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耀卷一

译妹嫘，有的写作婐，《史记正义》写作颗，又写作系。绘画始于嫘，所以称为画嫘。《列女传》中记载舜的妹妹系，与两位嫂子和睦相处，说的就是她。因此有人说，瞽瞍和象想要杀害舜，他的妹妹嫘每次都为他解围，所以舜得以幸免。只是不知道她与舜是否同母？又查考《世本》说：“黄帝的臣子史皇擅长绘画。”那么绘画就不是始于舜的妹妹了。《事物纪原》引用《周穆王〇》说：“穆王时期，他的臣子封膜开始作画。”这是错误的。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邓椿的《画记》、以及《画纪补遗》、陈德辉的《续画纪》、米芾的《画史》、汤垕的《画鉴》、夏文彦的《画评》等书，都详细记载了绘画的起源，然而也都只说虞舜时代开始作画，却不知道作画的人是舜的妹妹嫘。所以详细地记载下来。

译生下孩子没有功劳

晋元帝生了儿子，普遍赏赐群臣，殷羡谢恩说：“臣没有功劳，却蒙受赏赐。”皇帝笑着说：“这件事难道能让你有功劳吗？”苕溪渔隐又记载，南唐时宫中赏赐洗儿果，有亲近的大臣谢恩上表说：“蒙受宠幸，深感惭愧没有功劳。”李主说：“这件事你哪里能有功劳？为什么前后人的错误如此吻合！”

俊美的童仆

司马温公家里有一个仆人，三十年只称呼君实。许鲁斋在中书省任职时，想买一个仆人，中介推荐了能应对、熟习礼节的人，他就谢绝了。最后得到一个蓬头垢面、愚笨的人，才任用他。有人问其原因，许说：“聪明超过我，我反而被他驱使了。”这话很值得警戒！我看见官宦人家豢养像龙阳、秦宫那样的俊美童仆，不仅能使唤主人，而且往往能招致非议。于是知道鲁斋的话不是骗我的。我性格极不喜欢这类人，交往的朋友中曾对此表示惊讶。我说：“许鲁斋是聪明人，尚且担心被聪明的奴仆驱使；我是愚笨的人，也能忍受他们的驱使吗？”

误将躬写成弓

汉代的陈寔字仲弓，我曾经怀疑这一点。汉代人的名和字都相合，用弓字陈寔有什么意义？等到读洪适的《隶释》记载陈寔的碑文，君名陈寔，字仲躬，才明白。才知道各书都误写成弓，只是洪氏又说躬是借作弓字用，这又错了呢？

书籍刻板印刷

上古的书籍，都编竹为简，用皮绳贯穿。用漆写字，简册浩大沉重，不便携带。自从有了造纸、制笔及墨的人，才去掉竹简，确实方便。然而都是抄本，也没有刻板印刷。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宰相冯道、李愚请求下令刊刻国子监田敏校正的九经。又母昭裔贫穷时，曾向朋友借《文选》，那人面露难色。昭裔发愤说：“日后如果显贵，应当刻板印刷，留给学者。”后来在孟蜀做宰相，就实践了他的话，又在成都用石头刻九经，所以印刷书籍的开始者是后唐，继承者是孟蜀。叶梦得说：“书籍未印刷之前，人以藏书为贵，书虽然不多，而收藏的人精于校对，所以往往都有善本，学者因为传抄困难，所以诵读也精详。”苏东坡作《李公择山房藏书记》，也说：“年轻时曾见前辈想求《史记》《汉书》，得不到，有幸得到，都亲手抄写，日夜诵读，惟恐来不及。近来市人辗转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每天传播万张纸，学者对于书既多又容易得到，这样他们的文辞学术，应当比前人加倍，而现在却不是这样，难道不是多而难精吗？”两位先生的话，确实切中时弊。

高皇帝画像

先父在滇地做官时，从黔国府邸中摹写高皇御容，龙形虬髯，左脸有十二个黑痣，形状很奇特，与世俗所画的不同，似乎是真的。我在西省任职，才得到内府所藏高祖成祖御容。高皇帝是美男子，胡须都像银丝可数，不很长，没有所谓的龙形虬髯、十二黑痣。成祖则有豹额环眼的样子，如果耸起肩膀，两髭横分，胡须长到裹住肚脐，都戴翼善冠，穿绿衣不正立，颇与两位皇后相对。想到两位皇后，就用纸遮住，不敢打开。

许由

张茂先《博物志》称司马迁说没有尧让位给许由的事，扬子云也说。夸大的人写了《高士传》，尧召许由做九州长，就知道庄子说尧把天下让给许由，是文饰过度了。而扬雄就以为完全没有许由，所以杨诚斋有诗说：“子云到老不晓事，不信人间有许由。”我认为扬雄不是不信有许由，也许由在尧时尚不屑做九州长，而扬雄在王莽时，却以王莽的大夫终老，他不信有许由，是想以此掩饰自己。

五霸

霸有五个，春秋传都说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而孟子只说齐桓、晋文，不说其他三个，所以有人说宋襄何足言霸？秦穆、楚庄本都是夷狄，都不足以称霸；而以夏的昆吾、商的大彭、豕韦与齐桓、晋文为五霸的，为什么？燕泉也听从他的说法。我认为不对。孟子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昆吾、大彭、豕韦也都是三王的罪人吗？五霸的名号，应当以《春秋》为准。

窈窕

窈窕二字，说文解：窈，深也；窕，极深也。窈窕，幽闲之地也。诗称“窈窕淑女”，郑玄笺为幽闲深宫贞专之善女。杨子方言以美心为窈，美容为窕。所以朱子训诗以窈窕为德，杨用修深辨之，历引汉魏诗赋所用窈窕字皆属居处，遂以朱氏之训为谬。我认为不对，窈窕原有二义，诗的“窈窕淑女”，即以居处与容德并解，不两妨也。

