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文庄公集卷之六

译古人建庙来祭祀祖先，并根据爵位确定数目，上下各有固定制度。自从封建制度不再实行，任用人依据才能而不依据世袭，公卿以下的人有爵位却没有封地，所以父亲是士人，儿子可能成为大夫；父亲是大夫，儿子又可能成为士人，宗庙的数目便无法制定固定制度。况且做官或退职没有常规，迁徙也没有定处，宗庙祭祀便不能有固定场所。汉、魏以来，懂经学、好礼制的士人，如晋代荀氏、贺氏，唐代杜氏、孟氏，宋代韩氏、宋氏，有的向朝廷提出，有的在私家创设，但有的议论后没有实行，有的实行不久便改变，有的只是自己独自实行而不能使众人共同实行，有的仅能延续一身而不能留给后代。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拘泥古制，适合私家却无法普遍推行。到了宋代司马氏，才根据自己的想法创设影堂；文公先生把影堂改为祠堂，又采用伊川程氏所创的神主制度，确定祠堂的规制，把它列在《家礼》《通礼》的开头，大概是要贯通上下而制定制度。从那以后，士大夫家族往往仿照这种制度实行，但大多是闽、浙、江、广一带的人，中州士人却很少。岭南虽然偏僻处于一隅，崇尚礼制的人家却不比其他地方少。南海亭冈黄氏，世代有显达的官员。他们的先祖在宋代曾任奉朝大夫，自从由凌江向南迁徙以来，到如今已经若干代了。六世以前只有单传，六世以后旁支才开始繁衍；此后又经过若干代，到了处士黄洪僧，他是黄氏世代嫡系，便对众人说：“我们承受先祖留下的谋划，才有今天。作为子孙，人人都竞相置产来满足私利，却让祖宗没有安置神灵的地方，这在心里能安宁吗？何不共同建造祠堂！”众人说：“好。”于是他们在住宅东面选地，按照《家礼》的制度，建造一座三间的祠堂；堂前有亭，两侧设置厨房和斋戒沐浴的地方；外面开三座门，四周环绕围墙，种植松柏，专门让一个僮仆负责开关门户。规制大体依照《家礼》，但略有不同。置办祭田，备齐祭器；早晨一定拜谒，出入一定告知，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及每月朔望一定参拜；每年四时、伏日、腊日以及得到新物时一定进献；有事情一定禀告；每年四仲月和忌日一定在正寝举行祭祀，一一按照《家礼》实行。大概从天顺己卯年开始筹建，第二年庚辰年建成并举行洁净、祭祀仪式；到今年己丑年，天运已经循环一周了。处士之子玶和他的侄子瓘，以乡贡进士资格辞去校官，完成太学学业，援例回乡省亲，将要南归，便请友人封部大夫冯宗辙来请求我作记。按照礼制，大夫、士有田地便可以祭祀，没有田地便只能进献祭品；这就是说，有封地的人才可以建立宗庙祭祀。古代有田地便有爵位，今天有爵位的人未必有田地，而有田地的人往往只是编入户籍的平民。如今从平民中选拔士人，只要穿着士人的衣冠、学习诗书礼仪，也就是古代的士人。何况有时还能考中科举而登上仕途，即使与古代大夫相比，也并不过分。既然称为士大夫，又有世代经营的田产，那么建立祠堂来安顿祖先的神灵，置办祭田来供给祭祀所需，作为私家之事，本来就有前例。可是世人热衷于置办产业，却不热衷于实行礼制，急于为后代留下谋划，却迟缓于报答根本。若有人能够特意兴起古礼，用来报答祖先的德行、教训后代，像黄处士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家中的孝子、宗族中的杰出人物吗？这件事应当写下来，让玶带回去刻在石上，给后人看，使他们知道祠堂的由来。愿他们世世代代继承守护，使它永不废弃衰败。阙下林氏孝友祠堂记

译八闽著名的姓氏中，以林氏为第一。林氏在莆中尤其显赫，莆中的林氏，首先要称阙下林氏。自晋代永嘉之乱以来，八姓进入福建，林氏居于首位。唐代又有九位刺史同时任职，名闻当世。然而列名史传、在世上最有声望的，却从福唐县尉林攒开始。《唐书·孝友传》中有记载，可以作为凭证。林攒因孝行闻名朝廷，有关部门在他门前建了两座阙门来表彰他，世人于是称为“阙下林”。这个家族始建于唐贞元丁丑年，后来经历宋嘉祐庚午、大观戊子、绍兴丙寅、乾道己丑、绍熙辛亥五次修葺。旧时祠堂在阙门左边，年久之后祠堂毁坏，双阙旧址又渐渐低于社坛，而且位于城外。如今是成化乙酉年，翰林修撰燕山岳侯正任兴化府知府，接受林氏远孙孟和的请求，拿出白金倡导此事，让孟和率领族人，林宗懋等共同出力招集工匠，把祠堂迁到郡城中乌山南面，筑土建成双阙，仿照旧制，仍旧题名为“孝友”，取《唐书》为林攒立《孝友传》的意思。祠堂开始祭祀当初迁来莆中的祖先饶郡太守万宠公，并以福唐公林攒配享。自此以后，按世次尊卑排列历代祖先，在左右列位受祭；每年按时由族长率领族人依礼祭告。祠堂建成后，他们的宗族衮翰林学士恒简先生已经为它记述了始末，如今国子监丞大猷又请我写记。唐人修《隋书》，把孝义列入传记；宋人编《唐书》也沿袭这种体例，立《孝友传》。所谓孝友之士，著名于一代的共有二十五人，如李知本、张孝宽这一类人。如今世人所推重的清河、陇西两地名族，究竟谁是他们的后代呢？二十五人之中，只有阙下林氏在闽中独自显赫，数百年来始终如一。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文献足以证明。在当时，有欧阳詹为他写《甘露述》；后来吕夏卿参与修撰《唐书》，把他的名字写入《孝友传》，又为他表彰门闾；黄璞、陈俊卿、真德秀也都写过有关著述。这五个人都是福建人，王十朋又把闽中贤良的太守写成诗歌来赞扬他。我朝文庙御纂的《古今孝顺事实》一书，也完整记载了这些事。这就是声名越久远反而越显著的原因吧？唉！文章的流传，已经足以把事迹昭示于后世；后代子孙又贤能，能够继承并发扬美德。孝友祠堂既然废弃后又重新兴建，难道会是偶然的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二千石〕 谨按《周礼·春官》所说，家宗人这一官职掌管家族祭祀的礼仪，可见家族有祭祀是很重要的。古代掌管祭祀的人，以宗为名，在国中叫宗伯，在家中叫宗人。“宗”是从宗庙而言，礼首先从亲爱亲人开始。亲爱亲人，不通过宗庙就无法统摄。有田产、有俸禄的家族之所以区别姓氏、收合族人，以尊祖敬宗，必定要依靠宗庙，正是这个缘故。如今士人没有世袭俸禄，大夫没有采邑；可是以读书做士为业的人，有的后来做了大夫，他们的子孙有的接受俸禄，有的应该务农，都可以追养祖先、继承孝道。所以，虽然现在的制度没有设置宗人之官，但人家却不能没有宗庙祭祀。然而议论者最终说祭祀只能到四代为止，超过四代便是僭越。为什么不看看曾子的言论呢？谨慎办理丧终之事，追念久远的祖先，人民的德行就会归于淳厚。如果祭祀只到四代为止，那么世上的玄孙往往还来得及侍奉高祖，怎么能说高祖已经遥远呢？又为什么还要追念呢？程子说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朱文公把这些话载入《小学》一书，作为范例；这大概是百世人家都通行的常礼。何况有像林氏这样具有孝德的家族呢？古人说盛大的德行必定享受百世祭祀，孝是百行的根本，没有什么德行比孝更盛大。阙下林氏在莆中独享声望，经历六百年后，子孙仍然合族祭祀他们十六世以前的祖先。盛德之后，流传得多么久远啊！作为他们的后代，应该继承、承受这些美德，使它们永远延续而不废。拜谒祠堂，可以聚合原本涣散的族人之心；瞻望阙门，可以激发继承祖业的念头。把孝友作为传家之道，并由此转化为忠诚，施行于政事，那么莆中的林氏历经千百年，也将永远成为八闽所仰望的家族。双阙高高耸立，世代名门不断培植发展；同史册所记载的孝友之名一样，长久光耀于天地之间而永存。大猷字子道，为人谨慎敏捷、诚实恭敬，崇尚古礼，能够继承他的世业。忠爱堂记

