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法，已详于《议院论》内。有一乡公举之人，有一县公举之人，有一府公举之人，有一省公举之人。凡身家清白、有产业若干者，方可举人。
译选举之法，已在《议院论》中详细论述。有一乡公举之人，有一县公举之人，有一府公举之人，有一省公举之人。凡是身家清白、拥有若干产业的人，才可以被推举。
今则无产业有俸糈、而确系土人、身家清白者，亦可举人。其预选举者，须年在二十五岁左右，有产地于国中、品学兼优、操守廉洁者，方得被选。亦有但问其才力能否胜任，不必问其身家殷实者。
考各国选举议员之例，为民主、君民共主等国最重之典章。议员即民间之委员。由县西府，由府而国，而事之利弊、民之好恶，胥藉委员以达之。
为委员者，将出其所学，以济民之困而养民之和。凡军国大政，其权虽决于君上，而度支转饷，其权实操诸庶民。是君民相维，上下一德，皆此例为之。
顾其例偏重于举之之人，则尤为有理。盖必使举人者不限于资格，然后能各供所知；而于所举者必严其限制，然后能杜绝虚声也。至于陪审公正人员亦向择于众百姓中。凡仕宦教读乡勇及不谙文字本有职守者，皆不预其列。虽然公举议员陪审之法甚善，亦由泰西学校多、教育人材之盛所致。
矧其无处不设日报馆，无人不观日报，中外之事，老少咸知。我学校尚未振兴，日报仅有数处，公举议员之法殆未可施诸今日也。
盖议院为集众是，以求一当之地，非聚群嚣以成一哄之场。必民皆智慧，而后所举之员乃贤。议员贤，而后议论措置乃得有真是非。否则，徒滋乱萌。
所谓欲知其利，当知其弊也。
现我国无公举之法，有保举人才一途。惟保举人才之大员必先度自己之器识如何，才猷如何，而后能知他人之器识是否宏通，才猷是否卓越。如其但有保举之权，而于时务一无所知，学识一无所长，则何能知属员之贤否而保荐之？况知人则德，帷帝其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可知以言貌取人者，不失之伪，则失之诬。
世之有才者，未必有德，有德者，未必有才。才德兼优之士必不肯轻易近人，不愿干谒当道，终身伏处草茅，富贵人罕识其面，则又何从而知之？
即或知之，亦得诸耳闻，而非目睹。
若夫奇才异能、专精于天文地理算学格致制造诸学者，皆属艺事，可以考试而定其优劣，此诚显而易见者矣，然亦非督抚所能定。盖督抚未必于以上诸学皆能窥其门径，则又何从辨人之学问深浅哉？况各部堂官，各省督抚，皆由科甲出身，其所识皆门生故吏、世好姻亲，无非名利两途庸俗之人，平日又未暇吐、握发、延揽人材，故昔日所举亦无非奉行故事，苟且塞责而已，从未闻荐一山林隐逸、市井遗贤。岂今无传说孔明侯生景略其人者乎？亦求才者未能虚心，则人才不免裹足，徒为躁进钻营者之资耳。故曰：欲祛官吏弄权躁进钻营夤缘之习，当必自广开学校、教育人材、复行乡举里选之法始。
原君
《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非以逸乐其身。神农憔悴，尧瘦臞，舜黧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圣人之君人也，勤民至矣。
自传贤之局变为世及，后世沿袭，因有攘夺篡弑之害，乃以举国为私产，兆庶为奴隶。推其原故，良由名分太尊，堂廉太远，习惯自然，忘乎天之立君者何为，民之仰望于君者何事也。或藉公而济私，或挟私而废公。为主者既各私其公，为臣者亦各私其私。君若臣皆得各擅其私利，而熙熙攘攘之民遂交受其害而不得复沾其利。然蕴利生孽，不利于民者，终亦不利于君。
昔泰西君主之国亦恐民之有权而不能压制，于是议院不准立，新法不准行。
乃愈压而民愈乱，乃变群民平权之政，而国始敉安。中国权操于上，冠履之辨最严。降及嬴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直欲锢天下之耳目，缚天下之手足，惟所欲为。呜呼，酷矣！然再传而覆，所私之利，拱手让人，子孙且无噍类。
征诸西史，罗马之提挈群豪，拿破仑之鞭笞宇宙，固已囊括欧洲，几成大一统之雄图。惟以兵力压人，不行仁政，或数传覆袭，或及身俘虏。使起数雄于九原而向之，应自悔其用心之大谬也。善夫，太公之言！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同天下之利
译如今，那些没有产业但有俸禄、确系本地人、身家清白的人，也可以被推举。那些参与选举的人，必须年龄在二十五岁左右，在国内有产地，品德学问兼优，操守廉洁，才能被选中。也有只问其才能是否胜任，不必问其身家是否殷实的。
考察各国选举议员的例子，这是民主制、君主立宪制等国最重要的典章制度。议员就是民间的委员。从县到府，从府到国，事情的利弊、百姓的好恶，都依靠委员来传达。
作为委员，将拿出自己的所学，来救济百姓的困苦而养育百姓的和睦。凡是军国大事，其权力虽然由君主决定，但财政开支和转运军饷，其权力实际上掌握在百姓手中。这样君主与百姓相互维系，上下同心，都是依靠这个制度实现的。
然而，这个制度偏重于推举人的人，则尤其有道理。因为必须让推举人的人不限于资格，然后才能各自提供所知；而对被推举的人必须严格限制，然后才能杜绝虚名。至于陪审的公正人员，也一向从普通百姓中挑选。凡是做官的、教书的、乡勇以及不识字且有本职事务的人，都不在其中。虽然公举议员和陪审的方法很好，也是由于西方学校多、教育人才兴盛所致。
况且他们无处不设日报馆，无人不读日报，中外之事，老少都知道。我国学校尚未振兴，日报只有几处，公举议员的方法恐怕还不能施行于今日。
因为议院是集合众人的正确意见，以求得当的地方，而不是聚集众人的喧哗以形成一哄而起的场所。必须百姓都有智慧，然后所推举的官员才是贤能的。议员贤能，然后议论和措施才能得出真正的对错。否则，只会滋生祸乱的萌芽。
这就是所谓想要知道它的利益，就应当知道它的弊端。
