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文庄公集卷之二

译它们的次序不能紊乱，功夫不能缺少。缺少一种功夫，便有所不足；少做一件事，便欠缺两方面的节次，就不足以成就实际功用的广大；而作为根本的体，也会有所不完整。然而，实际功用之所以广大，如果不是汇合众多细小方面，又怎么能够成就呢？由此可知，所谓“大”，就是由小处积累而成的。譬如网，网虽然不只由一个网眼构成，但一个网眼如果松脱，网就不能张开。譬如房屋，房屋虽然不只占据一角，但一个角落如果损坏，房屋就不完整。这就是臣不顾愚昧浅陋，私下仿照真氏推衍义理的做法，在齐家之下再补充治国、平天下的要旨。全书共列十二项目：一是端正朝廷，下分六目。二是端正百官，下分十一目；三是巩固国家根本，下分十一目；四是节制国家财用，下分十一目；五是彰明礼乐，下分六目；六是整顿祭祀，下分七目；七是敦厚教化，下分十目；八是完备规制，下分十六目；九是慎重刑法，下分十四目；十是严整武备，下分十六目；十一是驾驭边疆，下分九目；十二是成就教化功业，下分一目。先讲根本，后讲末节；由内而及外，最终归结于圣明神化功业的极致。这是兼顾本末、合并内外，从而成就体用整体功效的最高境界。真氏前书从修身齐家出发，达到治理天下。臣编写此书，则还要用来取得治国平天下的成效，收束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功夫。因循原书留下的部分加以推广，补足它的简略，使其成为完整之书。所以题名为《大学衍义补》。并不是敢于同前代贤人并驾齐驱，以此获罪于众。臣曾读真氏的序文，其中说：‘作为人君，不可以不知道《大学》；作为人臣，也不可以不知道《大学》。’接着说：‘人君不知道《大学》，就无法澄清施政的源头；人臣不知道《大学》，就无法穷尽匡正君主的方法。这只是就《大学》的本体而言罢了。若就它的功用来彻底推究，君臣所应当知道的内容，当然还有所在。’自古以来，圣贤求学的道路、帝王治国的次序，都一定是先有知识然后实行；求知必须明白义理，实行必须抓住要领。因此想实行要领，必须先明白义理。如果不知道义理所在，怎么能够获得要领并实行呢？所以臣编写此书，开始学习它，可以作为格物致知的方法；最终实行它，可以作为治国平天下的要领。宫殿高深，足不出朝廷，却可以知道乡邑、里巷、边远地区的情形；身在荒僻遥远的草野，不进入城门，却可以知道朝廷官府的政务。这不只是提出要领，为施政者提供治理天下、安抚百姓的工具，也是为了阐明义理，扩大匡正君主、辅佐国家、惠泽百姓的办法。譬如医书，前一编就像黄帝的《素问》、越人的《难经》，后一编就像张仲景《金匮》中的论说、孙思邈《千金》中的药方。一剂方药可以治疗一种病证，随着药方来治疗疾病，关键只在于使用得怎样。前书着重讲道理，而本书着重讲事务。真氏所记述的，虽然都是前代的言论和往事，实际上专门在于启发当代君主，也像孔子、孟子劝告鲁、卫、齐、梁诸国君主一样，并借此把训诫留给后世。臣的这部书，与前书相比，文体虽然不同，宗旨却是贯通的。只是文字兼有雅言和俗语，事情杂涉儒者与吏务，宗旨大概在于使众人容易明白，并且适合今日施行。所引用的事例大多重复，所修饰的文辞也不能做到典雅纯熟，臣无暇顾及这些了。臣是远方的卑微士人，承蒙任职于宫禁近侍之地；先皇帝在位时，首次开设经筵，臣列在百官末位，亲眼看见儒臣以真氏的书进讲。陛下在青宫养德时，又看见宫臣中执经之人每

译天进讲这部书。臣在那时，大概已经有志于此事了。后来臣出任太学教官，闲暇时便采集六经、诸史、百家之言，汇编十年，才完成这部书，用来补足真氏的缺失。抄写刚刚完成，陛下便继承大统，仿佛是有所等待。臣的学问不足以适应实用，文章不足以表达心意，只是偶然根据所见而妄自陈述，区区一点愚见本来不值得采用；但这片殷切而忠诚正直的心意，如果圣明不加弃置，未必不能对初政略有万分之一的补益。臣丘浚谨作此序。

译○《张文献公曲江集》序 古今论者都说：唐代宰相张文献公，是岭南第一流的人物。唉！公的品格，哪里只是超出岭南而已呢？从夏、商、周三代直到唐代，人才的产生，盛况都在江北。开元、天宝以前，南方士人还没有凭科举显达的，而公首先以道德才略可比伊尹、吕尚而显名；通过科举而以文章显达的还没有，而公首先掌管制诰、任内供奉；还没有人凭宰相功业显名，而公首先成为玄宗的宰相。公去世四十多年后，浙江士人才有陆敬舆，福建士人才有欧阳行周；又过了二百四十多年，江西士人才有欧阳永叔、王介甫等人，他们都是在改朝换代之后兴起的。由此看来，公不只是超出岭南，实在是江南第一流的人物。公的风度，先知先觉之处受到玄宗看重；气节和功业，载于信史，传播于天下后世。唐代三百年间的贤相，前面称房玄龄、杜如晦，后面称姚崇、宋璟。胡明仲认为姚崇不能与宋璟相比，能够与宋璟齐名的，只有公。由此看来，公又不只是超出江南，而是唐代第一流的人物。然而公的声名显赫，人人都在口头称道，并不只是因为他当时的宰相功业，而且还因为他有很高的文学声誉。史书称公七岁就懂得作文，张说称他为后起文人的第一人；张说又与徐坚评论他的文章，认为像轻柔的缣帛、洁白的熟绢，确实有益于时世实用。柳宗元也说他能够兼用比兴与著述。我出生在公去世六百多年以后，仰慕公的为人；幼年时曾得到韶郡刻印的《金鉴录》阅读，明确知道那是伪书，便有志于寻求公的全集，刻印流传于世。后来来到京师游学太学，进入翰林任官，每逢遇到藏书之家，就总要访求此书，始终没有得到，前后大概二十年。己丑年，才在馆阁群书中得到公的《曲江集》，亲手抄录，仅仅抄成一部。听说先母太宜人去世，于是携书南归，打算服丧期满后，自己筹备刻板，在道州、韶州一带刊刻。恰逢友人五羊涂君暲任郡副职，偶然谈及此事，毗陵太守苏君韡说，公的这部集子正是韶州的文献，应当留在郡斋刻印。唉！公的宰相功业，世人谁不知道？但他的文章就不是人人都知道了。何况这部集子收藏在馆阁之中，世上没有途径见到；如果不是我为乡里的后进表彰它并刊行出来，天下后世怎么知道它最终不会湮没呢？因此不顾愚昧浅陋，冒昧写在集子前面。○《武溪集》序 岭南人物首先称道唐代张文献公、宋代余襄公，两位公都是韶州人。韶郡有两条水夹城而流，从泷水流来的叫武溪，浈水从庾岭流下，与武溪汇合，这就是曲江。