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耀卷七

译恐怕他是摹写了一本来进献罢了。”潞公非常惊讶地说：“我不清楚，可以借来观看一下吗？”某甲说：“可以。”于是命人取来。潞公仔细凝视两幅画许久，说：“终究某乙的那幅是真的。”众宾客也附和说：“某乙的那幅是真的。”某甲不再作声，便退下了。第二天，有人问他，某甲感叹道：“我在昨天谈论画作时，才深知自己身份卑微贫寒。这种话柄，古今都是一样的，不值得惊讶。”

译驴拉船

北方地区，凡是能够替代人力的工作，都使用骡子和驴。我曾经想用驴来拉船，但世间从未见过这种做法。偶然翻阅《元宋正献公集》，其中有《驴牵船赋》，那是在浊漳河，并非北方地区。正献公是广阳人，名叫宋本，字诚夫。

甜酒

鲁元王为穆生准备了甜酒。《说文解字》说，一夜之间酿成的酒叫作醴。如今的人很少掌握这种制作方法。元宋正献公的集子里有《鸡鸣酒赋序》说：“将陵人李怀德甫家擅长酿造一夜成熟的酒，方法是用米三升，用水按碗计算加倍，煮成粥状。加入曲八两，发酵剂用曲的一半，用饴糖作为发酵剂，减少四分之一，再加少许麦芽，调和得宜。在灯时开始制作，到天亮就熟了。味道甘甜且醇厚，豪饮也不醉。这难道就是醴吗？”

龙没有骨髓

龙没有骨髓，如果有骨髓的就是蛟。元代有一种好墨，名叫“黑龙髓”，这真是大错特错。

不相信伯夷、叔齐扣马谏阻

伯夷、叔齐扣马谏阻周武王的事，千古以来从未有过。对此表示怀疑的人，只有王安石不相信。他有诗说：“孟子劝伐燕，伊尹干说亳，扣马触兵锋，食牛要禄爵。稍微知道羞耻的人都不会这样做，何况他们都是杰出的人物呢。”史官被蒙蔽的地方很多，自古以来喜欢穿凿附会，这也是一种说法。

听颖师弹琴诗

韩愈的《听颖师弹琴》诗，欧阳修告诉苏东坡，说那是琵琶的声音。而吴地的僧人海，以擅长弹琴闻名，又说这首诗都是指下丝弦美妙的声音，只有琴才能如此。如果是琵琶，则是格上的声音，怎么能这样呢？认为欧阳修没有领会琴的趣味，所以胡乱讥评。我有一个已故的妾，擅长弹琴，也擅长弹琵琶，曾经仔细推敲，才知道欧阳修的话并非错误，而僧人海并不精通琴艺。琴是雅乐，音调以平和为主。如果像韩愈诗中那样，儿女私语，忽然变成战士赴敌，又像柳絮轻浮，百鸟喧闹，上下不分寸，失误就达千丈，这种音调，乃是极其急躁的，难道是琴音所应有的吗？至于结尾句，泪水湿透衣服，冰炭置于肠中，也只有听琵琶的人或许会这样。琴音平和，即使能感人，也不应该让人悲伤到受伤的地步。所以根据这首诗，韩愈固然不是知音，即使颖师也不是擅长弹琴的人。

斋与醮

斋和醮意义不同但事情相同，道教人士很少能分辨清楚。《灵宝大法》引用广成子的话说：“醮，是祭祀的别名。用牲畜血食祭祀叫作祭，用蔬果精修祭祀叫作醮。”《河图经》品中三洞之中，共有二十四种醮，与斋法类似，加上各种杂醮法，共五十六门，以太上为主，北斗为宗。这三洞既有二十七种斋，又有四十二种醮。后世却说灵宝立斋，正一有醮，在斋后散坛时，改正一的衔职，换正一的服装，然后设醮，这是错误的。醮在三洞中都有，况且散坛的醮，是斋事结束，酬谢神灵罢了，难道应该改衔换服，另作一种仪式吗？

妇人在军中

自古以来出兵，没有妇人跟随的。所以杜甫有“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的诗句。庾信奉命为赵王出师在途中赐诗，却说：“锦车同建节，鱼轩异泊营。军中女子气，塞外夫人城。”这是赵王的眷属都在军中。

瓷器

《宣和格古论》说：古人称瓷器，都说某窑器，某窑器，不称瓷。只有河南彰德府磁州窑器，才称瓷。现在不问何窑所制，凡是瓦器都称瓷，这是错误的。

视草的意义

古人称视草，是说看天子起草的诏令。古代诏令多由天子亲自起草，特意让词臣站在旁边，看起草的内容如何。所以汉武帝诏令淮南王，让司马相如视草，并不是让相如代笔。现在掌管制诰的人，都代天子起草，不符合视草的意义，却称视草，不是错误吗？

眼镜

闽广之间有制作眼镜的，老人眼睛有翳，把它悬在眼前，就能看清毫发。古代没有这种制作，只有刘跂《暇日记》中记载：杜和叔审理案件，取十几种水晶放入，起初不明白他的意思，出来后才知道案牍昏暗，水晶承接日光照射文字，立刻显现。这是眼镜制作的由来吗？

