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文庄公集卷之五

译梧州郡位于两广之间，确实是岭南沿海的要地。皇上因为边疆不安，命令御马监太监陈公、都察院右都御史韩公、平江伯陈公，授予他们节钺和专门征讨的权力，总镇两藩。没有多久，平江公奉召离去，平乡伯陈公实际前来接替他。武功告成，边境肃清。当时韩公担任总督，告诉众人说：“武力虽然可以遏制、断绝叛乱和侵略，但并不是圣人所崇尚的。要使人心柔顺、销磨他们强悍梗直的气势，没有比修明文教更好的；修明文教，没有比兴办学校更好的。”太监公听到后认为正确，于是主持这项建议。前后两位总兵共同商议，也都完全赞同。一时两广藩司、臬司的诸位官员，因事情在梧州的，全都参加了。于是筹备材料、召集工匠，大规模兴工，扩展原有地基并将其扩大，拆除旧建筑而重新建造。材料充足，良工又勤劳；都宪公在处理公务之余亲自监督。众人同心协力，竭尽力量和技艺，不到一个时节，规制就全部具备。中间是礼殿，两侧配有廊庑，四周环绕围墙，宽阔的庭院和重重门户，一一都合乎规制。郡学矗立在左边，县学矗立在右边。讲诵的厅堂、斋舍和祭祀的房屋、会食和休息住宿的地方，以及厨房、浴室、仓库、庭院，凡是学校制度应当具备的，两边全都具备。宏伟华丽、幽静深邃，是两藩学校中最出众的。议论的人说，不只是岭南以南前所未有，即使中原也不多见。父老们一起在乡里议论说：“从前连家室都保不住，哪里还顾得上学校？”士人和百姓一起在道路上议论说：“从前奔走逃难都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读书诵书的声音？”如今却把教化变成弦歌，把荆棘丛生的地方变成陈列俎豆、举行礼仪的场所，这是谁的功劳呢？不能不知道它的由来。于是广西按察司副使范君、布政司参议黄君，顺应众人的愿望，请我写文记载真实情况，准备刻在石上流传永久。我私下想，虞舜在两阶之间舞干羽而有苗来归，鲁僖公建泮宫而淮夷归服。孔子也说：“远方的人不归服，就修明文德使他们来归。”那么用文德使远方归服，历史由来已久。不过，文德的施行，必定在出兵征伐之后，因为先要折服他们的气势，然后才能使他们的内心归服。假如不是大禹先有出征的军队，那么两阶之间舞干羽七十天，哪里能使万里之外的有苗立即来归呢？所以文德与武功必定要相互为用，又必须有固定的场所和经常的时机，然后才能长久施行。学校是文德产生的地方。在这里彰明人伦，在这里讲习道理，在这里使风俗趋同，在这里培养人才。出征回来，在这里接受成功报告；整顿军队回来，在这里献俘；乡饮酒礼在这里举行，射礼在这里比试配偶。凡是一年四时的礼节、率领百姓读法等事情，也都在这里举行。它开启人心，使忠孝的天性确立；它是国家纲纪所在，扶持世间教化不至于坠失，使人才得到广泛任用而无穷无尽。这是先王设立教化的大原则。至于在士气萎靡之后振作士气，在奸谋刚萌芽时折断它，在道义的范围内收束强悍之气，这又是其中深微的用意。诸公兴建学校、修立庙宇的本意，难道已经考虑到这些了吗？我既然叙述了事实，又私下取鲁人作诗歌颂泮水的意义，附在文章后面作诗，使本地士人歌诵诸公的盛德，永远不忘。雄伟的学宫，坐落在江边。礼殿居中耸立，两侧配着环绕的廊庑。左边是郡学，右边是县学，两座学校夹辅其间。经阁高耸，是收藏图书的府库。讲堂宽敞，是讨论道理的地方。士人有居住的房舍，养贤有储藏粮食的仓库。有厨房，有浴室；有庭院，有门户。凡制度所规定的，无不齐备。房屋有千根梁柱，墙有百堵之多。完备整齐，鳞次栉比而文雅端庄。平坦如磨刀石，飞翘如彩绘的鸟；像日月星辰一样灿烂，像枝干彼此依附。神像塑造得十分相像，器物用具没有粗劣的。遇到上丁日祭祀，长官俯身下拜参与讲论。击鼓鸣钟，舞干羽，陈列牲畜。有石碑进献醴酒，有俎豆和肥壮牲畜整齐排列。内心虔敬，容貌恭谨，恭敬有礼地快步前行。成百上千的同伴，和悦地交谈，发出细碎的声音。打开箱箧取出书籍，圆的合乎圆规，方的合乎矩尺。仪容端正，衣裳鲜明。言谈笑语欣喜和悦，彼此和乐亲爱。不是道义不谈，不是善行不取。这里是百越之地，却成为千年传承的场所。士人的风气、百姓的习俗改变了，竟如同古代的中原、邹鲁，又如汉代的颍川、汝南。推究它的根源，难道没有原因吗？答案是：安阳公，是当今的申甫。柔弱者不能欺凌你，刚强者不能强迫你。你们饥饿寒冷，我就像鸟张翼一样哺养你们；你们凶悍顽劣，我就像持斧一样整治你们。不加雕饰却能使文教兴盛，不施威势却能使武备振作。新宫建成，四方的人都来观看。父亲告诫子孙，传给祖祖辈辈。大家谈论着，把这些话铭刻在肺腑，说：如今的学宫，从前还是草莽荒地。突然之间建成，没有不是神灵相助的。不只是学宫如此，我的房屋和居处、我的田地和耕作、我的子女和乳养，也都如此。如今我所有的一切，哪一样不是公所赐予的？公不把它据为己有，而归还给皇上。我顺应民心，代替上天写下这些话。记述这篇铭诗，告示万古后世。琼山县学记

译孔子出生在鲁国，鲁国的南境就是楚国北境，北境就是齐国。孔子在世时，楚国最终沦为蛮夷之地；齐国也必须经历一次改革，才勉强达到鲁国的水平，而鲁国是圣人的故乡，也必须经历一次改革，才能达到大道境界。然而在孔子时代，鲁国的治理教化最终也没有听说能够经过改革而达到时雍之境。何况如今距离圣人的时代已经二千多年，距离圣人的居处也将近一万里呢？琼州在《禹贡》所说的荒服之外，汉武帝元鼎年间才开始纳入中国，它距离圣人的居处极远，接受圣人教化最晚，对于圣人之道大概只是听到风声便兴起，并不是亲眼观感而受到感化。但如今这里衣冠礼乐的盛况，本来已经与中原没有差别，看它与齐鲁相比，有时甚至超过它们。难道孔子想居住九夷、乘木筏浮海的感叹，早在千年以前、万里以外就已经预先安排好了吗？琼山县位于郡城之下，郡中有琼山，好比人体有头面；县中有学校，好比头面有眉目。这个县实在是各县之首，它的学校也在各学校中居于首位。县中有学校，始于宋代；最初迁到现在的地方，则是在国朝洪武九年。从此以后，虽然多次加以修缮，却只求勉强完整，没有长久的规划。成化乙酉年，广东按察副使会稽唐质夫巡行部属来到琼州，才开始拨出官府资金交给知府清漳蔡叔清，修复明伦堂以及崇礼、养正二斋。工程尚未完备，辛卯年，宪副丰城涂伯辅奉玺书专门镇守海南，留心学校事务，于是购买附近土地来扩大校址，并同时资助费用，以完成前面的工程。又创建会馔堂和号房三十间，知县事五羊梁昕也出力参与其中，训导高凉周书专门负责督办。工程完毕后，县里把记文之事托付给我，我也是本县人，所以知道琼州教育事务的情况比较详细。有人说琼州士人过去不知道学习，大概是从宋代姜弼跟随苏轼学习开始的，这完全不对。苏轼作《伏波庙记》说：“从汉末到五代，中原逃避战乱的人很多在这里安家，如今衣冠礼乐已经清楚可见了。”看苏轼这句话，那么在他渡海以前，这里早已有盛大的衣冠礼乐，到苏轼时只是更加改变发展罢了。皇朝洪武年间，姚江赵谦古来到这里主持教育事务，当时士人都欣然跟从他，文风因此大为改变。直到如今，琼州人家家崇尚文教礼法，人人读孔子的书，彻底洗去了千古以来像介鳞一样鄙陋的习俗；有人出仕北上到中原，中原士大夫不敢轻视他们，也未必没有由来。能说这不是学校教育的功劳吗？如今世间学校所施行的教育，凡不是六经、孔孟之言的，都在摒弃之列。三尺高的儿童，人人都知道人的本性本来是善的，还知道一些荀子、董仲舒、扬雄、韩愈所没有完全知道的道理，难道今天的儿童本来就胜过前代的大儒吗？这是因为教化一向施行，教化施行则大道明白，推广到四海都可以作为准则。琼州处在大海最南面的角落，距离齐鲁几万里，而大道却如此明显地彰著。这才知道圣人想居住夷地的志向、浮海远行的感叹，不是在著书立说的时代实现，而是在奠基立柱之后显现；这件事百世以后也可以明白。过去的求学者不远千里，裹着粮食、背着书箱，到远方跟从老师。如今圣人的道与王者的教化并驾齐驱，处处都有；经书有固定的讲解，不必依靠辩难；学习有固定的老师，不必向外寻求；居住有固定的地方，不必到处交游；吃饭有固定的廪禄，不必自己经营。今天求学的人，本来比古人容易数倍。如果在这种条件下还不知道勉励自己，甚至自暴自弃，难道不是圣明时代被抛弃的人才、名教中的罪人吗？我有幸出生在这个地方，对于本县士人来说是乡里的前辈，所以借学校落成之事，发扬两位宪副公兴办教育的深厚心意，并用这些话规劝他们；不只是警醒今天的人，也要把它永远留给后人。万州迁学记 过去史臣记载《禹贡》的山川，最后总要说到声教所到的地方；东西北三方都用地理方位来说明，唯独南方只说它的方向。大概圣人顺应天道治理天下，面向的地方、眼睛所看见的地方，其光明的德化所覆盖的范围，原本不能用地理距离来限制和计算。广海位于中原以南，琼州又在广海以南，琼州的属郡万州，又在琼州以南。这个地方在《禹贡》时代本来远在荒服之外。然而那时声教所到的范围，东到大海，西到流沙，北到朔方。如今历经几十代、数千年，东西北三方固然从未越过原来的界限而有所增加，唯独南方日益开拓、日益远伸。即使只是区区四州之地，距离中国万里之遥，但郡县的建立、学校的设置，与齐鲁并没有不同。难道不是因为南方是离明之方、文明之地，万物都在这里显现吗？万州前代是万安军，附郭县叫万宁，二地都有学校。国初改军为州，正统年间撤去万宁县，学校也随之废止。成化壬辰年，众人认为州学低洼狭小，而县学旧址高敞明亮，便商议迁到那里。恰逢广东副按察使涂君奉玺书专镇琼州，巡行部属来到万州，于是主持这项建议，命守备指挥舒翼、知州梁某督办此事，当年某月开始动工，第二年某月完工，新学校宣告建成。众人认为不能没有记文，于是派乡进士曾昌来请求我作文。我想，郡县有学校，就像人有园圃一样。优秀的儒士散处民间，好比草木生长在原野，有不同的形状和种类，成丛生长、分散各处。园丁把它们从那里移到这里，区别开来并聚集栽种，培育灌溉，各自顺应本性而不伤害其生长。又担心它们不能迅速成材、很快受到教化，便改变安置的地方，希望它们尽快成长，使凡在我们培植之下的，都足以资助世用，而不被人遗弃。士子出生于平民之家，被选入学校成为生员，与此有什么不同呢？上级对他们培植滋润的功夫如此周到，又选择高爽之地扩大居处，希望他们思考如何挺立拔萃，像向阳的草木一样欣欣然趋向光明，自求与阴暗山崖、寒冷山谷中生长的草木不同。将来从郡学进入宫禁，他们将成为台莱、桐椅、新甫之柏、徂徕之松、卫武公的菉竹、召伯的甘棠、周王的棫朴，使天下后世的人都说：圣人的教化从北方传到南方，日益远播，日益兴盛；即使是遥远的地方，也和中原没有不同，百世以后，也和古代没有不同。这难道不是一件伟大的事吗？道南书院记

