钝吟杂録卷二
人者，无口者也。言虽辩，人不听之，则辩无益也。言即诚，人犹疑之，如是则诚亦不行矣。此与喑哑者同。
译人，是没有嘴巴的人。言语虽然善辩，别人不听，那么善辩就没有益处了。言语即使真诚，别人仍然怀疑，像这样那么真诚也不能实行了。这与哑巴相同。
孟子曰：「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与自杀之也，一间而已。呜呼！辱人之父兄，人必辱其父兄。今之好骂人者，不思而已。」
近火，先烧；近水，先湿。好利之人，不可近。我必丧其利也。好伤人者，人皆知避之矣；不知好利之至，未有不伤人者。
好小利必有大不利
百里奚之功业逺不如管仲，孟子贤之，却胜于管仲，则不免刻论，此有说也。使管仲当七国，必并天下而王矣。然管仲得志，则汤武之事，其遂絶于后世乎？汉唐以来，可见矣。如萧何，即管仲之亚也。汉道不如三代，孟子病其如此，故不得不痛抑之。又商君之流，皆自托于伯术，亦仲之流弊也。孟子之言，以救时也。饭牛之汚，当时说客以自托者多矣。孟子贤百里奚而辩之，亦救时之论耳。宋人不知也。
今之儒服者，其为善也，皆不取孔子之道，而好言释氏，儒敎衰矣。儒敎衰，则生民受其弊。此不在学释氏也，好善之念未尝忘于人心。有释氏而不学儒也，韩文公亦自不得不辨。学者能以儒道治天下，齐家修身，则不在辨释氏。儒者亦自有性命之学，顔鲁公学道，学释不妨为忠臣，为儒者。
君子之道，即圣人之道也。子产有君子之道四，乃云：「子产于道槩乎未有闻。」朱子之言：「我有所不敢信。」事上敬，行已恭，养民惠，使民义。此四者，终身由之，亦恐未必能尽。不知朱夫子内省于此何如？
杀人如草，却买螺蚬放生，以此为为善，吾不解也。近有夺母弟之生业而饭僧以求福者，此何心哉？此何心哉！读书当读全书，节抄者不可读。
大儒之为义也，苍生受其福；小儒之为义也，不惜其身以祸天下。此不讲于义之过也，此亦不读书之病。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故不更事者不能读书。霍子孟不学无术，有才德者又不可以不读书。
宋人不以读书为学，故曰：「顔鲁公、子产、管仲不学，不知。」此诸君子者，立身行已均天下，治国家，一块纯是读书中来。圣人极敎人读书。子路云：「何必读书？」夫子以为佞也。
儒有好学而不能立功立事者，不是读书无益，只是不防看书，观其尚论古人处，皆是以意是非，不曽实实体验，如此则读书无益，斯言也。儒者必不信，请以一事为证，只在《论语》注中也。程子论讨陈恒，乃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其言甚正，以实考之，则是虚论。夫子尚不能得于鲁哀公，能请之周天子乎？当时无方伯，不知程子欲告何人，恐不免要告晋人，则夫子不能得于三家，能得于六卿乎？三家甚苦陈恒，自陈氏得政，鲁人无嵗不被兵，于讨陈恒则不可。若晋之六卿，其善陈恒也至矣，岂可告乎？又云：“率与国以讨之”，霸者为防盟，有诸侯故能搂诸侯以伐诸侯，鲁人将与何国乎？此竝不曽实实考究思量，程子千古之儒宗，我岂敢少之哉？只于考论文字少工夫，大略近来儒者为正论多是硬板死局，不考实势，所以做不得事。小人茍且趋利，诋薄大儒，亦为儒者有此一种议论，与此辈作口实也。孔子云：“以鲁之众，加齐之半。”程子不曽思量耳。齐之不与陈恒者，则是齐之义士，其与陈恒者是小人，怀其施惠而不知大义者也。因齐之义士以伐其不义者，正是王道，非兵家较力之说也。
能修身则六亲宜之，朋友敬之，虽末世薄俗，无害也。能齐家则上下有节，衣食有度，虽贫而不困也。圣人之道，只在日用间。
有所不为则人信之
多能鄙事，则为人役；亦要酌量，艺之劳而贱者，身之灾也。
隐士不避贱业，能自贵也。有才能而自晦，谓之隠；无能之人，只谓之不肖。
善人为善，极有受用处。无过一个心安。
人畜守狗，为人用也。畏虎而恶之，为其噬人也。虎岂不如狗乎？先兄取人，好虎而恶犬，临难所以不救也。我至今以为叹。
君子一饮一食，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未有不让。子路率尔而对，夫子哂之。汉文即位，东向让者三，南向让者再，礼也。自藩王为天子，可无让乎？儒者讥之
译孟子说：“杀害别人的父亲，别人也会杀害你的父亲；杀害别人的兄长，别人也会杀害你的兄长。这与自己杀害自己的父兄，只差一点点罢了。唉！侮辱别人的父兄，别人必定会侮辱你的父兄。现在那些喜欢骂人的人，只是不想想罢了。”
