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李屏山《释迦赞》盖出王勃《成道记》，李但约散文而为韵语耳。其《达摩赞》曰：“栉枥者，称杖也。”
遗山《新渠记》有云：“水至平而善利物。今以至平而为不平，不争而为必争，虽有万折必东之心，终有七遇皆北之势。”
佛书曰：“狮子吼者，言说法与无畏也；四万八千，言大数也。”
尝读后宋布衣徐理所进《律鉴书》，其序云：律者以实统虚者也。何谓虚？气与声也。气之在天地间或聚或散，声之无色无形，故气成于管，声成于乐。首取司马迁法度，又说班固所作《律志》，全取对韵说，期于必中选也。”
鹿庵先生说：“为学务要精熟，当熔成汁，泻成锭，团成块，按成饼。”恽以为作文字尤当如是。又云：“东坡草字，为写时肘著纸上，故笔转处多不圆。草书体贵轻，笔当持重；楷书笔贵精谨，而体尚宽绰。”
又说：“颜子寿夭，不当只去颜子身上论他。自尧、舜已降，皋、夔、稷、契、周、孔，和气所生者多矣。至于颜子，命数偶夭，亦不足怪。譬如人家昆仲五人，有三个贤的，必有两个不肖的。”
郭若思说：“天之分界，南至临海郡，北至铁勒部，日去地八万里，交趾国日中人影在南。”
王黄华《西京留守厅题名记》说：“赵武灵王既破林胡，始城云中。秦绍汉袭，其名不改。元魏之兴也，为京师焉，西际大河，东连上谷，南扼中山，北控五原，广袤千余里，规以为甸服。逮辽德于晋，晋割山前代北十有六州以赂之。辽即魏之故基改位为宫阙，是曰西京。”
《六典》云：“父之姊妹，其侄称之曰女伯、女叔。”
《唐卢坦传》：“旧制，官、阶、勋俱三品始听设戟，后虽转四品，非贬削者戟不夺。自贞元已来，京师立戟者才十八家。”
唐《陆贽传》云：“人君合德于天曰‘皇’，合于地曰‘帝’，合于人曰‘王’，父天地以养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称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后世皆称之。君始有圣刘、天元之号，故人主重轻，不在称谓，视其德何如尔。”
宋宏道说：”其舅刘景元先生善记。一日，友人与游市，取染工《历令》读数面试之，一览背诵，不一字差。又徒单侍讲与孟解元驾之亦善诵记，取新刻《稼轩乐府》吴子音《前序》，一阅即诵，亦一字不遗。”
详定官张孝纯说：“一士人候某官疾，既去，遗一稿于坐。视之，盖预作祭文也。一日，又问一病友。友曰：‘且休放入，待探怀无祭文相见。’闻者大笑。”
米先生《端州斧柯山石说》：“端州石出高要县斧柯山，山前临大溪。其绝顶，匠者于此凿石，岁久乃成洞穴。今已极深邃，洞中常有水，至春、冬水涸采石，中阴黑无所睹，但以手扪石，随大小取之。凡石理之精粗，即良工往洞中，且不能别，至于瑕玷璺脉，须出洞乃可识，故有累日月而不得一佳者。大抵以石中有眼者为最贵，世谓之瞿▯鹆眼。盖石文精美，如木之有节也，不知者反以为石病。吁！可痛哉！凡取石有四，曰上岩、下岩、西坑、后历，上岩之石最精，下岩次之。唯上岩之石乃有眼，眼之美者，皆绿、黄二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八九重。其状皆圆，以色鲜美重数而圆正者为上。其大者尤为希有，绝大者乃如弹丸，有布列砚中或如北斗、或如五星心房之形者，价不减数万，其生于墨池之外，谓之高眼，其内者为低眼。曰高眼者，以其不为墨所渍掩，常可睹于前也；无眼者，虽资质甚美，不出千钱。石之品有数种，其色正紫而微有青润无芒，叩之无声，此近水者也；其色微紫而不深重，近日视之，略似有芒，叩之有声，此岩壁之石。二者最为发墨，乃石至精者。其次青紫参半，或紫而近赤，或青多紫少，皆石之下也。端入为砚，凡色之不佳者，须用佛桑花染渍之，初亦可爱，经水即如故。
译李屏山的《释迦赞》大概出自王勃的《成道记》，李屏山只是将散文精简改写成了韵文罢了。他的《达摩赞》中说：“栉枥，指的是称杖。”
元好问的《新渠记》中有这样的话：“水到了最平的状态就善于滋养万物。如今用至平的水却做出了不平的事，本不争却一定要争，虽然有着万折必向东流的心志，最终却呈现出七次相遇都向北流的态势。”
佛经说：“狮子吼，是说说法与无畏；四万八千，是说大数。”
我曾经读过后宋布衣徐理所进献的《律鉴书》，它的序言说：“律是用实在的事物来统领虚无的东西。什么叫虚无？就是气与声。气在天地间有时聚集有时消散，声音没有颜色没有形状，所以气形成于管乐器，声音形成于音乐。首先取法司马迁的法度，又论述班固所作的《律志》，完全采用对韵的说法，期望必定能中选。”
鹿庵先生说：“做学问务必要求精熟，应当像熔化金属成为汁液，浇铸成锭，团成块，按成饼一样。”恽认为写文章尤其应当如此。又说：“苏东坡的草书，因为写字时肘部贴在纸上，所以笔锋转折处大多不圆润。草书的体势贵在轻灵，笔法应当持重；楷书的笔法贵在精谨，而体势崇尚宽绰。”
又说：“颜回寿命的长短，不应当只在颜回身上去评判他。自从尧、舜以来，皋陶、夔、稷、契、周公、孔子，由和气所生的人很多。至于颜回，命运偶然早逝，也不足为怪。譬如人家兄弟五人，有三个贤能的，必定有两个不肖的。”
郭若思说：“天的分界，南到临海郡，北到铁勒部，太阳距离地面八万里，交趾国正午时人的影子在南边。”
王黄华的《西京留守厅题名记》说：“赵武灵王攻破林胡后，开始修筑云中城。秦朝继承，汉朝沿袭，它的名字没有改变。北魏兴起时，把它作为京师，西面濒临黄河，东面连接上谷，南面扼守中山，北面控制五原，方圆一千多里，规划为甸服。等到辽朝施恩于后晋，后晋割让山前代北十六州来贿赂它。辽朝就在北魏的旧基址上改设为宫阙，这就是西京。”
