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邱劄记卷四

译那么情感得以伸张，而礼制便有所减杀。范甯说，既然子夏的传文已经说明用支子来继承大宗，那么道理就已经通畅了。不应该再说嫡长子不能继承大宗，这恰恰是小宗不可以断绝的明确条文。我认为“断绝”有两种情况：有因天然原因而断绝的，有因后人原因而断绝的。如果是因天然原因而断绝，对于大宗，就为他设立后嗣，使得嫡系世代相承，统领百世的族人。如果是小宗，就听任它断绝，不必再选取其他支派的儿子来作为后嗣，因为小宗不过五世就迁出本宗了。这就是大宗与小宗的区别。何休说小宗没有后嗣就应当断绝，这话是对的。贾公彦说嫡长子不能为别人立后，没有后嗣也应当有立后的道理，这话是错的。

译汪琬与我讨论丧服礼仪，在京师时意见不合，我颇闻他态度傲慢。后来他回家，近来几乎完全刊正了《续稿》，全都修改以顺从我。其中关于《仪礼》的两条解说有可取之处，我急忙记录在这里：第一条说，先王制定礼仪，在父系亲属中，父子、兄弟的关系为重，而对父亲的姐妹恩情则较轻，所以为伯叔父服期年之丧，为姑母和姐妹服大功之丧；在母系亲属中，母亲的姐妹关系为重，而对母亲的兄弟恩情则较轻，所以为姨母服小功之丧，为舅父服缌麻之丧。先王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严明内外之别，区分男女，从而远离嫌疑。唐太宗说增加对舅父的丧服等级，使其与姨母相同，太宗懂礼，谁不懂礼呢？第二条说，凡是父系中地位尊贵的人，由父亲推及，都是父亲的亲属，如伯叔父、从祖祖父等。至于父亲的姐妹，既不能称为父，既不能称为父，难道能称为母吗？两者都不能用常规名称称呼，所以圣人改称为姑。《尔雅》说称我为姑的人，我称他为侄，大概姑母也不敢把兄弟的儿子当作自己的儿子。凡是母系中地位尊贵的人，由母亲推及，都是母亲的亲属，如姨母等。至于母亲的兄弟，既不能称为母，既不能称为母，难道能称为父吗？两者都不能用常规名称称呼，所以圣人改称为舅。《尔雅》说称我为舅的人，我称他为甥，大概舅父也不敢把姐妹的儿子当作自己的儿子。这是先王制定名称的深意。我认为《尔雅》只有“称我为舅的人，我称他为甥”这一句话，如果两句话并列，那就出自《子夏传》的文字，汪氏稍有错误。

章子留书说：“母亲的兄弟叫舅，父亲的姐妹叫姑。舅是仅次于父的，姑是仅次于母的。妇人称丈夫的父亲为舅，称丈夫的母亲为姑。舅是仅次于父的，姑是仅次于母的。”《白虎通》也说：“尊贵如父但不是父的是舅，亲近如母但不是母的是姑。”我也说：“男子称妻子的父亲为外舅，称妻子的母亲为外姑。大概他们把我的父亲称为舅，我也跟着称他们为舅，担心与母系亲属混淆，所以特别称为外舅；他们把我的母亲称为姑，我也跟着称他们为姑，担心与父系亲属混淆，所以特别称为外姑。女子称母亲的兄弟为舅，称丈夫的父亲也叫舅；称父亲的姐妹为姑，称丈夫的母亲也叫姑。大概女子确实把父母看待丈夫了。女子把父母看待丈夫，可以在未出嫁时穿为父母服的丧服，但为公婆服丧似乎还不可以。”

