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邱劄记卷二

译知道划分冀州的东西部、医无闾山一带为幽州，是因为《周礼》中记载幽州的镇山是医无闾；又知道划分青州的东北部、辽东等地为营州，是因为《尔雅·释地》中说齐地属于营州。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没有《周礼》和《尔雅》这两部书，想要在禹划分的九州之外，逐一列举舜划分的三州的名称，尚且做不到，何况是疆域治理所达到的范围呢？《舜本纪》称其地域北起息慎，息慎就是肃慎，即今天的宁古塔，距离京师三千二百四十里【宋代许亢宗《奉使行程录》记载，从雄州起直到金朝都城防宁府二千七百五十里，除去燕山府以南的二百四十里，只剩二千五百一十里，这与上述里程不符。然而许亢宗说“直到”，又说那里行程没有里程标志，只凭一天行走的车辙记为里程，所以与现在的里程不同】，南止于三代时期，周武王时肃慎前来进贡楛矢，周成王讨伐他们后他们便前来庆贺。何况在唐尧虞舜的盛世，那里属于营州之地是毫无疑问的，还能说不是因为境界太远才单独设立的吗？又查郑康成说：舜将青州越过海洋的部分分出设立营州，晋代《地理志》与此说法相同，足以补充注疏的缺失。冀州分出并州和幽州，既是因为地域广阔且是帝都所在，人口物产号称丰富繁多，也是因为人口众多。解说者又说这是为了在外加厚藩屏而在内尊崇王畿，这尤其有深远的意义。青州分出营州，则不仅是因为地域广阔，实在是因为官吏百姓有涉海的危险，所以单独设立为州，可以走陆路。汉光武帝时将辽东等地隶属青州，后来又归还给幽州，这与明代嘉靖十三年将辽阳附属于顺天府参加乡试的做法大致相同。那么古今的情形也不相远啊。

译近来有人引用程大昌注释杜甫《潼关》诗的话说：“班固《西征赋》中有‘溯黄巷以济潼’之句，直到唐代才在那裡设立关隘。”我每次读到这话都忍不住发笑，难道不记得《后出师表》中有“殆死潼关”的话吗？《通典》在华阴县注中说：“有潼关，就是《左传》中的桃林塞。”秦朝的函谷关在汉代的弘农郡弘农县，也就是今天陕郡灵宝县的边界。汉武帝元鼎三年，将函谷关迁到新安县的边界。到了东汉献帝初平元年，董卓胁迫皇帝西行，进入函谷关。在此以前，函谷关都在新安。此后二十一年，即建安十六年，曹操在潼关打败马超。由此可见，函谷关是在这期间迁到了现在的位置。国家的重大边防，不是小事。史官没有记载，这也是失误。

《史记》只说老子离开周朝到达关隘，关令尹喜说：“您将要隐居了，请勉强为我著书，书成后离去。”并没有说关隘叫什么名字。张守节《正义》引用《抱朴子》说是散关。又说：“有人认为这是函谷关。”我用《列仙传》中的“流沙之西”，以及《高士传》中老子西入大秦经过西关来证明，散关确实是正确的。所以王勃《散关晨度》诗说：“白马高谈去，青牛真气来。”那么杜甫诗中的“东来紫气满函关”，莫非是因为“散”字是仄声，为了符合声律而改用“函”字吗？我说：“不是这样。”上句王母指杨贵妃曾做过女道士，下句则用了田同秀的事。天宝元年，田同秀说在丹凤门空中见到开元皇帝，告诉他“我把灵符藏在尹喜的旧宅”，皇上派使者到旧函谷关尹喜台旁找到了灵符，这都是借古事来咏今事，讽刺之意隐然可见。有人说：“既然这样，那么函谷关与老子就毫无关系了，所谓老子西度、田文东出，都是指这个关隘的说法，难道不对吗？”我说：“也不完全不对。”赵景真书说：“从前李叟入秦，到了关隘而感叹，这个关隘就是函谷关，只是没有青牛紫气这些事罢了。”郦道元注必定认为尹喜紫气应当在西入关时出现，而不是在西出关时，这是错误的。

有客人送给我《扬州府志》，我偶然抽出一卷，东汉名宦部分说：“欧阳歙，扬州牧；张禹，扬州刺史。”我告诉他：“东汉的扬州不是今天的扬州。今天的扬州在东汉时是广陵郡，属于徐州。西晋时依然如此，此后侨置郡县变化不一。隋朝开皇九年，才在这里设置扬州总管府。所以隋炀帝《泛龙舟曲》说：‘借问扬州在何处，淮南江北海西头。’他划分疆域的精确，没有超过这首诗的。”客人说：“西汉黄霸是扬州刺史，也不应当在这里祭祀吗？”我说：“我也曾怀疑过。《汉书·地理志》说广陵国属于徐州，而汉武帝赐给广陵王刘胥的诏书说：‘古人有话说：大江之南，五湖之间，那里的人轻浮，扬州保持强盛，三代要服之地，不及以正道治理。’却又把广陵称为扬州，我想诏书中引用的乃是古人的成语，而当时广陵王的封地则属于徐州罢了。”

近来修《山阳县志》，有人问这个地方为什么得名，我说：“郡名山阳，始于晋安帝义熙年间，实行土断，从广陵郡分出，设立山阳郡，这是侨置的名称。不但说郡是侨置，就连所治的县名也与之相同，而且又是同时设立的，也应该算是侨置。”后来考证《宋书·州郡志》，说以境内地名得名，恰好与侨置的郡名巧合相符，这也是奇异的事。曾问人地名叫什么，都不能回答。考证《三国志·蒋济传》：魏文帝想在山阳池中烧船，《资治通鉴》中池作湖。就是精湖，戴延之《西征记》中山阳津名池，也叫湖，也叫津，其实是一回事。大概是以水名作为县名，所以孔衍任广陵郡太守，石勒常骑马到山阳，桓温伐燕回来，把散兵驻扎在山阳。那时还没有设置郡县，山阳的地名已经闻名。《通典》不知道，说吴王刘濞反叛时，山阳王率众在这里抵抗他，因此得名山阳。刘濞反叛时，汉朝没有山阳王，山阳王是在后来才封的，这中间相隔十年。晋《地理志》分广陵郡的建陵、临江、如皋、宁海、蒲涛五县设置山阳郡，不知道这是把分给海陵郡的误系于山阳。山阳另外管辖四县，见于《宋志》。沈约说得好：“名号聚集变化，境土屡次分割，校勘推求，不容易精细详尽。”这可以作为知道修志之难的人的论据了。

有人用小学书引用《颜氏家训》，说这是恒代的遗风吗？我问那人，他说：“拓跋魏定都平城县，县城在今天大同府治东五里，旧址还在。县城属于代郡，代郡属于恒州。所说的恒代遗风，是指魏氏的旧俗罢了。”

《通典》把历代郡县分析在禹九州之中，很好，唯独说自岭南以南，在唐虞三代是蛮夷之国，称为南越，于是特别设立南越一目，以区别于上面的九州，并讥讽《晋书》《隋书》都把交广二州之地称为禹贡扬州的领域是不对的，我请求辩驳说：《南越尉佗传》，秦朝兼并天下，平定扬越，张晏说：扬州之南越也，颜师古注《汉书》本扬州之分，所以说扬粤，设置桂林、南海、象郡，这三郡尽有今天广东、广西、交趾的境地，汉武帝平定为七郡，名叫交州，三国吴分交州设置广州，晋灭吴沿袭它，下至隋朝，二史都……

译将交州、广州划归为禹时的扬州，《新唐书》也是这样记载的，难道没有依据吗？至于说九州的疆域都是相邻相连的，如果五岭以南确实是禹足迹所至之地，那就应属于荆州，不应该舍弃荆州而另属扬州，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塞上岭又名大庾岭，位于南安府城西南，无论当今进入广东的正道，还是汉代楼船将军从豫章出发经过横浦，走的都是这条路，这难道是凭空虚构的吗？我曾说过，“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东西方向都有地名对应，而“朔南暨”的南北方向却没有，我想用《舜本纪》中“北发”、“息慎”、“南抚交趾”这两个地名来补充注释，这正是太史公所说的“史书缺失而有间隔”的情况，那些散佚的内容却常常在其他说法中出现，这是对的。息慎既然属于营州，如此遥远，那么扬州包含交趾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况且，难道舜安抚颛顼以南直至交趾，只是这一处吗？有人问：“你对于上古时代的疆域如此辽阔，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呢？”我回答说：“后代的儒生只因为看到秦汉的君主致力于用兵远方，开拓疆土，扩张边境，以此满足自己的心意，便认为圣人一定不会这样做，却不知道圣人乃是凭借自然的德化感召，使人们都来归顺称王，并非出于有心算计。看《颛顼本纪》中记载的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耀的地方，没有不归附的；《喾本纪》中记载的日月所照耀、风雨所到达的地方，没有不服从的，这难道是后世德行未能远播，只能记录近处的人所能比拟万一的吗？”

译《皇华纪闻》说：韶州府城东北八十里有韶石，相传帝舜南巡奏乐，此山因此有双阙、球门、凤阁等名称，于是现在称韶州为虞城。探究其起源，不见于传记记载，我认为只是没有见于《水经注》罢了。我的朋友胡朏明既然主持编修《通典》，又持这种说法，撰写《禹贡锥指》，因而说岭南是虞舜声威足迹所不及的地方。我曾当面质问他：韶州改名的开始，是从唐贞观元年，计算那个时间，图经应当有舜曾经在此奏乐的说法，否则韩愈《酬张韶州端公》诗说：“暂欲系船韶石下，上宾虞舜整冠裾。”难道是凭空附会的人所依据的吗？僧一行说：“山河的形势，存在于两戒。”至于衡阳，是向东沿着岭徼到达东瓯闽中，这叫做南纪，用来限制蛮夷，所以星传称南戒为越门。东瓯即现在的温州以及台闽中，即现在的福建，明显没有包括岭之南。我说下文一行不是说“从江源沿着岭徼向东南到达海边是蛮越”吗？又说“越过岭徼向南是东瓯”，东似乎应当作西，是指骆越别种的人，又说南越岭徼为越分，所以历数汉朝的郡如郁林、合浦、苍梧、南海、珠崖，唐朝的州如富、昭、象、龚、绣、容、白、廉等，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不能固执一种说法来互相诘难。又根据韩愈《送廖道士》序：“中州清淑之气在岭那里穷尽，最高而横绝南北的是岭，这就是郦道元注引古语‘五岭者天地以隔内外’的意思。”我说韩愈在潮州，不又说“禹迹所掩扬州的近地吗”，尚且不称之为远？《蔡泽传》“吴起为楚南收扬越”，《吴起传》作“百越”，《货殖传》与江南大同俗，而扬越多，下面就说“番禺一都会”，都足以证明相信史迁、韩愈，而仅仅依据杜君卿什么呢？况且《尧典》说：“宅南交”，用舜本纪“南抚交趾”，颛顼本纪“南至于交趾”来证明，那么交就是交趾，确实像小司马所注释的那样，不再怀疑。你读《尧典》如此宽泛，而读《禹贡》却突然狭隘吗？朏明不觉感叹说：“我的书已经刊印了，来不及追改，怎么办？”

楚国在春秋时期，土地虽然广大，不濒临大海。屈完说：“寡人处在南海。”解释的人说：对应上文“北海”的文字，以所靠近的地方来说。而子囊对共王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南海即现在广州府治，是当时百越之地，虽然未归属楚国，但终究是楚国兵力所及之处。郑伯对庄王说：“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这句话具有两层意义，人多未分析。如楚文王灭罗，迁徙罗子到长沙，所以长沙有汨罗。郑如果灭得，迁徙到楚之南徼为江南，这是第一层意义。实海滨，楚世家作“宾”之南海，古以“与”字通用，说不能迁徙到楚境内，就填实于南越之地为滨海之民，这是第二层意义。也可见楚国号令及于南海，等到后来秦始皇二十五年，王翦全部平定荆江南地，因而南征百越之君，仍是前志。

《通典》说《禹贡》物产、贡赋、职方、山薮、川浸，都不及五岭之外，以此知道岭南地不是九州之境，说法尤其不对。现在岭南多金银，不是扬州所贡的金吗？多孔翠、犀、象，不是扬州所贡的齿革及羽毛吗？多蕉、多木绵，不是所贡的卉服、织贝吗？杜君卿曾在岭南任节度使，难道没见过吗？至于职方川浸原本不及海，而宣王时《江汉》之诗咏召穆公虎的成功，说：“于疆于里，至于南海。”难道能舍弃现在祠祀的南海，而另有所属吗？

梁元帝《法宝联璧序》说：北平尧柳，杨升庵赞赏其新颖而未详其出处，曾遍访之，也无解答者。近来才悟出《尧典》宅西曰昧谷，康成古文作柳谷，虞翻所见郑氏本是卯字，说古大篆卯柳同字，此柳谷也。王伯厚说魏明帝时张掖柳谷口水溢涌，宝石负图，即其地。我按《隋地理志》于张掖县注说：有大柳谷。张掖为今甘州卫，正在西北，所以说北平尧柳。上句南通舜玉，升庵误记作舜梧，以为舜梧尧柳极工。陈耀文又以舜苍梧非吉祥善事，我因而窜改之曰东平舜蒲，西通尧柳。

杜诗还如何逊在扬州者？逊为建安王伟记室。伟天监六年迁使持节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右军将军扬州刺史。七年以疾表解州，逊掌其书记，正在扬州，所以说何逊在扬州。自晋以来，扬州刺史治丹阳郡，郡治建邺县，为今江宁府。于广陵迥不相涉。若徐湛之出为南兖州刺史，此却在广陵。起风亭、月观、吹台、琴室，亦偶与后来逊咏早梅诗“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台观之名略合，岂得便附会为一？梁沿晋制，州治并

译是一样的。刘穆之所说的扬州是国家的根本所在，不能交给别人。他又说神州治理的根本在于这里，难道广陵足以担当这个重任吗？

译杜预注解说：“汉家山东二百州”，这里的山东，指的是太行山以东，这完全不符合历来说法。只有胡三省在《资治通鉴》秦孝公时期“河山以东强国六”的注文中说：“黄河从龙门上口流出，向南抵达华阴然后向东流，秦国在黄河以西；山脉从鸟鼠同穴处开始，连绵延伸为长安南山，直到泰山华山，秦国在山脉以西。韩、魏、赵、齐、楚、燕六国都在河山以东”，这才得到了正确的解释。我参考贾谊所说的“建立武关、函谷关、临晋关”，大致是为了防备山东的诸侯，由此可以看出，秦国以外的地区都称为山东。《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萧何镇抚山西”，张守节注解说“是华山以西”。《赵充国辛庆忌传》赞语说：“秦汉以来，山东出宰相，山西出将领。”山西，班固明确说“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地势迫近羌胡”，所以秦代所说的山西，更让人明白什么是山东了。