不合时宜

苏东坡一天退朝，吃完饭，摸着肚子，慢慢走着，回头对侍儿说：“你们说说这里面有什么？”一个婢女立刻说：“都是文章。”东坡不以为然。另一个婢女说：“满腹都是见识。”东坡也不以为然。直到朝云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的样子。”东坡于是捧腹大笑。我认为朝云的话，就是前两人的意思。古今不合时宜的人，谁能超出文章和见识呢？如果没有文章，没有见识，又有什么不合时宜的呢？

皮船椽矢

宋太祖担任周殿前都虞候时，率兵包围寿州，曾经乘坐皮船进入寿春，不知道皮船的制作如何？又寿春城上发射连弩射他，箭大如椽，不知道那弩有多大？

绢换首级

宋太祖说辽人的精兵不过十万，想用二十匹绢购买辽人一个首级，计算用二百万匹绢，那么辽人就可以全部消灭。现在规定斩首一级赏银五十两，这比二十匹绢重，但每年花费四百多万金，往往不能换到一个首级。

译这是为什么呢？

王勃以精通历法推算自命，撰写了《大唐千岁历》。他在书中论述五行的运数：以土德称王的有五十代，历时一千年；以金德称王的有四十九代，历时九百年；以水德称王的有二十代，历时六百年；以木德称王的有三十代，历时八百年；以火德称王的有二十代，历时七百年。既然五行依次更替，怎么会有长短不齐呢？如果土德独独长久，或许可以解释为分旺的说法；但水德独独短暂，又是为什么呢？王勃或许有所见解，可惜他的书已经失传，无法向他追问了。

译赫胥氏

古代有赫胥氏，另一种说法叫赫苏氏。古时“苏”与“胥”相通，传说认为“赫”是显赫的意思，“胥”是依附的意思，形容德行显赫而众人依附，所以这样称呼。这里“胥”是共同的意思，又说“胥”是胥史（低级官吏）的意思。意思是说推崇名声而不居功，而以胥史来自比。不知道哪种说法正确。

曷字辨析

“曷”字从什么？回答说：从“匂”。“曰”是语气词；“匂”是声旁，没有意义。葛天氏的“葛”字，从土从曰，“曰”是古代的“合”字，就是声旁。“曷”与“堨”相同吗？所谓田堨，田堨，属于土工。古人“曷”多写作□。又《说文解字》：葛，覆盖，与〇都读“盖”音。《集韵》：盖，覆盖，居曷切。盖、曷、盍三个字古时通用，所以曷也写作盍、旦、渇、碣。本来从盍、堨、碣的一类，从盖、防、礚、〇的一类，都从葛。世人不知道这个道理。

李虚中因生痈疽而死

现在的禄命家所说的子平术，其学说始于唐代殿中侍御史李虚中。只是李虚中因为服用水银，痈疽发作在背上而死，不知道他是否曾经自己推算过命运。

九还

北斗星一天一夜绕天一周，天降地升，从寅位到申位为七返，再回到坤位为九还。这是宋代张景之的说法。天地尚且不能没有返还的说法，何况于人呢？所以养神的人先养气，养气先养脑，养脑先养精，养精先养血，养血先养水。

天门开

宋代王文正公王旦年轻时，看见天门从中打开，其中有他的姓名。庞庄敏公庞籍借任延安主帅时，白天夜里恍惚看见天象形成文字，说“庞某十年后做宰相，以仁爱辅佐天下”，共十个多字。起初以为荒诞，后来我的老师赵文懿公曾对我说：“丁卯年，在斋屋中忽然看见天门打开，上面有金甲神人显现身形，持续了数刻。于是叫同屋的人出来看，都看不见，只有王公独自看见。”第二年就考中进士，后来果然官拜高位，这才知道王、庞两位公的事迹不假。

在齐闻韶

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说：“没想到音乐的美妙到了这种程度，没想到以帝王的音乐而在诸侯的国家演奏。”大概有悲伤的心情。三个月不知道肉的滋味，是悲伤到了极点。这也和《八佾》中歌唱《雍》诗，怎么能在三家的大堂上演奏的意思一样吗？

孔子不谈乐

夏、殷的礼仪，孔子能说出来，但没有提到音乐。孔鲤快步走过庭院，孔子问他学习礼仪，也没有提到音乐。难道是因为礼仪具备而音乐就存在吗？古代的音乐失传很久了，即使孔子也没有机会听到。如果告诉颜回治理国家，最后以韶舞结束，那么在齐国曾经听到韶乐，只有颜回或许能知道。

谱系之学

氏族谱系的学问，我朝废弃而不讲，即使讲，也一定不能精通，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比如贺氏，出自楚国，而庆氏也是贺氏；来氏本来出自郲国，而来纤也是来氏。孔氏，是宋国后裔，而孔达出自卫国；孔张出自郑国和陈国，又有孔宁齐，又有孔虺。孙氏，出自晋国，而一支出自商朝，一支出自卫国。汉代的荀卿又叫孙楚，宋国都有司马，楚国和卫国都有子南。周朝楚国的王孙，既不同于卫国、秦国、宋国的王臣，又区别于楚国各诸侯国的分封姓氏，三代不同的王姓，数不胜数。至于后世，战争、火灾、饥荒、瘟疫，离散流亡，又有避讳、避仇、随母改姓、寄养冒姓之类，纷纷杂出，怎么考证呢？