张公既以曲江命名其集，余公的集子命名为武溪，大概是有意要使张、余两家相匹。岭南地处极南边远之地，我从小就有志向往二公的高尚风范，只是常常遗憾他们的文章没有流传于世。关于张公的文章，我只见过《羽扇》《感遇》等几篇；余公的文章，只得到《潮说》和几篇判词书信，大概都无法看到他们的全集。寻求了近三十年，如今才和《曲江集》一起在馆阁群书中得到。过去孔子说：‘夏、商的礼制，杞国、宋国的后人不足以证明。’只是因为文献不足的缘故。解释的人说：‘文，是典籍；献，是贤人。’两位公的文集能够保存下来，难道不是足以证明岭南文献的东西吗？我曾经奇怪柳宗元说：‘岭南山川的灵气只集中到万物身上，不集中到人身上。’曾南丰也说：‘越地的道路比闽、蜀容易，但人才却比不上。’难道真是这样吗？人才没有比宰相功业更大的，唐代南方士人入朝为相的只有三□人；张公以后还有姜公辅、刘赡，也都是岭南人。在那个时候，南方士人凭功业显达，大概还没有人超过他们。进士科兴起以后，长江以南本来有士人参加，但大多在唐朝中叶以后；而且直到唐朝结束，也没有人取得科举第一名。张公在开元年间，已经凭道德才略可比伊尹、吕尚而通过科举、声名大振；中间开元年间的莫宣卿，也已经在天下选士中夺魁了。这样说来，柳宗元、曾巩的话果真可信吗？史册所记载的岭南人才，本来似乎寥寥可数，偶尔有一两个，也一定是秉持忠贞、砥砺名节的人；要找他们所说的那种善于钻营、谄媚得宠的人，大概没有几个。世人因为这两人的话，往往轻视我越地所产的人才，我因此为余公这部集子作序并加以说明。起初得到余公的文集，亲手抄录，仅成一部；听说先太夫人去世，便辞去官职回家，携书经过韶州。韶郡太守苏君韡、通判涂君暲请求把它留下，在郡斋中刻印，并且请我作序。我服丧期满后，才写下这篇文字放在集子前面，不只是为余公的文章作序，也是借公的文献来证明我的说法，并借此替越地人士消除讥嘲。○《程子全书》序 《程子全书》，收录二位先生一生的著述，以及他们的门人所编录的材料，全都在这里了。既然以“全”命名，就可知它采集无遗、汇合归一。二位先生生于宋代盛世，讲明圣贤之道，上接孔子、孟子以来一千多年失传的统绪。当他们在世时，当时士大夫得到他们片言只字，都以为荣幸；四方来求学的人，领受他们的言论和旨趣，往往用笔记录下来，作为仪范准则。然而，得到他们议论文的人，未必得到他们叙事的文章；听到他们性理学说的人，未必听到他们治国之道的论说。如今这些全都在这里了。二位先生去世以后，门人编集遗文，称为《文集》；文公先生又把自己听见、看见的内容摘编为《遗书》；后来又采录《遗书》没有记载的内容，编成《外书》。世上的儒者对于这三部书，有的得到这部而遗漏那部，也有的终身从未见过其中一部。如今这些全都在这里了。程颐先生去世后仅二十年，宋王朝南迁，河洛之学也随之南传。北方士人只传习苏氏之学，即使在二位先生的故乡，也没有听说有人研习程学。元朝兴起数十年后，江汉赵氏才开始把程学向北传播。如今南北统一，各家都传承这些书，人们也都学习这种学问。但其中精微的言语、深奥的论说，大多散见于传注，或者错杂出现在其他书中，从来没有像这样汇合整理、归于一处的。如今世上的学者能够看到这部书的全貌，是多么幸运啊！这大概是南昌张廷祥编修得到旧本后，托付给他的朋友剑江涂伯辅宪副，请他刻印，使之流传天下后世。旧本有《文集》十二卷、《遗书》二十五卷、《外书》十二卷、《遗文》一卷、《附录》一卷，各自有名称。如今宪副先生遵照编修先生的意思，把它们合在一起，命名为《程子全书》。○《玉溪师传录》序

译从前圣人对于《易》《书》《诗》《礼乐》《春秋》，有赞述的，有删定的，有审定的，有修订的，全都出自亲手。既然已经成书，门人弟子又根据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以及辗转听闻的内容，编成《论语》；因此《论语》杂出于众人之手，并非出自一个人、一个时期。后世读他的书、诵他的诗，不仅能看到他所述作者的言行，还能由此验证圣人一生的出处进退、言论和行事，与所述作者没有不相符合的地方；这才真正相信圣人并不是只有这些话，而是所说的话没有不能实行的。悠悠千年之后，这门学问失传了。朱夫子承接周敦颐、二程的传统，向上接续孔子、孟子一千多年来的统绪；他关于《易》有《本义》，关于《诗》有《集传》，关于《四书》有《集注》《章句》，关于《资治通鉴》有《纲目》，也都亲自撰述而成为完整的书。他的门人弟子又把他平日与门人问答的话编次为《语类》，完全像孔门的家法。然而，把这些话分类记录下来的人，有池本、饶本、续录等，杂出于众人之手，多达八十七家；与孔门编定的《论语》相比，大约多出十几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如今距离朱子已经三百多年。所谓八十七家，都把姓氏列在卷首；如廖德明、辅广、李闳祖、叶贺孙等，共有九十二人。这九十二家的子孙如今还在世的，究竟是谁呢？大体说来，朱门弟子以福建人居多，而建州人中则以玉溪童蜚卿为最杰出。他的语录收在《饶本》中，题作“庚戌所闻”，编为第十五篇，已经编入《语类大全》，刻印流传于世。蜚卿名伯羽，世代居住在建州玉溪之上。朱子曾到过他家，为他所居的房屋题名“敬义”，人们因此称他为“敬义先生”。他所著的书有《孝经衍义》，又曾记录老师的学说，编成《晦庵语录》二书，收藏在家塾中，后来经过战乱兵火而失传。他的九世孙训遍访询问，才在乡人家中得到《语录》，但已经残缺过半。后来又以刻本《语类大全》互相参校订正，补足缺略，才得以编成，于是改名为《玉溪师传录》。如今他的从子乡贡进士钦来京参加会试，嘱托钦来请求我写文章，叙述此书的始末，将要刻印流传于世，希望后人知道他们家族文献流传的由来。○《云庵集》序 古人谈论文章，一定把文章同为人联系起来。《易经》贲卦把“人文”并提，这是六经谈论文章的开始，卦辞说：“文明以止，就是人文。”人和文章合为一体。后世谈论文章，却把二者分开。因此近世大儒有从人的品格评论文章、从文章评论人的说法。意思大概是：从人评论文章，像欧阳修、苏轼之类，专心致志追求文章声名，仿佛只是以文章名满天下；从文章评论人，像司马光文正公，文章声名虽比不上欧阳修、苏轼，但心术端正，伦理深厚，操守严谨，实践踏实，内心积累的德性发于外在表现，文辞气度和平，并不只是以言辞技巧为贵。