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轩集卷十八

译《南轩集》卷十九，宋张栻撰写的书 寄给刘共甫枢密 我有幸平安住在湘水之滨，不敢荒废学业，没有什么值得您挂念的。我自知不敏，只是私下守着朴实的学问；只是世道衰败、道统衰微，邪说一齐兴起，肯相信这种学问的人很少。唯独枢密您发出慨然求道的志向，降低身份来采纳我一点浅见，时间久了反而更加念念不忘。每当想到不能对您有万分之一的帮助，退下来便感到惭愧惶恐。您的来信说自己报答君主的心意有增无已，而过去的作为内心还不满足，正要充分努力于古道；我听到这些，既高兴又不能入睡。唉！靖康之变，是古往今来从未有过的，金人盘踞中原已经四十多年了。三纲不明，九法尽废，如今是什么时候啊？士大夫安逸地处在江左，却安然无知，不知道这正是大变乱。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不讲求学问。如今枢密您身为天子的大臣，却立志于此道，那么我的喜悦该是怎样呢？虽然如此，学问难以明白已经很久了，毫厘的差错便会造成千里之谬；它的作用极其广大，却发端于视、听、饮食、呼吸之间。认识到它的端绪，便可以求得大体；明白了它的本体，便可以充实它的妙用。希望枢密您努力。又 程先生的《易》已经收到，枢密您录写的本传来得很远，实在是求学者的厚幸。所谓《易》究竟是什么呢？圣人的话说：‘乾坤排列成形，而《易》便建立在其中。’这难道只是说眼前这几卷书吗？其中必定另有所谓的道理，而这几卷书正是用来阐述其内蕴的。言语有穷尽，而内蕴无穷，所以学习的人一定要在言语和意义之外认识《易》，然后才可以读《易》。前些时候文定公的《春秋》一书，这里有邵阳本，字稍小；我所校勘的是旧日严州本，谨此一并送还。《春秋》是就具体事物来说明天理、穷究义理的关键，极其精密。读这部书，取其大义数十条作为定论，再详细体味其中抑扬、褒贬、轻重的适宜，就可以用来权衡万般变化了。又 湘地百姓盼望枢密您到来，不亚于婴儿盼望慈父，使人赞叹、感慨、敬仰。然而我的愚见，斗胆在事情发生以前献上一番意见，便冒昧陈述。我的观察是，近世再次到旧任所镇守的人，声望往往比从前降低；有人说是上下相互玩忽熟习的缘故，我认为不是这样，大概是因为自身产生了轻忽之心。先前已经得到声誉，等到再次来到，就会说这里容易治理；这种心念一萌生，恭敬与放纵便分开了，美恶不同也就理所当然。何况枢密您这次到来，地位更加尊贵，声名更加显重，那么下层百姓将有不敢尽情表达的，隔绝壅塞的忧患，这也不能不考虑。《易》说：‘德言盛，礼言恭。’这句话是说德贵在盛大，礼贵在恭敬。伏望枢密您心存警惕，越发敬慎地办理政事，谦虚自处，不辜负自己的名位，降低言辞和脸色，唯恐做得不够，使普通男女的心情都能得到通达，使士大夫心中所怀也都能吐露出来。至于规劝、指责，都能在面前听到，而没有所谓不敢说的事情，那么善政就会日新月异而没有厌倦。这岂只是一路百姓的幸运，实在会使经略治理的功业更加光大，国家将依赖于此，天下也将因此获福。古人刚到边境、刚到郊外时，就观察人们听到消息后的言辞和脸色，然后据此议论；因为人心的归附或背离，首先就在这个时候显现，所以我敢在您尚未到达境内以前陈述这些话，侧耳承听您的声誉，以安慰众人的期望。又 我在这里任职，也已经十个月了，牢记着诚心求取民情的训诫，体味着‘哀矜而不要喜悦’的话，恐惧警惕、勤勉努力；幸而没有得罪这里的百姓，又幸而正好遇到丰年，盗贼被屏除平息，人情颇为安定。只是我不敢只为眼前打算，仍在考察、整治，希望多少建立一点长久的计划。如今最急迫的，是各州贫困匮乏，没有办法支撑；一路的财赋本来可以均匀调济，怎奈计台堵塞财利呢？秋季中间我曾有所请求，希望与宪司、漕司共同究察一路财赋的底细，融通均匀拨付；幸蒙赐准后，详细推求，已经颇见头绪。若这项意见最终确定，希望各州官吏有俸禄，军兵有粮食，百姓的负担也因此稍微宽缓。邕州、宜州各边境虽然幸而全都安静，但野心怎么能够保证没有呢？只应充实我们的防御，使之形成隐然的威势，以挫折敌人的萌芽；选拔训练亲兵，编立队伍，明确训练内容，教他们亲爱和睦，用忠义激励他们。至于旗帜、军鼓、器械，也都全部更新；收集强壮之士，不敢吝惜费用。如今增加的已经接近三百人，大多是选自江淮的健壮士卒，看来也没有什么差距。邕州、宜州的将兵也已经在选练考核了，只是忧虑难以得到好的将官，只能在不足中选取较长者。对各部蛮人一概以信义相待，像买马一事，已经革除旧日弊端。几十件事情中，危害最大的是盐银，常常在轻重上亏短；他们难道看不明白我们所得的不过一点，而所损失的却像丘山一样多吗？帅司先从出剩银的利益中得到好处，于是下面的官吏全都跟着刻削、减少并侵吞。现在先停止出剩银，正名以作表率，再用严法核查，一定要使轻重全都依照实数，不得稍有欺罔。招马官先把这个意思带出边塞，告谕各蛮部。过去马匹要到二月底才有来者，而罗殿又四年没有来交易，正是因为官吏侵夺谋利的缘故。如今才到仲冬前几日，邕州已经上报罗殿将一千七百匹马送到边塞附近了，更加知道忠信是可以实行的，而我们自身确实应当检点。我一向承受您的教诲和爱护，写信时总要说到这些；自念孤身在边远之地，接受上级差遣，一天也不敢不尽一天的心力，其他事情不是我所能计算的，只恐怕见识浅短、力量微薄，有所不能胜任；而且所管辖的地方辽阔遥远，防备忧患不止一端，每每怀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念头。愿您不忘慈爱教诲，时时赐下训旨，这是我最大的幸运和愿望。又 我承乏镇守远方藩镇，至今没有很快获罪，实在都是您的庇护施及的缘故。近来郑宪已经离任，赵漕去世，两台都空缺，官员不能兼任，事务已经荒废。过去两台在各州多次兴起狱讼，事情纷繁拖延很久，大家一味观望，不敢参与决断；囚犯困于牢狱，病死在道路上，实在令人怜悯。如今得以裁决遣送、释放，已经颇有次序。又因为过去议论财赋之事，正是由于意见不同的人不肯商量，计司的虚实始终不知道底细。如今得以毫无遗漏地考察，才知道意见不同的人先前确实有聚敛余财、坐视各州困苦到极点而安然不加怜恤的行为，实在令人叹息。这两天我仔细安排处理，作为长久的定计，已经颇有条理，早晚直接奏报朝廷。其余赦条中应当释放却没有释放、按道理不应收取却妄自收取的，也都依次施行并减免了。我自知愚昧刚直，只要一天在职，就不敢不尽心办理。除此之外自身的利害，不是我有空顾及的。又

译我冒昧禀告您：以前任光州、现被编管在此的滕瑞，是滕枢的族人，近年来从山东归来。他只是粗朴勇敢、熟悉军事，原本可以在军中任用；但虞丞相用得过分，给了他郡守的符印，这难道是他的才具所能胜任的吗？他之所以导致今天的颠覆，实在是虞丞相使他如此。然而东北流离之人很值得怜悯，他的家属还留在江上，在这里极其不安。现在我派兵校前往接取，希望您慈爱地下达命令，安排一条客船渡送他们前来，使他们骨肉团聚，给他们谋生；这恩赐实在很大。这个人虽然愚钝，将来也可以准备颜面，承受您的任用。伏望您明察。又 我近来因到一处岩穴，在空中得到一块石刻，记载昭陵盛德的一件事，可以补充史书的遗漏，已经移置到府治。关于此事，恭敬地用一轴文书呈上。这是祖宗家法，伏望您慈爱地反复阅读。这里山岩的胜景，确实是其他地方所未见的；环绕城郭的奇观，正如柳柳州所说，拔地而起、峭拔坚硬，树林罗列于四野，可以略见大概。然而我这个拙劣的守臣只偶尔游历，不愿多次出游，有时独自凭楼观览罢了。又 我冒昧提出一点愚见，仰望能够补益海岳般的宏业。此前领受您的来信，其中说：‘自从来到江上，没有见到人才。’我私下认为，当今人才确实难以完备地得到。然而舍弃短处而取其长处，按照才能任用，恐怕所到之处也不会没有人才，何况是交通便利的大都会和大府呢？甘苦、燥湿、寒冷，只要是良医都能选择使用；树木横倒或直立，只要是大匠都能安排施用。伏望您扩大选取人才的方法，斟酌《采葑》所说取长舍短的意义，希望一点善行、一寸长处，都能归入选拔任用之中。又想到枢密您具有高明杰出的资质，别人有所长处，本来就不容易进到您面前。倘若不是您虚心自谦，不忽视隐藏的人才，以恳切厚实的态度招致他们，那么不仅有实际才能的人不能充分被察知，即使怀有高明见解的人，他们又哪里肯主动求用呢？我的一点浅见，是认为天下的事情一定要众人合力共同完成，才可以成功。伏望枢密您是天下所寄予希望的人，所以我这个异乡之人祈望得格外迫切，不知不觉冒犯了分寸。面对这封信，惶恐至极。

译寄给周子充尚书 您来信说，有人认为人的忧患在于不知道道理，知道了就没有不能实行的。这句话确实还不完整，因为认识有精粗，实行有浅深。然而认识通常在先，本来就有知道了却不能实行的；却没有不知道而能够实行的。《论语》所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就是知道却不能实行。又说‘知道它不如喜爱它，喜爱它不如以它为乐’，这就是说如果不知道，就无从喜爱和以它为乐。且拿孝敬父母一件事来说，从粗浅的方面知道冬天使父母温暖、夏天使父母凉爽，晚上安排父母安寝、早晨省问安好，就应当实行温清定省。实行了，又知道其中还有更进一步的道理，便再依从而实行。认识越进步，实行越有施展；实行越有力量，认识也越有进步，直到圣人达到人伦的极致。它的等级本来相距很远，曲折也很多，但也一定要从这里循序渐进，才能到达。大概致知与力行，这两种功夫是相互发明的。我平常与朋友讲论，愚见是希望他们根据自己所知道的去实行，实行之后再思考，希望实践的真实能够使思虑更加开明。不这样做而贪慕高远，便什么也不能得到，究竟有什么用呢？但是，到了所谓认识达到极点的地步，实行自然不能停止。不过必须使致知、力行的功夫达到极致，然后才能到达这一境界，颜子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所说的“想停止却不能停止”，是因为认识已经达到极致，自己也不能停止下来。若求学者凭空想象、主观臆测，或者只知一知半解便自以为知道，并说既然知道就没有不能实行的，这不过是妄说罢了。曾晢所说“咏归”的话，也可以说是见到了道体；可是孟子还因为他的行为不能掩盖其本性而把他视为狂人，何况比这更差的呢？不知您以为如何？问到这里与我交往的人，我近来已经退缩自守，哪里敢收徒弟？只是从前的几个士人，时常来请教，我也不过向他们讲说“行远自迩、登高自卑”的道理罢了。所谓后辈借用先儒的言论来成就自己的私意，确实正如您所担忧的。胡文定大概曾经谈论过这件事，不过近来这种忧虑更加严重了，所以才使人感到求学困难。并不是不愿意把正确的道理告诉人，只是担心他们偷听到一言半句，反而会贻害事情。总之，这就像玉和石容易辨别一样，只看实际行为，难道还能用虚张声势来掩饰吗？文定所论说得很详尽，都在他的文集中，您曾见过吗？义 您再次谈到近世学者追逐名声、忘却实际的弊病，这正是我内心所忧虑的。不过，因为学者追逐名声、忘却实际，便说求学不必讲求，就很像因为噎住过便废弃吃饭。后世以盗儒为害的事情很多，难道因为盗儒很多，便说儒学不可实行吗？熙宁以来，人才比从前突然衰落，正是因为王介甫造成了破坏。介甫的学说，是以虚无为宗旨而损害实际功用的学说，伊洛诸位君子大概正是想极力挽救这种弊病。所谓圣人教诲人有先后，学者增进德行有次第，这话确实正确。然而所谓先后次第，必须讲明白。譬如要到远方，难道能不知道道路从哪里走吗？否则就只是摸黑行走罢了。至于所谓不可以把圣贤作为自己的目标，则不是我所听闻的道理。大致说来，学者应当以圣贤为准则，而所取得的进步则应当循着次序前进，也像到远方去的人逐渐到达一样。若志向不先立定，就是自己放弃自己，还能有什么进步呢？我想说的话，必须当面全部谈尽。又 您垂示子澄所疑惑的事情，并且说：“禅学起初不知道它的得失，不愿随众人一起诋毁它；伊川没有窥见它的深奥，也不敢用言语称道它。”这足以看出君子所存的忠信。只是依我的愚见，所谓不知道它的得失，就应当穷究它的得失究竟怎样；所谓没有窥见它的深奥，就应当穷究它的深奥究竟怎样。通过讲论、询问、辨析，深思熟虑，务必使它的是非、浅深在胸中都明白清楚；这才是求得知识的要领、进入德行的途径，哪里可以含糊闪避而已呢？我常常私下敬仰叹服您的见识，所以心中所想也不敢再隐藏，希望得到您的教诲，这正是我的愿望。答湖守薛士龙寺正 听闻您的高尚情谊已经很久了，近年又听吕伯防、陈君举说得尤其详细，每每想着什么时候能见到您，以慰藉这份心意。在省中时也见到您辞免审察的文书，我私下对诸公说，招致贤能之人的办法恐怕不应当这样。后来我也出关了，还想着如果取道义兴，或许可以见您一面，却因为事情错过，只能往来萦绕于心罢了。如今承蒙您亲笔来信，辞气温厚，仿佛亲见您的面容，又重重加深了旧日的交情，尤其使我感慨。近日正值岁末，雨寒交加，恭敬地想您抚恤百姓、得到神明辅佐，台候万福。我从前充数朝列，虽然略知应当竭尽己力，却因诚意不够，始终没有能够仰报明主的知遇；承蒙宽厚恩典保全，得以返回故乡旧居，只知道深深自我反省、勉励自己，其他没有什么值得您挂念的。听说去年冬天您曾奉使命前往淮上，想来事情的实际情况都已彻底呈报到皇帝面前。所谓“荒田被包占而荒芜，治理因没有谋划而造成祸害”这两句话，确实切中要害。您到吴兴任职已经很久了，施行圣贤之道、爱护百姓的志向，是否也可以稍稍施展呢？我每每想到时事竟到如此地步，实在是因为士大夫很少能够致力于求学。天理难以存守，气习中的偏颇又难以纠正。譬如射箭，箭在这里相差一根毫毛，射到那里就会差出一尺一寻。我自知不聪敏，惶恐不安，早晚不敢有片刻闲暇，希望得到良友相互切磋，或许还能接近万分之一的成效。我想见您的愿望，确实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回信询问之初，也不愿只说寒暄的话；惟愿您穷究事理，戒慎自己内心刚刚萌生的念头，遇事防止私意增添，充实丰厚自己的德业，以慰藉士人的期望。我捧着信纸，恭敬而诚恳地等待您的教诲。又 谈到学校的事情，这正是治理政事首先应当做的。湖学由安定先生开始创办，当时造就人才，也可以说盛极一时。听说您想招陈君举到学校来，这当然是好事。但如果想借程文诱导他读书，意义就不正确了。如今有一种士人，把先觉者的言语当作耳朵听来、嘴上背诵的东西，用来作为求取功名的资本，于是越来越浅薄，这是极其有害的事。若是说在程文之外，阐明义与利的区别，加以教导涵养，使他们逐渐知道应当趋向什么，这才是好的。又 我前年经过霅上时，曾前往拜谒安定先生的墓。墓地荆棘丛生，几乎无法通行，墙垣也已坍塌，不知被什么人侵占，形势很令人忧虑。我认为应当专门责成教官掌管，让一家人守护它，整顿墓地的界域，不要使它受到侵犯。当时没有机会告诉您，如今想来，贤使君到任之后已经留意此事了，所以只是顺便提及。答潘端叔 大致说来，阅读经书必须心平气和，在其中从容涵泳。若心意稍微用力过度，也会自己失去正确的道理。最关键的地方，在于保持敬意。若专一用功，积累得多了，自然就有力量去体察。只在言语上苦苦思索，并不是正确的方法。侍奉父母的心，应该最亲切、最恳切。古人说要振起敬意、振起孝心，更须深入体会并努力实行。答潘叔度

译您所说的读书，读得平易时就简略放过，稍加思考又好像在做时文，这样反省自己当然是对的。但所谓贵在平易，是说要心平气和，从容涵泳、玩味其中的旨意，绝不是简略放过。至于家庭中的事情，若在自己看来有阻碍，其中曲折变化很多，正是修养功夫最为切实深入的地方，大要只是反过来从自身寻求原因罢了。与颜主簿 我私下看到您谈论程氏、王氏的学说，似乎有把二者兼收并蓄、混为一谈的意思，这实在不是我敢听闻的。求学的人只应审察其中的是非。王氏的学说，都出于私意的穿凿；他高谈性命，也不过是偷偷取用佛、老学说中相近的部分罢了。偷偷取用佛、老的相似之处，再用私意的穿凿来补足，所以他的学说泛滥流传，腐蚀败坏士人的心志，扰乱国家政事。求学的人应当讲论、辨明它，却不屑于它，这才可以。如今它与二程先生所学的差别，不只是云泥之异、黑白之分，却想把二者相比并说成相同，不是很奇怪吗？希望您深切明白义与利的分别，反过来从内心求取答案，自然会有不必等我愚言辨析的地方，请您深入考察。答吴晦叔 您垂示关于太极的学说，我妄自认为，太极就是显示性之妙的道理。性不能不发动，太极正是用来说明动静的内蕴。所谓“极”，是枢纽、极则的意思；圣人在《易》中特意称作“太极”二字，大概就是向人显示其根本所在，这个意义已经很明显了。若只说性而不说太极，就只会在未发之处体认它，看不见它的功用；说太极，那么性的妙处就全都显现出来了。体和用同出一源，显明与幽微之间没有间隔，这大概就是太极的内蕴吧？所谓“太极是天地之性”，语意也还不圆满。不如说，天地也是形而下者，根本都出于太极。又说“只是因为有太极，所以生生不穷”。生生不穷，固然是太极之道；但所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不如说“有太极便有两仪，生生而不穷”。若说到这种情形称为性，说到那种情形称为太极，似乎也不必这样说。又说“只有天地和人具备这个根本”，也有毛病。人若具备仁，太极便成立；天地的广大、万物的繁多，也都在我的分内。诗中说：“我怀有光明的德行，不靠声势和脸色来显露。”光明之德固然就是心的德性，但不能只到这里便停止，还必须使它显明。所谓“自明”，就是自己使它明白；再默默体会，当会发现其中的意味。又 近来玩味“已发、未发”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觉得十分显明。周子所谓“诚、通、诚、复”的说法，极有道理。伯逄来信，也谈到“善不足以称名”的说法；我所答复的信，您见过吗？大致说来，当时《知言》中这样说，是想描写“人生而静以上”的事情，却似乎有毛病。所以程子说：“天命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更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凡是人们谈性，只是谈“继之者善”罢了【这还是天下一般谈性的说法】。这句话最为完备，因为性的源头，只有“善”可以用来命名。晦叔以为如何？这几天读《龟山集》，才知道前辈所达到的境界，像龟山这一类人，是不容易轻易议论的。又 我也曾思考伊川所取的“仁右道左”之说。以“仁”字对“道”字而言，仁是道周流运用的地方。右属阳，是功用运行的地方；左属阴，是本体存藏的地方。仁，就是天下的正理。这句话是说，仁就是天下的正理。把天下的正理落实到人身上，便称为仁。若有一丝一毫的偏差，便失去了这个道理，就是不仁了。所谓道，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可以离开的，就不是道。道无处不在。文集中所谓“道外无物，物外无道”，正是说到父子关系，就有应当亲爱的父子之道；说到君臣关系，就有应当尊敬的君臣之道。怎么能够离开呢？人之所以不能体认道，是因为人的私欲把它遮蔽了。人虽被私欲遮蔽，不能与道合一，然而道实际上从未离开。明道与韩持国讨论克己的一段话，反复说明这个意思，非常详细，应该深切玩味。承蒙您来信询问，我依鄙意说来，不是短短一纸信能够说尽的。这样说不知是否正确？还望您指教。又 前些日子收到您寄来的、答复元晦的信，能够详细读到，十分幸运。所谓“认识在先”，固然是不可改变的论断；但同一个“知”字，用法有不同，大概有轻重之别。比如说“知道有这件事”，用得较轻，像“匹夫匹妇都可以知道”这一类就是这样。若说“知道根本道理”，用得较重，像“知至至之”的“知”就是这样。对于还没有认识大体的人，暂且应当根据自己所能认识的去实行，这样就会有逐渐进步的地方。功夫若达到一定程度，认识就达到极致了；应当达到的认识到此完成，应当完成的事情则还会有无穷的功夫可以施行。您信中所说，譬如行路必须先认识路头，这确实正确。然而要认识路头，必须亲自到路口寻找才行；若只是端坐室内，凭空想象，踮起脚说“我已经认识它了”，没有这样的道理。元晦所论的“知”字，是说达到极致的认识。总之，若不亲身实行、实际践履，就没有办法达到。但所谓亲身实行、实际践履，首先必须随着所见到的端绪确实去做；称作“知总在先”，这样说是可以的。事务繁忙，答复得很不尽意，还望您全部察看。又 关于“在中”的说法，我的意见正是如此，希望您在这方面涵养体察。兀晦关于太极的论说，太极固然就是性，但情也由此产生。说“性情之妙”，似乎也不妨像《知言》那样纯粹。至于“天地之心”，这个“心”字含有精神的意思。看它下文说：“道义完备，无过也无不及，固然是指性，然而心的本体也具备在其中。”伊川说心只有一个，但有时指本体说，有时指作用说，又把喜怒哀乐未发称作寂然不动。希望您对此再深入思考。关于太极，我想这样措辞：“《易》就是生生不息的妙理，太极就是使万物生生不息的根本。”又说：“《易》中有太极，因此体用同出一源，就可以看见了。”不知这样如何？我以前答复元晦关于《中庸》的说法，后来看到您所指出的疑问，往往有相同之处，现在抄录给他。另有一张区分《中庸章句》的纸，想寄给您，偶然寻找却没有找到。大略从我信中答复的内容也可以看出来。明道先生担任条例司属官，是在介甫刚任参政的时候，正想从中调节、改变他的做法。后来见他固执不通，成为天下之害，所以在台中竭力论说他；这都不过是合乎中节罢了。介甫与别人虽然在这些事情上很不相同，毕竟还称许他的忠信；由此可见，当时想调节、改变他的人，也确实无不竭尽诚意。又

译反复讨论道，就是正面说明它的消长；往来循环本来就是道。程子所谓“圣人从未有复，所以从未显见他的心”，大概是说有往就有复。以天地来说，阳气产生，就是所谓“复”，当然不能把这个直接指作天地之心；然而在它复生的时候，可以看见天地之心，因为使它复生的原因就是天地之心。落实到人身上，有过失就有复归，能够复归是贤者的事情；在复归的时候，也可以看见他的心。至于圣人，生来就知道，德性纯全，不需要复归，那么又从哪里看见他的心呢？我的臆见不知是否正确。又 近来季随寄来《勿齐》的匾字以及几首诗，我回信说，既然匾额已经设置，希望能够顾念它的名称而思考其中的意义，只有每天勤勉不懈才行，也借此作为时时警戒自己的机会。再玩味您所作的诗，语意固然很好；但像“溃窗涵月，春回木放花”这样的句子，只说到了克己之后的意味，而在“勿”字上下的功夫却少了力量。看颜子请求孔子说明克己的具体条目，以及孔子所告诉他的内容，正是在说明克己的条目。颜子请求实行这件事，乃是万世的标准。求学者只应当深切地告诉他“勿”字上的功夫，功夫达到以后，自然会自己看见所得。若骤然只说克己之后的意味，又恐怕使人只贪恋想象中的见解，反而使功夫破碎了。这些话我也不敢不告诉您；不仅是告诉别人，也是我自己应当谨慎的。又 《乐记》说“人生而静”，其中一章说：“静是性之欲。”又说：“人想要安静，是性的本然。”然而性不能不发动，受到外物感触便发动了。这也还没有显出它不善，所以说“性之欲”，是说性不能不发动罢了。但由于它发动，于是才开始有流变为不善的情况。外物感动人的情形无穷，而人的好恶没有节制，就会流变为不善。到了这种地步，难道还是性的道理吗？只是个人的私欲罢了。于是才有“人欲”的称呼。与天理相对来看，就可以明白公与私的分别。譬如水，深广澄澈，这是它的本然；水不能不流动，流动也是它的性。至于因为流动而在泥沙中受到冲激搅浑，于是变得浑浊，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又 我已经写了一封信，偶然又查到旧信一纸，现在一并寄去。孔子回答子路、子贡关于管仲的询问，我的意见认为，子纠即位并不正当，管仲可以不为他殉死。然而他当初跟随子纠，明知子纠不正当却仍然跟随，这也不是正确的。后来没有为子纠而死，却转而跟随齐桓公，只能与背叛君主、跟随仇敌的人相比而免于更大的罪责罢了，并不是在义理上毫无歉疚。孔子对这两点必定已经讲得很明白。孔子只是称许他挽救世局的功劳，问他是否仁，却只称说他的事功，那么他在仁德方面的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然而假如他果真是背叛君主、跟随仇敌，那么即使有事功也不足称许。这里褒贬、取舍都已经具备，请您再详细考察。朱温列入《资治通鉴》的帝统，也是如此，大概是记载史事时有不得已的地方。当时正统没有归属，而朱温实际上承接唐朝之后拥有中原，记史的人哪里能不把他列入帝统？这并不是因为他的成就很大。关于茶叶买卖的事情，我也曾思考过，只是还没有完全明白。希望您再精密广泛地询问、评论，有了最恰当的意见请告诉我。您前后多封信都有所讲论评论，因为事务繁忙，久未能答复，但我也曾经思考，现在略述一二：黄老之学流变为刑名之学，大概是因为它有开合取舍的意旨，暗中玩弄造化的机理，所以流变为刑名之学。至于《阴符经》的说法，已经可以看出刻薄的意味显露出来了。“天生德于予”不说天命而说天德，也正如“天将丧斯文”称说“斯文”一样，大概它的道理就是如此。圣人的话自然浑厚完整，若加上“自任”二字，恐怕与孔子的气象不太相合。“井有仁”的说法，我近来思考，应该遵从明道先生的说法。旧日所作《论语》解释，近来重新修订的已经有六七篇了。“内心虚明，是信的根本”，是说信之所以产生；“内心充实，是信的本质”，是说信的体质。说忠信可以蹈水赴火，只是说有这样的道理罢了。若一定要举事实来说，那么宋共姬直到大理寺，固然就是忠信的实行。“知我者其天乎”，大概是说道理是不二的。说普通人一念之心的形迹，天地都能知道，似乎也没有妨碍；大概是因为它本来不能遮掩，并不是说有主管天地的神灵能够知道它。我匆忙略说了大意，还望您详细考察，也请您反过来教正我。又 《南轩集》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南轩集》卷二十　宋张栻撰写的书信

译答复朱元晦秘书 您把诸位关于心的操守、舍弃、出入的说法给我看，吕子约所论的弊病很多，后面两种说法也颇有所得，但其中似乎还不够仔细。考察《孟子》这一章，开头先以牛山的树木作比喻，又用夜气来说明，并引用孔子的话作证明，用来说明人的心不能不操守而保存。心的本体本来没有出入，但操守它，心就在这里；舍弃它，心就不在这里。当操守它而保存它时，说它“入”是可以的【本来就在内】，等到舍弃它而丧失时，说它“出”也是可以的【不是说心出了外面，而是说在这里看不见它】。“无时”是说它忽然进入、忽然出去，不是入就是出，没有人知道它停留在哪里。这大概是说人的心就是这样；然而，正因为操守它便能保存，也可以看出心起初并不曾有出入。既然如此，求学的人难道可以不把专一作为要务吗？吕子约的说法，既然错误地把忽然保存、忽然丧失说成感应的作用，后来又说心的本体不能用存亡来谈，这句话也还不完备。存与亡相对，虽然是因为操守、舍弃而这样说，但当它保存时，心的本体本来就在这里，并不是还要到这里之外另寻一个本体。子约又说，心保存时还来不及察识，心就已经迁移发动了；这样就是把保存看作一个心，把察识又看作另一个心，用这一个心去察觉那一个心，不是纠缠纷扰、支离破碎吗？只要操守它，心就能保存；操守得久而且纯熟，天理就会逐渐明白，心也就可以充分体察了。又 我过去对您在辞官与接受任命之间的做法有所疑惑，并不是别的原因，而是认为，如果起初像伯恭所说的那样，承受朝廷的好意，接受任命也可以。后来既然到了第二次、第三次辞让，守持辞意也很坚定，就不是一般辞官的人可比了。如果只是朝廷下札检举，不准辞免，并将命令传下，那么您辞官的理由实际上还没有传达到君主面前，却已经承受了君命。若君命是不许辞官而让您接受任职，那么或许可以说您此前还没有真正受到君命的迫使；如今忽然又接受，恐怕在义理上仍然不够周全。不知刘枢是否这样答复过去了？又 您把所制定的祭礼给我看，我私下很久以来也想制定这件事，只是文书不完备，又缺少人商量。如今得到您的来示，考订研究十分精详，使我非常欣慰。议论既然已经确定，必须从今年冬至开始实行才妥当；不过其中仍免不了有疑问，还要共同斟酌。古人不在墓地祭祀，并不是有所忽略，而是知道鬼神的情状，不可以在墓地祭祀。神主在宗庙，墓地用来收藏形体魂魄；祭祀收藏形体魂魄的墓地，在义理上如何说得通？又怎么能够在那里享用祭品呢？如果明知这件事在道理上不能实行，却顺从私情而勉强去做，就是用虚伪的事情来侍奉祖先；如果不知道它不能实行，那就是无知。君主在陵墓举行享祭的礼制，开始于汉明帝，蔡邕大概称赞它是盛大的事情；我却认为这与原庙有什么不同？感情不是不深厚，但不知道礼制，只是一味顺从感情，就会毁坏上天的法则，不是孝子侍奉祖先的道理。我认为，按时节到墓地省视时，应当俯伏拜跪，号哭洒扫，察看墓地并设席陈列祭品，在墓的左边祭祀后土，这样就可以了。这是第一个疑问。祭祀不可以疏忽，却也不可以过于频繁。古人难道会忘记亲人吗？只是认为祭祀鬼神的道理中，若有所亵渎，就会失去正确的原则。这是良心发动，也是天理安定的表现。除按时祭祀以外，冬至祭祀始祖，立春祭祀先祖，季秋祭祀祢，礼义就很精密了。元日开始一年的祭祀，当然也应当如此。至于所谓岁祭、节祠，是否也有值得讨论的地方？像中元这样的祭祀，就很没有意义。这一端出自佛教的说法，为什么要顺从世俗到这种地步呢？这是第二个疑问。大致说来，今天制定祭祀仪式，是要按礼举行祭祀；如果没有道理，只是被私情牵引，或拘泥于习俗，那么又有什么益处呢？我的意见不敢隐瞒，还希望您精心思考后教正我，希望经过反复讨论，最终能够归于正确。至于设席、升降等礼节，都很缜密妥当；将来议定之后，应当共同实行，也可以把它传给志同道合的人，这不是小事。又 近来伯逄刚寄来他所论的“观过”之说，我前些日子在《洙泗言仁》中也有这个说法，不知您以为如何？大致说来，用这个道理观察自己，就可以察知天理与人欲的深浅；用它观察别人，也可以了解人的关键。岳下诸公还坚持先前的说法，所谓“从帘缝窥看、隔墙偷听”，正好切中了他们的弊病。伯恭昨天收到信，仍然对太极说中体用先后的议论有所疑惑。总之，必须辨析得清清楚楚，才能真正看见所谓同出一源；否则所谓同出一源，只是主观臆测、凭空想象罢了。但我却怀疑把仁、义、中、正分别归于动静的说法，因为这四者都可以谈动静，而静常常是它们的根本；如果一定要在其中指两者为静，终究有弊病，而且恐怕也不是周子的意思。周子在“主静”二字下注解说：“没有欲望，所以安静。”由此可以看出来。若说“仁是产生万物的原因”，总觉得不妥；生生不息的本体就是仁，却说“仁是产生万物的原因”，怎么样呢？周子的这幅图固然是毫厘分辨、条缕剖析，首尾贯通；但这一句似乎不必如此区分。仁、义、中、正各自都有自己的意义，起初并不是混然无别的。还望您再指教。又 关于“中”字的说法很精密，但把“在中”的意义解释成中外之“中”，我认为不妥。详细考察苏季明再次询问、伊川答复的话，自然就可以看出来。喜怒哀乐还没有发动时，这时大概就是处于中。只要这样涵养，若才要在这里寻找一个“中”，就已经不对了。若只是说成在内面的道理，那么情感发动以后，“中”又何尝不在内面呢？希望您再详细考察。又，《中庸》所说的“中”，是用“中”来形容道；“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是用“中”来描述性的体段。然而性的体段不偏不倚、端正适当，这固然就是道所存之处。道流行于事情和万物之中，没有一件事没有恰当的道理，所以性的体段也没有一处不具备。这样看，尤其可以看出体和用的分明。不知您以为如何？关于忠恕，您来信所说的《精义序引》如今也已亡佚，我怀疑谈论仁的内容已经载在后面的往复议论中。现在把我所论“一个字”的意见抄给您：如果像老子那样，是就形而下者而言，那么可以和器物相通而列举二三项；如果像《知言》那样，是指道而言，那么就难以再和器物相通而列举二三项。把心比作水的一节，我的意见是，孟子只是用水没有不向下流来比喻人没有不善，意味已经十分完整，性情的道理也都具备了。如今再把心比作水，在水上用意，就有许多差错。字面固然不是没有意义，但恐怕终究要费力。您所论《知言》中其他说法，我已经再三详细考察，没有疑问可以再答复了。又