白居易诗云：“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范元实认为长生殿是斋戒的地方，不是私下说话的地方，如果改成飞霜殿就完全吻合了。因为《长安志》记载，天宝六年将温泉改为华清宫，殿名叫九龙，用来供皇帝沐浴；叫飞霜，用来供皇帝寝居；叫长生，用来准备斋戒祭祀。杨升庵又引用《津阳门诗》“金沙洞口长生殿，玉蕊枝头王母祠”，来证实他的驳正。我认为胡三省《资治通鉴》卷二百七“长生院”注说：“院就是长生殿，第二年五王被杀，二张进入太后寝居的长生殿，和这里一样。”大概唐代寝殿都称为长生殿，这个武后卧病的长生殿，是洛阳宫的寝殿。肃宗病危，越王李系在长生殿披甲，那是长安大明宫的寝殿。白居易《长恨歌》所说的长生殿，则是华清宫的寝殿。这座殿原本名叫飞霜，大概都是同一个长生殿。学者读顾况《宿昭应》诗：“武帝祈灵太乙坛，新丰树色绕千官，那知今夜长生殿，独闭空山月影寒”，应当知道这是斋宿的殿。李商隐《骊山有感》诗：“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应当知道这是寝宿的殿。《通鉴地理通释》说：“碣石共有三处，邹衍去燕国，燕昭王修建碣石宫，邹衍亲自去拜师，这个碣石只是宫名罢了，在幽州蓟县西三十里宁台的东边，不是山。秦代修筑长城所起的碣石，这个碣石在高丽境内，应当称为左碣石；在平州南三十多里的，就是古黄河入海处，是《禹贡》中的碣石，也称为右碣石，这种说法可以说是很精辟了。”有人提出疑问说：《后汉书》常山国九门县刘昭补注说：“碣石山，《战国策》说在县界。”《史记·苏秦列传》索隐说：“《战国策》说碣石山在常山九门县，这不是又一个碣石吗？”王应麟的说法还有未尽之处。我说：九门县从西汉到五代都沿用，宋开宝六年才并入藁城。现在藁城县西北二十五里有九门城，四面五百多里都是平地，寻找一处土丘来充当所谓的碣石山，也找不到。所以郑玄说：“现在查验九门没有这座山。”郑玄告诫儿子的书说：“我曾经游学往来于幽、并、兖、豫等地，大概也是亲眼验证知道的。”王应麟生长在晚宋，脚不曾到过中原，就相信郑玄的话而删削《战国策》，不知道古人著作，像坚固的堡垒一样，哪里容易攻辩呢？

黄子鸿笃信《水经注》，初次在碧山堂见面，他问：“《后汉书·郡国志》说，温县济水流出，王莽时大旱，于是枯竭断流，这是河南没有济水，现在已经一千六百七十多年了，为什么郦道元说得那么详细清晰呢？”子鸿说：“新莽时虽然枯竭，后来又出现了。郦氏所说的‘后来水流重新贯通，津渡渠道形势改变，堤防桥梁水流脉络与过去不同’就是证据。只是由于杜君卿不信《水经》，专门依据司马彪的《后汉书》，我认为司马彪不过是记载一时的灾变罢了，并不是说济水永远不再经过河南。杜君卿这样说，于是真的让人觉得河南没有济水，怀疑错误一直到现在。现在还有信奉这种说法的人。”我说：“枯竭后又贯通，已经听明白了，请问除了《郦注》之外，还有别的证据吗？”子鸿说：“没听说过。”我回去考察杜预《释例》说：“济水从荥阳卷县向东经过陈留到济阴，向北经过高平、东平到济北，向东北经过济南到乐安博昌县入海。”郭璞《山海经注》说：“现在济水从荥阳卷县向东经过陈留到济阴，向北向东北到高平，向东北经过济南到乐安博昌县入海。”张湛《列子注》说：“济水发源于王屋山成为沇水，向东经过温县成为济水，向下流入黄河十多里，向南渡过黄河成为荥泽，又经过济阴等九郡入海。”汇集这三种说法来反驳子鸿说：“《郦注》是经，我再为《郦注》作注，我和你同为郦道元的忠臣，怎么样？”子鸿高兴于听到未曾听闻的话，又反驳我：“现在不见河南有济水，究竟是在哪个朝代又枯竭了呢？”我说：“好。”又考察得到《后汉书·王景传》：“济渠下，章怀太

译子贤注说：“济水发源于今洛州济源县西北，向东流经温县注入黄河，渡过黄河后向东南流入郑州，又向东流入滑、曹、郓、济、齐、青等州，最终汇入大海。”这就是这条河道。王莽末年遭遇大旱，济水因此干涸，只能流入河内地区罢了，似乎不知道其中曾有再次贯通的事情。结合许敬宗回答高宗所说的“济水潜流屡次断绝”，可知自唐代以前济水就已再次干涸，一直延续至今。

译有人问：北岳的祭祀典礼，究竟应该在贵省的浑源州，还是仍在曲阳呢？我说：曲阳是正确的。万历十六年，大同巡抚胡来贡上疏请求更改北岳，礼部尚书沈鲤详细驳斥了他的奏疏。这份驳议足以堵住异议者的口了。只是可惜他引用史实只提到了汉宣帝，没有上溯到汉武帝元鼎三年常山王迁都，此后北岳才在天子郡内；以及天汉三年泰山修筑封禅坛，回师时路过祭祀常山，埋藏玉帛这两件事。他引用经典也只涉及《周官》、《禹贡》，我替他详细补充说：《舜典》记载十一月朔日巡守，到达北岳。传文说：北岳是恒山。《禹贡》提到太行、恒山，疏文说：恒山在上曲阳西北。《尔雅》兼采殷代制度，解释山岳说：河北恒山。《周礼·职方氏》说正北方叫并州，镇山叫恒山。注解说：恒山在上曲阳。由此可见，虞、夏、殷、周不同朝代遵循同一准则，那么舜当时早就在今曲阳大茂山下会见北方诸侯，而不是《山经》所说的今浑源的北岳，也不是《水经》所说的恒岳，这是清清楚楚可以知道的，哪里容得议论者以定都燕地，曲阳在南，浑源稍北，更改祭祀方位为宜为理由呢？我认为有孔颖达《毛诗·崧高》的疏证在，他说：如果一定要根据自己所处的都城来确定方位，那么五岳的名称没有哪个朝代不更改。为什么呢？轩辕居住在上谷，处在恒山之西；舜居住在蒲坂，在华阴之北，难道应当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来更改岳祀吗？我曾喜爱王导的话：古代的帝王不必因为丰俭而迁移都城，这是名相的话。孔颖达说：天子不根据自己所处的都城来确定方岳，这是名儒的话。金世宗大定年间，有人说现在既然定都燕地，应当另行议定五岳名称，不能沿袭前代。太常卿范拱当即援引《崧高》疏中的几句话来应对，后来不再更改。明朝以来的人难道没有读过《金史》吗？因此想到《崧高》中的“维岳”，并不是当时以太室山为岳，而是诗人借岳来赞美说：有崧然高耸的，正是那四岳之山，那山高大上达于天，正是那直达天际的大岳，降下神灵和气，以生出甫国的侯及申国的伯。《尔雅》编撰于《诗经》三百篇之后，因此就实指崧高为中岳。司马迁又出于《尔雅》之后，并补注《尧典》说：这是中岳嵩高。这大概是忘记了《禹贡》中的太岳了吧？难道尧有两个中岳吗？汉武帝登礼太室，《易》说：崧高中岳，名声更加显赫，都是被《尔雅》所误导的。有人问：那么周朝竟然没有中岳吗？我说：周朝仍然以唐、虞时的霍山为中岳。看《职方》说河内叫冀州，镇山叫霍山，就可以知道了。大概自从有宇宙，便有了这座山。黄帝正名百物，早已定下五岳的称号。禹主持命名山川，又从而奠定它。直到周秦，全都敢不移动。哪里像汉武帝因为衡山遥远，将南岳的祭祀移到灊霍山那样呢？有人说：按照你的说法，周朝不曾以岍山为西岳，岍山怎么会有岳的名称呢？我说：《职方》说河西叫雍州，镇山叫岳山，早就得到了岳的名称，哪里要等到周朝迁移岳祀到这里才这样说呢？汉朝既然迁移了南岳，唐肃宗在凤翔，也曾改岍阳吴山为西岳，以祈求神灵帮助。这些都是后王的事。我最喜爱郑玄注《大司乐》四镇五岳，取之于《职方》九州之山而遍足。稍嫌他把岳山当作西岳，不把霍山当作中岳。又嫌他礼部尚书的注，仍然沿袭《尔雅》，杂糅《崧高》，自己忘记了《大司乐》的注，大概是因为不善于读《崧高》这首诗吧。

秀水徐善敬替人撰写《左传》地名，最后问我：“成二年鞍之战，杜预注只说是齐地，《谷梁传》则说鞍距离国都五百里，恐怕不对，因为下文有华不注山，山下有华泉作为证据，鞍似乎离这里不远，应当属于今历城县地。”我说：“《通典》济州平阴县注说：‘《左传》齐晋战于鞍，故城在县东’【《括地志》、《寰宇记》相同】，大概唐代鞍故城尚存，所以杜预以此为据。我认为鞍在今平阴东面四五十里处，它距离华不注山也有一百三四十里，早晨在鞍作战，战胜后追击敌人，在一百三四十里的山下且绕了三周，晋人的余勇真可称道啊？齐国哪里值得说呢？大概古代一车由四匹马驾着，车上仅三人，驾车者又得其法，所以取道致远而气力有余。今人不明此理，只以平阴属兖州，历城属济南，中间隔着长清县境，如此遥远，难道能一日通作战场吗？这就是《通典》也不足信的原因啊。”

羊流店，是晋代羊叔子的故里，在新泰县西北六十里，是南北交通要道。我庚午年春天经过这里，询问叔子的后裔，有存留的，前往拜谒其祖墓，隆然高阜有三座，就是传说中断臂三公的地方。又前往拜谒其居住遗址，隐约像城郭，绵延八里左右。因此感叹叔子以上九世，都是二千石卿校，可称为东汉第一世家。当时聚族而居，居住久了日益开辟远方。又蔡邕亡命江海，远迹吴地，往来依附太山羊氏，以此地为渊薮，谁敢过问。种种都与史传相吻合。唯独《后汉书》羊续，是太山平阳人，平阳即西汉的东平阳，晋代为新泰县。《晋书》叔子却属太山南城人，南城原为鲁南武城，晋代地志也是三字名。

译故城在今费县西南九十里，距离新泰二百四五十里。推测新泰人叔子的祖先贯巳，其户籍原本就在南城。查看武帝咸宁年间，下诏将泰山以南的武阳、牟、南城、梁父、平阳五县设立为南城郡，封叔子为南城侯，是因为他是南城人。叔子临终时，堂弟琇叙述他的遗愿，请求归葬于祖先墓旁，正如狐狸死时头朝向丘山一样，正是想要葬在那隆起的高阜旁边。现在编撰《一统志》，将叔子归入新泰人物是可以的。叔子因孙子而附属于祖籍，那《晋书》又该如何解释呢？况且新泰县的建置沿革中，并未记载哪一年将南城改名为新泰，人物难道是没有根据的吗？必须将叔子另归入费县人物，不必拘泥于《元和志》，这样才可以。

译黄子鸿说：赵奢解除了阏与之围。阏与共有四处与水有关的地名，《水经注》记载梁榆水流经梁榆城南，那里就是阏与故城。赵奢在此击败秦军。卢谌的《征艰赋》说：“探访梁榆的废弃关塞，凭吊阏与的旧日平定。”梁榆城在今辽州和顺县。《括地志》说：阏与聚落现在叫乌苏城，在潞州铜鞮县西北二十里，是赵奢击败秦军的地方。铜鞮即今沁州。《郡国志》说：上党郡湼县有阏与聚。刘昭注说：“《史记》记载赵奢在阏与击败秦军。”湼县在今武乡县。《隋地理志》说：武安县有阏与山。《元和志》说：阏与山在县城西南五十里，就是赵奢抵御秦军的地方。武安属今彰德府磁州。东海公说：“如果在武安，距离邯郸只有六十里，何必让赵奢卷起铠甲疾行，两天一夜才到达呢？应当是在本省潞州的那个地方比较接近事实。”我说：“对。”《赵奢传》说：“秦国攻打韩国，军队驻扎在阏与。”阏与本是韩国的城邑，属于上党一带。廉颇、乐乘都说那里道路遥远。阏与距离邯郸四百里，所以赵奢说道路遥远险峻狭窄，好比老鼠在洞穴中搏斗。因为阏与必须穿越太行山，而沁州、武乡也多丛山。如果真在武安，怎么容得下赵奢说这样的话？第二天我告诉黄子鸿说：“你知道有两个阏与吗？一个是韩国的阏与，一个是赵国的阏与。”黄子鸿惊讶地询问。《赵奢列传》说：“秦国攻打韩国，军队驻扎在阏与。”《赵世家》说：“惠文王二十九年，秦国和韩国互相攻伐，围攻阏与。”这是韩国的阏与。《魏世家》说：“哀王八年，从前魏国攻打赵国，包围阏与。”《秦本纪》说：“昭襄王三十八年，胡伤攻打赵国的阏与。”《王翦列传》说：“始皇十一年，王翦率领军队攻打赵国的阏与，攻破了它。”这是赵国的阏与。韩国的阏与应当是把沁州和武乡看作一处吗？为什么？湼故城在武乡县西五十五里，而武乡在沁州东北六十里，那么湼县就在沁州之北了。阏与又在湼县西边，那么在沁州西北就可以知道了，相距不远，正属于同一座城邑。赵国的阏与在和顺县。看《始皇本纪》：“十一年，王翦攻打阏与、橑杨两座城邑，彼此相邻。”橑杨即今橑州，和顺距离本州九十里，如果到沁州的阏与城几乎有二百多里，各自为城邑就可以知道了。至于武安有阏与，那是唐人误解了司马迁的文义。看到武安西南有山，就把它当作阏与山命名，难道山会自己开口说：“我不是阏与吗！”然而《史记》确实有疏漏之处。大概秦国攻打韩国，军队驻扎在阏与，这是一支军队。秦军驻扎在武安西边，鼓噪喧哗，屋瓦都震动了。这是另一支军队。秦国当时蚕食三晋，三晋没有一年不受兵灾，到处都有。司马迁如果当时写作，秦军有驻扎在武安西边的，自然明白军中有一个候吏说急需救援武安，赵奢立即斩了他。不是斩他违犯军令，而是斩他妄言惑众之心。赵奢受命救援阏与，不救援武安。即使解除了武安之围，也不对。韩昭侯说：不是不厌恶寒冷，认为侵犯官职的危害比寒冷更严重。七国都遵循这个法则。秦国间谍潜入，是从阏与军中来的间谍回来报告，秦将随即大喜说：离开国都三十里而军队不前进，反而增筑壁垒。阏与不是赵国的土地。这句话也很妙。大概阏与原是韩国土地，与邯郸无关，赵奢自然不应该来救援，所以秦军松懈而不设防备。赵奢于是穷尽日夜之力疾行到达，占据山势击破秦军。山自然在今沁州武乡之间。这里难道缺少山吗？《括地志》本来已经怀疑山在洺州，说那里太近，恐怕潞州阏与聚城是所占据的地方。真可以说是先得我心。世人称魏王泰的《括地志》为首，于此更加相信。所说的阏与有四处错误者删去，仅存其三。分析者合并，仅存其二。混淆者辨别，那么哪个是韩国的，哪个是赵国的，清清楚楚在我眼前了。所以说阏与有两个。又过了一天，我告诉黄子鸿说：你既然知道有两个阏与了，又知道两个阏与都是赵奢击败秦军的地方吗？黄子鸿更加惊讶。我说：《战国策》记载赵国背弃秦国，秦王大怒，命令卫胡易攻打赵国，进攻阏与。赵奢率军救援，魏国命令公子咎率领精锐部队驻扎在安邑以牵制秦国。秦国在阏与战败。这就是《秦本纪》昭襄王三十八年中更胡伤（即《战国策》中的卫胡易）攻打赵国阏与不能攻取的事情。秦国史书忌讳记载败绩说不能攻取，《战国策》承袭赵国史书的记载，直接说秦国在阏与战败。下文说大败秦军，也足以证明国史书法互有差异之处。《水经注》以梁榆城为赵奢击败秦军之处，也是对的，但把惠文王前一年二十九年的事移到这里，就错了。郦道元且不论。司马迁生于六国灭亡不久之时，他作年表在赵惠文王二十九年说：秦国包围我们的阏与，赵奢率军攻打秦国，大败秦军。三十年说：秦国攻打我们的阏与，城池没有在前次被攻陷，阏与不说韩，说赵，更加混淆并合为一个阏与。那么地理之学真难说啊！

