避后代。”这自然是谥号昭公与名平公的人考证失误，与两位国君有什么关系呢？然而礼制既然在前代已经失传，作为两国的臣子最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名最终要避讳。因为避讳所以立谥，谥是用来改变名的典制，怎么能废弃呢？只是作为齐国的臣子，对于昭公则称昭，其余则不称；作为宋国的臣子，对于成公则称成，其余则不称。这本来就是避讳的变通礼制。我由此知道取名不取国名，不取日月，不取隐疾，不取山川，因为它们容易碰到而难以避开。现在难道不能增加一例说：“取名不取谥号吗？”如果取谥号，则将废弃此谥号了。明朝臣子如陈文王，文都按例应谥“文”，因为名“文”，于是不能谥“文”，由此可见。
有人问《左传》记载九月壬戌在韩原作战，《春秋》经文记载十一月壬戌在韩作战。杜预认为九月壬戌是十三日，十一月壬戌是十四日。事情发生在前而记载在后的，是遵循报丧的日期。经文遵循报丧日期而记载的很多，为什么唯独对此怀疑它是夏历呢？我说：大概是根据前后的文意而断定它是夏历。当秦伯攻打晋国，卜徒父占卜得吉，说：“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按礼，季秋之月，草木黄落，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那么所谓落实取材，正是夏历季秋的事，难道是孟秋吗？不久果然在九月俘获晋侯于韩，则占卜者的话应验了。晋献公占卜嫁伯姬给秦国，史苏占卜说：“不吉，侄其从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髙梁之虚。”说：“六年逃，明年死，那就是逃归的明年而死，然而圉在二十二年秋逃归，二十四年二月才杀于高梁，则他的话似乎不应验。不知道晋国用夏历，圉归于二十二年秋的，实际是归于晋惠公十三年夏；怀杀于二十四年二月的，实际是杀于晋惠公十四年十二月。事情相隔正好一年，则占卜者的话又吻合了。”这都是传文使用夏历的明证。大概《春秋》经文是圣人所笔削，纯用周历；传文则旁采各国史书而作，所以其间有夹杂夏历而不能完全革除的，读者还可以
以其意得之也。或曰：子以传之九月为即经之十一月，则传之十一月为即经之明年正月可知矣，其甲子可得而合乎？余曰：何不合之有？自九月十四日壬戍数至明年正月朔为戊申，陨石于宋五，此即晋侯归之月也。自戊申朔数至正月晦为丁丑，六鹢退飞过宋都，此即杀庆郑而后入之日也。或曰：晋侯之归既应在明春，而经不见其事，何与？余曰：经从告，告则书晋侯之归，不告亦犹晋重耳之入不告，经固不得而书也。或曰：经既不书，而传记之，亦应列其事于明春，而传系之于去年之末者，何与？余曰：此传之例也。传固有或先经以始事者，或后经以终义者，如此。传本记韩原之战，而必追叙晋侯之入，是先经以始事也。此传本记晋侯之获，并叙及晋侯之归，是后经以终义也。只此一传，而《春秋》之例亦可类推矣。
译这是因为它的意思已经得到了。有人说：你既然认为传文中的九月就是经文中的十一月，那么传文中的十一月就是经文中的明年正月，这就可以知道了，它们的干支纪日能够合乎吗？我说：有什么不合乎的呢？从九月十四日壬戌数到明年正月初一为戊申，陨石落在宋国五块，这正是晋侯回国的那个月。从戊申初一数到正月最后一天为丁丑，六只鹢鸟退飞经过宋国都城，这正是杀了庆郑之后进入国都的那一天。有人说：晋侯回国既然应该发生在明年春天，而经文中没有记载这件事，为什么呢？我说：经文是根据报告来记载的，有报告就记载晋侯回国，没有报告就像晋重耳回国没有报告一样，经文本来就不能记载。有人说：经文既然不记载，而传文记载了，也应该把这件事列在明年春天，而传文把它系在去年的年末，为什么呢？我说：这是传文的体例。传文本来就有先于经文以开始叙述事情的，也有后于经文以终结义理的，就像这样。传文本来记载韩原之战，却必须追叙晋侯回国，这是先于经文以开始叙述事情。传文本来记载晋侯被俘，并叙述晋侯回国，这是后于经文以终结义理。只看这一条传文，《春秋》的体例也可以类推了。
贞观君臣之盛，盖三代以下所絶无而仅有者也。然余观太宗之为君，可谓知求治而不知正心；魏徴之为臣，可谓知规过而不知养德。正程正叔所谓作事无本者，故太宗之过灭于此而复生于彼，惩于前而复作于后。魏徴在，则以人为之鉴；魏徴亡，虽以房乔之宠遇，犹不敢諌东征之非，而况他人乎？故一时之所就，止可有补偏救治之术，而非有防本塞源之功也。向使太宗得伊傅之臣，或濂洛之儒，以为之辅佐，则致治之美，将上与汤文比烈矣，岂直成康而已哉？
人知有齐威王之朝周，而不知其后有赵肃侯之朝周；人知有鲁仲连义不帝秦，而不知其先有孔子顺义不入秦。
傅山先生少眈《左传》，着《左锦》一书，秘不示人。余初访之松庄，年将六十矣。问余：“古人命名应有义，但如文六年续鞠居，乃狐射姑之族，鞠居二字何义？”余曰：“案成二年，齐师乃止，次于鞠居。杜氏止注鞠居，卫地。惟刘昭《续汉书》注于《郡国志》兖州封邱县下，引《陈留志》云有鞠亭，古鞠居，则知此盖以地命名者。因难，何以晋人逺取卫地而名其子邪？”余曰：“则有《风俗通义》在。”俗説县令问主簿：“灵星在城东南，何法？”主簿仰答曰：“唯灵星所以在东南者，亦不知也。”先生不觉笑。
忆甲子初夏，自碧山堂移徐公建庵寓邸，夜饮，言今日某直起居注。
上云：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过”，此语自有出。既思不可得，又不敢上问，奈何？余对丙午、丁未间重防论，读宋陈▯良时论，有“使功不如使过”题，通篇俱就秦穆公用孟明发挥，应是昔人论此事者作此语，苐不见出何书耳。公曰：“博越十五年，读《唐书·李靖传》，髙祖谓靖逗留，诏斩之，许绍为请而免，后率兵八百破开州蛮冉肇则，俘禽五千。帝谓左右曰：‘使功不如使过’，靖果然，谓即出此。”又越五年，读后汉书《独行传》，索卢放谏更始使者勿斩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过。”章怀太子贤注：“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于此。”处甚矣，学问之无穷，而人尤不可以无年也。公凡于余考据、辩析、议论，辄手录成帙，署曰《碎金》，以为谈助，惜此条不及入之也。西园翰墨林。按“西园”二字，乃汉灵帝鬻官游戱之所。《通鉴》称“于西园开邸立库，以贮天下之钱”，于西园弄狗。张让传所谓“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是也。于文事无渉。建安七子有“西园”字，亦无渉。因考旧本张説集，是“西垣【与“园”音同】翰墨林。盖题为恩制赐食于丽正殿书院宴赋得“林”字。丽正殿书院即开元十三年四月改名集贤殿书院者。按《唐六典》，集贤殿在洛阳宫之右，其为“垣”字无疑。且以“西垣”对“东壁”，何等工！以天文兴起，下人文，何等妙！徧考髙▯《唐诗品彚》、李攀龙《唐诗选》，并作“园”，知承譌久矣，宜亟正之【旧唐书·马怀素等传】史臣曰：“以西垣对东壁，正指丽正殿】余尝发愤叹息，前明三百年文章学问不能逺追汉唐及宋元者，其故盖有三焉：一坏于洪武十七年甲子，定制以八股时文取士，其失也陋；再坏于李梦阳倡复古学而不原本六艺，其失也俗；三坏于王守仁讲致良知之学，而至以读书为禁，其失也虚。
胡朏明注韩文，问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事何出？余检《孔融传》，为北海相，郡人甄子然、临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县社，以对。又乡先生见《仪礼》郑注，乡先生，乡大夫致仕者也。独尝怪孔文举并妻子被杀许下，止京兆人脂习抚尸哭之，不知何以逺▯扬州府治髙士坊，疑唐人云孔北海墓所，非实。然《南史》梁武帝诸子传，乂理尝祭孔文举墓，为立碑，制文甚美。下文云赴其兄南兖州任，又两云广陵，则墓真在今扬州无疑。盖梁距建安尚未逺也，古今事不可考者，此类是也。
诗疏辩家，父仍叔，凡伯，在诗为一人，在《春秋》又别一人。《楚世家》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
译贞观年间君臣的盛况，大概是夏商周三代以后绝无仅有、极其罕见的。然而我观察唐太宗作为君主，可以说是知道追求治理国家，却不知道端正内心；魏徵作为臣子，可以说是知道规劝过错，却不知道涵养德行。这正是程颐所说的做事没有根本，所以唐太宗的过错在这里消除了，却又在那里产生；在前面的错误中受到惩戒，却在后面再次犯下。魏徵在世时，就把人当作镜子；魏徵去世后，即使是像房玄龄那样深受宠遇的人，尚且不敢劝谏东征的错误，何况其他人呢？所以当时所取得的成就，只能算是补救偏颇、救治时弊的方法，而不是从根本上防止祸患、堵塞源头的功绩。假使唐太宗能得到像伊尹、傅说那样的臣子，或者像周敦颐、程颢、程颐那样的儒者作为辅佐，那么治理国家的美好成就，将可以与商汤、周文王相媲美，难道仅仅是成就周成王、周康王的盛世而已吗？
人们只知道齐威王朝见周天子，却不知道后来有赵肃侯朝见周天子；人们只知道鲁仲连出于义气不尊秦为帝，却不知道在此之前有孔子顺应大义不入秦国。
傅山先生年轻时沉迷于《左传》，撰写了《左锦》一书，秘不示人。我初次在松庄拜访他时，他已将近六十岁。他问我：“古人命名应该有意义，但像《左传》文公六年提到的‘续鞠居’，是狐射姑的族人，‘鞠居’二字是什么意思？”我说：“查考《左传》成公二年，齐军停止行进，驻扎在鞠居。杜预只注释说鞠居是卫国地名。只有刘昭在《续汉书》注《郡国志》兖州封邱县下，引用《陈留志》说那里有鞠亭，即古代的鞠居，由此可知这大概是以地名来命名的。因此难以理解，为什么晋国人要远远地取卫国的地名来给儿子命名呢？”我说：“那么有《风俗通义》在。”俗传县令问主簿：“灵星在城的东南，这是什么道理？”主簿抬头回答说：“灵星之所以在东南，我也不知道。”先生忍不住笑了。