译您对“天命之谓性”的解释，立意和措辞都极其明快。但对于“率性之谓道”，我私下怀疑仁义礼智就是道。如今说“遵循性中的仁”，便有所谓父子之道，却恐怕要费力解释。还望您再使它明白些。又如“审察是非而修治它”，以及“认识的教化无不充实”这一类说法，也还不稳妥。连同第一章的这三句话，依我的见解，都还必须仔细玩味。伊川先生遗书中的话，我也正想再加一层说明，等以后抄录寄去请您教正。关于“在中”的说法，前信曾经谈到，不知您以为如何？中是性的体，和是性的用，这样说恐怕不妥。“中”是用来描述性的体段的，不能马上说“中就是性的本体”。若说性的本体是中，而它的作用就是和，这样才可以。又 您把《中庸》首章的解释给我看，其中有很多启发人的地方，但也免不了有一些疑问，我已经另写在纸上，希望您赐教。您分章分句很有功夫，像后来所分的十四节，尤其清楚，对玩味文义很有帮助。但用《孔子家语》作证，我始终觉得不妥。《家语》中间驳杂的地方不止一处，而且它与《中庸》相对照，其中有几个字不同，便觉得会妨害理解。由此看来，难道是反过来采用《家语》来校定《中庸》吗？又如所引用的文字，在“成功一也”下面有哀公的话，所以后文又有“子曰”二字。看《家语》中的一段，其中哀公说话有好几处，为什么偏偏在这里用“子曰”开头呢？我认为流传至今已经很久，编简中像“子曰”这一类文字，也难免有脱落。如今只应玩味它的辞气，正如明道先生所说的“致”字和“位”字，不是圣人不能说，子思大概是传承了它。这才是读经的方法；如果一定要到其他书中寻找证据，恐怕反而会泛滥。您认为如何？又如说“这一节说明道的隐处，这一节说明道的费处”，也恐怕不妥。“君子之道，费而隐”这两个字，一个也不能删减。圣人固然有时说“费处”、有时说“隐处”，但也从未不是把二者同时具备、兼而说明的。不知您以为如何？又 考察《固陵录》，游公在元符三年十月庚戌日被授任监察御史。如今已经改定为：考察他的言行，追溯师友传承的源流；落实到自身，来阐明义理的正道。下面这句中的“字”本来就有不妥，元晦想改成“就着他已经达到的地方，进一步探求他尚未达到的地方”，恐怕也不妥。因为当时正要建立祠堂、撰写碑记，使求学者知道应当景仰仰慕的对象，却突然说要探求他已经达到的地方，语意似乎逼迫而显露；求学者还未能认识他达到的地方，却突然说到他尚未达到的地方，对于浇薄的世俗风气来说，不得不防止这种情况。如今改定为“就着他已经达到的地方，进一步探究问学的无穷”，便可以看出还要继续向上用功，意味似乎更加深长。不知这样如何。又 关于仁，我前些日子的意思，大概是认为应当推究它的根本：人同天地万物本来是一体的，所以他的爱没有达不到的地方。就像人的身体没有一尺一寸的肌肤不相互贯通，也就没有一尺一寸的肌肤不被爱护。因此用“只有公最接近它”这句话来形容仁的本体，最为亲切。想让人认识仁之所以能够爱，关于这一点，谈论仁时已经说到了；而所说的“爱”字，只是说明它的作用罢了。后来详细体会所谓“爱的道理”，才看出它更加亲切。人之所以同天地成为一体，是因为天地之心所存的东西，就是生生不息的内蕴，是人与万物共同具有的，也就是所谓“爱的道理”。所以探求它的根本，在未发以前，爱的道理存于性中，这就是仁的本体；考察它的发动，在已发之际，爱的施行遍及万物，这就是仁的作用。体用同出一源，内外完全一致，这就是仁的妙处。前些日子所说仁是对着义、礼、智而言，其发动显现就是不忍之心，并不是说义、礼、智和不忍之心都叫作发动显现；正是说不忍之心应当与义、礼、智的发动显现相对而言，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就是这样。如今再详细考察，不忍之心虽然可以包摄四者，但按照文势，是与乾元、坤元相对而言的，恐怕只须说“总括来说就称作仁”便可以了【也有人说，天地之心有四种德性，合起来说就是元为善之长；人的心也有四种德性，合起来说就是仁为人的本心，不知这样说如何】。前些日子所说“元的意义不专主于生物”，我怀疑只说“生物”还不够，生生不息的意味没有说尽；如今详细考虑，所谓生物也没有不包含生生不息之意的。关于“在中”的意义，程子说：“喜怒哀乐还没有发动，只是中。”大概未发时，这个道理端正恰当、浑然处于中；发动而合乎节度，就是那个处于中的道理显现在一切事物之间，没有一处不完整。并不是在它发动时，另外成为一种东西，在内面主持它。情就是性的显现；虽然有发动和未发动的区别，但性本身没有内外之分。至于发动而不合节度，就是失去了情的正当性，沉沦了情的道理；但若能反过来恢复它，也没有不在这个道理之中的，因为性从来没有离开。您认为如何？又 看您写给广仲的信，剖析义理固然精明，也可以说已经极力挽救、提拔他了。然而言语中免不了有些不够平和的地方。我认为应当遵循前人的样式，语言简约而意义完备；在紧要处下针，若听的人肯思量，自然会有进入之处；否则我越是用力，他恐怕反而越不能接近。您看如何？近来收到回信，得知您有改任秩官、主持崇道事务的命令，我私下料想您自然已经有办法处理了。这两天跟随共甫详细询问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令人叹服的地方固然很多；但依我的鄙见，其中有些气禀偏颇之处，似乎还没有完全改变旧习。别人称为豪气的事情，在求学者看来只是气禀上的弊病。元晦所讲的是学习颜子，却不在这些偏颇处下克己的功夫，难道不是有害吗？希望您把平时认为细小的事情，当作严重的疾病来医治。将来相见时，我当观察您改变气质的功夫。世道衰落、正道微弱，更何况我们有幸听闻这个道理，更不可不努力勉励自己。我像这样孤陋寡闻，正希望得到切磋的益处。此外还有一两件可疑的事情，这次写得很仓促，等以后再详细列出。又

译我近年以来私下看到尊兄往来书信中讲论知识见解，与从前大不相同，每每敬仰叹服；而且因此得以开启、增益我的愚陋之处，本来就不止一个方面。只是遗憾相隔太远，总想着未能详细知道您日常用功的事情。子路有了听闻却不能实行，便唯恐再有听闻。古人对于自己见识的进步，还要回头考察亲身所履行的事情，每每忧虑实践赶不上认识，只怕有所偏失，所以能够日新而没有内疚。这就是我急切想详细听闻您用功进德实际情形的原因，想从彼此观察中得到互相促进的好处。幸好共甫到来，可以向他询问，我便首先向他全部请教。从共甫那里得到的情况也很多。他用来慰藉我的心、增加我的敬仰之处，本来不用说了。只是其中有使人不能没有疑问的地方，关于“切切偲偲”的意义，我不敢默然不说。听说您在乡里时，因为年成歉收，向官府请求得到米粮储存起来，春天发放，秋天偿还；所收的利息不过用来补偿损耗罢了。一乡的人都依赖它，这本来没有什么危害。然而有人妄加议论，说这是散发青苗。您听到后，起身说道：“王介甫所做的事情，只有散发青苗这一件是对的。”于是奋然想撰写《社仓记》来阐述这个意思。我认为这就过分了。介甫窃取《周官》中泉府的说法，强行放贷并谋取利息，违背天下的公理，却一定要使他的学说实行；任用奉行它的小人，也一定要使他的事情成功。前辈已经辨析得非常详尽了。以您的高明，当然已经考察得很清楚，不必等我一条两条地陈述，也自然明白您今天所办社仓的意义与利害同介甫的做法相差很远。料想元晦起初也哪里会取法他的做法呢？只是因为有人的话激发了您，于是便想增加力量，竭力主持这件事，所以连介甫所做的事情也跟着认为是对的。这就是私意增加其分量，自己却不知道已经偏颇了。譬如这里有一个人，拿着秤来衡量物品的轻重，起初还没有偏差。有人指着秤说：“这边重了。”拿秤的人坚持说：“我还觉得这里轻。”于是又在对方所指的地方增加重量，使它变重；这样一来，它的偏差才更加严重。况且元晦认为介甫的青苗法值得取法，是因为它的实际内容值得取法吗？还是因为它的名义值得取法呢？若说实际内容值得取法，它流毒天下，本来就有明显的后果；若说名义值得取法，那就不只是青苗法，介甫所实行的一切，名义上大多都是窃取先王制度的相似之处，并不只是这一件事。既然只是窃取来的名义，又有什么可取呢？况且介甫自己认为，他在鄞县曾经借贷粮食而使百姓得利，所以就认为可以推行于天下；他执守一端而不能通晓天下的事务，制定法令没有根本，施行法令又没有合适的人，却一定要使他的学说实行。因此，天下所有不同意他的人，都被他归入流俗；于是前来附和他的，无非是趋炎附势的小人。既然想使他的事情成功，就任用赞同他学说的人；小人四处出现来扰乱天下，形势自然就会这样【介甫起初也任用了程明道、吕晦叔等人，难道他的本意不是任用贤人吗？但以他的天资看待吕惠卿之流，又把他们看成什么样的人呢？只是因为他想使自己的学说成功，所以排斥异己而任用同党，最终抛弃仁人贤者而任用群小】。如今元晦看到我在一乡实行社仓，只是眼前方便，便认为介甫的做法也有可取之处，岂不是同介甫执守鄞县的做法，便贸然想把它施行于天下相类似吗？似乎不能不周密观察、深入考察。这虽然只是一件事，但明智的人如果因别人激发而在心中增加分量，以至于产生偏差，我担心它会造成危害。又听后来的人多说，防聚之间，酒喝得兴浓，意气高张，悲歌慷慨；这一类情形恐怕都是平时血气的习惯还没有消磨掉，不能把它看作小毛病。前一封信也曾略略谈到这件事。我常想到，人心容易偏颇，习气很难改变，君子往往因为好事而上进，不知不觉间乘着兴致偏离了正道。若说偏了便都是偏了，又想到元晦的学问品行为人所尊敬，眼前又多是地位、才学不如他的人，平时只规劝别人，看见别人的不是，觉得自己正确的地方很多；别人也畏惧元晦辩论有力、排斥异说严厉，即使有所疑惑，也不敢向他请教，深怕自己多说而少有合意的话。万一在偏失的地方不加反省，日后的流弊恐怕不能避免。想来世上相知的人，有谁超过元晦？切磋之义，我怎么敢落在别人后面？何况我这样不肖，早晚纠正自己的过错还来不及，正希望得到药石般的忠言，这也是求教的一种方式，请您深入体察。又 我幸而身体还算安好，每天往城南水竹之间翻阅书籍，有时便同一两位士人留宿，很有野外的趣味，不觉夏日的暑气已经过去。只是岁月容易流逝，常常怀有学问不足的忧虑罢了。共甫很能得到这里人的信任，但我对他的期望本来就不应少，所以还不满意。开府之初，举动多能慰藉人心，他乐于行义的风气也很难得。前信所谈以及给岳麓前诸位朋友信中所说，依我的意见，大体没有可疑之处。《仁说》中岳麓前人所论很多，根本是不肯虚心考察义理。我近来写了一篇文章来说明它，也只是把原来的意思说清楚，好像稍微明白些了，现抄录奉上，其中还有不妥之处。昨天收到晦叔的信，他已经肯相信了，等见面后再当面剖析。又 来信反复阅读多次，给我的启发很多。所谓“爱之理”，阐发得很有力量。前一封信也略略说过了。我另外写在一张纸上，一并呈上。以后若有新的见解告知我，就是我的幸运。《中庸》所引用《家语》作为证据，并不恰当。并不是说《家语》中完全没有可取之处，只是看起来，用它来证明这一章也没有多大意义。等我再详细考察，请把修改定稿尽早给我，以便考究请教。《克斋铭》读来没有可疑之处，只是少了几句说明克制自己的下手处。您看如何？《敬斋箴》都应当写在座位右边作为警戒。《洙泗言仁》中“当仁不让于师”的意思，旧稿已经改成“孝悌为仁之本”；“巧言令色，鲜仁”的意思，现在也已经订正，连序文中后来部分也多有改换。我带一册去呈上。所谓读书，应当虚心平气，慢慢观察义理所在。如果确有可取之处，即使是世俗庸人的话，也不能废弃；如果有可疑之处，即使有人传说是圣贤的话，也必须更加审慎选择。这话确实正确。但所谓虚心平气，难道只有读书时才应如此吗？我既已承蒙吩咐，因此冒昧再把这点意见献上。我近来作了一篇《拙斋记》，也抄录带去，烦请删改。

译安国寄来的书册，现附上。详细意见另写在纸上。石屏一块，似乎比前一块好，您看如何？共父的声势，想来这次一定会有变化，将来反而容易得到机会。只是还不知道再见面的日子，怀念之情实在难以承受。《中庸集解》准备再整理成小字本，想全部改作大字，又担心其中逐句下面的解释难以移到后面。侯师圣的说法多有可疑之处，但也有好的地方。魏元履栻两次写信托虞丞带去，不知为什么没有送到。来信说惶恐，哪里有这种事？现在又写几句话去问候他的病，也向他致谢。听说子飞的家事，令人伤心。他的孩子的遗体，恐怕也应当早些归葬土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枚〕 《南轩集》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 《南轩集》卷二十一　宋张栻撰写书信 答朱元晦秘书 同共父相处两年，心里想说的事都可以说，见识只觉得一天比一天增长，这也很难得。临别实在令人牵动感情。君臣之间的道义，必须尽自己的心力，积累诚意，或许才能相互感通。若在其中有一丝一毫没有尽到，诚意已经分散了，怎么能够感动君主呢？孟子尊敬齐王的道理，应当深入体会。所寄来的各篇文章，我也大略看了。林择之思考得很亲切深刻，值得重视，值得重视。我有些意见想说，不敢有所隐瞒，容后有机会逐一写去，一同讲论。近来这里相识的人倒很广，仲晦叔进德修业很有长进，已经进入书院，学生有十五六人，只是肯专心做这件事的人极难得。又 承蒙您寄示书信，也看到了您给共甫谈校正二先生文集的信，事情已经全都知道了，不过还有些意见。前次校订的部分，我已经立即改正了七八处。后来虽曾听共甫说：“老兄又把校订本送来了。”我偶然回答说：“如果没有什么大的利害关系，就暂且保存这个本子吧，这是胡氏所传的本子。”后来想取来一看，却又因循耽搁，共甫也忘了送来，这是我不敏捷的过错。然而难道是说胡氏本子就完全不能再改了吗？前些天回信给您时，还说“后来那本尚未见到”；回信的第二天，我写短笺向共甫索取，才详细看了，其中应当改正的地方很多。刚校定此本又过了两天，才收到您的指教。如果说这是我一时回答共甫的话，忽然显得不恭敬，以及因循不敏的过错，那是可以的；如果说我有私意，故意拒绝别人，那我反省自己并没有这种心思。现在已经把所校本改正了近二百处。当时胡家本错误很多，已经同诸位一起校过，只是常恨这里没有别的本子。得到您的校正，实在幸运。像《定性书》前后的话，怎么可以没有？又如《辞崇政殿说书表》，应当放在《上殿札子》之后，这一点极为精当，能够阐明先王正大之体，对后学很有益处。其中有些地方依我的意见不妥，认为不应当改，也不敢曲意顺从。例如一定要把“泝流”改为“防流”，把“犹子”改为“侄”。“防”就是顺着水流而下，没有别的解释；“泝流”则是追溯水源，可以看出用力追求的气象。请试着想一想，称兄弟的儿子为“侄”，没有别的含义，只是顺着通常的称呼；称为“犹子”，还含有“或许是庶子”的意味。当时先生在这两处称“犹子”，又有什么妨害呢？如果说是文定改了这两处，那么为什么别处不改？像这些地方，希望您平心静气地审察是非。我已经写信给共甫，也常在校订本中写了几处注释，想来共甫会送去。还有想改的地方，以及可以请您指教的地方，请不要吝惜，给这本书写上批注后再给我看，这样或许能成为完本。我常想到，知道这条道理已经很难，知道了之后，实践它的功夫也很难；人的习气不容易消除改变，怎么能够长久保持呢？别人指出他的过错，他就高兴，这是进步的表现，仁仲由因此成为百世的老师。何况像我这样浅陋的人，得到来信警醒指正，实在很幸运；今后希望不要违背这个道理。我对您也不敢有所隐瞒。读您写给共甫的信，似乎有猜疑、揣测、不信任的意思，而少有宽宏和使人醒悟的意味，几乎有怒气冲天的样子。合乎道理的话，平心静气地说出来就可以了。您看如何？相互察看、相互纠正，是朋友相处的道理，我们应当共同努力做到。程先生的文集既然有旧本可以依据，就不应怕改动；但心中怀疑的几处，也应当在下面注明“某本作某字”，以保存谦退敬让之心。您的指教，我怎么敢不深深领会。又 共甫这次被召，大概是因为他在这里的政绩无法掩盖，不过贤良之士都寄望于这次任命。近几天听说“二竖”被调出任外职，只是不知道事情究竟如何。如果皇上的心意并不是这样，已经看出近臣绝对不可亲近，道理也很分明，那么恐怕病根仍然存在。若二竖去了又回来，二竖死了又产生新的二竖；否则又恐怕他们重新出现作恶。若有有见识的人趁此时机进献润泽君心的高明言论，揭露他们的奸邪，拔除根株、堵塞源头，把党羽全部清除，然后贤良之士纷纷到来，或许才有痊愈的希望。又 又要同仇敌讲和，出使的命令来往奔驰，令人痛心，痛心！陈应捄当时写信，确实很知道忧虑国事，但还没有看出他用什么办法来挽救；已经离职又重新召回，却又供职，这一点令人不能理解。想来您常常能够相见。不过如今所谓正人端士，固然是有的，只是不知道学习，不敢指望他们建立向上的事业。湖南因为过去有权势的人，宽纵奸邪、助长恶行，养成了郴州的盗贼。共父到任后很能明确地实行赏罚，上下都很喜悦。现在鄂州聚集的军队有五千人，如果安排得当，几个月内应当可以平定。但现在有一种议论，对盗贼只知道招安，正如对仇敌只说和谈一样。这些盗贼践踏三路，杀人抢掠无数，首领怎么可以不消灭呢？只消灭他们的党羽就可以了。郴州、桂州的盗贼，幸而已有平定的步骤，但安抚归附者、救济凋敝困苦的人，实在不容易。就像病痈疽，必须把毒气消尽，使血脉贯通，才算无事。共父对此很留意，偶然遇到有人方便带信，匆忙附上这封信。又 近世的议论，真可以说是谋求自身利益时把弯曲一尺、伸直八寸也当作能够办成事情，谋划国家时把忘掉亲人、苟且求免看作适合时势。世间号称贤能的人，政治大多堕落在这种观念中，何况其他人呢？这种风气正炽烈，正道隐没衰微，像驱赶野兽去吃人一样，实在可怕。我们只应当共同讲明圣贤之学，下面的人学问明白了，或许能够端正人心，继承三位圣人的事业。又 您谈到《易》“与天地准”以下的一章，我仔细看了，只是文义相互联属的地方仍有未能通达之处，正在进一步详考，恐怕可以形成定论，希望您指教。近来看“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这句，恐怕正是说《易》《书》的义理，因为它同上面四句的句式相同；后一句则是总括圣人作《易》所说的生蓍、倚数、立卦、生爻，这些都是穷理、尽性、至命的事。不知这样说对不对。又

译我今年夏天停止饮酒，又戒吃生冷食物，精神觉得比往年好，只是一味地能吃饭罢了。昨天看到您写给刘枢的信，听说郡中已经把再次辞免的状子申报尚书省，现在只应当谨慎等待。听说伯恭住在深山里，想来比过去聚集很多学生更好；听说也有人议论他，您曾详细了解吗？伯逢停止饮酒非常勇决，对他来说确实不容易。您所说佛教关于存心的说法，不仅十分切中佛教的弊病，对求学的人也很有益处。但这同我有什么关系呢？仔细看文义，只是说这些方面并非我独有，正是希望学者进步到这种境界。所以程子说，勉励人学习就应当这样。吕氏的说法确实正确，只是添字太多。至于尹氏说“谁能像孔子呢”，又恐怕把“若”字改成“有”字，也未必妥当。大意固然正确，圣人把切近的道理示范给人，所以用这些方面自居。如果说“谁能像我”，又恐怕不合圣人的语气。“我有知识吗？”平常只依照程子的说法；若从文势看，上一句是疑问，下一句是判断。就像说“君子多吗？不多”，不知是否如此。又 我幸而身体还算安好，不敢荒废学习。只是相隔遥远，每当想到可以同您讲学受益，实在不胜惆怅。近来把两封信中所讨论的内容反复详看。比如《中庸章句》中所指的“费隐”，虽说圣人平常也有说“费”的地方、有说“隐”的地方，但像您所指的那样，恐怕未免牵强，这几段不必这样限定死。我也草拟了自己的看法，准备说明不同之处，等再研究后便写信寄去。《仁说》中“天地以生物为心”的话，平静地看并没有妨碍，但恐怕不如只说“天地生物之心，人得到它，便成为人的本心”，这样似乎更完整，您看如何？仁道难以命名，只有“公”接近它，但不能直接把“公”当作仁。又说“公而以人体之，所以为仁”，这是说仁的本体，意思极为深切。“爱”终究恐怕只是情感；因为对天下一视同仁，不存物我之私，所以这种爱没有不能遍及的。应当这样看。自汉代以来谈仁的人，大概没有不把爱拿来说明的。这固然同元晦推究仁之根本道理的说法不同，但元晦的说法流传下去，也恐怕难免产生流弊。请再深入思考后指教我。《中庸集义》前些天因送信的人走得快，附带寄去，没有来得及校订；后来看到抄本，错误很多，想来您会自行改正。序文再请您替我删削括括，其中有一句说“至于横渠张先生，则是彼此上下讲论的人”，原本是“志趣相合、方向相同的人”，不知为什么改成这样，似乎不妥，也请替我改掉。刘枢再次任此地统帅，人们很是高兴。这次他入朝奏事，所要启告的事情以及进退的适宜，想来已经详细讨论了。趁送迎军队出发之际，附上这一纸信，其他事情留待以后再谈。又 吴晦叔在八月间终于病逝，实在令人悲伤惋惜。湘中从此失去了一位讲学的朋友，哪里还能再得到这样的人？近来听说已经安葬了，他有个儿子才几岁，想来也令人伤怀。伯恭收到报告，已经转对，不知所说究竟如何？英州本来就是很大的病患，但他的离去也有特殊的关联。近来的事情想来您都听说了，使人忧心，连片刻安睡也没有。又想，我们君主勤俭的德行，上天一定会帮助他，使他有所觉悟。我所遗憾的是臣下不能以此取信于君主，来发扬他的志向。建康屡次来信，我也想着归去。其他远方来信，不能一一尽述。又 我已经写过信了，偶然有些小事，过了几天才见到。李寿翁侍郎申明，请求依照旧法，把义米各处储存的谷物分配到各乡各都，不知您是否见过这份文书？这个主张很恰当，但朝廷下令各路常平司和州郡共同审度时，目前诸人按惯例都认为不可行，实在可叹。不过寿翁所列举的办法似乎还不完备，而户部铺陈的办法本来就已经阻挠它了。我的意见认为可以实行，但必须规划详密，才有希望。请您试着思考并处理。刚才看到您的指教，托来人带上这封信，十分幸运。听说过去您在乡里办理收集、发放米粮的事情，如今极有条理，其中利弊关系很切实，想来您已经反复研究成熟了。恭敬等待，恭敬等待。像湘中辛卯年发生旱灾，流离迁徙的人无数；迁徙的人后来能够回来的，十个人中只有两三人。如果这个办法能够实行，就不会有这种祸患。文书恐怕还没有抄录，现寄一本去。胡明仲的《论语详说》虽然还不能说完全恰当，但其中的辨析说解似乎也对学者有益。有人想把它刻印发行，您的意见如何？《章句或问》中所引用的周氏说法，是哪一位周氏？我没有见过这部书。再三思考，《或问》中所分条剖析的内容，实在恐怕前辈说法中偏颇的地方有错误，后学不能不加以辨明。但若一一辨析，恐怕不能穷尽，又好像太费力；只举出其中大的问题和条目，让人自行推究，您看如何？不过，前次寄来的几张纸，详细读后对我的思虑很有益处，收获已经不少。只恨不能全部看到。因为其中不只是能够订正一件事或一个义理，还能穷究其立论的弊病和来历，实在精妙。又 画僧只到过一次城南，刘枢把他留在湘春作画。到现在画稿只出来两张，不过是凭想象摹写出大概。里面有缺失和不像的地方，现在姑且送去，将来另有较好的作品再重新寄上。书楼、山斋正在准备材料，还没有立起，南阜也没有房屋建成，现在只把它叫作“苍然观”。书楼想收藏数百卷书，并排列诸位先生的画像；“书楼”二字也请您题写，希望您不要推辞。又 以前在辞受之间略有疑惑，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既然已经坚决辞谢，后来却只是由堂中按照规定办理，不准辞免，而这个指挥又没有再次得到君命，所以怀疑这样做未必妥当。现在承蒙来信指教，大概已经完全明白了。只是我平常有时担心您过于刚厉，如今竟能这样宽厚从容，足见自我矫正涵养的功夫。夷齐的事情过去承袭五峰的说法，认为夷齐让出国家，所以遇到伐国之事；并不是说他们不吃周朝的粮食，而是以夷齐的身份，当然能够保全自己的清白。因您谈到此事，我仔细思考，并不是说前一天已经这样，今天就不能再那样，只是清白之人的见解自然如此。至于《中庸章句》，比如“道不远人”一章的文义，我也有疑惑，马上写信续条说明。您所说想作一篇简略的解说，非常好。我近来看《论语》诸书的文义，有时也觉得平易中很有意味。病后医生告诫我少写文章，所以还没有动笔。冬天若有可请教的地方，再随时写去。朋友聚会的快乐，常常出现在梦中，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实现？思念，思念。又

译胡广仲病了一场便去世了，实在令人悲伤惋惜。他的元气本来就弱，忽然患了腿胯的疾病，医生说是肾气有余，用甘遂攻泻，从此腹泻不止，百药无效，过了一个月竟然去世。他的弟弟身体弱、孩子年幼，更令人挂念。他近来虽然肯讲论，但始终不肯放下心中的执着；病中经过这件事，仍然能够想到这一层。然而胡氏在这方面有所失误，也很耽误事情。元履的家事如何？我寄去赙仪等物已经很久了，一直没有收到他儿子的回信，不知是否已经送达。晦叔在岳麓山下，没有人与他往来，想决定来城中；只是他本人应当离开岳父家，而伯逢在月初已经赴江东任职。诸位近来没有多少讲论，德美却来了几天，终究还不能做到反躬思考。士人中有些资质很好、肯向学的人，还要看他们长远的发展如何。我也只是告诉他们循序渐进、致力于根本。近来读《系辞》，更加觉得以前用心过度，失去了圣人的意脉；横渠有时也免不了这样。诗解中把诸位先生的说法全部编入，虽然觉得太泛，也恐怕学者必须先这样考究，才能看见其中平淡的地方。您看如何？又 我幸而还像从前一样，只是弟弟赴任做官，使我特别感到离散孤寂。早晚不敢荒废学习，只觉得过去说得太多而且轻易，只想暂且下功夫。读了您寄来的伊川先生书信语录，更感到敬畏。不知尊兄的意见如何？每次读您的来信，从来没有不受到警醒和增益的，越发痛恨相隔太远，不能相聚。近来细读《中庸》义理，“自诚者天之道”以下一段，尤其觉得您的解释很有功力。前面依我的意见还有许多疑问，现在又草拟呈上。子重编《集解》，一定经过商量后刻成，希望早日得到。这部书极有益处。《传心阁铭》的序语实在多余，删去很好。《尤溪学记》这个本子胜过前本，前本大体意思不太通达。我近来替邵州作《复旧学记》，其中谈小学、大学的意思，偶然也有相似之处，抄录呈上；现在还没有刻印，如有可以指教的地方，仍希望尽快告诉我。岳麓书院近来渐渐有了次序。过去邵怀英办事不踏实，大体都趋于倾颓，幸而共父再次来到，如今正在动手修葺。书院面对山岭，颇有形势，屡次被有势力的人觊觎，想建作阴宅。昨天拨开荆棘去看，四面山岭环绕，大江横在前面，景色情趣在道乡、碧虚之间，正在上面建亭，命名为“风雩”。哪里能带着手杖和鞋履来同您登临呢？其他方面，希望您以道义自重。又 《知言》的疑义，反复考察得很详细。大体依我的意见没有什么疑问，但您启发我的地方很多。其中有几段谨慎地抄录呈上。抄出后再看，又觉得其中也有不必抄去的地方，也应附上。《论语仁说》中的一点意见是，学者往往把“仁”字解释得活泛，任意揣度，实际毫无关系，仿佛不曾下过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的功夫，就可以说仁已经存在其中。这样想，极其误事，所以编录程子的说法，同有志者讲论，希望不要走错入门的道路。不过措辞极难，随时修改，还没有定稿；现在先抄呈，也等诸位老先生传寄。读《史管见》，也一并寄去。近来读这部书，弊病多得无法说，其中也有好的地方，但没有完整的一篇。看它原来的意思，多半是为秦桧而作，谈天下义理，却往往特意讥刺。一夫，难道不是狭隘浅陋吗？编《通鉴纲目》很好。依我的意见，每件事再采录旧史就更好，恐怕《通鉴》也有遗漏。其他思念，留待以后再谈。又 近来听说您刻印小册子来资助自己，收到来信才敢相信。想来是用度非常窘迫；我刚听说时，觉得也没有什么妨碍。后来想来，恐怕有不妥之处，所以把所想到的告诉您，不敢隐瞒。如今这条道孤立，信奉它的人很少。如果刻印这类文字，取其盈余来资助自己，实在担心见闻此事的人会产生另一种想法，使它更加没有感召力。即使自己心中安定，不顾别人怎么说，但在事理上终究不顺。我认为与其因为贫困而这样，不如另外做些小事谋生，也不要妨害这件事，我心里很不安。不知您认为如何？听子飞说，您家中接待应酬的费用也很多，更应深加节省为好。不知是否如此。又 晦叔在这里住了十多天，我详细知道他的行动起居。随后游掾来了，也能说到近况，我因此欣慰释然很多。看了您前后同诸人讨论操舍、出入的说法，剖析极其细致。关于后来答复游掾的话尤其完整。吕子约虽然知道圣人的这四句话正是在谈心，但还不能明白其中始终、真妄、邪正的归属，所以把心忽存忽亡指作感应，这样的差误也不小。来信似乎还没有把这一点告诉他。近来因游掾到来，讨论“出入”二字，有答复他的话，抄录呈上，不知尊兄认为如何？《易》“与天地准”一章，后来我的意见也接近这样，但不如您的说法详细明白，所以不再抄写。近来的士人虽然也有渐渐向内用功的，但往往被邪说吸引，大多是不肯在迟钝缓慢处下功夫，要求迅速见效，所以产生差错。蕲州的说法浅陋，不足以动人，这是伯谏天资低下所造成的。若临川的学说兴盛起来，这尤其值得忧虑。我们只应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如果立身处世能做到没有一丝漏洞，自然会获得信任，这不是口舌能够立即挽回的。伯恭已经入朝，我收到两封信，听说皇上聪明而能容纳直言，只是阴气盛而阳气微弱，还没有看见重新通达的征象。怎么办，怎么办。又 我的饮食起居幸而都已恢复原状。过去还想调养完整，这几天才出来接待客人。城南也有五十多天没有去，昨天去了一次，绿荫已经铺满，湖水宽阔平漫，也并不坏。正在竹林间搭一间小茅斋，为夏日作打算。雨水积涝稍稍平定后，就带着书在其中读。曾经让人画图，庸俗的画工终究不能合我心意，等天气晴好时亲自去斟酌，才能寄给您。伯恭近来专门派人来讲论，详细到如此，朋友实在难得。但谈到您出仕或退处的问题，引用周之可接受的道理，似乎不对。又，过去聚集学生很多，今年已经遣散，但他还说过去本想借此引导他们走向善道。我认为来求学的人既然是为了科举，先存着求利之心，恐怕难以使他们进入义理。大体说来，他做任何事情似乎都在果断方面有所不足。诚之资质坚定，确实有志向，我从心里喜爱他；但正应当用功学习，否则恐怕不免只成为有才干的人。如果他现在回去，一定首先来求见我；只是我刚出来，事务很多，姑且写这封信。早晚枢师那里还会有人来。孟子解还没有抄完，在枢师那里却将要写好，届时当封好呈给余隐之，希望他以道自重。《南轩集》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译《南轩集》卷二十二　宋张栻撰写书信 答朱元晦 《通鉴纲目》想来已经编排得有次序，对学者很有益处。您来信谈到胡致堂所论五王不诛武后的事情，我手头偶然没有别的本子，只查到这里，但大体还记得他的说法。武氏确实应当诛杀，但毕竟已经立她的儿子，就难以诛杀他的母亲，正如您来信所说。至于处置上的轻重，不过是告知唐家宗庙，将她废黜幽禁罢了。然而以中宗的昏庸，他恢复帝位就如翻手一样容易，难道这能长久吗？依我的愚见，五王如果有伊尹、周公的见识，那么当时应当恢复唐家社稷，何必一定立中宗？中宗虽然曾被武后废黜，但他曾想把帝位传给武后的父亲，这已经显明他得罪宗庙、不能承当帝位。五王若能在唐家现存的子孙中端正大义，公开选一人承受天命，告于宗庙，诛杀这个老妇人，那么义理正当、事情顺理，唐朝国运就会有泰山般的安稳。请试着想一想，为什么不这样恢复呢？“梦见周公”一章，恐怕只应当采用程子的说法。梦中也思念周公的事情，好像见到他本人一样，就如同说见到尧的墙壁一类。若说是真的在梦中见到周公，周公本不可见却见到了他；梦中既有虚妄，恐怕不合圣人的心意。如果说的是传说，那就是世上确实有这样的传说，并不是虚妄。‘何有于我哉？’我后来只改成“难道只有我拥有这些吗”的意思。这正是程子所说“使学者勉力进到这种境界”。如果像过去尹子的说法：“谁能像孔子呢？”终究恐怕不合圣人的语气。近来晦叔讨论“久假而不归”，如果长期借用而不归还，怎么知道它不是有意这样做？即使长期借用而不归，也只是糊涂地不知道那不是自己的东西。我恐怕孟子的意思正是借此话为人打开自新的道路。说“怎么知道它不是已经有了”，是说到了能够长期借用而不归的时候，虽然还不敢立即说他已经拥有它，但又怎么知道他不是已经拥有它呢？这样语气大概才完整。九月间我曾写信，把城南图和一首小诗寄去，并请您题写书楼的大字，不知是否送到？一直没有看到您来信提及。书楼已经建成，只是三间，字比月榭稍大即可。牛李两党所争的维州之事，应当怎样处理？温公的说法对不对？又 我勉强任州官，不敢不恭敬从事。深思圣人真诚求治的心意，以及用百姓自身的办法治理百姓的道理，希望万一能够做到，但还没有做到。幸而民情大体相安，蚕麦略有收成；朝廷蠲免丁税的末等，以及没有常产者应缴的税，共七万余缗，暂且稍微宽解了眼前的困难。但弊病的根源没有除去，过些时候还应当努力争辩。只是兴利之臣一天天进用，恐怕会有很多纷更，我这个孤立的处境能在这里长久吗？又 我出入尚书省，每天白吃俸禄，反复思考古义，没有片刻安宁。晦叔临行时，我已经略略说明了所处情形的大概，并有话告知他。我在这里所希望的，不过是尽自己的诚意，所以不敢不尽心。只担心学力达不到，无法感动君主，因而深感惶恐。正论极其微弱，那些借正论之名发表意见的人，未必真正明白义理所在，只是在利害的末流上徘徊。回头看我这渺小的身躯，将凭什么阻挡这样的波澜？但只要留在这里一天，就不敢不努力。因此仰望君主，感情实在难以尽述。伯恭住在邻墙，每天都能见面交谈，近来的议论很有长进，我常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他，不再稍有隐瞒。又 每天从省中回来，便闭门温习、推究旧学。过去见解中的偏颇之处，也渐渐有所觉察；只是极少有讲论的益处，没有一天不怀念您。近来常读《西铭》，关于“理一分殊”的旨意，龟山后来的说法终究没有得到它。大概这篇铭文的写作，正是针对学者中以私胜公的人，他们不明白天理的本然，所以推明“理一”来充分说明它的作用，而“分殊”自然不能混乱。比如把百姓看作同胞，说尊敬年长者就是把自己的老人当作老人来尊敬，慈爱孤弱者就是把自己的幼儿当作幼儿来慈爱，这是推明“理一”，而亲疏尊卑的区别本来就在那里。所以说“分立而推理一”，用来制止私心胜过公理的流弊，这是实行仁的方法。龟山认为不必推行什么就能体现理一，并引用圣人“使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来说明，恐怕还不知道《西铭》所谓推明理一的旨意。您谈《阃范》的说法很好，我已经把它告诉伯恭了。只这样读一遍，确实就可以引以为戒。伯恭近来很喜欢谈论，对于苏氏父子的错误也很清楚；过去看他并不是在帮助苏氏，只是习惯于元祐年间那种宽厚的议论，不肯公开排斥罢了。现在也很知道这是弊病。《孟子》回答公都子的一章，必须这样理解，才是圣贤的作用。我已经看出这个意思，但力量培养还不到，不敢不努力。话说到这里，尤其觉得难以言说。邪论极其炽盛，人心消磨荡尽，竟到了这种地步；我每想到这些，便顾不上睡觉吃饭。怎么办，怎么办。又 请求完毕后，出境之事颠倒错乱，羁绊乖悖，实在令人忧虑。我在月初便请求离去，大概是因为庆贺之事临近，不忍看见大使到来。自思诚意不充足，无法感动君主，暂且应当归去，努力求取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如今最大的祸患，是不喜欢儒学，争相奔逐功利末途，却把先王严肃恭敬、谨慎畏惧、事奉上天、保全民众的心看作迂阔迟钝的说法。过去面对此事时，我也曾谈到这些；可惜皇上聪明，却没有人早晚讲明道理来扩充圣心。这实在是当今国家兴衰的根本。我们的浅见，确实不过如此。来信认为还没有孟子的手段，暂且沿着这条道路走，少些后悔和过失，这是正确的。但孟子何曾离开这个意思？只是他发挥运用、变化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知言》从去年开始读，有许多疑问，您的来示也有许多同意之处，其中启发我见解的地方很多，也有您尚未涉及的地方，我将一一写出，等有机会便呈上。还要烦劳再往复讨论一次，或许能够大体定下来。只恨当时刻印得太早了。又 我出入尚书省，每天都惭愧自己没有补益，因此您所告诉我的话正合我的心意；只是请您让我再想想应对之辞。我的本意是等候转对，转对却在正月初，又恐怕太迟。想到自己学力未到，诚意不能感动人，只应退归，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然而私下想到我们的君主聪明勤劳，不忍只这样离开，还应当再竭尽心力，反复剖析，希望万一能够起些作用。这番拳拳之心，我不敢不自我勉励，希望兄长实在能够明白。写到这里，不觉鼻子发酸。又

