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川书跋卷四

广川书跋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广川书跋卷五宋董逌着《古鎗铭》田仲方得古铜器于白马河岸，説者传以为龙桮，疑陵寝中器也。宣和五年，余来闗中，与仲方防长安，因示余龙桮。考其制有首龙也，其旁刻饰杂有花草虫兽，足分类巵。其识曰「互□」，考之古字，当读为「亚鎗」。盖古文《尚书》「沧」从□，「鎗」为仓，古文从省如此。汉制东宫给铜龙头鎗，则此器也。其曰「亚」者，鎗亦非一，当有序而陈者。昔人因火欲出铜鎗，误出熨斗，乃曰「鎗」，被烧失脚，观此便知鎗为有足器矣，可以信也。谷口铜筩铭【大业三年三月，改斗称一，依古法正用小斗小称小尺，以合于律吕度数】铜筩铭曰：谷口铜筩，甘露元年十月，计掾章平，左冯翊府容十斗，重四十斤。刘原父以挍今权量，容才三斗，重才十四斤。尔汉武以累黍定律，至宣帝时权量寀矣。考之于古，其斛名曰律嘉量，方尺而圜其外，庣【音挑】旁九厘五豪，羃百六十二寸。其权铭曰：律权石重四钧，同律度量衡。刘徽以魏量挍之，斛容九斗七升四合有竒，则魏斛大于汉制。梁陈以古升五升为斗，周则以五升当官斗，一升三合四勺矣。一斗实重六斤十二两。公孙崈依汉志修称，尺与律权石等。梁陈依之，齐以古称一斤八两为斤。隋氏不用律制，但以古三升制为一升，古三斤制为一斤。传曰：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传本论以大人同仪主事各二人为隷，古盖当时笔画可以贵也。方时尝遣儁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至武帝皆徴入为王官。按叔名寛，世称之七车张。任博士作《春秋章句》十五万言，今于题名可考知。蜀学比齐鲁，自文翁倡之余，每升其堂，考其题名裵囘叹仰，未尝不移日也。

权铭铭曰：「律权石重四钧，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按汉志，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为斤一百二十，故谓之权石。五权之制，以义立之，以物钧之，其余小大之差，以轻重为宜。圜而环，令肉倍好者，权与物钧重，万一千五百二十铢，当万物数。此元始定制也。莽号新室，权铭既着之矣。方晋之末，校尉王和掘得圜石，其铭如是，当时以为瑞。参军续咸曰：『王莽时物也，故以是传之。』不知所存有防，而此铭盖一时所同制也。」

素洗双鱼洗列钱洗政和元年，饶州得素洗二双，鱼洗六，列钱洗一。其四铭曰「永元元年」，其二曰「元和二年」。元和，汉章帝之八年所改，永元盖和帝即位之元也。而洗饰以鱼，盖古之制如此。其用钱文，自汉为之，盖以钱为泉，其以类取也。又有隠起篆「富贵昌宜侯王」字，纪谈以「富贵昌」为蜀昭烈铸器之铭。今纪年「元和」「永元」，知汉之制也如此矣。唐开元九年，许昌唐祠得古铜尊，隠起双鲤，篆书文曰「宜子孙」，当时以为瑞应，宣付史馆。考其器，殆亦洗也。唐世古器见者尚少，故皆不得其名，但见有足以承则，皆谓之尊。观显庆中得洗铭作「长宜子孙」，当时不知为洗，则宜开元以为尊也。

章帝书要録》谓章草本汉章帝书也。今官帖有「海咸河淡」，其书为后世章草宗，其取名如此。以书考之，非也。此书本章奏所用，以便急速，惟君长告令用之，臣下则不得。建初中，杜伯度善草，见称于时。章帝诏使草书上奏，然则章奏用草，寔自章帝时，不可谓因章帝名书也。元帝世，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书之。其后用于章奏尔。萧子良不知其初，廼谓杜操始变字法，谓之章草。然伯度在史游后，实二百年矣，不可谓其书始于操也。

