岘泉集卷之二

译《太上混元实录》序。道建立教化，开始于天地之前，天地出现以后也不知道它何时终结。它开始于太上，世间只传说黄帝时代有一位号称广成子的仙人，黄帝曾到崆峒山向他问道，后来铸鼎炼成丹药而升天。及至考察传记、见于其他书籍，却都说他出生于殷，做过周朝的柱下史，后来转任守藏史，历经八十多年；太史公说有二百多年，当时称为隐君子，谥号为“耻”。孔子到周朝时，曾向他请教礼。周朝衰落后，他离开周地前往秦国，经过函谷关，关令尹喜观察天上的云气而迎接他，强请他著书，于是他写下《道德》上下篇流传于世。按照氏族方面的书，有的说他是周氏李乾，娶益寿氏之女婴敷为妻，生子名耳，字伯阳；又说李氏出自高阳氏之子庭坚，庭坚为尧的大理，因官职而以理为氏，后来李征娶挈和氏之女，因躲避纣王的罪责而逃亡，靠吃木子保全性命，于是改姓为李；又说李灵飞得道，妻子尹氏生老子，讳弘元，字曜灵，有的称伯阳，有的称老莱子，有的称太史儋，各种说法不一。至于黄帝以前，从三皇开辟之初便已经有道；它世代相传，随着历代而应化、神变，经历百千劫而不止息，这正是《实录》创作的缘由，其中一定有所考据。神的变化没有固定方式，可以有先后，也可以有或有或无；它把千百年看作一呼一吸，所以不能从形体测量，也不能凭事迹寻求。因此，用不可言说来称它为道；用无名来观察天地的开始，用无欲来观察道的奥妙。所以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以不争、不盗使百姓无知无欲。这是周朝衰落时，想要敦厚风俗、拯救教化，使人返回质朴罢了。假如在当时风俗流失、教化衰薄之际，反而用有名、有欲、有为、有言的道理重新训导，又怎会知道委曲反而能够保全、弯曲反而能够伸直、低洼反而能够充盈、破旧反而能够更新呢？因此以无名的质朴镇守天下，不再分别什么是道、什么是仁义，于是恢复古道。所以这些言论在秦朝暴政之后开始发挥作用，汉朝兴起后用清静之道来救济它，如同用水消解炎热。这难道不就是先有黄老之学、后来才有六经吗？大概从一时的风尚来说，老子所看重的道是虚无，凭借无为而随顺变化，所以著书；他的文辞称道微妙而难以认识，确实是有原因的。后世统治天下的人，代替老师而运用它。从中看到的余绪，被秘藏为《天经洞录》，又在《灵书隐诀》中加以阐发。修持它于自身，可以登真蹑景；施行于世人，可以济世利物，这就是兼具内圣外王之道。如果拘泥于鸿生硕士的说法，把一切都归于《庄子》《列子》，把《道德经》解释成散漫放纵的议论，最终也归于自然，并且把它杂糅进申不害、韩非一类的刑名学说，那实在是不可取的。甚至还要把它斥责为浮诞空寂的弊病吗？然而《实录》所记载的内容如此详备，难道能仅仅出于私人尊崇夸大，借此迷惑世人，却又能够这样长久流传吗？如今皇上承受天命而仁圣，自有天下以来，首先为《道德》上下篇作注，这是借助它来实行清静无为的治理。我们道门的幸运，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洪武十五年设立道录司，我山曹公希呜任职其中。希呜道行高深、诚笃坚定，日日承受皇上宠光，超过前代，这难道不是因为他有助于赞成清静无为的教化吗？闲暇时考订此录，付梓以扩大流传，并嘱托我为它写序。我顾某私下对此十分惶恐，哪里容得我来叙述它的开端？不过，神化玄通之道，即使是六合之外，圣人也暂且存而不论；在这里可以看到了。因此谨为它作序。

译《龙虎山志》序。道潜藏在极其微妙之处，却显现于极其明显之中。天地广大，阴阳循环运行，理就显现了；事物众多，盛衰循环变化，文理就显现了。这正是极微妙的机理，潜藏在极明显的现象之间，人不能直接看见它。大概要经历千百年而不泯灭，之后才能知道它。所谓道的虚无玄默，原本就是在说天。在幽深冥暗、恍惚难明之中，精粹和征兆存在其中。这难道不是虽不可见却可以知道吗？我太上的教法，自轩皇、文景以来，大多曾采用清静无为的学说，并在世间得到验证。有的人把它比作申不害、韩非的形名之学，有的人把它斥为方士、卫道者的怪诞之说；难道就因此不能将它毁斥为异端吗？所以太史公说，它的行动与无形相合，足以负载万物，言辞简约而容易掌握；道家这一流派，古代本来就有，这一点是确定的。因此关尹、庄子、列子的言论，能够发明它尚未充分说明的地方；其中柔弱、谦退的言论，足以挽救周朝衰落的弊病，规范世人的行为和风俗，哪里能把它看作幽深玄妙而不切实际呢？况且以神道设教，难道是要欺骗后世来取得迷惑的效果吗？到了列国以后，秦代的茅君、汉代的我祖天师、吴地的许氏、葛氏，都是其中最著名的人。天师有世间罕见的资质，亲自从太上受道；从此三洞经录和符法中秘藏于九霄十极的内容，其灵妙的诠释和深奥的旨意，全部降临人间。后来他游历蜀地的昊地，并在龙虎山炼丹。龙虎山名闻天下，属于福地之一，并与三茅山、阁皂山齐名。我们张氏自留侯以后，已经传了四十八世，这是其他两山远不能相比的。经历魏、晋、唐、宋各代，代代都有褒奖崇敬，典章秩序完备。至于山川的优胜、官署宫宇的华丽、人物的繁盛，仙迹的奇异、道行的神妙、爵位声望的显赫，以及历代倾慕仰望者，有的在诗文中赞美，有的刻在金石上流传，相传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继承者越久越昌盛，掌理者越远越广大。若不是先祖神妙的功业和玄妙的化育，恩德遍及四方，能够济物利生、御灾捍患，使玄德绵延久远，暗中护佑百姓、辅助王化，又怎能这样长久显著、不断传承呢？或者也是由于山灵川厚，能够呵护并资助培育它吧。这就是《山志》不能不撰述的原因。元皇庆二年春，玄教嗣师昊公汇集成三卷，进呈朝廷。皇帝诏令词臣元文清公、程文宪公为它作序。而我的曾祖父留公、祖父太玄公，都曾蒙受宠光，显赫于当世，能够被记入典籍，荣耀已经达到极点。我朝先公冲虚公，在先皇即位之初，屡次觐见圣颜，所受眷顾恩宠也极其深厚。而我资质鄙陋，早年承袭教门章程，上承特殊恩遇，官署宫宇也焕然更新。不久今上继位，我首先承受召命，蒙受两朝恩惠；皇恩博厚，恩泽宏大，实在无法全部记载。近来查考旧志，发现它多有疏漏浅陋、流于凡近之处，私下颇为感慨。有人说，正值这样的盛世，如果不加以考察古事、搜求隐微，来完成一部山志的盛典，岂不是会使奇异的芬芳和伟大的事迹湮没、埋藏，如同珍珠被遮蔽在深渊草莽中，虽有珍贵的质地却被忽略而不加收录？这岂不是自我抛弃吗？我虽然意志坚定、勤于学习，却仍有所不能达到。讲师李唐真清心修道、笃实厚重，于是我命他搜访遗缺；我的弟弟宇清志向锐利、才思敏捷，也竭力帮助完成此事。于是把它分为十卷，将要完成时，有位善士愿意付梓刊刻，难道能不写几句话来记述它吗？道存在于天下，与天地并行而不相违；它存在于人身上的，只会越来越昌大。能够记载这些而不使其废替，就能善于承继已经显著的事业，并把余裕留给后世；这样应当与山川一样长久悠远，难道还会有穷尽吗？然而时代久远、世代不同，有时不能把记载全部保存下来；但后世仰慕它的遗风余烈，未必不会从这里得到取法。我恭敬地冒昧为它作序于卷首。

