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牖闲评卷六
宜。惟牢九乎？」初不知牢九是何物，后读苏东坡诗云：「岂惟牢九荐古味，要使眞一流天浆。」虽东坡殆亦未知牢九果何物耳【案：苏轼《游博罗香积寺》诗自注：「束晳《饼赋》：馒头、薄持、起搜、牢九。」而赋彚载《束晳饼赋》：「薄持」作「薄壮」，「起搜」作「起溲」，「牢九」作「牢丸」，殆传本各异，此条则仍轼注而载之】
译适宜。难道只有牢九吗？」起初不知道牢九是什么东西，后来读苏东坡的诗说：“岂惟牢九荐古味，要使眞一流天浆。”虽然苏东坡大概也不知道牢九究竟是什么东西【案：苏轼《游博罗香积寺》诗自注：“束晳《饼赋》：馒头、薄持、起搜、牢九。”而《赋彚》所载《束晳饼赋》：“薄持”作“薄壮”，“起搜”作“起溲”，“牢九”作“牢丸”，大概是传本各异，此条则仍依苏轼注而记载】
黍稻与麦不同。《苏东坡集》云：「黍稻之出穗也，必直而仰；其熟也，必曲而俯。麦则反是。」
博雅云荬□【音巨】也，非是。所谓荬者，即今之苦马，殆语讹耳。□则别是一种菜，世称为银条菜者是，与苦马絶不相类，岂博雅不详审而误以为一物耶？
缃素杂记》云：「芦菔，江东人谓之菘菜。芦菔乃是今之萝卜，与菘菜全不相类。江东人无缘以为一物，岂亦《缃素》不详审而强名之也？」
苏东坡一帖云：「予少嗜甘，日食蜜五合。尝谓以蜜煎糖而食之可也。」又曰：「吾好食姜蜜汤，甘芳滑辣，使人意快而神清。」其好食甜可知。至别子由诗云：「我欲自汝隂径上潼江，章想见冰盘中石蜜与糖霜。」嗜甘之性，至老而不衰。其见于篇章者如此。
字书酢乃醋字，世作酬酢之酢，非也。今按《匡谬正俗》注云：「酢菜，酢音仓故切。」东轩手抄云：「北方颇贵，土人以糖酢渍之。」又云：「儋耳食无果，面醤酢黄。」太史谢张泰伯惠黄雀鲊诗云：「蜀王煎藙法，醯以羊彘兔麦饼薄于纸，合酱和醎酢。」是皆作醋字用也。
游酢，酢字前辈，作醋字用。东轩手抄云：「酢藏不如蜜渍。」是已近，与一僧偶及此，云：「今游酢寺中最使得着，却是油醋也。」僧为大笑。
徽宗朝，蔡京诸公用事，四方馈遗，皆充牣其家，入上方者才十一。京家令防检，蜂儿见在数目，得三十七秤。王黼家，黄雀鲊自地至栋者，凡满三楹。事见《曲洧旧闻》。梁师成家，一日人惠牛酥一百觔。事见《漫録》。其奢纵如此，以是知前代有胡椒八百斛，如元载者，盖不足云也。汉承秦之后，卿大夫尚服皁衣，故张敞议云：“臣备皁衣二十余年。”谷永书云：“擢之皁衣之吏。”以见当时尚服皁衣也。然夏侯胜云：“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者。”盖汉时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绶，御史大夫银印青绶，此三公极崇之官。顔师古注，遂谓青紫为卿大夫之服。夫师古岂不知当时尚服皁衣，而未有青紫也？何缪误乃尔耶？