窆石铭元祐二年，永城下得石如丰碑，其上刻铭曰：「沛国临濉时，窆石室。永建六年五月十五日，太嵗在未，所遭作大吉利时，窆石室。」▯来归，我有之。按永建，汉顺帝即位之元，其年为辛未，则谓太嵗在未是也。传曰：「窆器丰碑之属。」然古之制，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而周制及竁以度为邱隧，共丧之窆器，盖丰碑谓斲大木为碑，形如石而窆为横木，盖丰碑之上所以下绋，其器不得同者。古者君封以衡，大夫以缄，衡则以木横之棺傍，缄则直以绋系之，不得以横木其上也。郑众曰：「窆谓葬下棺也，读如泛祭之泛。」左氏谓之傰，檀弓谓之封，昔人谓其声同也。盖周汉之声与今自异，其事可得考之于此。尝谓墓之有铭，在汉则杜邺、甄丰，然树之于外，其后如缪袭辈刻官代纳之圹中，皆在永建后。然刻铭墓中，不知何时，而于所见者，永城窆石最先。他铭志得之，知其所由来远也。

韩眀府碑汉韩眀府修孔子庙碑，其文虽剥缺，然可句读得之。眀府名勑，字叔节。欧阳永叔尝谓书传无以勑命名者。秦制，天子之命为勅。汉用秦法，当时岂臣下□以勅自名者也？考之字书，勅字从束，谓诫也。王者出命令以诫正天下者也。按韩眀府自名勑尔，古者以劳赉为勑，勑为赉音，其文为徕，别体。当南齐时，有刘勑为始兴内史，则古人名勑，何世无之？岂于此疑哉？往时文嘉谟作县楼，架勅书于昌乐榜为敕书。蜀中县多作敕者，《説文》敕自音防，谓马棰也。防音竒，谓木别生也。嘉谟盖勋之子，勋有书名，不知防非勅字，其子不能考古，误以为勅，可不戒哉！

樊常侍碑汉常侍樊安碑，安永夀四年二月卒，其后勒碑，序所厯官。今碑在唐州湖阳，安故湖阳人也。桓帝永夀三年，是为延熹之元，实自四年六月以改，则在二月，故犹为永夀，但立碑在后，自宜以延熹为据也。汉自延平故制壊矣，中常侍、黄门増旧三倍于永平，又改珰黄金而貂右矣，其势倾天下。观《东观汉记》，书宦者尽叙其所承本系，如孙程、曹腾为唐叔振铎后，则史氏畏避不能直笔，其于序事可得据耶？今碑叙自中黄门迁小黄门，又自此迁常侍，或疑其制。盖汉中世，常侍千石，小黄门六百石，中黄门三百石，中藏令六百石，掌中币帛金银货物，其序自应如此。蔡伦自小黄门迁常侍，而中黄门非大功不得躐小黄门以进，此可得考也。汉又有中宫谒者、书内从仆射、谒者主报中章，宦者汉制主中文书，则左右史也，此皆不属少府，而自为一职，其制已极，宜其能乱天下，而卒以亡汉也。

孙叔敖碑楚相孙叔敖碑，汉延熹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立。固始县令叚君梦见，因故祠架庙堂屋，以存其后，故列于斯。又按叔敖相楚，其事着于《列子》《庄子》《左氏》《吕氏春秋》《贾子》《説苑》等书。太史公作《史记》，不详见，而此碑当桓帝时，能自叙列，又多异闻，疑当时自有书以传，可得据而成之。今考《史记》，优孟为叔敖衣冠，抵掌谈语，其歌曰：“山居耕田苦，难以得食，起而为吏，身贪鄙者，余财不顾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赇枉法为奸，触大辠，身死而家灭，贪吏安可为也。念为防吏，奉法守职，竟死不取，为非防吏，安可为也。”楚相孙叔敖持防至死，方今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不足为也。于是庄王谢优孟，召叔敖子封之寝邱。至碑则曰：“叔敖病甚，临卒将无棺椁，令其子曰：‘优孟曽许千金贷吾。’孟楚之乐，长与相君相善，虽言千金，实不贷也。”卒后数年，庄王置酒以为乐，优孟乃言孙君相楚之功，即忼慨髙歌曰：“贪吏而可为而不可为，防吏而可为而不可为。贪吏而不可为者，当时有汚名而可为者，子孙以家成。防吏而可为者，当时有清名而不可为者，子孙困穷，衣褐而卖薪。贪吏常苦富，防吏常苦贫。独不见楚相孙叔敖，防洁不受钱，涕泣数行，王心感动，觉悟问孟，孟具列对，而求其子封于潘国下湿墝埆，人所不贪，遂封潘乡。潘乡即固始碑。”史于文虽异，其谓因困穷而后封者，则同也。昔叔敖曰：“楚人▯而越人□，可常有者惟寝邱。”至其后犹子孙守之，似不因其穷困而受封，况寝邱自是叔敖所命于其子者，子孙能守不废，又何至乞食优孟而后求封此地哉？皆不可信也。欧阳公尝言：“非此碑不知叔敖名。”饶余求于书，自汉安顺后，诸儒乡霹虚造，无所捡括，竟为异説，使学者竒伟所闻，乐附从之。如伏生为胜，毛公为苌，子贱为宓，此皆西汉所不书也。其应劭谓公羊为髙。谷梁为赤，阮孝绪以谷梁为俶，沈以仲叔名贡，此不得知也。至不知其时，则又妄论之矣。何休以公羊，汉初人糜信以谷梁当秦孝公时，而西汉皆谓子夏门人，如此者众也，不知何考之焉。啖助曰：西汉诸儒犹不能定其时代及名字，而后代妄为记録此碑所谓叔敖名饶余，于此则有疑焉。

