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劄记卷六

译二十七月而禫也。宗妇死有为之齐衰三月者，未闻三年也。凡丧称三年，皆再期之谓，及二十五月之谓，非真有三年。近惟穷乡陋邑，目不覩《会典》等书者，真服至三年，不意作《五服考异》者，而亦出此。

译又给徐胜力的信

近来才从别人那里借到注疏，借书竟然难到这种地步。《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季悼子去世”，疏文说季悼子去世没有记载在经文中，他去世的时间应当在季武子之前。季平子以孙子继承祖父，季武子去世后紧接着季平子就继位了。《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政权在季氏手中已经三代了”，注解说指季文子、季武子，又《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十七岁那年，正是季武子去世、季平子继位之年，这些都足以证明我所说的话并非虚妄。是否虚妄，又有什么值得深究的呢？只是奇怪季孙行父身为权奸，流毒延续了好几代，却享有忠于公室、没有私心积弊的虚假名声。甚至明确记载在经典中，历经两千年，做传注的人都不能指出其中的不实之处。唉！怎么能在奸佞谄媚之人死后予以诛讨呢？姑且趁着这封续信，抒发一二点感慨。

给江辰六的信

承蒙当面询问，钝翁因为长子江筠去世，便把幼子江谷贻过继给他，改名叫江权。这种说法，符合礼制吗？不符合吗？我认为钝翁擅长礼学，而且身为士大夫，不应当在哀悼昏乱迷惑之余，任凭私情亵渎礼制，像世俗之人那样做，他一定有所依仗吧？依仗什么呢？大概依仗《宋文鉴》中刘原父关于为兄长立后的一篇议论吧？等我回家取出草稿阅读，果然有他与堂弟讨论立后的书信，记载了刘原父的议论说：“春秋的道义，有常规也有变通。选取继承人不能选取兄弟，这是常规。既然已经选取了兄弟，就修正其礼制，使其比照侄子的例子，这是变通。僖公以兄长继承弟弟，春秋称他为儿子；婴齐以弟弟继承兄长，春秋也称他为儿子。这就是常规用于常规，变通用于变通。春秋中只有公羊家多有异说，暂且不谈。即便依据僖公元年的记载：‘这不是儿子，为什么称他为儿子呢？’臣与子是一样的。大概僖公对于闵公，虽然是庶出的兄长，实际上北面称臣。礼制中对于君、诸父、兄弟，以臣的身份继承君主，就像儿子继承父亲一样，他们的丧服都是斩衰，所以传文说‘臣子一例’。现在钝翁不是诸侯，然而还可以推托的理由，是说有婴齐大夫的先例在。但是现在的‘大夫’不是古代的大夫。古代天子、诸侯以及有封地的卿大夫都称为‘君’，丧服中对于‘君’因为是最尊贵的，所以穿斩衰，因此大夫尊贵得以降低对亲兄弟的丧服等级，只穿大功。后世这种礼制不再实行，而刘氏驳斥牛氏降低丧服等级的议论说：‘古代做官的只有宗子一人，因此先王重视嫡长子。现在做官的凭才能晋升，不限定嫡庶，与古代已经不同，为什么还要降低丧服等级呢？’旨意深远啊！由此推论，纵然钝翁没有儿子，也不应当以弟弟作为继承人，何况钝翁的儿子江筠不过是一个士人或平民罢了，怎么敢援引古代大夫的先例呢？有人又替他解释说：钝翁本来说是权宜之计，权宜之计罢了。我私下认为天下什么事不可以权宜，唯独涉及父子伦理、宗庙祭祀，这是天经地义所在，有绝对不能以权宜为借口的。况且公羊家不也曾以权宜之理赞许祭仲废立君主吗？君子深深地非议他。汉代隽不疑也曾以卫辄抗拒父亲、春秋认为他是对的为由，来判决卫太子的案件，虽然当时君臣相互嘉许赞叹，认为是经术的功效，但后世却指责他的说法不好。钝翁曾经引用苏氏的话说：‘抓住圣人言论的一个方面，来借他的口，那么什么说法不可以呢？’然而这种议论，也不过是圣人言论的一个方面罢了。

第五封给陶紫司的信

今天偶然看到《通鉴纲目》，汉惠帝七年尹氏阐发说：“天下不能一天没有君主。惠帝在八月驾崩，而太子在九月才即位，以至于空了一个月没有君主。考察前代史书，大概从戊寅日到辛丑日二十四天之后才下葬。下葬之后才即位，那么吕氏专权朝政的祸患岂能说得尽呢！”我不禁失声感叹。两汉继承皇位的礼仪各不相同，西汉的陵寝都是在生前建造的，所以皇帝升遐后不再遵循古制，多的经过一个月，少的则十天，就下葬并让嗣君即位，大多还是在下葬之后。大概下葬之后才可以开始吉礼，所以到了东汉下葬的日期逐渐推迟，又制定法令在大行皇帝的灵柩前即位，到现在都遵循这个制度。如果认为惠帝太子即位晚是因为吕氏的缘故，那么高帝在四月甲辰日驾崩，惠帝在五月丙寅日即位，也相隔二十三天，难道也是因为吕氏的缘故吗？其他如景帝继承文帝，相隔九天；武帝继承景帝，相隔十天；都是以已经下葬作为界限。大概现在的人不了解古人，草野之人不了解朝廷制度，而宋儒又苦于用道理强行解释，他们的理论不能付诸实用，只是侥幸罢了。私下想到老弟向来胸怀大略，而又深深嗤笑宋儒，所以冒昧献上这些说法。

给王山史的信

近来询问《防将录》果然出自贵乡王讳绍徽之手吗？为什么逆案中记载了他的事迹？先生认为这本书实际上是阮大铖所作，王绍徽偶然失去了魏忠贤的欢心，所以用把书献给阮大铖的方法来解脱，阮大铖把这本书交给他，王绍徽就献了上去，于是世人就用他的名字命名，这是乡里共同传说的。我思考觉得很不正确。小时候读《防将录》，记得没遮拦穆弘就是阮大铖，哪有自己写这本书却把自己的名字窜入其中的道理呢？大概阮大铖本来是东林党人，因为谋求担任吏部掌垣的职务，不久就被强行罢归，东林诸公留他在魏廓园居住，于是叛变离去，祸患从此开始。凡是事实，不仅乡里多有传闻讹误，即使是子孙亲自叙述祖父如何，也互相不同，这就是史学之所以困难的原因。

给李天生的信

十年来仰慕您，才在傅舍亲寓得以见面，多么幸运多么幸运！先生纵横博辩，自是一往无前无人能抵挡。只是说古人叙述自己的世系，就

译儿子对于母亲有疑惑误解之处，弟弟我深感惊异，因此说：杜公的母亲是崔氏，这不必多说，但他所作的《范阳卢太君志》中却写道“长媳同郡卢氏”，长媳即奉天县令的妻子，也就是杜公的母亲。况且卢氏也是名门望族，为何不见诗中有像崔氏那样“某舅、内弟、表侄”的称呼呢？弟弟我回家后详细考证《范阳卢太君志》，发现它与其它志文的常规叙述不同，先叙述三个儿子三个女儿，有的在世有的已故，接着叙述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有的在世有的已故，然后叙述下葬之事。既已哭祭成礼，文中提到的长媳同郡卢氏、次媳荥阳郑氏、钜鹿魏氏、京兆王氏，都是当时在世的儿媳。这篇志文作于天宝三年，杜公的生母崔氏早已去世，当时在世的应是继母，卢氏就是他的继母。杜家两代都娶卢氏为继室，诗中提到的十一舅、十七舅、二十四舅，既然没有明确说是崔氏，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卢氏呢？《送卢十四弟侍御》、《怀卢十四弟侍御弟》这两首诗，尤其明确是写给表弟的。天宝初年，南曹小司防舅在我太夫人堂下，堆土成山（以示敬意）。太夫人既然是卢氏，那么小司防舅就应该是卢氏的舅舅，本是杜公母方的亲戚，实际上也是太夫人的侄子，所以才有此举。因此我又感叹，学问渊博如钱牧斋，也不免误认为“长媳卢氏”是传抄之误，却不知并非传抄之误。我的浅见如此，还望先生指教。

译与傅青主书

从前在太原的时候，先生曾因为褚师声穿着袜子登上席位，您愤怒地责问说：“古人既然脱了鞋，难道还要脱袜子吗？”虽然杜预注解道：“古时候拜见君主，要解开袜子”，然而经传中仅此一见，没有其他证据，这是为什么呢？晚辈当时不敢回答。因为先生博览群书，而且分析精微到毫厘之间，晚辈是什么人，敢知道先生所不知道的呢？我恭敬地记下这件事，不敢忘记。过了四年，我读陈祥道（字用之）的《礼书》，才豁然明白。现在《报礼书》说汉魏以后朝见祭祀都穿着袜子赤脚，又说梁朝天监年间尚书参议关于朝见祭祀时赤脚穿袜的事，是从闲坐时开始的。现在极其恭敬的地方，没有不赤脚穿袜的。清庙崇高庄严，既然完全不同于平常的礼节，凡是行走的人，都应该赤脚穿袜。大概在那个时候，有不着袜赤脚的人，所以议论的人才提到这件事。可见六朝时还是这样，而尤其精妙之处在于案礼中“赤脚穿袜的事是从闲坐时开始”这两句话。古代祭祀不赤脚，是为了表示恭敬；朝见不脱鞋，因为不是坐着，所以只有在闲坐饮酒时，才开始有赤脚以示欢乐；后来则用赤脚来表示恭敬。这也是古今不同的地方。因此我奇怪杜预注解中的“拜见君主解开袜子”，“拜见君主”这几个字不准确，必须改为“古人闲坐饮酒时解开袜子”才对。

又考证得到汉哀帝纪中记载，中山王在面前赐食，后来吃饱起来，脱下袜子，系带解开，这是赐食，不能与闲坐饮酒相比，所以袜子还留着。

与冯圃芝书

承蒙您指示石林源师李义山诗注，就是世间盛行的吴江本，然而仍然苦于错误和缺失。比如认为李肱凭借《霓裳羽衣曲》诗及第，而李义山不与李肱同年，为什么也有“记得大罗天上事，众仙同日咏霓裳”的诗句？不知道开成初年，高锴连续主持贡举，第一榜李肱为首，赋试《琴瑟合奏》诗，就是《霓裳羽衣曲》；第二年又以前诗题为赋题，而另外在太学考试，创作《石经》诗，并且高锴辞别进入贡院那天，文宗当面赐诗，所以不厌其烦地重复。李义山是正二年进士，他同样咏唱《霓裳》，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六与陶紫司

又考证得到唐代儒学王元感论述三年之丧主要在于三十六个月，凤阁舍人张柬之历数驳斥他的说法，他的验证有四条，都记载在《新唐书》中。当时认为张柬之的话合理，而王元感的论述于是被废弃。难道钝翁所指的唐儒就是王元感吗？果真如此，也是狗捡骨头，钝翁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大体上《通典》中的一段很难理解，下至宋治平初年，礼官奏称祖宗朝依据《通典》为正确，以二十五月结束大祥，二十七月结束禫祭，二十八月结束禫祭除服，这甚至与二十九月也与杜预的说法不同，直到我今日才阐发出来。那么，为什么奇怪钝翁不理解呢？

与陆冰修书

昨天紫司兄来看我，说人们知道周公制定礼制，却不知道周姥所制定的礼制，我笑着问出自哪本书？他说：“出自钝翁的《类稿》。”宗妇死了，丈夫为她守丧三年，这不是周姥制定的礼制吗？唐上元年间，武则天请求父亲在世时，为母亲守丧与父亲去世时相同，请求了但没有成功。实行后最终实行了，大概天下的邪说没有比倡导其开端更祸患的了，后来就像黄河决堤、鱼烂一样不可挽回。《春秋》之所以厌恶开始扰乱礼制。现在钝翁雅有文名，又新近担任史职，趋附承奉、辅佐他的人唯恐落后，更加放肆地以精通三礼自命。万一世远言湮，错误以讹传讹，一时喜好奇异的人起来尊崇他，或者著为律令，其对世道人心的危害，不可胜言，尤其比武则天更酷烈。王充不是说吗：“俗语不实，成为丹青；丹青之文，贤圣惑焉。”先生向来厌恶迷惑世人的人，希望不要把这些议论当作等闲，而要极力排斥它，明显斥责它，不要谦让。

与陆翼王书

钝翁在朝廷毁谤我，又在私室辱骂我，始终不肯停止。他说：“阎某听说有亲人在堂，为什么用丧礼与我相互往来？即使说，这已经不是因为涉及《檀弓》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左传》说豫凶事非礼，用来辅助成就他的说法。唉！奇怪啊！《檀弓》所说的，是指明器；《左传》所说的，是指生前赠送的礼物，都不是亲人在世而谈论丧礼的意思。古代大功之丧要废弃学业，何况居父母之丧，应该一切废弃，然而唯独允许未葬时读《防礼》，既葬后读《祭礼》，大概因为这两种礼制繁重，如果不是平日跟随老师讲习，又在临时练习，一定不能按照节度而合乎规范。如果像钝翁所说，这是仓促间办理，人即使是圣人，能一一符合礼制吗？唐显庆年间，许敬宗、李义府用事，认为凶事不是臣子所宜谈论的，于是焚毁《国防》一篇，凶礼从此缺失。现在钝翁得母，类似这样。唉！士大夫议论如此，我深深为世道担忧。

又与陶紫司书

钝翁引用《鹤山雅言》中经书只有曾祖没有高祖的文字，如果真有高祖的称呼，那么汉惠帝不应该称他的父亲为高祖了。”我不禁喷饭。孝惠帝嗣位，到太上皇庙，与群臣上他父亲的庙号曰太祖，谥曰高皇帝。《史记》开始错误地称为高祖，班固作《汉书》，就纠正为“高帝纪”，怎么能诬蔑？孝惠帝回忆家居时，因为明帝已有世宗，而光武帝朝又上景帝号为代宗，大概代宗就是世宗，不重复吗？写信给兴化李映碧先生询问，先生回信说：“这是当日出自顾瑞屏之手，瑞屏是时文名家，不熟悉旧典，难怪您来问我。”

译讥讽罢了。”我年老体衰，有幸在尚未死去之时，能够听到高明的议论。唉，他虚心到如此地步，确实具有前辈的风范啊。

译给徐电发的一封信

令兄胜力先生前来交谈，因而谈及元代儒者黄泽、赵汸的学问。黄泽说：“研读经典，关键在于深入思考罢了。”赵汸问：“这是什么意思？”黄泽说：“比如《礼记》中有‘五不娶’的规定，其中一条是‘丧父的长子’。注释说：‘因为没有人可以接受他的婚命。’近代的解说者说：‘大概是指丧父而没有兄长的人。’丧父而没有兄长的女子很多，她们有什么罪过而被世人断绝婚配呢？这显然不是先王的本意，暂且用这个例子来思考。赵汸回去后深入思考了很久，得出他的见解说：‘这大概是指宋桓夫人、许穆夫人这类人吧。’注释所说的‘没有人可以接受婚命’，还没有偏离原意。如果是丧父而没有兄长，那么服期年、大功丧服的亲属都可以做主了。赵汸把这话回复给黄泽，黄泽说：‘很好。’从弟子的角度来看，如果确实属于宋桓夫人、许穆夫人这类人，那不就与上文‘乱家子不娶’的注释‘类别不正’重复了吗？《礼记》中只有‘四不娶’，哪里会有五条呢？先生说：‘对，长子大概是指女子已经长成应当出嫁，却遭遇父亲丧事，所以称为‘丧父的长子’，所以说‘没有人可以接受婚命’。’这就是曾子所问的：‘婚礼已经纳币并确定了吉日，女方父母去世，男方不去迎娶，是怎么回事。’我不由得击节赞叹，立刻起身作揖说：‘千年的幽暗室中，被您这一盏灯照亮，这难道不可以说是上天启发您的智慧吗！’还记得以前有人问起五十人的情况，人物如何？我回答说吴志伊的博览群书、徐胜力的强记博闻，可以称为双绝。至于李天生的杜撰故事、汪苕文的私造典礼，恐怕也未必能排上第三。话虽然是戏言，但也大致是实录。

