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译有的国家采取轻税政策，专门用来阻断别国的利益来源，扩大本国的商品销路，以便利本国百姓的日常生计为主。其制定关税的权力掌握在本国手中，即使是最大的国家也不能制约小国的关税轻重，即使是小国也不会受到大国的干扰阻碍，这是因为通行的国际公法所规定的。如果某国对本国的某种货物征收重税，那么本国也对某国的货物征收重税以进行抵制；如果某国对本国的某种货物征收轻税，那么本国也对某国的某种货物征收轻税以作为回报，这又是两国相互确立的法则。由此推演，根据时势制定变化的权变之道就在这里了。

译当时海禁刚刚开放，中国人不熟悉商务，所有船只的进出、货物的稽查征税，都委托给洋人管理。京城特别设立总税务司，各口岸海关则设立正副税务司，协助监督经理税收政务，税务司之下又有帮办，从一等直到四等，每一等又分正副。此外还有各类人员，都由西方人担任，只有通事以及办理汉文文书、征收税项的书吏，才使用中国人。中外通商几十年来，中国人也有很多精通税则、熟悉条约的，与其借助他人之手袒护洋人，哪里如改由中国人担任更好呢？

有人说中国人诚实的少，狡猾的多，任用他们恐怕会滋生弊端。不知道税则已经确定，中外通行，耳目众多，关乎观瞻，不像各省厘卡货税数目彼此不符，即使有奸诈的胥吏，怎么能舞弊呢？应当请求明确制定章程，选择三品以上、曾担任关道且熟悉情况的官员作为总税务司，各口岸的税务司、帮办等逐渐改由中国人担任，按照章程办理，这样千万巨额款项的权力由我们自己掌握，不至于暗中袒护西人阻挠税则，不仅对税收政务大有裨益，而且对保全中华政体尤其重要。

我阅读吴兴税步生《通商综核表序》，说：“条约所载进口免税的各种物品，起初因为品种不多，无关税额，又都是他们日常所用、与中国人无关的物品，不予征收，以显示体恤远方人的诚意。”

哪知道过去专门供旅客使用的物品，现在却被视为牟利途径。并非没有可以征税的物品，稍微与之争执，总税务司就加以驳斥，商业利益和关税都受到共同侵害。又如同样的纸、墨、金银器、毡毯、衣服、蜜饯、烟叶烟丝，出口都要征税，进口却免税。中外互相贸易，贵在公平，免税就都免税，征税就都征税。

如果取旧章后来更改的规定，斟酌出一个进出口都征税的原则，坚持定论，他们一定无话可说。况且我国免税的物品大半在日本税则中并不免税，为什么西人对日本甘愿纳税，对中国却每每强硬？折服他们，本来就有理由。按照西方惯例，出口货税或轻或免，以期畅销土货，重征进口货税以遏制来源，保护本国百姓，不侵害农工，没有舍弃自己利益去讨好他人、压抑内部以庇护外部的道理。又阅读经县吴剑华《续罪言》，其中关于税务司的一条说：“按照海关制度，既有老关收取商税，又有新关收取洋税。税课总归海关，而洋税则另用外人掌管，名叫税务司。积累各海关的税务而由一个总税务司管辖，也用外人。这种滥觞已久，没有人醒悟其错误，唉！多么悖理！”起初设立时，确实因为洋人货价不是中国人所熟悉，所以不得不借助外人之力来辅助完成。

今天情况大不相同了，税则已经确定，专门条款章程人人都能理解，何必让碧眼黄发的人越俎代庖呢？况且既然设立一个总税务司来管辖，那么凡是担任税务司的人，都自认为不归关道管辖，俨然形成分庭抗礼的态势，动辄因小事产生矛盾，而所用的洋人扞手，大都袒护洋商而漠视华商。

同样的货物，竟然估价两种价格，于是华商愤愤不平地向关道控告，关道惶惶不安地向税务司询问，税务司茫茫然地推给扞手，一律按照最初的提议缴纳重税，关道瞪眼看着无可奈何。于是转而贿赂嘱托洋商作为护符，而华商的货物都变成了洋商的货物。华商贿赂嘱托洋商，则货物成本较重，不涨价则本钱亏损，涨价则华商的货物日益滞销，洋商的货物畅销了。

况且广东各口岸往来港澳等地，轮船经过关口，必须停锚等待税关人员下船查验，如果是西人船主，则无需等候查验。为什么对土人如此刻薄而对外人如此优厚呢？这都是因为一个税务司造成的祸害。