三年的丧期，又有两种没有除服祭礼的情况：一是心丧，二是追服三年。心丧以二十五个月为限，见于宋元嘉年间的制度；追服三年没有除服祭礼，见于梁天监二年何佟之的议论。

古代男子有五种斩衰，女子只有一种斩衰。在未出嫁时为父亲服，出嫁后为丈夫服。当为丈夫服丧时，甚至降低为父亲的丧服等级为期年，哪里还有为舅父服斩衰的呢？失礼是从唐贞元年间开始的。如今男子除了为父亲、长子服斩衰，为君主服斩衰外，斩衰反而有八种。大概母亲加服斩衰，是从明朝《孝慈录》开始的。母亲既然这样，于是承重之祖母、所后之母也都这样，继母、慈母也都这样。合计起来，男子有八种斩衰。女子为母亲、继母服丧与父亲相同，在未出嫁时有三种斩衰，出嫁后为公婆服斩衰，以及为承重之祖舅、祖姑、所后之舅、姑、继姑、慈姑也都服斩衰。合计起来，女子有九种斩衰。为什么斩衰这么多呢？大概丧服制度的变化到这里已经极点了。

汪琬临终前删减他的文稿为《尧峯文钞》。戴晟西洮买来给我看，读后颇有幽深精微之处，辜负了这位良友的情意。大概被我驳正的内容全都刊印，以顺从我；有驳正但未来得及告知他的，沿袭错误仍保持原样。将来恐怕会疑误后生，不小小地写一篇《丧服或问》，一篇《答或人论祥禫第二书》，就是这种情况。西洮请求征引我的说法，我说：“同母异父兄弟的丧服，《檀弓》认为是大功，不同于同父异母兄弟。汪氏却为他们服丧，说礼制上同父母的兄弟服期年，同父异母的兄弟服大功。记得五十人初授翰林官结束时，有人问这些人怎么样，我回答说像吴任臣那样博览群书，徐嘉炎那样记忆力强，可称二妙；像李因笃那样杜撰故事，汪琬那样私造典礼，恐怕也未必有三妙。”当时流传成为人们谈资，私造典礼正是犯了这类错误。《答或人论祥禫第二书》说：“从前汉儒有主张二十七个月的，这是根据《服问》中‘中月而禫’的说法；魏儒有主张二十五个月的，这是根据《三年问》‘二十五月而毕’、《檀弓》‘祥而缟，是月禫’的说法；唐儒又有主张三十六个月的，这是根据《丧服四制》‘丧不过三年，三年而祥’的说法。错误尤其不可胜数。三年之丧，是天经地义所在，古今以来凡数次大的折衷，郑学一派有一种说法，王学一派有一种说法，杜君卿《通典》出来又有一种说法，直到宋英宗治平二年礼院上奏说：‘谨按礼学，王肃以二十五个月为丧期结束，而郑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采用其说，又加至二十七月终，那就是二十八月丧期结束，而二十九月才开始吉礼，这大概是错误的。’祖宗朝廷依据通典作为正说，但未经过讲求，所以天圣年间更定五服年月敕令断定为二十七月，现在士庶所共同期望的，仍然遵用。伟大的奏议，真可以说是群言淆乱折诸圣了。如今汉儒主张二十七月，自指康成，然而《服问》无中月

