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耀卷四

译不过是身宫罢了，因为磨蝎星守护命宫，所以一生中的毁谤与赞誉大致相当。等到从南海贬谪归来，有人问他经历的艰苦，苏东坡说：“年轻时进入京城，有相士说：‘一双学士眼，半个配军头’。”那么，苏公流离失所、颠沛流离，不能安享高位，固然因为才高不被容纳，而在星相这两种说法上，也是早已注定的了。唉！割去角、拔掉牙，难道只是苏东坡一个人吗？

译佛经不真

我曾经怀疑佛经五千八百卷都是汉语，不知道经过了几次翻译才完成，也不知道与佛陀所说的是否相同，谁能去辨明呢？唐朝显庆年间，玄奘翻译佛经，皇帝下诏让于志宁等人监督翻译，有诏书说：“特别负责审阅，有不稳妥恰当的地方，就根据实际情况加以润色。”因此现在的经典中多有中国人润色的地方，未必句句都是佛陀所说的。经文未必都出自佛陀，却想用经文来塑造佛陀的形象，这与按图索骥有什么两样？

通家之称

现在朋友之间相知往来，都称“通家”。宋朝以前已经这样了，但汪彦章告诫他的儿子汪恪说：“从我父亲到你，已经三代了，未曾与人通家往来。所谓‘家’，指的是妻子；妻子，是自己娶来为了延续后嗣的，怎么能为了取悦他人而称‘通家’呢？”我认为“通家”这两个字，用在往来于外姓人身上，确实不雅观，然而沿袭已久，难以立刻革除。

莫愁

《莫愁乐》，古乐府以及《唐书·乐志》《乐府解题》都说它出自《石城乐》，因为石城有个女子名叫莫愁。石城都说是指金陵的石头城，所以金陵也有莫愁湖。宋朝曾三异认为石头城在楚国的郢中，汉江的西岸，至今还有莫愁村；等到查阅《统志》，金陵本来没有莫愁湖，这说明曾三异的说法也有依据。曾三异又说，曾见过莫愁的画像，有石刻本，衣冠非常古老，是古代神仙一类的人，不是女子。郢中的歌女常有自称莫愁的，非常僭越亵渎，因此把莫愁当作女子，这个错误已经很久了。石城，是晋朝杜预的封地，在今承天府，即古代的竟陵。《乐府·石城乐》是臧质任竟陵郡时所作，属于荆楚西部的声调。《莫愁乐》也是西曲。现在汉江西边有莫愁村，志书上说卢家的女儿善于歌谣，曾被召入楚宫。古辞说：“莫愁在何处？莫愁在城西。”又说：“听说欢郎下扬州，相送到楚山头。”唐人诗说：“莫愁魂散石城荒，又村近莫愁连竹坞，人歌楚些下苹洲。”那么莫愁是楚地女子就非常明显了。现在金陵的莫愁湖在三山门外，相传有个妓女卢莫愁住在这里，或者是后代的歌女仰慕莫愁的名声，好事的人因这个人而命名湖，而竟陵与金陵，石城与石头城，又容易混淆。即使金陵有莫愁，也应该是两个莫愁了。又《乐府解题》说：“古歌中有莫愁洛阳女”，那么就有三个莫愁了。

李至有功名教

前代的俳优之辈，多有拿我们孔子开玩笑的。到了宋朝至道二年重阳节，皇太子和诸王在琼林苑宴饮，教坊中有拿孔子开玩笑的。宾客李至说：“唐朝太和年间，乐府以此开玩笑，太宗鞭打伶人来惩罚无礼。鲁哀公拿儒生开玩笑，尚且不可以，何况敢戏弄先圣呢？”太子感叹他的话而制止了这种行为，这种戏谑从此绝迹。像李至这样的人，确实对名教有功啊。

假葬

现在世俗过于迷信堪舆风水，多将棺木停在土上，用砖石砌起来，甚至几十年还不下葬的，徽州最为严重。我查阅《通典》，也有假葬三年就除服议吉的讨论。晋朝郄诜母亲去世，就在堂屋北墙外下棺，称为假葬，三年就除服议吉。卫瓘认为他不应该除服而议论他。这说明假葬虽然在古代也有听闻，但是不合礼制。现在有人几十年不下棺而子孙除服从吉，做官的人难道能让卫瓘看见吗？

建文还京

建文帝年老返回京城，广西通志记载：正统五年，皇帝在思恩州，自己告诉知州岑英，转报巡按御史奏请驿送赴京，曾在横州南门寿佛寺留下四首诗。贵州通志则认为所题四诗是在金筑长官司罗永庵。与郑晓《吾学编》相同，我认为应当以贵州志书为准。而且皇帝回京是在天顺年间，而正统五年有个僧人自称是建文帝，那是奸僧杨行祥。广西志书说正统五年皇帝回京，其考订失误如此。

坛醮之始

僧道两派，道士的名号，最先见于《太霄经》。说周穆王因为尹轨真人建造楼观，于是召见隐居的人，设立为道士。周平王东迁洛邑，设立道士七人。汉明帝永平五年，设立二十二人。这时佛教刚传入中国。赵与时说：用道士设醮祈福延寿，那么汉朝建安二十四年，吴将吕范生病，孙权命令道士在星辰下为他请命，这是设醮之法开始于此。也是周公《金縢》、子路请祷的遗意。我认为：唐朝陈羽诗说：“汉武清斋读鼎书，内官扶上画云车。坛上月明宫殿闭，仰看星斗礼空虚。”这是设醮祈请，汉武帝时已经有了，不是开始于吴国孙权。

