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邱劄记卷五

译《僖公二十二年传》说：“上天抛弃商朝已经很久了。”《哀公九年传》说：“利于讨伐姜姓，不利于商朝。”我因此知道宋国得以称为商朝。查《左传·哀公二十四年》记载：“孝公、惠公娶了商国的女子”，这是宗人衅夏对鲁哀公说的话。宋林氏注解说：“称商而不称宋，是为了避定公的名讳。”这个解释极其精妙，难道宁氏老人独自没有看到吗？《僖公二十二年》记载：楚国人攻打宋国以救援郑国，宋公准备迎战，大司马固劝谏说：“上天抛弃商朝已经很久了，您想要复兴它，这是不可赦免的罪过。”不说“抛弃宋国”而说“抛弃商朝”，这正是下文“我虽然是亡国的遗民”的意思，也就是一个姓氏不再复兴的说法。现在拿这个来证明宋国得以称为商朝，我私下担心宁氏老人没有理解当时说话的用意。于是想到《僖公二十一年》记载：宋国人举行鹿上之盟，向楚国寻求诸侯的援助，公子目夷说：“小国争夺盟主，是灾祸。宋国大概要灭亡了吧？”这里按理应当称宋，那么那里称商，正好可以互相印证。《哀公九年》记载：晋国赵鞅占卜救援郑国，遇到水克火的卦象，史官龟说：“这叫沈阳，可以兴兵，利于讨伐姜姓，不利于商朝。”不说“讨伐齐国和宋国”而改用“姜”和“商”来指代，是为了与上文“阳兵”协韵（《毛诗古音考》：可以兴兵，兵音邦）。这本来就是古人文字的习惯，只看下文“讨伐齐国就可以抵挡宋国”这两句不吉利的话不用韵协，就直接称呼齐、宋的本名，就可以看出来了。

译第三条，将顽民迁往洛邑。据宁老说：顽民都是叛逆之徒。那些参与叛乱而被迁徙的，都是商朝的世臣大族；不参与叛乱而留在殷地的，像祝鮀这样的人。所谓分给康叔殷民七族，是以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作为殷朝的庶民。请问上文“分给鲁公殷民六族”中的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让他们率领其宗族，整顿其分支，带领其部众，以法度效法周公，在周朝受命，是让他们在鲁国任职。一说是“宗氏”，再说是“分族”，还能说他们不是商朝的世臣大族吗？难道同一氏族，分给康叔的就唯独是平民吗？这无法解释。

丰熈《伪尚书》说：“它说附在后面的《洪范》一篇，那么所说的‘十三年，王咨询箕子’，必定冠以《周书》之名，文义才通顺。”据《左传》多次引用《洪范》，都称为《商书》，不叫《周书》。解说者认为这是孔子删定前的书名。现在说“必定冠以《周书》，文义才通顺”，也未必如此。

宁人说《春秋》大概必定从伯禽受封开始，直到周朝中期，正值周朝兴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都在其中，所以称为“周礼”，而成书者是古代的良史。据杜元凯《春秋经传集解序》，便知《春秋》一书，其发凡起例，都是周公留下的法度，孔子从而加以修撰，何必说始于伯禽且成书于古代良史呢？又《左传》隐公七年“称之为礼经”，杜注说：“这里说的凡例，是周公所制定的礼经。”

宁老说桓公十七年五月没有夏天。据桓公十七年五月有夏天，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都以长幼的字来称呼。据春秋自庄公十二年卫大夫已称子石、祁子，就是这样。大夫称子，没有比这更早的。有人说怎么看出祁是谥号？据邓祁侯，杜注“祁是谥号”，就是这样。其次是甯荘子，见于闵公二年。《论语》有卞荘子，是鲁国卞邑的大夫。

又说孟孙氏称子，从蔑开始【文公十五年】据《国语》有孟文子，即《左传》中的文伯，又先蔑称子，也应当附记。

又说叔孙氏称子，从豹开始【襄公七年】据《国语》定王八年，有叔孙宣子，即《左传》中的叔孙宣伯。又早于豹称子，也应当附记。又据叔孙豹在襄公二年称穆叔，在襄公七年称穆子，也称穆叔。此后则或称穆叔，或称穆子，不统一。又在襄公七年称昭伯，在昭公四年称昭子。一个人，忽然称字忽然称子，难道一个人忽然尊贵忽然卑贱吗？我私下认为这是通称。

又说季孙氏称子，从行父开始【文公十三年 闵公元年书季子 二年书髙子 都是春秋的特笔】 据季孙氏称子从行父开始见于文公六年，不必等到十三年。

又说栾氏称子，从枝开始【僖公二十八年】据《左传》桓公三年有栾共叔，但《国语》称为栾共子。又早于栾氏有贞子，也应当附记。

又说范氏称子，从防开始【宣公十二年】据范氏称子，也从渥浊开始，都见于十二年。

又说鲁国的三家称子，其他如臧氏、子服氏、叔仲氏，都用伯叔字，不敢与三家并列。据子叔氏，有齐子即叔老，有敬子即叔弓，一见襄公十四年，一见昭公三年，谁说不敢与三家并列呢？又昭公四年，竖牛贿赂叔仲昭子和南遗，杜注：昭子，是叔仲带。昭公十二年，南蒯对叔仲穆子说话，并且告知他，所以杜注：穆子，是叔仲带的儿子叔仲小。

第二条又说“在君主面前不敢称子”。据文公六年也称赵衰为成季，不是对君主说话，怎么解释【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于赵氏”】在君主面前臣子称名，是礼制。孟子在齐宣王面前称庄暴为“庄子”，实在无法理解。

又说《论语》中称子，都是弟子对老师【如说“非不説子之道，卫君待子而为政”之类】据陈子禽对子贡说：“凡两次称子，犹曰亢。子贡是弟子，如果夫子对季子然。”一次称子对季康子，四次称子。陈亢问伯鱼，也称子。桀溺问子路，也称子。子路问丈人，也称子。难道都是弟子对老师吗？这种说法不通了。有人说：“那么怎么说？”我说：“把‘皆’字改为‘多’字，大概还可以。”

又说孟子称子，都是老师对弟子。据孟子对平陆大夫蚳鼃、沈同、留行之客、毕战、陈相、景春、戴不胜、淳于髠、告子、慎子、白圭、宋句践、滕之或人，都称之为子，难道都是弟子吗？至于曹交，集注明说不容他受业，也称之为子，这种说法尤其无法通晓。

