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译工部的人员可以调往兵部，兵部的人员可以调往吏部，强迫他们去做能力之外的事，而不专门任用他们擅长的事。难道他们果真具有超常的才能，对什么事都精通，所以能随着事务的变化而胜任吗？正是担心那些号称无所不能的人，竟然实际上没有一样能行，白白混日子招致讥笑，一切任由胥吏颠倒把持，真是令人叹息啊。

译追溯唐尧虞舜的时代，设置官员、分配职务，各有专门的职责，不互相兼任统领。比如契担任司徒，皋陶担任司寇，伯夷担任秩宗，夔掌管音乐之类，都是根据他们擅长的领域来任用。没有听说过用施行教化之事勉强皋陶，用刑法之事勉强伯夷，用礼仪之事勉强夔的。因此，各种职务的官员，都能各自胜任其职责。

如今泰西各国用人行政也如同这样，户部的人员不能调任到刑部，陆军的人员不能调任到水师，学习古人做官，衡量才能授予职务，从哪个部哪个署出身，时间久了升迁，最终也只做到这个部的首领罢了，爵位可以尊崇，俸禄可以增加，而官职不迁移。所以职务既专一而事情没有荒废，任职越久见识更加精深，富强的根源，实际上基于此。查考户部之外有农部，专门考察种植的方法；工部之外有商部，专门讲求贸易的道理；兵部之外有邮政部，专门管理驿站道路的往来。外部即我国的总理衙门，内部即我国的吏部，唯独没有礼部的设置，也没有我国铨选官员的条例，百官升降，权力归于议院。任用当地人或长期居住在那里的人做官，没有本省回避的惯例，因为深知那里的风土人情，自然容易收到驾轻就熟的效果。审理诉讼之事派遣陪审，而滥用威权、作威作福的弊端消除；列设见证人，而随意指控、诬陷他人的弊端断绝。所谓在朝廷封爵，与众人共同决定；在市集行刑，与众人共同摒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过去只听到这样的话，如今见到这样的事，而且俸禄优厚，人没有内顾之忧；职务精专，事情有难以宽恕的责任，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勤勉地每天寻求对百姓有利、对国家有利的事。否则，议院排斥他，国君罢免他，不能一天占据其职位，这就是泰西各国之所以不谈论吏治而吏治自然蒸蒸日上达到理想境界的原因，彼此情意相通，重视声名的念头重，而壅塞蒙蔽的祸患消除了。

中国自秦汉以来，用文法治理天下，科条法令不是不严密，那些奉行并持守法令的人，不是不严格清明。等到后来，恰好用来束缚天下的君子，而便利天下的小人。

官司越多，堵塞越严重；堂廉距离越远，积弊越深。想要一扫而空这些弊端，确实非开设议院不可。

即使形势不同、地域限制，长久难以改变，也应当裁减冗员，酌情增加廉洁的俸禄，以逐渐疏通隔阂，而逐渐化解贪婪，这是自我治理的初步基础，也就是自强的根本计策。天下虽然大，其州县不过一千多处，属下的牧令不过一千多人，在上位者结合中枢和疆域帅才的才力精神来慎重选拔他们，以严格考核他们，陈述奏议以言语，明确试验以功效，赏赐必定符合功劳，惩罚必定符合罪过，循名责实，至正大公，那么吏治日益清明，民生日益顺利，国本日益巩固，国势日益强大，还害怕什么英俄？担忧什么船舰？患难什么各国联合谋划我国呢？所以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而达到治理的方法，没有比亲近百姓的官员更切要的；产生动乱的根源，没有比危害百姓的政策更紧急的。”所谓为天下得到人才则天下治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英国授予职务的官员，无论充当兵官、议员、刑员，以及内政、外政衙门，大小臣工，都必须在众人面前向天发誓，说以后应当忠心为国，笃爱朝廷，身许驰驱，为国家效力。

发誓后才能任职。如今泰西各国及合众国，都采用这个惯例，西俗国家凡有兵祸，或者匪人得势叛乱，或者敌国来攻，朝廷志在安民，兴师制止暴乱，必定让兵官向众人发誓，以安定民心，其或者官民谋逆，则让那地方的官民都对天发誓，内心有愧的人立刻可以从脸色上看出来，朝廷就知道谁是忠，谁是奸，谁理亏，谁理直，内心有而表现于外，自然无处逃避。然而也有刚愎不仁、强硬不服、不知敬畏帝天的人，虽然另有图谋也当众问誓，认为口头言语无足轻重。这类人被众人所不齿，是桀骜不驯的尤甚者。

王爵堂星使说：法国政治以大统小，以内控外，体制与中国略同。州郡邑乡分设专官，以管理民事，而其权力操之于上，都遵守同一律例，没有违背差异的。每一件事端就设一个官，像中国的州县，凡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必须考核接受律例师，凡民间琐碎案件，都由他剖断。如果有稍微涉及疑似，未达到公允的，则代为申报详情，上级长官依据法律研究审讯，使之成为可信的判决。各乡镇则另外设置甘门一员，像中国的巡检之类。凡他所设置的各署，都有专职，从不兼任数事。大体上管理地方民情的人，统称刑讼衙门，而官有高低。

像州县乡镇等官，是小的，其上则有大衙门二十七所，如果有事控告于地方官，悬案不断，或者剖断不公，都可以复控于所辖上司，遍历二十七所而后停止。

然而这还是琐碎案件，如果遇到重大之事，其上另有专断之官，其职务大约同中国按察使，各府中都设置这个署一所，凡有冤抑，听其赴诉。每年四期，每三个月一次集会，开堂会审，并允许被控者自选秉公的耆老十二人。

译到那时进行对质、剖析事理，务必不得徇私偏袒，然后主审官听取双方的陈述以辨别是非曲直，舍弃少数意见而遵从多数意见，期望没有冤屈，以此作为惩罚和劝勉。那些追讨商人和百姓公私拖欠债务的事务，则设有专门的钱债衙门，其官员由州县百姓共同推举，任期三年，期满后再行推举，虽然推选由民众决定，但最终批准权仍归属于君主。凡是乡民因追讨欠款而涉讼的，如果金额在一千五百福兰以下，就由州县上司判决；如果是一千五百福兰以上的案件，则控诉至钱债衙门，由其进行比对追讨。每个府都有驻扎的水陆士兵，如果有犯罪案件，统一归所属长官办理。至于巴黎所有的官府衙门，多得数不胜数。

译凡是国内官吏所审理的一切诉讼案件，都必须上报朝廷知晓；那些悬而未决、难以定夺的案件，也都要报告，以便裁定是非。其中办事的人员都是著名的律师，除了上下议院之外，还有参赞机密的大臣，有执掌国家政务的大臣，有总管财政收支的，有专门负责出纳的，有主管军事的，有征收税饷的，有专门处理户籍、婚姻、田产事务的，有专门处理商业事务的，有治理盗贼斗殴案件的，有处理各国邦交事务的，有管辖属国地方事务的。

观察他们分设职官，很能做到尊卑相互制约，内外相互维系，没有偏重或偏轻的弊端。他们的部院共设十二个：叫内部，总理各项政务，兼管各官署，职权相当于中国的首辅，本国的事务，都听从它裁决；叫户部，专门负责出纳，国内一切财富税饷，都由它主持；叫商部，管理通商事务；叫农部，管理民间一切种植事务；叫工部，凡是军械火药、修建建筑，都由它经理；叫文部，掌管学校；叫兵部，主要治理军事，凡是调遣等事，都由它主政；叫海部，修造战舰，治理水师；叫藩部，管理各处属地；叫刑部，主持法律条例，兼理教案；叫创例院，筹议军饷，增改律法，都由它专管。以上各部都由勋爵大员担任，国家有重大政事，君主与这几个人商议，有机密要事，都能参与参谋议论。