今之紫衫，下吏之服也。自南渡以前，士大夫燕服止是冠▯，惟下吏便于趋走，则服紫衫。既而金人南下，兵革扰攘，以冠带不甚轻便，士大夫亦尽服紫衫，且欲便事，不以为非也。迨绍兴末，有臣僚上言，今天下承平，而百官如扰攘时常服紫衫，不称。于是朝廷之上，郡县之间，悉改服凉衫，纯白之衣。未几，显仁升遐，亦其验已。又有臣僚上言，凉衫近丧服，不可用，仍合只用紫衫。故至今皆服而不疑。天下事固有循习之乆而不可改者，如本朝衣制，亦尝屡更矣。独恨前后臣僚既言紫衫、凉衫不可用，而略无一言，仍用冠带，坐使承平之风不复见于后世，岂不重可叹哉！
百余年前，士人乃服白襴袍，鐡裹带。有一士人，忽皁衫纱帽而出。或怒曰：「汝为举子，安得为此下人之服？」事见《画墁集》。是时未重衫带如此。
夫古之圣贤，其遗像见于后世者，不知几何人？然古人自有古人制度，岂可与今人相似？余尝见世之塑庙神，与夫画王者从官，形貌不问世之远近，其用幞头者，皆作横乌，乃今之服制，故未尝不掩口窃笑，以为循习之弊，一至于此也。
古者三军衣服上下皆如一，为之主者不可以自表暴，以防敌人之窥伺而已。尝笑王则之叛贝州也，在军中常裹花帽，人见其花帽皆知其是则也，至就擒，花帽终不去身，甚矣夫则之愚也。《苍梧先生杂志》云：「古者戎服上下一律，皆重赤，殆欲与殷轮衅鼓等色相乱，战阵之间不遽见伤残，以沮士气。」故《左氏传》有「均服振振」之语，此説良是也。国家自南渡前，天下军州戎服皆用绯，余尝亲见之。自绍兴末年，忽变为皁色，用墨汁染成，殊非古人之意，略无一人以为非，何哉？
本朝侍从以上得击红鞓带，自叶少蕴始也。国初未有系红鞓带者，滑州有贾魏公画像，其带只是黒鞓。曽见一士大夫云：「唐明皇画像在潞州，亦只是黒鞓。」▯至五代时，▯始尚红鞓者，想是时人主已用之，又未知果起于
译黍稻与麦子不同。《苏东坡集》说：“黍稻长出穗子时，必定笔直向上；成熟时，必定弯曲向下。麦子则相反。”
《博雅》说荬是□【音巨】，这是不对的。所说的荬，就是现在的苦马菜，大概是语音讹传罢了。□则是另一种菜，世人称为银条菜的，与苦马菜完全不像，难道《博雅》没有详细审察而误以为是一物吗？
《缃素杂记》说：“芦菔，江东人叫它菘菜。芦菔就是现在的萝卜，与菘菜完全不像。江东人没有理由把它们当作一物，难道也是《缃素》没有详细审察而强行命名的吗？”
苏东坡一封信中说：“我年少时嗜好甜食，每天吃蜜五合。曾经说用蜜煎糖来吃是可以的。”又说：“我喜欢喝姜蜜汤，甘甜芳香滑润辛辣，使人心情愉快而精神清爽。”他嗜好甜食由此可见。至于送别子由的诗中说：“我想从汝阴径直前往潼江，章想见冰盘中的石蜜与糖霜。”嗜甜的习性，到老也不衰退。他在篇章中体现出来的就是这样。
字书中“酢”是“醋”字，世人用作酬酢的“酢”，这是不对的。现在查《匡谬正俗》注说：“酢菜，酢音仓故切。”《东轩手抄》说：“北方很珍贵，当地人以糖醋渍之。”又说：“儋耳没有水果，用面酱醋黄。”太史谢张泰伯谢惠黄雀鲊的诗说：“蜀王煎藙法，用醋和羊猪兔麦饼薄如纸，合酱和咸醋。”这些都是用作醋字的意思。
游酢，酢字前辈，用作醋字。《东轩手抄》说：“醋藏不如蜜渍。”这已经接近了，与一位僧人偶然谈及此事，说：“现在游酢寺中最使得着的，却是油醋。”僧人大笑。
