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译《为春旱祈雨青词》：“恭敬地陈述：万物充盈于天地之间，养育化育必然仰赖于帝王的恩力；皇天庇佑于一心向善的德行，至诚至精可以感格至高无上的苍穹。近来适时之雨违背常道，秋季的作物无法播种。深切念及无辜的百姓，将要遭受接连不断的灾难。反省自身修养，或许能挽回天心的眷顾；于是借由求雨祭祀，隆重建立灵坛。恭敬地希望历代圣君垂降仁爱，九天之上降下明察；改变阴阳运行的定数，扭转造化生成的根本机制；下达诏令给雨师丰隆，充沛地降下甘霖；使南亩中干枯的麦子复苏，在东郊播撒优良的谷物；一扫昏暗阴霾，普遍滋润生机。这岂止是大大的赏赐，让农民免除失去生计的忧虑；而是与各方共同受益，使高仓充满，享有丰收的喜悦。”

译与各位公卿在玉堂观看唐代张九龄等人的《诰》，其文辞说：“门下。《春秋》的道义，崇尚重视同乡的人才。国家能够稳固，没有比宰相之位更优先的；要增加他的任命，必须端正他的名分。中奉大夫、守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宏文馆学士、赐紫金鱼袋、上护军裴耀卿，正议大夫、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兼修国史、赐紫金鱼袋、上柱国、曲江县开国男张九龄，具有经世济民的才能，是百官的楷模。正议大夫、检校黄门侍郎、赐紫金鱼袋、上柱国李林甫，拥有如泉源般的智慧，引导着前人。既然枢密重任首先担当，而亲近贤能号称首屈一指。考察能够汇聚群才，所任职务令人信服。难道只是在这日咨询，所以凭借多年的历练选拔。国家重任依赖，国家礼制得以清明，适宜任命为鼎辅重臣，安置在朝廷之中。裴耀卿可任银青光禄大夫，守侍中、学士，勋爵如故；张九龄可任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令、学士、知院事、修国史，勋爵封号如故；李林甫可任银青光禄大夫，守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勋爵封号如故，主管官员执行。开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皇上使用尚书吏部的印信共五颗。制书可以下达，旁边用小字书写某月某日某时都事某左司郎中光。以后的小衔名，宰相与部官并列，去掉姓氏只写名字，名字用大字书写，署名为尚书左丞相，曰金紫光禄、守尚书右丞相、集贤院学士、修国史、上柱国徐国公嵩，曰吏部尚书、上柱国、武都县开国伯〇，曰朝请大夫、检校吏部侍郎、上柱国豫，曰吏部侍郎，曰朝议大夫、守尚书左丞、赐紫金鱼袋挺之。后面书写年月日，印信同前。后面末尾下方用小衔名书写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令、集贤院学士、知院、兼修国史、上柱国、曲江县开国男臣张九龄宣，曰中书侍郎，曰朝议大夫、中书舍人、内供奉集贤院修撰、上柱国臣徐安贞奉行。又作高行小衔名曰银青光禄大夫、守侍中、宏文馆学士、上柱国臣耀卿，曰黄门侍郎，曰朝请大夫、给事中、内供奉臣昱等言。又用大字与衔名平头书写制书如右，请求奉制付外执行。谨言。又用大字与前平头书写告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令、集贤院学士、知院事、兼修国史、上柱国、曲江县开国男张九龄奉被制书如右符到奉行。自‘告’字以下作五行，使用印信二十九颗，只有‘制’字上方空白，后面上方与前平头书写郎中恽，下方小字书写主事怀琛、令史王烈、书令史姚元。开元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下方印信同前。使用告身用柿黄斗底绫制作卷轴，共七幅，上上约一尺。”有人议论说曲江（张九龄）与李林甫共同制作一份告身任命，以鸾凤与枭鸟同集、劣马与骏马同槽为嫌恶。我说：“帝尧在上，咎繇、夔与欢兜、鲧并列，恐怕自古以来有所难免，关键在于明君辨别他们的贤与不贤、用与不用罢了！然而唐朝自开元之后，张九龄最终被罢免而李林甫为相，治乱的分野，在这里已经显现了。二月壬戌题。”唐代李绅拜相（后有徽宗御书跋）：“门下。振兴教化导致治理，必须借助磨砺之功；采纳教诲纠正过失，确实依赖辅佐明察之效。如果不是才能标榜人杰，道德茂盛为时人所宗，蕴含经世济民的宏大规划，积累朝廷的素来声望，那么凭什么光大我的注意，符合众人的瞻仰，其唯有至公，才举成命。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营田观察处置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兼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赞皇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李绅，气质禀受清刚，体含冲淡之用。怀抱金石的正直本性，挺立松桂的坚贞姿态。见识通达古今，思虑周全细微隐晦。词源深发，洞悉学海的波澜；智刃高挥，森然如武库的矛戟。中立不偏倚，方正严肃少党徒。长庆一朝，委任待遇达到极点。入朝参与禁密，出外总领纪纲。王道的多润饰之能，国家法度著肃清之称，等到领受版图之任，尤其彰显均节之宜。而又宠辱不惊，得丧齐致，河洛留下神明之政，浚郊恢弘将帅之谋。威令播于军戎，豪强狡黠屏息踪迹；宪纲洽于封部，疲弱羸损得以喘息。风俗变为富庶安宁，人们知晓礼义。日前曾以高第，焕耀那雄藩，当淮海之要冲，控制舟车之都会，风望并峻，众口一词莫能超越。朕虔诚恭敬宝图，梦寐良辅，于是承担审象，果然符合虚求。你应当践登台席之崇严，司掌中枢之密勿，外以底定绥靖华夏，内以勤恤黎元，视同列如埙篪，期君臣如鱼水。不要让仲山补衮，独见美于周时；不要让汲黯匡时，常推高于汉史。恭敬遵循训典，前往惟戒哉！可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散官勋封如故。主管官员执行。会昌二年二月十二日年月日，上下共使用印信五颗，其文即尚书吏部之印，旁近下方小衔名书写中书令，次右