宁老说：“外大夫如宋、如郑、如陈、如蔡、如楚、如秦，没有谥号，而

译后来称他的字。”按：外大夫没有谥号的，然后才书写他的字。请问齐国的隰朋谥号为成子，见于《国语》注，这说明隰朋本来就有谥号，为什么《左传》只称他为隰朋？还可以解释说这是注疏【注：本于《世本》】。再请问：郑国的子产谥号为成子，见于《国语》，这说明子产也有谥号，为什么《左传》只称他为子产、公孙侨和子美？还可以解释说这是外传。再请问：郑国子产的儿子参，字子思，谥号为桓子，这也拥有谥号，为什么《左传》不称他为国桓子，而一定要连着他的字称为桓子思？问到这一步，应当无话可说了。

译宁老说，古人使用琴瑟都是与歌唱合奏的，所以有一人唱歌，一人弹瑟。像汉文帝让慎夫人弹瑟，皇帝自己靠着瑟唱歌，就是这种情况。也有自己弹瑟自己唱歌的，孔子取瑟而歌，就是这种情况。查《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梦见处女弹瑟唱歌，诗中也有自己弹瑟自己唱歌的，又说卫灵公在濮水之上听新声，让师延记录下来，那么只有曲调而没有歌词。查《国语》：晋平公喜欢新声，注解说：“新声，是卫灵公将要去晋国，住在濮水之上，听到琴声，非常悲哀，让师涓用琴记录下来。到晋国为平公弹奏，师旷按住他的手制止说：‘这是亡国的音乐。’师延为纣王创作靡靡之音，后来自己沉入濮水之中。”听到这种声音的人，一定是在濮水之上吗？应当写作师涓，不应当写作师延？为什么不采用《论语》中“弹瑟的声音稀疏，铿的一声，放下瑟站起来”的说法？邢昺疏解说：“铿，是放下瑟的声音。”这就是有曲调而没有歌词。

关于三年之丧，说现在遵从郑玄的说法，三年之丧必须是二十七月，这比古人过分了，这是第一点。查遵从郑玄说法的，正符合古人的做法，王肃故意与郑玄相反。朱熹所说的王肃议论礼制必定与郑玄相反，是对的。王肃因此受到缩短丧期的讥讽，宁老难道没有听说过吗？

又说：现在媳妇为公婆服丧，也服三年，这比古人过分了，这是第三点。查媳妇为公婆服丧三年，吴幼清也曾辨析过，见《服制考详序》，非常好。第二点说：现在人初丧四十九天住在灵柩旁边，叫做七七【唐李翺文集中有杨垂撰写的丧仪，其中一篇说七七斋】查《魏书·胡国珍传》：诏令从刚死到七七，都设置千僧斋，让七人出家。

《孟子外篇》说：“《周礼·大行人》注引孟子说：‘诸侯有王’。”《颜氏家训》引孟子说：“图影失形。”《广韵》“圭”字下注说：“孟子说六十四黍为一圭，十圭为一合。”现在《孟子》书中都没有这些文字，难道就是所谓的外篇吗？查王应麟《孟子考异》，焦弱侯《焦氏笔乘》所载，古人引用《孟子外篇》的，话语很多，为什么仅仅寥寥引用这些？近来尤其详细见于《绎史》。

两汉风俗等等。查晋世祖泰始元年乙酉，任命傅元为谏官，傅元上疏说：“近来魏武帝喜好法术，天下崇尚刑名；魏文帝羡慕通达，天下轻视守节。后来纲纪不能统摄，放诞充满朝廷，于是使天下不再有清议。”等等，是造成毁坏方正、败坏常道的风俗。魏文帝不是魏武帝。我曾经解释说：“清谈的风气，第一次盛行于王弼、何晏，第二次盛行于嵇康、阮籍，第三次盛行于王衍、乐广，于是晋朝灭亡了。”然而其开端是从文帝开始的，这也是论世的人不可不考察的。

唐宋以前，上下通行的货币，全都是用铜钱，未曾使用白银。查东阿于文定公《笔麈》所载，古今使用白银的事情尤其详细。

又说《汉书·食货志》说秦统一天下，货币分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作为器饰宝藏，不作为货币。汉武帝开始铸造白金三品，不久废除不再使用。查汉武帝开始铸造白金三品，是杂铸银锡制成的，这就是《汉书》中安息国用银作为钱币的制度，竟然认为是银，不是因为其文字有龙有马有龟，看《钱谱》可知。所值各不相同，王莽称帝后开始直接使用银，朱提银重八两为一品，值一千五百八十；其他银一品值一千，这就是银货二品。

又说：唐韩愈奏状，也说五岭买卖，全用银。查张籍《送南迁客》诗：“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

又说：金朝到元光二年，宝泉防于不再使用。哀宗正大年间，民间只用银交易，这是今天上下使用白银的开始。查绍兴岁币，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又耗费银一千三百余两，这不是上下使用白银的事情吗？何必等到金朝？大概看北宋所著的书，上下使用白银已经不计其数了。

宁老说：现在人只把贡生当作明经，不对。唐代制度有六科：一是秀才，二是明经，三是进士，四是明法，五是书，六是算。当时用诗赋录取的叫做进士，用经义录取的叫做明经。现在废除诗赋而用经义，那么现在的进士就是唐代的明经。我曾经看见茅鹿门评韩昌黎《赠张童子序》说：“张本来与昌黎同考进士，不觉失笑。童子自然是明经，昌黎才是进士，两人出身各不相同。现在昌黎榜进士共三十余人，姓名都在，没有所谓的童子。”鹿门大概也不了解古今贡举的制度吧？现在看见宁老这个议论，实在符合我的心意。又查：金朝有经义进士、词赋进士，进士中兼有两种，也不可不知道。

进士有甲乙二科。查《唐书》说各位进士试时务，策五条帖，所读一大经，经策全对为甲第，策对四帖，超过四以上为乙第。

第二点说：甲乙丙科，开始见于《汉书·儒林传》。平帝时，每年考核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任郎中；乙

译甲科二十人，担任太子舍人；乙科四十人，补任文学掌故。匡衡多次射策未能中甲科，直到第九次才考中乙科。根据《汉书·萧望之传》，萧望之因射策甲科而成为郎官，《儒林传》记载房凤因射策乙科而成为太史掌故，太常寺的选拔制度如此，那么甲、乙、丙三科的旧例就都完备了。