徽宗朝，蔡京等公卿当权，四方馈赠，都充满他家，进入皇宫的才十分之一。蔡京家令防检，蜂儿见在数目，得三十七秤。王黼家，黄雀鲊从地到栋梁，共满三间屋。事见《曲洧旧闻》。梁师成家，一天有人送牛酥一百斤。事见《漫录》。他们奢侈放纵如此，由此可知前代有胡椒八百斛，如元载那样，大概不足为奇了。汉朝继承秦朝之后，卿大夫尚穿皂衣，所以张敞议说：“臣备皂衣二十余年。”谷永书说：“提拔皂衣之吏。”以见当时尚穿皂衣。然而夏侯胜说：“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者。”大概汉朝丞相、太尉都是金印紫绶，御史大夫银印青绶，这是三公极崇高的官职。颜师古注，于是说青紫为卿大夫之服。颜师古难道不知道当时尚穿皂衣，而没有青紫吗？为何错误如此之大呢？
现在的紫衫，是下级官吏的服装。自南渡以前，士大夫燕服只是冠〇，只有下级官吏便于趋走，才穿紫衫。后来金人南下，兵革扰攘，因为冠带不甚轻便，士大夫也都穿紫衫，且想便于行事，不以为非。等到绍兴末年，有臣僚上言，现在天下承平，而百官如扰攘时常服紫衫，不相称。于是朝廷之上，郡县之间，都改穿凉衫，纯白的衣服。不久，显仁升遐，也是其验证。又有臣僚上言，凉衫近丧服，不可用，仍合只用紫衫。所以至今都穿而不疑。天下事固有循习之久而不可改的，如本朝衣制，也曾屡次更改。只恨前后臣僚既言紫衫、凉衫不可用，而略无一言，仍用冠带，坐使承平之风不复见于后世，岂不重可叹哉！
百余年前，士人乃服白襴袍，铁裹带。有一士人，忽皂衫纱帽而出。或怒曰：“汝为举子，安得为此下人之服？”事见《画墁集》。是时未重衫带如此。
古之圣贤，其遗像见于后世者，不知几何人？然古人自有古人制度，岂可与今人相似？余尝见世之塑庙神，与夫画王者从官，形貌不问世之远近，其用幞头者，皆作横乌，乃今之服制，故未尝不掩口窃笑，以为循习之弊，一至于此也。
古者三军衣服上下皆如一，为之主者不可以自表暴，以防敌人之窥伺而已。尝笑王则之叛贝州也，在军中常裹花帽，人见其花帽皆知其是则也，至就擒，花帽终不去身，甚矣夫则之愚也。《苍梧先生杂志》说：“古者戎服上下一律，皆重赤，殆欲与殷轮衅鼓等色相乱，战阵之间不遽见伤残，以沮士气。”故《左氏传》有“均服振振”之语，此说良是也。国家自南渡前，天下军州戎服皆用绯，余尝亲见之。自绍兴末年，忽变为皂色，用墨汁染成，殊非古人之意，略无一人以为非，何哉？
本朝侍从以上得击红鞓带，自叶少蕴始也。国初未有系红鞓带者，滑州有贾魏公画像，其带只是黑鞓。曾见一士大夫说：“唐明皇画像在潞州，亦只是黑鞓。”〇至五代时，〇始尚红鞓者，想是时人主已用之，又未知果起于
何代也。
夷坚乙志》云：「鬼畏革带，非也。鬼何由畏革带？夫人之死，不系革带者，盖带乃牛革为之，不欲以人尸与牛革混杂耳，而非畏革带也。」
译这是哪个朝代的事呢？《夷坚乙志》说：“鬼害怕革带，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鬼怎么会害怕革带呢？人死后不系革带，大概是因为革带是用牛皮制成的，人们不想让人的尸体与牛皮混杂在一起罢了，而不是因为鬼害怕革带。”
嘉祐録载李汧公勉百衲琴用蜗壳作徽。蜗壳岂堪作徽？恐是螺壳传写之误耳。
琵琶不谓之弹而谓之抹，故王建诗云：「琵琶先抹緑腰头」，白乐天诗云：「谷儿抹琵琶」，则知细抹将来，正谓琵琶也。