靠近火，先被烧着；靠近水，先被浸湿。贪图利益的人，不可接近。我必定会丧失我的利益。喜欢伤害别人的人，人们都知道躲避他；却不知道贪图利益到了极点，没有不伤害别人的。
贪图小利必定会有大的不利
百里奚的功业远远不如管仲，孟子认为百里奚贤德，却胜过管仲，这未免有些苛刻，但这里有说法。假使管仲处在战国七雄的时代，必定能兼并天下而称王。然而如果管仲得志，那么商汤、周武王那样的圣王事业，难道就会在后世断绝吗？从汉唐以来，就可以看到了。比如萧何，就是仅次于管仲的人。汉朝的道统不如夏商周三代，孟子对此感到忧虑，所以不得不极力贬抑管仲。又如商鞅一流人，都自诩遵循霸者的权术，这也是管仲流派的弊端。孟子的言论，是为了挽救时弊。当年那些在饭牛时自污名声的说客太多了，孟子推崇百里奚并为他辩白，也是挽救时弊的言论。宋人却不明白这一点。
现在穿儒服的人，他们行善，都不取法孔子的道理，却喜欢谈论佛教，儒家教化衰微了。儒家教化衰微，百姓就遭受其弊害。这不在于学习佛教，因为好善的念头从未在人心遗忘。有佛教而不学习儒学，韩愈也自不得不辩驳。学者如果能用儒道治理天下，整顿家庭，修养身心，就不在于辩驳佛教。儒者自有性命之学，颜真卿修道，学习佛教不妨碍他成为忠臣，成为儒者。
君子的道，就是圣人的道。子产有君子的四种道，却说：“子产对于道大概还没有听说。”朱熹的话：“我有所不敢相信。”侍奉上级恭敬，行为庄重，养育百姓施恩惠，役使百姓合乎义理。这四点，终身遵循，恐怕也未必能完全做到。不知道朱夫子在这方面的内省如何？
杀人如割草，却买螺蛳蛤蜊放生，把这当作行善，我不理解。近来有夺取母亲弟弟的生计来供养僧人以求福报的，这是什么心呢？这是什么心呢！读书应当读全书，节选抄录的不可以读。
大儒践行义理，百姓承受其福泽；小儒践行义理，不惜自身而祸害天下。这是不讲究义理的过错，这也是不读书的毛病。用书本驾驭的人，不能尽知马的性情，所以不经历世事的人不能读书。霍光不学无术，有才德的人又不可以不读书。
宋人不把读书当作学问，所以说：“颜真卿、子产、管仲不学，不知。”这些君子，立身处世均于天下，治理国家，纯粹都是从读书中得来的。圣人极力教人读书。子路说：“何必读书？”孔子认为他是巧言善辩。
儒者有好学却不能建功立业的，不是读书无益，只是不防备看书，看他们评论古人之处，都是以主观臆断是非，不曾切实体验，这样读书就无益，这话是对的。儒者必定不信，请拿一件事为证，只在《论语》注中。程子讨论讨伐陈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这话很正，用事实考察，则是空论。孔子尚且不能得到鲁哀公的同意，能请求周天子吗？当时没有方伯，不知道程子想告诉谁，恐怕不免要告诉晋国人，那么孔子不能得到三家大夫的同意，能得到六卿的同意吗？三家很苦于陈恒，自从陈氏掌权，鲁国没有一年不受兵祸，对于讨伐陈恒则不可。如果晋国的六卿，他们与陈恒关系极好，难道可以告诉吗？又说：“率领同盟国去讨伐他”，霸主为了结盟，有诸侯所以能聚集诸侯去讨伐诸侯，鲁国人将和哪个国家一起呢？这都不曾切实考究思量，程子千古儒宗，我岂敢轻视他呢？只是在考论文字上少下功夫，大略近来儒者发表正论多是死板僵化，不考察实际形势，所以做不成事。小人苟且趋利，诋毁大儒，也因为儒者有这样一种议论，给这些人提供了口实。孔子说：“以鲁国的民众，加上齐国的一半。”程子不曾思量罢了。齐国不与陈恒同流合污的，是齐国的义士，与陈恒同流合污的是小人，贪图他的施惠而不知大义。依靠齐国的义士去讨伐不义的人，正是王道，不是兵家较量实力的说法。
能修养自身，六亲就会顺从，朋友就会尊敬，即使是末世薄俗，也没有妨害。能整顿家庭，上下就有节制，衣食就有法度，即使贫穷也不困顿。圣人的道，只在日常用度之间。
有所不为则人信之
多能鄙陋之事，就会被人役使；也要斟酌，技艺劳累而低贱的，是自身的灾祸。
隐士不避贱业，能自高贵。有才能而自我隐藏，称为隐；无能的人，只称为不肖。
善人行善，极有受用处。无过一个心安。
人养狗，为人所用。畏惧老虎而厌恶它，因为它吃人。老虎难道不如狗吗？先兄用人，喜欢老虎而厌恶狗，临难所以不救。我至今为之叹息。