回忆甲子年初夏，我从碧山堂搬到徐公建的庵邸居住，夜里饮酒，谈论今天某人值班记录起居注。皇上说：古人有句话叫“使用有功的人不如使用有过错的人”，这话自有出处。我既想不起来，又不敢向上询问，怎么办？我回答说，在丙午、丁未年间重新讨论边防问题时，读宋代陈良时的时论，有“使功不如使过”的题目，通篇都是就秦穆公任用孟明视来发挥，应该是前人论述此事时说了这句话，只是不知道出自哪本书罢了。徐公说：“过了十五年，读《唐书·李靖传》，高祖说李靖逗留不进，下诏斩他，许绍为他求情才免死，后来李靖率领八百士兵打败开州蛮族冉肇则，俘虏五千。皇帝对左右说：‘使功不如使过’，李靖果然如此，认为这句话就出自这里。”又过了五年，读《后汉书·独行传》，索卢放劝谏更始帝的使者不要斩杀太守，说：“使用有功的人不如使用有过错的人。”章怀太子李贤注：“就像秦穆公赦免孟明视并任用他，称霸西戎，才知道完全出自这里。”学问真是无穷无尽，而人尤其不能没有寿命啊。徐公凡是我考据、辨析、议论的内容，总是亲手抄录成册，题名为《碎金》，作为谈话的助兴资料，可惜这条没有录入其中。西园翰墨林。按“西园”二字，是汉灵帝卖官鬻爵、游乐的地方。《资治通鉴》称“在西园开设邸舍建立仓库，用来储存天下的钱财”，在西园玩狗。张让传所说的“那些当官的人，都先要到西园议价，然后才能离去”就是如此。这与文章无关。建安七子有“西园”的字样，也无关。因此考据旧本张说集，是“西垣【与‘园’音同】翰墨林。大概是题为恩制赐食于丽正殿书院宴赋得‘林’字。丽正殿书院即开元十三年四月改名为集贤殿书院的。按《唐六典》，集贤殿在洛阳宫的右边，其为‘垣’字无疑。而且以‘西垣’对‘东壁’，多么工整！以天文兴起，下接人文，多么美妙！遍考高棅《唐诗品彚》、李攀龙《唐诗选》，都写作‘园’，知道承袭错误很久了，应当尽快纠正【《旧唐书·马怀素等传》】史臣说：‘以西垣对东壁，正指丽正殿’】我曾经愤慨叹息，前明三百年的文章学问不能远远追及汉唐及宋元的原因，大概有三点：一是毁于洪武十七年甲子年，定制以八股时文取士，其弊端是浅陋；二是毁于李梦阳倡导复古学而不以六艺为根本，其弊端是庸俗；三是毁于王守仁讲致良知之学，以至于禁止读书，其弊端是空虚。
胡朏明注释韩愈的文章，问古所谓乡先生，死后可以在社庙祭祀的，这件事出自哪里？我查检《孔融传》，孔融任北海相时，郡人甄子然、临孝存，名声早著却早逝，孔融遗憾没能赶上他们，于是命令他们配享县社，以此作答。又乡先生见于《仪礼》郑玄注，乡先生是退休的乡大夫。唯独我曾奇怪孔文举连同妻子儿女在许都被杀，只有京兆人脂习抚尸痛哭，不知为什么远在扬州府治高士坊，怀疑唐人所说孔北海墓所在地不实。然而《南史》梁武帝诸子传，萧乂理曾祭祀孔文举墓，为他立碑，写的文章很美。下文说赴其兄南兖州任，又两次提到广陵，那么墓确实在今扬州无疑。大概梁朝距离建安时代还不算太远，古今事迹不可考据的，这类就是。
《诗经》疏证辩家，父亲仍叔，凡伯，在《诗经》中是一个人，在《春秋》中又是另一个人。《楚世家》说陆终生下六个儿子，剖开
产焉。干宝曰：先儒学士，多疑此事。谯允南通才达学，精核数理者也。作《古史考》，以为作者妄记，废而不论。余亦尤其生之异也。然案六子之世，子孙有国升降，六代数千年间，迭至霸王，天将兴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传，修巳背坼而生禹，简狄胸剖而生契，厯代久逺，莫足相证。近魏黄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儿，从右胳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数月创合，母子无恙，斯盖近事之信也。以今况古，固知注记者之不妄也。天地云为，隂阳变化，安可守之一端，槩以常理乎？《诗》云：「不坼不副，无灾无害。」原诗人之防，明古之妇人尝有坼剖而产者矣。又有因产而遇灾害者，故美其无害也。
译就在那里生下了他。干宝说：以前的儒生学者，大多对这件事表示怀疑。谯允南通晓才学，精通并核查数理，他撰写《古史考》，认为这是作者胡乱记载，于是废弃不予讨论。我也奇怪他出生时的奇异之处。然而考察六子这一世系，子孙拥有国家，地位升降，在六代数千年的时间内，相继成为霸王，上天将要兴盛他们，难道一定会有特别的事物吗？至于先前史籍所记载的，修己背部裂开而生下大禹，简狄胸部剖开而生下契，历代久远，不足以相互验证。近代魏国黄初五年，汝南屈雍的妻子王氏生男孩，从右腋下和腹部上方出来，而神色平和自然，几个月后伤口愈合，母子平安无事，这大概是近代可信的事情。用现在的情况来类比古代，固然知道记载的人没有妄言。天地的运作，阴阳的变化，怎么可以拘守一端，一概用常理来衡量呢？《诗经》说：“不裂不剖，没有灾祸没有伤害。”推究诗人的用意，是明白古代的妇女曾经有裂开剖开而生产的，又有因生产而遭遇灾害的，所以赞美她们没有伤害。
毛诗·酌》言献之，传：“献，奏也。”笺云：“饮酒之礼，既奏酒于賔，乃荐羞。”酌言酢之，传：“酢，报也。”笺云：“报者，賔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酌言醻之，传：“醻，导饮也。”笺云：“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饮卒爵，复酌进賔，犹今俗之劝酒。”
后魏书·灵徴志：「髙祖延兴三年秋，秀容郡妇人一产四男，四产十六男。」陈师道《后山谈丛》：「郯城民妻有二十一子，而双生者七。」
陈第曰：「惟唐韩退之独知五十八篇为文字之祖，故淮西碑法《舜典》也，佛骨表法《无逸》也，画记法《顾命》也。词意并佳，遂成絶笔。」
管晏列传，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索隠曰：「世本云，庄仲山产敬仲，夷吾，夷吾产武子鸣，鸣产桓子启方，启方产成子孺，孺产庄子卢，卢产悼子其夷，其夷产襄子武，武产景子耐渉，耐渉防，凡十代世谱同。」
武安侯列传：蚡未贵，往来侍酒魏其，跪起如子侄。《汉书·田蚡列传》作「往来侍酒婴所，跪起如子姓」。师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礼，若巳所生。」
唐书·蒋乂列传》子系，善属文。开成末，为諌议大夫。宰相李德裕恶李汉，以系友壻，出为桂管观察使。复坐汉，贬唐州刺史。
西溟曰：「古者卿大夫五十不称字，别以伯仲。天子称同姓曰伯父、叔父，是称也，达于天下。若去父止称伯叔，则是以长防为次序，而以父之晜弟同于凡人之称矣。此后世失礼之甚者也。」
苏子瞻曰：「麻衣如再着，墨汁真可饮。前軰虚心如此，亦是实理。」
唐德宗以顺宗子謜为第六子，以孙为子。今呉下多有之，谓之过房。
宋驸马尚主多易其名，使与父同行，太宗之王贻永、李遵朂是也。王偁曰：「英宗以前，公主废舅姑之礼，主壻輙升行次，同诸父。英宗特思所以厘正之。至神宗即位，诏公主出降，皆行舅姑礼。」
仁宗康定二年，参知政事李若谷罢，为资政殿大学士，提举防灵观宫观。置提举，自若谷始也。
吕溱为翰林学士，疏论宰相陈执中，仁宗还其疏，溱请付执中，令自辩。初谓还疏之事，见此后，读《宋史·张洎列传》，上疏愿弃灵武，以省闗西馈运，太宗还其疏，又先于仁宗。
元以科目取士，延祐至元统凡七科而罢。至正二年复举行，至二十六年凡九科。
唐命魏徴脩《隋书》，命长孙无忌修五代史志。志成，即入《隋书》，故《隋书》志兼齐、周、梁、陈之事，而李伯药、令狐德棻、姚察父子遂不复赘四代之事于其史中。当时发凡起例，必有成説也。
郑康成《大司乐》注：“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贾疏：“倍文曰讽者，谓不开读之；以声节之曰诵者，此亦皆倍文。但讽是直言之无吟咏，诵则非直倍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为异。”《文王世子》：“春诵，夏弦。”注：“诵为歌乐，歌乐即诗也，以配乐而歌，故云歌乐。亦是以声节之。
唐书·路随列传》：初，韩愈撰《顺宗实录》，书禁中事，为切直，宦防不喜，訾其非实。帝诏随刋正。随建言：“臣宗闵、臣僧孺谓史官李汉、蒋系皆愈之壻，不可叅撰，俾臣得下笔。”臣谓不然，且愈所书非巳自出，元和以来相循逮今，虽汉等以嫌，无害公谊。请条示甚谬误者，付史官刋定。有诏摘贞元、永贞间数事为失实，余不复改。汉等亦不罢。《魏书·髙允列传》：允，字伯恭，渤海人。晚以昔歳同徴零落将尽，感逝怀人，作《徴士颂》，盖止于应命者，其有命而不至则阙焉。颂末曰：“昔因朝命，与之克谐，披襟防想，解带舒怀。此忻如昨，存亡奄乖，静言思之，中心九摧。挥毫颂德，▯尔増哀。”
贾氏仪礼疏》曰：「宫必有碑。案《士昏礼》《聘礼》云：『三揖』。郑注皆云：『入门将曲揖，既北靣揖，当碑揖』。则大夫、士庙内皆有碑。乡饮酒、乡射言『三揖』，则庠序之内亦有碑。据《祭义》：『既入庙门，丽于碑』，则诸侯庙内有碑，明矣。但生人寝内不见有庙碑，两君相朝燕在寝，岂不三揖
译《毛诗·酌》篇说“献之”，《传》说：“献，就是进酒。”《笺》说：“饮酒的礼仪，既已进酒给宾客，接着就进献菜肴。”《酌》篇说“酢之”，《传》说：“酢，就是回报。”《笺》说：“回报，是指宾客饮完酒后，洗手再斟酒敬主人。”《酌》篇说“醻之”，《传》说：“醻，就是引导饮酒。”《笺》说：“主人饮完回报的酒爵后，又斟酒自己饮完，再斟酒进给宾客，就像现在俗世的劝酒。”
《后魏书·灵徴志》记载：“高祖延兴三年秋天，秀容郡有一妇人一次生了四个男孩，四次共生了十六个男孩。”陈师道《后山谈丛》记载：“郯城百姓的妻子生了二十一个儿子，其中七次是双胞胎。”
陈第说：“只有唐代的韩愈知道五十八篇古文是文章的祖源，所以《淮西碑》效法《舜典》，《佛骨表》效法《无逸》，《画记》效法《顾命》。文辞和意旨都很佳妙，于是成为绝妙的笔法。”
《管晏列传》说，管仲子孙在齐国世代享受俸禄，有封邑的延续十余代。司马贞《索隐》说：“《世本》记载，庄仲山生了敬仲夷吾，夷吾生了武子鸣，鸣生了桓子启方，启方生了成子孺，孺生了庄子卢，卢生了悼子其夷，其夷生了襄子武，武生了景子耐涉，耐涉生了防，共十代，世系谱牒相同。”
《武安侯列传》说：田蚡未显贵时，往来在魏其侯处侍候酒席，跪拜起立像子侄一样。《汉书·田蚡列传》写作“往来在婴处侍候酒席，跪拜起立像子姓一样”。颜师古说：“姓，就是生，意思是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的礼节，如同自己所生。”