译至于“间传”的记载，应当改为“间传”。唐代儒者主张三十六个月，应当改为二十八月才合乎礼制，而且所依据的正是《间传》，其中说“一年期满举行大祥祭，穿素色缟麻衣，中间隔一个月举行禫祭，禫祭之后佩戴各种饰物”，这些文字并非出自《丧服四制》。汪氏所说的那些话，唐代并没有这样的人，也没有这样的说法。”东海公听说后特意来找我，说：“唐代确实有主张三十六个月的人，你知道吗？”我说：“知道。《新唐书·王元感传》记载，王元感起初著论论述三年之丧，认为应该是三十六个月。〇阁舍人张柬之逐一驳斥他的观点说：‘……’当时的人认为张柬之的话不违背圣人之道，于是王元感的论调就被废弃了。这是史家最精妙之处。因为年代久远，言论湮没，邪说容易欺骗百姓，所以不记载王元感的原文，是因为不值得记载。反而在王元感的传记中记载别人的文章，用来纠正王元感。汪氏如果真的指的是王元感，那不过是狗捡骨头罢了，还不至于这样。大概是因为读书不深入，又健忘罢了。”东海公说：“好！我将转告汪钝翁。”后来却没有实现。我又有所感慨：从宋英宗治平二年乙巳，到孝宗乾道五年己丑，共一百五十五年。朱文公为母亲祝令人守孝，编撰《家礼》：小祥祭用第一个忌日，大祥祭用第二个忌日，各自缩短一个月，二十五月就结束，这与“中间隔一个月举行禫祭”相违背，于是中间空出一个月。现在空出两个月，才凑成二十七月。重丧服缩短，轻丧服延长，进退都没有依据。不知道世间的儒者凭什么单独讥讽王肃、杜预因为缩短丧期而被取消配祀呢？这本书被一个书童偷走逃跑了。文公去世后，书才现世，来不及刊刻修订成为定本，于是成为万世的缺憾典制，难道不可惜吗！唉！文公尚且如此，对于汪氏呢？还有什么可指责的！

译有人问：“律文规定‘丈夫凡为承重之妻，都跟随丈夫的丧服等级’，但那时婆婆还在世，自然应该为公公服丧。如果婆婆去世，妻子跟随丈夫服斩衰，这就是一时之间有两个斩衰了，还是妻子不跟随丈夫服丧呢？”我说：“礼制有规定：‘有嫡子就没有嫡孙，有嫡子妇就没有嫡孙妇’，由此可以推知。仍然服大功。”有人问：“妇人出嫁后服从丈夫，丈夫如同天一样，妻子怎敢对天有二心呢？”我说：“丈夫为祖父母服齐衰期，妻子则服大功；丈夫为生身父母服齐衰期，妻子也服大功。不跟随丈夫服丧的情况很多，为什么唯独这一条例外呢？”有人问：“祖父去世，孙子已经承继主丧完毕了，很久之后祖母去世，孙子又应该承继主丧。但祖母是生养他的人，承继主丧就谈不上‘重’了，不承继主丧则自己已经是嫡孙，该怎么办？”我说：“《丧服小记》说：‘祖父去世之后，为祖母承继主丧的服三年。’疏解说：‘这一条论述的是嫡孙。’律文‘嫡孙在祖父在世时为祖母承继主丧只服齐衰杖期’，也是指嫡孙，不是庶孙。我认为庶孙可以立为嫡孙，但妾绝对不能升格为正妻，所以仍然服齐衰期。”汪琬有妾，著有《宜无服》一篇。有人质疑：“妾的儿子既然已经显贵了，天子尚且允许他追封，难道家长就不能援引古礼服缌麻吗？”汪琬说：“天子尊重卿大夫的母亲，家长轻视自己的妾。律文与敕令、诰命，都出自天子，并行不悖。”有人又质疑：“律文难道有缺失吗？”回答说：“国家区分妻妾的名分，严格嫡庶的界限，这种防微杜渐的做法，可以说深切显明了，又有什么缺失的呢？”

有人问：古代父亲的妾无论有没有儿子都可以称为母亲，唐《开元礼》则称为庶母，只有生了儿子的妾才开始为之服缌麻。这个“子”字是指儿子还是女儿？我说：“《开元礼》不清楚，如果现在的律文与此相同，那么是指儿子而不是女儿。怎么验证呢？这个‘子’就是齐衰杖期条中的嫡子，众子斩衰三年条中所生的儿子的儿子。”有人说：“怎么知道不是女儿？女儿不持杖，这里持杖，所以知道是指男子。”那么应该称为什么呢？律文“父亲的妾没有儿子就不能称为母亲”，现在既然已经有女儿成为我的姐姐或妹妹，我也跟着称她们为母亲，有什么不可以？只是不敢增加丧服等级。这是在明太祖抬高妾的地位之后，稍微寄托了抑制的微意，似乎为先王所允许。