译《汉天师世家》序。《易》说：“显明道，神化德行。”所以可以与天地相应，可以赞助神化。充盈于天地之间、贯通古今而不息的，就是道。能够显明道，道的神妙功用便充分显现；与德相合，所以能够应对万般变化，赞助神化。这就是所谓参与、辅助天地化育。太史公说：道家以无为处世，使精神专一；行动与无形相合，足以负载万物；随着时势迁移，顺应事物变化，建立风俗、施行事务，没有什么不合宜。实在是有道理啊！太上生于殷，做过周朝的守藏室史，后来又升任柱下史；凭借神化莫测的事迹，代代降临人间，成为玄教的宗师。我的祖先汉天师承受留侯遗留下来的福泽，曾亲自从太上受道；从此仙经、洞录中秘藏多年而未传的内容，全都降临人间。后来又降治妖魅、服炼神丹，功成后冲举，以剑印传给后代，至今已经将近一千五百年。即使时运变迁、事物更改，传承仍未中断，难道不是因为清静无为的教化，其功用的神妙合乎天德，足以赞助天地化育吗？直到今天，凡是名山深处，都还保存着灵异遗迹；这正是他的子孙流芳久远、荣耀显达长久的证明，确实可以看出他们暗中辅助王道、广施恩泽于百姓。汉朝末年以后，居住在龙虎山的人，有的在岩穴中、山谷里隐居，修炼以求长寿。宋朝初年，逐渐以道行闻名于当时。到了大观、崇宁年间，虚静真君出现了。他的神功和妙应一经施展，便表现在驾御气、炼形的实际功夫上，此后声势更加振大，足以与前代相匹敌。他的后代中，没有比我的曾祖父薇山公、祖父太玄公更显著的了。他们祈祷禳灾方面的显著功绩，以及所受宠遇之深，在当时，奇异的征验和盛大的事迹，即使簪缨缙绅之士也无不以礼敬重，看起来前代还有所不及。到我朝先君冲虚公，际遇圣朝、统一天下，他崇高的资望和伟大的声誉显赫一时，荣耀贯穿始终，又哪里是过去的人所能相比的呢？作为神明的后裔，必须像这样才对吧！我资质平庸，承继先人的功业，只怕自己辱没了它；世代蒙受圣恩，仍然深感战栗。有人问及世家源流的始末，我担心过去没有向世人说明，留下缺失。从前侍奉先君时，他亲手把旧编一册交给高道同虚，拜请宋太史濂为它作序，但还没有来得及整理刊行。然而旧文辞意冗杂腐旧，我冒昧删削、校订、增补、编次，付梓广泛刊布，希望借此完成先人的遗志。唉，事物的规律有盛衰变化。思考怎样承继先人、启迪后人，实在困难啊。末世以来，舍弃实际而趋向浮华、争逐权势利益的人很多。如果不能在学业上有所造诣、在德行上发扬光大，以振兴自己的宗族，怎能说是继承并发扬前人的事业呢？这难道足以知道其中的道理吗？过去从太上那里接受的道，其德行的崇高、功勋事业的伟大，为什么能够无穷传承呢？或许是神明之道能够发扬光大，关键在于人；后来的人也必须自我勉励，才能有所彰明、有所记述，这样才不会使教化坠失。这篇名为《世家》，取材于史书。

译《张氏宗系后序》。古代承受姓氏、受命立氏的人，没有不是圣贤后裔的。有的以国名为氏，国家灭亡了而氏族仍然存在。世代久远、族属湮没的情况，本来常有。谱牒制度建立后，史官设置专门机构掌管；机构废除以后，学士大夫之家便各自编修族谱。这样可以叙明昭穆次序，区别亲疏，使凡是作为他人后裔的人，都知道保存尊祖敬宗之心。这是君子所致力的大事。张氏属于姬姓，源出轩辕氏的子孙青阳氏。青阳氏第五子挥任弓正，最初制造弓箭，张设罗网捕取禽兽，主管祭祀狐星，世代掌管这一职务，于是受赐姓张。殷代的张穆子、唐尧时的张果，都以仙人之名著称。到了周宣王时，张仲任卿士；他的后代张侯做晋国大夫。三卿分晋以后，张氏连续五代担任韩国相国。太史公认为，张氏本是韩国公族。韩国灭亡后，留侯张良因替韩国报仇而攻击秦始皇，于是改姓。旧谱从留侯开始列为初祖，以上便没有记载。我曾经看过旧谱的概要，于是进一步探索，以补备遗漏。留侯本是沛郡丰邑人，辅佐汉高祖取得天下，于是受封为侯；其家族自此兴起，到第七世，大多以功业显著而载入传记。到了唐代，张氏被列为安定、范阳、太原、南阳、敦煌、修武、上谷、沛国、梁国、荥阳、平原、京兆等四十三个望族，其中出任宰相的共有十七人，封侯的有八人。到第十世，生有汉天师的父亲桐柏真人。桐柏真人从沛地迁到杭州，曾经过镇江丹徒县，那里有留侯庙；常州又有仙迹张公洞，想来一定是感念他的恩德而祭祀他。后来便因此居住在浙江。汉天师出生于杭州天目山，是玄教的宗师。他曾修炼神丹，并弹劾、治理魔鬼；后来游历蜀地，最终在信州的龙虎山定居。张氏传承源远流长，盛况远胜从前。史书没有察觉这一点，以为留侯转世后国家灭亡，便认定他的后代已经断绝，却完全不知道他的后裔流布南北，竟然如此繁盛。从汉天师往下十世以来，坟墓保存完好，世系次序仍然存在；凡居住在龙虎山的，共有二十八世。算上留侯以上无法考知的远世，总计五 十多世了。至于旁支亲属的异同、出仕或隐退以及显达或晦隐的情况，就没有资料可以考察了。有人传说闽地石笑、信州上饶的张氏，也都属于同族。近来见到他们的子孙和族中老人，他们还能够讲述旧事；但要追求世代次序，却也没有办法考证核实。至于江东、江西之间，世人称颂其显贵爵位和盛大声望，而本朝不断尊崇的，很少有能够与之相比的。若不是列祖列宗神妙的功业和玄化，德泽遍及四方，又怎能这样昌盛而长久呢？可是我也曾感慨，世上喜欢夸耀声誉的人，常常编谱来炫耀自己，其中攀附仰慕贵显、旁引曲证的很多。他们对于孝敬之心，究竟放在哪里呢？而我张氏作为神明的后裔，至今已有一千多年。评论者只把它看成继承爵位、作为玄教宗师罢了，又哪里知道重重珪玉、世代官印，连续不断而从未中止，代代都有呢？只是有时文献资料不足罢了。然而它未能在世间充分彰明，是因为前人求本溯源的志向有所不足，所以当时的鸿生硕士没有一人提及此事，这也实在是很可惭愧、很可惋惜的。如今宗族后裔与过去相比，十家中已不到一两家；其消长盛衰，仍然很值得感慨，难道还能再次失于整理吗？只是我才能低劣、无所相似，不能担当此事，常常害怕世系最终断绝，使后人从哪里知道源流的来处、思考怎样振兴宗族、谨慎守护根本呢？有人说，编谱的方法是：亲近的支系应当详细，疏远的支系应当简略；作为子孙，各自详细记载自己的亲支，那么简略的部分也可以相互参见。后人应当体会祖宗德泽的深重，专心立身建业，使遗留下来的风气和恩泽不至于坠失，这样才差不多能够继承他们的善行。从前韩相公说，要谨慎编修家谱，却不能忘记先人的荣耀；这种做法是学问的重要内容，难道不应当警醒自勉吗？这样看来，古代设置谱牒、用来敦本的道理，并不是徒然设立的。现在把这些大意叙述在篇末，以记载它的由来；至于发扬那些潜藏而未显的光辉，还要等待当世的大手笔来完成。《三十代天师虚靖真君语录后序》。