译道学在宋代重新显明，起于西南，传播到中原，后来又返回东南。大概是上天显示奎星的文采，开启有宋一代文明的治理。在道州营道县降生周敦颐，历经四代天子，到明道年间。就在这一年，明道出生于黄州黄陂；第二年，伊川出生。大贤出生的地点和时代，都不是偶然的。二程陪同父亲大中公在南安任职游历，周敦颐恰好在此任官，奉父亲之命跟从他学习。这样看来，道学的兴起，最初大概是在南方。程颢、程颐长大后回到北方，便把从周敦颐那里得到的学问教给河洛之间的人，一时南北士人多来跟随他们游学。南方士人中，最著名的是游酢和杨时。游酢告别时，程子未尝没有赠言；唯独龟山先生离行时，程子特别发出“吾道南矣”的感叹。所谓南方，不是说道学起源于南方，而是说道学最终归向南方。唉！先生南归，难道只是儒道随之南传吗？没过多久，世道也跟着转向南方。即使嵩山、洛水之间的人，也不再知道有程氏之学。幸好奎文所象征的道学源流在南方中兴，朱子出世，这一道学才在瓯闽之间大为显明，使天下后世知道有圣贤全面体察并施用的学问，有帝王中正至大的道理，可以万世推行而没有弊病，他的功劳太大了。后世的人推究道学南传的根源，都把功劳归于龟山先生。因为周敦颐、二程等人在绝学中断一千五百年之后，阐明孔孟未曾传下的奥秘，演续这道学的源流并使它延续下去，让它一直流传至今；如果不是先生的功劳，还能是谁的功劳呢？传记说：“道要依靠人才能推行。” 宋朝国运衰微的时候，假如世上没有先生，就不会有朱子；没有朱子，那么周敦颐、二程以前传下来的要旨，以及尧舜以来相承的传统，必定会中途断绝。它所关系到的事情，难道是小事吗？所以尊重古人、以古人为友的人，不只是谈论他的时代，还一定要表彰他的出生和活动之地。我谨按考证：先生自五世祖以来居住在将乐，起初在颖昌拜程颢为师，后来在洛阳拜程颐为师，得道后南归，把学问传给弟子罗仲素。罗仲素的祖先是豫章人，避乱迁来南平，后来又迁到沙县。仲素在杨时门下，独能担当重任而探究到极深之处，把所得河洛之学传给同县的李愿中，而朱子的学术渊源实际由此产生。这三位先生都是剑地所产，朱子也出生在剑地的属县尤溪。一个郡这样狭小，四个县这样微小，相距不过二三百里，在一百年之内，竟然有四位贤人同时产生，上承下启，延续千万年的道学源流；这个地方，大概可以和东周的邹鲁相比。过去孔子出生在鲁国，正值周王室东迁之后，想在东方兴起自己的道，大概就是指鲁国。然而最终未能完全实现志愿，只把这道传给弟子曾参，曾参传给圣人的后代子思，子思传给邹地的孟轲。后世称道文章的宗师，必定说孔子、孟子；称说文化典籍兴盛的地方，则归于邹鲁。当宋朝强盛时，孔孟之道在河洛之间广泛流行，那时还没有南渡。先生回到延平，程子已经说他是把道承载到南方；后来果然有罗、李二位先生继先生而起，传承他的道，最后由朱子集大成。如今天下家家收藏朱子的书，人们学习朱子的学问，谁不知道它的源头来自紫阳，朱子曾在考亭、云谷之间聚集门徒讲授，发扬程氏之学，向上追溯孔孟的传承？但也许有人不知道剑浦之滨、九峰山麓才是朱学源流汇聚的关键地方。假如不是当权的君子加以表彰，谁知道这一点呢？鄱阳苏章早年学习程朱之书，凭明经科考中进士，历任郎署官职，后来出任延平府知府。他慨然想把所学落实到施政上，首先以教化百姓、改变风俗为政务，常说世人讨论道学兴起的地方，一定说濂、洛、关、闽。闽地有八郡，分为上、下两部分，这个郡正处在上下之间。西边与建州交界，西边前往府城的人，沿剑津顺流而下；东边与福州交界，东边入朝京城的人，沿剑津逆流而上。往来的人，哪一个不是经过这里呢？闽中所产生的士人，以朱子为第一流人物；闽地士人所建立的功业，以重振道学为第一等事业。延平作为一个郡，虽然偏僻而且狭小，但它所关系的事情竟如此重大，不只是使八郡增光。于是苏章与同僚通判府事应元征、推官王铎商议如何厚重报答、扩大彰显三位先生的祭祀，大家都说：“三位先生在南沙、将乐各自已有专祠，近来又在郡城北角合建祠堂祭祀，不必再费力了。”如今我们新建公署，作为朝廷命令的重臣驻节之所，刚刚落成，还没有名称。何不揭示“道南”二字作为书院匾额，用来告诉八闽士民以及四方来往的官员和士大夫？凡使节往来以及因事经过这里的人，都让他们知道本郡是道学在南方重新兴盛的源头所在之地，这不是很好吗？侯君说：“好。”于是派人来请我作记。我已经像前面那样推究道学南传的缘故以及书院命名的原因，又记下它的规制和建造年月，说：“书院在府治的东面，宽十一丈，长十七丈。前面是三座门，后面是厅事，中间是正堂，最后是宴饮休息的地方。” 前后各有六间房屋，两侧配有厢房，四周用围墙环绕。弘治壬子年春天开始动工，同年秋八月落成。赐进士题名记