地下有世界

西洋僧人利玛窦曾经对我说：“天上有一个世界，地下也有一个世界，都像这个世界。”听的人大多认为是虚幻妄诞。我查阅《酉阳杂俎》，有人挖井，深度已经是普通井的几倍深，不见水，忽然听到下面有车马人物喧闹的声音，近得像隔壁。出来告诉州将，州将派人查验，不假。想上奏这件事，恐怕涉及怪异而停止，急忙命令填塞。这是利玛窦的话，也似乎有依据。

译《周礼·大司乐》辨

《周礼·大司乐》所载的大祭祀音乐，只有四种音，而没有商音。郑玄注解说：“祭祀崇尚柔和，商音属于金，性质刚硬，所以不使用商音。”这是附会于内事、外事、刚日、柔日的说法。贾公彦也跟随这种说法。先前的儒者于是解释说：“周朝以木德称王，商音所属的金能克制木，所以忌讳而不使用。”我认为郑玄固然错了，贾公彦也没有说对。五德运转的说法，兴起于后世的谶纬家，周公制定音乐时，未曾听说过这种说法。况且《史记》记载周武王讨伐殷商时，有火从天上反复向下，到达王屋，化为乌鸦，颜色是赤红的，所以先儒都说周朝以火德称王，那么以木德称王而忌讳金的说法就不足为据了。宋代儒者又有说：“鬼神畏惧铜，商音属于铜，所以佩玉的声音中符合商律的不使用。”这更是主观臆测。我不懂音乐，只是根据《乐志》等书籍仔细查考其图谱，有正声，有子声，有变声。太蔟在少商调中的，就是黄钟的商音。只是使用了太蔟的子声。子声，是正声的一半，所以称为少商。五音的完整，容易辨别；它们的一半成为少、成为子、又成为变，难以辨别。周乐在圆丘演奏的，以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在方泽演奏的，以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在宗庙演奏的，以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应钟为羽。或许都是从它们的正声来说的，没有详细叙述它们的子声罢了。所以熊朋来说《大司乐》并非没有商音，而缺失商声的，只是不用于起调和结束乐曲罢了，似乎也有道理。然而说更替代替世俗音乐，不知改作，如唐朝以土德称王，不知去除角音，而只是沿袭《周礼》，也缺失商音；宋朝沿袭唐朝制度，也缺失商音，这又是偏信五德的说法。宋代《乐书》注引“琵琶如梦人授谱”，开始有《湘妃怨》《哭颜回》两首曲子，都是徵调。近代俗乐原本没有徵调，也就像《大司乐》没有商音一样。五音十二律循环相生，原本没有间断，这是天地自然的妙处。凡是每一律中既有正声、有子声、有变声，而十二律作为正声、作为子声、作为变声的，也都包含在内。一毫没有增减，才能成为律吕。倘若周公作乐果真不使用商音，必然参差不齐，怎能与黄帝的《云门》《咸池》、尧的《大章》、舜的《大韶》、禹的《大夏》、汤的《大濩》合奏于一堂，以供六祀呢？六代的音乐，五音都齐全，而说合奏六代音乐的人，五音有不齐全的吗？所以我认为周乐虽然只有四音，但五音必定没有不全的道理，而且它上文也说：凡是六乐，都用五音来修饰，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古人文字简要，只是举出大概，郑玄没有详细考究，于是说没有商音，而疑惑于刚柔的说法；后人又疑惑于鬼神五德的说法，这都是强作解事的人。音乐是用来象征德行的。我听说：宾牟贾向孔子询问《武》乐，为什么迟缓，迟缓而又长久，为什么呢？孔子说：担心得不到众人的支持。又说：恐怕赶不上事情。又说：长久站立在缀位，以等待诸侯的到来。又说：周道四通八达，礼乐交流通达，那么《武》乐的迟缓长久，不也是适宜的吗？商音属于金，属于义，属于言语，其声音明亮而敏捷，与武王担心得不到众人支持，恐怕赶不上事情，而舒缓以等待诸侯的意思稍有违背，所以周公制定音乐崇尚迟缓长久而嫌忌敏捷急促，不以商的正声作为宫音罢了。说没有商音，是不可以的。又曾退而寻求乐歌，先儒说想要懂得音乐，先须识别等子。现在查考周代的乐歌记载在《诗经》三百篇中的，试着用四声等子来押韵，那么又专用宫、商、徵、羽。歌曲与演奏相合，才成为乐歌，有商音而演奏可以没有商音吗？所以我认为周乐未曾没有商音，在这里更加明白。唯独角音的一声，乐歌始终不使用，这又怎么说呢？自古制定音乐的人，其五音十二律都从宫音起调。大概宫音，是五音十二律的君主。周乐祭天则以黄钟的羽音起调，祭地则以太蔟的羽音起调，至于祭宗庙则虽然黄钟为宫，而其起调也是黄钟的羽音，不是黄钟的宫音。黄钟是君律，宫是君声，起调就没有君主而进入调式，虽然有君主，又被其他音所役使，这是尊崇臣下而压抑君主。解说的人又解释说：羽是水，周朝以木德称王，水能生木，所以都从羽音起调，君主弱臣下强，已经在此显露征兆。周公是圣人，难道他的智慧有不及之处，或者是天定的数，圣人也就安于它，未可知。我又不敢认为这样。孔子回答宾牟贾也说：有司失去其传承很久了。周朝衰微，诸侯僭越窃取，又都去除其典籍，礼乐制度大概残缺不完，又经过秦火，音乐比礼制更加残缺。汉文帝时得到魏文侯的乐人窦公，年龄一百八十岁，两眼都瞎，献出他的书，就是《周官》宗伯的大司乐。以数百年的简帛，出自一个盲人之手，能保证其没有残缺吗？《大司乐》的旋宫不相管摄，现在太蔟为徵，又重复出现，其为错简，非常明显。汉初诸儒尚能习礼，而习乐的则寥寥无闻。《周礼》一书，多出汉儒之手，稍得其影响