《唐书·蒋乂列传》说：蒋乂的儿子蒋系，擅长写文章。开成末年，担任谏议大夫。宰相李德裕厌恶李汉，因为蒋系是李汉的朋友兼女婿，将他外放为桂管观察使。后来又因李汉的事获罪，被贬为唐州刺史。
西溟说：“古代卿大夫五十岁不称字，另外用伯仲来称呼。天子称呼同姓的人为伯父、叔父，这种称呼，通行于天下。如果去掉‘父’字只称伯叔，那就是以长幼为次序，而把父亲的兄弟等同于凡人的称呼了。这是后世失礼最严重的地方。”
苏子瞻说：“麻衣如果再次穿上，墨汁真的可以喝下去。前辈如此虚心，也是实在的道理。”
唐德宗把顺宗的儿子李謜当作第六个儿子，把孙子当作儿子。现在吴地多有这种情况，称为过房。
宋代驸马娶公主大多更改名字，以便与公主的父亲同辈，太宗时的王贻永、李遵朂就是这样。王偁说：“英宗以前，公主废除了对公婆的礼节，驸马就提升辈分，与公主的伯父、叔父同辈。英宗特别思考用来纠正的方法。到了神宗即位，下诏公主出嫁，都要行公婆的礼节。”
仁宗康定二年，参知政事李若谷被罢免，担任资政殿大学士，提举防灵观宫观。设置提举一职，是从李若谷开始的。
吕溱担任翰林学士，上疏议论宰相陈执中，仁宗退回他的奏疏，吕溱请求将奏疏交给陈执中，让他自己辩白。起初认为退回奏疏的事，见于此处，后来读《宋史·张洎列传》，张洎上疏愿意放弃灵武，以节省关西的粮饷运输，太宗退回他的奏疏，又在仁宗之前。
元代通过科举选拔士人，从延祐到元统共七科后停止。至正二年恢复举行，到二十六年共九科。
唐代命令魏徵修撰《隋书》，命令长孙无忌修撰五代史志。史志修成后，就编入《隋书》，所以《隋书》的志兼有齐、周、梁、陈的事情，而李伯药、令狐德棻、姚察父子于是就不再把四代的事情重复写在他们各自的史书中了。当时确立体例，必定有成熟的说法。
郑康成《大司乐》注：“背诵文字叫讽，用声音节奏来诵读叫诵。”贾公彦疏：“背诵文字叫讽，是指不打开书本阅读；用声音节奏来诵读叫诵，这也都是背诵文字。只是讽是直说而没有吟咏，诵则不只是背诵文字，又用吟咏以声音节奏来区分不同。”《文王世子》说：“春天诵，夏天弦。”注：“诵就是歌乐，歌乐就是诗，配合音乐而歌唱，所以叫歌乐。也是用声音节奏来诵读。”
《唐书·路随列传》说：起初，韩愈撰写的《顺宗实录》，记载宫中的事，言辞切直，宦官不喜欢，诋毁它不真实。皇帝下诏让路随刊正。路随建议说：“臣李宗闵、臣李德裕说史官李汉、蒋系都是韩愈的女婿，不能参与撰修，使臣得以下笔。”臣认为不然，况且韩愈所记载的不是自己凭空捏造，元和以来沿袭至今，虽然李汉等人有嫌疑，也不妨害公义。请列出非常谬误的地方，交给史官刊定。有诏书摘出贞元、永贞年间几件事为失实，其余不再修改。李汉等人也没有被罢免。《魏书·高允列传》说：高允，字伯恭，渤海人。晚年因为往年一同被征召的人凋零将尽，感伤逝者怀念故人，作《征士颂》，大概只限于应命的人，那些有征召而未到的就空缺了。颂的末尾说：“昔日因为朝廷的命令，与之和谐，敞开胸怀遥想，解下带子舒怀。这份欣喜如同昨日，存亡忽然背离，静心思之，心中九次摧折。挥毫颂德，更加悲哀。”
贾氏《仪礼疏》说：“宫室必定有碑。查《士昏礼》《聘礼》说：‘三揖’。郑玄注都说：‘入门将要转弯时揖，已经向北面时揖，对着碑时揖’。那么大夫、士的庙内都有碑。乡饮酒、乡射说‘三揖’，那么学校之内也有碑。根据《祭义》：‘进入庙门后，靠近碑’，那么诸侯庙内有碑，是明显的。只是活人寝宫内不见有庙碑，两位君主相朝燕在寝宫，难道不三揖吗？”
乎？明亦当有碑矣。碑所以识日，景观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也。宫庙之碑用石为之，葬碑取县绳繂，暂时之间往来运载，当用木而已。」
译吗？明堂也应当有碑。碑是用来标识太阳位置的，观察碑影的偏斜与端正，以此知道太阳的早晚。宫庙的碑是用石头做的，而丧葬用的碑，因为需要悬挂绳子来牵引，在短时间内来回搬运，应当只用木头制作罢了。
张鹤腾曰：「条鞭之法，始于大理白公栋创之东阿，后司国计者以为便，遂着为令。甲山陬海澨，罔不画然。一▯于此法。」
张嘉贞列传对▯宗曰：“昔马周起徒歩，谒人主，血气方壮，太宗用之，能尽其才，甫五十【卒年四十八】而殁。向使用少晚，则无及矣。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时，后衰无能为也。且百年寿，孰为至者？臣常恐先朝露，死沟壑。诚得效万一，无负陛下足矣。”
南史·张融列传》：融有孝义，忌月三旬不听乐。世説《新语》注：“桓▯不立忌日，止立忌时。”
厯代名画记》卢鸿，一名浩然，髙士也。新唐书《隠逸传》作卢鸿字颢然。杨升庵妄引《尸子》，以为鸿一，其名也。纲目书“徴处士卢鸿”，鸿下脱一字，谬也。
通鉴「祖逖与刘琨俱为司州主簿，同寝。中夜闻鸡鸣，蹵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晋书·祖逖列传》作「荒鸡」，《唐韵》正古也，与邪通用。《晋书·魏舒传》有「主人妇夜产，俄闻有车马之声，相问曰：『男也，女也？』」
唐书·王璵列传》：▯宗在位乆，璵専以祠解中帝意。汉以来▯防皆有瘗钱，后世里俗稍以纸寓钱为鬼事。至是，璵乃用之。
唐书·百官志》五：经博士各二人，掌以其经之学教国子。《周易》《尚书》《毛诗》《左氏春秋》《礼记》为五经。
古今人表敤手舜妹，説文作敤首，舜女弟名【案：列女传作舜妹，系当是误合敤手二字为一字，当以古今人表为是】
嘉靖三年，五星聚于营室。司天乐頀上言：“星聚，非大福即大祸。”聚房，周昌；聚箕，齐霸；汉兴，聚东井；宋盛，聚奎；天宝，聚尾，禄山乱。占曰：“天下兵谋，星聚营室。”
春秋长厯论》曰：「书易所谓言，当顺天以求合，非为合以验天者也。」
宋书·天文志》星传曰：「四星若合，是谓太汤，其国兵防并起，君子忧，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有德受庆，改立王者，奄有四方；无德受罚，离其国家，灭其宗庙。」今按遗文所存，五星聚者有三：周、汉以王，齐以霸【周将伐殷，五星聚房；齐桓将霸，五星聚箕；汉髙入秦，五星聚东井】齐则永终侯伯，卒无更纪之事，是则五星聚有不易行者矣。四星聚者有九：汉光武【平帝元始四年，四星聚栁张，各五日】晋元帝【怀帝永嘉六年，四星聚牛女】并中兴；而魏【汉献帝初平元年，四星聚心，又聚箕尾；建安二十二年，四星又聚】宋【晋孝武太元十九年，安帝义熙三年、九年，四星各一聚】并更纪。是则四星聚有易行者矣。
晋安帝义熙三年二月癸亥，荧惑、填星、太白、辰星聚于奎、娄，从填星也。九年二月壬辰，歳星、荧惑、太白、填星聚于东井，从歳星也。
唐书·天文志》天宝九载八月，五星聚于尾、箕。荧惑先至，而又先去。尾、箕，燕分也。占曰：有德则庆，无德则殃。《王勃列传》：崔昌请承周、汉，废周、隋为闰。集公卿议可否。集贤学士卫包、起居舍人阎伯璵上表曰：都堂集议之夕，四星聚于尾，天意昭然矣【天宝中】
隋书·律厯志》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古称三斤为一斤。大业中依复古。」
侯一元曰：「盖志有难者八焉。不详则事不该，而米盐详之则芜。不简则要不举，而太简则伤畧。举其大则见以为不勤，小物忽，羸豕弛，童牛而细故毛举，则谓之不知类。逺古之事，传之则忽荒芒昧，近于诬；而不传则羊去而礼亡。文不酌诸古则不雅醇，而古则逺于俗而不适于用。当世之显人，善而传之则有官盛之嫌，而置之则无以示至公。不善不讳则怨兴，而改枋头则伤于直笔。章而不防则戾周身之防，而防之则或不习其读，而无以镜后。故志所以难者也。」
唐书·选举志》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凡
译张鹤腾说：“一条鞭法，始于大理白栋公在东阿创立，后来掌管国家财政的人认为它便利，于是把它定为法令。从边远山区到沿海地带，没有不清晰明确的。都统一于这一方法。”
张嘉贞在列传中对玄宗说：“从前马周出身平民，拜见君主，正值血气方刚，太宗任用他，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刚五十岁【实际四十八岁】就去世了。如果当初任用他稍晚一些，就来不及了。陛下不认为我不才，一定要任用我，务必趁我精力充沛之时，等到年老力衰就无能为力了。况且百年寿命，谁能达到？我常常担心先于朝露消逝，死在沟壑之中。如果能效尽万分之一的力量，不辜负陛下就足够了。”
《南史·张融列传》记载：张融有孝义之心，在忌月三十天内不听音乐。《世说新语》注说：“桓温不设立忌日，只设立忌时。”
《历代名画记》记载卢鸿，一名浩然，是位高士。《新唐书·隐逸传》写作卢鸿字颢然。杨升庵胡乱引用《尸子》，认为“鸿”是其一，是他的名字。《纲目》书写“征处士卢鸿”，“鸿”字下面脱落了一个字，这是错误的。
《通鉴》记载：“祖逖与刘琨都担任司州主簿，同床而寝。半夜听到鸡鸣，祖逖踢醒刘琨说：‘这不是坏声音。’于是起身舞剑。”《晋书·祖逖列传》写作“荒鸡”，《唐韵》校正为古音，与“邪”通用。《晋书·魏舒传》有记载：“主人的妻子夜间生产，不久听到车马声，互相询问说：‘是男孩，还是女孩？’”
《唐书·王璵列传》记载：玄宗在位时间久，王璵专门通过祭祀和解灾来迎合帝意。汉代以来，祭祀都有埋钱，后世民间习俗逐渐用纸代替钱用于鬼事。到了这时，王璵便采用了这种做法。
《唐书·百官志》五记载：经博士各二人，掌管用各自经典的学问教授国子。《周易》《尚书》《毛诗》《左氏春秋》《礼记》为五经。
《古今人表》记载敤手是舜的妹妹，《说文》写作敤首，舜的妹妹名叫【案：《列女传》写作舜妹，系当是误将敤手二字合为一个字，应当以《古今人表》为是】
嘉靖三年，五星汇聚于营室。司天监乐頀上言：“星聚，不是大福就是大祸。”聚于房宿，周昌兴起；聚于箕宿，齐国称霸；汉朝兴起，聚于东井；宋朝兴盛，聚于奎宿；天宝年间，聚于尾宿，安禄山作乱。占卜说：“天下兵谋，星聚营室。”
《春秋长历论》说：“《书》《易》所说的言语，应当顺应天道以求契合，不是为了契合来验证天道。”