宇宙之间，承受日月山岳光明灵秀之气的，只有人。人修养自身，内在有了什么，必然会表现在外；凡是平日积蓄的东西，难道能够不通过言语表现出来吗？虽然老子、庄子的学说主张忘却肢体、摒弃聪明，把一切役使于外的东西都排斥断绝，务求完全返回内在；但至于传世立教的道理，也必定要借助言语之后才能传达并显明。由此看来，遨游于方域之外的人，难道会认为言语毫无用处吗？大概他们对于言语，就像太虚中飘行的云、澄澈深渊中的微波，随其运动或停止而自然形成文理，不能从固定的形迹去寻求吧？这与儒者使用言语不同：儒者得意时，雄迈放逸的情怀尽情流露；困穷时，羁旅感慨的言语自然发出。虽然如此，他们道行隆盛、神化长久，与天为伴，又哪里一定要等到有无言语，才称为仙人呢？三十代祖师虚靖真君，凭借宿世培植的灵悟，生逢熙和安定的朝代。在崇宁、靖康年间，徽宗皇帝崇奉道教尤其深厚，而真仙接连出现，与真君同时的，有徐神翁、王文卿、林灵素等。他们常常禁制棱厉的妖祟、平息潮汐灾孽、祈祷禳除灾害，往往出现奇异征验。后来国运艰难，他预先通达灾祸的征兆；至于风雷、晴雨，也特别由皇帝指顾询问。他的道行和神异作为显著，确实足以成为朝廷的羽仪，使恩泽遍及众生。虽然距离现在已经数百年，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谈论并仰慕他，哪里是那种只图一时夸耀、后来终于湮没无闻的人可以相比的呢？旧传《应化录》，对他的功勋和德行记载得很详细。凡是真君流传示范于世间的教诫之语、陶冶冷漠性情的文章，都足以警醒迷妄、启发蒙蔽；如果不是神游于天地初始的混沌光辉之中、蜕脱于缪乱尘滓之外，没有一丝一毫的杂念夹杂其中，他的造诣怎能达到这样呢？四方传诵并希望见到这部书的人很多，可惜不能得到全本。从前曾经刊刻流布，时间久了又有散佚；近来向名山寻求，重新刻版，以扩大它的流传。希望使戴冠着褐的道士和仰慕它的人，能够从言语之外、文字表意之外探究，从而悟得火符的奥秘，穷究铅汞的妙理。这样就有了多余的老师，可以由此进入道德的境域。至于所谓广漠的原野、虚无的水滨，在重重山峰高大树木之间、风清月明的夜晚，吟诵品味其中空灵的歌声和神异的韵律，听林木歌唱、泉水应答，又怎会知道彩虹旌旗、霞光佩饰的仙人是否前来降临呢？难道不可以与老子、庄子的言论一同流传吗？宇初惭愧地承袭师位而才质不足，哪里足以完全赞颂和彰美它？只是担心有所遗失，所以姑且为它写下这篇序言，等待后世大手笔来完成。

译《悠然阁集》序。万物从萌芽初生、征兆显露的时候起，生生不息的意趣便已经具备了。等到它们繁茂生长、盛大充盈时，人们反而很少知道其中的根本。人所能看见的，只是经历寒暑冬夏、花叶繁荣凋零的外在色泽罢了，大概还没有达到它的初始状态。万物尚且如此，何况人的内心，难道不是尤其难以察觉吗？人的善性，既然形成知觉，便人人都有；悠然存在于内心的善性，与万物相同。但物欲、情感和思虑遮蔽了人的私心，正如寒暑冬夏中花木的荣枯不可避免一样。能够察觉这种遮蔽，释放欲望，使它完全消尽，那么悠然的善性本来就存在。因此求学的道路，是从仁义出发、操持礼节，用来守持内心、恢复本初；这样，自己心中的悠然善性，就像果实本来具有仁一样，对我而言没有什么疑问。士人立身扬名、显耀亲族，如果不是求得这种道理之后才有所成就，就不足以称为学问。鄱阳是江西及其他各郡中，凭借生产、财货和贸易而富裕、拓展利益的地方。五代时期，贤士和大族竞相兴起，其中周氏最为盛大。到了元代，集贤司直南翁公以学问闻名，居住在湖田之间；见山明水秀，心中喜爱，于是在山上建造悠然阁，或许取意于晋代陶处士的诗句。不久入朝，当时的大夫、士人都写文称述。起初南翁以及左丞伯温公都做了显贵官员，族姓也日益繁盛；郎中公克复又能继承兄长的事业，使世代德泽没有坠失。元朝末年战乱兴起，阁楼被毁；克复辞去官职回归后，像上代留下的手泽一样，旧有文稿都收集保存完好。我有幸与克复交情深厚，他拿出所藏文集，嘱托我写几句话。这部文集使辞藻更加光彩，足以看出南翁际遇隆盛，而“悠然”这个名称，是他未显达时所取的。文集中那些赋作，都是当时显贵卿士、博学大儒在他显达以后称美的；虽然他们眷恋桑梓之间湖山的胜景，但与晋代陶处士所适意的境界本来不同。若从世代德泽能够长久流传来看，它所得于一心悠然之境、借景物寄托兴致的地方，又有所不同。即便如此，景物的代谢，常常与荣枯相联系。况且万物都受理气限制；积累深厚的，根源就深；家世延续的远近，也由积累的厚薄决定。元朝盛时，四方士人如云聚集，与周氏同辈的人，看看今天还剩多少呢？克复善于继承家业，又能够重新编纂文集，拿给后人看，这正是使人知道“悠然”之中原来有这样的内容。何况我的祖父太玄公与南翁、伯温两家有世代交契，而我与克复也承蒙相知，已经是三代交往了，我怎能拒绝写作呢？只希望他的后代仍然珍重它，那么悠然的恩泽便不会受荣枯所拘束，而必将由至仁之德永远彰显。因此我把他寄托于此的愿望写出，恭敬地作序，以回应他的请求。《丹纂要》序。黄帝、老子的书出现以后，我们的道便兴盛起来。史书记载，黄帝曾在崆峒山向广成子问道；广成子所说的并不神异深奥，而是简明扼要、切合实际，容易知道、容易实行。到了周穆王建造草楼、延请隐逸之士以后，世人才逐渐相互尊重信奉。至于关尹、庄子、列子等诸子，生于战国时期，随着时代盛衰而议论，虽然有同有异，但他们传授承接的源头是一个。大概它的根本，就是三洞九霄诸经以及道藏中所品评的道；它用于治理世间的学说，就是内圣外王之道。盖公、曹参以清静之道治理国家，就是例证。它的要旨，是使有归于无，使实返于虚，顺应元气的流行，深深扎根、牢固结蒂，返本还元；这样性命混融，守住唯一的真性，再超越无而已。到了秦始皇、汉武帝，因迷信方术而使这些学说混杂。后来所谓金液大丹，开始见于《金碧龙虎经》《太上石壁歌》。到了汉代魏伯阳，依据《金碧经》作《参同契》，借《易》来阐明丹法，叙述五行、八卦、阴阳经纬的学说，详细说明火候、药物消长和生化的机理。有时引用金石草木一类事物来证明体用，有时假托婴儿、龙虎之说来隐藏玄妙。后来承继这些说法的人，全都用木石来作比喻，反而淹没了要义，迷惑世人、诱导俗人。这不仅使内丹、外丹的传承因此迷失，也使那些不知探求考察的人一概把药石当作丹，舍弃身心的实际和性命的道理，进而讥讽它是奇异虚妄的言语，用来衡量、排斥学者；这不只是迷惑一时，而且还会把流弊遗留给后世。外丹的传承，是采集五金八石的精粹，按照火候和阴符加以烹炼，与内丹升降进退的道理没有不同，所以内丹、外丹的运用是相同的。人的形骸属于阴，都是由精气凝聚变化而成；必须借助金石的精华、云日的光华来化炼它，才能产生灵妙的变化，轻轻升举、飘浮而行。因此名山大川之间，丹炉、药鳌等都有遗迹。像我的祖先汉天师、许太史、葛仙翁这一类人，世代流传，尤其著名。