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关朗篇
卷十 关朗篇
或问关朗。子曰：“魏之贤人也。孝文没而宣武立。穆公死，关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
子曰：“中国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请闻其说。”子曰：“《小雅》尽废，四夷交侵，斯中国失道也，非其说乎？”徵退谓薛收曰：“时可知矣。”
薛收问曰：“今之民胡无诗？”子曰：“诗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无诗，职诗者之罪也。”
姚义困于窭。房玄龄曰：“伤哉，窭也！盍请乎？”姚义曰：“古之人为人请，犹以为舍让也，况为己乎？吾不愿。”子闻之曰：“确哉，义也！实行古之道矣，有以发我也：难进易退。”
子曰：“虽迩言必有可察，求本则远。”
王珪从子求《续经》。子曰：“叔父，通何德以之哉？”珪曰：“勿辞也。当仁不让于师，况无师乎？吾闻关朗之筮矣：积乱之后，当生大贤。世习《礼》《乐》，莫若吾族。天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谁欤？”
魏徵问：“议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将措焉。如失其道，议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悬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繁。故议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如有用我，必也无讼乎？”
文中子曰：“平陈之后，龙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
子曰：“吾于《续书》《元经》也，其知天命而著乎？伤礼乐则述章、志，正历数则断南北，感帝制而首太熙，尊中国而正皇始。”
文中子曰：“动失之繁，静失之寡。”
子曰：“罪莫大于好进，祸莫大于多言，痛莫大于不闻过，辱莫大于不知耻。”
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议封，知治而受职，古之道也。”
薛收问政于仲长子光。子光曰：“举一纲，众目张；弛一机，万事堕。不知其政也。”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矣。”
文中子曰：“不知道，无以为人臣，况君乎？”
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受，终苟道也。虽舜、禹不能理矣。”
子曰：“政猛，宁若恩；法速，宁若缓；狱繁，宁若简；臣主之际，其猜也宁信。执其中者，惟圣人乎？”
子曰：“委任不一，乱之媒也；监察不止，奸之府也。”裴晞闻之曰：“左右相疑，非乱乎？上下相伺，非奸乎？古谓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
杜淹问隐。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见也，时命大谬则隐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谓之退藏于密。”杜淹曰：“《易》之兴也，天下其可疑乎，故圣人得以隐？”子曰：“显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淹曰：“敢问藏之之说。”子曰：“泯其迹，掞其心，可以神会，难以事求，斯其说也。”又问道之旨。子曰：“非礼勿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淹曰：“此仁者之目也。”子曰：“道在其中矣。”淹退谓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后。信颜氏知之矣。”
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职，九服不序，皇坟帝典不得而识矣。不以三代之法统天下，终危邦也。如不得已，其两汉之制乎？不以两汉之制辅天下者，诚乱也已。”
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广大悉备，历千载而不用，悲夫！”仇璋进曰：“然夫子今何勤勤于述也？”子曰：“先师之职也，不敢废。焉知后之不能用也？是藨是蒨，则有丰年。”
子谓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无主矣。开皇九载，人始一。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此吾所以建议于仁寿也。陛下真帝也，无踵伪乱，必绍周、汉。以土袭火，色尚黄，数用五，除四代之法，以乘天命。千载一时，不可失也。高祖伟之而不能用，所以然者，吾庶几乎周公之事矣。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
魏永为龙门令，下车而广公舍。子闻之曰：“非所先也。劳人逸己，胡宁是营？”永遽止以谢子。
子曰：“不勤不俭，无以为人上也。”
门人窦威、贾琼、姚义受《礼》，温彦博、杜如晦、陈叔达受《乐》，杜淹、房乔、魏徵受《书》，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诗》，叔恬受《元经》，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备闻《六经》之义。凝常闻：不专经者，不敢以受也。经别有说，故著之。
译卷十 关朗篇
有人问起关朗。文中子说：“他是魏朝的贤人。孝文帝去世，宣武帝即位。穆公死后，关朗便退隐了。魏朝之所以不能振兴，是有原因的啊！”
文中子说：“中原失去了正道，四方蛮夷都知道了。”魏徵说：“请让我听听您的解说。”文中子说：“《小雅》完全被废弃，四方蛮夷交错侵扰，这就是中原失去正道，难道不是这个道理吗？”魏徵退下后对薛收说：“时局可以看清了。”
薛收问：“现在的百姓为什么没有诗歌？”文中子说：“诗歌是百姓情感性情的表达。情感性情会消亡吗？不是百姓没有诗歌，而是掌管诗歌的人的罪过。”
姚义因贫困而处境艰难。房玄龄说：“真可怜啊，这么贫困！何不请求帮助呢？”姚义说：“古人替别人请求帮助，尚且认为是舍弃谦让，何况是为自己呢？我不愿意。”文中子听说后说：“坚定啊，姚义！真正实行了古人的道，有启发我的地方：难于进用，易于退隐。”
文中子说：“即使是浅近的话也一定有值得考察的地方，探求根本就会深远。”
王珪跟随文中子请求《续经》。文中子说：“叔父，您凭借什么德行来接受它呢？”王珪说：“不要推辞。面对仁义之事，对老师都不谦让，何况没有老师呢？我听说关朗占卜说：积乱之后，应当产生大贤。世代习熟《礼》《乐》，没有比得上我们家族的。上天没有让道统灭亡，振兴这文化的人，不是您又是谁呢？”
魏徵问：“根据具体情况来制定措施，怎么样？”文中子说：“如果端正了根本，刑罚将会搁置不用。如果失去了正道，议论有什么益处？所以太平盛世，法律悬挂却无人触犯，其次则是触犯但不频繁。所以根据具体情况来制定措施，唉！那是中等时代的治国之道。如果让我执政，一定没有诉讼吧？”
文中子说：“平定陈朝之后，龙德过于亢奋，却最终不悔改。可悲啊！”
文中子说：“我对于《续书》《元经》，大概是因为知道天命而著述吧？哀伤礼乐崩坏就记述章、志，校正历数就断代南北，感于帝制而首推太熙，尊崇中原而正定皇始。”
文中子说：“行动失之于繁杂，静止失之于寡少。”
文中子说：“罪过没有比喜好进取更大的，祸患没有比多言更大的，痛苦没有比听不进过错更大的，耻辱没有比不知羞耻更大的。”
文中子说：“天子的儿子，符合加冠之礼就商议封爵，懂得治理就接受官职，这是古人的道。”
薛收向仲长子光问政。子光说：“提起一个纲，众多目就张开；放松一个机括，万事就败坏。不知道他的政事啊。”薛收告诉文中子。文中子说：“子光得道了。”
文中子说：“不懂道，不能做人臣，何况是君主呢？”