封禅

封禅自古就有，但圣人门下绝口不提。管仲说：只有受命的君主才能实行，一代只实行一次。又需要考察祥瑞、崇尚德行，所以商朝拥有天下六百年，只在汤时实行；周朝拥有天下八百年，只在成王时实行。孔子的时代，天命没有改变，所以不必讲求。六经之中，也没有论及封禅的，只见于《大戴礼记》，我曾经对此有疑问。先儒说舜祭天，以及在岱宗柴祭燔烧，都是封禅。但既然说一代一次，那么柴祭岱宗的事，五年就再次举行了。即使把它当作封禅，也不敢苟同。

能耐通

古代“耐”字多写作“能”，“能”和“耐”古时通用，但意义各有不同。《史记》《汉书》高祖本纪中“耐以上请之”就是例子。“耐”是剃去鬓毛胡须而不剃光头发，所以“耐”也读作“耏”。后人用“耐辱”“耐久”假借来书写罢了。如果把“能忍”当作“耐”，自有晁错“能寒”“能暑”的例子，《楚辞》《荀子》都以“能”读作“耐”就是这样。

老始学诗

从前有人年过五十才开始学写诗，最终以诗闻名。杜甫一生写了诗一千四百零五首，断定为从《赠韦左丞二十二韵》开始，根据年谱考证，那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赠韦左丞》是追忆少年壮游的诗，历述往昔，远比曹植、杨雄，近交崔颢、魏万，然而他盛年时的诗没有流传下来。夔州以后，更加老了。黄庭坚八岁有《送人赴举》诗，说：“送君归去玉帝前，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间今八年。”晚年竟然自己删去不收入集中。我不能写诗，幸好现在还未到五十岁，再等三四年开始学诗也不晚。只是恐怕虚度光阴罢了。

礼部韵

《礼部韵略》最初只有九千五百九十字，后来增加了六十五字，分为五声二百六韵。其间通用、独用各有区别。像欣、淳、覃、咸音相近而不同韵的很多。至于冬、东、鱼、虞、清、青、

译语、麌、御、遇、劲、径、锡、昔这些韵部，根据声母的规律来推演，理应可以同韵，难道不能附合先、仙、覃、谈、通、古等韵部通押的先例吗？为什么却将它们隔绝开来而不允许通押呢？麻韵从“奢”字以后，马韵从“写”字以后，祃韵从“借”字以后，雅正的读音加以区别，应当略有差异。难道不能采用歌、戈、哿、果等邻韵通押的先例吗？为什么在其他韵部上如此细微苛求，而在此处却如此宽泛粗略呢？况且语音演变已久，文字繁杂众多，通晓音韵的人很少遇到，反切注音容易出错。研究韵书的人正如聚众争讼一般，自从唐代《经典释文》等音韵著作流传于世，读书人就不懂古音已经很久了。

译《易》传《说卦》中说：“艮卦代表山，代表小石头。”其他卦象中没有代表大石头的，难道《说卦》篇有脱漏的简牍吗？根据我的推测，原本应当说：“代表大石头和小石头。”两个阴爻在下，象征小石头；一个阳爻在上，象征大石头。所以“介于石”，是互卦中的艮；“渐于磐”，是内卦中的艮。《本义》说：“磐，是大石头。”艮卦何止代表小石头，也代表大石头。《易经》中凡是提到石头，都主要对应艮卦。只有“困于石”，不主要对应艮卦，而是遇到兑卦下方的刚爻。所以《皇极经世》说“少刚为土石”，土和石同源，在先天八卦中分别对应巽和坎，所以土依附于石，而石依附于土。辰与石相薄，在先天八卦中分别对应震和巽，所以辰发出声音，而石产生音律。石头的少刚之气，与星星的少阳之气同类，所以石头在天就是星星，而星星在地就是石头，这是气类相同的缘故。

《曲礼》中“以安民哉”？“思辞”与“将入户”押韵，“下”与“将即席”押韵，“怍”字押韵，这些都是古音。如《中庸》《乐记》《礼运》《闲居》等篇，其中的韵语更多。《易》《书》《礼记》本来不必押韵，却还有韵语，那么《诗经》应当没有不押韵的。为什么《周颂》的韵脚大多不和谐，而《清庙》《维天之命》却是通篇无韵？那么所谓的《诗经》，难道只是韵语而已吗？大概古诗的字音和句律都天然合乎节奏。汉代儒生以后，只用训诂来解读《诗经》，只解说其意义，不通晓其音律。试想《诗经》三百篇都可以吟唱，后人随意当作乐章，每每有不合吟唱节奏的，这是因为不懂音律的缘故。

古代百姓分为四类，儒生和官吏都属于士人。《周礼》中六卿的官职，最为亲近百姓，却唯独没有府、史、胥、徒等属吏，不知道由谁来担任。我私下推测，选拔贤能的人出来做长官，选拔有才能的人进入朝廷治理，那些被选拔的贤能之人就是官吏。所以经文中屡次提到乡吏、群吏，这时候儒生无非就是官吏，官吏无非就是儒生罢了。

经典中琴和瑟常常并提，《论语》三次提到瑟而不提琴，为什么呢？宋代郊庙祭祀的音乐，其琴以宫音的中徽定黄钟律，向上引一徽就是大吕律，商、角、徵、羽也从中徽向上引，每徽对应一律，以便与瑟相合，这样古代的琴声就听不到了。我认为一定不如现在人用手拨弄取声的方式。新调淫声琐碎细碎，我称之为“琴的异端”。