孟母姓仉

孟母三迁，其母之姓，世莫知者。母姓仉，音掌，齐后也。晋有琅琊掌同，前凉掌椽，宋有掌禹锡，修《本草》者，即同。孟母仉姓，仉掌通用。字书反掌为掌。

放生

浮图氏谓

译杀害生灵的人有罪，放生灵命的人得福。打猎捕鱼、使用网罟，始于伏羲氏。如果按照佛教的说法，那么圣人伏羲就应当成为地下的罪人了。这是欧阳修的话，确实足以破除世人的迷惑。只是仁人君子，存心确实有听到动物的叫声，就不忍心吃它的肉的，孟子所说的君子远离厨房，这话是有道理的，又何必去问罪与福呢？

译韩缜不认识“女”字

给普通人写信，不可以使用古字，因为有很多人不理解。宋朝韩庄敏缜，字玉汝，起初向欧阳文忠公请求取字，欧阳公写下“玉女”二字给他。庄敏不高兴，等到见面时，脸上颇有恼怒的神色。欧阳文忠说：“这个‘女’字，古书中原本没有‘〇’，水君为何怪罪呢？”于是拿起笔在“女”字旁边添上三个“〇”，水君这才与他一起大笑。庄敏是韩忠献公韩亿的儿子。难道普通人，也像这样不理解古字吗。

汉朝祭祀用鸭子代替野鸭

汉武帝祭祀宗庙，用家鸭代替野鸭。董仲舒认为不可以，说名称与实际不相符合。野鸭并不是难以得到的东西，家鸭与野鸭大小相当，用家鸭代替野鸭，想必有说法。等待博古之人来解答。

望帝化为杜鹃

子规、子嶲、杜防、杜宇，又名规，又曰周鷰，又曰催归，又曰秭规，都是同一种鸟。来敏的《本蜀论》中有这样的话：“荆人鳖令死了，他的尸体随着水流向上游漂去，荆人寻找他找不到，到了汶山下又复活了，起来拜见望帝，望帝立他为相。”许慎注解《说文》说：“蜀王望帝淫乱了他的相的妻子，因为羞愧而死，化为了子嶲鸟。”李义山的诗说：“望帝春心托杜防。”我查阅常璩的《华阳国志》：“杜宇称帝，防地发生水灾，他的相开明决开玉垒山来消除祸害，帝于是把政事委托给他，登上西山隐居了。当时恰逢二月，子防鸟鸣叫，所以蜀人每当听到子防鸟叫就悲伤而思念他。”这说明子防鸟，并非望帝所化，非常明显。

痴了

晋朝杨济曾经给傅咸写信，信中说：“生了儿子痴傻，却了结了官事。官事是不容易了结的。了结了官事，正是做了痴夫。‘痴’这一个字，难道只是了结官事而已吗？人如果能理解这个‘痴’字，那么人间世上就没有不了结的了。”

颜回安于贫困

古代安于贫困的人，如黔娄、原思、荣公、东郭，都是其中的难者。只有颜回最为著名，而古代传记中所称“颜回有田地二顷”，这也足以供给稀粥了。怎么会到箪食瓢饮、住在陋巷而经常空乏的地步呢？无非是颜回好学，不追求安饱，所以孔子屡次称赞他，于是以安贫的名声独著于后世罢了。韩昌黎说“箪食瓢饮、住在陋巷，是哲人的小事”，又何必奇怪他羡慕两只鸟的光荣，感叹一次饱足都没有的时候呢？

古人辞大

晋朝周处曾经担任广汉太守，因为母亲年老而罢官回家。不久被任命为楚内史，还没有到任，又被征召拜为散骑常侍。周处说：“古人辞让大的职位而不辞让小的职位，于是先去楚国而后接受征召。现在的做官的人，每当有降职或降级调动的人，总是先辞让小的职位，一定要得到大的职位而后才去上任，与古人不同了。”

伯仲埙箎

八音都能和谐，没有乖戾而不和谐的。巧妙的言语比喻兄弟和睦，只以埙和箎来比喻。注疏以及朱考亭的注解、严氏的辑录，都未能阐发其深意。我因为阅读古今乐律的各种书籍，才知道七音各自成为五声。比如宫磬鸣响而徵磬应和，唯独埙和箎则是两种乐器共为一个音。埙为宫音而箎的徵音应和，埙为宫音而箎的羽音应和。所以说：“伯氏吹埙，仲氏吹箎。”伯是宫音，仲是徵音。这就是古人用来比喻同气连枝的原因。其深意深远啊！唉！我有四个弟弟，同母的有三个，中途去世，家门福分衰薄。孤独的埙声演奏，怎么能成音呢？一声叹息。

苏武娶胡妇

苏子卿娶了胡人妇女，最终招致后世的指责议论，我私下对此有疑问。《新安文献志》记载，宋朝建炎年间有个叫朱勣的人，以校尉的身份跟随奉使行人，在尼堪那里，几天便请求娶妻室。尼堪很高兴，让他在所掳掠的宫人中自行选择。朱勣选择了一个最丑陋的，人们都不明白。不到半个月，朱勣就逃走了。人们这才醒悟说：“请求娶妻是为了稳固尼堪的心，使他不怀疑。接受丑陋的，是因为没有顾念留恋。”子卿娶胡妇，莫非有朱勣的见识吗？只是不知道这个胡妇美丑如何罢了。有人说：“胡妇的美貌无疑，不然，子卿为何壮年奉命出使，白头才回来呢？”我因此掩口不语。

徐庶归曹

晋朝周〇担任西戎校尉，守卫涪城。母亲和妻子被苻坚的将领杨安所俘获，于是投降了杨安。这与徐元直舍弃刘备归附曹操的情境相同。但是周〇归附秦国后，屡次挫辱苻坚；又曾经秘密前往汉中，被苻坚追捕抓获。后来于是与苻坚的侄子苞谋划袭击苻坚，事情泄露被鞭打，流放到太原而死。这也足以表明他不侍奉秦国了。徐元直一旦归附曹操，就安于曹操，没有其他自我明志的地方。因此令人遗憾。