如今看五云刘公的《云庵集》，大概也接近司马光的《传家集》；公的世家在庐陵。公由永乐甲辰年进士起家，历任内外官职，最终官至刑部尚书。考察他一生的经历，所任官职大多以刑名政务为职责，按理说对于笔墨文章的习惯、辞采文华的修饰，本来可能没有闲暇顾及。然而如今他的这部集子，凡世间所谓诗、词、序、记之类，各种文体无不齐备。这些文章，是从文章来评论他的为人，而不拘泥于辞章技巧。我受公之子、按察副使乔的请求，为公的这部集子写几句话。臣丘浚在廷试时，公担任读卷官，看到我所作的策论，非常想把我置于第一名，却被负责执笔定名次的人压制，最终没有实现。公对于我丘浚，不能说不了解我。公临终时，我来不及送上一句话、祭上一杯酒，辜负公太多了。如今能够在公集的末尾附上一个姓名，难道不是幸运吗？虽然如此，我对于公的文章，实在深有感慨。当本朝洪武、永乐盛世之时，一时的公卿大臣大多是善于写文章的人，文质彬彬，为什么君子这样多呢？不只是掌管文翰、任职馆阁的人如此，凡是分布在内外、治理政务、掌理军刑的人，也无不如此。到了宣德、正统年间，仍然有很多这样的人。公就是其中之一。公去世至今已经十年了。世上想寻找像公这样的人，不仅他的文章难以多得，像他这样的人品大概也很少了。唉，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世道的变化。○《尚约先生集》序

译本朝的文献以江西最为兴盛。臣丘浚年少时，琼州有很多寓居的官员，常听他们说，永乐以来文物昌盛，当时馆阁中的儒臣大多是吉郡人，而西昌尤其兴盛。正统戊辰年，臣参加礼部会试落第，首先在太学拜见大司成萧先生；先生是西昌人。那时臣混在诸生之中，参加季考，先生看到我的文章，特意召见我，并加以勉励。己巳之变时，先生常常夜间把诸生召集到燕居堂，谈论时事，每每忧虑之色显现在脸上；臣当时说上一句话，先生总是点头赞许。公卿之间有人问及诸生，先生一定指名推荐我，并且过分称誉。辛未年，臣又参加礼部会试而失利，南归。甲戌年再次来到京师，先生已经升迁入阁，参与大政。这一年臣侥幸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阅读中秘书。第二年，又被提升为史官。臣以诸生身份列迹门下，每当有文章著作，先生看到后，总是过分称许，并在公卿间为我传播声誉。天顺改元，先生南归家居。甲申年，先生去世。到现在已经二十五年了。先生的次子昉以贡生身份来到京师，得到祁门司训的任命，将要赴任，拿先生的遗稿托我作序。唉，先生已经无法再见到了！如今读到他的遗文，就像侍奉在先生身边，亲眼看见他的德行容貌，亲耳听见他的咳嗽声。然而每当瞻仰追思，恍惚间好像他就在眼前身后，却终究再也无法相见；正悲咽哀慕、无暇自已，又哪里能够替他作文章呢？虽然如此，天下从先生门下出来的士人很多，如今留下来的已经没有几个；而我丘浚独自幸运地活到后来，又是先生最深知的人，因此要使先生永垂不朽的责任，确实在我身上。于是擦着眼泪为他作序说：唉，人生在天地之间，具有形体和元气；形体动作表现为威仪，元气发出表现为言辞。人死之后，威仪随形体消散，只有言语从他的内心流露，由他的元气发出，写成辞采，记录在简册上，才能长久留在天地之间，千万年不朽。观察他的遗迹，可以了解他的内心；依据他的言语，可以认识他所处的时代。先生生于洪武，长于永乐，任官于宣德、正统年间，在景泰年间受到重用。当时气运教化隆盛和谐，人心淳厚质朴，还没有流于浇薄；一时士大夫立身行事、著书立言，大多以质直忠厚、明白正大为崇尚，而不作险恶侧媚的姿态，不写浮夸怪诞的文辞。先生禀有纯厚笃实的性情，处于和平的时代，一生为人，无论立心、行己、任官、临事，都和他的文章一样。他的为人虽已不可亲见，但读到他的文章，就如同见到他本人。然而我从远方起身，第一次见到先生，他就用特殊礼节对待我；他启发、造就后进的作用，即使与燕国公对待子寿、六一公对待子瞻相比，也不过如此。我虽然不足以同古人相比，但先生陶冶造就后进的功绩，与那两位公相比，确实无愧。先生的诗文，都是有所为而作，只求表达意思明白便停止；在质朴真实之中具有自然的文采，醇厚而没有杂质，反复咀嚼而没有瑕疵，平淡却有余味，得到孔子所说尊重先进的意味。唉，世上再没有这样的人，也再没有这样的文章了。先生名镃，字孟勤，官至太子少师、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年老后自号尚约居士。○《广州府志》序 天下的山，都发源于西北，分散而又聚合，突起成为山岭；天下的河流，都归汇于东南，流动而后停息，蓄积汇聚成为大海。广南处在山岭与海洋之间，承受天下山川的全部灵气；灵气在这里汇聚后又重重发散，所以这里的人物得到它，独异于其他地方。这里的植物郁郁葱葱而有香气，动物鲜明有文采，都是别处不曾有的。人得到这里专一而纯厚的灵气，便质朴而茂盛、秀美而有文采，习俗淳厚正直，民风也随之形成；天地之间浑然一体，仿佛一个小小的天地舆图。因此，山川、人物、风俗的记载尤其不可没有志书。广州郡的地志，唐代以前只附见于史书，宋代以后才开始有成书，但都简略而不详细。进入本朝以来，至今已有一百年；天地纯全的灵气随着造化之机向南流动，聚集于万物的仍和古代一样，聚集于人的则日益更新、日益兴盛。这里声名、文物的美盛，大概已与中州没有差异。其间虽然不能没有杂草般生长的庸劣之人，却不妨碍它成为文治更加昌盛、极其兴盛的时代。近来都宪姑苏韩公奉天子之命前来镇守岭南。岭南分为东西两道，而两道的都会正在这里；军备、兵戎、财赋的供给，都依赖这个地方，因此编修郡志，关系实在重大。于是把完成此事的责任交给鄱阳知府吴君中君，吴君便礼请肇庆郡博士王君文凤，交给他删削编订的任务。书尚未完成，吴君便离任；莆阳高君橙实来继任，历经二位贤能的太守之后，这部书才完成。此前吴君曾写信托我作序，到这时高君又奉都宪公之命催促书成。臣私下想，后天八卦的方位中，艮在东北，是山脉兴起的地方；先天八卦的方位中，兑在东南，是水泽蓄积的地方。岭是山的支脉，海是水泽的归汇，这正是天地间山川的深奥区域。