道家有火钤的说法，钤指金。火钤说的是火与金。这本来出自儒家典籍，道家只是窃取其绪论罢了。河图变为洛书时，二七合乎南方，四九乘之；四九合乎西方，二七乘之。图是体，书是用。五五天数，纵横十五，那么金火就易位了；五六地数，纵横十八，那么水土就易位了。圣人不谈地数，只把天数二十五著于洛书，其中金火入用的奥妙就在于此。水中有火，所以大雨必定有闪电；闪电之下是火光。火中有金，所以震雷必定有雷霆；雷霆的末端是声音。《度人经》说掷火流钤，《黄庭经》说火兵符图，又说火钤冠霄。人身中各有金火，天丁流金火钤，不是向外向鬼神索取的。天以金火行于人，以金火生，用于祈禳，或许有这样的道理。然而其学问以神霄派为宗，这是林灵素的虚妄之说。只是因为政和年间崇尚道教，竟然导致火运之中否，火反克火，尚且不能救玉帝之子以长生，青华之君，何况几百年后，还希望它有灵验吗？

自古以来的学问，必定先向先圣先师释奠。解释《礼记》的人说，诗、书、礼、乐各有老师。像夔、龙、伯夷、周公、孔子，都是先圣先师。所以蜀地殿宇绘有古代圣贤像，所祭祀的不止孔子一人。直到唐开元二十七年，才开始专门祭祀孔子，而以他的门人为配享。如今各州郡普遍祭祀社稷和孔子，是承袭开元的制度。自古仲春、季秋入学，合乐选取斗建日，卯戌合气以合乐。唐代开始确定春秋二仲的上丁日，到宋政和四年，太学雅乐完成。如今释奠所用音乐，是承袭政和的制度。

曾皙浴沂的事，或许是先前众人一起沐浴，因言志而提起，或许是想象寓言，并非真的沐浴。如果是先前众人一起沐浴，此时对着老师夸说，似乎不符合答问的礼节。如果是托兴寓言，在师友面前未免荒诞，这是狂者又一不谦让的表现。宋代熊朋来擅长鼓瑟，曾作瑟谱，自称曾倚瑟三诵，觉得春入沂归，如同韵语，应当是他所鼓的瑟曲。如果此时曲终道语及之，也是一种说法。曾皙并非有意安排以求异于其他三人，其他三人言说日后行志，曾皙说当时的瑟曲，圣人喟叹，与曾皙也以瑟曲为然。古代瑟有歌、有语、有道，道者，是古人瑟歌之余，以其曲道说一遍，所以叫道，如同赋家有乱辞一样。所以熊朋来这样说，不是真的浴沂，也不是寓言。

孟子“乞墦”一章，前代儒生怀疑章首有缺漏，我认为不但缺“孟子曰”三字而已。曾合上章诵读，因而想到七篇中别无“瞷”字，这两章以“瞷”夫子、“瞷”良人反复言之，应当出于一时。私下

译推测储子还有问答，比如问：“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却做不到的是为什么呢？”于是涉及请求焚烧的事情。《韵释》说“瞷”和“观”都是“看”的意思。因为齐国妇女的“瞷”言，以及君子的“观”，君子保有它便与尧舜相同，百姓舍弃它便连妻妾都不以本分为羞，其中存在相互关联之处。因此知道这两章未必相同，因为两个“瞷”字而怀疑它们相同，大概是从君子的“观”来看，就知道齐国人之所以不能成为尧舜的原因了。

译石介七十口棺材未葬

宋代石介自己说：“石氏从周、汉以来，到宋代已有一百多年。从高祖、曾祖以下直到七世孙，共有七十口棺材，都没有改葬。”于是写信给王舍人王拱辰，索要五十万钱，信中说：“先人去世后俸禄赏赐断绝，所以不免受冻挨饿。不知道先人生前俸禄赏赐并不缺乏，却不拿这些钱来改葬七十口棺材，为什么呢？”世上拖延安葬的人固然不少，但也没有像石介这样，从高祖、曾祖以下七十口棺材都不安葬的。难道是被风水之说束缚了吗？他说“不改葬”，其实是假葬。古代有假葬三年后即行吉礼的条例。晋代郄诜母亲去世，就在北堂墙壁间下棺，称为假葬。三年后就举行吉礼。卫瓘认为他不该脱去丧服而对此提出非议。石介既然说七十口棺材未改葬，那么祖辈的棺材也在其中。而先人做官像那样显赫，难道不该脱去丧服的非议在宋代不适用吗？石介是贤人，我偶然读到他的书，心里不能释怀。

帝王之后都是蛮夷

翻阅各种传记，古代帝王的后代，大多成为蛮夷戎狄。巴人出自伏羲，氐羌九州戎出自炎帝，各种蛮髦民、党项、安息出自黄帝，白民、防风、欢兜、三苗出自帝鸿，淮夷、允夷、鸠、蓼、群舒出自少昊，昆吾、滇、濮、欧、闽、骆越出自高阳，东胡、儋人、舆、吐浑出自高辛，匈奴、突厥、没鹿无余出自夏后。中国的姓氏谱系尚且不可依据，却说蛮夷戎狄都系于帝王，这可信吗？过去北魏自称是苍林的后代，慕容氏自称是厌越的后代，赫连氏自称是伯禹的后代，这也如同安禄山自称是昌意的后代一样。古代帝王如果有知，能不怒发冲冠吗？