方今天下洋务日益兴起，不乏深明税则、畅晓条规的人。如果让担任关道的人留心人才，时常与税务司考究，选择干练官员，推荐他们担任税务司的副职。学习几年有效就逐渐裁撤外人而让他们代替，我们中国人都会知道奋勉，依次更替，不到十年各关就没有外族人了。然而税务司是总税务司管辖的，不先去掉总税务司，就一定会多方阻挠而关道终究没有事权，各税务司必存私心，这个建议最终不能实行。日本是小国，过去海关征税也用外人，现在则全部举荐本国官员代替了。唉！为什么堂堂中国不如日本？

把天下的利权交给外人手中，让他们坐享奸利而嘲笑中国没有人才！查中外各国请外人担任税务司监收国税的，只有印度、中国、日本三国而已。印度税捐以鸦片为最，过去由英商承办，太阿倒持，祸致失国。

日本起初聘请西人协理，现在则全部换成土人不用西人了。

我们中国还像原来一样。考察各口岸洋关，正税务司三十人，署税务司十余人，代理税务司二人，副税务司又十余人。还有征税、船钞、教习三项，分内班、外班、海班，共有四千三百四十

译三人之中，其中华人有三千五百七十四人，通晓西文且在洋关担任司事的人不在少数，为何没有一个操守廉洁的人可以升任税司呢？有人说华人难免舞弊，西人难道就能尽善尽美吗？

译难道没有看到镇江关洋人美生的事例吗？如果说中国人并不都像西方人那样，为何不在其中谨慎挑选并任用呢？

又有人说挑选非常困难，那么西方人难道就不需要挑选，难道所有人都是贤才吗？剑华所论述的确实符合我的心意。我仔细考察中国人舞弊的情况，大致是因为西方人的俸禄丰厚足以支付开销，而中国人的俸禄微薄不够缴纳使用。

况且听说西方各国没有关卡。有出售纳税印花的制度，运输货物纳税的人计算缴纳多少银两，就贴多少印花，关卡官员没有中饱私囊、盘剥商人等弊端，附录在后面以供当权者采纳选择。

附译《泰西征税略论》

考察西方的税项，总共分为两大类，一是明征的税，一是暗征的税。明税比如一个人拥有多少产业，收入多少，就征收多少税。暗税比如茶商承受重税，于是茶价就昂贵；布商缴纳重税，于是布价就高昂。如果国家征税稍轻，其价格也可以稍便宜，这样虽然纳税的是商人，但受损失的是购买货物的人，所购买的货物不已经在暗中征收了若干税吗！曾经有人主张征税的方法都应该采用明征的方法，即使是暗征的税也可以直接向购物的人征收，然而各国都是两种方法兼用。

在1860年，美国明征的税共占百分之十六，暗征的税共占百分之八十一；普鲁士国在这一年征收明税占百分之四十六，暗税占百分之四十；奥地利国在这一年征收明税占百分之三十二，暗税占百分之五十二；俄国在这一年征收明税占百分之二十九，暗税占百分之三十二；法国在这一年征收明税占百分之十七，暗税占百分之六十三；西班牙国在这一年征收明税占百分之二十五，暗税占百分之六十二；荷兰国在这一年征收明税占百分之二十五，暗税占百分之五十一；葡萄牙国在这一年征收明税占百分之二十三，暗税占百分之五十。观察以上各国所征收的税，虽然都有明税和暗税的区别，但暗税通常多于明税。

税虽然分明暗，但有时是明是暗，很难区别。

有人说这种税是明税，忽然有人说它是暗税；有人说这种税是暗税，忽然有人说它是明税。所以另有区别的方法，方法是将家产、薪水、收入等作为明税，而将食用物品以及一切需要用钱买卖交易的东西都称为暗税。税既然分明暗两大类，于是可以详细核查其细目了。

又听说征纳税项的要点有五项：一、征纳税款必须由国家统一管理，税务人员不能随意征收勒索；二、征纳必须有固定的章程，比如轻重贵贱以及收纳的方法；三、办理应当公正，凡是所收的税款，都应该作为对大众有益的使用，不可以有私吞侵蚀的弊端；四、征收应当均平，不可以稍微偏多偏少，使穷人缴纳重税，富人缴纳轻税；五、征收税款不可以见利忘义，比如国内一切奸恶有害世道人心的事情，国家不仅不禁止反而从中获利，征收捐税，这就是见利忘义。如果情况是势不可禁，于是才征收其税，还可以说得过去，比如鸦片就是这样；可以禁止而不禁止，反而征收其税，这才是见利忘义，比如闱姓赌博，西方国家专卖酒也是这样的。

如果论说征税的方法应该如何最为公正精当，那就很难说清楚了。因为想要让征税的方法轻重多寡达到极其公正恰当的地步，不详细核查国内各项人民每年耗费国家的钱物工役多少，然后确定其征纳的方法是不行的。比如农工贫乏之人流离跋涉，大多徒步，那么街道不易损坏而节省修葺的费用，耗费于国家的就少；如果有骑马在路上行走的人，那么他损坏街道比徒步的人多；如果有乘车驰骋往来于路上的人，那就更严重了。然而这样核算，必定是做不到的事情。又如商船在海上航行，国家设立兵舰借以保护，一年中所费不赀，这些都不能详细计算而确定。所以各国征税因此很难，都不使用详细核查的方法，只是看人的贫富来确定征纳的轻重。