译太岁在上章阉茂年，即大明弘治二年。这是皇上奉天承运、起用贤能俊才的第一科。按照旧例，赐进士出身以后，必定要在太学立碑，以示长久。礼部大臣请皇上撰写题名记，皇上命我来写。我当时有幸列入阅卷官之中，文武群臣共同进贺时，我也确实参与其中。恭敬地想，贺辞中有这样的话：“上天开启了文运，贤能俊才得到任用。”所谓“运”，是气化流转的名称，有天运，有世运，也有文运。天运有往必复，世运随着历数推移。至于所谓文运，是总括天地经纬的机理，显明神明功化之妙。宇宙开辟以来，三才之道、五伦之教、六经之旨以及万事万物的纲纪，全都具备于此，并不只是图书、字画、文辞和藻饰而已。大概一定要等天运循环、否极泰来，圣人应运而生，掌握这个时代，亲自承担“斯文在兹”的责任，端正伦理，阐明经术，大力弘扬治道，储养民间俊才并加以教育，选拔士人中的优秀者而任用他们，借助他们筹划辅佐，以人文教化成就天下，文运才会由此兴盛。这虽然是人所作为，实际上却是上天启发了它。自从帝尧在甲辰年开启华夏正统、阐明文教以来，经历甲辰年六十又三十六次，到宋祥兴己卯年，文运便终于闭塞。我太祖高皇帝应昌盛之运而生，在戊申年开国立基，恢复中国疆土，重新阐扬人文；又任用兴王的良佐，建立大业，垂示大统，开启一代文明之运。然而仍然思考怎样为圣子神孙创立可以继承的道路，于是在第三年庚戌，下诏天下设置科举，以起用怀才抱德之士。第二年在朝廷亲自策问士人，乙丑年终于定为今天的制度。到现在，六千零十二子再度周行于天，前后已经三十七科了。如今我皇上也在戊申年继承大统，正好与圣祖创业之年相合；第三年开科策士，也正是龙集庚戌年。现在三月十五日，皇上御临奉天殿，亲自出制策考试礼部所贡士人，评定甲第，赐钱福等三人进士及第，杨旦等九十人进士出身，祝祥等二百零五人同进士出身。士人文质彬彬、济济一堂，肃立在丹陛之下，听候鸿胪寺逐句传唱，把黄榜张挂在魏观。一日之间，声名传遍天下，文武群臣在朝廷上共同进言，把贤能俊才的名号归于他们，向九重宫阙祝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五人〕 唉！名声归于他们，责任也随之而来，贤能俊才这个名号哪里承受得起呢？一定要成为一代豪杰，像虞廷的黎民贤士、周室的克俊，成为《诗经》所歌咏的誉髦、《左传》所称的天民、史书所记的国士名臣，这才足以担当它。否则只是庸庸碌碌之人，却冒称贤能俊才，还想企求得到任用、享有爵禄，怎么可以呢？何况此时正当大明千年一遇、特别兴起的气运，圣神相继照临，世运亨通美盛，斯文之运到此更加恢宏广大，三光五岳的精气重新完备，人文昌明显著。唉，这是何等的气运啊！这些士人，都是世人所谓才长民秀、杰出于众人之中的人，乘着这盛大气运，得以凭所学被圣明天子亲自擢用，将要进身而任官，使他们弘扬一代文明之治，明君贤臣相逢，上下交相感通而志趣相同。唉，这是何等的际遇啊！处在这样的气运中，有这样的际遇，却甘心自暴自弃，不建立、不阐明治国谋略，不是大丈夫；难道不是辜负了明时、玷污了大科吗？江都县学进士题名记

译自从黄帝给万物确定名称以后，有一种事物就必定有一个名称。然而事物有时会消尽，只有名称不依靠形体而产生，却能长久留存在天地之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声音和文字来寄托它。声音文字根源于内心，发出于口，具备于点画之间，写在简册上、刻在金石上的，历经百世仍如同一日。自唐代以来，才开始有进士题名；题名记在宋代兴盛，到本朝达到了极盛。按照旧例，凡考中进士的，都把姓名刻在石碑上，排列在太学；天下郡县士人有考中甲科的，也把姓名列在学校中。江都是扬州的附郭县，自古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天下州郡的繁盛，扬州最为突出；扬州所属各县中，江都最为突出。因此，江北、淮南一带的人才，以这个县为首。虽然如此，士人生活在百姓之中，正如人生活在万物之中。天地间产生的万物很多，但一种事物有一个名称，名称相同而事物没有不同的，只有人类的出生，形体相同；而人的姓名却人人不同。一个人有一个姓名，千万人就有千万个姓名，直到亿兆之人都是如此。自从有这个县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何止亿兆中的亿兆，但姓名能够留存在世上的，万个人中也没有一两个。汉代以前的情况暂且不论。自唐代以后，扬州的户口见于史书的，唐代有七万七千一百零五户、四十六万人；而有姓名并列入传记的人，曹宪、王绍宗、李邕、李墉以及李墉的孙子李磎，只有五人。宋代有五万六千零八十五户、十万七千人；而有姓名并列入传记的人，孙洙、吕溱等不过十几人罢了。他们生来具有人的形体，登记在户籍上，进入国家档案，每个人都有一个姓名。人们呼唤他，他便应答；过了六七十年，忽然就和草木一样消灭了。那么唐宋这几十个人，朝代虽然屡经更替，他们的姓名为什么却总像活着一样呢？这是因为寄托在声音文字之中。然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寄托在声音文字之间，从而获得不朽的流传，难道会没有原因吗？穆叔说过：“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次是建立言论。这三件事，是使姓名长存于不朽之中的凭借。”江都县学自洪武乙丑年开设进士科以来，登上黄甲榜的常常有其人，但还没有人为他们题名。如今会稽人董君豫任江都知县，以进士名望来治理此地，说治理政务应以人才为先，治理百姓用法律不如用教化，报效国家亲自出力不如培养人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万七千一百五口、五万六千八十五口〕 他思考如何兴起人才，使他们知道怎样奋发，出仕后为国家所用。到任不久，就向巡抚都宪张公、督学御史娄君、太守杨君说明此事，命工匠凿治石碑，题刻前代进士的姓名，用来勉励后来的进士。于是派人写信到京师，请我撰写记文。我所以遵循穆叔的话，叫人把这些话刻在坚贞的石碑上，来给江都士人看。虽然如此，德、功、言，都是实质的体现。能够真正建立它们，名声自然就在其中。有实际功德，才有相应名声；只有名声而没有实际，后人将指着他的名声而责求其实质。没有实际却徒有虚名，还不如没有这个名声。没有实际的名声，不仅人们容忍不了我，造物者也容忍不了我。难道不可畏惧吗？难道不该勉励吗？余姚县学进士题名记 名声是天地间不朽的事情。天地之间万物的形体都有尽头，只有名声虽然因形体而产生，却不随形体一同消灭。名声作为一件事总能不朽，长久留存在天地之间。因此自古圣贤的形体都已消尽，而他们的名声始终显著。正因为显著，所以历经百千万世仍如同一日；谈论他们的人口中不止，听说他们的人仍然知道起敬起慕。这难道没有原因吗？夏、商、周三代以来，铭刻鼎彝，记载于太常，载入典籍，都是为了这件事。然而各自随着那个时代所重视的事物，来彰显姓名，使之流传不朽。自从科举制度兴起，世人所重视的在进士科。朝廷既然看重它，获得进士的人也知道自重。往往那些在天地间留下名声的人，都是从这条道路出来的。所以各地学校官署，总要凿石立碑，记载已经考取进士者的姓名，用来勉励尚未考取的人。宋代以来就是如此。如今天下郡县大多都有，而绍兴的余姚县独独缺少。罗山人胡瀛孟登以进士身份来任余姚知县，感慨地叹道：“我任职于余姚，正逢这个盛会，把它记载下来并使其长久彰明，是我的职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人、二人〕 于是凿石立碑，把事情详细报告给郡守浮梁人戴君琥。恰好余姚人张参议琳来到，于是写信请我撰写记文。从天地开辟直到今天，生活在天地之间的人有多少？而姓名著录在五经和十九史中的，大概没有多少。唉！人能够在天地间获得一个名声，哪里是容易的事呢？余姚人中著名于史传的，从汉代严光开始；此后因科举功名而显达的，只有孙子秀一人，列名于《宋史》的传记中，其他人就没有见到了。唉！一个方圆百里的县邑，经历数千百年之久，能够垂名不朽的，仅仅如此几个人。山川灵秀所聚集的，难道只有这几个人吗？其余的人都和草木一同消尽，而这几个人却长久显明、不朽于天地之间，其中一定有原因。圣朝对进士科比前代更加重视，尤其重视科举魁首的选拔。正因为上位者看重它，天下人没有不看重它的。看重它就会对它寄予希望；寄望深而不能符合期望，责任就归于获得此名的人。孟子说：“只有仁德的人适宜处在高位，不仁德的人处在高位，就是把他的恶播散给众人。” 既然如此，拥有这个名声的人，被记入郡志，刻在坚贞的石碑上，排列在本县学宫之中，他的名声传播于当代并流传后世，就不只是曾经一时处于高位而已。形体消失而名声留存，长久留在天地间而不朽。仁德的名声固然借此得以长存；不仁的名声也会因此长久暴露。名声不灭，后人将指着他的姓名责求其实质，并给他加上仁或不仁的称号，唉，实在可怕！过去的人已经过去，后来的人接续而来，将怎样做才可以呢？董子所说的“端正义理而不谋求私利，阐明道理而不计较功劳”，正是仁人的事业。树立德行、建立功业、创立言论，都应当依此存于心中，共同成就天下国家的事务。这就是天地间不朽的盛事。请让我用这些话代二位先生发言，来勉励本县士人及后来者。会通河土桥石闸记