北音无入声

周德清在元朝时，自认为通晓音律，所以曾经著《中原音韵》。现在通行的《洪武正韵》，大多尊崇他的说法。所以有侍儿擅长琵琶，曾经谱曲《太和正音》，只有平上去三声，而没有入声。我私下对此有疑问，不知道它与周德清的音韵，实际上暗中相合。德清是北方人，他所著的音韵，都是北方声调，所以把“六”读作“溜”，把“国”读作“鬼”，称之为中原之音，可以吗？至于四声中缺少入声，尤为荒谬妄诞。声音有平上去入，就像天有元亨利贞，地有东南西北一样。缺少一个，可以吗？所以我所刊印的《太和正音谱》称为“北雅”，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经济

学者有志于经世致用，固然应当讲究经济，然而不可以把经济这一念头先入为主地放在心上。董子、明道不计

译功，端正道义而不谋取私利，因此成为万世醇厚的儒者。宋仁宗时期，胡安定在湖州任教，甚至用“治事”来命名斋舍。王介甫写诗赞美胡安定，三次以“先生”尊称他，难道不是安定的经世济用之教深深植根于他的心中吗？等到熙宁年间王安石执掌国政，胡安定已经去世，于是推行免役、青苗、市易、首实、保马、保甲、农田、水利等新政，这些都是他平日听闻胡安定的教导而探求研究的。所以王介甫年轻时曾见过周濂溪，却耻于向他请教；等到他担任宰相时，周濂溪五十四岁，张横渠五十一岁，二程三十八岁，王介甫都认为这些人不值得与他们交谈。他所任用的人，吕惠卿、曾布、蔡京、蔡卞之流，都是急于追求经世济用的人。陆氏之学高于事功，陈同父之学专于事功，都被朱考亭所不采纳，其用意深远啊。

译汉高帝与唐太宗的见识气度

汉高帝起初担任亭长时，告假回家种田，有一位老人路过，请求喝点酒，借此机会给吕后以及孝惠帝、鲁元公主看相，都说她们将来会非常显贵。等到给高帝看相时，老人说：“刚才夫人和儿女们的富贵，都是因为您有君主的相貌，这其中的缘由不可明说。”高帝谢恩说：“如果真像老人家所说，我绝不敢忘记您的恩德。”唐太宗四岁时，有一位书生拜见高祖，说：“您有相法上的贵人之相。但一定会有贵子。”等到见到太宗时，书生说：“他有龙凤般的姿容，天日般的气度，等到二十岁左右，必定能够济世安民。”书生告辞离去，高祖派人追赶并杀死了他。杀死他是正确的。先前的儒者认为唐高祖像汉高祖那样因得意而神色自若，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古往今来想要做不义之事、追求非分之福的人，大多起因于谄媚之人的阿谀奉承，这些话语激发了他们的野心从而促成恶行。当秦朝和隋朝灭亡的时候，想要像汉高祖、唐太宗那样建功立业的人，不知有多少；像父老和书生那样谈论预言的人，也不知有多少。那些父老书生只是偶然在两位皇帝身上应验罢了，怎么知道他们没有告诉其他人呢？把这种话告诉其他人而没有应验的很多，因此激发他人追求非分之福、导致他们陷入祸败的也很多。唉！平民的狂言，使天下遭受祸患，他们的罪过难道可以尽数诛杀吗？追赶并杀死书生，唐高祖的远见，超过汉高祖万倍了。史书说唐高祖追杀书生，是害怕他的话泄露，道理上也是有的。只是他的动机虽然出于私心，但这件事却是正确的。如果认为得意之色不过是女子、小人羡慕富贵的心态，那么像季布那样的英雄，难道会因为偶然的虚誉就得意忘形吗？

巫师惑人

南方人迷信鬼神，乡里有让妇人代替神灵说话的，称为“圣”，这就是古代的巫；也有男人这样做的，这就是古代的觋。曾经有一个妇人死了儿子，前往“圣”男那里，询问儿子的情况。“圣”说：“你儿子来了。”“圣”于是代替她儿子说话说：“我饿了，应该得到母乳。”这个妇人于是解开衣襟露出乳房来喂奶。于是“圣”男就抱住这个妇人的脖子喝奶，这个妇人不觉痛哭着回家，把“圣”作为亡子的情形告诉她的丈夫，两人一起把“圣”当作神灵。她的丈夫大怒，打她说：“你儿子死了去问‘圣’，‘圣’假装是你儿子想要吃你的奶，你就解开衣襟露出乳房喂他。假如将来你丈夫死了，你去问‘圣’，而‘圣’假装是你丈夫想要你，难道你就不能顺从他吗？”我听到这件事，忍不住拍手称快。后来读北魏高允的《谏高宗书》，其中有说“弊俗未改”的话，指的是祭祀一定要立尸，让死者有所凭借。现在北魏的风俗已经埋葬了死人，直接寻找相貌相似的人侍奉他，像对待父母一样，像对待夫妻一样亲昵，败坏风俗，亵渎礼制，与解开衣襟给“圣”喂奶当作儿子完全相同。

生烟

刘禹锡《竹枝词》中“瀼西春水縠文生”一句，宋代小说家把这个“生”字理解为生熟之“生”，实在令人一笑。杨慎也认为是这样，甚至引用谢朓的诗“远树暧芊芉，生烟纷漠漠”，又引用谢灵运的赋“云披宿莽以迷径，睹生烟而知墟”，说这是“生烟”，那么什么是“熟烟”呢？这三处的“生”字都应该当作“生发”的“生”，这样才有意味。

蒌字

现在南方人多用槟榔和蒌，但都不理解蒌字。刘渊林《蜀都赋》注：“沿着树木生长，它的果实像桑葚，味道辛香，生长在巴蜀岭南。”这就是郑樵在《西南夷》中辩驳的蒟酱所说的浮留，是正确的。又名扶留。徐广说：“树木像谷树，它的叶子像桑叶，用叶子做酱，用来调和羹汤。”蒟也写作枸，音矩。徐广注音窭，俗称为蒌，大概源于此。只是现在它是藤生，不是树生。所以蒟酱，是用蒟做酱。现在它的制作方法已经不可考，但也是酱做成后才能称为蒟酱。如果称蒟就是蒟酱，那么秫可以酿酒而没有酿酒的秫，也可以称为秫酒吗？又说司马相如出使蜀地时寻求并得到了它，只是现在巴蜀绝没有这种东西，只有滇中有。它的果实成穗，当地人晒干它来代替叶子，完全不像桑葚。如果产自岭南的，又绝不成穗。刘渊林说：“果实长二三寸，辛味像姜，不酸。”小颜说：“沿着树木生长。”这两种说法是对的。

