钝吟杂録卷五

译似是而非，迷惑人最为厉害。迷与悟相互觉察，便用假言作为捕鱼的竹笼；邪与正相互背离，于是遵循道理而找到正路。迷者既然觉悟，那么先前所说的话便回归于无言；邪者既然返回正道，那么先前所走的路未曾真正涉足。因此经教纷纭，实际上并没有一法可说。这在教内已经如此，如果教外别传，那就绝尘奔驰，确实不是凡俗浅见所能推测的。我不敢多言。至于诗，是言语。言语不足以表达，所以拉长声调吟咏；拉长声调吟咏仍不足以表达，所以歌唱咏叹。只是它的言语微妙，与平常言语不同罢了。怎么会有不落言语罗网的呢？诗，是讽刺之言，依据道理而抒发。怨恨诽谤而不混乱，喜好美色而不淫荡。所以说“思无邪”。只是它的道理空灵，有时在文字之外，与寻常文笔阐述道理的不同。怎么能不涉及理路呢？沧浪论诗，只是浮光掠影，好像有所见，其实脚跟未曾着地。所以说“盛唐之诗如空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种种比喻，远不如刘禹锡“云兴在象外”一语精妙绝伦。又孟子说：“解说诗的人，不因文字而损害词句，不因词句而损害本意，用自己的心意去推求作者的本意，这才算是正确。”更加确实而明显。唉，能够谈论这些的人太少了。沧浪只是从兴趣角度论诗，便知此人未曾得到向上的关键。

译沧浪一生学问中最得意的地方，是区分各种诗体。看他那篇论诗体的文章，对各家诗体的体制浑然不知。现在将其列在后面。

沧浪说：“从时代来论，则有建安体等等。”按：这一段，虽然没有大错，但昏乱糊涂，毫无创见，多有疏漏和累赘。

建安体，指汉末改号魏国时，曹植父子及邺中七子的诗。按：一个时代的文章，只需举出那些作为后人仰慕效仿宗师的大家就足够了，泛泛提及就是累赘。曹植、刘桢，是文章的圣人；王粲、应璩，多有著名的作品。王粲的《七哀》《从军》，应璩的《百一》，都是后人的师法对象。至于陈琳、阮瑀，擅长书信公文，并不以辞赋著称。曹植有“陈琳不擅长辞赋”的话，建安诗体似乎不包括这些人，不应当兼提七子。又，五言诗虽然始于汉武帝时代，兴盛于建安，所以古来论者只提建安风格。到了黄初年间，七子凋零去世，只剩下曹植兄弟，不必再多说，又有黄初体。

永明体，齐梁体。永明时代，王融、沈约、谢朓三位，在当时都有盛名，开始创立声病之说，认为前人不知道，一时文体骤然改变，文字都避开八病。在一页之内，音韵不同；两个韵脚之间，轻重全都不同。他们的文章两句一联，四句一绝，声韵相避，文字不可增减。从永明到唐初，都是齐梁体。到了沈佺期、宋之问，变为新体，声律更加严格，称为律诗。陈子昂学习阮籍作古诗，后代文人开始作古体诗。唐诗有古、律二体，才开始改变齐梁的格调。现在叙述永明体，只说齐代各位的诗，不说从齐到唐初，不说沈、谢，可知他心中昏乱糊涂。齐代如江淹的诗，不用声病。梁武帝不懂平上去入，他的诗仍是太康、元嘉的旧体。如果直说齐梁各位，那就混同了。齐代国运短促，王融、谢朓都死在当时，没有享尽天年。沈约、何逊、吴均、刘孝绰都是一时名人，都入梁朝，所以声病的格调通称齐梁。如果以诗体来说，那么直到唐初，都是齐梁体。白居易还有格诗，李商隐、温庭筠都有齐梁格调的诗，只是律诗已经兴盛，齐梁体于是衰微。后人不知道，或许以为是古诗。如果明辨诗体，应当说齐梁体，创始于沈、谢，南北相继，直到唐景云、龙纪年间，才开始变为律体。这样才清楚，这不是沧浪所知道的。

元和体。苏东坡说：“诗到杜甫一变。”按：大历时期，李、杜的诗格尚未流行，到元和、长庆才开始改变，这也是文字的一大关键。但当时以和韵长篇作为元和体。如果以时代来说，韩愈、孟郊、刘禹锡、柳宗元、韦应物、左司、李贺、卢仝，都是诗人中赫赫有名的人。说元稹、白居易等人也偏枯，大略是沧浪心中不明白，每说各位不指名何人为宗师，参学的功夫少。