同治十一年，国会另外设立了军机一职，由上下议院共同推举二十八人，伯理歪天德（总统）也简派十五人，凡是下达诏谕，上呈奏章，都由这四十三人管理。根据他们的报告册籍，每年设立官员，计算文职人员大约二十万人，可以说是繁多啊。欧洲各国，财政支出往往多于收入，都是因为设官繁密，事务不兼管的原因，而且俸禄丰厚，食禄者多于生产者，以致经费常常担心不足。

然而官阶虽然崇高但事务能够办好，国内大小臣工，没有不守法、崇尚廉洁且不松懈职守的。在位做官的人，都是百姓的期望，即使贵到执政大臣，也还是以百姓的赞同与否作为去留的标准。又他们征收税饷，有固定的制度，一点一滴都必须归公，不能剥削百姓来谋生。他们所谓的库臣，不过是总揽大纲罢了；他们所谓的理财者，不过是掌管出纳，管理簿籍俸禄罢了，而那些因循守旧、蒙蔽欺骗、侵吞剥削、克扣中饱的弊病，他们反而没有。凡是泰西各国，大体都是这样，由此可以想见他们立法的良善了。查考泰西民主国家、君民共主国家，各部长官由宰相自行选择人选，如果宰相一更换，那么各部长官即使才德一向优秀，但与宰相不情投意合的，也必定解职闲居。

我国目前时局艰难，非常紧迫，万万不可苟且偷安，急切想要补救，稍微进行变通。只担心被那些不洞察时务，或者没有经历练达的人所误导，反而归咎于变法的人，所以前篇有提议清朝廷简派亲王贝勒游历的说法。现在时机不可延缓，应当紧急简派亲信的王公大臣，随带翻译，游历各国，丰厚他们的经费，放宽他们的时间，考察各国的水陆军事、炮台战舰、学校、商务、刑律。如果有才德兼优的孝臣宿将，应当奏请朝廷重金聘请回国，凭借他们的长处，分派到各部辅助治理，这样不仅不会被下属官吏欺骗蒙蔽，也应当被外人敬服，这样变法自强，就没有不得心应手的了。

上篇论述州县是亲近百姓的官员，而他们的贤能与否、得失成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然而督抚是朝廷的心腹，官员中的主帅，统属官员的贤能与否，全在于督抚。

公正廉明，平日留心观察，不被别人蒙蔽，然后才能甄别得当，一旦有偏私，那么所认为贤能和不贤能的，都不恰当了。一省之中的道员，是辅助督抚治理政务的，而用人理财，更是藩司（布政使）的专门职责。藩司的贤能与否、得失成败，督抚占有一半责任，如果督抚大公无私，严格举荐弹劾，朝廷考察他们的好恶，以此决定升降，人们都有自爱之心，怎敢不称职呢？

首府（知府），又是督抚两司寄托的耳目，借以进退州县官员，他们的责任也非常重大！自从有了根据人地相宜的原则量移州县官员的条例之后，各省为了人而选择地方的，十之八九；为了地方而选择人的，十无二三。

“用你的车来，把我的财物搬去”，平庸无能的人竞相进取以从事贪婪之事，谁能尽心于民事呢！而以民事为事的人，又往往拙于逢迎。所以升降不公，那么奔竞之风就不会停止，源头浑浊而水流清澈，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

知府知州有表率的责任，大省不过十几个州郡，凭借督抚司道的长才，鉴别十几个知府直隶州官的贤能与否，有什么难的？大郡不过十几个州县，小郡也不过几个州县，凭借本管知府就近考察几个州县官的贤能与否，有什么难的？我认为甄别府厅州县官员，必须分别等级，平时具有真知灼见，临时才能因材施用，这就是所谓可以小知不可大受，可以大受不可小知。那些未经试用和已经试用但不堪任用的人为一等；廉洁明察、诚实安静、有操守有作为，足以胜任地方事务的人为一等；贤能出众、著有功劳，可以治理冲要繁剧之地的人为一等。再将全省、府厅、州县查明肥沃、贫瘠、难易程度，

译逐一分别注明，挑选那些清正廉洁、勤勉能干、尽心处理民事的官员，授予他们优厚的缺额让他们知晓，贫瘠的地区不可规避，肥美的缺额不必钻营，那么朴实的人就会安守本分，贤能的人就会竞相奋发，吏治的转变或许就在于此。

译总之，州县官是亲近百姓的官员，与州县关系密切且实际位居其上的是知府。州县官的功过，知府能够详细地向司道、督抚汇报，并考察其是否可行，以此评定他们的优劣。上级重视知府，知府自然也不会轻视自己，从而使州县官有所敬畏，不敢不好好做官。这就是一县得到合适的人选，这一县就治理得好；一郡得到合适的人选，这一郡就治理得好。

至于关差厘局，每当有一个职位空缺，投机钻营之徒就千方百计地谋求，往往有三五年不更换的人，否则就是交接了那个局又接管了这个局，借口事情重大，非经验丰富的熟手不能胜任。其实他们并没有治理地方的责任，不过是收支银钱罢了，一个谨慎老实的官吏就足以胜任。于是有人依循私情、施予恩惠，不怕舆论非议，狡猾的人获利，笨拙的人失意，导致关税厘金日益短缺，自己却填满了欲望的深渊，唯利是图，如果让他们治理地方、管理百姓，怎么能指望他们成为廉洁的官吏呢？

罢黜贪婪、推崇廉洁，任用贤能、斥退不肖，这又在于督抚破除情面，秉持绝对的公正。有人说朝廷十多年来下诏求贤，各督抚所举荐的都是门生故吏以及已经被皇帝记在心上的大臣，没有一个山林隐逸之士。身怀奇才且磨砺品行、崇尚气节的人，最终不能得到晋升；没有廉耻却善于钻营的人，竟然得到保举破格提升。他们只知道剥削下级、谄媚上级，不关心百姓的疾苦，把隐瞒问题说成是解决问题，把敷衍了事说成是能干，因循守旧、玩忽职守，相习成风。偶尔有洞察时务、才德兼备的人，大多秉性忠正，不善于逢迎，虽然想要兴利除弊，往往事情多受牵制，不能推行。

也有学习西方方法以求自强的人，又苦于不能知人善任、集思广益，大多被洋人欺骗，怎么能不被各国欺侮呢？

好啊，威公使的话说得好：“现在的督抚，像昔日林则徐、曾国藩那样延揽人才、讲求时务、全力顾全大局的人，很少见到，大都是暮气太重，拘泥于成例，不是病在才力不足、粉饰太平、因循守旧，就是病在瞻徇情面、假公济私。”对于见识浅陋、不识时务的人，偏听偏信以节省费用来博取虚名，虽然前任留下的政策将来对国家大有益处，只是时间尚短，还未见效，就不顾浪费，一概裁撤，导致功败垂成。继任者意见各执，重新商议恢复，不仅缓不济急，反而虚耗更多。有好大喜功、任性妄为的人，虽然谈论时务，仅识皮毛，既不知道简拔贤能，也不知道量才录用，只采纳文字上的虚名，或者重视师生、年谊关系，无论能否胜任，一人兼任数职。

所以他们所做的都是亏本多而获利少，制造不如外来的精细，物价不如外来的低廉，而旁观者评价自己已是平庸之辈中的佼佼者了。甚至把朝廷的爵位当作自己的私情，迎合权奸，毫无气节，意在培植私党、填满钱袋，起初不知道国家大计和民生疾苦是什么。评论者都说近日官场风气，常把省事当作老成持重，而甘于因循懈怠，如果勤于职守，不怕烦劳，大多招致多事的嫌疑，抓住他某一方面的过失，而抹杀他其他方面的长处，致使勇于任事的人，不如尸位素餐之辈，反而能够苟且偷安而无恙。