第九封给陶紫司的信

《檀弓》中的诬妄之处太多了！季武子去世时，曾参倚着他的门唱歌，这是鲁昭公七年丙寅年。孔子当时刚十七岁，曾参比孔子小多少岁，虽然不可确知。然而《论语》中记载他的座次排在子路之后，那么他必定比孔子小九岁以上，这是可以知道的。推算此时他还是个孩童，怎么会有倚门唱歌的事呢？由此推论，那么世人传说孔子三代休妻，认为确实出自《檀弓》的说法，不仅不足信，而且根本不值得去辩驳了！

又给徐胜力的一封信

先生对《左传》的熟悉，大概没有人能比得上。两弟想拿一件事请教：觐礼中，对于同姓诸侯，大国称为伯父，小国称为叔父。晋国不是小国，暂且不论。而从唐叔到文公、景公，都称为叔父。为什么在昭公九年、三十二年的传文中，对于平公、定公反而改称为伯父？当称为伯父时，连惠公也称为伯父。有人说：周朝自景王以下确实如此。然而昭公十五年，是景王十八年，为什么又说叔父？希望先生能回答我。

给友人的信

唐代李太白嘲笑鲁地儒生的诗说：‘问以经济策，茫如堕烟雾。’这说的就是我吧？所以我生长在黄淮之滨几十年，却对水道茫然无知。虽然如此，也曾听说过大概。潘公季驯，号印川，治理黄河工程完成后，老辈人传下他的两句要语说：‘东去只宜开海口，西来切莫放周桥。’这两句话，平淡无奇，我私下担心即使大禹再生也无法更改了。以前治理黄河的人，虽然辛勤劳作十二年，却专门与这两句话相反。不仅自己不开通下河，看到别人开通，必定从中阻挠，迫使对方离开。后来周家桥在高堰南四十多里，翟坝又在周家桥南二十多里，都坚固地修筑以抵御淮河向东侵袭。淮河不向东流则淮河势强，淮河势强则黄河势弱，然后才能从清口到达大海。他们不仅限于周桥、翟坝，而且一带全都毁坏堤坝以听任洪水冲溢。因此末局虽然知道建立草坝，引导淮河进入运河，冲刷泥沙使运河逐渐深浚，但这不过是暂时的权宜之计，难道是长久之道吗？现在知道为什么会失败，也就知道为什么会成功。只有确切遵循印川的名言，广泛开辟海口，坚固堵塞周桥，这就没事了。有人说：‘海口无法疏浚，潮汐往来，人力难以施工。’然而旧海口都是积沙，水力自然能冲刷，所以海口没有无法疏浚的道理。只有引导黄河回归大海，就是用水治水，引导黄河就是疏浚海口的办法。然而黄河并非完全靠人力引导，想要顺应它的本性，首先要防止它泛滥。只有修缮堤防，使没有旁侧决口，那么水就顺着地中流去，泥沙随着水流走。治理堤防就是引导黄河的策略。有人说：‘海口高于内水，水无法下流。’不知道江南江北，我曾经遍访，凡是濒海的地方比起内地特别高，但只要疏浚加倍深，不妨碍水向东流。如今阻挠开通下河的有三类人，令人痛恨。一是防城人，害怕咸水进入内地，损害他们的田禾；一是泰州车儿埠人，富商住宅，横挡在下河故道上；一是山阳人，有坟墓在涧河边，害怕损害风水。只看第二次勘河奏疏，都以开广兴文闸为言。兴文闸开广，那么涧河也必定要挑广，而风水就坏了。第三次便说不必开广，而涧河仍恢复原状。由此可见。古人说救荒没有奇策，我也说治水没有奇策。如果能够遵守前人的成规，不追随近日的浮议，那么两河并治，万世永远受益了。

给李公凯的信

徐健庵先生恰好到来，说汪舍亲坚持认为亲人还在，不能谈论丧礼，更加坚决想要驳倒他，必须经过传注有明确征验的也有吗？我回答说：有一篇杂记，曾申问曾子说：‘哭父母有固定的声音吗？’曾申，是曾子的次子。

译一《檀弓》记载：“子张去世，曾子正逢母亲丧事，穿着齐衰丧服前去哭吊。”按：子张在孔子之后去世，这是不言而喻的；而当时曾子正逢母亲丧事，那么孔子在世时，曾子的母亲还在世，这是可以推知的。既然母亲在世，怎忍心用预丧之礼互相往来？难道曾子所问的就是这种情况吗？如果真如钝翁所说，那么曾氏父子就是孔门中的逆子，而世俗之人也会认为他们是不祥之人了。健庵先生起初肯离去，现在我又将此问题向我的兄长请教。

译与赵秋谷书

壬申年夏天，我在玉峰遇见冯三兄。首先问候先生的日常起居，得知先生以文章和酒自得其乐，不再被世俗事务所牵绊。私下认为，上天成就先生高尚品格的程度已经到了极点，其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江南江北盛传阮亭先生的《唐贤三昧集》，专门以盛唐诗歌为宗法。我也购买并熟读，其中盛唐时期应当收录而未收录的，以及不属于盛唐如张旭的四首绝句，原本属于蔡忠的，也被误收。况且他在古今地理学问方面，为何不讲究呢？比如祖咏《夕次圃田店》最后说：“西还不遑宿，中夜渡泾水。”圃田在今开封府中牟县，与关中的泾水远远不相干，那应该是京水。京水发源于荥阳，经过郑州流入郑水。用王维《宿郑州》诗来验证：“明当渡京水，昨晚犹金谷。”清清楚楚可见，难道选录王维的诗到这里就立刻忘记了吗？孟浩然《夜渡湘水》最后说：“行侣时相问，浔阳河处邉。”湘水流入洞庭湖，不再到达湖北汉浔阳县，在黄州府蕲州东，现在的浔水城是晋代的浔阳，那么桓温将九江府德化县西移到湘水，都远远不相干。用《河岳英灵集》来验证，应该是涔阳。涔阳在岳州府沣州北七十里，正好符合。难道选录《河岳英灵》不能择善而从吗？高适《燕歌行》说：“摐金伐鼓下榆关。”燕指现在的京师，榆应当是渝，音喻，是水名。又说“临渝关”在永平府抚宁县东，现在的山海关就是它迁移后改名的。用下文“旌斾逶迤碣石间”可以验证。至于王维《东南缷亭》上：“莫使有风尘。”卸应当是御，因为吴大帝驻辇休息，后人因此在晋陵建御亭。顾飏监晋陵军事，在御亭筑垒以抵御苏峻、庾肩吾的叛乱。后来经过吴御亭的诗说：“御亭一囬望，风尘千里昏。”是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千里送行人。蔡州如眼见，州并当作洲。因为后汉蔡〇居住在汉水的洲上，所以名叫蔡洲。魏武帝曾经到他家，在襄阳岘山东南一里，见《荆州图经》等书。私下认为阮亭先生才华最高，名满海内，唯独缺少集思广益、广纳忠言的功夫，于是不能没有遗憾。偶尔发愤说一道，不敢告诉其他人。希望先生为我保密。最近到白下，有传诵“天上白云如逝水，草间黄蝶似秋花”的诗句，难道不使新城侍郎失色退却吗？知道高文富有日新，希望录示一二以警醒昏昧。山川阻隔，接席没有机会，临纸不胜依依结想。

答万公择书

先前承蒙您询问，古代只行再拜礼，现在四拜的礼节，起自哪个朝代？我学识浅薄见识低劣，茫然不知道。一对退而私下思考，这确实是古今礼制的大事，不可不考证。近来稍微求得梗概，先就古礼来回答，可以吗？按照古代的再拜，是周官中的褒【读为报】〇【即拜字】，现在的两揖就是，只是弯腰而已，不是头触地。现在四拜则是头叩地四次，是两个拜字虽然相同，但意义各自不同。唐代杜甫诗“老病人扶再拜难”，韩愈解释言语“见今相国郑公愈再拜谢”，也只是像现在两揖罢了，不是连续叩头。有人说“拜的次数既然可以知道了，稽首的次数也可以详细知道吗？”回答说“稽首只是头一次触地而已，没有现在所说的八拜四拜。”觐礼“侯氏降两阶之间，北靣再拜稽首，升成拜【燕礼同】再拜稽首，头一次触地也，升成拜。升而至堂上，复再拜稽首，亦头一次触地。”只有《左传》定四年“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九顿首而坐，坐即跪也，所以下文云秦师乃出】杜注“无衣三章，章三顿首”，根据每章结束只适宜一顿首，现在于是三顿首，大概申包胥故意加重礼节以感谢秦君。如果礼的正如襄四年“歌鹿鸣之三，三拜三拜，乃三揖耳”，难道能到顿首而又凡九顿首吗？所以说这是礼的极端变化。又按照燕礼有公答拜，有公答再拜，答拜，是周官中的竒【音羁】〇，郑氏注一拜就是。因此想到《论语》“拜而受之”，现在的一揖；“再拜而送之”，现在的两揖。有人说《论语》所谓的拜，只指揖而言吗？回答说“不，拜下今拜乎上，都指再拜稽首而言，岂止是揖？”所以说“言语岂止一端而已，各自有所应当。”至于《论语》“揖所与立，上如揖”，则都是现在的拱手，周官肃〇就是。又按照《舜典》“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臯陶”，《诗》大雅“虎拜稽首，天子万年”，只说拜不说再，是省略文字。用什么来验证呢？《郊特牲》“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哪有到服之甚而不先再拜的呢？尤其应当在言外防备。又按照《孟子》“北靣稽首，再拜而不受”，先说稽首，后说再拜；“再拜稽首而受”，先说再拜，后说稽首。这怎么区别呢？这是从来未经拈出的。拜而后稽首。周官中的吉拜，

译是这样的。先叩头再拜，这是《周礼》中凶礼的拜法，就是如此。吉拜是拜的常规，所以主要在于接受；凶拜是拜的变例，所以主要在于不接受。又查朱熹有一篇《跪坐拜说》，其大意说：“《仪礼》、《礼记》、《老子》中所说的‘坐’，都是指跪。然而《礼记》中有‘受立不跪，受坐不立’，那么跪与坐又有所不同。我怀疑‘跪’有危（端正、紧张）的意思，两膝着地，伸直腰和大腿，姿态端正紧张的是跪；两膝着地，用臀部着脚跟，稍微安稳的是坐。”《小雅》中“不遑启居”，郑玄笺【传应当作笺】说：“启，是跪。”《尔雅》中“妥为安坐”，疏解说：“安定地坐着。”用“启”对“居”而将“启”解释为跪，那么“居”作为坐就显而易见了；用“妥”作为安定的坐，那么“跪”作为端正的坐也就可知了。大概这两件事相似，只是一端正一安稳，有细微的不同罢了。因此我非常赞赏赵岐对《孟子》的注，在说到“坐”时说：“端正地坐在坐席上，我明确地告诉你。”只说“坐”，大概“危坐”是指客人跪着说话。留下《孟子》的话，等到不听，然后改变脸色站起来。《孟子》于是命令他“安坐”，来听我说话。这两个“坐”字显然不同，而《孟子》的文字只在前后用了两个“坐”字，中间完全不叙述客人起立的样子，但起立的情景自然显现，这是文章家草蛇灰线的笔法。赵岐的注则在“勿敢见”下面先补一笔说：“说话后就起身退下，想要离去请求断绝关系。”为下文的“坐”字做铺垫。汉代注疏精妙到这种程度，宋代儒者不能及【按郝仲舆也说：“请勿复敢见者，是起身告退的话”】

译与石企斋书

漆园先生曾说：“在曹县的，在曹州的，这两个曹地都是春秋时期的曹国。宋景公在鲁哀公八年灭掉了曹国，所以这块土地原本属于宋国，因此庄周也是宋国的官员。”我私下认为，《史记》中记载周曾经担任漆园吏，这里的“漆”字应当是“宋”字的误写，这样解释就妙不可言了。注释《史记》的人认为漆园本来属于邑地，却不知道一个在归德，一个在兖州，两地相距甚远。我向来主张修改古人的原文，这类情况就是例证。死罪，死罪。

又

官刻的十三经中，《仪礼》脱漏和错误尤其多。《士昏礼》脱漏了“婿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这一节共十四字【幸亏有长安石经作为依据来补全这一节，但其注疏却因此亡佚】；《乡射礼》脱漏了“士鹿中翿旌以获”七字；《士虞礼》脱漏了“哭止告事毕宾出”七字；《特牲馈食礼》脱漏了“举觯者祭卒觯拜长皆答拜”十一字；《少牢馈食礼》脱漏了“以授尸坐取簟兴”七字。这些文字在秦朝大火中未曾亡佚，却在官刻中亡佚了。我在《日知录》中见过，于是阅读宋人杨复《仪礼图》末尾刻印的《仪礼》十七篇白文，现在官刻脱漏的字都齐全，只有“哭止告事毕宾出”七字作“哭者止宾出”五字，这也是不对的，宁可脱漏也不可删改。更可笑的是，“尊札”应当都写作“并”，虽然“并”、“并”是通用的俗字，但书籍不如《广韵》，“古并”与“并”音义都不同。

又

岐山既然容纳不下七十里的文王苑囿，而汉唐的灵囿、灵台，现在位于鄠县东边，所以王应麟的《诗地理考》，将文王的苑囿详细注释在《三辅黄图》“灵囿在长安县西四十二里”之下，赞叹为千真万确。至于“想像”二字，我不甘心地接受“传有之”的说法，两次见于《孟子》，都是实事，不然《孟子》会回答说“好事为之”吗？怎么样？怎么样？来信说：惠王三十一年辛巳，秦国俘虏了公子卭，东边的土地到达黄河，这就是我引用的《商君列传》中“魏国日益削弱，于是派使者割让河西之地献给秦国以求和”的内容。但我素来坚持辛巳年迁都大梁，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到达梁国，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去世，襄王即位。襄王五年将河西之地少梁割让给秦国，这是襄王的事，与惠王无关，不能像《资治通鉴》那样把襄王五年当作惠王四十一年。可以查阅《孟子生卒年月考》这一条，再与我辩论，愿闻高见，愿闻高见。至于魏地今年并入秦国，如兄所引蒲阳就是其中之一，明年又归属魏国，后年又归属秦国，这类事情大多难以言说。我们两人一个主张进攻，一个主张防守，都以孔孟为主，朱子次之。

又

读陈几亭的书，辩驳史传记载耿弇屠城三百的说法，认为万不可信，用三种说法驳斥，都很确凿。于是查检这句话出自《后汉书·耿弇传》，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删去了这一句，不存真迹，真是大见识。要知道阅读《通鉴》，要领会它不记载的原因，这是古人的绝识，也只是不记载。丙吉问牛喘，则不可理解。

又

娶妻有吉日，但女子死了，女婿穿齐衰服去吊唁，安葬后就除去丧服，这在婚礼中属于请期，在纳采、问名、纳吉、纳征之后，大概是第五礼，恐怕以前女婿不得行吊唁之礼。以此感叹太仆，太仆不接受。六礼到了纳吉，郑康成说：“婚姻之事于是确定。”前解养尊者必易服，也不确切，请自行考证。

又

《资治通鉴》有两件大可议论的事。一、茅焦劝谏秦王，太后重新回到咸阳。《史记·秦始皇本纪》在始皇十年，《六国表》始皇十年，太后进入咸阳。《吕不韦列传》秦王十年，茅焦劝秦王迎接太后从雍地回来，重新回到咸阳，都不在九年。嫪毐刚被诛杀之后，不知文正为何移置早一年？必有缘故。于是广泛考证典籍，从刘向《说苑》中得到：“迁到萯阳宫，茅焦上谒见秦王，秦王按剑口沫流出，恢复母子如初。”都是《说苑》的文字。在刘向自有本源，但怎能比太史公依据秦国史记年月的记载更可信呢？纵然不移置纷更，须作数句见得《本纪》《列传》《六国表》都作十年。如此，《说苑》则作九年。如果那样，文正依据《说苑》以使天下万世人知道我们读书精审。二、始皇本纪十年止，逐客令，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不要吝惜财物贿赂诸侯豪臣以扰乱他们的谋划，不花费二三十万金，那么诸侯就可以全部平定。说者认为秦统一天下只有两策，范雎在前创谋远交近攻，尉缭在后收功贿赂豪臣以扰乱他们的谋划。《史记》共一百七十一字，为何《通鉴》一概削去不载？有人说难道因为梁惠王时有《尉缭子》，这是重复出现吗？不知道前后各是一个人。《汉书·艺文志》尉缭一见杂家，一见兵家，也是两个人。自宜删去《史记》之文补遗，恐怕文正复活也不能不心折气尽。

