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溪大全集卷二十四

译书信 答赵司直季仁第一封信 我八月初三日到达这里，立即见到寺丞颇为我写下帖子挽留，让我在学宫讲说；士人新任余尉的也极力赞成。第二天，陈宰代理教官，又以学中众人的名义前来请求，情势上不能推辞，于是留下来。因而感慨想到，江西禅学一派的苗脉已经大为扩张，在这里山峡之间尤其兴盛。他们把人心指作道心，让人整天默坐，把想象形气的虚灵知觉当作根本，却不再做道问学的一段工夫，以求明白理气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列举其大纲大旨，写成四篇讲义：第一篇叫《道学体统》，第二篇叫《师友渊源》，第三篇叫《用功节目》，第四篇叫《读书次序》。我明确地为他们剖析，作为后学一定的准则，希望可以端正人心、平息邪说、抵御诐行。讲义写成后，请使车初八日到学宫。不料寺丞又遇到私忌，并且要祭社，一拖延到十三日才开讲；置酒百席，和诸官、诸生都融洽相处，大概是看重这件事，想让诸生留心。不料忽然遇到补试没有举行，使诸生四散，又白白空坐了二十天。本月十一日才再次集合开讲。大体说来，如今世上的士人习气沉迷于科举业这一套陈旧东西，完全不知道圣门中有广大的坛场和境界；这里尤其鄙陋，没有一个人置有晦翁的《大学》解，间或有一本，也只是多年前未定稿的本子。像喻、顾二人，资质纯美，却陷在江西的窠臼里；我也竭力为他们剖析，但他们受这种弊病影响已经很深，立意已经坚定，无法转回。有一两个后生令人欣喜，却因为平日同他们往来，受到陶冶熏染，我正日夜为他们解释，也未必能使他们真的改变听闻、改变想法。除此以外还有一两个后生，志向没有混杂，完全可以同他们交谈，我很乐意听他们接受。其他人都在学习科举业，诸生早晚又被拘留下来听讲；他们多半在背后互相说，认为讲得明白，都是平生耳中从未听过的，还要等他们逐渐积累、通晓之后，再看结果如何。给赵司直季仁的第二封信 我在这里，不知不觉已经两个月了。这段时间，我因而得以知道象山之学的实际情状和来历。此前写给寅仲的信中，已经详细说过了。大体全是禅学。象先本来就是从光老那里得到这种学说的。如今杨氏门下大多引接僧道等人往来，认为有觉悟的人很多。这里九峰寺的僧人觉惠，詹、喻、顾三人都因为认为他得道，便同他结为朋友。詹氏悟道时，曾说其他证印法门的传授历来就是这样。既然如此，这一家的学问分明就是佛门的宗派。像晓然、张无垢之类的人，哪里还有空闲再谈我们的儒道统？哪里还有空闲去争论尧舜孔孟的传承？即使把它说得精微玄妙，也不过是越接近义理，越大大扰乱真理；看起来很相似，实际上却完全不同。可是若不是格物达到物格、致知达到知至，义理明白、意义精微的人，就不足以识破这一点。平时那几个人在乡里之间洋洋自得，以道理自我抬高，后进无知，多受熏染，陷入圈套。全郡又没有一个人能看破，都把他们看成头等人物。胡伯量到这里讲说，也没有看破。我来之后，就各自针对他们本人所处的情形，逐一为他们明白剖析；有后生染习他们的学说而来见我，我又极力详细分别其中的道路。开讲以后，我又不时同大小诸生说明其中是非、邪正的根源和来历，现在已经自己明白清楚，再也无法掩饰真实情状。当地人这才知道它们显然是两条不同道路。后进中也有些人醒悟到象山学的问题，愿意学习周程之学，喜欢来向我请教，虽然只有几个人。那些传法的妙门使人陷溺太深，他们把祖师的印证看得像性命一样，不能割舍、不能回头。然而他们内心深处的病根和证据，已经被抓取出来，暴露在众人面前，无法再掩盖。虽然还没有形成风行响应的效果，但这样端正人心、排斥邪说、抵御诐行、遏止后来的流弊，已经冲破了它的防线，为后来无穷的新进者开辟道路，其补益并不浅。给赵司直季仁的第三封信 载伯谈到分别的事，又说次道和节夫已经请求写信，准备前往四明；这个人可以说太狂妄了，听说后我深感叹惜。前些日子我们相聚了很长时间，凡有议论，他多半听不进去，只把守槎溪的话自以为满足，又完全没有来向我叩问，因此也没有机会同他深入谈论。