如果看家产贫富来征收，其大致的方法也有两种：一是均平征法，比如一个人有家产一千金征收五十金，又有一个人家产二千金征收一百金之类；二是增减比例征法，比如一个人有家产一千金者征收百分之五，又有一个人家产二千金者征收百分之六。第二种方法近日尚未通行，然而多人都愿意采用第二种方法，因为其贫富轻重的得当。瑞士兰国有一座城名叫拔苏，那里使用第二种方法征税已经五十年了，其征税的方法又分为两等：一家产租利之税稍重，因为取得容易；二俸禄收入之税稍轻，因为取得不易。

那里家产租的税定为每年二百圆美银征收百分之二；如果每年得租利有四百圆美银则征收百分之三，如果每年得租利六百圆则征收百分之四，如果每年得利八百圆则征收百分之四点五，得利一千二百圆则征收百分之五，如此增加至一万二千圆则征收百分之十，自此以上，

译征收赋税的比例增加逐渐缓慢。至于辛俸税，所得的财产利益仅占一半罢了。

译上述征税，共有两种方法。无论采用哪种方法，都必须遵守其规章制度，不得向百姓随意征收，致使百姓无所适从；也不可在稽查时故意欺压放肆，妄加恐吓，与百姓作对。所说的征税，都是对其产业收益的税，如家产的租金利息以及薪资俸禄等。至于本金则不能征税，若采用这种方法，久而久之必然导致百姓倾尽家产用于缴纳税款而后才罢休。凡是征税，不可扰乱损害百姓的事业和恒产，也不可扰乱国内的贸易。

另外，征税不可过重，只要足以满足国家开支即可。如果国家开支忽然增加，那么税项也将加重，但也不可任意将各项税收增加，因此必须预先确定哪些征收项目易于增加，从而将其作为常规征收的项目，以便在国家开支忽然增加时加重征收。否则，任意增加税收，如忽然增加米税和糖税，那么米和糖必定涨价，天下穷人多数而富人少数，平民百姓靠体力劳动如何维持生计？

而民间因此感到不便了。所以孟德斯鸠学说中规定租税的原则，必须将全国人的财产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国人一天也不能缺少的；第二类是国人拥有它可以借此谋利的；第三类是国人拥有它也无益于国人的。第一类政府决不能征税，第二类不妨征税，第三类征税不妨稍重。近日的租税之法，英国最为适中，大致估算穷人的财产额度而免除其租税，若无益的物品则比有益的物品税更重，租税之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查嘉庆年间，英法常有战事，国家开支耗费无常，财政短缺，所以英国人在国内无论何物一概征税，课税之法重而又重。然而百姓虽然困苦却不敢抗拒捐税，是因为国家收支公正而官员没有私弊，凡是酌定捐税的数额都由下议院公议批准后才命令执行。

银行

天下的财富，最善于流通，最不善于壅滞。财富流通时日渐有余，自己与他人两得其利；财富壅滞时担心不足，自以为利于自己而不利于他人，其实也不利于自己。有话说：“只有圣人能以美好的利益惠及天下。”可知利于自己而不能利于他人，以及利于民众而不能利于国家的，都不是美好的利益。

自从中国与外国通商以来，中国的金钱日渐流向国外，关心世道的人都想仿行西方方法来挽回补救，无奈追逐末节而忘记根本，只得到皮毛而遗失精髓的人比比皆是。洋务的兴起没有比商务更重要的，商务的根本没有比银行更切要的。西方各国多设立银行以维持商务，长袖善舞成为百业的总枢纽，作为财源来维系大局。

现在略举其利民利国的大要来说：银行的盛衰暗中关系到国家根本，上下远近声气相通，聚集全国的财富，收取全国的利益，呼应非常灵敏，不显匮乏，这是便利之一；国家有大型工程，如建造铁路、设立船厂等各种工程，可以代为筹款，这是便利之二；国家有军务、赈务等紧急需求，可以随时通融，立刻办理，这是便利之三；国家借款不需要高利息，银行自有定章，没有经手人中饱私囊的弊端，这是便利之四；国家借款重叠，即使支应不足，可以其他地方汇通，无须关票作抵押，以保全国家体面，这是便利之五；国内各殷实行家的银号钱庄，或一时周转不灵，诸多阻碍，银行可以大力转移，不至于破坏市面，商务借此可以扩充，这是便利之六；各省公款寄存银行，需要用时支应与存在国库无异，而每年的利息仍归公项，不至于被射利之徒暗中盘算，这是便利之七；官员积蓄清俸，百姓积蓄薪资，存款生息，断无其他顾虑，这是便利之八；出洋华商可以汇兑，不至于像肇兴公司那样动不动被洋人掣肘，这是便利之九；市面银根短缺，可以凭借本行汇票流通来资助注入，这是便利之十。