君子一饮一食，一言一语，一举一动，没有不让步的。子路轻率地回答，孔子讥笑他。汉文帝即位，向东让位三次，向南让位两次，这是礼。从藩王成为天子，可以不谦让吗？儒者讥讽他
为不知礼矣。若如所论，则一部《仪礼》，大半是伪。周公亦可讥乎？临大难，当大事，不可无学术。
译这是不知礼啊。如果按照你的说法，那么整部《仪礼》，大半都是伪造的。周公也可以被讥讽吗？面临巨大的危难，担当重大的事务，不可以没有学问。
熟看《廿一史》，便知自古天下之不治，皆由于家不齐，然后可以看《大学》，不然便以为架子说话。
易》曰：「立天之道，曰隂与阳；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者务本，只在这里做工夫去，尽心则知性，知性则知天。恻隠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如此便可以观心，扩而充之，便是尽心。程子云：「本来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何尝有孝弟？」这句话不晓得，饭是米做。如此说，本来混成无名无字，又何尝有仁义礼智？然程子亦非无所见，只是他不会做文字语言说得爽口，便有滞处。学者当防他意思，便晓得他不错。
存心养性只在慎独工夫
看朱夫子注《易》，知王弼殊不济。看《诗》却不如毛公，《诗》是八面看得活泼泼的。朱子以文害词，以词害志，一肚皮不信，看得死了，狭了便无用。毛公虽不必尽得，却有来歴，说得开阔。郑公亦无大发明。朱夫子之《易》，更胜似程子，他人非所论也。朱子大略于文字处粗，《诗》是一部文章。
初随俗看性理，雅不服朱子。后读《朱子语类》，始知先儒俱是天下第一等人，但未免大醇小疵。后儒专取他那小疵处，便不好看。可恨《集性理》的全无见识，今日后生轻躁，非薄古人，皆不知学问者也。朱子引京房《易传》，性理疑似误字，当时人不学，如此。
韩子爱今文，而古之欧阳子爱古文，而今之古之弊有限，今之弊不可胜言。有心于古文者，能稍变今日之俗文，易之以古则善矣。虽然，吾惧其不能行也。古文之絶已久。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我爱其礼，文章者儒教之饩羊也。儒者恶文字，恶读书，恐天下之人皆化为市人矣。不读书何以知圣人之道？不作文字何以敎后人？如儒家语録，率然之语，往往意是而词有病，后人读之误认，便害事，不修文字也。」程子云：「做得文章好，便是不幸。」此只是为东坡而发。不知有文章者未必知道，知道者却须能文。孟子、子思、曾子文字俱好。宋文不尚理，所以儒者不爱文。
贾子过秦，班孟坚正其失，昭明选文，遂去一篇。古人文字，好恶俱要论理。如宋人则任意乱说，只錬文字。谢叠山文章规范，犹非他专，以诬毁古人为有英气，此极害事。
君子见贤思齐，如读《春秋》于易牙、竖刁之事，则当思贤臣之言不用，其祸如此。王景略之于苻坚，桓公之于管仲，是也。如衞灵公之于史防，则善矣。读李习之《幽怀赋》，则当思韩门文字如此，韩退之化也，其有功于万世如此。读《唐史》见阳道州之事，则当思谏臣之道，不在屑屑言、琐碎茍塞责以取厌人主。如用宰相，国之大事，君子去小人，进国家存亡所闗，事无急于此者。诸葛公云：“亲小人，逺贤臣，后汉所以倾頽。”是也。裴延龄不为宰相，道州之力如此，则读书有益。若欧公上范司谏书，苏公《管仲论》，皆不足取。欧公读李翺文，是一篇大关系文字，但云“韩吏部得一饱而足”，非君子之言也。吏部为人，见《唐史》《文集》具在，岂不如习之乎？欧公性不好善，要求古人过失，说话带口病，此是大过。其去谗人佞夫，不能一寸诬善游词，君子勿为也。
有一禅者，好狎娈童，又好赌博。我讥之。严武伯酷辨，以为禅者不妨其论甚髙。我不习禅，不解也。问之一法师，乃曰：「居士视此人所作，是慧是痴？若只是痴，便做不得。我见其人两目有纇相，法当淫，乃自以为重瞳，思做天子，尤可怪。」
福德报应之书，颇多肤浅。然尝读之，使人多发善念，亦养心之一助。
米元章论书，不喜顔鲁公正书；苏子瞻论文，不喜扬子都。聴他不得。
儒书尚实行，不离日用。欧阳子云：「圣人敎人，性非所急，不知日用间，喜怒哀乐，那一件不是性？修道之敎，敎个甚麽？」
不爱人，不仁也；不知世事，不智也。不仁
译仔细研读《廿一史》，便会知道自古以来天下治理不好，都是因为家庭不和睦，然后才能去读《大学》，否则就会认为那是空架子上的话。