以人来论，到等等。按：这一段，疏漏浅薄到了极点。标举星宿而遗漏日月，可知此人心中不通一窍，不识一字，只是东拉西扯而已。

建安以后，诗没有比阮籍《咏怀》更美的，陈子昂因此创立古体，为什么不提阮籍体？

潘岳、张载、左思、陆机，是文章的始祖。前面提到太康，体制似乎对了。以人来说，为什么缺少这四位？

文章的演变，潘、张、左、陆以后，清谈在当时盛行，诗人所作，都是老庄的赞颂，从颜延之、谢灵运、鲍照开始，改革这种体制。元嘉的诗，千古文章，在这里发生一大变化，请详细论述。汉人作赋，颇有描摹山水的文章，五言诗则没有。后代诗人言山水，始于谢灵运。陆机对偶已经繁多，用事之密，始于颜延之后，是代对偶的始祖。《诗经》三百篇言饮酒，虽然说“不醉无归”，但只是为了成礼合欢而已。那醉是不好的，则有沉湎的讽刺。诗人言饮酒，不以为讳，陶渊明开始的。《国风》好色而不淫【近代朱熹才开始以郑卫为男女相悦的词，古人不是这样】《楚辞》美人以喻君子。五言兴起，意义同于诗骚，虽然男女欢娱、幽怨之作，没有极尽淫放，《玉台新咏》所载可见。至于谢朓、鲍照，文体倾侧，宫体滔滔，作俑于此。永明、天监之际，鲍体独行，颜延之、谢灵运微矣。现在谢灵运之后，不提颜延之，那么梁人【缺】之，又不提沈、谢，那么齐梁声病的体制就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了。不提鲍明远，那么宫体红紫的文章就不知道效法谁了。虽然提到徐陵、庾信，是忘祖了。当时诗人明显自成一体的人，有吴均，是边塞文章的始祖。又如柳恽、刘孝绰、何逊，都是唐人所效法的。为什么都不提杜甫？颇学阴、何，又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那么阴铿的体制不可缺。齐梁以来，南北文章颇为不同，北多骨气而文采不及南。邺下才人，卢思道、薛道衡都有盛誉。自隋炀帝有非倾侧的议论，徐、庾的文章在当时稍变，

译文章大多端正典雅。薛道衡的气度品格清峻超拔，他与杨处道互相唱和的作品，李商隐极力称道。唐初的文章兼学南朝和北朝的风格，从人物来说，薛道衡也是不可缺少的。

译宋人很推崇学习唐人。沧浪先生论述唐人，大致整齐。这是因为他们有所承袭的缘故。然而，在沈佺期、宋之问之前，不提李峤、苏味道；在王维之后，不提钱起、刘长卿；在李商隐之后，不提温庭筠；在元稹、白居易之下，不提刘禹锡。这些都是缺失之处。

又有所谓“选体”之类的说法，这一段叙述议论驳杂错乱，不能完全纠正。

说到《玉台体》，沧浪注解说：“《玉台》是徐陵所编集，汉、魏、六朝的诗都有收录。有人只把纤巧艳丽的称为《玉台体》，其实不是这样。”查考梁简文帝在东宫时，命令徐陵编撰《玉台集》，其序言说：“编录艳歌，共为十卷。”那么专门选取艳丽的诗歌是很明显的。而且其内容只到梁朝为止，现在说六朝都有，这是错误的。看这一点，那么对于这本书，大概是未曾阅读过。

说到西昆体，注解说：“就是李商隐的体派，然而兼及温庭筠以及杨亿、刘筠等人而命名。”查考《西昆酬唱集》是杨亿、刘筠、钱惟演三人唱和的作品，唱和的人有数位，他们的体法效法温庭筠、李商隐，当时仰慕效仿，号称西昆体。不在这一集中的还很多。直到欧阳修才开始变革，江西诗派之后就断绝了。到了元代人，写绮丽的文章，也都依附于西昆体。李商隐在唐代，与温庭筠、段成式号称三十六体，三人都排行第十六。当时没有西昆的名称。查考这一点，那么沧浪先生未曾见过《西昆集》的序言。

说到有一句的歌，注解说：“《汉书》枹鼓不鸣，董少年。又《汉》童谣：千乘万骑上北邙。”查考《汉书》中董少平不写作少年，鸣、平是韵脚，这是两句的歌。又说：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邙，这是三句，不是一句，沧浪先生读的是误本的《汉书》，又健忘，所说的童谣遗漏了两句，可笑。