文中子说：“百姓不按里居住，土地不按井田制分配，终究是苟且之道。即使是舜、禹也不能治理。”
文中子说：“政令严厉，不如恩惠；法律迅速，不如宽缓；狱讼繁多，不如简省；君臣之间，猜忌不如信任。掌握中道的，只有圣人吧？”
文中子说：“委任不专一，是动乱的媒介；监察不止息，是奸邪的渊薮。”裴晞听说后说：“左右互相猜疑，不是动乱吗？上下互相监视，不是奸邪吗？古人称之为蛇豕之政。唉！这是灭亡秦朝的罪过。”
杜淹问隐逸之道。文中子说：“不是隐藏身体而不出现，时运命运大大谬误就隐藏德行。只有有道的人能做到。所以称为退藏于密。”杜淹说：“《易经》兴起的时候，天下大概可疑吧，所以圣人得以隐逸？”文中子说：“显扬仁德，隐藏作用，是中古时代的事情。”杜淹说：“请问隐藏的说法。”文中子说：“泯灭其踪迹，舒展其内心，可以神会，难以用事求，这就是它的说法。”又问道的宗旨。文中子说：“非礼勿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杜淹说：“这是仁者的条目。”文中子说：“道就在其中了。”杜淹退下后对房如晦说：“看它在前，忽然在后。确实颜氏知道了。”
文中子说：“四民不分开，五等不建立，六官不尽职，九服不有序，皇坟帝典就无法认识了。不用三代的法统治理天下，终究是危邦。如果不得已，大概是两汉的制度吧？不用两汉的制度辅助天下，确实是乱政了。”
文中子说：“孔子的记述，广大完备，经历千年而不被采用，可悲啊！”仇璋进言说：“然而夫子现在为什么勤于记述呢？”文中子说：“这是先师的职责，不敢废弃。怎么知道后世不能使用呢？除草施肥，就有丰年。”
文中子对薛收说：“元魏以来，天下无主。开皇九年，百姓才开始统一。先人有话说：敬重其事的人重视其开始，谨慎其位的人端正其名。这是我建议在仁寿年间的原因。陛下是真帝，不沿袭伪乱，必定继承周、汉。以土德承火德，崇尚黄色，使用五数，废除四代的法度，以顺应天命。千载一时，不可失去。高祖认为伟大但不能采用，之所以这样，我差不多接近周公的事业了。所以《十二策》什么最先？必定是先正始。”
魏永做龙门令，刚上任就扩建公舍。文中子听说后说：“这不是首要的。劳苦百姓安逸自己，为什么经营这个？”魏永急忙停止并向文中子谢罪。
文中子说：“不勤劳不节俭，不能做人上之人。”
门人窦威、贾琼、姚义学习《礼》，温彦博、杜如晦、陈叔达学习《乐》，杜淹、房乔、魏徵学习《书》，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学习《诗》，叔恬学习《元经》，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全面听闻《六经》的意义。凝常听闻：不专攻一经的人，不敢接受。经别有说法，所以著述它。
太原府君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不可便文中之后不达于兹也。召三子而教之《略例》焉。”
太原府君曰凝，当居，栗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见，闺门之内若朝廷焉。昔文中子曰：“贤者，凝也，权则未，而可与立矣。”府君再拜曰：“谨受教。”非礼不动终身焉。贞观中，起家监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无君之心。及退，则乡党以穆。御家以四教：勤、俭、恭、恕；正家以四礼：冠、婚、丧、祭。三年之畜备，则散之亲族。圣人之书及公服礼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坚朴，曰“无苟费也”；门巷果木必方列，曰“无苟乱也”。事寡嫂以恭顺著，与人不瑽曲，不受遗。非其力，非其禄，未尝衣食。飨食之礼无加物焉，曰“及礼可矣”；居家不肉食，曰“无求饱”；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无为费天下也”。乡人有诬其税者，一岁再输，临官计日受俸。年逾七十，手不辍经。亲朋有非义者，必正之，曰：“面誉背毁，吾不忍也。”群居纵言，未尝及人之短。常有不可犯之色，故小人远焉。
杜淹曰：“《续经》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也。先王之道，布在此矣。天下有道，圣人推而行之；天下无道，圣人述而藏之。所谓流之斯为川焉，塞之斯为渊焉。升则云，施则雨，潜则润，何往不利也。”
太原府君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经》益明。对问之作，四生之力也。董、仇早殁，而程、薛继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呜呼！以俟来哲。”
附录
叙篇
文中子之教，继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为首。古先圣王，俯仰二仪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盖神乎《易》中，故次之以《问易篇》。《易》者，教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礼乐，故次之以《礼乐篇》。礼乐弥文著明则史，故次之以《述史篇》。兴文立制，燮理为大，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阴阳既燮，则理性达矣。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说者，非《易》安能至乎？关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关朗篇》终焉。
文中子世家（杜淹撰）
文中子，王氏，讳通，字仲淹。
其先汉征君霸，洁身不仕。十八代祖殷，云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训乡里，为子孙资。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义统》，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愍、怀之难，遂东迁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学显。秀生二子，长曰玄谟，次曰玄则；玄谟以将略升，玄则以儒术进。
玄则字彦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历太仆、国子博士，常叹曰：“先君所贵者礼乐，不学者军旅，兄何为哉？”遂究道德，考经籍，谓功业不可以小成也，故卒为洪儒；卿相不可以苟处也，故终为博士，曰先师之职也，不可坠，故江左号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业。于是大称儒门，世济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焕，焕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为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晋阳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彦，曰同州府君。彦生济州刺史，一曰安康献公。安康献公生铜川府君，讳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传先生之业，教授门人千余。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时国家新有揖让之事，方以恭俭定天下。帝从容谓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聪明神武，得之于天，发号施令，不尽稽古，虽负尧、舜之姿，终以不学为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陆贾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诏著《兴衰要论》七篇。每奏，帝称善，然未甚达也。府君出为昌乐令，迁猗氏、铜川，所治著称，秩满退归，遂不仕。