译元祐八年三月庚子日，中书省上奏说：“进士殿试的回答，大多是预先在外准备好的文章。”等等。又说：“这说明当时就已经把经义当作预先在外准备好的文章了。”查前文说：“进士殿试的回答，大多是预先在外准备好的文章。”这自然是针对策论而言，与经义无关。如今宁老说：“这说明当时就已经把经义当作预先在外准备好的文章了。”当时哪里曾经……

第二条记载杨文贞公说，洪武四年、十七年开科取士，以及十八年的策试，仍然沿袭元朝制度，考经疑。直到二十一年，才确定如今三场考试的制度。如今的经义，又不如经疑多。查元朝考试士人，既用经疑，也用经义，这里却说只用经疑，不用经义，大错特错。

六国之中只有燕国没有后代。说七国时期，君主多任用他们的贵戚。等等。到了秦国，就不这样了。查樗里疾是秦惠王的异母弟，也曾担任秦武王的相国。以县统领乡，以乡统领里，详细记载这些的，是《史记·老子传》中记载老子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查楚国难道不是国家吗？应当增加一句说以国统领县。又查孔子出生在鲁国昌平乡陬邑，这是又以国统领乡，以乡统领邑。又说记载邑和里而不提乡。《史记》记载聂政是轵深井里人，汉高祖是沛丰邑中阳里人，卫太子逃亡到湖泉鸠里。查陈丞相陈平是阳武户牖乡人，这是又记载邑和乡而不提里。

那都亭就像如今的关厢。查《汉书·循吏传》：“召信臣出入田间小路，住在离乡亭。”这是又有乡亭，又一定有牢狱。《诗经·小雅》：“宜岸宜狱。”陆云说：“乡亭的拘禁叫岸，官府的拘禁叫狱。”是对的。

又说司马相如前往临邛住在都亭等等。查《汉书·翟方进传》：“北地浩商被义渠长逮捕，逃亡，长官抓了他的母亲和公猪，一起绑在都亭下，也应当考察涉及。”

刘衡碑文说：“担任勃海王郎中令，因为兄长琅琊相去世，当天就轻举远遁。”查《赵相刘衡碑》：“因为兄长琅琊相去世，当天就轻举远遁。”不是“忧”字。

从《金石录》

又说：杨着碑文说升任高阳令，遭遇堂兄沛相去世，坚守道义忘却宠禄，飘然轻举远遁。查：高阳令杨着碑文说拜任思善侯相，遭遇堂兄沛相去世，坚守道义忘却宠禄，飘然轻举远遁。这里写成升任高阳令是错误的。

向东坐，第一条说：古人坐向东为尊，历引史书等等。以如今的面向南为尊，是不对的。第二条说：《旧唐书》记载，卢简求的儿子卢汝弼担任河东节度副使，府中有龙泉亭。卢简求任节度使时，亲手写了一首诗在亭子的西壁。卢汝弼又担任副帅，每次在亭中集会不曾坐在宾客的位置，只是面向西低头罢了。这是唐代人也以东向为宾客之位。查韩愈《送幽州李端公序》说：上堂就站在客阶，坐定必面向东，也可以证明唐代人以东向为尊。又查《南唐书》记载，伍乔赴金陵应试，按惯例中选者主考官必定邀请他升堂置酒。当时有宋贞观首先就座，张洎随后到。主考官看了他的文章，拱手请宋贞观向南坐，引导张洎坐在西边。酒喝了几巡，伍乔才呈上试卷。主考官赞叹他的杰作，于是将宋贞观的席位移到北边，张洎的席位移到南边。让伍乔坐在宾客席位，等到复查考榜出来，伍乔果然第一，张洎、宋贞观其次。当时称赞主考官精于衡量鉴别，宾客席位就是面向东坐的。这是五代时也是这样。又查宋理宗斋居夜晚梦见一位真人戴着高冠佩着玉，邀请皇帝上殿，即坐在东席面向西以宾客之礼，拱手让皇帝面向东当面教诲，言辞丰富。不久梦醒【见《宋史》】

寺证说：《后汉书》记载张湛告假回到平陵，望着寺门步行。注：“寺门”就是平陵县门。查马援说：“知晓狄道长，回来守卫官舍。”注：“寺舍”是官舍。先于张湛的事例，又高阳令杨着碑：“听说母亲生病，抛弃荣华投弃官服，步行出城寺。”

正五九月说，唐朝新格以正月、五月、九月为忌月，如今人沿袭认为不宜上任。考《唐书》等等。查宋王应麟《野客丛书》记载正五九月为忌月，其说法尤其详细，应当参阅。

二名不偏讳。说杜佑《通典》：大唐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住在东宫，总揽万机，下令说：“依照礼制，双名不避讳单字。如今官号、人名以及公私文书，有‘世’‘民’两字不连读的，都不必避讳。”查《通典》记载，高宗也有诏令不避讳他的名字。论述也应当引用涉及。又注说：《通典》又说，太宗时双名不相连的，都不避讳；到高宗才开始避讳。然而永徽初年已将民部改为户部，而李世勣已去世，字单称勣。查我们县晋祠有唐太宗贞观二十年御制碑，碑阴记载当时随行诸臣姓名，其中有李勣已去掉“世”字，单称勣。这是唐太宗在世时已如此，不等到永徽初年。我常认为这段可补史传之缺。宁老素来留心金石文字，难道没有闲暇考察到这里吗？

祖父称曾祖父的父亲为高祖，然而自此以上也通称为高祖。《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见说：“我的高祖少皞挚建立时，就把始祖称为高祖。”昭公十五年，周王对籍谈说：

译从前，你的高祖孙伯黡掌管晋国的典籍，就把他的九世祖称为高祖。查《周书·康王之诰》说“不要败坏我高祖的基业，我少命的高祖是文王和武王”，在康王时代称文王、武王为高祖，这又是把曾祖父、祖父称为高祖了。

译艺祖第二条说：“宋王旦在封祀坛的序文中写道：烈祖创立新的国家，达到大定的局面，但来不及制定制度；神宗寻求治理之道，实现升平，但功业完成却中途停止。因此宋太祖被称为烈祖，太宗被称为神宗，这也是古人的通称。”查《吾太原县志》记载：元丰八年韩绛的《崇圣寺碑铭序》，也多次称艺祖、神宗。神宗就是太宗。