乡里刘家的丧事，哥哥已经不拜祭，弟弟有人以嫂子可以拜祭叔父为疑，我说：郑康成有话说，“正式称嫂叔是尊重嫂子，如果哥哥对弟弟的妻子称公，就不能这样。”兄公现在是大伯的称呼，“大伯对于弟弟妻子的尊贵，如同嫂子对于丈夫弟弟的尊贵”，即使在世俗中，“大伯对于弟弟的妻子也不拜”，那么嫂子不宜拜祭丈夫的弟弟，有什么可怀疑的？所以说：“夫妻是配合结合的。”又说：“丈夫在朝廷尊贵，妻子在室内尊贵。”

有人遇到庶母去世，他的父亲已经按照律文服齐衰杖期了，而儿子来问自己应该服什么丧，我说没有丧服，因为律法没有记载。有人趁机问父亲既然服这么重的丧服，儿子难道不能参照稍微降低等级吗？我说这是凭心意自己定丧服，非常不可取。因为这丧服记载在洪武七年《孝慈录》中，原本明太祖沉溺于孙贵妃去世的情感，为懿文太子及诸王非其所生者改变礼制，是一时的制度，难道真认为有王者兴起视其为金科玉律，不可更改吗！唉，沿袭错误已经三百三十二年了。自从唐武后上元初年上表请求提升母亲的丧服与父亲相同，但仍然只是齐衰三年，不像明《孝慈录》那样毫无差别，母亲与父亲同服斩衰，率情变礼到了极点。遵行将近三百年，没有见到有人提议刊正，难道不是第一慑服于明太祖的威严，第二便于自己情感的伸张而不再屈服吗！然而周公以来制服有齐衰杖期、齐衰不杖期、齐衰三月与齐衰三年并列为四齐，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了，令人悲伤！我曾经反复思考，想要上保留古制下适应时宜，不得已像作《春秋》调和人一样，为此提议说：“父亲在世母亲去世，请求为母亲服齐衰三年，父亲去世后再服斩衰，这样厌降的道理既实行，报恩的情感也得到回报，而人道不至于流于野人，这是权宜之计。”

《丧服传》说：父亲在世，为母亲服期，是委屈。至尊者在，不敢伸展私人的尊贵。又说：禽兽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野人说：“父母算什么？”都邑的士人则知道尊敬父亲。《丧服四制》说：“凭借侍奉父亲来侍奉母亲，而爱相同。天没有两个太阳，地没有两个君王，国没有两个君主，家没有两个尊贵，用一个来治理。”所以父亲在世为母亲服齐衰期，体现没有两个尊贵。这三条，如果能每天诵读百遍，那么褚无量所叹息的“世俗情感肤浅，不知道圣人的心意”，或许会有领悟吧？

胡致堂、真西山都认为汉文帝的短丧诏书大意，大概是因为吏民还没有来得及继位，这种说法不对。汉文明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都脱去丧服。三日，是吏民的丧服。殿中应当哭临的人，都早晚各举音十五次，礼毕罢，以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纎七日，脱去丧服。三十六日，