棊至难事也，而咏棊为尤难。尝观杜牧之诗云：「羸形暗去春泉长，猛势横来野火烧。」刘梦得诗云：「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子人方惊。」黄太史诗云：「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螳壳化枯枝【案：螳壳，《黄庭坚集》作「蜩甲】观此三诗，皆道尽棊中妙处，殆不容优劣矣。至王荆公、苏东坡则不然。荆公之诗云：「战罢两奁収黒白，一枰何处有亏盈。」东坡之诗云：「胜固忻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尔。」二诗理趣尤竒，其见又髙于前三公也。
名纸，古只谓之名案。《南史》何思澄每宿昔作名一束，晓便命驾，朝贤无不悉狎投。晩还家，所赍名必尽，以是知名。纸，古只谓之名也。
闻见后録》载王荆公平生用一种小竹纸，甚不然也。余家中所藏数幅，却是小竹纸，然在他处见者不一，往往中上纸杂用，初不曽少有拣择。荆公文词藻丽，学术该明，为世所推重，故虽细事，人未尝不记録之。至于用纸亦然，虽未详审，亦可见其爱之之笃也。
苏东坡一日得麤纸一幅，题云：「此纸甚恶，止可镵钱饷鬼而已。」余作字其上，后世当有锦囊玊轴，什袭之，宠物之，遇不遇，盖如此。诸集中皆无书此一段者，闲识之，以补东坡遗事。
纸谓之个，亦谓之枚。黄太史诗云：「为染藤溪三百个。」欧阳文忠公诗云：「纯坚莹腻卷百枚。」
今所谓邵公纸者，乃龙图学士公邵防知越州时作也。余闻其侄孙箎言如此。
黄素细密，上下乌丝织成栏，其间用朱墨界行，此正所谓乌丝栏也。
世称铜雀砚，殆用铜雀台瓦为之也。余观《武昌土俗编》载，安乐宫在吴王城中，旧传此宫中古瓦皆澄泥为之，可作砚，一瓦值钱一千文。是知古瓦精致如此，不独铜雀台瓦可为砚也。苏东坡酷爱砚，其在黄州五年，黄州去武昌不远，略无一言及之。前后好事者甚多，亦无及此，何耶？岂东坡时吴宫古瓦犹未显于世欤？深所未喻也。
旧闻凤咮龙尾砚，至今人以为寳。然苕溪渔隠载，凤咮乃建州凤凰山土色，膏腴特宜植茶，石殊少亦顽燥，非材也。苏东坡为人所绐，故形之歌咏耳。苏易简砚谱又载，歙州龙尾山虽有其名，而山实无石，盖好事者取其美名以咤于世耳。且以凤咮龙尾，其名亦可谓着矣，见于议论，形之篇什者甚多。若据此二书，则皆以为无有，不知今所谓凤咮龙尾者，果出于何地？以是知天下之事，其可尽信乎？
研墨所贵无声，不可不知也。蔡君谟诗云：「玊质纯全，理致精，锋铓都尽，墨无声。」黄太史诗云：「但见受墨无声，松花发。」是矣。
余观《嬾眞子録》载古笔多用竹，如今所用木斗竹笔，故其字从竹。又攷杨文公《谈苑》云：“西域僧觉以竹笔作梵书，横行数十字。”信知竹笔亦可以书字矣。岂自古如此，而西域之人至今不变欤？
古者椀楪以木为之，故椀楪字皆从木。
针指二字，本俗语。《夷坚乙志》采而用之，亦自不恶也。其记婺州民女书云：“夜与母共寝，昼则作针指于牖下。”《西溪丛话》载：“南人不善乘船，谓之苦船；北人不善乘车，谓之苦车。苦音库，而浙人乃云注船、注轿子，是亦苦船、苦车也。”然“二字”其义皆不可晓，以其音相近，故知其意则同。