泰山都尉孔宙碑汉泰山都尉孔宙碑，延熹四年书。其序举孝防，厯元城令，泰山都尉，此其所居官也。曰：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汤之辠已。昔人谓汉世近古，犹简质如此。以禹汤用之泰山都尉，亦自不类。谓辠已尤不得施于此也。且宙之譱不过当，引过自居，不以予人，然便为辠已，亦于书何取？汉世文物至东京衰陋已如此。尝怪三代文字之盛，其见于钟鼎简册，不入诗书，尚多有之。浑厚尊严如冠劒大人，黼黻以朝，坐清庙而走羣后，使人仰俛有愧。后之人拘廹自囚，如饿隷羁虏，左右望畏而愁叹，喑呜之气，乡人悲咤。又如宦竖宫妾，寀讳忌之甚，则俳谐如庸倡笑侮，求説一时，故皆不得逞。夫熊牟射虎，气已贯金石矣。其放矢复沓，则意已避石，故不能中也。文章以气为主，君子养气，配道与义，死生威武不得移之。故其言深纯浑厚，放乎江海之津者，使人望洋乡若不得其涯涘也。彼其肎低首求售，顾一切忌讳牵挛自拘，遑遑然求合而不得也。诗称文王克昌厥后，其在武王眀发不寐，其在书则曰无若商王受。古人于文无忌如此，其气固已盖天下矣。宜见者耸动，吁可畏而叹也。余读屈原书，以朕自况，周秦六国间，凡人相与言皆自臣也。秦汉以后禁忌稍严，文气日益凋丧，然犹未若后世之纎宻周细，求人功辠于此也。昔左氏书子皮即位，叔向言罕乐得其国。叶公作顾命，楚汉之际为世本者用之。潘岳奉其母称万夀以献觞，张永谓其父柩大行届道，孙盛谓父登遐，萧恵开对刘成甚如慈防，竟陵语顾宪之曰非君无以闻此徳音，鲍照于始兴王则谓不足宣赞圣防，晋武诏山涛曰若居谅闇情在难夺。夫顾命大行，慈防谅闇，徳音后世人臣不得用之。其以朕自况与称臣对客，自汉已絶于此，况后世多忌而得用耶？顔之推曰：古之文宏才逸气，体度风格。去今人实逺，但缀缉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对偶，避讳精详，贤于往昔之推。当北齐时，已避忌如此，其谓缀缉疏朴，此正古人竒处方。且以避讳精详为工，音律对偶为丽，不知文章至此衰敝已剧，尚将伥伥求名人之遗迹耶？吾知溺于世俗之好者，此皆沈约徒隷之习也。

西岳崋山碑西岳崋山碑，后汉延熹四年，▯农太守孙璆建。书曰：「五帝巡狩，五岳立宫。其下宫曰集灵，殿曰集仙。」昔欧阳公谓：「集灵宫惟见于此，天下之事其不可知众矣。然人各以所见自限，不可以此断天下事也。」文籍所传，其隠细不大显于世。凡防何书，其显而在人耳目者虽众，又未必尽得而知。则其存与否，吾安得而尽之？故于书传所疑，每则慎之，不敢决然以谓此也。汉武集灵宫见于太华，汉志既书之矣。桓谭尝赋之，郦道元曰：「敷水北迳集灵宫，其事甚备。」永叔惜不得见也。张昶序曰：「岱山石立，中宗继统，大华授璧，秦胡絶绪，白鱼入舟，姬武建业，寳珪出水，子朝防位，布五方则处其西，列三条则居其中。世宗又经集灵之宫于其下，想松乔之畴然，则集灵亦其盛哉。」《三辅黄图》书其制度，《类聚》亦书其名。刘勰盖尝言矣，予因得考之信。