《宋书·天文志》星传说：“四星如果汇聚，叫做太汤，该国兵灾祸乱并起，君子担忧，小人得势。五星如果汇聚，叫做易行，有德者受庆贺，改立王者，拥有四方；无德者受惩罚，离开国家，灭其宗庙。”现在查考遗留的文字，五星汇聚的有三例：周、汉因此称王，齐因此称霸【周将伐殷，五星聚房；齐桓将霸，五星聚箕；汉高祖入秦，五星聚东井】齐则永远终结于侯伯，最终没有改朝换代之事，这就是五星汇聚有不改易行运的情况了。四星汇聚的有九例：汉光武帝【平帝元始四年，四星聚柳张，各五日】晋元帝【怀帝永嘉六年，四星聚牛女】都中兴；而魏【汉献帝初平元年，四星聚心，又聚箕尾；建安二十二年，四星又聚】宋【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安帝义熙三年、九年，四星各一聚】都改朝换代。这就是四星汇聚有改易行运的情况了。
晋安帝义熙三年二月癸亥，荧惑、填星、太白、辰星汇聚于奎、娄，跟随填星。九年二月壬辰，岁星、荧惑、太白、填星汇聚于东井，跟随岁星。
《唐书·天文志》记载天宝九载八月，五星汇聚于尾、箕。荧惑先到，而又先走。尾、箕，是燕地的分野。占卜说：有德则庆，无德则殃。《王勃列传》：崔昌请求继承周、汉，废周、隋为闰。召集公卿议论可否。集贤学士卫包、起居舍人阎伯璵上表说：都堂集议的夜晚，四星聚于尾，天意昭然了【天宝中】
《隋书·律历志》记载：开皇年间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古称三斤为一斤。大业年间恢复古制。”
侯一元说：“编撰志书有八件难事。不详细则事情不周全，而过于详细则芜杂。不简略则要点不突出，而太简略则伤害简略的原则。列举大事则被认为不勤勉，忽略小事，瘦猪松弛，童牛角断，而细故毛举，则被认为不知类别。远古之事，传述则荒茫昧，近于诬蔑；而不传述则羊去而礼亡。文章不斟酌古法则不雅正醇厚，而古法则远离世俗而不适用。当世的显贵，善而传述则有官盛之嫌，而置之则无以示至公。不善不讳则怨兴，而改枋头则伤于直笔。章而不防则戾周身之防，而防之则或不习其读，而无以镜后。所以志书难编。”
《唐书·选举志》记载：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兼通之。凡
治孝经、论语共限一歳，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一歳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歳，礼记、左氏传各三歳。
译学习《孝经》和《论语》，总共限定一年；《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限定一年半；《易经》、《诗经》、《周礼》、《仪礼》各限定两年；《礼记》、《左传》各限定三年。
宝应二年，礼部侍▯杨绾上疏言：「请以《孝经》《论语》《孟子》兼为一经，未行。」
李德裕对武宗曰：「臣无名第，不当非进士。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岐，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家不置文选，盖恶其不根艺实。」
唐韩愈将到韶州，先寄张端公使君，借图经诗。曲江山水闻来久，恐不知名，访每难，愿借图经。将入界，每逢佳处便开看。
唐防要诸州图，每三年一送职方。建中元年，改至五年一造送。宋故事，诸州贡地图，初以闰为限，名闰年图。淳化四年，诏自今再闰一造。明洪武六年，犹命各行省每于闰年绘图以献。
洪武三年二月癸酉，上命中书省臣，凡行郊祀礼，以天下戸口钱粮之籍，陈于台下，祭毕收入内库，藏之。梁天监六年，诏曰：“顷代以来，元日朝毕，次防羣臣，则移就西壁下，东向坐。求之古义，王者防万国，唯应南靣，何更居东靣？”于是御座南向，以西方为上，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边东向；尚书令以下在南方坐者，悉东边西向。旧元日御座东向，酒壶在东壁下，御座既南向，乃诏壶于南阑下。
凡舄，唯冕服及具服着之。履则诸服皆用，唯褶服以靴、靴履也。取便于事，施于戎服。
袴褶之制，未详所起。近代服以从戎，今纂严则文武百官咸服之。车驾亲戎，则缚袴不舒散也。
刘子▯曰：「议者以秘阁梁南郊图有衣冠乗马者，此图后人所为也。古今图画多矣，如画羣公祖二疏而有曵芒屩者，画昭君入匈奴而妇人有施帷防者。夫芒屩出于水乡，非京华所为；帷防创于隋代，非汉宫所用。岂可因二画以为故实乎？谓乗马衣冠宜省。」
杜预手所定《左传》，齐武帝以赐晋安王子懋曰：「知汝所好也。」
梁萧琛得班固汉书序传真本，云是《三辅旧书》。
沈约于郊居宅阁斋，请王筠为《草木十咏》书之壁，皆直写文辞，不加篇题。约谓人曰：「此诗指物程形，无假题署。」崔慰祖好学，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袠，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
陶▯景以算推知汉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时在日中，而天实以乙亥冬至加时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汉厯后天二日十二刻也。
三百篇中，《清庙》《文王》等専为乐而作；《诗闗雎》《鹿鸣》等，先有诗而后入于乐。
朱子《诗传》尽去旧序，但据经文以为注，使《三百篇》尽出于赋，乃可安得据比兴之辞以求逺古之事乎？宋人不知比兴，小则为害于唐体，大则为害于《三百》。
施愚山曰：「今人祗是做韵，谁人做诗？」
四賔主者，一主中主，如一家，唯有一主翁也。二主中賔，如主翁之妻妾儿孙奴婢，即主翁之身分，以主内事者也。三賔中主，如主翁之朋友亲戚，任主翁之外事者也。四賔中賔，如朋友之朋友，与主翁无渉者也。于四者中，除却賔中賔，而主中主亦只一见唯以賔中主钩动主中賔而成文章。八大家无不然也。
煅者，有冷锤于成刀剑后，细宻加锤也。精铁得此，愈见坚利；毛铁则破碎。注释诗文之冷锤也，有意则得注精彩倍加，无意则破碎。
布八十缕为升，升登也，登成也。凡织纴之法，皆缕缕相登上，乃成缯布。
尚书》疏：「古之赎罪者，皆用铜。汉始改用黄金，但少其斤两，令与铜相敌。」孔安国传：「金作赎刑。」曰：「金，黄金。」固非疏复附防。黄金、黄铁皆铜也，尤非。
项羽本纪》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详叙各坐次，不是闲话，总为下文项庄欲击沛公于坐，项伯以身翼蔽沛公，两剑舞地耳。使沛公、项王并坐，便有投鼠忌器之事，不得击杀之。张良西向侍，非立也，仍是坐。不言“坐”者，承上文此有二证：一、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一《樊哙传》时，独沛公与张良得入坐是也。
他石录外编儒辩第二十五曰：六经多被混乱，尤甚者《易》。《易》中尤甚者，先天八卦。夫卦之方位，《帝出乎震》章，八方有明文。《天地定位》章，不言八方，盖谓
译宝应二年，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说：“请求把《孝经》《论语》《孟子》合并为一经，（这一提议）未被施行。”
李德裕对唐武宗说：“臣没有科举功名，不应当非议进士科。然而臣的祖父在天宝末年，因为做官没有其他途径，勉强跟随计吏应试，一举考中。从此家中不再收藏《文选》，大概是厌恶它缺乏根本的学术实质。”
唐代韩愈将到韶州，先寄诗给张端公使君，请求借图经。曲江的山水听说已久，恐怕不知其名，探访往往困难，希望借图经。将要进入地界，每逢佳处便打开观看。
唐代规定各州地图，每三年向职方司送一次。建中元年，改为每五年绘制并送一次。宋代旧例，各州进贡地图，起初以闰年为期限，称为闰年图。淳化四年，下诏从今以后每两个闰年绘制一次。明代洪武六年，仍然命令各行省每逢闰年绘制地图进献。
洪武三年二月癸酉日，皇上命令中书省臣僚，凡是举行郊祀典礼，把天下的户口钱粮册籍，陈列在祭坛之下，祭祀完毕后收入内库，收藏起来。梁朝天监六年，下诏说：“前代以来，元旦朝拜完毕，接着接见群臣，就移到西壁下，面向东坐。探求古义，君王接见万国，只应当面南而坐，为何还要面向东坐？”于是御座朝南，以西方为上，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的，全都移到西边面向东；尚书令以下在南方坐的，全都移到东边面向西。以前元旦御座向东，酒壶在东壁下，御座既然朝南，就下诏把酒壶放在南栏下。
凡是舄，只有冕服和具服穿着它。履则各种服饰都用，只有褶服用靴、靴履。这是为了行事方便，用于戎服。
袴褶的形制，不详其起源。近代穿着它以便从军，如今朝廷整肃军容，文武百官都穿着它。皇帝亲自率军作战，就穿袴褶以便行动不松散。
刘子翚说：“议论的人认为秘阁梁代南郊图中有衣冠骑马的人，这图是后人所画的。古今图画很多，如画群公送别二疏而有穿草鞋的人，画昭君入匈奴而妇女有施帷帐的。草鞋出于水乡，不是京城所穿；帷帐创于隋代，不是汉宫所用。怎能因为这两幅画就当作典故呢？说骑马衣冠应当省去。”
杜预亲手校定的《左传》，齐武帝把它赐给晋安王子懋说：“知道你喜欢这个。”
梁代萧琛得到班固《汉书》序传的传真本，说是《三辅旧书》。
沈约在郊居宅阁斋，请王筠写《草木十咏》在壁上，都直接书写文辞，不加篇题。沈约对人说：“这些诗指物描形，不需要标题。”崔慰祖好学，聚书达到万卷，邻里年少好事的人来向他借书，每天几十卷，崔慰祖亲自取给，从未推辞。
陶景用推算得知汉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时在日中，而天象实际在乙亥冬至加时在夜半，总共相差三十八刻，这是汉代历法落后于天象二日十二刻。
三百篇中，《清庙》《文王》等专为乐而作；《诗·关雎》《鹿鸣》等，先有诗而后入于乐。
朱子《诗传》尽去旧序，只根据经文作注，使《三百篇》都出于赋，那么怎能根据比兴之辞来探求远古之事呢？宋人不懂比兴，小则危害唐体诗，大则危害《三百篇》。
施愚山说：“今人只是做韵，谁人做诗？”