译仆射、兼中书侍郎平章事臣珙宣奉，次中书舍人臣孔温业行。又另起一行与告文齐平，细衔曰侍中，次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臣德裕，次给事中臣泰章等言。作大字与细衔齐平，制书如右，请奉制付外施行，谨言。会昌二年二月日，印文同前。大字平书，制可下细书月日时都事左司郎中。又另起一行与制可齐平书写，细衔曰吏部尚书，次吏部侍郎，次尚书左丞，以上皆空缺。后大书与衔平头，曰告银青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赞皇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李绅奉被制书如右符到奉行。自“告”字至“行”字用印一十九颗，全空“制”字。后复平书司勋郎中判懿，下细衔曰书主事，次张宏亮，次令史杨温，次书令史。会昌二年二月日，下印同前。”徽宗御跋云：“恭读《太祖皇帝实录》，载伪蜀李昊自称是李绅的后代，在孟昶朝官至司空、赵国公。当孟昶与江南通好时，派遣其臣赵季札出使南唐。季札回来，得到李绅在唐武宗朝自淮南节度使入相的《告身》以赠予李昊。李昊想夸耀此事，结彩为楼，将《告身》置于其中。身着朝服在前引导，呼喊声妓杂奏歌乐，迎归私宅。随即召请将相大臣宴饮，仍以帛二千匹答谢季札。详阅《告身》文字，正是李昊所夸耀的《告身》。然而自武宗到现在三百年，如果人以忠信功业闻名于当时，有不必靠金石而坚存的，能不勉励吗！因此节录文字以记载其实。”后‘有复古殿’四字上用御书之宝，又有范仲淹、富弼、吴中复、韩缜玉汝在已未年季秋观于承旨东厅。先儒论汉人大纲正，节目不备，唐人大备而纯正，正是指这类制书。秋涧云。

译洛阳竹斋先生李得之说：“制、诰两种文体不同，宣辞必须用散体，诰词才用四六骈文。现在宣辞都写成四六体，这是不对的。因为宣是君王亲自晓谕，诰则是公文奉敕施行。比如蔡正甫作《道陵谕孟宗献词》说：‘我新近登上大宝之位，诏令有关部门选拔天下士人。你从乡试到殿试，四次成为举首，如果不是才华高超、学识广博、见识优异，怎么能达到这个地步？现在授予你北门应诏的职务。我对待你并不薄，然而君子志在远大，不要以此为满足，你要努力啊！’又《谕沁州刺史李楫》说：‘有关部门认为你的资历不应得到郡守之职。我因为认识你最久，喜爱你应对详明，进退审慎得当，所以有这个任命。你应当竭尽全力为民办事，政绩成就以符合我的心意，你要努力啊！’这是正确的。至于诰词，如狄梁公、颜少师、李文饶等人的作品，唐人纯粹使用四六体，这是正确的。”又说：“知制诰被称为三字词臣，所以唐诗有‘三字词臣求识面，九重天子望低颜’的诗句。”得之先生名国维，淄川人。浮阳王ν文叔所说。

