钝吟杂録卷四

译（如果）便说（杜甫的诗）不值得看。小孩子和女人都必须像这样（挑剔），天下的诗人就多了，不知道今天怎么生出这么多杜甫？唉，这正是不了解杜甫啊。杜甫的诗不可不学习，如果要再出一个老杜，恐怕不可能了。不读书的人读文章，全都是虚浮之气。

译有一位私塾先生浩叹道：“郑子产亲自遇见了圣人，却没有听闻圣人的道理。”有人回应他说：“子产有君子的四种品德，您老人家有几种呢？”那人变了脸色说：“朱熹先生曾经讲过。”回应者说：“您老人家又不是朱熹先生。”

文人在讥讽前人之处，必须仔细查考辨正，不可就跟着他一样说。扬雄说：“《淮南子》中的圣人言论，没有可取的。”这话太过分了。樵夫草夫的话，圣人也会选择采纳。君子不因为人的身份而废弃他的言论。比如“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句话，诸葛亮曾经采纳过它。

陶渊明的为人品格高尚美好，他的诗文也配得上他的为人。欧阳修说：“晋代没有文章，只有《归去来辞》一篇。”难道能说晋代人都没有文字吗？只是喜爱到了极点，不知道称赞得过分了。后人也学着他说这种话，就是随声附和的狗。

《新唐书·高祖本纪》记载禁止佛教、道家的学问，当时只是淘汰僧侣道士罢了，未曾禁止他们的学问。老子是唐代人的祖先，怎么能够禁止？这话如果在唐代以前，人们不妨传为笑谈，一代人罢了。宋代人却大多如此，只是后代人不读书，容易欺骗，不敢驳斥纠正罢了。

做学问的人，意念不真诚，心思不端正，所以不能评论古人。就像孔子直道而行，没有毁谤也没有赞誉，哪里曾去理会防备这些。

功夫必须从上往下做，不可从下往上做。这是严羽的格言。儒者的议论，喜欢与圣人相反。臧文仲，是孔子所厌恶的，却要去寻找他的好处。子产，是孔子所敬重的，专门要说他不是。儒者信任孔子，不如信任孟子。现在的人信任孟子，又不如信任程朱。这是不可理解的事。柳宗元的《封建论》，本于《吕氏春秋》。柳宗元多学习诸子之书，写文章，少正卯。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根据后代人的说法，很像王安石。行为偏邪而固执，尤其相似。

奸雄最难处置。没有罪过就除掉他，就没有名分；等到他有罪过，天下的事情不知被他败坏了多少。孔子杀少正卯，在后世就行不通了。朱熹怀疑这件事是虚构的，只是没有切实地体察研究，不知道他败坏事情的地方。奸雄不早点除掉，久了就除不掉了。

汉代八分书胜过唐代，不用智者就知道。然而汉代碑刻年代久远，大多损坏剥落；唐代碑刻年代较近，大多完好。现在的人喜欢学习汉代碑刻损坏剥落的地方，以为学习汉代可笑。汉代碑刻自有完好的。

杨维桢的诗，不懂得运用古事，剪裁没有法度，比喻不伦不类，句法大多不完整，功夫浅薄。

李白的歌行句句有根据。

画骏马的形状，极其神骏，如果要求它拉车，不免要驾劣马；写西施的容貌，极其美丽，如果要求她侍寝，不如找里巷的老妇。万历年间，王世贞、李攀龙盛学汉魏盛唐的诗，只在声貌之间寻求，所谓画骏马、写西施的人。虞山诗人喜欢谈论后代诗，所谓劣马、里巷老妇的人，于是说里巷老妇胜过西施，劣马胜过骏马，难道是这样吗？况且今天的虞山诗人，抄袭剽窃，弊端与王世贞、李攀龙正相同，而文采不及王世贞、李攀龙，是画劣马、写里巷老妇的人，应当被世人嘲笑。钱曾认为他们是诗妖，这个人也有眼光。学书法必须学真迹，不是不看石刻；写文章要写自己的话，不是不学古人。