然而这里地域最远，地势最低，所以天地盛大流行的元气，唯独到达得晚。来得迟，发展便缓慢，这是形势，也是道理。因此三代以前，这里在荒远服外；直到秦代才开始进入中国。当时南蛮的习俗还没有改变，椎结、穿卉服的风气还没有革除；带着章甫之冠来到这里，也没有用处。魏晋以后，中原多有变故，士大夫衣冠之家多迁徙到南方；又有些人或做官、或经商，留恋此地而不忍离开，经过教化和浸染，风俗发生巨大变化，一年不同于一年，一个月不同于一个月。如今弦歌诵读之声处处相闻，衣冠礼乐灿然盛行；向中原学习的士人，已经能与四方俊秀相抗衡；那些在天府登记姓名、在内外任官而显著杰出的人，又都戴冠佩玉，站立在殿阶之间，推行道义以济助时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石〕 朱文公曾说：‘难道不是天地运转，闽、浙反而成为天地的中央吗？越地与闽地接壤，闽、浙看古代的河洛之地，不过如同百越；那么它们看古代的齐、鲁，又该怎样呢？’这部志书虽然是为广州郡而作，但凡岭南十郡的事情，没有不包括在内；不只是岭南，连海岛夷人的事情，也附带记载。因此我作这篇序，难道只是为一郡的志书作序吗？○《应天府乡试录》序

译圣明的天子想用人文教化来成就天下，于是就在继承大统、开始治理的初年建立年号，以标明纪年，诏告内外，明确显示自己的意向，用来激励天下臣民，使他们奋发兴起。大概将要大力阐明六经的文章，以成就唐虞三代的治道教化。多么美好啊！开创元统之初，正好遇上选拔贤能的年份。应天府尹臣弼、府丞臣洙，请求任命考试官；皇上于是命侍讲臣浚、编修臣华等奉诏办事，我们恭谨接受命令，日夜兼程前往。到达后，府中先按礼聘请教授臣镃，以及教谕臣镛、臣纶、臣昌、臣伦，训导臣孔昌、臣祥、臣燠，担任同考官。八个人分别主持五经考试，再由臣弼、臣洙二人总理其事。臣弼亲自负起统筹提调的责任，负责监临并加以约束的，是监察御史臣浩、臣让。当时参加考试的士子将近二千人，依照旧例考三场，选取文章合格者。文章灿然，其中本来有很多值得采录的，但受定额限制而不敢超过，只选取一百二十五人。唉，人文的兴盛，竟然达到这种程度吗！文章不谈圣贤之道，便不发言；不陈述唐虞三代的事功，便不下笔。他们的气势昌盛，文辞典雅，道理宏大而明白，恍然如同上古的人才，卓然如同三代以前的议论；汉代以来一切权谋功利的旧习，荡然无存。唉！圣明天子顷刻之间的教化，神妙而迅速，竟能达到如此地步吗？从京畿观察四方，由今日推知后来的时代，完全可以知道了。孟子说：‘杰出的人，即使没有周文王，也会兴起。’古人所谓豪杰，不需等待条件也能兴起，何况诸位士子都是京畿的俊秀、国家学校的优秀人才，平日以经学为学业，以儒者自称，以豪杰自许；如今亲身遇到圣明君主在上，受到鼓舞而奋发，又达到这样的程度，那么他们奋发兴起，应该会怎样呢？有那样的言语，必定有那样的内心；有那样的内心，又必定有相应的行为和事业。他们彼此一起向善，互相以正道规劝，互相勉励、互相资助进步，并与已经任用的贤才共同成就圣天子的文明教化，使六经之道在当今大为彰明，使唐虞三代的治理重新出现在今日，难道不是伟大的事吗？臣丘浚恭敬奉行圣明诏令，考核校阅你们诸位士子，所以在乡试录成书时，恭敬地写在卷首，并把你们当作豪杰之士来期待。诸位士子应更加思考如何自我振作，不要让主考官蒙受失言之羞。○《会试录》序 我太祖高皇帝建立国家的第二年，就设立学校；又过一年，下诏开科取士。但刚实行便很快停止，直到十七年后，士人的学习风气已经形成，才按照现在的制度考试士人，确定为一代的制度。士人各自专习一部经书，必须通晓经义，然后选取出来考察政务。从开国至今，已有一百零八年；从开科至今，已有九十二年；举行科举考试总共三十次。如今又到了会试天下士子的年份，礼部臣请求任命考试官，陛下于是任命臣溥、臣浚，并且赐给我们内库的钱币。臣等接受命令，又感激又恐惧，当天辞别皇帝，前往任事，谨慎办理。按照旧例，登载贡士的姓名，并选取文章特别优秀的编成录，以便流传。臣丘浚应当为它作后序，私下想，六经之道始于伏羲画卦，经过二帝三王的时代，历时数千年，到孔子之后经书才得以形成。孔子去世后，他精微的言语和深奥的义理几乎断绝；又经过汉、唐、宋一千多年的时间，到朱子之后义理才重新明白。经历了许多朝代、许多圣贤之后，圣经贤传才重新完整地流传于世；我朝兴起后，首先表彰它，列代圣君相继承传，造就士人、任用人才，纯粹采用这条道路。到了今天，更加隆盛、更加完备；讲授经书的教师遍布郡县，手执经书求学的弟子充满乡里，通晓经书的士人分布内外，这是自有经学以来从未有过的盛况。诸位士子，你们出生在经学大为昌明的时代，学习经书而成为儒者，学业有成并在乡里获得荐举，如今又登上这部名录，将要到天子的朝廷进见答对，享有俸禄和官位，希望你们不要忘记所学，一定要推行出来，在立身处世、处理事务之间表现出来：做臣子要忠诚，做儿子要孝顺，把儒者的功效昭示给天下，不要让世上的议论者笼统地说研习程文的士人只会说大话而不切实际。假如问你们所学的是什么，你们便说：我学的是《易》《书》《诗》《春秋》，还兼学《礼》和《乐》。等到考察你们心中所存、实际所行的事情，却竟没有一件同所学相符合，唉！你们从幼年到长大，在学校学习，又接受有司考试，究竟是为了什么？一旦实际施行政务，却只把文书和法令条文当作事情，完全不涉及平日所学的经书，那么平日所学的经书究竟有什么用呢？诸位士子开始踏上仕途，这正是起点；我谨慎地在起点就预先告诫你们，使你们知道应当警戒的地方。○《家礼仪节》序