现在我国没有公举的方法，只有保举人才这一途径。但是保举人才的大官必须先衡量自己的器量见识如何，才能谋略如何，然后才能知道他人的器量见识是否宏大通达，才能谋略是否卓越。如果他只有保举的权力，而对时务一无所知，学识一无所长，那么怎么能知道下属官员的贤愚而保荐他们呢？况且知人就是德行，这是帝王也难以做到的，“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可以知道以言语外貌取人的人，不陷入虚伪，就陷入诬陷。
世上有才的人，未必有德；有德的人，未必有才。才德兼优的人一定不肯轻易接近他人，不愿拜见当权者，终身隐居在民间，富贵人很少认识他们的面，那么又从哪里知道他们呢？
即使知道了，也是听来的，而不是亲眼看到的。
至于奇才异能、专精于天文地理算学格致制造等学问的人，都属于技艺之事，可以通过考试来确定其优劣，这确实是显而易见的，但也不是督抚所能决定的。因为督抚未必对上述各种学问都能窥见门径，那么又从哪里辨别人的学问深浅呢？况且各部堂官，各省督抚，都是由科举出身，他们所认识的都只是门生故吏、世交姻亲，无非是名利两途的庸俗之人，平日又没有闲暇吐握延揽人才，所以昔日所推举的也不过是奉行故事，苟且塞责罢了，从未听说推荐过一位山林隐士、市井遗贤。难道现在没有像傅说、孔明、侯生、景略那样的人吗？也是求才的人不能虚心，那么人才不免裹足不前，只是成为急躁进取钻营者的资本罢了。所以说：想要消除官吏弄权、急躁进取、钻营攀附的习气，必须从广开学校、教育人才、恢复乡举里选的方法开始。
原君
《淮南子》说：“古代设立帝王的人，不是为了奉养他的欲望，不是为了安逸快乐他的身体。神农憔悴，尧瘦弱，舜黑瘦，禹手脚生茧。”由此看来，圣人统治百姓，勤勉到了极点。
自从传贤的局面变为世袭，后世沿袭，因而有攘夺篡弑的危害，于是把全国当作私产，把亿万百姓当作奴隶。推究其原因，实在是因为名分太尊贵，堂廉太远，习惯自然，忘记了上天设立君主是为了什么，百姓仰望君主是为了什么事。有的借公济私，有的挟私废公。做君主的既然各自私占公利，做臣子的也各自私占私利。君主和臣子都各自擅专私利，而熙熙攘攘的百姓于是共同遭受其害而不能再次沾受其利。然而蕴藏利益滋生祸孽，不利于百姓的，最终也不利于君主。
从前西方君主之国也担心百姓有权而不能压制，于是议院不准设立，新法不准实行。
于是越是压制百姓越是混乱，于是改变为群民平权的政治，国家才开始安定。中国权力操在上层，尊卑的辨别最严格。下到秦朝，焚书坑儒，用来愚弄百姓，简直想要禁锢天下的耳目，束缚天下的手足，随心所欲。唉，太残酷了！然而再传两代就覆灭，所私占的利益，拱手让人，子孙且无幸存者。
征引西方历史，罗马的提挈群豪，拿破仑的鞭笞宇宙，固然已经囊括欧洲，几乎成为大一统的雄图。只是用兵力压人，不行仁政，有的几代就覆灭，有的自身被俘虏。如果让这几位英雄从九泉之下起来面对他们，应该自己后悔用心之大谬误吧。好极了，太公的话！说：“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的天下。同享天下的利益”
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又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又曰：“先之劳之。”夫子值东周之衰，世变未极，故为此浑容之语。洎乎孟子，世变将极，上下之情愈离，故其言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曰：“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其悲天悯人，冀世主之一悟，不啻大声疾呼。卒之，举世聋瞆，竟无用者，终成暴秦之祸。伤已！
译掌握天下的人，就能得到天下；独占天下利益的人，就会失去天下。”孔子说：“舜和禹拥有天下，却不把它当作私产。”又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又说：“要走在百姓前面，并使他们勤劳。”孔子正值东周衰败之时，世道的变化尚未达到极点，所以说了这些含蓄宽容的话。等到孟子时，世道的变化即将达到极点，上下之间的情义更加疏离，所以他说：“百姓最为重要，国家其次，君主最轻。”又说：“君主把臣子看作手足，臣子就把君主看作心腹；君主把臣子看作泥土草芥，臣子就把君主看作仇敌。”他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希望当世的君主能有所醒悟，简直不亚于大声疾呼。最终，举世之人如同聋哑盲瞽，竟然没有采纳他的主张，最终酿成了暴秦的祸患。令人伤痛啊！
汉唐以降，虽代有令辟，而要皆创业之始，挟其假仁小惠，笼络天下，以求遂其大欲。守成之主，并此而去之，百计防，维全其权，固其私，为子孙谋，去古人利天下之心愈远而愈失。此所以治乱相寻，无百年而不变。
宋儒误引《春秋》之义，谓：“君虽至不仁，臣民必须受无贰。”呜呼！
信如斯也，则是天下之立君专为鱼肉斯民，而天下兆民胥供一人之用，有是理乎？为君者乐其言便于一己之私，亦从而嘉许之，以布告四海。执持愈坚，缚束愈甚。于是，天下之民气愈遏抑而不能伸，天下之民心愈困穷而无所告。
郁久猝发，若决江河，不横溃四出，尽溃堤防而不止。嗟呼！孰使然哉？
虽然，嬴秦之暴，罗马之强，拿破仑之悍鸷，其残民求逞，倏忽败亡，亦固其所。历代以来，亦有君非甚为昏暴，臣非尽属奸贪，善政亦复屡颁，而天下莫蒙其泽。自奉未闻极侈，而四海已极其财。如人之身外似无病，而脏腑败坏于无形。求其故而不得，则上下不相爱，不相爱而相欺之害也。