译本朝沿用前代会通河的旧河道，加以深挖拓宽，使江淮漕运畅通，以充实京师，到现在已经六十多年了。然而地势多有变化，天时并不恒常，尽到人力之后，还必须随时顺应形势，加以调节疏通，然后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长久造福。自从河水在阳武决口，冲垮张秋之后，朝廷已经命令大臣修筑堵塞，以恢复原来的河道。但其中仍有阻塞不畅的地方，当时负责此事的大臣，随所在之处分别加以防备，并不只有一处。河流经过东昌府堂邑县境内，有个地方叫土桥；它上游的闸叫梁家乡，沿河到这里十五里；下游的闸叫戴家湾，逆流到这里四十八里，再走三十里抵达临清县的上闸。漕船到了这里，从会通河出来下行漳水、御河，才七八里，就常常搁浅不能前进。每天船只聚集在土桥上下十几里之间，船夫呼喊推拉，用尽力气而声音嘶哑，眼看着目的地却到不了，负责漕运的人对此忧虑不已。当时山东按察佥事陈君善专门管理这一带的漕运，提议在这里建闸蓄水以帮助船只，多次向上申说却没有得到答复。恰逢都宪翁公巡抚山东，所到之处询问百姓疾苦，陈君于是把情况上报，翁公详细奏闻朝廷，天子准许了这件事，并把议案交给工部，仍命吏部按照通常制度设置官员。翁公获得批准后，亲自到达那里，筹划安排各项事务，使陈君专门负责此事。陈君计算役夫和费用，交给属官东昌府通判马聪等督促施工，就在所谓土桥的地方修建石砌新闸。闸的宽窄长短规制，以及疏通水道、祭祀河神的祠宇和办理事务的官署，全都依照通常标准。工程始建于成化癸巳年冬十一月初一，至第二年甲午年春三月完工。这样一来，分散的水流有所约束，往来的船只不再受阻，省去了每年疏浚的劳役和柴草费用，何止千百之数。不久，翁公入朝任地官少司徒，陈君也升任本司副使。赞美其功绩并蒙受其便利的人，长久如同一日。丁酉年，陈君写信来让我记述此事。我私下认为，水产生于天一，成就于地六，它最大的作用在于滋养庄稼以养活人民。水由天而生，已经滋润了正在抽穗的禾苗，使万物生长来供养百姓；水由地而成，又浮托已经结实的谷物，使粮食一批批成为国家的储备。顺应天地自然的规律，平缓水势以畅通水利，除了大君，谁能主持这件事呢？君主在上面主持，臣子在下面辅助完成，这就是古代开凿、疏浚水道的功业。后世河渠堤堰水闸的便利，也由此而兴起和设置。漕运制度虽然开始于《禹贡》，但在汉、唐、宋中叶尤其兴盛。然而所运输的，是江、淮、黄河和渭水，它们都凭借天地自然形成的水势。只有汴水是人工开凿的，最初的意图在于游观行舟，后世只是借它来漕运罢了。只有我国家并立两京，凭借西北的地势，却使用东南的财赋。中间齐南鲁北一带，水势横断，水脉阻隔，于是寻找旧河道，引汶水、泗水，沿着淮水、济水，汇合漳水、御河，通达到燕地。这样一来，财用更加丰足，地势形胜也更加壮大了。会通河虽然似乎有所因循，但古人只是开启了端绪，还没有充分显示它的功效。至于今日弘深广运的功业，则是在今天才完成的。它的大规划、大格局固然根本出于朝廷；至于因时顺势，调节设置而曲折疏通它的，则负责此事的大臣也不能说没有帮助。我谨因一座水闸的工程，推究它的根源如此，写成这篇记，用来给后人看。绍兴府新修水利记

译绍兴位于浙东下游，邻近各郡和所属各县的水，大多汇集到这里流入大海。有东西两条江。东江对百姓没有太大的利害，只有西江的水，会稽、山阴、诸暨、萧山四县的百姓确实依靠它获利，但其中也往往有水患。所以过去在这里做官、志在利民的人，如马氏修筑鉴湖、龟山修筑湘湖、赵彦倓修筑海塘，都是在这条江上施展力量，他们留下的遗迹还可以考察。虽然如此，土地会发生变迁，古今情况各不相同，本来就有过去如此而今天不如此的。君子办事，只看利益所在究竟怎样，又何必拘泥于旧迹呢？当时水流分散流入大海，利益在于蓄水，所以适宜像古人那样筑塘建堰，禁止百姓废湖造田。如今塘堰长期废弃以后，过去水面广阔、低湿泥泞的地方，无不田畴整齐、禾苗茂盛，全都变成肥沃土地，四县百姓仰赖它来维持生计，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还想拘泥旧迹而不知道变通，难道可以吗？这就是绍兴知府戴侯琥兴办水利不同于前人的地方吧！戴侯以著名御史身份来任知府，到任之初就询问百姓疾苦，知道百姓所患没有比修治水利更急迫的，于是亲自到各处查看，寻找利益所在和必然发生的危害，把实际情况完全掌握后，便选择日期在要害处募集役夫，修建石闸，共六座：在山阴县境内的五座，叫新灶、栢林，建有四个闸洞，用来排泄江南的水；叫夹蓬、匾陀，建有三个闸洞，用来排泄江北的水；叫新河，建有两个闸洞，用来排泄麻溪五湖的水。在萧山县境内的一座，叫龛山，建有两个闸洞，用来排泄湖湘的水。附近溪涧的水向下游流去，都汇集到小江；龛山设闸来分开小江的水势，而新河的闸又把小江各处的水合并起来，全部引向西方。它的建置、疏通、堵塞、开启和关闭，都有一定法则，确实必定有利而无害，必定可以长久使用而不毁坏。各种费用全都由官府支出，百姓不参与其中。唉，像戴侯这样的人，不就是所谓优秀的二千石官吗？郡中的元老，封为给事中的张蕴辉，带头为乡人倡议；恰好节推蒋君谊因事来到京师，便托他请求我写文章，使戴侯的功绩永远不泯。我私下认为，五行的功用以水土为大，土主管种植庄稼，而赖以生长的就是水。水存在于土中，潜藏就是泉，涌出就是源，流动就是河川，堵塞就是深潭；滋润向下的本性，本来无往而不是有利的。然而有时失去控制，就往往会造成灾害，所以水必须依靠土来约束。人们根据水的用途，保留不足的部分，排放多余的部分，使它恰好处在不偏不倚的中间，然后才能成就滋生万物的功效。它最大的作用在于滋养庄稼、养育民生。善于利用它，干燥的阳气就不能过于亢盛，湿润的阴气也不会过度泛滥，草木繁茂，百谷就能成熟。这就是古代贤明君主必定慎重制定沟洫、堤防、陂塘制度的原因，世上的良吏也必定推行疏通水道、蓄积水源的政务，确实是有道理的。绍兴是古代著名郡府，史册所记载的善于治理的官吏，历代都有，其中尤其以兴修水利者为贤。如今他们的遗迹有的还在，有的已经湮没，但百世以后，蒙受他们的水利之利并仰慕他们德行的人，始终如同一日。戴侯继承前人的事业而兴办这项工程，虽然不拘泥于过去的旧迹，但他利民的心意本来就是古人的心意。后世继任戴侯的人，人人保有戴侯的心意，施行戴侯的政务，再逐步推广，那么百姓所得的利益，难道会有穷尽吗？因此写下这篇记，赞美前任政务的美善，用来启发后来的继任者，使这项事业永无穷尽。瀛洲桥记

译水在天地之间，利益最大，性质却最为险恶；可以利用，却不能踩踏；可以涉渡，却不能越过。圣人承担裁成辅相的职责，设卦来占问是否适宜涉渡，又制造器具作为涉渡的工具。顺着水势而行，就造船、筏；逆着水势而渡，就建桥、梁。有了这些工具，地势的阻隔就可以克服；人的行动不会停止，地形的阻断也就不能阻止行动；人的行进不会断绝。由此，凡是上天覆盖、地面承载的地方，没有不能到达的。福建是东南深厚的土地，河流不流出它的境界，船只本来就在境内随着水流逆顺上下。至于陆地上的道路，是人们行走必经之处；水流横断、陆地阻隔，所以要截断水流而渡过，就一定要设置桥梁。建郡位于福建上游，建阳又位于建郡上游，是徽国文公讲学论道的地方。这里相当于鲁国阙里的地位，万世道统在此阐明，四方书籍在此汇聚。这个县虽然不大，但关系十分重大。何况它是江浙进入福建的咽喉，八闽人向北出发到京城朝见，没有不经过这里的。距离县治大约十里，旧有一座桥叫瀛洲，在考亭书院右侧。从前元定先生被贬到道州，文公先生曾经带领诸生在这里为他饯行，这大概是县中最优美的地方。士人经过这里，想到二位先生的高尚风操和大节，一定会徘徊叹咏，不忍离去，希望多少能有感发奋起的帮助，而不只是为了便利往来的行人，使他们不再苦于涉水而已。永乐丙申年，洪水泛滥，桥毁坏已经六十二年了。成化丁酉年，琼台人海澄静以乙未进士身份来任建阳县知县，慨然把兴复此桥当作自己的责任，开始与同僚熊杰等捐出俸禄，为百姓倡导。恰逢副职古曹李君明因事巡视县境，便专门委托典史赵铭负责经营此事；督办工程的是乡中老人陈婴、丘童陈志和僧人鹫峯。工程始于丁酉年春三月，完工于庚子年秋八月。桥下有七座石墩，桥上建有四十一间屋。唉！事物的成败虽然似乎有五行气数，但促成它成功的原因，未必不是人的智慧、见识和才能力量。当这座桥毁坏时，天干十个、地支十二个相配，到今天已经循环一周又过去了；期间治理这个县的，难道没有贤明的县令和佐官吗？按察这个县的，难道没有贤能的知府、副职以及明察的部使者吗？本地百姓中，难道也没有行侠仗义的人吗？然而最终要等到今天才重建，其中是有原因的。从前孟子讥讽子产只知施惠，却不知道如何治理政事。文公先生也引用苏长公的话，说子产只有惠及他人的小利，没有治理天下的长远谋划。唉！一座桥梁的兴废，本来似乎没有什么重大关系，但大贤君子往往由此考察一个人的作为和谋划，难道是没有根据的空话吗？海澄静刚开始任职时，放下读书作文的习惯而面对官吏百姓，就能有余力顾及修建徒杠舆梁之类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懂得治理根本的人了。虽然如此，古代徒杠舆梁的建成，一年就能完成；至于后世修建石桥，则要以世代计算，事情比古代更加困难。建成固然不容易，毁坏却也不难。文公先生记载上清桥，是希望后来的君子知道它建成不易，彼此共同谨慎看护并按时修缮。如今这座桥在文公的乡里，我为它写记，请就用文公这句话来告诫后来的君子。唐丞相张文献公开凿大庾岭碑阴记