古时有臣子被尊称为君的情况，君奭、君陈、君牙，都是这样的例子。就像汉代君主称丞相为君侯一样【《汉书》记载：儿宽担任御史大夫，举杯祝寿，皇帝说：恭敬地举起君主的酒杯】。查丞相、御史大夫的官职尚且尊贵，如果严助担任会稽太守，武帝赐书说：“你厌倦了承明庐的生活”，也称君。

第二条说：臣子称君，从三代以前就有。孟子对象说：“谋划覆盖都城之君。”查《史记·舜本纪》：“一年所居住的地方成为聚落，二年成为邑，三年成为都。尧于是赐给舜细葛布衣和琴，为他建造仓廪，给予牛羊。”这时舜已经是诸侯，所以称“都君”，并非人臣。大致上古时期，有德行的人百姓就归附他，拥立他为君，来主持一国。看泰伯在荆蛮的情况就可以明白。春秋时称卿大夫为“主”。查《国语》，优施对里克的妻子说：“主，孟啖我。”要知道卿大夫的妻子也称“主”。要知道战国、魏又以主君称诸侯，秦、魏甘茂引用乐羊的话说：“主君的力量。”魏国鲁君择言称“主君”的尊贵等等。大概一个指魏文侯，一个指魏惠王。幽、并、营三州在《禹贡》九州之外，先儒认为因为冀州地广而分开，恐怕不对【孔安国、马融都这么说】。查：幽、并、营三州从九州分出，历来说法都如此，而宁老断然认为在《禹贡》山川之外。说幽在今桑干河以北至山后诸州，并在今石岭关以北至丰、胜二州；营在今辽东、大宁，并有塞外之地，其山川都不记载于《禹贡》，所以无法详细得知。禹划定九州在前，舜开创十二州在后，这似乎是臆测，不过是从“肇十有二州”，“肇”是开始的意思，这样设想罢了。并在石岭关以北，请问《周礼》并州的泽薮叫“昭余祁”，昭余祁实在太原府祁县，不是在石岭关以南吗？

班固《汉书·叙传》：“三代损益，降及秦汉，革除五等爵位，建立郡县。”崔瑗《郡太守箴》：“有嬴驱除，焚毁典籍纪旧，荡灭藩篱畿辅，罢免诸侯设置郡守。”大概自汉代以下，文人的议论，都说秦始皇废除分封建立郡县，以我看来，恐怕不是这样。查《战国策》张仪为秦国连横游说韩王，韩王说：“客人有幸教导我，请比照郡县。”又张仪为秦国破合纵连横，对燕王说：“况且现在赵国对于秦国，就像郡县一样。”又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联合五国的军队攻打齐国，攻下七十多座城，全部设为郡县归属燕国。又〇嘉先对秦王说：“燕王愿意举国成为内臣，比照诸侯的行列，供给贡职如同郡县。”又查《国语》，晋公子夷吾私下对公子絷说：“您确实有郡县。”君指秦君，说秦国也自有郡县，那么在秦穆公时代，就已经有郡有县了，这个证据尤其精妙，真可谓一言中的，何必纷纷议论？又《史记·秦本纪》：“武公十年，讨伐邽、冀戎，初次设县；十一年，初次设杜、郑县。”这又早于秦穆公时代有县。

又说《左传》宣公十二年，郑伯迎接楚子的辞令说：“使改事君，夷于九县。”注：楚灭各小国为九县。查《左传》宣公十一年，楚子杀夏征舒，在栗门车裂他，于是设陈县。又周王派使者责备他说：“诸侯县公，都庆贺我，唯独这条当面告知。”宁老认为正确。又查《哀公》十七年，彭仲爽，是申国的俘虏。文王让他担任令尹，实际设申、息二县。楚灭息，见《庄公》十四年。那么《庄公》十四年已有县。

又说昭公五年魏启疆说晋十家九县其余四十县。查《左传》昭公三年初设州县，是栾豹的封邑。又文子说温吾县。又晋的别县不只有州。又我不能治理我的县，凡四县，字先于魏启疆语二年。

又注说：《周礼》小司徒四甸为县。查《周书·作雒》篇千里百县，县有四郡，宜补于“四甸为县”之下。

又说：战国·魏甘茂说：“宜阳，大县名，曰县，其实郡也。”那么在七国时代，就已经有郡了。查《史记·秦本纪》：“惠文君十年，魏国献出上郡十五县；又后十三年，设置汉中郡。”

又说：西门豹为邺令等等。查《史记·秦本纪》：孝公十二年，合并各小乡聚集为大县，县设一令。

又说苏代说：“请以三万户的都封太守，千户封县令。”查《战国策》这两句话，是赵胜为冯亭，不是苏代。又查《战国策》马服君说：“燕曾以奢为上谷守

译又《史记》载：“秦令韩阳告上党守靳黈曰：”又载：“齐人李伯见孝成王，以为代郡守。”古代郡守只称“守”，没有“太”字。直到汉景帝中元二年七月，才将郡守改称为太守，从此才有“太守”这一称呼。《史记》在叙述景帝以前的事情时，偶尔也使用“太守”一词，这显然是以后代的制度来叙述前人的事迹，其错误非常明显。司马贞《索隐》所说的“太”字是衍文，这一观点是正确的。然而《战国策》在叙述冯亭献出上党的事情时，共有五次称其为“太守”，我私下认为这是后人传抄时增添的文字，并非当时的实录。古书中这类情况非常多，应当让有识之士留意防范。

译《卫世家》记载：秦二世元年，废卫君角为平民，这说明秦始皇时期卫国并未灭亡。查考《汉书·地理志》：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唯独保留卫君之位；直到秦二世时才废除卫君，将其降为平民。卫国历经四十代，九百年，最后才断绝。这个证据特别好。

又说《越世家》记载：越国因此分散，各族子孙争立，有的称王，有的称君，分布在江南沿海，臣服朝拜楚国。秦始皇《本纪》二十五年记载，王翦平定荆江南地，使越君投降。汉朝兴起后，有东海王摇、闽越王无诸等人【就像现在的土司】，这说明越国并未灭亡。查考《越世家》，越国后七世到闽君摇，他辅佐诸侯平定秦朝。汉高祖又封摇为越王，以奉祀越国后裔，这不仅说明越国未在秦朝灭亡，而且参与了灭亡秦朝的行动。