《六典》说：“父亲的姐妹，她的侄子称她为女伯、女叔。”
《唐卢坦传》：“旧制，官职、阶位、勋爵都是三品才允许设置戟，后来虽然转为四品，只要不是被贬削的，戟就不被剥夺。自从贞元年间以来，京城里立戟的才十八家。”
唐《陆贽传》说：“人君与天合德称为‘皇’，与地合德称为‘帝’，与人合德称为‘王’，像天地一样养育人民、治理万物得其宜的称为‘天子’，这些都是大名。夏商周三代以上，所称呼的名号象征其德行，不敢有所增加。到了秦朝才兼称为‘皇帝’，流传到后世都这样称呼。君主开始有圣刘、天元这样的称号，所以人主的尊贵或轻贱，不在于称谓，要看他的德行如何罢了。”
宋宏道说：“我的舅舅刘景元先生善于记忆。一天，朋友和他一起逛集市，拿来染工的《历令》读了几遍当面测试他，他看一遍就能背诵，没有一个字差错。又有一个叫徒单的侍讲和孟解元驾之也善于诵记，拿来新刻的《稼轩乐府》吴子音的《前序》，看一遍就能背诵，也是一个字不遗漏。”
详定官张孝纯说：“一个士人探望某位官员的病，离开后，在座位上留下了一篇文章。一看，原来是预先写好的祭文。一天，他又去探望一位生病的朋友。朋友说：‘暂且不要进去，等到探明怀里没有祭文再相见。’听到的人大笑。”
米先生的《端州斧柯山石说》：“端州的石头出产于高要县的斧柯山，山前面临大溪。那山顶，工匠在这里凿石，时间久了就形成了洞穴。现在已经非常深邃，洞中常有水，到了春、冬水干涸时采石，里面阴暗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用手抚摸石头，随大小取之。凡是石纹的精粗，即使是良工进入洞中，也不能辨别，至于瑕疵裂纹，必须出洞才能识别，所以有耗费数月却得不到一块好石头的情况。大致来说，石中有眼的最为珍贵，世人称之为瞿鹆眼。大概是石纹精美，像树木有节疤一样，不知道的人反而认为是石头的毛病。唉！可悲啊！凡是取石有四个地方，叫上岩、下岩、西坑、后历，上岩的石头最精，下岩的次之。只有上岩的石头才有眼，眼的美的，都是绿、黄两色相重，多的从外到心，共有八九层。它们的形状都是圆的，以颜色鲜美、层数多且圆正的为上品。其中大的尤为稀有，极大的像弹丸，有散布在砚中像北斗、或像五星心房的形状，价格不低于数万，那些生长在墨池之外的，称为高眼，里面的称为低眼。叫高眼的，是因为它不被墨汁浸染掩盖，常常可以在前面看到；没有眼的，即使资质很美，也不超过千钱。石头的品种有几种，颜色正紫而微微有青润没有锋芒，敲击没有声音，这是靠近水的石头；颜色微紫而不深重，近日看它，略微像有锋芒，敲击有声音，这是岩壁的石头。这两种最发墨，是石头中最精的。其次青紫参半，或者紫而近赤，或者青多紫少，都是下等的石头。端石做成砚台，凡是颜色不好的，必须用佛桑花染渍，起初也很可爱，经过水一洗就恢复原状。”
又，山有自然团子，或云：‘剖其璞而得焉，谓之子石。’又谓：‘石之有金线者为美，此正其病也，端人亦不取’云。唯材之大者尤为难得，每购求方六七寸而亡病脉者固亦少矣。比岁所贡方砚者五，皆以尺为准，然止于岩石之中品，或眼工人辄錾去之，恐异日复求，不可必致也。”
译另外，山中有天然形成的团状石料，有人说：“剖开其原石璞玉而得到它，称之为子石。”又有人说：“石料中有金线纹路的为美，这恰恰是它的毛病，正直的人也不选取。”只有体积大的材料尤为难得，每次求购方圆六七寸且没有病脉瑕疵的，本来就很少了。近年所进贡的方形砚台有五个，都以一尺为标准，但只是岩石中的中等品质，有的工匠便将其凿去，恐怕日后再次寻求，不一定能再得到。
《太常新乐祭祖宗于藩邸文》（时开邸岭上），其辞曰：“惟我烈祖，诞受上帝之命，肇造区夏。先皇帝嗣守大业，卒其伐功，图惟奉答神▯，光昭前烈，而祀典阙如。爰命多方，旁求先王之乐，八音遏逸，未溃于成。今予小子肃将天子之明命，俾殿南服，闻时《周礼》，将具于我鲁邦，钦命攸司，是征是举。匪攸敢私闻，庶用毕我先志，以对天之休，神其格思。”（翰林学士徐威卿先生辞也，官至集贤院大学士）
《金登科记序》：“道散而有《六经》，《六经》散而有子史。子史之是非，取证于《六经》；《六经》之折衷，必本诸道。道也者，适治之路，天下之理具焉，二帝三王所传是已。三代而上，道见于事业，而不在于文章；三代而下，道寓于文章，而不纯于事业。故乡举里选，取人之事业也；射策较艺，取人之文章也。两汉以经术取士，六朝以荐举得人，莫不稽举于经传子史焉。隋合南北，始有科举，自是盛于唐，增光于宋。迄于金，又合辽、宋之法而润色之，卒不以《六艺》为致治之成法。进士之目名以乡贡、进士者，本周之乡举之遗意也；试之以赋义、策论者，本汉射策之遗法也。金天会改元，始设科举，有词赋，有经义，有同进士，有同《三传》，有同学究，凡五等。词赋于东、西两京，或蔚、朔、平、显等州，或凉庭试，试期不限定月日，试处亦不限定州府。词赋之初，以经传子史内出题，次又令逐年改一经，亦许注内，出题以《书》、《诗》、《易》、《礼》、《春秋》为次，盖循辽旧也。至天眷三年，浙津府试。迨及海陵天德三年，亲试于上京。贞元二年，迁都于燕，自后止试于浙津府，收辽、宋之后，正隆二年，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明昌二年，改令群经子史内出题，仍与本传。此词赋之大略也。经义之初，诏试真定府，所放号七十二贤榜。迨及蔚州、浙津，令《易》、《书》、《诗》、《礼》、《春秋》专治一经内出题，盖循宋旧也。天德三年，罢去经义及诸科，止以词赋取人。明昌初，诏复兴经义。此经义之大略也。