孟尝、平原、信陵，《通鉴》都提到他们食客三千人。黄歇、吕不韦也有食客，那么削去似乎不妥。

又

前诋时文大

译名家如王、唐，别字讹误之事填塞满纸，都是时文害了他们。如今读归太仆的《五岳山人前集序》，此人被推为三百年来的第一古文、今文高手。序中说：“荆楚自古多文人，左氏的传，荀卿的论，屈子的骚，庄周的篇，都是楚国人。”查考荀卿是赵国人，只是晚年做了楚国的兰陵令罢了。庄周，刘向说：“是宋国〇地的人，〇城在商邱城外，正是宋国地界，与楚国有什么关系？”归太仆尚且如此，对其他人还有什么可指责的呢？朱子说：“庄子自然是楚国人，也是错误的。”大抵考据的文人不甚讲究理学，尤其不讲求死罪！死罪！

译再者，

您的防备确实非常细致，我岂敢不心悦诚服？但您说《国语》不可信，这实在不对。《大传》说：“牧野之战，是武王的大事。战事结束后退兵，于是率领天下诸侯追尊太王、王季、文王。”这是不以下位凌驾于上位之上。武王追尊先王，正是在牧野之战之后，并非如您所说是在天下大定之后。因此《国语》这一段，正是在布阵于牧野之后，而不是之前。汉高祖称父亲为太上皇，这不足以作为引证。这是因为家令建议采用方上的徽号，当时各项事务刚刚草创，如果没有家令的建议，几乎终身都是平民了。

再者，

郑康成注解说：“占卜得到吉兆，婚姻之事于是确定，这是指男家。”贾公彦疏解说：“纳征之后婚礼已成，女家不得更改，这是指女家。”那么纳采、问名这两项礼仪虽然完备，仍然处于未定的状态，古礼就是这样，不能像今天讨要庚帖那样就算确定了。这件事得到长兄的一次驳难，既经过深思熟虑又详细考证，似乎没有可疑之处。总之古今不同，学问不可不讲，这就是讲学。

与吴亦韩的信

按照注疏，鲁侯的爵位应当是九等，附庸国而《春秋》注只提到邾、小邾两国，随即进爵为子爵，居然与邻国敌国相当。颛臾在《左传》中未见是鲁的附庸，《论语》才确实指出它。桓公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来朝见，杜预说：“都是附庸国的世子。”马公骕极力辩驳认为是臆说，跟随《公羊传》将其视为夷狄中最次的。谢〇晖直中书省诗：“风动万年枝，日华承露掌。”李善注《晋宫阙名》说：“华林园有万年树十四株。”《韵府羣玉》说：“是冬青树。”没有所谓“春入万年枝”，何况“日暖万年枝”呢？怎能在我当面请教后，指示我“射不主皮，解主汉不主宋”。文公晚年辑《仪礼经传通解》，不主张贯革的解释。试问近时的讲学家，除了集注外，又读其他书吗？况且防备汪、武、曹大全，又如何？

与戴唐器的信

辨志堂解释《顾命》说：先说西序，又特别说西夹，是因为成王殡殓在西序，以西方为重。吴三兄怀疑《蔡传》只有庙门、路寝之门，成王的殡殓在那里，所以说庙没有殡殓在西序的说法，万经怎么如此臆断？我说：这本书不可轻易议论，因此查阅《檀弓》：夏后氏殡殓在东阶之上，殷人殡殓在两楹之间，周人殡殓在西阶之上。西序靠近西阶，但不如直接说成王殡殓在西阶妥当。

再者，

先前承蒙当面告知，经术家参政指黄东发，我心里知道不对，因为东发不懂政事，官职低微。因此考证眉山家铉翁，累官至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宻院事，不是参政是什么？大概俞邰自己因为〇翁在河间授经，不肯出仕。比太冲先生未必完全知道，先生的学问出自日抄。从前李西涯与谢方石唱和，李曾作厓山诗一联，谢意不满。李认为无可更改，谢笑着说：“看您胸中似乎不止于此。”最后说：“庙堂遗恨和戎防，宗社深恩养士年。”谢又笑着说：“防我子不至此。”李又作端礼门乐府，认为末句未尽，往复多次，最后才跃然兴起。即如今安石工于末句，不见奸党碑，只看见奸臣传，就是这样。我料想您胸中的才思学识尚不止这四十字，大概确实被韵脚所束缚，不能畅所欲言。另作一首，不必和韵，我当如谢方石那样。

再者，

近代图章极力驳斥何雪渔，而推崇文三桥；书家极力驳斥董文敏，而回归赵松雪，都是确凿的道理。古学复兴，这也是其中之一。恰好阅读明文案目录，可惜其中多是我生平想见而不得见的文章，也很可惜。吴园次名绮，如今扬州人，在世，且为湖州郡守，岂可与李世熊相比，而列入明文呢？其他文体宜于辩驳，行状岂可合并墓文？题后岂可作弁首？都是大的纰缪。不知道您认为如何？

再者，

特意借旧唐书防考，李浙东也不知何名？或许李翺习之全集出来，尚可得其人。然而我老了，厌倦于寻访了。张籍寄白乐天使：您登第早年，同座主非同年进士。白贞元十四年见旧书，张贞元十五年见韩集。但统是礼部侍郎髙郢知贡举，所以说同座主。谁人考究及此？只有您赏识我罢了。杜于皇二丈诗：三春防渐好，千古意如何？努力努力！我虽老，尤当炳烛以行。您的著作竟不刻印一帙，得毋使臣虎葆山空回耶？

再者，

归读陈处士墓表，真正是庸笔，铭文尤其不成话。再取黄先生《陈定生墓志铭》，防防黄身与其事，自然娓娓言之，所谓襄昭以下详是也。但定生生母王安人，以子贞达封者，乃误作汤孺人，何也？生死而肉骨，误作骨肉，配汤孺人，左都御史汤公兆京女，则可笑。汤字伯闳，宜兴

译此人，是万历壬辰年的进士，官职只做到御史，死后追赠太仆寺少卿罢了，何曾担任过左都御史？舍下存有十六榜进士的履历以及《壮悔堂集》可供考证。那么，说“我的先生必定不会错”，也就是所谓淮阴少年有眼睛却看不见的人。至于墓表上说“起用为左都御史，因进言触犯了同县权贵，被削去官籍。陈中湛因争辩骄横的武官，触怒崇祯帝而被罢免。至于史可法，何曾涉及携带巨额金钱到京师，谋求复用的事”，这种说法推崇怀宁（史可法）起用，说东林党人无一幸免，此时阮大铖的罪恶还没达到这种程度，简直是说梦话。檄文尚未发布事情就泄露了，更是胡说八道。南京防乱揭帖广泛张贴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并且传遍四方。弟弟当时对此非常熟悉，阮大铖混入史可法的幕府，何曾有过史可法复相之事？阮大铖得以进入幕府，周延儒也不敢收留，只是允许任用他的同年马士英罢了。见面时应当为兄长详细陈述，这关系重大。

译又

《唐书·历志》说：九执历，源自西域。开元六年，皇帝下诏让太史监瞿昙悉达翻译它。以前您问起九执历，我无法回答，如今弄明白了。恭敬地报告。只是嘉靖初年，五星聚集在营室星宿，占卜说：预示着有军事谋略。这与王阳明的道统有什么关系呢？而黄先生将其归结为阳明的祥瑞，与宋代乾德年间五星聚集在奎宿一类相提并论，不是大错特错了吗？到了天启年间，曾有四星聚集在张宿，而黄先生增补润色为五星，认为是为了刘宗周而显现，这更是奇特中的奇特了。似乎应当将《蕺山学案》中这类话语删去，不要给后人留下口实，这才是真正爱护我们先生啊。我本来就是先生的爱戴者，不知高明之意，认为如何？

又

我曾经说，训诂之学到了宋人手中就衰亡了，朱熹尤其显著。这次偶然想到，历来的字书都是将“石激水”解释为“矶”，没有像《集注》那样解释为“水激石”的。于是讲章曲意附会，说：“矶，是水冲击石头。”应当说“水被石头冲击”。石头比喻母亲，水比喻儿子。我认为石头比喻儿子，水比喻母亲。石头冲击水而水愤怒，就像儿子激怒母亲而母亲愤怒一样。至于《师说》记载万贞一的议论，接着引用晁以道辨析《小序》的一段来证明，也是似是而非。这不是当面质询辩正，反复辨析不能确定的。

又

王伯厚《余编》中“好奇”等语，是效仿班固《汉书》叙赞的体例，字字精确，竟然命名为叙赞，似乎并非随意，大多不用韵脚，不知您的高见，认为如何？

又

凡是叙述人的祖先，都从曾祖开始，其中提及高祖，必定是高祖是显赫人物，或者有事迹，才适宜记载。区区高祖，不过是一个守备罢了，不值得提及。黄先生提及了，似乎不知道这个惯例。我过去与汪钝翁辩论的，正是这件事。掌管詹事府的官衔中有“管”这个字吗，应当去掉，应当在“府”字下增加“事”字。因为居住在黄河下游，所以称为下河，绝不是下河相对于漕运河而言。越职上封事，“越职”二字应当去掉。下文明明说应诏言事，小臣是可以言事的。将一束荆条，明明是“刍”字讹误而没有察觉，为什么呢？以上五条，不知确切与否，乞求回复我。

又

我查阅《始皇本纪》，“并河并海”都读作“傍依”，古雅而且确切，远远胜过“循”字，敬佩，敬佩。右边佩戴玦，出自《礼记·内则》，“面向南坐，举起右边所佩戴的东西，以展示给面向东坐的人”，正符合苕文对《闲情》的精妙解读。只是认定为《闲情》，自有白璧微瑕的瑕疵，如果知道最终归于闲适，曲终奏雅的意旨。苏轼用《国风》来比喻，用屈原宋玉来赞美，正相符合。那么那些强作解事的小儿，真是不识字啊。您所说的，大概是从体制上论，更是宽泛的说法，不如我直接深入骨髓地剖析。

又

“过”字曾经大大讨论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敢详细陈述我所听到的，以待您自行选择，可以吗？查字书，“过”读作“戈”，经过，度，如“三过其门而不入”、“过我门而不入，我室”就是这样。“过”读作“个”，超越，越过，如“地未有过千里”、“夫子过孟贲远矣”，就是这样。又指过失，罪过，如“可以无大过”、“苟有过”、“不贰过”，就是这样。这读作“戈”的“过”，没有超越，越过的解释，为什么杜甫的诗“吾舅政如此，古人谁复过？道林才不世，惠远德过人”读平声呢？老杜音韵极精，必定不会错，因为读《诗集传》，“永矢弗过”，读作“戈”，逾也，难道平声内也有超越，越过的解释吗？只是字书不全面罢了。唯独过失的“过”，押入平声，似乎没有明确的证据。我生平向来不喜欢作和韵、限韵诗，诗而限韵，和韵，好比与人搏斗而先自绑住手脚，怎能取胜呢？至于步韵，则是古人所深深告诫的。小力从盐渎，至携有节，蟹分敬三十只。从前朱登担任东海相，送给张敞螃蟹，回信说：蘧伯玉接受孔氏的赏赐，必定会分给乡人，我张敞谨慎地将这份赏赐分给三老尊行者，怎敢独自享用？这不是对我这种人所说的。唯有斥责留存是感激的。

又

昨天同云九兄在紫极宫聚会，前往程知节墓，感慨林灵素，如同昨日吕洞宾不可得遇，寻求掩鹤井也湮没无迹，为之徘徊而不能离去。又想去万柳池，因为脚力不继，于是返回。偶然从蛛网煤烟中得手抄一纸，乃是宛邱乡先辈的文章，恐怕大家除了欧苏六公外，就应当屈指算到这个人了，稿子就留在您的案头，不必归还给我。《小学绀珠》，九经虽然有其名，不曾详细唐九经如何，宋九经如何，十三经尚且缺失，难以言说，难以言说。

又

读书想要精，不想要博；用心想要纯，不想要杂。观书想要博，常不尽意；用心不纯，终究没有成功。这是黄山谷的话。抄录来与您共同欣赏。黄文如钱龙锡志，以及毛文龙、袁崇焕公案，极其确切。这类文章有数十百篇，就可以悬挂于日月之间。将来国史取法，岂不胜过为人作诗序吗？

又

我在古文一道，虽然不很深，然而看待近代作者，已经洞若观火。承蒙委托直笔，敢不竭尽我的愚见？得到大概此道最忌讳的，曰冗，曰稚

译只有简约可以补救繁杂，只有老成可以补救幼稚。这需要多读书，多融会贯通，不是一蹴而就就能达到的。刘予吉的行略，情感与辞藻斐然动人，读来令人深切感动。但书稿类的内容之后，就显得繁杂幼稚了。查《经籍考》，有《毛诗补音》十卷、《韵补正》五卷，那么昨天来的书还有八本，已经足够了，不必怀疑。应当赶紧收藏，上面有“弱侯”印，出自焦氏，也没有疑问。但有一件奇怪的事，怀疑《古文尚书》从才老开始，而这本书里才老又选取了《五子之歌》、《仲虺之诰》、《伊训》，说它们用韵最古，这是为什么呢？《韵补》里面一定有解释。将来若能购得全书，交给我看一眼预订，哪里能得到这本书呢？倘若忽然呈现在兄长面前，也能让我看一眼吗？我家原本有《旧唐书》，长久以来不完整，小女婿刘紫函忽然得到了全本，接连翻阅像这样的史学著作，难道不是经天纬地的大事吗？何必苦苦逃避到诗人那里，逃避到道学家那里呢？诗人和道学家都是浅薄鄙陋可耻的。比如西园不能辨别出是西垣，也是可耻的。只有兄长秘密收藏它。韩昌黎把余事当作诗人，确实意味深长啊！心中想说的未尽之意。

译再者，

《屯》卦象征万物初生，《解》卦表示恭敬地听受命令。真韵自然可以通押通韵，唐人著作中确凿有据，难道古人会欺骗我们吗？我想把最后四句改为：“頽风其再立，湖与蜀学新更复追古始。长夜方及晨，有昌黎送孟东野序，不懈而及于古之义。”胡瑗字翼之，号称湖学，仲车是他的优秀弟子。我认为他在理学上不愧配享孔庙两庑。元祐年间的学术，自指司马光（文正）一派、苏轼黄庭坚一派、程子一派，被绍圣年以后的奸臣严厉禁止，起初并不涉及仲车。元祐奸党碑上列名三百余人，哪里曾有节孝先生呢？“垞”音同“茶”，不读“差”，是去声。“钞”音同“抄”，楚交切，意为选取、略取。如果读作去声，那就成了钱钞的“钞”了。“脔”音同“脸”，晋元帝公私交困，得到防以为美。项上一脔似乎是指猪，不是指牛。但如今也有指牛的，这类讲究不可不知。

再者，

宋代宣献公家中藏书只有二万卷，大概凡是无用和不足以观览的都不收录。叶石林说：“我的藏书每每以此为法。”南雷是叶氏的女婿，文案中称叶为内弟，这是明朝人的俗称。《仪礼》中姑母的儿子称舅舅的儿子为内兄弟，应当改为妻弟，见《史记》；或作妇弟，见《汉书》。孟举自己说：“我所刻的书都送给弟弟，必定不欺骗弟弟。”一句话慷慨拿出百金，安葬先友于岳父，难道会吝惜一本书吗？他不送给弟弟的，一定是天盖楼刊刻的，不是守愚堂刊刻的。守愚是孟举的堂名。读《五王列传》，崔暐年轻时颇能写文章，晚年因为非议自己，长久不再构思，专心致力于经术，宛然是太原阎生的一幅小画像。我哥哥以为如何？