译凡有所见，便附会防范之。《大司乐》所载，必定不是周公当时的制度。况且当时五音十二律的上下相生以及四声的韵律，与现在或许应当有所不同？后世用今人的音律去探求古音律，怎能一一都符合呢？而且上下相生，其规律隔八相生无疑，而先儒又有说周代音乐都是隔五易律的，这是今人探求今人尚且感到矛盾，何况用汉代儒者去探求周代的制度呢？所以乐歌中缺少角音，必定另有含义，也绝对不是五行说的缘故。如果起调用羽而不用宫，怎么知道现在所谓的羽就是周公所说的羽呢？罗长源曾说：“后世的黄钟，怎么知道不是古代的大吕？后世的应钟，怎么知道不是古代的无射？”所以姜夔议乐，请求各自使用本均的宫、角、徵、羽，正是指这个意思。然而他称为角、徵、羽，可见古人已经具备六十调了。所以说周代音乐都以羽起调，我又不能没有怀疑。有人说：“天地元声，难道会因世代而改变吗？你说五音十二律古今不同，这也是主观臆测。”我说：“说是臆测，难道不看《诗经》吗？《诗经》三百篇，先儒说都可以配上管弦乐器，朱晦庵却说三百篇中可以配上管弦乐器的只有几章，这已经不同了。先儒有用等子韵谱来取三百篇字字韵律的，竟然没有一章合律的，谁说古今人的音韵完全相同呢？人的声音，本来万千不齐，总之只有五音而已。律已经有八十四了，人的声音能有八十四音吗？所以古代圣人所说的声合于律的，只有禹一人。自从禹以外，即使是圣人的声音，也没有一一都合律的。”大概五音十二律既有正声、子声、变声，而三声之中又有老声、少声、次声，还有老中之老、少中之少、次中之次，所以说五音的变化不可胜数。等子对于五音，也足以穷尽变化了，尚且难以协合三百篇现存的诗。在汉代儒者时，平上去入四声尚未确立，却遽然相信他们所附会的影响，说圣人的音乐果然缺商缺角，并且因此预示君主衰弱，为什么如此过分相信汉代儒者，轻易怀疑圣人呢？我读书不多，读《乐书》尤其不能多，所以如此臆测，以等待懂音乐的人，来纠正它。

译附录徐司马銮的议论

古代音乐残缺不全，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博士们完全不谈论它，何况有谁能探寻它的音律，纠正它的错误，这样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了。《周礼》中大司乐将音乐分类并排列次序：黄钟一均，用来祭祀天神；太蔟以下五均，用来祭祀地祇，祭祀四方，祭祀山川，宴飨祖先。大概调和五声，兼用八音而具备。那些说“祭祀音乐没有商声”的人，如果是五气不齐全，高低次序混乱，怎么能称为音乐呢？郑玄的错误，大概拘泥于“圜钟为宫”以下三段有宫、角、徵、羽四声，而没有商音，与上文不同，因而一概怀疑祭祀歌奏都不使用商声，后来的儒者附会这种说法，引用五德相胜的理论，更加增加了它的荒谬。大概这是圜丘、方泽以及禘袷三大祭祀降神的音乐，凡是祭祀都有音乐，降神后合乐演奏。三大祭祀最为重要，所以迎神到六变、八变、九变；如果是其他祭祀的音乐则没有这个数目。注中所谓“各自以声类寻求”是正确的。那些说“本宫相生为角、徵、羽，有用有避”的说法是不对的。大概降神的音乐既然与六乐不同，作者明确取别义，如“圜钟得房、心之气，是为大辰帝之明堂”，所以首先演奏它来降天神；“函钟与鬼之分，是为天社，坤之门户”，所以首先演奏它来出地祇；“黄钟虚、危之宫，是为宗庙”，所以首先演奏它来迎接人鬼。各自以其同类，来契合神明的德行。即使是鼓、鼗、孤竹、云和之类，也与八音稍有不同，明确是为降神而作的。至于四声无商，如郑注以祭祀崇尚柔和，商音坚刚所以不用，推究旋宫之法，并没有一处符合。朱晦翁也曾批评它。根据晦翁的说法，认为这是四乐各举其一，如黄钟一宫，次太蔟为徵，即林钟为宫，应钟为羽，即太蔟为宫，太吕为角，即南吕为宫之类。然而“圜钟一宫”，再奏黄钟为角，系夷则宫；又奏太蔟为徵，姑洗为羽，都在林钟宫，不取相生的次序，又不是音节的和谐，其理终究不可解释。即使朱说也未得要领。我认为声气之和，生于人心，符于理数。乐律长的声音浊而高，短的声音清而低。宫声最浊，减损它为徵，次清；增益它为商，次浊；再减损它为羽，最清；再增益它为角，居清浊之中。相生者一高一低，相比者自高及低，取唱随子母的意义。三大祭祀者，天阳而健，纯粹以精，数奇而圆，其知大始，圜钟阴。律以帝之明堂，奏之以道和气，次黄钟、太蔟、姑洗，居子、寅、辰，始于一阳，极于三阳，阳明用事，相间各一律，律递减一寸，吹之而和调，俱含宫象，天德也。地道柔刚，含弘光大，数偶而方，万物资生。林钟得坤之本位，隔八而上生太蔟，太蔟隔八而下生南吕，南吕隔八而上生姑洗，四维之气已备。以姑洗律长于南吕，故后生而先用，法地道也。人者参天两地，兼阴兼阳，相得有合，顺位成章。黄钟起于虚危，其位属子，子与丑合，间以大吕、太蔟，寅气，寅与丑合，和以应钟。黄钟律之始，应钟律之终，四德无所不统，立人道也。合三乐，凡十二律，以足十二辰之数，以分祀天神、地祇、人鬼，其义甚著。圜钟六变，一天之始，五天之中也。函钟八变，二地之始，六地之中也。黄钟九变，人参三才，三三而九也。奏既四律，故音取四声为义，其实奏曲时五音及变声，子声高低相从，当无不备，不然则不成调矣。然则刚柔五德之说不足深信，甚明。唐太常祖孝孙制有十二和，其飨圜丘以黄钟，祀方泽以林钟，祭宗庙以太蔟，既与三乐稍别。协律郎张文收乃复采三礼，仍用圜钟祀天，函钟祭地，黄钟祫禘乐曲凡四，又似合乐，不但为降神之奏。大概古乐之亡久矣。乃若宫声起调于羽，其说难明，五声中羽为物，以羽役宫，为以臣役君，非其本义。沈存中云，君臣民不可相凌，事物则不必避，余意犹非之。大概旋宫也者，即潜宫也，古人以其递相生为旋，其实太和元气潜行于十二辰之内，黄钟潜行于十二律之中，无时间断，唯是管长声浊，高低难谐，故有半声、变声以合其节，岂以尊君抑臣故讳避之哉？试推旋宫图，起黄钟宫，至夹钟为羽，凡五十五律而调毕，奏一阕，复起宫音，以七声按之，大不逾宫，细不过羽。羽上生宫，音调不谐，故黄钟以应钟为变宫，收之上生无射之宫，然则起调以羽入调，以宫或以贞元相生之序言之，而讹以为周乐皆起于羽，为臣弱君之兆乎？若夫乐歌之阙角也，三