天眷二年，令大河已南，别开举场，谓之南选。贞元二年，迁都于燕，遂合南北通试于燕。正隆二年，令每二年一次开辟，立定程限月日，更不择日，以定为例。府试初分六路，次九路，后十路。此限定月日分格也。天德二年，诏举人乡、府、省、御四试中第。明昌三年，罢去御试，止三试中第。府试五人取名合试，依大定间例，不过五百人。后以举人渐多，会试四人取一名，得者常不下八九百人，乡试取奏旨。此限定场数、人数格也。自天眷二年，浙津放第于广阳门西一僧寺门上唱名；至迁都后，命宣阳门上唱名，后为定例。此唱名之格也。明昌初，五举终场人直赴御试，不中者别作恩榜，赐同进士出身；会元御试不中者，令榜末安插；府元被黜者，许来举直赴部。初，贞▯三年，终场人年五十以上者，便行该恩。此该恩之格也。大定三年，孟宗献四元登第，特受奉直大夫，第二、第三人授儒林郎，余皆从仕郎，后不得为例。明昌间，以及第者多，第一甲取五六人，状元授一十一官，第二、第三授九官，余皆受三官。此又授官之法也。进士第一任丞簿军防判，第二任县令。此除受之格也。近披阅《金国登科》，显官升相位及名卿士大夫，间见迭出，代不乏人，所以翼赞百年。如大定、明昌五十余载，朝野闲暇，时和岁丰，则辅相佐佑，所益居多，科举亦无负于国家矣。是知科举岂徒习其言说，诵其句读，ゼ章绘句而已哉？篆刻雕虫而已哉？固将率性修道之人文，化成天下，上则安富尊荣，下则孝悌忠信，而建万世之长策。科举之功，不其大乎？国家所以稽古重道者，以《六经》载道，所以重科举也；后世所以重科举者，以维持《六经》，能传帝王之道也。科举之功，不其大乎？庚子岁季秋朔日，东原李世弼序。”
唐人《黄金台诗》：“燕昭北筑黄金台，
译《太常新乐祭祖宗于藩邸文》（当时在开邸岭上），其辞说：“只有我们伟大的祖先，承受上天的命令，开创华夏基业。先帝继承守成大业，最终完成功业，谋划如何报答神灵，发扬光大的前代功业，然而祭祀的典章却有所缺失。于是广泛命令各方，遍求先王的音乐，八音和谐，未能完全成就。如今我小子恭敬地奉行天子的明命，使我在南方服役，听闻当时的《周礼》，将在我们鲁国完备地施行，恭敬地命令有关部门，征召并举用人才。不敢私自听闻，希望用来完成我先人的志向，以回应上天的美善，神灵啊，请降临吧。”（这是翰林学士徐威卿先生的辞赋，官至集贤院大学士）
《金登科记序》说：“道分散而有了《六经》，《六经》分散而有了诸子史书。诸子史书的对错，以《六经》为证据；《六经》的折中判断，必定以道为本。所谓道，是通往治世的路径，天下的道理都具备其中，二帝三王所传承的就是这个。三代以上，道体现在事业中，而不在于文章；三代以下，道寄托在文章中，而不纯粹体现在事业中。所以乡举里选，是选取人的事业；射策较艺，是选取人的文章。两汉以经术选拔士人，六朝以荐举得到人才，无不依据经传子史来选拔。隋朝统一南北，才开始有科举，从此在唐朝兴盛，在宋朝更加光大。到了金朝，又合并辽、宋的制度并加以润色，最终不把《六艺》作为治理天下的固定方法。进士的名目称为乡贡、进士的，本是周代乡举的遗意；用赋义、策论来考试的，本是汉代射策的遗法。金朝天会改元，开始设立科举，有词赋，有经义，有同进士，有同《三传》，有同学究，共五等。词赋在东、西两京，或者蔚、朔、平、显等州，或者凉庭考试，考试时间不限制月份日期，考试地点也不限制州府。词赋之初，以经传子史中出题，后来又命令逐年改考一经，也允许在注疏中出题，出题以《书》、《诗》、《易》、《礼》、《春秋》为顺序，大概是遵循辽朝的旧制。到天眷三年，在浙津府考试。等到海陵王天德三年，在上京亲自考试。贞元二年，迁都到燕京，此后只在浙津府考试，收复辽、宋之后，正隆二年，以《五经》、《三史》正文中出题。明昌二年，改令在群经子史中出题，仍与本传一起。这是词赋的大致情况。经义之初，诏令在真定府考试，所录取的称为七十二贤榜。等到在蔚州、浙津，命令《易》、《书》、《诗》、《礼》、《春秋》专治一经中出题，大概是遵循宋朝的旧制。天德三年，罢去经义及诸科，只以词赋选拔人才。明昌初年，诏令复兴经义。这是经义的大致情况。天眷二年，命令大河以南，另开举场，称为南选。贞元二年，迁都到燕京，于是合并南北在燕京通试。正隆二年，命令每两年一次开辟，确立规定的期限月份日期，不再选择吉日，以定为惯例。府试起初分六路，后来九路，最后十路。这是限定月份日期分格的制度。天德二年，诏令举人乡、府、省、御四试中第。明昌三年，罢去御试，只三试中第。府试五人取名合试，依照大定年间的例子，不超过五百人。后来因为举人逐渐增多，会试四人取一名，录取者常不下八九百人，乡试取奏旨。这是限定场数、人数的制度。从天眷二年，浙津放第在广阳门西一僧寺门上唱名；到迁都后，命令在宣阳门上唱名，后来成为定例。这是唱名的制度。明昌初年，五举终场人直接赴御试，不中的另作恩榜，赐同进士出身；会元御试不中的，令在榜末安插；府元被黜的，允许来举直接赴部。起初，贞〇三年，终场人年五十以上的，便行该恩。这是该恩的制度。大定三年，孟宗献四元登第，特受奉直大夫，第二、第三人授儒林郎，其余皆从仕郎，后来不得为例。明昌年间，因为及第者多，第一甲取五六人，状元授一十一官，第二、第三授九官，其余皆受三官。这是授官的方法。进士第一任丞簿军防判，第二任县令。这是除授的制度。近来披阅《金国登科》，显官升相位及名卿士大夫，间见迭出，代不乏人，所以辅佐赞襄百年。如大定、明昌五十余载，朝野闲暇，时和岁丰，那么辅相佐佑，所益居多，科举也无负于国家了。由此可知科举岂止是学习其言说，诵读其句读，ゼ章绘句而已哉？篆刻雕虫而已哉？固将率性修道之人文，化成天下，上则安富尊荣，下则孝悌忠信，而建万世之长策。科举之功，不其大乎？国家所以稽古重道者，以《六经》载道，所以重科举也；后世所以重科举者，以维持《六经》，能传帝王之道也。科举之功，不其大乎？庚子岁季秋朔日，东原李世弼序。”