译岭南自秦代进入中国版图，经过两汉、三国、南北朝直到唐代，共八百八十八年。丞相张文献公最初聚集山川的精粹之气，出生在曲江水边，当时是唐高宗咸亨四年癸酉。张公七岁就懂得写文章，十三岁以文章求见广州刺史王方庆，当时已经受到张燕公的赏识。三十五岁考中进士，授官校书郎。张公成长在武后时期，不愿出仕于女主，直到中宗复辟的第三年才出仕。玄宗即位初年，又参加策试道侔伊吕科，任左拾遗内供奉。开元四年奉诏开凿大庾岭道路，《唐书·地理志》说开路在开元十七年，这是不对的，应以张公序文所说的这一年为准。张燕公在开元十三年推荐张公可以充任顾问，第二年张燕公去世，玄宗想起他的话，召张公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知院事。恰逢要赐给渤海国诏书，命令没有人能写成，便召张公撰写，他奉诏立即完成，升任工部侍郎、知制诰，不久又升任中书侍郎。这一年又授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进而任中书令，与李林甫、裴耀卿一同为宰相。李林甫没有学术，见张公文雅，知道玄宗赏识他，内心嫉妒，最终被李林甫排挤而罢相。张公任宰相刚刚三年。不久因周子谅一事，被外放为荆州长史，六十八岁去世。张公的气节、文章、治理功绩和宰相事业，信实的史书和后世都共同知晓。自从张公出生以后，大庾岭以南，山川都显得灿然有光。岭南人士出生在这里，向北到中原做官，不被天下士大夫鄙视，是因为有张公的缘故。凡是生长在岭海之间以及到这里做官的人，经过张公出生的乡里，行走在张公开辟的道路上，却不知道因此产生敬仰爱慕之情，难道不是大丈夫吗？我出生在岭海最南边的边远地区，在张公去世六百八十年以后；刚懂得读书，就得到韶郡刻印的《千秋金鉴录》，一读便清楚地知道它是伪书。后来立即依据史书考察，史臣只写了张公的姓名而没有记载他的言论，我料想他的遗文一定还在。到偏远地区和下等县邑寻找，却没有所谓《曲江集》。二十七岁时才经过这里，上京师游学太学，在两京藏书家中遍寻，也没有找到。三十四岁考中进士，被选入中秘读书，看见《曲江集》列在馆阁藏书目录中；然而木天馆阁之内，书籍堆满栋梁，查找十分艰难。我估计向掌故官员求取，前后共积十六个寒暑，到成化己丑年才得到它，于是连同余襄公《武溪集》一起亲手抄录出来。这一年我遭逢母亲丧事。南归经过韶州，恰好乡友涂暲景旻任该郡副职，于是谈到了这件事，他便把书留在郡斋刻印。张公的遗文到这时才开始在人间流传。我私下看到文集中有张公所作《开大庾路序》，而苏诜为它作铭。我想张公这篇文章当时一定有碑刻，只是年代久远，碑石倾倒毁坏，文字磨灭。如今遗迹仍然如故，遗刻却不存在，难道不是典章上的大缺失吗？每逢士大夫到广南做官，若有力量可以办理此事，我总是请求他们砍伐石料、镌刻文章，以恢复当时的旧制。但答应下来而后来食言的人很多。今上即位第三年，岭北人袁君庆祥由秋官属官升任广东按察司佥事，奉诏提督雄州、韶州等府的兵备。他临行来向我告别，我又重申以前的话。袁君说：“一定答应。”第二年，他写信给我，说最近在英山得到一块碑石，已经磨治完毕，将请善于书写的人把张公的序文和苏氏的铭刻在碑阳，请我写几句话记在碑阴。唉！天地的大势由西北兴起而趋向东南，大庾岭分出衡岳的一支，向东横亘在江西、广东之间。自此以南，直到海岛，奇异的材料和珍贵的货物都从那里出产。战国以前那里从未与中国交通。秦代才开始迁徙中原百姓去戍守五岭，汉武帝才派遣将领分路攻下南粤，楼船将军杨仆从豫章出发沿浈水而下，想来就是这条道路。然而序文说，岭东的道路废弃以后，行人苦于山势极其险峻，只能沿着小路在数里长的密林上方、千丈层叠的悬崖下方行走。我猜想，大庾岭以东过去另有一条道路，张公入朝以后才开始建议，考察山谷的适宜之处，革除坂道险阻的弊病，从而开通了这条道路吧？这条道路开通以后，五岭以南的人才便出来了，财货流通了，朝廷的声教日益传到远方，偏远地区的风俗日益改变。张公的功劳在这里是很大的。后人沿着这条道路走过张公的遗迹，在古松树荫下歇息，在新亭下面眺望，读张公留下的文章，想见张公的风度，难道只像晋人登临岘山而思念羊叔子吗？万世以后，也会有人经过洛水而歌咏大禹，像古人那样。虽然张公的功劳本来就很大、很显著，但假使千年以后往来的人来到张公遗迹前，知道开凿道路的功劳确实出自张公，因而永远传诵、感戴，这也有赖于这块碑的重建。佥事袁君的功劳也不能不记载。袁君字德征，是赣州雩都人，他家距离这里一百多里，大概在岭北。袁君在太学时常常提出建议，对国家财政大有补益，因此名声远近皆知。如今他持宪节在岭南，声誉显赫，由此看来，他未来的升进实在不可限量。我虽然家在岭南，但距离这里将近二千余里。超过张公去世的年月六百八十年后，我才开始被当今皇上知遇，可是已经日薄西山，不能有所作为了。因此，想要追寻前人的美好足迹、振兴并传播他们的声名，只能寄希望于岭南、岭北后来出现的俊彦，对于佥宪袁君尤其殷切地寄托希望。我年幼时就有志向，愿意以古人为友，尤其重视乡里的文献。今年我七十二岁了，将要归葬故乡，平素的愿望终于实现，难道不是一生中非常快意的事情吗？我十分欣喜庆幸，勉强写下这些话，交给他刻在碑上。延祥寺浮图记

译延祥寺在南雄府治东二里，宋大中祥符年间由僧人祖善开始创建。寺中有一座佛塔，在佛殿右边，按层数计算共有九层，按尺计算共有若干尺。世代相传说它是异人所创，因为它随着阴晴变化有三种影子。佛教在中国流行以后，中国人崇奉它，无所不用其极：扩大寺院，庄严佛像，又堆积木石建造佛塔。中国有佛塔，大概从孙吴时期僧人康会在金陵创建佛塔开始。到晋室南迁，又加以修治装饰，天下仿效建造，于是下至偏远州郡小县，没有不建塔作为标志的。唉，它传来的时间已经很久了。佛教以寂灭为宗旨，本来没有所谓身体，又哪里有所谓寺院、佛像？既然没有所谓寺院、佛像，又哪里有所谓佛塔？既然没有所谓佛塔，又哪里会有影子？这些人都只知道奉行佛教的外在形式，却不知道它的内在含义。像这样的人，不仅是我们儒者所不谈论的，就是佛教中精通教义的人也不取法。或者我听说，西天竺人的佛教教法相传共有二十八代，到达磨才传到中国，又传五代到卢能便停止了。开始时，达磨从南天竺渡海到广州，再向北前往中国；最后，卢能从黄梅得道，回到南方，在广州剃度，最后居住在曹溪，此后便不再传承。这样看来，禅教的兴起和终结都在岭南，而南雄是岭南往来的必经道路，寺院正处在要冲，佛塔也建在这里。说它是异人所建，虽然未必完全可靠，但其中不能没有深意。意思是说，穿笏着袍的士人中，必定有人深知达磨之道，知道根本在内心，寄托于此；有和无的道理，他一定能够辨明。募捐重修的人是寺僧智广，主持此事的是千户谭某。工程始于景泰乙亥年八月，完工则在第二年某月。寺院前后修建而不涉及佛塔的情况，这里不记载。重修杭州石屋寺记 钱塘南高峰山脚下有一座寺院，名叫石屋寺，就是吴越王所建的大仁院。寺院距离西湖约三里，里面有一块岩石，岩石下面空旷如屋，幽深寂静，因此人们用“石屋”给寺院命名。凿石雕刻的阿罗汉像有五百多尊，其中泉石景色优美，奇异诡丽、形态万千，游西湖的人一定会在这里盘桓。这大概是杭州山地南部最优美的地方。年代久远以后寺院毁坏，不知多少年都成为草莽之地。成化改元时，有一名叫惠馨的比丘从京兆来到杭州游览，遍看旧日遗迹，慨然把恢复废寺作为心愿，在其中结草庵居住了很久。游人来到这里，都产生怜惜之情，相继捐助钱财，召集工匠、聚集材料，希望恢复旧貌。殿、阁、堂、廊庑、丈室，以及山门、桥、塔之类，全都依次建成，焕然一新。虽然没有完全达到往昔的壮丽，但一个远方来的僧人，没有凭借外力，不依靠权势，竟然一下子完成长期废弃的工程，也实在困难。丙申年，惠馨来到京师，通过通政何文璧公，请我写文章记述工程完工。只是道路不同便不能相互谋划，惠馨是佛教徒，有所著述，却不请他的同道而来托付给我们儒者，这也可以看出天理存在于人心之中，有些东西是不容磨灭的，哪里可以吝惜写一篇文章的劳苦呢？唉，佛教的道理，我无法真正了解。所谓因果、所谓缘业，即使是那些深通佛教的人也不取，何况我们儒者呢？然而依我看来，他们的门徒所不取的方面，其中仍有值得取法的地方。他们穿破旧的坏色衣服，吃别人丢弃的剩余食物，对上向诸佛求法，对下向施主求食；佛教所谓比丘，大概就是这样。佛祖创立教法并以此命名他的门徒，大概是想使他们的内心坚忍，不向外界羡慕追求，而专一于内心，以求达到所谓最高乘的境界。对于世间一切华丽声色、名利、美好艳丽的事物，他们都看作泥土，即使君主、父母、亲属也不顾，头目手足也不吝惜，何况外物呢？像这样然后才可说是得道，必定得道以后才可称为高僧。如今世人所谓的高僧，往往穿华丽衣服、使用精美器物，饮食精美，居住就用奢侈的屋宇，出行就有盛大的骑从，甚至争夺统摄僧众的职位，购买住持的文书，最终彼此诉讼、告发、指责，拿棍棒相向；至于触犯戒律、违背规约，更是他们日常惯常的行为。像这样，难道是佛教使他们如此吗？然而那些这样做的人，他们内心大概也明白，这些行为不足以使自己得道成佛，只是既然已经做了，天下人都这样，我也姑且这样做来向世俗炫耀罢了，于是用夸大的话为自己掩饰，用虚张声势相互威胁，用遁词来迁就敷衍。意思是，一座寺院若只施行某种有为的法门，都不过是小善而有遗漏的因缘；把佛祖看作可以一棒打倒的东西，把道法视作箭和木桩。唉！佛道果真是这样吗？我也无法知道。近来，比丘惠馨穿破衣、吃粗食，苦心竭力，积少成多，在这座寺院荒废百年之后重新兴建起来。所谓内心坚忍、专一用力，大概就是这样吧。他配得上“比丘”这个称呼，或许差不多了吧？这便是值得取法之处。何公不是谄媚佛教的人，却替他请求作记，所以我没有推辞，写下了这篇文章。如此一来，西湖之上佛寺的兴盛，在四方中居于首位，游方僧人又必然来此；把这篇文章刻在石上以示众人，其中一定会有读到我这番话而知道取舍的人，对佛教未必没有补益。难道只是记载寺院建成的年月而已吗？天妃宫碑