译三百篇的诗作并非全都符合音律，我私下认为作者应当以意蕴来追求它。《尚书》说：“声音依据咏唱，音律调和声音，歌咏乐章。”无论是朝廷所制定的，还是太史所陈述的，难道能一一完全符合吗？在登歌中使用的宫商之音，自然应当随着音律的高低，依据音律来调和声音，不应当移动音律来迁就声音。就像现在的谱曲，句子和字不同而调子相同，何况是雅乐呢？四声七音的等子，来自西域，滥觞于李登、沈约等人，在宋代儒者那里完备。其中有些道理可信，有些非常不合道理而绝对不可信。可信的是，四声为经，即一个宫、一个徵、一个商、一个羽，声音止于四，所以不及角音。七音为纬，则宫、商、角、徵、羽、半商、半徵都具备了。古代诗歌多为四言，怀疑没有角声，因为这大概是四声中虚设的角，也如同三乐中隐藏的商音一样。以宫、商、角、徵、羽为次序，宫可以包含商；以宫、徵、商、羽、角相生为次序，则角声半清半浊，行于其中，合起来就没有不完备的了。等子中绝对不可信的是，必定字字如声才算是合律，有时有声无字，甚至强行造字来防止它，或者上去二声相犯的，则一个音别为二义，以活字为上声，实字为去声，支离穿凿。沈休文自己都不能解释，后人却把它当作金科玉条来遵守，足以让人发笑。况且想要以此来定乐，那么三百篇不应当全都交给祝融（烧毁）吗？等子韵非常想要另外写一篇论文来驳斥它，乐律的辩论不敢附会于知者，姑且陈述我的胸臆以请求大方之家的是正如此。

译帝王簪珠翠

如今的制度中，冕旒都缀以珠玉珍宝，唯独不用翡翠。福王府完婚时，我看见王爷簪着两枝翠花，这是妇女的装饰，我颇感疑惑。等到询问内侍，都说朝廷曾经簪过。这也是有所仿效的：魏明帝喜好妇女的装饰，冕旒改用琥珀珠；晋元帝曾经用翡翠装饰冕旒。帝王的服饰竟然如此。

梼杌

梼杌，是一种凶恶的野兽，楚国用它来命名史官，主旨在于惩戒邪恶。又说，梼杌能够预先知道未来，所以有人掩捕它时，它必定事先知晓。史官用来昭示过去、预知未来，因此取了这个名字。这也是一说。

鸡口牛后之误

苏秦游说韩国时说道：“宁为鸡口，无为牛后。”现在版本的《战国策》和《史记》都相同。只有《尔雅翼·释豵》篇中写道：“宁为鸡尸，无为牛从。”尸是主的意思，即一群中的首领，是用来统率众人的；从是跟随的意思，即跟随群体而行，控制权不在自己手里。这必定有依据，而且与纵横家的行事相合。现在版本中的“口”字应当是“尸”字的误写，“后”字应当是“从”字的误写。

晏安酖毒之误

《左传》中管仲对齐桓公说救邢国之事时说道：“晏安酖毒，不可怀也。”我看见一本书中，“晏安”写作“燕安”，“燕处堂幕”，只知道安逸而不知道危险，“燕安”二字非常恰当，现在写作“晏安”，乃是“燕”字的讹误。因此知道“酖毒”的“酖”，也应当写作“鸩”，“鸩”是毒鸟。上文说“燕安”，下文说“鸩毒”，句子中对仗工整，后人写作“酖”，也是“鸩”字的讹误罢了。

觷剒雕字

《尔雅·释器》中说：“象叫做鹄，角叫做觷，一本写作鸴；犀叫做剒，一本写作防；玊叫做雕，一本写作雕。这四者都取鸟名，难道古字都相通吗？还是另有依据呢？”