我一生仅六十年，上自朝廷，下至民间，其间风俗习惯的是非，年轻时所见与今天已经截然不同。何况古人的事情，远的几千年，近的也有一百年，一概用今天所见来判断是非，不是愚蠢就是诬蔑。宋代人写论说文大多庸俗，只因为这个毛病。

宋代儒者的议论，是非不公正，就是他们心思不端正的地方。

不近人情，却说尽心知性，我不相信。他们的罪过在于不仁。不了解时势，却想治国平天下，我不相信。他们的罪过在于不智。不仁不智，就是德行不明。

孔子说：“三个人一起走路，一定有我的老师在其中。”宋代儒者说：“夏商周三代以后，没有完美的人。”对于孔子所说的“选择他们的优点来学习”这一句都不曾理会，只要事情出自三代以下，即使极好的地方，也一概不肯学习。

一般人写文章，下笔必须有轻重。评论贤人君子，即使想要纠正他们的错误，言辞应当委婉；如果谈论小人奸贼，不妨直接责骂。现在写古文的人，大多不理会这些。先父教导人写古文说：“只要熟读《春秋》，就知道一个字不能轻率落下。”后来曾对徐良夫说过这话，他却说：“不必，且引用苏轼为证据。”不知道这正是苏轼文章的不好之处。不只是苏轼，唐代人已经有这个毛病。

扬雄把天下的文字归结到六经，对圣人的门庭有功。变化于苏轼父子，到近代王世贞、李攀龙，而扫地无余了。古人的学问可敬可信，做学问的人不可不知道。然而大错的地方也应当仔细。比如欧阳修把八分书当作〇字，这不用等到赵明诚、章惇才知道他的错误。现在的人跟着他不改正，不知什么原因。近来孙子长喜欢用杨慎的话驳正文字。许夫人写燕子诗，用金镂楣，孙子长认为错了，说是金楼楣。这事出自《吴越春秋》，

译起初并非冷僻的书籍。司马迁不知道，大概是被杨慎所误导。杨慎喜欢胡编乱造且健忘，他写的书几乎没有一个字可以信赖，名声是欺骗人的，不顾及被万世之人嘲笑。杨慎的人品不妨碍令人尊敬，但他的文字欺骗虚妄，不严厉驳斥是不行的。

译我对前人，未曾敢轻易诋毁。老人年长几十岁，尚且必须表示敬意，何况已经逝去的古人呢？然而有五人不可容忍：李贽谈论道家学说，这是诛绝之罪。如果孔子在世，必定会施加在两观诛杀少正卯那样的惩罚。程大昌的《演繁露》，妄议纷纷。杨慎谈论古事，欺瞒天下后世好像没有一个人懂，这种人的心术不正，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谭元春、钟惺评论诗歌，粗俗猥亵，不通文理，一个字也不认识，这是狭邪小人的俗气，却名满天下，真让人不可理解。

南北朝人把有韵的称为文，无韵的称为笔，也通称为文。唐代从中叶以后，大多把诗与文对举而言。我认为：有韵无韵都可以叫作文，抒发情感的作品则称为诗。诗，就是思。情感在心中触动，表现在言语上。言语不足以表达，所以拉长声音吟诵。拉长声音吟诵还不足以表达，所以咏唱歌唱。有赞美，有讽刺，这就是所谓的诗。不这样，就不是诗，只是有韵的文章罢了。《礼记》中有商汤的盘铭，孔子的诔文，《春秋》《左传》中有占卜的辞语，都有韵。《诗经》三百篇中没有这类文字，知道古人自有界限，不把它们当作诗。

汉代人的墓碑大多称诔词，末尾多有“乱曰”。蔡卞刻《曹娥碑》，改为“铭曰”。这个人不学无术，可笑。当今世上流传的《升平帖》可以考证，然而陕西所刻的也改动了。汉代人的碑铭也说这是诗，它们的体裁相互涉及。然而古人的文字自有界限，终究是碑文而不是诗。唐代人也多说铭诗，是效法汉代人的缘故。