译《西铭》的论述非常精深，关于“乾称父、坤称母”的说法，我也这样看。大概全篇都是这个意思。不过其中您所论的有一两句话，依我的意见不妥，等我再精读深思后再回信。《所贵乎道者三》，上蔡的说法确实缺少了本来的一段功夫；二程先生的话真是格言。我近来只读《易传》和《遗书》，更加知道学者的弊病很多，立言实在不容易。《知言》的说法，我每段都把自己的意见写在后面；若有不正确之处，请就在这本册子上批示寄回，这样往复讨论才有益。近来又看到几段，以及昨天读到您寄来的内容，都还没有补进去，等详细考察后便寄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又 我近来的思考，只觉得过去所讲的有偏颇之处，内心惶恐，不敢不努力。每次收到您的来信，都使我获益深厚。诸位君子往往因为有所见解，便自处于高处，固执地坚持，后来更精微的义理就无法进入，所以难免有弊病。至于二位先生，难道不是像同一股气息周流一样吗？他们的义理多么周全而不偏颇，言辞平实而有意味！《遗书》《易传》和其他书，确实很难读。《西铭》所说理一而分殊，没有一句不包含这个意思，这也正是我的意见。不过您来信也已经说尽了。只是其中关于“分立而推理一”和“推理以存义”的说法，颇不相同。我的意思是，所谓“分立”，是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分散而各有差别，亲疏之间都有一定的形势；但如果不知道理本来是一的，私意就会胜过公理，流弊将达到彼此不相管摄，从而伤害仁。因此《西铭》依据分别已经成立这一事实，阐明义理本来是一的，这就是所谓制止私心胜过公理的流弊，是行仁的方法。即使推明理的一体，分别森然存在的秩序也不能混乱，这正是义所要保存的。大体说来，儒者之道，就是仁达到极致、义得到充分实现；仁确立，义便存在，义精密之后，仁的本体才不会被遮蔽。似乎不必在侍奉父母和事奉上天的问题上分别说理与义，也不知是否如此。曾子的言论，二程先生互相发明，可以说极为恰当。《知言》的疑义，前面已经呈上；这次寄来的尤其细密，正在进一步参照考察。伯恭近来很喜欢讲论，乔拱在这里，像这样的士人十分难得。潘友端年仅十七岁，立志却很不凡，都肯用功。潘现在暂时回家探亲，等他回来，我让他们都写信去，请教李伯谏、林择之兄弟，各自也有回信。陈韩在这里相见，也肯回头改过，只是还颇为草率。我近来同乔、潘考究《论语》中谈仁的地方，也有一点说法，随后便抄录呈给晦叔，只是还没有得到他的回复。长沙的书信，共父想来已经经过九江；等探听到他到家后，专门派人去吊唁。到那时也会收到他的信。在忧患之中正应当增进德业，这件事要依赖兄长。如今的达官似乎都做不到，所以我更加爱惜他们，也更加严格责备他们。元履所说只是等待小小变化，我的意见也是这样。应当再让人修治《遗书》；近来同伯恭商议，想把这个版本拿到国子监中，全部加以修订。又 我在这里充任其数，自仲冬以来，共有三次得以面见您。我这点诚意，不敢不竭尽心力来启发圣上的聪明，反复陈说，每次都承蒙采纳，私心仍有希望或许能防备万一，正庆幸教诲能够达到，伸长脖子等待，希望得到指教。讲筵将在下个月开始，从现在起或许还可以有机会从容地把自己的见解全部说出。只是我的处境越来越孤立，侧目而视的人像树林一样多，这却不是我所能计较的。刘枢回去以后，想来能够得到详细的交谈，在忧患之中更加增进德业，将来一定能大大安慰人们的期望。晦叔已经出发了吗？听说他回去的费用很困难，我非常挂念他。还有一封信，不知还来得及送到吗？《太极图解》剖析义理精细详尽，启发很多，承蒙您垂教，实在感激。从前偶然在谈话之间，妄自替别人传写，想来丢失原意的地方很多。总之，谈论学问的困难，确实不可轻易看待。图解必须仔细阅读，然后再请教。不过我觉得后面也不必作这样多的辩论，只在纲领处拈出要点即可。不然，就只是卖弄辩才、寻求胜利，反而会把精当之处搅乱了。您看如何？又。我在十三日奉命出任地方长官，第二天早晨出北关，前往吴兴探望广德的兄长。次日早晨即可离开这里，今后在路上稍稍避过残暑，然后由大江返回长沙故居。偶然见到陈明仲，知道有便人，便写下这张纸奉告。自己想来，我充数于朝廷官列，承蒙吾君知遇，至今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学力不够，无法取信于上下。回去以后当温习旧学，更加勉励自己。其他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只是吾君的聪明，使人眷恋不舍，不能忘怀罢了。又。我勉强南来，处理政事已经十多天了。广右与其他道路相比，虽然地面广阔，但凋敝困瘁最为严重。蛮族村落窥伺不安，边备又少又弱，日夜忧虑，固然应当以安静为根本，但必须使我方具有潜在而稳固的威势，这样安静的实际效果才能保持。我正在考察研究、筹划整治，不敢只图眼前。远方的法度废弛，只能以自身率先实行，树立信用，彰明义理，希望能够防备万一。各路土丁，是祖宗留下的良法；如今空有名册存在，实际上全都消亡了。我正在寻绎旧有规制，如果这件事能够有头绪，希望边防可以稍稍增强。诚之已经来了吗，还是尚未到？南来的旧友相隔遥远，特别加重了离散孤寂的感叹。偶然府中派人买茶，略附上这封信，过些时候再专门派人去看望您。共父想来已经到建康了，责任十分重大；临行时他给我看了草稿，我献上这点意见。又。我镇守藩地，转眼已经八个月了。我铭记着‘诚心求取’的训诫，体味着‘哀矜而勿喜’的话，日夜勉力，惶恐警惕，还没有闲暇顾及其他。所幸纲纪大体安定，人情也颇为信任归向。又遇上年成极好，盗贼被压制平息，眼前幸而没有别的祸患。但是环视全路，可以使人寒心的事情极多。边备和兵政，也随着能力加以整治。保甲一事，也颇有条理。只是自静江以外各郡，年度经费缺乏异常严重，甚至官吏没有俸禄，军兵没有粮食，这样又凭什么治理郡县？只能坐看百姓越来越困苦。近来我有请求，希望与宪司、漕司共同考察研究全路财赋的底细，设法通融调剂，幸而得到批准。如今才详细讲求、反复考虑，希望能稍稍宽解困局。然而其中曲折也很多，又不敢求速成。学校略加整修，士子中也有好资质的，时常叫一两人到郡斋来同他们讲论，希望他们知道所应趋向的正道。三先生祠，我撰写了一篇小记，随信送去。凡此种种，我不敢不竭尽这点心意。官僚们起初颇有拘束之叹，大概是长期习惯了放纵；如今却已经非常相安，有乐于办事的意思。其中也有几个人诚实可靠，可以委任；其余的人也量力使用，使他们各自发挥才能。有不服从的，先用训诫督促，仍不悔改，然后才施以刑法。

译近来觉得收敛退缩的人多了。这一路向来盗贼很多，正因为流配之人聚集在这里，通常都逃亡出来作乱。近来严明首捕盗贼的科条，明确赏罚，接连不断地有人前来投首，几乎没有一天没有。收取其中强壮的人来充作效用，所以盗贼稍稍收敛。然而广中人自己也有许多犯法而被流放的人，确实有刑罚不足以胜过奸邪的情形，使人惭愧而恐惧。恐怕兄长挂念，想知道其中详情，所以一一说到。静江气象开阔，风俗通达，觉得没有瘴疠，也没有寒暖失常的气候，与湘中很不相同。环城诸山奇异多变，柳子厚所说的‘拔地峭坚，林立四野’，这句话足以概括它的大致景象。近来观看水东各岩，空明宽敞，其中龙隐最为优胜，位于小溪旁边，水流贯穿其中，深远幽静，水势回旋，可以乘船进入。岩石颜色特别青润，嶙峋峻峭，形状奇变，很值得喜爱。我近来白天也能得到空闲读书，只觉得过去的言语有许多不妥，尤其不敢轻易立论。《中庸》末章从‘衣锦尚絅’以下，反复引用诗来说明谨慎独处、贯彻始终的道理。我早晚只是从事于此，却还没有什么进步。诚之在这里，对我帮助很大，近来也得暇阅读《中庸章句》。晦叔答应来一趟，我已经派人去接他，早晚可以到达；我们相互讲习切磋，希望稍稍安慰离散孤寂的心情。从共父那里回来的人，带来了您的信，也知道了您请求奉祠的意思。此意很深切；听说您所施行的事情，大体类似长沙。长沙的人今年因为茶贼的骚扰，害人十分严重，我很思念那里的人。不过我先前的信劝他谦虚，使人才能够各尽其才。人才无论大小，都各有可用之处。但他的回信说到了江边，尤其没有看见什么人才。我实在害怕这句话。天下的事情，哪里只是凭一个人的智力就能办成？大都市和小城邑，难道没有可以器使的人吗？恐怕我们倚仗聪明而忽视了他们，使他们没有机会表现自己。如果承担重大职务，恐怕会有所妨碍。我正想写信说明这个意思，也希望兄长用自己的意见开导扩大他的见识。如今的达官大多如此，像公诚这样的人实在不容易得到，所以对他的期望很深。伯恭这次讲论得怎么样？收到他的信，说兄长仍有过于急切、不能忍耐的地方。我又担心伯恭反而有太过忍耐的地方。然而我们这些人的气习偏差，往往乘隙显露出来，实在难以消除。想来兄长修养有道；像我这样毛病很多的人，战战兢兢还来不及，正希望您时时加以针砭。陆子寿兄弟怎么样？肯听从劝告吗？子澄有长进吗？择之也很久没有听到消息了。无咎昨天寄来他编的祭仪以及吕氏乡约，很有益于风教。但乡约仔细想来，如果在乡里，愿意加入乡约的人只能收纳，难以选择。如果不加选择，其中有人严重败坏法度，那又会坏事；如果加以选择，便会产生议论，也难以长久坚持。并且所谓的惩罚，究竟能否实行？还必须详细讨论其中精微之处。如果闲居时能够实行，确实是改善风俗的办法。贺州有林君勋的《本政书》，想来您也应当看看，姑且附送一本。其中固然有许多没有说尽的地方，但这个人一生用功于此，他的学说也很有成就，本来值得珍视。此外，又从他家里求得几部书，其中有论述屯田条目的，也很有功夫，等抄录续成后再奉寄给您。这个人所到之处都有惠政，是广中人才中卓越的一位，可惜他没有得到施展才干的机会。想说的事情很多，不容易全部说尽，其余见另纸。《南轩集》卷二十二。钦定《四库全书》。

译《南轩集》卷二十三　宋张栻撰写书信。答朱元晦。我勉强在这里任职，又过了一年，幸而人情大体相安。只是想到长远的打算，早晚都不敢安闲。本道的盐法，正因为各州荒凉寂寥，几乎没有什么收入，完全仰赖漕司拨给盐息作为年度经费。往年实行客钞卖盐，数量很少，却有很重的折米钱，百姓深以为苦，因此后来招致盗贼，所以改为官搬而废除折米。其间广东认为不便而争论，于是再次实行客钞；但卖盐数量增多，大概是为了满足漕司的年度经费和各郡的用度。只过了一两年，钞盐大量积压，各州普遍困急，漕司的经费也不足，于是又恢复官搬。只拿静江来说，如果没有这一办法，就无法支撑。如今静江的安排颇有条理，既不压低卖盐数量，也不提高价格，公私都感到便利，盐价反而比实行客钞时低。如果各州都能这样做，应该不至于造成祸害。但各州漕司拨得的盐息少了，他们无法自足，于是提高盐价、压制卖盐的事情便由此产生。所以我有前日的论奏；后来漕司蒙蔽隐瞒，不肯增加拨给，近来我颇为抓住要领，已经再次陈说，恐怕可以实现。大体说来，这一路贫困，祖宗时完全仰赖外路接济；如今每年反而要接济外路的鄂渚大军钱、靖州年度经费钱以及买马钱，合计二十一万缗，怎么能不费力。从根本上追究源头来说，必须先在这里减省下来，这样钞盐之法才可以实行；否则就会立即导致失败。恐怕您想知道其中曲折，所以略作说明。虞帝庙碑已经求得季克的字，十分古雅；磨崖刻在旧刻所在之处，比旧刻强得多。因为旧刻多有裂缝和填补之处，如今缺损的文字都是填补处脱落造成的；现在所磨的石面非常平整完整，正在商议动手刊刻。您所寄来的《孟子》数条义理，没有不精当的。我近来颇得空闲，再次删改旧说，才得到十几段，等回去后抄写送去请教。所谓‘可欲’，是指善，确实应当指人而言。像横渠的说法，大概是凡是可以使人喜爱、希望得到的就是善，不可使人喜爱、希望得到的就是恶。人的行为有可欲而没有不可欲，这样的人就称为善人。您来信中对‘人’字的解释也是指人而言，像这样下语如何？‘金声玉振’的说法，所谓条理，只是有伦次而不紊乱。‘始条理’，是把众多义理分析到细微之处；‘终条理’，是把众多义理完整贯通为一体。如果把条理解释为脉络，恐怕不太顺当。《中庸》《大学章句》也已经详细阅读，有些地方还须更加仔细地反复推究。《易》的说法不免还有疑问，因为《易》有圣人之道四种，恐怕并不是专为卜筮而作；这部书所说的爻象，应当是…… 这里这样处置就吉祥，那样处置就有忧患，是圣人用来示教后世的。若占筮得到这个卦，当然应当这样处置，因为其中的道理不可违背，而卜筮自然也包含在其中了。像蜀庄，则是专门把它用于卜筮的；然而也不敢轻率评论，等以后再深入考察。山中的那些诗，曲折有余而淡泊，吟诵起来不能停止，只觉得其中有时仍有不够平和的言语。这不是语言上的毛病，只是恐怕在情感发露处还存有气禀偏差，尚未完全消除，还希望您深入体察。游诚之任期已到，已经走了十多天；这个人明敏果断而有能力，从前实在得到他的帮助，但在义理上涵养得少，言辞神色之间常常与人抵牾，正须深入下功夫才好。陈择之如今却留在这里，通晓民事，善于商量，只是讲论时多有成见作为障碍。近来看见季克寄来蕲州李士人周翰的一篇文章，实在没有条理；这个人本来所安于的在释氏之学，听说李伯谏被他转变了，令人忧虑，令人忧虑。方耕道听说气象稍好，旧信中的言辞也是如此，值得高兴；但正好遭逢府公推行新政，向各州摊派的钱物不少，他虽然竭力与之争辩，不肯承当，恐怕行迹或许不能长久安稳。又。我勉强尽自己的职分，唯恐没有补益。眼前幸而年成丰熟，盗贼止息，人情相安。但环视全路，可以使人寒心的事情很多，我也切实加以考察研究，已经把其中大事上奏陈说了。与伯恭相聚商议，彼此受益很多，只恨不能在其中从容详论。您寄示的学者讲论一纸，其中所论‘万物皆备’一段意思，也较为切近内在本心。大体说来，不能反省自身，便自然与自己无关。别人吃饱饭，和自己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反省自身而达到诚实，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谓诚，就是实际能够拥有它。又论到未感之时，把四端混为一个道理，却有些不安。未感之时虽然浑然一体，但所谓四端之理，本来已经具备在内；等到有所感发，才显现出来。关于圣、智、巧、力，我后来把旧说改得较为详细，续录下来呈给武氏。事情确实有难处，关于维州的说法正是我的意思，只是还有一点曲折，之后一并说尽。长期借住而不归，就应当采用晦叔、韩曾关于用财的说法，很好，很好。我这里接待宾客、处理民事，前后将近两个时辰；又退下来用两个时辰考究、推演、访问，此外还可以读书。有空闲时若有可以指教我的地方，请不要吝惜告知。又。关于出仕和退处的打算，究竟怎么样？必须出仕一次吗？《孟子解》等书刻版能够完成，姑且先寄去。若不是兄长出力，哪里能够这么快完成？感激庆幸，感激庆幸！从前本来屡次劝告过您，当时却已经无法收拾，总是因为因循和惶恐罢了。近年读书，颇觉得平易之中有意味；过去说得很多的地方只是徒然成为赘语，想要下手大力删正，最终又被官守事务耽误，不敢草率从事。所辖地区自从增加拨给盐息以后，颇能支撑，横征暴敛和苛刻征收得以严格禁止。近来又有人请求漕司，就增加拨给盐数；各州便提高盐价，把这种行为一概按违制论处。各州若把盐息拨入公库，用来充作宴饮、馈送等费用，一概按坐赃论处。已经下令照此办理，又请求把现有的二十万缗专门储存，作为漕司购买干盐的本钱；另以二十万缗专门准备，借给各州作为搬运盐的本钱。这是全路的根本，一丝一毫也不能妄动。每年年终都要向尚书省申报；因为没有这个盐法，整条道路就会垮掉，也就会遭受祸害。从前恐怕会被贪官拿来作为羡余进献，那就等于断绝全路的命根，实在可怕，实在可怕！这些情况也已经下令，并与运司共同安排储存管理和接济。赵若海如果能够疏通事务、通晓事理，自然就会看见这些。如今正需要漕臣得到适当的人选，希望一定的主张能够凝固坚持。

译各处边境都安宁，只是未雨绸缪的安排不可不预先整顿。如今静江训练士兵已经颇有次序。边头所忧虑的是财力不足，也已经提出请求，希望规划全部确定下来，真正有可以继承实行的基础。偶然有一笔钱，三边州请求用作贸易周转的本钱；如果得到它，三年之间就可以招募补充将士兵员的缺额，修缮堡寨，更新利器军械，便可形成长久而稳固的威势，不必忧虑南顾。恰逢新任宪官到任不到一个月就去世，拙劣的我又兼摄两台事务。事情头绪虽然很多，但各事的脉络终究能够查清，不敢不竭尽我的浅陋之心。以后等待听到出仕退处的定论，再另派专人写信询问。又。我请求奉祠，却没有得到任命，一味惶恐，已经再次具文请求，估计一定会蒙受体恤而获准。我勉强在这里任职，已经三年了。这里气候干燥，风势猛烈，长期处在其中，怎么能没有损伤？又加上灾患和悲悼之后，更觉得耗费调养。况且按事理本来就应当闲退，这次请求如果还没有实现，我还要更加用力陈说。不过在没有离开之前，各种事情不敢稍有忽视。远近幸而安宁，人情相安，颇觉得省力。但道义上不能不请求归去。只是想到主上的恩德，我还没有丝毫报答，区区我哪里敢有贪图安逸的念头呢？儿子大概已经去世，妻子大概已经到达长沙，准备在这个月办理安葬，已经在湘西山间选得墓地。我前些时候曾去看过，颇为稳妥幽静。只是自从失去同僚辅助以后，家中大小事务无不相互牵连。如今一切都从痛苦中减省下来，只觉得恬静才是安宁。《论语》早晚玩味，觉得它能够消磨毛病、改变气质；必须潜心读这部书，时间久了才会越来越体会其中意味。旧说已经有很多改正之处，将来首先拿来请教您。从前所作《癸巳解》下十章，希望您方便时疏通其中谬误，指示给我。兄长闲居之中想来能专心精研文字，大概也是天意。您的《中庸》《大学章句》，含蓄深厚而很有意味。其他解说想来都采用这种体例。《通鉴》的功夫如今怎么样？有没有人能够相互切磋？近来东广有一两位士人来相见，笃实茂美，令人喜爱。这里的士人似乎还比不上他们；优良的才质，哪里会没有呢？又。学中重刻《责沈》，送上一轴，连同十本一起寄去。《近思录》正在商议刊刻，想把字稍稍放大一些。詹漕体仁勤勉不倦地讲学，每次相见，除了职事以外，便共同商讨义理，实在是孤寂中的安慰。他的志趣，也很难得。本路州县之间，人才虽然平常，我不敢因此忽略思虑；有才干能力的，也找到几个人。有邕州通判吴偁，虽然粗疏，但忠义果断，嫉恶如仇，紧急时可以任用，也姑且说给您知道。又。石子重、陈明仲、魏应仲的三封信，烦请您替我转达。林择之很久没有消息了，如今怎么样？近来又有谁来相从？年长而志向久远的人是谁？诚实可靠、肯下功夫并且能够耐久坚持的人，极其难得。郑自明敢于直言，也不容易被人容纳。他的耿直固然是值得高兴的事，但还没有见到有人采用他的意见，而自明已经两次升迁了。身在言官之位的人也更须审慎顾虑。赵若海固然才能强干，但近来出巡按察各郡，拘收核查钱物，实在有做得过分的地方【各郡的钱财全都拘收入漕司寄桩库，于是导致有的地方没有钱发俸禄、发放衣物】。昨天已经报告说他与广东詹漕互换职务，他还没有回来。詹漕却颇有意味，我从前就熟悉他；只是他一向主张实行钞法，没有看见这一路的利害。如果他来后能和我同心共事，一起商议最恰当的办法，那就尤其幸运了。本路因为几个大盗都已被擒获，远近非常安静。边境上由于从前多有姑息，不树立纲纪，反而使纲纪败坏，近来已经大略修正了二三处。大体说来，议论往往陷入一偏：轻率冒进的人只求功名而制造事端，委靡废弛的人则一概放任不管，造成的祸害都是一样的。又。您来信说到《大学》中‘亲爱之而辟焉’，这里应当读作‘僻’字，反复详察，十分明显，而且与上下文的意义贯通，没有可疑之处。这个道理对于修身、齐家极为重要。《易传》所说‘妻孥之言虽失而多从，所憎之言虽善为恶’，也是这个意思。想来您在静中玩味推究，一定有许多发明，只恨未能当面全部请教。我这几年来务求在根本处收敛心志、下功夫，觉得应事接物时稍微平顺了一些，但气质习性显露的地方仍不免存在。我一直鞭策责打自己，不敢稍有放过，长久下去或许能够得力。冬夜很能得到读书的闲暇，温习推究旧说，发现其中即使有说得对的地方，也仍然少有意味，更加悔恨从前说话太容易。很想得到闲暇从头整顿一番，想要当面请教您的事情，实在不止一件。自甲午年得病以后，虽然痛下决心节制饮酒，但过去积存的酒在腹中，才喝一两杯便觉得隐隐作痛，于是禁止再饮，大概也算效法贤者的果断。因为这样，更觉得精力胜过从前。对于所讲论的内容都没有疑问，唯独《易》的说法还没有达到安妥，也恐怕是过去许多意思还不能放下，等以后平心静气，慢慢察看。所谓只要稍稍有意地主张某种看法，便会被旧说遮蔽，这难道只是读《易》如此吗？凡是读书都如此，难道只是解释书如此吗？凡事也都如此。道理本来平铺在那里，放着不动，只是被人起了主意，自己造成障碍罢了。这并不是要人不思考，而只是因为这种先入之见确实妨害思考。又。我近来恐怕误承恩命、因任而不能辞退，极为惶恐。但再三思考，事情和道理都不容许我长久冒昧留在这里，想来兄长也完全知道其中详情。自身的利害不是所要考虑的，正担心或许会给全路带来祸害。因为帅司的事务动辄涉及边防，而且都隶属于枢密院。稍等开正以后，我当竭力把其中曲折上奏陈说。远方写信不容易全部说明。兄长有什么指教，请幸加以教诲。本路各项事务幸而大体安定，各州通常也较为宽舒。如果计台能够以根本为念，不追求新奇，也不逼迫各州偿还旧欠，或许可以希望得到休养生息。但别人的看法大多不与这个意思相同，怎么办呢？然而我个人不敢不竭诚尽力。只要一天还没有离开这里，就不敢稍有忽视。又。

译我从新年开始就想重申先前的请求，正好买马的事情正在兴起，不免稍稍等待；近来事情已经办完，当天派人快马去向执事者陈说，但对方漠然不以为意。如今我竭力写成札子送到圣前，估计一定能够获准，想来应当在下个月回来；如果还没有获准，便随即再次请求，以得到批准为期限。不仅从本分和时势来说本来就应当退闲，而且长期处在炎热地区，我这副粗笨的身体虽然幸而还算健康，但恐怕气血免不了被暑气蒸薄；儿子素来体弱，悲哀痛苦之后又得了肺病，尤其不适宜炎热之地，我对此非常忧虑。远方的人似乎颇为信服，凡事容易施行号令，比刚到时省力得多；但朝廷中既没有了解我的人，万一有意外，深恐不能得到呼应，这尤其应当尽快离开。詹体仁诚实可靠，肯于讲学，很不容易得；但不免软弱，大概是胆气薄而缺少决断。如今善类大多有这种毛病；我在这里每每努力扶助他，终究还是觉得很难。像他这样刚强明敏的资质，确实不容易得到；我们共同承担重任、走长远道路，必须得到这样的人才。来信中所说【阙】的毛病，我的意见正是这样，也屡次告诫他；觉得他似乎安于此处，然而用力规劝救正不可停止。气禀和家学的说法确实如此，不能改变的，只是刚强明敏不足罢了。【阙】的一种议论，已经深入后生的内心，现已觉得流弊非常有害；看【阙】的意思也接近这一点。他一番应对之后，又再次随众处置，这样又能有什么作为呢？这些只是对尊兄说说罢了。近来收到刘子澄的信，说【阙】正像范淳父避世于金马。这个说法是什么道理？金马难道是避世的地方吗？范淳父当时与温公共同修书，事情本来不同；温公所称许的意思也另有所指。尊兄在闲静之中玩味义理，十分精深；每次收到您谈论学问、政事以及品评人才的信，没有不恍然觉得恰当而有所省悟，并且感慨叹息的。我们难道是偏爱自己所喜欢的人吗？只是自觉有些道理不可改变，应当共同坚守、勉励罢了。几年来尤其想有一次相见讲论，不知何时才能实现？《中庸》《大学》中三条义理，承蒙您再次详细说明，如今都没有疑问了；但截取程子的意思，似乎不如只记载‘程子说：这一节是子思紧切地为人处说，读者应当在这里用心思考’。这样就已经拈出了其中的关键，使人不敢轻易看过；《易传》中也有许多这样的意思，确实是解经的方法【比如说‘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观之可也’】。还请更加详细地考察。《学记》得到两块石料，坚润而且厚，已经看见在磨治、刻字，应当检查后仔细办理。每天等候额字送来。您所要的碑刻文字，寄去几件；另纸中说到林择之，可以看那里。我想到当时似乎不必这样远行。如今也从俸禄中拿出微薄的钱帮助他，附在这里告知，幸请替我转达。吴门的行迹也见另纸。陈、郑两封信已经交给吴德夫，但郑君已经赴铨选去了。吴晦叔已经安葬，只是他的儿子特别瘦弱。湘中的士人有个叫周奭的，从前曾与我相从，近来来这里拜访，颇觉得有长进，似乎是后来值得期待的人。他本来的天资刚强耿介，如今却肯下功夫了。因为母亲年老，不能久留，现在已经回去了。有新任贵州守陈唐弼经过这里，颇有志于做事；对于边防、兵法、屯田等事，都曾加以讲究，真是一位有用的人才。他的父亲陈规，是绍兴年间与刘信叔一同守顺昌的人。也想知道您是否在这时收到游诚之的信？我心中实在不能忘记他，但还必须更加下锄头整治的功夫。也希望您有时借书信告诉他，这样的资质应当设法成就。石子重的应对怎么样？后来有些什么学生，以及人才中有没有可以谈论的人？请借书信写及。英州两次派人去看望他，几天前收到信，似乎颇为悔恨以前的错误，有意在闲暇中读书，不知究竟如何？又恐怕被释氏乘此机会引走。义与利相互争战，最终被利夺去；君子与小人相互亲近，最终被小人搅乱。大概也是理势所必然，他前日的作为，也不能不受到责备。然而实在终究令人怜惜。建康有没有几次通信？近来的思想和作为又怎么样？这里偏僻遥远，终究疏于音书，而且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又。从这里回长沙，水路非常便利，只需走陆路几天便到清湘；登舟以后，春夏之间不到十天就可以停泊在城南书院堤下。学中正在刻印《易传》，湖广之间很难得到这个版本。《近思录》中可惜没有载入论说举业的部分，幸请抄写给我，还可以增补进去。这是兄长亲手编成的书，我不想自己擅自增添。舍弟是否屡屡写信来？隐斋所作的文章，希望赶快让我见到。又。前些时候承蒙您在信中说到狄梁公的书法非常好，即使让梁公亲自听到这话，也应当把它作为法则来承受责备，毫不推辞；这个道理怎么可以不树立呢？管宁一类的人，也确实如您所说。张栻近来因为阅读《春秋胡氏传》，觉得其中有许多地方值得商量。程先生的说法虽然不多，但总纲大略已经具备。本路新任漕使詹君仪之，即体仁，和乐悌顺，爱护百姓，凡事都可以商量，志趣又正，勤勉地把讲学作为要务，时常来与我详细讨论，实在是孤寂中的安慰。他过去在严陵相见时颇受佛学迷惑，如今却不是这样了，也得到伯恭的帮助。这个人恐怕是值得期待的。两广也有二三位肯于思考、能够自立的士人，只是从前没有师承，我正告诉他们应当遵循的次序。又。尊嫂已经办妥安葬了吗？选择墓地，固然应当审慎处理。不过古人在一个地方居住，便在那个地方安葬，因为没有什么地方没有可以安葬的土地，似乎不必越过其他境域，耗费时日，泛泛地观看并广泛寻求。君子的举动，是人们所仿效仰望的；近世风俗深深沉溺于阴阳家的说法，君子固然不应如此，但只怕传闻失实，流弊或许会滋长。还请您斟酌。又。游掾后来曾经相见吗？估计如今已经回来了。晦叔不知是否还留在那里？《中庸后解》想来已经交给他带来了。我很想看到它。像‘道不远人’这一章，我的意见认为必须把‘人’字解释成人心，这也是后来添进去的；不如更加平易地看，只是说‘道’本来就不远离人的自身。人要实行道，却不能亲近它，还要到自身之外去求道，那还怎么能行道？所以有砍伐柯木时斜眼看它的比喻。知道道不远离人，那么人与自己本来就同样具有它，所以说以人治理人。这样看，似乎意味更加深长，不知您认为如何？《南轩集》卷二十三。钦定《四库全书》。《南轩集》卷二十四　宋张栻撰写。

译书信。答朱元晦。《章句序文》的义理畅达，我反复诵读推究多次，只恨还没有见到新书的体例。《近思录》确实有益于学者近取诸身、思考学问；此前伯恭还没有寄来。我近来改定了几篇语解，还没有来得及抄写送去。关于先进以后、后来的部分，您看过之后若有可以指教的地方，请逐条写明，这是我最大的幸运和期望。游诚之确实有长进，但从前相聚时，看见他的毛病多在一个‘矜’字，也曾竭力告诉他。如果不能在这一点上痛下功夫，那么思虑即使亲切，最终也一定会失去正道。如今他在那里，遇到使心动、使性情坚忍的事情比您更多，对他应当会有深的益处。我如果能够奉祠，请求径直回到城南，温习推究旧书，那就很幸运了。但近年极想与君子相见一次，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如果居闲下来，逐渐或许可以谋划。这一带的学校、庙宇已经建成，颇为宏壮，书阁、讲堂也依次建立【阙】；大体类似长沙学校，而树木种植和规制似乎还超过它。我恐怕早晚要离开这里，请求您来作记，不【阙】令我把开创始末写全，还没有来得及绘图，早晚派专人送到您面前。其他怀抱的事情未能全部说清。又。我幸而大体安好，近来常因宪司、漕司两台都缺官，不免有时暂代其职。虽然事务头绪很多，但全路积滞的案件和苛刻征敛得以裁决、遣散或蠲免，我不敢不尽心办理。从前担心我所论请求增加拨给各州一分盐息钱、增加边州米钱的事情，正好蒙受恩命施行，于是得以详细奉行，并且替全路考虑长久的根本，向各州储存四十万缗，用来调剂盐法、接济借用本钱；又安排防止日后漕司增加盐价、各州压制卖盐以及妄费等弊病，已经逐项详细列奏。如果不是这次代理漕司事务，也没有办法整治。这是全路性命所系的事情。前些日子恐怕被小人全部刮取拿去进献，前后的文书等候逐一抄录送去。此事一旦确定，我就想等秋凉以后请求回长沙旧居。虞帝庙磨崖已经刻得有些次序，前些日子打下几个字，姑且附上呈给您；这两天因为霖雨，没有再打字。磨崖旁边近来取石，于是凿开一处岩洞，很是佳美；岩洞后面正对着皇泽湾，如今想在门前建一座亭子来俯瞰它，岩洞叫‘韶音’，亭子叫‘南风’。也想让您知道，《中庸集解》已经完成，只是覆刻尤溪版本，寄送一部去；现在正在刻三家昏冠祭礼【温公、横渠、伊川】，还没有完成。《孟子》还想再改一遍，终究因为公务头绪纷繁；即使退朝用饭，对于各种事务又有应当考察思虑的地方，也不敢放下。偶然有些小事，详见另纸；我已迅速派人送去，其他事情来不及说，等碑刻完成后再派人前往。正是因为道义之事重大。又。我近来听说建宁书坊有人要把癸巳年的《孟子解》刻版，极为惶恐。不仅因为现在已经删改，旧版会误导学者；而且这件事也十分不便。我日夜不得安闲，已经发文给漕司和府中，立即毁掉刻版，并且写信送给郑传二公。还希望兄长大力主持此事，也写信说明，并且告知书坊，那就非常幸运了。这个送信的人回来时，我很想知道已经毁版的消息，十分盼望。又。承蒙您指教，说礼书中不应删去冠礼一事，十分正确。当时正想革除这里的风俗，心中以为这样便可以奉行，所以不知不觉写得如此疏略。如今已经改正，像冠礼一项，正是我很久以来想讲明的；当时想保留这一段，等待将来商议确定。近来长沙也略加考察，形成了一些说法，其中固然有许多不妥，现在姑且抄录呈上，希望兄长裁定并指教。这件事是人道的开端，所关涉的极其重大，所谓冠礼废弃，天下便没有成人。请早早留意，幸甚，幸甚。虞帝庙乐章之所以没有刻，是因为其中有少数可疑的辞语；它固然高古而有余味，但像‘神降集兮巫屡舞’之类，恐怕涉及不敬。又因为这里的人崇尚鬼神，怪诞传闻很多，恐怕愚民不了解用意所在，把它讹传成恍惚怪异之事，所以不敢刻印。还请详细察看并指教，使我能够遵奉。所谓天德刚明，不是替母亲处理蛊惑之事的人所能启发引导的，这个论断极其正确；我近来思考，也认为如此。像【阙】一类的人难以责备，大概不免是想要那官职罢了。不知写给伯恭，他认为如何？如果只是像【阙】所坚持的那样，恐怕最终没有益处；到最后如果弄成一个全身没有毛病的人，那已经是很大的祸害，究竟有什么益处呢？然而这个论断千万不可轻易传出。如今已经使人深深畏惧我们这些人，尚未取得益处，却先徒然加重他们的病害罢了。又。《孟子解》的刻版，想不到郑少嘉完全不懂人意。早晚贺州通判李宗甫回来，我当带着书去拜见赵守，专门办理这件事；还须烦请李君当面看着劈毁刻版。到那时也要写信拜托您替我用力说一句话。我已经派人出发了，偶然又记起一件事，所以在这里再次说明。虞庙碑中的‘▯’字，向来有人读作‘向’；这里从旧日监本《西汉书》中查得《甘泉赋》有‘▯向豊融’，原来是‘向’的古字，本来多有通用，于是不再改动。幸请明白。又。《语说》承蒙您屡次指教，极其启发警醒。近来又删改了一遍，续写后送去请教。我内心很想与您相见一次，如果能到长沙，应当有可以商议的地方。伯恭既然已经转对，恐怕应当考虑去留。近来看见台臣议论程学【云云】，伯恭既然在那里，尤其不应漠然置之。石子重从前听说在三衢，辞谢召命，做得很好。如今听说已经到阙，不知他所说的怎么样。其他大体不是远方书信能够传达的。学校已经建成，才敢请求各邑有操行义举的士人进入其中，作为表率。岭外风俗尤其败坏，虽然不容易立即纠正，但不敢不开这个头，逐渐显示方向。即使在丧祭、婚姻之间，也颇有肯于革除旧俗的人。理义存在于人心，只担心启发教导、熏陶培养还没有达到。又。《论语章句》精确简严，足以教导后来的学者。《或问》一书，大体上固然是不可改变的论断。但我的意思是，这部书却不必刊行，因为即使竭力与它辩说，也不能完全表达清楚。只让人诵读玩味《章句》，一节一节都有所得，那么取舍的意思以及各家学说的偏差，自然能够看出来。不然，恐怕会使人轻率地趋向浅薄。又。共父突然得病，竟至去世。听到消息后痛哭，悲伤痛痛。积累多年的期望到了这个地步，也实在难以承受。时局多艰难忧患，失去这根柱石，实在是天下深为痛惜的事。不只是朋友之间的私情，想来天下人也同有这种心情。怎么办，怎么办！他的家事如今怎么样？继承的儿子能够立得住吗？凡是事情，请全部告诉我；依靠贤者办理，我也不会吝惜力气。安葬的日期已经确定了吗？按道义我应当前往哭吊，只是这里被事务牵绊，如今先专门派人前去；等到了武昌，再派人前往。写到这里眼泪直流，实在无法抑制感情。又。