何则？君之有民，犹人骨之有肉，体之有肢，动息痛痒，一气相通。若君则晏然于上，漠然于中，其视民之困厄，不啻秦人视越人之肥瘠，谓我万民之主，食租衣税而已。百姓之资愚，其父兄教之；闾阎之生聚，其土地养之；作奸犯科，有司执法惩之。如以天子之尊，日为百姓劬苦，吾何乐为君乎？如是积久而水旱之灾不闻减膳，奇冤之屈鲜照覆盆。皆由此晏然之一念，而成此漠然之全体。此其病在君之不爱民。而民亦于束身免死之外不顾其他。以为兵戎兴败司之者有武员，国社存亡主之者有天意。其由民入仕，莫不曰：官有定价，吾多金则捐之；试有专科，吾能文则取之。必惓惓焉瘁心力以谈经济，奋忠义以济艰难，则九阍既远，莫鉴愚衷，四海殊宽，何难苟免？纵掷吾一人之身命，不足挽气运于将衰。积久而困兽铤险，显聚萑符。外患纷乘，坐资奸利，亦由此冥然之一念而成此恝然之全体。此其病在民之不爱君。二者交弊，转而为交害。此必至之势，无幸免之理也。
难者曰：如子言，苛刻既不可为，清静又不可尚，且为奈何？则曰：无难也。
有道以御之，则病不生；有德以濡之，则习可变。是非君民交泰不可。
欲期交泰，非上下一心不可。欲求一心，非君民公利不可。语云：“风行则草偃，霜落而钟鸣。”感应之机，捷于影响。此其故意毋遽责之民也，责之君而已。使为君者毋日竭天下万民之利以养一人也，而日溥天下之利以养万民。予一人分而给之，总而理之，斯可矣。勤勤恳恳焉，日不及餐，夜不及寐，视天下万民之事皆己之事，视天下万民之身如己之身。尽地利、薄赋税以养之，设学校、择师傅以教之。天下有病民者吾斥之，天下有虐民者吾诛之；天下有爱民者吾亲之，天下有利民者吾显之。必使天下无一饥民，无一寒民，无一愚民，无一莠民。
否，则勤勤恳恳，日忘餐、夜废寝者如故。自能上合天心，下合民心，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克为千秋万世之共主。
故知君人者，欿然视已为天下之人役，适所以永为天下之人主；侈然自为天下之人主，终且求为天下之人役焉而不可得矣。噫！
条约
各国初定通商条约，措辞皆言彼此均沾利益，其实皆利已以损人也。骤观之几莫能辨。惟强与强遇，则熟审两国所获之利益足以相当而后允准，否则不从。
若一强一弱，则利必归强，而害则归弱。甚至有不谙他国强弱之势而误以弱为强、甘受其制，而因受其害者。故洋务不可不明也，而明洋务尤必兼明商务，盖条约中交涉商务者为多。
我国昔与外国所立条约，受害甚深，事事悉为人所掣肘。同治八年，总署与英法更修条约，各节所论“洋货入内地税单”一事，只能保单内所开之货由通商口岸至单内所指之地，沿途免征税厘。若已到单内所指之地后，该货即与无单之货无异。“厘捐”一事
译自汉朝、唐朝以来，虽然每个时代都有贤明的君主，但大都是在创业之初，凭借假仁假义的小恩小惠，笼络天下人心，以实现他们巨大的私欲。守成的君主，连这点小恩小惠也去掉了，用各种计谋防范臣下，以保全自己的权力，巩固自己的私利，为子孙后代谋划，这与古人利于天下的心志越来越远，也就越来越迷失。这就是为什么治世与乱世交替出现，没有不到百年就发生变故的。
宋代儒学家错误地引用《春秋》的道义，说：“君主即使极端不仁，臣民也必须服从，不能有二心。”唉！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天下设立君主，就专门是为了鱼肉百姓，而天下亿万百姓都供一个人使用，有这样的道理吗？做君主的喜欢这种有利于自己私利的言论，也因而赞许它，并把它颁布告知天下。坚持得越坚定，束缚就越严重。于是，天下的民气越来越被压抑而不能伸张，天下的人心越来越困窘穷迫而无处申诉。
郁积久了突然爆发，就像决口的江河，不是四处横溢溃决，就是冲毁堤防而不停止。唉！是谁造成这样的结果呢？
虽然如此，秦朝的暴虐，罗马的强横，拿破仑的凶悍，他们残害百姓以求逞快意，很快败亡，也是理所当然的。历代以来，也有君主不是特别昏庸暴虐，臣子也不是全是奸邪贪婪，好的政令也屡次颁布，但天下百姓却没有蒙受恩泽。君主自身享受未曾听说极其奢侈，但天下百姓的财力已经耗尽。就像人的身体外表看似没有病，但内脏却在无形中败坏。探求其原因却找不到，这是因为上下之间不相爱，不相爱就会产生互相欺骗的危害。
为什么呢？君主拥有百姓，就像人的骨骼拥有肌肉，身体拥有四肢，动作呼吸、疼痛瘙痒，气息相通。如果君主在上面安然自得，心中漠不关心，看待百姓的困苦，就像秦国人看待越国人的胖瘦一样，认为我是万民之主，只要收取租税穿衣吃饭罢了。百姓的资质愚钝，由他们的父兄教导；乡里的生息繁衍，由他们的土地养育；作奸犯科，由官吏执法惩处。如果以天子的尊贵，每天为百姓劳苦，我为什么要做君主呢？这样积累久了，遇到水旱灾害也不听说减膳，奇冤大屈很少得到昭雪。都是由于这种安然自得的想法，形成了这种漠不关心的整体。这弊病在于君主不爱百姓。而百姓除了约束自身避免死亡之外，其他都不顾。认为战争兴败由武官掌管，国家存亡由天意主宰。那些由平民入仕的人，没有不说：官职有定价，我多给钱就捐官；考试有专科，我能写文章就考取。一定要勤勉地耗尽心力来谈论经世济民，奋起忠义来救济艰难，那么九重宫门既遥远，没人能鉴察我的愚诚，四海虽然广阔，哪里难逃苟且免祸？即使牺牲我一个人的身命，也不足以挽回即将衰败的气运。积累久了，困兽就会铤而走险，公开聚集成为盗匪。外患纷纷乘虚而入，坐享奸利的机会，也是由于这种冥然不觉的想法，形成了这种冷漠的整体。这弊病在于百姓不爱君主。两者互相弊病，转而互相危害。这是必然的趋势，没有侥幸免祸的道理。
质疑的人说：按照你的说法，苛刻不可行，清静无为也不可崇尚，那该怎么办呢？回答说：不难。
有道用来驾驭，就不会产生弊病；有德用来滋润，习俗就可以改变。这不是君民交相安泰就不行的。
想要达到交相安泰，非上下一心不可。想要求得一心，非君民共同谋利不可。俗话说：“风一吹草就倒下，霜一落钟就鸣响。”感应的契机，比影子和回声还要快。所以不要急于责备百姓，只责备君主罢了。让做君主的不要每天耗尽天下万民的利益来供养一个人，而是每天普及天下的利益来供养万民。由一个人分配并供给，总领并治理，就可以了。勤勤恳恳，白天顾不上吃饭，晚上顾不上睡觉，看待天下万民的事情都像是自己的事情，看待天下万民的身体就像自己的身体。尽地利、薄赋税来养育他们，设立学校、选择老师来教育他们。天下有损害百姓的人我斥退他，天下有虐待百姓的人我诛杀他；天下有爱护百姓的人我亲近他，天下有利于百姓的人我显扬他。一定要使天下没有饥饿的百姓，没有受冻的百姓，没有愚昧的百姓，没有邪恶的百姓。
