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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藏钝吟杂录十

钝吟杂録卷九

子藏 · 笔记 · 已译 · 第 54–57 段

,在太平时可耳。若一旦国有大变,其人亦难信,投间伺隙,为龙为蛇,亦恐不可制。若仲达之阴忮,全忠之凶狡,此圣人所诛也。如王莽者,似恭漫天,当日之共工也,流之幽州,犹恐不足尽其恶也。假令都无恶意,为国宣力,其躁扰愚妄,则误国殃民,亦何忠之可効?《易》不云乎:“开国承家,小人勿用。”《礼》不云乎:“惟仁人放流之,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逺,过也。胡氏儒者言,与经背何哉?

译在太平盛世或许还可以。如果一旦国家发生巨大变故,这些人也难以信赖,他们钻空子、伺机而动,时而像龙时而像蛇,恐怕也无法控制。像司马懿那样的阴险忌刻,朱全忠那样的凶恶狡诈,这正是圣人所要诛杀的对象。像王莽那样,表面恭敬实则欺天,就是当时的共工,将他流放到幽州,恐怕还不足以惩尽其恶。假如说他们完全没有恶意,为国家效力,但他们轻浮躁动、愚蠢狂妄,就会误国害民,又有什么忠诚可言呢?《易经》不是说吗:“开创国家、继承家业,不要任用小人。”《礼记》不是说吗:“只有仁人才能将他们放逐流徙,把他们排斥到四方蛮夷之地,不让他们与中原之人共处。”见到不善之人而不能斥退,斥退了而不能疏远,这是过错。胡安国作为儒者的言论,怎么与经典相违背呢?

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豫让欲为之报讐乃挟匕首,诈为刑人,入襄子宫,涂厠左右欲杀之,襄子曰:“真义士也,吾谨避之耳。”又伏于桥下,欲杀襄子,襄子杀之。胡氏曰:“豫让可谓义士矣,襄子知其如此而终杀之,何以为人臣之劝哉?”

阔哉胡氏之言也!按《史记》:襄子如厠,心动,执刑人,知为豫让,义而舍之;又为死人卧桥下,襄子过桥,马惊,得豫让,以兵围之,曰:“吾赦子,亦已足矣,使自为计。”让请襄子之衣,三击之,乃自杀。待之有礼矣。又按《贾子》:让刺襄子五起而不中,襄子为之一夕三徙。夫晋阳之事,曲在智伯,襄子无负也,其臣为报讐,心动,马惊,天也,豫让亦难避矣。岂必赦之而后为义?正应杀之以成其名耳。吾闻古之贤君圣主,未尝无征伐也,孰无?人臣使报讐者,必不可杀,则人主亦危矣哉!周公诛武庚,亦何以励臣子乎?且舍义士以为人臣之劝,亦非所以责分晋之赵氏。阔哉胡氏之言也!轻身以殉一夫之义,如王子庆忌之成要离,乃侠士之为,非儒者之大道也。赵襄子不幸而死,赵氏之亡未可知,襄子何以见简子于地下哉?卫鞅伐魏,诱执其将公子卬而败之,魏献河西之地于秦,徙都大梁。魏惠王叹曰:“吾悔不用公叔之言。”

胡氏曰:「使鞅而杀,杀鞅而魏常无患,未害为杀无罪以利己,仁者不为也。况天下不止一鞅,可胜杀乎?」

甚矣,胡氏之无识也!杀商鞅,犹杀虎也。虎之类不可尽遇,虎不杀,曰天下不止一虎,非大愚不为此言也。吾闻圣贤之人不世出,当丧乱之时,才术智能如商鞅者,亦不易有。云天下不止一商鞅,何言之轻也?且云杀无罪以利己,仁者不为,益愚矣,小仁大仁之贼也。孔子诛少正卯,奸人之雄也,须其有罪,则国家之事受其败矣。譬如一虎,必须其食人而后杀之,仁者岂如是乎?秦用商君,天下后世受其毒,罪亦大矣。不早杀之而待其罪,罪已成则无及矣。逮于欺公子而取河西,魏能杀鞅乎?大抵书生浅见,轻言天下之事,轻视天下之人。如苏明允云:“天下有桓公而无管仲”,吾不信也。夫晋文之才过于齐桓,五臣者颠颉诛四子,亦无及管仲者,知举春秋之世,盖未有如此人也。吾夫子诛少正卯,朱子亦疑之,皆胡寅之类也。英雄干实之人,往往恶儒生文士,正坐此哉!是皆祸于吾道,遂使无忌惮之小人,肆意妄行,轻议诗书,腐儒之为患于儒门,非小。