起初，鹿庵先生奉敕定撰《赵秘书先世碑文》刚完成，先生拖着车经过崇宁里。迎接观看时好像有喜色，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坐定后，拿出这篇文章，读到其议论说：“唉！古人有言，风霜辨别草木的本性，危乱显现贞良的节操。危乱的世道常有，而保全节操、为义而死的人不可常得，有的相隔数百年，有的相望数千里，偶尔有一两个罢了。唯独赵氏一门之内，父子兄弟竟有四人，真值得崇尚啊！从前比干效忠于殷，而在周朝受封；尧君素尽节于隋，而唐太宗为他写文章祭祀。大概天下的善是一样的，圣人一视同仁，难道有彼此的区别吗？现在赵氏父子兄弟尽忠于金，而圣天子为他们立碑，深远的内心和睿智的鉴察，大概与唐太宗、周武王的心不同而又相同了。敢对扬美好的天命，系之以铭文。”先生不知不觉自己读了两遍。公养气向来深厚，况且又是这样，想必是因为自得用事切当而欢喜，于是知道文士气习，到了其适意的时候，不知道手舞足蹈，古今通一致也。又记吕逊曾谈论赵著、吕鲲以诗名扬燕朔之间，二人都出自耶律相门下，虎岩每得一联一咏，就提起帽子掷在几案上。龙山从旁说：“不知道李、杜下笔时费多少帽子？”听到的人捧腹大笑。

待制杨恕字诚之，金文献公杨尚书的儿子，曾谈论其父正大年间所陈奏议，现在记录于此：“臣伏读圣旨节文，六品以下官员有情见诣登闻检院进奏帖者，圣训广大，大概将要博询兼览，以尽群下之智也。臣实在愚懵，没有妙谋长策，仰裨圣听之万一，只取事之切于今日者，列为二事以言之，一曰简卒，二曰理财。简卒之说，复有三焉，一曰取人材，二曰募愿为，三曰括驱丁。理财之说，复有二焉，一曰纳官从便，二曰和买可罢。臣请言简兵之说。臣去岁在乡里，见其简卒之时，不以人材优劣为等差，而以物力多寡为次第，故所得富民之子弟。他们生长在衣食丰裕之中，居则役使仆隶，行则驾驭坚肥之马，未曾谙习天下劳苦之事，让他们背负斗区之重，徒步数十里，就疲惫且颠倒了。何况能披坚执锐，作为我军的前行而迎战呢？仓卒之际，非徒无益，适足为我军之累，不若无之之为愈也。为今之计，莫若行三说以简卒，则庶乎其可用矣。何谓取人材？大概十人所聚，必有为之雄者，在千万亦然，如总州县之丁男，不必以物力多寡为先后，只求躯干勇壮，则所得皆能战之人矣。何谓募愿为？大概天下之民，虚为游手不业者甚众，平日无事，则使气以侮人，无赖而犯法，其中或有果敢勇健，奋不顾身，良民所不及者，如钧金束帛之赏，募之为兵，则所得皆乐战之人矣。何谓括驱丁？大概天下之奴隶，自幼及壮，备尝勤劳艰苦之事，其筋体气力之所服习，驰走负任之所惯狃，岂常人之所能及哉？如简其人材之胜甲胃者，免当房之贱，籍之为兵，则所得皆能战之人，且有乐战之心矣。简卒如是，则与夫富民之子弟，亻孱弱而不能战、忄匡怯而不乐战者，相去岂不远哉？臣请言理财之说。臣切见数年前北边有事之时，天下钱钞遏塞不通，交钞库不胜换易之多，乃逻卒持挺力与胜之。当是时，小民有懋迁之艰，商旅有不行之病。比年以来，渐无此弊者，但以多取故也。今以南鄙军兴，支给浩繁，户部乃日增印钞之数，以救目前之急，然所出者方来而无穷，所入者虽增而有限，以有限而待无穷，则钞有时而不通矣。为今之计”