如今竟流转到要采取这种行动，实在是因为他在圣贤门中原来还没有得到一点滋味，所以认为这些事缓慢而不紧要。大概没有可以叩问的内容，是因为觉得相聚时只是泛泛地一起饮食，忽聚忽散，也不能办成什么事。必须带一两本切要的书去，不必以讲道为谦逊；应当提出两三段道义，同众人讲习，明白剖析。这样每次聚会都会对后生有所益处；有些人没有机会发问、不知道方向，也都可以得到补益。他的馆舍在什么地方？现在想写一封信及时劝止他，却来不及封缄，希望您替我封好转达。载伯又说，袁侍郎想著书尊崇他的老师，这怎么能勉强著书？又怎么能勉强尊崇他的学说？大体全是禅家的宗旨，没有一个字同孔孟相合。假如把他推尊到极点，也不过是在《传灯录》上再添一位罢了。若说圣人去世五百年后得到了圣传的人是象山，那么越发显出其魍魉般肆无忌惮的严重程度，将成为后世的一大笑话。前些日子寅仲信中说，口头上什么都说得出，笔下什么都写得出，我恐怕也只是没有看破他，所以才这样说。孟子所谓“知言”的境界，如果不是格物物格、致知知至、义理明白精微的人，不能轻易达到。即使一开始看不破他，本来也没有什么害处；我只怕被他引到那条路上去，那就危害很大。然而同他周旋交往、相处融洽，又怎么能保证自己绝不会被他引走呢？这也是诸位贤者应当深深自我警戒的地方。给赵司直季仁的第四封信 去年冬天在棘寺聚会，情意厚重、礼遇优厚，哪里能不铭记佩服？春初分别南归，而您的台旌又荣耀地奉命出任桂阳藩屏之职，从此相距日远。闰月一收到杨卿的信，说到您入朝辞行时所上的奏札，一篇是绝交和好，一篇是褒奖忠义，确实是极为公正的议论，我私下深深敬仰。四月初忽然传来邸报，又听说您因遭弹劾而被罢免桂阳之任，我感到惊怪诧异，不知您已经交接官印多久了，还是仍在路上尚未到任？掌握任免官员权柄的人，轻率地授予，又轻率地夺去，为什么这样像儿戏一样！由此可见世道衰败，仁人君子难以施展志向，动不动就同时势相违。只要在我自身方面，内省没有愧疚，即使遭受百种厄难，又有什么损伤？况且冷居高卧，旁观他们的儿戏；闲暇时温习旧学，把它作为将来大有施展的基础，也自有无穷的益处，正是一种乐事。想来凭您的高远情趣和长远见识，一定不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给严守郑寺丞的第一封信

译我恭敬地承蒙您来信谈到讲说之事，这正是与人为善的美意；以我浅陋的见识，也不能按道义坚决推辞。我私下认为，启发后进，起初并不在于讲说得多。假如把一本书从头到尾全部讲说，听的人便不再用心思考，不能得到进益，反而会助长懒惰之心。不如只明确指出其中切要的道路脉络，使有志者依此自行探求，这样反而有日新不止的功效。我现在想把学问的大要处写成四篇讲义，已经拟定题目：第一篇《道学体统》，第二篇《师友渊源》，第三篇《用工节目》，第四篇《读书次序》，以答应您的美意。如果果真承蒙允许，我退下后便修治文辞；中午请派一名书吏来抄写讲义册子，第二天请使车到学宫召集诸生讲一次，这样我下午便可以登舟赶上同行，也许途中可以有所依靠。若错过这个时间，之后独自回去，路上势单力孤，极为不便，恳请您体察。给郑寺丞的第二封信 前些日子拜别后，过蒙您赐赠路费，到了水边，又承蒙您寄来教诲的书信，拳拳眷顾、情意不止，我怎能不感动呢？十一日经过寿昌航头，郑生听说我来，已经在道路旁等候，询问他平日学问的来历。他说平日只是在婺女吕氏家塾中，从王深源学习，却喜欢阅读周、程、朱、吕的著作，从未同象山发生交涉，只是偶尔谈到郡中诸人学问的是非罢了。等到得到我的书信，大为警醒省悟，特意留我一天半、两个夜晚，同我亲切交谈；他曾经下过工夫，很有可以叩问之处。他年仅二十六岁，趋向十分端正，而且谈到那些人的弊病，说他们平时以道学自我尊崇，却没有一个人看得破；被长者揭破真实情状后，便一钱不值，声望价格顿时下降，所以魂消魄散，不再来亲近我们。这些话也很不容易见识到这样的程度。大体说来，这一类学问不只是偷取禅家一两点内容，而是完全采用禅家的宗旨，原本从佛照那里传来。它教人只整天静坐来求本心，却把形体的灵明之处错认作天理的妙处，说这个东西光辉灿烂，所有善都是我本来具有的，全都只是这一个东西，只是名称不同；静坐求得它，便算悟道，便安然实行下去，不再做格物的一段工夫来穷究义理，恐怕辨说越多反而越混乱、越迷惑。