译本朝开国元勋中，兼具亲王身份和贤德，德行与功业都很隆盛的，首推□□□正家昭靖王。他出生在大明开创运数之初，辅佐太祖高皇帝光复中原帝王的统绪，建立万世大功，成为一代全德之臣。他的子孙世代守卫西南边陲，把忠诚和仁爱作为家传，上报国恩，下使百姓和社稷安定。到现在已经历经七朝、超过一百年了。世代相承，尊卑次序相继，人人都同怀这一颗心，始终如一。然而，他们所保存和实行的一切，哪一样不是以祖训为根本来延续家传呢？只是他们循序而行，终身不懈怠；日常生活中自然遵循，却并不自知。自己实行时已经习以为常，施加给别人时又忘了这是恩惠。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人一世的事情了。如今太子太傅沐公琮开始书写“忠爱”两个大字，题在高堂的楣上。这两个字是摘自太宗文皇帝御制书中的话，用来告示后人，使他们知道先世的积累有根源可寻，并有所效法，使世代的恩赏绵延无穷，使祖庙的祭享永不废止。这是根据事理的关键所在，来树立标准。侍御张泰偶然托人带信到京师，请我写文章作为堂记。自古以来开创基业、传承统绪的君主，必定兼用亲族和贤能之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周武王创建周朝，把宗族支系分封为五十三国，这是尊崇亲族。汉高祖兴起汉朝，把功臣封为十八侯，这是尊重贤能。我圣祖承受天命，开创大业，效法古代帝王兼用亲族和贤能的制度，排列爵位、分封土地，尊崇有德者、报答有功者，大量建立亲王作为藩屏，大规模分封功臣作为栋梁。不是宗室姓氏的后代，不能独自拥有封土、世袭爵位。沐公最终在二十二个亲王藩封、九公十八侯的行列之外，追封昭靖王；虽然表面上似乎没有参与其中，但在玉版属籍中有联结宗亲的契约，在盟府丹书中有开拓疆土的功劳。他对于亲族和贤能兼用的意义，大概是两者都具备的。因此最终接受王爵，配享合宫，在六王之间享受祭祀。子孙世代守卫西南一方，民众和军队错杂相处，地域延绵数千里；同古代诸侯分封土地、将帅分镇一方相比，一时的勋戚之家没有能与之相比的。啊，盛大啊！我在太史任上掌管祖宗典故，私下也有所听闻。我恭读太祖御制文集，其中称沐王为西平侯，赐给他的诰文说：“当初有幸相逢，解除危难的恩德，以及梦寐中神交报答的情谊，我不会忘记；并以尽心于利民济世、永远成为多福之人的话作为结语。”又读太宗《为善阴骘书》，叙述沐王善行的事实说：“存心仁厚，乐于行善、喜爱贤能，谨慎周密，恩德和信义远播而使人信服。” 犵獠之人既敬畏又爱戴他；如果不是忠于君主、爱护百姓达到极点，怎么能得到这样的声望？他的后代昌盛延续，与国家一同享有福祉，正应验了“德厚流光”这句话。唉！圣人的话流传万世，仿佛亲眼可见；天下家家传诵，即使荒远边陲、异域之地，普通人和小孩子，谁不知道沐王忠爱之名？大概将要同天地一样长久安宁了。他的功劳在当时已经充分显现，又遗留给后代；子孙相继把它作为传家之学、忠于国家的根本、治理百姓的准则，人人遵循而不违背，世世代代奉行而不怀疑。惠襄侯凭此能够承担重任，忠敬王凭此开创国封，武襄伯凭此巩固封土防守，荣康公凭此平定叛乱。如今宫傅公主持宗族盟会，承受朝廷重托，位列上公，统率重兵，镇守边疆。凡是世家传承的美德和丰厚功业，他已经亲身实行并努力践行了。现在又进一步阐明前人的心志，向后人昭示准则，并不只是空谈而已。二位圣人对他的期望，于此确实得到了验证。凡是沐氏的子孙、曾孙、玄孙，以及以后属于晜、仍、云孙辈，凭祖荫授官受禄、耕作经商而复兴家业的人，登上这座堂，看到这块匾额，都应当亲眼看见、用心思考，推求祖宗的心意，报答国家的恩德。一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生活，是我的罪过，这不只是身居大业、掌握重权的人才应如此。只要有一官半职、得到一处居所、拥有一点力量，都应当把这些放在心上并施加给百姓；即使是士兵、农民、奴仆中的卑微者，骠、爨、犵獠等愚昧之人，乃至细小的昆虫草木，也一定要使它们各得其所，享尽自然寿命。把仁爱施加于下民，正是用来忠诚报答君上的。彼此讲求，互相劝勉警戒，推演昭靖王当初的心愿，体察宫傅公的深意，那么天语所说的多福、流光、与国家一同安宁，就会永远无穷地降临于你们沐氏宗族。要记住这些，努力践行，不要懈怠，不要疏忽。永思堂记

译八桂李君纯以“永思”命名他所居住的堂，表示永远不忘。他任安顺知州期满，考核评定优良，升任江右袁州府同知，经过我这里时请我写堂记。他哭泣着说：“我承受父亲正确的教诲，出外跟随老师学习，幸而凭经学取得功名，又通过贤科才有今天，这些全是我先考、先妣积德教诲的结果。我享有俸禄官位，经过多年积累，自己升达显贵，家境也渐渐宽裕，可是我的父母却已经等不到这一天了。唉，太痛苦了！这好比种树，树木已经茂盛并结出果实，享受树荫、食用果实的人，却不是当初栽培灌溉它的人。想到这些，有人心的人，难道内心不会悲伤吗？这就是我的堂取名为‘永思’的原因。”我听了李君的话，感到悲伤。李君的思念，也是我的思念。就把我所思念的这些写来记述你的堂，或许二者正有相合之处吧？人作为子女有这个身体，是合父亲的气和母亲的血而形成的。形体具备之后，理就寄寓在其中；作为主宰的，叫作心。心的职能就是思考。父母对于子女，起初本来是一个人的身体，后来才分离。分离就会远离，远离就渐渐相隔，于是便产生思念。思念而又无法再见，于是便永远思念。所谓永思，就是终身思念的意思。我有一天的身体，就有一天的思念；我没有这个身体，也就没有这颗心；没有这颗心，我一念思亲的心也就随之止息了。可是终身无尽的哀痛，难道有尽头吗？所以礼所说的表现在容貌身体、言语、饮食、居处、衣服上的哀痛，是思念寄托在哀伤之中；表现在居处、笑语、志趣以及所嗜好、所喜乐之中的，是思念寄托在斋戒之中；有时仿佛看见父母的灵位，有时仿佛听见他们的容貌声音，有时仿佛听见他们叹息的声音，是思念寄托在祭祀之中。但这些都是因事情而思念，事情过去思念也就停止了，就像把思念分成两类。为什么不进一步想一想：我的身体究竟从哪里来？我的身体，是父母遗留下来的。凡是我的形体，从一个孔窍以上；我的气息，从一呼一吸以上；我的理性，从一念以上，全都是父母留下的。父母去世而我还存在，那个使气息聚集、血液凝结而形成我这身体的东西，本来并没有消失。父母哪里算真正死去？我哪里算真正存在？所以，我没有一处身体不是父母的遗留，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父母的延续，没有一件事物不是父母的余绪。我的每一个念头，都始终在父母身体所在之处。只要父母所遗留的一息尚存，我便有一息的思念；这大概就叫永思吧？我的思念如果是这样，你认为怎么样？”李君起身拜了两拜，说：“您的思念，也是我的思念。” 请您写下来，作为《永思堂记》。重恩堂记 重恩堂，是右军都督李公为自己的厅堂题名，用来夸示皇上的恩典。李公是拓跋魏的后裔，唐代赐姓李，是河湟地区的巨族。李公的祖父名南哥，率领部落归附本朝，凭武功起家，任西宁卫指挥同知，官职世代相承。李公的父亲名英，在边疆建立功勋，接受制谕，专掌节钺，得到诰券，封为会宁伯。后来家道中衰，英宗复辟时，下诏天下，录用功臣中失去爵位者的子孙，李公于是世袭都指挥使。如今的制度规定都指挥使不能世袭，这大概是特别的恩典。李公感念皇上异乎寻常的恩典，尽心竭力谋求报答，遇到任命差遣，便日夜兢兢战战地筹划，没有片刻懈怠，因此声名极盛。适逢朝廷下旨命文武大臣举荐将帅人才，太傅会昌侯孙公和吏部尚书姚公共同上奏，称李公可以承担重任，于是李公得到都督的任命，辅佐右军。李公虽然出生于武将世家，却一向崇尚文儒；当时与他交游的，都是朝廷内外知名人士。他常说，先会宁公一生喜爱《易》学，多次请经学老师用《易》教授诸子。长子■〈王凡〉果然凭借这门经学在京城乡试中获得荐举，第二年参加礼部考试，蒙恩赐进士出身，选授中书舍人，士大夫都为之荣耀，立表彰显他家门；过路的人也肃然起敬、羡慕不已，都说：“入本朝以来，武将世家本来就有登上儒学科第的人，然而侯伯的子孙从来没有过；有这样的先例，始于会宁伯的孙子。” 唉！事情因为稀有而显得荣耀，何况既凭武功受赐诰券，又登文科掌管诏令文书，这种荣耀尤其盛大。这样的荣耀，如果不是皇上振兴人才并赐予恩典，怎么能够达到呢？因此，一门之中，三代之间，头戴蝉冠、耳饰貂尾，身拖绶带、腰佩鸣玉，勇武显赫的武将先后出现；举止和雅的儒士又接踵而来；哪一样不是皇上的恩典呢？恩典出于皇上一人，已经是幸运，何况一次又一次、三次又三次，今后还将由此达到百次、千次、万次而没有止境吗？李公继承会宁伯之后，又开创中书舍人的先例；他的父亲以功劳刻在铁券上，是国家的勋臣；他的后代登上金榜，掌管皇帝对外发布的诏令。过去的先人承受恩典，时间越久越显荣耀；后来的子孙承受恩典，使它延续而不废。把堂命名为“重恩”，难道不是名实相符吗？不过，最大的恩典虽然出自皇上，而使这些恩典不断到来、反复施加的原因，又在于臣下尽心竭力，世世代代相承而不停止。这样做，不只是为了尽臣子忘我奉公的忠诚，也为了发扬子孙无穷无尽的孝道。李公的子孙、曾孙、玄孙，以及晜孙、来孙、仍孙、云孙，登上李公的堂，瞻望李公的匾额，希望都能体察李公的心意，有所作为以成就世代美德，延续世代恩赏，使圣恩永远无穷地承受下去。我曾经主持公家的事务，同李公一向有交情，所以为他记述这座堂，让人写在墙上，用来告示他的后人。存耕堂记