开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铜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师》，献兆于安康献公，献公曰：“素王之卦也、何为而来？地二化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众正，可以王矣。虽有君德，非其时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
译太原府君说：“文中子的教化，不可不宣扬。时光流逝，不能使文中子之后的学者不达到这种境界。于是召来三个儿子，教他们《略例》。”
太原府君名叫凝，字当居，性格严肃庄重，子弟如果不是穿着正式的礼服就不见他，家内如同朝廷一样严肃。从前文中子说：“贤德的人，是凝啊，权变方面虽然还不够，但已经可以有所建树了。”府君拜了两拜说：“恭敬地接受教诲。”终身不依礼法行动。贞观年间，被起用为监察御史，弹劾侯君集有背叛君主之心。等到退隐后，乡里和睦。治理家庭以四教：勤奋、节俭、恭敬、宽恕；端正家庭以四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积蓄了三年的粮食，就分发给亲族。圣人的书籍以及公服礼器不借给别人。墙壁房屋和器物必定坚固朴素，说“不要浪费”；门巷和果树必定排列整齐，说“不要混乱”。侍奉寡嫂以恭敬顺从著称，与人交往不弯曲逢迎，不接受馈赠。不是自己劳动所得，不是自己俸禄所得，未曾衣食。饮食之礼不加其他食物，说“符合礼制就可以了”；居家不吃肉食，说“不追求饱足”；一条布被二十年不更换，说“不要耗费天下资源”。乡人诬告他逃税，一年缴纳两次税，面对官员按日领取俸禄。年纪超过七十岁，手不放下经书。亲朋好友中有不义的人，必定纠正，说：“当面赞美背后诋毁，我不忍心。”众人在一起随意交谈，从未提及别人的短处。常有不可侵犯的神色，所以小人远离。
杜淹说：“《续经》会流传吗？”太原府君说：“王公大人最急切需要。先王之道，就在此处。天下有道，圣人推行它；天下无道，圣人记述并收藏它。所谓流动就成为河流，堵塞就成为深渊。上升就成为云，施行就成为雨，潜藏就滋润万物，哪里不利呢？”
太原府君说：“夫子得到程、仇、董、薛，《六经》更加明白。《对问》的著作，是四位弟子的力量。董、仇早逝，程、薛随后去世。文中子的教化，尚未完成。唉！等待后来的智者。”
附录
叙篇
文中子的教化，继承素王之道，所以以《王道篇》为首。古代圣王，观察天地必定符合其德，所以接着是《天地篇》。天尊地卑，君臣确立，所以接着是《事君篇》。侍奉君主效法天，没有比周公更好的，所以接着是《周公篇》。周公之道，深奥于《易》中，所以接着是《问易篇》。《易》是教化的本源。教化没有比礼乐更大的，所以接着是《礼乐篇》。礼乐更加文饰明显则史，所以接着是《述史篇》。振兴文化建立制度，调和治理最为重要，只有魏相具备，所以接着是《魏相篇》。阴阳调和，则理性通达。穷尽道理尽性以至于命，所以接着是《立命篇》。通晓性命之说的人，不是《易》怎么能达到呢？关氏，是《易》的深奥者，所以以《关朗篇》结束。
文中子世家（杜淹撰）
文中子，姓王，名通，字仲淹。
他的祖先汉征君霸，洁身自好不仕。十八代祖殷，云中太守，家在祁，以《春秋》《周易》训导乡里，为子孙提供资源。十四代祖述，能够发扬前代功业，著《春秋义统》，公府征召不去。九代祖寓，遭遇愍、怀之难，于是东迁。寓生罕，罕生秀，都以文学显赫。秀生二子，长子叫玄谟，次子叫玄则；玄谟以将略升迁，玄则以儒术进身。
玄则字彦法，是文中子六代祖，仕宋，历任太仆、国子博士，常感叹说：“先君所重视的是礼乐，不学习的是军旅，兄长做什么呢？”于是研究道德，考证经籍，认为功业不可以小成，所以最终成为大儒；卿相不可以苟且担任，所以最终成为博士，说先师的职责，不可废弃，所以江左称王先生，接受其道的人称王先生业。于是大称儒门，世代继承美德。先生生江州府君焕，焕生虬。虬开始北事魏，太和中为并州刺史，家在河汾，称晋阳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彦，称同州府君。彦生济州刺史，又称安康献公。安康献公生铜川府君，名隆，字伯高，是文中子的父亲，传先生之业，教授门人千余人。隋开皇初，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当时国家新有揖让之事，正以恭俭定天下。皇帝从容问府君：“朕是什么样的君主？”府君说：“陛下聪明神武，得之于天，发号施令，不尽符合古制，虽然具备尧、舜的资质，最终以不学为累。”皇帝沉默说：“先生是朕的陆贾，用什么教导朕？”府君承诏著《兴衰要论》七篇。每次上奏，皇帝称善，但尚未完全理解。府君出任昌乐令，迁猗氏、铜川，所治理的地方著称，任期结束退归，于是不再仕宦。
开皇四年，文中子出生。铜川府君占卜，遇到《坤》之《师》，献兆于安康献公，献公说：“素王的卦象，为何而来？地二化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众正，可以王矣。虽然有君德，不是时候吗？这孩子必定能通天下之志。”于是命名为通。
开皇九年，江东平。铜川府君叹曰：“王道无叙，天下何为而一乎？”文中子侍侧十岁矣，有忧色曰：“通闻，古之为邦，有长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数百年，四海常一统也。后之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晋以下数百年，九州无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叹，盖忧皇纲不振，生人劳于聚敛而天下将乱乎？”铜川府君异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经》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
十八年，铜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问夫子之志何谓也？”铜川府君曰：“尔来！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资友而成者也。在三之义，师居一焉，道丧已来，斯废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后集。”文中子于是有四方之志。盖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琠，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
仁寿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济苍生之心，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帝坐太极殿召见，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恢恢乎运天下于指掌矣。帝大悦曰：“得生几晚矣，天以生赐朕也。”下其议于公卿，公卿不悦。时将有萧墙之衅，文中子知谋之不用也，作《东征之歌》而归，曰：“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礼布衣。遂怀古人之心乎，将兴太平之基。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皇之不断兮，劳身西飞。”帝闻而再征之，不至。四年，帝崩。