唐人《黄金台诗》：“燕昭北筑黄金台，
四方豪俊乘风来。秦家烧书杀儒客，肘腋之间千里隔。去年八月幽州道，昭王墓前哭秋草。今年五月咸阳关，秦家城外悲河山。河上关头车马路，残日青烟五陵树。”图克坦▯轩云：“此诗议论深长，甚可学也。”
译四方的豪杰趁着时势纷纷而来。秦朝焚书坑儒，使得近在肘腋之间却如千里阻隔。去年八月在幽州道上，我在昭王墓前对着秋草痛哭。今年五月在咸阳关，我在秦朝故都城外对着山河悲叹。河上关头的车马道路上，残阳映照，青烟缭绕，五陵的树木萧瑟。图克坦轩说：“这首诗议论深刻悠长，很值得学习。”
皇甫▯《编年纪传论》：“古史编年，至汉司马迁始更其制而为纪传相承。且编年之作，岂非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者哉？司马氏作《纪》，以项羽承秦，以吕后接之，亦以历年不可中废故也。”
均输法起桑宏羊，谓市井百货皆输官坊，商贾不复贸易。
唐礼部员外郎为瑞锦窠，员外厅前有大石，碎诸州废印于上。又掌图写祥瑞。令狐楚元和初任此员外郎，尝有诗曰“移石几回敲废印，开箱何处送新图”是也。《退朝录》。
疏广云：“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富者众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待君子以诚，治小人以术，反是为不仁不智矣。”
东铭：“侣乎兼爱，其实理一而分殊。”
汉制，州郡佐史自长史以下，皆太守、刺史自辟。如杜高则杨震所辟，李膺则胡广所辟。
唐制，采访节度官屑，自判官已下，得自辟举。未报则称摄，已命则同正。如杜甫则严武所辟，韩愈则董晋所辟。
三司使，谓盐铁、度支、置制条例司。
欧参政云：“天下之事，惟宰相得行，惟台谏得盲。”
汉时，长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
长城始筑，自赵简子，议者亘千，里人治一步，役三十。
秦制，商鞅佐秦，以为地利不尽，更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又以秦地旷而人寡，晋狭而人夥，诱三晋之人耕，而优其田宅，复及子孙。使秦人应敌于外，非农与战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为农，五十人习战，故兵强国富。
汉故事：汉兴七年，长乐宫成。诸侯朝毕，复置酒侍坐殿上，伏尊以卑次起上寿。故事，上寿《四会曲》，注言：“但有钟鼓无歌诗。”魏青龙二年，以古《置酒曲》代《四会曲》，又易古诗为羽觞行，用为上寿曲，施用最在前，《鹿鸣》以下十二曲，名食举乐，而《四会曲》遂废。
古者司会，今之尚书也。《周官司会》：“以参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岁会考岁成，以周知四国之治，以诏王及冢宰废置。”
“笮，复引一索，其名为笮，人悬半空，度彼绝壑。”此独孤及《招北客》辞也。
天子之门以通十二子，谓甲与子为支干之首，总而言之也。六壬，壬为水，其数皆六，如六丙、六丁之类。
百六之会，章会统元，汉以黄帝上元甲子为首。至太和元年，所积之数至百六十年为一厄也（《汉律历志》）。
高丽官制，其品从，论穿执伞有陪盖，为从伞也。金国初问宋索金文玉册，宋曾册为东怀国。
温公《通鉴》无高祖废孝惠，留侯招四皓从太子事。伊川《易传》取之者，善其智而能谏，以明纳约之义。温公去之者，为后世虑远矣。去取之意，两不相悖，学者当默识之。
杨龟山云：“箕子疑亦可死，而佯狂以避。盖以父师之义死之则伤勇矣。”
老、庄之学，衡麓胡先生云：“老、庄见周末文胜，人皆从事于仪物度数，不复以诚信为主，故欲扫除弊迹，以▯乎本真。而矫枉太过，立言有失，元虚幽眇，不切事情，遂使末流遗略礼法，忽弃实德，浮游波荡，其为世害，更甚于文灭质。”
汉开西域三十六国，后稍分至五十余国，皆在匈奴之西、乌孙国之南，远者万有二千余里，近者不下九千余里。
或问上蔡先生：“讲论经典，二三其说者，当何从？”谢答曰：“用得即是，验之于心而安，体之于身而可行，斯是矣。如求之或过于幽深，证之或出于穿凿，徒将破碎大体，不见圣贤之用心，宜无取焉。”
刘元城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
杨龟山语游执中云：“常以昼验之于妻子，以观其行之笃与否也。夜考之于梦寐，以卜其志之定与否也。”
伊川先生云：“读书当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见矣。”
译皇甫〇在《编年纪传论》中说：“古代史书采用编年体，到了汉代司马迁才改变这种体例，创立了纪传体并使之相承。况且编年体的著作，难道不是将事件系于日，将日系于月，将月系于时，将时系于年吗？司马氏撰写《本纪》，让项羽承接秦朝，让吕后接续项羽，也是因为历年不可中断的缘故。”
均输法由桑弘羊创立，主张市场上的各种货物都输送到官府作坊，商人不再进行贸易。
唐代礼部员外郎的官署称为瑞锦窠，员外厅前有一块大石头，各州废弃的官印都在上面敲碎。该职还掌管绘制祥瑞图。令狐楚在元和初年担任此职，曾作诗说‘移石几回敲废印，开箱何处送新图’，说的就是这件事。出自《退朝录》。