有这些种种便利，是民生国计所相互依赖的。况且银行获利之丰厚更有可得而言的：中国银行钱庄资本不过数万，开拓场面，联络声气，能干的可以每年获得余利二三万金，银行资本既雄厚，流通中外，其获利的可知者一；殷商富户在银行的存项，规定一年期的利息五厘，半年期的利息四厘，三月期的利息三厘，时有往来的利息二厘，若转放各处则七厘一分，等不到即取回的无息，其获利的可知者二；外国存款甚多，不过三四厘利息，遇有重要需求均可互相补救，其获利的可知者三；银行钞票通行市面百数十万，视若现银，不费来源之息而得无本之利，其获利的可知者四；提单票来自远方，见票一二月利息连汇水统收，其未到期还银者，回头息只付一半，其获利的可知者五；汇票押款过期一日仍作一月计算，其获利的可知者六；银行所置的铁门石栈，堆放所押货物，计算出栈租火险，其费用视其他行业甚廉，其获利的可知者七；况且银行生意较别项尤为稳当，只有汇票及押款押票而已，即使钱庄借银必用殷实庄票

译限期不超过几天，押款必须按市价七折到五折为限，不论何处的汇票，都是先收银子而后付票，事事踏实，处处认真，其获利之可知者八也。便于人者如此其多，获于己者如此其厚，所谓以美利利天下者，莫要于斯矣。

译西方有官办银行、商办银行，还有贫民银行，这是由乐善好施的官员、士绅和商人特别设立，旨在为贫民提供存款服务，代为支付并每月给予利息。有的设立在各商业港口，有的设立在各乡村，如果是水手银行，则设立在各军舰或陆路驻防之地。因为小商贩之类的人追逐微薄利润，随手得到钱，恐怕容易挥霍；那些扛枪执戟的士兵买醉赌钱，花光钱袋尤其容易。

现在将手中积蓄存入银行，积少成多，可以作为防贫的计策，便民的方法周全了。如今香港、上海招集中外股本并设立的汇丰银行，也仿效这种美意，增立新章，代为贫民收储，银元从一元到百元都可以代为收存，每人积累至五千元为限，每元每年给利息三厘半，随时可以提用，确实是便民的好方法。只是每月存款以百元为率，百元之外按规定归入下月，一年以一千二百元为度，满五千元则归并到大额存款中，不再算作零存。利息则按三厘半按月计算，以本月所存最少数额为准。比如月初存入百元，过了几天支取六十元，则只存四十元，月底又存三十元或二十元，虽然并存有八十元或九十元，但计息仍按四十元结算，这是银行从中取利的方法。然而这原本不足以导致资金流失，因为人们向银行存款至少需要千金或百金，如果在一百元以内，数额太小，银行本着便民之意，收取这些零散款项，存银的人或许今天存入，明天取出，银行也不得不代为操劳，这无异于是众人的总账房，如果不让银行从中获利，谁愿意做这件事？虽然此举很好，但受益的只是中等人家。

现在有人一天之中偶然获得四五十元或十几元，而需要用不过一二元，其余的钱无处安放。如果放在床头，恐怕随手浪费；即使藏在箱柜里，还担心突然遭遇盗窃，不翼而飞。

更有长期寄居他乡并无家产的人，有了这个大账房，得一元就存一元，得两元就存两元，银行给予存折，随时可以支取，即使早上存晚上取，也不以为烦。即使存折遗失，拾得者也毫无用处，因为存银之时，必须在总簿上签名，日常支取也必须签名，所签与总簿字迹相符的才支付，否则不予支付。

所以存折虽然丢失，也无妨，还可以与银行商量补发存折。立法的完善，无以复加了。该银行所发行的钞票，每张从一元到五百元，到处通行。商办银行所发行的必须经过官方查验核实，其库存有多少钱，才准许发行多少钞票。像现在的洋商，所用的银票并不由中外官吏查验虚实，不论多少，随心所欲。听说英商汇丰银票在广东通行的有一百多万，该行已获利二百多万之谱，虽然有华商股份，但不与华商往来，即使有殷实华商公司的股票也不予抵押，只有外国公司的货物股票均可抵押。西商操纵取利而华商失去利益，华商资助资本，而西商受益，强行区别对待，这究竟是何居心？中国钱庄资本二三万，放款数十万，稍有亏欠，就周转不灵。