译我自从在《寄陈明仲书》后附带陈述以来，一直缺少方便传信的机会，继而的音问只是怀念仰慕，未曾忘记。秋凉时行经大江，所到之处游览山川，又多有耽搁。如今正准备停留鄂渚，再过几天就可以开船。船中无事，反而颇能读《论语》和《易传》的遗书；这才深切觉得，若用来观察我过去偏执之处所取的《孟子》解说，真是段段都不妥。义理难以精确把握，正应当在根本上深入培植才是。我修改完成了《养气说》几段，旧说几乎没有保留下来的。收到您所寄《助长》的论说，十分合乎我的心意；等到了长沙抄录下来，再请教关于曾子的说法和伊川关于法则的话，其中意味很深，从这里看，“道”字就十分分明了。《知言疑义》给我的启发尤其多，也有几处应当再往复讨论，以及后来又看出来的内容，都等以后有便时再说。这篇论说实在不可给别人看；但我们却因这样反复探究而大有益处，并不是为了指摘前辈。上蔡的语录解释偏颇之处很多，颇有妨害事情的地方，更使人知道求道之难。又说：我接受任命来到上流地区，到郡中正好一个月。只是这个地方在今天极其重要，哪里是浅陋的我所能胜任的？然而也不敢妄自菲薄，只能勉力振作，期望作长远打算。只是承受积弊之后，纲纪法度全都败坏，没有一件事不应整顿；如今颇有了条理，百姓似乎也渐渐信任爱戴。边防实在令人寒心，军政极为败坏。如今军事归都统，财赋归总司。所谓帅臣，最应做的事情，是把凝聚民心作为根本，使百姓都有尊敬君主、亲近上级、报效国家、痛恨仇敌的心，这样才能守得牢、战得胜。这一路百姓尤其贫困憔悴，许多地方田地尚未开垦，茅草芦苇一望无际，白白失去了上游的防卫。如今正值防秋之年，义勇民兵实在多有强壮之人，只是长久没有核查名册，又有好几年没有训练，势必因循废弛；现在正在整顿。这件事关系到人情民心，大家似乎也乐于接受，但其中曲折宜当如何处理，正须精密安排才行。帅司的兵只有神劲军马步兵合计一千人，骑军共由父亲所统制，如今正在重新整顿队伍，严明纪律，明确节制。兵虽不多，但规章规模不可不建立。荆鄂大军驻扎在这里的也有一万五千多人，已经不是岳侯从前的规制了。近来曾召来射箭，竟然完全没有次序。兵将们见帅司治理军队，似乎颇有惭愧之色。此前他们的军队扰害郡中百姓，真是不可言说。我尽力以信义宽心相待，但号令却不能稍有违犯，因此颇为肃然，没有人敢触犯。襄阳离这里不过是四百多里平原路程罢了，但从来军队不曾从这里出发，是因为粮运费力；然而这又有什么值得依靠的？这里只是吴、蜀之间的要害，从襄阳到这里，本来就应当以死守住。往年刘信叔号称名将，张安国一向豪俊，但他们做主帅时，才听说边境稍有警报，便仓皇要作迁治江北的打算，这是极大的错误。若放纵敌人来到这里，还会有什么天下可言？这都是不懂义，也不懂形势。我的处境孤危，独独承蒙主上明察，派我到这里来；但实在不敢保证自己能长久留在这里，只是深怕有一天必须整顿此地的义务，想尽力效命，而单凭一己之力又没有人相助，所以想征辟一两个属官，不知能否获准。范伯达的《夫田文字》，前些日子来时遍寻不见，只好再求一本；以及兄长认为其中有可以删改增益的地方，也希望一并告诉我，十分盼望。又说：我恳切辞谢了多次，却未获准回到国都。作为治理一方百姓的人，能够使他们得到诗书教化的恩泽，是多么幸运啊！我任官如常，只是和在静江相比，应酬接待多了许多，特别觉得空闲时间少了。所幸远近都比较安宁，雨水也充足，旱田水田全都能够耕种。京西境内有盗贼越过北界，抢劫县城，杀死县令；他们返回时经过本路境内，追捕抓获了几人，斩首悬挂在边境上。其中有北方官员的逃亡奴仆过来勾结京西盗贼抢劫，天下的恶人都是一样的。本县也把他捆送来了。边境的人起初很不安，依赖这次行动才安定下来。不过我孤单的处境实在不敢自保；只要还留在这里一天，每件事都不敢不尽力。近来振作激励义勇，渐渐觉得将来可以使用。为他们制定了节制总纲，使各自接受县令的节度，并寄寓以等级。过去科派扰民、迎送和差役等事务全都取消，只专门命令他们防盗；闲暇时练习武艺。如果今年冬天没有因罪离职，就要再召集检阅、整顿齐备。本路副都统的兵寨在这里，而本人留在襄阳。近来他到这里相见，原来是郭杲，也明快爽利，可以交谈。他问我这里莫非没有守备吗？有紧急情况时有没有堡寨？我回答说，这里一出门就是平原，到襄阳只有六百里，所能依靠的，是使襄阳、汉水一带站稳脚跟，抵御冲击、捍卫屏障而已。太尉应当竭力承担这件事，需要兵就给兵，需要粮就给粮，这正是应当前往帮助的地方。如果放任敌人进入腹心，人心就会像瓦片一样破碎，还谈什么守备？从前刘信叔、张安国都有在紧急时迁往江北保全的说法，这实在是大错。假使敌人到了这里，拿什么来保卫国家？守臣只应当手握符节战死罢了。他听了颇为惊惧。然而我所依靠的，是这两万左右的义勇；只要整顿好，紧急时就有隐然可见的力量。这些日子我专心务求凝聚他们的心，爱护培养他们的力量，希望一旦有事可以共同生死，这是第一要义。我到这里半年，所见就是这些。很遗憾想知道刘宝学的墓志铭，正月中旬专门派人骑马送到他家，至今没有音信，实在令人不明白。现在抄录一份送去呈上，恐怕您还没有看见。共父终于下葬，听到这个消息不觉眼泪落下。他在这里设置神劲军马军和经营义勇两件事，是值得记述的；只是当时的政绩还比不上他晚年在建康时。又说：

译仁爱的风气和正义的气节，想来已经遍及四境；重税和厚重的供应，想来您已经考察了它的始末，也充分看见了寻求牧养百姓和供给刍粮本来就是应当如此。我在这里有所见闻，也不敢隐瞒，只是要精细审察以后才发言。辰州、沅州等五郡的刀弩手一事，近年被虚妄敷衍、观望不前的人所耽误；我按例上奏，想作长远打算，各司都担心不合时论，虽知道它是正确的，也不敢联名署奏，只好径直自行上报，于是便得到批准。这可以说是明主，也可以说是忠言，只是士大夫往往辜负了它。比如茶引、防子、上供等，都是眼前重要的利害问题，我正逐一考察后陈述。只是我处境孤单，不敢自保；然而对于有一天必当整顿的责任，也不敢稍有懈怠。义勇的事情屡次承蒙您问及。共父从前在这里上奏，说义勇武艺胜过大军，紧急时可以调发；我实在没有看到这一点。不过其中人大多强壮，仓促之间足以成为荆渚的防卫，增强上游的力量，平时也可以捕察盗贼，这一点倒是事实。共父统御这些人，不免有些姑息；例如免役一事，极其妨害政务，后来甚至到了县道无人可差的地步，役法中中户以下反而深受其害，如今也正在修正这件事。县道又不能节制，哪里有这样的道理？也应明确规定节制，使他们知道：县令如果不能任事，就罢免他即可。近来有总首直接向本司申报请求保明，擅自差遣一名部将，不经过县道，我不得不加以惩治，使他们知道必须按次序办事，这是最重要的事务。但义勇平常也有许多困扰之处，像按户摊派、收取钱物等事情，一概禁止；救济体恤他们的事情固然不能不尽力，而对于节制也不能不明确。如果今年冬天召集训练，而我没有因罪离职，就要再逐一整顿；只是担心武将极难得到，而且近年来武将的进退都掌握在近臣门下，所选的都是虚妄敷衍之辈，败坏人才，狼狈的情形实在令人担忧。您告知的传闻之说，使我非常惊惶，不知是怎样得到这种说法的。我连日反省，因为我初到这里时正承受盗贼横行之后的局面，不得不重赏以连续捕获；把江湖间多年杀人的盗贼按正法处死。又有一个贺姓的凶恶首领，是一路盗贼的首脑，六七年来煽动茶客成为盗贼，误导官军使其失败，而且借盗贼之名报仇；因此积聚家财数万贯。一路百姓对他的怨恨极深，害怕他如同害怕虎狼，不得不逮捕查究处死，迁徙他的妻子儿女，把他的全部财产没收入官府而不是据为己有，并且查办宪司中从前收受贿赂、故意放纵他的大吏。今年茶客全都遵守约束，没有一个人敢拿着兵器在道路上行走；这件事的功劳实在很大，只怕有人因此便认为我嗜好杀人。近几个月以来，幸好没有新的盗贼；而旧有的盗贼已经大多捕获，也就没有什么需要再用刑的了。但古人怜悯罪人、不以杀人为喜的心意，我常常感到切实，体会它的关键就在于必须使这种心意不断绝。关于崇尚意气的说法，也常常担心其中有主张过分的地方，所以不敢不听取并引以警戒。近来安置一位郡守，他一向防备艰险，事情却极为猖獗，不得已才这样做。将来恐怕也不在祝大任之下；因此想到诸葛忠武、李平、廖立的事情，固然是公道，但也由于德行深厚而感动人心至深，才能做到这样，每每使人对前贤感到惭愧。又说：幸好职守安定，今年雨水阳光都合时，看来可以获得一次丰收。盗贼大为收敛，刑罚也减少了。只是战争造成的弊病不止一端，其中最严重的已经列举上报，其余的来不及顾及。兄长近来情况如何？教令既然已经得到信服，应当会更加无事；而且还必须少留一段时间吗？今后与您相从的还有什么人？须有空闲时再讨论。我这里不过有长沙的梁仁伯秀才在此，他的资质也颇为淳厚笃实。近来有澧州教授傅梦泉来相见，原来是陆子静最得意的弟子；这个人也刚正耿介、有所立场，只是所谈的学问多像扬眉瞬目般的机巧。子静的这种毛病，您曾经磨砺切磋过他吗？这也实在令人害怕。又说：梁仁伯和主簿一同来这里，只要早晚有空，就讲论学问，近来颇有长进。偶然因为他的祖母生病，又回去了，我顿时觉得寂寞。子澄有什么新的功夫吗？很遗憾没有见过他。伯恭听说又遇到防备之事，偶然间竟有这么多困难，实在可念，可念。有一位澧州教授傅梦泉，资质禀赋刚正耿介，也很有志向，只是长久跟随陆子静，极力守持老师的学说。这个人如果肯听取别人的评论，将来恐怕还有希望。又说：《濂溪先生祠记》于是终于刻石与它相对，实在惭愧得出汗。卧龙的景致想来一定很好，想作一首诗续写它，写成后寄给您。近来的作品每每得到它们，总能有所启发增益。关于别籍异财的榜文写得很好；这里却没有严重到这样的程度。大体上，北部州县近来民间多用《易》道来讲说，不同于湖岭之间。重阳日出城到二十里左右，于是登上龙山，四面看去云水渺茫，也很壮观。平原之中独有这一座山，山也不高，只是蜿蜒如龙蛇罢了。堤岸关系一方百姓的命运，平常修筑得极其草率，夏季洪水盛大时，能够不被淹成鱼，就算幸运了。城附近有一条堤长十几里，是最为依赖的地方；现在要为它作长远打算，不敢草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日〕 又说：前些日子恳请您为郡学作一篇记，开一座城门，门正对着江湖。旧有一座门叫恩波门，长期堵塞在近处，如今把它迁到这里。因为旧学一出门就是墙，如今在这里开辟出来，气象十分好。于是又在门上建楼，登临览胜遂成为全郡第一，给它取名叫曲江楼。因为张曲江来任长史时，有登江陵郡城南楼的诗，所以借此命名。想请尊兄为它作记，希望不要吝惜落笔，以显示这个地方形势的重要。楼下就是白水河，河外就是大湖泺；泺外就是荆江，像高沙湖一类的地方，都在举目指顾之间。甚至峡州各山，也隐隐约约显现在云水之外。又说：伯恭近来派人送药给他，还没有回来。他把宝贵的精神耗费在闲散文章中，白白损耗自己，有什么益处？像编纂《文海》，对治理之道有什么补益？对后来的学者有什么补益？只会使精力困顿在翻阅之中，也实在可怜。承蒙您正在编纂这些文章，但这也不是用来承受君主恩德的事情。如今病已经退了，应当专心存养。这不只是调养疾病的方法。《南轩集》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译《南轩集》卷二十五　　　　　宋　张栻　撰写书信 寄给吕伯恭 我在先人的庐舍中读书，早晚勉强安宁，只是存养、省察的功夫本来应当一同进步。然而存养是根本，觉察到自己过去的功夫没有进步，大概是因为存养之处不够深厚【存养处有所欠缺，所以省察的力量也小】。现在处于闲暇之中，不敢不努力。但良友远在他方，每每诵读“一日不可无俟，无可之言”，没有一次不伸长脖子向东遥望的。您所示读书的次序，全都着实在于积蓄德行、涵养志气的层面，实在不可不察。《易传》所说“考察行迹来观察他的作用，考察言语来求知他的内心”，这句话极其紧要。近来读诸位先生的说法，只觉得二程先生的学说完整精粹，越看越无穷，不能不详细体味。来信说：“平时只是仗恃资质，功夫悠悠忽忽，实在不精密切实。”这可以看出体察的功夫。我常想，尊兄在常人的毛病中往往都没有；这在资质上固然是优点，但在学问上不能不防备另有毛病。别人所有的毛病，反而不妨碍学问。如果只是坐守这一点，恐怕会懈怠而缺少精神。只有分析义理的精微，在事物情状的细微处加以体察，常常保持正大之本体，尤其防备自己的偏见【在好事上只要稍微超过一分，便是私意。如果要纠正这个人的错误，就尽我的诚意把话告诉他；他听从还是不听从，本来就不能强求。如果一定要立刻把他纠正过来，那就偏颇了。由此类推便可以明白】把这种功夫推广充实，那就太好了，太好了。与您相从的那些人，大多有长进吗？有书信寄来的，我都按照他们所说的内容，以我的浅见作答了。薛士龙以及陆、徐、薛叔似诸位，近来遗憾没有来得及认识。士龙正想详细听闻他的为人，只是他所举的两种说法都很偏颇，恐怕这样固执会妨害事情。事功固然有应当做的，但如果说“喜欢事功”，那么“喜欢”二字上就已经有毛病。元晦几次来信讨论学问，比过去更好。《语孟精义》对学者有益，序文引言中所怀疑的地方，曾经和他商量考订过吗？只是关于仁义中正的论说，他最终仍然坚持旧说。濂溪先生自得之处浑然完整，确实是二程先生学说自然的源头。元晦坚持他的说法，逐句议论、逐字解释，所以不免又流于牵强，也不是濂溪的本意。看二程先生遗书中与学者讲论的地方很多。像《西铭》，二程先生反复谈到；至于《太极图》，却从未提出这种意思，恐怕还应当研究。这里士子的资质很好、有意于学的，也有四五人，我每每教他们在主一上着实下功夫、求进步。晦叔已经两次来相见，不久想迁到城中岳山脚下居住。像胡广、仲伯逢这样的相识，也留意于学问，只是从前大多停留在想象揣度上，实际功夫很少，所以才有毛病。大多不能精进，也有几次书信往来。《孟子》解说虽然已经写出，其中的毛病仍不断修改编缀，正如春草刚铲去又长出来一样；况且还想自己亲身体会，哪里敢立刻传给别人？现抄录一份，日后想奉寄给您求取补益。《仁说》题跋中的几段，很有启发警戒作用，另纸奉上答复，后来修改订正的地方也一并抄去。祭祀仪礼从前元晦寄来的本子颇为详备，也有几件事值得怀疑；后来再次改寄，往往已经订正，现在抄录寄去。但关于墓祭的一段，我的心意始终不安。平常到山间，只是叩头哭泣、洒扫而已；时祭只用春分、秋分和夏至、冬至，这一点有所不同罢了。家里正在谋划建造家庙，将来庙建成后一定制定祭礼，希望大体能够恰当；伯恭所考订的材料如果来信时能一并寄给我，那就太好了。其他怀想不是书信所能写尽的，有便时不要吝惜寄来音问。又说：自从回来到这里，也已经半年了。我反省过失、纠正偏差，只觉得平日认为是细小的事情、粗略的痕迹，原来都是深重的过失，虽然可以勉强兢兢自守，却只怕趁着间隙偷偷发作。深入体会《论语》一书，可以看出圣人用来教人的方法和学者应当用力之处；踏实地致力于根本，是最重要的，一旦不能安定，就会生出向外追逐的心。来信中您自己反省过去的毛病，其中说“把私心当作公心，把情感当作本性”，可以看出观察得很精细，更应当在笃敬的功夫上深入努力。过去常见衣冠不整，举止有时草率，这恐怕也不能看作小毛病。古人的衣冠、容止之间，并不是故意装出矜持，只是顺着自然法则本来就应当如此，以此作为平常；由于因循懈怠，所以必须着意勉强、自我持守。外表不庄肃，却说能够在内心保持敬意，怎么可能呢？这恐怕是高明您自己已经知道的，但不可以把它看作小毛病。关于教导学者越级求高的毛病，我近来的心意正是这样认为，怎么敢不深思并谨慎对待？如今世上的学者，大多有仰慕高远而忽略卑近的毛病。这里有肯来讲论的人，我现在却不敢泛泛地告诉他们；想来他们听我以前的说法觉得有滋味，如今却觉得迟钝沉闷。如果确实信得过我，就可以同他们讲习。关于“其言也讱”的说法确实如此。那边的诸位近况如何？这次寄来的问题，反而觉得子约还应当再思量；虽然写得泛泛，也必须让他思量，总要从这一步经过才行。这也是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体会。元晦关于《仁说》的意见，后来我看出他说“爱之理”的意思倒很好；接着又收到他的信，只拈出这三个字来说，便很有精神。不过他先前寄来的话中毛病终究很多，而且他大概也把我的意思看得太草率了。后来答复他的信现在抄录呈上，只是他在议论商量之间终究有意思说过头的地方，早晚也想再尽力对他说一说。又说：《学而篇》中的几段很有益处，已经改过三段，另行抄录寄去。“巧言令色”一章以前已经改过，现在把谈仁的一册送去。“父没观其行”，恐怕文意只是针对父亲去世后居丧期间说的。如果说是泛泛地观察行为，那么父亲在世时本来就也应当观察他的行为；只是有些事情不能实行，所以应以观察他的志向为主。评论子思标举使者的说法，意味很深；关于停蓄镇重的告诫，怎敢不深深佩服？把不应当忧虑责备看作幸运，近世士大夫君子陷入这种毛病的很多。这种心意实在不能说不厚道，只是先自行隔绝了，没有办法感通；存心既然如此，一旦遇到事情，哪里还会有力量呢？详细体味《考槃》诗以及“志在君也”的话，使人再三叹息。元晦从前所作诗集解说，想来您已经看过。我认为不应删去前辈的说法，现在重新编纂时，像二程先生以及横渠、吕、杨诸家的说法，都把它们载录下来；其他的就选取其中可取的记录，这样就完备了。其中如果还有余意，就附上自己的见解。看《鲁论》中把用诗教人放在前面，大概是为了使人的情性受到感发，从而在人伦关系上深厚笃实；学者必须先教自己存养忠厚之心。又说：

译我上月中旬积聚寒气而成病，病势极其危险，各项事情也都已经安排好了，只能顺听天命。有一夜气息恢复，各种症状全都退去，大概是服用热性药剂、灸艾的功劳，如今幸好已经恢复正常。病中想到自己平时很仗恃身体较强壮，欲望少，所以饮食起居常常不戒生冷，也不避风寒，这也是轻视自己的生命。观察《乡党》中圣人保养身体的严谨，难道是自私吗？只是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平常有所忽略，也是豪气中的毛病。每次收到来信，没有一次不受到启发和警戒；所谓在威仪、言语声气之间的功夫，哪里只是兄长所应当努力？我每天都在这方面用功，却常常担心做不到。曾子用来告诫孟敬子的话，最为亲切。我常觉得上蔡的解释【《语录》中所说的】似乎还不够精确稳妥，这一点必须自己仔细下功夫。自己觉得过去在沉潜处用功少，所以根本功夫还不完备。一两年以来颇专心在“敬”字上努力，越发觉得周濂溪以主静为说的意味深长。程子说，在喜怒哀乐尚未发作之前，还怎么去寻求？平时涵养就是了；这个意思必须深入体会。关于气质和居处的说法很好，应当深入考察，不敢辜负您的来意。这里的士子现在也有向着正道的人，但要看长远结果怎样；文字上略微开导，实在不起作用，只有肯踏实做功夫的人，才值得期待。去年听说来跟从学习的人很多，我很认为不是这样。如果是为了科举功名而来，先存着求利的心，哪里有在求利之上诱导他达到义的道理？如今已经辞退遣散他们，实在幸运。但过去已经曾经辞遣，后来为什么又重新聚集？这次必须把持坚定，决断分明；否则仍有丝毫牵滞，恐怕将来又因循下去。这不只是这一件事，大体上我觉得老兄平日似乎在果断方面有所不足，时常有所牵滞，流于姑息的弊病。虽然这是过于厚道、失之慈爱的君子之过，但在别人看我时，可以通过观察我的过失而知道我的仁厚；在我自己检查时，终究是偏颇之处。仁义之道常常相互需要，要知道义不足，那么所谓仁也会失去正当性。又如谈论朱元晦的出处，也似乎不妥。周济他就可以接受，因为是不让他在土地上挨饿，只是来接受周济，所以可以接受；如今却是接受加给他的官职恩宠，哪里有安坐在家而白白享受它的道理？元晦辞谢说不敢当，是合乎义的；但当时对一两个与自己志趣不同的人，使他们委婉曲折地来求得实现自己的请求，似乎不必再这样增饰。希望再想一想。我过去在临安时，就已经觉得兄长有这种毛病；如今又因为这两件事详细说起，由此可以大略看出。大概可以看见了，怎么样，怎么样？又说：来信所谓“言辞声气务必使它平和，但在实质问题上不可回避周旋”，这句话已经把意思说尽了。我必须看见，有些相识的人喜欢提出调和遮护、审慎周详的议论；退下来考察他们，实际上是畏惧怯懦，却美其名曰忧国，恐怕只是为了自身罢了。因此一到利害关头，气势就胆怯，志向也动摇，并且被恩宠利益缠住，这不是已经显现出来了吗？知道人实在困难，恐怕不能不加以考察。径直冒失地向前发言固然不对，但对于本来应当如此的事情却说不如此，另造一套说法，恐怕最终免不了成为奸邪罢了。这番话不必对别人说；只是我的思虑涉及到这里，因您的来信有所触发于心，所以告诉您。答复彪德美 承蒙详细告知，我反复诵读，正是我对良友所期望的；只是我的意见不能没有疑问。比如“自己毁灭天命，本来就是出于自己的私心”一段，恐怕是断错了文句，所以失去了先生的意思。我已经在给季立的信中说过，想来您一定看到了；希望您进一步深思，平心静气，不要让自己的私意横加截断，也许才能有所收获。关于《知言序》，可以说是触犯了众所忌讳；承蒙您指教，实在很幸运，但我也恐怕还有没有理解我个人意思的地方，所以不得不说明。比如说“孔子未曾直接说明性”，子思《中庸》首章却单独说了一次。这大概是设想有人发问的言辞，所以用“或曰”开头。然而说“直接说明”，是指像“天命之谓性”这样直接指明；其他说法固然无不是性命的深奥道理，却不像这句话这样直接指明。因此在回答它的言辞中，引了子贡的话，以为孔子的言论无不是天命流行发见的表现，意思就可以看出来了。希望您再详细观察，然后指教我。如果说辞气不足以发明意思，那确实是我的浅陋造成的。来信虽然援引很多，反而越发显得泛滥；大体是舍弃实在的道理而驾驭空虚的说法，忽略下学而突然谈论上达，扫除形而下的事物，自己以为已经处在形器之外；这个毛病恐怕不小。这正是我所说的：虽然排斥佛氏，却不知道自己正陷在佛氏之中。所以不再有穷究义理的功夫，也不再有持守敬意的妙处，全都是由此造成的。我近来反复思考，不能不把话全部说出来。只是您天资诚实丰厚，一定能接受朋友切实的攻正；如果忽略它而说“我所得的已经高妙了”，那么我也不敢再在您面前进言。不过我的见解哪里敢认为就一定正确呢？希望再加以讲论。答复吕子约 来信仍然免不了急于求成、逼迫太甚的毛病。责任重大，道路遥远，必须把弘大刚毅放在首位，循序渐进、持之以常，不要生起急于求得成效的念头，这才好。义理固然必须玩味探索，但求索过分，反而会伤害内心；涵养浸润、培植根本，使它日渐深厚，那么探索义理的地方自然有力量。努力，努力！平时的毛病，贵在设法消磨；纠正它却不可只在胸中一味悔恨，反而增加一个毛病。遗书中所说“责备自己、反省自身不可没有，但不可留在胸中成为悔恨”，就是这个意思。《希颜录》从前编得不很精密切实，颜子的气象，只应当在《论语》中玩味，并考察二程先生的论说，这样或许才能有所收获。再请求您这样做。又说：您谈到近来的功夫，足以看出没有停止。但您所说的两种毛病，如果说是荒忽因循，那就不是涵泳的趣味；如果说是急迫拘促、缺少意味，那也不是矫揉造作的方法。这正应当在主一上深入思考、取得进步。总要常常切实地反省警惕，使心神凝聚收敛、清明肃穆的时候逐渐增多，这样才会渐渐有进步，不可只求眼前的功效。另纸上的问题也分别答复寄去。我的一点意见未必能使高明得到深厚的益处，加上我的心意也不是书信所能穷尽的；只希望您深入思考，以便再来告诉我。又说：

译所谓近来的毛病，却不在急迫，而是害怕失之于因循，这也可以看出省察的功夫。但这也只是一种毛病；不失于这里，就会失于那里。以至于闺门之内，如果不过于严毅，就会过于和易；交游之际，厚重的人如果不失之于轻慢玩忽，就会失之于过分。纷纷扰扰，在东边灭了又在西边生起。必须在根本源头上用功，其方法本来没有比敬更好的。如果在“敬”字上有进步，弊病就应当逐渐减少。杨龟山所举富弼崇深的说法，固然对学者有益，但只拈出这两个字来，似乎还不稳妥。希望再思考。侍奉身旁、处理职分所当承担的杂务，哪里容许有稍微厌烦、忽视细节的意思？只有以主敬来树立根本，并且对每件事都加以察考，这才是学问的要领。答复胡伯逢 《中庸解》的抄录还没有完，现在先抄三段寄去，大体的规模格局就是这样。不知您有何指教？关于性善的说法，详见程子的言论：他说，人出生而处于静寂本然的状态以上，便不容再说什么；一旦说到“性”，就已经不是性本身了。接着又说：凡是人们所说的性，只是说继承天理而来的善罢了。孟子说人性善，就是这个意思。但请详细体味这段话的意思，自然可以看出来。大体说来，性固然难以言说，但只有“善”可以给它命名；这就是孟子的话所以有根基的原因。不过所谓善，是为了让人能够给它命名。如果说它难以言说便干脆不可说，说不容言说便干脆不可言说，恐怕就会渺茫而没有止境。《知言》的说法，推究到了精微的极处，固然是要发明向上的道理，只恐怕不免有弊病，不如程子的说法完整确切。我只遗憾在先生门下的日子太少，因此不能把疑问从容地在您面前请教，追想惆怅何其深！然而我们往返论辩，不苟且赞同，才不辜负先生平日的志向吧？天气很热，近郊已经又觉得干旱了；那边情况如何？还希望凭借远大的事业来尊重自己。答复胡季立 承蒙您详细指教，可以看出您勤勉讲学，这正是我所希望并感到欣幸的。我愚拙，只是不敢不深入潜心思考；有时有所见解，也未必正确，只希望和朋友共同讨论。所谓天命，就是整体流行而没有间断、贯通古今、通达万物的道理。众人自己使它昏昧，但这个道理何曾有过间断？圣人只是把它完全体现出来，也并不是有所增加。事情尚未应验时并非不是它；先前已经应验，后来才建立，就一同建立；通达就一同通达。因为这是天下公有的道理，并不是有一个人的私心得到它，所以仁的道理才广大，天命的道理才精微。至于佛氏的见解，则认为万法都是我的心所造，都是从我的心生出；这是使太极本然的整体昏昧，反而变成自利自私，天命也就不能流通。所以他们所谓的心，也只是人心，而不是认识道心的心。《知言》所谓“自己毁灭天命，本来就是自己的私心”，说的就是这个。如果那样断句，就不能成为文义，也失去了先生的意思。希望再思考，然后再来指教我。答复胡季履 承蒙您谈到读史的功夫，应当考察治乱兴衰的原因，观察人物的是非邪正；至于细微处、条目以及似是而非的取舍之间，尤其应当反复思考。如果只是以博闻多识来相助，文章辞藻就属于末节了。这里的士子们读《资治通鉴》时，我曾让他们先把各代重要事件的条目按时期聚合起来，考察其始末，颇有意味。比如高祖入关、消灭项羽、诛杀功臣之类，都各自作为一门，完备地考察它的源流。这也要编得有次序才行，我正想把前辈议论中精要的部分放入其中。又说：您所说读书想由博而趋于约，这本来是前人的规矩和规模，次序当然应当如此；但在旁搜博取的时候，必须常常存着趋于简约的意思，这样才不至于沉溺于繁博。并且“博”和“杂”相似而不同，不可不察。有所发明，不要吝惜拿来指教我。答复胡季随 承蒙赐来书信，得知侍奉双亲平安顺遂，在武林行止又获得胜福，我极为欣慰。您谈到每天读二程先生遗书，这是很好的；应当平心静气，从容地涵泳所读内容。其中谈到性命的地方，读得越勤，探索义理反而越觉得晦涩，不必奇怪。若只在语言文字上求解，就还不对；必须把它在自己的动静之间玩味，长久体会，自然会有不同。把您回来后所作《洙泗言仁序》《主一箴》抄录寄去，您所要的诗也写在另纸上。那边平日来往的都是谁？岁月容易过去，人心容易危险；繁华兴盛的地方，扰乱志向的东西很多，只有以敬自我勉励，来继承先世的事业。还希望您厚自珍爱，有所见、有所疑，便中不要吝惜多次告诉我。什么时候返回呢？又说：抄来给我看的序文，反复读了三遍，足以看出您的志向。虽然如此，登高要从低处开始，走远路要从近处开始。善于学习的人，志向一定在圣人，但行为不能忽略卑近的事情。不追求惊怪恍惚的见解，也不舍弃深沉、潜心、周密的功夫。伊洛的先觉说，学习圣人应当以颜子为准的，实在是明确的教训。德门的美好资质，只希望更加努力。又说：元晦所编的遗书，只是把各家分别编纂的材料汇聚起来，全部收入，完全没有删削。其中当然有传抄记录而失去本意的地方，正要让学者去玩味。若径直删去，反而很没有意味。得到这类文字，姑且应当铭记在心，沉浸其中，不宜凭自己的意思直接断定，轻率议论。又说：您谈到二位先生的遗书，其中固然有传抄而失真的地方；从前龟山想删改订正，直到最后也没有动笔，必须推究到精微周密、没有遗憾的程度，才可以承担这件事，不容轻率议论。如今元晦所编的，都保存原本；对于学者来说，也正好玩味其中的内容，真伪在自己长久玩味之后，自然会辨识出来。所谓不容轻率议论，并不是为了尊敬、谦让前辈，而是因为道理不容易明白，不应趁一时痛快便根据眼前所见轻易断定，必须潜心研究；如果确实下过功夫，才会觉得这件事并不容易。即使只依据前人已经辨析的意见，也必须自己胸中先体会到其中的精神才行，否则也只是跟在别人后面赞叹罢了。我前些年编《希颜录》，像《庄子》等书中所载关于颜子的事，多有删去；先生写信责备我说：“其他各家的说法，也必须在未精当之中玩味，寻求精当，不可轻易指斥为错误而删去。”这是一生都要做的事情，天地日月长久存在，如今已经十二年了，我越来越觉得这句话意味深长。希望我的朋友深入体会它，另外还要笃实、深沉、潜心地下功夫，以轻率简易为戒，努力谋求长远而厚重的事业，好好自爱。又说：