文天祥考

陶宗仪《辍耕录》记载，元至元年间，文丞相天祥有个儿子，出任郡教授，走了几程驿路，没生病就死了。士人们都用诗来哀悼他。福建士人翁某有诗句说：“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间读史各君臣。”这是讥讽他。我不以为然。儿子即使不肖，难道肯忘记父亲而侍奉仇敌吗？元人见丞相不屈服于元朝，所以诬陷他的儿子又侍奉元朝。查阅《宋史》，丞相只有一个儿子。景炎三年，丞相驻军在丽江浦，当时军中瘟疫爆发，儿子和母亲都死在丽江。这是丞相没有儿子。又查阅丞相集中纪年及丞相集杜句等诗，丞相有两个儿子，与丞相母亲曾夫人一起因瘟疫死在丽江的十三岁，名叫道生，是欧阳夫人所生；次子名叫佛生，则是黄夫人所生。景炎二年空坑战败，黄夫人带着他逃跑，于是失散不知去向。所以集杜句第一百四十三章小序说：“佛生已死”；第一百四十九章小序说：“我有两个儿子。”这是丞相的儿子又似乎只有道生、佛生都死了。丞相被囚禁在燕京，在辛巳年正月元旦，曾写信交给儿子文升，那是弟弟文璧的儿子，丞相抚养他作为继承人。陶宗仪所诬陷侍奉元朝的人，难道就是文升吗？丞相被杀，文升既已办理大事，并且守墓三年了。不是不肖之人，难道会再侍奉元朝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丞相并非没有儿子，只是不是丞相亲生罢了。《宋史》说丞相没有儿子，大概是因为跟随丞相守卫惠州而以城投降元朝的人。丞相虽然死了，但兴复宋室的念头，眼睛还闭不上。撰写《宋史》的是元朝人，恐怕丞相的后人有想为伍子胥报仇的，所以这样说。父亲既不忠，儿子侍奉元朝，情理上或许存在。然而丞相家传又说：“丞相没有儿子，以断绝人的希望。”丞相有两个弟弟，叫文璧、文璋。都说元仁宗在潜邸时曾听说文升的名字，召见了他。等到即位，授予集贤直学士，请求回乡得以在南海道去世，于是任命他的儿子文富为兴文署丞。这是文升果然曾侍奉元朝，而说请求回乡，或许也是良心偶尔显露吧。只是至元到仁宗相隔四十多年，既然说至元年间出任教授，没生病就死了，又怎么能在仁宗朝再次担任集贤学士呢？陶宗仪的错误太严重了！唉，文璧以城投降元朝，元主对文璧说：“这是能孝顺我的人。”像文璧这样的人，也难为兄长啊。《宋史》既不想详述丞相后事，近代吉安郡志记载丞相的，也草草了事。丞相被俘时，就在我的家乡五坡岭。丽江，也是我的家乡归善地方。我几次往返，总是徘徊不能离去。偶然翻阅《辍耕录》，所以详细记载于此。

宫词

古今宫词，唐代王仲初作一百篇，宋代王禹珪作六十七篇，蜀地花蕊夫人作九十八篇，宋宁宗杨皇后作五十篇，这是世人共同传诵的。宋元丰初年，有个宦官王绅，效仿王仲初，也作宫词百篇，则世间没有流传。偶然在其他书中得到两篇：《太皇太后生日诗》说：“太皇生日最尊荣，献寿宫中未五更，天子捧觞仍再拜，宝慈侍立到天明。”《太后幸景灵宫驾前露面双童女诗》说：“平明法仗幸琳宫，紫府仙童下九重，整顿珑璁时驻马，画工暗地画真容。”两首诗也有情致，其余一定多有可观之处。难道因为出自宦官之手，所以不流传吗？只是古今这类人能写文章的极少，怎么能因人废言呢？“宝慈”二字，《宋史》不

译“载”应当是皇太后的宫名。“双童女”露出脸面，那么当时随侍的女官都用手帕遮盖头部，这也是宋代诸书未曾详细记载的制度。

译禹锡玄圭

《禹贡》说：“禹赐玄圭，报告他的成功。”《书序》直说“尧赐玄圭”，这在“赐”字上固然恰当，但正文明明说“禹赐”，却解释为“尧赐”，这不矛盾吗？所以蔡沈又说，“赐”与“师赐”的“赐”相同，是说禹以玄圭作为见面礼，向舜报告成功。这虽然不违背正文，但蔡沈在解释《尧典》“师赐”时，却遵从《书序》“赐”与“也”的说法。禹报告成功时还是臣子，以玄圭作为见面礼拜见君主，可以称为“赐”吗？查《尔雅》说：“赐，赏赐也”，可见“赐”只有上级赏赐下级的意思。如果像蔡沈所说，把“禹赐玄圭”理解为禹“赐”给尧，这就好比端木赐的字叫“子贡”，把“贡”当作“赐”，把“赐”当作“见面礼”，终究属于牵强附会。宋代儒者熊朋来说：“五经中只有《尚书》最难读”，因为古文和今文本来不同，而且墙壁中藏经年代久远，残缺很多，伏生口授难免有错误。我认为“禹赐玄圭”这句话，上下必定有缺漏错误，《书序》既然失实，蔡沈的解释也不算正确。