这正是告子“生之谓性”、佛氏“作用是性”、“蠢动含灵皆有佛性”的说法，是把舜所说的“人心”当成了“道心”，而不是道心。这就是把气说成理，把人心说成道心，混杂而没有分别。既然源头和根本已经错误，那么对于圣贤经书中的言语，也只是随意拿来作文章。他们多半牵强附会以迎合自己的意思，不考察圣贤的本旨和确实意义，实际上同孔孟背道而驰，分明是我们的道统之贼。他们即使有时做一些细密的工夫，同儒家反省自身的地方相近，但也十分疏略简率；对于儒家的渊源和趣味，实际上完全不同，不过是山林间一个苦行僧道的气象罢了。至于圣门中切实于己、存养省察、精微严密的宗旨，他们哪里能够知道？何况含糊不明、不能明辨义理的弊病，流弊必然会发展到把人欲错认为天理，例如急于杀害母亲还把它当作忠，忘记君主而侍奉仇敌还把它当作义，把学者引向纲常沦丧、法度败坏的境地却不自知，竟然还喧嚣着要凭此同孔孟千年不传的道统争衡，也可以说是无知到了极点。无奈近来两浙之间这种学说颇为兴盛，又因为有显贵之人倡导，后进看不破，喜欢走捷径，便随之风靡，有见识的人对此实在深深忧虑。这次幸而凭借您的威望，发扬您的德声，极力为他们剖析是非，界限已经清楚明白。虽然那几个人陷溺太深，已经无法改变，但学中大小诸生以及当地在外有志向的人，多有受到感动警醒的，已经知道邪正两条道路分开的原因，懂得圣贤实学，不再迷失方向；这在其中已经足以端正人心、排斥邪说、抵御诐行。又接触到张应霆、朱右、李登、郑闻四人，他们专心笃志，把义理作为归宿；四人中郑闻和张应霆又已经认清道路，没有差错，有希望造就成道、成德，而且还可以借此把圣学的种子播种在一方土地上，这尤其不是小事。这虽然只是劳费口舌、费力讲说，但我并不因此后悔。答黄先之 我八月初经过严陵，没想到被史君和当地人挽留；从人情和道理来说，也有不能严辞拒绝而离去的地方，于是便把《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中大纲节目和难以理解的地方都讲了一遍。喻文者过去虽然曾经造访师门，后来却转向象山之学。象山学完全采用禅家的宗旨，本来从佛照那里传来，教人只整天静坐以求本心；但他们所谓的本心，却错把形体的灵明当作天理的妙处，说这个东西光辉灿烂，所有善都是我本来具有的，全都只是这一个东西，只是名称不同；静坐求得它便算悟道，便安然实行下去，不再做格物的工夫来穷究义理，恐怕辨说越多反而越混乱、越迷惑。这正是告子“生之谓性”、佛氏“作用是性”、“蠢动含灵皆有佛性”的说法，是把舜所说的“人心”当成了“道心”，而不是所谓的道心。也就是把气指作理，把人心指作道心，混杂在一起而没有分别。既然源头和根本已经错误，那么对于圣贤经书中的言语，也只是随意拿来作文章。他们往往牵强附会来迎合自己的意思，不探究圣贤原本的宗旨和确切意义，实际上同孔孟背道而驰，分明是我们的道统之贼。近来张无垢一派，杨慈湖是陆门中最得意的弟子，专门佩服《孔丛子》“心之精神是谓圣”这一句，写了已经改易四千多字的文章，只发挥这一层意思，却没有一句说到这里。詹郎中也号称是陆门高足；赵复斋过去虽然同师门往来，后来也转而学习这一派。如今都城的士大夫多沉溺于这种学说，都是因为觉得它简易直接、快捷便利；他们没有看破其中的问题，误陷进去而自己还不知道。本地因为有人传播这种苗脉，有志之士多受到熏染。年长的有顾平甫，年少的有邵生甲、王生震；他们既然落入这个圈套，意趣和议论完全不同，再没有一个字能够相互契合，而且又偏执地自以为是，已经没有办法救正、转移了。我在学中所共同讲习的，只是登记在册的大小学生员，每天聚集讲说，总要为他们详细剖析；听的人无不惊叹羡慕其明白，都认为是平生从未听过的，其中有很多受到感动、得到警醒启发的人。本地人到这时才明白知道，邪正两条道路为什么会分开。把讲义传到下属各县去，也有很多因此受到鼓舞而奋起的人。其中也接触到三五个人，能够专心笃志，以理义为归宿，没有杂念，这就值得期待了。虽然还没有风行响应的成效，但对于在本地端正人心、破除邪说、拒绝偏邪行为所起的补益，也并不浅薄。答潘谦之