窖养花木

如今京城到了冬天，用地窖来养护花卉。这种方法从汉代就已经有了。汉代大官园在冬天种植葱、韭菜、菘菜，用房屋覆盖，昼夜烧火取暖，得到温暖的气息，各种蔬菜都能生长。召信臣担任少府时，认为这些都是不合时令的东西，对人有害，不适宜用来供奉供养，上奏罢免了这种做法。但这方法只是用来养护菜蔬，没有说用来养护花木。如今内廷十月就进献牡丹，也是用的这种方法。计算所耗费的人工和物料，每一枝花竟高达数十金。但在汉代只说用房屋覆盖罢了，现在的方法都是挖掘坑穴来窖藏。大概是因为入冬后土中的气息温暖，所养护的花木，借助土气和火气各占一半。

蘦苓字相通

蘦就是苓字，与莲字相通。《龟策传》中说：“龟千岁游莲叶之上。”徐广说：“莲一作苓，声音相近，是借用的字。”苓，是小草。龟老了而神灵，它的形体变得细小，所以能在小草之上游动，就像水中的莲花。凡是龟都能游动，不足为奇了。又《诗经》中说：“采苓于首阳之巅。”叶之，是莲，也有苓的读音。

治乱甘苦黑白

把乱当作治，把苦当作甘。所以甘草名叫大苦，《礼记》疏中说：牵牛花上有三点黑色，名叫三点白。

介鸡

《左传》中季氏和郈氏斗鸡，季氏给鸡的羽毛加上介甲。《尔雅翼》写作“芥其羽”，说是用芥菜的芥末涂抹在羽毛上。必定有依据，但不知道其具体含义。

郁鬯之辩

古代酿酒，以黑黍为上等，它的颜色必定是黑色的，祭祀时用郁草调和它，因为郁草是黄色的，所以酒色黄而且香。《诗经》所说的“黄流在中”，是因为酒色黄而且流动。如今却把黄色当作酒品的恶劣，与古代不同了。又完全没有用郁草调和酒的，难道这种方法没有流传下来吗？如果酒不用郁草调和，又名叫鬯，那么黑黍的酒就是鬯。如果加上郁草，才名叫郁。《说文解字》中“鬯”字却说“用秬酿郁草”，是鬯也可以兼含郁。自从郁与鬯对举而言，就应当加以辨析。

虉字辩

《诗经》中说“卭有旨虉”。旨虉，是小草，五色像绶带，所以名叫绶草。《诗经》说想要有文采，具备以成为调理之臣，像虉草一样不伤害它而后才能得到。但是鸟名也有虉，也叫绶，所以古本《尔雅·释鸟》有“虉绶”，与《释草》中的“虉绶”文字相同。罗愿于是把《诗经》中的“防虉”当作鸟，与上文“防有鹊巢”相对偶，说鹊善于选择地点而后筑巢，如果有惊惧就不筑巢；虉善于观察天象而后吐绶，如果有戕害的嫌疑就不吐绶。这种说法也有依据，但称之为“防虉”则似乎是属于草，大概“防”与“防畜”的“防”相同。这种草也可以食用，所以说“防”；如果是鸟，没听说可以食用，不应该说“防”了。只是没有得到《诗经》的善本来校正它。如果“防虉”的“虉”从草字旁，它是草无疑；不从草字旁，它是鸟无疑。现在世间流行的《诗经》和字书都混乱，所以无法辨析，而各种说法纷纷纭纭。

无防耻做得尚书

长安中有一个读书人醉酒骑驴，在中途遇到一位八座高官，不下驴回避。八座叱责他，这个读书人也大声叱责。八座叫住他询问，读书人是生员。八座说：“既然是生员，应当有羞耻之心，为何醉酒撒泼如此？”读书人笑着说：“您才是没有羞耻之心的人。”八座

译有人说：“我怎么会没有羞耻心呢？”士人回答说：“如果有羞耻心，怎么能做到尚书这个职位呢？”当时人们纷纷传颂，笑得前仰后合。于是想起杜有道的妻子严氏曾经写信给堂侄杜预，信中说：“谚语说‘忍辱可以位至三公九卿’，现在这可以说是受辱了。如果能忍受这种屈辱而成为公卿，坐在这个位置上也就没有羞耻心了，这正是‘有羞耻心却能做到尚书’这句话的意思。”

译孔子采集诗歌没有收录楚国的作品。

楚辞中屈原等人的作品，有押韵的，有一两句就换韵的，也有全篇不押韵的。在屈原的时代，四声之学尚未出现，或许都是使用当时的方言，自然可以和谐押韵。后人用现在通行的韵书来读，自然就不和谐了。但是《诗经三百篇》在屈原之前，如果用现在的韵书去押韵，也没有不通顺的。楚国的方言，难道真的是南蛮鸟叫般的声音吗？以前的儒者因为孔子采集列国之诗编成《国风》，唯独没有收录楚国而表示疑惑。我认为楚国在当时也有诗可以采集，或许也像《离骚》那样使用方言韵脚，不适合配乐演唱，所以孔子没有采集罢了。有人说孔子修订《春秋》，把楚国当作夷狄看待，所以不采集楚国的诗，这也是一种说法。然而秦国也如同楚国一样，而《秦风》十篇还排在《豳风》之上，难道是因为平王东迁时，秦仲的孙子能够出兵护送，也能尊崇周王，不像楚国那样僭越称王吗？