郁林葛

广东多产葛，只有郁林州所产的葛知名最久。齐武帝作《估客乐》曲，被管弦伴奏，乘龙舟游江中，让船夫都穿着郁林布做的淡黄色裤子，来舞这个曲子，就是现在的郁林葛。

泰山神祠

海内的神祠，只有泰山碧霞元君最兴盛。然而世人没有详细知道神出自哪里。我翻阅马端临《通考》，泰山绝顶原来有玉女池，池边有玉女石像。泉水浑浊，宋真宗登封，先营造行宫，泉水忽然涌出，清澈可鉴，味道非常甘甜美好。王钦若请求疏浚治理，石像颇有摧折。下诏用玉石更换，建成后，皇上和近臣临视，又磨石为龛，祭祀它。等到考证李谔《瑶池记》，说黄帝建岱岳观，曾经派遣七个女子，头戴云冠身穿羽衣，捧着香火来迎接西昆真人，那么元君或许也是七女中得道成仙的人。织女名叫天孙，而岱岳也叫天孙，难道是因为这个吗？李白游泰山诗“玉女四五人，飘飖下九垓”，似乎也有依据。这样元君在唐代已经有了，到宋代香火才开始兴盛。

星命

禄命家的言论

译至于那些星辰的名字，都是后人凭空编造、不足为信的。熊退叟曾经写了一篇《命说》送给算命先生，说：“山峦有云气，在夏商周三代盛世，百姓家家受田，田界未曾分割，所谓‘防耗之星’，它又居于何处？有公选制度，科举尚未兴起，所谓‘科名科甲之星’，它又依附于哪里？”这番话真足以消除自古以来人们对星命说的迷惑。

译韩愈未见大道

古人说韩愈通过文章体悟大道，我认为韩愈的文章固然好，但他或许并未真正体悟大道。且不说他三次上书、三次登门拜谒，被有识之士所讥笑；就是他在潮州到任后写的谢恩表，也露出了破绽。通篇千余字，无非是曲意逢迎、摇尾乞怜的姿态。东西南北，听从君王命令，哪里远哪里近，哪里好哪里差？韩愈却首先说潮州地处偏远恶劣，人们难以忍受，这种自我推荐的行为，即使是五尺高的孩童也会感到羞耻。韩愈接着说自己的学问文章，被同辈人推崇赞许；至于论述朝廷的功德，则古人也不如他。当时朝廷有什么功德值得称颂，而韩愈竟想用封禅泰山来诱惑君主？司马相如哪里值得效仿！起初因为谏阻迎佛骨而被贬斥，后来又想通过请求封禅来谋求进身，这不是前后矛盾的人吗？说他已经体悟大道，谁会相信呢？宋代石介唯独尊崇信奉韩愈，曾写《尊韩论》，他的《徂徕集》中此类言论不一而足。并且说：“韩愈是吏部侍郎，不敢直呼其名。”这难道是喜欢他而了解他的缺点的人吗？

洞庭湘妃墓辨

根据《永州志》记载：帝舜的陵墓在九疑山，又名永陵。《礼记·檀弓》说：舜葬在苍梧郊野。司马迁《史记》说：舜南巡，死在苍梧郊野，归葬于零陵的九疑山。又记载《于家语》、《皇览》、《竹书纪年》等书说：岳州的洞庭湖有君山，山上是湘妃墓。古往今来相传，湘妃是尧的两个女儿，嫁给舜为妻。舜南巡时，溺死于湘江，二妃追随征行，一同溺死，灵魂游荡在洞庭湖，所以湖上有黄陵庙，用来祭祀二妃。详细情况见于秦朝博士回答秦始皇的话。王逸的《楚辞章句》也于是将二妃视为湘君与湘夫人。而刘向、张华、郦道元、罗含等人沿袭此说，成为万世不解的疑惑。直到乐正子的《寰宇记》、张叔范的《零陵志》、杨廷秀的《挥麈录》、吴格甫的《九疑考古》都叙述了此事。楚灵王建造章华台，堵塞汉水，环绕其下以象征舜陵。而秦始皇、汉武帝都曾遥祭。宋代设置守陵五户，本朝列入祀典，仍在箫韶山下建庙。二妃墓在黄陵庙西边，说是汉代荆州牧刘表所建，本朝命令有关部门在六月六日致祭。我查考《尚书》：舜五月南巡狩到达南岳，就是衡山。这一年八月又西巡狩了。溺死的说法荒谬虚妄，不值得辩驳。唯独奇怪的是，孔安国传《舜典》“陟方”的注也说：“舜南巡狩死在苍梧郊野并葬在那里”，尤其令人掩口叹息。《尚书》所说的舜“陟方乃死”，是在接受尧的禅让之后，而南巡狩则是尧未去世而舜摄政之时，怎么能说舜因为南巡狩而死在苍梧呢？但是舜葬在苍梧又见于礼经，与秦博士的说法相合。《尚书》是圣经，而礼经出自汉代儒生之手。秦始皇时《尚书》还在孔壁中，秦博士没有见过。难道那时秦始皇巡狩遍天下，百姓疲惫，而博士们借说舜因巡游溺死，来警悟君主之心吗？还是《尚书》尚未出土，而谶纬百家迷惑视听，博士也妄言附会，所以传习礼经的人又附会博士呢？有人解释说：古代天子五年一次巡狩，《尚书》所载舜巡狩在摄政时，怎么知道接受禅让之后不再巡狩？所以或许再次巡狩而溺死，也未可知。我说：不对！巡狩是大典，天子溺死是大变故。接受禅让后再次巡狩而溺死，《尚书》怎么会不明确记载呢？况且舜二十岁以孝闻名，三十岁尧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五十岁摄行天子之事，五十八岁尧去世，六十一岁即位。所以董鼎说：“舜巡行四岳，朝见诸侯，封山浚川，考订礼制，校正刑法，忙碌得没有闲暇。这是摄政时的事，等到即位后，就只责成岳牧九官，垂衣拱手而已。”孔子说：“拥有天下而不亲自处理政事”，这是从舜即位后说的。难道又出来巡狩吗？况且《尚书》已明确说：“三十岁被征用，三十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这是说舜死时大概一百一十岁。再次巡狩而溺死吗？解说者又把“陟方”解释为巡狩。韩愈却说：“地倾斜向东南，南巡不是‘陟’。‘陟’是升的意思。‘方乃死’，是解释‘陟’为死。”苏轼说：“‘陟方’犹如‘升遐’，‘乃死’是章句【缺】所以汲郡出土的《竹书纪年》中帝王的死都叫‘陟’。《尚书》说在位五十载‘陟’，是记载舜的崩逝。什么叫南巡呢？”他又说舜征伐苗民，死在苍梧。征伐苗民的是禹，已经流放三危了，怎么能劳累年老无为之舜在耄耋之年呢？都敬听《雨纪谈》于是怀疑舜墓在零陵的九疑，而九疑在南岳一千多里外。苍梧在广西境内，离九疑又几百里。《尚书》说舜南巡狩到达南岳，难道又幸运地到达九疑于是死在那里并葬在那里吗？孟子说舜死在鸣条，鸣条在东方夷服之地，现在又不听说有舜陵。这是都敬听也有疑惑而不能消除的。罗长源说：象被封在有鼻，墓在始兴。有鼻就是有庳，即现在道州的九疑之墓，或许是象的墓。不然就是商均的墓。《大荒南经》说赤水之东苍梧之野，是舜的儿子商均所葬。元结的《九疑山图记》也说商均葬在其北坡。难道商均迁徙到这里因而葬在这里