赋出自诗，所以说它是古诗的流变。《汉书》说：屈原赋二十五篇。《史记》说：作《怀沙》之赋。骚也是赋。宋玉、荀卿都有赋。荀卿的赋就是体物赋的始祖。赋和颂本来都是诗，后人开始分开。屈原有《橘颂》，陆机说：诗抒发情感而绮丽，赋描摹事物而明朗。诗和赋不同。宋人写命题诗，不如唐人咏物诗多含寓意，还保留着比兴的体制。梁末开始盛行七言诗赋，现在各家的文集不流传，类书所载可见。王勃的《春思赋》，骆宾王的《荡子从军赋》，都是徐陵、庾信的文体。王世贞、杨慎不知道，一概认为是歌行。王世贞说：认为是赋则丑陋，这个人错了。

古人的七言歌行，只有《东飞伯劳歌》《河中之水歌》，魏文帝有《燕歌行》。到宋、齐多有杂言诗，梁元帝作《燕歌行》，一时文士争相唱和。郑樵《通志·艺文志》有《燕歌行》集，现在这本书不存。庾信集有一篇可见。北朝人卢思道有《从军行》，都是唐人歌行的源头。七言歌行，唐人沿袭，虽然在开元、天宝年间稍有变化，然而它的体裁至今还在流行。杨慎、王世贞等人不认为它奇异。至于赋则不熟悉，于是认为它丑陋。俗话说：“少见多怪，难道不是这样吗？”最近有一个人说，沈约的《八咏》认为像赋，不知道诗赋体裁相互涉及。晋代人又有五言的赋，幸好这些人没看见，看见了就不胜讥笑了。

古人的书籍散失殆尽，仅存的多数被后人改坏，不可依据。凡是古人文字中所用的典故与现在流传的不同，古书中有，今人没看见罢了。比如张骞乘筏的事，古人通用，焦竑认为是杜甫诗的误用，不知道这出自《东方朔外传》，见于《太平御览》，自然与《博物志》所记不同，焦竑不知道。

苏东坡说：“鲧大概是刚强而犯上的人罢了。像《左传》所说的，都是后世流传的错误。如果像所论述的那样，那么《尧典》《洪范》都不足以相信吗？”宋人喜欢标新立异，不肯详细考证深思，大体如此。至于程子的说法，就更严重了。司马迁说：“各家谈论黄帝，大多不雅驯，士大夫难以言说。”他不喜好奇异，很明显了。扬雄不知道被讥讽为喜好奇异，如扬雄作《蜀本纪》，他的书虽然不流传，然而所说的上古蚕丛以来的奇事，颇有存在于其他书中的，都不是六艺所叙述的，恐怕司马迁不必相信。《伯夷列传》说：“学者记载的书籍极多，必定取信于六艺。”这是同一句话。郑樵、苏轼都不知道观看，苏轼的《古史》简直像没完整读过《史记》，奇怪啊。

有人说：《史记》叙述下宫之难，不取《左传》，难道不是喜好奇异吗？我说：不是这样。赵国灭亡，距离汉朝兴起不远，这是国家的大事，赵氏存亡的原因，虽然经过秦火之后，其文献必定还有可考证的。而且说：公孙杵臼、程婴，赵氏在庙中祭祀他们，这是千古义人。司马迁时，估计他们的祭祀或许还没断绝，史书有存疑之处，不可全部删削。比如孟子叙述子濯孺子的事，也与《左传》不同，难道就能驳斥孟子吗？汉代时有《公羊》《谷梁》外传，现在都不知道说的什么事。司马迁当时，难道《左传》之外就没有依据吗？苏轼说：司马迁不学，正是因为他专信六经，不取异说罢了。至于这类事，又必定用《左传》来驳斥，太严重了。司马迁不被后人容忍啊。