《易经》说：“确立天的法则，叫做阴与阳；确立人的法则，叫做仁与义。”孟子说：“仁的根本，在于侍奉父母；义的根本，在于顺从兄长。”有子说：“孝悌，大概是仁的根本吧？”儒家致力于根本，只在这里下功夫，尽心就能了解本性，了解本性就能了解天道。恻隐之心，是仁的发端；羞恶之心，是义的发端；是非之心，是智的发端；辞让之心，是礼的发端。这样便可以观察内心，扩充并充实它，就是尽心。程子说：“本来本性中只有仁义礼智，何曾有孝悌？”这句话如果不明白，就像不知道饭是用米做的一样。照这样说，本来浑然一体没有名称没有文字，又何曾有仁义礼智？然而程子也不是没有见解，只是他不擅长写文章，语言说得顺口，就有滞涩不通的地方。学者应当防备他的意思，就能知道他并没有错。
存心养性只在慎独的功夫上
看朱熹注释《易经》，知道王弼实在不行。看《诗经》却不如毛公，《诗经》是各方面都能看得活泼生动的。朱熹因为文字而损害词句，因为词句而损害原意，满肚子不信，看得死板了，狭隘了就没用了。毛公虽然不一定完全正确，却有来历，说得开阔。郑玄也没有大的发明。朱熹的《易》注，更胜过程子，其他人就不必论了。朱熹大致在文字方面粗疏，《诗经》是一部文章。
起初随俗看性理之书，很不服朱熹。后来读《朱子语类》，才知道先儒都是天下第一等人，只是难免大醇小疵。后儒专门选取他的小疵处，就不好看了。可恨《性理大全》全无见识，如今后生轻浮急躁，轻贱古人，都是不懂学问的人。朱熹引用京房的《易传》，性理方面疑似误字，当时人不学习，就是这样。
韩愈喜爱今文，而古代的欧阳修喜爱古文，而现在的古文之弊有限，现在的弊病说不完。有心于古文的人，能稍微改变今天的俗文，用古文来替代就好。虽然如此，我担心它不能实行。古文断绝已经很久了。
子贡想要去掉告朔时的活羊。孔子说：“我爱那礼，文章是儒教的活羊。儒者厌恶文字，厌恶读书，恐怕天下的人都变成市井之人了。不读书怎么知道圣人的道？不写文章怎么教导后人？比如儒家的语录，随口而出的话，往往意思对而词句有病，后人读了误认，就会坏事，不修饰文字的缘故。”程子说：“文章做得好，就是不幸。”这只是针对苏轼而发的。不知道有文章的人未必知道道，知道道的人却必须能写文章。孟子、子思、曾子的文字都很好。宋代文章不崇尚理，所以儒者不爱文章。
贾谊《过秦论》，班固纠正其失误，昭明太子选文，就去掉了一篇。古人的文字，好恶都要讲理。比如宋人则任意乱说，只锤炼文字。谢叠山文章规范，还不是他专长，以诬蔑毁谤古人为有英气，这极有害事。
君子见到贤人就想向他看齐，比如读《春秋》关于易牙、竖刁的事，就应当想到贤臣的话不被采用，祸害如此。王景略对于苻坚，桓公对于管仲，就是这样。比如卫灵公对于史鱼，就是好的。读李翱《幽怀赋》，就应当想到韩门文字如此，韩愈的教化，他对万世的功劳如此。读《唐史》见到阳道州的事，就应当想到谏臣的道理，不在于琐碎地进言、苟且塞责以取悦君主。比如任用宰相，国家大事，君子除去小人，关乎国家存亡，没有比这更紧急的事了。诸葛亮说：“亲近小人，疏远贤臣，后汉所以倾颓。”就是这样。裴延龄不做宰相，阳道州的功劳如此，那么读书有益。如果欧阳修上范司谏书，苏轼《管仲论》，都不值得采纳。欧阳修读李翱文章，是一篇大关系的文字，却说“韩吏部得一饱而足”，不是君子的话。吏部为人，见《唐史》《文集》都在，难道不如李翱吗？欧阳修本性不好善，要求古人过失，说话带口病，这是大过错。他除去谗人佞夫，不能一寸诬善游词，君子不要这样做。
有一个禅者，喜欢狎昵美少年，又喜欢赌博。我讥讽他。严武伯酷爱辩论，认为禅者不妨碍他的论调很高。我不习禅，不理解。问一位法师，就说：“居士看这个人所作，是慧是痴？如果只是痴，就做不得。我见此人两眼有纇相，法当淫，却自以为重瞳，想当天子，尤其奇怪。”
福德报应的书，大多肤浅。然而曾经读它，使人多发善念，也是养心的一种帮助。
米芾论书法，不喜欢颜真卿的正书；苏轼论文，不喜欢扬雄的都赋。听不得他们的。
儒书崇尚实行，不离日用。欧阳修说：“圣人教导人，性不是急务，不知道日用间，喜怒哀乐，哪一件不是性？修道之教，教什么？”
不爱人，就是不仁；不知世事，就是不智。不仁
张子言：「无极即在鹅湖所言太极，内亦不曽差，只是意见不同耳。如列子更増出许多层数，亦不差，只是易所谓太极。凡看异说，如译语人晓得不同处，未尝不同，便防看书，省却许多诤论。」