可悲啊！人才的缺乏，难道不是因为不能造就人才的过错吗？造就人才的权力，上在元首，下在枢廷。

强邻日益逼近，时事多艰，正应该澄清整顿官场，安定内部然后才可以抵御外侮，亟需大力整顿，剔除弊端、清除奸邪，为百姓寻求贤良的父母官，培养国家的元气。督抚司道以民事为重，府厅州县也不敢不以民事为重？州县官不称职，知府向上司揭发；司道官不称职，督抚立即上奏弹劾；督抚不称职，朝廷立即予以罢免。整饬纲纪，除恶择贤，那么一切危害百姓的政策，都不难扫除干净了。所以正本清源，必须从慎重选用督抚开始。

西方日报曾评论我们朝廷内外臣工，拘泥古法不通今事，所学非所用，偏重科举功名，上下互相蒙蔽，结党营私，卖官鬻爵，不能量才录用，有一人兼任数职的情况，吏治不讲究，流弊很多，只是身家观念重，畏难苟安，把聚敛钱财当作才能，把废弛政事当作节俭，把因循守旧当作镇静，把退缩当作慎重，把调停掩饰当作熟悉夷情。凡事都只有名义没有实际，所用的刑具过于残忍，所学的西法也只得到皮毛，能洞察各国政治得失、盛衰利病的人没有，难道不是因为学校未兴、人才不出导致的吗？如果上面没有圣明的君主，下面没有忠直的臣子，革故鼎新，终究难以富强，无异于土耳其风俗，政治委靡不振等。

唉！这都是道听途说，没有阅读历代圣训及名臣奏疏的缘故。现在特别恭敬地陈述一二，供阅读洋报而随声附和的人观看。

恭敬地阅读世宗宪皇帝批谕李敏达公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的奏疏说：“封疆大吏，关系国家的兴衰，如果能得到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的人二十多个，分布在全国各地，使他们各自治理百姓，宣扬教化，那么天下大治指日可待了。无奈英

译毛罕靓，就是能公的字，也不容易获得，朕只能根据才能来任用，衡量能力来授予职位，看看以后的成效罢了。雍正十二年。

译批阅广东总督鄂文恭的奏疏说：“身负边疆重镇的要职，应当具备远大的见识和宽广的胸襟，不宜见识浅薄狭隘。公私界限往往只在细微之处，念头起落之间，一旦涉及徇私情面，就是辜负国家、玩忽职守，重则连累功名事业，轻也难免遭受舆论指责，对自己毫无益处。无奈那些明辨事理不清的人，比比皆是，常常争着去追求一点点光荣，以图眼前的快意，于是将日后无限的悔恨置之度外。”由此可以看出圣上虚怀若谷，对吏治的利弊洞察无遗，知人善任，不拘泥于固定的格式，不固守陈规旧习。

又读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李敏达公的一份奏疏，其中论及用人之道，关于保举这一项，种种流弊，大致说：“贪财受贿，卖官鬻爵，他们所依仗的是结交朝廷大臣，每年按时送钱打点，所以穷奢极欲，毫无顾忌。至于他们所任用的人，大抵不是门客帮闲，就是无赖蛀虫，乃至极其卑贱、寡廉鲜耻之徒，如果不走攀附钻营的路子，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甚至道台、同知与堂官结拜为兄弟，低级官员被认作义子，因此卖官只论管钱粮的多寡，以此确定价格的高低，当时题补官职多系赊账，只需领一张印信凭证，补任后再勾结开销，如果能如数领取全额俸禄，就被视为廉洁干练的官员，再有肥缺，又再提升。

用人如此，凡是既有才能又顾惜品行的人，不仅无人援引，大都怀抱羞恶之心，洁身而退。”

又说：“用人之道，关系重大，举荐大吏不仅要看其操守，更应考察其经世之才；不仅贵在意见不偏颇，更应要求其执持公正无偏。况且封疆重任拥有统兵守土的权力，如果高谈阔论而淡漠实际，必然导致武备废弛；拥有察吏安民的职责，如果激扬失当，必然导致人心不服。

即使有好官，用错了地方，不仅见不到他的长处，反而恰是彰显他的短处，想要让他胜任且愉快，难啊。如果人与地不相宜，即使是清官尚且会导致流弊，何况那些节操不佳的人呢？这就是举荐大吏不可不详细谨慎的原因。至于举荐有司官员，如果不考察其实际政绩而只记录其才能，那么轻浮躁率、挪移苛敛的弊端就会从中产生；而且仅采其名声，粉饰沽名钓誉，钻营欺蔽的端倪也蕴含其中。

只有操守这一项，实心实意地做到很难，但这仍是昭然于众人耳目之事，真伪可以立刻显现，只在于举荐者的公私之心罢了。臣自从上任至今，每次细心阅历各属官员，那些庸碌无能、贪婪劣迹、废弛政事的人，都不值得谈论，观察那些颇有声望、素称有才能的官员，一一考察他们的实际事迹：有差遣奔走之事，则长于办理，而在安抚百姓、催征赋税方面无一可取；有长于吏治而疏于出纳，以致钱粮亏空的；有口齿伶俐、应对敏捷，论事多能切中要害，而在职守事务上全无实际助益的；又有一等善于钻营，专门窥探上司的性情嗜好，曲意迎合，甚至言谈举止、气象风范无不体贴效法以求酷似，于是导致彼此投机，一遇保举，舍此而谁？岂知图得保举，那么从前官职小而不多露锋芒的人，至此得志而本色尽现，这又是才用于诈伪而其祸患尤其严重的情况。

更有作风严厉之官不近人情，循良之吏反而滋生弊病。凡此几类，皆因才名而在地方上多有失误，倘若保举者仅以‘才能’二字敷衍塞责，很少有不至于贻害的。臣请求此后凡是保举各官，必须令其注明所长，不必忌讳其所短，验证过成效，确有实迹以备简用，必须求人与地相宜，方有裨益。既然尽力任事，那么不仅仅是承办眼下各项案件，就称为称职，应当思考如何培植地方元气、未雨绸缪，如何整饬通省属员、宽严并济，务必期望对上有益于国计，对下有利于民生。凡是用人理财，规划久远，教化引导积习、惩治愚顽，稍为朝廷分忧效力，才不愧于此心。况且身为封疆大吏，必须有经天纬地之才，博古通今之识，才能不动声色，措置咸宜。”

又鄂文端公的奏疏说：“私下认为国家政治，只有理财这一件大事，田赋兵车，刑罚教化都依赖于此，财不得其理，则诸事不振。所以孔子不忌讳谈财，说：‘有大道本诸洁矩。’而财非人不理，人非用不得理，所以为政在人，人存政举，归结于一个人身上。因此用人一事，自大吏以至于最低级官员，都有责任，而一个人的分量等级，庶政的兴废优劣，都视乎此，不可不勤勤恳恳加以注意。只是政事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即使是能者也难以自效，即使是贤者也可能导致公务失误；用当其才，即使是中等人也可以有为，即使是小人也往往能成事。因材、因地、因事、因时，必定官无弃人，那么政事就没有废弛的。

朝廷设官分职，原本是为了成事，不是作为聚人藏身之地，只要能成事，都属于可用，即使是小人也应当珍惜、教导；但不能成事，都属于无用，即使是善人也应当调离、弃置。忠厚老成而略无才具的人，可信而不可用；聪明才智而动

译超出常理范围的人，可以任用却不可信任。”又说：“各国各族的蛮夷盗贼，依仗地势侵扰长江以南地区，出没无常，没有固定的处所，肆意凶残，无法追踪其行迹，不仅将抢劫百姓、焚烧掠夺视为平常之事；杀害士兵、伤害官员也当作寻常旧例。而文武官员各司其职，懦弱的人借口安抚笼络，狡猾的人反复权衡利害，即使上报给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大多也都互相隐瞒掩饰，以此作为妥协的手段。偶尔有建议征剿的人，不是被指责为多事，就是被指为好大喜功，这是几百年沿袭下来的顽固习气，即使是近十多年来，也不免有所顾忌瞻望。”