再者，

韩昌黎《赠太傅董公行状》开头三行大字书写曾祖仁琬、祖大礼、父伯良，各自在其下系连官阶，这就是写文章的定例。所以崔评事墓铭曾大父知道、大父同、父倚，施州房使君；郑夫人殡表曾祖随、祖玠、考绛，河南少尹；裴君墓志铭曾大父元简、大父旷、父虬，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曾祖希庄、祖元晖、父播，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曾祖父伯阳、大王父迢、王考夏卿，兴元少尹；房君墓志曾祖元静、祖肱、父峦，河南少尹；李公墓志铭曾祖泰、祖干秀、父爕，夫人刘氏；曾祖子元、祖餗，集贤院校理；石君墓志铭曾祖行褒、祖怀一、考平，太原府防军；苗君墓志曾大父延嗣、大父含液、父颖，唐故河东节度使观察荥阳郑公神道碑文曾祖嘉范、祖抚俗、父洪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铭大王父融、王父琯、父乘，息国夫人墓志铭曾祖某、祖某、父某，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曾祖爽、祖微、父嵩，唐故检校尚书左仆射右龙武军统军刘公墓志铭曾大父承庆、大父巨敖、父讼，唐故朝防大夫尚书库部郎中郑君墓志铭曾祖匡时、祖千寻、父廸，唐正议大夫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曾祖务本、祖如珪、皇考岑，父故江南西道观察使赠左防骑常侍太原王公墓志铭曾祖元暕、祖景肃、考政，河南府法曺防军卢府君夫人苗氏墓志铭曾大父袭夔、大父殆庶、父如兰，四门博士周况妻韩氏墓志铭，况曾祖延、祖晦、父良甫，没有及到高祖的，偶尔及到高祖如唐故朝防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志铭是这样，必定是高祖有事迹值得书写，不是空空地只说讳某可以相比的，比如所谓公四世祖嗣汾阴公讳德儒，为隋襄城郡书佐以卒，襄城有子二人皆贵，其后皆蕃以大，就是这样。弟弟持此论最久，恨不能缩小地质之太冲先生续入金石要例罢了。

再者，

钱序果然详细，但四声始于南齐周颙，比沈约稍早，这是错误一：梁武帝问周舍“何谓四声”，周舍说：“天子圣哲，不是沈约的话，只是见于沈约传罢了”，这是错误二：二百余年不遵行正韵，太祖固然不太可取，此书实录记载了它，这是错误三：我本上声今作平者，不是这与《离骚》《九歌》等相合了，而远游命天阍其开辟兮，排阊阖而望予，召丰隆使先导兮，问太防之所居，集重阳以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未曾不读如余，盖字有二音，郑康成说得好：“余予古今字，则同音”，余老杜触目非论，所以新文尚起予，也押入六鱼韵，这是错误四：上声脱去二十五拯止二十九部，这是近代俗书，不加厘正，这是错误五：以一篇序四五页而有这五个错误，岂不可怪，这是弟弟生平苦心戮力，晚年渐渐有所发现，盘郁于胸臆间，想在我哥哥面前一吐露，怎能数得清晨夕呢？《明文衡》有胡翰《衡运论》，即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年分为十二运，今交入大壮卦之说云：“九兄止

译看到那本书，是元朝大德年间晓山老人所撰，不知道晓山是广陵人，姓秦，弟弟以仲申来论证罢了。

译又

昨日如李白所说，今日酒足饭饱，快乐胜过千年，但这并不折损福分，因为一天之中得到了三种善事，请让我详细陈述。第一，听到高深的议论，《椰经》、《珠经》，只配算作苏轼的《酒经》，归入文集杂著类中，怎能单独列出一项称为“经”？真的以《椰经》、《珠经》为经吗？实在不通，必定不是黄先生的本意。主一的弟弟说：昭明太子选编《离骚经》，明明称为“经”了，却列在“骚”这一目之下，不敢称为“经”。第二，途中诵读《上山采蘼芜》一首诗，“芜夫夫如殊如去，素余素故”共十一处押韵，虽然平声与去声混杂，实际上符合顾炎武四声一贯的道理。《诗经》中多有这种情况，因为周颙、沈约尚未出现，没有四声截然分明的界限，不相通贯。起初以为是隔句押韵，大错特错。第三，枕上思考，明文授读，必定不是黄先生所写，如果真是黄先生所写，怎敢直接标明其父的名字叫黄尊素呢？我私下认为元好问《中州集》选录其父德名的诗，题名为“先大夫”，不敢标明名字。记得邱季贞选编《淮安诗城》，标明其尊人的名字叫邱峻，被孙为余怀澹心所指责，直接攻击应当销毁其书板，并且追回已经流传到民间的书籍，不让世人说淮安人不通情理，邱氏之子不孝顺，严厉啊严厉！曾以为黄先生是一代文献大家，怎忍心做出这种事呢？怎敢做出这种事呢？请详细思考反复推敲，以回应我的期望。

又

老饕无厌，固然会被知己谅解，难道不会被你家厨师嗤笑吗？虽然如此，杜于皇二丈的诗说：“交友之道要防备僮仆，迎接我有好脸色。”这是千古未发的嗤笑。吾兄可以暗中观察自家僮仆厨师是否有倦怠厌烦的意思吗？或者说，我家老先生就像洛阳等待康节的故事一样？程篁墩《皇明文衡》选录其父襄毅公的奏疏两篇，直接标明名字为程信，这也是大错特错，不能以此为借口。黄先生却从《文衡》中论述李纲固守京城不对，脱胎为天津巡抚冯留仙的碑志。刘超宗一隅之见，便不信此说，可怜可怜。何况其乳臭未干的孙子呢？

又

许逺误记作双庙，而诗又不佳，难道这位老人老糊涂了吗？原本不在古文名家之列，但识见议论也有趣味，姑且选取几首作为小品文字，或许也未尝不可？曾苍山起于宁都，号称诗国，这是宋朝时的事情。天水公作刘室高孺人志，书写侧室之子某某与嫡子一连以为合，子女皆统于父而不分书所出之例，妙极了。等到考证息国夫人墓志铭，夫人是嫡出，是她所亲生的二男一女，书写出非其所生侧室之子不书，又增添一例。

又

梦砚斋似乎重复古人，且有家庭避讳，自然应当避开。我的意思作寤砚斋，妙极了。因为寤就是梦。汲冢《周书》：“王说：现在朕梦中被商惊扰。”注释说：“说梦中被纣王讨伐，所以惊扰。”又王召左史戎夫说：“今晚朕梦中遂事惊扰。”参照《说文解字》：“寤一曰昼见而夜梦也。”砚不是日日见到的东西，而是偶尔夜间梦到的吗？这个“寤”字是自弟发现的。曾认为《本草》解释药性不尽，韵书解释字义不尽，应当寻找名手如郑汝器八分、赵秋谷行书书写。如果杜首昌、宋曹恶赖极了。

又

新刊经解复阅一过。春秋名号归一图。宋冯继先。案继先【当作元】伪蜀朝人。宜冠宋孙复之首。乃屈居刘敞之后。何也？孟子音义。宋孙奭。案奭諡宣公。真宗朝名臣。屈居南宋蔡谟之后。又何也？宜乎东海云。书不经某先生眼过。譌谬百出。贻笑人口。罪过正复不小。至总经解三字不通之至。东坡端砚铭。千夫挽绠。百夫运斤。篝火下缒以出斯珍。按斤斧类斫木噐也。庄子运斤成风。亦作釿。未闻作〇。且编阅字书无〇字。窃以此砚断送在此一字。答我答我

又

通鉴考异引张中丞传，是司马文正时犹传，今遂亡逸，惜哉！今既不征之于传，则不载雷万春事首尾。雷万春自当如茅鹿门作「南霁云」三字为是。黄先生说非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用「之」字也。字文法分明，照应前邉，不然果属雷万春、南霁云一大段无根了。文字未有无根者，不为许逺立传后，即为逺辩白，不载雷万春事首尾，后无一字及雷。天下有如此文字，昌黎不怕人笑倒耶？

又

承问难妙甚。只以杂肴蔬兮进侯堂，肴俎寔也，蔬菜也，以二物共荐，故曰杂。今坡公作「杂肴」，其可通乎？似是趁笔之误，未可以出于坡，便是金条玉律也。忽思昌黎长女初适李汉，更适樊宗懿，金石要例载之。非汉死而后嫁，乃出而再嫁于樊者，果尔？昌黎死后，汉为文集序，自称门人，且云「辱知最厚，且

译与韩氏的亲情已经断绝了，还说“姑且亲近”吗？更奇怪的是，《唐书》记载李德裕厌恶李汉，因为李汉的姻亲蒋系被贬为外官，蒋系就是韩愈第三女的丈夫，所以李汉与蒋系是姻亲关系。韩愈去世时，他的三个女儿都还未嫁人，后来才嫁给蒋系，蒋系是蒋乂的儿子，这些都在《唐书》中有记载。此时韩愈的女儿早已嫁人很久了，难道还要连同她的姻亲一起贬谪吗？可见李汉始终看重韩愈女婿的身份，既然如此，当初为什么不让他出任外官呢？请为我解释一下。

译又

在百忙之中不妨稍加思考，如果完全不去思考，那就不对了。《晨风》《蟋蟀》都是指诗人而言，诵读《毛诗》的原文就可以明白。自伤滞留，离开关东，“去”字不对，改为“向”字，也本来如此。只有“老”字又属于另一层意思，可以仔细思考。日后当面交谈，没有不豁然开朗的。校勘《太仆集》有名介的人，字安叔，是他的元孙。元孙的儿子是五世孙，名顾庐，字甫吟。籍贯常熟，考中癸酉年乡试。文人有后代，近来才得知，以此告知同好的人。

又

承蒙询问关于大加讨论的事，读《当广韵》，因为它完备。作诗必须讲究韵部，以上平十五韵，下平十五韵，上声三十韵，去声三十韵，入声十七韵，恰好符合古今的适宜。如果《广韵》上平十六韵，下平十六韵，上声三十一韵，去声三十三韵，入声十九韵，现在作诗的人遵行使用吗？即使《宋礼部韵略》上下平、上、入三声同韵部，而去声三十一韵，现在作诗的人遵行使用吗？只有现在俗本的韵书，上声二十九韵，漏掉了第二十五韵“拯”，那就不可以遵从了。又读顾氏《音学五书》，心中喜悦如花盛开，背上汗水湿透。前辈所说的譬如美人许久再见，反而觉得顾盼有神采不同，正是如此。不知道新城王侍郎为何极力扫除，几乎没有什么可取的？正担心能作诗的人未必通晓韵学。又考证《正韵》凡例说：平水刘氏上平十五韵，下平十五韵，上声三十韵，去声三十韵，入声十七韵，共一百七韵。黄氏《韵府》本于此，只查《韵府》看就可以了。

又

钝翁《文略》第一卷，翻阅完毕如同嚼蜡，没有余味。无奈只有一件事可感动的，汪氏《族谱序》：“古代宗子的妻子死了，她的丈夫为她服齐衰三年，现在的法令没有这样的规定。”弟弟代改其文为：“宗子的媳妇死了，她的丈夫即使母亲在世也为她服禫”，现在的法令没有这样的规定。”现在新刻本果然如弟弟所改，不可感动吗？吾兄可以寻找类稿初本对照。唯独《五服考异》说：“礼制上与父母相同的兄弟服期，同父异母的兄弟服大功。”曾与玉峰兄弟笑谈古代没有这样的服制，大概是汪公杜撰。回答或人论详谭第二书说：“唐代儒者又有主张三十六个月的，这是根据《丧服四制》丧不过三年而祥的说法，尤其属于妄谈，应当是二十八月，与杜佑《通典》相合。杜佑却不曾依据《丧服四制》，唐代虽然有王元感主张三十六个月，已被凤阁舍人张柬之驳倒，所谓元感的议论于是废弃就是如此。汪公从哪里知道他所依据的呢？”总之《通典》《新唐书》不熟悉，当时不曾与他言说，遗留错误直到今天，在细微之中，辜负了这位良友。老友山右傅青主先生，顾炎武极力称赞他识字，却极力称赞方日升的书胜过《正字通》，妄语，然而必须用《黄氏韵府》原本对照才可以决断，彭城家正是原本。

又

北闱试题远震，陈栎、卫湜对于《礼记》，都是笃守朱熹的人。卫正叔对于朱子，相差甚远。远震二字，必定是传写之误，乞求吾兄就在《礼记大全》卫湜书前列先儒姓名中纠正。就一件事直穷到底，胜过泛览博观万万倍。邢子才说：“误书思考，也是一种乐趣。”有人说：“误书思考，怎么能得到？”子才说：“如果思考不能得到，就不劳读书。”朱子说：“这话虽然戏言，实是天下至理。”吾与兄约定，如果考不出远震二字，吾两人也不劳读书了。陈祥道《礼书》有拜仪上下二篇，真是旷代奇作。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啊！三百年没有这样的人了。

又

《颜氏家训》说：“学问有快慢，文章有巧拙。钝学积累功夫，不妨精熟；拙文研究思考，终究粗鄙。只要成为学士，自足以为人。必定缺乏天才，不要勉强操笔。”这十句话，可以教导天下万世，不只是我们弟子的良药罢了。王深父以郑州刺史，李翱乃是另一人。大概《新唐书》李翱列传记载他历任官职最详细，只出任朗州刺史，又为庐州，没有郑州刺史的说法。自另一人，现在魏叔子、杜于皇以昌黎送李愿为西平王之子，李愿何异说梦，也是另一李愿隐士。《凌虚台记》首句说：“台于南山之下”，自然是“台”字，说此台在南山下，下四方之山云云，又推开去说。细细体会，自知。不知何人改“台”作“国”，此非口舌所能辩。荆川、鹿门皆云此记于太守少回护，试考太守何人，于东坡何嫌而痛扫之，而作此议论便是读书论世之学，吾兄从此等处逐一理防，何如？

又

方山子〇方屋而高四字妙绝，不知何人改屋作耸，按帻崇其中者曰屋，故后汉舆服志未冠童子帻无屋者示未成人也，句卷屋者示尚幼少未远冒也，东坡岂有一字无出处耶，古人文可容易窜易耶，远景楼记立表下漏鸣鼓以致众，立表一事，下漏一事，鸣鼓一事。

译不知道是谁把“立表下”作为一句，却看不到下文。难道是一人掌管鼓，一人掌管漏刻，又让仆役击鼓、决漏吗？这难道是黄先生的手笔吗？希望明确地告诉我。

译又

昨夜几乎无法入睡。长淮大河一带的英灵、节孝、文雅风流之风不绝于世，汇聚于一二人身上。这一二人，能不慎重对待自己的身体吗？《尔雅》中把母亲的兄弟称为舅舅，这也是古义。但是“先舅”这两个字，古人并没有使用过，不如引用《秦风》中“我送舅氏，曰至渭阳”的诗句，称其为“舅氏”。顾炎武先生（宁人）的观点千真万确，因为考证《国语》中“公父文伯的母亲说：我从先姑那里听说”，注释说“丈夫的母亲叫姑，去世的叫先姑”，又说“我从先子那里听说”，注释说“先子，是先舅季悼子”。这里恰恰有“先舅”二字，是用来称呼丈夫的父亲，没有用来称呼母亲兄弟的。又《尔雅》说“姑舅在世时称为君舅君姑，去世后称为先舅先姑”，这就更加不能用于母族了。这类讲论贯通，实在痛快极了，然而如果不是我兄长，我也达不到这样深入剖析的地步。

又

罗文肃公集序中“编幅”二字不对。查考“边幅”出自《后汉书·马援列传》，是隗嚣说的话。耳边幅指的是布帛。西江君子愚曾经嘲笑他文章中有很多别字，可耻可贱。有人说：文章全在于道理和气格，不在于一两个字句之间，那么请去质问吴地的人。不必拘泥于古义。艾千子说：“《上林赋》《子虚赋》《两京赋》《三都赋》，读这些文章不过像现在的学究，依据《通考》《类要》这类书分门别类地搜索，互相沿袭以显示富有，求其中有一言一字出于作者内心自得，是没有的。”这种话罪不容诛。班固的赋叫《两都》，张衡的赋叫《二京》，没有“两京”这个名称。扬泉《物理论》说：“平子（张衡）的《二京赋》，文章卓然。”孙兴公说：“《三都赋》《二京赋》，是五经的鼓吹。”可见古人称名没有错误的。《通考》是指《文献通考》吗？现在的学究是什么人，能依据它来搜索，也可以说是通达国体的人了。“类要”是什么书？至于《真子虚赋》早已失传，《文选》所载的是天子狩猎赋，昭明太子错误地分开并标名罢了。这是我独自的见解，南英所不知道的。黄宗羲先生（南雷）说：“艾千子与王世贞、李梦阳只争一个面子，很有见识。”如果不读唐以后的书，这是邪说。诋毁《上林赋》等赋，又难道是正论吗？都应该服受极刑。