译殿中应当临丧，这是为天子服丧的礼制。殿中应当临丧，除了太子和百官，还能是谁呢？然而文帝的本意，是诏令天下人为自己服丧，而不是诏令天下人为自己的亲人服丧。因此，文帝本来并没有教导天下人轻视对亲人的哀悼。但是这道诏令之后，天下再也没有人守丧三年了。唉，难道不是上面有所喜好，下面就一定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人吗？又难道不是下面的人只顺从皇帝的心意而不顺从他的政令吗？整个西汉时期，为父亲守丧三年的，只有原涉；为母亲守丧三年的，只有薛修；河间惠王刘良为继母守丧三年，只有公孙；为老师守丧三年的，只有侯芭；除此之外就杳无音讯了。《诗经》说：“看见那素白的衣裳啊，我心中悲伤啊，姑且与你一同归去啊。”这大概说的就是这五位守丧三年的人吧。杜预认为汉朝继承秦朝，率领天下人为天子守丧三年，这说明三年的丧礼在暴虐的秦朝还没有废除。平帝驾崩，王莽命令六百石以上的官吏都守丧三年，这说明三年的丧礼在篡位的王莽那里还能恢复。从前面来看，那么汉文帝的罪过就大了；从后面来看，那么晋武帝也不够完善。古代丧期没有固定的数目，孔颖达疏解说：“悲哀消除就停止，没有日月的限定数目。”这种说法恐怕不如他的疏解准确。《三年问》引用这句话时说：“是说没有安葬、练祭、祥祭的固定数目，但哀悼父母的悲痛仍然持续三年。”所以尧去世时说：“如同死了父母一样，守丧三年”，由此可知尧以前就已经守丧三年以上了。难道只是尧以前吗？大概自从有了天地就有了人类，有了人类就有了恩爱，而丧礼就是由此兴起的。荀子说得好：“三年的丧礼，是人道中最完备的礼仪。”这是历代君王所共同的，古今所一致的，没有人知道它从哪里来的【这九个字见于前面小戴礼记附在此处】小戴礼记将其编入经典，又说“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是历代君王所共同的，没有人知道它从哪里来的。班固将其采入史书，两个“没有人知道它从哪里来的”语句，用意精妙。

译百姓如同死了父母一般哀痛，守丧三年。蔡邕的传注说：百姓，是指王畿之内的民众，这与孔安国的传注大不相同。虽然蔡注出现较晚，但大多本于王肃的解释，认为百姓是指百官。大概是有爵位和封地的人，为天子服斩衰之丧三年的礼仪。对内如舜以及四岳、九官等人，对外如十二牧以及十二州的诸侯。孟子所说的“舜率领天下诸侯为尧守丧三年”，这是因为孟子原本知道舜包含在“百姓”之中，才做出这样的辨析。否则，如果“百姓”果真只是指王畿之内的民众，孟子生活在千年之后，从哪里得知舜与诸侯一同为尧持服呢？这就是以经解经的方法，恐怕元代的陈樵先生也不应独自被前人称美了。

《后汉书·李固传》记载：“过去尧去世之后，舜仰慕哀悼三年，坐着时仿佛看见尧在墙上，吃饭时仿佛看见尧在羹汤中。这就是舜为尧居丧的真实事迹，注疏都没有提及。”

《通典》记载：宋代的庾蔚之说：“女子已经出嫁，就没有厌降之礼。”

马融在《仪礼》中说：“君母在世，就不敢不服从厌降之礼；君母不在，就不服厌降之礼。”注解说：“随从君母为亲属服丧。君母去世，没有可以再厌降的对象，就不为亲属服丧了。自己得以伸展为外祖父服小功之丧。”【《丧服·小功章》】

马融说：“除去嫡长子一人，其余的都是庶子。”

《开元礼》说：“出嫁而降低服制的人，两个女子各自出嫁，不再次降低服制。如果两个男子各自作为别人的后嗣，也是如此。”

罗虞臣的长子，也可以作为别人的后嗣。有人议论孙逺去世而没有子嗣，他的弟弟孙重用长子孙彬作为后嗣。有人说：“孙重的命令是不对的。长子不能作为后嗣。”回答说：“这是重视宗族大义的做法，我认为孙重是懂礼的。”过去子思的哥哥去世，他让自己的儿子孙白继承伯父，以主持祖父和曾祖父的祭祀，这是为了避开嫌疑。用弟弟代替哥哥，叫做夺取宗祧。用儿子继承伯父，则有父亲的命令。这难道是孔氏家族的变通之礼吗？孙重的命令，怎么能说是错误的呢。

