钝吟杂録卷八

译只应当说，尊崇他的地位，加重他的俸禄，推行他的道，把天下让给他，从唐尧虞舜以后就不可能实行了。」孟子说话都说得极其透彻，尧舜将天下作为道统相传，并非将其视为私产。古人为了道如此行事，三代之后就难以谈起了。比如桃应提问的那一段，也是极其透彻的言论，后人便说它行不通，便是不懂孟子的意思。

译写文章写得再好，反而是一种不幸。程子曾针对这种情况说过话。不如孔子说：“在文采方面，我和别人差不多；在身体力行的君子之道上，我还没有达到。”这话讲得更加周全、详尽、稳妥。

大致来说，虚名最害事。

儒者最忌讳两件事：一是结党营私，二是摆架子。

不了解时势，是不明智；不顾及人情，是不仁义；既不明智又不仁义，却谈论先王的道统，那就离正道很远了。

庄子说：“虎狼也是仁的，因为父子之间不相残食，仅此一点就是性善的表现。”假使最愚昧的人本性不可改变，他也有无法完全泯灭的地方。荀子主张性恶，完全没有从源头上加以体察。

虫鸟尚且有一种伦常，如果五伦不完备，怎么能称为人呢？

孔子去世后，精微的言论断绝了；七十位弟子去世后，重大的义理亏损了；隐士肆意议论，九流百家沸腾争辩，他们所持的观点都有根据，所说的道理都能自圆其说，这些思想产生于内心，施行于政事，施行于政事，就危害了实际事务，这不是圣人不能辨别的。比如《管子》中有儒家的言论，有道家的言论，又有刑名家的言论，然而它的好处自然没有消失。孟子说：“以结交天下的贤士为不够，又推崇评论古人。”那么诵读诗书、推崇评论古人，只应当寻求他们的善处。宋人评论古代的事情，像酷吏定罪一样，见到法律条文就拿来套用，不肯推原情实、考察真相，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喜好善道不真诚，心术不正，厌恶那些美好的事物而不知道欣赏，对自己所轻视厌恶的东西加以排斥。太史公的见识极高，从百世之后评论百世以前的事，说某事可信，某事不可信，如果不是愚昧就是诬妄。一切依据六经，就没有过失，即使有疏漏，也是史官缺文的意思。苏辙的《古史》，完全不明白这个道理。

儒者说：“饮食只求吃饱，不需要精美的食物；穿衣只求御寒，不需要华丽的刺绣；文章贵在表达意思，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回答说：“吃不到精美的食物而吃野菜，穿不到华丽的刺绣而穿粗布，这是不得已的情况。一定要吃野菜、穿粗布才算是衣食，那就迷惑了。”孔孟的文章，都像金玉一样珍贵，古人必定有道。齐景公曾说：“不见君子，不知道小人的拙劣。小人的言语，鄙陋到了极点，必定会违背君子。发出的言辞语气，必定远离鄙陋和违背常理。”

平常的说话，其中也有文章。欧阳修说：“看到别人题写在墙壁上的字，可以了解这个人。”通过文字可以了解人，文字的好处正不在于华丽。儒者不明白这一点，是一种弊病。

圣人所肯定的，贤人所否定的，我必定跟随圣人。凡是有所是非但没有证据的，即使是先儒所说的，我也有怀疑，暂且保留而不加评论就可以了。

吹毛求疵，洗垢索瘢，君子不这样做，何况对古人呢？何况对古代的贤人呢？像孟子排斥杨朱、墨翟，是不得已的。世上那些诬蔑古人来成就自己文章的人，这是言语的玷污吧？

《诗经》说：“巧言如流。”孔子说：“巧言令色，说的是佞人的口。”如果左丘明写文章好，子产发布命令，难道是巧言吗？儒者或许误认了。现在有一个郡县，赋税不均，百姓困苦，盗贼兴起，用子产吗？儒者说：“用子游、子贱。”唉！得不到子游、子贱，不免要用庸人。君子使用人才，是量才录用，不应当要求完美无缺。

有【原阙】的人，以真天真地立教，他说：“从地以上都是尘土，不是真天。”回答说：“从脚以上都是血肉，头不是真正的头吗？”