大业元年，一征又不至，辞以疾。谓所亲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乱，盖东迁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际，有大功于生人，天子锡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坟陇于兹四代矣。兹土也，其人忧深思远，乃有陶唐氏之遗风，先君之所怀也。有敝庐在茅檐，土阶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门人自远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巨鹿魏徵，太原温大雅，颍川陈叔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千余人。隋季，文中子之教兴于河汾，雍雍如也。
大业十年，尚书召署蜀郡司户，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国子博士徵，并不至。
十三年，江都难作。子有疾，召薛收，谓曰：“吾梦颜回称孔子之命曰：归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龄？吾不起矣。”寝疾七日而终。
译开皇九年，江东平定。铜川府君感叹道：“王道没有秩序，天下为何能统一呢？”文中子在一旁侍奉已经十年了，面带忧色说：“我听说，古代治理国家，有长远的策略，所以夏、商以后数百年，四海常常统一。后来治理国家，实行苟且的政策，所以魏、晋以后数百年，九州没有固定的主人。在上位的人失去了正道，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政权交替，有什么恒常不变的呢？先生的感叹，大概是担忧皇家的纲纪不振，百姓疲于赋税征收而天下将要动乱吧？”铜川府君对此感到惊异，说：“是这样吗？”于是把《元经》的事情告诉了他，文中子再次拜谢接受。
开皇十八年，铜川府君闲居在家，吟唱《伐木》这首诗，并召见文中子。文中子神色严肃地再次拜谢说：“请问先生的志向是什么意思？”铜川府君说：“你过来！从天子到平民，没有不依靠朋友而成就事业的。‘三达道’（君臣、父子、夫妇）中，师道占其中之一，自道德衰微以来，这已经废弃很久了，然而有什么恒常不变的呢？年轻人要努力啊，飞翔之后才能聚集。”文中子于是有了游历四方的志向。他在东海李育那里学习《尚书》，在会稽夏琠那里学习《诗经》，在河东关子明那里询问《礼记》，在北平霍汲那里校正《乐经》，在族父仲华那里考究《易经》，六年没有脱衣睡觉，他的专心致志就是如此。
仁寿三年，文中子行冠礼成年，慷慨地怀有拯救百姓的心，向西游历到长安，拜见隋文帝。皇帝坐在太极殿召见他，于是呈上《太平策》十二条，策论尊崇王道，推崇霸略，考察当今验证古代，从容不迫地驾驭天下于指掌之间。皇帝非常高兴地说：“得到你太晚了，上天把你赐给我啊。”把这份策论下发给公卿们讨论，公卿们不高兴。当时朝廷内部将有祸乱，文中子知道自己的谋略不被采用，便作《东征之歌》返回，说：“我思念国家啊，远游京城。忽然遇到帝王啊，对布衣施礼。于是怀着古人的心啊，将要兴起太平的基业。时势不同事情变化啊，志向违背愿望。唉！大道不能实行啊，垂下翅膀向东归去。皇帝不能决断啊，徒劳身体向西飞。”皇帝听说后再次征召他，他没有去。仁寿四年，皇帝去世。
大业元年，再次征召也没有去，以生病为由推辞。他对亲近的人说：“我是周朝人，家在祁县。永嘉之乱时，大概向东迁徙了，高祖穆公开始侍奉魏朝。魏、周交替之际，对百姓有大功，天子赐给他土地，开始住在河汾之间，所以在这里有四代人的坟墓了。这块土地，人们忧虑深远，还有陶唐氏的遗风，是先君所怀念的。有破旧的房屋在茅檐下，土台阶简陋得很。大道不能实行，能把它安放在哪里呢？退隐并坚守我的道罢了。”于是续写《诗经》《尚书》，校正《礼记》《乐经》，修撰《元经》，赞颂《易经》之道，九年之后六经大体完成。学生从远方而来。河南董常，泰山姚义，京兆杜淹
门弟子数百人会议曰：“吾师其至人乎？自仲尼已来，未之有也。《礼》：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谥，所以易名。夫子生当天下乱，莫予宗之，故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圣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毕矣。仲尼既没，文不在兹乎？《易》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请谥曰文中子。”丝麻设位，哀以送之。礼毕，悉以文中子之书还于王氏。《礼论》二十五篇，列为十卷。《乐论》二十篇，列为十卷。《续书》一百五十篇，列为二十五卷。《续诗》三百六十篇，列为十卷。《元经》五十篇，列为十五卷。《赞易》七十篇，列为十卷。并未及行。遭时丧乱，先夫人藏其书于箧笥，东西南北，未尝离身。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书授于其弟凝。
文中子二子，长曰福郊，少曰福畤。
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
大唐龙飞，宇内乐业，文中子之教未行于时，后进君子鲜克知之。
贞观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君问候焉，留宿宴语，中夜而叹。太原府君曰：“何叹也？”魏公曰：“大业之际，徵也尝与诸贤侍文中子，谓徵及房、杜等曰：‘先辈虽聪明特达，然非董、薛、程、仇之比，虽逢明王必愧礼乐。’徵于时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久临事，当自知之。’及贞观之始，诸贤皆亡，而徵也、房、李、温、杜获攀龙鳞，朝廷大议未尝不参预焉。上临轩谓群臣曰：‘朕自处蕃邸，及当宸极，卿等每进谏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若行之，则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诚虚薄，然独断亦审矣。虽德非徇齐，明谢濬哲，至于闻义则服，庶几乎古人矣。诸公若有长久之策，一一陈之，无有所隐。’房、杜等奉诏舞蹈，赞扬帝德。上曰：‘止。’引群公内宴。酒方行，上曰：‘设法施化，贵在经久。秦、汉已下，不足袭也。三代损益，何者为当？卿等悉心以对，不患不行。’是时群公无敢对者，徵在下坐，为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对曰：‘夏、殷之礼既不可详，忠敬之化，空闻其说。孔子曰：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礼》，公旦所裁，《诗》《书》，仲尼所述，虽纲纪颓缺，而节制具焉。荀、孟陈之于前，董、贾伸之于后，遗谈余义，可举而行。若陛下重张皇坟，更造帝典，则非驽劣所能议及也。若择前代宪章，发明王道，则臣请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悦。翌日，又召房、杜及徵俱入，上曰：‘朕昨夜读《周礼》，真圣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人(民)极。”诚哉深乎！’良久谓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
译，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巨鹿魏徵，太原温大雅，颍川陈叔达等人，都称他为老师向北拜师，接受辅佐王者的道理。像这样往来受业的，数不胜数，大概有一千多人。隋朝末年，文中子的教化在河汾兴起，和乐的样子。
大业十年，尚书召他担任蜀郡司户，他没有就任。大业十一年以著作郎、国子博士征召，都没有去。