四宾主者，一主中主，如一家，只有一个主翁。二主中宾，如主翁之妻妾儿孙奴婢，即主翁之分身，主持内事的人。三宾中主，如主翁之朋友亲戚，任主翁之外事的人。四宾中宾，如朋友之朋友，与主翁无关的人。在这四者中，除去宾中宾，而主中主也只出现一次，只以宾中主勾动主中宾而成文章。八大家无不如此。
煅者，有冷锤于成刀剑后，细密加锤。精铁得此，愈见坚利；毛铁则破碎。注释诗文之冷锤也，有意则得注精彩倍加，无意则破碎。
布八十缕为升，升登也，登成也。凡织纴之法，皆缕缕相登上，乃成缯布。
《尚书》疏：“古之赎罪者，皆用铜。汉始改用黄金，但少其斤两，令与铜相敌。”孔安国传：“金作赎刑。”曰：“金，黄金。”固非疏复附会。黄金、黄铁皆铜也，尤非。
《项羽本纪》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详叙各坐次，不是闲话，总为下文项庄欲击沛公于坐，项伯以身翼蔽沛公，两剑舞地耳。使沛公、项王并坐，便有投鼠忌器之事，不得击杀之。张良西向侍，非立也，仍是坐。不言“坐”者，承上文此有二证：一、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一《樊哙传》时，独沛公与张良得入坐是也。
他石录外编儒辩第二十五曰：六经多被混乱，尤甚者《易》。《易》中尤甚者，先天八卦。夫卦之方位，《帝出乎震》章，八方有明文。《天地定位》章，不言八方，盖谓
有天上地下之否，而亦有地上天下之泰。八卦相荡，以成六十四卦也。逆数者，卜筮而前知吉凶也。先天之文，见于《乾卦》先读去声，非卲子之所谓也。愚尝得张平叔《悟真篇》于方外士，其意与卲子之图适合。离东者，移火于木位，东三南二同成五也。坎西者，移水于金位，北一西将四共之也。干南坤北者，移坎之中实以填离之中虚，而成金丹。三家相见，结婴儿也。巽居西南坤位，以长女合老隂黄婆也。艮居西北干位，以少男合老阳，筑基也。兑居东南巽位，以少女合长女，隠寓二七于其中，鼎器也。震居东北艮位，以长男合少男，隠寓二八于其中，药物也。其于数往知来，遥寓顺则成人，逆则仙也。《易》道无所不包，何独丹法？凡医药、相地、三命等，无不倚之以立言，而离于文王处忧患、孔子无大过之意，即非儒道之《易》。希夷仙也不妨以丹道説《易》。邵子交于二程，何可出此？考亭于丹道粗有所见，不同佛道之茫然，是以手注魏伯阳之《叅同契》，见邵子之图，欣然防心入之，本义而不计丹道可以倚《易》，《易》不为丹道作也。本义之混滥者多矣。以《天地定位》章为第一。
译有天上地下的否卦，也有地上天下的泰卦。八卦相互推荡，从而形成六十四卦。所谓逆数，是指通过占卜筮问来预先知晓吉凶。先天之文，见于《乾卦》（“先”字读去声），这并非邵雍所说的意思。我曾从方外之士那里得到张平叔的《悟真篇》，其意旨与邵雍的图说相契合。离卦居东，是将火移至木位，东方三与南方二共同构成五。坎卦居西，是将水移至金位，北方一与西方四共同汇聚。乾卦居南、坤卦居北，是将坎卦中间的实阳填入离卦中间的虚阴，从而结成金丹。三家相见，凝结婴儿。巽卦居于西南坤位，是以长女配合老阴，即黄婆。艮卦居于西北乾位，是以少男配合老阳，这是筑基。兑卦居于东南巽位，是以少女配合长女，其中隐含二七之数，这是鼎器。震卦居于东北艮位，是以长男配合少男，其中隐含二八之数，这是药物。这些对于推演过去、预知未来，深远地寓含了顺行则成人、逆行则成仙的道理。《易》道无所不包，难道唯独丹法如此吗？凡是医药、风水、三命等术，无不依靠它来立论，但如果脱离了文王处忧患、孔子无大过的本意，那就不是儒家的《易》了。陈抟是仙人，不妨用丹道来解说《易》。邵雍与二程交往，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朱熹对丹道粗略有所见解，不像佛道那样茫然无知，因此亲手注解魏伯阳的《参同契》，见到邵雍的图，欣然将其纳入心中，只关注本义，而不考虑丹道可以依托《易》，《易》并非为丹道而作。朱熹本义中的混淆谬误之处很多。将《天地定位》章列为第一。
説苑·君道篇》郭隗曰：“今王将东靣、目指气使以求臣，则厮役之材至矣；南靣听朝、不失揖让之礼以求臣，则人臣之材至矣；西靣等礼相抗、下之以色不乗势以求臣，则朋友之材至矣；北靣拘指逡廵而退以求臣，则师傅之材至矣。”
闽陈第曰：相鼠似鼠，颇大，能人立。见人则立，举其前两足，若拱揖然。愚于蓟门山寺见之，僧曰：「此相鼠也。」及检《埤雅》，巳有载矣。盖见人若拱，似有礼仪，诗之所以起兴也。今注曰：「相视也。」鼠虫之可贱恶者，意义索然。按《説文》引此诗，亦以相为视，误也，久矣。
盐法考成化年间，戸部尚书叶淇言：“商人输粟二斗五升，是以银五分得盐一引。也请更其法，课输银于运司，银四钱支盐一引，可得粟二石。是以一引之盐，坐致八倍之利。且商人银纳运司，道近而便安，是上下交利之道。”奏可。于是商人引盐悉输银于运司，类解戸部盐银，歳骤増至百万余两。诸商垦田塞下者，悉撤业归西北，商或徙家于淮，以便盐，而边地为墟，粟踊贵，石至直五两。时议者屡言：“虚邉储而实太仓，非计。”顾歳所増入，当数十郡一歳钱谷之数，而县官经费日繁，即缓急可以支应，虑不能捐目前厚利，以深维邉计。欲复如祖宗时，尽输粟塞下及薄取八分之利，必不可得矣。
唐书·髙崇文列传》：始，崇文选兵五千，常若防至。至是，夘漏受命，辰巳出师，器良械完，无一不具。
藩镇魏博列传，田承嗣为贼前驱，尝大雪，禄山按行诸屯，至其营若无人，已而环甲列卒，阅所籍不缺一人，禄山异其能，使守頴川。
后汉书·樊儵传》言：“郡国举孝防，率取年少能报恩者。”是汉时即有此説。
宋陈莹中言：“使王氏之门有负恩之士，则汉之宗社不至于亡。”其言可感。
苏子瞻书传：“民至愚而不可欺，凡其所毁誉，天且以是为聪明，而况人君乎？”
隋书·礼仪志》云：「梁武帝引孔安国传《尚书》『山龙华虫』，曰：『华者，花也。』今传无此语。」
隋书·经籍志》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蔡传：“贾逵《説文》：‘羿，帝喾射官。’”按《説文》：“古诸侯也，一曰射师。”
听其言也厉。郑注曰：「厉，严正，无确字解。」夫子哂之。马注曰：「哂，笑，无微笑也。」之解，以杖叩其胫。孔注曰：「叩，击也，无防击之解。」大抵集注多傅防。
燕礼，若有诸公，则先卿献之。郑注：「诸公者，谓大国之孤也。」孤一人，言诸者，容牧有三监。乡饮酒礼，诸公大夫。郑注：「大国有孤，四命谓之公。」贾疏：「谓之公者，若天子有三公也。」
蔡传「筑居也」，案《説文》「筑，捣也。凡土功曰筑」。
长乐敖继公《仪礼集説》序云：「周公此书乃为侯国而作也，而王朝之礼不与焉。何以知其然也？书中十七篇，冠昏、相见、乡饮、乡射、士防、既夕、士虞、特牲馈食，凡九篇皆言侯国之士礼；少牢馈食上下二篇皆言侯国之大夫礼；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诸侯之礼；惟觐礼一篇则言诸侯朝天子之礼。然主于诸侯而言也。防服篇中言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详矣，其间虽有诸侯与诸侯之大夫为天子之服，然亦皆主于诸侯与其大夫而言也。由是观之，则此书决为侯国之书无疑矣。」
又云：“或曰：此十七篇为侯国之书，固也。岂其本数但如是而已乎？抑或有亡逸而不具者乎？”曰：“是不可知也。但以经文与其礼之类考之，恐其篇数本不止此也。”是经之言士礼，特详；其于大夫，则但见其祭礼耳，而其昏礼、防礼则无闻焉。此必其亡逸者也。“公食大夫礼”云：“设洗如飨”，谓如其公飨大夫之礼也。而今之经乃无是礼焉，则是逸之也，明矣。又诸侯之有觐礼，但用于王朝尔。若其邦交，亦当有相朝、相飨、相食之礼；又诸侯亦当有防礼、祭礼，而今皆无闻焉。是亦其亡逸者也。然此但以经之所尝言、礼之所可
译《说苑·君道篇》中郭隗说：“如今大王如果面向东坐，用手指点、用气色驱使来寻求臣子，那么奴仆之才就会到来；面向南坐听政，不失去揖让的礼节来寻求臣子，那么人臣之才就会到来；面向西坐，以平等的礼节相互抗衡，以和悦的神色而不依仗权势来寻求臣子，那么朋友之才就会到来；面向北坐，拘谨地指着、迟疑地退下来寻求臣子，那么师傅之才就会到来。”
福建人陈第说：“相鼠像老鼠，体型较大，能够像人一样站立。看见人时就站立起来，举起它前面的两只脚，好像拱手作揖的样子。我在蓟门山寺见过它，僧人说：‘这是相鼠。’后来我查阅《埤雅》，已经有所记载了。大概因为它见人时像拱手作揖，似乎有礼仪，所以《诗经》用它来起兴。现在的注释说：‘相，看的意思。’老鼠是虫类中可贱恶的，这样解释意义索然无味。查考《说文解字》引用这首诗，也将‘相’解释为‘看’，这是错误的，而且错误很久了。”
关于盐法，在成化年间，户部尚书叶淇说：“商人缴纳二斗五升粟米，是用五分银子换取一引盐。我也请求改变这个办法，让商人将税银缴纳给运司，用四钱银子支取一引盐，这样可以得到二石粟米。因此一引盐，坐享八倍的利润。况且商人将银两缴纳给运司，路途近而方便安全，这是上下都获利的办法。”奏请获得批准。于是商人领取盐引后，全部将银两缴纳给运司，这类解送户部的盐税银两，每年骤然增加到一百多万两。那些在边塞开垦田地的商人，都撤除产业回到西北，有的商人甚至迁徙家室到淮地，以便经营盐业，而边地成为废墟，粟米价格暴涨，一石高达五两银子。当时议论的人屡次说：“使边塞储备空虚而充实太仓，这不是好计策。”但是每年所增加的财政收入，相当于几十个郡一年的钱粮数目，而朝廷的经费日益繁多，即使遇到紧急情况也可以支撑应对，担心不能舍弃眼前的厚利，来深入考虑边塞的计策。想要恢复像祖宗时代那样，全部在边塞缴纳粟米以及只收取八分之一的利润，必定不可能做到了。
《唐书·高崇文列传》记载：起初，高崇文挑选五千士兵，常常像防备敌人到来一样。到了这时，卯时接受命令，辰时巳时就出兵，兵器精良装备完整，没有一样不具备的。
《藩镇魏博列传》记载，田承嗣作为叛贼的前驱，曾经在大雪天，安禄山巡视各个营屯，到了他的营地好像没有人，过了一会儿，士兵们环甲列队，检阅名册没有缺少一个人，安禄山对他的能力感到惊奇，让他守卫颍川。
《后汉书·樊儵传》说：“郡国推举孝廉，大率选取年少能报恩的人。”这说明汉代就有这种说法。
宋代陈莹中说：“假使王氏的门下有负恩的人，那么汉朝的宗庙社稷不至于灭亡。”他的话令人感慨。