郭公

《春秋》记载郭公，胡安国认为郭国的灭亡始于齐桓公，郭国为什么灭亡呢？邢延举说，《春秋》中所记载的“以前没有现在有了”的事物，都视为灾异，比如有蜃、有蜚之类就是这样。于是根据《本草》所载鸟名“布谷”，江东人称之为郭公，怀疑这个“郭公”就像记载蜃、蜚之类，是说以前没有郭公而现在才出现，所以记载下来。这也太穿凿了，古今流传的疑案无法弄明白的，即使是孔子也暂且搁置不论，后学何必强行解释。

颜谢优劣

从前的人都把颜延之、谢灵运并称，至今推崇他们。我认为颜延之不如谢灵运，不止差一点。谢灵运的诗奇巧精妙，意蕴多在言外。即使鲍照“初日芙蓉”的比喻，也只是说它的色泽罢了，不足以尽述谢灵运的妙处。至于颜延之，则一味以组织辞藻为工巧，偶尔还露出老学究的口吻。不用说全集，即使是昭明太子所选的颜延之诗，也已经不如谢灵运的诗多了。

汉高祖尊母不尊父

汉高祖得到天下的第五年二月，即皇帝位。先封高后为皇后，儿子为皇太子，也追尊他的母亲为昭灵夫人。妻子为后，母亲为夫人，难道是当时的礼制还来不及讲究吗？当时太公却被遗漏没有封爵，这已经不可理解。第七年春正月，又封刘贾以及哥哥刘喜和弟弟刘交的儿子刘肥等人为王。三月，又催促丞相按次序大小功臣封爵，而太公再次没有议定封爵，即使群臣也没有一人提及，为什么呢？等到皇帝五天朝见一次，太公的家令劝说太公拿着扫帚倒退着走，皇帝才大吃一惊，开始下诏说：“各位王、通侯、将军、群卿大夫，已经尊我为皇帝，而太公还没有尊号。现在尊太公为太上皇帝。”这是皇帝成为天子已经七年，而太公还是平民。到了第九年，在未央宫设酒宴，皇帝捧着玉杯为太上皇祝寿，于是说：“起初父亲认为我无赖，不能像二哥那样经营产业，现在我所成就的，与二哥相比谁多？”群臣都大笑。唉，太公做了七年平民，皇帝难道没有宿怨吗？这也太奇怪了。十年后，太上皇帝去世，虽然命令诸侯国都建立太上皇庙，又有什么益处呢？更可奇怪的是，“太上皇”这个尊号，是秦始皇用来封秦庄襄王的，用死者的封号来封活着的人，吕后不读书，是真的吗？

九州考

《禹贡》九州：雍、梁、荆、豫、徐、冀、青、兖。《周礼·夏官·职方氏》的九州则没有徐、梁，而增加了幽、并。《汉书·地理志》说：“监察夏商两代，改徐、梁二州合并于雍、青，分冀州为幽、并”。《尔雅》也把“并”当作“营”，所以先代儒者说《禹贡》的九州是唐代的制度，而禹沿用了它。我查《真源赋》：“伏羲区分九宫，因而设置九州”。《法语》也说：“伏羲作八卦，划分九州”。《周公职录》又说：“黄帝受命，风后接受河图，分割土地布置九州”。那么九州又不是始于唐代，先代儒者就错了。我认为九州肯定不是始于夏、商，只是九州的名字到禹时才确定罢了。只是不知道伏羲、黄帝时九州的名字与夏、周是否相同？

诛少正卯

孔子代理相国事务七天，就杀了少正卯。这固然有去除恶人急于求成的意思，但也因为他不是真正的相国，只是代理罢了。他不等到第八天、第九天的原因，怎么知道第八天不会被驱逐，第九天不会失去职位呢？七天之内，万一女乐送到，那么吞舟之鱼终究会漏网了。这七天就杀少正卯，不是失于急于求成，大概有深意吧。

郭汾阳二十四考辩

郭汾阳二十四考，书中书，我曾经思考，不得其解。郭汾阳从天宝八年开始担任左卫大将军，到德宗建中二年死在任上，享年八十五岁，他在任上只有三十五年罢了。等到他担任中书令，是德宗即位建中元年，担任中书令未满两年，怎么能有二十四考呢？现在郭汾阳的传记明确说“以自身系于安危二十年，校中书考二十有四”，这是什么意思呢？于是查阅《唐书·职官志》，凡是入仕之后迁职交替，就以四考为限，这是武德初年所定的考绩制度，然而也没有写明多少年为一考。又查阅《唐考功令》

译各衙门的长官，每年考核其下属，共有“四善”；在“四善”之外，还有“二十七最”。有人怀疑“二十四考”就是“二十四最”，而汾阳王郭子仪所任官职，只与“兵士调习，戎装克备，为督领之最”以及“赏罚严明，攻战必胜，为将帅之最”这两条相符合罢了，况且他未曾做过别人的属吏，由此可知那并非“二十四最”。况且中宗朝卢怀慎的奏疏中说：“凡是百官在任未经四次考核，不允许升迁调任”；玄宗二十五年诏书说：“考核官员三年奏报一次，永远作为定例”；二十七年赦文也说“三年考核政绩”，历经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各朝而未曾改变。所谓年终的考核，正如今日外官的季报、年报中的评语，并非大规模的综合考核。所以汾阳王当时也是三年一考无疑，如果说是二十四考，那就是七十二年，这意味着汾阳王十三岁就入仕了。史传固然没有记载汾阳王多少岁入仕，但他决非十三岁入仕是明摆着的。或许有人又拿考功员外郎李渤的议论来说事，认为年终考核宰相以下官员升降的名次，当时以宰相段文昌为下等考核，那就是一年一考，汾阳王在位三十五年，所以也能得到二十四考。我又查考李渤担任考功员外郎，是在宪宗元和二年，那时汾阳王早已去世很久了。我推测，汾阳王有大功，与一般臣子不同，难道是他每次行军或出镇，每立一功就算一考吗？所谓“校中书考”，也是每有一考就记录在中书省罢了，并非因为身居中书省而进行考核。研究古史的君子，请予以纠正。

