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盛世危言
清 郑观应
卷一
通论
道器
《易。系》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盖道自虚无，始生一气，凝成太极。太极判而阴阳分。天包地外，地处天中。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者，是也。由是，二生三，三生万物，宇宙间名物理气无不罗括而包举。是故，一者奇数也，二者偶数也。奇偶相成，参伍错综，阴阳全而万物备矣。
故物由气生，即器由道出。《老子》云：“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昔轩辕访道于广成，孔子问礼于老氏，虞廷十六字之心传，圣门一贯之秘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有中，人亦同具。秦汉以降，群言淆杂，大抵失中之旨。《大学》云：“止至善。”止此中也。《中庸》云：“得一善则拳拳服膺。”服此中也。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中国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列圣相传之大道，而孔子述之以教天下万世者也。
夫道，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虽《中庸》《周易》已详，要非俗儒所能知，亦非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齐观也。《易》独以形上形下发明之者，非举小不足以见大，非践迹不足以穷神。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缺“考工”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徒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秦汉以还，中原板荡，文物无存，学人莫窥制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谈性理。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不知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
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则放卷无具。
昔我夫子不尝曰：“由博返约”乎？夫博者何？西人之所鹜格致诸门，如一切汽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而皆不能无所依据，器是也。约者何？一语已足包性命之原而通天人之故，道是也。今西人由外而归中正，所谓由博返约。五方俱入中土，斯即同轨、同文、同伦之见端也。由是本末具，虚实备，理与数合，物与理融，屈计数百年后，其分歧之教必寝衰，而折入于孔孟之正，趋象数之学。必研精而潜通乎性命之枢纽，直可操券而卜之矣。
《新序》曰：“强必以霸服，霸必以王服”。恭维我皇上，天亶聪明，宅中驭外，守尧舜文武之法，绍危微精一之传。诚使设大小学馆，以育英才，开上下议院，以集众益，精理农商，藉植富国之本，简练水陆，用伐强敌之谋，由强企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所，于以拓车书大一统之宏规而无难矣。
公举
公举之法，即乡举里选之遗意也。汉代行之，得人称盛。盖士崇秋实，不尚春华；人务经纶，不争词采。而化行俗美，端赖乎此。中国取士以科第，专尚时文，较所举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先器识而后文艺者相去远矣。近代设官之意，惟重杜弊。如此省之人往彼省而筮仕，彼省之人来此省而为官，似欲阴胁其人，使不能赡宗植党以厚施，要结民心；又欲明制其人，使不能泄怨报恩，借公事愉快已意。控驭之法，似为得宜。不知朘剥百姓，贻误地方，呼吁无门，最为下策。
何则？凡人性情，作客者不如桑梓之真挚，况言语殊异，不若同声相应之投机。人地既已生疏，情愿不相联属，休戚无关，肥瘠莫问，充其量也，官见民而生憎，民见官而生畏。名为民之父母，实则民之寇仇。故今之官剥民则无微不至，不计其至再至三也。保民则始终膜视，不闻其兴利除弊也。
夫设官所以安百姓，而非所以危百姓；所以利地方，而非所以害地方。
今乃特设一法，必使易地服官，而利害安危仍不免于参半，且变本加厉，则安在其为善法也？法之善者，必使有安无危，有利无害，众心共惬，人地相宜，可大可久而不可废者，其惟公举之一法乎？