译礼存在于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中国之所以不同于异域，人类之所以不同于禽兽，正因为有礼。礼难道可以一天没有吗？周公制礼来维持天下，从上面的王朝直到士人、庶民之家，没有谁没有自己的礼仪。秦代焚书之灾以后，所剩下的没有多少。汉、魏以来，王朝、郡国的礼仪虽然有时还施行，但百姓之家却荡然无存。士大夫中喜好礼制的，唐代有孟诜，宋代有韩琦；这些人虽然有的著书论述，但都简略而不完备，驳杂而不纯正。文公先生依据司马温公的《书仪》，参照程氏、张氏二位先生的学说，编成《家礼》一书，实在是万世人家普遍遵行的典范。议论者却说，这部书刚写成就被人偷走，即使文公也没有完全实行。唉！文公先生一举一动、容貌周旋，无不合于礼；他在世时，本来就不需要依靠这部书。如今他已经去世，凡是有志于实行古礼的人，除了以此书为依据，还能依据什么呢？礼对于人家，就像豆粟、布帛一样，片刻也不能没有。读书想要成为儒者，却不知道实行礼，就像农夫没有农具、工匠没有绳墨尺度，难道还称得上农夫和工匠吗？儒教之所以不能振兴，是因为异端扰乱了它。异端之所以能够肆意流行，是因为儒者丧失了掌握礼的权柄。世上学习儒学的人，只知道读书，却不能执守礼制，于是我们的礼制权柄便被异教盗取、操弄，而自己还没有察觉。自从我们儒者失去了掌握礼的权柄，他们便乘隙暗中窃取我们丧葬祭祀的粗略形式，用来举行追荐、祈祷禳灾之事；而世上的士大夫，那些名义上能写文章、通晓经术的人，也甘愿跟随他们的步伐，遵守他们的约束，却不认为这是错误。难怪世上的人全都顺势跟从，把它安然视为常规。世上的儒者正在喋喋不休地写文章，把攻击异端当作自己的事情。唉！我们本家的礼制被他们窃取而不知道，为什么反而想只凭口舌去同他们争辩呢？这是丢失了根本。我私下认为，《家礼》一书，确实是破除邪说、端正人心的根本。假使天下人人都诵读这部书，家家都实行其中的礼制，谨慎办理丧事而有合乎道的办法，追念远祖而有合乎礼的仪式，那么他们自然就会停止了。儒道难道还会有不能振兴的吗？然而，世上喜欢议论别人的人，已经对礼仪的文字、仪式和节度茫然无知，却忌恨别人有所作为。听到有人实行礼制，就说：“他做某件事，不合于礼；他行某种礼，同古礼相违。” 更有甚者还说：“他既然不能把礼完全实行，哪里比得上我根本不实行它更好呢？”却完全不思考：人实行礼，就像人读书一样。读书的人未必都能达到圣贤的境界，但把金根错认成金银的人，比起连金银都不认识的人，究竟谁更有能力呢？我浚生长在偏远地方，从小就有志于礼学，本以为天下文献汇聚之处，对于礼制一定能够家家实行、人人学习。等到出仕后在朝廷任职，才知道世上实行这种礼的人其实很少。询问他们不实行的原因，都说礼文深奥，其中的事情不容易实行。因此我不顾自己的愚陋，私下取用文公《家礼》的正文和注文，简约编成仪节，并改用浅近的话，使人容易明白而且可以实行，用来普及给偏远乡里中学识浅薄的人。至于交通便利的大都市中那些通晓经学、好古求学的人，自然应当考察文公的全书，再由此进而学习古代的《仪礼》。《世史正纲》序

译《世史正纲》为什么要写作呢？是为了著明世道的变迁，作为记事的开始。所记的事情，只记其中重大的；所阐明的意义，只在说明正统而已。董子说：“端正自己的道义，不谋求利益；阐明自己的道，不计较功劳。”不是道、不是义，即使功利很大，也不取。有人说：“自从孔子作《春秋》以后，记载大事有吕氏的书，编写纲目有朱子的笔法，为什么还要写这部书呢？”回答说：“吕氏的记载，记其重大之处，有时也兼及细节；朱子的笔法，书写正统，有时却专门强调统绪。”我只记录重大之事而已，细小之事不屑于涉及；只取正统而已，是否合乎统绪不再顾及。那么，这其中有什么见解吗？回答说：“有。”圣贤的书，委婉而正直；学者的书，显明而直截。委婉而正直，是用来等待后世贤人君子的；显明而直截，是用来使当世学生后辈明白的。为什么呢？人的禀赋并不相同，贤能而有智慧的人总是少，愚昧而不肖的人总是多。圣贤的书，用意深远而立例严谨，不是贤人君子就不能理解，所以能够理解它的人总是很少。我写这部书，直截叙述事情，显明阐释意义，使凡是有眼睛的人都能共同看见，有耳朵的人都能共同听见；即使只是粗略懂得文义、不等待讲解和思索的人，也都可以明白。如果有人由此逐渐达到贤人君子的境界，那么圣贤那些委婉而正直的书，也可以由此得到理解。我写这部书的用意就在这里，并不是敢于故意标新立异而触犯众所不容的罪过。那么，它的大纲和主旨究竟在哪里呢？回答说：“在于严格区分内外，在于确立君臣之义，在于追溯父子之心。”内外的分别，其界限在于疆域。中国与外部各有正位，若中国不成其为中国、外部不成其为外部，人类就会混乱，世道不能不端正。君臣之义，其体统在朝廷。君尽君道、臣尽臣道，就是端正；君不像君、臣不像臣，人伦纲纪就会毁坏，国家不能不端正。父子之心，其传承次序在世代相承。父尽父道、子尽子道，就是端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人道就会乖离，家庭不能不端正。端正家庭来建立国家，端正国家来维持世道，最终都归结于人心和道义的端正；这样人的准则才能建立，天地各得其位，人类不会混同于禽兽，禽兽也不敢侵犯人类。上天所以确立君主的意旨，圣人所以建立教化的用心，或许就在这里吧？请让我详细说明：天处在上位，地处在下位。天地所以生生不息的，就是万物。万物中能够运动的有三类：人、□□、禽兽。上天生育人类，又在人类中命一人为君，作为人类的主宰，阐明教化来确立人的准则，极力修明政事来使人安定。生民一定要先使他们得到安生，然后人的准则才可以建立。那些危害生民、使他们不得安宁的，是什么呢？是人类中的禽兽。作为人类的主宰，必须端正人类，必须驱逐猛兽，使我们这一世的百姓各自实现自己的生存愿望而不遭受它们的祸害。于是政事推行、教化施行，世道便达到雍熙泰和。这就是君主治理人民的责任。然而，君主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君主凭自己来做，而是承受上天的意旨。能够承受上天的意旨，才能接受上天的命令。接受天命的人，必须奉事上天；奉事上天的人，必须隆重报答上天。君主秉持诚心侍奉上天，上天便降下天象来告示君主；必须达到精诚祭祀、感通上天的诚意，必须谨慎对待星象运行、灾异祥瑞的缘故。这样一来，天与人合而为一：天不只在天上，也在君主身上。上天的心是仁爱，君主的心也应当爱护人民。生民的生命，禀受上天的理作为自己的心，禀受上天的气作为自己的身体。心中有不明白的地方，君主必须使他们明白，让天理不被外物蒙蔽；身体有不得安宁的地方，君主必须使他们安宁，让上天之气不被外物伤害。所以，凡是颁布号令、施行政事、发布教条、具备礼乐制度，以及刑罚、赏赐、征伐、讨伐等举措，无不是为了百姓而已。为了百姓，就是承受上天；承受上天，就是安定自己的君位。