疏广说：“贤能的人如果拥有太多财富，就会损害他的志向；愚笨的人如果拥有太多财富，就会增加他的过错。况且富有的人是众人怨恨的对象，我既然没有用来教育子孙的东西，就不想增加他们的过错从而招致怨恨。对待君子以真诚，治理小人以权术，反之就是不仁不智了。”
《东铭》说：“与兼爱为伴，其实理是统一的而分殊不同。”
汉代制度，州郡的佐史从长史以下，都由太守、刺史自行征辟。比如杜高就是杨震征辟的，李膺就是胡广征辟的。
唐代制度，采访使、节度使的属官，从判官以下，可以自行征辟举荐。未上报朝廷的称为‘摄’，已任命则同于正式官员。比如杜甫就是严武征辟的，韩愈就是董晋征辟的。
三司使，指盐铁、度支、置制条例司。
欧阳修说：“天下的事情，只有宰相能够推行，只有台谏能够直言。”
汉代时，长安向北七百里就是匈奴的地界。
长城开始修筑，从赵简子开始，议论者遍布千里，每人治理一步，役使三十人。
秦代制度，商鞅辅佐秦国，认为地利没有充分利用，便改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一百亩供给一个劳动力。又因为秦国地广人稀，晋国地狭人多，便诱使三晋之人来耕种，并优待他们的田宅，恩惠延及子孙。让秦人在外应对敌寇，不从事农耕和作战的人不得入仕。大抵一百人中五十人从事农耕，五十人习练战事，所以兵强国家富裕。
汉代旧例：汉朝建立七年，长乐宫建成。诸侯朝见完毕，又设酒宴侍坐殿上，按尊卑次序起身向皇帝祝寿。旧例，祝寿时演奏《四会曲》，注释说：“只有钟鼓没有歌诗。”魏国青龙二年，用古《置酒曲》代替《四会曲》，又将古诗改为《羽觞行》，用作祝寿曲，施用最为靠前，《鹿鸣》以下十二曲，名为食举乐，而《四会曲》于是废止。
古代的司会，就是现在的尚书。《周礼·司会》：“以参互考察每日的账目，以月要考察每月的账目，以岁会考察每年的账目，以此来周知四方的治理情况，以此诏告君王及冢宰决定废置。”
“笮，再引一根绳索，它的名字叫笮，人悬挂在半空，渡过那深绝的沟壑。”这是独孤及《招北客》辞中的话。
天子的门通向十二地支，是说甲与子作为天干地支的首位，总括而言。六壬，壬属水，其数都是六，如六丙、六丁之类。
百六之会，章会统元，汉代以黄帝上元甲子为首。到太和元年，所积累的年数达到一百六十年为一厄（出自《汉律历志》）。
高丽官制，其品级，论穿执伞有陪衬的伞盖，称为从伞。金国初年向宋朝索要金文玉册，宋朝曾册封为东怀国。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没有高祖废黜孝惠帝、留侯招引四皓跟随太子的事。伊川《易传》采纳此事，是赞赏其智慧并能进谏，以阐明纳约之义。司马光删去此事，是为后世深谋远虑。删去与采纳的用意，两者并不相悖，学者应当默默领会。
杨龟山说：“箕子怀疑也可以死节，却假装发疯来躲避。大概是因为以父师之义死节会伤害勇德。”
老、庄之学，衡麓胡先生说：“老、庄看到周末礼文盛行，人们都从事于仪节度数，不再以诚信为主，所以想要扫除弊迹，以回归本真。但矫枉过正，立言有失，玄虚幽眇，不切合实际，于是导致末流遗略礼法，忽弃实德，浮游波荡，其对世道的危害，更甚于文灭质。”
汉代开辟西域三十六国，后来逐渐分至五十余国，都在匈奴之西、乌孙国之南，远的有一万二千多里，近的不下九千多里。
有人问上蔡先生：“讲论经典，说法不一，应当听从哪个？”谢先生回答说：“用得上的就是对的，验证于心而心安，体现于身而可行，这就是对的。如果追求过于幽深，论证过于穿凿，只是徒然破碎大体，不见圣贤的用心，就不值得采纳了。”
刘元城说：“说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
杨龟山对游执中说：“常常在白天通过妻子儿女来验证，以观察其行为是否笃实。在夜晚通过梦寐来考察，以占卜其志向是否坚定。”
伊川先生说：“读书应当平正其心，平和其气，存留其疑，那么圣人的意见就显现了。”
东坡先生云：“圣人之言，当以数句成文而求其意。若学者率以一字为断，遇其不同，则异说生焉。”
译东坡先生说：“圣人的言论，应当以几句话构成文意来探求其含义。如果学者们一概以一个字作为断句依据，遇到字义不同的情况，就会产生不同的解说。”
朱文公语学者观书法云：“且当玩味大意，就自己分上著实体验，不须细碎计较一两字异同。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
东坡论老、庄之教：“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泛泛乎若萍游于江湖而适所值者，商鞅、韩非得其所以轻天下、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大抵于所厚者薄，则无所不薄，理势然也。”
陈履常云：“士大夫视天下不平之事，不当怀不平之意。平居愤愤，切齿扼腕，诚非为已，一旦当事而发之，如决江河，其可御耶？必有过甚覆溺之至，切为陈子之论，有《大学》‘有所忿▯则不得其正’之义，要当廓然大公，物来而顺应之。”
胡文定公曰：“有志于学者，当以圣人为则；有志于天下者，当以宰相自期。降此不足道矣。”
石徂徕曰：“士之积道德、富仁义于一身，盖假权位以布诸行事，利于天下也。岂有屑屑然谋夫衣食者欤？”
侯师圣曰：“事君者以行道为志，非为禄也，然亦有时而为贫。若专以禄为事，则厮役之志也。”
胡衡麓曰：“士之器大概有之：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富贵者，苟富贵而已，则亦无所不至矣，孔子所谓鄙夫之事。”