所谓倒持太阿剑，把柄交给别人，不就是这样吗？现在为此谋划，不筹集巨款，创设银行，就不能挽救商情而维持市面。

有人说中国自战乱之后，国库空虚，加上水旱灾荒年年都有，想要创设官办银行，款项将从何而来？纵然竭力筹集，而中国人情向来多疑阻，近来集股亏损，听到的人都有戒心，开始怀疑其不能成功，接着怀疑其不稳定，最后怀疑其不能长久，迷惑的人占一半，阻挠的人占一半，事情终究不能成功。

而且华人中的富人喜欢购置房产而不喜欢经营，存储的钱决不肯轻易出借，也不肯轻易借别人的钱，穷人虽然想借钱但没有货物产业作抵押，银行即使设立，必然不如西方国家获利丰厚。这种说法，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现在不设立银行也就罢了，既然要设立银行，其利益很大而筹款也不难。为什么呢？数百万的成本在民间筹集不容易，在国家筹集就不难。请允许先在京城设立官办银行，简派户部堂官督理，即将四成洋税拨作银行成本，大约得到库平银九百万两，仍由藩司督理，以专责成，这是官办银行的方法。发行股票十万张，每股百金，不分官民，听凭入股，各督抚札饬府县劝谕富商集办尤其容易，这是商办银行的方法。至于一切条规都仿效西法。查西方银行创自英国人约翰·拉乌，后人相继效仿，获利日益丰厚。

所出的汇单虽然相距数万里，也能按期无误，如有折损，一切存款钞票按规定必须如数赔偿。

所发行的钞票动辄数百万，每年行中存本的多少必须与钞票出入的数额相抵，由官方查核，不至于钞票多于银两，才能取信于人，保持久远。

中国如果设立银行，发行钞票也应当先制定妥善章程，用顶厚洁白的纸为材质，用铜板镌刻精细龙文，上面列满

译汉文字以及皇清宝钞的字样。钞票铸造完成后，加盖户部印信并加盖银行印章，以向百姓表明信用。民间用钞票兑换银两，可以随时随地向银行支取，绝不拖延刁难，使百姓知道持有钞票等同于持有银两，而且携带银两反而不如携带钞票方便。因为钞票有一两银一张、十两银一张、五十两银一张、一百两银一张的，收支一律都有轻便携带的好处，没有磨损折损的担忧。如果妥善商议钞票章程，彻底杜绝流弊，上奏请求朝廷，颁布昭示天下，官府和百姓通用，合计十八省计算，不难流通数千万两。得到这笔巨款，周转生息，利益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只是在开办之初，尤其应当晓谕商民，凡是厘捐、关税、捐款、地丁等一切报效缴纳的款项，以及职官廉俸、兵丁口粮等一切支发放的款项，收支一律都以银两和钞票各半为标准，开诚布公，昭示最大的信用，那么上面喜好这样，下面必定更加崇尚这样。每年由官府核查钞票在市面上流通的有多少，作为本钱的银两存放在银行的有多少，必须使钞票与本钱相当，否则，再行筹集本钱，查清之后，刊登在日报上，使大众周知。

译银行用人确实是第一件难事，也应当仿照西方的做法，由官方总揽全局、防止弊端，但不分割其权力。

所有应当办理的事务，从股东中谨慎挑选一位精明干练、操守廉洁的人，统筹计算收支，另外推举十位股东董事协助他。加重他的事权，丰厚他的俸禄，用奖励来激励他，用刑罚来警戒他，这样或许就能利多弊少了。

所担心的是，银行既已设立，各地都设立分行，其中账房需要人，办事员需要人，文书契约需要人，招揽商客也需要人，大行需要几百人，小行需要几十人。用人既多，钻营谋私的人必然众多，入股者有推荐，亲友有恳求，达官显贵有嘱托，远近接踵而至，好坏混杂，稍有疏忽，就会产生弊端。薪水或许支用过度，钞票或许伪造混行，甚至推荐托付的人太多无处安置，推辞拒绝，恐怕碍于情面，于是索取干薪，少的几两银子，多的几十两银子，年复一年，漏洞无穷无尽，这些都是损害银行且弊端无穷的根源。

应当仿照西方方法，凡是银行所用的人，都由公举产生，不得私下推荐，责成官员绅士及各股东董事各自根据所知推荐才能廉洁的人士，推荐的人若作弊，推荐者连坐受罚，倘若造成亏空，推荐者罚赔。