回忆庚午年重阳节，我病刚愈后，东海公邀请登髙莫厘峰，酒席间说：“古人的事情，应当没有不可考证的，即使没有正文，也隐含在书页缝隙中，需要细心的人搜索出来罢了。”满座沉默，他转而对我说：“我这个论点是为济水枯竭又复流而发的”

译通，究竟在什么时候？希望您为我考证一下。”我说：“只有《王景传》说：‘起初平帝时，黄河与汴水决口毁坏，来不及修复，建武十年，阳武县令张汜上奏说：黄河决口已久，日复一日侵蚀毁坏，济渠所漂没的有几十个县。等到后来三十五年，汴渠修成。明帝巡视，下诏说：‘黄河与汴水分流，恢复旧日的河道，陶丘以北，逐渐形成堤岸。’这是汴水毁坏而济水也毁坏，汴水治理而济水也治理的征兆。’又考证《晋书·傅祗传》：‘武帝时担任荥阳太守，自从魏黄初年间大水之后，黄河与济水泛滥，邓艾曾著《济河论》，开凿石门以疏通。到这时又侵蚀毁坏，傅祗于是建造沈莱堰，兖州、豫州没有水患。’《郄超传》：‘太和年间，桓温将要讨伐慕容氏，领兵从济水进入黄河，郄超劝谏说：‘清水流入黄河，没有通航的道理。’’《毛穆之传》：‘桓温派毛穆之开凿钜野百余里，引汶水汇入济水，这难道是完全干枯断绝的吗？’大抵王莽时期天灾虽然严重，但都不久便恢复，如王横所说：‘上天曾经连续下雨，刮东北风，海水溢出，向西南流出，浸漫数百里，九河的土地已经被海水侵蚀。’如今九河的旧迹固然都在，郦道元说济水在王莽时期，河道枯竭，后来水流重新贯通。我认为这是班固在注释垣县时说的：‘王屋山沇水从东南流出，到武德县流入黄河，溢出荥阳北面的陆地，又向东到琅槐县流入大海，经过九个郡，行程一千八百四十里。’大概是以亲眼所见来说的。只是因为司马彪用词太重，如果把‘遂枯竭’改为‘防枯绝’，那就精妙了，特记录在此以作覆按。”

译自从《周官》屡次提到天下土地之图、九州之图以及地图，可见地图对于地理学尤为重要。班固撰写《地理志》，一处说“秦地图”，另一处也说“秦地图”。史书记载萧何进入咸阳，将丞相和御史的图书全部收缴收藏，皇帝之所以能详尽知晓天下的险要关塞、户口多少、强弱状况以及百姓的疾苦，正是得益于这些图书。光武帝到达广阿，在城楼上展开舆地图，指着地图对邓禹说：“天下的郡国就是这样的。”马援晓谕劝解隗嚣，也说：“展开舆地图，可以看到天下有一百零六个郡国。”汉武帝封立三位皇子为王时，御史呈上舆地图，请求确定所封国家的名称。光武帝封十个儿子为公，群臣请求大司空呈上舆地图。明帝封皇子时，全都参照地图来划分各国疆域。章帝非常疼爱各位弟弟，参照舆地图，使得各国的户口数量都相等。汉朝使者探寻黄河源头，不知道它发源于哪座山，便说是昆仑山，天子依据古代图书来命名。汉藩王谏议诛杀闽越，说：“通过地图观察那里的山川要塞，图上相隔几寸，实际距离却有几百上千里。”汉相私自侵占国土，多收四百顷租税，说：“以平陵伯为界，太守更改郡里的旧图来纠正它。”李陵到达浚稽山，绘制所经过的山川地形图，派遣骑兵上报朝廷。赵充国说：“战事难以预料，我希望快马加鞭赶到金城，绘制方略图呈给皇上。”李恂出使幽州，所经过的地方都绘制山川、屯田和聚落的图，全部奏报给皇上。齐人延年上奏说：“可以参照图书观察地形，让水利工匠根据高低来开凿河道。”明帝召见王景，赐给他《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让他修治汴渠，渠最终修成。即使是图谋不轨的人，如淮南王刘安说：“夜间查看舆地图，部署军队进入的路线。”江都王刘建详细绘制天下的舆地图以及军阵图。到了张千秋口头应对军事事务，在地上画图示意。马援堆积米粒模拟山谷，指点描绘形势。臧旻口头陈述西域一百多个国家的城池状况，亲手绘制地形，都大致符合地图的样子，尚且如此动人，地图难道不重要吗？晋代裴秀说：“周秦时期的地图秘藏几乎断绝，仅有汉代及《括地》等杂图，粗略具备形状相似，不够精确严谨。”于是裴秀制作《禹贡地域图》，现在也看不到了。能看到的是元代道士朱思本的舆图，这可以说是他毕生的志向和十年心血的结晶。明代人辗转增删篡改，冠以自己的名字，逐渐失去了原本的真貌，唯独计里画方的方法，仍然像王法一样被遵循。我认为这也源自唐代贾耽。旧书说：“他命令工匠绘制海内华夷图一轴，宽三尺，长三丈三尺，通常以一寸折算一百里。”新书认为以一寸为一百里，上表献给皇上说：“将四极缩在细绢上，将百郡划分在画卷中。宇宙虽然广阔，展开它不满庭院；舟车所通达的地方，一览无余。”读到这里，真令人豁然开朗【隋代宇文恺说：裴秀的舆地图，以二寸代表千里】。

我认为研读经书的人必须了解地理。元代董鼎注解蔡沈的《书传》说：“西伯征伐黎国，那个黎国大概位于黎阳之地，而不是上党壶关的黎。武王讨伐商朝，军队渡过孟津，道路经过黎阳，先征伐黎国然后才到达商都。就像齐桓公讨伐楚国，先击溃蔡国然后进入楚国境内一样。”引用吴才老“戡黎伐纣时事”作为证据。我查考商纣的都城朝歌，现在位于卫辉府淇县北部；黎阳故城，在大名府濬县西南三里。武王在正月二十八日驻扎在孟津，第二天己未到癸亥五天，孟津到朝歌四百多里，所以必须每天行军八十多里，然而仅仅到达商都郊外就停止了。这是为什么呢？奔赴敌阵应当迅速，不拘泥于每天行军三十里的常规。牧野横跨卫辉府的汲县、淇县两县边界，距离商都十七里；如果黎阳则又要从朝歌向东走七十里，怎么能说道路先经过这里呢？况且武王声讨商纣的罪行，名义上是残暴的士女欢迎，怎么能与齐桓公率领诸侯军队侵犯蔡国，蔡国溃败于是讨伐楚国，军队采取诡诈战术相比呢？儒生不懂军事，又不熟悉地理，错误竟然如此之大。

蔡沈《书传》中关于《禹贡》的错误，没有比“九河苞沦于海”更严重的了，而且归咎于郦道元。不知道郦道元《水经注》中凡三处提及，都指向碣石入海，没有一处提到九河。所谓九河，是王莽时期玉横一家的说法，没有详细考证，这里想要纠正这个错误，只选取孔颖达的《书疏》、元代于钦的《齐乘》两条补充在九河之下【详见《四书释地续》】。又查考蔡传引用《尔雅》九河第六条叫简洁，《尔雅》原文是絜，与简各为一条河，河名用一个字的，李巡说简是大，絜是苦，河水多山石治理起来辛苦洁净。唐代孔氏、宋代邢氏的疏解都相同，就连朱熹《孟子集注》也说曰简曰洁，然而已经讹误为洁了。查考“浮于济漯达于河”，孔颖达疏解说从漯水进入济水，从济水进入黄河，上句真是胡言乱语。唐高宗问许敬宗说：“《尚书》说浮于济漯，现在济水和漯水完全不相连接。”许敬宗回答说：“沇水济水从温县进入黄河，伏行地下向南流出成为荥泽，又伏行而出现在曹、濮之间，汶水从那里流入，所以《尚书》又说浮于汶水到达济水，不说与漯水汇合，是因为漯水从东武阳到千乘入海。”《新唐书》也不通地理，沇水济水从温县入河，写成现在从漯水到温县入河。既然高宗深知济水与漯水断绝，那么这到温县入河的乃是济水而非漯水，这是显而易见的。许敬宗虽然奸诈，怎敢当面欺骗

译难道一定是这样错误的水道吗？况且他的学问向来号称广博，明显属于宋祁（宋景文）胡乱窜改，不及其原本对应的文字。然而敬宗值得议论的地方有两点：一是不正确地解释《禹贡》经文来告知君主，二是说伏地南出为荥泽，没有深入明白济水的源流。我曾经查考汉代的《地理志》：河东郡垣县是沇水的发源地，向东南流到武德县注入黄河，又从荥阳北面的地下溢出，再向东流到琅槐县注入大海；东郡东武阳县是《禹贡》中漯水的发源地，向东北流到千乘县注入大海。

译又查考《水经注》：黄河从荥阳、黎阳、濮阳、鄄城，又向东流到东武阳，漯水从这里流出。又向东北流到临邑，有四渎津，向东分流为济水，也叫泲水，接纳黄河水。又向东北流到高唐，漯水注入其中。又有南北两条济水，都从荥阳分流黄河，向东北流到临邑，有四渎津，与黄河相通。这两种说法补充在下面说：大河从荥阳分流为济水，又向东北流到武阳分流为漯水，又向东流到临邑，再次与济水相通。这两条水的源头虽然都与大河相通，但是济水在黄河以南，漯水在黄河以北，两条水不能自行相通。唐高宗说：济水与漯水断绝，这是对的。《禹贡》所说的，大概是说兖州的贡品，或者浮于济水，就从荥阳到达黄河；或者浮于漯水，就从武阳到达黄河。两条道路都能到达黄河罢了。至于说向东成为济水流入黄河，并不是潜伏在地中，而是穿过黄河河身中间行走而没有到达，就像蔡传所说进入黄河穴地伏流横穿黄河的说法。曾经有人潜入水底，看见浑浊的黄河中有一道清流，直接贯穿其中，这就是济水。所以古文常说像黄河与济水那样不相混杂。我亲眼看见渭水非常清澈，因为泾水而变浑浊；济水非常清澈，却不因为黄河而变浑浊。大概水各有本性，济水的本性就是特别刚劲。所以俗语说：刚劲没有比得上济水的，曲折没有比得上汉水的。溢出南岸为荥水，仍然非常清澈。从荥泽到定陶，大约四百四十里，中间有济阳城，现在在长垣县境内的，必须经过此地而潜伏，潜伏后又旋转出现在陶邱的北面。《禹贡》九叙导水，都没有“出”字，唯独在这里加了一个“出”字，难道没有缘故吗？明显是潜伏后又出现，断绝后又延续。有人说：济阳到陶邱，一百四十里左右，这一百四十里之间，就有潜伏后又出现的事情。对我说：《括地志》说：沇水从王屋山顶崖下的石泉流出，停滞不流，深不可测。出现后又潜伏，到济源西北两里的平地，水源重新发出向东南流，这不过八十里罢了。出现后潜伏，潜伏后又出现，何况将近两倍于此的地方呢？后代只因为王莽末年，济渎曾经干枯不见，有溢出为荥水，又怎么知道陶邱北有济水再次出现的事情呢？记载缺失，只有许敬宗知道。说：潜伏后出现，在曹、濮之间。《新书》也说：潜流到曹、濮，散出于地面，汇合后向东。大概很好地解释了经义。《新书》又记载他回答唐高宗说：古代五行都有官职，水官不失职，就能辨别味道与颜色，潜伏后出现汇合后再分开，都能识别。我说“潜伏后出现”就是向东出现在陶邱北面的注脚，汇合后分开，就是流入黄河溢出为荥水的注脚。

胡朏明问荥字，《说文》说：“绝，小水也。”什么意思？我说：“《尔雅》‘正绝流曰乱’，邢昺疏‘正，直也’。孙炎所说的横渡就是如此。济水截断黄河向南流过为荥水，所以用绝字解释荥。至于‘小水’二字，则有唐高宗、许敬宗的问答：在高宗说：‘天下洪流巨谷不载祀典，济水很细小却在四渎之中，为什么呢？’敬宗说：‘渎的意思是独，不依靠其他水，独自能奔赴大海的。济水潜流屡次断绝，形状虽然细小，独自而尊贵。’这可以作为它的注脚了。

顾景范《川渎异同》极力诋毁三伏三见的说法，出自近代俗儒，汉、唐到宋的诸儒，没有主张这种说法的。我说到温县流入黄河，自然不能说一次潜伏特别再次潜伏再次出现罢了。又说：出现是曲折旋转之间，因为山丘而隐藏出现罢了。济水刚发源时，或许有潜伏出现的分别，到截断黄河向南之后，未曾潜伏后又出现。经文本来已经明确说：‘浮于汶水，到达济水。’又说：‘浮于济水漯水，到达黄河。’哪有潜伏出现不常，可以作为转运道路的呢？非常值得称赞的伟论。然而以我判断，兖州贡道浮济水，必经陶邱；即使青州贡道浮汶水的，也由寿张县安民亭进入济水一百五六十里到陶邱，向北所谓‘浮于淮泗’，应当作‘达于菏水’。浮菏水的，也由乘氏县进入济水五十里到陶邱，向北都到这里为止，然后舍舟登陆到济阳城西，再次登舟到荥阳流入黄河，这是当时的贡道。有人说：果真如此，那么兖州贡道应当像荆、梁二州用‘逾’字，说：‘浮于济水，又越过济水，到达黄河。’不能直接用因水入水的‘达’字了。我说：本来有说法，荆州的汉水、洛水，两条水而异名，本来不相通，贡道必须经过这里，所以说‘越过洛水’。梁州的沔水、渭水，也是两条水而异名，本来不相通，贡道必须经过这里，所以说‘越过渭水’。如果兖州的济水，本来属于一条水，虽然中间稍有阻隔，没有再异名，所以经文也不屑于详细分辨，况且有‘浮于漯水’在连类而及，因此从而省文呢？顾氏只看见明永乐十三年疏通黄河成功，漕船浮江涉淮溯河绝济向北到达漳、卫，输送到太仓，不再有陆运之苦，因此也怀疑济水。这与元朝实行海运，习以为坦途有什么不同？明人有更加讲求这种说法的，辄摇手相戒，几乎如同谈虎色变。曾经考据《唐六典》东都说：‘含嘉仓，从含嘉仓转运以充实京师的太仓，