译没有比实行两种说法来治理财政更能使事情没有阻滞的了。什么叫“纳官从便”？国家担心纸币不能流通，不如铜钱那样方便，所以官府征收的赋税，都要求缴纳纸币，这方法本来很好，但如果限定官职等级，拘泥于缴纳比例，那么所收的纸币就太少了。已经收取了大半的纸币，而我仍然说少，确实是担心日后支出的纸币太多。如果让所有上缴官府的数额，银、钞、钱三者任凭百姓方便选择，或者全部用银、钞缴纳的也听任他们，这样，三者的价格就会经常平衡而不偏颇，纸币法就能流通了。况且以目前银价来看，不如铜钱、纸币，每两大约值二三百文铜钱，如果缴纳听从百姓方便，那么缴纳银两的人就多，而银价与铜钱、纸币的价格也就恰好平衡了。这是征收的方法。知道怎么征收了，那么支出的方法，又不可以不知道。我深切看到国家向百姓征收，有叫“和买”的，有叫“和雇”的，只是喜爱它们好听的名义而不补救其实际的利害。大凡和雇、和买对国有损害，对民无补益，正好成为吏卒牟利的工具。而且科派征收的期限正急，州县官员在仓促之间用鞭打拷打来逼迫，小百姓奔走服从命令都来不及，所以出数倍的价钱来应付上面的要求，心里惶恐，只以不得罪州县官员为幸。国家怜悯小百姓办理这些事务如此辛劳，所以出钱来补偿他们，本意固然好。奈何州县官员中精明干练的少，胥吏、乡里正、主首之类的人，趁机作奸犯科，官府给的补偿钱到达百姓手中的十成中才两三成，这就是国家有费损的实际，百姓没有受益的利益。为现在的计策，不如废除和雇、和买的虚名，凡是有科派征收，一律查验贫富多寡的数目来平均摊派，百姓不必出钱来补偿，国家正值事务繁忙的时候，即使按户按口征收也不算过分，何必取用国库中不够支出的财物，想要增加应当纳税的百姓的利益来求得和雇、和买的名义呢？况且以括马这件事来说，前年向百姓征取马匹，已经商议给钱，今年征括的马，如果又补偿，那么所费就不计其数了。况且养马的都是有余力的家庭，等到南方平定之后再补偿，也不晚。至于边疆攻守的策略，兵家奇正的方法，固然不是我愚钝的臣子所能认识的。虽然如此，我深切推测宋人做这种没有名义的举动，上面没有奇谋秘策可以动摇中原，只是听信了逃亡者的话，以为他们的军队早上出发，我们的百姓晚上就会响应。然而交战以来，所经过的地方都失败受挫，我们百姓的心安然不动，那么狂狡的素来计谋已经失败了。如果在秋高马肥之后，击鼓进军，那么淮南就可以轻易平定了。虽然如此，我私下有过度担忧的考虑，国家的忧虑，不在于没有得到淮南之前，而在于得到淮南之后。为什么呢？因为得到淮南，那么长江南北都成为战场，进而互相在舟船之间争夺利益，我们强劲的弓箭手不能环绕敌人发射，飞驰的骑兵不能望风奔驰。在这个时候，宋人扼守长江屯兵，在淮河潜伏军队，来切断我们军队的粮道，或者决水来淹没淮南的土地，那么我们军队应当如何支援？如果他们的计谋不出于此，那么固然好；如果能使出这种计谋，圣明的君主怎么能不和两三个大臣预先谋划呢？虽然临敌制宜，千变万化，然而像我所说的，上面应当先有成算。我愚昧狂妄不识国家的大计，冒昧陈述，不胜恐惧等待治罪之至。

译当时每逢集会，按日课读《平宋事迹》中分类编纂的若干篇章，其中谋划的几件显要大事，大多归于贾、杨二人。安藏心中不服，甚至有所议论。鹿庵先生缓缓对他说：“不必如此，将来修撰正史，哪里会收录这些？删繁就简，不得不这样。”安公脸色这才平和下来。我且领会到把握要旨是有方法的。

在《僧花光梅》后题跋说：“蜀地僧人超然，字仲仁，居住在衡阳花光山。躲避靖康之乱，迁居江南柯山，与参政陈简斋相邻而居。山谷所说的‘研墨作梅，超凡入圣，理当冠绝四海而名垂后世’，曾有过‘移船来近花光住，写尽南枝与北枝’的诗句，他那种半度境界可以想见了。云梦赵复题诗说：‘如同王、谢子弟，倒冠落佩，举止倾斜，自有一种风味。’这大概是前金高丞相家藏的。旧有四幅：《暗香》、《疏影》、《溪雪》、《春风》，如今丢失了《溪雪》，被宋子玉收藏。”