  汉王夺韩信军

杨氏曰:「韩信之军禁防疎阔如此,使敌人投间窃发,则信可得而掳也。」

杨氏之不知兵甚矣!韩信,汉将也。将者,汉兵也。汉使至,必有符验证据,然后可入军门,非敌人所能为也。汉王自称汉使,必示以符验证据,军门不疑也。既入其军,取其印符,以麾召诸将而易置之,莫敢枝梧。此亦惟汉王所以能为之。当是时,信所将诸将,如曹参之辈,皆汉王旧将,见王至,自然厌伏,故可易置。若是敌人,军门不可入,即入亦不能入。卧内夺取其印符,即夺之矣。麾召易置诸将,诸将亦不听。二人起,此人者可斩也。杨氏书生妄言,人或信其说,可叹!可叹!

汉遣侯公说项羽,请太公、吕后。羽乃与约,中分天下。九月,归太公、吕后。羽解而东归。张良、陈平曰:“楚兵饥疲,今释而弗击,此养虎,自遗患也。”王从之。

程子曰:「张良才识髙逺,有儒者气象,而亦以此说汉王不义,甚矣。」

程子醇儒也,知小义而不知大义。夫张子房以五世相韩,报秦于博浪沙中,义也;以祖父事韩君也,身事韩王成,而楚杀之。若汉王西归,释羽弗击,虽叩头流血以争之,可矣。程子以为不义,且曰不义甚矣,此何哉?夫楚汉之事,英雄相竞,以智力耳,此固难以儒者之道论。即以儒道论之,程子之说亦非也。请详言之:项羽弑义帝,汉王至洛阳,为义帝发丧,哀临三日,告诸侯曰:“寡人愿从诸侯击楚之杀义帝者。”今若与项羽约分天下而去,是失大信于天下也。夫君子为

译赵襄子把智伯的头骨漆上漆,当作饮酒的器具。豫让想为他报仇,于是怀揣匕首,假装成受过刑的囚犯,进入赵襄子的宫室,在厕所旁边涂抹墙壁,想趁机刺杀他。赵襄子说:“这真是位义士啊,我只小心避开他就行了。”豫让又埋伏在桥下,想刺杀赵襄子,赵襄子将他杀死。胡氏说:“豫让可以称为义士了,赵襄子知道他这样却终究杀了他,这怎么能作为鼓励臣子的榜样呢?”

胡氏的话太迂阔了!查考《史记》记载:赵襄子去厕所,心中不安,抓住刑人,知道是豫让,因为敬重他的义气而放了他;豫让又假装死人躺在桥下,赵襄子过桥时,马受惊,抓获了豫让,用兵包围他,说:“我赦免你,也已经足够了,你自己打算吧。”豫让请求赵襄子的衣服,击打它三次,然后自杀。赵襄子对待他有礼。又查考《贾子》记载:豫让刺杀赵襄子,五次起身都没有刺中,赵襄子因此一夜之间三次更换住处。晋阳之战,理亏在智伯,赵襄子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他的臣子为了报仇,赵襄子心动、马惊,这是天意,豫让也难以避免。难道一定要赦免他才能称为义吗?正应该杀了他来成全他的名声。我听说古代的贤君圣主,没有不征伐的,谁没有呢?如果臣子让报仇的人不可杀,那么君主也危险了!周公诛杀武庚,又怎么激励臣子呢?况且舍弃义士来作为鼓励臣子的榜样,也不是责备分晋的赵氏的理由。胡氏的话太迂阔了!轻视生命来殉一人之义,像王子庆忌成全要离那样,是侠士的做法,不是儒者的大道。赵襄子不幸而死,赵氏的灭亡未可知,赵襄子怎么在地下见赵简子呢?卫鞅攻打魏国,诱捕魏将公子卬并打败他,魏国献出河西之地给秦国,迁都大梁。魏惠王叹息说:“我后悔没有听从公叔的话。”