译上天所覆盖的是大地，大地的尽头是海，海的边际又连接着天空。大概气积聚起来成为天，凝结起来成为地；能够浮在地面上的，是水。水的源头在大地之中，流到大地之外，汇聚到极处，便成为海。海的广大边际与天相接，天作为形体极其广大；但海所发挥的作用却十分险要而难以测知。冥冥之中必定有神明主管它，然后人们才能依靠它获得便利、渡过险阻。中国四面临海，自三代圣王以来无不举行祭祀。在宋代以前，四海之神各自封为王爵，但所祭祀的只是海，并没有专主海事的神。宋宣和年间，朝廷派使者渡海前往高句骊，带着福建商人同行；途中正遇风浪变故，因商人的话，依靠神灵而免除了灾难。使者路允迪把这件事上报，于是朝廷才开始知道莆田湄洲屿的神在海上显现灵验。高宗南渡后，绍兴丙子年，才开始封为灵惠夫人。绍熙□□年，又加封妃号。元人用海运来充实国库，于是把天字配在妃号之前。我太祖高皇帝革除百神旧有的封号，只保留最初的封号。到了我太宗文皇帝建都幽燕，起初借海道运输粮饷，后来又制造巨舰，派使者与西南夷通好。于是永乐己丑年，皇帝下诏命中贵郑和在南京仪凤门修建宫观，奉祀这位神灵。太常少卿朱焯携带祝文，将神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京城旧有一座庙，在都城东南角、大通桥以西。景泰辛未年，住持道士丘然源援引南京的例子，请求升格为宫；但建筑规模仍沿袭旧制，并不符合“宫”的名称。成化庚子年，然源才募捐财物、召集工匠，扩建并彻底更新。建成后，磨治石碑，请云间天官副郎张天骏介绍我来撰写碑记。只有天最为广大，万物都不足以与它相配；能与它相配的，是大地。大地之所以成为大地，是具备山川的形态而形成。然而山有边界，人的脚力可以走到尽头。只有河流，液体融入大地，气息上通于天空，形体浮在大地之外，汇聚到天的边际而成为海。水流源源不断，聚积而不泛滥；火焰炽烈燃烧，烘热而不枯竭；广大浩渺的水域无论流向何处都彼此相通。因此海的广大与天相同，主管海洋的神以“天”来称颂它，又借用夫妻相配的名义来尊称它，实在是合宜的。如今海滨各地到处都有神祠，何况这里是京师，紧邻天宫。天下凡有人乘船渡海以求通行，想往北、东、南、西各方，直到大地所能到达的地方，并且还要越过车轮所能行、马蹄所能到的范围；凡是尚未到达的区域，他们启程往往都从这里开始。既然建了祭祀神灵的宫殿，却没有雄伟、高大、宽广的规模，怎么称得上宫呢？如今它已经名副其实了。人们夸赞它的壮观，神灵便安享其灵威；神灵安享其灵威，就更加显著地发挥感通、利涉、救济的功效，使怪风惊涛的危险等同于平坦之地，使国家的财用永远充足，使皇帝的教化扩展到无边之处。凡是天所覆盖的大地，神灵的威力无不遍及。国家为它制定祝文、封号和祭祀等级的典礼，也将永远无穷无尽。我生长在海的南方，完全知道海的广大，以及它排除险难、成就功业的迅疾。既然已经写好文章交给张君，就把它刻在石上，并附诗于后。大明的声威教化兼及华夏与夷狄；车马无法通行的地方，靠舟船来沟通。一叶扁舟飘荡在万仞巨浪之间，云雨翻腾，巨风在转瞬之间决定人的生死，最终归于昏暗迷蒙。谁能拯救渡过？是神灵的功劳，神念一到，灵威便随之降临。收住狂风，平息巨浪，摄服蛟龙；神光闪烁，从半空降临。惊涛骇浪，顿时与平地无异。徽章和美好的封号，彰显皇帝的褒封。巍峨的庙宇，坐落在都城东面；天下祭祀的典礼，从这座宫开始。千年万代与天相配，和苍穹同高；国运也与它一样，没有终结。茅山复古堂记

译茅山崇禧万寿宫古代有一所别院，名叫威仪院，是唐代道门威仪邓炼师创建的。宋代秦丞相桧的家宅邻近此处，曾重新修建；他的夫人和儿子熺所施舍的绣像，至今还保存着，后人因此称它为桧堂。年代久远，房屋毁坏。国朝永乐初年，正一道士汤希文奉其师王懒云之命，大加修葺。适逢中书舍人临川人吴均经过这里，对他说：“这座堂建于唐代，至今何止七八百年，可以说很古老了。久废之后重新兴起，难道不是复古吗？应该命名为复古堂，请重新书写匾额。”天顺丁丑年，希文退居后，继承其教法的是华阳洞灵官汤与庆。汤临终时反复叮嘱，要他守护这座堂。成化丙戌年，因没有防备而失火，终于化为灰烬。与庆深感有负师父遗言，既惶恐又忧惧，拿出全部资财、节省费用，召集工匠、筹聚钱财，第二年春三月便按照旧址重新建造。刚开始动土时，从地下得到一枚钱，上面铸着“万寿复古”四字。众人传看，惊叹赞美，认为堂宇所以能够复古、匾额所以能够重新更换，确实都是前定的，并非偶然。这一年冬十二月已经结束，工程完成了。又过了九年，即成化丙申年。与庆担心日子久了，后来继承的人无法知道这座堂的来历，于是来到京师，请同乡进士徐君传达请求，求我写文记载年月。我问他说：“堂以‘复古’命名，所谓复古，难道只是恢复旧有的规制吗？还是也想恢复道术呢？如果只恢复规制，人人都能说，向他的门徒征求意见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向我们儒者征文呢？”从这座堂来说，由今时回看唐代，说它古老是可以的；但若从华阳洞灵官的角度来说，由威仪炼师回看三茅君，那么唐代还不算古。即便如此，三茅君之所以成就道术、阐明教法，也一定有所本始。那个本始，难道不是更加古老的吗？我请推究道家学说的起源，来告诉住在山中的道士，使他们知道古道所在，由此前往并加以恢复，怎么样？”与庆说：“是这样。道家学说始于老聃氏，老聃氏的言论完备地保存在所谓《道德经》中。道家有《道德经》，就像儒家有《鲁论》一样。学习道术的人，反而只专心于祈祷的事务，孜孜不倦地追求所谓度人延生之说，却把五千言所说的道德宗旨完全置之不问；这就像想进入大海的人不渡过江河，却在沟渠中游泳，想要到达目的地，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道源自上天，具备于阴阳；凡是有形体、有气息的事物，无不具有这种道。老聃氏出现后，便根据自己的见闻把它阐明，形成一家之言。尊奉他教法的人，便私自认为道是自己所有，说：“这是道的教法。”道作为教法，虽然以老氏为宗主，但道之所以成为道，本来并不专在老氏，也不止于老氏。向上推究、拓展并广大它，自然还有更深的根源。即便如此，道无所不在，而人要由此进入道境，却一定有一条途径。所谓途径，就是这五千言。学习者必须由此而行，才能进入道。后来居住在这座堂中的人，应当尊崇威仪师，师法三茅君；由三茅君追溯到老聃氏，再通达黄帝氏，直到洪荒开劫之初、太一包含三元的开始，必须如此，才可以称为复古。莆田柯氏重修祠堂记 莆田柯氏世代居住在该县东南安乐里柯山脚下，村中居民都是柯姓。柯氏的先祖在宋代盛时建了几间房屋，作为族人总会的地方，命名为都厅。又在厅的东面修建祠堂，祭祀最初迁居此地、获赠承事郎的柯昱，以及他的儿子海丰县令柯新和处士柯辉。到现在大概已有几百年了。环绕祠堂居住的子孙，约有几百家。世代久远，支派分开，平时和节日的祭祀虽然各自在自己的寝室举行，但凡报答根本、追念始祖的祭祀，都一定聚集在这里。历经宋、元直到国朝初年，祠堂屡次修建又屡次毁坏。到了承事公第十一世孙德平，才慨然拆除旧堂，重新建造。木料、石料和工匠费用全由自己承担，族人没有参与。正统己巳年冬十月开始，到第二年夏五月完工。规制、位置和设置都完全依照旧制。建成后举行洁净仪式并祭祀。从此每年的祭祀都有常规，族人全部前来，按礼排列，秩序严整而恭敬，和悦而融洽，恍惚如同亲眼看见祖先来临并享用祭品，人人都兴起尊祖敬宗、和睦宗族的心。人们不因居住不同而疏远，感情也不因服丧期满而改变。数千上百人，都明白自己出自同一世代、同一祖先。〔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唉，这实在美善啊！德平公去世已经若干年了，还没有人为他作记。如今他的孙子、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学士孟时，叙述祠堂建成的年月，请我写下这篇记。过去圣人作《易》，在《萃》和《涣》两卦中都系有“假有庙”的话，大概是要聚集人心、收拢离散，使人都推究同一本源的归宿。没有什么比宗庙祭祀更重要，所以古代盛世，从天子到官员、士人，都可以建立祠庙来祭祀祖先。天子聚合天下人的心，诸侯聚合一国人的心，大夫以下则聚合一家一族人的心。自从封建制度废除，世代享受俸禄、族人聚居不再有固定制度，私家祠庙的制度始终不能确定。宋代儒者开始削减宗庙制度，改设影堂；后来又认为祭祀画像不合礼，于是改为祠堂，但祭祀只限于四代，世人本来已经很少实行。何况能够追溯自己的来历，一直追溯到最初迁居此地的祖先，像柯氏这座祠堂一样呢？世代相隔久远以后，族属分散得很多，感情和服制都已消尽，彼此偶然相逢，不过泛泛交往，茫然如同路人，离散而无法约束。忽然有一天，大家凝聚心志，联络亲族，按世代确定尊卑，按年龄排列长幼，一同逆流追溯源头，沿着枝条返回根本，这是谁使他们这样做的呢？这对于世间教化的功劳实在很大，并不只是一家一族的事情。有的人说：古代宗庙的数目，士一座，大夫三座；宋人开始祭祀四代，拘泥古制的人尚且认为超过礼制，何况还向上追溯呢？唉！古代一家只接受田地百亩，今天经营获利、积累产业的人，甚至达到古代的十倍、百倍，世人都安然接受；偏偏对于追本溯源、排列昭穆的举动，却独自认为不合古制。古人所谓“宁可舍弃小的违古，而采取大的违古”，难道不是迷惑吗？我因学士君的请求，勉强写下这些话，给他的后人看，也用来解除有些人的疑惑。稽古轩记