以众人的耳目为耳目，以天下的公议为是非，那么弊端断绝、风气清明，大概也是可以做到的。

然而抵押不实，其弊端仍然令人担忧。因为设立银行，大半依靠放贷取息获利，中国钱庄放贷取息以六厘到二分厘为比率，多的到一分，尚且多有亏损。现在银行取息不能比钱庄更重，格外轻微又恐怕亏耗，况且放贷时徇私情面，那么所放出的款项超过所抵押货物的价值，银行已经暗中遭受亏损，偶尔有几户卷款逃跑，被牵连的损失动辄达到巨万。唉！想要挽救这种弊端，也一定要以西方方法为归宿。西方国家的银行与人交易一定有抵押之法，以估价为限度，比如货物值十成，所抵押的不过六七成，多的到八成以上。

合同各自持有，载明期限，如果超过期限不还，就将所抵押的物品拍卖抵偿。倘若后来卖出的价格不足以抵偿所抵押的价格，仍然向欠户追还。实在无力偿还的贫民，也有申报贫困的办法，这才归结为折损。

因此银行虽然有亏损，数目不多，所在地的官府也多认真保护追究，不像中国官吏动辄将钱债小事视为身外之物而置之不理。他们所放的款项，月底必定结清，与中国徇私情、彼此往来、漫无限制，最终导致被牵连不堪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似乎应当命令出使大臣将各国银行的详细章程编撰翻译，然后根据情理斟酌，择善而从，以官方保护商业，以商业辅助官方，用商务的章程摒弃官场的习气，内外合力，期望必定成功，上下同心，联为一体，那么推广到四海，施行百年，财政没有匮乏的忧患，百姓有转运的利益，而国家百世的基业也将有苞桑般的稳固。

磐石般的安全了。

虽然仅有善心不足以治理政事，仅有法令不能自行实施，想要设立银行，仍然必须从建立商部开始。

因为既然设立了商部，必定有商务通例颁行天下保护商人，使得商务日新月异兴盛，然后银行才可以开设，钞票才可以设立，上下通用，自然大获利益。而且同样的钞票，中国使用却多弊端，西方使用却没有弊端，没有别的，只是信与不信的区别罢了。民情不信，即使君上的威严也无济于事；民情相信，即使商贾的票据也可以通行。中国先前发行的钞票，立法并非不善，后来吏胥借机作奸，最终不能取信于民，是因为没有商部来统率他们。所以想要使用钞票，必须先设立银行；想要设立银行，必须先建立商部。西方国家的国库资金都存放在银行作为根基，而发行钞票作为凭证，其利益都归于国家。

中国的官款都存放在国库，只供官吏侵吞挪用。而西方商号的汇兑，商家的期票，反而得以彼此往来，以获取十分之一的利益。市侩专权，最为可痛，现在既然自己设立银行收回利权，应当先存入国家根本，然后再集合商股，才足以取信于民。至于集股的方法，首先应当确定固定的利息。

中国自从矿股亏败以来，上海倒闭的银号多家，损失百万，至今视为祸根。

因为中国公司集股时，官府代为招徕，股东出资时，官府却置之不理，所以视为畏途，没有人敢再参与股份。查考西方国家定例，倘若国家想要举办一件大事而力量不足，就听任民间纠集股份，国家让出利益，并且保证利润若干，亏损则由官府赔偿，盈余则由官府收取，所以即使数百万金也能迅速办成。中国若能设立商部，应当仿照此法奏明，国家保证固定官利，每年由官府发放，人人倚信，那么集股自然容易了。

附英国国家总银行考

英国总银行开设于一千六百六十四年，由英人铿白伦创立，其中章程皆由丕得生制定。

等到设立银行之初，意图是为了救济国家。起初，内阁允许后交由户部转呈下议院会议。

按英国议员也分两党

译一党为君主，称为开化党；一党为民，称为守旧党。当时开化党宣言说：“设立银行，其益处有六点：民间利息可以减轻，赋税或许能稍微减少，这是第一点益处；民间产业在紧急时可以抵押给银行，产业既然可以抵押，必定会增值，人民更能得到有无相济的好处，这是第二点益处；银行既然设立，钞票通行，没有有票无银的担忧，百姓也能产生坚定的信任，钞票携带轻便，随心所欲地前往各地，倘若想要交易，简直就像从宫中取用一样方便，这是第三点益处；从此以后，下情可以上达，君主与百姓互通有无，诚信协调，这是第四点益处；一旦设立银行，就可以维持市场稳定，即使有紧急情况，大局也不受影响，这是第五点益处；百姓剩余的资财可以交给银行获取利息，本金生出利息，利息又作为本金，积累无穷无尽，这是第六点益处。”守旧党也宣言说：“不是这样，设立银行，流弊滋生很多，将民间的钱财收归国家，垄断把持在所难免。巨额款项已经归于上层，其权力已经被国家掌控，上层想要使用就随手取出给予，下层想要使用就推脱拖延，财利属于上层，势必会挟持权力来欺压百姓，而百姓就受苦了，这是最大的弊端。”