世谓投子六只为浑花。五代史载刘信一掷遂成浑化，正谓投子也。化字亦有理，第世俗讹为花字耳。又博家以一二三四五六投子为浮图，何也？浮图乃塔耳。旧闻张山人浮图诗云：「浮图好，浮图上头细了，下头麤。」借此名以名投子者，岂亦以一二三四五六为自细至麤，如浮图之状也欤？
器皿，人多云受用。其实名售用。《谈苑》云：吴越王钱俶以妃平生售用凡百箱，赐孙承祐。承祐盖妃之弟也。今人呼庭宇、院宇，宇下乃易，所谓“上栋下宇”者，
译《嘉祐录》记载李勉的百衲琴用蜗牛壳作为琴徽。蜗牛壳哪里能用来做琴徽？恐怕是“螺壳”在传抄过程中产生的错误罢了。
琵琶不称为“弹”而称为“抹”，所以王建诗中说：“琵琶先抹绿腰头”，白居易诗中说：“谷儿抹琵琶”，由此可知“细抹将来”，正是指琵琶。
下棋是最难的事，而咏棋尤其难。我曾看杜牧的诗说：“羸形暗去春泉长，猛势横来野火烧。”刘禹锡的诗说：“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子人方惊。”黄庭坚的诗说：“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螳螂壳化为枯枝【注：螳螂壳，《黄庭坚集》作‘蜩甲’】。看这三首诗，都道尽了棋中的妙处，几乎难分高下。至于王安石、苏轼则不然。王安石的诗说：“战罢两奁收黑白，一枰何处有亏盈。”苏轼的诗说：“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尔。”这两首诗理趣尤其奇特，他们的见识又高于前三位诗人。
名帖，古时只称为名案。《南史》记载何思澄常常隔夜准备一捆名帖，天亮就驾车出门，朝廷贤士无不与他亲近交往。晚上回家，所携带的名帖必定用完，因此闻名。名帖，古时只称为名。
《闻见后录》记载王安石平生只用一种小竹纸，这很不正确。我家中所藏的几幅，却是小竹纸，但在别处见到的并不统一，往往中上等纸张混合使用，起初并没有稍微挑剔选择。王安石文辞华丽，学识渊博，被世人推崇尊重，所以即使是小事，人们也没有不记录的。至于用纸也是这样，虽然没有详细审察，也可以看出他对此的喜爱之深。
苏轼有一天得到一幅粗纸，题字说：“这纸很糟糕，只能刻钱送给鬼罢了。”我在上面写字，后世应当会有锦囊玉轴，层层包裹珍藏，珍爱它，遭遇与否，大概就是这样。各种文集中都没有记载这一段，我闲来记下，以补充苏轼的遗事。
纸称为个，也称为枚。黄庭坚的诗说：“为染藤溪三百个。”欧阳修的诗说：“纯坚莹腻卷百枚。”
现在所谓的邵公纸，是龙图学士邵防任越州知州时制作的。我听他的侄孙邵箎这样说。
黄素细密，上下用乌丝织成栏，其间用朱墨界行，这正是所谓的乌丝栏。
世人称铜雀砚，大概是用铜雀台的瓦片制成的。我看《武昌土俗编》记载，安乐宫在吴王城中，旧传此宫中的古瓦都是澄泥制成的，可以作砚，一瓦价值一千文。由此可知古瓦精致如此，不只是铜雀台的瓦片可以作砚。苏轼酷爱砚台，他在黄州五年，黄州离武昌不远，却几乎没有一句话提到它。前后喜好此事的人很多，也没有提到这个，为什么呢？难道苏轼时吴宫古瓦还没有显于世吗？我深深不理解。