译祁门汪君字存耕，便用自己的字题名所居之堂。这是摘取唐代贺知章诗句“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的意思。他的儿子乡贡进士恕，随计吏来到京师，通过朋友康永韶请我写记。有形的土地和无形的土地。有形的土地，田间道路相连，原野和低湿地分界排列，田界有宽有窄，出产有厚有薄。如果取得它不合乎正道，拥有它不合乎义理，留给家族，家族不能承受；留给子孙，子孙不能守住；甚至用豪强手段夺取、强行占有，招来刑罚、祸患、杀戮和耻辱，往往传不过一两代就失去了。只有无形的土地，根基牢固，不设田界，不借助锄耕治理而生机常在，不等待灌溉而灵妙的源泉自然滋润；水旱不能造成灾害，豪强不能夺取。它虽然大不过方寸，但所收获的利益却超过肥沃田地千万倍。把这两种土地放在一起观察，为子孙谋划，哪一种更长远呢？这就是古代君子宁愿舍弃有形土地而取得无形土地的原因。汪氏本是新安的旧家族，世代以积善相承，以《春秋》为学；《春秋》记载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的事迹，正是他们世代事业的田地。以积善作为根基，以存心作为土地，以研治经书作为耕耘收获，先世为子孙培植产业、留下遗产，实在广大而长远。而汪君又能够继承先世，在堂上题名来昭示后人，他真是懂得根本啊！他的儿子恕果真能够扩大善行的根基，拓展心地，收获耕治经学的成果，凭《春秋》考中乙科进士，掌管一县的教化，这难道不是汪君存养这些根本所产生的功效吗？不过，保存这些事业的是汪君；要继续保存、再加保存，也不能不寄望于汪君的后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 经训堂记 这座堂以“经训”命名，是取自韩愈的话。唉！世上的人知道把经训当作耕耘收获的田地，有谁呢？宝安陈君志道，大概对此有所领悟。陈君是县里的大族，世代以务农为业，以儒学为学问。自宋、元以来，代代都有著名的德行和显达的官职，直到今天仍未衰落。家道之所以长久昌盛，是因为世代守有田产；家声之所以更加振作，是因为家中世代传有经书。世世代代都如此，却从来没有明说其中的原因。到了陈君，才把韩愈这句话标举出来，用来命名他的堂，是要告示他的子孙、曾孙、玄孙，直到遥远的云孙、仍孙，使他们都知道应当守护什么并学习践行，以免废弃祖先的事业；这真是懂得根本啊！唐代规定百姓的产业，有世业田和口分田。我对陈君家也这样说：所谓世代拥有的田地，难道就是陈家世代相传的产业吗？所谓家中拥有的经书，难道就是陈家分给各人的口分田吗？假如陈君的每个子孙各自分得一部经书来研治：《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所得的就是三百八十四亩田；《书》有五十八篇，所得的就是五十八亩田；《诗》有三百零五篇，所得的就是三百零五亩田；《春秋》记载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所得的就是二百四十二亩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篇〕 至于《礼》中的三百篇、三千条，所得也同样如此。平居时就凭它来养护身心，出仕时就带着它来济世，把它当作口分田的产业，疏通整理、灌溉滋养、除去杂草、培土增高，用来培植世代拥有的恒产，难道不会越久越远、越大越光明吗？志道名用原，去世已经十多年了，但这座堂巍然存在，没有废弃，和从前一样。堂不废弃，名称就不会废弃；名称不废弃，那么凡是登上这座堂、看到这个名称的人，难道不应该体会他的心意，服膺他的教诲，想着如何深入研治圣贤经传，以免废弃他的事业吗？陈君的弟弟用贞任吴江司训，任期届满后来到京师，请求我写文章作为堂记。我很高兴用贞没有辜负他的兄长，而且还能够发扬兄长的志愿。因此写下这些话交给他，让他带回去放在堂的墙上，告示后来的后人。甘节堂记 没有过失，也没有仪式性的礼法，这是妇女的常态。不幸遭遇人伦的变故，却得到“专守节操”的名声，难道是甘心这样吗？是不得已而已。然而她始终守着同一节操，忘记其中的痛苦，反而把它当作甘美，直到死亡也不后悔。这大概一定是因为她看见了天理人伦本来就应当如此，不能停止，所以又不只是不得已而已。我对三山李母的甘节堂，深有感触。李母十九岁，嫁给县里人李宗衡。十年后，李宗衡去世，当时李母二十八岁，只生有一个儿子李升，刚满六岁；家中一贫如洗，房屋空空如也，内外亲族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她早晚纺织来供给自己，家中大大小小各种事情，没有一件不亲自承担劳苦。内有祭祀之事，外有官府赋税，教育儿子的费用，乡邻往来的礼节，全都靠她自己供给。艰难困窘，她都经历过了。别人看她，认为她已经承受不了这样的苦难，可是李母从未诉说劳苦。她不是不知道劳苦，而是忘记那是劳苦；不只在口头上忘记，也在身体上忘记；不只在身体上忘记，连内心也一并忘记了。唉！人知道刍豢之肉甘美，也知道荼菫苦涩；并不是不知道荼菫苦，想必一定有使它变甘美的东西。因为觉得甘美，所以忘却苦味；因为忘却，所以能够安然承受；因为安然承受，所以能始终守节，至死不悔。那些以甘美为嗜好、却把苦难视为苦难的人，又有谁不是这样呢？李母在这件事上，一定是真正看见了天理人伦本来应当如此，有不能停止的理由，并非因为不得已才这样做。因此她能够守住门户、教育子孙，直到今天，前后已经五十多年了。如今她年寿罕见而身体康健，又亲眼看见两个孙子一同考中乡荐，次孙廷美又登上甲第，承受恩典回乡荣耀，李氏家门从此日益光大，这难道不是李母守节的功效吗？廷美通过他的老师林用清，请我写文章记述所谓“甘节堂”。我早年丧父，亲眼见过我母亲太孺人把苦难视为甘美，她与李母没有不同，所以为她写下这篇记，让廷美带回去写在堂的墙上。至于她守节的始末，则等待当代能立言的君子为她作传。春和堂记

译锡山周君济，世代广泛传习轩岐之术，以疡医之名闻于远近。后来因为医术和名声传到朝廷，被选入上方。曾经把自己居住、行医的房间题名为“春和”，所到之处都悬挂这个匾额。正好我的长子得病，有人推荐周君，我便请他来诊视。刚接见时，他言语温和、气息平和，令人感到阳春般的温暖，仿佛可以捧在手中。等到他观察面色、察看气息、询问病证、使用药物，调制药剂时，又好像春风吹拂，和气解冻，使枯槁者复苏；勃勃生气渐渐恢复并畅达，有一种不知为何却自然如此的效果。没过多久，我儿子的气息又恢复平和，沉重的疾病恰好从身体中除去，如同隆冬严寒之后一阳来复；一天比一天好，如今已经逐渐到了三阳开泰的时候。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周君推展胸腔中的生机之春，用温和之气来温养他。我的儿子一生只有这一个，宗族祭祀的延续全系于他，因此我对周君的恩惠感激至极。正打算设法报答他时，了解周君的人都说：“周君对世俗利益没有什么爱好，所崇尚的只是文章。”何不为他记述这间行医的屋子呢？唉！一元之气流行于天地之间，一阳复苏，二阳来临，三阳使天地交泰，这就是和。和气形成，天之气下降，地之气上升，万物萌动的东西便在这时跃然而起，彼此会合，安然舒适。这难道不是天地间最和谐的状态吗？周君用它来命名堂，正如《诗经》所说“惟其有之”吗？正因为他自身具有这种和气，所以能够把从天所得的东西聚集在胸中，又能把从自身所得的东西推及一世之人。为什么呢？天的德性是元、亨、利、贞；天的时序是春、夏、秋、冬；时序的作用，就是生长收藏。天的元德、时令的春天、万物的生长，落实到人身上，不就是仁吗？医学，是施行仁德的技术。蒙庄氏曾说：“医门多疾。”这是因为有病的人必然奔向医门，就像积聚阴气的东西竞相趋向春阳，郁结的气息急于寻求和顺舒适。到了春季三个月，和气发散陈旧之气，天地一同生发，万物因此繁荣。六气、十八候，没有一样不是春阳布施生发命令、天气响应人体养生之道的。违背它就会受到损伤，气也会减少，不足以奉行夏季生长的命令。春阳之气一旦失常，夏天就无法使万物繁茂并奉行秋收，秋天就无法容纳平和并奉行冬藏，冬天就无法闭藏而奉行春生。由此可知，一个春季的气息、三阳的和气，流通在九个月之中，散见于十八气、五十四候之内，其中哪一样不是一春的和气呢？古代修养达到最高境界的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在一阳来复的开始保养微弱的阳气，在天地交泰之时使完整的阳气畅达；这就是培植三时根本、为万物争先，以巩固根基、滋养幼苗、恢复生命的原因。由此可知，春天是一年四时的根本，和气是万物的本源。人若能收敛天之春气，使之成为一颗心的和气，调和运行，调整变化，疏解郁气，资助化育的根源，恢复它所主宰的状态，先处理导致疾病的原因；高亢的加以抑制，低下的加以提升；有余的加以削减，不足的加以补益；辅以有利的方法，调节到适宜的程度；寒证用热法治疗，热证用寒法治疗；气相合的反治，气不相合的顺治。这样，不和谐的就能变得和谐。春气的和，是自然的和；而人使自身的和也像春气那样和。这不正是人作为万物之灵，能够辅助天地完成其所不能完成之处吗？只是人的职分有高有低，所以所能涉及的范围有广有窄罢了。追溯它的根源，虽然有赖于望、闻、问、切等神圣工巧，实际上却根本在于虚灵而有知觉的心。因此，风、寒、暑、湿、燥、火，是天的六气；喜、怒、哀、惧、爱、恶、欲，是人的七情。六气不被过度之气所胜，天的气就和了。七情不被欲望扰乱，人的心就和了。所谓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正道。从谨慎独处、精心修养开始，一直到应对外物，都没有丝毫差错，无论处于何种情境都能如此，那么即使天下如此广大、万物如此众多，也可以使它们各得其所而彼此欢悦交融。何况只是一个人的身体呢？我以儒者的身份论说医学，既然根据医学的道理来写这篇堂记，到了结尾，请再用儒家的道理来结束。