译您告知说：“读致堂的史论很好。秦汉以来，学道不明，士人在事业上的表现固然有许多令人遗憾之处；然而其中难道没有嘉言善行以及某一件事做得正确的吗？应当以成就长远事业自我期许，而对于别人则不废弃他的一件善行；这正是扩大弘恕的方法，也是积聚德行的要领。正应当努力。”《名臣言行录》没有别的本子可以寄来，得到后就立即附寄。但这部书编得不够精细，元晦正准备重新修改确定。又说：承蒙您谈到夸耀胜过别人所造成的危害，可以看出您省察自己的功夫，正应当用力自我克制。克制的方法，必须深入思考夸耀胜人的念头从哪里产生，从根源上用功消磨才好。如果只等它显现出来以后才遏止，就会在东边灭掉又在西边生出。正应当努力。季随近来下功夫如何？听说时常去见晦叔，彼此有很多讲论吗？君子之所以使人不能赶上，大概就在于他所做的都是别人看不见的事吧？必须深切思考“尚絅”的意义，鞭策、剖析自己，便会觉得其中很有意味。又说：近来玩味推究，想来没有荒废吧，有什么可以告诉我的吗？如果进入浙地，顺便见一见伯恭，那就很好。近来士子中肯向学的，也时时有一些，但真正踏实下功夫而且耐久的人，极难得到。并且要鞭策、剖析自己向内用功；这样下功夫，才会自己觉察出毛病很多。承蒙您告知：浩然之气的功夫，正在于不断积累义理，应当在心中感到满足或气馁时加以检验。积累义理以敬为主。孟子这一段虽然没有说出“敬”字，但“不要忘记，也不要助长”，正是实行敬的方法。答复陈择之 承蒙您赐信，所陈述的道理灿然明白。再想今日世上讲学的传统，连续不断，未曾断绝。像您这样志趣高远，怎能不令人感叹万分！只是我荒疏浅陋，不足以承当您的垂问，姑且就您所从事的学问，试着共同讨论一番。您说异端迷惑人，未必不是贤士大夫，我说得对，这话确实如此！然而今天异端的祸害，比申不害、韩非还要猛烈。大概是因为它的学说仿佛高尚而美好，所以聪明敏锐的人乐于跟从。只是它近似真理而实际上不是，追逐影子而迷失真实，凭借虚无而舍弃实际，拔除根本、披露枝叶，自以为能够直指人心，其实从未认识人心。如果它果真认识这颗心，那么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正是人道的常经，也是本心所存之处，难道它忍心割断抛弃这些吗？唉！天下的祸害，没有比似是而非更大的了。似是而非，实在是相隔如天壤。学者有志于学，必须在这一点上丝毫不屑忽视，然后才可以找到门径而进入。可是想要游于圣人之门，应当把什么放在首位呢？大概只有求仁吧？仁，是圣学的枢纽，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道理。能够领会言语和意旨之外的深意，然后才知道我们儒家的真实妙理，与天地同久，绝不是异端的空话可以相比的。孟子说：“思考，就能得到。” 他又说：“求取，就能得到。”您不妨取《鲁论》所记载的内容，精心思考并深入探求。我虽然不聪敏，或许还可以得到切磋琢磨的益处。答谢梦得 凡人的疾病，一定有受到病邪侵袭的部位。虽然风雨、暑寒、燥湿各不相同，但气机运行没有间隙这一点却不会不存在。只是病势日积月累，逐渐加深而不停，所以高明的医生治病，一定先观察他的脸色，切诊他的脉理，探究脏腑的变化，以防患于细微之处，然后施用针石和药剂。就像郢人挥动斧头，又像甘蝇、飞卫射箭一样，无不随心如意。不幸没有遇到秦越人、扁鹊、医和、医缓这样的名医，终于病重了，那又将如何救治呢？唉！疾病在身体上，人尚且不惜远行秦、楚之间，求医治疗；疾病在心中，难道反而独自不思考救治自己的办法吗？您说疾病散布在全身，却不知道病在什么地方，这只是因为没有仔细察看。古语说：“观察人的过错，就可以知道他的仁德。”所谓“观察”，说的是用力探求的妙处。拉紧绳子再把它扯断，绳子一定有断裂的地方。请您试着详细思考并加以察看。凡是心的疾病，本来有很多种，大体都由偏差而产生；由一勺水逐渐增至漫天大水，那么这个人虽然活着，也和死了没有什么不同。圣贤的经典，全都是精妙的药方。察看我的病是怎样产生的，明白它的情状，审慎地处置药方，专心致志、精勤用功来治疗它，那么疾病就可以去除。疾病去除就是仁，具备仁就有了生命。像我这样，大概已经多次折断胳膊，却还没有成为良医。眼下正忙于自我救治还来不及，又凭什么去救治别人的弊病呢？孟子说：“您回去求取它，还是有余力的。”我的话太多，仍不足以答谢您的盛意。答刘炳先兄弟 我请求离任却没有获准，还在勉强支撑。春天以来，城南的花柳，我常常在梦中见到。听说您兄弟相处更加和谐愉快，几位公子也都孝顺谨慎，知道您家的门户正兴盛而且前途无穷。这里有伍氏兄弟，是章贡人，也因为友爱和睦而受到乡里称赞敬重；我常常邀请接见、慰问他们，借此来教化激励当地的风俗。《南轩集》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译《南轩集》卷二十六　宋·张栻撰写的书信 答喻郎中 长者说，处理事情最忌讳激烈触犯；但所谓激烈触犯，关键是应当平心静气，审慎地处理其中的道理，以求合乎中正节度而已。如果想在本来应当如此的事情上迁就回避，把弯曲的八尺改作来求取直的一尺，却说“我所害怕的是激烈触犯”，恐怕最终反而会落入奸邪的领域吧？人的欲望越来越放纵，而天理越来越消灭吗？看伊川先生解释《易经》“遇主于巷”这一爻，意思极其明白切实。后人不明白，竟用自己的私意来揣测圣人的意思，失误太大了。长者的话分量很重，我担心学者听了会受到迷惑，所以冒昧献上我的愚见。答李秘监 私下听说任命文书又使您长久主持道山，这固然是我们这一道统的庆幸。然而进退、去就的道理，是您一向所讲习的。今天必定有办法处置这件事，而这也是士人所寄托的希望。《诗经》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就是古人周旋于义理之间，行动合乎节奏而不失当的道理。如果辞章未能获得答复，那么今后将如何呢？我身处您的下属之列，愿意听听您的意见。与施蕲州【少路】早就听说蕲春文物兴盛，前辈遗留下来的恩泽逐渐浸润，至今没有泯灭。想来士人中器质优美的很多，铁钱的事情怎么样了？想来依循事理去做，不像其他人那样把它当作工巧事务。大概今天人才的弊病是：号称安静的人，便一切都不做；想做事的人，又先怀有谋利之心，往往因此造成祸害。总之，儒者的政治，应当一件一件地务实去做应该做的事，把防止损伤、培育国家根本放在首位。这就是可贵之处。我冒昧居于重要藩镇，日夜惶恐不安，大概每天都在勉力，却还没有能够有所裨益。因为我们志趣相投，所以偶然提到这些。答周允升 您信中所说关于“约”的道理，我前一封信正是想让您从约束、简约中下功夫。所谓曾子的“约”，开始也必须由此逐步进取。来信说，所谓约束、简约，是我的趋向，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恰恰说明您还没有真正趋向“约”。像这样就贸然说是曾子的“约”，只是妄自揣度罢了。大体看您的文章，措辞多直露，少有恍惚之语；但沉潜笃实的意味，讲学却不应如此。暂且应当熟读《论语》，玩味圣人教人的方式以及孔门弟子向圣人学习的方式，这样自然可以看出来。圣门的实学，循循有序，有始有终，难道不是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吗？不像异端那样惊异夸张、笼罩一切，自称一下子就能直达，却最终只是把事情说得很大而没有依据。近世有一类学者的弊病，是渺茫臆测，完全没有讲学的功夫；他们的见解只类似异端所谓一下子直达的说法【又出在异端之下】，不但误害自己，也误害别人，不可不察。五峰所说“这件事是终身的事”，天地日月长久不息，必须用勇猛精进来断然实行，用逐渐浸润、熏陶来持守，所以才能有常而日日更新，确实是至理名言。忙中抽空姑且写这些答复您，希望您深入思考。又 您信中所说的内容还有很多驳杂之处。比如说“知无后先”，这是佛教的意思，问题很严重。知识有浅有深，致知在于格物，“格”字包含极大的功夫。又说“如果只做下学的功夫而不加上达的功夫”，这尤其不对。上达不能说是另加一种功夫；圣人教人从下学入手，下学的功夫逐渐精密，那么所谓上达就会更加深厚，并不是在下学之外另有一种上达的功夫。致知、力行都是下学，其中的意味深远无穷，不是那些惊异、恍惚的说法可以相比的。学者暂且应当致力于守持；所谓守持，并不是拘束逼迫，而是不放纵流走。守持坚定，天理就会逐渐明白，自然慢慢开拓。如果强行想一下子开拓，便会追求宏大而失去自己的立足之处，也就没有地方来增崇德性了。只要收敛豪气，不要忽视卑近的事，从深厚缜密处逐步推进穷理、居敬的功夫，就是所希望的。因为欣赏您的志向，所以反复对您说这些，只希望您深思。答陈平甫 我自从侍奉双亲来到南方，三十多年间往来周旋，又在衡山脚下守护祖坟，因此虽然是蜀人，却没有机会同蜀地士人以亲友相处。仁人贤士常常因此惦念我。往年收到建安魏元履的信，才知道您的姓名，又听说了您在廷对中陈述的大略。想到您是天资刚毅的人，只遗憾还没有认识您。可是世上本来有些人天资优美，如果不知道在学问上进取，终身便只能安于原来的状态。因为气质虽美却有局限，天理极其精微而难以明白，所以君子必定看重学习。近来收到侄子张然的信，又听说您超然脱出流俗，志向在于古道，勤勉不止，于是更加感叹您在世道衰败、道统衰微之时，竟能独自见识分明、立定志向到如此地步。您的进步哪里能够估量？因此想见您的心情更加迫切。如今收到您的信以及所作的文章，连缄累牍，伏案读来，无非以讨论问学为事，果然能够知道您的志向所在，实在非常庆幸、非常感惠。只是希望您不要因为我不聪敏，便想同我共同讲明此道，勉励自己归于君子之道，这本来正是我所愿意的。至于您把期望加在我身上而超过我的实际，那是我不敢承当的。我自己想来，在此道上妄自用心已经多年了。起初听到五峰胡先生的名声，见到他的言论便从心里信服，常常写信向他请教疑难、求取益处。辛巳年，才有机会在文定公书堂拜见他。先生顾念我的愚钝而教导我，帮助我增长长处、挽救过失，其中有许多内容是在言语之外的。然而只见过他一两次。先生去世以后，从那时起我又困于忧患，幸而还能在祖居中苟存喘息，反复推究过去听到的道理，返观自身，逐渐认识义理所在。湘中有两三个学者时常来共同讲论，又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而来，有这样值得欣喜的事情。又过了五年，皇上任命我为州官，不能推辞；后来又任尚书郎，因冒昧以直拙之言进谏，错误地受到皇帝简拔和礼遇，于是得以手执经书入内侍奉，并且等待都省召见士人，实在想竭尽自己的力量，希望能够有所报答，但学力不足，到最后没有丝毫补益。归来后只是自我反省、磨砺自己，越发觉得已经形成的偏失难以矫正，圣学无穷，而存心省察片刻也不可忘。诵读《伐木》中“神之听之”“终和且平”的篇章，想着同天下贤士相互切磋琢磨，希望最终不辜负当初的志愿。然而自我修治还来不及，又哪里能够对别人有所帮助呢？想到承蒙您从万里之外寄来深厚的情意，也就不敢隐瞒了。

译道统不能彰明已经很久了，自河南二程先生起，才在一千多年以后重新得到传承。如今二位先生的言论虽然流传于世，但真正认识其真意的人或许很少。二位先生的言论，总不过是为了阐明孔孟之道。孔孟之道广大、深厚而高明，虽说可以与天地二仪同样无穷无尽，但它的端绪难道远离人心，还要到别处去求吗？只是世人不能把它推广充实罢了。世上听到二程先生言论便惊疑窃怪的人，本来不值得说；其中有些羡慕高远的人，又恍惚虚浮、自我矜夸而不依循实际，同样是失去了它的真意。私下考察二位先生教人的方法，不过是居敬、穷理两件事。取他们的书反复观看，就可以明白。居敬有力，那么所穷究的道理就更加精细；穷理逐渐明白，那么所居守的心就更加有所安顿。这两者大概是相互发明的。做人最重要的事情，还有什么能超过它们吗？学习却不知道要领，就会泛滥而没有功效。二者说起来虽然浅近，但其意味和功夫无穷无尽。其中的曲折精微，只有真正用力的人才能逐渐知道。登高从低处开始，到远处从近处开始，务实守本、循序渐进，时间久了自然会有所到达。不能先产生急于求成的心，一有求成之心，就会损害天理。孔子所说的“获”，孟子所说的“正”，针对的正是这种弊病。我只是勉强诵说自己所听闻的道理，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只希望您不要忽视卑近的功夫，最终达到远大之处，那就非常幸运了，非常幸运！另纸中您所说的内容，我也分别按照自己的浅见批注奉上，不知道是否正确。既然从此在万里之外结为朋友，就不要吝惜时时赐下音问，无论有规劝还是有疑惑，有所得还是有疑问，都一一详细告诉我，不要认为这样的信没有益处。这正是我的愿望。答曾致虚 听说您侍奉父母左右，没有一件事废弃讲论，又因天资禀赋优美而有志于此道，前途哪里能够估量？我对此非常庆幸，也非常敬仰。以我这样的不聪敏，哪里值得承当您的下问之意？来信所问及的内容，使我惶恐收敛，哪里说得尽！不过，对于您我不敢隐瞒自己的愚见。所谓持敬，是最切要的功夫；然而不能把“敬”当成一个东西，用它来治理内心。因为专一于一件事叫作敬，敬就是敬持这一专一之心【只要敬，敬就在这里】。如果把敬看成一件东西，再用一件东西去治理另一件东西，不但没有益处，反而有害，这就是孟子所说“必定要有所作为，并且强制使它端正”，最终成为拔苗助长的弊病。像您所说的那样，处理事务时窘迫局促，没有舒缓从容的意味，也就难怪会这样。因此想从事于敬，只应当经常存有专一主宰的意思。这不是言语能够完全表达的，实在要在功夫上涵泳体会而不舍，时间久了自然会觉察它深长而无穷。不知道您认为怎样？我去年作了《主一箴》，冒昧附上，希望能够互相讨论，增进您的见识。答项秀才 承蒙您来信说在金华，从容处于师友之间，应当会有所进益。求学的方法，必须循循有序，务求踏实，从卑近处趋向简约，近来开始逐渐合于正道。文字也一定要经常涉及这一点，只在于勉励自己罢了。答罗孟弼 几天来想答复前一封信，却没有找到原信。只记得其中引用濂溪“无欲则静，虚动直”的话，想到不能不答复。所谓无欲，是没有私欲。没有私欲，那么值得追求的善就显著了，所以静时便虚明，行动时便正直。虚明，是天理所存之处；正直，是天理的显现【顺着理而行叫作直】。如果按照异端的说法解释无欲，那就是批根拔本，泯灭抛弃人伦，把真实的义理沉沦到虚空之中。这与正确的道理岂止相隔如天壤！不可不察。答萧仲秉 听说您办理父亲的丧事谨慎，早晚的祭奠不用异教的仪式，非常好。这才是按照礼来侍奉亲人；如果心里知道异教不对，却顺从流俗的习惯，那就是欺伪而不敬，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只要极尽哀痛、遵守礼制，小心谨慎地守持，乡里的议论过一段时间自然会信服。努力做好在自己身上能够做到的事情就可以了。又 关于生死、鬼神的说法，必须在胸中看得洒脱明白；世间流传的各种说法不能放过，有、无，是、非，都要一一教自己分辨清楚才行。如果还有丝毫疑惑没有解决，将来遇到一两件有所妨碍的事情，未必不会被异端摇动而引去。看起来各位朋友大多在这里有疑惑，正应当好好玩味横渠的学说。昨天看文集，其中有几处说得极其精确切实，大概横渠都是亲身经历、实际下过功夫，剖析裁断达到极深的程度，所以对于学者疑滞的地方尤其有力量。功夫必须从根本上沉潜培植，否则只在零碎文义之间得到一知半解，岁月就这样白白过去了。答戚如玉 您来信谈到忿怒的毛病和气习偏私之处，正应当深入用力。《损卦》说“惩忿窒欲”；“惩”的意思，是必须思考忿怒为什么产生，然后加以惩戒。艾轩的先觉说，只有思考才能阻塞欲望。我认为惩治忿怒也是这样。如果在忿怒本应发作的时候，最好观察自己的本心；但这时本心已经有了毛病。本心必须在平日涵泳涵养，或许私意才会逐渐磨除。如果到了忿怒发作时，像明道先生所说“立即忘掉自己的愤怒，观察道理的是非”，这样就可以了。如果一定等到事情发生时才观察本心，那么天理与人欲已经混杂，恐怕就没有力量了。请再仔细思考。答江文叔 您来信谈到《大学》格物的说法，只是我浅陋无知，哪里足以启发您的高明思考？不过我曾听说：格，就是至；格物，就是穷极事物的道理。这正是学者下功夫的地方。吕舍人的说法虽然美好，却是物格知至以后的事情，学者不应越级而到达那里。虽然如此，格物有方法，难道不是敬吗？所以古人的教育有小学、有大学，从洒扫、应对这些事情开始，使人循序渐进；所谓格物致知，也可以由此施行。因此，格物就是大学的开始。因您下问而谈及这些，也希望您详细考察，并予以指教。答刘宰

译您来信谈到认识大本、除去物欲的说法，大概义理精微之处，毫厘之间很容易出现差错。因此吕与叔虽然出入伊川、横渠之门，所得不能说不深，但到了理论的中正处，终究没有契合先生的意思，可见认识大本并不容易达到。如今学者还没有循序而进，就贸然想认识大本，这是先产生急于求取的心，只是凭空想象、揣度估量，最终并不是真实的道理。必须居敬穷理，功夫日积月累，才会自然觉察到大本的意味无穷，并逐渐明亮起来。大体说来，圣人教人，先后始终都有次序，学者应当存有任重道远的想法，切切戒除急于求成。对于物欲，前辈先觉十分谨慎，因为人心非常危险，气习很难改变，确实应当在这方面战战兢兢。然而欲望一出现就立即压制，今天在东边消灭，明天又在西边产生，纷乱应接不暇。只有端正根本、澄清源头，平素有所涵养，才可以收到逐渐消除的功效。过去见谢上蔡说“透过名利关，便是稍微歇息之处”，我怀疑这话太快了；“透过名利关”也是容易的事吗？怎么就能说是稍微歇息之处？年纪大了、经历的事情多了，才知道真正透过名利关实在不容易。世上有自称能够摆脱名利的人，其实也未免被名利所阻碍。前人的话并非随便说的，类似这样的道理，都必须用力实践后才能知道。答游诚之 “出”“入”两个字，还必须仔细辨析。程子说：“心本来没有出入，这是从操持和舍弃来说的。”又说：“心就没有出入了。”追逐外物就是欲望；大概操持它，心便在这里，舍弃它，心便不显现，所以因操持、舍弃而有出入的说法。如果说人追逐外物，大概是因为舍弃而失去了本心，所以被外物诱惑，欲望便跟随它。欲望虽然萌发于心，但随着追逐外物而外出，那只是欲望，不能说就是心【欲望可以去除，而心却从来不会没有】。至于心能存守，外物又顺应义理，这样的心在这里，又怎么能说是“出”呢？希望您深入思考。又 大体说来，学者贵在就近思考；如果泛泛而谈，就会有弊病。“近”这个字意味极深，应当深入体会。未发、已发，体和用自然不同，不能混混沌沌而不加区别。必须精细分析体与用，分辨清楚，才看得出它们贯通于同一根源。有生命之后，都是已发，这就是昧于本性所存之处。伊川先生语录中所论及的内容，希望您精心思考。答吕季克 原说中的弊病似乎不难看出，不知道李伯谏为什么竟然这样离开高处的乔木而进入幽暗的山谷？比如“克己复礼”的说法，所谓礼，就是上天的道理。因为它有秩序而不可遏止，所以称为礼。凡不是天理的，都是私欲。克除私欲，天理便存，仁大概就在这里。然而克己有方法，必须深入察看自己的私意，件件加以克除。如今只是指出我心中感到惭愧的地方，认为一定是私欲；而认为自己没有亏负的地方，一定就是礼。假如功夫还没有到，却只把自己的意思认作准则，就会把私欲当成非私欲，把不是礼的说成是礼，岂不是误了？又如格物的说法，“格”的意思是至，即不离开事物而穷极其中的道理，用来达到自己的知识。如今却说物格便纯粹归于我自己，这是想把外物格除掉罢了；只剩下自我，这不是异端的见解又是什么？而且外物果真能够被格除吗？照这种说法，等于背对着镜子去寻求照见自己的影像。由这两端推想，其他问题也就可以看到了。答王居之 原说前几天由吕季克寄来，看他的言论很没有条理；他的立足之处其实是佛教，却又用文章来装饰这种说法，而其说法又浅陋，本来不足以迷惑人，没想到伯谏竟会如此。以前他同元晦相从，不知道讲论的是什么事情；这个人也可以说是不善于变化。前几天答复季克的信，冒昧抄录寄去。如今得到您所示伯谏的话，更加知道蕲州李君是类似告子那种自以为心不动的人；不知道既然不穷究义理，怎么能够除去外物的蒙蔽？他所谓不是蒙蔽的地方，未必不是蒙蔽，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佛教的学问，正是因为不穷究义理才如此。又把“尽性至命”做成一件高妙恍惚的事情，却不知道如果物格、知至、意诚、心正，那么尽性至命也就在其中了。答章茂献 您的来信问得详细而切实，思考、斟酌、讲论和辨析，本来就应当如此。从前听吴德夫谈到汪端明，他曾把“正大”两个字告诉我，说这种意思固然美好，但“正大”是指本体，必须还要有下手用功的地方；“弘毅”两个字才是学者下手用功的地方。“弘毅”同“正大”本来相互依存：就本体来说，天理浑然，正而且大；推及作用来说，它散布在事物之间，精微曲折之处，无不存有正大的道理。学者应当默默存养其本体，又深入穷究其作用，那么所谓弘毅的功夫就不能不继续进步。然而就学者下功夫而言，常常忧虑有所偏失：想要弘大，就怕放纵；要有毅力，又怕拘泥于是非。弘毅的正道，是气习所乘的地方。学者刚开始下功夫，有这些情形也不奇怪，但必须知道这是弊病，并尽力存养、穷究。您所问的事情，我不能一一完备答复，大意大略就在这里了。希望您由此推展开来，再告诉我您的见解。我一向乐于得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讲论并扶助我的愚见；如果能够有所进步，而贤者不嫌弃我、屈尊赐教，我实在知道这是幸运。答彭子寿 另纸中您把疑问示下，深深慰藉了我的孤寂。我就根据自己的所见奉上答复，正希望得到往来的益处。只是详细看您所论，似乎不喜欢分析并穷究义理，这不应当如此。义理有分有通：分开来就是一个个方面，贯通起来就有万般事物；必须条分缕析，各自恰当地处理，然后所谓一以贯之才不是混沌的臆测。这就是此学重视穷理的原因，也是我们儒家不同于异端的地方。请再深入思考。答沙市孙监镇 承蒙您来信谈伍员庙的事情，可见您用心思考并希望互相帮助，我非常庆幸，非常庆幸。只是时代有古今，而君臣之义没有古今之别。楚国是伍员的宗国，君臣之义由来已久。父亲无罪却被诛杀，儿子逃离而不再做官，终身吃蔬食、穿布衣，也就可以了；哪里有借仇人的手覆灭自己的宗国，并以使自己的君主痛快为乐的道理呢？狄梁公曾与大禹、吴泰伯同列为应当保存祀典的前辈，大概过去有人议论过这件事，只是没有想到梁公的贤德罢了。如今把敕额放在吴地，以慰藉吴人的追思，可以；放在楚地却不能施行。按照祭祀典章，对百姓有功德才祭祀他。伍员对于这里，哪里只是没有功德而已呢？然而复仇的道理又不可不详细讲明。比如今天中原的人，本来都是我宋朝的臣民，金国是敌国。从前不幸被金国困住，如果有幸逃回，就应当明白复仇的道理，号召我宋的臣民去讨伐金国，这是应当做的。至于伍员，世代都是楚国的臣民，却把复仇的道理施用于自己的君主，这可以吗？假使伍员果真有灵，他敢在这个地方享受祭祀吗？这个道理恐怕不能不加以端正。您的来意虽然深厚可感，但我惶恐，不敢依从，请您再思考。答陆子寿

译我听说您兄弟的贤德已经多年了，近来了解得尤其详细。常常怀着希望见面、共同讲学受益的心情，遥遥相望却一直未能实现，向往之情可以想见。忽然承蒙您屈尊赐教，反复读您的文辞义理，内心很有感触。只是我孤陋浅薄，不足以承当您的盛意；然而也不敢把您虚心来赐的教诲白白放过。讲学不能不精密，毫厘的差错，弊病就多得说不尽。所以一味专注于考索，便有遗失根本、沉溺于内心的忧患；驰骛于高远，便有越级而进、凭空虚想的忧患，这两者都是弊病。考察圣人教人的方法，本来不超出致知、力行这两个大端，问题只在于人不知道从哪里用力。无论什么都可以是致知：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情、接触到的事物、心中产生的思考，以及读书考察古事，只要知道怎样用力，就没有什么不是我格物的妙处。所谓力行，难道只在孝、悌、忠、信表现出来，形成具体事情之后才叫行吗？从一息之间的涵养、片刻的存心，一直到三千三百条礼仪，都是内外相合的真实功夫。实行有力，知识就更加进步；知识深厚，实行就更加通达。我确实对此有所体会。至于笺注、训诂，学者虽然不能让自己沉溺其中，却也不能忽视它；应当明确告诉他们实际用功的方法，不要忽略细微之处，使他们避免沉溺心神的弊病，也避免越级的过失；在涵养浸润中知道如何用力，就没有什么不是实际的事情。您所说的话，都是在说明实际用力的地方，所以我乐意答复。圣上聪明，是世间少有的，真是难以遇到的机会；遗憾的是臣下没有能够仰承、配合圣上的明睿意旨。大体说来，后世辅佐君主、泽被百姓的事业不能在天下显著，都是我们儒家讲学不精的罪过。因此我常常希望同当世贤者相互切磋、共同探究，而承蒙您寄来深厚的情意，我欣幸至于再三。元晦卓然自立，真是金石般的朋友。然而我们分别已经十多年了，书信往来，终究哪里比得上见面而尽情谈论内心呢？伯恭的病始终没有完全恢复，实在令人深深挂念；他从前也只是因为耗费心思的地方太多。内心的精微，不是书信能够穷尽的。这封草草写成的回信，正希望您谅察。答魏元履 前些日子寄出一封信，估计送到时，您的随从已经向南出发，不知道是否还能送到您手中？临行前收到您的教诲和信字，实在非常感谢。秋气渐渐清凉，想来您回去侍奉双亲，从容安适，尊体万福。兄长您直言切谏，震动一时，这封信也或许没有白写。只是您的善言不仅没有被采用，反而立即使正直之士离开，令人更加忧愁叹息。听说太学许多士人有意闭门挽留何蕃，也可见人心共同的愿望。然而兄长今天袖手旁观，想来应当更加知道天理难以明白、人心难以安定，也更加知道讲学一天都不能忘。那么君子所应进取的事业，难道有尽头吗？元晦想必已经与您见面，外间的事情大概已经遂意了。共父近来得到任职边地的命令，如今在襄阳。我幸而粗安，日夜不敢自己懈怠放弃，只是良朋远在外地，常常怀有离散孤独的忧惧；什么时候能见一面，稍稍慰藉这番情怀呢？正好有便人，就略写这些问候；更希望您勉励自己的德业，厚重地爱护自己。戊午年，关于《谠论》，有没有人可以抄录一本吗？请先把兄长所作的序以及元晦所作的序寄给我，我很盼望得到。《南轩集》卷二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译《南轩集》卷二十七　宋·张栻撰写的书信 答李贤良【仲信】近来承蒙您入朝面见天子，以正学进言后归来，拜见父母，荣耀实在太多了。我在远方听闻这些事，深感欣慰和赞叹。还来不及详细答复您的来信，先写此信表达佩服和感佩之意。时值暮春，想来您侍奉父母左右，从容安适，德业和身体都胜于往日，有益于国家。稽考古制而设置科举，能够得到人才就是盛事。中间虽被奸臣废止，最终不能掩盖公议。到了如今重新举行，才得以发表正直的言论，将来一定会有听闻风声而奋起的人，这是非常幸运的，非常幸运的。虽然如此，盛名之下难以安居，而问学的方法无穷无尽。指责别人容易说，克制自己却困难；其功夫任重道远，只希望您更加勉励自己，以符合人们的期望。我归来旧居，已经三个月了，无事时可以读书玩味，不敢使存心省察有所懈怠，只是担心孤陋而缺少朋友。常常把情意寄托在您家父子兄弟之间，因此借来信再次提醒您。向西溯行还没有日期吗？临信更加切切相问，仍旧郑重致意，请您善自保养饮食。答李叔文 我在船中草草写信致谢，此后没能继续通信。承蒙您近来来信，得知侍奉父母，尊体万福，令人非常欣慰。我在年初前抵达旧居，应酬接待实在没有空闲，近几天才得以从事阅读典籍。只是这里可以同我讲论学问的人，极其难得。承蒙您教示少康以来中兴的说法，我已经恭敬地详细看过。少康的年代，邵康节《皇极经世》中以寒浞灭相一事系于壬寅年，也有人说是癸卯年。少康出生并恢复旧有国土，是在癸未年，共计四十一年。当少康还在襁褓之中时，夏朝臣子靡本来就有诛灭寒浞、拥立少康的心愿，经营谋划了很久，才实现了志愿。像靡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忠诚的极致了。当寒浞在位、浇和豷横行的时候，少康只有一成田地、一旅之众，形势可以说极其微弱，但最终却凭借这些而兴起。其中谋划筹算，一定有许多曲折，可惜后来没有流传下来，幸而还有《左氏传》的记载。总之，靡和有鬲氏、有仍氏，都是辅佐少康成就事业的人。假使少康和他的臣子在这几十年中不能忍耐而急于求成，那么自身尚且不能保全，何况国家呢？正因为他们潜藏隐忍，如同深渊般安静，所以一旦发动，就像春日阳气振动万物一样。正是因为把握住时机，应当这样来看待这件事。灯下草草写此答复，其他方面希望您及时厚爱。答李季修 分别以来，我没有一天不思念您。承蒙您近来来信问候，给我以安慰；您把《浩气集》的传记示下，可见对我的留意，我也已经看过一两遍了。大体说来，讨论学问的困难就在这里：关键切要之处必须涵泳体认，坚持长久才能通达。如果只是凭自己的意思悬空揣测，那么相差就远了。比如苏氏和秦氏的说法，辨析固然很有才气，但只是凭聪明揣度估量，不是讲学的方法。而且这是还没有认识心之所以成为心，既然没有认识心，那么所谓浩然之气又以什么为根本呢？根源既然错误，那么他所立的言论往哪里去不是弊病？即使偶尔有一两句话揣摩得近似正确，也不能算正确。后辈难道应当议论前辈吗？然而讲学不能不精于辨别取舍，即使毫发之差也不容放过，何况根源本来就不正确呢？如今应当以孟子的意思为根本，再参照程子的说法：孟子以集义为根本，程子以居敬为先，这都是他们深入造诣、自有所得的结果。学者在这两方面早晚勉力，循序不止，那么所谓浩然之气，浅深程度自然会自己知道。如果不在这里下功夫，却贸然想象、强行使气充实正大，这是拔苗助长到了极点，造成的害处反而更大。按照“以直养气”的说法，若想把“直”当作一件东西来养气，便是私意，对涵养有害；所以孟子只说养而无害，并不是用一件东西去养另一件东西，这同以敬来涵养自身大不相同。敬本身就是涵养；敬是心的道路，是使生命不断生长的根本，同“直”字的意义不同，必须仔细体味。您所问《大学》正心的方法，克己用来治理愤怒，明理用来治理恐惧，程子确实曾这样说过。至于忧患、喜乐如何治理，也不超出这两点：克己用来治理喜乐，明理用来治理忧患。大体说来，下功夫的地方只有克己、明理两端【如前面所说，居敬包含克己，集义包含明理，也仍是两端】。汪玉山所说的二程语录，曾因探讨一件事而刊正了几处，这种做法也不一定正确。假如自己还没有看明白，先生的话尚未说完，却便根据自己的见解删改校正，难道不会造成危害吗？必须平心静气，深沉潜心地默默体会其中的疑问，然后同师友讲论、问答、辨析才可以。《诸葛忠武传》抄录奉上，其中有应删正和应增益之处，请不要吝惜指教。家中也有一部集，但很不像诸葛公的语言，应当不是原书；王子思编得似乎过于草率。我中间所记诸葛公的话说：“我的心像秤，不能替别人决定轻重。”这句话是在《贞观政要》中得到的，不知道从前是否还有别处记载过？刘子澄也收到了一封信，仲信令兄一定已经回去侍奉父母，烦请代我致意。我见朋友诚恳地下问，依据自己的心意不敢有所隐瞒，只是切勿把这些话给别人看。天气很冷，我呵笔写下这封信，更希望您善自珍重。又 两位兄长都已经回去尽子职，实在令人欣慰。孟子说侍奉父母是仁的实际内容，大概人心最亲近、最切实的事情，哪有什么能超过它呢？这正是问学的根基。您来信谈到敬，说用功确实不能懈怠，但天黑以后休息也必须顺应时令。我认为天黑以后进入休息正是敬；知道天黑休息并不是懈怠，才可以谈论敬的道理。答胡广仲 从前临行时您示给我的一纸讲论，连日寻找却没有找到，不过大概内容还记得。大体说来，我的浅见认为，百姓承受天地中正之气而生，人人都有这种本性；一旦陷溺其中，就不能保有它。只有君子能够存守自己的良心，所以天性明白显著，未发之中的状态卓然显现；涵养这一点，功夫就会日益深厚，这就是所谓存心养性的妙处。然而这种显现，是心体流行而向外发见，并不是有时是心、有时是性。这是精微的地方，必须穷究到底。只是世间人的思虑纷扰、百般丛生，所以没有未发的时候，人们自己也不能相信。谈到这一点，必须以收回放散的心为先；其中意思不是言语能够穷尽，远方来信姑且说出万分之一。请再同伯逢、德美共同思考，不可以把过去安定的见解当成最高境界，更不能停止研究穷究。我所见的难道敢自以为就是正确的吗？也希望我们往复讨论。又

译龟山的所得确实弘大充裕，只是宣和年间出仕这件事，按照我的狭隘见解，终究不能完全没有一点疑惑。像刘元城这样的人，如果按照圣门的标准来评论，恐怕自处得太高了。所谓“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在圣人身上才可以这样说。至于其余的高弟，例如闵子骞，大概也有汶上的言论。至于用世俗的功利之心来看龟山的人，那是不知道龟山的人，哪里值得辨说呢！前辈不容轻易非议；然而我们这些人讲学，却不能有一丝隐瞒。又 来信所说的“性善”之说，依我的意思看，实在很不安妥。善与恶是相对的说法，专门说善，就没有恶了；正如是与非相对，说是便没有非了。“性善”是说本性纯然是善，这个“善”字是有所指的；如果像“那样比这个好”的“善”，便是无所指，性体也就说不清了。况且说它是“那样比这个好”的善，而不只是至善的善，岂不是奇怪吗？再说，至善之外还有什么善？又说恐怕人们把“理”看低了、看窄了，所以特意提醒人们，使他们看见至善的源头，这岂不是在头上再安一个头，使人凭空想象、描摹形状，反而更加迷失它的真实吗？务请再精心思考。您告诉我《主一箴》的事，深感承情。但我的意思，正是担心近来的学者大多只会空想，不肯用心下功夫。伊洛两位老先生所说的“主一无适”，实在是学者的指南，是说得深切明白的。因此我希望人在持守与舍弃之间加以体察并安住，不越出思虑，不旁骛他事，这才是实际下手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才有可把握之处。如果在这里用力，自然会渐渐觉得贴近自身、趋于简约，意味一天比一天显现；这样才算真实看见，才算真实有所得。否则，只是空谈高深、牵引玄妙，原来仍在纷扰胶着之中度过二三十年，恐怕只是白白虚度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十年〕 至善的准则，哪里能够实实在在、清清楚楚地理解呢？写这篇箴言，也只是用来警戒自己罢了。还请进一步体察。刚才又承蒙您来信指教，正盼望在这封信中答复；又收到叶家来人所带的帖子，更感欣慰。您所说《大学》“知止”“知至”的意思，大体就是这样。所谓知止，是知道自己应当止于哪里；经过思虑之后才能有所获得。所谓得，是得到了自己应当止于的地方；没有达到所得，不能说是知至。不过《易》所谓“知至”而说“至之”，这里的“知至”字眼须稍稍看轻些，而“至之”才是《大学》所说的知至。尺幅短小，无法把意思说尽，加上家中有些修缮事务，也未能详尽答复，请体察。答直夫 学问实在难以说清啊！差之毫厘，就会流入偏邪、淫荡、邪曲、逃遁的境地。邪念产生于心中，就会危害政事；邪念发之于政事，就会危害具体事务。难道不令人畏惧吗？世上固然有不采纳异端学说的人，但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学说其实已经在异端之中，只是自己没有察觉，这正是学问没有讲明白的过错。姑且拿天理、人欲这两端来说，学者都能说有这两个方面，却不知道什么是天理，应当存养它；什么是人欲，应当克制它，这就不容易说清了。天理微妙而难以明白，人欲汹涌而容易生起。君子难道没有欲望吗？但君子的欲望无不是天命流行的表现，不能称为人欲。普通人难道连一件善事也没有吗？然而他所谓的善，未必不是人欲。因此《大学》的道理，以格物致知为先。通过格物来致知，就能认识天理，不被人欲扰乱。否则，即使像异端那样谈论高深玄妙，自以为作用自在，在懂得学问的人看来，也全都是人欲罢了。孟子分析天理与人欲的分别，深切而明白，如他说：“现在的人忽然看见一个小孩将要爬进井里，都会产生惊骇怜悯之心；这不是为了借此同孩子的父母结交，也不是为了在乡里朋友中求取声誉，也不是因为厌恶孩子的哭声才这样。” 因为忽然看见孩子而产生惊骇怜悯，这种情感当下显现出来，大概就是天理所存。至于借此结交、求取声誉、厌恶哭声，只要其中萌发了这些念头，就是人欲了。不过，惊骇怜悯也只是天理的苗芽开始显现罢了。由此体认它所以然的道理，就能看见大体，万事万理也都可以穷究。借此结交、求取声誉、厌恶哭声，也只是举出一个方面，让学者由此类推罢了。在日常生活中精细观察而不舍弃，功夫和意味将会达到语言无法表达的境地。我很愚钝，但所从事的正是这件事；愿您明达，反复玩味并推究它，希望多少能够有所裨益。想到没有什么可以答复来信的深意，不觉说了很多，伏在纸上惶恐收束。答范主簿【伯崇】您说近来寄来的《酒诰》，送到元晦那里后，不知曾经看见没有？我近来读诸篇诰辞，反复体会其中温厚和平的气象，深深足以感发人心。至于篇章简册中有脱漏、错讹和可疑之处，就不必勉强解释。您告诉我“仁”的说法，如果只是把它看作周流而没有阻滞的气象，便只是空想。又说它所以然的道理就是仁，却不知道这个“所以然”究竟是什么。希望只在日常生活中，依据它显现出来的苗芽，更加深入地观察、默默求索，不要舍弃，不要放掉，这样就应当确实看见它的关键从哪里发动了。答舒秀才【周臣】您另纸所说的话，充分看出您的深厚心意。我从前接受五峰先生的教诲，深入心腹，终身佩服；但先生所达到的精微境界、所立的言论又深切透彻，难道我能够完全窥见其门墙吗？从前元晦有所讲论，其中也有与我的见解相合的地方，于是反复讨论，只是为了体察并落实到自己身上罢了。这原本就是吾师所期望于后人的意思。晦叔、广仲、伯逢都是志同道合的人，所以我把它给晦叔看；晦叔又给两位公看，希望往来讨论能够有所裨益。我曾郑重说过，不可以给不合适的人看。其中所论有前后不同的地方，是因为各自依据当时所窥测到的情况来说，哪里敢执着于一端，而不以正确的为准呢？至于世俗之人用私意和浅薄的尺度来观察，也没有办法。但这些讨论，只应由志同道合者共同推究疑难，不应贸然广泛示人，以启发那些见闻浅薄者的轻率妄想。如果您认为这是要成书流传，那就大错了。答宋教授