译至于商业事务中也有很多不便之处，有了这家银行，势必会发行股票，股票进出时的价值不同，有的早晨昂贵傍晚就便宜，有的早晨便宜傍晚就昂贵，因此获得巨大利润的人有，损失巨额资金的人也有。

在市场中，放高利贷行事，等同于赌博，对社会风气大有关系，这是较为缓和的弊端。至于将财富聚集在一处，积聚在一人手中，一旦有银行囤积居奇，权力归属一人而众人受其困厄，还谈什么利益呢？”两党争论如此激烈，偶尔有公正的人独自发表正直的言论，说你们所说的都是偏见。

在我们看来，设立银行固然不能没有弊端，然而这件事获益很大，必须实行，绝不能让其中止。

应当妥善制定章程，使其达到完美，让上下都没有遗憾，估算好利益和权力，才可以设立。各位认为如何？于是议员中赞同的人很多，于是共同商议章程，先定下一条规定。无论士、商、农、工，上自国君，下至平民，或单独一股或联合入股，能使国家银行筹集到一百五十万英镑，资助英国与法国交战的费用者，国家应当给予获利的权利，准许其经营酒业不征收税款，并允许在商业中便宜行事，免除捐税。商议完毕各自散去，第二天再次商议，说昨天商议的银行筹集一百五十万英镑可以分为大小两等，第一等共缴纳一百二十万英镑，准许其经商免税，第二等只缴纳三十万英镑。根据缴纳数额的多寡，确定获利的大小，其中分为三等：缴纳最多者，本人及以下三代可以吃国家俸禄；次多者，两代吃俸禄；缴纳最少者，一代吃俸禄。以此作为急公好义的才能，劝谏。议定之后，张贴在国门，规定在日内必须筹集款项。每笔款项在七天内交付，最多可借贷一万英镑，倘若七天内筹集不足，在七天后再筹，每股最多两万英镑。每一股准许推举一名司事，办理银行出纳事务，每年以八厘起息，又赠送行中办公费四千英镑，这是章程的初步确定。

随后又略定详细章程，银行开设后，虽然可以汇划票款，收兑金银，定为一例，可以任人抵押借款，也可以向人借银，但不准买卖货物，即使向人借银也不得超过本金。如果有人存款，听其自便，但如果亏损的银两超过本金，国家应当只追究银行办事人的责任。其抵押的产业如果三个月后不来取赎，一律拍卖充公。

议定后遂命名为英国有限公司银行。按照外国商务有有限和无限之分，无限者不顾本金多少，随意经营，胜则独揽利权，败则倒闭，众人受累，这触犯禁令。

有限者须由国家批准，根据资本的多寡决定商务的大小，不准超过本金，超过则处罚，这是官方规定的公司，即现在的国家银行。

到一千六百九十四年七月十七日发布谕令后，十天银数已齐，于是于二十七日开市，议院给予执照，分列数款：一、确定司事，银行中督办一人，会办一人，董事二十四人。

督办、会办由国家派委，董事则由各位股东公举，每年更换一次，逢三月二十五日议事一次，保举董事，议至四月二十五日为止，不能逾期；二、防止舞弊，股票之设，以转移多者为贵，往往有利本不多，故将资本提分。若并利给派，以为利厚而期望股票兴旺购买者多，如今此弊一律删除。倘若股东想要收取利息，只许将所获之利分给资本，不许动摇，如有利不取，也听其便；三、确定职位，行中之人虽须公举，但须有股者方能入内，督办须存股银四千英镑，会办须存股银三千英镑，董事须存股银二千英镑，不足数者，不能参与办理；四、统一事权，行中督办、会办、董事最少用十三人，平常之时，无论督办、会办均须一人常居，其中即督办所居之处为议事院。或督办或会办相间值日，也无不可。行中用人均由督办、会办同董事会议酌定薪水；五、禁止妄论，行中议事均须在股之人，但股有大小，股小存银不足五百英镑者，不得参言，以免意见纷歧，嚣凌争竞；六、订立集会，每年除董事在行，每礼拜聚议之外，股东中又须聚议四次，一在四月，一在七月，一在九月，一在十二月。存银五百英镑以上的小股东可以函请董事订期议事，其入股者均须本国土人，若他国之人须居英国数年，已入英籍者方准入股。

股东所议之事，更改章程损益，均无不可，惟须与国家定例无碍。定议时，发言盈庭，必当以众是者为法，此皆执照中所定之例也。

此例当时曾经议及每至十年为期，再行大议一次。自此以后，时复更张，不能备详。其所得之利最重者在一千六百九十七年至一千七百零八年，统计获

译利息为二十七分半，即一百元中获利二十七分半；最轻的时期在一千七百五十三年至一千七百六十二年，统计获利四厘五毫，即一百元中获利四元五角，这是十年总计的情况。以一年而论，一千八百七十九年获利一分五厘，这是因为商务极为繁荣，所以一分五厘的利息