译天地有开端，人民有开端，天下一切事物也无不有开端。从我出生以前，向上追溯天地、人民、事物开端的源头，都可以称为古。如今所谓古，不过是过去时代的今天，并不是事物本身有古今之别，只是时序不同罢了。过去文公先生作《小学》一书，用来教导万世，先讲立教，接着讲明伦理、敬重自身，最后归结到考察古事。大概是遍览传记，连接见闻，记载古人的嘉言善行，用来充实前面所说的道理。人到八岁进入小学，就用这些内容教导他，是为了端正他的志向，扩大他的见闻，向他展示法则。海南节度使周远士毅，自幼聪敏异常，刚进入小学时，跟随老师学习文公这部书，便慨然奋发，知道自己所应向往的方向。稍长以后承袭祖职，担任佥卫事务，公务闲暇便亲近儒生，购买搜求书籍，收藏在轩窗之间，时常邀请师友来讲读。给他的轩题名“稽古”，大概是取文公立教的意思。因为我与乡中前辈及他的祖父广平公早有交情，两家世代有通家之好，所以他请求我写文作记。我认为“稽古”这个说法，最早见于《虞书》的《尧典》；舜亲自接受尧的禅让，不过才隔了两代。虞廷的史官叙述尧的事迹，立即用“稽古”来称说。由此看来，所谓古，并不一定要经历很久的时代；即使父子相继、只隔两代，也都可以称为古。然而，古代的事情难道容易考察吗？过去秦延君解释《尧典》中的“粤若稽古”，几乎写了三万字；从尧到舜一代尚且如此，何况生在千年之后，想考察千百年以前的事情，时代遥远，典籍浩繁，若想一一穷尽，若不穷尽昼夜、竭尽心思和耳目的力量，一刻也不能稍有懈怠，怎么容易做到呢？所以古人有切近自身、反躬思考的说法。士毅出身武职，享受世代俸禄，以武官为职业；武事所联结的，是武将所统率的，是武卒。近处思考、切身实践的内容，尤其在武事方面。我希望士毅在公务之余，涉猎讨论时，远则遍览传记，近则联系见闻，寻求古人的嘉言善行，在心中推究并亲自实行，永不厌倦。古人的嘉言有这样的话：“把身家性命交给君主做臣子，便不能有二心。享用别人给的俸禄，就应当为别人承担死亡的责任。自己不想要的，不要施加给别人。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人少加责备。” “临到事情便心存敬畏，善于谋划而使事情成功。重视谋略而轻视交战，必能使自己处于不可战胜的地位，等待敌人出现可以战胜的时机。不要依仗敌人不来，而要依仗自己已有办法等待他。不要依仗敌人不进攻，而要依仗自己有不可攻破的防备。”古人的善行有：讲说礼乐、厚重诗书；与士卒同甘共苦；以周全的谋略取得胜利；先谋划而后作战；先考虑国家的急难而后顾及个人仇怨；在军旅中高雅吟歌、投壶，虽身处军队仍不忘俎豆礼仪；行为洒脱简易，宽容小过而总揽大纲。选择古人的言语行为，拿来作为今天自身的实践，即使是圣贤所说的切实求问、近身思考之学，也不在这些之外。难道只是一个武将的事情吗？士毅，你应当努力啊！不要徒然羡慕名声，而一定要成就实际。若真能这样，我知道广平公在九泉之下，也会知道他的孙子能够考察古道、讨论古事并亲自实行；又听到我这些话来勉励他，在地下有灵，大概会灿然微笑、拍掌高兴吧！于是作此记。竹坡记 竹这种东西，《易》中取它来象征事物，《尚书》中把它列为贡物，《诗经》中传布咏竹之歌，《礼》《乐》中又具备以竹制成的仪仗、器物、声音制度；各种植物中，没有比竹更完整地见载于经典的了。因此，大雅君子寄托志趣于物的人，常常从竹子这里得到启发。安成吴先生掌教南雍时，斋舍旁有一堆土，像山坡一样；坡上有十几竿竹子，散布的竹阴覆盖着轩前台阶。先生从彝伦堂退回后，学生们拿着经书前来请教、辩难，每天来到斋舍下，在竹阴中休息，等待先生教诲。当天气晴朗、清风徐来、绿阴满庭时，先生便在这里铺席，横放经书在面前；学生像雁行一样依次站立，进前询问疑难。读《易》的，以苍筤发问；读《尚书》的，以筱、荡、箘、簵发问；读《诗经》的，询问菁菁、籊籊的含义；读《礼》的，询问箭、筠、笏、本、管、钥、箫、簧之类。先生一一回答，详尽说明，学生们都充实而满足，各自有所收获，然后作揖退下。先生对侍者说：“刚才他们的提问，大概也启发了我的心思吧？我一生对于万物几乎没有什么爱好，唯独喜爱竹子，而且不只是竹子的形态使我喜欢，实在是它的义理也使我心悦。《六经》是义理的源头，而竹子的用途又都具备于其中。我之所以取法于竹，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刚才的提问，不只是启发了我的心思，大概还与我的心有所契合吧？”学生把这些话记了下来。于是用“竹坡”两个字题写在斋舍居室的门楣上，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号。第二天，学生们听说后赞叹道：“先生是六经的宗师，是天下学者用来取正的人。他依据六经来取法竹子，一洗晋、唐以来文人墨客的鄙陋，这难道与一般人爱竹不同吗？”从此，大家都相继称先生为“竹坡先生”。不久，朝廷因纂修事务召先生到史馆任职，我有幸列在执笔者的末位。先生偶尔把这些话告诉我，并且说：“竹子到处都有，南雍我是不能再去了。孩子们知道我喜欢竹子，于是在家宅壶丘之东建造斋舍，筑起土坡，种植修长的竹子，和南雍的一样，等待我退休归来。希望你替我记下这件事。”我不敢以文辞不足推辞，于是依次记述先生与弟子们的问答，作成《竹坡记》，使天下后世知道依据六经取法竹子，是从先生开始的。栢庭记