【原阙】说：微尘是真地。回答说：真，是假的相对。必定微尘是真，大地是假吗？合起来是大地，散开是微尘。真则都真，假则都假。

【原阙】对他的门人说：“假如古代没有伏羲八卦，我也能画出来。”徐子仪告诉冯子，冯子说：“京房、郭璞，是儒者所讥讽的。他们所知道的【原阙】尚且不知道，能画卦吗？”

太史公说：“学者记载的书籍极多，必定要取信于六艺。”又说：“各家谈论黄帝，文字大多不雅驯，士大夫难以言说。”他不喜爱奇谈怪论，是很明显的，只是删减可能没有完全尽净。扬雄认为这是多爱不忍，是不对的。

汉初的文章驳杂，到扬雄用五经来压制，驱使天下的文章，全部归于孔孟，后来的文人不敢乱说，这是扬雄的功劳。韩愈、曾巩都非常重视他，这是对的。儒者颇加讥讽，我认为这个人有心于圣学，但他作为文士，对于圣人立身行己之道，讲得不透彻，只知道惟寂惟寞，不汲汲于富贵，便以为事情了结，这是他的短处。比起孟子来就过分了，直接认为他有罪无功，也不公平。

看战国的文章，圣人的道统已经断绝了。只有词赋还保留着诗人的遗风。〇扬雄说：“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班固却说：“相如的文章与诗人的讽刺没有不同。”请和明白的人讨论一下。

扬雄说：“司马相如的文章华丽但用处少，这是对的。一并说贾谊，就过分了。读书而谈论古人的不好，不如称赞他们的善处对人有益。管子一生的好处，全在于不称王。天命已经断绝，人心已经离去，商汤周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天命没有断绝，人心没有离去，而求称王，那就是反了。如果认为管子不称王是器量小，商鞅

译这难道是因为他器量宏大吗？如果请隧去召见周王，也就没有可讥讽的了。那么，为什么说器量狭小呢？回答说：《论语》已经明确说过了。大体上，器量狭小的人容易自满，伊尹、周公却自视谦卑。管仲的度量承受不住他的功业，不觉间过分僭越妄为，他的度量已经满了。《论语》也要在文字上做两处推敲。有人说：跌得极清醒。

译有人说：孟子不效法管仲，难道孟子也不效法颜渊吗？孔子门下不讲求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查阅典籍，大概也不讲求齐太公的事。儒者以六艺为准则，经传数量以千万计，不如老子那样简约。这是司马谈的话。司马迁的著作继承《春秋》而作，司马迁大概是儒者。扬雄说话不分别，班固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司马谈生于汉景帝时代，当时崇尚黄老之学，所以他的言论如此。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情况就不同了。

孔子作《世家》，老子与韩非同传，列入列国世家。书中记载孔子去世，没有先说黄老而后说六经，这很明显。

现在的儒者都说：“禹、稷、契、皋陶有什么书可读？”孔子说：“有人生来就知道，有人通过学习才知道，为什么呢？”又说：“圣人的学问，不是读书。”孟子说：“向上与古人交朋友。”于是说：“诵读他们的诗，阅读他们的书。”颜回说：“孔子教导人，用文献使知识广博，用礼仪使行为简约。”《论语》说：“孔子雅言，涉及《诗》、《书》和执掌礼仪。”这都是些什么？因此厌恶那些巧言令色的人。

自书契以来，就应当有书。禹、稷、契、皋陶，恐怕也不是不识字的人。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已经看不到了。就像伏羲的八卦，也是书。宋人说话，只要说得痛快，都不考虑前后矛盾。

朱熹说：“有文王的《易》，有孔子的《易》，我也说有朱子的《易》。”朱子的话，他确实有独到的见解，才这样说。他对《易》的理解很深。然而《易》已经说过：“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现在的妄人，不去理会伏羲的《易》，只去寻找文王、孔子的《易》。不是拘泥于朱子的话，就是不曾理会《易》的真意。

朱熹说：“《公羊传》、《谷梁传》善于说道理。现在读《春秋》的人，能不知道道理吗？”

苏威喜好古物，文中子讥讽他说：“古代喜好古物的人，聚集的是道；现在喜好古物的人，聚集的是财。这话确实啊！”然而钟鼎圭玺，可以观察礼制，君子崇尚它们，是可以的。不识字却喜好古器物的人，不过是商人罢了，评定其价值，加以伪造，不是商人是什么？更令人可恨的是，修改割截以求利，这是古器物的贼人。