郙閤颂汉郙閤当析里桥，建宁五年，李君讳防，字伯都，析里大桥于今乃造。其言斯溪既然，郙閤尤甚，临深长渊，三百余丈，接木相连，号为万柱。碑今所见如此，考其地当【阙】而郙閤无存迹。昔欧阳文忠公尝疑醳散闗之▯漯，徙朝阳之平燥。按防古文显字漯，川汉作湿读，谓川在卑湿，书学至今同文古字湿作□，又作漯，故汉人湿又作▯。然则漯当作湿，燥古文作▯，盖喿与叄同体。其言醳则与易同，卜用醳亦易也。至谓遭遇隤纳，则以倾隤地壊，自纳于渊。汉人文陋无足道，然用字亦本古也。

庆都碑尧母▯在濮州靁泽县，有碑，余得而考之。盖建宁五年，廷尉臣仲定所建。济隂守宷晃、元让、成阳令管遵、君台遣大掾辅助，以成其説。感赤龙而生尧，则本《春秋》合《诚图》，谓庆都生于斗维之野，常在三河东南。天大雷电，则血流润大石之中，生庆都。为黄云覆盖，蔑食不饥。许慎尝为之论曰：“尧亲庆都，盖天帝之女，寄伊长孺家。年二十九，无夫，出观于河，有赤龙负图而至，曰：‘赤龙受天之图，有人赤衣，光面八采，鬓▯长赤。’命帝起城元寳。及生尧，视如图，故睂有八采之色。”以《帝王世纪》考之，尧为帝喾子，则岂为无父？汉人尚防纬，其论每若此。彼以汉髙祖为雷电感大泽中以生，则追叙尧事相配，且为尧之后。虽帝王之兴，必有祯祥，不应怪诡至此。刘焯尝谓左氏称“在夏谓陶唐氏，其处为刘氏”，非鲁史本文，廼汉儒欲其传，特为此语。以汉出尧后，独尧《左氏》为有眀文，以此求重于世。孔頴达特信其説。观此碑所録，与许慎立论，则焯之説有所推考之矣。昔皇甫谧以谷城为阳城，而碑作成阳。《集古録》以碑为正。余按成阳本成伯国地，记谓在濮州雷泽。《述征记》曰：“成阳东南有尧▯”，则成阳惟谧为误。他书皆得证之。延光四年书祠唐尧于成阳，古未尝乱也。

蔡邕石经经废于世，无所传闻，久矣。当秦未灭，诗书其学已失旧法，世传不可复求而得之，况其在后世耶？汉承秦亡，虽起而尽收于沟渠炱烬间，然缺残湮沦，无复全学。诸儒妄度圣人，随误释谬，方将训习章句，不得其序，其能得之道全，以求圣人之意而不失哉？至其不得于言，则疑于经；不得于经，则疑于学。师习各异，党学相伐，至改滋荄、周由等以就其学。有不合者，则私定桼书以应其误。独蔡邕镌刻七经，着于石碑，有所捡据，隠括其失而周尽当时，号“洪都三字”。其异文者附见，此于已残之经，得收其遗逸，而仅存其可贵也。才三十年，兵火继遭，碑亦损缺。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经，相承以为七经正字。后魏武定四年，移洛阳汉魏石经于邺。魏末，齐神武自洛阳徙于邺都河阳，河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殆不得其半。周大象中，诏徙邺城石经于洛，时为军人破毁，至有窃载还邺者，船壊没溺，不胜其众也。其后得者，尽破为桥基。隋开皇六年，自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缉立于国学，防乱遂废营造之司，用为柱础。贞观初，魏徴始收聚之，十不一存。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当时考验至详，谓不尽为邕如马日碑数辈相与成之。然汉隷简古，深于法度，亦后世不及，故兼存之。赵绰曰：“唐造防秋馆时，穿地多得石经，故洛中人士，逮今有之。”考当时所得，已是汉世所遗。没而得者，国初开地，唐御史府得石经十余石，此又唐末沦没之所出也。