译我听说您的美誉已经很久了，这次承蒙您来访，所带来的开慰可想而知。又承蒙您把大作赐给我，退回来反复阅读，不只是文辞气势流畅充裕，使人赞叹喜爱，也因此可以窥见您志向的远大，我的欣幸哪里能说尽！只是我实在不足以当此。自思不够聪敏，虽有志于古道，但早晚自我反省、纠正偏差、挽救过失还忙不过来，哪里能对别人有所帮助？近来更加觉得谈论学问很难。登高要从低处开始，走远路要从近处起步，学者大多忽略所谓低处和近处，却渺茫地凭空揣度所谓高处和远处，因此根本没有建立起来，最终毫无进步。他们大概不知道圣贤之学的根本与末节、精微与粗浅并不是两回事，而且学问有开始也有结束。您说二程先生的学说，天下人都知道诵读，却不知道实践体察的功夫，说它没有流传也是可以的。这话是对的。以您的高明，却愿意从事于此，那成果哪里能够估量？愿您因我的请问，推究其中端绪，只要不因为它低近而忽略，就万分幸甚。答俞秀才 承蒙您来信，可以看出您不断玩味推究，这很令人欣慰。所谓“一阴一阳之道”，凡人的一举一动，什么时候曾经片刻离开过它？这固然如此，但对学者来说不应只这样说，而应当知道为什么不能离开它。这正是需要下功夫的地方，也就是主敬穷理。像饿了吃饭、渴了喝水、白天劳作、夜晚休息，固然都是义，但学者还要认识其中真实的道理。孟子只在侍奉父母、敬爱兄长上指示得最为恰当；释氏只把扬眉瞬目、挑水劈柴认作妙理，却不在毫厘之间分别天理和人欲，这一点不可不知。其余内容都见于另纸，幸请详察，如能有所往复就更好了。答乔德瞻 看您的来信，可以知道您没有停止玩味推究，十分欣慰。近来的学者谈论“仁”字，大多只是想弄清“仁”字的意思，即使说得十分逼真，最终也不是实际所得。看《论语》中圣人所说的话，只是希望人下功夫：登高从低处开始，走远路从近处开始，循序渐进、积累习惯，自然会有所达到。存养和体察，固然应当同时进步。存养是根本，功夫本来就离不开敬。敬在于专一，这件事只有真正用力的人才知道困难。您来信说，以前虽然知道“主一无适”这句话，到了具体做事时却又难以下手。其实“主一无适”正是平日涵养的功夫，使人遇事接物时不至于偏离，并不是临时才下手。您提到陆、薛、徐三位先生，很遗憾我没有认识他们。潘叔昌把《敬亭记》寄来，我才看到。关于“敬则实，实则虚”的意思，遗书中已经有了；但说“虚则无事”，我也怀疑说得过于爽快。因为“无事”二字一下截断了意思，这一段便没有说完整。如明道所说：“两忘之后，心境澄然无事；无事便安静，安静便明白。”这样才完整而接近本意。看二程先生的言语，完整而精粹，比其他先生高明得多。其次是尹先生，再其次是杨先生，到了谢上蔡，后来的学者哪里足以窥见前辈呢？但在讲论之间又不能含糊。【还把大的道理移用到小事物上，作为日常功夫；说大意固然好，我也怀疑立言本身有毛病。】又 所谓静处思考与临事应对有所不同，应该在安静时深入下涵养的功夫；根本立定了，临事时才有力量。我自觉自己的病处就是这样，不敢不努力，也愿意和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勉励。又 您说克制自己的偏差很难，应当用“大壮”般的力量，这确实如此。然而力量贵在强盛，功夫贵在周密。如果功夫不周密，即使暂时能够胜过它，最终也不能长久坚持，更不能消除它的根源。看颜子沉潜积累的功夫，是怎样的呢？有不善的念头，他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以后，从未再去实行。若不是功夫深厚、达到长久纯熟的程度，怎么能做到这样？另纸所问，我都逐一答复了，希望能有所回应。答潘叔昌 您来信所说思虑时时受到扰乱的弊病，这是最需要从道理上防治的地方，关键没有比主一更重要的。遗书中论述这一点的地方很多，必须反复玩味。依照眼下所理解的意思用功，好比汲井水，逐渐汲取，水便逐渐清澈。正如所说，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这件事已经先存于心中；事情已经应对之后，这件事还留在心里。正是因为主一的功夫还没有达到。必须做到思考这件事时只思考这件事，做这件事时只做这件事，不要让别的事情交杂进来。长久坚持，自然会有所不同；看起来似乎浅近，做起来却极难。我近来为一位相识者刻印《主一箴》，其中也有这个意思。又 您说收敛心思就失之拘束急迫，从容就失之悠闲迟缓，这是学者共同的毛病。在这两者之间，必定还有应当做的事情，那不就是敬吗？拘束急迫不是敬，悠闲迟缓也不是敬。只应当经常存守于此；根本存养深厚，显现出来的地方必然更多，而在它显现时观察，也一定会更加精细。如果说先认识所谓“一”，然后才可以用力，那就是用力还不笃实；所谓“一”只是空想，怎么会有意味深长的境界呢？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意思，还请您再思考。又 您来信说在主一上用功，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如果真正下手实践，才知道其中艰难曲折很多。必须忍耐辛苦，长久坚持而不要舍弃，这样渐渐会感到其中的意味。实践仁德是由自己，难道是由别人吗？努力吧，努力吧！像我这样孤陋，正盼望各位朋友相互讲论、彼此补益。答潘叔度 读到来信，可以看出您近来的存养，很是欣慰。但依我的浅见，恐怕还没有免除急迫的毛病。比如说：“用这样的心侍奉父母就是孝，用这样的心敬爱兄长就是悌，视、听、言、动无不是这样的心，推而广之，没有一处不把它发挥到极致。”这一类说法，文辞语气都显得太急迫。应当在“不要忘记，也不要助长”的状态中从容涵泳，这样才会没有穷尽。孝悌是仁的根本，遗书中有一段说：“不是说由孝悌便可以达到仁，而是说实践仁要从孝悌开始。”这个意思应当反复玩味。又 您来信说吕苏所苦恼的思虑纷乱之患，这实在是很难处理的事情。可见《近思录》中所说的功夫，主一叫作敬，无适叫作一，持守确实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关键在于长久坚持，日后自然越来越有意味。关于孝悌是仁的根本，我近来玩味程先生“实践仁要从孝悌开始”的意思，觉得极其精密切实。如果像您所说的，在侍奉父母、敬爱兄长时，体察孝悌所由产生的根源，那么仁就可以认识到，但还不够完整。因为仍不免有用一个心体察另一个心的毛病，还请深思。孟子说“不要忘记，也不要助长”，随后又以拔苗助长作比喻，说助长的害处更多。因为学者有时虽然知道遗忘的危害，却不知道助长的危害更严重，所以反复说明。答潘文叔

译您所说的情况，虽然偶尔有平和安静的时候，心意清明，四肢舒畅，思虑不起，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把持；但一遇到事情、接触外物，心意就涣散了。这大概是不能持守敬的缘故。所谓平和安静，也只是血气暂时休息罢了。既然说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把持，哪里能算安静呢？有敬就有主宰，涵养渐渐成熟，那么遇到事情、接触外物时，这种心意难道容许突然涣散吗？主一的道理，还应当深入体察。答潘端叔 仔细看您的信，颇有务实而接近根本的意味，很符合我的期望。致知和力行，都必须从近处开始，一步一步脚踏实地，才会有所进步。否则贪慕高远，终究恐怕没有益处。近来士子中往往也有喜欢听闻正学的，但大多追逐名声而遗漏实际，反而觉得有害于事情。间或有人肯下功夫，又有的不能忍受长久辛苦，不是心思驰散，便是中途间断，这又有什么益处呢？朋友努力吧！《论语》不可一日不玩味，《伊川易传》也应当仔细阅读。我近年来读这两部书，越发觉得其中意味深长。答周颍叔 您说学者只要有一丝依靠外物的心，功夫就不能算真实，这话是对的。但心思只要不向内求，便是依靠外物；其中分毫的差别很难察觉，正应当在这里用力，不可轻易说成已经做到。您又说，当前只根据眼前所认识的一个字，便努力实行这一个字，并不敢希求眼前的功效，这也对。不过还不知道您现在认识的是哪个字，所实行的又有什么意味。以后有方便时，请不吝详细告诉我，也许可以往来讨论、相互增益。又 您来信说：“学问贵在努力实行，本来没有许多事情，为什么说起来容易呢？学问固然贵在力行，但所谓力行，实在有很多事情。圣门教人，循循有序，始终都有条理，一点也不能草率。功夫大概是无穷无尽的，估计必须经常从正理上讲论，只有深思并努力去做。” 答戚德锐 您说心量狭窄，这已经是很严重的毛病。伯恭勉励您看《西铭》，很好。不过我平常切实认为，《西铭》必须把全篇融会贯通地体认、涵泳；所谓理本来是一个，而分布到各处又各有差别，篇篇句句都是这样。人只是被自己的躯壳牵引而产生念头，所以有许多毛病。必须体认那公共共有的道理，这正是贵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下功夫；却不可凭空想象、主观揣度。又 您说居敬虽然能收敛这颗心，却觉得昏昏沉沉、没有活力，懈怠的念头也渐渐产生。敬本来使人清醒明察，既然反而觉得昏昏沉沉，就不是敬。只有深入地自我警戒激励，以增进主一的功夫，才是幸事。答郑仲礼 许久以来经过往来，分别后常常思念。自从到了郡中，我竭尽日夜的力量，不敢不努力办理政务，只是恐怕最终仍不能补益百姓。连日下了大雨，早稻晚稻都得到了灌溉。忧虑国家、希望年成丰收，这是第一要义。仲礼和伯寿，想来没有停止讲论学问。湘中各位朋友，喜欢听闻的固然很多，真正肯下功夫的又有谁呢？这使人忧虑。两位朋友应当努力。又 承蒙来信，得知您从莆中回来后起居一向清健，十分欣慰。我在这里已经半年了，日夜勉励自己，以勤奋弥补笨拙，不知道还能不能对百姓有所裨益，哪怕万分之一？您来信说到所讲的学问，很高兴我们彼此没有停止，想来您常和伯寿共同推究。必须使根本存养深厚，日常生活中一丝一毫也不要放过，不可只当作谈论而已。仍希望彼此互相检点，这才好。新刻的两部书寄去，《中庸》的说法应当仔细玩味。各位朋友如有可以给我看的东西，都不要吝惜，常常寄来。《南轩集》卷二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译《南轩集》卷二十八　　　　宋张栻撰书 与曾节夫抚干 我二十四日到达郡中，正处在纲纪松弛之后，免不了逐项整顿。如今各项条目大致确定，应当以身作则。财政空虚，也已经略有头绪，几个月以后，百姓的负担可以宽缓一些。边防尤其令人寒心，正另行制定规模，以壮大中枢统辖的声势，约束边郡，务必先整治自身，以使远方之人服从。盗贼纷纷而起，起初没有赏格，如今也已经明白订立，表示信用，应该会有愿意出力的人。自清晨到日暮，没有片刻空闲，虽然稍感疲倦，却不敢不努力。有一间斋室名叫“缓带”，是我每天休息的地方，我嫌这个名字容易使人松弛懒惰。《易》说“无倦”【取孔子回答子张、子路的话】。今天早晨才到英英堂，已经略微实行考核、量才和裁汰了。其他事情没有空闲逐一报告；但从各司以下，不能不以恩德爱护他们，却不敢姑息迁就，正担心其中会有不合心意的人，不过也没有别的办法。又 茶贼在禾山已经二十天，各路军队围着观看，竟然没有取得一次胜利。贼军如今的兵将，难道真的足以使用吗？现在听说他们又从禾山出来，深深担心他们逃脱。那边若有消息，随时幸望告知。王枢年老昏聩而且处事荒唐，贬谪还不足以抵偿责任。又不知道汪汝嘉能不能办好这件事？前些时见到此人，生得有福相，命也好，恐怕会成为有福的将领。寿翁代理一路帅职，是全路的幸运；而且劝他持重。凡是一切号令，都应审慎、详明、守信才好，因为那一带失信于人已经很久了。这个贼寇起初因为没有招安而失策【我大概曾在五月初写过奏文】；如今既然已经残害了许多将领和士兵，就不能再招安了。如果调集五千大军还不能擒获他，那么也就无法为国效力了。您所说岳祠以及给王枢的札子，都很好，可见我的朋友守持义理而不苟且。寿翁虽然不容易肯略加评论，但恐怕即使说了也不能被采纳，仍然无济于事。这地方土地坚硬而农民懒惰，从前月二十八、二十九日下雨直到现在，近十天来已经祈求过了。旧例中的祈祷没有义理，我全都删去，只到社坛、风雷雨师坛，以及在湘南楼遥望拜祭尧山、漓江；派官员僚属捧着祝文，埋在山间或投入江中。今天五更登上湘南楼，雷电突然兴起，下楼时雨已经下了，接着恐怕会大降，雨势滂沛，过了午时才停止，庭院中的水深达数尺，四郊全都遍布雨水【现在雨意还没有停止】。看来可以盼望有一次丰收，这是幸事，这是幸事。希望这样能使本地百姓更加相信，土偶不是应当奉事的神，而山川才是神灵所在。因写信顺便提到这些，不必告诉别人。急速发送□到，寿翁希望他按日派发侦探报告来，还请您多加帮助。又 我昨天才把信送到□中，承蒙您赐示，忽然听说有罢免的命令，深为叹息。他大概想借助您来为自己解脱，哪里还顾得上公议呢？想来您不会把眼前的得失放在心中，我也不再说劝解的话。我们这些人只有更加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罢了。但如今的达官，很少能接受直言；从前所以写信给您，也有不可与您明说的戒惧。详细看当时的差遣，显然并非好意，正是想寻找事情来陷害您。将来一定会有人能够替您辨明，但辨与不辨，也不值得过问。回家闭门，努力学习，这里仍有余地。又 您的天资很美，在闲暇处正应当增进功夫，不可悠悠度日。还须察看自己的偏处，从声音语气、容貌神色上细细检点。从前在长沙时，我见有些人多半怀疑您，以为您简慢疏忽；这虽然是因为各人的爱憎不同，但既然使人这样看您，也说明自己在涵养变化方面还没有做到尽善。以后希望能看到您的改变。我每天接触政务和各种事务，连恐惧忧虑都来不及，十分思念城南从容相处的意味。又 我到任已经半个月了，觉得人情相当安定，纲纪也大致确定。白天事务随手就处理，并不交给属吏，颇为省事清静。但学校、军政、财政等各方面都荒废败坏，免不了逐一料理，总要做到切实而能够延续。各司从前彼此相处不以诚意而以权术，府中对待各县也是如此。如今首先务必建立信用，上下似乎也颇能相应。边地蛮族中有互相仇杀的，已让各州分别用国家好生的大德晓谕他们，使他们不要因为小小的怨忿而自相残害生灵。忠信可以推行到蛮貊之地，这是我这个拙陋之人所守持的，也只有这一点。只是凡事不敢不遵奉法度，上下荒废松弛、陵夷已久，免不了稍觉拘束；时间久了，也应当习惯安稳。又 前些天举行春祭，我亲自前往舜庙。庙背靠奇峰，唐人的摩崖石刻在石壁中。神像样貌非常古老，行礼结束后，我环视堂屋廊庑，发现有庳之神也在其中。已经十分害怕了，而唐武后也被草率地放入庑下，幡帐十分盛大。又有僧伽的一部落神像也在那里，不免当天把它们全部投进庙前的江中。希望这样一座庙内四门之中都能肃穆清净。这件事只可以对李寿翁说。又 有空时请想一想，不要停止玩味鬼神之说。横渠《正蒙》中关于此事的论述，应当深入体会。这实在必须使胸中明白透彻而没有疑惑，否则将来恐怕会被异端之说摇动。又 我承乏任职也将满一年了。牢记“以诚心求取”的训诫，体味“哀矜而不要喜悦”的话，勉力从事还来不及。所幸去年有一次丰收，岭南百姓说是数年未有；多年积累的狡猾盗贼也全都被擒获剿灭，人心颇为安定。只是我不敢苟且只顾眼前，长远的考虑日日夜夜都放在心上。保伍法先在静江境内实行，效果极好，不但可以平息盗贼，也能减少诉讼，于是逐渐教导人们互相亲爱、和睦扶持。后来又推广到全路，有几个州能够治理得很有办法；如今又得到朝廷斟酌后颁下的措施，更是幸事。静江的财赋正好处在空乏之后，最初交割时，府中从经司、漕司借来缗钱共计四十万，经司也因此费了很大力气。一年之内，极力节省浮费冗费，谨慎严密，堵塞漏洞，如今幸而能够支撑，并归还两司钱十余万缗。去年冬天米价低，也收购储备了二万石。只有招募军队、修治铠甲不敢吝惜费用，所收拾的强壮之人，刺名充作将兵效用的已经将近五百人；编制训练后，连同摧锋军、效用军和帐前亲兵，共有一千二百多人，颇具军队规模。这一路控制扼守的地方不止一处，这是当前的急务。如今郡中事务很简略，白天多有空闲，但环顾全路，思虑仍然不能片刻放下。

译关于财政赋税的议论，朝廷虽然已经下达了命令，但共同议论的人各有不同意见，商量还没有完成。近来免不了根据我的看法定下意见，再次列奏朝廷。各州必须等这件事确定下来，才会有所帮助。各处边境都幸而没有别的事；从前防州李丈所忌惮的那个人，如今已经非常安分。然而羁縻之地以及蛮獠之乡，种类实在繁多，对他们一概应当看作赤子，一概又不能不防作龙蛇，哪里容得稍有忽视？而边防还不充实，因此常常忧虑。士人之中也渐渐有人知道方向，我常召见其中优秀的，和他们讲论一二端绪。再过一段时间看看吧。环绕城池的胜景确实很多，只是我极懒得出门。公务之余，焚香默坐，闲时翻看几页书，就这样度日。我恐怕节夫想详细知道情况，不觉写得如此琐细。建安公救济灾荒的政绩，听说江东百姓极为依赖他，您常常和他通信问候吗？只是这里偏远，难以互通消息。节夫闲暇中想来没有停止进修，察看偏差、纠正习气，应当会有新的功效。《中庸》的谨慎独处、《大学》的诚意，正是下功夫最紧要的地方，不可悠闲放过。那里离崇安不远，听说您想趁空前往元晦那里，很好，很好。您给我看的山园图，我反复观看而不厌，仿佛亲身走在其中。现在再作五章诗奉寄。虽然园子已经很大、很美了，如果不断追求增加，恐怕也会成为玩物而沉溺其中。志向和心意不可不加以察看。与吴晦叔 元晦来信说：近来读《大学》中“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一句，“辟”字都应当读作“僻”字。反复仔细考察，确实如他所说。不仅文义上下相接，而且本篇其余的“辟”字也都应当读作“僻”，不应只有这个字读法独异。况且这个道理对于修身、齐家极为切要。又《易传》中说：“妻子儿女的话虽然错误，却多半听从；自己所憎恶的话虽然正确，却把它当作坏的。”请再详细考察。又 择之后来颇能放下旧说，只是对于鬼神、生死的缘故始终疑惑；来信却说，姑且暂时搁置这个疑问，专心持守敬。我的看法是，这个疑问正因为深，动不动就会造成障碍；即使想持敬，难道不会因此间断分裂吗？穷理与持敬的功夫，本来就是相互资助的。《可斋铭》见到了，携带在这里。大意都正确，只恐怕对“可欲”的说明还不十分清楚。“可欲”是行动发动的端绪，是良心的本体。因此伊川说它与“元者善之长”意思相同，怎么样？又 关于告子的说法，我从前解释《孟子》这一段，正与您的来信相同。近来因为在船中修改旧说，看见伊川说：“在言语上得不到认可，就不要到心中去求，这是观察人的方法。”心的精微之处，言语有所不能表达，便说它不知道。这里是告子浅近的地方。明道说：“人必须先有仁义之心，然后仁义之气才会显现在脸上。”所以应当说在心中得不到它，就不要在气上求。可是这似乎也把它看作观察人的方法吗？因此有所疑惑，请您再详细说明，赐教于我。又 《可斋铭》还要再详细考察。续说告子的一段，大意固然符合伊川的意思，但我以为这只是观察人的方法，是为说明告子的说法而这样说罢了。我所解释的一段，容许以后续寄呈上，请您指教。近来玩味推究，大体常常觉得从前的见解有偏颇之处，这才知道所谓善于学习的人，探求言语必须从近处开始；对于近处尚且不能理解的人，不算真正懂得语言。真是至理名言啊！又 您给我看关于“久假不归”的说法，论述很正确。我从前解释中的话，确实有不妥之处。后来也略有修改，现在又删削润色后抄录给您。不过您的来信固然正确，但像您解释“乌知其非有也”说成“糊里糊涂而自己不知道”，恐怕意义和文势都不顺。“身之假”与此显然不同。孟子这句话语气十分平和，是说：假使他能够长久借用而不归还，怎么知道那不是他已经拥有的呢？这并不是立即说他已经拥有，也不等于断定他不能拥有。语意是圆融的。“假”虽然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如果能够不归还，那么怎么知道他不是舍弃旧有而更新呢【所以我在解释中说，义理不系于“假”，而系于“不归”】？因此孟子这句话，是引导他走向善道，而不是断绝他的希望。文定《春秋》中的一段也讲到此事，一并抄录给您，请再深入思考后告诉我。自今年夏天以来，我时时重看《论语》《孟子》，又有许多地方想要修改。因为医生告诫我，不想多作文字，近来才下笔修改《论语》解说，接下来应当轮到《孟子》。恐怕您看到其中不妥之处时，不妨逐一详细指出，互相帮助启发。我想说的很多，只是常常怀着渴望；所盼望的，只是您随时自我充实。又 关于舟梁的议论，确实对学者有益。我从前所疑虑的，只恐怕是在文辞语气之间略有过头之处。我已经写好了给岳下的信，正想派人询问，忽然收到舍弟的信，报告广仲去世，悲伤叹息，眼泪不止，不能自已。想不到正当盛年，一场疾病竟突然到了这个地步。又想到他有志于古道，是朋友交游中难得的人，平时相互讲论，意趣和志向都远大，一旦隔成今古，使人更加悲痛惋惜。不只是为胡氏一门叹息罢了。晦叔与他的交情深厚至极，更应当为此动心。这个病只是由于湘阴的医生给他服下甘遂，伤害了根本；广仲这样虚弱，怎么反而说他肾气有余，又接着用药泄泻呢？这样的庸医，公然胡乱投药，按理应当严惩。怎么能只派人去呢？匆忙之间仅能写这些，其他都没有空闲说到。又 季随那里有人方便来，承蒙寄信，十分欣慰。醇叟竟然这样去世，使人感伤；挽诗写得很好，近来您的诗律确实大有进步。我也作了两首，早晚寄去。《孟子》解说，从前老兄先要求我尽心完成，现在抄录呈上，烦请仔细阅读并有所指教，这是我所盼望的。我近来没有什么事，也颇作《论语》章句，刚完成《学而》篇，续作也会随即寄去。元晦所作《中庸》数章，等回信写完后一并寄往。我们相距不远，却还没有立即相会。没有一天不思念您，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这次相访呢？“力行近乎仁”的说法非常紧要，还须仔细体味“近”字的深长意味。关于克、伐、怨、欲的说法，曾经仔细体味二程先生的意见吗？“仁”字必须这样看。伯逢所抄类编遗书中的话，我已经收到。刘枢来信，听说十二月间迁入新宅，只是传闻颇为华饰。子飞实在可怜，前一封信已经告诉您了。不知道诸位朋友如今由谁替他安葬孤儿遗属？由谁替他收拾后事？这似乎也是刘枢的责任。近来听说黄仲秉以集撰身份出任镇江守，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以后再询问。又

译我近来前往拜省祖先坟墓，昨天早晨到达。松树楸树一天天茂盛，长久追慕的感情只能以流泪来表达罢了。本来想办完事情后，前往山前与亲友相聚。恰好舍弟严陵任职的缺额已经定下；当初他任职时，刘枢曾共同劝他调换到这里或附近的一个职位，但他的心意坚决要前往那里。已经索取了迎接的兵卒，想到兄弟即将分别，且想暂时相聚，不愿久出，所以又没有成行。又怕再次劳烦晦叔，不敢请他来到这里，与我隔山相望，只是极为惆怅。后来清早便回车了。近来连续收到元晦的信，他也寄来所解《中庸》的草稿给我看，我还没有来得及详细阅读。伯逢先前在城中，曾经很欣赏我所解的《太极图》，他也抄录去了。但他始终怀疑这句话：“万物虽然昏暗隔绝，不能自己相通，而太极之所以成为极，又怎么会有所亏欠呢？”这正是他的关键障碍处。因为他不知道万物有昏暗隔绝，而太极没有亏欠。如果从万物自身来看，太极有所亏欠，那就等于太极是一个具体事物，上天把太极的完整部分给了人，又分别分给万物一些。这对根本大道十分有害。前次临行时来不及详细说明，以后从容之间再告诉他即可。刘枢近日议论交趾进贡大象的事情，又因为上江有许多干旱之处，拿五万缗钱到荆南买米，就在那里转输给军队。这却截留了本来应当发出的数额；这类事情都是诚心爱护百姓的实际表现。关于购置田产的说法，我并没有忘记，只是还没有稳妥的办法，不敢奉告。又 我近来再次上奏，请求解决边州长久以来的弊病，似乎听说朝廷已经议定施行。如果这件事能够办成，希望会有可以继续实行的迹象，并不只是眼前的权宜之计。新任漕司办事似乎肯商量，我不敢不以诚相待，再看看将来如何。李伯谏被异端学说迷惑，于是从高大的乔木下来，进入幽暗的山谷；而且他的说法也很浅陋，不知伯谏为什么就被它动摇。总是因为天资闭塞，元晦当时对他的期待又过高了。又 另纸列了几条，我都在下面写上了我的看法，不知是否正确，请您精细详察。关于多余物件的说法，正是我想听到的。近来只是买得一座石屏，又得到一只觥，其他都是从前几案之间日常使用的东西。关于经营购置的说法，是传闻夸大了。但羡慕的心意，虽然说已经知道并防备，仍然免不了根子还时常显现。得到您的教诲极有帮助，应当深入加以抑制治理。欣慰，感激！因此我想到相聚的快乐，希望今后凡有所听闻，无论虚实、大小，都请一一告诉我。不是我的晦叔，又能是谁呢？真是所盼望的，幸甚。又 元晦说略于省察，从前我给他的信中也曾谈过这一点。以后有机会再抄录给您。如“三省”“四勿”等，都兼有持养和省察的功夫。大体说来，持养是根本，省察是用来成就持养功夫的。又 您的和诗我反复读了三遍，十分欣慰！像“花柳共日暖，桑麻经雨滋”这样的句子，语意很好。您所说气禀的道理，言语确实恐怕使人产生疑惑。如今再说像“羊践踏虎”这样，它一出生便知道自己会使宗族灭亡之类，是根据它的气禀而推知它的末流。到了这种地步称为恶，是否也不能不说是性，只是说的是气禀之性？怎么样？我每天和诸位一起整理诗作，如今正讲到《唐风》。从前元晦编纂时删去了许多先生的说法。我的意思是，各位先生的说法虽然不同，但各自都有自己的意思，学者应当玩味体会。因此我把程子、张子、吕氏、杨氏的说法全部载入，其他各家有可取之处的也保存下来。像元晦的说法，大多也在采用之列。此外还有一些我的浅见，也附在末尾。《系辞》的说法也已经搜集编纂，程子的精微议论在遗书中多有体现；《论孟精义》的编类极好，应当学习诵读，只是这部书没有随身带来。近来替曾干作了一篇记，以及几首诗，抄录寄给岳阳；又附上《克己铭》，也寄去一本。又 您寄示的元晦、伯逢《观过知仁》说，正是我想看到的。我前些时候的说法，正与伯逢相似。后来读经义时，只有伊川先生的话看起来平易，但仔细体会其中意味，却没有厌倦之时。这一段伊川只是说：君子的过失，是过于厚道，失在爱人；小人的过失，是过于刻薄，失在残忍【《经解》本作：人的过失，各自表现在与其类别相应的方面。君子常常失之于厚，小人常常失之于薄。君子过于爱人，小人失在残忍】。近来我曾拟了一句话说：君子失在厚道，过于爱人，虽说是过失，但观察他的过失，便可知道他的内心并未远离仁。至于小人的过失，则失在刻薄，伤于残忍。所谓刻薄和残忍，难道是人的本性吗？他的过失竟到了这种地步，那么他所要防止而陷溺其中的东西，也可以知道了。用这个道理观察自己，就知道天理所在应当精察，人欲所在应当遏制。用这个道理观察别人，也就知道认识人的要领了。不知您看得怎样？如果还像从前所说的那样，恐怕失之于过快、过于武断。圣人谈仁，不是这样的。还请您再思考、再讲论，反过来指教我。您所说明的“所过者化”之说，我才读了一遍，就觉得程子的说法是有实际功用的。等稍稍确定下来，再详细谈论。凡是见闻思虑所涉及的，以及广西利害方面有可以告诉我的，都请不要吝惜，逐项写下来，等我当面请教。我独自承担一路的责任，早晚都不得闲。所幸今年夏天的雨水尤其及时，目前远近大体安定。此前几件事都已获准，前信已经报告了。现在各州稍稍宽缓，横征暴敛和苛刻审讯都已依禁令停止，希望可以防止民力逐渐得到舒缓。除各郡已经增加盐利之外，海边几个郡是煮海制盐的地方，而官府摊派销售的盐数比过去增加了，也正在削减、安排，直到海南都已实行。我的一点心力所能达到的地方，不敢不尽力，也幸亏朝廷能够察知，肯予采纳。前信所说的权摄事务，过去求任的人很多，而经司的空缺很少，不足以供给，想来有很多人不满意。漕司的空缺倒很多，然而近来指挥一概停止违法权摄，如广中采用八路法，只能选派本路中已经替任、寄居等待补缺的官员。被罢免的很多，这件事也有利有弊。陈择之本来打算立秋后回去，自从听到这个消息，就不能再留下了。这位先生明察而有谋虑，此处置本路长远根本大计的一两件事，极其依赖他的帮助，很可惜他要离去。诚之病痛很多，却还不肯着手医治，近来也竭力劝告他了。又。这两天走在善化、宁乡的道路上，所见境况令人害怕，使人不忍睁眼看。大约十户人家中有五六户已经空了。那些还活着的人，也都面无人色。有权位的人始终不肯充分救济，坐看上天的百姓被挤入沟壑，这可怎么办呢？我先前在城中不停地唠叨，昨天又写信竭力劝说，并且把百姓所吃的草根封起来送去，不知道是否能使他们有所触动？又。

译灾荒造成的伤害如此严重！衡山还算是百姓可以防备、勉强支撑的地方，晦叔还没有见到善化、宁乡境内的情形，真是无法说，无法说啊！我先前在城中，也没有机会详细知道赈济百姓的事情。大体有两端：赈济和赈粜。赈济，是官府拿出米来救济；赈粜，是采用上户认可的方式出售粮食。如今官府吝惜粮米，不肯拿出来，只依靠上户卖粮，怎么可以呢？现在潭城各仓收纳的米，已经有将近八万斛了。先前我劝陈帅借用这些上供米，平均救济缺粮的农民，即使暂借给他们也可以；同时另行具奏报告朝廷，甘愿获罪。等到获罪时，十几万百姓已经活下来了，何况未必一定获罪呢？不知道他能不能办理罢了！如果等常平司把永州全部买来的米运来救济，那就像到干鱼店里去找水一样了！怎么办，怎么办呢？《南轩集》卷二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南轩集》卷二十九，宋张栻撰，《答问》答吴晦叔 《遗书》说：“性具有形体的方面叫作心，性有所发动的方面叫作情。”又说：“心本来是善的，发动于思虑就有善有不善。既然已经发动，就可以称为情，不可以称为心。”性、心、情，实际上是一个东西。现在从前一句看，似乎心和情各自以性为根本；从后一句看，似乎情是从心发动的。我私下认为，人的情感发动，没有不是以心为主的，而心又根源于性，因此情也同样根源于性。现在说：“既然已经发动，就可以称为情，不可以称为心。”那么发动之后，怎么能说没有心呢？难道不是说情是指它的发动，而心却隐然在其中作主吗？孟子又说：“至于人的情感，就可以使它成为善。”如果发动出来的是善，当然可以成为善；假如有不善，怎么能说是善呢？这些都令人疑惑。这些精微之处，希望您明白地为我剖析。又说：“人必须懂得自得其足的道理。自得其足，就是没有不足。如果有所不足，就是张子所说的有向外驰求之心，不能与天心相合。”这里所说的“向外驰求之心”，与《礼经》所说的“因为用了向外的心”，以及文定《春秋传》所说的“心不向外，才能统摄众理”，都不同。难道是因为本心还没有澄明，仍然夹杂着人心吗？还是因为怀有不足之意呢？性有所发动，叫作情；心则贯通动与静，主持性和情。程子说：“既已发动，就可以称为情，不可以称为心，是因为就发动这一点来说，只应当称为情；但心作为它的主宰，本来无处不在。”孟子说：“至于人的情感，就可以使它成为善。”这里的“若”，是顺从的意思【“弗克若天”中的“若”】。人的本性本来是善的，由此发动出来，没有人欲的私心，无不属于善，这就是所谓顺从。情有不善，是因为没有顺从其本然之情。没有不足，是天理安然的状态，也就是本心。如果有所不足，就是有所作为而导致的，是杜撰出来的东西，这就是人欲，也就是向外驰求之心。纠正韦斋的意见有偏颇，实在是确切的议论。山中的同道者，也很有一些发出这样的感叹。孟子说：“凡是我具有的四端，都知道扩充它。”难道可以为了挽救一时偏重的一端，反而自己陷入另一偏颇，并且使人不可以有“仁”字而从事学习吗？这难道不是忽略反省察验的过失吗？如果使人以敬来达到知，也不妨碍这样做；但如果不让人反省察验善端的萌芽，只叫人培植根本，那么善端的萌芽尚且不能认识，怎么能骤然知道哪一个是根本而加以培植呢？这与闭目坐禅有什么不同？还没有见到良心发动，便敢自称“我已经见到本性”吗？所以胡文定公懂得“敬”字，便不会错。明道解释曾子告诉孟敬子的那些话，确实坦白明白。所谓在“公”字上研究“仁”字

译，是最切近的，的确如此。能够公正，就能爱人。我不是不知道善端的萌芽本来不容易培植，但根本不培植，善端恐怕会更加枯槁。这个道理必须兼顾来看。大体说来，涵养深厚，善的表现必然更多；体察精细，根本就更加牢固。不知道大体的人，姑且依据自己所见来持守【例如知道应当整顿衣冠，便整顿衣冠；知道应当有某种思虑，便作这种思虑。虽然还不知道大体，但涵养的意思已经包含在其中】；并在发动之处加以察验，自然渐渐会见到功效。否则完全不培植，只想反省察验，恐怕会胶着纷扰，而知见无从发出。“敬以致知”这句话，以“以”字来说有毛病【前信中已经见到这句话，只是还没有来得及答复】；不如说“居敬致知”。“公”字之所以这样说，只是因为学者没有从根源上体究，所以理解得不正确。元晦的看法也不正确，说略于反省察验，使人不知道有“仁”字，正是要阐明“仁”字。至于说“爱”字，也正是要人对爱人的根源加以体究；但他的说法并不是要人陷入偏颇，并非闭目坐禅的弊病。还请再思考。《程子语录》说：“复，并不是天地之心；复之后才显见天地之心。”这正是说道不是阴阳，阴阳之所以成为阴阳的是道。道理明白，言辞清楚，没有什么可疑的。然而在后面又说：“复，就显现出天地之心。”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天地以生养万物为心。”《易传》又说：“一个阳爻在下方复生，就是天地生养万物之心。”这样说来，便是把一阳当作天地之心，与前面的话相违太甚，反而重复了“七日来复”的意思。希望您精细剖析，以消除我的疑惑。《易传》所说“一个阳爻在下方复生，就是天地生养万物之心”，这句话说得浅近而旨意深远，十分完备。它大概不是专指一个阳爻而言，而是说一个阳爻在下方复生，正显明天地生养万物之心。仔细体味便可看出，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天地以生养万物为心。我不知道这句话在《遗书》的什么地方可以查到，没有见到，只在《微言》中看到这句话，而且文字也不完整。方便时请详细指示，我再加思考【到底仍觉得这句话不妥】。“反复其道，七日来复”，不知晦叔准备怎样解释。明道说：“道就是性。如果在道之外寻找性，在性之外寻找道，就错了。”他又曾说：“扬雄的规模狭窄。道就是性；连性的意义都说错了，还能得到什么呢？”这两个人的品格本来不能相提并论，然而他们的说法却相同；那么其中意义为什么又不同呢？“道就是性”，这是明道先生的话。扬雄原本没有这句话。后面一段的意思，是说“道就是性”：扬雄既然不懂得性，那么对于道又能得到什么呢？子文，即文子之事，圣人以清廉忠贞来评价他。就这件事说，只能称为清廉忠贞。这正是洙泗一带所说仁的极致。然而《遗书》中说圣人做这件事，也只是清廉忠贞，这又不能没有疑问。圣人没有一件事不是仁，却这样说，为什么呢？况且程子在“广泛施恩、救济众人”下面又说：现在的人有时一件事合乎仁，也可以称为仁；至于完全实行仁道，也称为仁，这是贯通上下而言的。这又与清廉忠贞的说法不同，请您为我说明。《遗书》的意思，大体认为这件事只能称为清廉忠贞。然而在那两个人身上去做，只能说是忠，只能说是清，此外就没有了，至于仁则还不能知道。若是圣人做类似的事情，就事情本身说，也只能称为清廉忠贞；但他之所以这样做，却不妨碍它属于仁。比如伯夷的事情，虽然用“清”来评价他，又怎么会妨碍它属于仁呢？读先觉的言论，最忌讳执着而把话说死，不知您认为怎样。