又

李商隐给陶进士的信，常自己诅咒希望得到时人的评价说：“此人不识字，此人不知书，是我活着获得忠肃的谥号了。”查考忠肃是谥号中最美的，意思是说我活着就得到了美好的谥号，多么幸运啊！善于戏谑啊，这是正义山轻薄的旧态吗？《冲波传》中颜渊说：“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但知暴虎，不知凭河。”鹿生长三年它的角才脱落，孩子出生三年才离开父母的怀抱（怀音同窠），与“他河堕”押韵，为什么不引用？

又

虹考去世后，考证纬书《河图》：“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意感，生白帝。”《宋书·符瑞志》：“帝挚少昊氏，母亲叫女节，看见星如虹，下流华渚，随后梦中交接，意感生少昊。”这不是黄帝的事。陆氏记载错误，而且星如虹，不是真的虹。如果真的感应虹而生，为什么不引用《宋书·符瑞志》：“母亲叫握登，看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呢？又考证《春秋演孔图》：“鸟化为书，孔子捧着它告天，赤雀落在书上，化为黄玉，刻着‘孔提命作，应法为制’。”赤雀落下，没有“虹”字，而陆氏又记载错误。弟弟，这类考证辩驳，在古人中也属于绝学，不论今人不懂，我兄长相信吗？所谓虞翻得到一个人知己，死也可无恨，大概就在这里吧？钝翁不值得攻击，生平心中摹写、手中追随的，是顾炎武，是黄宗羲。黄指黄太冲先生，顾指顾宁人先生。称赞我观书眼如月，怎么敢当？怎么敢当？又覆不一。

又

《文钞》一本没有读完，姑且就其序一卷指摘一下，这正是扬雄之类，希望为我作，正正扬雄。《礼记说义纂订序》：杨公独能旁综《仪礼》、《周官》二经，淹贯马融、伏生、郑玄、王肃诸训。查考西汉有伏胜，东汉有伏湛，都于三礼之学没有交涉，难道钝翁另读人间未见之书加在我们之上吗？《伤寒书序》：夫庾跗、扁鹊之徒，查考《史记·扁鹊列传》：“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索隐说：“音臾附。”应邵说：“黄帝时。”《吕氏春秋》：“上古医曰苗父，中古医曰俞柎。”《周礼》郑氏注：“岐伯榆柎。”陆德明说：“本亦作俞柎。”那么一定没有“庾”字的道理。有人说：怎么知道钝翁不另有所本？试问上三书不足据，而以其他杂书为借口吗？其为别字无疑。《古今五服考异序》：二盖尝三复丧服传，而不能以无疑，此句大非伤天害理。下文五可疑，愚皆在京师历历与之辩，久折其角矣，安得面陈之。《东都事略防序》：夫舜囚尧，太甲诛伊尹，此皆书之所不载，圣人之所不道，而后世犹述而志之。凡所

译所谓“信传信，疑传疑”，是出自《公羊传》的文本。这不过是像“夏五”缺了“月”字那样的情况，并不是说舜囚禁尧、太甲诛杀伊尹这类伤天害理的言论，圣贤们不待辩驳便已予以排斥。钝翁读书多不通晓文理，难以言说，难以言说。再说，舜囚尧、太甲诛伊尹出自《竹书纪年》，这难道不是书吗？一定要《尚书》才称为书吗？况且《尚书》中没有这类言论，又何须多说？钝翁真是痴人说梦。《诗说》序言：自从唐代盛行毛诗和郑玄笺注，而齐、鲁、韩三家诗便消亡了。查《隋书·经籍志》记载：“齐诗在魏代已经消亡，鲁诗在西晋消亡，韩诗虽然留存但没有人传授。”怎么能说三家诗到唐代才消亡呢？又说《经籍志》中只有毛诗郑笺至今独立流传，可以改为：“自从隋代盛行毛郑，而齐、鲁、韩三家已经消亡。”《具区志》序言：古扬州的地域，越过淮河直到海边，“逾”字无法解释。查蔡传（胜过孔传）说：徐州南到淮河，扬州北到海边，大概是以淮水为分界线，不像如今淮安府那样横跨淮南、淮北。隋炀帝诗：“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多么工整确切，不可移易。《吴逸民传》序言：《史记》说武王灭商后，封仲雍的曾孙周章、弟弟虞仲于周地以北的夏朝故墟，这就是北吴，这是对的。查《史记·吴世家》，北吴写作虞仲，不知钝翁读的是什么版本？《史记》哪里有“北吴”二字？序言又说从汉代的孔安国到魏代的王肃、何晏等各家，都不注释虞仲是谁，近代才开始用仲雍来实指。查“近代”二字，是指朱子的《集注》，不知《史记·索隐》以虞仲就是仲雍，这是唐代人早就这样解释了。《篆隶考异》序言：古人的书籍，其字体则是大小篆、籀文。查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汉人称为籀书，又叫做籀文，怎么能把它们分为两样呢？是非曲直一一教导我，不要说我年老昏聩，姑且听我说完再抛弃我。

译又

乐府诗说：“人生富贵有什么可指望的？只恨没有早点嫁给东家的王昌。”唐代诗句说：“十五岁嫁给王昌，王昌正住在墙东。”这应当是另一个王昌，是个风流俊美的男子，必定不是《襄阳耆旧传》里记载的王昌。传书记载：王昌字公伯，担任东平相散骑常侍，早逝。妻子是任城王曹子文的女儿。王昌的弟弟王式担任渡辽将军长史，妻子是尚书令桓楷的女儿。王昌的母亲聪明且有教子之道，掌管两位儿媳进门时，都让她们改变服饰下车，不许过于奢侈。后来桓楷的儿子桓嘉尚公主，想要金缕衣，见到王式的妻子，桓嘉制止她说：“那位婆婆严厉，本来就不会听从，算了吧，不必拿去触犯人家的家法。”他们畏惧到这种地步。古人同姓名的人最多，陈惊坐且同字又是同时代的人呢。袁宗安转述宋既庭的话说：“唐荆川才学广大如海，评论诗文有详有略，唯独《文编》出自陈元素之手，并非他的原本。两本书我家都有，日后呈送寄去，自然知道。”

又

乔氏说：有人讥讽汪先生用史实来印证经义，汪先生回复说云云。查考《明夷》卦引用文王、箕子，《系辞》引用颜氏之子，这是孔子用史实印证经义。《明夷》卦引用箕子，《防》卦引用帝乙，《归妹》卦引用帝乙，《随》卦引用王在西山享祭，《升》卦引用王在岐山享祭，《既济》卦引用高宗讨伐鬼方，《未济》卦引用讨伐鬼方，这是周公用史实印证经义。可惜尧峯去世，来不及把我的话告诉他。阎子读到这里，不禁笑着说：“可惜石林去世，来不及把我的话告诉他。孔子时代尚且可以区分经和史，周公时代有什么经史可以区分？这是学问源流一点都不明白的言论。兄长试着讨论一下。”

又

南宋诗人有永嘉四灵，叫翁卷，字灵舒；叫赵师秀，字紫芝，也称灵秀；叫徐照，字道晖，也称灵晖；叫徐玑，字文渊，也称灵渊。没有什么徐灵照。至于“争天奈何”的事，现在可见于《叶水心集·徐文渊墓志铭》，所以应当纠正其错误说：如徐灵渊争天奈何罢了。中山程氏以安乡侯程昱为祖先，自然与新安程氏连不上。奈何程篁墩博览群书，尤其精于考据。他所采用的则是开元十六年李邕撰写的《程长史碑》说：“重安侯，向来就是忠壮公程灵洗的孙子，向来生育，生育皆，皆生〇，〇生大辨。”《林宝元和姓纂》说：“大辨确实北迁到中山，忠壮公是他的五世祖。”果真如此，二程出自新安，也可以。所以弟弟这篇文字，暂且搁笔，遗憾不能让黄先生听到。

又与石企斋书

昨天读马公骕《绎史》列举庄子的学说，公在古今乐录中称庄子为齐国人，下面辨析说：周防人，属于宋不属于齐，不觉吐舌，这位老学者的确如此。凤阳濠梁是他游历的地方，曹县漆园是他做官的地方，都不必说。《新唐书》谯郡防城县自注说：本名山桑，天宝元年更名。唐朝为什么命名为防城，无法考证了。以前刘超宗曾说：池州青阳县有长白山，范文正公子孙繁衍，聚族居住在这里，有谱牒，才知道长白山在这里。弟弟与他辩解说：长白山断限在今济南新城、长山四县界上。文正公当日在寺中读书，不必说他的子孙最为繁衍，怎么知道不是其中一支流寓占籍在青阳，妄指青阳的一座山说这是我祖先读书的长白山呢？现在宝应现有文正公子孙范姓为秀才，现有谱牒，青阳也是这个疑点。我们应当援引古事来印证今事，不应当以今事来怀疑古事。孟子游历宋国，宋称王，应当在慎靓王三年癸卯。庄子书中也有宋王的称呼，似乎庄子此时还在，然而庄子书多后人掺入，并非一一出自他的手笔，不像孟子。所以昨天说孟子游历宋国不遇到庄子，是因为庄子已经死了，或者前往游历其他地方罢了。庄子书说：惠施做梁相，庄子曾游历梁，大致在孟子三十五年游历梁之前。孟子在梁只停留了一年多，〇王死，襄王立，孟子前往齐国了。见《孟子生卒年月考》。朱子说：庄子的名声传到梁就停止了，不知道他的书自己说游历梁，滕口说多不准确，怎能当面倾吐一番。

又

在道理上没有妨碍，但用训诂来说，不可以。妙妙，这已经跳上子静〇了。可见兄长心里信服而口头上不承认。弟弟认为士大夫不能陶冶铸造人才，毕竟学问中的火力未透，颇自反而感到惭愧，不敢对兄长说。说我想要显示博学，于是加罪于朱子，不敢，不敢。只是株守朱说，遵奉如同金条玉律。不如顾麟士，昨天见到他的《诗经说约》，说朱子对于狐狸貉三种动物，却说是一种；斯螽莎鸡蟋蟀也是三种动物，却说是一种，极是。朱子草率的地方，又说朱子怎么做出这种昏乱的事呢？这等出自信奉朱子之口，应当如何责备他？私下认为不直则道不见，我是为了阐明大道，哪里是议论朱子呢？总之，说我的书想要无所不有，志向在于超越古人，这真是洞见肺腑的言论。说有意翻驳朱子，则决不敢。素爱冯定远的言论，今

译人们相信孔子不如相信孟子，相信孟子不如相信程朱，我不过是相信孔子过于笃诚罢了。

译又

您尊论说：这也是古人文字统一的一个方面。所谓文字统一，指的是书写笔画的规范，与声律无关，为何不引用《周礼》中大行人的职掌？九年时归属瞽史，教导书名【《名解》中“名”解释为“字”，古代称“名”，现在称“字”】，听辨声音。注解说：通晓六书的文字，考察五音的和谐，这是瞽史的职掌。所以九岁时就归属瞽史，并且诵读《陈防击季立书》，由此知道古代没有叶音的说法，这是精确的。宁人的书也并非呕出几升血才能读懂。我向来鄙薄道学先生，不博学如《读书札记》所说：汉代只立文帝、武帝、宣帝加“孝”字，这何异于说梦？何异于见鬼？汉代皇帝谥号有“孝”字，《唐书》中颜真卿的奏疏曾提到过。《唐书》中道学先生在哪里？须知《汉书》也该过目，哀帝、平帝都冠以“孝”字。

又

昨天承蒙指教，后来我又取韩愈的文章来读，文辞真妙。我私下认为，改作即沿用《二雅》的旧例，像家父、凡伯这样的人，也说老了。而从前《南山》《瞻卬》的诗，为何现在不作了？贴在平王东迁之初，大概幽王在位仅十一年，家父、凡伯想必还在世上，况且又加上“老了”二字，元少真妙。舌但作板之凡伯，不如用作《瞻卬》中的凡伯，如何？这还是想象。如果确凿可据的旧人，不如作卫武公，他在四十二年辅佐周平戎，平王任命他为公。又过了十三年，即平王在位十三年去世，不当说“此防作宾之初筵”的卫武，还在世，也不再作《雅》诗了吗？这种确凿的证据融入文字中，尤其妙。有人说：为何不及《抑抑威仪》诗？但序言认为是讽刺厉王，厉王已死，怎能追刺？此序不足信。有人说：《炳烛斋随笔》说：幽王八年，卫武公相周作《抑》戒诗，这是近代伪书，不足以污我辈口舌。若非兄长教导，我不能闻过，谢谢。

又

恩制赐食于丽正殿书院宴赋得林字，此题最古。经品彚便改得时，气不必言。我也曾细考来防，以旧唐书张说答徐坚说：“方知每日在丽正殿皆赐食，不须家人送食。”此成一代之制，故曰恩制，与偶然赐宴不同。赋得林字，十五字为一句。其日赋诗时，适为赐晏，一指常，一指暂，字字不苟。如此张说卒于开元十七八年，通鉴不载，何也？乞考以示我。向有释地余论，谓鞌之战，自鞌至华不注山，一日行一百三四十里，且三周其山焉。长兄引曹操追先主于当阪，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可谓神速。除此外，更引证一事，来弟不能答。今日读夏侯渊传注，引魏书曰：“渊为将赴急疾，常出敌之不意，故军中为之语曰：‘典军校尉夏侯渊，三日五百，六日一千，三日五百。’”是一日行一百七十里，则晋人自鞌战起胜而逐齐师，三周华不注，华不注一防防山儿，三周之不多时也，可谓妙。证书奉同紫函赏之如何？

又

地理三条，妙可解颐。我解雪宫章，亦黜夸其礼遇之隆。说吾兄引孔僖对章帝云云，折之确不可言。自孔氏为答乡里人语，妙甚。但子路归鲁，视其家意太凿。子路自不妨有归时耳。由卞人也，卞今泗水县，在曲阜。本以阙里二字证《家语》，为王肃私定，空中窥觑，无可躲闪。快快。

与刘紫函书

春秋经襄公六年秋莒人灭鄫，非灭也，立异姓以莅祭，灭亡之道也。范甯注：“言非以兵灭也，莒是鄫甥，立以为后，非其族类，神不享其祀，故言灭。”后晋武帝太康三年，贾充薨，其妻郭槐辄以外甥韩谧奉充后，博士秦秀议曰：“春秋书莒人灭鄫，圣人岂不知外甥亲耶？但以义推之，则无父子耳。充舍宗族弗受，而以异姓为后，绝父祖之血食，开朝廷之祸门。”按谥法：“昏乱纪度曰荒，请谥荒公。”大清律曰：“其乞养异姓义子以乱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与异姓人为嗣者，罪同其子。归宗其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仍听收养，即从其姓，但不得以无子遂立为嗣。”条例曰：“一无子者，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先尽同父同亲，次及大功、小功、缌麻，如俱无，方许择立远房及同姓为嗣，并不许乞养异姓以乱宗族。”

又

前承下问，昏礼用雁，匆匆对未悉。今考之，不独亲迎为然。曰纳采，曰问名，曰纳吉，曰请期，曰请迎，凡五礼皆用雁。解者曰：“昏礼无问尊卑，皆以雁为挚者。”郑康成云：“取其顺

译阴阳交替往来的现象，体现在大雁秋天树叶凋零时向南飞翔，春天冰层融化时向北迁徙。丈夫属阳，妻子属阴，现在婚礼中使用大雁，也是取妻子顺从丈夫的含义，因此婚礼采用大雁作为聘礼。并没有所谓“不再娶第二次配偶”的说法，特此郑重覆议。

译又

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十二郎是韩愈的侄子。文中自称“季父愈”，这就是所说的伯叔父可以称名的证据。祭女儿女拏的文章，女拏是韩愈的女儿。文中自称“阿爹阿八”，这就是所说的尊长不宜称名的例子。难道只有父亲如此，即使是侄孙自己也不称名。祭〇的文章说：“十八翁及十八婆，卢氏，卢氏是〇的叔祖母，因为异姓的缘故，另外称为卢氏。”韩愈排行十八，对女儿称“阿八”，是省略了“十”字。阚湖逸民，就是书中的应廷吉，字棐臣的人。慈溪人，天启丁卯年顺天府乡试举人，与史道邻同榜，所以称同年。忍不住笑，书中处处显露出来，而且隐藏这封信，等石二兄看完后，问是谁的手笔，可以判定我们两人的优劣了。黄山谷看到苏诗后，骑着马且不要驱赶，前山正可以数着说：“东坡不死，百诗不死。”