然而君主对此，难道能够凭一己之力做到吗？也不过是依靠大小、内外各级臣子，作为自己的心腹、臂膀、耳目和爪牙罢了。君主在上总揽大政，臣子在下分掌职事，彼此资助，远近相互维系，等级相承，气脉相通，各自尽职以整治事务，共同一心来奉事君主。君主必须以死守护社稷，臣子必须以死尽其职事；以此为根本来维持世道，从一世传到十世，从十世传到百世，从百世传到千万世，其中必定是正统统摄外部，外部决不能干犯中国的统绪。君主必统摄臣子，臣子决不可萌生非分之望；男子必统摄女子，女子决不可占据阳刚的位置；臣子没有舜、禹那样的圣德，决不可谈论禅让；君主没有桀、纣那样的暴行，决不可谈论征伐；君主即使比不上太甲，臣子若没有伊尹那样的志向，也决不可谈论放逐；不是奉行上天之职的官吏，决不可兴起问罪之师；不是奉行上天讨伐的行动，决不可借清除君侧之恶为名行事；事情即使到了无可奈何的地步，不合乎天经大义，决不可采用权宜之策。天在上、地在下的尊卑分别必须严格，水有源、木有本的根源之心必须笃实。这样，大义就确立了。然而，天下的根本在国家，国家的根本在家庭，家庭必须端正之后国家才能安定。根本混乱而枝末却能治理，是不可能的。因此父亲拥有天下，必定把它传给儿子；儿子处在最高职位，必定是承受父亲的传授。父亲不是真正的尧舜，儿子不是真正的朱均，就一定不能把天下交给舜禹；儿子不是真正的武王，父亲不是真正的西伯，就不能舍弃伯邑考而让武王隐然摄居相位，不可如此；宣传缪位，也不可如此。父亲所要立为儿子的，必须是儿子内心所安；儿子所承受的，必须是父亲心中所愿。不是确实看见大义已经作出决定，就不能实行权宜；不是真有必然归还的诚意，就不能谈论暂代。授受、取与，都必须追究其内心，追究其最初的本心；这样在次序上必须顺当，在道理上必须端正，在内心上必须安稳。以此端正名分，以此确定位置。位置确定以后，必须端正根本。根本之所以能够端正，在于自身；自身不能不修养。自身之所以能够修养，在于内心；内心不能不端正。知道身心为什么一定应当修养、端正，靠的是学习；

译学习不能不讲求。讲求学问是为了端正内心，端正内心是为了修养自身，修养自身是为了端正根本；这样，夫妻由此有分别，兄弟由此有次序，各位父辈由此有善行，各位舅父由此有义行，族人亲属没有谁不由此合乎礼。将会看到自身端正而命令得以推行，家庭和睦而福气产生；上面实行了，下面便受到影响；先笃实地治理近处，再推广到远方。这就是从大处说，一世赖以维系纲纪的是国家；从中处说，一个国家赖以立根本的是家庭。家庭内部和睦、外部顺从，国家上面发布命令、下面服从。把一世的大事推到极致，那么华夏在中央安定，边远地区在边境守卫，各自安于自己的位置而不相互侵凌；这样，人的所以成为人的特点，便是相互生养，各尽自己的本性，各全自己的生命，一概顺从道义的正理，而不被功利的私心牵引。这就是所谓雍熙泰和的时代。人既得到成为人的条件，万物也得到成为万物的条件；上天由此得以成为天，大地由此得以成为地。这样，君主居于天地之间而立，作为人与万物的主宰，他的责任就尽到了。上天确立君主的用意，于是没有被辜负；圣贤著书立言、谆谆教诲后世的用心，也由此不再只是寄托于空言。这是我区区一点所得的愚见，偶然有所见解，便冒昧写成这部书。起于嬴秦庚辰之年，灭亡六国，到齐国为止，这是世道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止于皇明戊申年春天，彗星出现，横扫昴宿，这是天道最终确定的时候。前后总共一千六百二十有一年。书写成后，我冒昧把它写在书卷开头，用来给当世的学生后辈看；至于后世的贤人君子，或许会从中有所取用吗？我不敢预先断定。就把这部书留待后人评判吧。《学的》后序 《学的》为什么要写作？是仿拟《论语》。过去有人冒昧仿拟《论语》，得罪了圣门，为什么还要效法他呢？王通自己著书，把自己比拟孔子；我则辑录朱子的言论，私下推衍它们，接续在孔子之后，并不是效法王通，而是效法曾子、有子的门人，哪里称得上僭越呢？朱子的言论，天下后世家家传诵、人人诵读，为什么还要编这部书呢？朱子一生的著述，大多是阐明圣经贤传的旨意，从未自己编成一部这样的书；这正是我不顾寡陋而冒昧有所辑录的原因。如今所辑录的，多是经书传注中的话，学习的人已经熟悉听闻了，为什么还要重复编入呢？这也是仿效朱子编《近思录》时，采录程氏《周易》《春秋》传文的用意。《学的》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以圣人为学习的目标，是龟山杨子的说法。朱夫子在《中庸或问》中论述中和、位育时，也用这个意思来说明；是譬喻学习的人一定要立志成为圣贤，就像射箭的人一定要以射中靶心为目标一样。我在九篇中记载这一点，并非没有用意。过去性理诸书，都从太极讲起，如今为什么先讲下学？因为这部书是为初学者写的。《论语》的编次没有条理，如今为什么要有次第？《论语》这部书，成于众位贤者的记录；而我这部书，则是采录朱子已经编成的书。所以称为有次第，是什么意思？姑且以第一篇为例：人求学，必定从学习日常人事开始；从下学入手，就可以上达天理，这就是儒者的学问。儒者的学问，是学习如何达到圣人的境界；其中的要领，没有比辨明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更优先的。《大学》一书，是为己之学；想要学习为己之学，必须先以别人为榜样，然后在自己身上下功夫。下功夫的要领，就是程子所说的“涵养必须用敬，进学则在于致知”。以此立志下功夫，循序渐进、不断积累，那么知识和实践一同进步，内心和天理相互明彻融合，内外、本末、隐显、精粗，都一一周遍，这就是儒者的学问。古代的学者，从士人开始，最终达到圣人，不过是下学人事、上达天理罢了。《通论》一书，第一篇是总纲，第二篇、第三篇是实行的要领，也就是程子的两句话。大概如今的人没有小学的功夫，所以必须先从持敬入手；敬不能不树立，理不能不穷究。四书五经以及近世诸儒的书，都是穷理的工具。既然一定要穷究义理，又不能不知道“理”这个名称是怎样来的，所以接着编入字义训释。已经穷究义理了，再由此治理内心、修养自身，用它来端正伦理、成就治理功业，直到穷尽神妙、通晓变化，参赞天地的化育，把全部功用发挥到极致；这就是所谓圣贤神人的能事，是学问的最高功效。