石经尚书秘书郎黄符以石经尚书示余，为考而识之。蔡邕以经籍去圣久逺，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奏求正六经文字。邕乃自书于碑，大屋覆藏，立太学门外，号鸿都石经。屋覆四面栏障，开门于南。河南郡设吏卒视之。昔朱越石与兄书曰：「石经文都【阙】碑髙一丈许，广四尺，骈罗相接。太学在南眀门外，讲堂长十丈，广三尺。堂前石经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时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礼记十五碑，悉崩壊。东行论语三碑毁，礼记但存。谏议大夫马日防议郎蔡邕，名当是时尚有碑十八。盖春秋、尚书作篆隶科斗，复有周易、尚书、公羊、礼记四部。阳衒之曰：石经尚书、公羊为四部，又谓春秋、尚书二部。书有二经，当是古文已出▯之出。北齐谓得四十八碑，误也。洛阳昔得石经尚书段残破不属，盖盘庚、洪范、无逸、多士、多方总二百三十六字。其文与今尚书尽同，间有异者才十余。然则知古文尚书盖已见于此。或曰：魏亦作石经，安知此为汉所书哉？余谓魏一字，汉为三字，此其得相乱耶？且曰：「天命自度」碑作「亮恵鲜鳏寡」，碑作「恵于矜寡」。乃逸既诞作「乃宪既延」，治民祗惧作「以民肆」。髙宗享国五十九年作「百年」。以书攷之，知传受譌误，不若碑之正也。方汉立学官，书惟有欧阳、夏侯。其书虽不全见今诸家所引，与古文尚书全异。不应今所存古文反尽同也。疑邕既立二书，则或当以古文自存矣。王肃解书，悉是孔传，便知魏去汉世未远，肃得其文，不然不应又尽同也。晋内史梅赜【阙】舜典》，而当时犹疑，知古经已废于汉魏，不尔肃得自私，使世疑耶？余知至晋其书已絶。今考杜预释《左传》，以古文为逸书，又知欧阳、夏侯所传殆异于古文，其知者于此乎？考之石经论语石经今废不存，或自河南御史台发地得之。盖《论语》第一篇并第十四篇为一碑，亡其半矣。其可识者字二百七十。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篇为一碑，破缺残余得五之一，其存字为三百五十七。以今文《论语》挍之，其异者：若「抑与之与为意与之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作「未见好仁恶不仁」。「朝闻道夕死可矣」作「可也」。「有三年之防于其父母无乎字」，恶居下流而无流字。「年四十而见恶焉无焉字」。「鳯兮鳯兮」作「何得之衰」。「往者不可谏也来者犹可追也」，今本皆异。「执舆者为谁而作执车者为谁」，子是鲁孔丘与曰：「是」，然后曰：「是知津矣」。「比今书多二字」。「耰而不辍」作「辍」。「夫子怃然植其杖」作「置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子游」作「子斿」。「而在萧墙之内」作「而在于萧墙之内」。凡碑所存挍其异者，已十五之一矣。使鸿都旧书尽存，则其异可知也。夫以邕之所定，虽未尽善，然汉儒学専其挍定众家，得正譌误多矣。此犹是千嵗旧书，比今兵火之余，师学已久废，其庸得论当耶？

朱龟碑余得朱龟碑，廼考次其文曰：龟字伯灵，察孝防，除郎中，尚书侍郎，以将事去官。于时益州夷侵寇，以君为御史中丞讨伐。鲜卑侵犯障塞，复举君拜幽州刺史。吴兹曰：「序集古，谓龟事迹不见史传，其仅见此碑者如此。」余曰：「文忠偶未考耳，龟事见汉书甚详。」《华阳国志》曰：「灵帝熹平中，蛮夷复反，益州太守雝陟遣御史中丞朱龟将并凉劲兵讨之，不克。朝议不能征，欲依朱崖故事弃之。大尉掾巴郡李颙，益州太守与刺史厐芝伐之，徴龟还。颙将巴陵郡版楯军讨之，皆破。」《后汉书》记熹平五年，诸夷反叛，执太守雝陟，遣御史中丞讨之，不能克。朝议欲弃之，太守尉掾李颙建防讨伐，乃拜颙益州太守，击破之，还得雝陟。今以碑为据，则《汉书》谓夷执雝陟，朝廷遣龟、何颙击叛蛮，始得雝陟，则龟皆非其功，故碑自略之。其可考也。昔常璩书蜀事最详，范晔修《汉书》，多依用之。至谓益州太守雝陟遣御史中丞朱龟，则误矣。汉御史中丞在殿中察举非法，其出绣衣持斧墨绶以下，得擅诛，则太守非遣，况龟为御史中丞，非朝廷遣之，岂更有他任而居外者耶？其将并凉劲兵，又益州得専而用哉？或曰：「别本国志有蛮夷复反雝没，故益州太守遣御史中丞朱龟讨之。」余曰：「如此则里学小儿语也，雝没故益州太守且何词也哉？而曰遣御史中丞者，便为朝廷三府，岂不益陋耶？」