所以舍弃内丹、外丹两种传承中的任何一种，都是妄说。元朝末年有些险薄之徒，竞相倡导邪说，把采战当作术法。他们盗取旧说编成书，假借先贤的言论互相引证，欺骗迷惑当世。富豪大商也有很多听从他们，以求延年；纵情欲望，最终必然丧身亡命才停止。最初创立这种邪说的人，业识所招的报应，将会是什么样呢？我曾经想严厉斥责这种祸患，却不能广泛进行。又有人拿草木、云霞、按摩、导引方面的文章，认为那是入门的凭借；虽然可以养生延寿，但若求得成就，仍然是缘木求鱼、背柴救火，只会更加助长邪说和暴行。所谓南北二宗，北宗以全真所尊奉的金代王重阳氏为宗，南宗则以张紫阳氏为宗。张氏的著作多用文辞而隐约，王氏的著作都直截而简约。张氏的传承必须内外兼修、合而后成，王氏则只修内丹。然而其中传授承接的奥秘，必须由学者竭力探究，并不是书本所能全部说尽的。我自从承袭教门以来，蒙皇上深厚的眷顾恩宠，曾经勉励我精进于道宗之学，至今已经十多年了。我曾向四方人士讨论、参访，不敢稍有停息；只是因为资质低下、见闻浅陋，无法上报国恩、光大宗教。这部书所收，是我平日所阅览的经论、诗诀，从上古帝真、师匠开始，沿着传流而下，考察异同，选择其中精要、足以成为学道门径规范的内容。题名为《丹纂要》，不只是便于阅读玩味，实在是要发明性命之理和神气之要，使一理贯通而万事完备；可以因诵读而心领神会，不被悖谬的弊病所迷惑，也不必取法于那些讥讽经世兼善之道的人。对于黄、老、庄、列的传承，也差不多不会失去它的源绪。若它能够广泛而长久地流传，使人蒙受我道的恩泽，就有了根由。况且隐居山林，日积月累，不断精进，难道登真蹑景的道路就不能继续吗？但尤其要靠那些善根深厚、资质上等的人，自己加以验证。此序置于卷首。

译《生神章注》序。《易》说：“神，是用来说明万物奥妙的；成就变化、运行鬼神，至神没有固定方所，圣人不可知，这就叫神。”《易》对于神的论述，已经极其透彻。万物都由一气产生，气分开后太极判为两仪，四象、五行各自处在气之中；随着五行之气布散，万物生生不息。五行的运行，阳气极数为九，阴气极数为六；二、五、九、一的道理，又都完备于五行之中。一是万数的根本，气是万有的母体。气的流行由神统摄，于是变化产生。天由积聚的气形成，帝由于统摄神而得名。比如一气生三气，三气生九气，九气又生出无穷之气，充满六合，这些都是气的化生，称为诸天。诸天归于虚无，是说不能从形象上求得它。因此我们教门的建立，本于虚无自然；所谓虚无自然，就是神气。知道养护神气，性命之道便完备了。至于修炼的方法，虽然有同有异，但其根源于三洞九霄的旨意却是一致的。三境梵气结成篆文，并不是人世间演说模仿尘俗语言的类别。《九天生神章经》贯通于道、义理明白；它分章断句，都是最深奥的形迹。每一府都命元而各有一重天，修炼的途径已经尽在其中。对内修炼自己，对外超度魂魄，所以诵读九转、七诵，都是依照数的妙理，可以坐而达到自然、白日登宸，并不是单靠读诵本身就能做到。十是成数，天地的造化系于其中。人的身体具备天地的造化，难道登真应化的道路会有不能达到的吗？依照金液返还的旨意，九是阳数。元始天尊演说玄妙、神王进请的内容，以及关于灾劫种类的训诫，都已经非常周备。自赤明、开皇以来，仙官的考核选拔，像登阶一样逐级上升。那些不修善行、不求至道的人，难道对此不应深深感到畏惧吗？能够修炼的人，不仅可以度过劫难、成就真道，还能上升而得到仙官擢升；这难道不是由于养气炼神、使九气回归万灵、使三界混融于一气吗？所谓知道神的神妙，却不知道“不神”何以成为神妙。至于死生之说，炼养自身之神，可以超度幽冥。即使阐明太上的慈悲恩德，也还是因为修炼自身的功德最大。因此，这部经与《度人》《大洞》《救苦》的义理，表里融通。善于学习诵读它的人，能够因文字而理解义理，对于道的奥秘，每天都会有所悟入。清源董圭山注释明白通达，实在是沟通幽明的津梁。闲暇时，有人命工匠雕版刊刻，以扩大它的流传；这种存心施惠、广被恩泽，已经很深了。他间或写信请我为书卷开头作序，我哪里足以阐发、倡导它的旨意，使人人知道归依的方向，明白幽冥与显明的大道呢？不过，遵循它来修炼，久而久之便能使神灵变化，踏着浮云驾驭虚空，把自己的天性返回到虚无之上；那高远虚空、清明澄澈的境界，就是他所游历的地方。《武夷山志》序。世间所说的方舆、职方、郡志一类书，对于名山大川以及神灵遗迹、远古事迹，大多没有能够详尽记载的。大概不是因为典籍遗缺，而是当代鸿生硕士多把这些斥为虚诞，忌讳谈论它们。然而古代的仙真，神灵所寄寓之处无所不在。凡是御灾捍患的奇异事件，有祈祷就有感应，难道不足以暗中辅助皇家的法度吗？难道就没有参与、辅助世间的功劳吗？有时史书不记载，叙述者又不详尽说明，于是千百年以后，最终湮没无传。这也是学习道教的人应当尽心尽力去做的事。建宁的武夷山，是升真玄化洞天。按照传记《晋鸿渐》的说法，从前有神人奉天帝之命，统领、登记地仙，曾降临山顶，自称武夷君，山因此得名。而白玉蟾、紫清真人传述《列仙传》却说：秦人钱铿曾隐居于此，带着两个儿子，长子叫武，次子叫夷。这两种说法也无法辨明。《汉郊祀志》说：汉武帝曾在建宁祭祀武夷君，命祠官统领此事。山中有汉代祭祀坛的遗址。又有人说：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上帝与太姥元君、魏真君子骞，在幔亭峰顶设宴会；虹桥连接天空，像鱼贯一样上去的有千百人，称呼乡人为曾孙，用酒和果品款待他们；众人都穿彩色衣服、佩华美绶带，供帐盛丽，仙乐交替演奏。不久风雨将起，众人最终失去了踪影。子骞最初在山中学道，跟随张湛、孙绰等十三人；遇到控鹤仙人，受道之后都成仙离去。往下直到唐、宋、元，得道成仙的人常常接连出现。冲佑观最初创建于唐天宝年间；到南唐保大八年，李玄辅于道有所获得，于是迁到今天的位置，赐额为“会仙”。宋朝初年，各殿宇廊庑都得到更新，宋太宗以御札宠赐。祥符二年，赐给田地若干。熙宁初年，由秩禄二千石的官员主持。到绍圣、元符、端平、嘉熙、绍定年间，祈祷求雨常有感应，又多次加封名号，赐给田地、蠲免赋税的恩典屡次降下。元代天历年间，也像以前一样受到宠赐；而贞人、介士代代不缺。因此它名闻天下，与三山齐名、先后相当。建宁所谓“丹山碧水”，奇峰丽岭在一水曲折环绕之间层层显现，岩石的姿态和屏障般的山色向内趋合、环抱相向。山中洞穴、坛场不可逐一计数，而且大多胜绝，哪一处没有仙真异人居住过呢？所以像朱文公、蔡文节公、刘文简公这样的当时名贤大儒，也都曾在这里读书讲学。九曲的胜景闻名四方，难道也是偶然的吗？我曾经惊异于三茅山杨、许二位长史在华阳洞天相会，以及麻姑在仙坛会见蔡经、方平的事。考察传记，像刘向这样的人，汉代称他博览群书，他的话未必是虚妄的。由此可知，《幔亭集》一定不是妄作，难道可以不为它记述吗？何况山志考订记载得又很详细，确实足以流传久远。我曾想去游览一次，却一直没有实现。主持观务的某君，偶然请我为书首作序，我本来就不能以浅陋为辞推辞，也还打算询问各位遗老，并查考残存的文字，来补足其中的不足。