胡氏说:“如果杀了商鞅,杀了商鞅魏国就常无祸患,这不妨害说是杀无罪的人以利自己,仁者不这样做。何况天下不止一个商鞅,杀得完吗?”

胡氏太没有见识了!杀商鞅,就像杀老虎一样。老虎这类不能全部遇见,不杀老虎,说天下不止一只老虎,不是大愚昧的人不会说这种话。我听说圣贤的人不世出,在丧乱之时,才术智能像商鞅这样的人,也不容易有。说天下不止一个商鞅,说话太轻率了。况且说杀无罪的人以利自己,仁者不这样做,更加愚昧了,是小仁害大仁。孔子诛杀少正卯,他是奸人的首领,必须等他有了罪,那么国家的事情就受他破坏了。譬如一只老虎,必须等他吃人然后杀他,仁者难道是这样吗?秦国任用商君,天下后世受他的毒害,罪也很大了。不早杀他而等待他的罪,罪已经成了就来不及了。等到欺骗公子卬夺取河西,魏国能杀商鞅吗?大抵书生见识浅薄,轻率谈论天下之事,轻视天下之人。像苏洵说:“天下有桓公而没有管仲”,我不相信。晋文公的才能超过齐桓公,五个臣子中颠颉被杀,其他四个也没有赶上管仲的,知道举春秋之世,大概没有这样的人。我老师诛杀少正卯,朱熹也怀疑,都是胡寅这类人。英雄实干的人,往往厌恶儒生文士,正是因为这个!这些都是祸害我们的道,于是让无忌惮的小人,肆意妄行,轻率议论诗书,腐儒对儒门的祸患,不小。

汉王夺取韩信的军队

杨氏说:“韩信的军队防备疏漏到这种地步,让敌人趁机偷袭,那么韩信就可以被俘虏了。”

杨氏不懂军事太严重了!韩信,是汉将。将领,是汉兵。汉使到来,一定有符验证据,然后才能进入军门,不是敌人能做到的。汉王自称汉使,一定出示符验证据,军门不怀疑。已经进入他的军队,夺取他的印符,指挥召见诸将并更换他们,没有人敢抗拒。这也是只有汉王能做到的。当时,韩信所率领的诸将,像曹参这类,都是汉王旧将,见王到来,自然心服,所以可以更换。如果是敌人,军门不能进入,即使进入也不能进入。在卧室内夺取他的印符,即使夺取了。指挥召见更换诸将,诸将也不听。两人起来,这个人可以斩首。杨氏书生妄言,有人相信他的说法,可叹!可叹!

汉派遣侯公游说项羽,请求放回太公、吕后。项羽于是与他约定,平分天下。九月,放回太公、吕后。项羽解围向东归去。张良、陈平说:“楚军饥饿疲惫,现在放过他不攻击,这是养虎,给自己留下祸患。”汉王听从了。

程子说:“张良才识高远,有儒者气象,却用这种说法劝汉王不义,太严重了。”

程子是纯儒,知道小义而不知道大义。张子房因为五世相韩,在博浪沙报复秦国,是义;因为祖父侍奉韩君,自己侍奉韩王成,而楚国杀了他。如果汉王西归,放过项羽不攻击,即使叩头流血去争辩,也可以。程子认为不义,而且说不义太严重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楚汉之事,英雄相争,靠智力罢了,这本来难以用儒者之道来论。即使以儒道论之,程子的说法也不对。请详细说:项羽弑杀义帝,汉王到洛阳,为义帝发丧,哀悼三天,告诉诸侯说:“我情愿跟随诸侯攻击楚国杀义帝的人。”现在如果与项羽约定分天下而去,这是在天下失去大信。君子做