译史文靖在奏疏中说：“总督、巡抚是皇帝特别简拔的大员，受到的信任专一，委以的重任非同一般。对于一切兴利除弊、整顿纲纪严肃法度的事情，尤其应当不避嫌怨，不怕辛劳，不博取宽厚虚名，不沿袭因循守旧的陋习，事事严格遵照训示旨意，切实奉行。这样百姓才能安定，官吏才能被考察，政事才能推行，教化才能兴盛。

贪官污吏知道惩戒，豪强恶霸收敛行迹，盗风止息，国家赋税丰盈，文武官员和谐，军民和睦，这才不辱没节制一方的重任，才不辜负皇帝简拔的特殊恩宠。现在试着问心自问，果真能如此奉行尽善、管理得当吗？

总督、巡抚是众官吏的表率；政治清明是百姓观察教化的窗口。如果大臣身负封疆重任，不能使地方日渐好转，风俗日渐和乐，凭什么担当节制一方的重任而无愧疚呢？所以必须做到施行一年，就有一年的成效；施行数年，就有数年的规模。而那些敷衍从事、苟且自安的行为，都应当深切警戒。

虽然才能或许有长短，智谋或许有深浅，但有志向自我激励的人，没有不能通过学习而达到的。试看今天的总督、巡抚，事事都能尊崇圣训，又能尽力履行安抚封疆的职责，其吏治民风确实有可取之处，这不仅仅是发布一道公文、张贴一张告示，就可以算是遵行不怠；也不是弹劾一名御史、罢免一名官员，就可以算是奉旨无欺。

既然不是这样，或者奉谕旨勉强做几件事，畏惧天威暂时矫饰的人，都不能算是臣子的心力已经竭尽。”

大凡臣子侍奉君主，这颗心只知道有君主，而不知道有他人，不知道有自己，这样才能担当封疆的重任！因为心是身的主宰，这颗心既然愿意许身报国，自然能公忠自誓、至诚无欺，不必有意迎合，而办理的事情符合恰当不易的道理，自然能契合圣心。我按当时君主英明、臣子贤良，百姓安康、物产丰富，达到治世的鼎盛，并非没有原因。为何西方报纸还说我国君臣偏重科举功名，用人不当，因循粉饰，不能虚心讲求吏治呢？然而纵观古今中外各国，无不有君子和小人，关键在于朝廷公正地升降官员，顺应民情，不偏不倚，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是非黑白不至于颠倒混淆，或许才能源头清洁、水流清澈，共同渡过时艰吧。

裁汰冗员

如今财政匮乏，国库空虚，想要减少浪费而归于节约，必须从裁汰冗员开始。内外各官员中，那些所谓闲职备位、闲散冷衙门的，屈指算来，实在人数众多。国家设官分职，原本是为了治理百姓、保卫国家，使各司其职而百事俱兴，如果事情足以由一人完成，又何必需要多人？《尚书》说：“官职不必齐备，只要有合适的人。”自从捐纳制度开启以来，冗员越来越多，候补人员拥挤，大员调剂困难，势必要多列名目，这些都是冗员。国家多一个冗员，不仅是多一个耗费俸禄的人，就是多一个剥削民脂民膏的人，甚至多一个败坏国事的人。如今的冗员，不像古代那些散佚的闲官了。所谓裁汰，并非一定要将高官厚禄者全部裁改，而是让那些侥幸居位、白吃饭的人无处容身罢了。否则白白耗费俸禄，毫无长处，朝廷凭什么依靠这些人来累民害国呢！

冯氏说：“现在的冗员，不在于小官而在于大官，不在于闲职而在于要职，不在于一两个而在于成百上千。”请允许我详细陈述：一是漕督以下的各官员。南漕粮食仅三百多万石罢了，往年实行漕运时，所有漕米经过的地方，有郡县，有营汛，有河员，都可以作为辅助，何须多人？漕督以少司马的身份领行台开府，掌握兵符，控制七个行省，难道不是显赫的大官吗！考察他的职责，不知做什么。漕督所辖卫弁三百人，标兵三千人，衣暖食饱，安生无事，况且其中更有旗丁一项，除了浪费国家钱财、需索漕船之外，没有其他事情了。漕标除盐城、海州东海二营应酌情保留镇标外，其余都可以裁撤，每年节省廉俸、兵饷、工食约银数十万两。

粮道这一官职不过每年一次到仓库，责令州县按陋规办事，取足而去，州县倚仗他作为护符，弹压生员监生、恐吓平民，作为陋规的报酬。所谓的公事，不过是帮助旗丁勒索州县，帮助州县鱼肉百姓罢了。

如今河运不可恢复，漕督、粮道更无所用，此外又有督粮同知、管粮通判、主簿之类，都坐吃漕规，不参与漕务，又查验仓库收米的也有数十百人，如果天庚正供招商承办，那么海运委员均可裁撤，节省费用尤巨。

二是河务。两河每年修筑费用五百万，实际使用不过十分之一二罢了，其余都被河督以至兵夫瓜分豆剖。河督中驯服谨慎的，常以十分之三办理工程，贪婪冒进的则递减实际支出，非抢险不使用一分钱。

我认为不如归并地方，以便专责成。河兵饱食嬉戏，办理工程仍调民夫，毫无用处。

运河既然免除挑浚，所设闸官、闸夫即使不全撤，也可裁减大半。

三是各关监督。体统与督抚相等，浪费繁多，所以视道府管辖的关征收加倍减少。织造公事更

译简略，所办之事责成地方官办理就足够了。各口岸监督的税客更少，不如全部裁撤官差，归并给地方官管理。

译兼理各海关道的事务颇为清闲简略，也可以裁撤；而深通中外文字、擅长税务计算的道府官员，升任为正税务司，与洋人税务司分掌其事，既可节省费用，又能防止漏税。

一是盐务。盐铁使的设置由来已久，运使固然不可裁省，至于盐政由督抚统领已属定例，至于运同、运副、提举、知事等官，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毫无定规。大使一职，似州县官又不是州县官，也处于两难境地。

只有各盐场地域辽阔，不可没有官员，可以移设主簿，巡视、驻扎并兼理盐务，只保留运同一员，作为运使的属官，供驱策奔走即可。这是盐务中必须酌情裁减的官员。

一是督抚司道。凡是与总督同城的巡抚，也都可以裁省。考察总督、巡抚，自前明以来，本是因事设官，事毕则罢，到中叶才开始定为定额，本朝沿袭此制。督抚有时并设，有时偏设，并设的不必治理，偏设的不必不治理，只是督抚权位相当，同心协力的固然不乏其人，但同城者议论意见往往多有不合：同一件事，或许此是彼非；同一个人，或许此好彼恶。

在两姑之间难为媳妇，下属官吏也几乎无所适从。应请求将湖北、广东、福建、云南四省的巡抚裁并，而各由总督兼任，以统一事权。大概大省则由总督兼巡抚，小省则由巡抚兼总督，每年可节省廉俸、兵饷、役食银无数。如果使各直省以布政司为主，又设按察司掌管刑名、按劾之事，其实刑名不过是查看成例而已，按劾久无实效，可以并入布政司。

各道本为布政、按察两司的副职，兵巡、盐粮各分一职，无非是赘疣，折中的办法，每四府设一员，所司之事上报成果给督抚，至于郡县都以各设一副职为限制。这是督抚、司道各员必须酌情裁减的。

京官自六卿九列之外，也有应当裁减的。如东宫不设，何用官属？詹事府可归并翰林院，以符合名实。科道为耳目之官，今设员八十人不算不多，但半数都是仗马塞蝉，曾何取乎具臣，不如减额之半，而以内官之科甲、外官之司道许其言事，大概不止收八十人之效，未始不是拾遗补缺、询事考言的一助。