司马迁的书，班固评论它，非常恰当。他所说的抵牾疏漏，注家已经详细，后人

译如果刻意挑剔瑕疵，甚至进一步罗织罪名来寻找过错，那就错了。然而孟坚说“先崇尚黄老之学而后推崇六经”，这其实是把父亲和儿子的观点混为一谈。扬雄不再仔细考察，这就错了。太史公生活在文景时期，所以崇尚黄老之学；司马迁生活在武帝时期，所以重视儒学，这也是顺应时势罢了。然而司马迁并非对儒学没有用心。《左传》的文辞过于繁复，司马迁的文章质朴而不粗俗，然而他在叙述形势、指点人情方面，清晰分明如同画卷，文采也是绰绰有余的。欧阳永叔的文章过于简略，所以不及《史记》；韩吏部的文章，是古文。欧阳文忠公的文章只是今文，不如唐代的骈文，还保留着一些古意。

译欧阳修撰写冯道的传记，平铺直叙而人物品行自然呈现，不偏激也不矫饰，没有过度的赞美也没有过度的贬低，古人也不过如此。这篇文章胜过《新唐书》中六位臣子的传记。

我平生不喜欢《新唐书》的列传，近日阅读它，发现其中的论赞有很多不可企及之处，欧阳修不可轻易非议。欧阳修的文章水平很高，然而用心不够公允，写史论就不太合适。

苏轼的《表忠观碑》真是司马迁那样的文章啊。有人说苏轼文章妙在不像古人，这是什么道理？苏轼作《补孟嘉登高文》，便像晋代的文章。这位先生真是才华贯通千古，他写的四六骈文最为精妙。

张籍的诗，皇甫湜的文章，苏轼认为他们像僵直的人一样不能成为韩愈那样的人。然而苏轼看待这两个人，在工夫精细的地方，苏轼或许不如他们。苏轼才气宏大，自然可以掩盖古人，但前人有的工夫，是苏轼所不及的。

我曾经读《尔雅》，有儒生互相规劝说：“这类学问，支离破碎琐碎，不值得费心。”唉！这本书是《诗经》《尚书》的意义训诂，不读这本书，怎么读《诗经》《尚书》？这是小学（基础学问）。孔子说：“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没有这本书，那么诗人的兴发寄托，就不可理解了。那人跟随的众多门徒，都固执得像市井小人，自认为高明而不可劝谏，既然不认识字，所做的事便多有乖谬。唉！如果都像这类人，君子和小人，就没有区别了。

韩愈说文章从事于顺浅，被浅薄的人当作借口，就说古文不崇尚艰深，不知道这话正是针对樊宗师说的。樊宗师的文章，几乎不能断句了。樊宗师的著述丰富，宋代时已不完整，到今天则仅存，如《越王楼诗》。现在《唐诗纪事》有这篇文章，用石本核对，错字将近几十个，难怪难以通晓。然而讲解并诵读它，文章未尝不从事，未尝不顺，所以称为工巧。现在那些自附于欧阳修、苏轼的人，浅薄通率，号称古文，讲解它，文章不从事，不顺，文章不像文章，古也不古，反而诋毁韩文，认为还有古语，不如欧阳修、苏轼，我不知如何是好，罢了。

诗文中的雅颂多艰深，国风则通顺平易。国风或许出于民间风俗，雅颂是大文章，多由朝廷作者所作。虽然有如寺人孟子之类的人，然而能列入雅颂，也一定是当时能文的人。《尚书》是朝廷文字，语言多难解，不只是古今言语不同，大概古代文人锤炼文字，其体例如此，不以平易为美。《孔丛子》中已有明确说明。

文武之道，没有坠落于地。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孔子学习它，周公、孔子的道没有坠落于地，散在诸子百家。二戴（戴圣、戴德）编纂，留给后人。崇祯年间，有一个狂妄的人上疏，请求更改《礼记》。我不知道此人想让谁去定夺。士大夫不察，或许惋惜他的言论没有被采纳，所谓多见其不知量也。