继承周君事业的人，居住在这座堂中，诵读这篇记，希望保有孔子的仁爱之心，来发扬轩岐的医术。锺秀堂记 秀美之才是聚集于天吗？聚集于地吗？还是聚集于人呢？如果说聚集于天，像箕宿的说法，那么昴宿的精华又是什么呢？如果说聚集于地，像山脉在东、相山在西，难道就是这样吗？如果说聚集于人，像高辛氏有才子八元、高阳氏有才子八凯，难道就是这样吗？总而言之，禀受阴阳精纯的和气，孕育山川的精华，承袭先世的芳泽，巧妙地把三者合在一起，凝聚于一身，储藏在内，才华超出同类，这大概就叫“锺秀”吧？从前辛酉年，祁门程公显在京城乡试中被选拔为优秀人才，回到乡里，县令颜侯为他表彰门第，题为“锺秀”，大概兼取了上述三层意思。后来程公果然以进士乙科掌管一县的文教，越级授官为王相，享有很好的声誉，颜侯当初表彰门第的意义，到这时更加得到验证。景泰甲戌年，程公的儿子泰继承家教，登名黄甲，授官为地官属员。近来承受天子厚恩，皇帝赐诰加封他的父母；程公当时也因年老退休，在家居住。程泰于是取县令当初表彰门第的意思，为自己所居之堂题名，并请我写记。唉，秀美之气的聚集，难道只是偶然吗？不能得到天之气，禀受的气就不醇厚；不能得到地之气，赋予的形体就不丰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 不能得到人的因素，形成的德行就不会与众不同。既然如此，程氏所以能够聚集秀美，大概也是有原因的吧？大概因为如今圣明的君主接连出现，气运恢复淳厚，上面的教化得以推行，下面万物得以生长，无不获得清明淳厚的气息。程公家在新安，又处于接近天子京畿的地方；山川的优胜宏伟非同寻常，它所含的灵气、所发的祥瑞，也不是偏远州县所能相比的。程公的先世，自忠壮公以下，世代都有显达的官职，所以能够聚集秀美，实在兼具三种条件，并非虚妄。我知道秀美之气的聚集不只在程公一人身上，在程公的儿子身上已经看到了。由此传到孙、曾孙、玄孙，直到百世、千世、万世，大概还不会止息。这篇记就写到这里。思补堂记

译古代君子的心，没有片刻不在百姓身上。因此即使身处深邃山林或崇高朝廷，他的心也总是周遍流转于荒凉昏暗的郊野、狭陋的街巷，流转于鳏寡孤独、饥寒流离、疾病困苦、悲伤哭泣之处；他内心悲悯，仿佛亲自置身其中，亲耳听到他们的声音，亲眼看见他们的事情，为他们反复思虑周全，一定要使他们各得其所才停止。何况亲自做地方长官呢？亲自为他们治理，就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身处在其中，却一点也不动心；如果还说这是深思远虑，那就是残忍的人，怎么能称作百姓的父母呢？况且父母对于子女，养育他们，出入都惦念照料；他们饥寒，就体恤他们的劳苦；防止他们患病；又为他们经营财产来养活一生，请老师来成就他们的学业；凡是可以缓解眼前忧患、预先为将来打算的，没有不用心去做的。如今做百姓父母官的人，果真能这样吗？不能这样，就是冒称父母之名而不能尽父母之道。不能尽到父母之道，却只想要求百姓尽子女之道来侍奉我，这就困难了。父亲不慈爱，子女也不能不孝，这是天伦关系本来如此。官吏与百姓并不是天生亲属，只是接受君主的命令而已。接受命令来任职，以父母对待子女的方式对待百姓；百姓把我当作父母，我却不能依照君命像父母一样爱护他们，反而虐待他们。一旦罢免我的职权、把它交给别人，我就成了与他们无关的路人。先前他们把我当父母，后来却把我当路人，其中没有别的原因，只在于我把君命的有无和去留看得如何罢了。既然如此，做百姓父母官的，难道可以不思考怎样尽到父母之道吗？淮阴毕君玉以进士身份任曲阳县知县，第二年，政令推行，恩惠流布，民心融洽，于是在厅事后面建了一座闲居之堂，题名为“思补”，这是取前任县令朱伯坚改定亭名的意思。亭子旧名“环翠”，洪武年间朱君重建时改成这个名字，如今亭子也已经毁坏了。毕君距朱君之后七十二年，才建造这座堂，却取用了旧亭的名称，大概是思考如何补报朝廷。唉，知道爱护百姓，也就知道怎样忠于君主了。我因毕君的请求为他写记，希望今后所有在此地任职、居住于这座堂中的官吏，都能借我的话思念君主的恩德，永远不忘。冲和堂记 庐陵郡北面有一座高耸而曲折环抱的山，叫钟山。山下有一座寿藏，挖土成穴，用砖砌成，又在其中建造房屋，题名为“冲和”。本县义官陈君勖，让我预先建造作为安放衣冠的墓藏。建成以后，他写信到京师，让他的侄子秋官郎中时庄来请求我记述这件事，并请我动笔。我听说老子说过：“万物背阴而向阳，阴阳二气冲和而形成和气。”唉，难道只有人如此吗？山川也是如此。因此天下的山脉，脉络都发源于西北，连绵起伏直到东南。西北属阴，东南属阳，而扶舆清淑之气实际上流行于两者之间。人的出生也是这样，面向阳而背向阴，清明纯粹的气息寄寓其中。人和山的形态，所承负的状态以及冲和之气，本来就是一回事。山聚集扶舆清淑之气，便成为有灵性的山；人得到清明纯粹之气，便成为贤人。人之所以贤，是因为聚集了山川的这种气。这种气出于天，凝结于地，融汇结聚成为山川，又在人身上显现。人得到这种气而形成形质，形质又随着这种气聚散。气聚集时便由此显现，气消散时也必定回归于此。清明纯粹之气消散，回归扶舆清淑的本源，冲和二气奇妙融合，氤氲流动而没有间隔，大概要周流于太虚之中，重新归于太极、无极的本真吧？如果不是这样，也可能发散而成为祥云，蒸腾而成为灵芝，凝聚而成为坚贞的美石，都是不可知的。陈君用这些道理为他的房屋命名，他或许接近于所谓复归本性、明白常道的人吧？从这里可以知道他的为人。因此写下这些话。葑溪草堂记 古代君子存养内心时，总是预先有所准备；他的志向卓然，有足以在内心确定的原则；他的道理鲜明，仿佛已经呈现在眼前。因此，他无论出仕还是退处，都预先为之作好安排，而不苟且从事。右都御史韩公是吴地人，却在燕地出生长大；出仕以后才回到吴地，在葑溪之上修建宅第，大概是预先把它作为退休归宿的地方。他园林池沼的优美，在吴地之下首屈一指，世人把它比作李卫公的平泉庄、司马公的独乐园。君子说，它有西洛园林的优胜，却没有赞皇园林的奇特。公在园中建了几间草堂，自己写过一篇记，又来信让我写在后面。从前诸葛武侯隐居南阳，不求闻达；感念昭烈帝三顾之勤，于是奋然为他谋划策略。他分割山河、三分天下的谋略和部署，一一都是在草庐中说过的话。若不是预先有确定的见识，能够这样吗？等到他辅佐昭烈帝，以蜀地一隅对抗强大的吴、魏，自己身居将相，手握重兵，亲自校阅文书，二十以上的刑罚都亲自裁决，本来确实像没有空闲为自己打算。但他还是计划在成都置田十五顷、种桑八百株，确实是预先为退身安排了地方。这说明君子的出仕、退处、进退，本来既不是完全有意安排，也不是完全没有安排。在本来无心必定要做某事的时候，已经留心于事务；正当内心有意要施行的时候，已经把心放置在事物之外。还没有进身，便预先准备好进身的资力；还没有退身，便预先准备好退身的凭借。因此，他进身时，道路早已确定，运用起来没有穷尽；他退身时，志向早已确定，勇敢决断而毫无疑虑。古今豪杰之士所见都相同，大概就是这样。如今都宪公承受朝廷的重托，被授予岭海数千里土地和十几万人民的治理权。凡是居住在这片地方、在田野耕作、在边境戍守、居家生活、行走道路的人，全都依靠他来保障和养育。活着的人依靠他得到养生，死去的人依靠他得到安葬，百姓喁喁嗷嗷地仰赖公，把他当作自己的性命，只怕一天公离去后自己便无所依靠、无法生存，谁肯有一天舍得让公离去呢？何况皇上正倚重并关注公，将要重用他，使他的恩泽遍及天下。天下那些有愿望却不能实现的人，也都争着想得到公，使自己独享他的恩惠，却又不可得。侧耳倾听、翘首盼望公的人，处处都有。公明察先机，没有什么事不知道；人民不肯放他离去罢了，实际上没有可以离去的道理。然而公仍然急切地预先筹划那种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退身打算，难道也是诸葛武侯的意思吗？公亲自作记，是为了记述它创置的始末、规划布置的规模，以及平生建成它的艰难和后人应当谨慎守护的事项，当然已经很完备了。这篇记写得详尽完备，我没有必要在其中插嘴。将要北上，路过吴中时，我会登上魏公的醉白堂，来寻求温公所谓独自享有的快乐，以表达对高山仰止之意。谨先写下这些作为记。