否则，即使勤勤恳恳，白天忘餐、晚上废寝还是像以前一样。自然能够上合天心，下合民心，天下的人只怕他不能成为千秋万世的共主。
所以知道统治人民的人，谦虚地把自己看作天下人的仆役，正好可以永远做天下人的君主；骄奢地自以为是天下人的君主，最终想求做天下人的仆役也得不到了。唉！
条约
各国最初订立通商条约，措辞都说彼此均沾利益，其实都是利己而损人。乍一看几乎无法分辨。只有强国与强国相遇，才会仔细审察两国所获得的利益足以相当后才允准，否则就不答应。
如果是一强一弱，那么利益一定归于强国，而祸害则归于弱国。甚至有不了解他国强弱形势而误把弱国当作强国、甘愿受其控制，因而遭受祸害的。所以洋务不可不明，而明洋务尤其必须兼明商务，因为条约中交涉商务的内容很多。
我国过去与外国所立的条约，受害很深，事事都被人牵制。同治八年，总理衙门与英法重新修订条约，各节所论“洋货入内地税单”一事，只能保证单内所列的货物由通商口岸到单内所指的地方，沿途免征税厘。如果已经到了单内所指的地方后，该货物就与无单的货物没有区别了。“厘捐”一事
，中国既为自主之国，其如何征收，应听自便，如他国前来干预阻碍，实不能谓之公允。“管辖”一事，条约内不归管辖之条，非准由洋人将华民应遵之章任意违背。至于领事官既有审鞫之权，则应委派实受官员充当此职，不应以商人代充。“均沾”一节，此国情沾彼国所得之益，则应同彼国所遵之章。“教务”一节，中国界内只有中国官可以管理中国百姓，而中国百姓入教与否，均应遵守中国法纪。
译既然中国已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其税收如何征收，理应任由自己决定；如果其他国家前来干预阻碍，实在不能称之为公允。关于“管辖”一事，条约中并无允许外国管辖的条款，并非准许洋人随意违背华民应当遵守的规章。至于领事官既然拥有审判权，就应当委派正式的官员担任此职，不应由商人代理。关于“均沾”一节，如果我国能分享别国所获得的利益，那么也就应当共同遵守别国所遵循的规章。关于“教务”一节，在中国境内只有中国官员可以管理中国百姓，而中国百姓是否入教，都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纪律。
按总署所论五端，事属平常。乃如进口各物，凡有夺我民生计者，不准免税，而彼不计也。烟酒害我民者也，即使重征其税，彼应无辞，而今不然也。我国之货到彼国则任彼国重征，我国之人到彼国则任彼抽税。较之日本与外国更修条约，诚有天渊之隔。而彼尚云：“万难照允。”往来辩论，久无成说。诚如崔星使所论：“两强相遇，其国势稍有等差，即其存心隐有区别。如果彼则不得不让利于彼，而归害于我。一时让而时时如斯，一事让而事事如斯。以后他国立约，亦以此心相待，而立约遂无平允之日。”
盖泰西各国不讳言利，所以竞竞相持者，恐利源之耗于外国而欲自保其利源也。入口免税之物皆本国所急需，故以此招徕，非有所加惠于他国也。
若酒若烟，非民生之所示以养者，则重其税，使食之者寡，则亦自保其利源也。今外国所来杂物，为行船行旅所需者，如美之麦面，岁至中国数十万包，概不征税。烟酒两项，在外国且加以极重之税，而今亦免之，则藉口于食用所必需者也。而美廷则于中国之白米、药材、衣服……凡入美国口者，其征税过于成本。
类此者甚多。不平之事令人气塞！已于《交涉》《税则》篇中论之详矣。
尝闻西人云：通商交涉之事胶扰虽多，一言以蔽之，曰：“抵制而已’。
通商之约，必曰两国均益。今益于人而损于我，则我亦以损人益我者报之。
其人如愿，则我以抵制者，增我国所收于人之税；其人如不愿，则我亦以抵制者，裁彼国所收于我之税。必使持平，方不至朘我而肥彼也。各国交涉无时不有者，我国宜加意也。
近阅崔星使所译去年西报，纪日本下议院呈递日廷奏章所陈条约四端，确中亚洲之弊，今录之，以备参考。
其略云：为请旨议改条约四端，以图振兴、收利权事。窃查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至十九年大权旁落，外侮沓来，遂致有城下之盟，立此不公条约。
藩王逞雄海内，强邻逼迫境中。明治初年，是以有兵戎之举。所可惜者，前与外国所立不公之约未能改换耳。
查我国有自主之权，凡外人，庇宇下，自应归我管辖。税务亦应在我权衡，今为条约所限，不可措手，殊失国威。臣等每一思维，欷歔欲绝。外人在我国旅居，不隶我国治下，只受彼国公使领事所辖，一如在日本；然我日人往彼国，何以须遵彼之管束？至税务又格于条约，不得我行我法。我国货物至彼入口则任彼重税。是我有权，彼则夺之；是彼重征，我则依之。此我商务技艺之难以振兴，国库之所以日削者，职是故也。虽皇上深宫劼毖，励精图治，亦未由振发矣。推其初与外国订约，不深虑于日后，而苟安于目前。
想当日秉钧大员未深谙外国情形，率尔立约，致有此掣肘之患。臣等请嗣后遇换约之期，宜为弥缝补苴之计。所有牵掣我国之款，亟图更改。谨将议就四端，为我皇上陈之。
一、请外人在日本居住者，必须由日国管辖。二、税务如何征收，皆系我朝自立主意，外国不得预闻，条约不能限制。三、有约之国通商口岸，我国均沾其利，不得畸轻畸重。四、我国政治，外人不得干预。以上四款，伏求皇上睿智如神，俯加俞允，他年条约更换之期，望将四款增入云。
闻日本均与各国商允矣。按中国受病之重，岂止四款？亦望我国变法自强，亟宜尽力修改，以保利源。国体幸甚！生民幸甚！
崔星使日记云：中美两国税，则美收中国入口米税每包二角二分，每年五十万包，计税银已百余万两，而美之面粉入中国口者，竟不纳税。我之油，彼按成本抽税百之廿五，而煤油入中国，按成本仅纳百之五。丝绸，美收百之五十，美之绸布入中国仍纳百之五。两相比较，已少收十之九。烟酒，美收税极重，而中国不收税。外国药材，如屈臣氏、德记各号，分布各省，每年所售出之药计已数百万两，一概无税，而中国药材仅供华人所用者，其数甚微，金山入口收税