译后世难道就因此认为这是舜的陵墓吗？汉章帝时期，零陵文学奚景在泠道舜祠下得到白玉笙管十二枚。《吕氏春秋》、《戴延君》、《大戴礼记》、伏子贱、《尚书大传》、许慎《说文解字》、应劭《风俗通义》、陈寿《乐书》、范晔《后汉书》都记载说，昔日西王母向舜进献玉管。注释说：西王母是神。曾伯端《集仙录》也说，舜在位时，西王母派使者进献白玉管以调和八方之风。那么白玉管是舜的宝物就明确了。为什么藏在零陵呢？莫非是帝舜的诸子分封到巴陵、上虞、衡山、江华等国，各自赐给宝物，如同成周分封的制度，而商均得到了白玉管，于是流传到零陵呢？又查考《山海经》中记载舜陵的说法不止一种。《海内南经》说苍梧山，帝舜葬在南面。《大荒南经》说帝舜葬在岳山。《海北经》说有舜台，台就是陵墓。《海内朝鲜记》说南方苍梧的泉水中有九疑山，舜所葬的地方在长沙零陵境内。《山海经》世人称是伯益所作，而长沙、零陵却是秦汉时的郡名，由此可知这本书多有后人附会增补，九疑山舜陵的说法不可信。又《宝椟记》说舜葬在苍梧，有鸟从丹州飞来，吐气名叫冯霄，能衔土堆成坟丘。舜墓是鸟所营造的。《集仙录》又说舜闭目端坐，乘空到达南方之国，其中有九疑山。历数既尽，归葬于此山。《真源赋》说：“舜因南巡，走马逐鹿，一同飞往苍梧，不知去向。”王充《论衡·书虚篇》说：“舜葬在苍梧，大象为他耕田。”这四种说法尤其荒诞，不值得辩驳。所以朱熹《粤西舜祠记》已经怀疑说：“舜死在苍梧，没有明确的文字依据，只是没有为他辩驳罢了。”司马光有诗说：“虞舜在倦勤时，推荐禹为天子，哪有再巡狩，迢迢渡过湘水？”似乎说得对。由此可知舜没有死在南巡狩，也没有葬在苍梧，是很明显的。那洞庭湖，又怎么会有二妃墓呢？唉！礼制有三不吊，水灾是其中之一。用不吊的灾难诬蔑大圣人，万世之后终究没有人辩白，不也很可悲吗？如果《山海经》说：“洞庭山，帝之二女居住在那里。”但也只说“帝之二女”，未曾明确说是谁的女儿。难道因为《尧典》有二女的文字，就认为洞庭二女就是《尧典》的二女吗？郭璞稍微辨析其荒谬说：“湘君、湘夫人，自然是两位神。既然称为尧女，怎么又能称湘君？”并引用《礼记》“舜葬苍梧，二妃不跟随”，也足以让考古者感到痛快。只是可惜舜不葬在苍梧，郭璞也没有辩驳。罗长源又说：“虞舜晚年已经禅让给禹了，南巡之举，总领的是伯禹，那么二妃必定不跟随舜到苍梧。”沈存中继承他的说法也说：“舜陟方之时，二妃都一百多岁了，怎么适宜再称女？”如果相信这两种说法，那么舜甚至未曾南巡狩，那么《尚书》也不足以依据了。郭璞又说：“即使二女跟随舜，她们的灵通鉴察，通达无方，尚能像鸟一样织工、像龙一样衣裳，拯救井廪之难，难道不能自己避免风波吗？”况且二女是帝舜的配偶，不应降附小水成为夫人。所以应当把这二女当作天地之女，那鸟工龙裳，是迂腐怪诞的谈论，既然不足以依据，而帝妃不可降于洞庭小水为夫人，天地之女又可以降于小水为夫人吗？这是王逸、韩愈极力辩驳的原因，似乎得其情理。罗长源又为之解说：这二女，应当是舜的第三妃癸比氏所生的，是舜的二女。一个叫宵明，一个叫烛光。他的说法也有依据。《山海经》有言：“舜妻癸比氏所生二女，处在河大泽，其灵能照百里。”但也未明确说处在洞庭。长源又岂能把河大泽当作洞庭呢？陈士元心叔，也是博学的人，《江汉丛谈》却说湘祠是舜的二女，黄陵墓是癸比氏所葬，而以《山海经》的话为实。至于引用陆士规《黄陵庙诗》：“帝子不知春可去，乱山无主鹧鸪啼。”“帝子”，是指舜女，这又是相信《山海经》的过错。我查考《竹书纪年》：舜即位三十年后而后育卒，后育者，是娥皇，葬于渭。《帝王世纪》又说：舜三妃，娥皇无子女，英生均。舜崩之后，曾跟随其子徙封于商，所以叫商均。商州有女英墓。到唐代，盗贼才发掘它。现在平阳府蒲州南十五里，叫苍陵谷的，也有娥皇、女英墓。绛州鼓堆祠神为妇人像，祠中石刻也说舜之二妃。渭与商与蒲与绛三者，必有一实，但都不是楚地，那么岳州的湘妃墓，不是女英的墓，是很明显的。只是盗贼所发掘的女英墓，多得大珠璆，金玉碗，又似乎与茅茨土阶的风尚不协调，那么不能没有疑问。《竹书》说：鸣条有苍梧山，舜崩遂葬焉。查现在山西平阳府，即古河中地，解州安邑县西北二十里，有鸣条岗，一名鸣条陌，而舜墓具在。《孟子》说：“舜卒于鸣条。”这是万世不