大业十三年，江都发生祸乱。文中子生病，召来薛收，对他说：“我梦见颜回称孔子的命令说：回去休息吧？大概是夫子召我。何必延长寿命？我起不来了。”卧床七天去世。门徒弟子数百人会议说：“我们的老师是至人吗？自孔子以来，没有这样的人。《礼记》说：男子出生有字，用来彰显德行；死后有谥号，用来改变名字。先生生当天下大乱，没有人尊崇他，所以续写《诗经》《尚书》，校正《礼记》《乐经》，修撰《元经》，赞颂《易经》之道，圣人的大旨，天下的能事都完成了。孔子死后，文化不都在这里吗？《易经》说：‘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请谥号为文中子。”穿上丧服设下灵位，哀痛地送葬他。礼仪完毕，把文中子的书全部归还给王氏。《礼论》二十五篇，列为十卷。《乐论》二十篇，列为十卷。《续书》一百五十篇，列为二十五卷。《续诗》三百六十篇，列为十卷。《元经》五十篇，列为十五卷。《赞易》七十篇，列为十卷。都没有来得及刊行。遭遇时局丧乱，先夫人把书藏在箱子里，东西南北，不曾离开身边。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回故居，又把书交给她的弟弟王凝。
文中子有两个儿子，长子叫福郊，次子叫福畤。
记录唐太宗与房玄龄、魏徵讨论礼乐的事情
大唐兴起，天下安居乐业，文中子的教化没有在当时流行，后辈君子很少能了解他。
贞观年间，魏文公生病，仲父太原府君去问候他，留宿闲谈，半夜感叹。太原府君说：“为什么感叹？”魏公说：“大业年间，我尝与各位贤士侍奉文中子，他说：‘先辈虽然聪明通达，但不是董常、薛收、程元、仇璋之比，即使遇到明君也一定会在礼乐方面感到惭愧。’我当时有不平的神色，文中子笑着说：‘久久临事，自然会知道。’等到贞观初年，各位贤士都去世了，而我、房玄龄、李靖、温大雅、杜如晦得以攀附龙鳞，朝廷的重大议论没有不参与的。皇上临轩对群臣说：‘我自处在藩邸，以及登上皇位，你们每次进谏都正色，都说：好的言论和良策，担心君主不实行，如果实行，那么三皇不足以成为第四，五帝不足以成为第六。我确实浅薄，但独断也审慎。虽然德行不如舜，明智不如禹，至于听到义理就服从，差不多接近古人了。各位如果有长远的策略，一一陈述，不要有所隐瞒。’房玄龄、杜如晦等奉诏舞蹈，赞扬帝德。皇上说：‘停止。’引导群公内宴。酒刚行，皇上说：‘设立法度施行教化，贵在经久。秦、汉以下，不值得效法。三代损益，什么才是恰当的？你们
大《易》之义，随时顺人。周任有言：陈力就列。若能一一行之，诚朕所愿，如或不及，强希大道，画虎不成，为将来所笑，公等可尽虑之。’因诏宿中书省，会议数日，卒不能定，而徵寻请退。上虽不复扬言，而闲宴之次谓徵曰：‘礼坏乐崩，朕甚悯之。昔汉章帝眷眷于张纯，今朕急急于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盖臣等无素业尔，何愧如之？然汉文以清静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练名实，光武责成委吏，功臣获全，肃宗重学尊师，儒风大举，陛下明德独茂，兼而有焉，虽未冠三代，亦千载一时。惟陛下虽休勿休，则礼乐度数，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虑晚也？’上曰：‘时难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退，无有后言。’徵与房、杜等并惭栗，再拜而出。房谓徵曰：‘玄龄与公竭力辅国，然言及礼乐，则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礼》《乐》赐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适不至此。噫！有元首无股肱，不无可叹也。”
译尽心回答，不用担心不实行。’这时群公不敢回答，魏徵在下座，被房玄龄、杜如晦注视，于是越席回答：‘夏、商的礼仪已经不能详细知晓，忠敬的教化，只听说其说。孔子说：周朝借鉴二代，文采多么茂盛！我跟随周朝。《周礼》，是周公所裁定的，《诗经》《尚书》，是孔子所叙述的，虽然纲纪颓缺，但节制具备。荀子、孟子在前陈述，董仲舒、贾谊在后伸张，遗谈余义，可以举而行。如果陛下重新张扬皇坟，再造帝典，那就不是驽劣所能议论的。如果选择前代宪章，发明王道，那么臣请依据《周典》随意施行。’皇上非常高兴。第二天，又召房玄龄、杜如晦和魏徵一起进入，皇上说：‘我昨夜读《周礼》，真是圣人的作品。首篇说：‘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人极。’确实深刻啊！’很久对魏徵说：‘我思考，不实行井田制、不实行分封制、不实行肉刑而想要实行周公之道，是不可能的。大《易》之义，随时顺人。周任有言：陈力就列。如果能一一实行，确实是我所愿，如果达不到，强行希求大道，画虎不成，被将来所笑，你们可以
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恸。十九年，授余以《中说》，又以魏公之言告予，因叙其事。时贞观二十年，九月记。
东皋子答陈尚书书（王福畤撰）
东皋先生，讳绩，字无功，文中子之季弟也。弃官不仕，耕于东皋，自号东皋子。
贞观初，仲父太原府君为监察御史，弹侯君集，事连长孙太尉，由是获罪。时杜淹为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于是太尉与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
季父与陈尚书叔达相善。陈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与陈公编之。陈公亦避太尉之权，藏而未出，重重作书遗季父，深言勤恳。季父答书。其略曰：
亡兄昔与诸公游，其言皇王之道，至矣。仆与仲兄侍侧，颇闻大义。亡兄曰：“吾周之后也，世习礼乐，子孙当遇王者得申其道，则儒业不坠，其天乎？其天乎？”时魏文公对曰：“夫子有后矣，天将启之，徵也傥逢明主，愿翼其道，无敢忘之。”
及仲兄出胡苏令，杜大夫尝于上前言其朴忠。太尉闻之怒，而魏公适入奏事，见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虚邪？御史当反其坐果实邪？太尉何疑焉？”于是意稍解。然杜与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后君集果诛，且吾家岂不幸而为多言见穷乎？抑天实未启其道乎？
仆今耕于野有年矣，无一言以裨于时，无一势以托其迹，没齿东皋，醉醒自适而已。然念先文中之述作，门人传受升堂者半在廊庙，《续经》及《中说》未及讲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顾仆何为哉？愿记亡兄之言，庶几不坠，足矣。谨录《世家》既去，余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幸甚！
录关子明事
关朗字子明，河东解人也。有经济大器，妙极占算，浮沈乡里，不求官达。
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晋阳，尚书署朗为公府记室。穆公与谈《易》，各相叹服。穆公谓曰：“足下奇才也，不可使天子不识。”入言于孝文帝，帝曰：“张彝、郭祚尝言之，朕以卜算小道，不之见尔。”穆公曰：“此人道微言深，殆非彝、祚能尽识也。”诏见之，帝问《老》《易》，朗寄发明玄宗，实陈王道，讽帝慈俭为本，饰之以刑政礼乐。帝嘉叹，谓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见子明，管、乐之器，岂占算而已！”穆公再拜对曰：“昔伊尹负鼎干成汤，今子明假占算以谒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后宜任之。”帝曰：“且与卿就成筮论。”既而频日引见，际暮而出。会帝有乌丸之役，敕子明随穆公出镇并州，军国大议驰驿而闻，故穆公《易》筮，往往如神。
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死，耻食齐粟，故萧氏受禅而穆公北奔，即齐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时穆公春秋五十二矣。
译贞观十七年，魏公去世，太原府君痛哭失声。贞观十九年，（魏公）将《中说》传授给我，又把魏公的话告诉我，于是叙述了这件事。当时是贞观二十年九月，记下此事。
东皋子答陈尚书书（王福畤撰写）
东皋先生，名绩，字无功，是文中子的弟弟。他弃官不做，在东皋耕作，自号东皋子。
贞观初年，我的二叔太原府君担任监察御史，弹劾侯君集，事情牵连到长孙太尉，因此获罪。当时杜淹担任御史大夫，秘密上奏说二叔直言进谏，没有罪过。于是太尉与杜公有了嫌隙，王氏兄弟都被压制而不再被任用。