小黄门护敏碑此碑汉灵帝中平四年立。小黄门在汉秩六百石。永叔疑其刻碑已盛，余考其时，孙程以侍御史持节监护防事，乗舆幸北部尉，瞻望车骑，单超赐东园秘器，棺中玉具，发五营骑士将作起▯茔，侯览豫作夀▯石棺，双阙髙防百尺，其制如此，则敏为大碑，深凿属文，见之何足称异哉？其书曰：「守静韬光以远悔吝。」敏之能与不能，未可以此得之。然当时以此铭之，岂亦慎时之失，不得显言，亦于此稍见其有贵于斯者耶？方其时，如吕强忠直，且不免死，既死收捕宗亲，知当时盖亦有人矣。为忠直而受祸，其得尽行其志哉？余读其书而伤焉。不自意当灵帝世而沈没宦竖中，能自拔起于污浊，此其可贵也。同时有北海赵祐以博学称，甘陵吴伉善风角，托病不与事，济隂于肃，下邳徐衍，南阳郭耽，称为清忠不争威权，又有李巡与诸儒五经文于石，此其尤异者。然其可谓宦者，遂无其人耶？若敏于是，余知其上不得如巡强辈以取名自显然，下亦不若忠让之徒剥防王室，其不得书于史，宜也。

周公礼殿记此记在成都学舍，顔有意撰。昔庐江文翁治蜀，初立学成都，作讲堂石室，开二堂，左温故，右时习。复作周公礼殿，画孔子像。盖古者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故学必祀周公，以孔子配之。自开元后，制度废弃，惟此存尔，可以考也。其后遇灾，太守陈留髙朕【隶释作朕】修立，増二石室，更于夷里桥，今学石室一为髙朕。朕自有功学者，故其室至今与文翁俱传。在汉为蜀守，以劝学为本，二人之存尔，可以不废也。昔人尝疑朕非制名，可称于臣下者，自秦汉天子所为称，岂复可存耶？流俗谓为髙胜，至宋璋洗视，知为髙朕。范蜀公尝为人道之甚详，余尝至其处，求字画得之，实为朕字。知在汉犹未有嫌，不必曲辨，朕为胜也。蜀书有髙胜，为郪县人，昔人疑其为守，非也。魏文帝时，夏侯霸为右将军，霸父朕尝仕于汉，可信也。

四皓神坐神坐西汉所书，凿石为位，以为祭也。一曰圏公神坐，二曰绮里季神坐，三曰夏黄公神坐，四曰甪里先生神坐。重画深凿，其书甚完，知汉人去秦不远，其相传必不误。昔王元之在汝水，以诗寄毕文简曰：“未必颈如樗里子，定应头似夏黄公。”文简谓绮里季夏当为一人，黄公其别一人也。元之捡诸书，得陶渊眀洎唐诗人皆言黄绮，如李白辈亦如此，即改去此诗。然世亦竟传，自是人皆以文简为据。余得四皓神坐，知元之非误。但昔人论四皓，或言园绮，或曰绮夏，不必尽举首字取之，顺则用之。或渊眀自读作绮里季夏，不可知也。周燮曰：“追绮季之迹。”《世説》曰：“绮季、东园公、夏黄公、甪里先生，谓之四皓。”《姓书》有“绮里先生”，季其字也，则为夏黄公，无可疑者。《风俗通》：“楚鬻熊之后为圏。”考之《陈留志》，圏公自是秦博士，周庚以常居圏中，故谓圏公。昔圏称撰《陈留风俗记》，蔡邕集有圏典，魏有圏文生，皆其后也。古者甪与禄同文，故《乐书》作觮。郑康成于礼，甪皆作禄。《陈留志》作甪。唐李涪尝辨之。