我读《论语》，得到写文章的方法，说：草创它，讨论它，修饰它，润色它。讨论这件事，到宋人那里就废弛了。有人怀疑这个说法，回答说：“你认为苏辙怎么样？”回答说：“很好。”苏辙评论刘备说：“任用诸葛亮不是将领，占据蜀地不是地利。”考察《蜀志》，诸葛亮在刘备时未曾为将，到南征才开始亲自带兵。如果不占据蜀地，便没有地方可以立足。这话是不讨论的过错。宋文多如此，而读者不以为怪。所以知道当时论文没有讨论的工夫。如韩愈，绝无此等毛病。

荀子说杀诗书焚书的渐变，历诋诸儒坑儒的渐变。荀子好言礼，其实不知礼。礼，不是从天降下的，不是从地出来的，生于人心的。先王因人心而制礼，岂是以违背人性的强行呢？荀子言性恶，那么他所谓的礼，是政刑的末节，不是礼。古人所以制恶人的。李斯的学问，全出于荀卿。苏轼论之不详。

《论语》纯粹而纯粹。《孟子》大纯而小疵。扬雄，纯疵各半。荀子，时有可采耳。

今人看《史记》，只看得太史公文集，不曾看史。

《汉书·儒林传》伏生，济南人。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诏晁错往受之。颜师古注引卫宏《定古文尚书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也，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与颍川多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宋儒多惑于卫说，致疑于《尚书》。今按卫宏之言妄也。《汉书·艺文志》：“《尚书》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二十二卷。”师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所传者。又云：‘秦燔书禁学，伏生独壁藏之。汉兴，求得二十九篇，因以敎齐鲁之间。’”云“壁藏而求之得二十九篇”，是伏生自有本，不假口传，明矣。又考《儒林传》：“伏生敎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字伯和，千乘人也。事伏生；夏侯都尉从济南张生受《尚书》，以传族

译子始昌。始昌传胜。”由此可知，欧阳、夏侯两家，是汉代设立在学官的，自然是伏生亲自传授的，并非晁错所接受的版本，这就很明白了。又伏生有孙子，因研究《尚书》被征召。伏生有孙子，那么应当有儿子，为何竟让女儿来传述经文？如果他的儿子年幼不能传授经书，那么伏生已经九十多岁了，哪里会有年幼的儿子呢？况且他的女儿能传述经文，也应当通晓文字，为何晁错无法得到的，只有十二三篇，竟靠推测来连缀诵读呢？又我曾经亲自到过颍川、济南，那里的语音并不相差很远。虽然古今或许有所不同，但大致也可以知道，为何会言语不通呢？卫宏不值得责备，颜师古注释《汉书》最为详细严谨，也冗余地列出这些话，怀疑误导后人，真是奇怪啊。

译难道不相信《尔雅》正是因为书籍难以通晓吗？如果不相信，那么《诗经》也就全都无法通晓了。只是用世代相传常用的字去诵读三代以前的书籍，读不通就说是书中有错误，这是糊涂。自从孔子删定《诗》《书》，弟子们代代相传，书中解释词义训诂，伏生必定有所依据，不值得怀疑。孔安国也是依据伏生罢了。

刘向用中古文校对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的经文，《酒诰》脱漏简册一册，《召诰》脱漏简册两册，通常每简二十五字的脱漏也是二十五字，每简二十二字脱漏的也是二十二字。这说明伏生所藏的书籍与孔壁中发现的书籍，其竹简字数是相应的。古文并非孔安国伪造，这是明显的。又各种书籍所引用的《尚书》，今文有的都相同，古文有的却有差异。大概伏生相传有所依据，孔壁之书出于壁中，孔安国处于古文时代，蝌蚪文早已不再通行，难免有错误。如果是伪造，直接拿古书所引用的内容窜入，必定没有错误。如果有所不知，那就应该完全不同，也不应当只有细微差异。其文章与今文也有难易的不同，恐怕孔安国当时只选取容易通晓的传下来，那些不可解释的大概就空缺了。所以只得到一半，如果是伪造，不妨全部写成一本，不会故意留有空缺。宋人虽然多疑，但也未敢直言其伪。近代则放言无忌了。如果佛家的话不妄，这些人应当堕入拔舌地狱。姜夔论书法，严羽论诗，看似高深实则粗疏。姜夔在书法上完全缺乏功夫。定武本《兰亭序》全是欧阳询的法度，姜夔都不理解。董其昌说：王羲之如龙，李邕如象，不如说：王羲之如凤，李邕如俊鹰。