译从洛阳到陕州在陆地上运输，从陕州到京城在水上运输。”李泌从集津到三门开凿山岩修筑车道，以避开砥柱的险阻。宋朝定都大梁，四方都可以经由水路直接抵达，而在开宝八年却挑选干练强硬的臣子，在京城分别掌管水陆路的发运事务。明朝永乐初年，也曾经经过水路和陆路交替运输，所以文书档案仍然留存，不必拘泥于今人的做法而去非议古人的做法。况且陶邱不过是两座山丘重叠堆积罢了，形状很浅显，不能与足以遮蔽济水、导致济水忽隐忽现的高山巨岭相比，就像顾氏所解释的那样。我认为即使能够遮蔽，济水经过陶邱时经文应当写“向东流出陶邱南面”，不应当说“向东流出陶邱北面”。因为“出”字明确是指伏流至此重新出现的意思。我因此深信经文，参考古今运输道路的变化，一条水路直接通达的情况很少，所以我的看法如此。

译胡朏明听到我的论述，又提出一种说法来佐证，说：“虞夏时期进贡的物品与后代漕运粮食不同，当时甸服之内，缴纳的是总、铚、秸、粟、米，其食用取自冀州就已足够，其余八州所进贡的，起初并没有繁重难得的物品。就以兖州来说，不过是漆、丝、织文罢了；青州所贡较多，也不过是盐、絺、海物、丝、枲、铅、松、怪石、檿丝罢了。其他州类同于此，总之并非繁重难得的物品。岂止是虞夏？《周礼》中太宰以九贡来供给邦国的用度：一是祀贡，二是嫔贡，三是器贡，四是币贡，五是材贡，六是货贡，七是服贡，八是斿贡，九是物贡。推测与虞夏时期相差不远，哪里会有像汉唐以后那样漕运数百万石粮食供给京师的做法呢？”《宋史·食货志》说四川、广东所贡的物品，也都轻便简约容易携带，所以水陆兼运。由此推论，虞夏贡物间或采用陆运，人们必定不会觉得辛苦。济水时断时续，有什么妨碍它作为贡道呢？孔颖达虽然歪曲经义，也不至于像蔡传那样疏漏。蔡传说：‘计算沔水在渭南五百多里，到达沔水必须陆行向北进入渭水，这才是真正的禹迹贡道。’蔡传引用汉武帝时有人上书想要开通褒斜道及漕运的事，交给张汤询问，说：‘褒水通沔水，斜水通渭水，都可以漕运。从南阳上沔水进入褒水，褒水断绝的地方到斜水之间一百多里，用车转运从斜水下到渭水。这样汉中的谷物就可以送达。’经文说‘沔渭’而不说‘褒斜’，是因为用大的来显示小的。查考《汉书·沟洫志》上书的人说：‘现在开凿褒斜道，坡度少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水，斜水通渭水，都可以行船漕运。’那么禹的时候，褒水虽然从衙岭山流出进入沔水，还算不得与沔水相通，不可以行漕；所以斜水也从衙岭山北流入渭水，也算不得与渭水相通，不可以行漕。所以经文只说‘沔渭’，不及‘褒斜’。当时的贡道原本不需要这两条水，并非属于省略文字。颜师古说：‘褒斜是两个山谷的名字，其中各自有水罢了。’正是指汉武帝未开凿道路以前说的。蔡氏没有读全本《汉书》，似乎是从一节本书录中得来的，说‘因大以见小’，他的臆测解释竟有如此荒谬的。

蔡传记载潏水李氏说：禹开凿龙门，起于唐代张仁愿所筑东受降城的东面，自北而南，到韩城北安国岭为止。查考东受降城在今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是汉代定襄郡的成乐县，距离《禹贡》中的龙门一千五百多里。禹爱惜百姓的劳力，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这真是妄谈，不值得与他辩驳。蔡传又说：旧说相传禹开凿龙门，但不详细说开凿的原因。我认为《尸子》说：古代龙门未开，吕梁未凿，黄河从孟门之上流出，大水泛滥逆流，没有丘陵高陵，全都淹没，名叫鸿水。这就是想要开凿的原因。贾让上奏：过去大禹治水，山陵挡路的就毁坏它，所以开凿龙门，开辟伊阙，劈开底柱，打破碣石，毁坏断绝天地的本性。这就是应当开凿的缘故。《水经注》说：孟门就是龙门的上口，实在是黄河的巨大险阻。这块石头开始由禹开凿，河中冲刷变宽，两岸高耸深邃，悬崖倾斜反挡，巨石临危欲坠，又倚靠。古人有话说：水不是石凿却能进入石头，确实如此！其中水流交冲，鼓动如山腾起，深波倾覆重叠，直到下口。又说：梁山就是经文中所说的龙门。《魏土地记》说：梁山北有龙门山，是大禹所凿，通孟津河口，宽八十步，岩石间刻有痕迹，遗功尚存。《元和郡县志》说：孟门山，俗名石槽，实在是黄河的巨大险阻。现在查考河中有山，凿中如防，束流悬注，七十多尺。这些都详细记载了开凿的痕迹，怎么说是不详细呢？大概这类书，蔡氏并没有看过，即使看了也不能记忆。荀子曾说：浅陋，是天下的公患。我却说：浅陋，是儒生的公患。

顾氏《肇域志》：“《左传·桓公二年》其弟以千亩之战生，杜预注认为西河介休县南有地名千亩，不对。穆侯时晋境不能到介休，应当以《赵世家》注引《括地志》：‘岳阳县北九十里有千亩原’为是。我认为当日千亩之战，或在岳阳，或在介休，确实不敢确定。但说晋境不能到介休，则有辩驳。《晋世家》：叔虞封于唐，方圆百里，其子燮改名为晋。曾孙成侯迁到曲沃，八世孙穆侯迁到绛。不说哪一代迁都到翼，那么迁翼应当在昭侯之前。穆侯迁到绛之后，中间可知。进入《春秋》六年，晋迎翼侯纳于鄂称为鄂侯。鄂，《索隐》说：‘现在在大夏，大夏者，我的家乡太原县也。’又后十三年，曲沃灭翼，周王立哀侯的弟弟缗于晋，晋也是太原县。太原到翼城六百五十里，中途必经过介休。当时全属晋，才能两侯分立，《肇域志》不对。我于是独自感叹：晋启封百里，到成侯时，何止五倍？王纲不振，大国兼并小国，不待进入《春秋》就已经这样了，能不害怕吗！”

又查考《周语》：宣王即位，不借千亩，虢文公谏王，不听。这千亩乃是周

译“之借田”距离镐京应该不远。末尾说三十九年在千亩作战，周王的军队被姜氏之戎打败。《左传》记载这件事，实在有深意。大概从元年到现在将近四十年，天子既不亲自耕种，百姓又不敢耕种，竟然长久变成盐碱荒芜之地，只适合作为战场。所以周王与戎人在这里交战，因此我领悟到《赵世家》中记载：周宣王时讨伐戎人并在千亩作战，奄父救出周王，正是这个地方。《括地志》认为晋州岳阳县北的千亩原就是此地，不应该距离镐京如此遥远，这大概是不对的。唉！怎么能够把经传子史中注释地理错误的地方，一一加以纠正呢？

译考察防御，既有敌人来的路，也有敌人去的路。那些驱逐他们出去的做法，就是顺着他们来的路，必定不会把他们引入我的门庭之内；如果从另一条路出去，就像玁狁侵扰镐京和方地，到达泾阳一样。镐等三个地名，都在雍州，那么太原这个地名，也就在雍州。近代解说《诗经》的人，指向原州而言。然而原州是现在的固原州旧高平镇，后魏孝明帝正光五年设置原州，大概是取高平叫原的意思作为州名。这个地方未必因此得名。只有郑玄注《禹贡》“原隰底绩”时说：“《诗经》说‘度其隰原’”，就是这原隰，其地在豳地，接近要害。高平叫原，秦中地区以原命名的地方多到不可胜数，现在也不能确定指什么地方。从镐京归来，刘向说：“千里之镐。”颜师古注：“不是丰镐的镐。”至于太原，我也认为雍州的太原，必定不是周代并州的太原。更有证据的是，宣王既防备南国之师，在太原统计人口。太原与《诗经》中的太原是同一地方，如果是晋阳，周朝已经封唐叔虞为侯国，天子怎么能统计那里的百姓呢？仲山父劝谏说不应该因为人口少而大规模统计，这是显示其寡少，诸侯避开它，由此可知它不属于甸服、侯服之地。既然知道了《国语》，也就更了解《诗经》了。

治理梁山和岐山，孔安国传：梁山、岐山在雍州。晁以道本《水经注》作吕梁、狐岐，改入冀州，现在也没有讨论其确切与否。只是蔡传云：梁在石州离石县东北，是现在汾州府永宁州东北一百里的吕梁山，本名骨脊山，距离黄河一百五十多里。岐在汾州介休县，现在却在孝义县西八十里盘村原山，名叫狐岐，距离黄河二百三四十里。说尧时洪水泛滥，大河泛滥到这两座山下，需要禹治理是可以的。蔡氏竟然认为这是古河道经过的险要之处，与龙门一样。这两座山是河水所经，治理它们是为了开河道，这难道不是闭着眼睛说黑是白吗？虽然生长在东南，错误也不应该到这种地步【蔡传应当说：狐岐之山，胜水所出，东流合文水，又东南入汾汴。现在写成东北是错误的】

《春秋正义》说：尧治理平阳，舜治理蒲坂，禹治理安邑【今夏县西北五十里】，三个都城相距各二百多里，都在冀州。我也认为晋国在春秋前后，四个都城相距也只在平阳府一百五十里之内。晋孝侯号翼侯，翼故城在翼城县东南三十五里。曲沃武公灭翼，以一军为晋侯。《史记》说：开始都于晋国，晋国就是其始封的曲沃。后来号称宗邑的，在现在闻喜县东北，距离翼都约一百五十里。献公筑绛城，《史记》说：献公开始都于绛，就是现在太平县南二十五里故晋城是。我亲自经历其地，遗址宛然，才醒悟从前说法全错了。向东距离翼都约一百里。过了七世到景公十五年，迁到新田，在曲沃县南二里，正有汾水、浍水。向西北距离故晋城仅五十里而已。这四个都城，至今人民繁庶，资产富饶，西北诸州邑没有超过它们的。难道不是霸国的余烈吗！

郑康成说周朝时有九条河，齐桓公堵塞它们，合为一条河。现在河间弓高以东，到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遗迹，大概是依据《尚书》中《〇》《春秋》《宝干图》的文字说的。蔡传驳斥他，说曲防是齐国禁止堵塞的，河道适宜不是桓公所为，也是自寻好话头。其实葵邱五命，只是用来约束诸侯，亲自违犯的人多了，何止于河道呢？只有于钦《齐乘》说：“河到大陆，趋向大海，地势大且平坦，自然分叉为九条，禹因而疏导它们，不是禹挖掘而成九条的。”禹之后历经商周，到齐桓公时，一千五百多年，支流逐渐断绝，主流单独流动，其势必然，不是齐桓公堵塞八条支流以自广。论述最确切。我因此想到齐桓公死于襄王九年戊寅，到定王五年己未，才四十二年，而周谱说定王五年河徙，《水经注》“周定王五年河徙故渎”，大概下游既堵塞，水行不畅，上游乃决口，理所应当。河的祸患从此开始了。朱子说得好：“禹治水只是从低处下手，下面的水尽杀，则上面的水渐平，得之矣。”

前面说凿空出新，不如旧说安稳的，尤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近日碣石入海之说，阳信有刘世伟者著论说：“海丰县北六十里有马谷山，一名大山，高三里，周六七里，怀疑就是古之碣石，为河入海处。”事情没有证据，应当寻求痕迹；痕迹不明，应当推度道理。以痕迹而论，九河故道都属于齐鬲津等三河，在县之界，而碣石不应当再在他境；以道理而论，禹之治水，行所无事，齐地低洼近海，以禹之智，不从此入，而反转绕千里之外，乃自平州而入海吗？况且平州地形高，此山既在九河之下，又巍然独出于渤海之上，为碣石似乎无疑。顾宁人赞赏其新，东海公载入《一统志》中。我曾正告他说：“九河见兖州，碣石则在冀州，都是《禹贡》明文，

译是不容易改变的。如果真像世伟所说的那样，那就该把碣石山移到兖州去了。”古代的九条河流，宽度超过二百多里，长度大约四百里，那些作为逆河的地域，也必须长宽相等，外侧承受海水的潮汐，内侧容纳九条河流的水流。如今在马谷山旁边，以及上方什么地方，能安置这样一大片土地呢？如果真是这样，就应当删去《禹贡》中“同为逆河”这四个字，改为“流入大海”，承接上文“又向北分流为九河”，这样才说得通。东海公不禁笑着对我说：“暂且不论经书，姑且用史书来证明。”苏秦游说燕国时说：“南面有碣石的富饶。”秦始皇三十二年的碣石，派遣燕人卢生去求羡门高，并在碣石门刻石立誓。秦二世元年春天，向东巡视郡县，李斯跟随到达碣石，在始皇所刻的石头上再次刻字。《封禅书》记载：沿着海边，向北到达碣石，巡视辽西。《货殖传》说：“燕、勃、碣石之间，是一个都会。”难道还能说碣石不在昔日的平州、如今的昌黎等县所在地吗？《永平府志》已经进呈朝廷，还没来得及加以纠正。

译山西、山东的名号，自太行山以东，无人能解释清楚。我曾与黄子鸿讨论完毕，感叹道：“山东这个名称起源于金代，原本是宋代的京东东路、京东西路。金代因为都城已不在汴京，便将‘京’改为‘山’，却不知道‘山’字在此并无着落。”湖广的名号起源于元代，原本是宋代的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只应当沿用其旧称，不必像孙休分割交州设置广州那样，以‘广’为名，因为‘广’字涉及虚妄。我曾问局中各位：“什么叫四至？什么叫八到？”大多笑着不回答，反而来问我。我说：“向东到某地多少里，向南到某地多少里，向西到某地多少里，向北到某地多少里，这叫四至。向东南到某地多少里，向西南到某地多少里，向西北到某地多少里，向东北到某地多少里，这叫八到。”只有《杜氏通典》是刻本，清晰可考。至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是抄写本，错误很多，或者原本就不完备了。

查《一统志》有关隘这一项，记载到某铺，或某集、某镇，在县东多少里，又多少里为某铺，又多少里为某铺，直到该县边界，最为有益，有人嫌它琐碎，且名称不典雅，我说：“过去宋绍兴三十一年，金主率领大军逼近西采石、杨林渡，起初奏报说已侵犯采石，却没说东西方向，朝廷大惊；接着报告说已到杨林，却没说杨林渡，不知其在江的南北，更加恐惧。询问当涂、历阳人杨林在哪里，回答说杨林是西采石的渡口，于是忧虑怀疑稍定。我说，如果当时各州所上的闰年地图，详细记载村镇及津渡之处，可以一查便知，不必向外询问他人了。”