译东郭别墅记 太子少保、户部尚书殷公，世代居住在涿城西面。他的先父赠尚书公，凭郡中文学的身份归老故乡，曾在城东营建别墅，把它作为娱老之地。到这时，公因年老请求退休，蒙受恩典归来，于是就在旧址上修复废弃的别墅并加以更新。四周有围墙，中间有亭台和水井，有蔬菜地和畦田，修补缺损之处，疏浚淤塞的地方。过去所有的设施，全都恢复原状，又有所扩建。没有多久，便郁郁葱葱地长成树林，于是独占了涿郡当时园亭的胜景。后来公写信来嘱托我作记，说：‘我以正统己未年进士身份入仕，历任户部主事、兵部郎中，升任三通政，两任知府，升为山西参政、左右布政使，八任副都台，两次巡视边方，忝列六卿之职，两次掌管国家财政，辅佐储君。到如今退休，前后仕途将近五十年，有时在南方，有时在北方，时而在朝廷内，时而在朝廷外，大概在朝籍上的日子居多。我所居住的乡里，靠近宫阙，紧急驰报的骑兵早晨出发，晚上就可以到达。然而我受职任拘束，不敢顾及自己的私事。如今幸而上天赐我年寿，使我老来得到安逸，皇上优待臣下，让我得以在晚年实现田园之乐，以完成先父的志愿，这是最大的幸运了。’ ‘从前我们同朝为官时，我曾嘱托您的儿子预先为此作记，既然已经承蒙答应，如今幸而恢复旧有规制，实现平素的志愿，希望您不要违背先前的话。’‘我私下认为，古代做官的人不离开自己的乡里，家有固定居所，做官有世代俸禄。王朝的卿士都出自京畿，大的享有采邑，小的获得固定产业。由外地诸侯国进入仕途的人很少。因此，凡是在国都做官的人，都能够不废弃自己的家业。唐宋盛世，朝臣从遥远外地入仕，到了晚年退休，通常居住在陪都或别都。唐朝都城在雍地，士大夫多居住在陕、洛、同、华；宋朝都城在汴地，士大夫多居住在洛、睢、陈、许。其间也有仍然居住在京城脚下的，遇到举行大礼时，还能与陪位之臣一同参加。我国虽然并建两京，但南北相距遥远，士大夫解除官职后大多远归故乡。一旦走出国都，眺望宫阙便如同在天上，回想昔日游历又像与世人隔绝。人生有什么幸运能出生在京畿之间，列身朝廷官员之中，云山就在近旁；归老乡里时，天庭又近在咫尺，做官仿佛不曾离开，退休也仿佛没有退职，这是多么幸运啊！’‘公家住在京畿附近，世代享有田园之乐，刚到弱冠之年便舍弃它出仕，如今已经年近古稀，才得以归来，恢复旧业，实现最初的志愿。在樊篱园圃中徜徉，在林亭之上俯仰，坐在疏落挺拔的长松下，铺着茸茸丰美的草地，把琴弦声换作山间流水声，用石泉代替黄封御酒，享受这清闲和谐的快乐。’ 这正好用来补偿他从前奔走于琐碎事务的劳苦。时令美好，天气晴朗清爽，他登上高丘伸长脖颈远望，站在黄庭之中久久伫立，望见红云紫气中的天阙，仰望太乙、勾陈之上的帝居；眼睛虽看见这些，心中却始终存念它们。我当然知道公的心没有一天不在国事上，这与公从前在朝廷时把心放在国家、如今把心放在自己的家园，又有什么不同呢？古代君子不因远近而改变心志，不因贫富而改变节操，公大概正是这样的人。因此我现在替公作记，略写这里的景物，而推究公的心志。半山亭记 庐江县治西面约一舍的地方，有座山叫黄铜山，县里人丁氏世代居住在那里。山势回环环抱，风气聚合，大概是全县山川最优美的地方。峰峦排列耸立，其中一座山峰高高挺立，独自秀出于群峰之上。丁氏的住宅正占据着这处胜地。从远处望去，草木茂盛幽深；走近之后，屋宇、栋梁、檐柱隐约掩映在林木之间，俨然成为一乡的望族居所。丁氏的俊彦丁继仁认为，既然有幽深的地方可以安居，就不能没有高敞明亮的所在来扩大视野、供人远眺。于是他在铜山半山腰稍偏南的盘石之间，占据地势优胜之处，建亭于此，题名为‘半山环亭’。四面环顾，万千景物全都汇聚眼底；仰视，山顶有龙王庙；俯视，林麓有居士祠。千株古木、万本高松，有堤坝水渠用于灌溉，有河流曲折蜿蜒，这真是人间的胜境。从亭子向上走，直达山顶，庐江有名的山川，如天四、马槽、冶父之类的山，巢湖、黄陂、沙河一类的水，在注目之间都可以一览无余。唉！居住在半山之间，却享尽全山的胜景，不只是得到这一座山的景色，凡是庐江一县的奇景也没有不在其中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章〕 又不只是得到一县的奇景，凡是庐郡二州五县的胜景也全都尽收眼底。丁氏世代居住在这里，承受了这里山川风气的全部优厚，又独自占有一方的奇异胜景，难道不是居所选得了好地方吗？居所选得好，又能够占据胜地来享受其中的快乐，丁君也真是个可敬可爱的人啊！丁君名恕，继仁是他的字，性情淳厚诚实而坦荡平易，乡里称他为善人，大概是隐居而有德的人。他的儿子是鸿胪寺序班某，通过姻亲地官主事王克常，请求我作记。过去王文公自号‘半山老人’，而继仁的名字与他亭子的名称偶然相合，大概是无意之中暗合了。‘半山老人’一生沉没在声名利禄的道路上，直到晚年退居金陵，才得到半山来休息。哪里像继仁这样，生在山中，长在山中，出入起居，早晚周旋于林泉涧石之间，从来没有一天离开。名称叫‘半山’，实际上却得到群山形胜的全部；他的文章功业固然不敢与古人相比，但他所居之山的名称偶然与古人相同。山间所有的云、霞、烟、霏，水石、草木、花卉、鸟兽虫鱼，都有天然的情趣、自然的景色和适意的快乐；取用它们却看不见穷尽，观赏它们却不厌烦，享用它们却不知道有所减损。大概从幼年到壮年，从壮年到老年，没有一天不在这座山中。身体居于山的一半，却能把全山尽收眼底；身体享受山的实际景物，内心享受它的适意快乐。而且还把这种生活传给子孙后代，世世代代没有穷尽。古代的半山老人有这样吗？没有这样吗？有还是没有，不必计较。姑且为他作这篇记，让他的儿子把它带回去交给继仁刻在石上，放置在亭子的墙壁上，留给他的后人。松轩记

译增城曾君三省，世代居住在县里的槎冈，隐居自得其乐。他一生对万物没有什么特别嗜好，唯独天性喜爱松树。在住宅四周种了成百上千株松树，又在松树之间建屋，题名为‘松轩’。他早晚在其中吟咏长啸，歌唱道：‘松叶繁茂啊，松花芬芳。用花来酿酒啊，充饥果腹。我暂且醉饱啊，哪里知道什么是非？’又歌唱道：‘松树高大曲折啊，树荫深密美好。靠着树吟哦啊，在浓阴下睡眠。卧起都在这里啊，姑且终了我的年寿。’唱完便饮酒，独自饮到半醉，托着腮睡卧，像这样天天成为常态。他怡然自得、陶然忘忧，不知道天地之间还有什么事物足以与这种快乐相比。君的女婿进士吴君浍在京师观政，常常把这些事告诉我。不久，他的儿子瑞来探望进士君，便承接曾君的意思，请求我作记。我听说人各有所爱，而他所爱的事物，往往都是与自己的气质相近、意趣相合的，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我虽然没有见过曾君，只根据他的爱好来想象他的为人，想来这个人一定禀性不偏，超出众人，莫非就是庄子所说的‘受命独青’之人吧？他以礼来约束内心，确实坚定牢固，莫非就是《戴记》所说的‘有心者’吧？持守坚定，不因外物改变，莫非就是孔夫子所说的‘后凋者’吧？不然，他为什么对其他事物全无所好，却唯独如此深切地喜爱松树呢？《诗经》说：‘正因为他本来具有，所以才会相似。’说的就是曾君吧。相似便会喜爱，喜爱便会快乐。快乐到了极点，便物我两忘，彼此都消失了。究竟是物成为我，还是我成为物？混然合为一体，已经无法辨知。曾君对于松树，大概在这里有所领悟吧？也不可知。请把这些写下来作为记。进士君说：‘好。’于是我写下这篇文字，交给瑞带回去留赠给曾君，放在松轩之中。梅轩记 即使是微小的一种事物，也可以由此观察世道变化的大道理，我从梅花这里有所感触。梅这种东西，见载于书籍，吟咏于诗歌，杂见于骚人文士的赋咏之中。但在最初，不过是取用它的果实罢了；逐渐到了后世，才专门重视它的花，花显著了，而果实的功用便减弱了。唉，天下万物难道只有梅花如此吗？梅花只是其中较小的一例罢了，由小可以观察大。若能在世风衰颓、波澜倾倒之后，仍然有收敛浮华、归于实用的志向，难道不是有志之士吗？宝安袁生秉彝建了几间轩屋，用来藏书修业。轩前种了几株梅树，每当梅花盛开时，他总指给人看，说：‘我并不是取它的花，而是要等它结实，用来作和羹之材。’唉，从这句话可以知道他的志向了。别人都致力于外在的华饰，我独自收敛浮华而重视实际；别人都追逐文辞，我独自专心于践行。这是不混同于俗流、不随从世俗趋向的有志之士。唉，上天用阴阳五行化生万物，又把完整的本性赋予人类，使人具有仁义礼智信的德性，具有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的伦理，有圣贤作为师法，有经史作为规范。然而人们都把这些放置一旁，不知道怎样运用，反而指着一草一木的细微之处，喧嚷着向众人宣称：‘这种事物的情趣与我相契合，所以我要取它来效法。’ 难道不是妄为吗？况且冷落的花蕊、稀疏的枝条，与我的性情有什么关系？淡淡的香气、稀疏的梅影，与我的身心有什么关涉？折梅枝赠人，哪里像简牍书信？踏雪寻梅，对日常生活有什么帮助？绕着屋檐寻找梅花的笑意，究竟是为了什么？竹林外的一枝梅，又有什么值得喜爱？世上的学者动不动就说要以孔子为师。孔子删定、撰述六经，而梅花两次见于《诗》《书》，都是因为它的果实。后世之所以喜爱梅花，却是因为它的花。这样说来，孔子不值得效法，《诗》《书》不值得取法，反而何逊、林逋之流真正值得仰慕吗？这难道不是荒谬吗？袁生能够这样，可以说是善于学习孔子的人了。由这一件事，就可以知道他的其他方面。将来有一天被用于世，希望不要改变这个志向。袁生的二哥户部君秉中，是我的朋友，命我为他的轩作记，所以写下这些来答复他，也借此表达我的感慨。林轩记 顺邑大罗乡文溪之上，在茂盛的群木之间，有一所住宅，叫作林轩，是县里黎君平叔栖息的地方。文溪一带适宜树木生长，生长在这里的树木不止一个种类：有木材可以用来建造屋宇的，有可以用来制作舟船车舆的，有可以用来制造器物的，还有果实可以供人食用的，花叶可以供人观赏的；凡是土地适宜生长的，没有一样不存在。黎君一起卧起，便穿着木屐、拿着手杖，在群木之间来回行走，纵横曲折，随着自己的意趣所向，一边走一边吟咏。