古代所说的山东，是指华山以东。《管子》说楚国是山东的强国。《史记》引用贾谊的话说，秦兼并诸侯，山东有三十多个郡。东汉陈元传中说，陛下不应当建都在山东【指光武帝建都洛阳】。大概自函谷关以东，总称为山东【唐人则以太行山以东为山东，杜牧说山东之地，大禹划分九州时称为冀州】，而不是像现在那样仅指齐鲁地区为山东。查考《战国策》，苏秦起初主张连横游说秦惠王，当秦国强盛时，山东各国顺从风向而臣服，使赵国地位大增。又秦惠王对寒泉子说：“苏秦欺骗我，想凭一人的智谋，反复游说山东各国君主合纵来欺骗秦国。”像这样称呼山东，不下数百处，为何不一一引证？又查《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曰：“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赞语中的山西，明确说是天水、陇西、安定、北地等地，正好在华山以西，这也是一个极好的证据。又查《太史公自序》，萧何镇抚山西，《正义》说：“指华山以西。”又查《汉书·地理志》，秦地的边界自陇关以西，以此指称秦地，可以说山西，但这样说也不完全准确。又查《史记·留侯世家》，刘敬劝高祖建都关中，左右大臣都是山东人，大多劝高祖建都洛阳，这件事发生在陈元之前。又查宁启云，自函谷关以东，总称山东，只应说华山以东，不必提及函谷关，因为函谷关距离华山还远。华山原属晋地。又查杜甫送舍弟杜颍赴齐州的诗：“诸姑今海畔，两弟亦山东，去傍干戈觅，来看道路通。”又有“昔我游山东，忆山东岳阳”，可见唐人并非专门以齐鲁为山东。

又说：古代所说的河内，是在冀州三面被黄河环绕的内部。《史记正义》说：古代帝王的都城，多在河东、河北，所以称河北为河内，河南为河外。又说：黄河从龙门向南到华阴，向东到卫州，向东北入海，曲折环绕冀州，所以说河内。大概自黄河以北，总称为河内，而不是像现在那样仅指怀州为河内。查《左传·僖公十五年》：把黄河以外的五座城邑贿赂给秦伯。杜预注说：河外，即河南。这也是一个证据。《战国策》苏子为赵国合纵游说魏王说：大王的地盘，北有河外。注说：河外，即河南地，不又是一个证据吗？《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王想与赵王在西河外的渑池相会。注说：在西河之南，所以称外，这又是一个证据。又查《战国策》黄歇游说秦昭王说：大王又发兵攻打魏国，包围大梁城门，夺取河内。注说：属司隶。正义说：即怀州，在河南之北，西河之东，东河之西。可见古代并非专门以怀州为河内。《汉书·地理志》：河内郡有怀县，下注说：王莽改称河内。可见王莽时已以怀州为河内，不只是现在如此。

《水经注》中大梁、灵邱的错误，《左传》桓公九年记载云云。查《战国策》须贾为魏国对穰侯说：“起初惠王攻打赵国，在三梁交战。”注说：“春秋时秦国夺取梁地，即汉代的夏阳。河内有梁，是小邑。陈留浚仪的大梁为三，都是魏国地界。”

太原第二条说：《旧唐书·崔神庆传》记载：武则天时期提拔崔神庆为并州长史。此前并州有东西两座城，隔着汾水。崔神庆开始修筑城墙将两城连接起来，每年节省防御士兵数千人，边州认为非常便利。这就是志书所说的两城之间有中城。汾水湍急凶悍，古人为什么能如此轻易地架桥建城？查《水经注》汾水记载：水上旧有桥梁，青荓殒命于桥下，豫让死于渡口旁，也是赵襄子解衣的地方。这指的就是晋阳。又查唐代李勣、马燧都引晋水跨越汾河向东流去，所以汾河东岸有晋祠。如果用水利之事告诉宁启，他也一定不信。又查万历年间有个叫妙峰的僧人，发愿在汾水上建桥，在西山凿石，石条几乎与山齐平。可惜此僧不久就去世，后来用来包裹太原县城的，就是这些石头。没用上百分之一，如果此僧还在，桥一定能建成。既然一个僧人的力量尚且如此，何况崔神庆凭借朝廷的力量呢？他所做的跨水连墙，合二为一，如志书所说，正不必感到奇怪。

恒山立石，说山顶有无字碑，世人传说是秦始皇所立云云。

译又有人说，《后汉书·祭祀志》也记载：“皇上登上东边的防山，便在防山山顶立石。”既然如此，这块无字碑，显然是汉武帝所立，而后世不读史书的人却误以为是秦朝所立。查考《后汉书·祭祀志》中“在防山山顶立石”这一句的注解，引用《风俗通》说：“石碑高二丈一尺，刻有文字说‘事天以礼，立身以义’等等。”又张纯所上的《元封旧仪》及刻石文，其中的刻石文就是“事天以礼”等话语。

译跋《素问》

元朝人葛恒斋，是葛可久祖父辈的人。他曾提出观点认为：行医应当根据时世的盛衰来决定补益或攻泻的侧重。刘守真、张子和等人，正值金朝强盛，百姓强悍刚烈，所以多采用宣泄攻邪的方法。等到金朝衰败时，战乱之后，饥荒接连不断，百姓劳苦意志困顿，所以张洁古、李明等人多加补益。到了宋朝末年，医生大体上只致力于固护元气罢了。这个观点确实阐发了《内经》所未能完备之处。

跋《家礼》

查考年谱，乾道五年，朱文公四十岁，遭遇母亲祝孺人去世的丧事，开始编纂《家礼》。第二年，书就写成了。门人黄勉斋撰写行状，说后来多有增删修改，没有来得及重新审定。杨信斋也说《家礼》是早期的版本。现在姑且从丧礼制度来考察，它与经传不同的地方有：五种齐衰丧服都有衰布，背负丧版、开敞衣领，这是第一点；妇女不穿衰布丧服，这是第二点；既葬之后没有接受衰布丧服的仪式，这是第三点；大祥祭用忌日，那么只有二十四个月零一天，似乎违背了二十五个月才结束丧礼的意义，这是第四点【如果大祥祭仅在二十四个月零一天，假设禫祭能占卜在第二十七个月后的一旬，那就是间隔两个月才禫祭，而不是间隔一个月了】；占卜祭祀日期先选上旬，再选中旬，与礼制中丧事先选远日的原则相反，这是第五点。自从明朝《孝慈录》汇集《礼防典》，都遵用这本书，因此沿袭至今，大概不是朱文公的本意。如果万历年间坊间刻本间有增删，那就更加失去原貌了。只有这个是正德以前刻印的，附有杨氏注、刘氏增注、补注，虽然有缺漏讹误，还算值得欣喜。