旧闻凤咮龙尾砚，至今人们视为珍宝。然而《苕溪渔隐》记载，凤咮是建州凤凰山的土色，肥沃特别适合种植茶，石头很少且坚硬干燥，不是好材料。苏轼被人欺骗，所以写进诗歌中。苏易简《砚谱》又记载，歙州龙尾山虽然有名，但山中实际上没有石头，大概是好事者取其美名以炫耀于世罢了。况且凤咮龙尾，其名也可以说很著名了，见于议论，写进文章的很多。如果根据这两本书，则认为都没有，不知道现在所谓的凤咮龙尾，究竟出于何地？由此可知天下的事，哪里能完全相信呢？
研磨墨所贵在无声，不可不知。蔡襄的诗说：“玉质纯全，理致精，锋铓都尽，墨无声。”黄庭坚的诗说：“但见受墨无声，松花发。”是对的。
我看《懒真子录》记载古笔多用竹，如现在所用的木斗竹笔，所以其字从竹。又考杨亿《谈苑》说：“西域僧觉以竹笔作梵书，横行数十字。”确实知道竹笔也可以写字。难道自古如此，而西域之人至今不变吗？
古代碗碟用木制成，所以碗碟字都从木。
针指二字，本是俗语。《夷坚乙志》采而用之，也不坏。其记婺州民女书说：“夜与母共寝，昼则作针指于牖下。”《西溪丛话》记载：“南人不善乘船，谓之苦船；北人不善乘车，谓之苦车。苦音库，而浙人乃云注船、注轿子，是亦苦船、苦车也。”然而“二字”其义皆不可晓，以其音相近，故知其意则同。
世人说投子六只为浑花。《五代史》记载刘信一掷遂成浑化，正是指投子。化字也有理，只是世俗讹为花字罢了。又博家以一二三四五六投子为浮图，为什么呢？浮图乃塔耳。旧闻张山人浮图诗说：“浮图好，浮图上头细了，下头粗。”借此名以名投子者，难道也是以一二三四五六为自细至粗，如浮图之状吗？
器皿，人多说受用。其实名售用。《谈苑》说：吴越王钱俶以妃平生售用凡百箱，赐孙承祐。承祐盖妃之弟也。今人呼庭宇、院宇，宇下乃易，所谓“上栋下宇”者，
厅后屋人多呼为主廊，其实名贮廊。《渑水燕谈》云：「是时防议于玊堂后贮廊。」
人或疑苏东坡以「思无邪」三字名斋，此自古有之，不足异也。古有「益延寿」三字名馆，「狮子吼」三字名寺，是也。取「明隔子」，人多呼为「亮隔」。《夷坚志》乃云：「廊上列水盆帨巾，堂壁皆金漆凉隔子。」又却用此「凉」字作平声。
敖乃地名，秦以敖地为仓，故尔。今所在竟谓仓为敖，盖循习之误。《唐书·裴耀卿传》云：“东幸就敖粟。”杨文公《谈苑》亦云：“此寺前朝废为仓敖。”皆以仓为敖者，抑岂循习之故欤？
赵明诚《金石録》云：「唐朝有大云寺，至明皇时乃改为开元寺。然余观黄太史题跋有云：『绍圣五年五月晦，避暑泸州大云寺。』又不知此大云寺者何寺也？岂亦唐朝大云寺，而仍有不曽改为开元寺者乎？」
旧传相国寺有十絶，余攷《能改斋漫録》所载，相国寺旧榜太宗御书，此十絶之一也。又攷《谈丛》所载，相国寺楼门唐人所造，木工喻浩曰：“他皆可能，惟卷檐门内两井亭，近代木工不能及也。”寺之十絶，此其二也，是与太宗御书为三絶也。第未知彼七絶为何物耶？然本朝名画人氏云：“大相国寺碑称寺有十絶，大殿内弥勒圣容乃唐中宗朝僧惠云于安业寺铸成，光照天地，为一絶；睿宗亲感梦于延和元年七月二十四日，改旧相国寺为大相国寺，御题牌额，为二絶；王温重装圣容金粉，肉色并门外善神，为三絶；大殿内有吴道子画文殊维摩像，为四絶；供奉李秀刻佛殿障日九间，为五絶；明皇天寳四载，令边思顺修建排云寳阁，为六絶；石抱玊画防国除灾患变相，为七絶；明皇敕车道政依于阗国传样画北方毗沙门天王，为八絶；环师画梵王及东廊障日内画法华经二十八品功德变相，为九絶；西库北壁僧智俨画三乘国因果入道位次图，为十絶。”又却引此为十絶，未知是否。