其他如内务府耗费国库更多，必当大减，核查在二十名之外者，部曹五年外不解补缺者，一概令回籍充任山长，一以广教化，一以示体恤，事为两得，这是京官必须酌情裁减的。

至于内外武职，王公、将军、都统之外，提督十三人，总兵六十二人，也是大官太多，又如准部、回部官员也太多，新疆、奉天近日增设督抚，官愈大则率多养尊处优，恶劳好逸，能耗费国库不能杀贼，宜无论大小，皆裁其半，这是内外武职必须酌情裁减的。

儒学一官，大县设教谕，小县设训导足矣，何必正副兼设。府学诸生仍归诸县，府学教授可裁。

近来自厘局一开，所有捐班候补人员，悉举而纳之其中，故刘岘帅甫莅两江，凡道府以下差委之有名无实者一概裁去，兼差不领薪水，通计每年省费约三十余万金。今之局务可裁者尚多，以支应、采办、转运、牙厘而论，皆理财之类，应归藩司所管，今则采办有局，支应有局，转运牙厘又有局。

即云藩司事繁责重，不暇兼顾，然每局派干员一人总理，亦可措置裕如，乃一局中既有督办，又有会办，以及委员司事，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至于保甲、清讼、巡防，本皋司之专责，郡县相与为治者也，今乃省有局，郡有局，县有局，甚至有东局、西局之判，南局、北局之分。道府衙门又有春秋二季例差派查驿站、班馆等事，每次至少十余人，多至二、三十人，所以然者，非一人之才力不足，必须分任于众人，不过捐员日众，不得不多添差事、位置、闲员，虽然为闲员计则得矣，其如库款日绌何？要宜力加整顿，可裁则裁，可并则并，非特可省经费并杜幸进之阶。至于京害，则自枢垣台谏以外皆为闲散，各部则自掌印主稿以外，徒糜廪禄，堂官则每署四员，而兼差者尤多，文书则每日数尺，而例案极其繁琐，至于鬻爵竟及监司，而吏治坏滥极矣。

今请首停捐纳乃政官制，用汉世太守领令长之制，唐代节度兼观察之条。

每道设一巡抚，上通章奏，下领知县，以四五品京堂及藩臬之才望者充之，其知县开为四品，以给御编检郎员及道府之爱民者授之。巡抚以下增置参议、参军、判官等员，以道府同道改授；知县以

译下面分设功曹、刑曹、户曹，也用州县进士来填补这些空缺，其余的各种吏员都听从诸生考核后充任，逐渐提拔曹长来选拔郎官，其上的总督都由巡抚兼管，各自凭借都会作为重镇，使官吏的积弊转化为士人、三老这样的乡官，各自由民众整顿疏通，这样才可以治理好。至于京官，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可以统归礼部，大理寺可以并入刑部，太仆寺可以并入兵部，通政司可以并入都察院，其余多余的冗官都可以裁减淘汰。

译裁减老弱士兵以增加军饷，淘汰闲散冗员以增加俸禄，哪一件不是节省用度的大原则呢！国家的蛀虫不过是中饱私囊罢了，冗员越多，侵蚀的财物就越多。一个盐务机构计算下来供养闲员数百人，一个厘金局计算下来供养食客数千人，一个漕运或河运机构计算下来供养无用之人成千上万，甚至持有一封推荐信，大的可得一二百两银子，小的可得数十两银子，以一省来计算，所耗费的费用

刑政

律法

西方国家的法律尚能效法古人明察慎断的心意，如果能够参酌采纳并施行，确实可以体恤刑狱而达到太平盛世。

中国在夏商周三代以上立法崇尚宽缓，所设立的不过五种刑罚。阅读《吕刑》这一篇，即使在衰世，仍有哀怜痛惜之意。从此以后，第一次败坏于暴秦，第二次败坏于炎汉，有罪动辄夷灭三族，武断严酷的官吏相继而起，大大失去了古人审慎询问的本意。如果不返本溯源，凭什么使外人心服而追随盛世的优良风气呢？

西方人常常议论中国用刑残忍，不如外国宽严有制度，所以不得不舍弃中国而谈论外国，取法外国而斟酌中国。

天地生人，原本没有厚薄之分，为什么在案件审讯中酷打成招唯独见于中国？在三木之下，想要什么供词得不到呢？难道各国的人都是纯良而我国的人独独凶恶，必须施加毒刑才能得知实情吗？“讼”这个字，由“言”和“公”组成，意思是在公庭上陈述让众人共同听闻以分辨曲直罢了。案件既然还没有定论，为什么就用刑呢？那么审讯时应当没有打法。好啊，何沃生《律正》的话说：

“诉讼双方之中一定有曲直。理亏的一方应当受罚，多打这一顿，叫做滥刑；理直的一方寻求伸冤，被打了这一顿，叫做枉法。如果理亏的一方不怕打，故意逞凶，不屈服的样子其情状似乎理直；理直的一方怕打，甘愿受屈，战栗的样子其情状似乎理亏。诉讼是为了平反百姓的冤屈，一旦有了这打法，冤屈压抑就更加严重；诉讼是为了剖断百姓的是非，一旦有了这打法，是非反而变得糊涂。

所以打法这一手段，用来便利审官的私图是可以的；如果用来畏惧平民的心志则绝对不可以。”

现在，由内心发出的言语是真情，言语多有掩饰的是虚伪。审官以忠恕之道待人，如果那人陈述的情理可信而没有相反的证词引起怀疑，就可以判定为理直；审官以公正严明断事，如果那人陈述的情理可疑而没有相反的根据来证实他的可信，就可以判定为理曲。如果确实有罪，自己招认的罪责固然存在；即使不自己招认，罪责仍然存在。如果确实无罪，用刑招认，冤屈就更严重；用刑而不招认，这就叫做刑罚加在不该受罚的人身上。

这个道理容易明白，人们共同知晓。中国一定要让犯人自己招认，是因为朝廷不信任审官。不信任审官，难道只有中国是这样吗？外国也是这样。但是中国不信任审官，审官于是就在法律之外施加刑罚，一定要求得犯人的自招以图推卸责任，从此冤狱就多了。外国不信任审官，而设立陪审秉正人员辅助官员判案，不容许犯人狡辩以对抗公议，于是真情就显露出来了。况且审官怀有私心的人且不论，即使他居心如白水般清澈，自问可以对得起青天，但旁人仍然有可议论之处，因为他独断独行不咨询众人。何况好讼之徒夸大其词、虚构事实，案件成立之后即使审官也不无自我怀疑，那么哪里比得上咨询谋划、众人意见一致、舆情允洽更好呢？

现在应当命令各省府县选立秉公人员，或数十人，或数百人，每遇到重大案件，轮班到官府，少的数人，多的十余人，与审官一起听取诉讼双方的供词，以及律师的辩驳。

审讯完毕，审官将案件的情节明白地陈述，让陪审人员判定是非曲直，陪审人员同意与否的人数多少来决定采纳的建议。孟子说：“左右的人都说是贤人，还不可以；各位大夫都说是贤人，还不可以；国人都说是贤人，然后考察他，发现确实是贤人，然后任用他。”这就是西方国家公举议员的意思。“左右的人都说是可杀的，不要听；各位大夫都说是可杀的，不要听；国人都说是可杀的，然后考察他，发现确实可杀，然后杀他。”这就是西方国家陪审人员议判的意思。

如果那人不是阴险卑鄙，那么在公堂对质时大多会吞吞吐吐；那人如果奸诈顽固，那么即使三尺剑当前还能诡辩。

如果没有律师来阐发曲折隐微之处，那么审官常常被他们愚弄。中国的审官既然对律法不熟悉，而所用的刑名幕友又对律学不轻易传授，生死系于只言片语，枉直取决于片词只语，稍有犹豫，那么审官的前程就难以保全。如果没有贿赂，那么在诉讼中受屈的人必然很多。那么哪里比得上明确张扬其言辞，按照律法辩论更好呢？中国也应当让状师办案，代为辩驳，使狱囚的冤情得以向上通达。