有《碣石丛谈》【郭造卿著】一书，疏证碣石山所在，既有小错，又未尽全，我替它补正说：前汉志，右北平郡骊城县有大碣石山；后汉志，辽西郡临渝县有碣石山；文颖《汉书》注，碣石山在辽西累县；魏收《地形志》，肥如县有碣石山；隋志，卢龙县有碣石山；唐志，平州石城县有碣石山；明一统志，碣石山在昌黎县西北二十里。各县有的省并有的改名，那么就是现在的卢龙、抚宁、昌黎及滦州边界了。此山绵延跨越四地，所以班固说‘大碣石山’，今人只因为天桥柱属于昌黎隘口罢了。又唐志，营州柳城县有东北镇医巫闾山祠，又东有碣石山。碣石共有四处。

《齐都赋》说：海边出来称为渤，如今海自山东登州成山折向西，经过宁海州、福山、蓬莱、招远县，又向西经过莱州掖县、昌邑、潍县，又向西经过青州寿光、乐安、诸城县北界，折向西北经过济南利津、沾化、海丰县，又向北经过直隶河间盐山、沧州静海县东界，又向北到天津卫，折向东经过顺天宝坻、丰润县，又向东经过永平滦州、乐亭、卢龙、昌黎县，又向东出山海关，经过辽东宁远、广宁卫南界，折向南经过海盖、复金四卫西界，又折向东经过金州南界，有旅顺口，南与登州海口相对，都称为渤海。遍览太史公书，如《河渠书》同为逆河入于渤海，指的是永平府的渤海。《封禅书》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祀之罘’，六曰‘月主祀之莱山’，都在齐北并渤海，指的是登莱两府的渤海。苏秦列传说齐宣王未曾背弃泰山、横渡清河、涉过渤海。张守节正义说：‘渤海，即沧州。’则指天津卫的海。朝鲜列传派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至王险，王险是城名，不是海在辽东又是什么，都是渤海。为何有臣瓒这样的人，只知道汉以渤海命名郡，便狭隘地看待渤海，说禹贡河入海乃在碣石，武帝元光三年河移徙东郡更注渤海，禹时不注渤海。如果认为太史公增加禹贡原文一个‘渤’字是错误，不知道并非错误，正是指碣石边的渤海。有人说：也有别的证据吗？我说：没有比太史公《天官书》更好的了，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渤碣。班固增加其文说：‘尾没于渤海碣石’，更加明显。这是禹贡自碣石入海，司马迁与班固同出一口。又查武帝纪元光三年春河水徙，从顿邱东南流入渤海，顿邱是汉县名，在今大名府清丰县，其东南则是今曹州、济宁州之境。《沟洫志》元光中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就是如此。至于渤海却在顿邱东北千里，怎能东南流入呢？查文字应当在‘东南’二字截住作句，谓河水所徙之处在顿邱东南一带而流入于海，则自东北至直沽，直沽即今天津卫是，所以地理志金城郡河关县注云：河水行塞外，东北入塞内，至章武入海。章武元和志为鲁城县，在沧州北百里，西去大海九十里。此河水所徙之新道，非《禹贡》故

译道。有人说：难道还有别的证据吗？我说：没有比《地理志》更精妙的了。魏郡邺县的注释说：古黄河在东北方向入海，向北入海的直到右北平郡郦城的碣石山才入海，而不是章武。有人说：章武也可以称为北海。然而《沟洫志》同样记载逆河流入渤海，与《河渠书》相同；《天文志》记载尾宿没入渤海，这就更加证实了碣石的说法。因此大禹治理的黄河入海口在碣石，本来与司马迁的记载出自同一源头【《资治通鉴》记载黄河改道从顿邱向东南流，删去了“入渤海”三个字，说法见于《考异》】

译渤海之误，一误于臣瓒，再误于孔颖达，三则余《尚书古文疏证》第二卷所论是，亦不复削去。惟就孔颖达疏有云：“安国传同合为一大河入于渤海，渤海之郡当以此海为名。”计渤海北距碣石五百余里，河入海处远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于河，盖远行通水之处，北尽冀州之境，然后南回于河而逆上也，亦是误认河从章武入海，不得复至碣石。谨据经文正之：“夹右碣石入于河”，安国传“禹夹行此山之右而入于河，逆上也”，则河入海顺流而下，亦即在此处可知。

证一：禹导山固在相视其源委脉络，实以治山旁诸水，使皆入海，而诸水合为大河，果至直沽入海，则“至于碣石”四字为衍文。

证二：导河北播为九尾，合为一，不加“至碣石”字入于海者，〇上文也，省文也。安国传所为互相备也，遽以无“是”三字而谓河入海不在碣石，何异痴人说梦？

证三：且碣石不能入河，是海岛之夷以皮服来贡者，仅夹碣石山畔，须西上数百里而后达河，经文何不见有“西”字，以合荆州南河、雍州西河之例乎？盖河口碣石断无疑也。

后代言水道之可信者，莫如郦道元，一则曰：“河之入海旧在碣石，今川流可导，非禹渎也。”再则曰：“碣石山在临渝县南，大禹凿其石，右夹而纳河。”余谓贾让治河防，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析底柱，破碣石，凿即破也。郦注有本如此，今人不能取征乎此，复舍神圣经文，而第指晚近流〇之分合，水道之通塞，地名之同异，以立说别解，可也。吾未见其可与论禹迹矣。

又按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渤碣，仅十有八字。能将《禹贡》“导岍及岐，至至于碣石入于海”、“导河积石，至同为逆河入于海”两节九十一字，吸取殆尽，无复遗义。《史记》昔人称其明于山川条例，得《禹贡》遗法，兹岂惟条例？且缩万里于尺寸之间，可舒三言为千百言，而未有既者矣。

《宋史·河渠志》元祐三年，王存奏：“自古惟有导河、塞河。导河者，顺水势自高导令就下；塞河者，为河堤决修塞令入河身。不闻干引大河令就高行流也。”于是收回回河诏书。然亦不尽然者，太史公不于《禹贡》“北”字下过降水之上增其文曰“载之高地乎”，盖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耳。王横曰：“禹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又曰：“使缘西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乃无水灾。”杜佑曰：“西山则太行【原文有‘恒山’二字，疑衍】也。”余因悟河行平地，易散漫无力，惟一边就西山踵趾以为岸，又一边筑土为堤，高数丈许，载河以行，方建瓴而下，但折而向东北以至大陆，复播为九，以趋于渤碣。贾让防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正指此。谁谓金堤非禹作乎？又谁谓河北有鲧堤而无禹堤乎？宋李垂《导河形胜书》推禹故道，其水势出大伾、上阳、太行之间。上阳，乐史谓即枉人山。要东则大伾、上阳，西则太行，与贾让所奏无异。治河者当识此变处。

局中复有为新论者，以河自直沽入海，不得远至碣石之旁。后汉志不从《天官书》说，有二一说曰：“滹沱、〇易、桑干、濡、潞皆为大川，从直沽入于海，横接大河北注之路。”大河岂能自河间以北绕出渔阳、北平之界，抵碣石而入海乎？故知亦从直沽入海也。

余曰：“详考水道，惟滹沱、桑干、易、潞入直沽，而濡水流不远辄合易、〇水。虽长然亦至长城注易，长城在新安、安肃界，也不自达海，止当举四水耳，并及〇、濡者非一。”

说曰：“苏辙言燕蓟地高，水皆南流，大河岂独能北注，不就近入直沽之海，而仰从碣石之海以入乎？”

余曰：“苏子由无此言。”《宋河渠志》载苏辙疏：“臣闻契丹之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盖地形北高，此或指沽河、濡水、大辽水从塞外来者南入于海而言，非上四水之谓。”

余常读《汉志》：“浊漳入清漳，清漳东北至阜城入大河。”阜城在今阜城县东二十里，此已与《禹贡》漳入河处不合，盖河既徙后之新道也。《水经》清漳入于浊漳

译浊漳水向东北流经平舒县南，向东流入大海。平舒即东平舒，也就是今天的霸州大城县，这又是黄河改道、班固记载之后的新河道。唐人看到漳水能够独自直达大海，于是请求将其作为人工河道。《宋史·地理志》记载，神宗熙宁三年，原来的漳水改道，重新流入黄河。《元史·地理志》中没有记载漳水，《金史·地理志》虽然记载了，但未听说它改道。明朝初年漳水忽然流入卫河，如今更是依附滹沱河入海，不再独自直达大海了。它的变迁如此无常，怎么知道大禹时代黄河不是径直向北注入碣石之海，而滹沱河、桑干河、易水、潞水没有先流入黄河，黄河挟带着它们一起注入碣石之海呢？不认为黄河能统领众川，反而怀疑众川能阻挡黄河，这是把支流凌驾于干流之上了。不从黄河改道之前去探寻大禹的遗迹，却在黄河屡次改道、遗迹久已湮没的时候妄自揣测大禹的遗迹，这等于说漳水自古以来就在邺县了。而且更有力的证据是，《山海经》记载碣石山，防水从那里发源，向东流注入黄河。黄河如果只流到直沽就停止了，碣石山旁边怎么会有黄河？碣石山旁边有黄河，作为入海口，又怎么可以怀疑呢？这不仅仅是前面所说的经典证据而已。有人说：沿海的土地难道不高吗？我因为亲自到过沿海一带，并且咨询当地百姓，相比内地，确实更高。所以疏浚海口也应该加倍加深，否则内低外高，水很难向东流注了。难道说大禹当时的智慧达不到这一点，而不疏浚加深海口，任由黄河和百川顺畅地向东流去吗？

译《一统志》中，凡是在京师进呈的，是因为保定府内多记载了水利事务，有已经施行的，有尚未施行的，确实称得上是有用的书。我后来又得到两件事，一件出自《河汾燕闲录》，一件出自《涌幢小品》。陆文裕深说：“晋水在涧中流淌，类似于闽越地区的水，凶猛浑浊且怒号，特别厉害，即使步行可以跨越，但水流经过之处辄起涛头，发出淜湃之声，这是因为水源地势很高的缘故。夏秋之间造成的危害不小，是因为没有堰坝之类的工具罢了。”我行走于三晋诸山之间，曾打算命令沿水的地方，聚集各种乱石，仿照闽越地区修筑滩道，从源头往下，审察地势的高低，以此决定疏密程度，那么晋水就都有利了。有关官吏既不暇顾及，而晋地之人简慢懒惰，也不知道该做什么，非常令人遗憾。闽地谚语说：“水没有一处堤防，就不能成为利益。”确实如此，也是因为有豪杰之士兴起倡导，后来的人因而修举，于是成为永久的事业。所以我认为闽水之所以成为利益，是因为水满一坑后继续前进；晋水之所以不能成为利益，是因为像从高屋建瓴那样直泻而下罢了。朱文肃国祯说：“堤坝的功效，没有比利于下乡的田地更显著的，尤其没有比利于上乡的更显著的。”辛丑年，我南归，经过磁州，遍野都有水沟，深度不满二三寸，宽度大约一尺，纵横曲折，随地各自因其便利，车马可以跨越而过，禾黍茂盛，对此感到诧异。问车夫水从哪里来，他遥指西山说：“这是泉水的源头。”又问泉水源头怎么能平流，回答说先前担任知州的刘徵国从泉水下面筑堤阻挡，高约一丈左右，堤高泉水也随之升高，顺着地势引导而下，大概高出一尺，可以灌溉十里，全州于是成为乐土。我因此感叹这就是青乌家所说的“急脉缓受，缓脉急受”的方法。先任参议起家湖司的李某，与朱某交好，朱某也曾口述手画这件事。

顾炎武说代地凡三次迁徙，春秋末期赵襄子所说的代，就是现在的蔚州，乃是古代的代国。汉高帝立儿子刘恒为代王，都城在晋阳，后来迁到中都。晋阳是现在的太原县，中都是现在的平遥县，都不是现在的代州。现在代州的名称，从隋开皇五年才开始，本来就已经不知道了。汉光武帝以卢芳为代王，居住在高柳，高柳故城在唐云州定襄县。晋愍帝以猗卢为代王，在盛乐筑城作为北都，修缮旧平城作为南都。拓跋珪立为代王，都城在云中，在朔州北三百多里，后来迁都平城，设置代尹。这样代地还有四处，不止像顾炎武所说的三次迁徙。

按江西的名称有三种，顾炎武只知道其中两种，说六朝以前所称的江西，都在秦郡【今六合】、历阳【今和州】、庐江【今庐州府】的地界。大概大江从历阳斜向北下至京口，所以有东西的名称。唐乾元以后，则将江南西道省略文字称为江西，即现在的豫章等地。这是不知道《三国志·吴主传》记载：“曹操担心江边郡县被孙权攻取，征召命令内迁移民，辗转相互惊恐，广陵等户十余万，都东渡长江，江西于是空虚。”《南史·文学祖皓传》记载：“大同年间任江都令，后来拜为广陵太守。侯景攻陷台城，祖皓在城中将要被害，于是逃回江西。百姓感激他的遗惠，常常互相掩护隐藏。”这是现在的扬州也名叫江西。以后用这话告诉王慈峨，录入他的府志中，也是一个典据证明。

《元史·河渠志》至正十一年，贾鲁治理黄河工程完毕，欧阳元制作《河平碑》以表彰功劳业绩，云云。在此之前，庚寅年，黄河南北童谣说：“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等到贾鲁治理黄河，果然在黄陵冈得到一只眼的石人，而汝颍地区的妖贼乘时而起，议论的人往往认为天下的动乱都是由贾鲁治理黄河的工程，劳民动众所导致的，殊不知元朝之所以灭亡，实际上基于上下因循守旧，习惯于宴安享乐，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导致动乱的阶梯，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由来已久了。不考察这一点，却单独归咎于这次工程，这是徒以成败论事，不是通达的议论。假使贾鲁不兴起这次工程，天下的动乱，难道没有别的起因吗？朱熹不太熟悉地理学，又臆测解释字义，所以《陈风》“防”有“鹊巢”毛传云：“防，邑也。”刘昭引《博物记》云：“卭地在陈国陈县北，防亭在焉。”孔颖达疏云：“因为鹊这种鸟，畏人而近人，如果不是城邑有树木，那么鹊不应该在此筑巢，所以知道防是城邑。”这与堤防的解释绝不相干，而《诗集传》却说：“防，人所筑以捍水者。”那么臧氏食邑在现在费县西北六十里，也是捍水者吗？不特此也，《诗·王风》集传云：“甫，即吕也。”现在不知道这个国家在哪里，估计也不远离申、许，请证明以《潜夫论》：“炎帝苗胄，四岳伯夷，或封于申。”城在南阳宛北序山之下，所以《诗》云：“亹亹申伯，于邑于序。”宛西三十里有吕，更证明《齐太公世家》注：“徐广曰：吕在南阳宛县西。”又司马贞曰：“地理志申在南阳宛县，申伯之国，吕亦在宛县之西也。”三证《郦注》淯水条：“宛西吕城。”四岳佐禹治水，虞夏之际，受封于吕，所以《括地志》最

译可信的说法称：“旧申城位于邓州南阳县以北三十里，旧吕城位于邓州南阳县以西四十里。”那么两国相距四十八里有余，其邻近关系明确清晰，到了这种地步朱子却不知晓，大概是因为误版的《通典》说申国在今邓州信阳军的境内，申国的位置既然不准确，吕国的位置便随之茫然不清，这是理所当然的。