译户口

圣贤谈论政事，首先重视人口数量，说：有人口才有土地。又说：得到民众就能得到国家。确实因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

国家，是由民众积累而成的。所以安抚民众却不知道其数量，那么一切政事就无法着手。譬如一家之中作为父兄的人，子弟的多少尚且不能在心里清楚明白，哪里还问得出优劣？那么在当今谈论变法，必定要从清查户口开始吧！

知县、知府这些官职，顾名思义，担任知县，应当知晓一县的事；担任知府，应当知晓一府的事。租税营业，事情虽然极其繁杂，没有不是出自户口的，那么户口的数量更应当知晓。

然而询问当今的府县官员他们管辖境内的户口有多少，大多都瞪着眼睛不知道。不是不悬挂保甲的牌子，不是不制作鱼鳞图册，只是户口不是真实的户口，男丁不是真实的男丁，活着的没有增加，死去的没有减少，流亡的人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逃匿的人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上下都把它视为具文，牌子、图册有名无实。查看东西各国，都以户口为重，设有生死婚姻注册官，没有丁税徭役，有的地方进项多，有的地方抽取男丁练兵，由地方官员或命令警察署总巡，逐户稽查，编立号数。日本的章程首先将烟户编号，其次涉及资产有无、衣食丰歉。

从城镇一直到乡村，户主家族、姓名、阶级、职业、生计、年龄相貌、行为状况、男女老幼、生死出入，以及同居寄寓、籍贯往来，没有不分类登记记载的，随时阅览查看。

而对于家无恒产以及娼馆、旅店，巡视更加加密，像赌徒、刑余之人、私窠子等类则尤其平常加意察其举动，所以无赖之徒既不能结伙作恶，又苦于无处躲避，改过自新，比比皆是。于是能以三岛之地，雄视五洲。看他们的章程也与中国起初没有太大差异，为什么在那里有效，在这里却无效呢？没有别的，他们践行其实，责成巡捕，逐日稽查，这里只凭文告，终年不过问罢了。中国自从西粮摊入地亩，永不加赋，不像前代那样丁口有赋税，隐漏有惩罚，因此户口的数量被视为无足轻重。大吏考核牧令的政绩都不在此，他们申报督抚并咨达户部的不过是虚应故事罢了。

现在适宜设立生死注册官，并依照日本警察的法度，招募壮丁作为巡捕，城镇各设警察署，一二百户的乡村，各设巡捕房，零散村户就近编附，地方官会同警察署将管辖境内的男女有多少？出仕的有多少？当兵的有多少？务农的有多少？做工的有多少？经商的有多少？谁是家主？谁是佣人？谁是土著？谁是寄寓？年龄相貌老幼，逐一详细记录。有产无产，有业无业，也载入册中。每月每日有生死婚嫁，产业买卖，远路往返，人口增减，责令屋主告知，由主管部门登记在册。其渔舟埠船则用部勤的法度，编号给牌。

客栈旅馆则用循环的簿册，详细注明。至于乞丐，另外编册，酌情给予庙宇或公所，责令丐甲查点，白天任其行乞，夜晚必须一律归宿。

如果不归宿，即行驱逐，丐甲不察，有事连坐。以上分为稽核，而总其成于警察署，由警察署会同地方官或按月或按季递申疆吏而达之政府。岁时由政府或疆吏轻车简从，亲自抽查，以期于事核实，于民不扰。抽查无定期，亦无定处，庶不敢如保甲牌、鱼鳞册之随意编造。如是则若纲在纲，有条不紊，然后征兵，劝学诸政可以次第施行。天下虽大不难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当此群雄环伺中国，沿海口岸及边缴之地与各国属土犬牙相错者，时虑为人侵占，若能自治其民，则百废可兴，庶政可举，而一切皆自户口清厘始。

愿为当轴者借箸筹之。

值此群雄围绕窥视中国，沿海口岸以及边远的地方和各国的属地交叉在一起，时时担忧被别人侵占，如果自己能够治理好百姓，那么各种没有办的事业都可以兴办，众多的政事可以推行，而这一切都从清查户口开始。希望当权的人仔细筹算。

卷五

户政

商务

商务，是国家的元气，通商，是疏畅其血脉。试为援古证今：如太公的“九府法”，管子的“府海官山”，周官设市师以教商贾，龙门传货殖以示后世。

当时讲求商法与今西制略同。子贡结驷连骑以货殖营生，百里奚贩五羊皮而相秦创霸，即汉之卜式，桑宏羊莫不以商业起家而至卿相。

郑弦高以商却敌而保国，吕不韦以商归秦质子，郑昭商暹罗逐缅寇而主偏陲。

美总统躬营负贩，俄前皇彼得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