译考察总署所论述的五点，事情属于平常。然而像进口各类货物，凡是损害我国民生生计的，不准免税，但他们却不计较。烟酒是危害我国百姓的东西，即使对他们征收重税，他们应当没有借口推辞，但现在却不是这样。我国的货物运到他们国家，就任由他们征收重税；我国的人去到他们国家，就任由他们抽税。这与日本同外国重新修定条约相比，确实有天壤之别。而他们还说：“万难照允。”双方往来辩论，长久没有定论。确实如崔星使所论述的：“两个强国相遇，如果国势稍有差别，那么其存心就隐有区别。如果那样就不得不让利于他们，而把祸害归于自己。一时让步而时时如此，一事让步而事事如此。以后其他国家订立条约，也会用这种心态对待我们，那么订立条约就再也没有公平合理的时候了。”
大概西方各国不忌讳谈论利益，所以竞相坚持的原因，是担心利源耗散给外国而想要自己保全利源。入口免税的物品都是本国所急需的，所以用这个来招引，并不是对其他国家有所恩惠。
像酒像烟，不是百姓用来维持生计所必需的，那么加重它们的税，让食用的人减少，这也是自己保全利源。现在外国运来的杂物，是行船行旅所需要的，如美国的麦面，每年运到中国数十万包，一概不征税。烟酒两项，在外国尚且加以极重的税，现在也免除了，这是借口说是食用所必需的。而美国政府却对中国运入美国的白米、药材、衣服……凡是进入美国口岸的，其征税超过成本。
类似的事情很多。不平之事令人气闷！已经在《交涉》《税则》篇中详细论述过了。
曾经听西方人说：通商交涉的事情虽然纠缠烦扰很多，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抵制而已”。
通商的条约，必定说两国均受益。现在利益归于他人而损害我国，那么我国也用损害他人利益而增益我国的方式来回报。
对方如果愿意，那么我用抵制的方式，增加我国从对方收取的税；对方如果不愿意，那么我也用抵制的方式，裁减对方从我国收取的税。一定要使双方持平，才不至于削弱我国而肥厚他们。各国之间的交涉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我国应当加以注意。
近来阅读崔星使翻译的去年西方报纸，记载日本下议院呈递天皇奏章所陈述的条约四点，确实切中亚洲的弊病，现在抄录下来，以备参考。
其大略说：为请求圣旨商议修改条约四点，以图振兴、收回利权之事。私下查考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至十九年大权旁落，外侮接连而来，于是导致有城下之盟，订立了这不公平的条约。
藩王在海内逞强，强邻逼迫境内。明治初年，因此有军事行动。所可惜的，是先前与外国所订立的不公平条约未能更换。
查我国有自主的权力，凡是外国人，庇护在宇下，自然应当归我国管辖。税务也应当由我国权衡，现在被条约所限制，无法着手，实在有损国威。臣等每当思考，叹息欲绝。外人在我国旅居，不隶属我国治理之下，只受他们国家公使领事所辖，就像在日本一样；然而我国人前往他们国家，为什么必须遵守他们的管束？至于税务又受条约限制，不能我行我法。我国货物到他们国家入口，就任由他们征收重税。是我们有权，他们却夺取；是他们重征，我们却顺从。这是我国商务技艺难以振兴、国库日益削减的原因，正是这个缘故。虽然皇上在深宫谨慎勤勉，励精图治，也无法振作发展。推究当初与外国订约，不深虑日后的情况，而苟且安于眼前。
想当时执政的大员未深谙外国情形，轻率订立条约，导致有此掣肘的祸患。臣等请求今后遇到换约的时期，应当采取弥缝补苴的计策。所有牵制我国的条款，亟图更改。谨将商议好的四点，向皇上陈述。
一、请求外人在日本居住的，必须由日本管辖。二、税务如何征收，皆系我国自主决定，外国不得干预，条约不能限制。三、有约之国的通商口岸，我国均沾其利，不得轻重不均。四、我国政治，外人不得干预。以上四款，恳求皇上睿智如神，俯允批准，他年条约更换之时，希望将这四款增入。
听说日本已与各国商议允准了。按中国受病的严重，岂止这四款？也希望我国变法自强，亟宜尽力修改，以保全利源。国家万幸！百姓万幸！
崔星使日记说：中美两国的税，美国征收中国入口米税每包二角二分，每年五十万包，计税银已百余万两，而美国的面粉进入中国口岸，竟不纳税。我国的油，他们按成本抽税百分之二十五，而煤油进入中国，按成本仅纳百分之五。丝绸，美国征收百分之五十，美国的绸布进入中国仍纳百分之五。两相比较，已少收十分之九。烟酒，美国征税极重，而中国不征税。外国药材，如屈臣氏、德记各号，分布各省，每年所售出的药计已数百万两，一概无税，而中国药材仅供华人所用的，数量甚微，金山入口收税
极重。
中国入口衣服烟酒蜜饯，始以为洋人自用，不纳税；今则各洋行出售，亦无税。中国之衣入金山口者，无不纳税，且华人附体之衣过五层者，仍纳税。何其锱铢必较，一至于斯！雅片一物，美国计两收税银一两，中国仿之，则每年收税有一万万两矣！
译情况极其严重。
中国进口衣服、烟酒、蜜饯，起初认为这是洋人自用，所以不征税；如今各洋行出售这些货物，也没有税收。中国的衣服进入旧金山口岸，没有一件不征税的，而且华人身上穿的衣服超过五层的，仍然要征税。怎么连极微小的利益都要计较，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鸦片这一种物品，美国按两征税，每两收税银一两，中国如果效仿这种做法，那么每年征收的税款将达到一亿两之多！
昔年风气未开，通商条约粗具，所定各货税，则我国大受其损，岂可因仍隐忍，虚与委蛇？是宜由各海关聘深明各国税章、灼知洋货价值之人，并由商务大臣通饬商务局董，各将税则详细考究，何者我亏？何者彼利？何者应加？何者应改？一一核定，草本呈上，总署集议酌定。俟届修约之期，照会各国，指明应改条约，彼此各派洞明商务之使臣，会议妥订，以期彼此有益，而交谊可以永久。