义,当务其大者。项羽剽悍贼害,汉王与战不能当也,幸其失计,窘迫可乗而取之耳。使得休息,他时卷土再来,楚汉之成败不可知,天下之民自此涂炭,亦未知何时而已。使无罪之人肝脑涂地,较之失小信于项羽,孰大孰小?救民于水火者,宜如是耶?以臣弑君,大不义也,汤武行之,大易以为应天顺人,孟子以为诛一夫。项羽屠杀之惨,桀纣亦不至是。区区失小信而取之,不义亦微矣。救民于水火之中,犹贤于汤武之放杀也。若曰汤武必不失信,又不然。髙祖有太公父也,犹武王有文王也。太公执于楚人,侯公要之以中分天下,曰:“自鸿沟以西为汉,鸿沟以东为楚。”文王囚于羑里,太公散宜生请之于殷,必曰:“殷为天子,周为藩臣,世世子孙不敢有贰。”若直告之以发政施仁,日辟百里之事,文王且烹脯矣。及戡黎之日,殷人大恐。儒者诿之于武王曰:“此西伯非文王也。”赫怒奋于阮疆,临冲折于崇墉,岂亦武王乎?奄有其土,徙而居之,何也?如宋儒之见,则当请于天子为二国,更立贤主乎?取之大不义也。

译道义,应当致力于那些重大的方面。项羽剽悍凶残,汉王与他交战不能抵挡,幸好他失算,陷入困境,可以趁势夺取罢了。如果让他得以休整,日后卷土重来,楚汉的成败就难以预料,天下的百姓从此遭受苦难,也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让无罪的人肝脑涂地,与在小事上对项羽失信相比,哪个更严重哪个更轻微?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应当是这样的吗?以下犯上杀害君主,是大不义的行为,商汤和周武王这样做,《周易》认为这是顺应天意民心,孟子认为这是诛杀独夫暴君。项羽屠杀的惨烈,夏桀和商纣王也不至于这样。仅仅因为小事失信而夺取天下,不义的程度也很轻微了。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比起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诛杀商纣还要贤明。如果说商汤和周武王必定不会失信,那也不对。高祖有父亲太公,就像武王有父亲文王一样。太公被楚人扣押,侯公以平分天下作为要挟,说:“鸿沟以西归汉,鸿沟以东归楚。”文王被囚禁在羑里,太公散宜生向殷商求情,必定会说:“殷商是天子,周是藩属臣子,世世代代子孙不敢有二心。”如果直接告诉他们施行仁政,每天开拓百里疆土的事,文王恐怕就要被做成肉干了。等到征伐黎国的那天,殷商人大为惊恐。儒者把责任推给武王说:“这位西伯不是文王。”在阮疆之地勃然大怒,在崇高的城墙前折断攻城战车,难道这也是武王吗?完全占有那里的土地,迁徙居民居住在那里,这是为什么呢?按照宋儒的看法,难道应当向天子请求分为两个国家,另立贤明的君主吗?夺取天下是大不义的。

钝吟杂録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钝吟杂録卷十

  常熟冯班撰

  将死之鸣

忽感小疾,遂至沈笃,引镜视面,殆恐不济。年近七十,亦无余憾,所可念者,汝辈生计贫薄,学业无成,以为惙惙耳。我平生更歴患苦,见事颇多,内省自讼,岂惟五十知非?今以所见载之于纸,汝辈时一省之,所益非少。长寝之后,此书存者,如我未死也。

家世素业,不可辄废。吾家以读书相传,业之贵者也。变革以来,寒进路絶,子弟多废书,吾每恨之,正未之思耳。负贩小人,知画甲乙,能记姓名,便与流辈不同。况士君子之后,何渠无益?古人三余读书,亦不妨于诸业也。士人染于礼敎,虽有不令,未至十分颠蹶,流冗市井,所为鄙倍,有不可以理格者。所知一人,颇能治生,亦非大不肖,一旦尽伐其先垄松柏,余惊而止之,乃曰:“去家逺守之为难,不如伐去。”用心如此,先人不保邱墓矣,可不惧哉!此无他,不学之患也。