译增城有一位隐士，姓廖，在庭院里种满柏树，每天在树间吟诵。客人来了，他就说：“你暂且离开，不要扰乱我的吟咏思绪。”他从容自在，以此快乐而忘忧，也像崔丞相对待松树那样。有人来到京师，把这件事告诉我，请我评判二人的高下。我说：“廖君更高明。”客人问：“为什么？”我说：“廖君是隐士，不任职做事，只求自得其乐，这样就合宜了。那个人享受君主俸禄，辅助长官治理百姓，却反而把整天的精力都用来吟咏，任意放纵，不问事情，把政务当成自己的谋划，这样固然得意了，百姓又怎么办呢？所以廖君更高明。”客人拜谢说：“先生的话很正确，敢请先生说几句，记述所谓‘栢庭’，可以吗？”我说：“古人所谓‘记’，是用来记载建筑设置的规制，记录年月的始末。如今廖君只是在庭院台阶之间种了几株柏树，并没有规制可以记载，也没有年月可以记录，哪里需要作记呢？你的意思不过是想说明他的志趣操守所在而已。廖君啊，你莫非是想磨砺自己坚贞的节操，守住岁寒时不改的操守吗？如果是这样，就可以说已经有所收获了。百花艳丽，众木繁茂，并不是不可喜爱；人人都争相追逐，唯独你不取，若说你没有所得，怎么可能呢？” 那么，他究竟得到了什么呢？《礼记》不是说过吗：“礼存在于人的身上，就像松柏有内在的本质。”他的志向大概就在这里吧？《论语》不是说过吗：“到了岁寒，才知道松柏最后凋零。”他的操守大概就在这里吧？请把这些话用来作记，怎么样？”客人说：“别人有心，我能够揣度出来，说的就是先生您；请把它写下来。”于是我依次记述我同客人的谈话，作成《栢庭记》。廖君名某，所谓客人，是他的外甥、太学生顾华。爱竹居记 古人把竹子用于实际事务，到后世才开始把竹子作为玩赏之物。黄帝命伶伦从嶰谷取竹制作律吕，虞廷的韶乐以及笙、箫也都用到了竹子。到了周代，竹子的用途就齐全了，有时用来制作简册，有时制作笏，有时制作笾，无不是把它作为器用。汉、魏以来仍然如此；晋代开始崇尚风流，不重实际功用，于是有了竹林之游，但还没有听说有人真正喜爱竹子。真正爱竹，是从王子猷开始的；从此以后，文人雅士受到影响，竞相效法，有人取竹为号，有人用竹来比拟品德；有人仰慕它的虚心，有人崇尚它的气节，喜爱竹子的人便越来越多。庐陵刘君隐居不做官，别无爱好，天性极爱竹子，在住所四周间隔种了几百竿竹，把他的里命名为金竹。到了他的孙子章，仍不忘祖先的爱好，于是亲自把居室题名为“爱竹”，大概是因为祖先亲手留下的痕迹还在，并不像晋人那样只是爱竹。过去苏长公说过：“醉翁游乐的地方，草木都值得敬重。”仰慕那个人的人，对于他曾经活动的地方，连一草一木都尚且敬重，何况作为他的后代，对于祖先亲手种植的竹子呢？章爱竹是很合宜的。苏公敬重草木，是因为尊敬他的老师；章爱竹，是因为思念他的祖先。对于老师便敬重，对于祖先便爱护。爱是仁，敬是义。那么章所爱这些竹子，难道也是出于天理和人伦中不可遏止的本性吗？章的叔父郡博先生掌教我郡，现来到京师，命我作记，所以我没有推辞，写下这些话。牧庵记 旰江俞大有，字振明，自幼专心研究《易》学，采用汉代京氏的纳甲法，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判断人的吉凶悔吝，以及应当顺从还是违背、趋近还是回避。对人子便依孝道来说，对人臣便依忠道来说，正如严君平所说的那样。他于是从六十四卦中取谦卦，从三百八十四爻中选谦卦初六爻，得到孔子《象传》《系辞》中“牧”字的意义来约束自己，把自己的斋居题名为“牧庵”，并以此自称。振明年幼时就有施展抱负、为世所用的志向，后来事情多不如意，只得到蔡驸马都尉家教授子弟的职位。我曾请振明教我的小儿昆，不幸小儿夭折，振明因此跟随我交游。闲暇时他请求我作庵记，说：“按《尔雅》，郊外称为牧；《周官》有牧人，《小雅》有《考牧》，都是放牧牲畜的意思。虞舜时有十二牧，汉代有十三牧，都是治理一方的人。诗经所谓‘自牧归荑’，以及《易》所谓‘卑以自牧’，说的就是‘牧养自己’吧？把牧养牲畜的方法扩大来牧养人，把牧养人的方法收束来牧养自己。”振明的意思，大概是有志于成为谦卦初六所说的君子，谦逊而又谦逊，希望以此保有善终的吉祥吧？确实如此。不过，振明天性柔和，性情谨慎厚重，处在下位而安于贫困，不担心他不能谦卑。他本来就一再谦卑，善终的吉祥可以保有，我哪里还需要多说呢？但我又听说，“牧”的意义有三种：守护、养育、鞭策。守护，是要它不向外逃逸；养育，是要它内在常存；鞭策，是要它不落在后面。孟子说：“寻求牧人和草料，是为了养育它吧？”卜式说：“坏的便立即除去，不要让它败坏群体，是为了守护它吧？”庄子说：“看见它落在后面就鞭打它，是为了鞭策它吧？”振明遵守《周易》的教训，以三家所说的话为依据，把道德仁义作为牧场，把前人的言论行为作为草料，把礼法作为防止越界的栅栏，把敬畏和戒慎作为鞭策。这样做，大概就完全具备自我牧养的道理了吧？唉！用牧养牲畜的方法来牧养自己，既驯服又成熟，然后推而广之用来牧养人，再用来治理万物。以自身为本来仁爱百姓，仁爱百姓而爱护万物，这就是圣人的道。谨以这些话记述牧庵，振明应当牢记在心，永不厌弃。野花亭记

译《礼记》说：天地温和的气息，在东南方最为旺盛。五岭地处中国南部，而我郡又位于五岭最南端的边远之地。上天明亮的阳光贯通四时，大地清秀灵美的气息广泛聚集于各种生物。因此生长在这里的东西，形态奇瑰，色彩鲜艳，滋味甘美，气息芬芳，既独特又丰富。凡是其他郡所有的，这里大多也有；而这里所有的，又有其他郡没有的。我从很小的时候粗略懂得读书，便有意研究物理之学，对花卉也旁及一些。凡是名字见于典籍文字的，我都逐一到人家的园圃去寻找，大多有许多是书中没有记载的。不久又在典籍文字以外发现许多没有名称的花木，我想或许只是各地名称不同，别处可能也有。后来游历郊野、山泽，见到的更加多，其中有非常奇特秀美的，向当地人询问，有的有名称，有的没有名称，而且不止一个种类。我又想，或许只是我的游历还不够广，怎么知道其他地方没有同类呢？长大后渡海北行，经过高、雷一带，到达羊城；从那里溯浈溪而上，越过庾岭，沿章江而下，渡过大江，经过吴、楚、齐、鲁、宋、卫等地，到达燕京。所到之处遇到博雅而好事的士大夫，常常向他们询问，所见不过与这里的几类相同。其中有些在典籍文字中记载过的，我也有未曾认识的；有的地方认为是这种花，另一个地方却认为不是，始终无法确定。于是我叹息说：花卉生长在中州，可以说是幸运的；然而人们尚且有不能完全认识的，何况不幸生长在偏远境外的地方呢？它们不被人知晓，并不值得奇怪。即使有奇瑰的形态、华美的色泽、芬芳的气息，也没有机会在世上显露，只能独自生长、独自凋落在荒山野泽之间，和蓬蒿、榛荆为伍，这是多么不幸啊！假如有一天它们真的遇到机会，被带到北方，与其他地方所有的花卉相比较，本来未必都不如它们，其中或许还有超过它们的，也未可知。然而那些生长在适宜之地、遇到适宜之人的花木，才能被种在庭院台阶前，培植在盆盎之中，用肥沃土壤滋养，用清洁水液灌溉；担心它柔弱，便用竹子扶持；害怕它干燥，便用蓬草遮蔽；担心它被外物伤害碰触，又用栏杆围护。早晨看，晚上顾念，希望它长成开放。等到适时开放，便设置酒食、邀请客人来观赏，分题作诗来歌咏；歌咏还不足，有时又画图描绘它。不幸被风雨摧残毁坏，大家便一起为它哀叹悲悼，久久不能停止。像这样的花木，难道每一种都足以感动人吗？不是，只是因为得到了合适的处所。欧阳子说过：“一切事物的幸运与不幸，只看它所处的环境罢了。”我和这些花生长在偏远之地，亲眼见到它们的很多都是其他地方没有的。它们的形态、色泽和香气，全都出自天然，从未借助丝毫人工，却已经如此美好。假如它们能够进入人家的园林、轩堂和台阶之旁，接受园丁培育，得到士大夫赏识，大概将会与名花争奇斗艳，未必完全不如它们。只是它们所处的地方不合适，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每次看见它们都怜惜，想把它们移入家中园圃，按照类别给它们命名；名称不雅的便替它改掉。这个志愿已经有很久了。己丑年，听闻先母去世，便从禁林回家；第二年到家，又过一年才服丧期满。于是同乡爱好花木的人商量，遍到山野、草泽之间，遇到草木花卉，只要能够悦目、供鼻闻，就全部移植到我的学士庄中。前后得到几百种，于是在其中建造一座亭子，作为赏玩之所，命名为“野花亭”。我的意思是等它们培植成活以后，给每种标上名称并绘成图，每种各作一首诗，使生长在我乡土上的草木，即使不幸没有得到中州士大夫的赏识，也能被我乡里的人知晓，或许还可以由此传播到四方。可惜新移来的花木刚换土培植，气脉尚未接续，后来几乎全都枯萎了。我又因任职期限所迫，便北上离去，最终没有能够实现原来的志愿，只能再次感叹这些花卉的不幸。不过，我的头发已经斑白，不久将上表请求退休；圣明的天子如果怜悯我年老，赐我闲暇，我还应当完成平生的志愿，谁知道它们最终不能转为幸运呢？退朝回来无事，坐在愿丰轩中，正值春雨初停，草木争相萌发，忽然触动了我思念家园的情怀，便随手写下这些话寄回去，让子敦刻在庄中，用作亭记，来表明我的志愿，给乡里人看。不过，这篇记难道只是为野花而作的吗？《丘文庄公集》卷之五 《丘文庄公集》卷之六 琼山丘浚，字仲深，号深甫，著；《新安王贽》，字献甫，校阅。关中焦映，字汉雯，号涛选，校定；其子世爵，字绍庵。瀛海贾棠，字青南，编次；其子际熙，字庶咸，校订。记（二） 记（二） 南海亭冈黄氏祠堂记 阙下林氏孝友祠堂记 忠爱堂记 永思堂记 重恩堂记 存耕堂记 经训堂记 甘节堂记 春和堂记 锺秀堂记 思补堂记 冲和堂记 葑溪草堂记 东郭别墅记 半山亭记 松轩记 梅轩记 林轩记 博雅轩记 清风楼记 长乐居记 云轩记 留耕亭记 进学斋记 雪筠记 南溪小隐记 蒙溪清隐记 可继堂记 南海亭冈黄氏祠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