稍微疲倦便回来，在轩中仰卧休息，发出呜呜的吟哦声，一刻也不停。后来他敞开八扇窗，凭栏四望，感叹说：‘天地这样广大，而我栖息只在一座轩中，一座轩又寄寓在一片树林里，这是多么狭小啊！’又自我解说道：‘我寄居在轩中，轩寄寓在树林中，树林寄寓在岭海之间，岭海寄寓在天地之间，天地寄寓在太虚之中。这样看来，我的轩难道也小吗？况且没有听说过大地的五种土吗？山林就是其中一种土。又没有听说过造化的五行吗？木就是其中一行。木聚集而成林，我的轩居于林中，在这里可以向下观察地理，向上观览天文。天所生育的，地所成就的，生成酸味的作用，木有曲直的性质，以及由微小积累而形成高大之势，其中的快乐难道比古人低下吗？’ 古人如孔子所种的桧树、惠施所凭据的梧树、庄子所称说的椿树，我的树林里都有；伯夷所食的薇菜、屈原所佩的兰草、商山四皓所食的芝草，我的树林里都有；王子猷所种的竹子、陶处士所采的菊花、林君复所喜爱的梅花，我的树林里都有；以至于《楚颂》所称的嘉树、《蜀赋》所说的侧生、汉史所记的蒟酱，我的树林里也全都有。然而这些所有，不过是各自一种事物的奇异、各自一种事情的功用罢了。至于南郭子綦听到大木百围之树的孔穴，因而看见风吹大木发出的调调刁刁之声，或许可以说达到了齐同万物吧？庆梓齐忘却自己的枝体，入山林而成为见鐻，或许可以说近于神奇吧？有虞氏居住在深山之中，与木石相处，或许可以说忘却了自我吧？这样才是能够由一而穷尽万物，精通粗浅之理，扩大微小之物，并把万物会归于一吗？黎君的儿子暹以进士身份来到京师，述说父亲的话，请我作《林轩记》。我不认识黎君，但看他的儿子暹才华出众而有文采，立志高远，将来能够使林中的秀美传遍四方、声名闻于四海的人，大概就在他身上吧？于是我提笔扩充黎君的意思，作成《林轩记》，交给暹带回去写在轩的墙壁上。博雅轩记

译学习不可不广博，广博而又雅正，这才值得推崇。羊城吴永年建造轩屋用来藏书修业，左右排列着书籍，从六经以下，史传、诸子、文集，凡是世间所有而又是财力能够得到的，无不齐备。永年每天居住在其中，从早到晚勤勉不懈，口中诵读，心中思考，把古代圣贤的格言至理、名臣正士的宏大规范和美善典范，凡是可以师法、可以效法、可以作为鉴戒的，都记在心里，落实到自身，施行于家庭，又预先积蓄这些学问，作为日后从政的资用。至于诡诈之道、违背德性的言论，荒唐谬悠的说法，一概抛弃，不再稍稍过目。唉，他的志向可以说是很大了！他曾请善于书法的人写‘博雅’两个大字，悬挂在轩的门楣上。今年他被有司劝驾来到京师，通过姻亲林宗敬请我作记。我想，自从有文字契约以来，保存于世的文籍日新月盛，搬出时多得能使牛马出汗，存放时多得充满栋宇，不能说不多。然而其中也有粉饰邪说、文饰奸言、文字奇诡怪僻琐碎的；有放纵性情、扰乱是非、肆意追逐利欲的；有不效法先王、不认同礼义，却喜好怪异学说，甚至明察琐碎而不急于大事，善于辩说而没有实际用处，多事而少有功效的；有些人挖空心思、刳剔肺腑，在一字一句之间反复锤炼，以求工巧；调配黄白之色，变化神出鬼没，听起来固然成章，似乎值得称赞，但究其归宿，却茫然无补于世；有些人违背天理，灭绝人伦，肆意发表宏大、空泛、胜大之论，荒诞无稽，妖异虚妄，令人迷惑；不谈天地四方，却谈天地之外；不谈当今世道，却谈世道的未来。像这样的人，大而言之不能治理天下，次而言之不能治理一家，小而言之不能修治自身；即使没有一件事不通、没有一样事不知道，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君子的学问之所以贵在广博，而广博之后尤其贵在雅正。正因为如此，讲阴阳的书没有比《易》更雅正的；京房、焦赣关于灾异的说法，就不雅正。记载政事的典籍没有比《书》更雅正的；汲冢竹书那些奇怪的内容，就不雅正。阐发性情的文辞没有比《诗》更雅正的；那些吟咏风云月露的芜杂作品，就不雅正。端正名分的史书没有比《春秋》更雅正的；那些攻讦排斥、偏袒党派的内容，就不雅正。谨慎规范礼节文饰的典籍没有比《礼》更雅正的；那些街巷传闻、杂乱拼凑的内容，就不雅正。这五部书，是雅正的经典，流传万世仍然可以施行，施行起来没有弊病。其他如儒家先贤的立论，史家的记载，诗人的咏歌，也有其中雅正的。对于这些，应当广泛求取，求取之后加以选择，选择之后身体力行，用来辅助自身、家庭和国家，这不也是尤其值得推崇的吗？清风楼记 清风楼在芜湖县治北面，俯瞰大江，是前御史黄公用逊居住的地方。这里旧名蟂矶，宋人曾在此设置驿站。成化初年，县令陈侯源才在这里建立蟂矶刘夫人行祠，祭祀三国吴大帝的妃子。过了若干年，星沙刘侯廷式以进士身份来任知县，在祠堂前的空地上建造四间楼屋，取东坡《清风阁记》的意思为它命名。工程还没有完成，他便被召入内台；东广林侯世远接任其后，于是把楼落成。楼本来是为黄公所建，却命名为清风，难道不是因为公一生的风度澄澈，像清风行于水面吗？风无处不到水面，尤其显得清明。在万里长江之滨建起高敞空旷的居所，纵目远望以形成宏大的景观；身处高处，视野自然遥远。每当天空晴朗、空气清澄，长空无云，碧色绵延千里，清风徐徐吹来，微波收缩成纹，回旋的水流形成漩涡，深清的水波澄澈见底，这真是天下的奇观，也是天下真正的情趣。天光云影在上下之间徘徊，舒缓地荡漾，映入轩窗、栏杆、帷幔之间；它们出入人的怀袖，拂动衣巾，透彻到胸膈和毛孔之中，没有一点尘浊之气。水既然清澈，风也清爽。何况楼的主人禀受天地的清气，摆脱尘世的烟尘埃垢之外，清风高节，仰慕古人；而一时寓居为官、参与创建或前来游览交往的人，又有谁不是清高脱俗之士呢？长江从岷山流下，到这里已经绵延万里，放入虚空之中，船行于无边无际的水面，却汇聚到江边这座寻丈高楼之下；举目之间，风水的极致景观便在这里齐备了。黄公年轻时，乘长风破巨浪，任意驰骋，一日千里；所到之处，人们仰望他的风采气度，大概令人凛然生敬。到了中年以后，他收敛湖海般的气魄，处在这一座楼中，风力虽然不如从前，目力却更加优越了。风声虽然传得不远，但能够享受的意味却无穷无尽。拿这与从前相比，大略也相当。即使如此，与其得到从前那种境遇，我宁愿得到如今这种境遇。我不久将向南归去，路过芜湖，正要登上公的楼，吸取长江的清气，共同享受这令人畅快的清风，还希望到时彼此一同赋诗。长乐居记

译走出琼城向南，稍稍转向西面，约有三舍的路程，有个地方叫北冲，大概就是古代所说的罗源璞乡。有王姓人家从闽地迁来，居住在这里，不知已经多少代了。到了王君才这一代，他性情淳厚谨慎而明快爽朗，年幼时以民间俊秀的身份在乡校读书。后来因为父母年老、宗族中主持祭祀的人缺少，便向有关官府说明情况，归来隐居。他常常感叹说：‘士大夫生在天地之间，应当为天地间所用，这样才不辜负天地的生养。出仕时便作天下人的表率，退居时便作一乡人的规范，不仅仅如此。我年轻时有志于为世所用，然而最终没有能够把才能用于天下，是因为我没有相应的职位、地位和时机，确实无法施行自己的志向。至于从我这一家推广到乡里之间，在我身体所在的地方、双脚所踏之处、耳目所能及的范围内，估量自己的力量能够做什么，揣度自己的身份应当做什么，就在所居之地，随着可以做的事情去做，并以日常生活中上天赋予的职责为乐。虽然不能施行于天下，也可以施行于一家一乡。’天一亮便起床，洗脸漱口之后，就披衣持杖，在台阶庭除之间来回巡视，渐渐走到庭院园圃中。左顾右看，哪里可以作畦，哪里可以作田埂，哪里可以起垄；有的适宜种蔬菜，有的适宜种果树，有的适宜种药材，有的适宜种竹子和树木。哪些植物可以栽种，哪些可以分株，哪些可以移植，哪些可以修整剪除；干燥的地方就浇水，贫瘠的地方就施肥，污秽的地方就清除，柔弱的就扶持，倾斜的就扶正栽立。然后呼唤童仆，吩咐他们，随着各处的适宜情况施加劳作。早晨这样，晚上这样；今年这样，来年仍然这样。年年积累下来，每天计算似乎不多，按月计算便有余；过了很久，终于大有成就。远远望去，茂盛地长成树林；走近来看，井然有条，色彩鲜明而错落有致。竹树排列成荫，野花开放，散发幽香，真是人间的胜景。于是引来山泉，仿照兰亭的遗制，筑成曲水，作为流觞宴请宾客的地方。又在曲水旁边挖成深池，在池中建亭来避暑；在池上开辟园地，杂种百花，在花木间建轩，题名为‘适意’。闲暇时与客人在园中徜徉，天天都能形成情趣。倚着轩来舒展幽深的情怀，登上亭来躲避烦扰喧嚣。兴致尽了、感到疲倦，便靠着石头坐下，把草制的羽觞漂放在曲水中，一杯酒一首诗，享受自然的情趣。从幼年到壮年，从壮年到老年，没有一天不以其中为乐，这种快乐可以说长久极了。不仅自己享受自己的快乐，又把这种快乐传给儿子、孙子、曾孙、玄孙，百千万年也没有穷尽。于是把它总称为‘长乐’。这个居所难道不是名副其实吗？王君的长子冕，被有司劝驾来到京师，便带着王君亲自写的文字，请求我作《长乐居记》。我与王君同生于海边，同为学校生员；我出仕而王君归隐，如今都已白头。凡是我所取得的成就，在别人看来固然像是有很大的快乐；但从我自己看来，却总是看见忧患，没有看见其中有什么快乐。王君的志向虽然不能在天下大大施行，但他用来安顿一家、充实一乡的志向，本来就从容有余，宽舒而不受拘束，安闲自如。举目之间、移步之时，哪一件事不是他的快乐呢？