跋《火经》

我家收藏这本书，不记得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实际上是方伯公连同《群芳谱》亲手传授给我先祖的。后来《群芳谱》不知去向，而这本书辗转流传，独自插在我家书架上，似乎冥冥中有相护佑的人。今年我进入长安司任职，方伯公听说后，高兴地请求观看，于是把它归还到池北书库。幸好题写几句，以表明寒舍虽然衰微，曾经与高门大户有孔融、李膺那样的旧交。听说书库里有很多珍本，只借宋王伯厚抄本集及其门人袁清容居士集阅读，可以计算日子归还。长安酒价昂贵，或许不需要我借一瓻酒吧？预先告知。

跋《金石要例》

徐巨源说：“古人合葬的题署不写妻子，如今加上‘配某’字样，是李梦阳之后不合典制的言辞。”我查考李梦阳文集，共有八篇题署有“合葬”二字，没有“配”字，所以说是在他之后。这大概是指王道思等人吧？颇为准确。汪苕文在给人信中写道：“刻石时篆盖及志文首行，应当只说某官衔某府君，千万不要加上‘配’字。”当面有碑刻文集可以考证，古人并非省略不写。在这里确实有深意，大概是因为女子从属丈夫，所以祭祀叫作祔食，安葬叫作祔葬。凡是祔食的，只设立男尸而没有女尸，所以说同用几案，就是一个尸位，也是这个意思吧？是的。我在戊午、己未年间在京师，看到汪苕文为缪封公写的墓志铭记载了高祖，我对他说：“古人叙述人家世系，都从曾祖以下开始，没有涉及高祖的，偶尔涉及高祖，也一定是因为那个人或那件事值得记载，不是空空洞洞仅仅提及名讳而已。”遍览韩愈、欧阳修、王安石以及明初宋濂，都是这样。这是唐宋以来高祖、曾祖的规矩。只是古人文多口传心授，未曾写在书上，所以难以彻底明白。关键在于读者善于体会，即使是你所痛骂的前辈，也不失这个规矩，他们的遗集可以查考。当时汪苕文非常愤怒，有人替他回答说：“家先生本是元朝人。”我说：“最近从庙市得到柳文肃集，也是从曾祖开始叙述，他难道不是元朝人吗？”后来看到三刻本《尧峯文抄》，这篇削去了高祖讳某某五个字，这又应当作为书祖文广的一个例子罢了。可惜路途遥远来不及质问。黄太冲的《黄太冲神道解》有两篇，我查考《后汉书·中山简王传》：“修冢茔，开神道。”注解说：“墓前开辟道路，建立石柱作为标志，称为神道。”这是又一个神道解。引用孙何碑解释不当，遗漏了文赋碑披文以相质作为开始。李翱又《文心雕龙》也单名为碑。高祖上一世则称五代祖，最准确。以此类推，曾孙下一世则称五代孙。所以《汉书·孔光传》：“光，孔子之十四世孙。”这是司马光以孔顺为孔子六世孙，大概是从孙子开始数起，与古制不合了。权文公为王端碑书孙，是因为他安葬祖父；白文公碑崔孚书孙，是因为他求文。我查考元微之志杜甫书孙，是因为他安葬祖父兼求文。说到韩昌黎长女改嫁樊宗懿，而李汉还自居于子婿，其原因等日后详细论述。

跋《邵文庄简端录》

我二十五岁时，开始跟随同乡吴太易先生学习。看见先生手中片刻不放下这本书，偶尔请求观看。又对先生说：“没看到特别好的地方。”先生微笑，大概是因为先生耳聋，以为这是我一贯的态度。过了两年，拿来再读，从头到尾，不知不觉沉醉寻味了十多天。以此回复先生，先生高兴地说：“我当天如果嘲笑你，你未必信服。本来就知道你必有今天，善于启发人如此。”

跋《春秋左传属事》

我二十岁以前，跟随同乡靳茶坡先生学习这本书。大概是从他家得到的，世间颇为稀有，纸张也腐烂不能久存。今年冬天

译在闲暇的日子，用一百文钱交给工匠装裱，于是书册焕然一新。好像手未曾触碰过一样。颜介曾说：“借别人的书籍，如果有残缺破损，就应当修补整治，这也是士大夫众多品行中的一项。”何况是自己的东西呢？我的子孙们要谨慎地记住这一点。

译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仅引用邵宝《左觽》、陆德明《左传附注》以及本书来辩驳错误而写成，没有引用赵汸的补注，即使偶尔提及赵汸的话，似乎确实没有见到全书。最近先在昆山刻印，又在江都刻印。这真是元人所说的“自从科举之学废止，古书才稍微出现”啊。有人责难我：“如今科举并没有废止。”我回答：“如今科举文章没有半点体统要旨，侥幸考中的人甚至达到别人梦想不到的地步，虽然名义上没有废止，实际上已经废止了。”唉！书首有太仓两位王公的序言。王世贞（元美）的序文似乎像一个活套子，随题目填写；王肯堂（元驭）的序文则切中要害。有人说：“王肯堂凭借《春秋》考取南宫第一名，号称名家，难怪他写得津津有味。”我说：“王世贞研习《周易》，何尝不是错误引用，被陈晦伯驳正过呢？”不禁一笑。

跋老苏集

杨用九从苏州回来，因为我喜好收藏书籍，当时新刻的本子尤其容易得到，就买来送给我。那书签上不写“老苏全集”，却写“苏老泉先生”，这是父亲冒用儿子的名号了。大概苏氏祖先墓地有老人泉，苏轼取来作为自己的别号，不知哪一年讹传用来称呼苏洵。叶梦得（石林）第一次辨明，焦竑（弱侯）第二次辨明。用家中收藏的苏轼墨迹上有“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印章来证明，尤其精妙。这尚且不明白，为什么要刻印呢？杨君谦看见吴原博赠送新修的《姑苏志》，正在洗脸，瞥见书签，就用洗脸水洒向送书的人，不打开书卷就扔回去，大概也不算过分吧。