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君子之戏，如虚舟之触，可喜也，而不可怒。戏语毋伤人，心人有所讳，不可不避。好讦人之讳，忌祸之道也。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事之难者也。若晓得人所不欲，已虽不以为苦，亦不得施于人，方是恕。
小人做恶事，只是见事不透；君子为善，只是看理透。看理不透，虽有善意，往往成了不美之事。
持论刻则使人不乐为善
小人无所容，君子惧，不免如此，未有不败者也。
我目所见，二君子皆不得中道。赵侪鹤不容小人，黄石斋不容君子。二君俱不可居上者也，不寛也。惜乎，君子也，未闻孔子之大道也。
读书须求古本，近时所刻多不可读。
不学道而好仁，不妨忠厚；不学道而好义，必忮恶。皆愚也，而有分别。
儒者只说是非，不论利害，是大病。利天下者是也，害天下者非也。是非莫大于此。
耕当问奴，织当问婢。毋使人以所不知，所不能。
开卷疾读，日得数十卷，至老死不懈，可曰勤矣。然而无益，此有说也。疾读则思之不审，一读而止，则不能识忆其文，虽勤读书，如不读也。读书勿求多，嵗月既积，卷帙自富。经史大书，只一遍读，亦不尽。
少壮时读书多，记忆老成后，见识进，读书多，解悟温故知新，由识进也。
尝读文中子，问诸葛孔明能兴礼乐否？先君子曰：「上下和辑是乐，朝廷军旅有制是礼。」又尝问曾子「一贯」，先君子曰：「曾子孝于时，闻之悚然。」后更读《孝经》《大学》，遂无疑。正心诚意，至德要道，只是这个。先君子学识如此，而作墓志者殊未及。
书是君子之艺，程朱亦不废。我于此有功，今为尽言之。先学间架，古人所谓结字也。间架既明，则学用笔。间架可看石碑，用笔非真迹不可。结字，晋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用理则从心所欲，不逾矩，因晋人之理而立法。法定则字有常格，不及晋人矣。宋人用意，意在学晋人也。意不周匝，则病生。此时代所压，赵松雪更用法，而参以宋人之意，上追二王。后人不及矣，为奴书之论者不知也。唐人行书皆出二王，宋人行书多出顔鲁公、赵公云。用笔千古不变，只看宋人亦妙，唐人难得也。蔡君谟正书有法无病，朱夫子极推之。锥画沙，印印泥，屋漏痕，是古人秘法。姜白石云不必如此，知此君愦愦。黄山谷纯学瘗鹤铭，其用笔得于周子发，故遒健。周子发俗，山谷胸次髙故遒健而不俗。近董思白不取遒健，学者更弱俗。董公却不俗。虞世南能整齐不倾倒，欧阳询四面停匀，八方平正，此是二家书法妙处，古人所言也。欧书如凌云台，轻重分毫无负，妙哉！欧虞一片神骨，极有作用。倚墙靠壁便不是欧虞。巙巙子山一流人有墙壁，所以不好。姜立纲尤俗。
恶人必有天报，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我耳目所闻见多矣，灼然不谬，不可不知。恶人有隠德，好人有隠恶，其报更有甚者。
子孙有一贵人，不如有一君子；生一才子，不如生一长者。
处大变与恶人遇，当有逊避之道，不在悻悻求死，临大节而不夺是也。求死非也，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也。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中庸》曰：「天下国家可均也，中庸不可能也。」观于管子，可见矣。然天下不均，社稷不安，以为君子中庸之道，我不信也。孟子：「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乗，一段看差了，极误事。」孟子却不差，儒者差耳。
君子失之野，宁失之文。弑父与君而不知其恶，亦从一个野中来。野便无礼，无礼则无所不至。失之文，做恶来便有阂手处。
进德修业，只懈怠处便是堕落处。
好言所不知，自欺也，因以欺人，德之弃也，君子戒之。不学而思，遂成僻见，见处坚固，入道之路絶矣。今有人焉，程子尚是也，
译张子说：“无极就是我在鹅湖所说的太极，里面也没有差错，只是意见不同罢了。比如列子又增加了许多层次，也不差，只是《易经》所说的太极。凡是看不同的学说，就像翻译语言的人懂得不同之处，未曾不同，便防止看书，省却许多争论。”
善于开玩笑啊，不成为虐待。君子的玩笑，如同空船相碰，可喜，而不可怒。玩笑的话不要伤人，心里有所忌讳，不可不避开。喜欢揭人短处，是招祸之道。