译程子说：“视、听、思虑、行动都是天性，只是其中要辨认出真实和虚妄。”伯逢疑问说：“既然是天性，怎么会有虚妄？”我认为，这六项人生都具备，所以知道它们都禀受于天。只是顺从它的道理，就是真；违背它的道理，就是妄，也就是人为的私欲。这样说来，是否可以理解得不致胶着呢？有事物就必有其法则，这就是天性。如果不合乎它的法则，那只是人为扰乱造成的虚妄罢了。比如佛教徒扬眉瞬目，自以为得到了运用心性的奥妙，却不知道这正是虚妄而不是真实。这一点细微的差别，正要辨别清楚，伯逢的毛病正在这里。您所回答的话，大意已经掌握到了。《西铭》说：“天地是统率者，我把什么作为我的性？”“帅”有主宰的意义，为什么不说心而说性呢？“帅”是统率的意思。从根本上说，称为性也是可以的。答胡伯逢 明道先生说：“上天的运行，无声无臭。它的本体称为易，它的道理称为道，它的作用称为神，它降命于人就称为性。顺循本性称为道，修明道称为教。”又说：“人民接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出生，天命称为性。人的出生本来正直，心意也如此。”又说：“孟子说：‘仁，就是人。’合起来说就是道。《中庸》所谓顺循本性就是道，也就是这个意思。”详细考察这两种说法，那么《中庸》开头两句，明道就已经是就人而言了。然而伊川先生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是说上天把这种性降给万物，万物形成各自的形体，各自端正自己的性命，这就是所谓性。各自端正自己的性命而不失去它，这就是所谓道。”这也是兼就人和物而言：顺循本性，马就是马的本性，而不能变成牛的本性【等等】；这就是所谓顺性。至于修明道称为教，这才专门说人的事情。按照伊川的说法，从开头两句起就已经兼指人物了。吕防扬的说法同于明道，侯子的说法同于伊川。两位先生的说法为什么不同呢？我私下详细考察所记录的明道先生的话，大概是在说明性存在于人身上的一面；伊川先生的话，大概是在说明性作为总体无处不在。所谓天命就是性，是说“大哉乾元”，它是人与万物资始的根源。所谓顺性就是道，在人是人的本性，在物是物的本性，各自端正性命而不失，这就叫道。物的气禀虽然有偏颇，但性的本体却没有偏颇。观察天下万物，就它们的形体和气禀来说，其中的生机和道理什么时候有过一丝不足呢？这就是性无处不在。只是人禀受了万物中最秀异的气，所以人的心最为灵明，能够推扩它；这就是人的本性不同于万物的地方。如果本来就不会失去顺性而行，不需要借助修养作为，便是圣人。所以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能够穷尽自己的本性，而人的本性、物的本性也没有不能尽的。只是由于有所失，不能顺循本性，所以才有修道的教化，用来恢复性之全体。明道从人的自身指出这一点，是要人就在自己身上体认。但难道他就因此说万物没有天命吗？伊川阐明它的总体，可以说是完备了【侯子解释说，兼指人物的是明道的说法，恐怕这也一定有所依据】。有人说，天命只有人具有，物并不参与。持这种说法的人，只知道万物的气禀有偏，却不知道天性起初本来没有偏颇；只知道太极是同一的，却不知道每一物各自具备太极。因此把道和器割裂开来，使天地万物彼此没有关联，这对仁的本体有害。这样能说是认识太极吗？不能不仔细辨察【伊川不只是在解释“天命之谓性”一章时有这个意思，《遗书》中这样的说法很多，例如说“万物皆备于我”时也是如此，请详细考察并深思】。这是我的一点见解，不知是否正确，而且言辞不能充分表达意思，只希望您明察。有人说“心有知觉叫作仁”，这是上蔡谢子的说法。这句话固然有毛病，但我切实认为，“心有知觉叫作仁”这一句话，是谢先生传道的确切话头，用来提醒学者，恐怕不能说它有毛病。知觉也有深浅，普通人没有不知寒热、知饥饱的。如果把这种知觉当作最高境界，难道只算有毛病吗？伊川也说“觉不可以训仁”，意思也大致如此，恐怕是怕人专守一个“觉”字。至于谢子的本意，自有精神；如果得到其中的精神，那么天地的作用就是我的作用，还有什么毛病呢？谢上蔡的话，本来是要指出仁的发动表现，以提醒学者；然而若把知觉径直断定为仁，所以我认为终究免不了有毛病。伊川先生所谓“觉不可训仁”，正是说仁必然有觉，但不能把觉训释为仁。侯子师圣也曾谈到这一点。至于如今的学者，喧嚣自得地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不过是在卖弄精神罢了，哪里能够进入实际境界呢？这又是上蔡的罪人。又说：“用觉来说明仁，终究不如用爱来说明得切近。”这也像是迁就的说法。我切实认为，用爱来说明仁，不如用觉来说明得接近。就爱人这件事上穷究仁之所以能够爱人的根源，没有比这更亲切的了。所谓知觉，也已经包含在其中。大公之理，体认到它，便是天地之心，也就是自己的心，这句话说得很好。但下面说“万物的本体就是自己的本体”，却好像还没有认识仁。“大公之理”四个字，恐怕也还不够亲切。“万物的本体就是我的本体”，立论者的意思，是说仁者把天地万物看成一体，认作自己，所以没有什么地方不能达到。至于“大公之理”四个字，也要人仔细体会。解释《尽心》第一章说：“理的自然状态称为天，具备在人身上称为性，主持性称为心。”又在解释人不学习就能做到的事情时说，那是人的良能；解释说：“天命就是性，顺循性叫作道，而主宰于自身就叫作心。”为什么说性和心有所不同？而且“主宰于自身”，似乎专指身体躯壳之内；“主宰于性”，似乎是性之外另有一个主宰。恐怕立论还不够明白。主宰之处就是心，所以有“主宰于性”“主宰于身”的说法。不过这两处的说法，也应当澄明而归于一理。又说：“如果做了不善的事，就是外物诱惑了人，而血气随着它走。性本身没有这种情况。”那么所谓不善，就是性所不做的事情。谈论性而不涉及气，固然不完备；但说不善只是血气而不是性，可以吗？而且说是性所不做的，那么究竟是谁做的呢？

译性没有不善，说性有不善，就是诬蔑上天。水，用手击打使它飞溅，可以使它超过额头；用力激荡使它流动，可以使它流到山上。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我前些日子所以提出“不善是性所不做”的说法，却没有自知其过。血气固然出自性，但由于血气有偏，然后才有不善；不善完全发生在它的偏颇之中。所以就气禀来说，善固然可以说是性，恶也不能不说是性，这样说才可以；如果就本源来说，说不善是性所不做的，正是为了说明性的道理。若按您的说法，就会混淆天理和人欲而不能辨明其原因，这与“性可以为善，也可以为不善”的说法有什么不同？“万物都具备于我。”解释说：凡是具有这种性的，理无不具备，这就是万物无不具备。所以程子说：“不只是人如此，物也是如此。”但在“亲爱亲人而仁爱百姓”处却解释说：人与人同类，所以性相同；物则各随其类，不能与我相同。这两处是否相互抵触？我私下认为，“万物皆备于我”与仁之道、天下归仁的意义相同，大概是说人能够把这些道理具备起来；这里的“我”，是指人而言。昨天看到您的话中有疑问，议论了我认为不妥的地方。至于万物本来都具备的说法，则是另一层意思。这件事很难用言语说尽，请不要把旧说横在胸中；仔细玩味伊川先生的话，并深入体会它。《南轩集》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南轩集》卷三十　宋张栻撰，《答问》答朱元晦 王驩一段，解释得很精当。大体说来，王驩是不值得同他谈论的；只是如果他办理使命还有不到的地方，就应当纠正他。既然王驩已经能够胜任，此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所以说：“既然已经有人治理它，我还说什么呢？” 根本只有一个，所谓两个根本其实就是没有根本。把爱说成没有差等，连爱亲人也只看作施爱的一种方式，这难道不是没有根本吗？儒者说：“建立爱，唯独从亲人开始。”又说：“建立爱，要从亲人开始。”说“立”，就可以看出它的大根本了。和靖说：“即使穷究事物的根源，谨慎地斟酌言辞，如果不亲自实行，终究都是空话。”石子重说：“我认为，人之所以不能实行，是因为从口头耳听中得来，没有穷究根源，没有着落。即使谨慎地斟酌言辞，最终也会有疏漏错误。如果真正穷究根源，那么所得就不会浅薄，自然想停止也停止不了，哪里会有不实行的呢？”范伯崇说：“知道它、实行它，这是学者从始至终的事情，缺一不可。但知道它并不困难，实行它才是困难的。知道而不实行，难道只是今天的弊病吗？即使圣门弟子，也免不了有这个毛病。比如曾点在舞雩台的回答，他的见识不是不高明，所说的话也不是不好；假如他能够亲自履行，使这些道理真正存在于自己身上并表现出来，难道会让给颜回、曾参吗？只是他在实行处还不纯熟，所以成为狂者。何况世上的人，只顾追求知识，却不把实行当作事情，即使终身忙碌，也仍然只是普通人。何况知道了还未必得到真正的认识呢？”和靖的话，难道是随便说的吗？和靖的话固然有所依据，但各位先生的说法都还没有穷尽其意。孔子观察上古时代的教化说：“知道的作用太大了！即使尧舜时代的百姓，家家都可以封爵，也不过能使他们知道并遵循罢了。知，是凡人与圣人的区别，怎么可以轻易谈论呢？”傅说劝告高宗，高宗大概是已经知道这些道理的人；他恭敬沉默地思考治道，梦见上帝赐给他贤能的辅弼，这难道不是有知的人才会有的吗？这是他过去向甘盘学习所得。因此《君奭》篇只称说“在武丁时有像甘盘这样的人”，却没有提到傅说，大概是因为启发高宗知识的人是甘盘。说知道不难、实行才难，傅说的意

译思也是说：“即使已经知道，这并不困难；可贵的是亲身真实地履行它。”这是对已经知道的人说的。如果高宗还没有真正知道，傅说却告诉他“知道不难”，那傅说就是失言了。自孟子以后，《大学》的道理不明白，只是因为没有真正知道的人罢了。如果说“实行就是学者侍奉父兄、侍奉君上，没有什么不实行”，只是他们虽然实行，却没有显明体会，习惯了却没有察觉。知道而后实行，就像明亮的太阳当空，脚踏实地，每一步都相互应合；不知道而实行，就像在黑暗中摸索，即使偶尔碰对，碰不对的时候也很多。曾点不是如今那些自以为有所见解却只是不能实行的人；他正是因为见识开阔，便自以为达到了圣人的境界，不肯退居颜回、曾参以下，所以才需要从战战兢兢的功夫上用力。颜回、曾参请求从事战战兢兢的功夫，大概是因为没有什么可以不敬的地方。若像如今人这样不能实行，那就是从未真正知道。假如他真知道，就如同知道水火不可踩踏，他肯踩踏吗？叔京说：“经义端正，庶民就会振作起来。”大概教化的推行，只在上位的人举措实行罢了。庶民振作起来，人人就知道返回根本，并且明白善；明白善，邪恶不正的东西就不能迷惑他们。既然人不再受迷惑，那种邪道自然会消退，直到消失。欧阳永叔说：“如果王政清明，礼义充实，即使有佛教，也无法施行于我们的百姓。”也是这个意思。经是天下恒常不变的经道，也就是尧舜之道。经义端正，庶民就会明白地趋向正道，邪说不能侵入。但返回经道的关键，在于我们自身的事情，不能只这样说过便罢。比如自唐以来，韩愈、欧阳修一类的名士，攻击异端的并不少，但最终不能使异端屈服，是因为这些君子还不能进一步学习返回经道的学问。后周、李唐以及世宗，大概也曾改变过这种说法，但很快又兴起而且更加盛行，是因为在上位的人还不知道实行返回经道的政治。第一章：这是天与人性命的区别、人与物气质禀赋的不同，所以虽然有隐显等差别，而其中的道理却从来没有不相同的。这句话似乎有所欠缺。不如说：在天和人方面，虽然有性命的区别，但道理是同一的；在人和物方面，虽然有气禀的差异，但本体是相同的，这样或许可以。顺循性命的自然状态，这就是所谓的道。“是则”就是自然的意思；然而这样说，给学者立言，读起来就显得太快了，请再详细说明。修明道就是教。后来寄来的那一段意思，刚刚端正，只是我还没有找到，请另外抄录给我看。“修道的君子审察其如此”以下。这一段，我觉得有堆叠重复、夹有多余句子之处。依我的看法，经文所谓“不见不闻”，是指此心所存，不是耳目能够见闻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可以说是隐；耳朵听不到，可以说是微。然而说“没有什么比它更显明”，是因为善恶的界限一有丝毫萌芽，我心的灵明就不能自我欺骗，也不能被遮掩；这正是它成为最显明之处的原因。由于只有我的心能够独自知道，而别人不能参与，所以说“独”。这就是君子极其严肃谨慎的地方，大概是操守的要领。现在把“不见不闻”说成方寸之地，把隐微说成善恶的界限，又把“独”与二者合在一起，都是从我在这里所见到的情况来说的；这样会不会显得支离？这一节，是因论述顺循本性的道，来说明修道的开始。恐怕应当说：因论述顺循本性的道，来说明学者遵循圣人修道之教的开始。这一节，是推究天命之性为根本，来说明修道的终点。恐怕应当说：推究天命之性为根本，来说明学者遵循圣人修道之教的终点。大体说来，天命之性、顺性之道，圣人能够纯粹完备地体现它，并修明道、建立教化，

译使人遵循它。对于学者来说，则应当遵循圣人修道的教化，用力达到最高境界；然后道才不会离失，天命所赋予的性才能得以保全。《洪范》开头的“初一”【至】与这个意思正相合。《洪范》的说法固然也有这个意思，但似乎不必牵强引用来作证明。所说的五行、五事、皇极、三德，那么其中的八政、五纪又该如何解释呢？引用周子的论述，似乎也没有把它的意思阐明完，反而使人迷惑。不如也不必引用。有人说：那么中和究竟是两种东西吗【等等】？这几句话倒应当紧接前文，这样大概顺畅而且完备。

译第二章：随时而处于中。“为”字不妥。大概应当说，在这个时刻，就有这个时刻的中；这就是天理的自然状态，君子能够选择并得到它。第四章：“道之不行也”至“不肖者不及也”。所作的解释恐怕不妥。我曾经这样说：“有智慧的人羡慕高远的见解，因而超过了中庸；愚昧的人又拘泥于浅陋，因而达不到中庸。这就是道不能实行的原因。贤者追求高绝的行为，因而超过了中庸；不肖的人又安于平凡低下，因而达不到中庸。这就是道不能明白的原因。道不能实行，是由于见解有差错；道不能明白，是由于行为有失误。这就是致知和力行必须相互配合才能成功的原因。”不知这样说如何？第五章：“抓住两端，在百姓中实行中道。”所谓两端，是说凡事物的整体，都有两个端点，如始终、本末、大小、厚薄之类。认识事物的整体并抓住它的两端，然后才能衡量取中，端点才不会有差错。这种说法虽然巧妙，恐怕不是本来的意思。我认为，合乎时宜就叫中。天下的道理没有不具有两端的：应当刚强时就刚强，刚强便是中；应当柔顺时就柔顺，柔顺便是中。这就是所谓抓住两端，在百姓中实行其中道。第十章“强哉矫”！“矫”是强健的样子。《诗经》说“矫矫虎臣”，就是这个意思。每一句都是深深赞叹的语气，虽然繁复，却并不失当。这种说法初读似乎很好，后来一想，恐怕不稳妥。我怀疑圣人的言辞语气不会这样。不过这句话终究难以解释。吕、杨诸位先生的说法虽然也很费力，但对学者用功却有益。第十一章：“素隐”。素，是空的意思；没有德而隐居、没有职位而隐居，都是素隐。“素隐”恐怕只是说平日所持守的志向专在隐居。第十二章：“普通男女中愚昧的人，也可以参与知晓；普通男女中不肖的人，也可以做到实行。”君子之道，从男女夫妇的生活开始。男女居室，是人道的常情，即使愚昧不肖，也能够知晓和实行。夫妇相处之间，有别人看不见、听不到的地方；道从这里开始，正是戒慎恐惧的实际所在。这固然是切要的下功夫之处，但我再三反复考察，恐怕本章所谓“参与知晓、能够实行”，是指凡夫凡妇共同知道的事情，如早晨劳作、晚上休息，饿了吃饭、渴了饮水之类。凡庶民都在实行，却没有显明体会，习惯了却没有察觉；君子则在这些事情上存有戒慎恐惧，这才是所谓道开始的地方。至于所说居室中的人道常情，当然也总括在其中；如果专指夫妇之间别人看不见、听不到的事情，似乎不稳妥，也不全面。第十三章：人实行道，却使道远离人，就不能称为道；人心安适之处就是道。这句话有毛病。“所安”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学习者错误地理解这句话，执着地把自己的意思当作心之所安，并以此作为道，难道不是有害吗？平常的德行要实行，平常的话语要谨慎；有所不足，不敢不努力；有所富余，不敢全部说尽。看看自己的行为，行为又顾及自己的言语，君子为什么不笃实努力呢？君子知道道并不远离人【至】难道不笃实努力吗？这种说法很费力。我认为，有所不足，不敢不努力；有余，不敢全部施尽。只有防子定夫说得最好，应当遵从。至于大意，是说道虽然不远离人，但达到最高境界，即使圣人也有不能做到的地方。虽然圣人也有不能做到的地方，但道实际上也不远离人，所以君子只在言语和行为上笃实下功夫，这才是真正下手用力的地方。“道不远人”【至】其余仿照此例。关于“费隐”的意思，第十一章说“子思子阐明得极其透彻”。过去的说法固然很多，但如果从“费隐”这两个字得到意义，那么凡圣贤的言论似乎都可以这样解释，不必认为下面几章都是在阐明这两个字。大体说来，所定的章句中，确有很多明白精当之处，但其中也不免有牵强附会的地方；恐怕子思当时立言的意思，未必真是这样。自本章以下到第二十章，元晦所作的连接语，似乎都是勉强附合，意味不大。观察明道先生的意思，他一定想把各章附合起来，使其条理贯通，因此其中难免有牵强迁就来符合自己意思的地方。依我的看法，其中能够贯通的，自然不妨贯通；不能勉强贯通的，就逐章玩味，各章意思本来无穷，似乎不必这样费力。章句固然合理，但如果反而被章句牵制，也是不可以的。自第二十一章以下，其脉络本来就是贯通的，像这样分析，没有什么可议论的。近来有人疑惑，认为只要存养此心，自然没有不敬；而程子谈敬，却以举止容貌端庄、整顿思虑来说明，似乎是从外面做起，不是由内心发出来。不如直接说存养此心来得简要。我详细考察程子教人居敬，必定先从端正举止容貌、整顿思虑开始。大概举止容貌端正、思虑整齐，心就专一，这就是敬。现在只想存养内心，而把这些看成外在；既然不这样用功，心又怎么能够存养呢？所谓存养，不过是强行制约自己的思虑，并不是敬的道理。这是因为还不知道内外的根本本来是一体。现在如果有一个人容貌不庄重，却说“我的心是存养的”，不知道他的不庄重究竟存养了什么？由此就可以推知。有人对佛学者说，人应当经常存养这个心，使日常生活之间，眼前常常看见光芒闪烁的境界；这与我们学说所谓“操持它，心就存”相比，有相同和不同吗？我详细考察佛学所谓“存”与我们学说所说的“存”，字面虽相同，但所存的内容本来有公与私的不同。我们学说所谓操持心便存，只是收回放失的心。收回放失的心，公正的天理就存于心中，所以应当思考的事没有不思考，应当做的事没有不去做，无不是心所存养的缘故。佛学所谓存心，却只是希望心无所作为罢了；所以应当具有的东西却不去具有，应当思考的东西却不去思考，只把无所作为当作宗旨。日常生活中还要把这种状态当作作用【它说让日常生活之间眼前常见光芒闪烁，就是把这个当作作用】，把眼前一切都看成虚幻妄物，于是完全废弃为自己谋利、为自己打算的事情；这是因为它不懂得天理。

译《论语》：“我有什么呢？”【《述而》《子罕》篇的文义】吕与叔说，我的道除了这些之外还能有什么呢？我过去只把它解释为勉励学者的意思，后来仔细考察与叔的说法，文义较为顺畅，也正合乎程子所说“圣人的教化常常俯身迁就人”的意思，如同说“我有知识吗？我没有知识”之类。至于《子罕》篇所说的，尤其是把这些话引出来给人看；如果后来的弟子果真能从这里求取圣人、在这里学习圣人，那么高深的境界就可以逐渐达到。“范围天地的变化而不过度，曲尽万物而无所遗漏，通晓昼夜的道理而具有智慧。”这里说的是圣人的事情，却以“神无方而易无体”作结。这也如同《中庸》叙述仲尼的德行，却以天地之所以伟大来作结。所谓神无方，是说它神妙地作用于万物而无处不在；所谓易无体，是说它变化不穷而没有固定形体。圣人的功用，就是神的无所不在、易的变化无穷，已经与它们没有间隔了。《西铭》说以乾为父、以坤为母，凡有生命的类别无不如此，这就是所谓理是一致的。但人与物出生以后，血缘亲属各自亲爱自己的亲人，各自把自己的孩子当作孩子，那么名分又怎么能不各有差别呢？这样说是对的。然而就在理一致之中，乾就是父，坤就是母，百姓就是同胞，万物就是我的同伴。像这一类关系，名分本来并非不存在。龟山所谓“作用从未离开本体”，大概就是看到了这一点。似乎还必须把它说明白。“抓住两端，在百姓中实行中道”，应当遵从程子的说法【前面托防椽举出的说法不对】。答胡广仲 心有所觉知，就叫作仁。这是谢先生挽救一千多年沉溺、固执的弊病，怎么可以轻率议论呢【等等】？所谓知，是知晓这个道理；所谓觉，是觉悟这个道理。如果能够依循道理、居守敬意，没有一刻不觉知，那么视、听、言、动无不是这个本体的流行，而大公之理就在我身上了。哪里还会有愤怒、骄傲、险恶、刻薄呢？元晦前些天所说的话，确实有些过分；但“知觉”终究不能用来训释“仁”。正如所说的“知”，是知晓这个；“觉”，是觉察这个。这话是对的。但所谓“这个”，指的就是仁。知觉是知觉这个，又怎么能就把知觉当作这个本身呢？用“爱”来称说仁，是指仁施行时的表现；用“觉”来说明仁，是说明仁显现的端绪。爱固然不能用来称说仁；但体察那所以产生爱的根本道理，确实是求得仁的关键。这就是孔子回答樊迟所问时，以“爱人”为意旨的原因。复卦下面的一画，就是乾卦的体；它的发动以天为依据，而且是在极静之中发动，具有发动而能保持宁静的意义，所以它就是天地的本心吗？在极静中发动，便不会穷尽；这就是它成为天地本心的原因。答陈平甫 “不可停息”不就是仁的意义吗？仁固然是不停息的，但只用“不停息”来说明仁，还不完备。程子说：“仁的道理难以命名，只有‘公’最接近它。却不能径直把公当作仁，必须在这里深入体会。” 性就是太极，太极本身不动；若只说不动，便看不出它所以成为仁的道理。心则已经同外物相接触了；同外物接触，心就会对外物作出回应。这就是古人径直指明心的要旨，说“仁，就是人心”的原因。心尚未同外物接触时，仁是什么样的呢？心本来没有内外之分；如果说心有内外之分，那就是私心，不是天理。因此，爱自己的父母，也应当爱别人的父母；敬自己的长辈，也应当敬别人的长辈。如今我有父母便爱他们，却不爱别人的父母；有长辈便敬他们，却不敬别人的长辈。这就是心有两种，这就是有两个根本。况且上天生养万物，使它们只有一个根本，怎么可以有两个根本呢？这是关键之处，不能有丝毫差错。爱敬之心虽然同出一个根本，但施行时有亲疏等级的差别，这正是仁义之道从来不曾分离的原因。《易》所说的“称物平施”，就是衡量事物的轻重，然后我的施予没有不公平的；这就是我们儒家所说的“理一而分殊”。如果像墨家那样主张爱没有差等，就是有两个根本。伊川先生答杨龟山论《西铭》的书，应当仔细玩味。“奔跑疾驰而超过尘土，在于思考。” 这类说法都流于浮夸，不稳妥贴切。所谓思考，是沉潜、缜密、从容防范、涵泳玩味，以深入探究而自有所得。如今却说“奔跑疾驰而超过尘土”，便有凭臆测而采取的意味，恐怕不就流入异端了吗？这是不是一听便悟、一下子超越而直入的弊病呢？这不是圣门中通过思考而明睿、成圣的功夫。由此类推，可以考察其他说法。我的心纯然合乎天理，那么自身就处在六经之中了。有人问：“什么叫天理？”回答说：“饿了就吃，渴了就喝，这是天理；白天劳作，夜晚休息，这是天理。从这些自然常情再稍加一丝一毫，便成为人欲。人欲一萌发，六经便成为万古不变的教典了。” 这个意思虽然好，但饿了吃、渴了喝、白天劳作、夜晚休息，其他教派中也有人提出过这种意思。那么它同我们儒家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这又不能不深入考察。孟子只是经常提出爱亲、敬长的端绪，最为亲切；从这里体察认识，就不会错了。平日把有利于万物作为心愿，这样仁道才能广大。如果有人说：“经常把有利于万物作为心愿，是把外物当作对象了。”回答说：“使天下万物都同样属于公，而不把它们当作自己的私有物，就可以了。” 人，是天地的本心。《经》用这句话来论礼，而五峰用它来论仁。“者”字，从仁的本体说就是礼；从仁的作用说就是仁。仁是本体。因为它有节度而不可逾越，所以称为礼。《礼运》说“人，是天地的本心”。它论礼，是以仁为根本来说的。想请您根据六经、《语》《孟》遗留下来的意旨，把前面所举的十四位圣人大略都写成传记，再系以道统传承，并把本朝的濂溪、河南、横渠诸位先生附在后面。从洙泗门人到两汉以下，以及本朝程门的诸位贤者，凡是对道有所见、对圣门有功的人，都按照各自所得，表彰列出其人，附在传记末尾，写成一部书。我属于晚辈后学，恐怕不能胜任。如果只是说汇集圣贤的言行，聚在一起加以观览，那就可以了。想请您凭借自己精深的思考，探究三位圣人的用心，又参考河南、龟山、汉上的学说，续成《上下系》《说卦》《序卦》《杂卦》五篇的解说，流传下去以留给后代。我近来正在汇集伊川、横渠、杨龟山关于《系辞》的论说，尚未完成，也想在今后几年间把自己的浅见记在后面。像汉上的学说，杂乱而不得要领，没有什么可取。我想请您根据圣人的遗意，把《礼记》中杂有汉儒学说的地方重新删定；删去的文字和义理，也不要截然抛弃，应分别附在各篇末尾，并且把删去的理由写在文字下面，以明示后学。《礼记》也正想加以考察研究；若说要删定它，我哪里敢做呢？

译想请您写一封话告知您的侄子，同时让人前往石室等处寻找明道、横渠的后人，带他们一同来到绵竹义庄，每月增加廪给；或者在崇庆上院划拨田地，替他们经营生计，或许可以防止大贤之后竟日穷年仍有饥寒之忧，然后再按照他们的资质禀性逐渐教导他们学习。这件事尤其令人叹息，因为这是有职位、主持政事者的责任；我们这些居闲的人，又不应擅自取来承担。如果同他们相识，那么资助他们、教导他们是可以的。但来信所说的办法，我不敢承当。五峰先生所著《皇王大纪》。五峰还没有临终前，我在半年前见到他，请求看看这部书。他说：“这部书千疮百孔，还没有条理次序，不能拿出来。等病稍稍好些，再同你一起考订。”后来我从他家得到一部稿本，实在还没有编排成次第。不过其中有几十篇论说可以采用，今后方便时抄录寄给你。《南轩集》卷三十。钦定《四库全书》。《南轩集》卷三十一，宋张栻撰，答问。答宋伯潜。明道说：“志向牵动气的十有九，气牵动志的十有一。”所谓气牵动志，不只是奔走跌倒、药物、酒所造成的，其他情况也包括在内。如果只把药、酒和跌倒奔走作为气动志，那么说它少一些也可以。明道又说：“气专在喜怒上，难道不会牵动志吗？人被私欲战胜，喜怒不公正，从而改变、夺取其志向的，多得很。”但又说气动志只有十分之一，这一点我还不能明白。之所以有喜怒，也是志先牵动气。但由于喜怒之气，志更加不能自行安定，这又是气反过来牵动志。一般人常常是志牵动气，气又牵动志，循环不已。然而从最初发动来说，只能称为志动气。只有奔走跌倒以及药物、酒等，才是气先发动。孟子说：“能够使人喜爱它的叫作善。”伊川认为，这同“元是善的首长”是同一个道理。又说：“乾所代表的圣人境界，也属于可欲之善。”刚仲曾说，孟子所说的“可欲”，不是私欲的欲，而是从本性发动，向着某处而去。在可与不可之间，很难选择，这里姑且就接近的情形来说。如饮食、男女，是人最大的欲望，谁会不想要？富贵也都是天理自然；顺从其中可取的方面而有所趋向，像饿了吃饭、渴了喝水、依礼娶妻、按照正道取得富贵之类，就是天理。超过这些而放纵妄求，就不是天理了。所以《书》说：“敬慎地修养那些可取的方面。”孟子又说：“不要追求自己所不应追求的。”这就是它的意思。所谓“乾是圣人的境界”，难道是说圣人的一切发动都遵循天理吗？【以坤为学者的事情，难道是有逐渐养成的意思吗？】“元”是天德。孟子所说的善，难道是指天理吗？横渠又说：“明白善，必须明白在尚未成为可欲之物的时候。”所谓未可欲，是指大本尚未发出的时候吗？显现为可欲，是本性的苗裔已经发露；未可欲，则本性整体浑然纯全，不容有一丝虚伪。明白它的功夫，应当从哪里开始呢？难道也应当先在可与不可之间下功夫，审慎选择并坚定执守吗？我的见解如此，但内心也还未能安定，恐怕伊川引用乾元的地方另有深意。人具备天地的本心，这就是所谓“元”。由此发动显现的，没有不是可欲之善。若不是由此发动，便是被血气所牵动，而不是本性所许可的。圣人之心纯粹完整，是浑然具备乾卦所说知晓万物大始之体的。所以说“乾是圣人的境界，可欲之善属于它”。至于贤者，则靠长期积习来恢复本性之初，这是坤卦生成万物的作用。所以说“坤是学者的事情”，属于自身的真实信实。如今想下功夫，应该没有比敬更优先的了。下功夫久了，人欲逐渐消除，所谓可取的东西就越来越能够保存。如果不涵养根源，只想在它显现的时候辨别选择可与不可，恐怕会纷乱不安，而没有日新月异的功效。答周允升。王通说，孔子同太极

译合其德；如果按照先生的说法，那么人和万物无不具有太极，难道只是同它合德而已吗？王通偏偏这样说，莫非是要把太极另看成一种事物吗？我私下对此很疑惑。于是反复思考，意想王通的说法大概是指万物初生时说的。当三才尚未分判、两仪尚未分开、五行尚未铺陈时，太极已经固然存在。等到太极发动而生阳，动到极点而静，静而生阴，阴阳分开而两仪成立，阳气变化、阴气交合而五行产生，无极的真实、阴阳五行的精华，奇妙地交合凝聚，乾道生成男，坤道生成女，二气相互感应，化生万物，人这才具备这个太极。反过来推求王通的意思，难道他是指万物生成之初吗？如今人没有谁不具备这种本性，但能尽其本性的是谁呢？本性中都具有天理，但能同天相配的是谁呢？所以《中庸》说，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能够尽其本性，只有天下最圣的人，所以说能够配天，太极也是如此。假如说太极本来就是我所固有的，哪里还谈得上合德？那么“配天”的说法不也错了吗？我曾把它比作日光：世间一切能够容纳光的事物，无不具备日光，但空中的日光毕竟自如地存在。如今说能够容纳光的事物不是日光，当然不对；说日光全在这些事物中，而空中的日光与它们毫无关系，也不对。因此，在万物生成之初，太极存在；万物生成之后，太极为万物所具备。人虽然各自具备太极，但追究其本初，它本来仍是自如自存的；这大概就是王通所以提出合德说的原因吗？过去在马上听到的说法，还有些没有明白的地方，所以在这里郑重说明，幸望赐教，使我像冰雪消融一样豁然明白。天是可以说的，“配”指形体而言；太极不可用形体来言说，“合”是同太极的本性相合。只有圣人能够尽其本性，这才是太极得以成立。人虽然具备太极，但如果沉沦相随而陷溺其中，说太极没有成立也可以。程子说：万物都具备于我，不只是人如此，万物也都如此，都是从这里出去的，只是万物不能把它推展开来，而人能够推展开来。虽然能够推展开来，有时会增添一分；不能推展开来，有时会减少一分。万理都在那里，平平铺陈着；有时会说：“尧完全尽了君道，君道便多增了一些；舜完全尽了子道，子道便多增了一些。”其实本来仍旧如此。又说：万物都具备于我，这是把人和物一同说。禽兽同人极其相似，只是不能推展开来。然而禽兽的本性却是自然的，不需学习，也不需教导，如营巢、养育子女之类就是这样。人虽灵秀，却有很多处所需要教导；只有婴儿饮乳是自然的，不用学习，其他都需要诱导。又说：万物都具备于我，反身而诚实，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不诚实就同万物相悖，不能顺遂。又说：学者必须先认识仁，仁就是同万物浑然一体。孟子说万物都具备于我，必须反身而诚，才是最大的快乐。如果反身还没有达到诚实，仍然是两个相对的事物，以自己去合于彼物，终究还没有真正达到，又怎么能得到快乐？这四段都是程子的说法，前两段说人与物都如此，后两段则专指人而言。据孟子说“万物都具备于我”，却从未说“万物都具备万物”。如果按照前两种说法，那么人与物便再没有差别，同告子“生之谓性”有什么不同？正因为万物不能具备万物，所以只能有一物的作用【之所以不能推展开来，只是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具备万物】；人则具备万物，所以能够参与赞助天地化育。至于各种需要教导的地方虽然很多，但这里的本体原来何曾有过增减？只是庶民自己使它离失罢了。所以说“万物无不有天命，无不有太极”，还可以；若说万物都具备万物，恐怕就不妥了。