译这是《易经》的定论。郑康成认为鸣条是南方的蛮夷之地，这是大错特错了。只是古今地理志书中，鸣条之地并没有苍梧山，难道古时的河中地区曾有苍梧山，而年代久远，地图典籍失真，逐渐无法考证？记录礼制的人或许附会了《竹书纪年》，而《竹书纪年》或许附会了礼制文献，这些都无法确知。我认为从事考古研究的人，应当以儒家经典作为正确的信仰，汉代儒生不如相信我们孟子。所以舜既然葬在鸣条，那么即使他南巡了，也绝不是死在苍梧。两位妃子一个葬在渭水，一个葬在商地，或者葬在蒲地，洞庭湖的湘妃，怎么能说是舜的两位妃子呢？《楚辞》中所称的湘君、湘夫人，确实如郭璞所考证的那样，绝不是舜的妃子，也不是舜的女儿。近代撰写《楚通志》的人，都是博古通今的君子，也没有详细考证并纠正这一点，所以不得不为此辩驳。

译附徐司马銮书

读《洞庭湘妃辩》，引证广博而批驳精当，大快人心。如今鸣条岗就在安邑，舜陵也在安邑，仅凭孟子“卒于鸣条”这一句话来判定，确实无疑。再考证《竹书纪年》：舜三十二年，命令夏后总领军队，巡行方岳；三十三年，夏后接受天命，成为神宗；三十五年，命令夏后征讨有苗；四十九年，帝居住在鸣条；五十年，去世。这是《竹书》的原文。注解说：鸣条有苍梧山，即现在的海州。这条注是沈约所说，沈隠侯学识渊博且旁征博引，并非完全依据经典，应当是被《檀弓》中的一句话误导了。《史记》以及孔氏的《尚书》传疏都依据《檀弓》，宋代孙奭的《孟子》疏又依据《史记》，孙奭又引用《书传》说：鸣条在安邑的西边，却不能深入辩驳。如今天下称为苍梧的地方有三处：粤西的苍梧，即现在的梧州；洞庭的苍梧，即现在的岳州；鲍照赋中所说的“南驰苍梧”指的就是这里。《九域志》记载：东海县有苍梧山，即现在的海州；赣榆县，粤西的舜祠，这些说法荒诞无稽，不必辩驳。关于洞庭苍梧的说法，至今牢固不可动摇。然而宋代陆均在《翼孟》中，已经曾经对此表示怀疑。《困学纪闻》引用《吕氏春秋》：舜葬于纪，因为苍梧山在海州境内，靠近莒地的纪城，以此来附会《吕览》及《竹书》的注。关于海州的说法，我认为这也是穿凿附会、喜好奇异的见解罢了。《竹书》的文字最为古老，纵然有讹误，也不会出自汉儒之手。根据《尚书》“五十载陟方乃死”，似乎是总说舜接受禅让后遍巡方岳才去世，如《竹书》三十二年所说，记载其重大政事，并非一定以“陟方”作为舜去世的年份。九疑山的舜墓，自古以来谁知晓其确切位置？只有衡山是舜南巡之地，如今有舜祠，道理较为接近。海州苍梧山的记载几乎湮没绝迹，没有舜墓、舜祠的遗址，哪有帝都在冀方而死后却葬在海边偏僻一隅的道理？莒纪是小国，春秋时期尚且是附庸，唐虞时代应当更加荒凉。帝王巡行方岳，朝见诸侯，应当去名山大川和通达的都城，怎么会去穷海之滨，野死不还而葬在这里呢？只有孟子“卒于鸣条”的说法，与《竹书》四十九年“帝居鸣条”的话相合，所以应当以孟子的说法为可信。又有《帝王世纪》的一种说法：有苗氏叛乱，舜南征，崩于鸣条，用瓦棺殡殓，葬于苍梧九疑山的南面，这就是零陵，称为纪市。这种毫无根据的牵强附会，尤其可笑。《虞书》说“有苗不服，命令禹前往征讨”，即在三十四年禹接受神宗任命之后，与《纪年》所载没有不同。过了十五年帝王才亲自征讨而死，竟然敢于如此荒诞，用瓦棺殡葬，这是周人用来安葬未成年死者的制度，却用来证明帝王的制度，更是荒诞了！礼经中“苍梧”一词，或许出自汉儒，况且“苍梧”本无定名，怎么知道古时的“鸣条”之野没有以“苍梧”为名的地方呢？《山海经》说：“苍梧山，帝舜葬其南面，丹朱葬其北面。”舜以唐为封地，丹朱即现在的平阳，那么古时的“苍梧”就是“鸣条”之地，可以作为一个证据。如果说楚地的“苍梧”，那么丹朱也跟随舜南巡而葬在这里吗？您所述已经详细周到了，因为还有几种说法，姑且陈述我所听到的，以共同驳斥时人的妄言。如果舜墓的说明清楚了，那么“湘君”“湘夫人”“尧女”“舜妻”的谬误，不攻自破了！