《潜邱劄记》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潜邱劄记》卷五

山阳阎若璩撰

补正《日知录》

《国语》说：凡是陈国的道路，设置右边作为雌性，增益左边作为雄性。《淮南子·地形训》说：“丘陵为雄性，溪谷为雌性。”又说：“雌性土气，抵御于天空”，又说所谓的“地利，是左边雄性而右边雌性”。

《唐诗话》记载：韩翃长期居家，一天半夜，客人急促敲门，祝贺说：“员外被任命为驾部郎中，知制诰。”韩翃说：“搞错了。”客人说：“邸报上，知制诰职位空缺，中书省两次推荐名字都没有被采纳。”等等。可见“邸报”这个词也见于此处。

单名用偏旁作为排行，如卫瓘、卫玠这类。查考《晋书》，卫玠是卫瓘的孙子，不是弟弟。

《汉书》说李固、杜乔同心合力，辅佐君主达到文、宣之治，而汉桓帝即位的诏书说：“贪官污吏的子孙不得察举。”查考桓帝在闰六月庚寅日即位，前三天丁亥日，李固被免职；杜乔担任太尉，在次年的六月。诏书是在即位后四十四日丙戌日下达的，与李、杜都不相干。

宣防堤修筑好后，引导黄河向北流，恢复了大禹的旧河道，梁、楚之地再次安宁，没有水灾。从汉朝到唐朝，黄河没有造成灾害，堤防维持了千年。查考这种说法，大大不同于“恢复大禹旧河道，没有水灾”，这是《史记·河渠书》的文字。如果《沟洫志》则接着说：“自从堵塞宣房后，黄河又在馆陶向北决口，分出了屯氏河。”《地理志》魏郡馆陶县下注说：“河水别出形成屯氏河，东北流到章武入海。”这是正确的。虽然不知道确切在哪一年，但肯定是汉武帝元封二年壬申之后，汉宣帝地节元年壬子之前的事。我曾经说，大禹之时，黄河从碣石入海，到周定王五年，黄河改道从邺县东北入海，这是第一次变化。汉武帝元封之后，汉宣帝地节之前，黄河又从渤海郡章武县入海，这是又一次变化。古今何等大事，而顾炎武也没有考证到吗？

宁稼雨说：“‘诗仪’二字共出现十次，都读作牛何反。”查考：《相鼠》诗中“仪”与“皮”押韵，《东山》诗中“仪”与“缡”押韵，《湛露》诗中“仪”与“椅离”押韵，《斯干》诗中“仪”与“议罹”押韵。如果读作延知切，似乎也不是不可以。

尧、舜、禹都是名字。古代没有号，所以帝王都用名字来记载。临文不避讳。查考《曲礼》说：“《诗》《书》不避讳。临文不避讳。”卢植注说：“临文指礼仪文书。”

因为礼仪执掌文书行事，所以说文。郑康成注说：“是指其失去事务的正统。”陈澔注说：“不因为避讳而改变行事的言语，大概是怕有误于承用。”历来解释文字都这样，而历来引用这句话大多有误，难道宁稼雨也没有避免吗？应当用“《诗》《书》不避讳”才对。

武王伐纣第二则说：“武王攻克商朝，不以其故都封赏周朝的臣子，而仍然封给武庚。等到武庚叛乱后，才命令微子启代替殷商，而一定在宋地。”大概是不因为叛逆而怀疑其子孙，而明确告诉万世，夺取天下的人，没有灭国的道义。所以宋公朝见周天子就说“我是臣子”，周人对待他就说“他是客人”。从天下来说，是诸侯服属于周；从其国人来说，是以商朝的臣子侍奉商朝的君主，没有改变初衷。平王以下，距离微子的时代远了，却说“孝惠娶于商”【《左传·哀公二十四年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