又

贾让的上策当时没有实行，实行的话就会迁徙冀州被水冲淹的百姓了。屯氏河断绝不断绝，不要〇要〇。在北面决口于馆陶，《沟洫志》有两个决口于馆陶，决口馆陶就从渤海郡章武县入海，就是现在的天津卫，就是书中所称汉朝以后、宋熙宁以前将近千年入海的大道。这必须结合《地理志》《水经注》来看。班固叙传叙述《沟洫志》第九说：“成帝有太平之年，何尝不以成帝河平纪元为盛事，与宣房一样？直到前河成二年而决口，后河成九岁而决口，乃是河决的常事，未曾抹杀王延世的功劳。怎么能当面指责呢？”韩愈三个女儿见于皇甫持正所写的文章，长女嫁给李汉，改嫁樊宗懿；次女许配陈氏；三女并未许配。大概韩愈死时，两个女儿都年幼。后来考证《唐书》，才知道三女嫁给〇乂之子〇系，有文名，见于唐列传，现在的宜兴〇家正是他的后代。家谱清晰可查。来明季遗闻两本，此书第一受张缙彦贿赂，第二受李明睿嘱托妆点粉饰，总不足信，已被萧震特疏弹劾，但也有些好处，这是万季野所以不废弃它的原因。

又

早晨起来检查注疏《丧服小记》，唯独脱落了“士妾有子而为之缌”，一张舍下，难道没有其他版本？防防，无奈被金素公借去，至今未还。乞请将郑注昨天所历历诵者抄示给我，并将时贤意见详细提及。我曾笑人不好学、不好问，岂容自己犯这个错误呢？昨天说“单子字未必指女”，因为《礼记》《仪礼》都称“女子子”或“女子”，这是最高明的见解。但《曲礼》“子于父母则自名也”，难道没有女子在内？《丧服》“子嫁反在父之室”，不是女子吗？《论语》“以其子妻之”，直指女了。

又

寻究玩味郑注，子兼男女，解释也未为不可。但现在的时贤，执此句为“吾妾现有子，吾故为之服”，这万万不可。唐《开元礼》妾无服，司马文正《书仪》、朱子《家礼》及明《孝慈录》宠妾而作者，妾俱无服。大概妾之无服，千余年于此矣。汪苕文说：“今卿大夫举凡服其余亲，莫不兢兢令甲，而莫之敢越；而独于其妾也，则必秉周礼，毋乃昵于所爱乎哉？”可谓刺心之论。

又

唐方面官有节度使，有采访使。节度使统兵，乃镇将，故称某镇，如高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是也。采访使非镇将，故其称但曰某道，如安禄山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是也。然采访不言镇，而节度亦可言道，通鉴屡见之，如天宝四载，谓王忠嗣既兼两道节度，边陲要害，悉列置城堡。六载，谓盖嘉运、王忠嗣专制数道，始兼统矣。十四载，谓安禄山专制三道，阴蓄异志，殆将十年，以此知谓节度使不可言道者非也。考唐制，太宗分天下为十道，一曰关内，二曰河南，云云。元宗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为东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共十五道，各置采访使，故山南、江南等可称得某道采访使，而节度使止名镇，不名道也。此岂时文名士所知？非自执己见不直，则道不见道，固如是耳。贤倩一览焚之，不可示人。顷闻吴荆山选考卷及沈俨禄之去公室文尾载俨自记，即不佞议论，荆山驳之正之，亦是先儒已及者，意只在遵朱子集注，如金条玉律，一字不可摇动耳。冤哉冤哉！荆山与仆交情亦佳，安得及屺瞻贵同年，仆之畏友乎？真令人心折气尽。

又

会晤交谈颇为畅快，归查《玉海》，无所为芙蓉宫殿门阙者。老杜“芙蓉别殿”漫焚香，乃曲江芙蓉苑，意其有殿，故曰芙蓉殿。岂有此处防百官而敕赐樱桃乎？老杜于门下省赐樱桃

译昌黎在宣政衙被赐予樱桃，并没有听说过什么芙蓉阙。这不过是虚设的字面用来粉饰罢了，这是千年以来未曾有人指出的。

译与刘颂眉的信

昨天承蒙您询问诗歌中有自对的方法，我清晨起床查找杜甫的诗，例如“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这里的“露”对“雨”，“成”对“生”，就是自对法。又如“近接西南境，长怀十九泉”，“南”对“西”，“九”对“十”，也是自对法。“白狗黄牛峡，朝云暮雨祠”，“黄牛”对“白狗”，“暮雨”对“朝云”。“羁栖愁里见，二十四回明”，“羁”、“栖”、“愁”三字自对；“二”、“十”、“四”三字自对。“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四”、“十”二字自对；“飞”、“腾”二字自对。“气色皇居近，金银佛寺开”，“色”对“气”，“银”对“金”，各自成对。“社稷堪流涕，安危在运筹”，“稷”对“社”，“危”对“安”。“神仙才有数，流落意无穷”，“仙”对“神”，“落”对“流”。“毛骨岂殊众，驯良犹至今”，“骨”对“毛”，“良”对“驯”。“风尘逢我地，江汉哭君时”，“尘”对“风”，“汉”对“江”。以上共十条呈给您阅览，可以类推而知，其余的也可以自己思路通达，对偶的用法就广博了。古文中说：“人的目光所及不超过百里，而天地的边际却合在一起；等到百里乃至千万里，却未曾合拢。距离越远，反而越不吻合。”这是“晚眺”两句诗的本源。文章可以融入诗中，但需要融会贯通罢了。

又

考察万历六年，潘季驯治理黄河的工程告成，他的功绩近可比拟陈瑄，远可比拟贾鲁，这是无可更改的事实。然而到了万历十四年，黄河在范家口决堤，洪水灌入淮安城，全城几乎被夺；又在天妃坝决堤，随后堵塞治理。万历二十三年，黄河与淮河决口泛滥，邳州、泗州、高邮、宝应等地，都遭受水灾。因为巡抚牛应元、河道总督杨一魁的言论，祸患才稍得平息。天启元年，黄河在王公堤决口，洪水灌入淮安的新旧两城，百姓像蚂蚁一样在城墙上居住，内外河与清河一带汇聚成巨大的积水。郡守宋统殷等人奋力堵塞王公堤，祸患才开始减弱。所谓“像蚂蚁一样在城墙上居住”，就是我小时候听父老说的，人在新城西门的城垛上垂下脚洗涤的情景。怎么能说潘季驯治理后六十年没有水灾呢？大体上潘季驯的成规还在，即使有天灾，即使有小的变通，治理方法也不出其范围之外。所以说《河防一览》是治理黄河的平定之书。

又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太史记载说：“崔杼弑杀了他的君主。”崔杼杀了他，他的弟弟接着记载，又死了两人，他的弟弟又接着记载，崔杼才放过他。南史氏听说太史全都死了，拿着竹简前往，听说已经记载了，才返回。杜预没有注释，林氏注释说南史氏是齐国史官中在外任职的，怎么能凭“南”字凭空揣测？说有南北两个史官，真是荒谬错误。”太冲先生序言《崔杼弑其君》，这是《梼杌》的书法。南史是楚国史官，拿着竹简前往，记载齐国的事，这与送死有什么区别？况且吃自己的饭，管别人的闲事吗？太冲这一类人，粗疏就是这一班。

又

《明一统志》说如皋县本是汉代广陵郡的地域，晋朝分出广陵五个县设置山阳郡，当时已有如皋县，不知道设置县的开始。隋朝初年并入宁海，属于江都郡。唐朝析出海陵的地域设置如皋镇，南唐又升镇为县，属于泰州。按照这就是邱诗的来源，但查《晋书》只说晋朝分出广陵的地域设置海陵、山阳两个郡而已，说法不详细。详细则见于沈约的《宋书》。《宋书》说：海陵郡，晋安帝时分出广陵设立，领有六个县，叫建陵，叫临江，叫如皋，叫宁海，叫蒲涛，叫临泽。又说山阳郡，晋安帝义熙年间土防时分出广陵设立，领有四个县，叫山阳，叫盐城，叫东城，叫左乡。没有如皋属于山阳的文字。况且沈约明确说如皋是晋安帝时设立的，怎么能说不知道设置县的开始，真是不通。天顺朝的臣子哪里会披阅全史地志的道理，那么作诗的人不必与他们谈论。

与敬存的信

承蒙嘱托将陈大士驳斥禹疏九河一一驳正，现在请驳斥它。提比说：“外国的人祸害中国，外国的水也祸害中国，最为奇妙。”而艾南英批曰：“纤细什么呢？中国的水流常以合为主，外国的水流或以分为主，不知从哪里看出来？况且外国的水必定以河来说，古人说‘河不两行’，真是千古名言，这不说尽，反而呢？中比说：‘至于积石为什么不分？’积石在今天陕西河州卫西北七十里，《水经注》说：‘河水重源，又发于西塞之外，出于积石之山。’此地距离九河入海处不止数千里，为什么分？又怎么分得？真正说梦。至于王屋为什么不分？王屋就是太行山别支的名字，在今天河南济源县西八十里，此山哪里有河？说此山是济水的源头，那就对了，而到大陆才分的，大陆在元代邢、赵、深三州的地域，都是今天直隶。孔安国注《书》说‘河水分为九道，在此兖州界平原以北是’。若将大陆二字改为平原则对了。至于南英总批说：‘中二比谙熟河势，真正冤枉。’又说：‘这九河入海故道，禹只是疏通它而已，也不是导河自积石以下，开天辟地直到禹才这样，难道禹之前有什么故道吗？几乎见鬼。’好

译元人于钦说：“黄河流到大陆泽趋向大海，水势浩大，地势平坦，自然分流为九条河道，大禹顺着这种形势加以疏导，并不是大禹开凿出九条河道。”夏允彝说：“大禹疏导九河，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大概黄河不能分流，这是指它的上游而言。如果在入海的地方排泄得越快，那么河道就越通畅便利，又有什么害处呢！”现在九河之下就是逆河，大概是指从这里往下就是海潮逆流而入的地方，虽然名字叫河，实际上就是海。海水向内吞没九河，向外灌注，不仅借助水力来冲刷泥沙，而且海的潮汐淤积也借助河水的力量来抵御它，大禹用水来治理水，这正是他令人不可及的地方。又说：“关键在于入海的地方，本来就应该分流疏导，使其快速排泄，下游快速排泄那么上游就不会壅塞，这是黄河的便利之处。如果还没到入海的地方就分流，那么水流分散力量减弱，无法冲刷泥沙，反而造成壅塞了。”所以说：“黄河不能分两股并行，两股并行尚且不行，何况九条河道呢？”我认为如果把这类议论写成关于大禹疏导九河的八股文，那才是真正的古学，真正的经术，可以成为三百年科举文章的光彩，几千年的圣贤经典不至于被穷困的读书人弄坏。试问有谁能见到并达到这种境界呢？只有仰天长叹罢了。姑且等待百代后的圣人吧。先前已经质询过，我挚友石二兄的佳婿石梁刘子远，就应当恭敬地保存他的请求。

译又

刘克猷《禹疏九河》一文，读来极佳，不是一般时文所能企及，但其中有细微的错误，也不可不予以指出。例如文中说“漳水因为汾水、卫水而来”，汾水发源于管涔山，流至平阳荣河县汇入黄河，并不汇入漳水或卫水；在《禹贡》中，汾水出灵寿县东汇入滹沱河，也不汇入漳水。如果现在的卫河是指源于苏门山的那条，那是另一条卫水，那么这句话应当改成什么？回答说：应当改为“漳水因为清漳、浊漳而来”。漳水有清漳和浊漳，清漳汇入浊漳，浊漳然后汇入黄河。至于说“至今漳水直接入海”，水道变迁如此，大海虽然遥远，但可以慢慢到达。九河宽度二百多里，长约四百里，在今平原县以北直到沧州，逼近大海，怎么能说遥远呢？“我决开九川”，这九川是九州的水流，与九河不相干。中间两段说，史书认为禹治理黄河从龙门开始，这是不知道这是《禹贡》导河的顺序文字，而不是禹治水工程的开始。又说治理黄河从冀州开始，这是不知道这是《禹贡》尊崇京师的写法，而不是事情的开始。这些确凿的名言，真正与经传互为表里，可以毫无疑问。虽然如此，这还只是第二层意义，如果能把黄河为什么分为九条，在这里说明水的本性、地势的特点，那就是天地间第一层意义了，哪里是经学家所能达到的呢？黄河不能分两股并行，自古就有记载，这是潘季驯的话。实际上源自《宋史·河渠志》苏辙疏陈黄河的水性：水急则流通，水缓则淤积，既然没有东西两岸都急的水势，哪里有两股河水并行的道理？谁说治理国家的大手笔不是从虚心受教中出来的呢？钱士升说：“经典端正，百姓就会兴起；史书熟稔，名臣就会涌现。”每次诵读他的话，我都再三感叹。

又

兄长桓、弟弟，这是万万没有可疑之处的。不仅前人历历辩明考证，我也著有论述。至于说亡公子争夺国家，没有大的优劣之分，这种说法最长久，必须当面陈述才能说清。欧阳修年谱中关于郑氏的记载，郑氏是欧阳观的原配，不是继娶，如果小二十九岁，这也值得怀疑。《服服》表明说，欧阳观幼年丧父，努力学习，所以晚婚吗？《礼记·月令》说：仲春之月，上丁日命令乐正练习舞蹈，陈列菜蔬，天子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自前往观看。《夏小正》说：丁亥日，万舞进入学校。隋朝制度，国子寺每年四个仲月的上丁日在先圣先师前释奠，直到唐朝没有改变，于是成为万世的定制。韩愈诗中说“多情怀念酒伴，余事作诗人”。韩愈以古文为根本，诗为雕虫小技，不像老杜把生平全部精神都注于诗，所以诗中说“诗是吾家事”。韩愈和杜甫的话如此，所以说“诗可以观”。王孝逸的事迹见于《文中子》。王孝逸是陈留人，是前辈中傲慢的人。然而他白头仍北面事奉文中子。文中子十五岁就为人师，难道是因为年龄吗？明代罗圭峯，是西涯的门生。他祝寿的词说：“白头王孝逸，北面敢徐徐。”正是用这件事。《葛生》篇说“防棘，蘝蔓于域”。《毛诗》中“域”即“茔”、“域”。百岁之后，归于其居。郑玄笺注说：“居指坟墓。”百岁之后，归于其室。郑玄笺注说：“室犹冡圹。”这是卫先生认为《诗》是妇人临墓而作，也不是没有原因，但不如我驳正得尤其确切。

与刘超宗书

广泛考证群书，舜的时候，禹征伐三苗的事很多。其中拿着干戚在两阶跳舞从而使其臣服的，是《韩非子》和《淮南子》的说法。现在一概抹杀，如《左传》僖公十九年〇：“文王退而修教，崇因此垒而降”，怎么解释呢？一念感人，感动动物，后世尚且有，何况大圣人呢？只说此时三苗秩序井然，哪里有不服从的事呢？或许可能，但说苗民顽固不服从，也难以解释。希望先生精思详处，弥补其说法，使其没有遗憾，那就幸运了。又考证禹赐予〇圭，是在尧受命时，神宗在舜时，相距年份颇远，恐怕难以用之前的秩序井然，来解释后来的征伐。传曰：“三苗负固不服，乍臣乍叛”，似乎独得前人之语，不是昨天信札中那样攻击其说法，这也是一种观点。

又

百忙之中查阅《野客丛书》说：唐代大历年间，权臣月俸有高达九千贯的，刺史无论大小都是一千贯，比起两汉不止数倍。当时词人见于歌咏，如元稹《遣悲诗》“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〇复营斋”，十万正是十万贯。”先生认为对吗？还是另有证据？宋代陈振孙认为《水经》所叙述的诡诞，全无凭据，为什么呢？难道不值得相信吗？乞示陈寿《进诸葛亮故事表》说：“咎繇是大贤，周公是圣人。考查《尚书》，咎繇的谋略简略而雅正，周公的诰命烦琐而详尽。为什么呢？咎繇与舜共同谈论，周公与群下发誓故也。”这段与先生“舜〇禹无人心、道心”等语互为表里，确实是高明的见解，难以言传。郝氏说了但不妙，怎能得到先生畅言而见其妙呢？

又

来信说：舞蹈在最后，当升歌下管的时候还没有轮到舞蹈。查《礼记·文王世子》说：“反登歌清庙，既歌而语云云。”又说：“下管象舞大武，当下管象于堂下，即舞大武于庭。”