宋儒大多不懂诗。朱熹是诗人。然而他的收获很浅。比兴是诗中第一重要的事。这两个字本出自《大序》。《大序》出自《毛诗》，齐、鲁、韩三家都没有这个序。朱熹既然不信序文，就不应当取这两个字。既然用了这两个字，又不应当不用《毛诗》的解释。《毛诗》只有“兴”字，本是意兴的兴，不是兴起的兴。又比兴是诗中的作用，诗人不以比兴分章。朱熹错误得很厉害。按照朱熹的说法，那么“兴”就是说了又说，重复令人厌烦。又这样解释“兴”字，也鄙陋而笨拙。宋人不通晓小学，如“关关雎鸠”，和也。“关关”二字只取其声音，不取其意义。朱熹说，雌雄相应，以“关”字立义，非常鄙陋。又查考俗传的《王昌龄诗话》，也是这种解释，这是伪书，出于朱熹之后。查考《宋史·经籍志》没有这本书，可知文字鄙陋，不是王昌龄所作。近代多伪书，初学者误信它，文字引用，被有识之士所嘲笑。如《天禄阁外史》《湘烟录》《于陵子》《晋之乘》《楚之梼杌》《子贡诗说》《石经大学》之类，日增月益，不可枚举。又有古书，宋人认为是伪的，却自可用，不必以宋儒的说法为疑。读书应当寻求古本，新本都不足以依据。又古书字多不同，不可以此证彼。

钝吟杂录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钝吟杂录卷五

常熟冯班撰

严氏纠谬

嘉靖末年，王世贞、李攀龙名声显盛，详察他们的诗法，全都本于严羽，至今没有人知道他们的错误，现在详细论述如下。

用禅来比喻诗，严羽自称亲切透彻，从我看来，只见到其模糊颠倒罢了，详细疏解如下。

严羽说：“禅宗流派，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必须从最上乘，具备正法眼，悟第一义。如果是小乘禅，声闻、辟支果，都不是正法。论诗如同论禅，汉魏与盛唐的诗，就是第一义。大历以后的诗，就是小乘禅，已经落入第二义了。晚唐的诗，就是声闻、辟支果。学汉魏盛唐的诗，属于临济宗；学大历以后的诗，属于曹洞宗。”

纠谬说：乘有大小，是对的。声闻、辟支，就是小乘。现在说大历以后，是小乘。晚唐是声闻、辟支，那么小乘之下，另有权乘，这是未曾听说过的，这是第一点。初祖达磨从西域来到震旦，传到五祖忍禅师门下，分为两支：南为能禅师，是六祖；下分五宗。北为秀禅师，他的徒众自立为六祖。七祖普寂以后就无人听闻了。严羽虽然说宗有南北，详察他的下文，都不指喻何事，却说临济、曹洞。按临济元禅师、曹山寂禅师、洞山价禅师三人都出自南宗，难道严羽误把二宗当作南北吗？这是未曾听说过的，这是第二点。临济、曹洞机用不同，都是最上乘。现在严羽说大历以后的诗是小乘禅，又说学大历以后的诗是曹洞下，那就是把曹洞当作小乘了。这是未曾听说过的，这是第三点。凡是比喻，是用彼来喻此。彼物先在胸中了然，然后此物才可以得到比喻。严羽论禅，不仅没有参学南北宗派、大小三乘，这些最容易知道的，尚且颠倒错误如此，引以为喻，自称亲切不已，难道不妄吗？至于说单刀直入、顿门、活句死句之类，剽窃禅语，都失去了宗旨，防可笑之极。

严羽说：“不落言筌，不涉理路。”按这两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