自己不愿意的，不要施加给别人。这是很难做到的事。如果懂得别人不愿意的，自己虽然不以为苦，也不得施加给别人，这才是恕道。
小人做恶事，只是看事情不透；君子为善，只是看道理透。看道理不透，虽然有善意，往往成了不美好的事。
持论苛刻则使人不乐于为善。小人没有容身之地，君子恐惧，不免如此，没有不失败的。
我目中所见，两位君子都没有得中道。赵侪鹤不容小人，黄石斋不容君子。两位君子都不适合居上位，不宽厚。可惜啊，君子啊，没听到孔子的大道。
读书须求古本，近时所刻多不可读。
不学道而好仁，不妨忠厚；不学道而好义，必刻薄恶毒。都是愚昧，而有分别。
儒者只说是非，不论利害，是大病。利于天下者是对的，害于天下者是错的。是非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耕种应当问奴仆，织布应当问婢女。不要让人做他所不知、所不能的事。
打开书卷快速阅读，每天读几十卷，到老死不懈怠，可以说勤奋了。然而无益，这有说法。快速阅读则思考不审慎，一读就止，则不能识记其文，虽然勤奋读书，如同不读。读书不要追求多，岁月积累，卷帙自然丰富。经史大书，只读一遍，也不尽懂。
少壮时读书多，记忆老成后，见识增进，读书多，解悟温故知新，由识进也。
曾经读《文中子》，问诸葛孔明能兴礼乐否？先君子说：“上下和睦是乐，朝廷军旅有制是礼。”又曾经问曾子“一贯”，先君子说：“曾子孝于时，闻之悚然。”后更读《孝经》《大学》，遂无疑。正心诚意，至德要道，只是这个。先君子学识如此，而作墓志者殊未及。
书法是君子之艺，程朱也不废弃。我于此有功，今为尽言之。先学间架，古人所谓结字也。间架既明，则学用笔。间架可看石碑，用笔非真迹不可。结字，晋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用理则从心所欲，不逾矩，因晋人之理而立法。法定则字有常格，不及晋人矣。宋人用意，意在学晋人也。意不周匝，则病生。此时代所压，赵松雪更用法，而参以宋人之意，上追二王。后人不及矣，为奴书之论者不知也。唐人行书皆出二王，宋人行书多出颜鲁公、赵公云。用笔千古不变，只看宋人亦妙，唐人难得也。蔡君谟正书有法无病，朱夫子极推之。锥画沙，印印泥，屋漏痕，是古人秘法。姜白石云不必如此，知此君愦愦。黄山谷纯学瘗鹤铭，其用笔得于周子发，故遒健。周子发俗，山谷胸次高故遒健而不俗。近董思白不取遒健，学者更弱俗。董公却不俗。虞世南能整齐不倾倒，欧阳询四面停匀，八方平正，此是二家书法妙处，古人所言也。欧书如凌云台，轻重分毫无负，妙哉！欧虞一片神骨，极有作用。倚墙靠壁便不是欧虞。巙巙子山一流人有墙壁，所以不好。姜立纲尤俗。
恶人必有天报，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孙。我耳目所闻见多矣，灼然不谬，不可不知。恶人有隐德，好人有隐恶，其报更有甚者。
子孙有一贵人，不如有一君子；生一才子，不如生一长者。
处大变与恶人遇，当有逊避之道，不在悻悻求死，临大节而不夺是也。求死非也，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也。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中庸》曰：“天下国家可均也，中庸不可能也。”观于管子，可见矣。然天下不均，社稷不安，以为君子中庸之道，我不信也。孟子：“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一段看差了，极误事。”孟子却不差，儒者差耳。
君子失之野，宁失之文。弑父与君而不知其恶，亦从一个野中来。野便无礼，无礼则无所不至。失之文，做恶来便有阂手处。
进德修业，只懈怠处便是堕落处。
好言所不知，自欺也，因以欺人，德之弃也，君子戒之。不学而思，遂成僻见，见处坚固，入道之路绝矣。今有人焉，程子尚是也，
聪明人，用心虚明，魔来附之，遂肆言无忌，至陷王难。今有人焉，金若采是也，儒者言学佛如此。二人之误，当自提省，不可像了他，扶鸾降仙，道家戒之，决不可为，惹魔也。金若采全坏于此。
译聪明的人，心思虚静清明，邪魔便来依附他，于是让他肆意妄言、毫无顾忌，甚至招致杀身之祸。现在有个人，就是金若采，儒者说学佛到了这种地步。这两人的错误，应当自我反省，不可效仿他们，扶乩降仙，道家对此有戒律，绝对不可做，会招惹邪魔。金若采完全因此败坏。