我的四叔与陈尚书叔达关系友好。陈公正在编撰《隋史》，四叔拿着《文中子世家》给陈公编入其中。陈公也为了避开太尉的权势，收藏起来没有发表，多次写信给四叔，言辞恳切。四叔回信。信的大意说：
我死去的兄长过去与各位公卿交往，他谈论帝王之道，达到了极致。我和二叔在旁边侍奉，颇闻大义。死去的兄长说：“我是周朝的后代，世代习礼乐，子孙应当遇到君王得以施展其道，那么儒家的事业就不会衰落，这是天命吧？这是天命吧？”当时魏文公回答说：“夫子有后代了，上天将要开启他的道路，我魏徵如果逢到明主，愿意辅佐他的道，不敢忘记。”
等到二叔出任胡苏县令，杜大夫曾在皇帝面前称颂他的质朴忠诚。太尉听说后发怒，而魏公恰好入朝奏事，见到太尉，魏公说：“侯君集的事情果然是虚假的吗？御史应当反坐其罪，事实确实如此吗？太尉还有什么怀疑的呢？”于是太尉的怒气稍解。然而杜公与二叔意志坚定不屈服，魏公也退朝后沉默不语。后来侯君集果然被杀，况且我们家难道不幸因为多言而陷入困境吗？还是上天确实没有开启他的道路呢？
我现在在野外耕种已经多年了，没有一句话对时世有益，没有一种势力可以依托自己的行迹，终身在东皋，醉醒之间自得其乐罢了。然而想到先父文中子的著述，门人传授并登堂入室者有一半在朝廷，《续经》及《中说》还没来得及讲求推行。唉！您这位知心人看我做什么呢？希望您记住我死去的兄长的话，大概不至于让他的事业衰落，这就足够了。恭敬地抄录《世家》之后，我在福郊，当面详尽地表达了心意。幸运啊，幸运啊！
录关子明事
关朗字子明，是河东解县人。有经世济民的大才，精通占卜推算，在乡里沉浮，不求做官显达。
太和末年，我的五代祖穆公封在晋阳，尚书府任命关朗为公府记室。穆公与他谈论《易经》，互相叹服。穆公对他说：“您是奇才，不能让天子不认识。”入朝向孝文帝进言，皇帝说：“张彝、郭祚曾经提起过他，我认为占卜算是小道，所以不见他。”穆公说：“此人道理微妙言辞深刻，恐怕不是张彝、郭祚能完全认识的。”皇帝下诏召见关朗，皇帝询问《老子》《易经》，关朗借以阐发玄妙的宗旨，实际陈述王道，劝谏皇帝以慈爱节俭为根本，用刑政礼乐来修饰。皇帝赞赏感叹，对穆公说：“先生知人。昨天见到子明，他有管仲、乐毅的才能，难道只是占卜推算而已！”穆公再次拜谢回答说：“从前伊尹背着鼎去求见成汤，现在子明凭借占卜推算来拜见陛下，君臣感应相遇，自有其原因，以后应该任用他。”皇帝说：“暂且和你一起完成筮论
奏事曰：“大安四载，微臣始生。”盖宋大明二年也。既北游河东，人莫之知，惟卢阳乌深奇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征为秘书郎，迁给事黄门侍郎，以谓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经制不立，从容闲宴，多所奏议，帝虚心纳之。迁都雒邑，进用王萧，由穆公之潜策也。又荐关子明，帝亦敬服，谓穆公曰：“嘉谋长策，勿虑不行，朕南征还日，当共论道，以究治体。”穆公与朗欣然相贺曰：“千载一时也。”俄帝崩，穆公归洛，逾年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师之，受《春秋》及《易》，共隐临汾山。
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阕援琴，切切然有忧时之思，子明闻之曰：“何声之悲乎？”府君曰：“彦诚悲先君与先生有志不就也。”子明曰：“乐则行之，忧则违之。”府君曰：“彦闻：治乱损益，各以数至，苟推其运，百世可知，愿先生以筮一为决之，何如？”子明曰：“占算幽微，多则有惑，请命蓍，卦以百年为断。”府君曰：“诺。”
于是揲蓍布卦，遇《夬》之《革》（兑上乾下）（兑上离下），舍蓍而叹曰：“当今大运，不过二再传尔。从今甲申，二十四岁戊申，大乱而祸始，宫掖有蕃臣秉政，世伏其强，若用之以道，则桓文之举也；如不以道，臣主俱屠地。”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参代之墟，有异气焉，若出，其在并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苍生何属？”子曰：“当有二雄举而中原分。”府君曰：“各能成乎？”朗曰：“我隙彼动，能无成乎？若无贤人扶之，恐不能成。”府君曰：“请刻其岁。”朗曰：“始于甲寅，卒于庚子，天之数也。”府君曰：“何国先亡？”朗曰：“不战德而用诈权，则旧者先亡也。”府君曰：“其后如何？”朗曰：“辛丑之岁，有恭俭之主，起布衣而并六合。”府君曰：“其东南乎？”朗曰：“必在西北。平大乱者未可以文治，必须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国也。东南之俗，其弊也剽；西北之俗，其兴也勃。又况东南，中国之旧主也？中国之废久矣。天之所废，孰能兴之？”府君曰：“东南之岁可刻乎？”朗曰：“东南运历，不出三百，大贤大圣，不可卒遇，能终其运，所幸多矣。且辛丑，明王当兴，定天下者不出九载。己酉，江东其危乎？”府君曰：“明王既兴，其道若何？”朗曰：“设有始有卒，五帝三王之化复矣。若非其道，则终骄亢，而晚节末路，有桀、纣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坠地久矣，苛化虐政，其穷必酷。故曰：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积乱之后，必有凶主。理当然也。”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亡乎？”朗曰：“何谓亡也？夫明王久旷，必有达者生焉。
译。”不久连续几天召见，直到傍晚才出来。恰逢皇帝有乌丸的战事，命令子明跟随穆公出镇并州，军国大事通过驿站迅速传达，所以穆公的《易经》占卜，往往像神一样灵验。
在此之前穆公在江南时，不平袁粲的死，以吃齐朝的粮食为耻，所以萧氏受禅代位而穆公北奔，即齐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当时穆公五十二岁。上奏说：“大安四年，微臣才出生。”大概是宋大明二年。北游河东后，人们不了解他，只有卢阳乌深深认为他奇特，说：“这是辅佐帝王的人才。”太和八年，征召为秘书郎，升任给事黄门侍郎，因为认为孝文帝有康济世道的意图，而制度没有建立，在闲暇宴饮时，多有奏议，皇帝虚心采纳。迁都洛阳，进用王萧，是由于穆公的暗中策划。又推荐关子明，皇帝也敬服，对穆公说：“好的谋略长远的计划，不用担心不实行，我南征回来时，应当共同讨论大道，以探究治国的根本。”穆公与关朗欣然互相祝贺说：“千载难逢的时机啊。”不久皇帝去世，穆公回到洛阳，过了一年去世，关朗于是不再做官。同州府君以他为师，学习《春秋》及《易经》，一起隐居在临汾山。
景明四年，同州府君守丧期满弹琴，琴声急切而有忧时之思，子明听到后说：“为什么声音这么悲伤呢？”府君说：“彦诚悲伤先父和先生有志向未能实现。”子明说：“快乐就推行它，忧愁就避开它。”府君说：“彦诚听说：治乱损益，各自按气数到来，如果推演其气运，百世可知，希望先生用筮占决断一下，怎么样？”子明说：“占卜推算幽深微妙，多了就会迷惑，请让我用蓍草，以百年为断。”府君说：“好。”
于是分蓍草布卦，遇到《夬》卦变为《革》卦（兑上乾下）（兑上离下），放下蓍草叹息说：“当今的大运，不过两次再传罢了。从今甲申年，二十四岁戊申年，大乱而祸患开始，后宫有藩臣掌权，世人屈服于他的强权，如果用道来使用他，那就是齐桓公、晋文公的举动；如果不以道，君臣都将被屠杀。”府君说：“那个人从哪里出来？”关朗说：“参代的废墟，有奇异的气象，如果出来，大概在并州的郊外吧？”府君说：“这个人如果不振兴，百姓依靠谁呢？”子明说：“应当有两个英雄崛起而中原分裂。”府君说：“各自能成功吗？”关朗说：“我出现缝隙他行动，能不成功吗？如果没有贤人扶持他，恐怕不能成功。”府君说：“请刻定其年份。”关朗说：“始于甲寅年，终于庚子年，这是上天的气数。”府君说：“哪个国家先灭亡？”关朗说：“不靠德行而用诈术权谋，那么旧的国家先灭亡。”府君说：“之后怎么样？”关朗说：“辛丑年，有恭俭的君主，起自布衣而统一天下。”府君说：“在东南吗？”关朗说：“一定在西北。平定大乱的人不可以用文治，必须用武力平定。况且西北是用武的国家。东南的风俗，弊端是轻浮；西北的风俗，兴起是蓬勃。况且东南，是中国旧的主子吗？中国废弃很久了。上天所废弃的，谁能振兴它？”府君说：“东南的年份可以刻定吗？”关朗说：“东南的运历，不出三百年，大贤大圣，不可突然遇到，能终其运，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况且
