钝吟杂録卷三

译罢了。

古人的文章自有其脉络条理。礼制中有商汤的盘铭，孔子的诔文，它们的体裁已经很古老了。然而《诗经》三百零五篇中却没有铭、诔之类的文字，所以知道孔子当时并不把它们当作诗。近代冯惟讷撰写《诗纪》，开篇记载散佚的古诗，全部收录了铭、诔、箴、诫、祝、赞、繇词，这大概是不妥当的。元稹的文集说：“诗的流变发展为赋、颂、铭、赞，大体上是有韵的文体互相渗透。如果直接称它们为诗，那是不可以的。”铭、赞、箴、诔、祝、诫，都是有韵的文辞。从诗人开始，都不说它们是诗。诗人之后，出现了骚、词、赋、颂，都源自于诗。从楚国人开始，也与诗划清了界限，这又是后人所区分的。

译《尚书》说：“诗歌表达志向。”《诗序》说：“变风之作发于情感。”像《易林》这样的作品，只谈论阴阳，不是表达志向、抒发情感的文字。王世贞、李攀龙想把《易林》当作诗，这纯粹是不懂诗；不仅是不懂《易林》而已。王、李二人论诗，多从词句上寻求，而不探究其义理，所以有此失误。有少年不认同我这种观点的，我开导他说：镜子是圆的，饼也是圆的，饼可以称为镜子吗？《易林》不能算作诗，也就像这个道理一样。如果四言韵语就是诗，那诗就太多了，哪里只有焦延寿一家呢？

《春秋左氏传》《国语》中记载的歌谣，都是诗。只是它们不合于音乐演奏，不用于礼仪，所以诗人没有收录。后来的人编纂诗集，一并取用它们，这也不算失误。南北朝时期，把有韵的称为文，无韵的称为笔。到了唐代末年，凡是文章都称为文，与诗相对而言。现在的人不知道古代所称的“笔”是什么东西了。古人的诗都是配乐歌唱的。文人或许不熟悉音律，所作的篇章不合于丝竹管弦，所以只称为诗。诗与乐府从此分开。又因为乐府必须由伶人根据音律增删调整然后才合调。陈思王曹植有很多佳作，刘勰认为因为没有诏令伶人，所以谢绝丝竹管弦，那么当时的乐府中已经有不能歌唱的了。后代模拟乐府以代替古词，也是同样的情况。文人创作乐府古题，或许与原本的歌辞不相符合，吴兢讥讽他们，这不足以成为忌讳。唐人的歌行都是这样，大概是诗人寄托兴致，文章没有定例，大致随感而发。吴兢擅长史才考证，却不懂得文外的比兴之意，他这样说，就像弹琴的人只记得琴柱一样。如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那么乐府的文章就是所谓的“床上安床，屋上架屋”，古人已经具备，何必烦琐多余呢？又因为乐府采集诗歌以配合声律，出于伶人增删合并、剪裁改窜，也大多不符合题目，怎么能作为例子呢？杜甫创作新题乐府，到元稹、白居易时盛行，指陈时事，颂扬美善、讽刺丑恶，符合诗人的宗旨，忠诚的志向和深远的谋略，足以成为百代的鉴戒，确实是杰出的作品和绝妙的构思。李贺的歌诗，云韶署的乐工都取来配合金石乐器。杜甫的诗史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不采集。《文苑英华》又把歌行与乐府分为两类，歌行的名称不知道始于何时。晋魏所奏的乐府如《艳歌行》《长歌行》《短歌行》之类，大致是汉代的歌谣，称为“行”，本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宋人说体裁像行书，真让人掩口失笑。既然称为歌行，那么自然出于乐府，只是指事咏物的文章或许没有古题，《文苑英华》分别它们也有道理。