三十六岁奉朝请

陶景给堂兄的信中说：“做官到了四十岁左右，担任尚书郎，就抽簪归隐，志向高迈。现在三十六岁，才担任奉朝请，头发秃秃的样子可想而知。不如早点离去。我如今将近五十岁了，才开始担任尚书郎，仰望古人，实在感到惭愧。”

词人用典

词人使用古事多有错误。王安石《桃源行》：“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秦二世在望夷宫斋戒，是在指鹿为马之后。修筑长城的劳役，是秦始皇的事，不是秦二世的事。

以恶兽为名

凿齿是恶兽的名字，与梼杌同类，我感到奇怪。晋代习主簿用它作为名字，不知他的用意是什么。北魏元义名叫夜义，弟弟罗名叫罗刹，夜义、罗刹都是吃人的鬼，也用来作为名字，为什么呢？

佛不度女人

刘昼给高欢的信中说：“尼姑和优婆夷，实际上是僧人的妻妾，损害胎儿杀害孩子，其情形难以言说。如今僧尼约有二百多万，加上世俗女子共有四百多万，每月六月损害一次胎儿，这样一年就损害二百万户。验证这一点，佛就是损害胎儿的鬼。大藏经律文中说：佛告诉各位弟子：‘你们千万不要随意剃度沙弥尼，女人姿色难以保全，喜好之事需要防备。以后佛产生恶意，不是真正的菩萨不可以随意剃度。’由此可见尼姑的丑行，也是佛所厌恶的。”

上林羽猎二赋

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和扬雄的《羽猎赋》，千古传诵。北齐杨斐说：“离系以隤墙，填壑乱以枚置，落网而言，无补于风规，祗足昭其愆戾。”这也是名言。

风流罪过

北齐郎基常对人说：“任职的地方，连木枕都不必制作，何况更严重的事情？只是稍微让人抄写书籍。”潘子美写信给他：“在官任上抄写书籍，也是风流罪过。我住在京城，别无其他作为，只是乞求俸禄抄写书籍，罪过太多了。”郎基回答潘子美：“观过知仁，这也可以了。不知京城中有没有能观察仁德的人？”

佛经恐非西来大意

我曾经怀疑现在中国流行的佛经，都经过多次翻译才通晓，中间难免违背其本意。偶然看到鸠摩罗什给慧壑的信：“天竺国的宝文制倡颂，宫商体裁以入为义。现在把梵文改为秦文，失去了文采，虽然得到了大意，却与文体相隔甚远。好像嚼饭给人吃，不仅失去味道，反而让人呕吐。”现在的经卷，果真都是西来的大意吗？我不敢相信。

仙书皆伪笔

西王母询问上元夫人的信中说：“彼此不相见四千多年。”西王母回答说：“于是容颜衰老，达到五千年。不知道所说的年数，如同人间的甲子吗？不知道西王母，是开辟之初就有的，还是生于中古的？那书是用今人的笔法写的，其伪无疑。”而且上元夫人的信中说：“先前被太帝君派遣前往洲，校定天元。暂时离去，这样应当回来。回来便来席，愿暂少留。”麻姑给王方平的信也说：“先前受命巡视蓬莱，现在暂时前往。这样应当前往，回来便亲眼目睹。愿来即去。”其体裁相同，是上元夫人、麻姑的信都是伪袭的。

仙宦非共途

许长史穆，精心研究仙学，似乎不是凡胎。保命君曾经给他看信，并引用渔阳田豫“钟鸣漏尽”的话来责备他。定録君也责备他不立即褰裳，才知道仙道和仕途原本不是同一条路。如今追逐尘世，贪图高官厚禄，妄谈仙学，真是痴人说梦。

陶渊明乞食

陶渊明耻于为了五斗米折腰，以至于贫困而乞食。有诗说：“出门拙言词。”王维给魏居士的信，说陶渊明是屡次乞食而多惭愧。曾经见一次督邮，安心吃公田数顷，一次惭愧不忍，就终身惭愧吗？孔子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鄙陋啊，王维！难怪他在安禄山手下受困辱。终身的惭愧，难道在于乞食吗？

道学可防短

王槐野给王立道的信说：“传言您现在讲学，抛弃文词不理，这是近代道学自我防备短处的巧妙方法，您怎么效仿它？这确实是不易的言论，讲学的人可以惭愧了。”

姜维母书

杨用修编纂尺牍，清裁凡十一卷。王元美说它有遗漏，增加到二十八卷。刻印完成后又

译搜得四十条，附在篇后。于是记下这样的话：“如果让刘孝标、陆澄来编纂，应当能避免这种遗漏。”王元美自认为已经没有什么遗漏了。我查阅《晋书·五行志》，又得到姜维回复魏人的一封信，说：“良田百顷，不计一亩；但见逺志，无有当归。”当时魏人俘获了姜维的母亲，让姜维的母亲亲笔写信呼唤姜维，用“当归”比喻他应当回归，以此劝降，所以姜维说了这番话。这是王元美没有收录的。

译天问中的可疑之处

孟子说“尧在羽山杀了鲧”，“殛”就是杀的意思。屈原《天问》中问：“永远被阻遏在羽山，为什么三年都不施刑？”这说明尧并没有杀鲧，只是流放他而不赦免罢了。又比如齐桓公因为众公子争位，死后尸体无人收敛，但并没有被弑杀。《天问》却说“齐桓公九合诸侯，最终突然被杀”，这是鲧本来被杀却说不杀，桓公本来未被弑杀却说被杀，难道另有依据吗？我查考《屈原·天问》，现在流传的是王逸的章句。王逸认为《天问》文义不连贯，多记载奇异之事。司马迁论道尚且达不到，刘向、扬雄也不能完全理解。王逸则考证旧章，对照经传，为之验证，使每件事都能弄明白。我不敢完全赞同他的观点。这篇文章既然说“屈原观看墙壁上的图画而作”，那么一件事就是一段，当时未必互相连接。屈原沉江后，后人采集这些片段并缀连起来，所以文义不连贯。读者也应该逐段阅读，不宜当作一篇完整的文章来读。但其中事迹奇异，或许疑误各半，未必都是屈原的原作。