行其典礼，此三才五常之所系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故王道不能亡也。”府君曰：“请推其数。”朗曰：“乾坤之策，阴阳之数，推而行之，不过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过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朗闻之，先圣与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无真主，故黄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百六十六矣，达者当生。更十八年甲子，其与王者合乎？用之则王道振，不用，洙泗之教修矣。”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其唐晋之郊乎？昔殷后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后不王，则斯人生晋。夫生于周者，周公之余烈也；生于晋者，陶唐之遗风也。天地冥契，其数自然。”府君曰：“厥后何如？”朗曰：“自甲申至甲子，正百年矣。过此未或知也。”
译辛丑年，明王应当兴起，平定天下的人不出九年。己酉年，江东危险了吗？”府君说：“明王既已兴起，他的道怎么样？”关朗说：“设有始有终，五帝三王的教化恢复了。如果不是其道，那么最终骄傲亢奋，而晚年末路，有桀、纣那样的君主出现。先王的道在地久已衰落，苛酷的教化虐政，其穷途末路必定酷烈。所以说：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积乱之后，必有凶主。道理当然如此。”府君说：“先王的道竟然灭亡了吗？”关朗说：“为什么说灭亡呢？明王长久空缺，一定有通达的人出生。推行他的典礼，这是三才五常所系。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所以王道不能灭亡。”府君说：“请推演其气数。”关朗说：“乾坤的策数，阴阳的数目，推而行之，不过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过三百八十四，这是上天的道。唉，朗听说，先圣与卦象相契合，自魏以来，天下无真主，所以黄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
府君曰：“先生说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谓也？”府君曰：“先生每及兴亡之际，必曰‘用之以道，辅之以贤，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数，吉凶有前期，变而能通，故治乱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于《易》，动则观其变而玷其占，问之而后行，考之而后举，欲令天下顺时而进，知难而退，此占算所以见重于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颂，善人少恶人多，暗主众明君寡。尧舜继禅，历代不逢；伊周复辟，近古亦绝，非运之不可变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实难。或有臣而无君，或有君而无臣，故全之者鲜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此有臣而无君也。章帝曰：尧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无臣也。是以文武之业，遂沦于仲尼；礼乐之美，不行于章帝。治乱之渐必有厥由，而兴废之成终罕所遇。《易》曰：功业见乎变。此之谓也。何谓无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岂亦二端乎？”朗曰：“圣人辅相天地，准绳阴阳，恢皇纲，立人极，修策迥驭，长罗远羁，昭治乱于未然，算成败于无兆，固有不易之数，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贼臣犯之，终不促已成之期，干未衰之运。故曰：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圣人知明王贤相不可必遇，圣谋睿策有时而弊，故考之典礼，稽之龟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悬历数以示将来。或有已盛而更衰，或过算而不及，是故圣人之法所可贵也。向使明王继及，良佐踵武，则当亿万斯年与天无极，岂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过算余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岂徒然哉？”府君曰：“龟策不出圣谋乎？”朗曰：“圣谋定将来之基，龟策告未来之事，递相表里，安有异同？”府君曰：“大哉人谟！”朗曰：“人谋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则安，置之危地则危，是以平路安车，狂夫审乎难覆；乘奔驭朽，童子知其必危，岂有《周礼》既行，历数不延乎八百；秦法既立，宗祧能逾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同归乎？”
府君曰：“先生所刻治乱兴废果何道也？”朗曰：“文质递用，势运相乘。稽损益以验其时，百代无隐；考龟策而研其虑，千载可知。未之思欤？夫何远之有？”
府君蹶然惊起，因书策而藏之，退而学《易》。盖王氏《易》道，宗于朗焉。
其后，宣武正始元年岁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岁戊申，而胡后作乱，尔朱荣起并州，君臣相残，继踵屠地。及周齐分霸，卒并于西，始于甲寅，终于庚子，皆如其言。明年辛丑岁，隋高祖受禅，果以恭俭定天下。开皇元年，安康献公老于家，谓铜川府君曰：“关生殆圣矣，其言未来，若合符契。”
开皇四年，铜川夫人经山梁，履巨石而有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二载尔。献公筮之曰：“此子当知矣。”开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书》矣，厥声载路。九年己酉，江东平，高祖之政始迨。仁寿四年甲子，文中子谒见高祖，而道不行，大业之政甚于桀、纣。于是文中子曰：“不可以有为矣。”遂退居汾阳，续《诗》《书》，论礼乐。江都失守，文中寝疾，叹曰：“天将启尧舜之运，而吾不遇焉，呜呼！此关先生所言皆验也。”
王氏家书杂录（王福畤撰）
太原府君，讳凝，字叔恬，文中子亚弟也。贞观初，君子道亨，我先君门人布在廊庙，将播厥师训，施于王道，遂求其书于仲父。仲父以编写未就不之出，故六经之义代莫得闻。
仲父释褐，为监察御史。时御史大夫杜淹谓仲父曰：“子圣贤之弟也，有异闻乎？”仲父曰：“凝忝同气，昔亡兄讲道河汾，亦尝预于斯，然六经之外无所闻也。”淹曰：“昔门人咸存记焉，盖薛收、姚义缀而名曰《中说》。兹书，天下之昌言也，微而显，曲而当，旁贯大义，宏阐教源。门人请问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则备矣。子盍求诸家？”仲父曰：“凝以丧乱以来，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说》一百余纸，大底杂记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则蠹绝磨灭，未能诠次。