译《白鹤观志》序 自从黄帝得到鼎，学成仙丹之术而升天，后来周穆王筑草楼招请仙人，关于仙道的说法才开始盛行。到了秦汉时期求仙之风盛行，方士接连出现，妄以神异之说，夸大荒诞，来迷惑那些喜好仰慕的君主；各种虚玄杂乱的传授混在一起，引来当时人的讥议，也就不足为怪了。难道没有真正的仙人吗？他们只是潜居偏僻之地，抛弃名声、遗弃踪迹而修炼罢了。因此，他们的丹炉药臼、灵书奥诀，有的秘藏在岩洞之中，有的留传于世而时隐时显。虽然踪迹各不相同，但自古以来代代相传，从未断绝。江西丰城的白鹤观，建于陈大建年间，是仙人甘君留下的灵迹。甘君幼年笃行孝道，以品行闻名乡里；学道多年，听说旌阳许君擅长道术，便前去拜师。许君又带他同往，拜丹阳女仙谌母为师，得到秘传。法术施行后日益显著，于是跟随许君在江汉之间积累功德。至于他画松镇御妖怪、斩杀蛟蜃、平治祸孽，以三尺剑建立功业，足以造福万世，他的名声和事迹流传无穷，这是必然的。何况他的功烈，还有许多不能全部记录的地方呢？许君曾经有阐明忠孝、使法术流传于世的著作，那些说法都本于大中至正的道理，不是其他符诀步法可以相比的。甘君凭借显著的孝行成仙，凌空而去。他的功德和道行，难道不是由于忠孝而格外深厚吗？仙道作为超脱凡俗的途径，并不曾脱离人道，也不是只求独善其身。甘君道业既成，侍奉母亲终老之后才脱身离去，可以说是两方面都圆满了。况且凡是仙真所居之处，必定山川雄奇秀美；丰城的佳丽秀美，正应当有足以孕育这种人物的灵秀之气。我今年春天拜谒西山玉隆宫，回来时经过白鹤观，即使是在风雨之夜，仍探访搜集遗闻逸事，其中尤其有足以引发仰慕之处。此地虽然处在城郭之间，景物却幽静秀丽。我询问两楹之间的遗迹，原来是我祖先虚靖真君曾经居住的方丈；前面的龙潭，则是真君飞升变化之处。道会邹某、耆士熊某主持观务，并且拿出甘君所作的丹经、观志，以及真君写给任首座的书信，其中的言语尤其足以启发人；而事迹虽已不同，名号仍然存在，怎能不因此更加感慨惋惜呢？夏天过去后，某君来到山中，请我为观志作序。我从小喜爱名山大川，喜欢探寻幽深、访求胜景，常常遗憾不能遍览古今名迹。像甘仙这样神明德行卓著的人，如今既能读到他的言论，又能踏临他的遗迹，这篇序文就不能推辞了。何况其中还涉及我祖先遗留下来的声名和遗迹，难道不可以借此详明记载吗？然而某君能够尽心完成职责，并且编次成书，准备刊刻传世，可以说是善于追究根本了。假使将来真仙的灵异变化能够同这部记录一起不被泯灭，对于我们的道门来说，岂不是非常盛大的事情吗？后来继承此事的人，应当努力。《张嘉定集》序 澹漠先生张公的诗集共有若干卷，我的朋友大桩为它编次，请我作序，我不能推辞。记得年幼时，曾在先父身旁侍奉张公，从他那里得到不少教益。当时，乡里称为先生的卢公伯良、夏公伯承，是同门师友，学业又都齐头并进，谁先谁后无人能够判定。张公是我乡里的著姓，自宋元以来，簪缨相继，多以文章显名。张公幼年聪颖奇异，才华丰赡而意气锐利。长大以后，博学而善于记诵，尤其擅长诗歌。元朝末年，邻县以诗著名的张公仲举、黄公君瑞、危公大朴，都曾与他争胜。而李先生仲公、祝先生蕃远，仍是他所尊师的对象。他带着自己的学识和抱负，奔走于燕赵之间，最终没有遇到能够赏识任用他的人，便取道吴楚而回来居住。不久天下纷乱，豪杰俊士纷纷兴起，一时那些僭越窃据的人听说他的名声，都来征聘他，他最终隐退而不屈从。他流离中的忠愤之情，都表现在诗中，而诗篇气势雄放，坚毅不变。我国建国初年，朝廷统一海内，首先以遗逸之士的名义征召张公赴京，授任嘉定州知州；任期满后，因年老赐归。于是他沿着吴、越、淮、湘一带回乡。晚年筑室于山林之间，闭门在家授徒，诗艺更加精进。州中百姓曾有人被诬陷而牵连成案，逮捕了几十人，张公查明事实，为他们主持公道，使他们得以保全，直到今天人们还感念他的恩德。张公的诗，体裁风致本于《诗经》的风雅，并逐渐浸润于汉魏六朝；至于盛唐、初唐元和以后，他则不取法。大概因为他气度高岸魁伟，仪表俊美，所以吐辞运思快捷如有神助，仿佛早已构思完成，不必苦苦搜求思索，就能写成雄浑深厚、意味悠长的作品，像高空的云气、长江的波澜一样，不能以边际测量，也不能循迹求得。这正是浅陋、庸常、狭隘的人所无法达到的境界。因此，他在王公、学士、大夫之间知名，确实不是偶然的。可惜他平日的著述，后来遭逢兵乱，散失很多。卢公曾收集其中千百篇，打算刊刻流传；尚未完成便去世了，文稿又散失无存。有人爱惜这些作品而不忍舍弃，亲手抄录了十分之一，其中以大桩所录的最多。可惜我没有才能，曾经承受张公教诲，却不能符合他的训育，我哪里敢妄自为序呢？然而张公学问优长、文辞敏捷，不只是骈体文章能够在一时之间争奇斗艳；他的盛德和崇高声望，早已在功业中显现，他遗留下来的声誉和潜藏的光辉，难道竟会完全泯灭而惭愧坠落吗？况且我的朋友大桩勤学好义，要继承卢公的志愿并不困难，我又怎能不乐意为这篇文章说明呢？张公名率，字孟循，号澹漠，门下弟子称他为澹漠先生。《宗濂集》序 我的朋友倪君子正，年轻时跟随先师夏先生学习，后来又从彭先生孟悦那里接受陆氏“本心”之说。他实践笃实，在乡里得到信任，即使普通男女也都知道他是君子。他住在穷困的陋巷中，安于贫困而自守，谨慎交游，少言寡语；对于师友的请益从不停止，举止神态却常常像仍有不足。因为长期患病，很少写文章；有时勉强写作，也一定考察经书，完全出于纯正。过去我曾向彭公请教性理之说，他的琢磨砥砺和讨论辨析，都得益于倪君。我们相交相处十多年，感情仍如同初识。某年，倪君因荐举被征召，任新建教谕；两次回到乡里，我得以同他研究古代先贤哲人的前言往行，在疏林荒台、轩窗灯影、池水月色之间相互陶冶。他的意味醇厚深沉，即使求之于古人，也很少有人能胜过他。洪武十七年春，他服丧期满赴京，因小病去世。我悲痛不能自胜，曾勉励他的儿子衡，不要使父亲的手泽失传。四年以后，衡拿着若干篇文章来，说名为《宗濂集》，请我作序道：先君居住新建时，县学本是元朝江丞相宗濂的书院，所以用这个名字命名。先君所托付、最了解他的人，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了，希望您为它写序。我不能推辞，读了两遍后感慨道：士人求学，希望在别人那里获得满足的多，希望在自身获得满足的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译倪君承受天地的和气、山川的秀美，又蒙受先世的恩泽，资质淳厚，气质清正，性情品行端正纯洁，这不是庸俗儒生所能达到的。