元微之的诗

元稹《放言》五首，我读后，实在没看出什么好地方。白居易却说它韵律高古而合乎法度，意境古朴而辞藻新颖。即使是前辈深谙诗道的人，也没有这样的作品。难道古人评诗，只重意境而不重辞藻吗？

元稹和白居易都没有儿子

元稹和白居易齐名，且交情深厚。白居易没有儿子，世人皆知。元稹也没有儿子，世人却不知道。元稹整理旧稿，写诗寄给白居易说：“上天让两家都没有子嗣，想把文集托付给谁呢？”

九歌

《楚辞·九歌》实际上有十一篇，由此可知“九”并非指篇数。有人说“九”是阳数的极致，所以“阳九”是坏运道的极致，屈原取此命名，是自喻其不得志到了极点。这也有道理。

禹娶妻四天后就治水

禹娶了涂山氏，在辛酉日结婚，甲子日就出去治水，在外八年，新婚四天后就有了启。

王安石不讲究修饰

王安石未得志时，蓬头垢面，世人多怀疑他是诈伪。在政府任职时，上朝时有虱子，从他的衣领向上，一直爬到胡须上。皇上看到，觉得很可笑。王安石自己不知道。退朝后，同行的王禹玉指出来告诉他。王安石命令去掉它。王禹玉说：“不能轻易去掉，请让我说一句话颂扬它。”说：“屡次游历相须，曾经被皇上看见。”王安石为之开颜大笑，由此可知王安石也是不讲究修饰的人。怀疑他诈伪，就过分了。

古今两个羿

古今擅长射箭的人，必称羿。但有两个羿：一个在夏朝，弑杀夏后相；一个在尧时，射杀河伯的妻子洛妃。详见《楚辞·天问》注。

西北水田

现在有人想在西北种植水田，这不是新创的说法。唐代王建《水运歌》中有云：“远征海稻供边食，岂如多种边头地？”就是这个意思。

诗文显白与古奥

《尚书》中的典谟之文，《诗经》三百篇，作为万世诗文的始祖，是因为它们古老而深奥。但在叙述事情、阐述道理时，又无不显明白。像欧阳修、苏轼的文章，元稹、白居易的诗，则一以显白为主，完全没有一点古奥的意思，怎么能称为诗文呢？

古无骑字

古人养马，只用来驾车，没有单人骑马的，所以古代经典中没有“骑”字。到了战国时期，才开始单人骑马，只有《曲礼》前有“车骑”，大概《礼记》是后汉的书。

露筋庙辨

现在高邮州的露筋庙，世人传说有两个女子经过这里，遇到夜晚，一个女子进入人家住宿，一个女子因贞洁不肯进入人家住宿，宿在门外，于是被蚊虫叮咬，直到天亮露出筋骨而死。我曾怀疑，蚊虫虽然凶猛，难道能叮咬人至死？这女子即使贞洁，难道也能忍受？这蚊虫难道不自己拍打驱赶吗？偶然翻阅《酉阳杂俎》，上面说江淮间的露筋驿，是一个醉汉宿在那里，被蚊虫叮咬。江德藻《北道记》：邵伯闸露筋，梁朝的老人说有鹿经过这里，一宿被蚊虫吃，直到天亮看见筋骨。那么现在所说的贞女露筋，是后人附会来迷惑人的。只是淮水之间，风俗涉及溱水洧水，后人附会露筋说是贞女，大概也有所讽喻吧？

儒释不必互相援引

假如释迦牟尼生在中国设教，应当像周公、孔子一样。周公、孔子的书中自有释教，儒者何必谈佛？假如周公、孔子生在西方设教，也应当像释迦牟尼一样。释教的书中亦自有儒教，释者何必援引儒教？

宋玉招魂

宋玉《招魂》是为屈原而作。那时屈原尚未沉江，宋玉见他放逐斥退、愁闷，恐怕他的魂魄先已散去，他的身体不能长久存活，所以招他的魂，使返回身体。不是像现在人死了才招魂那样。

二王书法

二王书法妙绝今古，大小字体想必都入神。梁高祖回答陶弘景论书，说王羲之书法没有非常细小的，即《乐毅论》也是粗健，恐怕不是真迹。晋梁相隔不远，而二王极小的书法已经不可再见了。我说二王书法即使大如拳头，也不复可见，为什么呢？韦文休说：“二王书法自可称能，未是书也。”这必有说法。陶弘景又说王羲之自吴兴以前的书法尚不能称善，凡是好的作品，都是向会稽时永和十许年间者，

译自从王羲之失去官职、告老还乡，声称自己不再胜任书法之后，便大致不再亲自书写，全都让这一个人代笔。世人无法分辨其中的缓急差异，便称之为他晚年的书迹。王羲之去世后，王献之年仅十七八岁，完全模仿这个代笔人的书风，所以最终形成了与王羲之相似的书法风格。由此可知，当今世上所流传的王羲之遗迹，不知是真是假。只是陶弘景所说的“这一个人”竟然缺失了姓名，实在令人遗憾。