肉刑，是三苗的刑罚。尧舜以来，沿袭使用，遂成为帝王的法则。然而汉文帝已经废除它了。如果今天使用它，就是又成为三苗了。历代以来，没有肉刑，天下未曾不治。废除它是可以的。我十二岁时，父亲用《肉刑论》让我作文，我说：“沿袭使用，则是三王的旧法；已经废除了，重新实行，则是三苗的淫刑。”父亲认为这是知言。泼倚卓，静坐做工夫，儒者如此。然而也不是教人枯坐。如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事有理，必须学习知晓，靠静坐是不行的。文中子论人、恕论事实，宋人厌恶他，这不是公正的评论。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徵等君子，不是懵懂不知人的人，北面事奉他们，其人可知。

唐朝兴起，庙堂之上都是河汾诸君子，由此可知儒者的效验了。宋朝兴起，赵普学习《论语》，由此可知经书的作用了。

宋人谈论性命，真开辟了千古绝学。章句之儒浅陋了。他们论忠孝节义，使宇宙间一日没有这些议论，人道难道会化为鬼魅吗？会化为禽兽吗？但论人物，谈政事，言文章，便是隔墙说话。读朱子《语类》、朱子全书，这样的人，可以尸而祝之。看诸儒摘取他的说话，却把好处都删去了。

欧阳修论朋党，真是快语。但君子以公义相取，不是党。君子有党，也害事。看东林诸君子可见了。如万历时定储，天启时阉祸，那么诸公者，难道不是天下的正人吗？但实际相处，未免重门尸便，有私意，其间大有可议处。

儒者都好立党，有心天下的人不可不知。只看他们论古人便见，如曾子畏子路、子贡与卫将军文子言，称曾子当时何等相重。宋儒只为要说曾子传道，遇着子路、子贡，务要寻他短处，与他结下冤仇。《论语》说十哲，诸书说四友，只为中间没了曾子一个，便生出许多议论。如此见识处，班行之间是非不平，一味门户，自然激出事来。不能容小人，尚且害事，他们亦容不得君子，如何不是个偏党私意？

汉人之党，君子小人相攻也。唐之牛李，功名之士攻功名之士也。宋之蜀洛，君子不相容也。

雍季，范我驰驱者也；舅犯为之诡遇也。用舅犯赏雍季，晋文公谲而不正，亦不纯，尚诈也。诡遇而获，只可一试，常用之则败矣。故曰：雍季之谋，万世之利也。治天下国家，诡遇不得。孟子云：“未闻手援天下者也。”五霸假之正，是假这个驰驱之法，但杂用谲诈，有时诡遇耳。管子正处多，宋人亦说他是诡遇，都

译未曾仔细推究审察。子思子说：“天下国家可以求得公平，中庸之道却难以做到。”这就是管子的说法，认为以诡诈的方式猎取并非正道。

译《诗经》的衰亡，由《离骚》继承其绪。到了汉代，华丽淫靡的赋体兴起了。然而苏武、李陵的五言诗作，称之为华丽，在法度上是可以的。五言诗在晋宋之际变得讹误，自从魏末崇尚清谈，以老庄之学为学问，名士放纵情欲于酒色，自认为通达，文人承袭这种流风而创作。谢灵运肆意浏览《庄子》《易经》，纵情于山水之间。陶渊明的诗篇篇篇都有酒。鲍照开创了倾斜红紫的文风。诗人美刺讽喻的意义逐渐疏远了。儒者不懂诗，大多认为缘情之作是无益的，然而也敬重杜甫，甚至将他与郭子仪相提并论。朱熹也学习陶渊明。那山水之文，使人萧散高远而没有鄙吝之心，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创作它是可以的。陶渊明言饮酒，即是竹林七贤的志向。他们都是有所为而为之，君子不可没有陶渊明的志向。如果时势不对，那么沉湎酒色也是应当戒除的。

有人说：“儒者不喜欢文章，这也不是圣人的道理。这近似于墨子反对音乐，他们说文章无用。如果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那么钟磬琴瑟，饥饿时不能饱腹，寒冷时不能保暖。先王用它来建立教化，是为什么呢？文章，是治理天下的伟大事业，是不朽的盛事。儒者只是没有学习它罢了。”