横渠曰：“德未成而先以功业为事，是代大匠斫，鲜不伤手也。”
尧夫诗曰：“慎勿轻言天下事，伊、周元不是庸人。”
陈述古曰：“大丈夫当容人，勿为人所容。”
伊川云：“别事人都强得，惟识量不可强。如邓艾位三公，年七十，处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动了。谢安当谢元破苻坚，对客围棋，报至不喜，及归折屐齿，强终不得。”又云：“尧、舜事业，亦只如太虚中一点浮云过目。”
胡文定公语杨训曰：“人家切不要事事足意，得常有些不足处便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有不好事出。亦体消长之理言也。”
青苗钱如今之预取麦钱也，假如即日麦价一贯，借与五百，将来征麦一石。
助役钱，国家遇有大役，均取钱于民，官为雇佣也。
“唐故事，奉使四夷，其印章曰‘大唐入某国之印。’”见《蜀王建世家》。
五代吴越贡赋，朝廷遣使，皆由淄、莱泛海，岁常漂没其使。
吴越王钱Α尝游衣锦军，作《还乡歌》，歌曰：“三节还乡兮挂锦衣，父老远来相追随。牛斗无孛人无欺，吴越一王驷马归。”
唐开元二年，制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为恒式。
汉制，由郎官而出宰百里，由郡守而入为三公。
汉少府，掌山海陂泽之税，以备天子私奉；大司农，掌国货，以供军国之需。
汉制，武帝北伐，乃置万骑太守，而马政兼于郡二千石。
崔浩考校汉元以来五星行度，并讥前吏之失，以示高允。允曰：“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东井，此乃历数之浅。今讥汉史而不觉此缪？”浩曰：“所缪云何？”允曰：“按《星传》，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其昏没于申南，而东井方出寅北，二星何因附日而行？史官欲神其事，不复推之于理。”后岁余，浩谓允曰：“前所论者，本不经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以前三月聚于东井，非十月也。”
颁高丽历曰：诏云：“惟历象日月星辰，乃能成岁；自侯甸男邦采卫，要欲同文。”直学士高鸣雄飞辞也。公，太原人，官至吏部尚书。（原缺二十八字）字同叟，淮南高邮之隐君子也。身（原缺四字）骨如削石，瞳子碧色有光，尝卖缯于市，遇华（原缺三字）从授炼丹铸剑长生之术，元翁名碧天，其师（原缺二宇）海蟾，海蟾之师曰吕洞宾，洞宾之师曰钟离权，（原缺三字）五世矣。
（原缺二字）云：“龙不识石，人不识风，鬼不识土，鱼不识水，（原缺五宇）先生云：
译朱熹对求学的人谈论书法时说：“应当先玩味其中的大意，就自己本分上切实体验，不必细碎地计较一两个字的不同。做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只是把放逸的心收回来罢了。”
苏轼评论老子、庄子的学说：“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泛泛地如同浮萍在江湖中漂流而偶然相遇，商鞅、韩非掌握了这种轻视天下、齐同万物的方法，因此敢于施行残忍而毫无疑虑。大凡对亲近的人尚且刻薄，那么就没有不刻薄的了，这是情理和势态必然如此。”
陈履常说：“士大夫看待天下不平的事，不应当怀着不平的意念。平时愤愤不平，切齿扼腕，确实不是为自己，一旦遇到事情而发作，就像决堤的江河，哪里能抵挡得住呢？必定会有过分而导致倾覆溺亡的后果，深切赞同陈子的议论，这有《大学》中‘有所忿怒就不得其正’的道理，应当心胸开阔公正，事物来了就顺应它。”
胡文定公说：“有志于做学问的人，应当以圣人为准则；有志于治理天下的人，应当以宰相来期许自己。低于这个标准就不值得说了。”
石徂徕说：“士人将道德积累、仁义充实于一身，大概是借助权位来施行于政事，以利天下。哪里会有琐碎地谋求衣食的人呢？”
侯师圣说：“侍奉君主的人以推行道义为志向，不是为了俸禄，然而有时也会因为贫穷而做官。如果专门以俸禄为追求，那就是奴仆的志向了。”
胡衡麓说：“士人的器量大概有几种：志在道德的人，功名不足以牵累他的心；志在功名的人，富贵不足以牵累他的心；志在富贵的人，只要得到富贵罢了，那么也就无所不为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鄙夫的事情。”
张载说：“德行没有成就却先以功业为事，这是代替高明的木匠砍木头，很少有不伤手的。”
邵雍诗说：“千万不要轻易谈论天下大事，伊尹、周公原本就不是平庸的人。”
陈述古说：“大丈夫应当宽容别人，不要被别人宽容。”
程颐说：“别的事情人都能勉强做到，只有见识和度量不能勉强。比如邓艾位至三公，年七十，处理得很好，等到因平定蜀国有功，就动摇了。谢安在谢玄击败苻坚时，对着客人下围棋，报告送到也不高兴，等到回去折断木屐齿，终究不能勉强。”又说：“尧、舜的事业，也不过像太虚中一点浮云掠过眼前。”
胡文定公对杨训说：“人家千万不要事事都称心如意，常常有些不足的地方才好；人家才事事称心如意，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出现。这也是体会消长之理而言的。”
青苗钱就像现在的预支麦钱一样，假如今天麦价一贯，借给五百，将来征收麦子一石。