然必当讲求于平日，非可取用于临时。若平日绝不讲求，临时任通商大臣，派一二亲信私人订立，则遗漏挂误之处必多，一经修定，后悔何及！
将年复一年，坐受亏耗，利权不可为矣。
教养
太古之世，浑浑噩噩。民生其间，穴居野处，饮血茹毛，饥起倦息，安熙无为，不异禽兽。迨世代叠累，而人民滋息。境内之物不足供，则必迁地就食。弋猎为粮，先从其易者取之。至易者尽，则难取者亦必思设法以致之。
由是而智巧出矣。举凡手足之力所不及，必用法以助之。兽之猛者用金革以杀之，鸟之飞者用弓矢以射之，鱼之潜者用网罟以罗之。其金革、弓矢、网罟之器，愈制而愈精，愈用而愈密。则少者愚者必不如老者智者焉。于是，老者智者必授其精巧之法于少者愚者，以为觅食之具矣。此教养之道所由兆基于蓁莽之世也。
及其后生齿日繁，物类渐少，猎食不易，奔驰艰苦，时则有智者出焉，因天地生息之理而教民以稼穑畜牧之事。诸事兴则民日取给而有余。遂无弋猎奔逐之劳，少迁徙流离之苦。始得族聚而群居，日渐积而成国。由此人事日增，交际日广。有圣者起，为之开物成务，为之草创经营。衣食、官室、人伦、政治日臻美备。此又教养之道所由著于草昧初开之世也。然则，教养之端由来尚矣。
我中国文明开寰宇之先。唐虞之时已臻盛治。迄乎三代，文化尤隆。设学校以教士，授井田以养民。其时庶物咸熙，人怀帝德，猗欤盛哉！夫天生民，以教养托之于君，故有国家天下者，其责无过于教养。降及春秋，群雄竞伯，人各自私，生民涂炭，教养之道荡然无余。然而去古未远，遗风尚在。
教养虽失于君师，而民间尤能自教自养也。
暴秦崛兴，焚书坑儒，务愚黔首。明季制艺之科，专图锢蔽天下之人材，后世因之，则民之自教自养亦有所扰累矣。迨至蚩蚩失教，其不复等于禽兽者几希。
为之俑者，初以天下之多事，皆豪杰为之也，遂谓天下人可愚不可智，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庶我之大业可世守。故凡能开人聪明，启人知识之事，悉欲抑而屏之。
此三代以下人材不世出，民生所以日促也。悲乎！
横览环球各邦，其国运之隆替，莫不系乎人材，而人材之盛衰，莫不关乎教化。其教养有道者，勃然以兴；教养失道者，忽然以亡。试观英德法美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有所教。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学校之中，使通国之人童而习之。各就性质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设有专师，循循指导。虽理至幽微，事至奥妙，皆能有法以晓喻之，有器以窥测之。其所教由浅而深，自简及繁。
故人之灵明日启，智慧日积。而人材济济，国势以强也。
是故人材众则百事兴。举凡机器制造，轮船火车，皆巧夺天工，日新月盛。
而农政商务亦日增，新法日为推广。市无游民，廛皆食力。如是则士得教而民有养。甚至疲癃残疾贫老孤婴，亦皆有院以周恤之，无一夫不得其所。
此教养有道，而英法德美诸邦勃然隆盛也。
又观印度、安南、缅甸、暹罗诸国，上失教养之方，下无奋兴之士，繁法严刑，横征暴敛，无异虐秦。贿赂公行，买官鬻爵，奸恶诈伪，上下相蒙。
加之河渠不治，田畴日芜，士无所学，民多好闲。农工废业，商贾乏资，百姓流离，盗贼遍野。此其教养失道，国势陵替，而先后沦亡，如出一辙也
译从前风气尚未开通，通商条约刚刚制定，所规定的各种货物税率，使我国遭受巨大损失，怎么可以因循守旧、隐忍不发，敷衍应付呢？因此应当由各海关聘请深谙各国税章、清楚了解洋货价值的人，并由商务大臣通令商务局董事，将税则详细考究，哪些是我们亏损的？哪些是他们获利的？哪些应当增加？哪些应当修改？一一核定，起草文本呈报上来，由总理衙门集议斟酌决定。等到修约期限到来，照会各国，指明应当修改的条约，彼此各自派遣通晓商务的大使，会议妥善订立，以期双方都有益处，而外交情谊可以长久维持。
然而必须在平时讲求，不能等到临时才去采用。如果平时绝不讲求，临时任命通商大臣，派一两个亲信私人去订立，那么遗漏和失误的地方必然很多，一旦修定，后悔就来不及了！
将会年复一年，坐受亏损消耗，利权就不可挽回了。
教养
远古时代，混沌蒙昧。百姓生活其中，穴居野外，喝血吃生肉，饿了就起来，累了就休息，安宁无为，与禽兽没有区别。等到世代累积，人口繁衍增多。境内物资不足以供给，就必然迁移地方去寻求食物。射猎作为粮食，先从容易获取的开始。等到容易获取的耗尽，那么难以获取的也必然想办法去得到。
由此智慧技巧就出现了。凡是手脚力量所达不到的，必定用方法来辅助。凶猛的野兽用金属和皮革制成的武器去击杀，飞翔的鸟用弓箭去射杀，潜水的鱼用网罟去捕捉。那些金属皮革、弓箭、网罟等器具，制作得越来越精良，使用得越来越严密。那么年少愚笨的人一定不如年长智慧的人。于是，年长智慧的人必然将精巧的方法传授给年少愚笨的人，作为他们觅食的工具。这就是教养之道在蒙昧时代开始萌芽的原因。
等到后来人口日益繁多，物类逐渐减少，猎食变得困难，奔波劳苦，这时就有智者出现，依据天地生息的道理，教导百姓从事农耕畜牧之事。各项事业兴起，百姓每天获取物资而有剩余。于是就没有了射猎追逐的劳苦，减少了迁徙流离的痛苦。开始得以聚族而群居，日渐积累而形成国家。由此人事日益增多，交际日益广泛。有圣人兴起，为他们开发万物成就事务，为他们草创经营。衣食、宫室、人伦、政治日益美好完备。这又是教养之道在文明初开时代得以显著的原因。那么，教养的起源由来已久了。
我们中国文明开启于寰宇之先。唐尧虞舜之时已经达到盛世治理。直到夏商周三代，文化尤其兴盛。设立学校来教育士人，授予井田来养育百姓。那时万物繁荣，百姓感念帝王的恩德，多么兴盛啊！上天生育百姓，将教养的责任寄托给君主，所以拥有国家天下的人，其责任没有超过教养的。降及春秋时期，群雄争雄称霸，人人自私，百姓遭受苦难，教养之道荡然无存。然而距离古代不远，遗风尚存。
教养虽然在君主和老师那里失去了，但民间仍然能够自我教育自我养育。