译我忝居同门末席，过去曾私下拜读您的问目，长久以来一直希望同您切磋琢磨；只是南北相隔，如同参商二星，无法会合。面对高山，仰望高尚的德行，我每天都勤勉地向往追慕。昨天忽然承蒙您先寄来华美的书信，打开品味，仿佛当面聆听您的教诲。只是想到先师文公已经远去，遇到重大的疑难，无法向他请教订正；黄寺丞近来又去世，失去了这位良友。心传的源流本末，还能同谁讲明呢？大道处在当今世间，令人凛然忧虑。这正是我们这些同道应当用力的地方，应当彼此勉励，每日孜孜不倦，作死战的打算，不能容许自己在半途松懈。然而我曾私下认为，圣贤的学问，不过是明白我心我身所应有的道理罢了。所谓道理，又不能悠闲泛泛地对待，处于若有若无、半明半暗的状态。必须看得亲切真实、确切无疑：见到善，真如喜欢美色；见到恶，真如厌恶恶臭。这样才会在切身处真正得力，在自己身上有实际受用。等到凡是遇到事情，直如镆鎁宝剑接触物体，一碰便分成两片，再没有骑墙观望、犹豫不决的样子。必须如此，然后才能做到分明洒脱。我常常深以自己还不能达到这一境界为忧，正要依赖您的高明和鞭策教导。贤者以为如何？答徐居甫 您说居家被世俗事务缠绕，这并不是我们这些求学者应当忧虑的事。日常生活中的万般事务，没有一件不是天理所当然、也是人道所不容忽视的；否则，我在这些事务之间只须顺应而办理，奉行天命，履行自己的职责罢了。究竟什么是应当优先办理的事务，什么又是世俗事务呢？一旦把它称作世俗，便把道理和事务分割开来，容易产生厌弃之心，自己却不知道已经堕入清寂空虚的境地了。所以，把流俗本身视为忧患可以；把通达人事视为世俗，却不可以。您的高见以为如何？答蔡廷杰 陈生来访，忽然承蒙您赐教，笔墨哪里表达得尽我的惶恐？凭令郎那样的资质，质朴而茂实，性情又开通，再加上在家庭中每天亲近父亲，接受严明正大的教训，哪里还用担心他没有造诣于道、成就德行的希望？只是后辈晚学者，正处在开始进学、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也不能马上要求他一定懂得其中滋味、一定践履落实；应当循循善诱，使他奔驰进入这条道路，这样便不会迷失自己的方向。凡是应当先听闻的，最重要的是嘉言善行，必须逐步逐一讲给他听，使他明白。凡是应当先阅读的，最重要的是那些书，也必须逐部逐一让他讲习研究。要使他的耳目所听所见常常是这些事情，心志和思虑常常处在这条道路上；不要过于急迫，也不要过于松弛而遗忘。至于日积月累，渐渐磨炼、涵泳的时间久了，有一天自然会在不知不觉中忽然有所警醒省悟。到了这时，他内心的喜悦才会产生真正的趣味；不只是喜欢，而且会爱它、嗜好它。这样就不必等人鞭策督促，他自己会不断前进，快快地不能停止。这就是所谓从容温柔地诱导，使他自己去求取；使他充分满足、沉浸其中，使他自己趋向它的方法。答蔡廷杰二 您说廷训多半把心思用在科举功名上，这并不值得奇怪。当今君王的法度把科举看作崇尚之事。生在今天这个时代，不能完全脱离世俗、远走高飞，怎么能舍弃科举呢？这本来就是人家子弟日常所应学习的事。只是从圣贤学问来看，这一类技巧功夫虚浮而没有根基，确实是有毛病的；不过，圣贤正大之意和圣贤学问，实际上并不妨碍写作科举文章。因为理义明白，文字议论就会更加有精神，光彩灿然，从肺腑中流出，切合人情，符合事理，成为天下最好的文章，而不是一般人的情思所能达到的。因此求学者也不必因此而厌恶、排斥科举文章；在平时闲暇时，应当懂得根本与枝末、轻重缓急，安排好课程罢了。像那些志向卓越、意志坚定的人，只依照程子所说每月用十天学习科举，自然不会感到不足。有些人做不到这一点，每天只分一半工夫，也可以互不妨碍。只要迟之以日、积之以月、累之以年，等到真正获得学习的趣味，就一定会自然知道主次宾主，并勇往直前而不可阻挡。北溪大全集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北溪大全集卷二十五 宋　陈淳　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