译丙午、丁未年

俞文豹《吹剑录》说，凡是丙午、丁未年，中原地区遇到这种年份必定发生灾祸。所以宋朝时有术士上书《丙午丁未龟鉴》，说从秦昭襄王五十二年直到五代，共二十一次，这些年份天下都不安宁。南宋南渡是丁未年，高宗渡江；淳熙丁未年，高宗去世。只有淳祐丁未年没有其他异常，只是从夏天到冬天不下雨，各地的湖泊、池塘、河流、水井都干涸了。大概丙午、丁未处于天干的中间，丙丁属火，都在丙午火旺的方位。五行中只有水、火不宜过旺，过旺就不可救药，除非有兴邦盛德，否则难以承受。所以大挠制定甲子，将丙午、丁未定为天河水，因为水能克制火；将戊午、己未定为天上火，因为戊己土覆盖在上面，火就不能炽烈。其他就不一一列举了。宋朝在丙午丁未年被元朝取代，元朝在丙午丁未年我太祖兴起。所以有丙午丁未年而天下没有大变故的，但没有大变故而不逢丙午丁未年的。天道运行的规律真是令人敬畏啊！」

老于宦途不能自引

我曾经说，官位尊、年龄大的人大多留恋爵位，不能自己决断，往往都是被妻儿所牵制。白居易戊申年岁末咏怀诗中有「犹被妻儿教渐退，莫求致仕且分司」，计算那时他已经五十六七岁了。又说「龙尾趁朝无气力」，又说「老病旁人岂得知」，以这种状况还想要求个闲职，没想到这位老人也被妻儿所牵制到如此地步。第二首诗说「更拟踌躇觅何事」，最后一首诗说「万一差池似前事」，那么也是心里想走却不能自己决断。近代有一位大老，年纪已经接近八十，又因为三年考核期满，台省官员上疏弹劾他不知道告老，这位老人于是自己上疏认罪，说忘记了自己的年龄，难道也有妻儿作为牵制吗？一笑，一笑。

疑耀卷四

<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疑耀》>

钦定四库全书

疑耀卷五

明 张萱 撰

苍梧寄生酒

五岭之外，完全没有好酒。近来做官的人宴饮，都喜欢苍梧寄生酒。只是它的性质酷热，不宜多喝。只是苍梧的酒，自古就有。晋代张华《轻薄篇》有「苍梧竹叶清」，陈代张正见《置酒高台上》诗「浮蚁擅苍梧」，不知道是否就是这种寄生酒？

螬可疗目

孟子说「陈仲子三天不吃东西，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等到吃了井边螬虫吃过的李子，然后耳目才开始有听觉视觉。」我曾经怀疑螬虫可以治疗耳目疾病。等到阅读《晋书》，盛彦的母亲失明，多年曾经鞭打他的婢女，婢女怨恨，把烤过的螬虫给她吃，母亲吃了，觉得美味。后来给盛彦看，盛彦于是抱着母亲痛哭。然而母亲从此眼睛复明。那么仲子的眼睛既盲而复明，是因为吃了螬虫吃过的李子。于是查阅《本草》，也说「蛴螬汁滴入眼中，可以去除障翳」。孟子的话，没有虚假啊。

朱考亭妄评杜诗

杜甫有「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的诗句，乃是诗家中上乘之作。而朱熹引用它，说这是心不在焉，不得其正，真让人发笑。这和对着痴人说梦有什么区别呢？

阮宣子敛钱为婚

晋代阮宣子贫穷四十多年，没有成家。王敦等人凑钱为他结婚，都是名士，仰慕他的人想凑钱却得不到机会。这固然是阮宣子的胜事，然而让王敦参与凑钱，不有损于不正之人吗？难道当时王敦的恶行还没有显露吗？然而他家中的阮思旷、谢幼舆等人，都预先看到了，而阮宣子独自不知道，为什么呢？至于当时有想凑钱却得不到机会的人，那人也有他的用意。阮宣子为什么拒绝他？后来王敦担任鸿胪卿，说阮宣子没有食物，鸿胪丞稍微有俸禄，阮宣子竟然听从他的命令担任鸿胪丞。这和阮遥集不肯与温太真共同接受顾命，就落后了一步。况且阮宣子向来不喜欢见俗人，遇到就离开，怎么到与王敦周旋到这种地步？大大不如他家的阮思旷以酒废职。然而阮宣子固然可爱，怎么向王敦求活路？他担任鸿胪丞，难道像阮思旷所说：既然不能亲自耕种养活自己，必定有所依赖，所以委屈自己为生计担忧吗？

帝王谥号

上古帝王都没有谥号，尧、舜、禹、汤就是这样。到周公旦才开始制定谥法，给他的父亲谥号为文，哥哥为武，然而只有一字而已。秦始皇废除谥法，只用一世、二世来称呼。汉朝沿袭秦朝习俗，所以谥号也只有一字，然而也都是死后才定名。到唐朝才活着就加上美谥，多到十余字以上。我朝虽然死后才改称，然而臣子只有二字，如果帝王也多到十余字了。没想到元朝习俗还接近古代，太祖的谥号不过六字，太宗以下都是两字。只有秦王太师巴延，是人臣，生前就加上十四字的美谥。考察行为确定名号，是非丝毫不能掩盖，难道以字数的多少来区分美恶吗？

元俗近古

元朝习俗帝王送终的器具，用两块木头，凿空中间，像人的形状，合起来作为棺材，放置遗体在里面，加上漆完毕后，就用黄金做三个圈，确定送到正北寝园的地方，深埋，用万匹马踏平，等到草绿才解除警戒，那么已经漫同平坡，不再有考证遗迹，这也是古人不封不树的遗意啊。

以诗句定人品

李布政昌祺，江西人，卓尔不群，他的行为概略详见《水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