译晋代《懊侬歌》说：“江陵到扬州有三千三百里，已经走了一千三百里，还有两千里在前方。”晋代扬州刺史平定吴国后，将治所迁至建业，即今天的江宁府治所。根据《明一统志》记载，两地相距二千七百二十五里。这与歌中的里程不符，等到阅读《宋书·州郡志》，其中记载江陵县到京都的水路为三千三百八十里。所以宋代《襄阳乐》也说：“江陵三千三，西塞陌中央。”这是正确的。西塞，是山名，在今天的大冶县东面。这说明古今道路有所不同，并非里程数字有差异。

唐代杭州胜果寺位于凤凰山的右侧，僧人处默的诗说：“到了江边吴地就到了尽头，隔着岸越地的山很多。”这与春秋时期吴越的分界不符，等到阅读《会稽典录》，朱育说：“汉顺帝永建四年，岁在己巳，刘府君上书，将浙江以北的地区划为吴郡会稽，治所迁回山阴。”这首诗大概是引用了这件事，边界划分清晰，并非说唐代的制度正是如此。

枚乘《七发》说：“将在八月十五，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一同前往广陵的曲江观看波涛。”近代的解释者大多知道曲江是浙江，八月十五即俗说的潮生日，波涛最为迅猛，全郡前往观看的事，然而终究无法解释“广陵”二字。查李善说：“枚乘侍奉梁孝王，担心孝王谋反，所以作《七发》来劝谏他。孝王死于景帝中六年丁酉，那么这篇《七发》作于丁酉之前。”考察那时会稽郡已撤销并入江都国，是江都国所统辖，不仅到钱塘江，而且远到今天建宁、福州古称冶县的地方，其疆域如此。作者本想说江都的曲江，但因为两个“江”字相犯，将古地名改称为广陵。唐代崇尚辞章，兼通地理志，所以李善根据文势已经说：“赤岸应当在远方，并非指广陵。”

李白《送友人游越中山水》说：“涛白雪山来。”又说：“八月枚乘笔。”孟浩然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说：“八月观潮罢。”僧人皎然《送刘司法之越州》说：“八月欲观涛，至昌黎。”说的是李翱观涛江，李翱也自称暮宿涛江，都是指钱塘江。那些似是而非的错误，反而在《南齐书·州郡志》、《山谦之南徐州记》里。大概阅读古籍必须考察写作的时间，谈论地理必须考察时代的沿革，才能断定其缘由。然而我实在是因为阅读班固的自注，心中有所领悟，以此告知我的朋友黄俞邰。俞邰怂恿我应当草拟一篇论述，以晓谕学者。匆匆十三年，因病懒未能完成。这次又因为《竹垞文类》与越阂的书信，辨析仅得其半，所以特别为此补全，并加以纠正，如此而已。

查《禹贡》说“沿着江海，到达淮水泗水”。扬州的贡道，由长江顺流入海，由海逆流入淮入泗。这说明大禹时代江淮决不相通，是很明显的。使之相通，是在鲁哀公九年，吴国开凿邗沟沟通江淮。杜预注：“在邗江筑城，开凿沟渠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以通粮道。”但这也是引江入淮，与孟子“排淮入江”的水道尚且相反。隋朝开皇七年，将要讨伐陈朝，韩擒虎在扬州开凿山阳渎以通漕运。大业元年，因为邗沟水道曲折，发动百姓疏浚治理，从山阳到扬子入江，渠宽四十步。孟子的话，大概到这时才得到验证。所以唐代白居易的词说：“汴水流，泗水流，流到邗州古渡头。”就是这样。

近代河臣疏中说：孟子是大贤，距离大禹仅千余年，必定不会说没有根据的话，况且旧迹至今可以考证。以盱眙县治东二十里有圣人山，山有禹王河，一名古河，当地人都称是大禹治水导淮入江的故道作为依据。我考察，《明一统志》盱眙县山川有新河，在彭城乡，宋代发运使蒋之奇开浚以避开淮流的险恶，但尚未详细提及。读《宋史·蒋之奇列传》，元丰六年，蒋之奇提拔为江淮荆浙发运副使，请求开凿龟山左肘至洪泽为新河，以避开淮河的险恶，从此没有翻船溺亡的祸患，皇帝下诏增加两级官阶，升任发运使。《河渠志》：元丰六年正月戊辰，开凿龟山运河；二月乙未，宣告完成，长五十七里，宽十五丈，深一丈五尺。起初发运使许元从淮阴开新河连接到洪泽，避开长淮的险恶，共四十九里，时间久了变得浅涩。熙宁四年，皮公弼请求重新疏浚治理，从十一月壬寅到第二年正月丁酉完成，人们觉得便利。到这时发运使罗拯又想从洪泽往上开凿龟山里河以到达淮河，皇帝非常赞同，恰逢发运副使蒋之奇入朝应对，建议说：“上有清汴，下有洪泽，而风浪的险恶只百里。淮河近年溺亡公私的船只不可计数。凡是各道转运经过湖泊行船已经数千里，却在这百里间翻船，实在可惜。应当从龟山蛇浦下属洪泽，开凿左肋为复河，取淮河为水源，不设置堰闸，可以免除风涛翻船溺亡的祸患。”皇帝派遣都水监丞陈祐甫经度，陈祐甫说：“往年田棐任淮南提刑，常说开河的利益。其后淮阴至洪泽竟然开凿新河，唯独洪泽以上未能兴役。现在既然不用闸蓄水，只随淮河水面高低，

译疏浚深河河底，引导淮河水流相通，从地势形势上看是便利的。只是工程费用极其巨大，皇帝说：“费用虽然巨大，但利益也很广泛。”祐甫说：“以往淮水中每年损失一百七十艘船，如果拿出几年损失的船费，足以完成这项工程。”皇帝说：“损失的费用尚且算小，人命又该怎么办呢？”于是征调十万民工进行开凿治理。工程完成后，命令之竒撰写记文并刻在龟山的石碑上。后来在建中、靖国初年，之竒任同知枢密院事，上奏说淮水浸没〇处，冲刷堤岸，逐渐形成塌陷缺口，请求下发运司及时修筑。从此每年将此事定为常规。这才知道疏文中所说的圣人山，就是盱眙县东北的龟山。山下有禹王河，就是蒋之竒在元丰六年开凿的〇山运河，又名古河，也就是《一统志》中所记载的新河。怎么可以依据土俗中毫无根据的传言而将其当作金科玉律呢？又怎么可以因为孟子一时的误记而认为《禹贡》不值得相信呢？从前曾听前辈说：“说长江地势高而淮河水势低，大禹必定从淮浦入海，正是顺应自然、无所作为，以低处为趋向。”现在想要从〇埠进入长江，且不说谢家、钟家、曽家冈以及分水岭将其阻断，势必需要烧山开道。况且长江接纳淮水而地形实际上较高，淮水趋向长江而地形实际上低洼。为什么《疏》又说：“沿着河道的形势。”仔细查看，有的现有河道因淤塞干涸而成农田，有的溪流沟涧宽窄不一，有的山冈平地高低不等。《疏》中自己已经提到有山冈，大禹当时疏导淮水入江，难道没有预料到这些山冈的阻塞吗？还是这些山冈是在大禹治水之后突然长出来的呢？自相矛盾，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至于淮水直接流入长江，不再接济淮扬运河，不出几年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都会遭受其害，有难以言说的痛苦，这是人所共知的，不再赘述。

译《郡国志》说：凡是县名先写的，就是郡的治所。这只有在东汉时期才这样，而西汉并非如此。然而也有郡国下面所写的第一县，就是郡国治所的情况，比如南郡的江陵县就是这样。南郡先写江陵县，该县就是郡治，这是从《郊祀志》得知的。天水郡先写平襄县，该县就是郡治，这是从《五行志》得知的。南阳郡先写宛县，该县就是郡治，这是从《地理志》、翟方进和王莽的传记中得知的。颍川郡先写阳翟县，该县古代是韩国的都城，现在作为郡治；广阳国、高帝燕国先写蓟县，该县古代是召公的都城，现在作为国治，这些都是从《地理志》得知的。楚国先写彭城县，该县就是国治，这是从楚元王刘交和龚胜的传记中得知的。赵国先写邯郸县，该县就是国治，这是从赵幽王刘友和赵敬肃王刘彭祖的传记中得知的。齐郡先写临淄县，该县就是郡治，这是从齐悼惠王之子及主父偃的传记中得知的。河南郡先写雒阳县，该县就是郡治，这是从伍被、贾谊以及酷吏、游侠的传记中得知的。广陵国，景帝四年改名为江都，先写广陵县，该县就是国治，这是从江都易王刘非和广陵厉王刘胥的传记中得知的。山阳郡，武帝天汉四年改为昌邑国，先写昌邑县，该县就是国治，这是从昌邑哀王刘髆的传记中得知的。会稽郡先写吴县，该县就是郡治，这是从严助、朱买臣和梅福的传记中得知的。九江郡先写寿春县，该县就是郡治，这是从梅福的传记中得知的。东海郡先写郯县，该县就是郡治，这是从于定国和尹翁归的传记中得知的。沛郡先写相县，该县就是郡治，这是从薛广德的传记中得知的。蜀郡先写成都县，该县就是郡治，这是从王贡、两龚、鲍传的序言及循吏传中得知的。上党郡先写长子县，该县就是郡治，这是从鲍宣的传记中得知的。东郡先写濮阳县，该县就是郡治，这是从王尊和翟方进的传记中得知的。东平国先写无盐县，该县就是国治，这是从东平思王刘宇和翟方进的传记中得知的。鲁国先写鲁县，该县就是国治，这是从孔光的传记中得知的。巴郡先写江州县，该县就是郡治，这是从扬雄传的注中得知的。涿郡先写涿县，该县就是郡治，这是从酷吏传中得知的。犍为郡先写僰道县，牂柯郡先写故且兰县，越嶲郡先写卭都县，益州郡先写滇池县，这些县都是郡治，这是从《西南夷传》中得知的。至于梁国先写砀县，却不是治所。治所在睢阳县，这是从梁孝王刘武的传记中得知的。大概因为吴越七国反叛时，梁王在睢阳守城，后来将睢阳城扩建了七十里，大力修建宫室。王国以内史治理百姓，而梁国内史韩安国跟随梁王在睢阳，如果不是以睢阳为治所，又是什么呢？左冯翊先写高陵县，也不是治所。治所在长安城中，这是从赵广汉的传记以及景帝纪注、百官公卿表注中得知的。而韩延寿传中说，延寿任左冯翊，出行巡视各县到达高陵，证据最为分明。汝南郡先写平舆县，却不是治所。治所在上蔡县，这是从翟方进的传记中得知的。该传开头叙述次序与贾谊传完全相同。详细地告诉朋友，朋友认为闻所未闻，遍考顾炎武、顾景范、黄子鸿所撰写的两汉著作，也都未能解释这一点。这一点如果不解，怎么谈论地理？有人或许引用高帝纪，南阳守齮在犨东战败，逃回保城守宛，宛是南阳郡治。陈胜传，秦嘉等人率兵包围东海守于郯，郯是东海郡治。项籍传，起初在吴起兵，吴是会稽郡守治所。这三处为什么不引用，却引用严助、朱买臣等人的传记？为什么呢？我说：这是秦代的制度，不是用来讨论汉代的。难道不知道秦与汉有不同吗？比如梁国在秦代为砀郡，治所在砀县，所以沛公驻军砀，于是任命沛公为砀郡长，长就是守。到了汉代改为梁国，便治于睢阳。河南郡在秦代为三川郡，治所在荥阳县，所以李由任三川守，驻守荥阳。宋白认为当时治所在此，到了汉代改为河南郡，便治于雒阳。怎么能说秦代制度如此沿袭下来，汉代与之相同呢？又怎么能以东汉制度如此追溯上去，断定西汉已然如此呢？有人又认为郡国一百零三个，根据上述考证，先写的县不是治所的只有三个，是治所的有二十六个，怎么知道其余七十四郡国不也是这样呢？我说：生活在千年之后而议论千年之前的事，如果不是典籍保存完整、证据明白，本来不可以凭私意推测。譬如说有十件物品，我数了其中九件，都相同而那件没数的，怎么知道它不会突然不同呢？郡国治所也是如此。况且我著书，宁可质朴也不夸耀，宁可拘谨也不通达，宁可遗漏众人所共信的，也不迎合自己独自怀疑的。这是我平生的志向。《汉书》注引《茂陵中书》有话说：“象郡治所在临尘，距离长安一万七千五百里；珠崖郡治所在瞫都，距离长安七千三百二十四里；沈黎郡治所在莋都，距离长安三千三百三十五里。”领县二十一，临屯郡治所在东暆县，距离长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十五县，真番郡治所在霅县，距离长安七千六百四十里，十五县，治所历历在目，现在不能全部知晓，一百零三郡国的治所，是因为这本书亡佚了。唉，散失旧闻，难道只有地理一事是这样吗？

译源流始末，距离西汉并不遥远。《元和郡县志》说：“什贲故城在夏州朔方县治所北边（按：‘理’即‘治’字，《元和志》因避唐高宗李治的名讳而改字），就是汉代朔方县的故城。汉武帝元朔二年收复河南地，设置朔方郡，派遣校尉苏建修筑城池，那么朔方郡的治所就在朔方县，该县在《汉书·地理志》中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一位的县是三封县，应劭注解说那是元狩三年筑城的。胜州榆林县本是汉代沙南县的地界，汉代云中郡的故城在县城东北四十里，那么云中郡的治所就在沙南县，该县在《汉书·地理志》中排在第八位。长垣故城，又名仓垣城，在汴州开封县北二十里，是汉代陈留太守的治所，该县在《汉书·地理志》中排在第十四位。汉景帝二年以前，济南郡作为封国，当时治所在历城县，该县在《汉书·地理志》中排在第十一位。淄州高宛县本是汉代旧县，写作‘宛’，汉代千乘国的故城在县城北二十五里，那么千乘郡的治所就在高宛县，该县在《汉书·地理志》中排在第十四位。汉中郡自从汉代以来多治所在南郑，高祖曾建都于此，该县在《汉书·地理志》中排在第三位。所以汉代所治的江夏郡，前书多记载在安陆，如今安州云梦县东南四里有座古城，该县在《汉书·地理志》中排在第八位。汉代将秦代的黔中郡改为武陵郡，迁移治所到义陵，即如今辰州溆浦县，该县在《汉书·地理志》中排在第十位。又如昭帝时犍为郡从僰道迁移治所到武阳，如今眉州彭山县西北五里有犍为故城，仍然历历可考，该县在《汉书·地理志》中排在第三位。郡治不设在《汉书·地理志》中排在第一位的县，由此更加得到验证。郡治不与东汉郡治相同，由此又得到验证（如果郡治设在第一位的县，那么东郡治濮阳县，东莱郡治掖县，胶东国治即墨县，西河郡治富昌县，常山郡治元氏县，丹阳郡治宛陵县，其余与下文郦道元注相同的不再记录）。