查泰西公举之
译《盛世危言》
清 郑观应
卷一
通论
道器
《易经·系辞》说：“形而上的叫做道，形而下的叫做器。”大概道从虚无中产生，开始生出元气，凝聚形成太极。太极分化，阴阳分开。天包裹在地的外面，地处在天的中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就是所说的“一阴一阳相互作用叫做道”。由此，二生三，三生万物，宇宙间的名物、理气无不包含在内。所以，一是奇数，二是偶数。奇偶相互成就，参伍交错，阴阳完备，万物也就齐全了。
所以万物由气产生，也就是器物由道产生。《老子》说：“无名，是天地的开始；有名，是万物的母亲。”从前轩辕黄帝向广成子请教道，孔子向老子请教礼，虞舜朝廷十六字的心传，儒家一脉相承的秘旨，从天子到平民百姓，一概都以修身为根本。
大概人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天地有中，人也同样具备。秦汉以后，各种言论混杂，大体上失去了中正的宗旨。《大学》说：“达到至善的境界。”就是止于这个中正。《中庸》说：“得到一种善就牢牢地记在心里。”就是服膺这个中正。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安其位，万物就生长发育。这是中国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以来，历代圣人相传的大道，而孔子阐述它来教导天下万世。
道，遍布宇宙，涵盖古今。成就人和万物，产生天和地。虽然《中庸》《周易》已经详细论述，但终究不是世俗儒生所能理解的，也不是后天形器之学可以同等看待的。《易经》唯独用形上形下来阐明它，不是因为列举小的不足以显示大的，不是因为践行迹象不足以穷尽神妙。自从《大学》丢失了“格物致知”一篇，《周礼》缺失了“考工”一册，古代名物象数的学问流传到西方。他们的工艺精湛，远远不是中国所能赶上的。大概我们追求根本，他们追逐末节；我们穷究事物的道理，他们研究万物的实质。秦汉以来，中原动荡，文物不存，学者无法窥见制作的源头，遵循空洞的文字高谈性理。于是，我们堕入空虚，他们求证于实际。不知道虚中有实——实的是道，实中有虚——虚的是器。
合起来，就本末兼备；分开来，就卷起书本一无所有。
从前我们的老师不曾说：“由博返约”吗？博的是什么？西方人追求的格致等门类，如一切汽车、光学、化学、数学、力学、天文学、地理学、电学，而都不能没有依据，器就是这些。约的是什么？一句话足以包罗性命的本源而通晓天人的缘故，道就是这些。现在西方人由外在回归中正，这就是所谓的由博返约。五方的人都进入中原，这就是同轨、同文、同伦的开端。由此本末具备，虚实完备，理与数结合，物与理融合，屈指计算几百年后，那些分歧的教派必然逐渐衰落，而折入孔孟的正统，趋向象数之学。必然精研并暗中通晓性命的枢纽，这简直可以肯定地预测了。
《新序》说：“强大的必须以霸业来使对方服从，霸业必须以王道来使对方服从。”恭维我们的皇上，天生聪明，居中驾驭四方，遵守尧舜文武的法度，继承危微精一的传承。如果设立大小学校，来培育英才，开设上下议院，来汇集众人的益处，精心治理农业和商业，借此奠定富国的根本，简练水陆军队，用来实施讨伐强敌的谋略，由强大企求霸业，由霸业图谋王道，四海归顺仁德，万物各得其所，以此来拓展车书大一统的宏伟规划就没有困难了。
公举
公举的方法，就是乡举里选遗留的意思。汉代实行它，得到的人才被称为兴盛。大概士人崇尚秋天的果实，不崇尚春天的花朵；人致力于治理国家，不争夺辞藻文采。而教化施行风俗美好，全靠这个。中国选拔士人以科举，专门崇尚时文，与所举荐的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先看重器识而后看重文艺相比，相差太远了。近代设置官员的意思，只重视杜绝弊端。这样本省的人去外省做官，外省的人来本省做官，似乎想暗中胁迫那个人，使他不能赡养宗族培植党羽来厚施恩惠，要结民心；又想明显制约那个人，使他不能发泄怨恨报答恩情，借公事满足私意。控制驾驭的方法，似乎很得当。不知道剥削百姓，贻误地方，百姓呼救无门，是最下策。
为什么呢？凡是人的性情，做客的人不如在故乡的真挚，何况语言不同，不如同声相应那样投机。人和地方既然已经生疏，情意不相关联，休戚无关，肥瘠不问，充其量，官员见到百姓产生憎恶，百姓见到官员产生畏惧。名义上是百姓的父母，实际上是百姓的仇敌。所以现在的官员剥削百姓无微不至，不计较其反复多次。保护百姓则始终漠视，没听说他们兴利除弊。
设置官员是为了安定百姓，而不是为了危害百姓；是为了利于地方，而不是为了害地方。
现在特别设立一种方法，一定让官员易地任职，而利害安危仍然不免参半，而且变本加厉，那么它怎么算是好方法呢？好的方法，一定让有安无危，有利无害，众心共同满意，人和地方相适宜，可以大可久而不可废弃的，只有公举这一种方法吧？
查西方公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