至于刑罚类似于秋天的肃杀，犹如赏赐类似于春天的温暖。刑罚，是治理天下所不能没有的。

然而中国繁重的刑罚严厉的法律，未免失之于酷烈。特别因为刑罚没有比死刑更重的，上吊与斩首都是死，但肢体的完整与残缺判然不同；刑罚没有比鞭打更侮辱人的，挥鞭与施杖都是鞭打，但受辱的程度高低有所分别。

所以知道辅助教化关键在于明正刑罚。现在想要明正刑罚，必须废除苛法。

译试着从刑罚的制约方面来考虑，绞刑致死、囚禁苦役、监作官奴、罚金赎罪、鞭打示辱、流放出境这几种刑罚，足以处理轻重不同的罪行且绰绰有余，不要滥用刑罚。

译至于通商交涉的事务，就应当完全依照西方的惯例。如今海禁已经全面开放，外国人无处不到，凡是口岸没有不通商的，交涉的案件没有一天没有的。如果仍然坚持使用中国的律例，那么中外法律不同，必然导致矛盾冲突，不如改用外国的刑律，使外国人也归我国管辖，一视同仁，不分彼此界限。

况且日本，不过是东洋的一个小国罢了，参用西方的法律和宪法，西方人也归其审理，这不是明显的证据吗？

又有涉及交涉的文武官员，必须通晓英文，游历外国归来，才能得到重用。所有外国人都允许游历中国内地。特别重视英文，是因为志向在于推广商务；允许进入内地，则是自信对西方惯例十分明了。

为什么中国还远远不及日本呢！

过去，中国不肯改用西方方法，是嫌它对囚犯待遇太宽。然而遇到交涉案件，如果是外国人，就照外国惯例而从宽处理；如果是华人，反而依据中国惯例而从严惩处。这样，生在中国的人反而不如来自外国的洋人。然而中外应当一体，执政不应有偏私，只要秉持公平，就没有人不服从。因此，用恩德回报怨恨，圣人不赞同；伤害自己而顺从外物，贤哲所讥讽。何况生在当地的人还有土著的利权，不是外来者所能侵夺的。

西方国家的都会必定由刑部派遣司法官员来主管审讯事务，中国也应当在中外通商之地专门设立司法机构来主管中外上诉的案件。担任此职的人必须深谙中外律例，经过考核成绩优异且多有历练的人，才配得上这个职位。审理案件时让陪审员主持判决，如果有长期居住在中国、行为平和的外国人，可以与中国人在同等条件下被选为陪审员，遇到交涉案件让他们参与主审，那么外国人心目中必定没有不服的，怀柔安抚的方法大概就在这里吧？

归安沈粹生说：西方审讯案件很符合古代法则，不让犯人下跪，是想充分考察他们的聪明才智，激发他们的忠诚爱心，反之，就会因形势压迫而使人拘谨，言语吞吐颠倒。不使用刑讯逼供，是想根据情理判断轻重，谨慎推测深浅，反之，在痛苦折磨之下冤屈压抑的情况实在太多了。设立陪审制度，是遵循众人共同裁决的道理，从而消除滥用威权、掠夺财物的弊端。列设见证人，是没有简单忽视不听的意图，从而消除随意指控、诬陷他人的弊端。然而也有不完善的地方。

律师代为陈述，无理的人都能加以掩饰，虽然是非难以泯灭，但也有律师善于辩论而逃脱法网的情况。审理案件需要费用，无力承担的人害怕诉讼，虽然有时由理亏的一方代为缴纳，但也有理亏者赤贫，仍然要求理直的一方承担。

而且所制定的刑律失之过宽，容易开启作乱犯上的苗头。法国巴黎暴动，首领朗之罪尽人皆知，却以议员身份拖延不认罪。败将伯沁的案件，审理日久，议论纷纷，仍然从轻减刑。

普鲁士铁路受贿案，因为牵涉议员，不予追究。更奇怪的是，美国讼师奇笃亲手弑杀总统，被捕入狱，不加镣铐，携带凶器逞凶杀人，伤及狱卒。英国匪徒墨格林枪击君主，虽然没有造成伤害，竟然凭借巧言解脱，置之不问。难道是因为有别的原因，还是他们的君主无道，大家都想弑杀他呢？然而法律柔弱导致民众轻慢，从而产生动乱的阶梯。西方一个地方官员管辖的区域，监狱中的犯人常常达到千人，少的也有数百人。虽然说细微小事都给予监禁，这也是法律宽纵造成的吗？

有人说中国不宜完全实行西律，西律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应当聘请外国有名的大律师、中国老成且有声望的刑名幕友，再延请深通律例的华人翻译，将中西刑律共同参订，做到至公至当，作为中西通商各口岸的律例，分别用华洋文字刊印发布到各埠，凡是在通商口岸的所有交涉案件，都依据此编判断，无需刑求以归于统一。这样我们百姓不至于独自吃亏，西方人也不能独自获利，并且可以逐步图谋使西方旅客归我国官府管辖，以逐渐恢复我国固有的权力。

这虽然看似是缓着，但实际上关系要害，应当急切地谋划。

清朝初起时，东方制定的刑罚宽简，死刑之外只有鞭打。等到世祖统治中原，命令大臣制定法律，当时参与编纂的各位大臣，学识浅陋，未能体察皇上的仁爱，沿袭明朝残酷的法律，于是导致在斩决之上还有凌迟，在斩决之下还有绞刑。凌迟这种极刑，不是唐虞三代所有的，怎么适宜在盛世施行？

绞刑的痛苦，听说比斩刑更甚，那么名义上轻而实际上加重了。听说西方国家处决犯人有击脑、闭气等方法。击脑的，用枪正对着他的脑袋，子弹击中可以立刻毙命。闭气的，关在小室里，让新鲜空气不能进入，可以逐渐毙命。都远远不同于斩绞的残酷。

现在应当废除凌迟律，犯此罪者改为斩决，废除绞律，犯此罪者改用西方击脑闭气法处决，并废除父母兄弟妻子连坐律，以仰体历代圣上仁慈的本意，继承他们未能改定的志向，那么三代以后未曾有的仁政，从我朝开始，亿万年不可动摇的根基就在这里了。

至今审讯犯人，必定要取得招供作为凭证，导致审讯官员动用非法刑具逼取口供，在疼痛昏厥之下还有什么求不到的？

如果已经确切知道案情，又何必需要招供？应当废除取招供的条例，无论轻重案件，只让审讯官员详细查访仔细审理，根据情理定罪。废除笞杖枷及责

译除了掌管责打嘴巴的刑具之外，其余所有刑具以及各衙门私自制作的私刑，命令全部烧毁，以此表示永远不再使用。内外掌管刑罚的官员以及不掌管刑罚的官员，如果有胆敢私自藏匿旧刑具或私自制作新刑具的，立即斩首。这也是废除酷刑的一大重要举措。

译狱囚

曾子说：“在上位的人失去了正道，百姓离心离德已经很久了。如果查明了案情，就应当哀怜同情，而不要高兴。”哀痛悲悯，确实是仁人君子的用心。大抵人生不幸，父母没有给予良好的教育，既没有固定的产业来资助生活，又没有技艺来供给饮食，贫困无聊，便流落成为匪类。导致触犯法网，横遭官府刑罚。土墙荆棘围成的牢狱，暗无天日。穿着赭色囚衣，系着黑色绳索，惨受拘束捆绑。狱卒毒如虎狼，污秽之气积聚成瘟疫。从军刑、流刑以下的各种罪犯，本来没有死刑，却因长期关押而病死的往往有之，他们的冤屈悲惨哪里说得尽呢？

近来听说各直省的州县大多设立了自新所，用来安置轻罪犯人。这法令确实很好。倘若能再参用西方的方法来推广它，使军刑、流刑以下的罪犯都能自新自赎，那么保全的生命必然很多，办理起来也容易，既全了政体又广积阴德，应当也是仁人君子所深深赞许的。