译又查《元和郡县志》容有错误，如说汝南郡治所在平舆，河内郡治所在怀，这就自相矛盾；如说朔方郡治所在三封，陈留郡治所在陈留之类，郦道元则考订得更为接近且更加详核了。《水经注》说：“汉武帝元朔二年开辟朔方郡，治所在窳浑县，该县城在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列第六。”又说：“元朔二年夺取河南地设立朔方郡，修筑朔方城，王莽时改称武符，似乎又以此城为郡治，该县城在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列第二。”汉高帝元年设为殷国，二年设为河内郡，治所在埜王县，该县城在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列第十三。唐县是中山郡治所，汉高祖时设立，该县城在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列第四。无终县是秦代设置的，右北平郡治所【《田畴传》记载旧北平郡治所在平岗】，汉李广在此任郡守，该县城在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列第二。汉武帝元鼎二年改为天水郡，似乎是指陇西郡而言，治所在上邽县，该县城在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列第二。上蔡县是汉高祖四年设置的，汝南郡在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列第二十四，其第一县是平舆。说东汉汝南郡治所在睢阳县，汉高祖五年设为梁国，该县城在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列第八，其第一县砀说是秦代设立的砀郡，秦始皇即勾践故都设为琅邪郡，汉代沿袭，班固《汉书·地理志》在琅邪县下注“勾践曾治此”，那么琅邪郡治所在琅邪县，该县城在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列第十二。秦惠王设置汉中郡，南郑县即郡治，汉代沿袭，该县城在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列第三，其第一县西城则说是属县。汉武帝时蜀郡最初治所在广汉郡的雒县，元鼎二年才迁治所到成都，雒县在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列第四。汉高祖六年分巴蜀郡设立广汉郡于乘乡，王莽时改称广信，即广汉县，该县城在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列第六。汉高帝六年设置江夏郡，治所在安陆县，该县城在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列第八。汉武帝元鼎六年设置合浦郡，治所在合浦县，该县城在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列第三。汉武帝元鼎六年开辟日南郡，治所在西卷县，该县城在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列第四。泉陵县是零陵郡治所，汉武帝元鼎六年分置该县，该县城在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列第八。汉武帝太初四年以休屠王之地设置武威县为武威郡，该县城在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列第三。而治所即为首县的情况，则有陇西郡的狄道县，金城郡的允吾县，安定郡的高平县，五原郡的九原县，雁门郡的善无县，上郡的肤施县，右扶风郡的右扶风县，千乘郡的千乘县，平原郡的平原县，太原郡的晋阳县，河东郡的安邑县，济阴郡的定陶县，济南郡的东平陵县，山阳郡的昌邑县，临淮郡的徐县，清河郡的清阳县，魏郡的邺县，赵国的邯郸县，钜鹿郡的钜鹿县，信都国的信都县，河间国的乐成县，涿郡的涿县，上谷郡的沮阳县，广阳国的蓟县，渔阳郡的渔阳县，辽东郡的襄平县，玄菟郡的高句骊县，乐浪郡的朝鲜县，河南郡的雒阳县，武都郡的武都县，颍川郡的阳翟县，淮阳国的陈县，楚国的彭城县，沛郡的相县，泰山郡的奉高县，东平国的无盐县，淄川国的剧县，齐郡的临淄县，高密国的高密县，九江郡的寿春邑县，广陵国的广陵县，南阳郡的宛县，六安国的六安县，蜀郡的成都县，巴郡的江州县，南郡的江陵县，越嶲郡的卭都县，益州郡的滇池县，牂柯郡的故且兰县，郁林郡的布山县，九真郡的胥浦县，交阯郡的羸娄县，苍梧郡的广信县，南海郡的番禺县，长沙国的临湘县，桂阳郡的彬县，豫章郡的南昌县。至于说旧朔方郡治所在临戎，旧定襄郡治所在善无，故河内郡治所在怀，旧代郡治所在高柳，故天水郡治所在冀，故琅邪郡治所在开阳，都是指东汉而言，验证司马彪的《续汉书·郡国志》则一一相同【《旧唐书·地理志》也提及汉代郡治所，除去错误和重复的不录，录其三曰：渤海郡即治浮阳县，张掖郡即治觻得县，酒泉郡即治禄福县云】。

我告诉徐司防健庵说：“郡县始于秦代，制作舆地志表，自然应当以秦代县名来命名。可以考证的就如实记载，不仅仅以郡名来称呼。你能知道秦四十郡所治的县吗？”他说：“虽然不能全部知道，但可考证的有：秦内史治所在咸阳县。汉代改名为渭城。汉内史治所在长安城中，三川郡治所在雒阳县，或说在荥阳。颍川郡治所在阳翟县，南阳郡治所在宛县，邯郸郡治所在邯郸县，钜鹿郡治所在钜鹿县，上党郡治所在长子县，太原郡治所在晋阳县，云中郡治所在逺服县，汉代称云中，或说王莽开始将汉云中县改为逺服，然而怎么知道王莽不是沿用秦代旧制呢？九原郡治所在九原县，河东郡治所在安邑县，东郡治所在濮阳县，砀郡治所在砀县，一说是睢阳。上郡治所在肤施县，上谷郡治所在沮阳县，渔阳郡治所在渔阳县，代郡治所在高柳县，与东

译汉朝的郡治，与西汉不同。观察西汉西部都尉驻在高柳，而不作为郡守的治所，由此可以得知。右北平郡治在无终县，辽西郡治在阳乐县，辽东郡治在襄平县，南郡治在江陵县，汉中郡治在南郑县，黔中郡治在沅陵县，所以黔中郡的故城在唐代辰州沅陵县以西二十里。长沙郡治在青阳县，汉朝称为临湘。薛郡治在鲁县，泗水郡治在沛县，汉朝改名为沛郡，改治所在相县。九江郡治在寿春县，鄣郡治在鄣县，汉朝因为郡名已去，便将县名改为故鄣。丹阳郡所管辖的唐代湖州长城县以西八十里有鄣郡故城。会稽郡治在吴县，齐郡治在临淄县，琅邪郡治在琅邪县，巴郡治在江州县，蜀郡治在成都县，《元和志》说其治所本在青衣。闽中郡治在回浦县，东汉改名为章安。南海郡治在番禺县，象郡治在象林县，汉朝改名为日南郡，便治在西卷。不可考证的，只有雁门、陇西、北地、桂林郡的治所罢了。说那四省已经进呈，来不及追补，为什么？」我说：「李吉甫在元和六年再次拜相，八年进呈《元和郡县图志》，其中记载了他曾经提出的四项建议，诏令改置宥州，则在九年五月。估计这项工程完成，又需要两三个月，这距离他十月去世离开相位的日子没剩多少。书进呈给皇帝已经很久，他仍然不畏惧缮写增补，古代大臣的用心，不会因为小的嫌疑而掩盖国家大计。宋代司马光编成《资治通鉴》，后来知道有矛盾之处，最终因为未曾请求批准而不敢更改，这也足以看出文网的严密，议论的苛刻，宋代比唐代更甚。」张守节说：「蔚州飞狐县以北一百五十里有秦汉故郡飞狐，是汉朝广昌县的地界，那么汉代郡治在广昌县，秦朝也是如此。上面说治所在高柳，恐怕是错的。」

译胡身之注解《资治通鉴》中的地理部分，号称精妙，但他却不知道西汉第一等的大县，其治所未必就在郡城。比如他说班固《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襄平县是辽东郡的治所，这还可以说得通；但他说汉中郡的治所在西城县，这怎么可以呢？他又说汉代的五原郡就是秦代的九原郡，治所在稒阳县，却不知道班固明确记载东部都尉治所在稒阳，郡太守并不与都尉同在一个治所。齐孝王的孙子刘泽谋划发兵，在临淄杀死了青州刺史隽不疑，这只是因为青州刺史当时恰好在临淄，并非临淄就是治所。胡氏却说临淄是青州刺史的治所，难道不知道西汉刺史乘坐传车巡视，没有固定的治所，与东汉的情况不同吗？又说龚胜是楚人，史书遗漏了他居住的县名，龚胜本传开头说他是楚人，中间说龚胜回到乡里，又说王莽的使者与郡太守、县长吏等人进入龚胜的里巷，最后补出龚胜居住在彭城防里，文字脉络如此紧密，不仅指出了他所居的县，还标明了他的里名。胡氏为何不详细考证郡国志并非全出自司马彪之手，有时也引用刘昭的注，不知道刘昭只是作了细注，需要各自加以辨析。至于阳仆跟随齐王从齐地渡海去讨伐朝鲜，说阳仆渡海，大概是从青州、莱州以北，幽州、平州以南都濒临大海，这片海统称为渤海，并不是指渤海郡而言。这种见解比同时代的王应麟（伯厚）还要高明。王应麟曾在吴郡做官，看见长洲县令在他的园圃上匾额写着“茂苑”，大概是取自《吴都赋》中的语句，王应麟告诉他长洲不是这个地方。吴王刘濞定都广陵，汉代《郡国志》记载广陵郡东阳县有长洲泽，吴王刘濞的太仓就在那里，东阳即今天的盱眙县，这个地方以长洲为名作为县名始于唐武则天时期，我认为这是对的，但没来得及考证为什么命名为长洲。查考万岁通天元年从吴县析置长洲县，大概是取《越绝书》《吴越春秋》中“走犬长洲”的意思来命名，并不是枚乘所说的长洲苑。又汉代王莽传记载临淮的田仪等人做盗贼，依仗阻守防稽长洲，也是指苏州的长洲，而不是东阳县。如果属于东阳县，就不能冠以防稽之名。《元和郡县志》记载苑在长洲县西南七十里，是吴王阖闾游猎的地方，这又是一个长洲苑了。

山阳是汉代射阳县的地界，射阳故城所在地。章怀太子李贤说：“在今天楚州安宜县东。”应劭注解《地理志》说：“在射水之北。”张晏注解《广陵厉王刘胥传》说：“射陂下面叫射水之陂，在射阳县。”终究不知道今天哪条水是射水。最近读《宝应县志》说：“白水塘在县治西八十五里，旧名白水陂，也叫射陂。”于是恍然大悟说：“这大概就是射水吧？”县城正好在射水北边，湖泊也在射水北边。明代《一统志》匆忙认定射阳湖就是广陵王刘胥的射陂，大错特错。又想到那里向来号称土地肥沃，在广陵王时还没有经过耕垦，所以刘胥称那里的田地为草田，上奏夺取它来赏赐给贫民。魏国邓艾在这里屯田积粮以制约吴国。唐代证圣、长庆年间，两次都开凿治理，古今情况颇为相近。宝应县人朱曰藩的诗说：“山阳浊水不可白，射陂草田那得青。”竟然把“浊”理解为清浊的浊，“草”理解为草木的草，词人随手写下的诗句，本来不必苛责。

汉代射阳县，是高帝用来封给项缠的地方，惠帝三年国除，与楚元王刘交都彭城、封三十六县的情况不相隶属。自从宋代建炎年间以来，城中就有楚元王庙，颇为灵验，不详其始。楚州淮阴郡，唐代隶属淮南道，不属于江南道。武则天垂拱四年，狄仁杰担任江南道巡察使，上奏焚毁淫祀祠庙，只保留了伍员庙，庙自然应当在吴越之间。明代《一统志》认为城外的英烈王庙就是伍员庙，并且把江南改为江淮，实在不对。汉代地节四年，封长安男子张章为博成侯，功臣表注说：“淮阴大概是博成，淮阴是乡名。”当时这个地方一个乡，就有户三千九百一十三，相比高帝感叹曲逆是壮县，仅有五千多户，不看出太平日久户口繁衍吗？曹操任命陈登为广陵太守，当时治所在射阳；孙亮任命吴穰为广陵太守，治所就在广陵。但不知道中间孙权为吴王及称帝时，都是孙韶担任广陵太守，治所在哪里？而史书称孙韶为边将，常常远远斥候魏国淮南沿江的屯兵，都撤兵远迁，徐州、泗州、江淮之地无人居住的，各达数百里。才知道这里又曾成为瓯脱（边境无人区）。唉！仅就此而言，古今的变化，岂能尽述！山阳县西南四十里叫高家堰，堰不见于史书，只见于郡志，是汉建安五年广陵太守陈登所筑。我因此考证《三国志》注，陈登曾任典农校尉，于是巡视土地适宜耕种的情况，尽开灌溉之利，大概是精通水利的人。当时广陵太守，《江表传》认为治所在射阳，那么堰尤其靠近，是陈登所筑，还有什么可疑？只是奇怪自建安五年到明代永乐年间平江伯陈瑄治理时，共一千二百一十六年，中间并没有人提及高家堰，难道湮废无迹吗？还是堰只接纳洪泽等湖的水，黄河淮河尚未合流，而没有听说有溃决的祸患？等到读《宋史》楚州司户参军李孟传，修缮境内徐绩墓，修复陈公塘，有灌溉之利，陈公塘就是今天的高堰。堰固然不乏修缮，只是史文不完整罢了。同时真州东边有陈公塘，一

译名叫爱敬陂，由漕运大臣钱冲之修复，门下侍郎李道传为此作记。为何同一时期能同时并举呢？我对此另有感慨。史书记载陈元龙文武双全，立志救济百姓，当时吴国军队逼近边境，局势岌岌可危，他却能兴起屯田、强化兵力，保障江淮地区的安全，南北两地，百姓永远依赖他的水利功绩。如今平江伯已有专门的祠堂，我认为上面应当以陈元龙为首，下面应当以潘季驯为继，让这三位公卿合祀。因为他们都致力于高堰的修筑，或许这也是此地享受安宁水患福祉的人们所应感动的吧。