余向过江隂，见一路中寺舍亭馆题梁，往往多错者。且如绍熙元年二月十五日建，则当云岁次庚戌，二月乙酉朔，十五日己亥是也。岁次固不容错，二月却书其月建作己卯。岁次既是庚戌，则月建己卯不言可知，何待复记耶？惟日则惧有参差，故先书二月乙酉朔，然后知十五日己亥无疑矣。每与亲旧观之，未尝不笑其疎谬有如此者。
瓮牖闲评卷六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瓮牖闲评》>
钦定四库全书
瓮牖闲评卷七
宋 袁文 撰
北梦琐言》载狄右丞爱与僧游，其有服紫袈裟者，乃疎之，此正郑都官诗所谓“爱僧不爱紫衣僧”者也。
本朝自仁宗以后，始拜佛。见吕原明《侍讲杂记》。
蘓东坡作《海月辨公眞赞》云：「师神气澄穆，不见喜愠。」及作《志林》记辨公遗事，乃云：「辨师常喜，人未尝见其愠。」二处所説不同如此。
僧参寥者，蘓东坡与游甚密。疑「参寥」二字乃道号，故东坡云：「维参寥子，身贫而道富。」又云：「属参寥子以书遗予。」然东坡一帖，乃以为「参寥」字，若果字「参寥」，又不应作「参寥子」，此余所未晓者，俟更攷之。
人多以僧为奴，所谓秃奴者是也。今蘓东坡记异一篇，又以道士为奴，二者固皆可以奴称耶？
黄太史过泗州，礼僧伽之塔，作发愿文，痛戒酒色肉食，可谓有髙见者也。世之人惟其所见不髙，故沈溺而不知返。今太史乃能一念超然，诸妄顿除，视身如虚，不为纤尘所汚，又作文以痛戒之，可不谓有髙见者乎？而或者乃病其不能坚守，暮年犹有所犯。余尝究其然，盖太史乙酉生，是时有桞彦辅者，乃耆卿之孙，善隂阳，能决人生死，谓太史向后灾难大抵见于六十以下。太史六十一，贬宜州以卒，则彦辅之言信矣。当其在宜州，栖迟瘴雾之中，非菜肚老人所宜，其况味盖可知。乃兄子明自永州来访之，有隣人曹醇老送肉及子鱼、金橘来，故不免与兄同食荤。若酒色则不知所犯也。后有污蔑之者，皆輙以前事妄相訾毁，太史宁有是耶？纵时或食荤，较之刲羊刺豕
译厅堂后面的屋子，人们多称为主廊，其实名字叫贮廊。《渑水燕谈》说：“当时在玉堂后面的贮廊商议防守策略。”
有人怀疑苏东坡用“思无邪”三个字命名书斋，其实自古就有这种做法，不值得奇怪。古代有用“益延寿”三个字命名馆舍，用“狮子吼”三个字命名寺庙的，就是如此。
取“明隔子”，人们多称为“亮隔”。《夷坚志》却说：“廊上排列着水盆和擦手巾，堂屋墙壁都是金漆凉隔子。”却又用这个“凉”字读平声。
敖本是地名，秦国在敖地设立粮仓，所以如此。现在各地竟然把粮仓称为敖，大概是沿袭习惯造成的错误。《唐书·裴耀卿传》说：“向东巡幸，就近取用敖仓的粮食。”杨亿《谈苑》也说：“这座寺庙前朝废弃后改作粮仓敖。”都把粮仓称为敖，大概也是沿袭习惯的缘故吧？