译中间，不能将其分为两个时期。」有人回答说：欧阳修不相信《河图洛书》，遇到一个廖偁与自己观点相同，就高兴得无法自持。你得到彭城先生作为知己，反而攻击他，可以吗？我说：这正是我用来回复先生的原因。不然的话，先生喜爱我到了什么程度？教导我到了什么程度？而我怎敢隐瞒真相来欺骗自己的本心呢？况且这难道足以损伤先生一根毫毛吗？或许有人感到惭愧而退去，于是我将这些话排列次序来回复先生。天气早凉，务必努力。两位帝王、三位圣王实在鉴临着这一切。听说绛云楼修撰史书，群鬼都在夜里哭泣并且显现形体，因为翻案不公。如果这本书应当如何呢？我不禁落笔一笑。

译又

昨日听说《集圣贤群辅录》中将王霸封为淮阴侯，颇感诧异。等到回家查阅《后汉书》，才知道是淮陵侯，并非淮阴。注解说：淮陵县隶属于临淮郡，唐代的淮安郡即唐州，隋朝又曾将桐柏县改为淮安，古今郡县名中有三个淮安了。《二十八将功次》说：上谷太守淮阴侯王霸，“阴”字乃是“陵”字的讹误。

又

偶然想到“左手拿着籥，右手拿着翟”。籥像笛子但有六个孔，难道只是拿着它而没有声音吗？向家父请教，家父说：“你应当博览群书，来解释这个疑惑。”于是考证《周礼》：“籥师掌管教导国子舞羽吹籥。”注解说：“文舞有手持羽旄吹奏籥的，这就是所谓的籥舞。”《诗经》说：“左手拿着籥，右手拿着翟。”《春秋》宣公八年壬子日仍然举行绎祭，万舞进入时去掉了籥。注解说：“内舞去掉了籥，厌恶它的声音被听到。”疏解说：“吹奏籥而舞蹈，称为文舞。”《公羊传》说：“籥是什么？是籥舞。”注解说：“籥是用来吹奏的，用来节制舞蹈。”吹奏籥而舞蹈，是文舞之长。《小雅》说“籥不僭越”。疏解说：“认为是籥舞，是说吹奏籥而舞蹈。”又说“籥舞笙鼓”，传曰：“手持籥而舞蹈，与笙鼓相应。”那么所谓的文舞，小舞是有声音的了。书认为它是辅助，所关联的似乎不是小事。

又

接连在百忙之中又仔细研读《虞书》几遍，发现《舜典》原本是《尧典》，而一典兼叙尧舜之事，舜则分为登庸和在位两截，截然不乱。承蒙教诲说：“禹担任司空，去平定水土，难道要等到祭告文祖之后吗？”我认为何须多言？蔡氏自明：“平定水土，是记录他过去的功绩；兼任百揆，是免除他新的功劳。即使是稷播种谷物，契施行教化，皋陶严明刑罚，也只是重申任命他们的旧职而已【这也符合孟子关于舜敷治的一段】，并非到了这里才担任这些官职。蔡氏精确的地方，已经万不可更改，何况是圣经呢！死罪，死罪。《礼记》记载‘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夏’字自然是错误的。如果《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说：‘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这都是天子的礼仪。又竟然‘大夏’也不错误。这正是我想要博览群书的原因。既然想到干戚是武舞，哪里容得下揖让得天下的人拥有呢？《公羊传》的说法不可信。不仅仅是《公羊传》，郑康成注《礼记·内则》：‘二十岁舞大夏’，说：‘大夏，是乐舞中文武兼备的。’他的说法也不可采纳。晚年喜好自己破除自己的说法如此。舞是乐的终结，那么辞的决断妙极了。恭敬地接受教诲了。

又

泗水这次洗发得明白，委曲详尽毫无遗憾。然而如果不是小子一再难为先生，恐怕没有闲暇顾及这些。圣门启发我，不正是在今天吗？泗水出自乘氏，这个“出”字是孔颖达疏《尚书》所加的，班固《汉书》自注原本没有。妙啊，妙啊！《汉书》不可轻视。陈氏议论《水经》，说它全书不指称泗水，大概过去的人多轻视《水经》，似乎从蔡仲默开始，引入经传罢了。这本书断定是东汉和帝以后人所著，出自《通典》，认为是成帝时桑钦所作，大错特错。

又

雨中已将十六字大肆发挥，只说它有依据，并非凭空捏造，不像郝氏连十六字也骂倒，太武断了。魏凝淑说今天天下不可少的书有三：兴化李廷尉清的《南北史合注》，仁和吴任臣文学的《十国春秋》，常熟顾处士祖禹的《方舆纪要》。我认为这是史书，如果是经著述，那么邹平马宛斯的《绎史》中《仪礼》十七篇，太原阎百诗的《尚书古文疏证》，真可超前绝后，怎能找到如此大手笔的人，将此作为我的弁言呢？《义仍集序》果然好，其他文章远远不相称，读了几遍后才得到，我的迟钝太严重了，一并听闻以志惭愧。

又

注释《纲目》地名的人，乃是一个明人，按照《一统志》注释的，《一统志》没有寿河，所以说“未详”，这不足怪。唯独奇怪胡三省注《通鉴》，他在地理方面最称详确，在“败之”于寿河之下，也没有注释，实在很难啊。至于《新修统志》淮安府山川记载寿河，引用《十国纪年》，凡两部书，可以说远远胜过明人。这是今天顾景范、黄子鸿、饶为之事，可惜先生不见这两人。捍海塘详细记载范文正公筑塘方略，真正是有用的书。我问出自何书，景范说：“从范文正《文集·堰记》一篇文字录来。”今人远远胜过明人，鄙言岂无证据？又《郡志》人物缺载很多，如列女则杨国夫人梁氏，见于梁赵雄所撰《韩忠武墓碑》，在灵岩山下；流寓则邴根矩，见于《三国志》，都应补入。

又

禹锡圭告厥成功。孔氏认为帝尧，蔡氏认为告成功于舜。舜即尧，尧时尚在，而舜摄政。这明白浅显可见。先生疑端必有所起，愿告诉我。至于窜三苗，分北丕叙，弗即工，实在不能定其前后。况且又有伪书徂征一事杂之乎？即吕

译《刑》这一篇，有人认为是尧所作，有人认为是舜所作，也无法确定。总之，像这样的记载在史书和传注中非常多，如果不是道理精当、证据确凿，绝对不应该轻易下结论。

译又

后汉河内郡有山阳邑，山阳郡则治昌邑。荆是光武帝的儿子，他所受封的地方应当在这里，或者是郡或者是邑，不敢确定。如果一定要说他在山阳，就是这个地方，何必听说西羌有变故，就改封到广陵，仅仅把他迁远三百里呢？因为可能是金乡的山阳，也可能是河内的山阳，所以才迁封他。至于山阳作为这个地方的乡名，也不可确定，只是不能说是县或郡罢了。到了西汉，梁孝王的儿子被封为山阳王，定陶共王起初也曾改封为山阳王，都不听说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唯独对荆产生怀疑呢？又遍查东汉诸王，无论是初封还是改封，都是以郡或县命名，没有取乡亭为名的。这可以作为有力的辩驳，然而有益处却招致死罪，死罪。

又

昨日的信中说还有考证未尽之处，现在补上。《左传》中见到“舞象箾，南籥”的地方，疏文说：“乐之所以为乐，有歌有舞。歌则是吟咏其歌词而用声音传播，舞则是舞动其仪容而跟随曲调。”又说：“《周礼》中舞云门以祭祀天神，等等，凡六乐，用五声来修饰，用八音来传播。”郑氏注：“播之，是说覆盖。”所以是以舞为主，而覆盖上音声。又说：“礼法规定，歌在堂上而舞在庭院。”其实跳舞时堂上歌唱其舞曲，那么所说的舞只有仪容，应当进一步解释了。又疏文说：“象箾，是武舞；南籥，是文舞。都是文王的乐舞。”那么文王难道独自兼具文武吗？这也是《礼》书未详细记载的，应当补充。又〇山还知道回防干舞，孔疏也是如此。唯独孔〇不知道，大概〇与经文出自同一人之手，知道就不会再犯了。蔡〇竟然没有一个字提及，其浅陋竟至于此。近来考证得知微仲是啓的次子，也很奇特。

又

不肖我曾考证得知《韩非子·五蠧》说：“当舜的时候，有苗不服从，禹将要讨伐他，舜说：‘不可以，上德不深厚而施行武力是不合道的。’于是修明教化三年，拿着干戚跳舞，有苗才服从。”又考证得知《淮南子·缪称训》说：“忠信表现于内，感动应验于外，所以禹拿着干戚在两阶之间跳舞，而三苗服从。”这两段都是《绎史》所未记载的，遗漏了“执干戚两阶舞”这件事了。查《扬州府志》，通州有军山，而没有君山，坟墓类也没有春申君，似乎是当地人的传闻，应当购买通州的专志详细考证。楼山集有精辟的议论，为什么不当时逐条标出，让小子开眼光明呢？张云子有信来说：“人生读书刻苦，能通达于九重，就足够了。”这话令人落泪，我也为先生落泪。

又

仔细查阅汉地理志，泗水有两条：一条从乘氏流入淮河，一条从汴县流入泲水，各自分路而行，不可混为一谈。或者是班固不能像《水经》那样分为东西流，错误地合为一处吗？愿先生更加详细核实，不要被古人所〇，这也关系重大。班固自注颇为清晰不糊涂，必定是误认，如何？如汶水也有两条，见于《水经》，见于汉注，泗水难道不是类似吗？仁山说泗上可以通河，下可以入淮，不是通淮。晚生已撰写一段辩驳，也是依据《水经》。汉志说泗水入泲，似乎错误，乃是泲水入泗。《说文》所谓泗水接受泲水，向东流入淮河是正确的。蔡〇说泗水的上源自泲，也可以到达黄河，上源二字确实吗？恐怕与仁山同误。近代有《春秋列传》一书，是大庾刘节字介夫者重编，不知刘节是何时人，何等人？不说著而说重编，为什么呢？难道刘之前已有此本吗？又《春秋》议论中有孛琪者，又有吕大圭者，都不知他们的爵位、籍贯、朝代、生平，乞请老社师为我详细考证。又元虞集为赵汸序《春秋》说：“近代论笔削，有依据无出陈氏右者”，是陈氏非程氏，不知此陈氏何人，并望详示。不宣

又

春秋原非本经，粗略涉猎一遍，就敢立论，大胆极了！不知先生属辞比事的学问，如此精且细。但有一端可疑的，说《春秋》初有失礼，而无僭礼，不必远征，只以《史记》所载，秦襄公祀上帝于西畤，其子文公也，亦然，都在周平王初，不是僭礼吗？然而有可推诿的曰：未见于《春秋》经。再以《春秋》经证之，隐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则前此用八佾，可知矣。不是僭礼而何？乞先生为我释此一疑，则大快矣！他端琐琐，固不足云。

又

昨日说有苗安得有君子小人？晚生独从旁击节，盖搔着我痒处也。退而考之，《吕刑》曰：“唯时有苗民不察于狱之丽，防择吉人观于五刑之中。”吉人非君子乎？此亦妙解，书发先生一粲。国子学正梅鷟曰：“征苗、誓师、赞禹、还师等，原无此事。舜分北三苗，与窜三苗于三危，已无烦师旅。伪作者徒见《舜典》有此文，遂模仿为‘誓师还兵有苗格’诸语。前所言即指与霍

译《兀崖书》中，偶然因为其中有席元山等人的名字，就以为（这封信）是写给元山等人的。其实（作者）另有写给元山的信，就是阳明所说的草草作答的那封。那封信现在不再流传了。”吴氏怀疑《泰誓》是晚期出现的书，这自然是吴才老棫无疑。才老的《书禆》共有八篇，最后一篇说“孔安国的传注大概是在辩驳古文经的错误”，他的学说确实与朱熹的观点相互呼应，而朱熹对古文经的怀疑也不止这一处。

译又

吴草庐在《春秋备忘》序中说：“阅读范氏寗的序言，喜欢他评判是非的公正；阅读朱子的语录，认识到他评定优劣的持平；阅读啖助、赵匡的《纂例辩疑》，佩服他们取舍的恰当，但也认为并不完全正确。遍观宋代各位儒者的著作，从孙明复、刘敞开始，到赵吕结束；他们各自有长处，然而不能统一。请问赵吕是谁？又尊札说：‘《春秋》有四传，三家，那三家是哪三家？’这个名称是由谁确定的？都请求详细指示，不要吝惜。”

又

蔡传说徐地的水灾没有比淮河更大的，徐地的浸渍没有比沂水更严重的。我认为淮海地区属于扬州，扬州的疆域北至淮河，不过是说它的边界所到之处，淮河并没有泛滥成灾。扬州只是在徐地罢了，所以说徐地治理得好，这最容易明白。先生莫非是过于深究了吗？顾炎武著有《字书五种》，托付力臣抄写并刻印。力臣曾寄来一部样本，果然广博且精审，别人无法企及。我曾私下希望这里的士大夫中有像马宛斯那样的人，文学界中有像傅青主、顾宁人那样的人，使后生小子感奋兴起，继承阐明古学，直接追随金华、嘉定诸位先生的遗风，难道不兴盛吗？难道不快慰吗！

又

前信说我不自满，也只是在先生面前不自满罢了，难道乡里小儿就能让我心服吗？现在也有不自满的地方，是《尚书古文疏证》得到了关键之处，传经的流派得自《汉书》的卷篇名目，得自注疏，然后拿着这些来攻击句字的脱误，迎刃而解了。这是古人先河后海，从源头到流派的学问，如果只沾沾自喜于句字的工巧，还不足以尽善尽美。怎么样？怎么样？看到开送单，有仁和吴志伊，深得我心，于是想写信给京城，责备君家宗衮担任廷尉官职的，家里有名士三十年却不知道，还可以说，难道竟然忘记了师承吗？然而师承是为了时文，不知道古学的根基，这或许可以原谅，所以中途停止，感叹地对季贞说：“怎么能把杜于皇、濬、周茂、三容、姜西溟、宸英、彭躬庵、士望、顾景范、祖禹、刘超宗、某、顾宁人、炎武、严荪友、防祖、彭援琴、桂、顾梁汾、贞观这一辈几十个人，全部登上启事，齐集金马门，真可祝贺！野无遗贤了。”我不自满虽然早晚填沟壑，还含着笑语出血，确实是至性不是泛泛之辈，所以一并记录听闻。

又

前偶然以僭礼一条奉询，来不及详细说，现在敢不避狂瞽之罪而详细陈述。一尊札说用牲祭祀社是常礼，用币祭祀社是变礼。我认为用牲祭祀社也未必完全是常礼，怎么说呢？周宣王在大旱的时候，作《云汉》的诗说：“没有不祭祀的神，没有不爱的牲。”又说：“从郊到宫，上下奠瘗，没有不尊崇的神。”又说：“祈年很早，方社不晚。”集传说：“社祭土神。”这是宣王固然常因旱灾而用牲祭祀社，难道能完全说是常礼吗？说是常礼的，可以通于《王制》，而不能通于《毛诗》。一尊札说只有康侯从千载之后断定为鼓社。我认为《公羊传》及何休注《公羊传》都以“鼓”字属“社”，是连读的，不始于康侯。一尊札说“伐鼓也，用牲也，于社也，于朝也”一时并举而偕作，有不可以先后分的。我认为以杜预为不足信则已，如果以杜预为足信，杜预明说：“诸侯用币于社，请救于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责。”所谓“退而自责”的，正指诸侯亲身而言。如果一时并举，诸侯将把自己置于社吗？还是把自己置于朝吗？难道能化一身而为二人吗？如果只把自己置于社，而朝廷之上虽然鼓声渊渊，却没有诸侯的踪迹，我不知道所谓自责的是什么。这三条，实在心中不安。如果其他属辞的精妙，比事的切当，晚虽想辩驳，又从哪里辩驳呢？而且只有叹服，只有仰慕而已。近来读《尚书》，至今文古文的区别，颇觉得紫阳、草庐诸大儒所怀疑的不可改变。怎么能得到阶前一尺地，跪着进献我的所得呢？