石经

自从有了九经以来，镌刻在石头上的有十四种，而开始的是东汉。世上很少人能详细知晓，所以论述排列如下。○汉建宁年间，蔡邕用八分书书写石经，而其文字则是谏议大夫马日磾、五官中郎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人奏请校定的。《洛阳记》说：石经五部碑，共四十六板，分三行树立在太学之前。西行《周易》《尚书》《公羊传》共碑二十八板，当时十六板存在，十二板毁坏；南行《礼记》碑共十五板，全部毁坏；然而还有可以阅读的。东行《论语》三碑，其中两碑毁坏了。这是蔡邕所书的四十六碑，此时毁坏的已有十八板，而存在的还有二十八板。然而也只有《周易》《尚书》《论语》《礼记》《公羊传》五经而已。《隋书·经籍志》却说镌刻七经，都是蔡邕的笔迹，难道建宁石经到隋代还有七种，而记载洛阳的人没有见到吗？七经之外都不书写，难道是他力量未能达到吗？方仁声《泊宅编》《石经辨》说：石经残碑在洛阳张景元家，世传是蔡中郎所书，不知依据什么。而蔡邕所书的石经是八分书，方仁声误以为是三体书，不知道三体书乃是谢承所书。东汉《书·儒林传》注：熹平四年，又诏令谢承书写五经镌刻碑石，是古文、篆、隶三体，其碑高一丈左右，宽四尺，并列排布，与蔡邕碑不同。《水经注》又说：汉光和六年刻石镂碑，记载五经，立于讲堂前。我按：建宁、熹平、光和都是献帝年号，建宁四年、熹平六年、光和六年，这是十六年之中三次书写石经了。然而熹平石经虽然知道是谢承的笔迹，却不知道所书的是什么经；光和石

译经学不仅不知道经文是什么经、书籍是什么体例，甚至连书写者也不知道是谁。难道蔡邕在书写七经之外，没有书写的由熹平石经续写，熹平石经没有书写的由光和石经续写吗？如果这样，那么东汉的石经大概有十七部了。蔡邕的石经是八分书，曹承的石经是三体书，光和石经不知道书写的是什么体例。然而这三部石经想来也不出五经与七经的范围，其中必定有重复书写的，而其文字也必定有互相差异的。如今这三部石经都已亡佚，无从考证。《唐经籍志》又有蔡邕《金字论语》二卷，而《隋经籍志》则是《一字论语》二卷，即是金字本，不说明作者姓名，后人于是认为唐史有误。然而这本书早已亡佚，这也是研究经学、博古通今者的一个遗憾。○魏国陈留人邯郸淳曾经在汉碑西边书写三字石经，也就是汉代的三体书。然而也不详细知道是什么经。正始年间又有一字石经，江式说：“魏国曾经立过二字石经，其痕迹已经亡佚，也都未详细知道是什么经，笔法是谁写的，一字二字是什么体例。”○晋代裴頠曾经上奏修治国学，刻石书写经文。○唐代开成元年，郑覃上奏说：“应当依据汉代旧例，在太学刻石，作为万世的法则。”于是上表推荐周墀、崔球、张次宗、孔温业等人校正，共九经，一百六十卷，也不知道是谁书写的。大历年间，司业张参又奉诏校定五经刻石。太和七年，又敕令唐〇度复核石经，连同《孝经》《论语》《尔雅》作为九经，共一百五十九卷，字体四十卷。那么开成九经没有收录《孝经》《论语》《尔雅》，而九经不知道是哪九经。即使太和九经除了《孝经》《论语》《尔雅》外，那六经也不知道是什么经。只是太和字体大大违背师法，名儒宿学大多不看。这是唐代有两部石经。李阳冰又愿意刻石作篆，完备书写六经，后来没有实现。他所称的六经，难道就是《周易》《尚书》《毛诗》《春秋传》《礼记》及《周礼》吗？如今秘阁所藏有《孝经》二册，是唐〇宗八分书，天宝四年国子祭酒李齐古摹刻上石的，完好如旧，大概是宋代拓本。○伪蜀宰相母昭裔曾经取唐代太和本在成都琢石，而文字与唐本稍有不同。《孝经》《论语》《尔雅》是广政甲辰年张德钊书写，《周易》是辛亥年杨钧、孙逢吉书写，《尚书》是周德政书写，《周礼》是孙朋吉书写，《毛诗》《礼记》《仪礼》是张绍文书写，《公羊》《谷梁》二传是宋皇祐年间田元均补刻，《孟子》是宋宣和年间席叔献补刻，都没有著录书写者的名氏。查阅《统志》，宋绍兴年间席益曾经在成都石经堂刻《礼殿圣贤图》，难道益就是叔献吗？《春秋传》也不知道是谁书写的，而在“祥”字上都缺其笔画，这必定是孟蜀时的笔迹。我侥幸担任西省职务，校阅秘阁藏书，得见蜀本石经：《周易》三册，《尚书》三册，《毛诗》八册，《左氏春秋》三十册，《公羊》七册，《谷梁》七册，《礼记》十四册，《周礼》八册，《仪礼》十册，《孝经》十册，《论语》三册，《孟子》三册，《尔雅》三册，完好如旧，唯独《左氏春秋》不知道是谁书写的，其纸墨之精良，拓法之巧妙，应当是宋代物品，真是稀世之宝。抚摸把玩一个月，不忍释手。○宋至和元年，命令皇侄右屯卫大〇军克继书写石经，又以上所书《论语》刻石，国子仁宗又命令以《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孝经》作篆〇二体刻石于太学两楹。杨南仲书写《周易》十卷，《书》十三卷，《诗》二十卷，《春秋》十二卷，《礼记》二十卷，当时与南仲一同书写的，有草泽章友直，殿中丞张次立。国子王洙于是说，刻石经已经十五年了，只完成了一部《孝经》，《尚书》《论语》正在书写镌刻尚未完成，请求催促限期完工，其余经书暂且停止，听从了他。绍兴十三年，宫内拿出御书《左氏传》及《史记》列传《周易》，命令临安知府张澄刊石。十四年，又拿出御书《尚书》《毛诗》；十六年，又拿出御书《论语》《孟子》，都刻石立于太学。然而御书间有困倦，就命令宪圣吴皇后代书，与御书毫不可辨，这是绍兴石经未必都是高宗的笔迹。然而赵宋御笔，高宗最胜，而宪圣能乱其真，这也是彤史中的稀有之事吗？只是自古镌石者只有经书，而绍兴独镌《史记》列传，这也是腐史千载特达之知也。