他内在已经在自身获得充足，外在也不再有所等待于人。因此，他的言论和旨趣，都以简易之理为根本；其中精微而合于道的地方，不必穷究便自然明白，确实不须等待树立便自然显著，这大概就是从本心获得的缘故吧。他把这些道理施行于事务、用于讲解，无不超越只在口耳之间流传的习惯和辞章上的争辩，只在于端正根本、使自身诚实罢了。根本端正、自身诚实，那么圣人的道和经世的方法就都具备了，还何必等待繁琐的说明呢？他的策问、讲义、叙说，都发端于正大之要和存养之方，在陆氏门人杨氏、钱氏之中，几乎没有超过他的。他的诗歌篇章得自性情的真实，其中有韦应物、孟浩然的闲雅，也有陶渊明、柳宗元的冲淡。可惜没有得到大的任用，无法发扬他内在和粹的积蓄，难道这是圣代中可以多见的事吗？如今新建的学生中，凡是在当时听过他言论而有所成就的人仍然存在，这难道不是受到他涵养、熏陶和操持勉励的功夫很深吗？可惜他的学术本于陆氏，而世上尊奉朱氏的人有的不同意他的学说，所以他特立独行而不受迷惑，世人知道他的就更少了。然而究察他的学说宗旨，认同他的言论，难道能够让他最终默默无闻吗？假使他的学说能够流传不绝，岂不是必将成为周、程、朱、陆之学的助力吗？墓志铭由友人吴君伯宗撰写，可惜我没有足以阐发他的才能。姑且因为道义上不能推辞，写下这篇序文。《云溪诗集》序 孟子说：“王者的遗迹消歇了，诗也就亡失；诗亡失以后，《春秋》才产生。”诗这种东西，难道容易谈论吗？自从《诗经》三百篇和古赋以后，汉代的苏武、李陵，魏代的曹植、王粲、刘桢、应玚，距离风雅还不远，开始有所变化。晋初的阮籍、陆机、潘岳、左思等人，尤其还没有沉沦失坠。到了六朝，鲍照、谢灵运、颜延之、张协等人出现，声音韵律变得柔弱迟缓，体格辞藻变得华丽，风雅的淳厚就日益稀薄了。到了唐初，宋之问、杜审言、陈子昂、刘希夷；盛唐时韦应物、柳宗元、王维、孟浩然兴起，气度声节雄健飘逸、壮盛超迈，超过了前代。而集大成者，一定要说少陵杜氏。当时的高适、李白、岑参、贾岛，也没有谁能与他相等。杜氏对于困穷、显达、喜悦、忧戚，发之于诗歌，合乎风雅，足以作为法则。唐末风俗奢侈浮靡，宋代称得上善于作诗的，不过苏轼、梅尧臣、石延年、王安石、欧阳修、苏舜钦、朱熹、杨万里罢了。到了元代，范梈、杨载、虞集、揭傒斯等人，在古调绝响之后倡导遗留下来的诗音，直追盛唐；当时翰林院的儒生和四方士人，没有不尊奉他们为宗师的。大凡江东、江西之间，能作诗的人尤其多。大概真正得之于己的人，远则面对宇宙山川之大，近则面对花草树木、禽鸟昆虫之微，无论大小美丑，凡映入眼中的都汇聚到心中；他构思遣辞，就像江海奔流一样不可遏止。所以一代代以辞章、诗文著名的人，骈文华美、争奇斗艳，密集得像梳齿和鱼鳞一样；但若求其中篇章宏大完备、能够上接古人、下为后世法式的，又有几人呢？既然如此，《诗经》三百篇即使取自普通男女的言语，其中讽刺、赞美、哀怨，都足以荐于朝廷、补益政教，而王者的恩泽仍然完整地保存在其中。诗既然亡失而由《春秋》接续，那么作诗的人就一定要继承诗的遗绪。因此，后世学者如果不探究源流，不从性情真实正当之处发言，不以实际涵养为根基，只求趋附模仿和雕饰，窥取古人剩余的油膏香气，只会调和铅粉、吮吸墨汁，剽窃搜罗细碎辞藻，在兰花、曹草、月色、露珠之间逞才，以此向时俗夸耀、自我满足，这难道足以谈论诗吗？我的朋友杨君孟顼，世代以诗文著名。我在卯年曾读到他的伯父显民的诗，可惜没有全部读到。今年春天，我请孟顼来给我的外甥授业，从他的言论和旨趣中得到启发，只恨认识他太晚。他又拿出平日所作的若干诗篇，我得以全部读过。后来询问他的家世，得知他的先祖从伯起开始，汉代就是著名儒者，世人称为“关西夫子”。到隋唐时期，多有显贵官宦，其中有一位名某的人，任江西某地官职，于是迁居进贤县水北里，正是唐高宗麟德元年。到了宋代，有名仲博的人考中进士，升任长沙县令，转任江西漕运使而去世。又有名龙伟的人，也考中进士，任鄱阳主簿；仲博的父亲、龙伟的儿子，元代任中书检校，升任礼部侍郎，死后追赠本部尚书。由于这样，家族日益繁盛，如今居住在水北的已经二十九代了。他们的学术以叔能为祖师，师从宋代监胄生危见心先生季辅；显民和季子都向叔能学习，家学大体这样代代相承。季辅志趣见识闲雅冲淡，晚年也仰慕道家纵闭之说，延请明师，专心教导诸子。孟顼德性充厚而学问丰赡，胸襟气度和文辞韵味清丽宏达，以杜甫为法而兼备各种诗体。大概因为世代是簪缨之家，其学术渊源的美善和研习涵泳的习惯早已形成。我本来知道他不会因为显达或隐晦、荣宠或困顿而动摇内心；假使让他列身英俊之林，又怎么知道他不能续作清庙之音，铺陈盛世的文章呢？这也是他以国风、雅、颂为志向的大处。只是我没有才能，退居在穷山密林之外，放意于风月寂寥之滨，我的浅陋确实有赖朋友相互砥砺，又哪里能够完全了解孟顼呢？然而感慨世上真正懂得诗的人，像孟顼这样尚且很少，他确实能够凌厉前古、同造物者争胜吗？其中有关叔父的部分，我从情理上不能推辞，姑且等待将来再说，难道只是这样而已吗？

译《许氏族谱》序 我曾读《周官》，其中记载小史的职掌，是确定世系、辨明昭穆，以此制定邦国制度。虽然古代没有谱牒，但严明大宗、小宗的制度；后来宗法不再修明，而仍然崇尚门第，于是便产生了编纂谱牒的意识。这样做是为了使昭穆关系不至于混乱，使亲疏有所区别。然而后世编谱来记载宗族的人，大多想光耀祖先、振兴后代；凡是同姓而显赫的人，必定攀附、假托、窃取关系来成书。虽然这是自欺欺人、借以在一时之间夸耀自己，但尊祖明宗的法则却全都丧失了，又怎么能替后代保存真实的谱系呢？这正是学士大夫所不取的。大概追溯得稍远一些，就没有人能详细考察，也许其中便有诬妄。有人不考察门第的原本和风俗的淳厚，只看资产丰厚、声势财利盛大，便尊崇那些巨室名门；至于古人亲疏远近的区别、赐姓命氏的源头，又从哪里考证呢？高阳许氏，是《春秋》所说齐侯、许男的后代。《春秋》以后许国不再存在，后人便以封国为姓。按谱牒，汉代许氏封侯的有七人，王莽败亡后，才失去侯爵。东汉循吏许荆的后代成为汝南人，各有声名。许靖任蜀国太傅，许褚侍奉魏国并受封为侯。晋代许孜被征召为孝廉而不肯出仕，从此以后，称为高阳许氏的家族日益兴盛。许邵受封唐安陆郡公，许敬宗任龙翔相；他的孙子许日远在天宝之乱中因守义而死。宋真宗祥符年间，许遂任将作监主簿。许怡在元代任江淮荆湖两浙制置使，此后家族更加庞大繁盛，历代多人在朝廷做官。到某人时，由某官迁任抚州宜黄，因而在那里安家，这才成为江右的著姓。某人与我家世代姻亲，外兄碧渊曾经拿他的谱牒请我作序。我曾感叹盛衰荣枯的道理，在无穷的变化中是多么反复无常。小时候听说旧日世家的遗风遗俗，没有比元代更盛的；大概因为国运长久，恩惠宽厚，货殖繁盛，凡是有美好声誉和遗留恩泽的人家，无不希望振兴复起。因此，不仅有奢靡豪纵的习气，诗书传家的恩泽、孝友的风气，也还常常存在。