伶工演奏的是乐，诗人创作的是诗。诗是乐的歌词，本来没有固定的体裁。唐人的律诗也是乐府。现在的人不理解，往往寻求诗与乐府的区别。钟惺甚至说：“某诗像乐府，某乐府像诗”，不知道拿什么来判别。就像西汉人写五言诗的两家，班婕妤的怨诗也是乐府。我也不知道李陵的词是否可以歌唱。如《文选》注引古诗多说枚乘的乐府诗，知道《十九首》也是乐府。汉代的歌谣，处在骚人之后，文辞多遒劲古朴。魏武帝慷慨悲凉，自然是这位公子的文体如此，并非乐府应该这样。曹丕、曹叡仰慕却达不到。大致古朴直率，乐工采集歌谣以配合声律，大多不通顺。铙歌声词混杂填写，不可再解释就是如此。李攀龙一流的人，便说乐府应当这样写。现在的词人大多创造诡异不可通顺的话语，题为乐府。集中没有这类话语，就认为缺失。《乐志》所载的五言、四言，自有雅正可以诵读的，难道没有读过吗？

沈约、谢朓、王融，创立声病说，当时文体不可增减，称为齐梁体，不同于汉魏晋宋的古体。虽然大致避免双声叠韵，但文辞不粘缀，取韵不论双数单数，首句不破题，平仄也不相对。沈佺期、宋之问，在此基础上变为律诗，从两韵到百韵，大致以四句为一绝，不用五韵、七韵、九韵、十一韵、十三韵。唐人诗集中有时不拘此，说法见于李德裕《穷愁志》。首联先破题目，称为破题。第二字相粘，平仄、仄平为偏格，仄平平仄为正格。见于沈括《笔谈》。平仄宫商，体势稳当协调，比齐梁体优越。近体诗多是四韵，古代没有明确说法，我曾推测论述，似乎也得其理。联绝粘缀，至于八句，即使百韵也只如此。如正格两联平平相粘，中间两绝仄仄相粘，音韵轻重，一绝四句，自然完全不同。至于两次转变有所穷尽，在文章首尾、胸腹已具备，得以成篇。律赋也是八韵，《文苑英华》注中已详细记载，这里不再详论。诗家常说有联有绝，两句一联，四句一绝。宋孝武帝说吴迈远除了联绝之外什么都不懂，是对的。古人多有此语。四句的诗，所以称为绝句。宋人不知道，竟说是绝。律诗首尾，目不识丁的人，妄作诗话，误导后学，可恨极了。这样的议论，也不止一件事。《玉台新咏》有古绝句，是古诗。唐人绝句有声病的，是两韵律诗。元稹、白居易集、杜牧集、韩愈集可以证明，唐人集分体的少，现在所传

译按体裁分类的别集，都是近来庸俗妄为之人所改定的，不足以作为依据。宋代人的别集，幸好近人不愿意阅读古本，大多保留下来，其中也有将律诗、绝句分开编排的，比如《王临川集》卷首题着“七言律诗”，下面却注着“绝句”，非常分明。唐代诗人中，只有元稹、白居易、韩愈、杜甫等人的诗集是沿袭旧日的编排次序。如今武定侯刻印的白居易集、坊间刻印的杜牧集，也都按体裁分类，就像今人那样了。幸好这两部诗集还有宋代刻本，新出的本子也有翻刻宋版的，可以依据。高棅的《唐诗品彚》问世后，今人便不知道绝句也是律诗了。高棅又首创“排律”这个名称，虽然古人有“排比声律”的说法，但从未听说称之为“排律”，这“排”字对诗歌大有妨害。我的朋友朱云子撰写《诗评》，直言“七言排律、五言排律都应去掉‘律’字”，令人感慨。