暴秦崛起，焚书坑儒，致力于愚弄百姓。明朝末年科举制艺，专门图谋禁锢天下的人才，后世沿袭它，那么百姓的自我教育自我养育也受到干扰牵累。等到百姓失去教化，他们不等同于禽兽的情况就很少了。
那些始作俑者，起初认为天下的多事，都是豪杰造成的，于是说天下人可以愚弄不可以使明智，百姓可以让他们顺从而不可以让他们知晓，希望我们的大业可以世代守护。所以凡是能开启人聪明、启发人知识的事情，都想要抑制排斥。
这是三代以后人才不世出，民生日益困顿的原因。可悲啊！
纵观全球各国，其国运的兴衰，无不系于人才，而人才的盛衰，无不关乎教化。那些教养得法的，勃然兴起；教养失道的，忽然灭亡。试看英德法美诸国在近世崛起，深得三代的遗风。学校遍布全国。人无贵贱，都受到教育。凡是天地万物的道理，人生日常的事情，都列在学校之中，使全国的人从小学习。各自根据性情的相近而尽力钻研。又各自设有专门的老师，循循善诱地指导。即使道理极其幽微，事情极其奥妙，都能有方法去解释明白，有器具去观察推测。他们所教由浅入深，从简单到复杂。
所以人的灵性日益开启，智慧日益积累。而人才济济，国势因此强大。
因此人才众多则百事兴盛。凡是机器制造，轮船火车，都巧夺天工，日新月盛。
而农业政策和商业也日益增长，新法每天推广。市场上没有游民，商铺里都是靠劳动吃饭的人。这样士人得到教育而百姓得到养育。甚至老弱病残、贫困老人、孤儿婴儿，也都有院舍来周济抚恤，没有一个人不得其所。
这就是教养得道，而英法德美诸国勃然兴盛的原因。
又看印度、安南、缅甸、暹罗等国，上面失去教养的方法，下面没有奋兴的士人，繁苛的法令严酷的刑罚，横征暴敛，无异于暴秦。贿赂公然盛行，买卖官爵，奸恶欺诈虚伪，上下互相蒙蔽。
加上河渠不治理，田地日益荒芜，士人没有所学，百姓大多好逸恶劳。农业工业废弃，商人缺乏资本，百姓流离失所，盗贼遍布田野。这是教养失道，国势衰败，而先后沦亡，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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谚曰：“前车之覆，后车之戒。”我中国教养之道自三代以后渺矣。无闻政治，民风江河日下。方今时事日非，国势益促，外有强邻环视，内有伏莽堪虞。
译谚语说：“前面车子翻了，后面车子要引以为戒。”我们中国的教化之道，自夏、商、周三代以后就衰微了。没有听闻良好的政治，民风像江河的水一样一天天向下流。当今时局一天天变坏，国家局势更加紧迫，外面有强大的邻国环顾四周，内部有潜伏的祸患令人担忧。
倘仍因循苟且，粉饰欺蒙，而不上下一心，力为图治，亟行教养，则他日之事岂忍言哉！
夫以上古游猎之时，耕牧之世，犹尚教养，况于今日地球之中已患人满，弋猎固无以为粮，而耕牧犹虞不给，教养讵可废乎？故西人广求格致以为教养之方。
盖世界由弋猎变而为耕牧，耕牧变而为格致。此固世运之迁移，而天地自然之理也。顾格致为何？穷天地之化机，阐万物凶理，以人事补天工，役天工于人事。
能明其理，以一人而养千万人可，以一人而养亿兆人亦无不可。
我中国生齿四万万人民，甲于五大洲。子此元元，可不亟图教养之方哉？
今日之计，宜变制艺之科，兴格致之学，多设学校，广植人材，遍兴工艺厂，收养穷民，开诚布公，与民更始。庶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复还也。
卷二
礼政
西学
今之命为清流、自居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噫，今日之缅甸越南，其高人亦岂少哉？
其贤者，蹈海而沉渊；不贤者，腆颜而尚活耳。沟渎之谅于天时，人事何裨乎？且今日之洋务，犹时务也。欲捄时弊，自当对证以发药。譬诸君父有危疾，为忠臣孝子者，将百计求医而学医乎？抑痛诋医之不可恃，不求不学，誓以身殉而坐视其死亡乎？然则西学之当讲不当讲，亦可不烦言而解矣。古曰通天地人之谓儒，又曰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今彼之所谓天学者，以天文为纲，而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诸艺，皆由天学以推至其极者也。
所谓地学者，以地舆为纲，而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皆由地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人学者，以方言文字为纲，而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贸工技诸艺，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者也。
并有益于国计民生，非奇技淫巧之谓也。此外有剽窃皮毛，好名嗜利者，则震惊他人之强盛而推崇过当，但供谈剧，亦实不能知其强盛之所以然。
此则无本之学也。夫所贵乎通儒者，博古通今，审时度势，不薄待他人，亦不至震骇异族；不务匿己长，亦不敢回护己短，而后能建非常之业，为非常之人。中外通商已数十载，事机迭出，肆应乏才，不于今日急求忠智之士，使之练达西国制造文字，朝章政令风化，将何以维大局制强邻乎？且天下之事业文章，学问术艺，未有不积小以成高大，由浅近而臻深远者。所谓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也。
论泰西之学，派别条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一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以操御水御火御风御电之权衡，故能凿混沌之窍，而夺造化之功。方其授学伊始，易知易能，不以粗浅为羞，反以躐等为戒。迨年日长，学日深，层累而上，渐沉浸于《史记》算法，格致化学诸门。