到现在不过三十多年，时运转移，事物改变，有的地方一日之间便变成了荆棘荒草。这难道也是消长变化之数，确实早有定数吗？况且那些以学问品行立身并治理家族的人，如果不借助谱牒的保存来详细说明支派流传的久远、亲疏关系的由来，那么祖宗美好的谋略和盛大的功业，怎么会不颠倒错乱呢？但能够保存谱牒的，也很少了。像许氏这样能够善于保存谱牒、追溯根本的人，所推举的先祖都是爵位崇高、声望美好的士人，可以说是厚重守本、知道根源了。可惜我还没有认识用衡，但从碧渊的话中已经可以得到验证，因此不能推辞，便为它作序。《赠御风子》序 世间凡是具有形体和气的事物，都是从无中产生，又复归于有；所以形体承载着气，气又驾驭着形体。元气运行于天地之间，阴阳随之运行。天的覆盖、地的承载、日月的光明、四时的次序、昼夜的相续、鬼神的变化、万物的繁多，它们运行而不停息，全都是有与无相互产生、相互变化的结果。古代善于教导人的人，只是使人趋向于道罢了。知道趋向于道，就能通达有无生化的机理。然而世上所谓求学的人，如果只务求声名和华饰，修饰外表而忘记内在，对于生化中的有无，又哪里能够潜心求索、默默体会呢？我居住在耆山中，闲游于鹤松之下，遇到一位修道者，蓬发而貌丑，便向我作揖说道：“我在江海之间游历很久了，曾向异人询问金液还丹之道，相信列御寇所说尸解、轮转、神马之事，并且有御风的神妙变化。我虽然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这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希望您能启发我。”我说：“风这种东西，有声音却没有形体，蒙庄氏称它为大块的呼吸，就是这个意思。驾驭它，果真有所凭借吗？如果所凭借的是虚无，那么怎么会屡屡招致福报呢？如果所凭借的不是虚无，又有什么福报可以招致呢？何况还屡屡如此。” 所以这仍然难免有所凭借，还是有所等待。哪里比得上无所驾御而自行前行，这样就不再依赖外物了。因此，乘天地的正气，驾驭六气的变化，遨游于无穷境界的人，他还需要凭借什么呢？列御寇所说驾驭尸轮、神马的情形，不过是一气往来于无穷之中，是把自己寄托在御风之上，果真还需要凭借什么吗？所以他的遨游没有止息，不是可以用边际来测量的，何况还要十五天以后才返回呢？有停止才有返回，返回以后也未曾不停止。只是有凭借无而运行，无凭借有而驾御罢了。到了非有非无的境界，生生化化的机理就完全显现了。你求学，必须探求天地的正气和六气的变化，在自身修炼，日积月累，等到形神气化之后，也驾驭尸轮、神马的无穷变化，那么风就不必等待驾驭而自行运行了。你所说招致福报，不过是我根本不需要的东西罢了。舍弃这些道理而想求取它，即使让飞廉、列缺侍奉在飙车雷车旁，驾车行于云路星道之间，又怎么能够驾驭呢？虽然如此，凡是达到道境的人，必定去除浮华幻妄，断绝认识上的污染，形体如同枯木，内心如同死灰，把世俗所尊贵的看作尘土，把身体的尊贵看作土石；这样，他对自身的看重就轻了，天下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有丝毫牵累他的内心。他仍然凭借虚无而前行，不借助驾驭之力，却不知道哪里是止境。即使天地之外，也不能用踪迹来限制他。你凭借刚劲的资质和参究的学问，使自己洞见有无之外，遨游于逍遥之境、广漠之野；那时，即使万窍怒号、众窍成虚，深远处的声音听不见，微细处的形迹看不见，又哪里还会有所谓地籁、箫笛之类的人籁，以及吹动万物的天籁呢？只听无声，只看无形，那么有无之间，全都不过是一声吹动万物罢了。这才是探求造物者所凭借的地方啊。只是我自己还不能达到那里，你应当努力。修道者于是请求以“御风子”为自己的号，并把这番话记录下来后告别。

译《送琴士朱宗明》序 音乐是用来达到和谐的，它极其高远而贯通天地，运行于阴阳之间而通达鬼神。因此，宏大的音乐与天地同样和谐；它感于万物而发动，于是表现为声音；声音形成文理便称为音，其中的发出，包含喜怒、衰乐、欣戚、邪正等情感。这就是君子对于琴瑟片刻也不能离开的原因。所以说琴是音乐的总纲，是君子所应当驾御的。凡是接触耳目的事物、具备于四肢身体的行为，都必须用礼来节制；琴足以防止邪念、洗涤过失，使心神愉悦、性情得到涵养，这是获得性情正当状态的途径。它同鸾和、佩玉的声音，以及《雅》《颂》的音乐一样，没有特殊原因就不应停止，正是这个道理。自羲、农、虞、舜、文王、孔子以来，以及伯牙、屈原、宋玉的作品，有的因忧思而感发，表现为悲叹；有的放纵于喜悦之中。起初像斋戒时幽暗深远的气氛，突然发出声响，仿佛在发怒；终了时飒爽激烈，凄然如同悲伤。急促时，像风雨震荡、山崖巨石崩裂；舒缓时，像波涛兴起、蛟龙腾跃。宏大时，像麒麟骏马奔驰、干戚高举；细微时，像泉水滴落、蚕虫低语。这些千姿万态，无法全部说尽。确实能够同阴阳相互摩荡、同天地相互激荡。要做到心中领会、手上应和，如果没有平素的学习和积累，岂不是很困难吗？而且一定要获得性情的正当状态，之后才能不失去圣贤留下的余韵，难道只是为了取悦流俗的观听吗？古代称为师襄、师旷、师文的人，距离今天已经很远了。后来有所损益的，有雍门周、司马相如、蔡邕、孙登、嵇康、桓谭、杨收等人，各自擅长自己的学说。近代以琴艺著名的，只有晓山徐氏子方、袁氏敏仲、毛氏伯振。杨氏向徐氏、袁氏学习，而在一时之间著名的，是起敬玲氏；此人有江制二操的分别，后来都以徐氏、袁氏为宗。年轻时我喜爱这门学问，在大都市和名城听到有人以此著名，必定前去请教。他们说当今琴学者都是如此，不过徒然夸耀曲调繁多、竞相追求浮靡罢了。若求声音节奏雄健飘逸、兴致格调幽深高远的人，也实在很少。闽地士人朱宗明，是袁玲的友人和弟子。今年春天他来游览我的山，我和他一起在岘泉之上清扫石鼓。他弹奏的曲调，都清越深沉、雅正淡远，雄健飘逸而纵横洒脱，确实不是那些夸耀繁多、争逐华美的人可以相比的。他谈论琴学，必定把获得性情的正当状态作为要旨。年轻时游历四方，广泛求教访学；我国建国初年，朝廷首先荐举他赴京，他竭力辞谢，获准回还。闽地的巨室大姓，都相互邀请他前往。如今他的年岁和头发都已接近晚年，才获得音乐的妙处，当然不是一天的功夫。可是古人所称的“高山流水”，如今我已经能够同他在风林月下陶冶情怀、抒写心意了。他离去以后，难道不会在梦中回想起我这里天籁与云涛交织的听觉享受吗？那又究竟是什么黄钟白雪般的音乐呢？只怕我们彼此都不能忘记耳中所听到的声音吧。他将要出发时，我于是抱琴在溪边为他弹奏；再弹一曲，竟不知道其中已经有了离别之声。于是作此序，作为赠别。