第二年，庚辰年早春，戴唐器来信，想起苏轼得到钟山泉公的书信，寄诗致谢说：“宝公骨冷唤不闻，却有老泉来唤人。”如果苏洵号老泉，苏轼敢对僧人泉公称曰老泉吗？真是令人开颜的新解，可惜不让焦竑（文端）听到。

古文尚书冤词

孔穿说：“说臧有三只耳朵很难，但实际上不对；说两只耳朵很容易，但实际上正确。人们是跟随难听却不对的呢？还是跟随容易却正确的呢？我反过来这样说：‘伪古文《尚书》很难，但实际上正确；不伪古文《尚书》很容易，但实际上不对。’人们是跟随容易却不对的呢？还是跟随难听却正确的呢？这就是我不再与毛奇龄辩论，而只是沉默不语的原因。”

何休喜好公羊学，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郑玄（康成）于是攻破墨守，针治膏肓，起治废疾。何休看见后感叹说：“郑玄进入我的房间，拿着我的矛来攻击我吗？”我说这自然是学术上远远不及经学精神，所以这样说。如果在今天，难道会这样吗？

跋僧某书千字文

《千字文》本来有两篇，一篇是《周兴嗣》写的，一篇是《萧子范》写的。萧子范所作久已失传，而所编排韵脚的书，《梁书》认为是王羲之，《宋史》认为是钟繇。大概《梁书》年代近而得到真相。有人说：周兴嗣在梁武帝朝，受诏撰写文章，能不沾染佛教一句话，确实是有风骨的人。我说“四大”二字有两个出处，一个出自《老子》，一个出自《圆觉经》。详细看篇中的“四大”二字，不是指地、水、火、风吗？那么当时风气众势所趋，真正能不沾染其片语只字的，不是非常艰难吗！僧人固有的习气，怀素书写这篇唯独推崇晋人的秀润，洗尽恶习。有人怀疑转折太方正，这是不知道只有宋代拓本才能见到锋芒棱角罢了。

题刘随州诗集

刘长卿属于盛唐，无可怀疑。而把他划入中唐，我曾推究其原因。大概高棅误读《中兴间气集》，把中兴当作中唐，于是所迁移的钱起、刘长卿等二十六人，除了孟云卿外，全都跟从中唐。这是造成错误的缘由。叶适（水心）尚且没有核实。等到说安禄山在天宝三年任范阳节度使，六年进御史大夫。刘长卿有《落第送杨侍御赴范阳充安大夫判官》诗，诗云：“泣怜三献玉。”这难道是开元二十一年进士如《极〇集》所说的那样吗？也是具有眼光的人。

刊正杨升庵石经考

汉灵帝熹平四年，蔡邕书写六经于石碑，让工匠镌刻，立在太学门外，这就是所谓一字石经。魏邵陵厉公正始年间，邯郸淳书写石经，也立在太学，这就是所谓三字石经。晋裴頠任祭酒，奏请修国学，刻石写经，这就是晋石经。后魏孝明帝神〇元年，祭酒崔光请求补全汉所立三字石经的残缺，这是魏代立的，不是汉代。唐文宗开成二年，国子监九经石壁完成，是听从宰相兼祭酒郑覃的请求，现在尚存。孟蜀广政十四年，镌刻《周易》至宋仁宗皇祐元年，《公羊传》完工，这就是石室十三经。仁宗庆历初年，命令刻篆隶二体石经，后来只有《孝经》《尚书》《论语》完工，这就是嘉祐石经。高宗绍兴年间，亲自书写《易》《诗》《左氏传》《论语》《孟子》及《礼记》五篇，刊石。孝宗淳熙四年，开始建阁覆盖它，这就是绍兴御书石经。大概古来共刻了七次，与杨慎（升庵）所考证的大相径庭。

跋《周郡守晋祠碑亭记【二则】

首先论述祭祀典礼，厘清正纯是经术的文章。最后提及顾、傅两位先

译作者说，这又是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一类的佳作。至于文章气势抑扬顿挫、反复回旋，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也不是欧阳修所不能做到的。我曾妄自认为晋祠有三绝：我的老师这篇游记是文绝，曹侍郎纪游十二首诗是诗绝，傅先生大字书写的“晋源之柏”第一章七字是书绝。有了这三绝，那么晋祠值得共同称道的地方，大概不止贞观年间的碑石罢了。唉！这三绝都出现在十几年之间，是多么兴盛啊！这难道不是山神灵气的幸运吗？

译我的老师曾经对我说：“圣母庙既然已经纠正了，那么这里的台骀庙也不可不纠正。台骀庙建在晋泽的，就是《左传》所说的‘堵塞大泽以安置太原’，可以单独祭祀台骀；而这个地方则应当一并祭祀实沈。现在庙内杂祀有土地、五通两位神，却不祭祀实沈，这是有汾水之神而没有参宿之神。这是知道地理却不知道天文，哪里可以呢？现在也不必另外兴建祠宇，只要在庙内去掉土地、五通两位神，增加一尊实沈的塑像，并改换匾额叫‘台骀实沈庙’，就完全符合祭祀典制了。因为台骀处于颛顼时代，实沈处于帝尧时代，按照世代次序排列位次，本来不可以拘泥于《左传》所记载的先后顺序。凡是老师厘定祭祀典制，都援引经典依据义理，不差分毫；那么他治理政事以来，神灵和睦百姓安宁，也可以从这里大概看出来了。”所以我附带记述下来。

我写完老师的《晋祠碑亭记》跋文后，又取出县志阅读，看到宣和五年有姜仲谦的《晋祠谢雨文》，开头说：“在显灵昭济圣母汾东王的祠庙致祭。”中间说：“只有圣母发祥啊，开创晋室基业；王有文在手啊，其神灵可知。”我因此高兴得几乎昏厥，更加感叹老师的话确实有证据。女郎祠的建立，实际上始于天圣年间，而加封号则从熙宁年间祈祷灵验开始。宣和五年距离天圣年间才一百年，建立祠庙的缘故和所祭祀的人，必定历历有据，所以姜仲谦能从传闻中得知并记载在著作中，不然哪里会牵强附会到这种地步？元代人弋彀撰写《重修汾东王庙记》也说：“女郎祠建立是因为改封汾东王之后，那么这种相因而及的意思是有原因的。”于是祭祀典制的错误，实际上是从洪武四年开始的，诏令革除天下神祗的封号，只称山水本名，而圣母庙于是改为晋源神祠。如果把圣母当作真正的水神，唉！不知道这是似是而非的。我因此详细考证多方证明，以证实老师的说法，并且作为日后编写县志者的补充。