赵明诚《金石录》说：“唐朝有大云寺，到唐明皇时改为开元寺。但我看黄庭坚的题跋说：‘绍圣五年五月最后一天，在泸州大云寺避暑。’又不知道这个大云寺是什么寺庙？难道也是唐朝的大云寺，而仍有未曾改为开元寺的吗？”
旧传相国寺有十绝，我考证《能改斋漫录》所载，相国寺旧榜太宗御书，是十绝之一。又考证《谈丛》所载，相国寺楼门是唐人所造，木工喻浩说：“其他都能做到，只有卷檐门内的两座井亭，近代木工比不上。”寺庙的十绝，这是其二，与太宗御书合为三绝。只是不知道那另外七绝是什么东西呢？然而本朝著名画家说：“大相国寺碑称寺有十绝，大殿内弥勒圣容是唐中宗朝僧人惠云在安业寺铸成，光照天地，为一绝；睿宗在延和元年七月二十四日亲感梦境，将旧相国寺改为大相国寺，御题牌额，为二绝；王温重装圣容金粉，肉色以及门外善神，为三绝；大殿内有吴道子画的文殊维摩像，为四绝；供奉李秀刻佛殿障日九间，为五绝；唐明皇天宝四年，令边思顺修建排云宝阁，为六绝；石抱玉画防国除灾患变相，为七绝；唐明皇敕令车道政依照于阗国传样画北方毗沙门天王，为八绝；环师画梵王及东廊障日内画法华经二十八品功德变相，为九绝；西库北壁僧人智俨画三乘国因果入道位次图，为十绝。”却又引用此为十绝，不知是否准确。
我从前经过江阴，见路中寺庙亭馆题写梁柱，往往多有错误。比如绍熙元年二月十五日建造，就应当说岁次庚戌，二月乙酉朔，十五日己亥。岁次固然不容错，二月却把月建写成己卯。岁次既是庚戌，那么月建己卯不言自明，何必再记录呢？只有日期怕有参差，所以先写二月乙酉朔，然后才知道十五日己亥无疑了。每次与亲友观看，没有不笑他们如此疏漏错误的。
《北梦琐言》记载狄右丞喜欢与僧人交往，那些穿紫色袈裟的僧人，他就疏远他们，这正是郑都官诗所谓“爱僧不爱紫衣僧”的意思。
本朝自仁宗以后，才开始拜佛。见吕原明《侍讲杂记》。
苏东坡作《海月辨公真赞》说：“师神气澄穆，不见喜怒。”等到作《志林》记录辨公遗事，却说：“辨师常喜，人未尝见其怒。”两处所说不同如此。
僧人参寥，苏东坡与他交往很密切。怀疑“参寥”二字是道号，所以东坡说：“维参寥子，身贫而道富。”又说：“嘱托参寥子写信给我。”然而东坡一帖，却把“参寥”当作字，如果真字“参寥”，又不应当作“参寥子”，这是我所未能理解的，等待再考证。
人多以僧人为奴，所谓秃奴就是如此。现在苏东坡记异一篇，又以道士为奴，二者固然都可以称为奴吗？
黄庭坚过泗州，礼敬僧伽塔，作发愿文，痛戒酒色肉食，可谓有高见。世上的人只因所见不高，所以沉溺而不知回头。现在太史却能一念超然，诸妄顿除，视身如虚，不为纤尘所污，又作文痛戒之，可不谓有高见吗？而有人却批评他不能坚守，晚年仍有违犯。我曾探究其原因，大概太史乙酉年生，当时有柳彦辅者，是柳耆卿之孙，善阴阳，能决人生死，说太史向后灾难大抵见于六十以下。太史六十一岁，贬宜州而死，那么彦辅的话可信了。当他在宜州，栖迟瘴雾之中，非菜肚老人所宜，其况味盖可知。乃兄子明自永州来访，有邻人曹醇老送肉及子鱼、金橘来，故不免与兄同食荤。若酒色则不知所犯也。后有污蔑之者，皆辄以前事妄相訾毁，太史宁有是耶？纵时或食荤，较之刲羊刺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