苏轼在书中说：“百姓虽然愚昧但不能欺骗，凡是他们所毁谤或赞誉的，上天尚且以此作为聪明，何况是人君呢？”
《隋书·礼仪志》说：“梁武帝引用孔安国《尚书》传中‘山龙华虫’一句，说：‘华，就是花。’现在的传文中没有这句话。”
《隋书·经籍志》说：自从后汉佛法在中国流行，又得到西域胡人的书籍，能用十四个字母贯穿一切语音，文字简省而意义广泛，称为婆罗门书。蔡传：“贾逵《说文解字》：‘羿，帝喾的射官。’”查考《说文解字》：“古代的诸侯，另一种说法是射师。”
“听其言也厉。”郑玄注说：“厉，严正，没有确切的字义解释。”“夫子哂之。”马注说：“哂，笑，没有微笑的意思。”这种解释，用拐杖敲击他的胫骨。孔注说：“叩，击打，没有防止击打的解释。”大致上集注多附会穿凿。
《燕礼》，如果有诸公，就先向卿献酒。郑玄注：“诸公，是指大国的孤卿。”孤卿只有一人，说“诸”字，是容纳牧伯有三监的情况。《乡饮酒礼》，诸公大夫。郑玄注：“大国有孤卿，四命称为公。”贾公彦疏：“称为公，就像天子有三公一样。”
蔡传“筑居也”，查考《说文解字》“筑，捣也。凡是土木工程叫筑”。
长乐人敖继公《仪礼集说》序言说：“周公这本书是为侯国而作的，而王朝的礼仪不包括在内。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书中十七篇，冠礼、婚礼、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共九篇都讲侯国士人的礼仪；少牢馈食礼上下两篇都讲侯国大夫的礼仪；聘食礼、燕礼、大射礼四篇都讲诸侯的礼仪；只有觐礼一篇讲诸侯朝见天子的礼仪。但主要是针对诸侯而言的。丧服篇中讲诸侯以及公子、大夫、士的服饰很详细，其中虽然有诸侯与诸侯的大夫为天子服丧的情况，但也都是主要针对诸侯与其大夫而言的。由此看来，这本书决然是侯国的书无疑了。”
又说：“有人说：这十七篇是侯国的书，固然如此。难道它的本来篇数只有这样吗？或者是有亡佚而不完整的吗？”回答说：“这是不知道的。但根据经文与其礼仪的类别来考察，恐怕它的篇数本来不止这些。”因此经文中讲士礼，特别详细；对于大夫，只见到他的祭礼，而他的婚礼、丧礼则没有听说过。这一定是亡佚的部分。“公食大夫礼”说：“设洗如飨”，意思是像公飨大夫的礼仪那样。而现在的经文中没有这种礼仪，那么这是亡佚的，很明显了。又诸侯有觐礼，只用于朝见天子罢了。如果是在邦交之间，也应当有相互朝见、相互飨宴、相互公食的礼仪；又诸侯也应当有丧礼、祭礼，而现在都没有听说过。这也是亡佚的部分。然而这仅仅根据经文曾经讲过的、礼仪中可以
推者而知之也。而况其间又有不尽然者乎？由此言之，则是经之篇数本不止于十七，亦可见矣。
译通过推究而知晓它。更何况其中还有不完全如此的情况呢？由此说来，那么这部经典的篇数本来就不止于十七篇，也就显而易见了。
左传·昭七年》：“故王臣公孔疏。”公者，五等诸侯之总名。《通典》：“魏代或问髙堂隆曰：‘案逸礼，藏主之处似在堂上壁中。’”《魏书·礼志》：“清河王怿议曰：‘孔悝反祏，载之左史；馈食设主，着于逸礼。’”
邱琼山曰：周尺比今钞尺六寸四分弱。钞尺者，其长凖前明通行宝钞也。今裁缝尺近之。
朱子曰：「府君夫人，自汉以来为尊神之通称。汉碑已如此。」
史记·髙祖本纪》五年，髙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淮隂侯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隂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从楚兵不利，淮隂侯复乗之，大败垓下。《汉书·髙帝纪》止云十二月围羽垓下而已。
室中东南隅谓之窔。窔少右开戸。戸半门也。西南隅谓之奥。奥少左开牖。牖穿壁以木为交窻也。户东而牖西。皆南乡。户牖之间谓之依。故曰：天子当依而立。诸侯北靣而见天子。曰觐。
郑康成曰：「孝子闻名，心瞿。凡不言人讳者，亦谓其相感动也。」
张耒曰：「有諡不能使欺者传，无諡不能使实者没，谓私諡也。」
熊过曰：周礼掌祧，守先王先公之祧，序先王于先公之上。王盖后稷也。司服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则鷩冕。序先王于先公之上，王盖后稷。既称王，则祭当称王尸，今何以称公尸哉？然则《鳬鹥》之诗，殆非武王、成康时诗也。《荀子·尧问篇》其在中蘬之言也曰：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巳若者亡。
吕氏春秋·恃君览：仲虺有言曰：「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巳者亡。」
梁简文书曰：「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驱染；纸札无情，任其揺襞。甚矣哉！文章横流，一至于此。」
春秋·公羊庄二十八年》传曰：「春秋伐者为客【注：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齐人语也。疏：谓伐人者必理直而兵强，故引声唱伐，长言之，喻其无畏也】伐者为主【注：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齐人语也。疏：谓被伐主必理曲而寡援，恐得罪于邻国，故促声短言之，喻其恐惧也。公羊子齐人，因其俗可以见长短，故言此】
贾公彦曰：「周道然也者，对殷道则不然。以其殷道氏族异，则得昏姻也。」
贾公彦曰：「在上谓之发声，在下谓之助句。义无取，则是发声也。」
黄宗羲曰：「公子之字，即宗之为氏，不必至孙而后称也。」姚懿，贞观中諡「文献」，子崇，开元九年諡「文献」，是父子同諡也。
隋书·牛▯传》：▯以三年之防，祥禫具有降杀，期服十一月而练者，无所象法，以闻于髙祖。髙祖纳焉，下诏除期练之礼，自▯始也。
崔文敏公铣曰：「孔子删书百篇，存者伏生二十八篇，传信可也；晋人晚出之书，传疑可也。」
章帝八王传：济北孝王次九歳，防父至。孝梁太后下诏曰：「谅闇以来二十八月，自诸国有忧未之闻也。」朝廷甚嘉焉。
文选》傅季友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注曰：「墓在彭城，宋公过见故修之，今以为在山阳者非也。」
后汉舆服志》注：“《世本》云：奚仲始作车。《古史考》曰：黄帝作车，引重致逺。其后少昊时驾牛，禹时奚仲驾马。臣昭案：服牛乗马，以利天下，其所起逺矣。岂奚仲为始？《世本》之误，《古史考》所説是也。”
舆服志》注：《古文尚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逸礼》《王度记》曰：“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驾三，士二，庶人一。”《周礼》：“四马为乗。”《毛诗》：“天子至大夫同驾四，士驾二。”《易京氏春秋》《公羊説》皆云：“天子驾六。”许慎以为：“天子驾六，诸侯及卿驾四，大夫驾三，士驾二，庶人驾一。”《史记》曰：“秦始皇以水数制乗六马。”郑▯以为：“天子四马，《周礼》乗马有四圉，各养一马也。”诸侯亦四马，顾命时诸侯皆献乗黄，朱乗亦四马也。今帝者驾六，此自汉制，与
译《左传·昭公七年》说：“所以王的臣子是公。”孔颖达疏解说：“公，是五等诸侯的总称。”《通典》记载：“魏代有人问高堂隆说：‘按照《逸礼》，安放神主牌位的地方似乎在堂上的墙壁中。’”《魏书·礼志》记载：“清河王元怿议论说：‘孔悝把神主牌位反放，记载在左史中；进献食物时设置神主牌位，记载在《逸礼》中。’”
邱琼山说：“周代的尺比现在的钞尺短六寸四分多一点。钞尺，它的长度标准是前明通行的宝钞。现在裁缝用的尺接近这个长度。”
朱熹说：“府君、夫人，从汉代以来就是尊称神灵的通称。汉代的碑刻已经这样称呼了。”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五年，高祖与诸侯军队共同攻打楚军，与项羽在垓下决一死战。淮阴侯韩信率领三十万军队，亲自抵挡项羽的主力。孔将军驻守左边，费将军驻守右边。皇帝在后面，绛侯周勃和柴将军在皇帝后面。项羽的士兵大约十万。淮阴侯首先接战，不利而退却。孔将军、费将军跟随楚军作战也不利，淮阴侯再次乘势进攻，在垓下大败楚军。《汉书·高帝纪》只说十二月在垓下围困项羽罢了。
室中东南角叫做窔。窔稍微偏右开门户。户是半扇门。西南角叫做奥。奥稍微偏左开窗户。牖是穿透墙壁用木头做的交窗。户在东而牖在西。都朝南。户牖之间叫做依。所以说：天子应当站在依的位置。诸侯北面朝见天子，叫做觐见。
郑康成说：“孝子听到丧讯，心中惊惧。凡是不说他人讳名的，也是说他们相互感动。”
张耒说：“有谥号不能让欺骗者流传，无谥号不能让诚实者埋没，这是指私谥。”
熊过说：“《周礼》中掌祧的官职，守护先王先公的祧庙，将先王排在先公之上。王大概是指后稷。司服祭祀先王，就穿衮冕；祭祀先公，就穿鷩冕。将先王排在先公之上，王大概是指后稷。既然称为王，那么祭祀时应当称王尸，现在为什么称公尸呢？那么《凫鹥》这首诗，大概不是武王、成康时期的诗了。《荀子·尧问篇》中蘬的话说：诸侯自己能得到老师的称王，得到朋友的称霸，得到顾问的生存；自己谋划而没有比自己更贤能的人辅佐的灭亡。”
《吕氏春秋·恃君览》记载：仲虺有话说：“诸侯的德行，能自己选取老师的称王，能自己选取朋友的生存，所选择的人没有比自己贤能的灭亡。”
梁简文帝书信说：“只是凭借烟墨不说话，承受它的驱遣染写；纸札没有感情，任凭它的摇动折叠。太严重了！文章泛滥，竟然到了这个地步。”
《春秋·公羊传·庄公二十八年》传文说：“春秋中进攻的一方为客【注：进攻别人的一方为客，读‘伐’字要拉长声音，这是齐地的方言。疏：说进攻别人的一方必定理直而兵强，所以引声唱伐，拉长声音，比喻其无所畏惧】，被进攻的一方为主【注：被进攻的一方为主，读‘伐’字要缩短声音，这是齐地的方言。疏：说被进攻的主方必定理曲而缺乏援助，害怕得罪邻国，所以急促声音缩短读法，比喻其恐惧。公羊子是齐国人，因为他的习俗可以看出长短，所以说这个】”
贾公彦说：“周道是这样的，相对于殷道就不是这样。因为殷道氏族不同，就可以通婚。”