译《游仙岩诗》序 我曾观察世人，发现他们在安静与躁动、劳苦与安逸方面各不相同；他们出仕或退隐、言语或沉默，必定显露出性情所趋向和喜好的不同，这难道是勉强能够做到的吗？如果是勉强做到的，又哪里能达到真正的情趣呢？我的山中仙岩，方圆二十四里，闻名四方已经很久了。汉代天师曾在此山炼丹，龙虎在岩间显现，因此更加得名。自此以后，天下士人无论贵贱老少，只要偶然经过或专程来拜谒，没有不愿意游览一次的。因此，驾船摇橹前往的人，一年中没有一个月空缺。洪武丙子年季秋六日，我和馆宾杨公孟顼、仲弟湛碧、外甥吴汝绪，以及侍游的王景山、吴处渊、袁止安，一同乘船从溪中出发，带着酒和船，顺着水波冲向洲渚而下，不到一时便到达。当天晚上在岩左休息，那里有演法观，是汉代天师的祠庙。高台杰阁耸入天际，水帘、斗坛、丹鳌、芝岩交错排列在左右，我们一起在那里休息。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开船，船工指点顾盼，上下景物接连映入眼中，来不及一一观看。只见水岛、洲渚之间，怪石异木、幽花奇卉，浓郁繁茂、香气重叠，都是连片芬芳、独自秀美而令人喜爱的景象。不久转过曲折的水湾，经过清淑之地，仿佛有水流帮助船只抵岸；侧面的洞穴、隐蔽的缝隙和险处，只能攀援鸟道，人的足迹无法到达。有的依傍深林狭谷，渔舍隐约其中；有的掩映在荒草野洲之间，樵夫小径曲折其中。这大概同武陵桃源没有不同。后来我们打开茶具饮茶，沿着水流向下，看到陡峭的山崖和绝壁突兀怒起，有的像蛟龙腾跃、豹子跳动，有的像龙昂首、虎蹲踞；低头伏下的山势，像屏风排列、屏障张开；云气奔腾，雾气涌动，千姿万态，层层显现。山穴高峻、空坛环绕之处，厨房、粮仓、茅屋、窗户、织机、梁柱、墙壁都具备其中，使人抬头仰望而羡慕，心境融化、精神舒展，确实不知道人间还有俗世。向下看，清澈水潭一片碧色，灵妙的声响四处升起；至于冲入云霄的秀丽山峰和排空而上的景象，只见高峻的白色山岩、陡峭的险峰，以及青苍山谷交错而已。远处狂澜浅洲、肃穆的水流和泥沙相间之处，我不知道它究竟有没有尽头。过了很久，我们来到岩下，提衣登上去，只见悬石高达万仞，像垂下的屋盖覆盖天空，下面可以坐下几十个人。于是摆开酒杯和俎案，在这里饮酒。吟诗的人歌唱，弹琴的人奏琴，绘画的人作图，尽情享受了一整天，直到傍晚才结束。当时西风吹来，恍惚间像要踏空驾浮而行，兴致无法遏止。于是命船前往岩的右侧，那里是明诚观，即吴大宗师的河图仙坛。天将黑时，才点燃火把赶路住宿。主持柯姓观务的人叫吴从善，擅长术数，整夜与我们谈论，第二天才返回。大家所作的诗有若干篇，不知不觉便装满衣袖，编成一卷。孟顼于是依次编排成集，并说道：“人生就是应当行乐。如今名山大川，都是仙真居住的洞府，我听说这种说法已经很久了。这里不只是胜过蓬莱、闾风、方壶、圆娇等仙境。世上希望游览一次而不能实现的人很多，有人听说后以为是怪诞夸张，不肯相信；如今我们有幸终于得以一览。像安期、羡门那样飞升的仙人，其逍遥自在的情景，全都近在眼前，难道不是值得庆幸吗？希望把这些作品列在卷首，记载一时的盛会，使它流传无穷。”我没有推辞而叹息道：“自天地开辟以来，天地各安其位，山川孕育生成。这座岩石屹立于无穷久远的劫数之中，怎么会倾倒毁坏呢？在前面的千万年中，没有人知道它经历了多少兴衰消长，又有多少人能够同我们一样享受这种快乐呢？在后面的千万年中，谁知道还能有多少人同今天一样享受这种快乐呢？然而世人被华美车舆和官服束缚，沉溺于尘俗污浊之中，或者遭遇昏暗风雨，或者陷于人事的喜悦和忧戚，其种种情况不胜枚举。那些不能跟随我们这次游览的人，与我们之间的差距难道不是天壤之别吗？况且这次游览还有词章、琴弦、歌咏的快乐，比起古人游赤壁、刻溪的兴致，也未必逊色多少；我又怎么能停止不说呢？” 那么，世上躁动的人想求得安静，劳苦的人仰慕安逸，他们是否真正获得了天然情趣的本真呢？于是我乐意答应他的请求，为这些诗作序。

译《还真集》序 仙道自古以来就受到崇尚。黄帝向广成子问道，世人称为黄老之学，大概广成子就是老子。仙道的说法由此开始。像唐尧时的钱铿、夏代的啸父、商代的宛丘、周代的王乔，三代本来就有这样的人。到了周穆王筑草楼招延士人，仙道之说才开始显著。大概秦始皇、汉武帝迷惑于方士炼制药石的术法，即使是王次仲、东方朔之类的人也没有真正得到师承；而那些邪说日益滋蔓、混淆杂乱，最终反而伤害自身，因此世上的博学大儒、硕学之士一起起来斥责它，也是适宜的。至于汉代魏伯阳，仿照《易经》撰写《参同契》，以《古文龙虎经》为根本而加以充实发扬。由此丹道得以倡明，不沉溺于金石、草木、云霞、补导之术，而是阐明身、心、神、气自然运行的道理，借卦爻和时刻作为法则，无不符合奇偶和象数。后来钟离云房传授给唐代吕岩，吕岩继承并阐述他的学说，以歌辞和论辨表达，差不多获得了丹道指归的正旨，历代也不乏这样的人。宋代的张紫阳、石杏林、陈泥丸、白紫清、李玉溪、李清庵，都是一时杰出人物，他们的辞旨也不低于魏伯阳，并且各自有深入造诣和默会所得。相隔千百年的时代，为什么他们的言论却像符节相合一样，不约而同地相合呢？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千百世的道理相同，心也相同。那些造成混淆差异的，必定是邪妄诡诞的说法；它们不是为了向当时夸耀，便是为了向后世鼓惑。它们怎么可能真正符合身、心、神、气自然运行的道理呢？这就是古人一定要得到合适的人才传授、道术不能虚妄流行的原因。况且，师傅若不是把玄妙奥秘秘而不宣、不会妄自启示，学习的人又没有长期积累功德、修炼行为的实际，只是装饰虚文、制造伪说，追逐声名、炫耀自己，这同那些人有什么不同？还哪里值得谈论道呢？又怎么可能在言语中显现大道呢？南昌临江的混然子，本姓某，博学多闻，曾遇到异人而得到秘传，仍然勤于著述。我读他的著作已经很久了，曾在客舍会见他，但仓促之间来不及全部研究。今年春天，我的门人袁文逸从吴地回来，拿着他所作的《还真集》，请我说几句话。我反复玩味，确实认为它通达金液还丹的旨意，能够阐明隐微、铺陈畅达，使人明白体用。如果依照它来修炼，即使上去迎接张紫阳、李清庵，也不知道谁在前、谁在后。况且我曾经怜悯世上肤浅、鄙陋、狂妄、偏僻的习气，长期混杂滋长，似乎无法完全断绝；如今却欣喜他的著作足以振兴、发扬末世的弊病。希望有志之士和守正之人，能够领悟辨析璞玉与美玉的道理，那么游神于胚胎光辉初起之时，炼气而进入混芒俱津之外，也就不难了。这大概就是穷尽原始、返还终极，穷究神妙而通晓变化吧。将来还可以招来黄鹤凌空而下，和它一起在湘水之滨、山岳洲渚之间讨论此道，也还不晚。这篇书序列在卷首，以等待后来的人。《岘泉集》卷之二完 《岘泉集》卷之三？？《岘泉集》卷之四 耆山无为天师张宇初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