少欲则易足，易足则身心安乐，此是真受用。
人之多欲，如火伏于薪下，纤红透风，则洞然不可扑灭。一事引起，则诸恶俱发，须要铲去其根，方妙。
血气盛时，起恶念，做恶事，却把捉得住。但存心好善，便不难。及至血气既衰，从前习气一时俱到，便把捉不住。此是自家实实体验，来他人所不知。这个只为心体不明，从前只是强制，所以如此。
劝人为善，不要把苦的劝他。至于劝老人，不可不先安他，强他便不好。
初看程夫子说英气害事，意不以为然；后读朱夫子《纲目》，多不合处，似乎议论过当。朱夫子自云和气少，始知只此便是英气害事。
礼者，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生于人心者也。荀子言性恶，便不知礼，他不过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一转便为李斯。
家不齐，多由女人。女人最难安放。
儒敎说话须要征于文献，做事须要读书，与释敎不同。儒者不知看书多可笑处。譬如《论语》云：「治国其如视诸斯乎」，指其掌；《中庸》云：「治国其如视诸掌乎」，省文也。岂可曰仲尼不曽指其掌乎？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曽子曰：「唯。」儒者乃讥子贡曰：「不能如曽子之唯。」记有详略，安知子贡不曽唯？按此书语气，亦不消唯。曽子曰：「唯。」门人能问之。子贡若未达，如何不问？此等皆是宋儒病处。
孟子极近人情与迂儒不同
苏子瞻《韩文公碑》妙矣，然有一句不好，走僵湜籍也。如讃孔子云“走僵顔闵”，便非好话。即讃苏公“走僵少游、鲁直”，可乎？皇甫持正之文，张文昌之诗，亦岂易言。
诗文风刺，须有为而发，若无端乱说，一味骂人，便不是人臣讽谏，做不得家常说话，有时一发，则使人感动，程子之讲书，吾所不取，如此能使人主生厌，好于本文外生意，尤不可。
子路曰：「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赋如此，千古以来，诸葛孔明庶几似之。不知管仲如何？宋儒看得轻，只是不晓事。曽西云：「曾子畏子路。」朱夫子亦云：「孟子敬子路。」子路不知是何等人？曽子畏他，宋儒却为要尊曾子，苦苦排抑他。宋儒不知不敬子路，便是不学。曽子当时门人不敬子路，夫子亦不然。看书时须自省，如此大是无谓，便是宋儒心不正处。
君子当末世，自然不敌小人。合君子以攻小人，不胜，败坏了国家大事。这个便是党。好君子，恶小人，公也，非党也。相攻以误事，便为党，不可不知。
钝吟杂録卷二
<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钝吟杂录》>
钦定四库全书
钝吟杂録卷三
常熟冯班撰
正俗
诗之兴也，殆与生民俱矣。民生而有喜怒哀乐之情，情动乎中，形乎言。言之不足，而长言之，咏歌之。古犹今也。凡物有声，皆中宫商清浊髙下，杂而成文，斯协于钟石。古之有诗，久矣。仲尼删诗，上自文王闗雎之事，下迄陈灵株林之刺，三百五篇，王道浃，人事备矣。于商惟有颂，虞夏仅存于《尚书》。语云：“吾说夏礼，杞不足征；吾学殷礼，宋不足征。”凖是而言，直恐当时虞夏殷之文不如周诗之备，非略而不取也。梁昭明太子撰《文选》，辞赋始于屈宋，歌诗起于荆卿易水之歌，权舆于姬孔已后，于理为得。近代诗选，必自上古，年祀绵邈，真赝相杂，或不雅驯。又《书》传引逸诗，多不过三数句，皆非全篇。三百五篇既是仲尼所定，又不应掇其所弃。昔尝与程孟阳言：“诗譬之犬之拾骨，非徒戏言也。”钟伯敬掊击王李不遗余力，独于此处不知矫正。《诗归》之作，较之《诗删》，殆有甚焉。今按诗人之文，至屈宋变为词赋。《汉书·经籍志》不载五言，五言正盛于建安。陈思为文士之冠冕，潘陆已降，迨于唐之中叶，无有逾之者。至杜子美始自言诗，看子建，亲苏子瞻云：“诗至子美一变也。”自元和长庆以后，元白韩孟竝出，杜诗始大行。自后文亦无能出杜之范围者。今之论文者，但可祖述子建，宪章少陵，古今之变，于斯尽矣。诗骚已前，不论可
译欲望少就容易满足，容易满足身心就安乐，这才是真正的受用。
人的欲望多，就像火潜伏在柴草下面，稍微有点风吹，就会猛烈燃烧不可扑灭。一件事引发，各种恶念就都发作，必须铲除其根源，才好。