此力学者之所以多，而成名者亦弥众也。今人自居学者，而且不睹诸子之书，耳不闻列朝之史，以为西法创自西人，或诧为不可阶，或斥为卑无足道。噫，异矣！
昔大挠定甲子，神农造耒耜，史皇创文字，轩辕制衣冠，蚩尤作五兵，汤作飞车，挥作弓，夷牟作矢，当其创造之始，亦何尝不惊人耳目，各树神奇？况夫星气之占，始于臾区；勾股之学始于隶首；地图之学，始于髀盖；九章之术，始于周礼；地员之说，创自管子；不仅此也，浑天之制，肪于玑衡，则测量有自来矣。
会输子削木人为御，墨翟刻木鸢而飞，武侯作木牛流马，祖冲之之千里船不因风水施机自运，杨么之楼船，双轮激水，行驶如飞，则轮船有自来矣。秋官象胥郑注译官，则翻译有自来矣。
阳燧取明火于日，方诸取明水于月，则格物有自来矣。一则化学，古所载烁金、腐水、离木，同重体合类异，二体不合不类。此化学之出于我也。
一则重学，古所谓均发，均悬轻。重而发绝，其不均也。均其绝也？莫绝。
译如果仍然因循守旧、敷衍了事，粉饰太平、欺骗蒙蔽，而不能上下同心，努力谋求治理，急切推行教化与养育，那么日后的事情岂能忍心提及！
上古游猎的时代，耕牧的社会，尚且重视教化与养育，何况今日地球之中已患人口过剩，弋猎固然不足以作为粮食，耕牧也担心供给不足，教化与养育岂可废弃？所以西方人广泛探求格致之学，作为教化与养育的方法。
大概世界由弋猎变为耕牧，耕牧变为格致。这固然是世运的变迁，也是天地自然的道理。但是格致是什么？穷究天地变化的机理，阐明万物盛衰的道理，用人事来弥补天工的不足，役使天工服务于人事。
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以一人养活千万人可以，以一人养活亿兆人也没有不可。
我们中国有四万万人口，居五大洲之首。对于这样的百姓，怎能不急切谋求教化与养育的方法呢？
当今的计策，应当改变科举制度，振兴格致之学，多设立学校，广泛培养人才，普遍兴建工艺厂，收养穷苦百姓，开诚布公，与百姓重新开始。这样或许能使百王的弊政得以复兴，三代的盛世得以逐渐恢复。
卷二
礼政
西学
如今那些自命为清流、自居为正人君子的人，动不动就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人讲求西学，就斥责他是“名教的罪人，士林的败类”。唉，今日的缅甸、越南，那些高人难道还少吗？
其中贤能的，投海沉渊而死；不贤能的，厚着脸皮还活着。这种在小沟小渠中守节的行为，对于天时人事有什么裨益呢？况且今日的洋务，就是时务。想要挽救时弊，自然应当对症下药。譬如君父有危重的疾病，作为忠臣孝子，是应该千方百计求医并学习医术呢？还是痛骂医生不可靠，不求不学，发誓以身殉职而坐视其死亡呢？那么西学应当讲求还是不应当讲求，也就不必多言而明白了。古人说通晓天地人之道才叫儒，又说有一样事物不知道，是儒者的耻辱。现在他们所说的天学，以天文为纲，而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等技艺，都是从天学推导至极致的。
所谓地学，以地理为纲，而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等技艺，都是从地学推导至极致的。所谓人学，以方言文字为纲，而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贸、工技等技艺，都是从人学推导至极致的。
这些都对国家计民生有益，不是奇技淫巧的意思。此外有剽窃皮毛、好名嗜利的人，则因震惊于他人的强盛而推崇过度，只供谈资，实际上也不能知道强盛的原因。
这是无本之学。所贵在通儒，在于博古通今，审时度势，不轻视他人，也不至于震惊于异族；不致力于隐藏自己的长处，也不敢回护自己的短处，然后才能建立非常之功，成为非常之人。中外通商已数十载，事机迭出，应对缺乏人才，不在今日急切寻求忠智之士，使他们通晓西方国家的制造、文字、朝章、政令、风化，将用什么来维系大局、制约强邻呢？况且天下的事业文章，学问术艺，没有不积小以成高大，由浅近而臻深远的。所谓合抱的大树生于毫末，九层的高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是这个意思。
论泰西之学，派别条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一不精，而都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以掌握驾驭水、火、风、电的权衡，所以能凿开混沌的窍穴，而夺取造化的功绩。正当他们开始传授学问时，易知易能，不以粗浅为羞，反而以越级为戒。等到年岁增长，学问加深，层层累进，逐渐沉浸于《史记》、算法、格致、化学等门类。
这就是力学者之所以多，而成名者也更加众多的原因。现在自居为学者的人，而且不看诸子的书，不听列朝的历史，认为西法创自西人，有的诧为不可企及，有的斥为卑下不足道。唉，奇怪啊！
过去大挠定甲子，神农造耒耜，史皇创文字，轩辕制衣冠，蚩尤作五兵，汤作飞车，挥作弓，夷牟作矢，当它们创造之初，又何尝不惊人耳目，各自树立神奇？何况星气之占，始于臾区；勾股之学始于隶首；地图之学，始于髀盖；九章之术，始于周礼；地员之说，创自管子；不仅这些，浑天之制，始于玑衡，那么测量有自来矣。
公输子削木人为御，墨翟刻木鸢而飞，武侯作木牛流马，祖冲之的千里船不因风水施机自运，杨么的楼船，双轮激水，行驶如飞，那么轮船有自来矣。秋官象胥郑注译官，那么翻译有自来矣。
阳燧取明火于日，方诸取明水于月，那么格物有自来矣。一是化学，古所载烁金、腐水、离木，同重体合类异，二体不合不类。这是化学出于我国。
一是重学，古所谓均发，均悬轻。重而发绝，其不均也。均其绝也？莫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