译府君说：“先生谈论《易经》，都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王朗说：“这是什么意思？”府君说：“先生每当谈到国家兴亡的关键时刻，必定说‘如果用道来治理，用贤人来辅佐，那前途就不可限量’，这难道不是两种不同的观点吗？”王朗说：“卦象生成有确定的数目，吉凶有预先的征兆，变化而能通达，所以治乱有可以改变的规律。因此君子对于《易经》，行动时观察其变化而验证其占卜，询问之后才行动，考察之后才举措，想要让天下人顺应时势而进取，知道困难而退却，这就是占卜之所以被先王看重的原因。所以说：使危险者平安，使平易者歌颂，善人少而恶人多，昏庸的君主多而英明的君主少。尧舜相继禅让，历代很少遇到；伊尹、周公恢复政权，近古也断绝了，难道不是命运不可改变，教化不可施行吗？大道悠远而世道急促，寻求人才实在困难。有时有臣子而没有君主，有时有君主而没有臣子，所以两者兼备的很少。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大概会复兴东周吧？这是有臣子而没有君主。章帝说：尧创作《大章》乐，有一个夔就足够了。这是有君主而没有臣子。因此文王武王的功业，最终沦落至孔子；礼乐的美好，不能在章帝时施行。治乱的渐变一定有其原因，而兴废的成功最终很少遇到。《易经》说：功业体现在变化中。说的就是这个。为什么说没有两种观点呢！”府君说：“周公在郏鄏定鼎，占卜说周朝可以传三十代，享国八百年，这难道也是两种观点吗？”王朗说：“圣人辅助天地，衡量阴阳，弘扬皇纲，确立人伦准则，修治策略以驾驭四方，用长绳远羁来约束远方，在治乱尚未形成时昭示其理，在成败没有征兆时计算其结果，本来就有不变的规律，不确定的期限。假使庸碌的君主固守它，奸贼的臣子侵犯它，终究不会缩短已经形成的期限，干扰尚未衰败的命运。所以说：周朝的德行虽然衰微，天命却没有改变。圣人知道英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不一定能遇到，圣明的谋略有时也会失效，所以考察典礼，查验龟甲蓍草，通过人事来申明天命，悬挂历数来昭示将来。有时已经兴盛却更加衰败，有时超过推算的年限却达不到，所以圣人的法则才可贵。假使英明的君主相继即位，良臣追随其后，那么应当亿万万年与天无极，哪里只是三十代八百年而已呢？超过推算年限的，不是先王的功德，就是齐桓公、晋文公的强力。天意和人事，难道是徒然的吗？”府君说：“龟甲蓍草的占卜不出自圣人的谋略吗？”王朗说：“圣人的谋略奠定未来的基础，龟甲蓍草的占卜告知未来的事情，互相表里，怎么会有不同呢？”府君说：“人的谋略真伟大啊！”王朗说：“人的谋略是用来安定天下的。天下是大器，放在安稳的地方就安稳，放在危险的地方就危险，所以平坦的路和安稳的车，疯狂的人也知道难以翻覆；驾驭奔跑的马和腐朽的车，小孩子也知道必然危险，难道有《周礼》已经施行，历数却不能延续到八百年；秦法已经确立，宗庙却能超过二世吗？唉！天命和人事，它们的归宿是相同的啊！”
府君说：“先生所刻画的治乱兴废究竟遵循什么道理呢？”王朗说：“文治与质朴交替使用，形势与气运相互乘除。考察损益来验证时势，百代没有隐藏；查验龟策来研究思虑，千年可知。没有思考过吗？有什么遥远的呢？”
府君惊跳起来，于是写下这些策略并收藏起来，退下后学习《易经》。大概王氏的《易》学，以王朗为宗师。
后来，宣武皇帝正始元年岁次甲申，到孝文帝永安元年二十四岁戊申，胡太后作乱，尔朱荣在并州起兵，君臣互相残杀，接连屠杀百姓。等到周齐分霸，最终合并于西魏，始于甲寅年，终于庚子年，都符合他的话。第二年辛丑年，隋高祖受禅，果然以恭俭安定天下。开皇元年，安康献公在家养老，对铜川府君说：“关先生大概是圣人吧，他预言未来，如同符契相合。”
开皇四年，铜川夫人经过山梁，踩在巨石上而怀孕，不久生下文中子，比丙午年早了两年。献公占卜说：“这个孩子应当知晓了。”开皇六年丙午年，文中子通晓《尚书》，他的名声传遍道路。九年己酉年，江东平定，高祖的政治开始达到。仁寿四年甲子年，文中子拜见高祖，但道不能施行，大业的政令比桀纣还严重。于是文中子说：“不可以有所作为了。”于是退居汾阳，续写《诗》《书》，论述礼乐。江都失守，文中子卧病，感叹说：“上天将要开启尧舜的运势，而我不能遇到，唉！关先生所说的都验证了。”
王氏家书杂录（王福畤撰）
太原府君，名凝，字叔恬，是文中子的二弟。贞观初年，君子之道亨通，我先君的门人遍布朝廷，将要传播老师的教诲，施行于王道，于是向仲父寻求他的书。仲父因为编写未完成而不拿出来，所以六经的意义当代没有人得知。
仲父初入仕途，担任监察御史。当时御史大夫杜淹对仲父说：“你是圣贤的弟弟，有特别的见闻吗？”仲父说：“我愧为同父兄弟，过去亡兄在河汾讲道，我也曾参与其中，但六经之外没有别的见闻。”杜淹说：“过去门人都保存着记录，大概薛收、姚义编纂并命名为《中说》。这本书，是天下的昌明之言，微妙而显明，曲折而恰当，旁通大义，宏阐教化的源头。门人请问的端绪，文中子行事的踪迹，都完备了。你为什么不向家中寻求呢？”仲父说：“我认为自丧乱以来，来不及顾及。”退下后寻求，得到《中说》一百多纸，大体杂乱记录没有篇目，首卷和序言则虫蛀磨灭，未能整理次序。
会仲父黜为胡苏令，叹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乃解印而归，大考六经之，而缮录焉。《礼论》《乐论》各亡其五篇，《续诗》《续书》各亡《小序》，推《元经》《赞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七十五卷，分为六部，号曰“王氏六经”。仲父谓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纲帝道，则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无不至焉。自春秋以来，未有若斯之述也。”又谓门人曰：“不可使文中之后不达于兹也。”乃召诸子而授焉。
贞观十六年，余二十一岁，受六经之义；三年，颇通大略。呜呼！小子何足以知之，而有志焉。
十九年，仲父被起为洛州录事，又以《中说》授余曰：“先兄之绪言也。”余再拜曰：“《中说》之为教也，务约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论语》之记乎？孺子奉之，无使失坠。”
余因而辨类分宗，编为十编，勒成十卷，其门人弟子姓字本末，则访诸纪牒，列于外传，以备宗本焉。且《六经》《中说》，于以观先君之事业，建义明道，垂则立训，知文中子之所为者，其天乎？年序浸远，朝廷事异，同志沦殂，帝阍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传子孙以为素业云尔。时贞观二十三年正月序。
译适逢仲父被贬为胡苏令，他感叹道：“文中子的教化不可不宣扬啊，时光飞逝，岁月不等人。”于是解下官印回家，全面考订六经，并加以抄录整理。《礼论》《乐论》各自缺失五篇，《续诗》《续书》各自缺失《小序》，推演《元经》和《赞易》则完整保存，共得六百六十五篇，编定为七十五卷，分为六部，称为“王氏六经”。仲父对各位儿子说：“兄长所著的述作多么伟大啊，若说皇纲帝道，则阐明得极为透彻；若说天地之间的事物，则没有不涵盖的。自春秋以来，没有像这样的述作了。”又对门人说：“不能让文中子的后人对此不通晓。”于是召集各位儿子传授给他们。
贞观十六年，我二十一岁，学习六经的义理；三年间，大致通晓了纲要。唉！我这样的小子哪里足以知晓这些，却有志于此。
贞观十九年，仲父被起用为洛州录事，又将《中说》传授给我说：“这是先兄遗留的言论。”我再次拜谢说：“《中说》作为教化，力求简约而意旨深远，言语简少而道理宏大，大概可以比作《论语》的记载吧？后辈奉持它，不要使其失传。”
我于是辨别类别、区分宗派，编为十编，勒成十卷。至于门人弟子的姓名籍贯及始末，则查访纪传文书，列于外传，以完备宗派本源。况且《六经》和《中说》，借此可以观察先父的事业，建立义理、阐明大道，垂示法则、确立训诫，知晓文中子所做所为的，大概是天意吧？年代逐渐久远，朝廷事务变迁，志同道合者凋零去世，天子宫门遥远，文中子的教化被压抑而未得施行，唉，可悲啊！只能空传给子孙作为素来的家业罢了。时在贞观二十三年正月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