译齐梁时期讲究声律避忌的诗体，自古以来，没有人称它为古诗。各种书籍中提及齐梁体，不止一处。唐代自沈佺期、宋之问之前，只有齐梁体的诗，没有古诗。气韵格调也有差别，古代的诗虽然都有声律避忌。沈佺期、宋之问既已裁制新体，陈子昂在数百年后崛起，直接追摹阮籍，开创古诗。唐诗于是有了两种体式。开元以后，喜好声律的人就师法沈佺期、宋之问，崇尚气格的人就追慕建安、黄初时期的风格。而永明体的文格就衰微了。然而白居易、李商隐、温庭筠、陆龟蒙都有齐梁格调的诗。白、李的诗在诗集中，温庭筠的诗见于《才调集》，陆龟蒙的诗见于《松陵集》，题注非常明确，只是数量稍少罢了。既然已经有了正格律诗、破题之诗，这种格调自然应当废弃了。皎然的《作诗式》叙述声律置放极为详尽，可惜当今的人不加以考究，昏聩不明已经很久了。“古诗”二字深入人心，现在的评论者，虽然杜甫称赞庾信，李白佩服谢朓，却一定要贬低他们，说“古诗应当这样评论”。至于唐人虽然信服鲍照、谢朓，体式效仿徐陵、庾信，仰慕却赶不上的，还认为是无上妙品。说“律诗应当这样评论”，唉，令人感慨啊。

阮逸注解《文中子》不理解八病，可知宋代声韵之学已经衰微。有一本坏书，名叫《金针诗格》，托名梅尧臣，所说八病极其可笑。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不能知道它的错误。古书大多散佚，我看到的书又少。沈约《谢灵运传赞》、刘勰《文心雕龙》统论梗概，受限于文章气势，不能分别详细论述。各种书所说的，有时可以考证，现在略记于此，希望有博学之士为我详细说明。郭忠恕《佩觿》说：“雕弓成为敦弓，则是依据旁纽。”按徵音四字，端、透、定、泥。敦字属元韵端母，雕字属萧韵端母，那么旁纽就是双声字。《九经字样》说：“纽以四声是正，纽者四声相纽，东、董、冻、督是也。”刘知几《史通》说：“梁武帝说‘得既自我，失亦自我’，是犯上尾，两个‘我’字相犯。”平头未详。蜂腰、鹤膝见于宋人一部诗话，偶然忘记书名，乃是双声的变化。上下二字都清，中间一字浊，为鹤膝；上下二字都浊，中间一字清，为蜂腰。大韵、小韵似乎讨论取韵的毛病，大小之义尚未详明。沈约说：“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韵之中，轻重各异。”详察此意，则八病都去除了，也不在于曲折分列其名目。

今本《玉篇》前有纽弄之图，列旁纽、正纽非常明白。序言引用《声谱》，恐怕是沈约《四声谱》。听说世间还有这本书，应该论述八病之事，遗憾求之不得。现在的人写律诗只做对偶，对此处全不详知，凭什么称为律诗？

唐人律诗，有八句全不对仗的，也有用仄韵的。

律诗始于沈佺期、宋之问，当时文体不以用典为嫌。现在有人说五言律诗不可用典，大错特错。

七言歌行盛行于梁末，梁元帝作《燕歌行》，群臣和之，现在书目中有《燕歌行集》。北朝卢思道《从军行》，完全类似唐人歌行。到唐开元中，逐渐改变其体式，王维还有全篇作对句的，高适多胸臆语，尽改古格。到李白，远法《诗经》《楚辞》，割截三祖，近法鲍照而恢廓变化超过他，云蒸霞蔚，奇中又奇，千古以来无人能及。词多风刺，是《小雅》《离骚》一类，杜甫创为新题，直指时事，如从碧海掣鲸鱼，一言一句都关乎世教。后来的作者，都本于这两家，于是成为歌行之祖，不仅仅是变体而已。