拿西方的例子来比较，中国虽然法律有轻重，律令有宽严，但让罪犯做工这一项，实在可以弥补今日刑法的缺失。如汉代的城旦、鬼薪等刑罚，古代的意义并未完全消亡，实际上本源于《周礼》。而推究其本源，《周礼》说“用圜土聚集教化懒惰的百姓”。圜土，就是监狱。有罪的人进入其中，让他们从事劳作，等到他们能够改过就释放他们。

那些不良之民犯法，多半是被饥寒所迫。拘禁起来生计更加困穷，释放出来依然两手空空。想要暂时延缓死亡，必定故态复萌。如果不预先为他们筹划，罪刑期满仍然没有生路。所以西方人治理监狱，谋杀叛逆则处以绞刑，其余多处以罚金。无力缴纳罚金则关进监狱，与那些已定为军刑、流刑等罪犯，依照法律规定的年限考核他们的劳作，如编草鞋、织席子等事。那些向来熟悉工艺的，让他们各自从事旧业。顽劣愚蠢且罪行较重的，则统一从事一切卑贱劳苦的工作，如清除污秽、砌路、修桥、筑垒之类，都酌情给予工钱，派人监督管理。每天的食物足以维持口腹，将剩余的钱款在刑满释放时按人名计数发给，使他们得以谋生。开始时用应得的刑罚惩治他们，结束时给予改过自新的资财。谁没有天良？能不受到激励？

至于牢狱拘禁的地方，修缮房屋，勤于打扫，不让潮湿闷热、破漏，以免生病，从而便于劳作。还设有浴室和病馆，由医生掌管，地方清洁，饮食可口，他们体贴人情到了这种地步。

有人说中国罪犯狡猾奸诈，监狱辽阔，严密防范还担心他们逃脱，怎么能仿行西方的方法呢？

不知道西方犯人在狱中从事劳作，仍然筑高围墙，严格约束。即使在狱外做工的，也是成组编队，出入有节制，稽查督责，强壮的役卒跟随。只是在法律之外施予仁德，原本不会因为仁德而废弃法律。

实在不必过分忧虑。

还有一个方法，可以上下都受益，就是让罪犯修治道路。现在中国的道路崎岖破碎，大多没有兴修。就近处来说，一个县有一个县应修的路，一个郡有一个郡应修的路。就远处来说，天津到北京一带是南北交通要道，官宦、绅士、商人、士人、百姓必经之路，却有的凸出有的凹陷，有的狭窄有的倾斜，平时两匹马一辆车已经极其缓慢，一旦遇到大雨，道路泥泞湿滑，时常有翻车之虞。如果确实命令地方官各自按照所辖地段，派遣流徙的罪犯兴修，酌情给予微薄的资财，代为收存，等到罪刑期满时发给，使他们日后得以作为本钱谋生，那么他们必定不会恣意妄为，再次触犯法网。而从此道路平坦，行走险地如同平地一样了。

只是修路应当仿照西方的方法。西方人修路，下面都平铺石块作为基础，有的竖立有的侧放，有的宽阔有的狭窄，再用碎石和泥土平铺在上面，用人马机器拉着铁碌碡往来旋转，压得越重，路就越坚实平坦。

路面中间高两边低，可以避免积水。宽度以五尺为标准，而城市繁华的地方则有宽到二三丈、四五丈的。都要平整坚固，所用的石头以纹理细密、质地刚硬韧性好的为佳。

中国可以用砂石、花岗岩、青石，质地虽然不硬但性质黏结，其粉末遇水与石灰功效相同。

用来铺路，也很适用。所铺的石块厚达六寸，或一尺，极重的车都可以通行无阻。

现在如果仿照这种方法实行，不仅没有反侧之患，正直平坦，并且使各地的狱囚锻炼筋骨，调理气血，激励精神，不至于常处在阴暗之中，容易生病，这难道不是一举两得吗？

查西方律法，关于钱债的案件很宽松，凡是被人控告、没钱偿还的，即使贵如总统，也可以将存欠账目呈报官府宣告破产，分期结清。如果他所报的账目不符，查实有钱银寄存在别处的确凿证据，就治以拐骗他人财物的罪。如果不宣告破产，根据欠款多少确定监禁期限的长短，大概最多监禁一年而已。伙食费由原告按月送给狱官，如果逾期一天不送，狱官就将监禁者释放。

如果有不愿吃狱中伙食的，允许他们在外面自办，早晚送入。

凡是犯钱债案的人，都住在一起，与犯其他罪行的人不得同处。他们的房屋宽敞，楼窗高亮。每人一张铁床，毡褥、被单、棉枕无不洁净整齐，每七天更换一次。任人互相交谈、看书。

译写字作文，只是不允许高声大叫罢了。正、副司狱必须每天到各处巡视一次，如果发现地方不干净等情况，应当责令清洗刷拭。如果有患病者，就责令送往官医处调理。病人各自居住在一间屋子里，每月由几位官员、绅士陪同正、副司狱以及医生巡查一周，如果有狱卒勒索等情形，允许他们向绅士告发，交给狱官审理惩办。我国如果重视商务，钱债案件与其他案件似乎应当分别监禁惩办。

译革除弊端

凡事有利益就有弊端，有弊端也就有利益。利与弊如同影子跟随形体一样，善于利用的人能使弊端转化为利益，不善于利用的人即使有利也会变成弊端。所谓治理政事贵在得到合适的人，人在则政事兴盛，人亡则政事衰息，就是这个道理。

感慨自从礼教衰微，人心沉沦，上下内外大小一切往来只崇尚利益，有事到公堂，没有不索取贿赂、送赠礼物的。确实如冯氏抗议所说：“现在天下人只追求利益罢了。”各种弊端丛生都源于这一士人的弊端。士子进入学校，应当遵守卧碑的规定，却侥幸获得一个生员资格，就立刻在乡间横行霸道，欺压善良百姓，拖欠粮税也不追究，结党营私，出入衙门，勾结官吏。甚至与差役狼狈为奸，差役把他们当作护身符，张开爪牙，随意当作心腹，有利可图就瓜分，借此讹诈乡下愚民，聚赌抽头，视为平常事。渐渐地成为举人，渐渐地成为进士，所作所为也是如此。名望越高，声势越大，贪婪的嘴脸也越张。动不动就倚仗对律例的熟悉，笔锋的犀利，颠倒是非。士人是四民的表率，现在像这样，朝廷又何必有这些士子呢？

革除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所谓治理乱世要用重典，杀掉他们罢了。这不是过于苛刻。当纲纪废弛时，不用重典不足以伸张国法，杀一儆百，士风或许能稍微肃整吧？其次就是剥夺他们的功名，永远不允许他们进入士人籍册。

一、官员的弊端。现在的大小官员出仕，是为了朝廷吗？是为了自己罢了。每得到一个官职，只衡量职位的肥瘦，计算资历的高低，每年能获利多少。安抚百姓则笨拙，催缴赋税则勤快，明目张胆地告诉世人：“好官不过是多捞钱罢了。”甚至与丁书、胥役互相狼狈为奸，倚靠他们作为耳目，托付他们作为股肱。作为上级的心腹尚且如此，作为下级的势力更加放肆了。百姓还能安身立命吗？用什么方法来处置他们？

也只有轻则罢免、重则处死罢了。

一、吏胥的弊端。地位低贱如同奴隶，权力却凌驾于公卿之上，人员混杂，心术最坏，这都是长期积习造成的，无法挽回。江苏州县的漕运书吏，守门人掌握着他们的长短，所设置的关书，只是用来供他们侵蚀公款，这个职位可以花钱买得，传给子孙。官员容易更换而吏胥不易更换，公家的弊端革除了而私人的弊端没有革除，权势的盛大没有超过今天的。

衣冠楚楚的无耻之徒还与他们交往勾结。每当有事，州县说可以，吏胥说不可以，那就不可行了。

往上推，卿贰、督抚说可以，吏部说不可以，那就不可行了。这还只是小的方面。天子说可以，吏部说不可以，不可行的也占一半。他们的权力直接出自宰辅大臣之上。究其所谓可不可行的原因，是为了索取部费罢了。上下其手，得失系于一个字。