韩愈的《原鬼》，不是儒者的言论。古代的圣人，都不说没有鬼。如果没有鬼，祭祀就是欺骗人了。

韩愈说：“荀子和扬雄，大体纯正而小有瑕疵。荀子不止是小有瑕疵。他主张人性本恶，废弃《诗》《书》，随时代变迁，随世俗俯仰，一变而成为李斯，是理所当然的。先王顺应人情来制定礼制，所以天下人相信并实行它。《礼记》说：‘礼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不是从地下生长出来的，而是产生于人情的，根据人情来制定节度文饰罢了。’如果违背人情，仅仅凭借天子的权势强行推行，必定还要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整齐，这就不同于儒者的道理，而接近于法家的言论了。谁说荀子懂得礼呢？”

荀子的言论，只有戴圣、戴德所选取的部分才是纯正的。他们有所承袭。

文章大家，与六经意义相同。它的作用，使百官得以治理，万民得以明察，君臣没有它不能沟通，朋友没有它不能契合。君子用它来阐明心意，众人用它来辨析事理。说话有依据，表达有条理，可以长久，可以传远，文质彬彬，这是君子的言论。小人则不是这样，拙劣的人则鄙陋而违背常理，得罪名教，不合圣人之道，自以为是而不可劝谏。巧诈的人则顺从错误、迎合世俗，不能面对君子，这只是言论不文雅罢了。儒者喜欢说鄙俗的话而厌恶文章，不知道它的弊病。

《过秦论》是论体文的开端。昭明太子只选上篇，是因为班固的话。那么当时选文，还是以道理的得失作为文章工拙的标准。到了宋人，文章发生了一变，儒者不喜欢人写好文章，也怪他们不得。每次看到乡村私塾的小儿读《文章规范》，心中常生厌恶。这本书完全不论道理，现在详细论述它的过失如下。

大凡学习写文章，起初要小心谨慎，后来学问广博，见识高明，笔端老练，才可以放开胆子。能细致，然后才能粗疏；能简练，然后才能繁复；能纯粹，然后才能豪放。谢枋得句句说反了。至于俗气的文字中，一毫都沾染不得，他却说由俗入雅，真是戏论。苏东坡先生说：“曾经读《孔子世家》，观察他的言语文章，循循善诱，没有不有规矩的，不敢放言高论。”那么放言高论，孔子不做，苏东坡也不取。谢枋得写《放胆文》序，开口就说，初学者读了，必定能放言高论，怎么能这样？岂不是教坏了初学者？

韩愈，是文章的圣人。他《争臣论》中评论文章虽然精妙，未免失言。韩愈在这里是不知人。韩愈《顺宗实录》中关于阳峤去世的记载，叙述他的生平，这篇文章即使班固也不过如此，可谓用笔到了极致。况且昌黎集中，好文章多了，何必选这一篇？不仅是不爱阳峤，也不是爱护韩愈的方法。

欧阳修的文章革除了杨亿、刘筠的浮华，首先改变了唐人的艰涩，是千古绝作。至于人品的高尚，见于史册，这是泰山北斗，岂可议论？然而有一个毛病，他写文章，喜欢称说别人的恶行，而不乐意道说别人的善行。谢枋得说：“学欧阳修不成，必定没有精彩。”这是什么话？他称引《纵囚论》《上范司谏书》两篇文章，是欧阳修的过错。读起来使人毛发竖立。

钝吟杂录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钝吟杂录卷九

常熟冯班撰

通鉴纲目纠缪

初次任命魏斯、韩虔、赵籍为诸侯

胡安国说：善于治理天下国家的人，谨慎于细微之处罢了【等等】。如果这样，即使六卿同时兴起，三家相继出现，王莽、曹操、司马懿、司马昭接连在朝廷任职，忙于效忠尽力还来不及，哪里会有其他祸患？

按胡安国的话，谨慎细微是对的。然而周道败坏于周幽王、周厉王，不仅仅是细微之处。至于六卿同时兴起【等等】，那就谬误得很了。舜诛杀四凶，天下都信服。凶恶的人不可容忍。如果王莽、曹操、司马懿、司马昭可以让他们效忠尽力，又何必迁徙？有苗又何必畏惧？巧言令色，真是奸佞啊！家里不藏兵器，都城不超过百雉，是谨慎细微。如果三家相继出现，六卿同时兴起，跋扈放纵，尾大不掉，谨慎细微的人是这样吗？况且像曹操，以他的才能作为能臣，压制他的头而使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