说到有《琴操》注，说古代有《水仙操》，辛德源作《别鹤操》，高陵牧子作。查考《琴操》难道只有两篇吗？《水仙操》也不始于辛德源。看这一点，那么沧浪先生不知道《琴操》。《琴操》现在这本书虽然亡佚，然而《乐府诗集》所载可见。

说到有八病。注解说：作诗正不必拘泥于此。坏的法度不足以依据。查考八病出自沈约，古人也有非议它的。然而齐梁体正以声病为体，律诗则更加严格了。沧浪既然说有近体有律诗，又说不必拘泥，不知道律诗的“律”字如何解释？大概声病之学到宋代就错乱了，所以阮逸注《文中子》说：“八病未详也。”如今《金针诗格》以及周密所说的，都以主观臆测，是错误的。已经考证，这里不详细列举。现在的人则只把对偶当作律了。

说到有古诗全不押韵的，古《采莲曲》就是。查考，说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田、莲是韵脚，间字古韵相通，怎么说完全没有韵呢？

说到有后章字接前章的，注解说：“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查考《诗经》已有这种体式。

说到有绝句折腰的，有八句折腰的。查考律诗有粘对，不知道起源于何处，《河岳英灵集》序说：“虽不粘缀是也。”又韩偓有联缀体，沈括《梦溪笔谈》有偏格、正格的论述，是这种说法。现在说折腰而不说什么是折腰，也是遗漏简略了。折腰者，如绝句平仄平仄，或仄平仄平，不用粘对的就是。

诗法

说到用典不必拘泥来历。查考这话完全不可理解，哪有使用典故而没有来历的？

说到参活句，勿参死句。查考禅家的话，死句、活句与诗法完全不相关。禅家当机立断，有时提倡，有时破除，有时如击石火，闪电光，有时拖泥带水，若刻舟求剑，死在句下，不得转身之路，便是死句。诗人所说的死活句完全不同，不可相提并论。诗有活句，这是秀丽的词句，直接叙述事理，或者有词句无意境，是死句，隐逸者兴味在形象之外，言尽而意不尽。秀丽的词句是章中逼出的词句，意象生动。禅需要参悟，若高台多悲风，出入君怀袖，防备它又有什么益处。凡是沧浪引用禅家的话多如此，此人不懂参禅。

说到诗的是非不必争，试着把自己的诗放在古人集中，懂行的人看了不能分辨，那么就是真正的古人了。沧浪的议论，只有这一节最误导人。沧浪说：“对于古今体制若能辨别黑白”，又说：“作诗正须辨别尽各家体制。”沧浪说古人不同，不止一处，由此推论，古之诗人既然以不同可辨为诗，今人作诗却想要做到不可分辨，这是自相矛盾的说法。

说到《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台作》两首，自“越鸟巢南枝”以下别为一首，应当以《文选》为正。查考《玉台集》北宋本正作一首，永嘉陈玉甫本错误罢了。

说到《仙人骑白鹿》之篇，我怀疑《苕苕山上亭》以下，其意义不同，当又是另一首，郭茂倩不能辨别。查考这本是两首诗，乐工合并了它们。乐府或者一篇诗只截取半首，或者合并两篇为一，或者一篇之中增减其

译字句方面，大概是因为当时的歌谣是即兴之作，乐工选取这些歌谣作为曲调，增加或删减以协合音律，所以陈王、陆机的诗当时被称为不合音律，这是因为没有交给乐工谱曲，这些情况都记载在各史书的乐志中。沧浪完全不明白，竟然说郭茂倩不能辨别吗？

译有人说，楚辞中只有屈原、宋玉等人的篇章值得阅读，此外只有贾谊的《怀长沙》、淮南王的《招隐操》。又说《九章》不如《九歌》，《九歌》中的《哀郢》尤其精妙。按：《九章》中有《怀沙》，贾太傅并没有《怀沙》。《招隐士》也不是《操》。《哀郢》属于《九章》。《九歌》是祭祀神灵的辞赋。哪里会有《哀郢》呢？沧浪先生说必须熟读楚辞。现在看这番言论，对楚辞实在不熟悉。恐怕也是未曾看过。他听说贾生担任长沙王太傅，自伤而死，就以为有《怀长沙》。不知道《怀沙》并非《怀长沙》。他知道屈原在怀王、襄王时不得志而死，以为《哀郢》必定精妙。不知道《九歌》中没有《哀郢》。望风捕影，胡乱议论，世人被他们所欺骗，为什么呢？