译贺季真请求退休

贺季真请求赐鉴湖归乡养老，被古今视为美谈。我考察当时的情形，他年龄已八十多岁了。所以他回乡的诗说：“少小离乡，老大回。声音难改，鬓毛衰。家童相见不相识，却问客从何处来。”做官做到八十多岁还不回家，又为了什么呢？贺季真曾经拜见一位卖药的王老，询问炼丹术，拿一颗宝珠赠给他。王老就用宝珠换饼，一起食用。贺季真心想：“宝珠为什么用来换饼？”嘴上不敢说。王老说：“吝啬之心未除，道术从何得来。”这样看来，贺季真不过是一个贪恋富贵的老糊涂罢了。张旭称贺季真“清鉴风流，千载人”，难道另有依据吗？如果认为请求赐鉴湖归乡养老就是风流，那么鉴湖有灵，必定会吐唾沫表示厌恶了。因此我考察汉代疏广、疏受父子请求退休，也都是担任闲职罢了。如果身居要害职位，不知道能否勇于退隐？白居易有诗说：“散员疏去未为贵，小邑归休何足云。”这足以评价疏广、疏受了。

疑耀卷一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疑耀>

钦定四库全书

疑耀卷二

明 张萱 撰

柳子厚非国语

楼迂斋说柳子厚的文章都学习《国语》，却写《非国语》，是偏私自己所得，而忌讳自己来源。他的天性刻薄竟到了这种地步。当今世上有一个读书人，只能读一部《文选》，他所撰写的文章都窃取《文选》中的糟粕来炫耀自己，但对着别人就排斥《文选》，这也是一个柳子厚。我说即使能写出《文选》那样的文章，就足以称佳，为什么要忌讳呢？只怕他不能写出《文选》那样的文章罢了。柳子厚非议《国语》，他的文章就可以算作《国语》吗？为什么要忌讳呢。

施全

施全在岳飞死后，想要刺杀秦桧却没有成功，只是因为施全先前曾做过秦桧的门客，关系最亲密，名字在十客之列。如今岳飞死了而仇视秦桧，难道是忠义在人心，即使私恩也不能改变吗？

贾谊苏洵薄德

汉代贾谊在文帝朝闻名，是因为吴公推荐他。史书遗漏了吴公的名字，即使贾谊终身也没有一句话提到吴公。我曾经对此感到疑惑。苏老泉做平民时还不闻名，有位雅安太守刘大简字简夫，非常赏识他，写信给韩魏公、欧阳文忠公、张忠定公推荐他，话语非常恳切。等到苏东坡在颍州、滨州的文章传遍天下，唯独没有一句话提到简夫。老泉文集中也只有给简夫辞去辟试的一封信罢了。而给简夫请求行纳拜礼的信以及老泉所作的简夫墓铭，现在都没有收录，难道是编辑文集时有意删去吗？古人说感恩容易，知己难。贾谊对于吴公，老泉对于简夫，可以说是知己了。难道有所忌讳才这样吗？请求纳拜，就是请求行门生礼。生前就愿意成为门生，死后就忌讳并删去，也是薄德了。我看见一位显贵的人，在已故宰相赵文懿公门下二十年，受到的恩遇很深厚，而文懿公去世后，就肆意诋毁，真是连狗猪都不如。

喷〇

广陵曾经有一位名医，靠行医致富，他的门前像市场一样热闹，即使是显贵之家也不轻易登门。偶然广陵太守衙门中有病人，急忙召他，医生不得已来到堂下，太守恰好有公事，来不及叫他上前，而这位医生恰好发出〇两三声。太守问：“为什么〇？”医生说：“外面有人想念医生。”太守笑着说：“〇是肺家中风罢了，却说外面人想念，那么〇是肺病，而且不知道什么叫医生，于是喝斥他离开。”这位医生退下后，医术就不再行得通了。我说太守虽然知道〇是肺病，却不知道人想念则〇是古语。《毛诗·终风章》：“愿言则〇。”郑氏笺说：“女子思念我，我心如此，我就〇。”宋王易《燕北录》：“契丹习俗，戎主及太后喷〇，近位番汉臣僚齐道，沿防离华，言万岁也。”现在岭南人喷〇，有时也呼曰“大吉利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汉·艺文志》有《喷〇耳鸣》十六卷，那么〇，古人也认为与吉凶有关。如果《月令》说：“季秋行夏令，则人多鼽〇。”这是〇未必都是肺病。现在《喷〇耳鸣》一书已亡，想必有可观之处。

生乞圹志

宋代有一个厌恶王安石的人，曾经任番禺太守，写信给王安石说：“我所遗憾的是微躯安健，只愿早日入土，希望得到丞相一篇墓志铭，或许名声能依附雄文在后世不磨灭。”近来有向名公贵人乞求生圹志的，想必与此相同。

荔枝

《西京杂记》记载南越尉佗献给汉高帝龙眼树。《负暄杂录》说就是现在的荔枝。难道宋代龙眼还没有传到中原吗？顾文荐也是博学的人，为什么说法错误呢！

石炭

现在西北所烧的煤，就是石炭。苏东坡文集中有《石炭行》，然而也没有说明它的起源。前汉《地理志》豫章郡出产石，可以燃烧作柴。隋王邵论火事，其中也有“石炭”二字，就知道石炭就是煤，而在世上使用已经很久了。

介之推烛之武

介之推、烛之武。介与烛都是地名，不是姓氏。两人是贤者，被国人所信任，所以特别标出他们的地名以区别于众人。如汉代四皓，都以所居为氏，而他们的本姓竟然无法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