李白虽然奇特，但词句多本于古人，杜甫多直接用当时语，但古人都说杜诗字字有出处，不可不知。

古诗看待律体，不仅仅是声律相异，筋骨气格，文字作用，迥然不同。然而也人人自有法度，没有固定体式。陈子昂上效阮籍感兴之文，千古绝唱，格调不用沈宋新法，称为古诗。唐人自此诗有古律二体。古者对近体而言。古诗十九首，有人说枚叔，有人说傅毅，词有东都宛洛，钟嵘怀疑为陈王，刘勰认为是汉人，既然人代未定，只以古人之作题曰古诗，不是以此定古诗之体式，谓必当如此。李攀龙说：“唐无五言古诗，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立论甚高，细详之，全是不可通。”只如律诗始于沈宋，开元天宝已变矣，又可云盛唐无律诗？杜甫以其律诗为律诗乎？子昂法阮公，尚不谓古，则李攀龙之古，当以何时为断？若云未能似阮公，则李攀龙之五言古，视古人定何如耶？有目者共鉴之。

古诗法汉魏，近体学开元天宝，譬如儒者愿学周孔，有志者谅当如此。近之恶王、李者，并此言而排之，则过矣。顾学之何如耳？近代只学王、李而自

译对于汉代、魏晋、盛唐的诗文，我不采纳。只怕被轮扁嘲笑罢了。

译《古诗十九首》构思缜密，文辞之外另有深意，含蓄隐晦，难以捉摸。李都尉的诗，都是直接叙述，没有刻意雕琢，尤其显得古朴。江淹拟作的《从军行》一首，最符合这种风格。严沧浪在这里却不理解。

陆士衡拟作古诗，江淹拟作古诗三十首，如同搏击猛虎、捕捉活龙，急忙与之较量力气，来不及在气韵格调上完全匹敌。今人拟作古诗，如同床上安床，只觉得怯懦之处，种种不如前人。然而前人拟作古诗，往往只取大意，也不完全像江淹、陆机那样。

韵书由陆法言确定，由孙勔扩充。陆法言在序中说：“与仪同刘臻等人夜间聚会，讨论南北取韵的不同。说：‘我们这几个人，定下来就定下来了。’于是拿着笔记录下来。”考察洛阳是天下的中心，南北音韵在这里取得正音。永嘉南渡后，洛阳的君子大多在金陵，所以音韵的正统，天下只有洛阳和金陵。然而金陵混杂吴语，其音轻；洛阳沾染北音，其音浊。当陆法言确定韵书的那个夜晚，如薛道衡，是北方人；颜之推，是南方人。当时已经参合南北，然后才确定。所以韵书并非南音。今人只知道沈休文是吴兴人罢了。

音韵确实难以知晓。如南北曲子，北词用韵极切，南词多借音。吴江沈璟作《南词韵选》，严格取韵，今人尊崇他。不知北人声调切近，开口便见字韵，不得不严格。南人声调浮泛，一字或数转，所以韵可以借。沈君全然不理解，只有程孟阳颇知此意。周德清《中州韵》所依据的，只是当时的语音，自己说曾在都防之所听到，是人间通行的语言。自从沈约、谢灵运到元代，已经数百年，语音讹变，岂可以用今时俗间语去追定古人的声律呢？千载之下，知晓古人的音韵，正依靠韵书罢了。既然不准确可信，那么流俗方言日益讹误更改，用什么来纠正呢？只如诗所说：“思齐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母、妇二字，自应按韵书读音。周德清尚且不知不学，如此而讥讽沈休文，岂不可叹？有人质疑说：周德清确实不知古音，陆法言等人也应是当时的语言，随时而定即可，何必拘泥古人？回答说：古人经学相传，都有韵读。汉末已有反切，看陆德明《经典释文》可知。沈休文多学，确定四声时，自应有依据。颜之推《小学》很深，《家训》有音词一篇，与陆法言共同确定韵书，其裁断审慎，不像周德清直接以意妄断。侏儒向长人问天，以为还接近；若向僬侥问，则没有这种道理了。周德清论阴阳是对的，然而字音有可阴可阳的，也不分别指出。今制作词的人都不知晓。杨万里又有《琼林雅韵》，全用北音，又与周韵不同。诗赋，是古人的事业，自当以沈韵为主；词曲用周德清即可。