译薛居正儿媳

张齐贤也是宋朝的名相。已故宰相薛居正的儿媳柴氏没有儿子，想带着财产改嫁给张齐贤，却被薛居正的庶子薛安上向真宗皇帝告状。真宗已经掩口（表示无奈或制止）了，薛安上品行不端，真宗下令不得买卖薛家的宅第，而向敏中却买卖了。于是柴氏怨恨薛安上，同时也怨恨向敏中，也向真宗告状，说向敏中曾经请求娶自己未被允许，所以暗中庇护薛安上。这是一个寡妇，而两位宰相都想娶她，难道是因为她的财产闻名，还是因为她的姿色受重视呢？

汉书古本

当今世上流传的《史记》《汉书》，未必都是旧本。宋仁宗时期，下诏让胡瑗制定雅乐。益州乡贡士房庶曾著《乐书补亡》，说曾经得到古本《汉书·律历志》，论述黄钟起数，脱去了“起积一千二百黍”这八个字，那么古本《汉书》与当今世上流传的版本就不完全相同了。

墨

当今世上有新都方建元所著的《墨谱》，还有程君房的《墨苑》，都在世间流传。其中所搜集的内容，都是当时名公巨卿的笔墨。然而没有谁能详细论述墨的起源。上古没有墨，用竹签蘸漆来书写。中古有黑石，可以磨出汁液来书写，有人说就是延安的石液。晋代陆云给哥哥陆机的信中说：“三台上收藏石墨数十万斤，不知道就是这种石头吗？”但又说烧这种石墨消解后可用，然而烟中人又怀疑这种石头烧成灰烬后，才成为墨，而不是磨出汁液就直接成为墨。魏晋时期才开始有墨丸，是用漆烧烟混合松煤制成的。晋代之后才有螺子墨，但陆云送给哥哥陆机石墨时，已经说“今送二螺”，那么墨的名字叫“螺”从晋代就已经存在，只是还没有制成螺形罢了。名叫“螺”，也是丸子，还没有制成片状。所以米芾在《画史》中说晋人多用凹心砚，正是为了磨墨丸和储存墨汁。到了唐初，高丽每年进贡松烟墨，用多年老松烧烟混合鹿角胶制成片状，与魏晋间用漆烧烟而不使用胶的墨丸不同了。唐末墨工奚廷�乃仿照这种方法，但也只使用烟和胶。宋熙宁、元丰年间有张遇，供应御用墨，开始使用油烟加入龙脑、麝香、金箔，称为龙香剂，这种方法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世人只知道奚廷�的墨入水不褪色，却不知道这种方法大概出自高丽。与张遇同时的还有叶茂实，最得法，墨色清黑不凝固，所以我特意表而出之，以弥补《墨谱》的缺漏。

玺印

古代天子没有玺，玺这个字最早见于《周礼》的九节，有“玺节”。郑康成认为就是现在的印章，只用于货物交易罢了。节是用来合符的，而玺是用来封缄的。然而掌管它的是小行人，不是天子。《左传》记载季武子夺取卞地，派公冶询问襄公玺书，追上去给他，诸侯有玺从此开始。所以秦以前，百姓都佩戴玺，金、玉、银、铜、犀、象都方寸大小，各自佩戴所喜欢的。到了秦朝，只有天子才能称玺，诸侯以下都不能说玺，而说印。丞相、将军叫章，中二千石也叫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也叫印。这是章和印是一样的，都是古代的玺。而天子称玺，大概是从秦朝开始的。然而都用丝带系着佩戴。我曾经见过汉代铜印扁平而方形，大仅一寸左右，纽中有圆孔，以容纳丝带。按照《古今考》方回说：“印的背面即谓鼻纽，印的面即印文篆镌字空处为窍，而以组穿之。”这是丝带又不穿在鼻纽上。难道使用时就解去丝带，而用完后又穿以丝带吗？然而我见过汉代印章很多，没有在篆文空处作孔以穿丝带的，不知道方回的说法依据什么。又古代百官的印都佩戴在腰间，所以说“丈二之组”。《南部新书》三十四：“司部官印悉纳直防，每郎官交印时，吏人系之于臂以相授。”系腰、系臂，所以都称为佩。杨虞卿任吏部员外郎，开始设置柜子加锁以储存印章。大概因为现在的印重而大，既不适合腰和臂佩戴，不储存在柜子里，大概就不方便。这是印有柜子，从宋朝开始。如果现在的印有牌以稽查出入，有胥吏主管，在宋朝称为印司，那么现在的印牌也从宋朝就已经存在了。