士君子不必有竒节,惟平惟实可以保身。平则无一朝之患,实则患至可以不惧。然此二字殊不易了。素位而行,不愿乎外,居易以俟命,平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实也。圣贤亦只如此。

余生于万厯之季,当时士大夫子弟,举业之外,不得通一技,触事面墙,往往可笑。在今日岂得尔?语云:“家有千金,不如薄技在身。”一技足以养生也。但为之须恒,不恒则不成;学之须精,不精则无名。茍碌碌在千百人中,亦不可得食也。

放于利而行,多怨,非保生之道也。先兄每云:“见利思义,义不胜,利思必不能自克。”余应之曰:“不如见利思害。”先兄浩然而叹,以为知言。夫有无故之利,必有无故之害,倚伏之理然也。惟有道者知之。老子曰:“天网恢恢,疎而不漏。”小人识虑浅短,惟见其疎,不知其不漏,为恶无忌,以为天道无知,积恶灭身,受祸惨烈,耳目所见,吁可畏也。其逺者乃在子孙,如叶林宗、何士龙身死无孑遗,可以为监。明哲保身,但问克终何如,一时之间,小小利钝不足计也。亦安知其不为福?《书》《易》多言善恶之报,圣人之言,必无欺人。

黠者损人以利己,愚者损人以害己。黠者可以【原阙】愚者不可以。理格君子避之。孔子曰:“今之愚也诈【原阙】愚者难防,正以其行诈。先兄每相戒:“勿与愚人【原阙】好酒之人,勿与谋事,防其醉而泄也【吾亲经非常语】

不孝以无后为大,有子而不知敎,不孝殆有【原阙】继志述事,非所责于市井小人,常见冠盖【原阙】

  ▯正为子弟无敎耳

古者不亲敎,盖望之切,责之急,必至于贼恩【原阙】最得人情,非后世愚儒所解也。然今时无良【原阙】不亲敎,但勿伤于过严耳。过严之弊,子弟驯【原阙】黠慧者,则憝鞭朴之下,使人不生善念【先叔祖原阙三子皆严也,此我所亲见,恐汝辈不知】

  妇人不知男子之事勿令敎子

万厯之末,士子不学,然一时名士亦无顿至愦愦。所见如方应祥、胡震亨、李流芳,皆胸有数千卷。有一俗儒尝言:「黄蕴生必不第。」蕴生连中两榜,余戏之曰:「蕴生竟何如?」面发赤而走。自鼎革以来,余游北方,士君子好为诗,山人、词客纵横于道路,读书者亦不至饥馁也。蕴生名淳耀,死节名人也。

  钝吟杂録卷十

译钝吟杂录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钝吟杂录卷十

常熟冯班撰

临终的告诫

忽然染上小病,竟然发展到沉重危笃的地步,照镜子看自己的面容,恐怕难以痊愈。年纪将近七十,也没有其他遗憾,所牵挂的,是你们生计贫寒微薄,学业没有成就,因此心中忧虑不安。我平生经历了许多患难困苦,见识的事情很多,内心反省自我责问,哪里只是到了五十岁才知道自己过去的错误?现在把所见的道理写在纸上,你们时常省察阅读,获益不少。我长眠之后,这本书如果保存下来,就像我还活着一样。

家族世代相传的职业,不可以轻易废弃。我家以读书相传,这是职业中尊贵的。朝代变革以来,贫寒士人进身的道路断绝,子弟大多废弃读书,我常常为此感到遗憾,只是没有深入思考罢了。从事小买卖的人,懂得计算甲乙,能记住姓名,便与同辈人不同。何况是士人君子之后,怎么会没有益处呢?古人利用“三余”时间读书,也不妨碍从事其他职业。士人受到礼教的熏陶,即使有不好的行为,也不会达到十分败坏的地步,流落市井,做出那些违背常理、无法用道理来约束的卑鄙行为。我认识一个人,很会经营生计,也不是非常不成器,一旦砍光了他祖先坟墓上的松柏,我吃惊地制止他,他却说:“离家远守墓太困难,不如砍掉。”用心如此,先人连坟墓都保不住了,难道不可畏惧吗!这没有别的原因,是不学习的祸患。