贾公彦说：“在上叫做发声，在下叫做助句。意义没有可取的，就是发声。”
黄宗羲说：“公子的字，就是宗作为氏，不必等到孙子才称。”姚懿，贞观年间谥号“文献”，儿子姚崇，开元九年谥号“文献”，这是父子同谥。
《隋书·牛〇传》记载：〇认为三年的丧期，祥禫都有降等减杀，期服十一月而练的，没有可效法的依据，向高祖报告。高祖采纳了，下诏废除期练之礼，从〇开始。
崔文敏公铣说：“孔子删定《尚书》百篇，现存伏生二十八篇，可以相信；晋人晚出的书，可以怀疑。”
《章帝八王传》记载：济北孝王次九岁，父亲去世。孝梁太后下诏说：“居丧以来二十八月，自从各国有忧患没有听说。”朝廷非常赞赏。
《文选》傅季友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注说：“墓在彭城，宋公经过看见所以修缮它，现在认为在山阳的是错误的。”
《后汉舆服志》注说：“《世本》说：奚仲开始造车。《古史考》说：黄帝造车，牵引重物到达远方。其后少昊时驾牛，禹时奚仲驾马。臣昭案：服牛乘马，以利天下，它的起源很远了。难道奚仲是开始吗？《世本》的错误，《古史考》所说的是正确的。”
《舆服志》注说：《古文尚书》说：“我面对亿万民众，凛然如同用朽烂的绳索驾驭六匹马。”《逸礼》《王度记》说：“天子驾六匹马，诸侯驾四匹，大夫驾三匹，士驾两匹，庶人驾一匹。”《周礼》说：“四匹马为乘。”《毛诗》说：“天子到大夫同驾四匹，士驾两匹。”《易京氏春秋》《公羊说》都说：“天子驾六。”许慎认为：“天子驾六，诸侯及卿驾四，大夫驾三，士驾二，庶人驾一。”《史记》说：“秦始皇以水数制乘六马。”郑〇认为：“天子四马，《周礼》乘马有四圉，各养一匹马。”诸侯也四马，顾命时诸侯都献乘黄，朱乘也四马。现在帝王驾六，这是汉代制度，与
古异耳。
陆深曰：「诗中有三章，而辞义无大相逺者，如樛木、螽斯之类，盖乐之三成，犹今之三阕、三叠是巳。」
译古代的情况有所不同罢了。
陆深说：“《诗经》中有三章，而文辞意义没有太大区别的，比如《樛木》、《螽斯》这类，大概是乐曲演奏了三次，就像现在的三阕、三叠一样。”
曹操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任竣，皆屯田也。髙文襄曰：“国初无考察，始正统元年，嗣是以往，亦皆十年一行耳，未有一定之题目，一定之处分。至▯治十七年，始令六年一次考察，遂迄今为然。”然事例有八目四科：曰贪，曰酷为民，曰不谨，曰罢软冠带闲住，曰老，曰疾致仕，曰才力不及，曰浮躁浅露降调外任，法可谓宻矣。宋真宗咸平二年，礼官言：“故事帝后同陵，谓之合▯；同茔谓之祔▯。”
新安程元初曰：「昔诸葛武侯以一隅抗衡魏、吴，曽筑读书台，借多士之力，考《华阳国志》。木牛、流马，亦一士人所献，武侯采而用之。」
李德裕曰：「帝王之雄辩，不足以服奸臣之心，唯能塞诤臣之口。」
金之将亡也，临事不肯分明可否，相习低言缓语，互推让，号养相体。
陈同甫、王道甫之没也，叶正则立新例，并志之。其言曰：「同甫得无以死后余力引而齐之，使道甫亦传而信乎？」古之君子，悼贤人、志士之抑没，而惟恐其不得而信也。其用心至于如此。
唐书·后妃列传》德宗昭德皇后王氏，帝为鲁王时，纳为嫔，生顺宗。既即位，册号淑妃。贞元二年，妃久疾，帝念之，遂立为皇后。册礼方讫，而后崩。羣臣大临三日，帝七日释服。▯靖陵。李纾上諡册曰「大行皇后」。帝谓不典，诏翰林学士吴道▯改撰册曰「咨后王氏」。然议者谓岑文本所上文德皇后册，言皇后长孙氏为得体。永贞元年，改祔崇陵。
唐书·三郑列传》郑余庆，宪宗立，复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子澣，本名涵，第进士，累迁右补阙，敢言无所讳。宪宗谓余庆曰：「涵，卿令子，而朕直臣也。可更相贺，是父为相，子居言职之明验也。」郑覃，文宗太和九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弟朗，由山南幕府入迁右拾遗，是兄为相，弟居言职之明验也。盖下文云：朗开成中擢起居郎。开成凡五年，其所为中，应指三年、四年而宰相表。覃以开成四年五月罢，非适兄弟同时乎？同歳同月止后一日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者李石，石当国，弟福为监察御史，见《宗室宰相列传》。福与朗后亦俱至相。他若窦参相，而族子申为给事中；郑絪相，而余庆子澣，即其从孙为右补阙，皆班班可考。惟杜佑之子从郁，元和初为左补阙，崔羣等以宰相子为嫌，仅此一见，初非有如宋故事必相避者也。
唐书·韦贯之列传》：宰相杜佑子从郁为补阙，贯之与崔羣持不可，换左拾遗，复奏：「拾遗、补阙为谏官等，宰相政有得失，使从郁议是子而议父，殆不可训，卒改他官。」《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乙丑，元丰八年冬十月丁丑，诏尚书侍郎、给舎、谏议、中丞、待制以上各举堪充諌官二员以闻。初中防除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唐淑问为左司谏，朱光庭为左正言，苏辙为右司谏，范祖禹为左正言。令三省枢宻院同进呈。太皇太后问：「此五人何如？」章惇曰：「故事，谏官皆令两制以上奏举，然后执政进拟。今除目从中出，臣不知陛下从何知之，得非左右所荐？此门不可寖启。」太皇太后曰：「皆大臣荐，非左右也。」惇曰：「大臣当明扬，何以宻荐？由是吕公着以范祖禹、韩缜司马光以范纯仁亲嫌为言。」惇曰：「防谏所以纠绳执政之不法，故事，执政初除，亲戚及所举之人见为台諌官者，皆徙他官。今当循故事，不可违祖宗法。」光曰：「纯仁、祖禹作谏官，诚协众望，不可以臣故妨贤者进，臣宁避位。」惇曰：「缜、光、公着必不至有私，万一他日有奸臣执政援此为例，纯仁、祖禹请除他官，仍令两制以上各得奏举，故有是诏。」淑问、光庭、辙除命皆如故，纯仁改为天章阁待制，祖禹为著作佐郎。
传是楼藏李焘《长编》：「仁宗皇祐元年春正月辛酉，诏曰：『自古为治，必戒苛察。近歳风俗，争事倾危，狱行滋多，上下暌急，伤累和气，朕甚悼焉。自今言事者，非朝廷得失、民间利病，毋得以风闻弹奏，违者坐之。』」
宋史·吕诲列传》：仁宗时，诲为殿中侍
译曹操军队与国家的富足，始于枣祗，而成于任峻，这都是因为屯田的缘故。高文襄说：“建国初期没有考察制度，从正统元年才开始，此后的考察，也都是十年进行一次，没有固定的名目，也没有固定的处分方式。到了嘉靖十七年，才规定每六年进行一次考察，从此一直沿袭至今。”然而考察条例有八项四类：贪赃枉法、残酷害民、行为不谨、软弱无能者戴冠闲住；年老、患病者退休；才力不足、浮躁浅露者降职调任外官，法令可谓严密了。宋真宗咸平二年，礼官说：“旧例皇帝与皇后同陵，称为合葬；同茔称为祔葬。”
新安程元初说：“昔日诸葛武侯凭借一隅之地与魏、吴抗衡，曾经修筑读书台，借助众多士人的力量，考证《华阳国志》。木牛、流马，也是一位士人所献，武侯采纳并使用了它。”
李德裕说：“帝王的雄辩，不足以使奸臣心服，只能堵住诤臣的嘴。”
金朝将要灭亡时，遇到事情不肯明确表态可否，互相习惯低声慢语，互相推让，号称“养相体”。
陈同甫、王道甫去世后，叶正则创立新例，一并为他们作志。他说：“同甫难道不是死后用余力牵引并齐同道甫，使道甫也能流传并被信任吗？”古代的君子，哀悼贤人、志士被压抑埋没，而惟恐他们不能得到信任。他们的用心竟到了如此地步。
《唐书·后妃列传》：德宗昭德皇后王氏，皇帝做鲁王时，纳为嫔妃，生下顺宗。即位后，册封为淑妃。贞元二年，妃子久病，皇帝思念她，于是立为皇后。册封礼仪刚结束，皇后就去世了。群臣大哭三天，皇帝七天除服。安葬于靖陵。李纾上谥册称“大行皇后”。皇帝认为不合典制，诏令翰林学士吴道改撰册文为“咨后王氏”。然而议论的人认为岑文本所上的文德皇后册文，称皇后长孙氏才得体。永贞元年，改祔葬于崇陵。
《唐书·郑余庆列传》：郑余庆，宪宗即位，再次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的儿子郑澣，本名郑涵，考中进士，多次升迁至右补阙，敢于直言无所忌讳。宪宗对郑余庆说：“郑涵，是你的好儿子，却是我的直臣。可以互相祝贺，这是父亲为宰相，儿子担任言官的明显验证。”郑覃，文宗太和九年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的弟弟郑朗，从山南幕府进入朝廷升任右拾遗，这是哥哥为宰相，弟弟担任言官的明显验证。大概下文说：郑朗在开成年间提拔为起居郎。开成年号共五年，其中所指，应当是指开成三年、四年而宰相表。郑覃在开成四年五月罢相，难道不是兄弟同时任职吗？同年同月仅晚一天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是李石，李石执政时，弟弟李福担任监察御史，见《宗室宰相列传》。李福与郑朗后来也都做到了宰相。其他如窦参任宰相，而族孙窦申担任给事中；郑絪任宰相，而郑余庆之子郑澣，即他的从孙担任右补阙，都清清楚楚可以考证。只有杜佑的儿子杜从郁，元和初年担任左补阙，崔群等人以宰相之子为嫌，仅此一见，起初并没有像宋朝旧例那样必须回避的情况。
《唐书·韦贯之列传》：宰相杜佑的儿子杜从郁担任补阙，韦贯之与崔群坚持认为不可，改任左拾遗，又上奏说：“拾遗、补阙同为谏官，宰相政事有得失，让杜从郁议论是儿子议论父亲，恐怕不可训导，最终改任其他官职。”《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乙丑，元丰八年冬十月丁丑，诏令尚书侍郎、给事中、谏议大夫、中丞、待制以上各举荐两名可充任谏官的人选上报。起初中书省任命范纯仁为左谏议大夫，唐淑问为左司谏，朱光庭为左正言，苏辙为右司谏，范祖禹为左正言。令三省枢密院一同进呈。太皇太后问：“这五人怎么样？”章惇说：“旧例，谏官都让两制以上官员奏举，然后执政进拟。现在任命出自宫中，臣不知道陛下从哪里得知，难道是左右近臣所荐？此门不可渐渐开启。”太皇太后说：“都是大臣推荐，不是左右近臣。”章惇说：“大臣应当公开举荐，为何秘密推荐？因此吕公著以范祖禹、韩缜，司马光以范纯仁有亲嫌为由进言。”章惇说：“谏官是用来纠察执政不法行为的，旧例，执政初任命时，亲戚及所举荐的人现任台谏官的，都调任其他官职。现在应当遵循旧例，不可违背祖宗法度。”司马光说：“范纯仁、范祖禹担任谏官，确实符合众望，不能因为我的缘故妨碍贤者进用，我宁愿避位。”章惇说：“韩缜、司马光、吕公著必定不会有私心，万一日后有奸臣执政援引此为例，范纯仁、范祖禹请改任其他官职，仍令两制以上各得奏举，所以有此诏令。”唐淑问、朱光庭、苏辙的任命都如故，范纯仁改为天章阁待制，范祖禹为著作佐郎。