这种快乐不只是快乐，而且长久不尽。多么快乐啊！王君的脚步不出州里，梦境也不至于市朝；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老在这里，与亲属聚居在这里，死后也埋葬、祭祀在这里。《礼》不是说过‘以自己出生的地方为乐’吗？谚语也说：‘人从出生的地方获得快乐。’王君收敛了自己无法用于天下的志向，把它用于一家一乡；聚集景物形成情趣，由情趣产生快乐。这就是他的快乐生生不息、终于长久的原因吗？我不久也要归老故乡，将要访问王君的居所，就在那里获得他快乐的原因，与他共同享受快乐。王君愿意分给我半席之地吗？云轩记 山木盐课司批验大使朱珍公泽把自己的居所题名为‘云轩’，于是以此自号。大概是取自晋代陶靖节《归去来辞》中‘云无心而出岫’的意思。唉，人只有无心，才能随时应对外物。那些有心的人，先在胸中横置一物；事情还没有发生，便预先在将要发生之前设定期待；事情已经发生，又一定要在已经发生之际求取结果。最后，所期待的未必如所期待，所要求的也不能如所要求，最终狼狈而归的人很多。这没有别的原因，是私心妨害了他们。何不看看云呢？云触到山石便升出，聚集成寸，弥漫在虚空之间，充塞山林的要冲和草木的高处。有的繁盛得像炮车，有的像赤乌，有的像被劈开的形状，有的像车盖，有的像金枝玉叶，有的像白衣苍狗。油然兴起，奇异的形状、诡怪的姿态，各不相同。大雨滂沱，滋润天下万物，哪里曾经有意图呢？即使这样，又何止是云呢？天地如此广大，也是无心而完成化育的。圣贤效法天时而屈伸，时机到了便行动。唉，万物难道只有云是这样吗？而陶子专门把归隐归于云，大概只是因它偶然看见的形态，寄托自己悠然的心意罢了。公泽摘取这个名称给轩命名，也不能说他毫无见识。我听说公泽年轻时没有做官的意愿，偶然被公府征召，于是按照资历升迁，得到现在的官职。他大概接近所谓的‘无心’之人，所以取无心之物作为轩名，也作为自己的号，难道不是很合适吗？今年考核期满来到京师，拿着同乡盐课司知事冯君的书信请求我作记，于是写下这篇文字。留耕亭记

译琼州大姓中依城而居的，东面要数唐氏。唐氏世代多有贤人，到了履正翁，尤其成为仁厚的长者。他曾离开住处一里多，到近旁的平田中筑土为墩，在墩上建草亭，每天登临其中督促耕作，观察庄稼。有一天，他带着几个儿子游览这里，屡屡回头叹息。当时儿子彦宜侍立在旁，跪下问道：‘父亲为什么叹息呢？’翁说：‘我悲叹人家的盛衰没有常态，而盈亏消长的道理，总是在其中相互乘除。天地之间万物都不可依靠，能够依靠的，只有我心中明亮不昧的这一点罢了。试和你一起看看这里：田地平整，庄稼茂盛，环绕亭子基址，一直到视力不能穷尽的地方，远望那渺小、绵延、苍茫的边际，哪一处不是肥沃的田地呢？这些田地并非一家独有。有些田地确实有世代经营数十、数百年的，也有在几年之间便多次更换主人的。有的暂时得到却很快失去，有的失去不久又很快复得。这些田地虽然是无情之物，但人家的成败兴替，却往往一定由它们引起。只有以合乎义的方式取得田地，才能彼此相守长久而不失；不幸失去，也将很快重新归来。那些凭势力、凭武力、凭计谋取得田地的人，最后却正好相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唉！从某人依仗权势欺凌那人的卑弱开始，便强行夺取他的田地；从某人依仗力量欺骗那人的孤寡开始，便吞并他的田地；从某人使用计谋乘人愚昧暗弱开始，便巧取他的田地。田地如今还是原样，那些人在哪里呢？他们的子孙又怎么样了呢？只有仁义才能长久。凡是家族世泽流传长远、家族福庆延续长久，昌盛繁衍而贤明之业即使废弃也能复兴的，都是从他们祖父、父亲心中那一点明德仁义而来的。孩子，你要记住。’彦宜拜了两拜。当时翁的弟弟履信以衡州府倅的身份退休居家，听到兄长的话，便题写道：‘我兄长的意思，难道就是唐贺监诗中所说的“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吗？请摘取这句话来给亭子命名为“留耕”。’翁说：‘是的。’翁去世后，彦宜因事来到京师，住在我这里，哭泣着把父亲的话告诉我，并且说：‘希望您为它作记。’我是翁的通家子弟，不忍心推辞，于是摘录翁的话交给彦宜，让他带回去刻写在亭子的墙壁上。当时我把这件事告诉馆阁中的各位公卿，他们都感叹说：‘竟有这样的人吗！’各自赋诗来赞美他，共有若干首，一并附在左边。进学斋记 颖州贰守清源高君的长子名叫昕。高君曾给自己读书的地方题名为‘进学斋’。今年春天，昕陪侍父亲来到京师，请求我写文章作为记。唉！‘进’这一个字，已经把求学的方法全说尽了，我还要说什么呢？即使有所说明，又怎么能超出这个字呢？然而我不知道昕所说的学习，究竟学习什么；所谓进步，究竟要把功夫用在哪里。如果只是把诵习古人的糟粕当作学习，那么昕本来就知道这些，不必再向我求取说法。昕陪伴父亲宦游南北已经有些日子了，请就他所见的事情来启发他。昕是闽地人，从闽地到燕地，按里程计算将近一万里；所经过的郡县，不下百十个。有时乘船漂行，有时乘车载行，用来渡水行路的工具，不知道总共更换了多少种。他在途中所有的、身体所走过的、眼睛所看到的，山川的流动与耸立、城邑的形势与胜景、街市的聚集、舟车交错往来不止的情状，不能用一两件来计算。陆路有岔道，水路有支流，有的通向东南，有的通向西北，又不止一条。地方是这样遥远，行走经历是这样长久而艰难，见闻是这样广博，水陆道路又这样多岔而可以旁通。如今昕这次来京师，不在中途停下，也不转往别处，而一定到达燕地，难道不正是因为京师所在地吗？假使昕没有经历跋涉，不借助舟车，他能到达这里吗？今天走一段，明天就停下，他能到达这里吗？不能。京师，就好比圣人的道。跋涉行走，是为了求得抵达圣人之道。岔路和支流，一技之长和异端之学，就是偏离大道的路径。昕求学进步，如果确实像他来京师一样，不停地行走，必定会抵达应该抵达的地方；立志坚定，积累不止一天，见闻广博而深远，又不被其他岔路迷惑，不满足于小有成就，那么学问达到道的境界就不难了。谨以这些为昕作记。有人说：昕求学，不过是想讲习讨论罢了；我却拿圣人之道来告诉他，难道不是所谓不超越学习次序、按阶段施教吗？唉，学习是为了学习怎样做人；人必须像圣人一样，才能穷尽人的道理。圣人是人，我也是人。以人为对象来学习做人，有什么不可以呢？那人退下后，我于是写下这些话留给昕，让他放在斋壁上，早晚观玩体会。雪筠记 南海丰林的邝昱，字时裕，客居京师，通过我的朋友林宗敬请求我为所谓‘雪筠’作记。他还说，时裕平生对其他事物没有什么爱好，唯独对竹子特别嗜爱而酷爱；而且认为雪也如同竹子一样，于是取‘雪筠’作为自己的号。我想，岭南本来多有美竹，而雪却不是那里所有的东西。如今时裕把二者兼取并称，难道也是从古人观物的学问中有所领悟，心中体会它们的道理而不拘泥于外在形迹吗？古代有一位爱竹的人，叫王子猷。他居住在吴地时，每当听说士大夫家有好竹，便径直来到竹子下面，对着竹子吟咏长啸很久。等主人出来邀请他，他却看也不看便离去。后来他在剡地，雪夜乘兴乘小船去拜访戴安道，到了戴家门口，兴尽便立即返回。他当时吟啸的时候，不一定有雪；乘兴前往的时候，也不一定有竹。然而同一个人的心能够兼爱二物，可以看出这两种事物的情趣相同。领会其中一个事物的道理，这个道理本来就同样寓于另一个事物之中，并不一定要两者兼备。有位方外之士建造雪斋，竟把白粉洒在草木上，来象征飞雪聚集，这只是眼睛看见了外在形迹，心里并没有获得道理。既然如此，所谓看见，难道是真正的看见吗？时裕从前居住在越地，住宅四周都是竹子，固然看见了竹子，却没有看见雪。如今他向北游历幽燕，在严寒时节，寄居在多雪的地方，于是又看见了雪，却看不见竹子。不拘泥于外在形迹，只寻求其中的道理和情趣，借不同的事物会通相同的道理，由此得到彼者，不是真正有见识的人不能做到。唉！能在本来无所见的境界中看见自己所要看的，不只是有所见，而且也有所获得了。因此我不推辞，为他作这篇记。南溪小隐记