跋《太上感应篇》

右边这篇《太上感应篇》不知道起源于何时，而唐、宋经籍艺文志都不记载，只有宋理宗命令郑清之作序，从此才开始在世间广泛流行。前代儒者如高忠宪，也两次为这本书作序。又听说，做恶事或许能免于祸患，但道理上没有可以做的恶事；做善事或许未得福报，但道理上没有不可做的善事。这是从道理上说的。天下哪有比道理更尊贵的呢？我私下认为道理就是感应，得到祸福，这就是应验了。大概没有感应而没有应验的。朴园先生外表显现儒者的风范，内心修养道行，适宜在这篇文章上早晚诵读持守，毫不懈怠。唯独感叹我年少时曾有志向，中途却蹉跎了，对此不觉汗流浃背。

跋贺黄公《载酒园诗话》

老友吴乔先生曾说：“贺黄公的《载酒园诗话》、冯定远的《钝吟杂录》以及我的《围炉诗话》，可以称为谈论诗歌的三绝。”我急忙问贺黄公的书哪里能有，他说：“金陵有，就托付黄俞邰的使者购买。”不到半个月书就到了，我和胡朏明仔细研读，口眼都感到畅快，沁入心脾，感叹我老友懂得言辞。康熙庚午年秋天，在洞庭东山席氏馆题写。

跋初刻《唐百家诗选》

我和宋次道同为三司判官时，次道拿出他家藏的唐诗一百多编，委托我选择其中的精品。次道于是命名为《百家诗选》。耗费时日精力在这上面，实在值得后悔。虽然如此，想要了解唐诗的人，看这就足够了。

右边是王荆公的原序，见于文集的，宋刻残本丢失了，我从文集中取来放在卷首，以恢复荆公的旧貌。曾经听说前辈撰写《列朝诗集》，先在白下采集诗歌，从亡友黄俞邵及丁菡生等人借书，每次借书都扛着几担。至于前辈因为那是别人的书，不动笔，也不用签条贴在书上，只用指甲掐住想要选录的，让小吏抄写。小吏奉命非常谨慎，对于掐痕侵犯到其他页的，也一并抄写。后来就不再省视，这与群牧司吏人遗失签条不取小诗上的，有什么差别？古今事情常常相似。有人说吏人失之于懒惰，小吏失之于勤勉，他们的失误是一样的，可以引人一笑。现在阅读残本八卷，取舍颇为精当，足以证明老眼不花，那么邵氏《闻见录》所说的。怀疑传闻不是实事，而前辈指出的掐痕本，我还在俞邵家见过。回想五十年前，曾遇到福建书商拿着翻刻本，正好二十卷，启中丞公广泛购买，最终没能得到。五十年的事情，约如浮云须臾变灭，难道只有书可以令人慨叹？虽然如此，羽陵的蠹虫再次完整，河东的亡佚再次得见，怎么知道现在没有类似古代的情况？为了报告给中丞公，并且珍藏这个以等待，怎么样？

补刻《唐百家诗选》序

今年中秋后三天，大中丞宋公因为赈济荒灾乘船经过淮河，我因为生病没有前往拜谒。宋公手拿着《唐百家诗选》全本交给使者，说：“你替我致意百诗作一篇序，以祝贺我的遭遇。”那序中本来有话说：“珍藏这个以等待，等待果然得到了。”命令竟然没有传达，难道把它抛弃在草莽中吗？还是认为我年老糊涂而舍弃我？不久有提出疑问的人说：“吴地人喜欢制作伪纸，如果不是宋笺刻本容易改为缮写，怎么知道不会像杨公济所做的那样，以博取宋公的一笑呢？”

译“我独自认为并非如此。公担任抚军时间长久，吴地百姓敬仰他如同神明，不仅不敢欺骗他，实在是不忍心欺骗他，凡事都是这样，何况是书籍呢？有检验真伪的方法存在。高某见过全本，以宋太宗早过蒲关作为开篇第一首，现在这本书与之相符吗？相符就是真的。陈振孙见过全本，不仅不及李白、杜甫、韩愈三家，而且王维、韦应物、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孟郊、张籍都不及，倘若混入上述诗人的一首诗，就不相符，相符又证明是真的。公鉴赏诗歌的眼光，如同月亮有缝隙便明亮，如果是近代人假托之作，就像穿粗布僧衣的人，一定不能像前刻八卷那样色泽统一、精致。公早就辨别到这一点，却说它不真实，可以吗？马端临撰写《文献通考》，遗憾司马光《资治通鉴》没有志书，所以南北日食的记载多有差异。他的父亲门下的士人李谨思作序说：‘查考唐代张太素叔侄撰写《魏志》一百卷，天文记载尤其完备；中州集蔡珪补写南北志六十卷，现在失传了。怎么能得到这两部志书忽然呈现，作为您著作的辅助呢？’公这大概有相佐之道吧？虽然如此，我还有请求。听说前辈说：‘吴武陵太守谢承的《后汉书》，方从哲从史馆拿出去，于是再也得不到。’不知道我们家乡阳曲县的张氏、传氏、黄氏都有缘分，城破时丢失。这是永乐年间扬州刊印的本子，怎么知道世上不再有这本书呢？前辈苦苦寻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后来在内阁抄得五大本，绛云楼火灾后便化为灰烬。几十年后，锡山人从嘉兴高氏处购得建隆至治平年间的内容，拿给前辈看，前辈说：‘我点燃一瓣香，首先叩头，才敢读一页。’他欣赏到了这种程度，怎么知道世上不再有熙宁年以后的内容来补足呢？在洞庭编纂志书时，徐司业拿出典籍库中的《大元大一统志》十几本，都是蜀中的地记，还有九百八十多本。曾见过叶文庄家的书目，《此志》与《经世大典》并列，怎么知道世上不再有足本呢？又前辈感慨唐代的《会要》不可见，现在又出现，吴草庐的《周礼考注》《仪礼考注》年谱，尚且没有记载它们的目录。现在又出现太常寺的《因革礼》，是亡友吴志伊的物品，已经丢失又被司业收藏。我认为凭借公的力量，对上面已经出现的，或抄写或刊印，以扩大它的流传；对上面没有见过的，积累诚意去寻求，宽限岁月去等待。这样就在文化事业上有很大功劳，不仅仅是诗歌而已。我始终没有见过它的全本，随意根据心意序说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