不施其亲

《论语》君子不施其亲。何晏以施为易，说不以他人的亲人交换自己的亲人。邢昺跟随他。《开元五经文字》以施为废弛，所以陆氏本作弛。朱熹跟随他。我查阅诸子书，施都是杀而肆之，所以《内则》施羊、施麋、施鹿、施麕。《左传》秦施冀芮，晋施邢侯与叔鱼于市。《山海经》杀而施之。《晋语》从栾氏者大戮施。《庄子》苌�肔肔即施也。《史记》施陈余。周公首先告诫伯禽不施其亲，正是说亲人不可杀。亲人可以杀，这是对亲近的人刻薄，那么就没有什么不刻薄的了。又怎么会有贤士大夫呢？所以秦二世残害骨肉，晋朝杀害宗室，贤士大夫还可以在其朝为官吗？《微子》一篇都论述出处，大致而以周公谓伯禽章次扵中，其亦九经以亲亲继尊贤之意乎？

商之后独盛扵夏周

《舜典》所称伯禹以下二十有二人，而

译大禹的功业最为宏大，所以继承舜的基业而兴起，亲身拥有了天下。后稷、皋陶、契的教化功绩，也不在大禹之下，但他们未能亲身拥有天下，只有他们的子孙才开始世代继承并发扬光大。后稷的后代建立了成周，天地的文明荟萃于一代。契的后代也多次诞生圣贤，而商朝的贤明君主比起夏朝和周朝还要多，这是为什么呢？自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关于“性命”的学说，直到商汤才开始说“上天赋予恒常的本性”，他大概是万世道学的始祖吧？所以商汤不仅亲身拥有天下，就连后来的君王如大戊、盘庚、武丁，都能著书立言，即使在王朝衰微的末期，还有三位仁人。防叔本应拥有商朝却避位让贤，弗父何本应拥有宋国却又避位让贤，到了孔父嘉才另立为公族而接受姓氏，五世之后又诞生了圣人，成为万世帝王的老师。在这二十二个人中，契的明德，难道是夏朝和周朝所能比得上的吗？

译几

古代居室中用“几”来衡量尺度，所以古人用“几”来命名居室，是因为各种器具的形制中，只有“几”保留了《考工记》的遗法。现在所说的“方丈”、“函丈”，就是这个意思。君子在朝廷上或闲坐时，摆设几案却不敢倚靠，几的意义真是重大啊！所以《丹书》的铭文、《诵训》的劝谏说：“不要安逸地倚靠在几上，这是礼制。”

黄山谷不言命

黄庭坚（黄山谷）在道学、机锋禅观方面都达到了精妙的境界，唯独不谈命运。他为星命家所作的诗文极少，他与赵言、柳彦辅两人，一个是方士，一个是日者，仅见于外集遗文中。看他为熊非熊写的墓志，慨叹命运不可依赖，日者不可凭信，还说是熊非熊的感叹罢了。但他回答林为之的话说：“是由命运而不是由笨拙，而放言也说废兴应当有命运，这才知道君子不可不知命运。”很少谈论是可以的。

梧桐自生

凤凰，是鹑火之禽；梧桐，是大火之精。梧桐曾经在三星出现时发芽，大火西流时落叶。凤凰非梧桐不栖，是因为阳从阳。另一种说法，凡是烧剩的红黑色土地，心星照耀它，梧桐就会自然生长。这说明梧桐是自然生长的植物，不依赖于种子。所以《诗经》说：“梧桐生矣。”用字如此严谨不随便。

书经今文古文

六经除了《易经》以外，只有《尚书》最古老，也只有《尚书》最难读。从孟子开始就不能完全相信，更何况在秦火焚毁之后，靠口授和壁藏，仅存的版本。科斗文、隶书、古文多次更替，现在所读的都用的是今字。能与古文完全符合吗？然而古文《尚书》未必古老，今文《尚书》未必不古老。至于典谟的分合不同，就不能不怀疑了。能把《舜典》的二十八字删去吗？《洪范》《康诰》《梓材》等篇，难免有错简；《多士》《多方》先后次序失当。能按照集传《武成》的例子来改定吗？这也是崇尚文治的时代应当研究的。

拆字法

《易经》卦象虽然是先圣的书，但在后世的小术数中也有相同的。宋朝人胡易鉴，能用《易经》卦象拆字，预知吉凶。在“咸”卦的“辅颊舌”，得到癸丑年状元；在“臀”卦的“无肤”，得到丁未年探花。大概“字”文“臀”就是“尻”，“殿”谐音，于是用“无肤”去掉肉成为“殿头”的祥瑞，并用卦爻第三知道名次，这是拆字法。胡易鉴曾有《易说》流传于世，必定有可观之处，可惜现在失传了。

石介不能书

偶然有朋友拿着宋人的真迹来欣赏，其中有石介的行书二十多字，其遒劲不减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诸公，我赞叹欣赏了很久。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真迹在世不少，石公此迹真是凤尾麟角了。偶然阅读《徂徕集》，欧阳修曾经写信给石介，说石介的字奇怪而且奇异，古今都没有，天下人都非议。石介回复欧阳修的信说，自幼学书直到壮年，积累二十年，终究没有成就，而且不能自己写一张名片，必定请能写的人。有时急需文字，必定奔走邻里，向人祈求，那么石介不擅长书法是很明显的。又说，琐碎地在意几寸枯竹、半握秃毫，想要取高于人，只是六艺之一罢了。善如钟繇、王羲之，妙如虞世南、柳公权，不过是在君主左右供事图写，近乎执技以事上者，这都是强辩以解说其无能者。前友人所藏为伪迹，更加明显了。

疑耀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