译东莞陈景辉，世代居住在本邑圆沙面溪边，建造房屋作为藏书修业的地方，有时题名为“南溪小隐”。他偶因事到京师，托朋友某人请我写记。我于是问他说：古代所谓隐士，并不是把身体藏起来而不让人看见，把言语闭塞起来而不说，把才智藏起来而不施展，而是因为时运和命运极不相合。如今你生在圣明强盛的朝代，处于文献昌盛的地方，出身诗礼之家；自身正逢可以出仕显见的时候，言语正逢可以发表的时候，才智正逢可以施展的时候，时运与命运都相通顺，并不像古人那样极不相合。正是兴办事业、建立长久而宏大的无前基业的时候。你却偏偏同那些遗弃人世的人一道，为什么还要等待而隐居呢？景辉说：不是这样。我并非有所等待才隐居，而是有所凭借才隐居。假如我生不逢时、处地不当、出身也不在这样的家族，那么连忙乱奔波都来不及，众多器械会钳住我的嘴，百般忧患会缠住我的心；手一动就有刑具接续而来，脚一抬就有机关坑坎等着；喧嚣叫喊的声音天天充满耳朵，驱逐奔走的劳役天天使身体疲惫，鸡犬不得安宁，家室也无法保有，即使想稍稍休息片刻，也不可能，又哪里有什么凭借可以隐居呢？这样看来，古人的隐居是有所等待才隐居，我的隐居是有所凭借才隐居，这就是大小有所区别的原因吧？我听了他的话，感叹他所处的际遇优厚，又为他见识情趣的卓越而高兴，于是记录他的话，写成这篇记：溪水发源于某处，又流行若干里到达圆沙，景辉的房屋就在这里。房屋前面就是溪水，因此称作“南溪小隐”。因为居处在山林之中，所以不同于市朝中的大隐。景辉名章，字故约，号轩先生。某某是他的父亲，就是现在的沾化大尹景庸，也是他的弟弟。《蒙溪清隐记》滇南有一位隐士，姓潘，名字某某，家中有一处别业，名叫蒙溪，因此自号“蒙溪清隐”。有位客人从万里之外来到京师，替他向翰林院的人求写记，特意把这件事托付给我。我问他说：“古代隐居在溪边的人很多，潘君的心意究竟羡慕什么呢？唐人的竹溪，是借饮酒隐居的，他的心意或许在这里吗？”客人说：“那是蔑视抛弃礼法的行为，不是端正之人、庄重之士的道路。您读书好礼，哪里会屑于这样做呢？”晋人的武陵溪，是借隐于仙境，心意取法于此吗？他说：“那是荒诞悠谬的说法，不合人伦日用的常道。您信奉道义、明白义理，难道肯这样做吗？”那么，您的心意莫非是羡慕柳河东的愚溪吗？他说：“那是被贬逐的臣子、迁谪的客人，不得已才借此寄托的人。您退隐丘园，没有什么要向外界羡慕的，又何必寄托呢？”那么，是羡慕杜少陵的浣花溪吗？他说：“那是乱世中的孤臣，不得已才寄居在那里的人。您生逢圣明时代，足迹从未走出家乡，又何必寄居呢？”既然这四种情形都是您所不取的，那么您所羡慕、所隐居的究竟是什么呢？难道是想隐居以求得志向，等待后车来载，如太公在磻溪垂钓那样吗？他说：“您追问得越来越远了。您以为太公隐居在磻溪，是有意等待文王来载他吗？还是遇到了文王，不得已才接受他的车载呢？您不只是不了解我，也不了解太公。先儒说过：‘处在自己应有的地位，就以日常生活的常道为乐；如果越出本位去思虑，舍弃日常事务而另求其他，懂得道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您何不想想溪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唉，我明白了。《易经》的卦象上为山、下为水，叫作‘蒙’。这条溪，是水从山中流出来的吧？正因为它从山中流出，所以就取与卦象相似的意义来命名吗？天下的水，源头没有不出于山的；水刚从山中流出时，也没有不清澈的。‘蒙’是水刚从山中流出的象征，而‘清’是水的本来性质。隐居的士人，使自身洁净于尘垢之外，使心灵澄澈于污浊之上，难道与此相类似吗？您给溪水命名并以此自号，心意难道正在这里吗？又或者将由此真正实践道义、培养德行，以养成正道、成就圣人吗？还是有子孙能够继承您的志向，如《蒙》卦九二爻所说的‘克家’，所以取这个名字吗？像您这样的人，似乎也从《易经》中有所领会了。” 客人说：“您的志向确实在这里，您的话可以说是说中了。请写下来作为记。”这个客人是谁？就是我的朋友、武定军民府同知、潮阳叶君。《可继堂记》

译可继堂，是琼台丘氏的正寝。厅堂用“可继”命名，是摘取先祖思贻公所题堂楣对句中的话。洪熙改元时，先祖因临邑医官任期考核期满，赴铨曹办事，留在京师。第二年，即宣德丁未年，先父学士公在家中去世，当时先祖五十九岁，长兄源甫九岁，浚七岁。第二年，先祖从京师回来，他祭奠学士公的祭文中有“进门看见棺材”的话，听到的人都为之悲伤。先祖一生只有一个儿子，上面没有叔父，旁边没有兄弟，众位堂兄弟又逐渐疏远他，也没有宗族相依，孤零零地只剩下两个孙子。上面承受着延续宗庙的重任，就像一根丝牵引千钧重物一样。乡人有人来慰问先祖年老而失去儿子，先祖指着我们兄弟对他说：“我家世代以积累善行相承，但一直没有显达的人，如今不幸而中途衰微。然而古人往往由微小而显著，所以能够大大发展的，或许就在这两个孩子身上吧？”于是亲手写下两句：“可叹没有一个儿子足以供养老年，欣喜有一双孙子可以继承宗族命脉。”通家之子陈曦替他书写，悬挂在寝堂的楣上。乡人多称颂传诵。我们兄弟跟随外傅学习时，有一天先祖坐在堂上，兄长和我一同侍奉，先祖对兄长源甫说：“你主持宗族祭祀，继承我的世业，隐居而做一名良医，以救济家乡，也就可以了。” 又对浚说：“你建立门户，扩展我祖先的事业，显达以后做一名贤良宰相，以救济天下，也就可以了。”当时我们兄弟都年幼愚昧，不懂先祖的话是什么意思，但从此也知道警惕自勉，不敢使它失坠。兄长十九岁，浚比兄长小三岁，先祖去世，当时正是正统丙辰年。己未年，浚开始补为郡学学生；甲子年，在乡试中考取首荐；己巳年，兄长被有司荐举，继承先祖的职务；浚在甲戌年考中进士，选入翰林为庶吉士，授官编修，屡次升任侍讲学士、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侍郎。癸卯年，蒙皇帝推恩，追赠先祖为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从先祖去世到这时已经四十七年，从题写那两句话以后则已五十七年。这两句话，乡里的父老至今还能诵读，仿佛就在昨天一样。如今这座堂已经坍塌，被压坏后又重新修建了。浚兄弟牢记这些话，战战兢兢地像在一日之内一样，从未稍稍放在一边。浚任官时曾请善于书写的人写下“可继堂”三个大字，带回乡里赠给兄长，让他刻好安置在堂的楣上。兄长曾命浚写记，浚接受了却没有完成。丙申年，不幸长兄也离开浚，随先祖归于九泉，没能看见天子的恩典降临。唉，真是悲痛啊！浚的鬓发也已经斑白了。长期在朝廷任官，请求告老还乡的愿望仍未能如愿。于是我叙述这座堂命名的意义，留给儿子敦和侄子陶融，让他们买石刻下，立在堂角，使后世子孙知道今天命名这座堂的意义，并思考怎样世世代代永远继承下去。我又为此说道：‘继承’这个词的意义真大啊！上天没有人来继承，就无法继续发挥；父亲没有儿子来继承，就无法延续。人能够继承上天的道，就是圣人，所谓继承天道、建立准则就是这样。儿子能够继承父亲，就是孝子，所谓继承志向、述行事业就是这样。然而，上天有可以继承的道，然后圣人才能继承；父亲有可以继承的事业，然后孝子才能继承。有上天却没有人，准则就无法建立；有父亲却没有儿子，世代就无法延续。这就是古代君子创立事业、垂示传统时，必定建立可供继承的道路，而继承他后代的人也必定持守遵循，不敢使它失坠，使可继承的事业世世相接、不断延长。父亲在前面创立，儿子在后面述行，必须这样才可以；不这样就不可以。所谓‘可’，是断然必须如此的说法，不是仅仅可以而尚未完备的意思。这就是我先祖话语之外的深意，我谨慎地加以推阐，用来告诉后人。做我子孙的人，要把我的话牢记在心，或许也要像我们兄弟牢记先祖的教训那样。做前人的，必定要做那些可以继承的事情，不可继承的事情不要做；做后人的，必定要继承那些可以继承的事情，凡是能够继承的没有不去做的。这样或许才可以算作丘氏的孝子吧？否则就是辱没祖先、违背亲人，没有比这更大的不孝了。《丘文庄公集》卷之六 《丘文庄公集》卷之七 琼山丘浚，字仲深，甫著；《新安王贽》，字献甫，阅校。关中焦映，字汉雯、涛，选定；儿子世爵，字绍庵。瀛海贾棠，字青南，编次；儿子际熙，庶咸校订。记（三） 录 传 题跋 杂说 字说 ◆记（三） 东溪记 雁集琼庠记 槐阴书屋记 愿丰轩记 藏书石室记 学士庄记 《东溪记》南海的佛山，距离城七十里。当地居民大多以冶铁为业。有一户梁姓人家，世代居住在那里，却专门从事诗礼。梁名豑的人，性情高雅，喜爱山水。他居所的东面临着溪水，无论暑寒，每天早晚吃饱饭后，总是穿着木屐踏过晴日下的沙地，沿着清流一边走一边歌唱。早晨唱道：“溪水潺潺向东流，阳光逆射，水中影子荡漾。我想寻找它的源头啊，可是大禹留下的足迹无法穷尽。”傍晚唱道：“溪水潺潺来自西方，月中玉兔下来沐浴，桂树枝条都湿了。我想走到它的尽头啊，可是海神的境界没有边际。”唱完长声呼啸而归，每天都把这当作常事。有客人经过听到歌声，感叹说：“先前临着溪流歌唱的是什么人？大概是领悟道理的人吧，难道是沧浪水边那个小童一类的人吗？”等到靠近看他，原来是一个头发全白的老人，并不是小童。客人跑到佛山市中打听，市里没有认识他的，于是挨家挨户访查，遇到一个儒生。儒生辨认出这个人以及他歌唱的原因，便笑着说：“这是我的朋友梁东溪。”这个人虽然没有读很多书，即使读书也不追求深究义理；但是他的行为和言语与经书不相合的地方也很少，所以表现在歌咏中的情意，浑厚含蓄而幽深，不刻意经营而意境自然深远，这大概就是宣尼所说的善人。客人高兴地也唱着歌离去了，歌道：“滔滔汨汨，天下都是这样；谁沿着水流而下，谁又逆流追寻源头？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人，独自与天性相契合？他将要成为鱼儿跃入深渊，还是将要成为水藻在涟漪中荡漾？是谁把他引到川水之上？我将同他一前一后而行。”东溪的儿子梁经，以乡贡进士的身份来到京师，托他的朋友林宗敬来拜访我，请求我为所谓“东溪”写记，并且讲述客人歌唱的缘故，我于是把这些写下来作为记。《雁集琼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