传是楼藏李焘《长编》：“仁宗皇祐元年春正月辛酉，诏曰：‘自古治理天下，必戒苛察。近年风俗，争事倾危，狱讼增多，上下乖违急切，伤害和气，朕非常痛心。从今以后，言事者，如果不是朝廷得失、民间利弊，不得以风闻弹奏，违者治罪。’”
《宋史·吕诲列传》：仁宗时，吕诲担任殿中侍御史
御史，廷臣多上章讦人罪，诲言：“台諌官许风闻言事，盖欲采纳以补政，茍非职分，是为侵官。今乃诋斥平生，暴扬暧昧，刻薄之态浸以成风，请下诏惩革。”
译御史，朝廷大臣大多上奏章揭发他人的罪过，诲说：“台谏官被允许根据传闻议论政事，大概是希望采纳这些意见来弥补政事的不足，如果超出了职责范围，这就是侵夺其他官员的职权。如今却诋毁排斥他人的一生，揭露宣扬隐秘之事，刻薄的作风逐渐形成风气，请求下达诏书予以惩戒革除。”
髙丽史·宣宗世家：辛未八年，为宋元祐六年。五月丙午，戸部尚书李资义还自宋，奏云：“帝问我国书籍多好本，命馆伴书所，求书目录，授之。乃曰：‘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书目。’则百篇《尚书》以下，《计然子》十五卷以上，凡一百二十九部。”云内《黄帝鍼经》九卷。《宋史·髙丽列传》：元祐七年，遣黄宗慤来献《黄帝鍼经》。哲宗本纪：元祐八年春正月庚子，诏颁髙丽所献《黄帝鍼经》于天下。即其事，不闻别有所献，则其国之书籍亦未备，况百篇《尚书》乎？原哲宗意，或闻先臣欧阳修有《日本刀歌》，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饶沃，风俗好。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谓日本既有，髙丽应不独无，故命其使者往求于海外。不知《歌》特诗人寄兴之辞，不必核实，曷足据？乃明丰坊之之父丰熙，忽称家藏古书《世本》曰：“箕子朝鲜本，《曰徐市倭国本》。”倭国即日本。若以实，欧阳公之歌辞，殆怪而可笑者矣。
梁书·髙祖三王列传》：南康王绩，天监八年封，邑二千戸。出为轻车将军，领石头戍军事。时年五歳。
晋书·顔含传》：郭璞尝遇含，欲为之筮，含曰：“命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与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无劳蓍▯。”《通鉴》：令狐潮围张廵于雍丘，朝廷声问不通，谓廵曰：“向见雷将军，方知足下军令。然其如天道何？”廵谓之曰：“君未识人伦，焉知天道？”
世传五月十三日为闗公生辰，明防典亦载之，但云其字为四戊午，则不可不辩。公死于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史不言其寿，元人胡琦考之，当在六十上下，果生于戊午，仅四十有二耳，不合一戊午乃灵帝光和元年，考通鉴目录，是年四月庚戍朔，五月无戊午，不合。二、古人始生止记年月日，不及时，即唐李虚中推命，犹不以时见，韩昌黎集安有公生东汉间，而传其为戊午时，于千载下乎，不合。三
陆深书辑曰：「科斗，今之虾蟆子是也。上古未有笔墨，以竹挺防漆，书竹简上。竹硬漆腻，画不能行，故首粗尾细，自然成象。后人巧拟形状，失本意矣。」
黄氏日抄曰：「夫诗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载之下，欲一旦尽去自昔相传之説，别求其説于茫防之中，诚亦难事。」
宋陈无择曰：「二十四铢为两，每两古文六铢钱四个，开元钱三个。至赵宋广科，以开元钱十个为两，今之三两，得汉唐十两，明矣。」《千金本草》皆以古三两为今一两，以古三升为今一升。
宋林亿等校正仲景医书，先校定《伤寒论》，次校定《金匮玉函经》，今又校成《金匮玉函要畧方》，凡三卷。此三卷，王洙得之于馆阁蠧简中，依旧名曰《金匮方论》。由此观之，则今世所传《伤寒论》十卷，即首所列者也；《金匮要畧》三卷，即末所列者也。惟《金匮玉函经》不传，《文献通考》以《金匮玉函经》为即要略，似非。
焦弱侯曰：「往苏子容闻人语，故事必检出处。坡老每有撰著，虽目前事，率令少章、叔党诸人检视，而后出，其精审乃尔。」
潜邱劄记卷一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潜邱劄记》>
钦定四库全书
潜邱劄记卷二
山阳阎若璩撰
释地余论
地理之説，袭谬踵譌，固不胜数。而一欲凿空出新，反不如旧説之安者，顾宁人论幽并营三州在《禹贡》九州之外，是也。宁人曰：幽在今桑干河以北，至山后诸州，并在今石岭关以北，至丰胜二州。营在今辽东大宁，并有塞外之地。舜盖至此，始有先儒谓以冀青地广而分者，殆非。余同时客太原，面质正曰：此不过从肇者始也，臆度耳。其实《周礼·职方氏》并州，其泽薮曰昭余祁。昭余祁在今介休县东北三十二里，俗名邬城泊，吾与君所共游厯者，非石岭关以南乎？且亦知先儒之苦心释经处乎？知分冀东恒山之地为并州，则以《周并州镇曰恒山，故
译《高丽史·宣宗世家》记载：辛未八年，即宋朝元祐六年。五月丙午日，户部尚书李资义从宋朝返回，上奏说：“皇帝问我国书籍中哪些是好版本，命令陪同的馆伴书写下来，索取书籍目录，交给他。于是皇帝说：‘即使有卷数不足的，也必须传抄，附在送来的书目中。’于是从百篇《尚书》以下，到《计然子》十五卷以上，共一百二十九部。”其中包含《黄帝针经》九卷。《宋史·高丽列传》记载：元祐七年，派遣黄宗慤来进献《黄帝针经》。《哲宗本纪》记载：元祐八年春正月庚子日，下诏将高丽进献的《黄帝针经》颁行天下。既然就是这件事，没听说另外有所进献，那么高丽国的书籍尚且不完备，何况百篇《尚书》呢？推究哲宗的本意，或许听说前朝大臣欧阳修有《日本刀歌》，传闻那个国家位于大岛，土地肥沃，风俗美好。前朝贡献往来频繁，士人往往擅长辞藻。徐福东渡时，书籍尚未焚毁，逸散的百篇《尚书》，至今尚存。法令严厉不允许传入中国，举世无人识读古文。认为日本既然有，高丽应该不独没有，所以命令其使者前往海外寻求。不知道《歌》只是诗人寄托情兴的言辞，不必核实，哪里足以作为依据？后来明朝丰坊的父亲丰熙，忽然称家中藏有古书《世本》说：“箕子朝鲜本，《曰徐市倭国本》。”倭国就是日本。如果以事实论，欧阳公的歌辞，简直是奇怪又可笑的。
《梁书·高祖三王列传》记载：南康王萧绩，天监八年受封，食邑二千户。出任轻车将军，统领石头戍的军事。当时年仅五岁。
《晋书·颜含传》记载：郭璞曾遇见颜含，想为他占卜，颜含说：“命运在天，地位在人，修养自己而天不给予的，是命；坚守道义而人不了解的，是性。自有性命，不必劳烦蓍草占卜。”《资治通鉴》记载：令狐潮在雍丘围困张巡，朝廷音信不通，令狐潮对张巡说：“刚才见到雷将军，才知您的军令严明。然而天道如何呢？”张巡对他说：“你不懂人伦，怎么知道天道？”
世人传说五月十三日是关羽的生辰，明代《防典》也记载了这一点，但只说他的生辰是戊午日，这不得不辩驳。关羽死于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年，史书没有记载他的寿命，元人胡琦考证，应该在六十岁左右，如果生于戊午年，仅仅四十二岁，不合。第一，戊午年是汉灵帝光和元年，考证《资治通鉴目录》，这一年四月庚戌朔，五月没有戊午日，不合。第二，古人出生只记录年月日，不记录时辰，即使唐代李虚中推命，尚且不依据时辰，韩愈集里怎么会有关羽生于东汉年间，而传说他是戊午时生，在千年之后呢，不合。第三
陆深《书辑》说：“科斗，就是现在的虾蟆子。上古没有笔墨，用竹棍蘸漆，写在竹简上。竹简硬而漆腻，笔画不能顺畅，所以头粗尾细，自然形成形状。后人巧妙模仿形状，失去了本意。”
黄氏《日抄》说：“诗如果没有序，就不知道作者的本意。去掉千年之下，想一下子完全摒弃自古相传的说法，在茫然无措中另求说法，确实也是难事。”
宋代陈无择说：“二十四铢为一两，每两古文六铢钱四个，开元通宝钱三个。到了赵宋广科，以开元通宝钱十个为一两，现在的三两，等于汉唐十两，很明显。”《千金本草》都以古三两为今一两，以古三升为今一升。
宋代林亿等人校正仲景医书，先校定《伤寒论》，其次校定《金匮玉函经》，现在又校成《金匮玉函要略方》，共三卷。这三卷，是王洙在馆阁蛀虫啃食的简册中得到的，依旧名叫《金匮方论》。由此看来，那么现在世间所传的《伤寒论》十卷，就是开头所列的；《金匮要略》三卷，就是末尾所列的。只有《金匮玉函经》没有流传，《文献通考》认为《金匮玉函经》就是《要略》，似乎不对。
焦弱侯说：“以前苏子容听说别人说话，一定要检查出处。苏东坡每次有著作，即使是眼前的事，也常常让苏少章、苏叔党等人检查，然后才发表，其精审竟然到了这种程度。”
潜邱劄记卷一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潜邱劄记>
钦定四库全书
潜邱劄记卷二
山阳阎若璩撰
释地余论
地理的说法，沿袭错误，固不胜枚举。而一想要凭空出新，反而不如旧说安稳的，顾炎武论幽、并、营三州在《禹贡》九州之外，是对的。顾炎武说：幽州在今桑干河以北，直到山后诸州；并州在今石岭关以北，直到丰、胜二州；营州在今辽东大宁，并有塞外之地。舜大概到了这里，才开始有先儒认为因为冀、青两地广阔而分出的说法，大概不对。我同时客居太原，当面质问说：这不过是跟着肇始者开始罢了，是臆测而已。其实《周礼·职方氏》中的并州，其沼泽叫昭余祁。昭余祁在今介休县东北三十二里，俗名邬城泊，我和你共同游历的地方，不是在石岭关以南吗？况且也知道先儒苦心解释经书的地方吗？知道分冀东恒山之地为并州，那么《周礼》并州镇曰恒山，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