学习的人从下学人事开始，达到上达天理，这样难道不是儒者体用俱全的学问吗？这是第四篇至第九篇的大意。第十篇仿效《论语》的《乡党》，列举朱子一生的言行出处，给学习者树立目标。前十篇本来已经完备了，为什么又续写后十篇呢？上编如同《小学》的内篇，下编则如同它的外篇。上编由事入理，下编则由理落实到敬事；一方面说的是增进德行，另一方面说的是成就德行。过去先儒论敬，都是从内而外，如今为什么反过来？是从学习者的角度说，使他们有可以着手的地方。穷究义理略说格物而详细说读书，为什么？读书也是格物的一件事；如今的学习者没有老师传授，却想舍弃读书来穷究义理，我看他们必定会泛泛无归、没有着落。六经的次第，都以《易》为首，其次是《诗》《书》《春秋》《礼》；如今却先《诗》《书》《礼》，然后才涉及《易》《春秋》，为什么？这是由浅入深。人伦的次第，都是先讲君父，然后讲夫妻、长幼、朋友；如今却按照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君臣为次序，为什么？这是由近及远。上编已经讲过敬，下编又专门把仁义列为一篇，为什么？孔门教人以仁为先，求仁的要领，是从礼进入；谈礼时，敬已经包含在其中了。全书末篇排列道统，载有周、程、张四人的赞文，却不取邵氏，为什么？黄直卿论朱子道统传承的原因，也说孟子以后由周子、程子、张子接续其断绝之统，而没有提到邵氏；其中的意思大概本来就出于此，并不是我敢擅自决定取舍。我编成这部书，恐怕有人不能没有疑问，私下看勉斋先生作《朱子行状》，在后面设法回答有人的疑问，于是仿效他，把这些话写在卷末，只是记下自己的见解罢了，并不敢私下比拟《大学》《中庸》的《或问》。阅读此书的人还请怜惜我的志向，不要过分责备。赠廉州邢知府序

译岭海地区的百姓已经困苦到极点，而岭海以北的三郡尤其严重。就三郡来说，廉州最为严重。于是成化戊子年秋七月，朝廷听从巡抚大臣的意见，把廉郡太守林君推任到臬司，命他巡视岭海以北地区，使当地百姓安定。于是任命户部主事宜山邢君直夫补任其职，特赐玺书，把守御、抚安的任务交给他。命令下达后，凡是寄居京城的岭海人士，没有不欣喜、感叹的，都说：“如果五六年前早有这个举措，那么这一方的百姓不至于困苦到这种地步。”有人说着说着便长叹流泪。有人说：“廉郡得到邢君，当然是幸运了。但邢君以名进士出身，通晓朝廷事务，任属官于地官，操持心志、砥砺行为，本来不比别人差。人们未必像君这样，往往身居显要、得到好地方。君有什么罪过，竟得到这个残破地区，治理这些饱受创伤的百姓？名义上虽是二千石的长官，实际上还不如江南的一个小县。即使有才能，又将如何施展呢？”我说：“这正是朝廷任用邢君的深意。处在富庶的好地方做官，即使凭中等人的才干，只要有志向，都足以在当时显露自己。只有形势不容许有所作为、力量不足以发挥作用时，才会没有财力、没有徭役、没有百姓。”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振兴废弛的事业、成就治理的功绩，然后才能看出他的才干远远超过常人。朝廷任用邢君，特意赐给他玺书，其中的用意或许正是出于此吧？不过，对于邢君这次出行，也可以由此推测三郡治理或混乱、兴盛或衰败的关键。夫有此天地，即有此方域；有此方域，则有此人民。固未尝一日有地而无民也。自峝夷构祸以来，今踰十年矣。其人民死于寇，死于饥，死于疫，死于官军，十无二三矣。失今不为之所，吾恐数十年之后，并与所谓二三者亦尽矣。岂天道生生不息之意哉？夫天道三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穷则变，变则通。此方乱极而治，衰极而兴，其在邢君兹行乎？君行矣，其尚体朝廷爱养元元之心，悯此困穷之残民，食之，饮之，衣之，被之，朐如之，保障之，休养生息之，肉其骨，翼其卵，父母妻子其血属，陇亩其污莱，栋宇其荆棘，使之复有生之乐，而重得为太平之民，岂非君之大赐哉？夫然则芳名美誉，与此方山川同其悠久矣。裴主事秉彝，郡人也。喜郡得贤守，而乡人将有苏息之期，求予赠言予家，与廉邻于是邦，有被发缨冠之义，故亦喜而为言如此云。赠曲靖蔡大守序 成化五年春王正月，万方会同，大明黜陟乃去郡守之尤无良者，慎择其人以补其处，于是擢南宁府同知，天台蔡君廷白知云南曲靖军民府事。命既下，议者谓君以通练之才，处畿甸之间，当繁剧之任，尚不足以尽其用，今顾置之遐方之域，山穷水绝之处，以临夫侏■〈亻离〉鄙野之民，不亦枉其才邪？余曰不然，此政朝廷用人之深意也。今夫内地华民，礼义素明，风俗素淳，政化素行，苟得中才，因其俗而施之以新政，若因丘陵川泽以为高卑而力少也；若用健马驾轻车，驱驰于康衢大道之中，无阻碍也，夫人能之，无俟于择焉。若夫官遐外之地，治鄙野之民，而使一旦施新政以变其旧俗，曷以异于平地方覆一篑乎？范我驰驱于荆棘阨塞之间乎？用力多而龃龉难行也，必矣，非慎择其人，曷足以胜其任哉？虽然，孔子之圣，犹欲居九夷，而班史之传循吏，亦详载夫异俗之治。是故修庠序之教于桂阳者，卫子产也；行嫁娶之礼于九真者，任公孙也；通商贾之货于合浦者，孟伯周也。滇南之在今日，亦犹诸郡之在汉也。君诚不鄙夷曲靖之人，而以中国之治治之，圣人之化化之，异时之传国史者，亦将大书特书，以着君之治绩，如班孟坚之于卫、任诸公焉。君将之任，其乡人官诸朝者，征言赠行，而以属予，特举汉循吏之治异俗者，以为君勉。送锺太守诗序