译《宝应县志》记载当地人士关于土地赋税的议论说：我私下观察到直隶各布政司征收赋税的则例，有大地、小地以及上中下等级的区别，有一二等至六七等，三四则至数十则的不同。不仅各布政司之间不同，即使在同一布政司内，各府、各州、各县也大多互有差异。这是因为地形有高下平坡之分，土壤性质有沙卤肥瘠之别，古人根据土壤状况制定赋税，本来就不强求一致。但是《赋役全书》中将各则田地的折算数目注明的情况固然很多，而遗漏未注明的也不少。我是江南扬州人，就以扬州所属地区来说，江都县的田地一万七千多顷，定额征收银五万多两，《全书》幸好注明了折算数目。如果高邮县的田地二万五千多顷，定额征收银四万一千多两；泰州县的田地九千多顷，定额征收银四万四千多两。并不是泰州的田地只有高邮的三分之一，也不是泰州的赋税比高邮重三倍，而是因为泰州是大亩地而高邮是小亩地。又如兴化县的田地二万四千多顷，定额征收银二万八千多两；宝应县的田地二千多顷，定额征收银二万多两。并不是宝应的田地只有兴化的十分之一，也不是宝应的赋税比兴化重十倍，而是因为宝应是大亩地而兴化是小亩地。小亩地是一亩算一亩，大亩地则是几亩折算成一亩；一亩算一亩则赋税轻，几亩折算成一亩则赋税重，而《全书》中都没有注明。这种未注明的情况，不只是某一个乡如此。我私下认为钱粮款项不可不简明，而田亩大小尤其不可不明，所以命名为《简明新书》。我读到此处，不禁对家乡近来的事情有所感慨。山阳县原额制田一万零八百四十二顷八十一亩五分三厘六毫六丝一忽，现在折算时的田地四万六千顷，刊印在《易知由单》上的清清楚楚可以考证。崇祯及顺治年间都是如此，只是由于《赋役全书》偶然遗漏了“今折时田四万六千顷”这九个字，而河堤使者以为山阳县的田地有隐瞒漏报，于是丈量议起，将要夺取百姓三分之二的田地归入官府，形势非常危急。百姓拿着两份《易知由单》来争辩，官府不醒悟，幸赖特别奉旨严令方才停止执行。我上考魏襄王时，史起说：“魏国实行井田制，以百亩为单位，唯独邺地是二百亩，这是因为田地贫瘠，这就是折算数目。”《周礼》大司徒规定：“不易之地，每家百亩；一易之地，每家二百亩；再易之地，每家三百亩。”郑司农注释说：“不易之地，每年耕种的土地，肥沃，所以每家百亩；一易之地，休耕一年再耕种，土地贫瘠，所以每家二百亩；再易之地，休耕两年再耕种，土地更加贫瘠，所以每家三百亩。”这样百姓受田有多有少，而所获则没有不齐的，这也是折算数目。那么折算田地的制度，由来已久了。后来我居住在洞庭山中，讨论直隶、真定、广平的方志，而后更加明白现在折算田地的缘故。大概明朝初年刚遭受战乱，土地全部抛荒，太祖有尽力开垦、永远不起科征税的命令，因此太平日久，田地日益开垦，每多无粮之地而有粮之地苦于不均，请求进行清丈。又将低洼、盐碱、贫瘠、本来无粮的土地一概丈量出来，所以原额制田，是明初洪武年间的定数，不容增减，名为“大地”就是如此。现在折算时的田地，是屡次丈量的实数，超过旧额，名为“小地”就是如此。当时贤能的官员，恐怕亩数增多，惊动上级，而贻害百姓，于是以大亩折算小亩，取合原额数目。此后向上汇报，则用“大地”来投报黄册；向下征收，则用“小地”来谋求均平。所以各县“大地”有“小地”一亩八分以上折算一亩的，有二亩以上折算一亩的，有三亩以上折算一亩的，有七亩以上折算一亩的，有八亩以上折算一亩的。折算亩数少的，其土地还算中等；而折算亩数多的，其土地特别低劣贫薄。又各合并一县的丈量土地，投报一县的原额，以分摊一县的原粮，而赋役由此而出。所以各县土地的折算虽有多寡，而赋税的分派则没有改变，适宜没有不均。山阳县田地的折算，也是如此罢了。有人说起于天启年间，孙令肇兴通行均丈，以四亩折算一亩，私自给邑民施惠。不知道孙是北方人，也是举向来北方的例子而实行。议论他概折无差别是可以的，议论他隐瞒田地损害上级而利益下级，岂可呢？况且清丈较他处最晚，而百姓享受均徭的恩惠，也最浅薄，岂忍心再有所更变呢？有人说：“这样则山阳的赋税最轻。”我又认为不是。常经过保定府新城县，其土地甲天下，古所谓督亢地，至今禾稼树艺最胜，而田赋最轻，合计夏税秋粮及草，每亩征收银五厘五毫足矣。以山阳相比，即使米价贱，尚一倍有余，安在其为最轻呢？况且山阳肥沃的产地，水旱都能丰收，不足十分中之一，其他若有粮而田荒，或永沉水底的，不可胜数。现在不于此等议蠲议减，而偏思所以夺其产，是与于不仁之甚者也。呜呼！果报之说，虽儒者不道，然林机议缓蜀赈，祸至灭门；马黙奏除

译上天降下儿女作为天赐；王安石提议恢复肉刑，父子二人遭受冥间责罚；王仆射请求宽贷饥民，神明报答他以宰相之位，这些事迹记载在传记中，历历在目，毫无虚妄。汉武帝横征暴敛，国家危殆却未至于灭亡，仅仅因为田赋没有增加；明思宗勤勉朴素，最终对危亡毫无补益，就在于屡次增加田赋。这确实是古今治乱的关键所在。我将淮扬两府折抵田赋的数量告知徐司防健庵，让他编纂进《一统志》中。他说：“这正是我的心意。”于是记录下来。

译徐司防健庵问我：“你知道苏州、松江两府粮税沉重的原因吗？”我说：“大概曾听说过一些梗概。”于是他把《日知录》中记载的《考》这一篇拿给我看，上面写道：“官田自汉代以来就有，而南宋绍兴以后也曾下诏出售。开禧三年诛杀韩侂胄，第二年设立安边所，凡是韩侂胄与其他权贵被没收的田地，以及属于官府的围田、湖田，都归安边所管辖。每年缴纳米七十二万二千七百多斛，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多缗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虙、张晞颜等人进言，请求依照祖宗限田的议定，从两浙、江东、江西官民户超过限额的田地中，抽取三分之一购买充作公田，得到一千万亩田地，那么每年就有六七万斛的收入。丞相贾似道主持这项提议，实行始于浙西六郡【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凡是田亩起租满一石的，给予二百贯钱，依次递减。有关部门以多买田地为功劳，都将七八斗折算为一石。后来田地稀少且贫瘠、租税亏损以及佃户欠租逃跑的，都向田主追偿。六郡的百姓大多家破人亡，而平江的田产尤其多【《贾似道传》记载，包恢任平江知府，督促买田甚至动用肉刑】。元朝拥有天下后，这些田地都单独由官府统领。《松江府志》说，元朝时除了苗税、公田外，又有江淮财赋都总管府统领前宋后妃的田地，以供给太后；江浙财赋府统领没收的朱清、张瑄的田地，以供给中宫；稻田提领所统领没收的朱国珍、管明的田地，以赏赐给丞相托克托；拨赐庄统领宋亲王以及新籍没的明庆、妙行二寺等田地，以赏赐给影堂寺院；诸王近臣又强行纳入白云宗僧人的田地，都不属于州县原有的定额。而《元史》所记载赏赐给大臣如拜珠、雅克、特穆尔等，诸王如郯王彻辰图等，公主如鲁国大长公主，寺院如集庆、万寿二寺的田地，没有不用平江田地的。而平江的官田又特别多。到了张士诚占据吴地的时候，他所任命的平章、太尉等官员，都出身于贩夫小民，无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时间买卖献纳的财产遍布平江，而一旦纳入版图，也按照租簿没收。不久富民沈万三等，又大多因事被籍没。这时改平江为苏州，而苏州的官田多而且越来越多，所以宣德七年六月戊子日，知府况钟所奏报的数字，长洲等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多石，其中民粮只有一十五万三千一百七十多石，官粮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多石。这是一个府的领土，几乎全是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况且民田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的一石，奉诏减去十分之三，还剩下七斗。这意味着民间的田地一旦归入官府，一亩的粮税就变成十四倍了。这确实是积重难返的趋势，始于景定，终于洪武，而征收的额度是绍熙以前的十倍。于是巡抚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折金花官布之法，以宽缓官佃，但租额之重则一定而不可更改。至于官田的农具车牛，起初都由官府供给，而每年缴纳其税，久而久之无法查问，而其税又加征于田地。然而官田是官府的田地，国家所有，而耕种者如同人家的佃户。民田是百姓自己所有的田地，各自造册征收，就像《金史》所说的官田叫租，私田叫税，而没有合并。沿袭日久，版籍错漏，疆界无法寻找，乡村百姓从未见过册籍，买卖过户之际，往往将官田当作民田，而里胥飞洒移换的手段又层出不穷而不可防备。所谓的官田，已经不是以前的官田了。以至于诉讼纠纷无穷，赋税无法理清。于是嘉定二十六年，嘉兴知府赵瀛创议，田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级，一切以三斗起征。苏、松、常三府从而效仿，从官田的七斗六斗，下到民田的五升，统一为一个标准，而州县的额度各自视其拥有官田的多少轻重为准，多的长洲达到每亩征收三斗七升，少的太仓每亩征收二斗九升。国家失去了累代的公田，而小民却代替官佃缴纳无底的租赋，事情的不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然而提出这种说法的人，也是穷于势的无可奈何，而当时的士大夫也都默然没有异议，也是因为治理如乱丝，不能坚守两三百年的纸上虚科，而使百姓的害处如水益深而不可挽救。也曾议论过，自三代以下，田地可以买卖，而所谓的业主，即使连陌跨阡，也不过是本其锱铢之直而直之高下，又以时为之地力之盈虚人事之赢绌率数十年而一变，奈何？一入于官，而遂如山河界域之不可动也。况且景定的君臣，他们买这些田地，不过给予告牒，防范子虚名，不售之物，逼而夺之，以至彗出民愁，而自亡其国。四百余年之后，推究重赋的由来，还是他们的遗祸。何况没收的田地，本来就没有价值呢？至于今日，佃户不是昔日的佃户，而主人也不是昔日的主人

译那么那些官田，也将随着册籍一同注销，连同车牛等物都彻底耗尽。如果还坚持用官租的说法去征收，本来就已经行不通；而想要全部改为民田，以恢复五升的税额，又会惊动众人且损害国家利益。想要像古人那样根据三种土壤来定税，认为应当派遣使者巡视吴中地区，逐县进行清丈，根据土地的肥瘠高低定为三等：上田征收二斗，中田征收一斗五升，下田征收一斗。山塘、涂荡等以升或合计算的土地，附在册籍后面，统称为“民田”，只有学田、屯田才称为官田。这样百姓就能安居乐业，赋税也容易征完。与绍熙以前相比，税额还要减少五六倍。舍弃无法实现的虚数计算，并非损害上级；建立百世的永久利益，并非改变古制。假使唐宋两朝的太宗皇帝处于此时，早上听闻晚上就会施行。我说何必是两位太宗呢？明宣宗曾经对此有过心意。《实录》记载他五年下诏减少官田旧额粮食，七年又重申命令减免，不许有关部门故意违背。只是上面受制于祖制不远，下面又有行在户部的阻挠，不能充分实现他的仁心，完成他的仁政。至今诵读他的诗句说：“官租颇为繁重，过去大概有其原因，而耕种这些田地的人本来就是贫苦下民，深切地怜悯我心中的恻隐。”过去的成规怎能遵循？下诏减少三分之一的税额施行于四方，如同先王看待万民像父子一样亲近。唉！百世之后，仍然让人感激得流下眼泪。

译潜邱劄记卷二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潜邱劄记》>

钦定四库全书

潜邱劄记卷三

山阳阎若璩撰

《史记·索隐》说：“崔浩说：勃，就是旁跌。旁跌指从侧面延伸出来的地方，横亘在济北，所以《齐都赋》说：‘海边延伸出来的地方叫勃’，因此命名为勃海郡。”

关于星宿分野的说法，古人往往详细论述。《周礼》中保章氏的职责，已经难以考证讨论，而在《左传》内外传中出现的，还可以类推。周武王攻克商朝时，岁星在鹑火，所以伶州鸠说：“岁星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周国的分野。”那么鹑火就是周国的分野了。晋文公即位时，岁星在实沈，所以董因说：“晋人居住在这里。”那么实沈就是晋国的分野了。鲁襄公二十八年，岁星侵入元枵，灾祸冲击鸟尾，周国和楚国对此感到厌恶，那么鹑尾就是楚国的分野了。鲁昭公十七年，大辰星出现，梓慎预知宋国和郑国的灾祸，说：“宋国是大辰星的虚宿所在地。”那么大火就是宋国的分野了。唯独这种说法有可疑之处，星纪在北而吴国在南，井鬼在南而秦国在西，虚危在北，齐国濒临东海，降娄属西，鲁国居住在曲阜，有人又用受封之初岁星所在的位置来解释。然而有断绝又接续的情况，受封的日子既然不同，以前的岁星又怎么能作为依据呢？春秋战国时期，地域变迁，三晋尚未分裂，晋国应当属于哪个区域？秦国防守西河，魏国应当归属哪里？周朝尚未东迁，为什么已经对应鹑火？陈国被楚国侵扰，为什么反而进入（楚的分野）？韩国分裂后剩下的土地有多少？蛮夷戎狄，难道不是日月星辰所照耀的地方吗？天道在西北，而晋国没有灾祸，越国得到岁星而吴国承受凶险，都是以所在之地来说的。然而豕韦实际上是卫国，晋国为什么吉利？吴越同属一个分野，吴国为什么凶险？卫国既属水德，为什么与宋国、郑国同属火德？裨灶预先知道，颛顼的虚宿，姜氏和任氏实际守其祭祀，这又是齐国和薛国的分野了。这些都是不可理解的，前代贤哲大概自有他们的见解。

《春秋》隐公九年冬，鲁隐公在防地会见齐侯。杜预注：防，是鲁国的地方，在琅邪县东南。十年六月辛巳，鲁国夺取防地。注：高平昌邑县西南有西防城，是宋国的邑，郑国夺取后归还给我。庄公七年春，夫人姜氏在防地会见齐侯。注：防，是鲁国的地方。二十九年冬十二月，修筑诸和防的城墙。注：诸、防都是鲁国的邑，诸即现在的域阳县。僖公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和鄫子在防地相遇，让鄫子来朝见。注：鄫国即现在的琅邪鄫县。郑樵喜欢谈论中原的山川，后来有见识的人看到后说，完全不对。

向东汇聚成彭蠡泽，郑樵认为这是多余的一句话。朱熹采纳了他的说法，说：“大禹治水时，想必也没有走遍天下。比如荆州是三苗的国家，难道大禹一一都到了吗。往往是派遣官员去那里勘察山川，绘制地图并说明情况回来，然后才写成这本书。”所以现在《禹贡》所载的南方山川，大多与现在地面上存在的不同。

赵顺孙《孟子纂疏》说：“滕国在汉代沛郡公邱县东南，薛国即汉代鲁国薛县，与滕国非常接近。”

密国在今天的宁州，阮国在今天的泾州。共、阮之地，现在有共池。侵阮徂共，大概是侵犯阮国直到共地。

方圆十里，用开方法计算，为九百夫；方圆百里，用开方法计算，为九万夫。

傅寅同叔《禹贡集解》说：“大禹治水，都是从下往上。说：治水，必须使下游能够容纳且有富余，容易宣泄而无阻碍，然后才能安稳地承受上游的水流，不至于因冲激而生怒。”又说：“治理最下游并加速水流，疏通旁支河流，使其中没有停积的祸患，那么黄河的大体情况就没什么可担忧的了。”

蒋鸣玉说：“川西都是岷山，岷山向北流为洮水，流入黄河；向南流入川为大江。这才知道岷峨总是一山，只是横亘在西南两处不同罢了。现在江水确实随着岷峨直到嘉眉直下，中间如嶲州的大渡、沫水，夹江的青衣、犍为的汉水，无不汇集。到嘉定成为一个都聚合的地方，《禹贡》‘岷山导江’一语，地势契合【汉水记考】”

赵氏德说转附作转鲋，属莱州。

张方平说：“国家定都陈留，处在四通八达的要道，不像雍、洛有山川可以依赖，依靠重兵来立国罢了。后来蒙古夺取襄、邓进入汉水，渡江长驱南下，多用郝经。蒙古得到宋国的奏议，完全知道其形胜要害，以及守御的方法。利用他们所保卫的地方反而攻击他们，我们没有借箸聚米的劳苦，而他们的地图兵略都转而交给我们了。这也是后事的教训，不可以不警惕。”

《宋史·地理志》：楚州淮阴县，嘉定七年迁治所到八里庄。程大昌说：“东崤到西崤三十五里，都在秦关之东，汉关之西。”

隋大业年间改汉津县为汉阳，《寰宇记》说：“因为在汉水之南，章山之阳，所以命名。”

云梯关海口宽阔处大约十四五里，或者七八里。安东而上，大约二三里。这就是《禹贡》以来淮水入海的通道。

《说文》说：陶，是再成邱。在济阴。《夏书》说：东至于陶邱，陶邱有尧城，尧曾经居住，所以尧号陶唐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