君子公昉碑此碑，巴郡汉中太守郭芝立石碑祠下，书其事者，余见其已异也。昔公昉以药涂屋柱，防牛马六畜，翛然与之俱逝。神仙变怪，不可以常理论之。然鸡犬皆仙，昔淮南王安或为其説如此。余见淮南以辠诛死，知其为説者妄也。公昉事虽増异矣，然可以不信者，于事则得为概见也。昔葛稚川谓仙人可以尽求其言，刘向所説《列仙传》，自删秦大夫仓书中出之。洪又采其遗者：中黄仙人石光、康鳯子、崔文、刘元、药子长、李文、尹子、张子和、王柱、董君异、卫叔卿、梁伯，而谓李八百为唐公昉作佣客，后八百伪病，公昉为废数千万，不以为损，又作恶疮，公昉与其妻妾舐之，其疮尽愈，以丹经授公昉，公昉入云台山中合丹，丹成仙去。洪之传如此，不闻其与六畜俱逝。然碑立于汉，而洪为书在后，洪不取此，知其谬也。洪尝论药可防牛马鸟兽，令其不死，则如公昉事，正洪所欲得而不以言，则知当无其传。彼果有传，人亦不以信也。抑虽稚川好竒，亦不谓其传可信耶？大抵世人喜道怪，然理之所在，可以考也。

天禄辟邪字邓州南阳北有东汉太守汝南宗资墓，墓列二兽，其髙八尺，角而鳞，分鬛曳尾，过壮大。左曰天禄，右曰辟邪，皆刻膊上字不尽为隶法，盖篆之变也。汉自光和后碑尽为隶，至书其额，或作篆，亦时有焉。大体皆为偃波埶，而此石所书独多篆法，知汉隶之有如此者，以篆尚存也。按书志，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为天禄，两角为辟邪，无前角者为浮都禄，又为鹿。传曰辟邪应瑞之兽也，五色光煇，长尾，善知星变，故其见于时，着瑞应也。封氏曰：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骐驎辟邪，象马之属，人臣墓刻石虎羊，以为仪卫。其在唐有制，然资以御史中丞，而墓刻辟邪，盖汉无此制也。昔交趾献兽，麟首一角而肉鳞，当时不能识，其后沈括察其形，谓是天禄，然当时所献无鳞甲五色，但皮肉隠鳞，不説长尾，未得便为天禄也。

太尉杨震碑并隂汉既衰敝，士俗流于容説，俗儒不知名义所处。震于此时拔然自振，流俗间以直节峻行激发污浊，天下矫首乡风，知名节为重。持禄保宠有愿死而不忍为者。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当震之发大难，奋大义，直指利害，吾知震之死者非不幸也。观其门生故吏可谓众矣，而髙舒、杨伦辈方且率天下而祸仁义，以抗言为直，以犯难为义，以杀身为仁，至摩砺激讦以进断者为得事君之道。其触机投穽以陷患害相趣而不顾，卒成党祸，而汉以亡。夫为名节者，本以成身，吾见其身之祸，求以治国家，而国家卒以亡矣。盖行仁义而不知其道者也。

光禄刘曜碑刘曜字季尼，此碑可识者余不完，难句读。碑首书曰：「汉光禄勲东平监刘府君。」余按刘氏本范氏后，自秦而反其故处者为刘氏，则刘当为留。《説文》：「留从▯户，开为卯，卯为春，门户阖为酉，酉为秋门。」则留自从丣，丣为酉之省文，故知留不从卯。刘姓则不从刀也。当汉季世，纬书既出，故言「卯金刀」者刘也。学者不复考古，妄意求之。昔许慎以刘为鐂，其转而为刘者，以田易为刀也。然姓书：「周之大夫有食菜于刘者，此畿内地也，因地以为氏，则与汉姓异出。」但不知古文「刘」者，其书与汉如何？故凡汉姓，自当为鐂。或以为畱，南朝有畱异，或以为出留侯，非也。特汉姓不失其本者如此。

桥太尉碑李元仲示余断碑，盖从地得之，昔为础也，故其劖凿不可尽见。惟曰：“公讳▯”，其下已缺。又曰：“濉阳人”，知其为桥公祖碑也。公祖故臣门人述其言行，铭于三鼎，勒于征钺，官籍第次书之。碑隂世或传之。此碑盖司徒崔列、廷尉吴整刻列石者，犹可于此书见之。余谓▯在汉世无大事功，惟疾恶破奸为务，盖刚介一操之士。当其时所荐达多在显位，故名犹传。又如魏武于其防时，▯则识之，故其后世名益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