士人君子不一定需要有奇特的节操,只有平和、诚实可以保全自身。平和则没有一朝一夕的祸患,诚实则祸患来临时可以不畏惧。然而这两个字特别不容易做到。安守本分而行事,不贪求分外之物,处于平易的环境等待命运,这就是平和。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保持警惕,在没有人听见的地方保持敬畏,这就是诚实。圣贤也不过如此。

我出生在万历末年,当时的士大夫子弟,除了科举应试之外,不能精通一门技艺,遇到事情就像面对墙壁一样茫然,往往令人可笑。在当今时代难道还能这样吗?俗话说:“家有千金,不如有一门薄技在身。”一门技艺足以维持生计。但是做这件事必须持之以恒,不坚持就不能成功;学习必须精通,不精通就没有名声。如果平庸地混在千百人之中,也是无法谋生的。

放纵于利益而行动,会招致很多怨恨,这不是保全生命的道理。先兄常说:“见到利益要想到道义,如果道义不能胜过利益,就必然不能自我克制。”我回答说:“不如见到利益想到祸害。”先兄浩叹,认为这是知言。有无故而来的利益,必定有无故而来的祸害,这是祸福相依的道理。只有有道的人知道这一点。老子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小人见识浅短,只看到天网稀疏,不知道它不会漏掉,作恶毫无顾忌,认为天道无知,积累恶行导致自身灭亡,遭受惨烈的祸患,这是耳目所见的,唉,真可畏惧啊。那些远祸的,在于子孙后代,比如叶林宗、何士龙,死后没有遗留子孙,可以作为鉴戒。明智的人保全自身,只问最终能否善终,一时之间,小小的利害不值得计较。又怎么知道这不会成为福分呢?《尚书》《易经》多讲善恶的报应,圣人的话,必定不会欺骗人。

狡猾的人损害别人以利己,愚蠢的人损害别人却害了自己。狡猾的人可以【原文缺失】愚蠢的人不可以。道理制约君子避开他们。孔子说:“现在的愚蠢是诈【原文缺失】愚蠢的人难以防备,正是因为他们行诈。先兄常常互相告诫:“不要与愚人【原文缺失】好酒的人,不要与他们谋划事情,防备他们喝醉后泄露秘密【这是我亲身经历的非常之语】

不孝以没有后代为最大,有儿子却不知道教育,不孝大概还有【原文缺失】继承志向、陈述事迹,不是要求市井小人的,常见达官贵人【原文缺失】

〇正因为子弟没有教育

古代不亲自教育子女,大概是因为期望太切,责备太急,必定会伤害恩情【原文缺失】最符合人情,不是后世愚儒所能理解的。然而现在没有良师【原文缺失】不亲自教育,只是不要过于严厉罢了。过于严厉的弊端,子弟变得驯服【原文缺失】狡猾聪明的,则在鞭打之下怨恨,使人不能产生善念【先叔祖的三个儿子都严厉,这是我亲眼所见,恐怕你们不知道】

妇人不懂男子的事,不要让她教育儿子

万历末年,士子不学习,然而一时的名士也没有立刻变得昏庸。所见如方应祥、胡震亨、李流芳,都胸中有数千卷书。有一个俗儒曾说:“黄蕴生一定考不中。”蕴生连续考中两榜,我戏弄他说:“蕴生究竟怎么样?”他脸红着跑了。自从朝代变革以来,我游历北方,士君子喜好作诗,山人、词客纵横于道路,读书的人也不至于饥饿。蕴生名淳耀,是死节的名人。

钝吟杂录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