《钝吟杂录》卷五

<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钝吟杂录》>

钦定四库全书

《钝吟杂录》卷六

常熟冯班撰

日记

《史记》《汉书》在当时都是分开的书，多用假借字，与汉碑上的字完全相同，不可更改。如今刻板大多失当，宋版书中有梁代的字，也与今人不同，后人喜欢改动古书，只是学识浅薄。

王右军的正书多用古字，如《东方朔画赞》序中的“字”写作□，《乐毅论》中“杀”字写作〇字，《黄庭经》中的“耶”字，《遗教经》中的〇字，如今都不再通行。晋代的书体就是这样，六朝和唐代的碑刻留存下来的，大多与今人的书法不同，今人所用的只是宋元时期的字体。《曹娥碑》尚且古朴，陕西传摹的版本却把它去掉了。

古人写小正书，与碑板、诰命上的字不同。今人用碑板上的大字来写小字，不得体。祝希哲常常对此痛心疾首地批评。

有人说王右军的行书《圣教序》是集成的作品，如果平常写字，必须大小相间，这个说法也有道理。然而王右军的《官奴帖》小字，也没有大小相间的。唐宋人的碑刻上行书，也自然匀整。

《荐季直表》，不必是真迹，恐怕也是唐人临摹本。笔势使转纵横，仔细看几乎不像正书。徐季海似乎学习这种风格。

背私为公，自环为私，止戈为武，防意，是字。古人的说法不可更改，有人说“武”字从“亡”声，尤其不通。

印章上的字有时可以用〇书，不纯用小篆。世人多认为是讹字。

李阳冰的篆书不依据《说文解字》。

周伯琦、郑渔仲、赵防谦三人，都不懂篆书。郑氏尤其荒谬。

唐代《说文》与现今宋代《说文》不同。

汉代分书不纯方，唐代分书不纯扁。王司寇错误地议论，只看《孝经》和《劝进碑》罢了。

蝌蚪大篆，如今绝迹了。古代钟鼎上的字，杂用不得。梁千秋刻印章，名重一时，用字混乱，古篆杂用不得。〇书，今人不知道。秦人的〇书，今人不知道的也以为是篆书。

邯郸淳的书法，唐代人已没有，如今却有二枚印章，同钮小篆工绝，非汉人不能作也。

八分书只有汉碑可学，更没有古人真迹。近日学八分书的人却说碑刻不足据，不知道学什么。

我教童子写字，每日只学十字，防备笔画体势，须使毫发毕肖，百日以后，便解自作书矣。

虞世南《庿堂碑》全是王法，最可师。

汉代八分书多剥蚀，唐代人多完好。今之昧于八分书者，多学碑上字作剥蚀状，可笑也。

顾云：“美云，唐人八分书极学汉人，此论最佳，可破惑者。贫人不能学书，家无古迹也。然真迹只须数行，便可悟用笔间架规模，只看石刻亦可。”

学草书须逐字写过，令使转虚实，一一尽理。至兴到之时，笔势自生，大小相参，上下左右起止映带，虽狂如旭、素，咸臻神妙矣。古人醉时作狂草，细看无一失笔，平日工夫细也，此是要诀。

颜书胜柳书，柳书法却甚备便，初学。

姜白石论书，略有梗概耳。其所得绝粗，赵松雪重之，为不可解。如锥画沙，如印印泥，如古〇脚，如拆壁痕。古人用笔妙处，白石皆言不必然。又云侧笔出锋，此大谬。出锋者，末锐不收，褚云“透过纸背”者也。侧则露锋在一面矣。

古人作横划，如千里阵云，黄山谷笔从画中起，回笔至左，顿腕实画至右，住处却又趯转，正如阵云之遇风，往而却回也。运腕太疾，起处有顿笔之迹，今人于起处作防，殊失势也。

张长史云：“小字展令大，尽笔势为之也；大字蹙令小，遏锋藏势，使间架有余也。”今广平府有颜鲁公仪门字，门字小，仪字大，却相称，殊不见有异奇迹也。

东坡谈书，皆笃论。过于黄米，米老喜作快口语，不知执之，多为所误。山谷止自言其所得耳。

左去吻，右去肩。欧阳兰台不用此法。

画有南北，书亦有南北。

晋人书尽理，唐人尽法，宋人多用新意，自以为过唐人，实不及也。

娄子柔先生云：“米元章好割截古迹，有书贾俗气，名言也。”

坡书有病笔，唐人无此。

作书忌俗字，人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