吴才老《韵补》我起初不服，以为秦汉古书多韵语，不应多依据唐人。后来自己尝试，三十年不成，才知道才老此书最得其宜，古人不可妄议，如此。

安阳姚逸老不知是何人？其书迹似元人。写了一部韵书，凡古字律诗不便用的都去掉。前列韩文公一律，赋杜少陵五七言各一首，都详细标注宫商轻重。题云《诗赋式》，这很有意。曾在友人处见过此书，那人已亡，不知是否还存在。有空应当再为之，初学者所宜用功。

杜陵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近日钟惺、谭元春的药石。元微之说：“怜伊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是王世贞、李攀龙的药石。子美《解闷》戏为诸绝句，不知当今学杜者，何以都不读？

我不能教人作诗，然而喜欢劝人读书。有一分学识，便有一分文章。只要古今十分贯穿，自然才力百倍。相识中多有天性自能诗者，然而学问不深，往往使才不尽。

多读书则胸次自高，出语皆与古人相应，一也；博识多知，文章有根据，二也；所见既多，自知得失，下笔知取舍，三也。

今人读书，自有通病，喜欢以近代议论裁量古人。以俗本恶书校勘古本。胡孝辕、朱郁仪，号称多学者。胡公论诗，是非老杜，详其学问所自，不离李于鳞。诗删，朱君校《水经》，精审之极，然而直以俗本为据，意有不安，惟小注云“宋板作某字耳”。以二公且如此，何尤乎不学小生耶？小友钱颐仲，喜作快语，与客论书，或称海岳名言，诋颜鲁公。颐仲勃然曰：“吾虽王献之，亦不从，何况海岳？”吾于时甚讶此语，因征其说。颐仲曰：“公不学右军耶？大令自云胜父，何可信也？”我时最赏其能言，学问未到，古人是非之论，且可识之，亦不当信甲而非乙。若近日妄庸之人，大言无愧，读其书使人笑

译如果浅薄的学问一旦误导了你，就像秕糠迷住了眼睛，天地都颠倒错位，即使读破了万卷书，又怎能识别那些原本就确立在心中的道理，最终连一个字也理解不了。

译钟惺（伯敬）创立变革，纠正了正德、嘉靖、隆庆年间的文风，自以为把握了真正的性情。人们都批评他不学无术，我认为此人天资太过庸俗，即使学习也无益处。他所谓的性情，不过是鄙陋男女、市井粗俗下流的言论罢了。君子的性情不是这样的。

王世贞、李攀龙、李梦阳、何景明等人论诗，如同贵族子弟，倚仗门第权势，傲慢自大，常常不顾及人情世故；钟惺、谭元春则像屠夫酒贩家的儿子，偶尔有些小聪明，却不同于高雅的流派。

《钝吟杂录》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钝吟杂录》卷四

常熟冯班撰

读古浅说

六经由圣人亲手裁制，然而秦朝焚书之后，诸儒传抄记录，难道没有错误和篡改吗？但大体上没有失真。身处千年之后，想要追溯并确定其原貌，不是愚蠢就是狂妄。心中若有不安，存疑即可。宋代人纷纷议论，很多都不相信六经，即使他们有所得，也没有大的益处。一旦有偏颇失误，就会得罪名教。欧阳修不相信《系辞》，朱熹深入辩驳他的谬误。以我看来，不必多言，只需问欧阳修能否写出《系辞》？不相信《系辞》，对天下万世又有什么功劳呢？欧阳修只是没有仔细研读。

儒者对待六经，就像法官对待法律，一个字都不能动摇。法官定罪，必须依据法律；儒者论事，必须本于六经。自从儒者以六经作为是非标准，邪说竞相兴起，却没有什么能压制它们。宋朝的各位君子，实在是没有看到其中的危害罢了。阅读六经，心中若有不合，就像看到父母的过错，嘴上不能说。初读时多有不合，久而久之学问增进，就会觉得自己粗浅。