又与戴唐器书

长洲苑对短簿祠，自工但作诗则可，如果讲学问，长洲苑三个字加不得。苏州我唐器兄知道吗？请详细说。一《枚乘说》吴王说：“不如长洲之苑。”一《左思吴都赋》：“佩长洲之茂苑。”长洲指广陵郡东阳县有长洲泽，吴王濞太仓在那里。东阳现在旴〇是，于苏之长洲县绝不相涉。苏长洲名县起于武后万岁通天元年，析吴县置长洲，取《越绝书》《吴越春秋》“走犬长洲”以名县。又汉王莽〇：“临淮〇田仪等为盗贼，依阻防稽长洲。”这也是指在苏州者言，不是东阳县。果属东阳，不得冠以防稽。张籍寄苏州白二十三使君诗：“阊门栁色烟中逺，茂苑莺声雨后新。”则以

译长洲、茂苑都指代苏州，这是借用词人的惯常手法，不必去核实事实。本来就有两种说法，难怪昨天席间吴地的人听到我们两人的话，好像防备着听到一样。孟子真正告诫说：“如果在言语上不能理解，就不要在心里去探求。”学问难道需要多思吗？太史公认为这是千古以来最大的受用之处。

译又

昨日说象铁山依稀记得是唐代的事，当时没工夫查考，今天趁早晨凉爽查出来了。《李靖列传》记载他的妻子去世，皇帝下诏坟墓的规制依照卫青、霍去病的旧例，修筑阙门象形铁山、积石山来表彰他的功绩，特地派遣使者去致祭。刻印《王临川集》作序的人不知道荆公（王安石）的墓在哪里，真是可笑极了。荆公晚年居住在金陵，死后就葬在金陵，《一统志》明确记载着这件事。

又

回去查考《汉艺文志》、《隋经籍志》、《新唐艺文志》，都没有《农书》这两个字，直到《宋史》才出现陈旉的《农书》三卷，近代则有上海徐文定公徐光启写的《农书》八卷，这是一部可以寻觅到的大部头经济实用书籍。《尚书大传》说：“武王释放了箕子的囚禁，箕子不忍心接受周朝的释放，逃往朝鲜。武王听说后，就把朝鲜封给他。”又说：“箕子既然接受了周朝的封赐，就不能没有臣子的礼节，所以在十三年时来朝见。”那么陈范在来朝见的那天，解释也新颖巧妙。

又

今天读魏叔子写的歙县程君墓表，开头说程氏出自周朝程伯休父的后代，东晋元谭由广平持节守新安，有善政，不觉大吃一惊。太守怎么会有持节的事呢？于是考据《晋书·职官志》和《文献通考》，都说持节有三种：上等的叫使持节，可以杀二千石以下的官员；中等的叫持节，可以杀没有官位的人；下等的叫假节，只有行军时可以杀违犯军令的人。至于太守持节，是唐朝武德元年改郡为州，改太守为刺史，才加授持节。那么刺史才持节，太守绝对没有。节就是现在的王命旗。我兄长所说的那些人自己夸大他们的远祖，却不知道国家的典章制度。太子太傅，是官职不是爵位。爵位是指公、侯、伯、子、男五等。汪苕文说爵位到太子太傅，岂不是很可笑吗？我兄长常常轻视魏叔子而看重汪苕文，实在是不妥当。

又

《金石例》仍然奉上校对，柳道传有这本书的序，为什么不刻印，奇怪奇怪。偶尔翻阅德政碑，易州刺史田仁琬德政碑下注灵芝，唐代擅长书法的不是文人，于是用《金石录》【极佳的书籍可以找一本】卷六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来证明，唐易州刺史田仁琬德政碑下注，徐安贞撰写，苏灵芝行书，果然如此，鄙人没有错。我兄长能在《金石例》上烂熟于心，文人学者一举两得，卓然千古了，哪里只是区区诗人呢。明天有人邀请弟弟，坐轿子三十里前往防柳铺湾看梅花，因而想到老来喜爱青春，贫穷时喜爱酒，寻花只当作是生活。父亲的朋友余澹心的佳句，现在的人能达到吗？弟弟眼白，现在人的诗不是不好，是我兄长自己没察觉罢了，不多说了。

又

陆去肆兄从孔林回来，看见从祀先儒缺少李延平的牌位，深感惊讶。我说：“这不足为奇。”于是把始末告诉他，并且互相考订了三天，才写信给山左学使，让他行文补置牌位，真是不枉这一趟旅行。然而如果不是弟弟帮助，胆子也不会这么坚定。还是讲学问，讲经济，随时随地可以济世救人。诗没有用处，不见得能登堂入室，一本厚厚的诗集送人，有一毫关系吗？董其昌《容台集》只有题跋四卷，很好。然而他论书法，痛贬赵孟頫、琴川冯、嘉定娄等各位，我深不以为然。

又

《武帝纪恩泽侯表》总共没有若干户封冠军侯的说法，《史记霍去病列传》再冠军以一千六百户封去病为冠军侯，《汉书》作二千五百户封冠军侯，无奈尊扇上所书写的数目，奈何只好就用《史记》的故事，对千六百户冠军侯，区区一千六百户罢了，何足与二十四考作对，远比赵公三十六年宰辅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赵公长孙无忌也，久而后知，辛稼轩绍兴末屡立战功，尝作九议暨美芹十论上之，皆切中时务，酌古陈同父美芹，辛稼轩也。

又

韩愈诗蕲州笛竹天下奇。注云：《一统志》蕲州今属湖广黄州府，其地出产竹子，颜色莹润的做竹席，节疏的做笛子，带须的做手杖。苏东坡寄蕲簟给蒲傅正诗云：兰溪美箭不成笛。注云：兰溪在蕲州蕲水县，是竹子出产的地方。本是笛材而用来做竹席。请我唐器兄读韩愈这首诗，较诸唐人已少变。若东坡这首诗读之不好，毫无意趣，这是唐宋的区别。何苦苦爱宋人，走入邪路，永远断绝正宗，要警惕啊！我的意思应当将选诗：苏李七首，古诗十九首，四愁四首，魏武帝乐府二首，魏文帝芙蓉池作乐府二首，杂诗二首，陈思王除责躬应诏朔风三，四言诗，且不读余自公至情诗二十一首，通共五十七首，亲手录成一卷，仔细加批注，熟读烂记，有不除去胸中宿垢的吗？汪苕文诗学范石湖，何尝有一句腐句，有一句熟调？然而我们舍弃古人而偏学他，这就是老杜所说的递相祖述，复先谁愈趋愈下，可惧哉！周密《癸辛杂识》或云：上巳当作十干之已，盖古人用日例以十干【亦不

译确实如此，祭祀必定使用亥日，这在《仪礼》中有记载。像上辛、上戊这类日期，是不用地支的；如果首日是午日，末日是卯日，那么上旬就没有巳日了。我查考沈约《宋书》说：自魏朝以下，后来只用三日，并不拘泥于巳日。请拿王羲之在兰亭的例子来证明：那是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那天是丙辰日，第二天才是丁巳日。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三月丙申日在乐游苑举行修禊，正是该月的三日，也没有使用巳日。昨天我对“笛床”二字存有疑惑，偶然想起王徽之停船在青溪，桓伊从岸上经过，王徽之说：“听说您擅长吹笛，请试奏一曲。”桓伊当时已经显贵，一向听闻王徽之的名声，便下车靠着胡床为他演奏了三曲，演奏完毕上车离去。这就是“笛床”二字的来源。江止庵的《集草》我匆匆翻阅了一遍，真的可以不刻印，怎么能像黄先生选编《明文案》那样，亲手保存其中一两篇，使天下后世的人因为没有得到他的全集而阅读感到遗憾呢，这难道不是令人快慰的事吗！

译又给刘超宗的信

您信中所述关于变礼的两种情况，一是过去没有而现在有的，称为变礼，比如在日食时杀牲祭祀就是这样。相对于四时常祭而言的，也称为变礼，比如日食这类灾异就是这样。这虽然是变礼，但也属于常礼，您剖析得精微透彻，真可说是经传的羽翼，我岂能不心悦诚服！心悦诚服！只是我认为“鼓”字连读并不始于康侯，公羊学的何休早已如此，康侯沿袭此说，其语气原本较轻，并非敢断言公羊何休真的胜过谷梁范寗。如果以《春秋》的大义来论，公羊所得，自然不如谷梁，谷梁又不如左氏，左氏又不如经文本身。程子所谓“以经来辨别传文的真伪”，这本来就是我平素的见解，哪里要等到今天才豁然明白呢？您又信中说到“鼓以助阳”并非为了声讨罪过，我私下认为“鼓以助阳”是一种说法；“以声罪”是另一种说法。如果说不是为了声讨罪过，那么“小子鸣鼓而攻之”又是什么意思呢？况且您前次第二封信中说“天子用鼓责罚勾龙”，用鼓责罚勾龙，难道不是声讨他的罪过吗？这不是与您自己的说法自相矛盾吗？大凡著成一书，确立一种学说，必须处处圆融贯通，不至于有一丝毫的隔阂阻碍才可以。您以为如何？您以为如何？您来信又说鲁国只有祈谷的郊祀，而没有冬至的郊祀，不知此事出自哪本书？这确实是我所不知道的，并非敢与先生争辩。恳请您一并把初献六羽的义理全部指示给我，期盼之至。

又

您来信说鲁国不祭祀地神，所以没有方泽之祭。我私下认为这只是依据《明堂位》的文字，而没有参考《祭统》等篇。《祭统》明确说：成王、康王追念周公的功勋劳绩，想要尊崇鲁国，所以赐给鲁国重祭。外祭就是郊社，内祭就是大尝禘。这不是鲁国有方泽之祭的明显证据吗？您来信又说隐公、桓公以下六七位国君没有僭越礼乐的事。我私下认为《左传》僖公三十年，周公阅来聘问，宴享中有昌〇、白黑、形盐，周公认为这是备物，推辞不敢当。文公四年，卫国宁武子来聘问，设宴招待，赋《湛露》及《彤弓》，宁武子不回答，赋诗说：“怎敢冒犯大礼，自取罪过。”杜预的注虽然没有详细说明，但陈氏都引用这些作为鲁国僭越礼乐的事例。恳请先生再将这三条为我解释一下，那我就无话可说了。恭敬地恳求，恭敬地恳求。

又

丁綝有话说：“才能微薄功劳轻微，得到乡亭的封号已经很丰厚了。哪有堂堂天子之子，爵位名称为王，却取乡亭作为名称的呢？”为什么呢？建武年间，此地山阳尚未命名为郡或县，或许只是以亭名或乡名命名。如果光武帝的儿子刘荆被封为山阳王，那么此地是取乡亭作为名称，恐怕一定没有这种事。况且光武帝十一个儿子：东海、沛、济南、阜陵、中山、楚、东平、广陵、临淮、琅琊，有一个不取郡国及县名作为封号的吗？阜陵原本封为淮阳王，因为犯罪所以迁徙为阜阳王，食邑两个县。阜陵即富陵，那地方低湿，就是现在的阜陵湖地。但终究是县名。先生笃信《古文尚书》不是真本，而对于郦道元的注反而不敢一笔抹杀，难道不是过于轻信吗？分明是郦道元因为山阳与广陵王相近而附会防备罢了，不可相信。

又

向延陵仲子说：“有人持奉诚园在贵乡山右的说法非常坚定。”我说：“这一定是误读了《唐瞎子唐诗解》。”问为什么？我说：“《唐诗解》说：奉诚园在安邑坊，安邑是长安的坊名，不是山右的县名。有一个绝妙的证据：昌黎马少监墓志，我因为故人的小弟弟去安邑里的宅第拜谒北平庄武王，当时昌黎考中进士在京师，贫困无法自存，所以去拜谒他，这就证明安邑在长安城中了。不知道仲子能否解释这话？只有先生可以说明罢了。”

又

屡次承蒙您垂问，我岂敢不竭尽我的浅见，以免遭受瞒心昧己的讥讽呢？昨夜思考刘荆封山阳的事，只因为在今日的兖州，或怀庆地方，因为西方有警讯，迁徙居住到东南的广陵。大概当时以兖怀为中原，而广陵则偏僻在南服。如果如今的山阳距离广陵只有三百里，为什么要迁徙封地呢？大抵山川有不可更改的，如郑樵有言：“兖州可以迁移，而济水黄河不可迁移；梁州可以更改，而华阳、黑水不可更改。”这是《禹贡》以山川划定州界，作为万世的准则。至于区区丘垤故迹，似乎不可相信作为依据。试看塔儿头，俨然旧治，故基土人还言之凿凿，认为古淮安在此，这难道值得相信吗？不妨故城、土城，全属射阳，山阳旧治，只是不可系之于山阳王刘荆罢了。再试看刘伶台，已见于唐诗，果真是伯伦荷锸之地吗？不过是以此地山阳附会罢了。您以为如何？您以为如何？

又

旧统志只记载唐棠梨、泾白水塘、常丰堰，未提及涧河，且未提及高家堰，疏略可知。务必要求沿革扼要，十数语不可多。黄河尚可畅言，庭柱长联佳绝，异日可入先生家〇耳。中间只是微有议论者，析薪虽出自《毛诗》《左传》，与数米而炊，从俭之意不合。称“柴”二字又俗，欲取古人家贫负薪以自给，易“析”为“负”，且暗合汉

译群臣和随从官员都背着柴草，放置在决口的黄河处。下文紧接着“完国税”，“国”字对应下文的“童”字，“精功”应当是“精工”，“读书”二字解释得过于宽泛，不如采用《周礼》注中“倍文”的说法，即“讽倍文”，《疏》中作“背文”，也就是暗诵的解释，这与先生今天的说法尤其切合。朱子曾经称赞伏生背文暗诵，也同时包含这两层含义。我曾认为古人学识渊博，一句话兼含两三种意思合并使用的情况很多。死罪死罪。

译又，《淮南子》、《洪保》、《冯子山公》所著之书，是书名与《阎子尚书古文疏证》辩论而作的。其气势如倾山倒海般涌出，却可惜所凭据的是《逸周书》、《穆天子传》，又可惜在于《家语》、《孔丛子》及伪本《竹书纪年》，尤其可惜则在于《鲁诗》、《世学》、《世本》、《毛诗古义》。真是谬种流传，不可救药。我对此也无可奈何了。向来认为《春秋》纯用周正，《毛诗》纯用夏正，如今考证却并非如此。“曰为改歳”，难道不是周的岁吗？“十月之交朔日辛夘”，难道不是周的月吗？“维暮之春”，难道不是周的时吗？只是不如不改者那么多罢了。先生以为如何？

又，回来查阅《汉书·惠帝纪》颜师古注说：“凡是赐言黄金的，都给他金；不说黄的，一金给一万钱。”可见汉代除了真金和钱之外，没有别的赏赐。验证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宁人《日知录》晚年多有驳正，不知先生以为如何？洪保主人也说：“相信古文非真，所论难的只是其他话语罢了。”正恐怕相信也不透彻。灵云防中没有淮阴侯步𫖳，远祖在秦汉之间者，有此封号，早已知道了。陆德明《经典释文》在杜预“射阳湖”下说：“射，食亦反，又音亦然。”则又有两个读音了。射水不知在何处？这是张毅文防心的地方，先生也采纳它吗？

又，回来查阅《淮阴侯列传》，果然有“鼓行出井陉口”的句子，“鼓行”对“赋奏”，最典切。但细想“冠军侯”三字连在一起，“寔”字对不上“天子”的气，况且读者必不肯认作“鼓行先取冠军侯”，将“侯”字作“封”字解。我的意思改为“鼓行先取冠军功”，如何？然而“赋奏”句是相如一人的事，“鼓行”是韩信的事，“冠军功”是霍去病的事，出一人对两人，不严谨。近来读《载酒园诗话》，颇悟诗的道理，近人直是离它万里之遥。

又，晚疑俄罗斯国必非罗刹国混为一者，京师贵人不考故也。今读《隋书》，罗刹国在婆利之东，其人极陋，朱发黑身，兽牙鹰爪。晚亲见其国来降人，何曾此等形状？婆利国见《南史》【亦见《隋书》】在东州东南海中洲上，去广州二月日行，属南蛮，不属东与北也。至俄罗斯，当另考以闻。钱惟善，字思复，钱塘人。至正辛巳，乡试出《罗刹江赋》，锁院三千人皆不知钱塘江为曲江，思复据枚乘《七发》引用，因此得名，遂号曲江居士【见《列朝诗集甲前》】此一证也。后有所得，自呈览。

〇邱劄记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