助役钱，国家遇到大的劳役，平均向百姓收取钱款，由官府雇佣人役。
“唐朝旧例，出使四方少数民族地区，他们的印章叫‘大唐入某国之印’。”见于《蜀王建世家》。
五代吴越国的贡赋，朝廷派遣使者，都从淄州、莱州泛海，每年常常淹死使者。
吴越王钱镠曾经游览衣锦军，作《还乡歌》，歌词说：“三节还乡啊挂着锦衣，父老远来相追随。牛斗无孛人无欺，吴越一王驷马归。”
唐开元二年，规定选拔京官中有才识的人，任命为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绩的人，任命为京官。使内外任职经常均衡，永远作为固定制度。
汉朝制度，由郎官出来治理百里之地，由郡守进入朝廷担任三公。
汉朝少府，掌管山海陂泽的税收，以备天子私人奉养；大司农，掌管国家货财，以供军国需要。
汉朝制度，汉武帝北伐，于是设置万骑太守，而马政兼由郡二千石官员管理。
崔浩考校汉元年以来的五星运行度数，并讥讽前代史官的错误，给高允看。高允说：“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集在东井，这是历数的浅显知识。现在讥讽汉史却没有察觉这个错误？”崔浩说：“什么错误？”高允说：“按照《星传》，金星、水星常常依附太阳运行，冬十月太阳早晨在尾、箕宿，黄昏时没于申南，而东井刚出于寅北，二星怎么依附太阳运行？史官想要神化其事，不再推究其中的道理。”后来一年多，崔浩对高允说：“以前所论的，本来不经心，等到再考究，果然如你所说。以前三月聚集在东井，不是十月。”
颁布高丽历说：诏书说：“只有观测日月星辰，才能成就岁数；自从侯甸男邦采卫，想要统一文字。”直学士高鸣雄飞推辞了。公，太原人，官至吏部尚书。（原缺二十八字）字同叟，淮南高邮的隐君子。身体（原缺四字）骨如削石，瞳子碧色有光，曾经在集市卖缯，遇到华（原缺三字）传授炼丹铸剑长生之术，元翁名碧天，他的老师（原缺二字）海蟾，海蟾的老师叫吕洞宾，洞宾的老师叫钟离权，（原缺三字）五代了。
（原缺二字）说：“龙不识石，人不识风，鬼不识土，鱼不识水，（原缺五字）先生说：
（原缺三字）阳罗γ渡江。明年十二月，临安降。度宗二庶（原缺三字）陈宜中、文天祥，两淮张世杰拥入许浦江口，时（原缺五字）因改号景炎，凡十八月，十六年为帅臣张（原缺三字）战于崖山口，执文天祥至大都，囚之。上屡欲赦出相之，竟不从。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戮于燕南城柴市。
“《钱谱》，刘更生传。舜父盲，其母常鬻薪以自给。舜时粜米，返置钱于米囊中，以还其母，则重华之世钱已行矣，此唐代钱之验也。贾逵注：‘夏、商金币三等，钱为下等。’先儒所传有钱明矣。”梁大司马顾协所撰《践谱序》云。
汉尚书郎主作文书起草，月赐赤管一双。
●卷六
野合，女子七七四十九阴绝，男子八八六十四阳绝，过此为婚为野合。时叔梁纥过六十四，娶颜氏少女，故曰野合。
宋绍兴中，衍圣公渡江而东者，孔▯也。
蚕为龙之精。按：马质云：“禁原蚕。”注：“天文辰为马。”《蚕书》曰：“蚕为龙精，月值大火，则浴其种。”是蚕与马同气。李林甫《月令释》曰：“先蚕，天驷也。先蚕之神，或以为苑窳妇人、寓氏公主，或以为黄帝，或以为西陵氏，或以为天师，历论不一。然蚕为马首，其性喜温恶湿，其浴火月，而再养则伤马。”此固以马同出于天驷矣。然天驷可为蚕祖，而非先蚕者也。蚕，妇人之事。《史记》：“黄帝娶西陵氏，始蚕。”汉祀苑窳妇人、寓氏公主，此或有所传，然其祭祀坛，或少牢，或太牢，或一献，或三献，礼必皇后亲享北齐，使公卿祀之，非也。其曰龙精（见《荀子赋蚕》。此下当有脱文）。
开府仪同三司，谓置府辟吏，仪同三公也（唐制）。
感生帝。《唐王仲邱传》引郑元注云：“天之五帝递王，王者必感以兴。故夏之正月祭所生于郊，以其祖配之，固以祈谷。”感帝之祀，贞观用之矣。
庙制，古者天子七庙，虞至周不易之制也。七庙者各异庙，前庙后寝。汉自明帝，遵诏俭约，无起陵寝，藏衣裳于庙。魏立二庙，晋、宋、齐、隋及唐，皆同一庙而异寝。建庙及寝，庙所以象生之有朝，寝所以象生之有寝也。建之观门之内，不敢远其亲也；位之观门之左，不忍死其亲也。诸侯五庙，谓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五。郑氏曰：“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后，不为始封之君庙。”盖诸侯不敢祖天子，故王之子弟始为诸侯，不得立出王之庙。后世子孙祖其始封者，而其或有大功德，特命祀其祖先而庙可也，鲁有姜▯原、文王之庙，郑祖厉王是也。若王者之后，始封之君非有功德，不可为祖，则祖其先代之上也，宋祖帝乙是也。
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三。郑氏曰：“太祖是别子始爵者。虽非别子，始爵者亦然。”郑志《答赵商》谓：“《王制》：商制，故虽非诸侯之别子，亦得立太祖之庙。周制，别子为太祖，若非别子之后，虽为大夫，但立父、祖、曾三庙，随时而迁，不立始爵者为太祖也。”然《左氏》曰“大夫有二宗”，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则大夫有百世不迁之大宗，有五世则迁之小宗，是太祖之庙常不迁也。《祭法》曰：“大夫三庙，考与王考、皇考有庙，显考、祖考无庙。”