揭发别人的隐私，讥讽别人，宣扬别人的恶行。宋人称之为英气，这是君子所厌恶的。一部《读史管见》，全是诽谤诋毁古人。

读《孟子》有与《论语》不同的地方，应当相信孔子；读程颐、朱熹的书，有与孔子、孟子不合的地方，应当相信孔孟。

程颐论《左传》说：“相信其中可信的部分。”像我这样的人，却不是这样，不如对可疑之处存而不论。

孔子说：“相信并喜好古代文化。”宋人读书，没听说喜好古代文化，只是一肚子不信。

司马迁对于道，我未能审察清楚。此人自是一代贤者，只是不必一打开书卷就苦口婆心地指责，这毕竟不同于杨朱、墨翟。我对此非常不平于扬雄，只是嫉妒他。比如诋毁辞赋为孩童所为，也是嫉妒司马相如。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者的大学问。如果在这方面下不了手，只是在正心诚意上，没有细细防备。

孟子不做管仲，是因为那个时代霸道盛行，无法挽救。南宋人也学他这样说，却是像中风麻痹一样，不知痛痒，空谈而已。

写文章不可不认识字，比如“贯穿”的“贯”字，不应写作“串”，不应写作“听”体字，不应写作“体”，这些都是别字。“谇”和“讯”是同一个字，王世贞误将“祝”和“呪”当作古今字，今人误将它们当作两个字，都是文字的大病。读书不可先读宋人的文字。

夺胎换骨，是宋人的谬论，只是在古人的诗集中做贼罢了。《冷斋夜话》称赞王安石菊花诗：“千花万卉凋零后，始见闲人把一枝”，认为胜过郑谷的《十日菊》，这是错误的。王安石的诗多有疏漏，上句“凋零”二字不妥，下句“云一枝似梅花”，“闲人”二字牵强凑合，哪里比得上元稹所说：“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后更无花”，语意都很充足。郑谷的诗也浑然天成，不是王安石所能企及的。

看齐梁诗，要看其学问源流、气力精神，有远远超过唐代的地方。有人问：“什么是谢朓的惊人诗句？”回答说：“谢朓失步，谢朓变色。”千古以来看齐梁诗，没有人比杜甫更懂，他既知道他们的好处，也知道他们的短处。其他人都是望风捕影的空话。

庾信的诗，李白得其清新，杜甫却得其纵横之处。

现在的人谈论李白，都不知道他的学问来历。

有人问杜甫学习谁？回答说：“风雅之道没有坠落于地，贤者得其大者，不贤者得其小者。孔子哪里不学习？而又有固定的老师吗？”

千古以来只有杜甫可以配得上陈思王曹植。

敖陶孙评诗，如同村夫看集市，都不知道物价的贵贱。论曹植说：如同三河少年，风流自赏。仅凭这一句话，就知道他没有读过书。

宋人的诗，逐字逐句讲不通，必须另具一副心眼，才知道他们的好处。大概唐代诗人的诗，工夫细致，宋人不如他们。看明代人的诗，却必须一字一句推敲，才知道他们的不好之处。

苏轼书法有败笔，诗歌有败句，大家风范的举止，学他不得。嬉笑怒骂，自然是苏轼文章的毛病。君子的文章，必须庄重。苏轼自有大文章，如今小人只读《东坡集》。

有一个叫钦聚的人，自视甚高，论诗说：“必须像杜甫那样。”我戏弄他说：“当今人才冠绝千古。”有人问他的说法，我说：“千古只有一位陈思王，谢灵运说：‘天下人才都得一石，陈思王独得八斗。’又说：‘我也得一斗，则康乐不敢当。’陈王也。到了唐代有杜甫，才开始说：‘诗看子建亲’，这是千古只有一位杜甫。”现在钦聚论诗，只是不及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