译羊城诗人在国初时，有孙仲衍、黄庸之、王彦举、李仲此三四先生者。使生当唐盛时，当与韦苏州、柳柳州辈相颉颃，温李而下不论也。去今未远，继者巳寥寥。然若今顺德锺君必华，亦岂多得者哉？君在学校时巳有诗名，及仕知宾、沔二州，政声与诗名日沨沨乎着夫人之耳。韩子所谓“性能而好者”，盖庶几焉。余闻君名久而未及识，今以九年秩满需选京师，始会君于寓所。目其容伟如也，耳其言温如也。及出示所和晏铎辑《明盛时格调》，不凡音响清越，盖有得于前诸公者。然后信所见有过于所闻，而名下果无虚士也。居无何，拜命陛知广右太平府事，将之任，道必过羊城，白昼锦衣荣归故里。或者豫喜，以为君荣。嗟乎，此浅之为丈夫者，所以沾沾自足也，岂足为君喜哉？余所以喜君者，以其益得推诗之用以见之民治，使民晓然而知诗在天地间果非无益之空言，是则可喜耳。自三百篇后，诗之足以厚人伦、美教化、通政治也，非一日矣。风云月露、草木禽鱼，作者日多，徒工无益，是以大雅君子不取焉。君子所取者，唐李杜，李杜而下有韦、柳二人者，皆郡守也。考其平生所作佳者，往往在郡斋燕集之际，因俗设禁之余，声习所加，自足成化回观众作，真如丹砂、空青，世外物宝，何益之有哉？君承乡先正之后，得韦柳之位，广诗之用，以导化邦人，感发其善心，倡导其湮郁，以厚人伦，以美教化，使太平之民翕然太和，真有以称其名焉。则天下后世称守之能诗者，必归焉，而与韦柳并传于无穷也，必矣。岂非有以为乡先正之光乎？君志广而才周于事，无所不能，而余独以诗为言者，举其长叙诸卷端，使人知求君于大，而区区所之眩俗者不足道也。送刘端本知兴化府序 古端刘君端本登天顺庚辰进士第，擢尚书户部主事，升员外郎，进郎中，历官十有九年，始拜兴化府知府。同年登第者，至是往往擢长方面，或佐都台，而君乃始得一郡，所辖仅二县，户仅踰万数，疆域人民麤可视江西南一堂。县命既下，朝士大夫多为君不平焉。乡人在京者来征予言，且举众言以谂予。予惟兴化闽中文献邦也，疆域虽狭，人民虽渺，而风俗素淳，文学素盛，仕宦之家素多。岁大比登乡书者，几居八闽之半；会试南宫中甲科者，无虚榜；由乙科而分教天下者，在在而有。疆域不出数百里，而其人仕者散见于千万里之外；版图仅余万户，而其天民之秀分布中外者，无虑数十百人。凡此皆他郡所无者也。郡邑以人才多寡为大小，风俗醇薄为上下，而户口之登耗不论焉。得郡于此而治之，亦得以行其所学矣乎？自予居京师，多与其贤豪游，颇知其民风士习之详。所谓豪侠之徒，武断于乡曲者，无有也；圉夺之家，豪植以为强者，无有也；告讦之徒，珥笔以健讼者，无有也；舞智之吏，构祸而忮害者，无有也；椎埋之盗，阴攘而公剽者，无有也；訾毁之言，巧言而丑诋者，无有也；暴悍之俗，好勇而鬬很者，无有也；宦家子弟，恃其父兄之势而公造请托者，无有也；倦游士夫，假以嚬笑之态而诡辩阿悦者，无有也；于凡天下古今所谓不美之事、薄恶之俗，于兹郡咸无有焉。岂非善地乎？莅善政，驭善民，而为之师帅父母，岂非幸哉？虽然，予所闻者前二十年之故也，风俗迁移，岁异而月不同，今日其尚然乎哉？否耶？予不得而知也。君行矣，试以予言味之，果有如向所云云者乎？无也。虽然，君子尽其在巳者而巳，彼之有与无，政不必计也。使其有之，而吾之心不可以不尽，尽之之道何如？平而巳矣？何也？吾为人之郡之守也，而吾之乡亦有郡守焉。吾治人之郡之民也，而吾之家亦齐民焉。乡也，人之守吾郡治吾人也，其政之良与否，吾固尝是之非之，今何怪乎人之是之非之于吾乎？反观内省，彼是者之是，吾从而是之，益以勉；彼非者之非，吾从而非之，亟以改。如是则得其平矣。孟子曰：“君子平其政。”予则以为，欲平其政，必先平其心。吾平其心以平其政，彼之不平其心，反其是非之实，肆其毁誉之端，未必人人然也，必有平心之人以平之，吾弗与知焉，可也。君行矣，请以平之一言以为之官之赠。赠琼郡林同知序

译予友天下士多矣，而尤厚于乡人。乡人中最相厚者，羊城则林宗敬也。宗敬弱冠领乡荐，慨然有志当世，以为今世仕者非进士科不必得显官，孳孳焉留心举子业。于凡经史子集，苟可以资为文者，罔不研究，而于三百五篇诗用功尤深。岁甲戌初试南宫，得乙科，不屑就。丁丑再试，又如之，以至于庚辰、甲申、丙戌三试皆然。乃喟然叹曰：“吾之于学，未必不如人也，而进士卒不可得，岂非命耶？”乃就选调得琼州府同知。予琼人也，何幸得平生故人以佐吾郡乎？况今主郡者，清漳蔡公叔清，亦予友也。而今而后，吾知吾郡三州十邑之人，庶几得所覆庇矣乎？而区区远宦万里外，垂白老亲，亦将赖以慰安之，少宽其倚闾北望之思。是则一郡之人之幸，尤莫予幸之甚也。虽然，予固幸矣，然予一家之私，未必一郡之人之公也。使吾郡之人咸咨嗟怨望，而吾一家独欣欣然有喜色，予心安乎？且予于宗敬友谊素笃，而予一日少长焉，则固兄视予矣。凡其之官，或内或外，予皆不能无赠处之言，而况于吾郡乎？则其所以劝勉规儆之者，又不可以但同众人也。请问宗敬所以违膝下去乡井，间关万里外，历十数年以希朝命之荣也，果谁为乎？亦曰以行所志，荣所生而巳假使宗敬一举即登高第，可以得五品官位大夫乎？否也。得以昼锦还乡，而慈闱以解其离忧乎？否也。得以佐大郡临吏民，以施其政教乎？否也。三者皆未必遽得也。今一登仕籍，即阶穹秩，缕金以为衣，缕银以为带，便道还乡，称觞献寿，母子兄弟叙天伦之乐，以为族姻闾里之荣。况所得者大郡，地方三千里，支郡三而属邑十，人民数十万家，又当邻郡凋弊之秋，而独富盛安乐如平时。出则飞高盖，跃溟池，绿骏鸣驺，载道前呵后拥，行者屏息，道左以俟其过；入则居黄堂，据高座，属吏抱簿书。鱼贯以进，舆台皂卒左右侍立，屏气侧耳以听其处分。回视彼之登甲科者，方且服事大僚，惴惴然逡巡却立，如新妇之事严舅姑然。一出词，一吐气，不敢少肆，果谁为多哉？虽然，得之荣既踰其限，则失之辱，殆有甚焉者矣。所以保而守之，其道尤难，惟勤惟畏，其庶几乎？盖勤则无怠事，而上之人不能目我以罢软矣；畏则无肆心，而上之人不能名我以贪虐矣。而又守之以诚，济之以断，本之以仁恕，则在宗敬者可以常保其荣，而在予者亦得以常恃其幸矣。夫岂但一身之荣，一家之幸而巳哉？丘文庄公集卷之二 丘文庄公集卷之三 琼山丘浚仲深甫着《新安王贽献甫阅》。关中焦映汉雯涛选定，男世爵绍庵。瀛海贾，棠青南编次。男际熙，庶咸校。序（二） 序（二） 五一居士诗卷序 乐闲堂诗册序 观澜阁卷序 忠爱祠诗序 海航诗卷序 心师轩诗序 江湖胜游诗序 栢庵诗卷序 续溪项氏绍先诗册序 送侍读学士徐先生掌南京翰林院序 送林黄门使满刺加国序 赠许寺丞序 赠董侍御考满序 贺丘治中序 赠乡友林廷宾南台御史序 送山东张布政序 送张方伯入觐序 张方伯入觐诗序 赠湖广杨大参序 送云南傅参议序 送陕西杨参议序 赠广西江按察使诗序 送刘仗和提学浙江序 赠福建宪副何廷秀序 送宪副徐君赴广东诗序 赠浙江谢佥事序 送惠州李知府序 送潮郡黄知府序 送武昌章知府序 送金华周知府序 送琼郡叶知府序 赠琼郡王太守序 五一居士诗卷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