血气旺盛时，起恶念，做恶事，还能控制得住。只要存心向善，就不难。等到血气衰退，从前的习气一时都涌上来，就控制不住了。这是我实实在在体验到的，别人所不知道的。这只是因为心体不明，从前只是强行压制，所以如此。
劝人向善，不要把苦头说给他听。至于劝老人，不可不先安抚他，强迫他就不好。
起初看程夫子说英气坏事，心里不以为然；后来读朱夫子的《纲目》，多处不合，似乎议论过分。朱夫子自己说和气少，才知道这也就是英气坏事。
礼，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不是从地下长出来的，是产生于人心的。荀子说人性恶，就不懂礼，他不过是主张用政令引导，用刑罚整齐，一转念就变成了李斯。
家庭不和睦，多是因为女人。女人最难安置。
儒家的言论必须考证文献，做事必须读书，与佛教不同。儒者不看书有很多可笑的地方。譬如《论语》说：“治理国家就像看这个一样”，指着手掌；《中庸》说：“治理国家就像看手掌一样”，是省略了文字。难道能说孔子没有指着手掌吗？孔子说：“我的道有一个根本贯穿着。”曾子说：“是的。”儒者却讥笑子贡说：“不能像曾子那样回答‘唯’。”记载有详略，怎么知道子贡没有回答“唯”？按照这本书的语气，也不必回答“唯”。曾子说：“是的。”门人可以问他。子贡如果没有明白，为什么不问？这些都是宋儒的毛病。
孟子非常合乎人情，与迂腐的儒者不同。
苏东坡的《韩文公碑》写得好，但有一句不好，是“走僵湜籍”。比如称赞孔子说“走僵颜闵”，就不是好话。如果称赞苏公说“走僵少游、鲁直”，可以吗？皇甫持正的文章，张文昌的诗，也不是轻易能说的。
诗文的讽刺，必须有所针对而发，如果没有缘由乱说，一味骂人，就不是臣子讽谏，做不得家常话，有时一发，就使人感动，程子的讲书，我不取，这样能使人主生厌，好在本文外生发意思，尤其不可。
子路说：“可以让他们勇敢，而且懂得道义。”治理赋税如此，千古以来，诸葛孔明差不多像他。不知道管仲怎么样？宋儒看得轻，只是不懂事。曾西说：“曾子敬畏子路。”朱夫子也说：“孟子敬重子路。”子路不知道是什么人？曾子敬畏他，宋儒却为了尊崇曾子，苦苦排抑他。宋儒不知道不敬子路，就是不学。曾子当时门人不敬子路，孔子也不这样。看书时须自省，如此太无意义，就是宋儒心不正的地方。
君子处在末世，自然敌不过小人。联合君子来攻击小人，不胜，败坏了国家大事。这就是党争。喜好君子，厌恶小人，是公心，不是党争。互相攻击以致误事，就是党争，不可不知道。
钝吟杂录卷二
<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钝吟杂录>
钦定四库全书
钝吟杂录卷三
常熟冯班撰
正俗
诗的兴起，大概与人类同时产生。人生而有喜怒哀乐的情感，情感在心中激动，表现在言语上。言语不足以表达，就拉长声音，咏唱歌唱。古代和现在一样。凡是物体发出的声音，都符合宫商清浊高下，杂合而成文章，就协调于钟磬。古代有诗，很久了。孔子删诗，上自文王《关雎》之事，下至陈灵公《株林》之刺，三百零五篇，王道完备，人事齐全。商朝只有颂，虞夏仅存于《尚书》。俗话说：“我说夏礼，杞国不足以验证；我学殷礼，宋国不足以验证。”据此而言，只怕当时虞夏殷的文章不如周诗完备，不是略而不取。梁昭明太子撰《文选》，辞赋始于屈原宋玉，歌诗起于荆轲易水之歌，发端于姬孔之后，在道理上是恰当的。近代诗选，必从上古开始，年代久远，真伪混杂，或不雅驯。又《书》传引用逸诗，多不过三两句，都不是全篇。三百零五篇既是孔子所定，又不应该选取他所抛弃的。从前曾与程孟阳说：“诗好比狗捡骨头，不只是戏言。”钟伯敬抨击王李不遗余力，唯独在此处不知矫正。《诗归》之作，较之《诗删》，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考察诗人的文章，到屈原宋玉变为词赋。《汉书·经籍志》不载五言，五言正盛于建安。陈思王是文士的冠冕，潘陆以下，直到唐中叶，没有超过他的。到杜甫才开始自称诗，看子建，亲苏东坡说：“诗到杜甫一变。”自元和长庆以后，元白韩孟并出，杜诗始大行。此后文也没有能出杜之范围的。现在论文者，只可祖述子建，宪章少陵，古今之变，于此尽矣。诗骚以前，不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