利益所在，弊端如此。现在计算每个部不下数千人，其中头目数十人，车马宫室衣服妻妾的供养堪比王侯。内外勾结，用隐语邮寄书信。疾驰往来，深夜运送金银。踪迹诡秘，无法查得他们的赃私。计算吏、兵、户、工四部每年贪污不下千数百万。

其次是差役的弊端。差役向来没有工食，专门依靠百姓诉讼为生。一个县中大者不下千人，小者也有数百人，有十总，有六十总，统领他们党羽的叫管班，出入穿着皮衣骑着马，僭越奢侈没有节制。

此外，所有的图甲庄书都适合用来追呼扰民。现在计算外省衙门人数众多，无法查清，贪婪赃款更多，不止千万。究其银两的来源，国家的库藏占三成，百姓的脂膏占七成。

天下动乱的由来，都是由这些人造成的。所谓在民间养百万虎狼就是这个意思。正名定罪，非全部杀掉不可。然而杀掉的只有一个而养活的有百个，那么只有永远更换这些人。内官所用，只供奔走，而不让他们参与政事；外官可以把事务合并到幕僚中，称之为幕职。可以作为入仕的途径，加重他们的责任，他们也不敢放肆放纵，以贪污败坏名声。吏胥得以弄权，弊端在于律例繁多，得以任意比附，只有吏胥挟持律例来牟利。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以至于天下大乱。胡文忠说：“大清的法律可以恪守，大清的例子不能胜读”，大概早就感慨地说了。原来例子的设立是为了治理天下，而流弊的极端竟然到了如此地步。其条目繁多，细如牛毛，徒然成为吏胥舞弊的工具，选人万不得已，一切用欺骗来应付。国家设立例子，本是为了防止欺骗，现在却正好引导欺骗，甚至逼迫他们出于欺骗，难道不奇怪吗？

现在想要革除弊端，不如把旧例全部搜罗出来付之一炬，只取明白简易的数万字就够了。旧例废除后，重新颁布新例。凡事用简略来驾驭，一事两可的，长官根据道理判断就够了。一定要用没有一定标准的例子来约束，这是怀疑大官而信任吏胥，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

一、杜绝漕粮浮收的弊端。现在的赋役全书，款项繁多，名目猥琐狡滑，分合杂糅，没有人能清楚每亩征税的数量。必须改定体例，只写明某县田地若干亩，一亩的税米若干，银若干，主要在于大目通晓，吏胥即使想

译如果存在舞弊行为，官员自然就没有权力。每年征收钱粮时，必须详细书写数额，张贴在大堂之上，使众人全都知晓。漕运事务结束后，印刷征信录，分送给上级官员和各地的绅士，务必遍及所有相关人士。如果有与记录不符的情况，允许他们向上揭发。如果这样做还不能杜绝弊端、使风气清明，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译一、杜塞赋税不均的弊端。赋税不均，是由于田界不清。想要理清田界，必须将各省田亩一律用工部尺丈量，并据此增减赋税。吴地的田亩一亩不足二百四十步，甚至有打七折八折的。林文忠公奏稿中所说南方田亩比北方狭小，就是这个原因。现在打算先绘制地图，然后明确划定亩数，以一县丈量的土地，对应一县的粮税额度。按亩平均征收，自然消除偏颇。不得借口田多而丝毫增加税额。这样，豪强就无法欺瞒隐匿，良善懦弱的人也不会被连累了。

一、徭役差费的弊端。内地各省徭役之苦，民不聊生，历任督抚的奏疏中都已陈述过了。

海疆各省差役的费用骇人听闻，不论有理无理、原告被告，写禀状有费用，代写有费用，递交禀状有费用，差役有费用，甚至被抢劫的人报案，被押解等候批准勘验后才释放，又索要勘验的夫马费用，既受拘押之苦，又耗费许多钱财，很少能破案、人赃并获的。

所以广东被抢劫的人家大多不报案，迫使抢劫盗窃的风气更加猖獗。听说广州府各县每年的劫案有数百起，实在令人感慨。查考欧美平常的案件，衙门上下及巡捕均无费用，只有大案有公堂费，由败诉方支付，如果败诉方无力支付，由胜诉方垫付。没有中国衙门费用这么多，很少因诉讼而倾家荡产、卖妻鬻子的。

应当参酌废除这些弊端。

一是州县亏空的弊端应当消除。一是贡物勒索的弊端应当免除。

天下的祸害，大抵上下都受损，而归于中间人饱私囊，以至于蛀蚀国家、祸害百姓。凡事，一经官吏之手，无不虚报价格，横征商民，而对上面没有丝毫益处。即使是一件极琐碎的事，也必定欺瞒贿赂，无所不至，那些重大的、长远的事就可想而知了。天下的事还可以问吗？应当迅速变革，一切蠲除，以培养国脉，以厚待民生，那就太幸运了！

卷四

户政

税则

自从道光二十二年开放海禁，与各国订立条约通商，洋人货物进口纳税后，就允许由华商贩运各地，过关只按估价，每百两加税不得超过五两。当时，当权者不知道中国税额比各国轻四五倍或七八倍，所以立约时税额很轻。后来天下多事，才开始创设榷货抽厘的制度，借以资助军饷。厘捐最兴盛时，年收入二千万，现在虽然稍减，也有一千万。从商人那里取走的很少，但对国家的益处很大，与按亩加赋相比，得失悬殊。无奈法久弊生，或因办理不善，或因设卡过多，避重就轻，于是增加了许多税目。

于是，洋商获利，华商裹足不前，迫使洋人接受费用，托其出名认为已化，洋商坐收其利。有的代华商领取子口半税单，有的洋商洋船装运洋药等货物，有的代用护照包送无运照的土货。而且同样的土货从香港来就允许报半税无厘捐，如果从广东省来就不允许报子口税必须报厘捐；同样的洋货在洋人手里就无厘捐，在华人手里就纳厘捐，无异于为渊驱鱼、为丛驱爵，不仅虚张声势，流弊日多，而且首先丧失了保护本国人民的利权，对国家体制也有很大妨碍。

查考香港、澳门没有征收厘捐的先例，商贾大多乐于走那条路。为今之计，不如裁撤厘金，增加关税。那些贩运到其他口岸的，仍纳半税，华洋一律征收，那么洋人就没有借口，华商不至于失望，这似乎是收回利权的重要途径。或者担心西方人不答应，请等到换约之年，预先写明，如有不利于我国人民、有碍我国自主之权的，允许随时自行更改，以预先为日后酌情修改留有余地。况且据《公法便览》第三章，论述邦国相交之权及款待外国人民之例，注解非常明确，其中第二节说：“凡遇交涉，异邦客商一切章程均由各国主权自定。”实在与公法吻合，他们虽然狡诈强悍，也可以用道理折服他们。曾经考据泰西各国税额，大致以值百取二十或取四十六十为率，最多的则有值百取百的。美国进口货税值四征三，商人虽然非议，但不能违抗。

也有全不征税的，盖在轻重之中各有自便之计，如洋酒烟卷等物外洋征税极重，在国中列肆卖烟酒的，尚需纳规领牌。

现在中西和约，凡进口的吕宋烟、洋酒，只充伙食，概不纳税，查考泰西都没有这个先例，尤其不公，现在应当重订新章，一律加征。又如中国各种烟酒、朱玉、古玩等物，本非日用所必需，即使加数倍也不为过，而土货出洋的，税宜从轻。凡我国所有的，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的，重税以遏来源。收取我国权利，富庶我国商民，调节盈虚，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总之，泰西税法对别国进口之货税恒从重，对本国出口之货税恒从轻，或全免出口之税。现在日本已经仿行了，其税于国中者，烟酒两项特从其重，其他货物或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