古代妇女没有谥号，即使是后妃那样尊贵，也只跟随她们的姓氏。到了东汉显宗时期，才开始给阴后加上谥号，从此遵循成为定制。

宋相李〇《春日五堂即事》中有诗句：“一院有花春书永，四方无事简书稀。”我的《夏日玉堂即事》也有两首绝句：“阴阴槐幄幂闲庭，静似蓝田县事厅。细草近缘春雨过，映阶侵户一时青。”“日长上直玉堂庐，思入闲云待卷舒。重为明时难再遇，等闲羞老蠹鱼书。”

《颁高丽历日诏》中说，“只有历象日月星辰，才能成就岁数。从侯甸男邦到采卫，都要想要统一文字”，这是高公学士的辞章。

古墓中玉器有血渍的，大概是尸体用水银烹煮，其血能够浸渍。尸体浸染的，大概是尸体的膏油所浸染。玉器用手擦拭光亮，衬托出白色晕圈的，就是尸沁。

●卷二

鉴赏古玉器应当分辨刀刻和碾刻，刀刻为上品，与碾刻相差甚远。丞相史公曾收藏太康墓中的玉环，名叫“泥湫龙”，是昆吾刻制的。

唐代李廷圭的制墨方法。商台符曾说：“以前抄录合万户用的聚星玉版研磨李廷圭墨，求木庵书写。研磨时被墨所画，木庵急忙制止说：‘使用李氏墨有方法，如果用一分墨，先用水按分数浸泡一宿，然后研磨，才不伤砚台。’论及砚台，先看其石性的粗细枯润，不一定必须有眼。那种细腻润泽，看去有紫色光芒且不拒笔的，就是端砚中的佳品。”

鉴赏画作应当先看其气，其次看神，而画笔技巧又次之。用漆点睛、朱砂红、石绿的，都是唐画。我曾经观看阎立本的《老子西升》就是这样。

许鲁斋说：“古人看《汉书》都有传授。不然，有难以理解的地方。”难道是指《律历》、《天文》吗？

太康冢，有人说汉代梁孝王墓，有人说晋代何曾墓，以地理物色考证，恐怕都不是。我以前与吴教授在真定相会，谈及此事。吴说：“这是晋代司马文王的陵墓。”我说：“有什么依据？”吴说：“以前住在太康时，冢前有庙叫晋文王祠，连田夫野老都称他为文王。等到发掘出龟璧，都刻有南征并寿的字样，以史书考证，文王南征多次。”难道是这样吗？

鹿庵先生说：“前汉列传有多少好榜样，在后面插上一段铭词，篇篇都是碑表墓志，作者看这些就够了，不必另求。”曹南湖也曾说过作铭辞的法度，说如果一个人有几件好事，选取重要的论述。等到详细考察《史汉论赞》，其源头大概出于此。

苏轼的诗即使是二十字的，都有极大的议论。

欧阳修的文章尊崇经典崇尚体制，在中和中体现精神。

鹿庵说：“文章以自得而不蹈袭前人一言为贵，说取其意而不取其辞，恐怕终究是追随他人的足迹，都不如孟子一字都保存经世大法，其言辞庄重而有精彩。”

南湖又说：“不庄重无以雄辩，不骚雅无以清气。”

我曾经向先生询问匡衡的相业。先生说：“你认为怎么样？”我说：“学术有余，而忠直不足。”先生点头表示赞同。

地震说。《周语》伯阳父说：“阳气伏藏而不能出，阴气逼迫而不能入，于是发生地震。”孔晁说：“阳气伏在阴下，被阴气逼迫，所以不能上升，以至于震动。因为地道安静，反而震动就是异常。”又，《灵台秘苑》说：“地本于阴而生万物，其形体极厚而德行极静，安定而不运动。如果忽然震动，这叫臣强，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入，阴气有余。如果外戚擅权，后妃专政，那么土地就会发生变异；小人被任用，下面有阴谋，以及百姓骚动，就会发生地震，其分野多兵荒饥馑。如果震动在宗庙宫庭，或者震动不停止，国有叛臣，谗佞并进，大臣频繁变动，诛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