太祖正东向之位。刘歆曰：“孙居王父之处，以正昭穆（父以明察下曰昭，子以敬事上曰穆）。”则与祖相代，此迁庙之杀也。张纯曰：“父子不并坐，而孙从王父。”《决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者，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者，顺也。”杜佑曰：“太祖于室之中奥西壁下东面，太祖之子南面为昭次之，昭之北面相对为穆。”张纯曰：“元始中，▯礼父为昭，南面子为穆，北面相对为穆，父子不并坐也。”（又，《祭统》曰：“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
藏主。《开元礼元鉴》曰：“藏主合在何处。”按：《五经异义》
译（原缺三字）阳罗渡江。第二年十二月，临安投降。度宗的两个庶子（原缺三字）陈宜中、文天祥，以及两淮的张世杰拥立（皇帝）进入许浦江口，当时（原缺五字）因此改年号为景炎，共十八个月，十六年时，作为帅臣的张（原缺三字）在崖山口作战，抓获文天祥押送至大都，将他囚禁。皇上多次想要赦免他并任命他为宰相，他最终都不听从。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在燕南城柴市被杀。
“《钱谱》，由刘更生传述。舜的父亲眼盲，他的母亲常靠卖柴来维持生计。舜有时卖米，回来后将钱放在米袋中，还给母亲，这说明在重华（舜）的时代钱已经流通了，这是唐代钱币存在的证据。贾逵注释说：‘夏、商两代金币分为三等，钱属于下等。’先儒所传述的关于钱的记载是明确的。”这是梁朝大司马顾协所撰写的《践谱序》中的话。
汉朝的尚书郎主管起草文书，每月赏赐赤管笔一双。
●卷六
野合，女子四十九岁阴气断绝，男子六十四岁阳气断绝，超过这个年龄结婚称为野合。当时叔梁纥已过六十四岁，娶了颜家少女，所以称为野合。
宋朝绍兴年间，渡江向东的衍圣公，是孔〇。
蚕是龙的精气。按：马质说：“禁止养原蚕。”注释：“天文中的辰星对应马。”《蚕书》说：“蚕是龙的精气，月亮运行到大火星位时，就沐浴蚕种。”这说明蚕与马同气。李林甫《月令释》说：“先蚕，是天驷星。先蚕之神，有人认为是苑窳妇人、寓氏公主，有人认为是黄帝，有人认为是西陵氏，有人认为是天师，历代论述不一。然而蚕头像马首，其习性喜欢温暖厌恶潮湿，在火月沐浴，如果再次饲养就会伤害马。”这本来是将马与蚕同出于天驷星。然而天驷星可以作为蚕的祖先，而不是先蚕神。养蚕是妇女的事。《史记》记载：“黄帝娶西陵氏，开始养蚕。”汉朝祭祀苑窳妇人、寓氏公主，这或许有传承，然而其祭祀的坛，有时用少牢，有时用太牢，有时一献，有时三献，礼仪必定由皇后亲自享祭，北齐让公卿祭祀，是不对的。它说蚕是龙精（见《荀子·赋蚕》。此处以下应当有脱漏的文字）。
开府仪同三司，是指设置府署征辟官吏，仪制与三公相同（唐代制度）。
感生帝。《唐王仲邱传》引用郑玄注释说：“天上的五帝轮流称王，王者必定感应而生。所以夏朝的正月在郊外祭祀所感生的神，以其祖先配享，本来是为了祈求谷物丰收。”感生帝的祭祀，在贞观年间已经使用了。
宗庙制度，古代天子有七座宗庙，从虞代到周代是不变的制度。七座宗庙各自独立，前面是庙，后面是寝。汉朝自明帝起，遵循诏令崇尚节俭，不修建陵寝，将衣物藏在宗庙里。魏朝建立两座宗庙，晋、宋、齐、隋以及唐朝，都是同一座庙而不同的寝。建立庙和寝，庙是用来象征生前有朝堂，寝是用来象征生前有卧室。建在观门之内，不敢远离亲人；位在观门之左，不忍心将亲人视为死者。诸侯有五座宗庙，即两座昭庙、两座穆庙与太祖庙共五座。郑氏说：“太祖，是始封的君主。王者的后代，不为始封的君主立庙。”大概是因为诸侯不敢以天子为祖，所以王者的子弟刚开始成为诸侯时，不得设立出王之庙。后世的子孙以始封的君主为祖，如果其中有大的功德，特别命令祭祀其祖先而建立宗庙是可以的，鲁国有姜〇原、文王的庙，郑国以厉王为祖就是例子。如果是王者的后代，始封的君主没有功德，不可以作为祖，那么就以上代的上位者为祖，宋朝以帝乙为祖就是例子。
大夫有三座宗庙，一座昭庙、一座穆庙与太祖庙共三座。郑氏说：“太祖是别子开始获得爵位的人。虽然不是别子，开始获得爵位的人也是这样。”郑志《答赵商》说：“《王制》记载的是商朝的制度，所以虽然不是诸侯的别子，也可以建立太祖庙。周朝的制度，别子作为太祖，如果不是别子的后代，即使是大夫，也只建立父、祖、曾祖三座庙，随时迁移，不将始爵者作为太祖。”然而《左传》说“大夫有二宗”，荀卿说“大夫士有常宗”，那么大夫有百世不迁的大宗，有五世则迁的小宗，所以太祖庙常常不迁移。《祭法》说：“大夫三座庙，考（父）与王考（祖）、皇考（曾祖）有庙，显考（高祖）、祖考（高祖以上）无庙。”
太祖占据正东向的位置。刘歆说：“孙子占据祖父的位置，以端正昭穆次序（父亲以明察下位称为昭，儿子以敬事上位称为穆）。”那么与祖父相替代，这是迁移宗庙的减杀。张纯说：“父子不并坐，而孙子跟随祖父。”《决疑要注》说：“凡是昭穆，父亲南面，所以称为昭。昭，是明的意思。儿子北面，所以称为穆。穆，是顺的意思。”杜佑说：“太祖在室中的西北角西壁下东面坐，太祖的儿子南面坐为昭，其次，昭的北面相对坐为穆。”张纯说：“元始年间，〇礼父为昭，南面；子为穆，北面相对坐为穆，父子不并坐。”（又，《祭统》说：“昭穆，是用来区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的次序而没有混乱的。”）
藏主。《开元礼元鉴》说：“藏主应该放在何处。”按：《五经异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