译既然说万物无不具有太极，那么所谓太极，本来就是万物所具备的。只是万物受赋予的气质拘束隔绝，所以每一物只成为一物的作用，而太极的本体却从未不完整。子贡对孔子说：“学习而不厌倦，是智；教导而不疲倦，是仁。”《中庸》说：“成就自己，是仁；成就万物，是智。”学习与成就自己、教导与成就万物，本来没有两样的事情，但有时说是仁，有时说是智，究竟哪一个才是确定的本体呢？《中庸》和子贡的话，是相互说明仁、智的体和用。龙塘承蒙您指出，关于“学而时习之”，应当像程子所说的那样，时时反复寻绎，使它浸润融合于心中。如今人读《语》《孟》六经，若对先贤遗书时时反复潜心涵泳、玩味，依凭它所启发的端绪，发明自己本来固有的道理，长久涵养，保护它、积累它，这确实值得高兴。孔子在世时，六经还没有流传出来，圣人教人也没有说很多话，跟从他学习的人，有的凭一句话终身实行，有的凭几句话终身诵习，有的因为资质愚鲁而最终得到道理；那么他们所反复寻绎的究竟是什么呢？又如《语》《孟精义》中，各位先生的说法有时不同，却都不违背义理，应当听从哪一种呢？这就是：所谓反复寻绎，指的是义理，不一定只是文字。各位先生的说法，确实有不同的地方。《通书》谈到德和爱时说仁，伊川却说仁是性，爱自然是情。《语录》也引用“努力实行接近仁”的话；努力实行同爱有什么关系呢？《易传》解释复卦六二说：“仁是天下的公，是善的根本。”《语录》都认为公接近仁，从未曾把爱同仁混为一谈。这样看来，爱只是仁的一件事情，而《通书》却这样说。近来朱先生的论说也是如此；一个对，另一个就错，二者必有一个是如此。想使学者认识仁的本体，道理应当从哪里入手呢？努力实行接近仁，是因为努力实行诚恳笃实而切近真挚。直接把爱当作仁，就不可以；但爱的道理，就是仁。“观察过错，就能知道仁。”过去看过您所作的《讷斋韦斋记》和近来所说的，差别很大，莫非是因为朱先生另用一颗心来观察，又另用一颗心来认识吗？顷刻之间有这样两种作用，未免急促而不合道理，于是改变了自己的说法吗？我曾反复寻绎这件事，正如悬在空中的镜子，万象森然罗列，同时都被照见，有什么急迫呢？如果一定要通过观察别人的过错来认识仁，那么观察小人的过错而对他宽厚，仁从哪里来呢？又如观察君子的过错而对他宽厚，像鬻拳用兵谏诤，难道不是忠过了头吗？唐人割股，难道不是孝过了头吗？阳城兄弟不娶妻，难道不是友爱兄弟过了头吗？这类事数不胜数，按照圣人的中道来衡量，都是不可取的。仁在哪里呢？如果说因为观察别人的过错而默默知道仁为什么是仁，那么何不反过来从自己身上求取，岂不是更好吗？我对于先生过去的说法似乎还不能马上舍弃，还望详细教诲。后来玩味伊川先生的说法，才看出先前的说法很有毛病。来信所说的很像佛教的说法，讲学不能草率；过错必须仔细玩味，才能看出圣人当时立言的意思。把过于宽厚称为仁，是不可以的。但由心意不远离仁，就可以知道仁；同过于刻薄、甚至成为嫉害残忍的人相比，这两者的距离不是很远吗？请用这个意思来体察认识，就会看出仁所以为仁的道理，不至于渺茫恍惚了。《中庸》把“中庸”作为篇名，而开头先论中和之道。那么，中和同中庸应当怎样区分呢？中庸总的来说是道的体和用，中和则是就人的身心来说的。“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应当采用王肃的说法，这是遵从上蔡的说法。这里是：脱漏了一个“反”字。论说舜的大智慧时说：“把握两端，在百姓中实行其中”，却没有提到“庸”；叙述孔子的忠恕时说：“实行平常的德，谨慎平常的言”，却没有提到“中”，为什么呢？是有意让两方面互相显现吗？还是各自表示它们的作用呢？言语各有适当之处。况且“在百姓中实行其中”，本来就是用来说明“庸”的。“庸德”“庸言”的“庸”字，应该轻轻看待。既然说中庸是难以实行的，又说君子依循中庸，即使隐退一世而不被人知道也不悔恨，只有圣人能够做到。一定要圣人之后才能做到，岂不是断绝了学者的希望吗？还是它的意义不同，本来就不能相互贯通呢？说中庸难以实行，正是用来勉励学者。只有圣人能够做到，是说把中庸之道完全实行出来很难。仁，就是人；亲爱亲人是最大的仁。义，就是适宜；尊重贤者是最大的义。先后次序自有确定的等级。九经的次序，却是先尊贤，后亲亲。这两者应当怎样贯通呢？就人心自身来说，亲爱亲人应当优先；就治国的根本来说，尊贤更为急迫。《尧典》说“能够明察俊德，以亲爱九族”，也是这个意思。答彭子寿。“中，是天下的大本；和，是天下通行的大道。”朱编修说：“大本，是天下的道理都由此产生，是道的本体；达道，是由此产生而无所不通，是道的作用。”龟年私下认为：“大本，就是这个道理的存在；达道，就是这个道理的实行。说成中和，已经是把性情的道理说出来了。如果说‘大本是天下的道理由此产生，并且无所不通’，那么在大本、达道之外，似乎又有一个所谓道理。”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大本，是道理的统一本体。聚合起来看它的统一本体，道理只有一个；分散开来而流行，道理便有万般差别。如果说大本就是这个道理的存在，达道就是这个道理的实行，恐怕说法近似佛教。万般差别本来就包含在统一本体之中。“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安其位，万物就生长发育。”朱编修说：“持敬而没有失误，就达到了中，天地便各安其位；依循义，就达到了和，万物便生长发育。”龟年私下认为：“没有达到中而不能和的，也没有天地各安其位而万物不能生长发育的，不必这样分别说明。”不知道这样说如何？这样分别说明并没有妨害，本来就没有天地各安其位而万物不生长发育的。但“天地位”说的是本体，“万物育”说的是作用；体和用本来不同，必须分别看待。不过元晦的话，不如龟山所说“因为中，所以天地各安其位；因为和，所以万物生长发育”，更得解释经文的方法。“君子随时处于中。”朱编修说：“因为具有君子的德行，又能随着时势取得中道。”龟年私下认为：“君子精通义理，所以能够随时处中。称为‘时中’，是因为他完全获得了这个道理，所以无论何时都处于中，并不是在时势上寻找中道。”如今说“因为有君子的德行，又能随时取得中”，我心里实在疑惑。

译“随时取得中”不是元晦的话，而是先觉的意思。这个意思很精微：若把“中”字从统一本体看，它是浑然一体的一个道理；若分散到事物上看，事事物物各有正当的道理存在。君子处理事情，权衡其适宜之处，完全得到其中的道理，这就是“随时取得中”的说法。但元晦说“因为有君子的德行，又能随时取得中”，说法却有毛病；不如说：“中庸之所以可贵，在于君子能够随时取得中。” 《大学》说：“古代想要把光明的德性彰明于天下的人，先治理自己的国家；想治理国家的人，先整齐自己的家族；想整齐家族的人，先修养自身；想修养自身的人，先端正自己的心；想端正内心的人，先使自己的意念真诚；想使意念真诚的人，先使自己的认识达到极致。使认识达到极致在于穷究事物。事物穷究之后，认识才能达到；国家治理之后，天下才能太平。”这就像从根本到枝叶，顺着水流向下。学者下功夫的地方，没有比格物致知更切近的了。但这一篇从诚意到平天下，条理分析得很明白，唯独对格物致知没有说明。朱编修认为这是文字缺失，是对的。但龟年曾认为，从平定天下向上追溯探求，最终达到格物致知；从格物、知至顺流推展，最终达到国治天下平。其中虽然节目繁多，但道理十分简要。所谓要道，大概不过就是格物致知罢了。然而圣人从诚意以下又分别加以说明，并不是说在格物致知之外，另有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这大概是圣人深切指明，人应当从格物致知入手。因此圣人在讲齐家时引用《书》说：‘如同保护初生婴儿，内心真诚地去求取，即使不能完全合宜，也不会相差太远。’ 这就是格物致知中最切近的一层。不知道是否如此。从诚意、正心直到平天下，本来无一不是格物致知的事情。但我怀疑关于致知格物的一段解释，确实应当有文字脱缺。答彭子寿。不合礼的事不要看，不合礼的声音不要听。专心一意，那么视觉和听觉就都有了应守的准则。人心危险难安。人心因血气而发动，所以危险而难以安定。喜怒哀乐尚未发作，叫作中。喜怒哀乐尚未发作时，没有偏向和倚着，这就是“中”得名的原因。“中”是用来描述本性的体段的。如果说眼睛看、耳朵听、手抬起、脚行走，那就已经是发作了；这些行为没有不合宜，才叫作合乎节度，也就是所谓随时处中。鹰飞到高空，鱼跃入深水。说的是道在上下之间都明显可见。鹰飞鱼跃，指的是道的本体和作用，无处不在。竭尽心力，认识本性。因而竭尽心力，体察心的本来状态；要做到尽心，不是善于穷究义理的人不能达到。无极而为太极。这句话应当作为一句来读，体会“无极而太极”存在其中。太极本来就是无极。如果说从无中产生有，就是把它分析成两个本体了。尧舜难道没有用心的地方吗？怎么可以说尧舜无所用心？只是他们的一切发动都无非出于天理罢了。过化存神。存神是本体，过化是作用；因为存神，所以能够过化。君子实行自己的法则来等待天命。实行我所守的法则，然后听任上天的命令。因此无论富贵、贫贱、身处夷狄，还是遭遇患难，都能安然处之。答吴德夫。孟子说：“形体和容貌，是天性；只有圣人才能够实践自己的形体。”解说的人认为，“践”就是履行、实践，如同“不合礼的事不要看，不合礼的事不要听，不合礼的话不要说，不合礼的事不要做”这一类，这叫作实践形体。这样说，恐怕只是贤人的事情。另一种说法认为，圣人任性直行而不拘小节，踏入大道；普通人则被形体役使，圣人却能役使形体。恐怕这样解释“践”字很费力。又有一种说法：“形，是事情刚开始萌发；色，是事情显著可见。只有圣人能在事情刚萌发时就实践它，贤人则要等到事情显现后才在其中用力。”但这样恐怕没有解释出“天性”二字。上天生养人，有具体事物就必有相应的法则。凡是具备在我身上的，都是事物，而各自都有法则。“践”如同践履诺言的“践”，是实际履行。普通人虽然有形体和容貌，却不能实践它；受到外物感动而发动，却不知道应当怎样实践它。贤人则能够实践它，因为能够由自己作主。用我来观看，用我来听闻，用我来说话，用我来行动。圣人尽其本性，从容自然地合乎中道，同天地相互流通，所以一举一动、周旋进退，无不合乎最高的道理。说能够做到，似乎还像是要用力；说可以做到，则显出自然而然受到感化，非圣人不能达到。《上系》说：“能够长久，是贤人的德；能够广大，是贤人的业。”这一段论说乾坤的易简，说到能够长久、能够广大，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了。为什么却只说是贤人的德业？有人说，这不是圣贤之中的“贤”，而是胜过常人的“贤”。能够长久、能够广大，是贤人的德业；能够达到长久广大，就是圣人了。“舜明于庶物”，有人说“物”是物有法则的物，有人说是万物的物。那么，能够明察众物的为什么只有舜呢？况且考察经文，哪里能看出舜明察众物呢？道之外没有事物，事物之外也没有道。舜明察众物，于是万般道理都显现出来，能够察知一个道理而贯通万事，卓然处在广大中正的境域。若不是生而知之的人，怎么能做到这样呢？舜从田野中兴起，一旦被任用而处在群臣百官之上，彰明五典而五典得以顺行，任命百官而百官各有条理，迎宾于四门而四门和睦，进入山林大麓而遇烈风雷雨也不迷惑。若不是明察众物，怎么能做到这样呢？孟子说：“口对于滋味，眼睛对于颜色，耳朵对于声音，鼻子对于气味，四肢对于安逸，这是本性。有命运的限制，君子不把它称为本性。仁对于父子，义对于君臣，礼对于宾主，智对于贤与不肖，圣人对于天道，是命运。有本性的作用，君子不把它称为命运。”

译口辨别滋味，眼辨别颜色，耳辨别声音，鼻辨别气味，四肢趋向安逸，难道是人自己造作出来的吗？这是本性如此。但口追求美味，眼追求美色，耳追求钟鼓之声，鼻追求芳香，四肢追求安逸，这就是受到外物感动而形成了本性的欲望。因此说有命，君子不称它为本性。贵贱有确定的分限，困穷与通达有确定的命数，随所遭遇而接受它，不生出一定要追求的心意，就是天理。所以不称为本性，正是为了成全本性。父子之间应有恩爱，以仁为主，但父亲或儿子未必能以仁相待；君臣之间有名分，以义为主，但君臣未必能以义相待；宾主之间应合乎礼，但别人未必以礼待我。贤者应当以智慧见用于世，可是国家无道，也可能不能施展智慧。天道在圣人身上，但圣人本来就有不得志、不得遇时的，命运就是如此。然而这难道可以断定为无可奈何吗？若断定为无可奈何，人道就停止了。因此说有本性，君子不称为命运。仁不能由父子之间得到，我就竭尽孝道去感动他，像舜那样；义不能由君臣之间得到，我就竭尽诚心去感格他，像周公那样。对方不用礼待我，而我只是在自己这方面尽到待他的道理罢了，孔子对待阳货的态度可以看出这一点。智慧不能自行显现，即使我退藏起来，也要更加精进自己的智慧，以道为乐；伊尹在莘野尚未被聘用时的情形，可以看出这一点。天道在圣人身上，而孔子不能像尧、舜、文、武、周公那样把它施行并推达于天下；但他把它写入六经，传授给门人，使它兼善万世。天道流行，大概永无穷尽。所以不把它称为命运，正是为了确立自己的命运。按照前面所说，如果放任本性而不以命运为根本，人欲就会放纵；按照后面所说，如果把一切委托给命运而不治理本性，天理就会灭亡。孟子的话，正是穷极性命的精微，使天与人的作用相贯通。虽然如此，成全本性、确立命运的关键是什么呢？一方面不称为本性，一方面不称为命运，而心的道理就在其中运行。不是明智而且有仁德的人，谁能明白它呢？况且圣人论天道而立言，同上文的说法不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要说明天道就是圣人之道，而圣人就是天。孔子可以说是集大成。所谓集大成，就是以金声开始，以玉振结束。孟子说孔子不以某一种德行著名，而是汇集群圣的大成，不是三位圣人所能相比的；又用音乐的“大成”来说明这一点。音乐每一变称为一成，大成就是节奏完全具备。金声和玉振的节奏，可以说是完备了。而且其中各有相似之处：金声有洪亮、低沉、清、浊的不同，正像圣人的智慧无所不周；玉振始终如一，正像圣人的德行无所不备。这其中的先后本来各有次序，但从已经完成的整体来说，就是金声玉振一齐奏出，知和行都达到极致，看不出它们开始和结束有什么不同。金声，是开始建立条理；玉振，是最终完成条理。开始建立条理，是智的事情；最终完成条理，是圣的事情。伊川先生说：“这是孟子为学者说明始终的意义：由于能够开始建立条理，所以能够最终完成条理。就像认识达到极致，就能实行所认识的道理，最终完成它。又说：‘使认识达到极致，是智的事情；实行所认识的道理并使它达到极致，是圣的事情。’据这一节来看，这是说学者的事情，即学圣人所应学习的内容。因此承接上文‘金声玉振’来说，说明学习的次序就是这样。圣人则圣与智合而为一，没有始终的不同；学者则必须知道先后，然后才有办法进入德行。所以孟子在这一节中特别分开来说，说明圣人的智慧是学者首先应当致力的事情。必须明白一切道理，并使它们都达到极致，然后努力实行，以达到圣人所以成为圣人的境界；始终各有条理，不可混乱。所谓智的事情、圣的事情，就像说学习智、圣的功夫，并不是径直把它当作智和圣本身。” 智譬如技巧，圣譬如力量。就像在百步之外射箭：箭能够射到，是你的力量；箭能够射中，不只是你的力量。这一节又说圣人的事情，用来说明孔子之所以不同于三位圣人。孔子智与圣合而为一，既能射到，又能射中。然而能够射到，靠的是力量；能够射中，不只是力量，而是技巧的功效。可见圣人虽说智圣合一，但智与圣也未尝不是同时达到极致。若三位圣人只是依靠力量，而技巧不足，那么即使能够射到，也不能射中。像颜子，智慧足以射中，力量却还没有达到射到的程度，只差一口气罢了。假如上天假给他年寿，谁能说他不会成为孔子呢？《西铭》说：“认识变化，就能善于继承先人的事业；穷究神妙，就能善于继承先人的志向。”这其中的层次如何？《西铭》阐明仁和孝：仁人侍奉父母，就像侍奉上天；侍奉上天，也像侍奉父母。必须时时在意而不敢疏忽，否则就会失去其中的道理。“神”是心，“化”是作用；但必须默默认识所谓神，然后才能谈论化。能够继承志向，才能够继承事业。《南轩集》卷三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南轩集》卷三十二，宋张栻撰，答问。答吕子约。樊迟问什么是智，孔子说：“敬重鬼神而远离它们，可以说是智了。”所谓智，就是认识鬼神的德性。知道应当在这里用心，就敬重它；敬重它，就会在这里用功。既在这里用功，又不忘记、不强求，那么鬼神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说它们“洋洋然如同在眼前”，只是形容它们昭明显著罢了。对于这里的道理，如果认识得还不明白，体会得还不充分，却急切地想求得直接看见，便会越接近越妄想，越亲近越错误。反复计较、猜想推测，只会越来越荒谬。所谓鬼神的德性，从哪里可以认识呢？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呢？《中庸》论鬼神之德，说“看它看不见，听它听不到”，却又接着说“它体现于万物而不遗漏”。从这里看，恐怕就是“敬而远之”的层次。冒昧请求指教。《遗书》中有一段说：有人问，认识鬼神之道以后，才能既亲近又疏远它们吗？回答说：这还没有说到深处，只是就大概说，应当敬重而不迷惑。急切地想求得直接看见，便越接近越妄想，越亲近越错误。这几句话很好，但还应当深入思考孔子回答子路的意思。敬重鬼神而远离它们，可以说是智。迷惑而相信它们，不是智；轻率而不相信它们，也不是智。能够既亲近又远离，才称得上智。敬重却不能远离，那么他的敬重只是由于害怕祸患、希求福气，并不是真正所谓的敬；远离却忘记敬重，那么他的远离只是由于忘记祸福，也不是真正所谓的远。这两种人都停留在疑惑之中：一会儿怀疑它们存在，一会儿怀疑它们不存在，并没有真正确切的认识。这两句话本来只是纲领性的说明，用来指示人认识鬼神的方法；但如果不认识鬼神的真实情状，又怎么能够敬重而远离它们呢？“敬重鬼神而远离它们。”有人问伊川：“认识鬼神之道以后，才能敬重它们、远离它们吗？”先生说：“还没有说到这样深远的地方。姑且从大纲上说，应当敬重而不迷惑；这是玩味经文要旨的方法。如果再另外生出许多事情来，反而失去了当时的意思。”气聚集就产生生命，气消散就死亡。大化流转一次，升入天上的成为魂，降落地下的成为体魄。魂升而魄降，形体怎么会有某种固定的道理呢？固然如此，但独自在昏暗处行走，恐惧之心有时产生，于是怀疑似乎有鬼神，这难道不是因为受习俗影响而内心的主宰没有确立吗？又难道不是因为在幽隐微妙之中，神明聚集寄托，本来就有不能掩盖的东西吗？如今固然不敢顺从流俗，而要回到道理上来。然而如果轻率地不相信，突然撞见令人惊骇的怪异之事，又怎敢保证自己不被它改变呢？像魂魄的影响、夺胎受生之类的说法，道理上怎么会有呢？但也应当对此明白无疑，才可以；若只是窥见一点模糊的影子，怎么能算自己真正认识了呢？”},{ 这类事情不能放过，必须追究防范到确实无疑的地步；否则一旦被一两件事情阻碍，或者被异端的说法动摇了，就难以预料了。君子同上位者交往不谄媚，同下位者交往不轻慢。为什么说这就是智慧？难道在于守护自己的精神吗？人与人交往容易流于因循敷衍：对上级交往以恭敬为主，超过分寸就成为谄媚；对下级交往以和气为主，超过分寸就成为轻慢。能够坚持而不失其度，难道不是因为懂得防范自己的能力吗？圣人谈论“介于石”的意义，却特意只拿上下级交往的事情来说，只有那些以笃实要求自己的人，才知道这件事极其切要。答严庆冑 从前听五峰先生说：“心可以潜藏，不可以运用。”可是孔子说过：“整天聚居在一起，却无所用心。”孟子又说：“尧、舜治理天下，难道是没有用心吗？”这样说来，孔子的话不对吗？况且，心是用来主宰万物的；如果说要运用它，究竟是谁在运用它呢？每句话都有适用的地方，仔细体会其中的轻重就可以了。孟子说：“仁，就是人的本心。”这样看来，仁就是心了。然而他又说“把仁存养在心中”，似乎又把心和仁看成两种东西，这是为什么呢？心和仁，难道果真可以成为两种东西吗？如果不是内心安住于仁的人，就必须把仁存养在心中。若像你所说的那样，岂不是完全不需要用力了吗？《礼记》说：“内心片刻不和谐、不快乐，鄙陋欺诈的念头就进入了；外在容貌片刻不庄重、不恭敬，轻易怠慢的念头就进入了。”说“进入”，是从外部进入内部的说法。心本来在我自身，为什么还说它是进入的呢？心本来没有鄙陋欺诈、轻易怠慢的念头，但这些念头会在心中产生。这就像水本来清澈，却忽然混入泥沙一样。这一点必须亲自体察，才知道它们是从外部进入的。答防诚之 明道先生说：“从自身发出而竭尽心意，叫作忠；顺应外物而不违背，叫作信。

译这是说内外关系。” 他又说：“竭尽自己的心意叫作忠，以真实落实于事物叫作信。忠和信是内外相应的。”《九思》解释说：“所谓忠，是不自欺、不自私。处在家庭中便尽孝友之道，处在乡里中便谦逊恭敬，同朋友交往便守信重义，推而至于日常生活的细节，如出门像接待宾客一样，承办事情像举行祭祀一样，坐着像尸一样，站立像斋戒一样。凡是表现在言语行为上、发自内心而显现于外的，没有一丝一毫不是竭尽此心的。”所谓信，也是此心的发用，只是根据它在外部应对事情的情形而命名罢了。处在家庭中应当孝友，就实行孝友；处在乡里中应当谦恭，就实行谦恭；同朋友交往应当信义，以及出门应当像宾客、承办事情应当像祭祀、坐着的姿态应当像尸、站立的姿态应当像斋戒，都是如此。因为事理有一定的准则，在适当的时候实行而不违背，这就叫忠信。忠信本来没有二致，从它发自内心来说叫忠，从它因应外物而表现来说叫信。所以说：“这是说内外关系。”明道用这个道理解释曾子所说的“替别人谋划却不忠诚，同朋友交往却不守信”：替别人谋划，谋划在自己这里，也是发自内心的意思；同朋友交往，朋友在外，也是遇到事情而作出应对的意思。两位先生说忠信有内外之分，大概是这样吗？在自己内心竭尽诚意叫忠，表现在外物上叫信。忠信既可以从内外来说，也可以从体用来说。总而言之，表现在外物上的信，就是自己内心竭尽诚意的表现。玩味程子的言辞，其中的意义大概已经包含得很全面了。林放问礼的根本。伊川先生说：“礼，就是理，也是文。理是实质，是根本；文是外在形式，是末节。理是一种东西，文是另一种东西。”注中说：“这和形体、影子相类似。”按照这个道理推究，万事万物都有这种情况：它从内心发出，有所体会却无形可见，称为理，所以说是本；实行于外，处处都得到适当的名称，灿然有条理，称为礼，所以说是文。理好比形体，礼好比影子。形体先端正，影子自然端正。不知伊川的意思是否如此？又说“万事都有这种情况”，不知是说每一件事，不论大小，都各自有本末吗？程子的意思是说，“礼”这个字包含理和文。理是本，文是末，但本末贯通一体，才称为礼。然而先有理而后有文，说“按照这个道理推究，万事都有这种情况”，是说天地之间没有不是如此的。安居于敬而行事简约，不知是否应当说：敬存于心，简约自然实行；同时又要安居于敬，并且仍然应当实行简约。固然是先存养敬，然后实行简约；但也必须安居于敬，并实行简约。明道先生谈保持志向说：“只是这样做也还是有私意。”然而学习的人不这样做又不行。《九思》解释说：人有志向，却不能保持它，使自己常常觉察志向所在，往往一遇到事情就被意气支配，颠倒错乱而不能控制，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都是志向不坚定的缘故。假使志向常常在内心坚定，明白而不乱，一定不会遇到事情就错乱。因此志向不可不保持。保持久了而纯熟，就必须自己觉察，再用心来验证，便看不出它有什么私意了。明道说“只是这样做也还是有私意”，究竟是什么意思？只要沾染人为的作用，便是私意；有一个“持”字，便是人为的作用。然而学习的人必须从这里下功夫，因为由诚进到更深的诚实，是有层次次第的。有人问伊川：“先生说‘必有事焉’，应当用敬吗？”伊川说：“敬只是涵养；所谓‘必有事焉’，必须积集义理。只知道用敬，不知道积集义理，反而是完全没有事情可做。”《九思》说：“思考这个道理，如果能够敬，就能够选择合宜的道理去实行。”伊川说“只知道敬而不知道积集义理，就是无所事事”，我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又说：“积集义理所产生的义，义生于心，不知应当怎样积集。” 安居于敬和积集义理，两种功夫应当同时推进，彼此需要、彼此成就。如果只要求能够敬，却不知道积集义理，那么所谓敬，也不过是呆然无所作为罢了，怎么能使心体周流不息呢？“集”的训义是积累事情；每一件事、每一种事物无不具有义理，而义理显现在人心中，正要在一件件事情上加以积集。明道先生说：“‘上天的命运啊，多么深远而永不停息’，这不就是忠吗？天地不断变化，草木繁茂，这不就是恕吗？”伊川先生说：“乾道发生变化，使万物各自端正自己的本性和命运，这就是恕。”侯子说：“伊川说得尤其有功效。上天赋予万物的叫命；春天使它们生长，冬天使它们收藏，年年如此，上天从来没有误待任何万物，这可以说是忠。万物无论大小、高低、长短，都各自得到它们所希望的，这可以说是恕。”《九思》说：“‘上天的命运啊，多么深远而永不停息’，大概是一元之气运行不息，就是所说的‘天行健’。因为运行刚健而不停止，所以能够使万物不断生长，并使万物各自禀受这种善意，所以说是恕。落实到人的身上，就说：‘勤勉不息，诚意没有丝毫间断，于是显现在外，才能把自身推及他人。’因为心的本体本来就是善的，所以应对他人、接触事物都如同自己的本心，这可以说是恕。”考察明道说“草木繁茂”，与伊川说“各自端正本性和命运”，看不出有什么差别；万物得到各自繁茂生长的条件，便是端正本性和命运。不知侯子为什么要分出轻重？又说“上天的命运”是上天赋予万物的，恐怕这里的天命只是天理。伊川所说“在天叫作命”，并不一定要说上天把它赋予万物才称为命，所以他又把“春天生长、冬天收藏，年年如此，从不误待万物”说成忠；恐怕这也只是恕，因为它已经是发用出来的了。《九思》所说的忠恕和天命，大意是否如此？至于我对侯先生言论的疑问，也请详细指教。明道的话，意思本来已经完备了。但伊川引用“各自端正本性和命运”这句话，功效更为深切。忠是体，恕是用；体一旦确立，用便未尝不包含在其中；用表现出来时，体也无处不具备。按照这个意思玩味，就能看出伊川的话尤其有功效。侯师圣所说的“忠”字，恐怕还没有得到两位先生的意思。天命应当先从理上推究其根源，不可以只在一元之气上看。

译孟子称道孔子说：“操持它便存在，舍弃它便亡失；出入没有一定时间，也没有人知道它的归宿，这说的不就是心吗？”有人问伊川：“心有出有入，怎么说呢？”伊川说：“心本来没有出入。”孟子只是根据操持和舍弃来说出入。又问：“人有追逐外物的情形，是心在追逐吗？”伊川说：“心没有出入，追逐外物的是欲望。”《九思》说：“人的本性，可以说是不动心；但本性一旦发动并实行，怎么会没有出入呢？现在人面对外境时心就驰逐于外，这是‘出’。不必说邪恶的事情，只要遇到一件事而心追逐它，便是出；等到心安定下来而返回其居所，便是入。”况且孟子已经明白说出入的是心，而伊川却说心没有出入，不知人每天之间有出有入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又有一处说：“在人身上叫作性，主宰身体叫作心。”说在人身上是性，便不能说有出入；既然说主宰身体是心，那么凡是能够主宰身体的便在内，不能主宰而驰逐于外，便也有出入的意思。不知心与性相距怎样？思虑与心相距又怎样？心本来没有出入，这是说心体本来如此。说心有出入，是不认识心的人。孟子的话，只是因操持和舍弃而说出入：操持它，便在这里，说是入也可以；舍弃它，心便亡失，说是出也可以。但心体实际上没有出入。这一点必须深入地亲自体认，不是语言所能完全说明的。孔子在鲁国不得志，在卫国又遭遇宋国的桓司马将要拦截并杀害他，于是穿着便服经过宋国。伊川先生说：“孔子既然知道桓魋不能伤害自己，却又穿便服；舜既然知道象要杀害自己，却又象忧虑便忧虑、象喜悦便喜悦。国家国运的长短自有命数，国君又何必急切地求得治理？禹、稷经过门口却不进去，不是不知道有人饥饿、有人溺水，而是知道一切自有命数，却又如此急切地去救助他们。这几件事为什么会这样？必须思考到道可以同时运行而互不相悖的地方才行。”注脚又说：“现在只说圣人并非不知道命运，但在人事方面不能不尽力。”这个说法不对。既然说可以同时运行而互不相悖，那么即使遇到变故和灾害，也应当尽自己所能，以此作为消除变故、平息灾害的方法。变故能否消除，灾害能否平息，则不能保证一定成功。圣人随事采取相应的处理，不把一切归于命和数而置之不问，这才叫并行而不相悖。不知注脚为什么还要再这样说？难道是把命与人事看作相互对立的吗？如果说圣人并非不知道命运，但在人事方面不能不尽力，那就是把命和人事看成两回事，哪里足以说明圣人的心呢？应当深入思考圣人使性与命合而为一的地方。答俞秀才 修饰言辞，是为了确立诚意；所谓修饰言辞，不是从事外在的文饰。如果只是修饰外表，那就只是不诚实罢了。平时也应当体察这一点，而圣人唯独在九三爻说它，大概是因为身处危险疑惧的境地，面对人情的变化。言辞过于严厉，容易显得亢进；言辞过于谦逊，又容易委屈失当，因此很难措辞。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修正自己的言辞，诚意就树立起来了。修饰言辞，就是体察并深深玩味自己的诚意；由曾子所说的“从言辞声气上表现出来”，便可以知道这一点。在九三爻说它，大概是说君子的学习就是这样，所以能够尽到处理上下关系的道理。不必说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修饰言辞，诚意就树立起来了。以蒙昧之心来养成正道，是圣人的功夫。儿童的心纯一而尚未发动，可以引导他向善，也可以引导他向不善，关键在于怎样启发他的蒙昧之心。从这里用正道加以养育，就容易进于德。等到达到最高境界，就是圣人。用纯一而尚未发动的蒙昧之心来培养正道，可以说是好的。至于做不善的事，那是被外物诱惑而欲念发动，并不是蒙昧之心本身可以参与为不善。欲念一发动，就失去了正道。蒙卦说“山下出泉”。蒙卦，程先生说：“水是必然要流行的东西，刚开始流出时还没有确定去向，这个意思最为深刻。水从地下流行，是顺行其本性的表现；遇到险阻而暂时停止，但流行的本性从未真正停止。水积满了，就会继续流行。所以说‘水盈满坑洼之后再前进’。人在蒙昧无知的时候，天命流行的道理也从来没有停止。如果果断地使它流行，涵养它的明觉，等到它充盛起来，这就是养育蒙昧之心的圣人功夫。” 蒙卦的意义，只是说泉水刚流出便遇到险阻，还没有确定去向，就像人处于蒙稚状态、还没有确定志趣一样；可贵之处在于果断地前进、培育德性，使德性充实而通达。“培育德性”的意义尤其应当深入体会。蒙卦初六说“利于用刑惩治人”。人的昏蒙无知，难道可以不加教导就诛罚吗？大概人的不善刚开始萌发时就截断，比较容易用力；等到已经显露出来才禁止，就会抵触而难以制服。所以说“给幼牛加上横木，最为吉利”。这一爻还应当详细玩味伊川的说法。韩愈所说的上、中、下三品，就是孟子所谓的才。人的才虽然不同，但成为其本性的根本道理却相同。孟子论说性善，本来是探究根本、穷尽源流的论说。至于他说“并不是上天降下的才有差别”，难道才果真没有差别吗？还是说这里所谓的才，就是所谓的性？才是人的资质禀赋，性是使它成为如此的根本道理。性固然运行在才之中，却不能指着才就说它是性。然而孟子为什么说才没有差别呢？孟子所论的才，和韩愈所说的上、中、下三品不同。韩愈划分三品，只是根据人的气质禀赋而言。孟子论才说：“并不是上天降下的才有差别。”又说：“至于做不善的事，不是才的罪过。”善是人的本性，人能够行善是因为有才；就这一点而言，才是没有差别的。死和生，是气的聚集与离散；鬼神，只是气中精微的部分。万物之所以有自己的形体和颜色，就是鬼神显现出来的踪迹。程先生说，已经过去而不再返回的叫鬼；由此可知，正在到来而不可测的叫神。鬼神之道，就是太极往来运行的真实情状。由此看来，充满虚空的无不是鬼神的妙用。人之所以整齐肃穆、穿着盛服来面对祭祀，大概也是为了聚集自己的精神，其中的意义本来可以亲身体会。天下的道理，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死亡，是生命的终结；鬼神，是寄托在幽冥之中的存在。然而周公作书来告知鬼神，想代替武王去死，世上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既然没有这样的道理，而周公却这样做，也一定有其道理。请先生详细教诲。鬼神的意义，还须进一步研究。周公想代替武王去死，只是具有浑全无间的诚意；至诚可以挽回造化，这是有道理的。至于《金縢》册祝中的言辞，不能排除有后人妄传的内容【如“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之类】。想来，《金縢》中的事情确实有过，但册祝的言辞已经没有流传下来。

译九卦分别是：损，是修养德性；益，是充裕德性；复，是德性的根本；履，是德性的基础；井，是德性所处的境地；恒，是使德性稳固。这是学习者下功夫的实际内容吗？九卦有先后次序，以履卦作为德性的基础在先，就是要一步一步踏实前进。答胡季随 《遗书》说：“有的人胸中好像有两个人：一个想行善，却又好像有恶念从中阻隔；另一个想做不善的事，却又仿佛有羞耻憎恶之心。这正是两种意念交战的征兆。保持他的志向，使意气不能扰乱它，这是很可以验证的。不知应当怎样保持志向？当他想要保持志向时，善恶两者仍在胸中交战，那该怎么办？” 所谓保持志向，就是专一于一事。如果说想要保持志向时，善恶两者仍在胸中交战，那就是不能专一，志向还没有确立。又说：义理和客气常常互有胜负，只看它们消长的多少，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我曾经深入思考，认为确实如此。但有人说：起初不能这样区分，一句话说得善，就是天理；一句话说得恶，就是人欲。我私下恐怕这种说法过于轻率，正如日月运行、寒暑推移一样，恐怕应当逐渐推进，不能骤然判断。所谓义理和客气，观察它们消长的多少来区别君子和小人，是说在一天之内，考察自己发出的念头，哪一种多、哪一种少罢了。天理只是天理，人欲只是人欲，二者完全没有夹杂。在念头思虑的极其细微之处，差别就如霄壤。因此古人战战兢兢，不敢稍有松懈。又说：见识和期望不可不远大，但实行时也必须量力而行。学习者的力量同圣人相比，有天壤之别。如果不始终以远大的目标自期，却只想量力而行，恐怕会流于卑近，使心中的期望和自身的实践分成两截。我恐怕应当先立下学习圣人的志向，日常所能见到的行为都必须实行圣人的事情，然后才能使内外贯通。所谓实行时也必须量力而行，是担心学习者贪图高远、羡慕远大，越级求进，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会受到损害。大体说来，学习者应当以圣人为准则，从切近、卑下处做起，遵循次序而不停止，这样才会有进步和收益。又说：天下的善恶都是天理。所谓恶，并不是本来就是恶。又说：事情有善有恶，也都是天理。天理之中包含万物，必须有美有恶。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的，这都是天理。既然不是本来就是恶，那就是人欲了。我恐怕它不是天理中的事物；在天理之中，恐怕连“恶”这个字也不能安上。事物开始的时候，没有不善的。然而阴阳二气的运行并不整齐，所以天下的事物也不能没有善恶的差别。所谓恶，并不是本来就是恶，而是由于运行不齐而流变成恶。但它仍然在天理之中。人之所以可贵，是因为能够保全本性的善，不自行流变为恶，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又说：学习者必须恭敬地守护这颗心，不可急迫，应当深厚地栽培，在其中涵养浸润，然后才可以自有所得。现在在下功夫的时候，如果不痛切地自我警戒防范，却急忙去栽培涵泳，不知究竟要栽培涵泳什么，恐怕反而近于放纵懈怠。恭敬地守护此心、栽培涵泳，正是下功夫的地方。如果已经近于放纵懈怠，又哪里谈得上栽培涵泳呢？又答 一天之内能够克制自己、恢复礼制，使天下归于仁，是长期积累功夫的结果，并不是只凭一时勇猛就能做到的；也不像佛教所谓一听闻便能超脱的说法。如果说还讲什么遵循次序？又何必等到从切近、卑下处做起之后才有进步？这种言语的意味，完全不是学习者应有的气象，务必要戒除。所谓遵循次序，从洒扫、应对、进退开始，往后无不有次序。由近及远、由粗到精，是学习的方法。比如要到千里之外，即使每一步都踏实，也必须按次序前进。现在想迈大步一下子到达，有这样的道理吗？不过是自欺自误罢了。前些日子说阴阳一气的运行不齐，所以天下的事物不能没有善恶的差别，是从气的方面说，因此不能没有善恶的差别。并且必须把《程子遗书》详细考察、精心思考，不可轻易发表意见。人本来就有不变的常性，如果不加以栽培涵泳，怎么能希望有所获得呢？古人教人从洒扫、应对、进退以及礼、乐、射、御等方面入手，都是栽培涵泳一类的功夫。如果不下功夫，只坐等有所获得以后才去存养，就像空着肚子不吃东西，却要求获得饱足一样。《南轩集》卷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南轩集》卷三十三，宋张栻撰，题跋 题李光论冯澥札子 臣私下看到，有臣僚上奏，推尊王安石为名世之学，请求把这篇奏章张榜于朝堂，想借此震动海内、流传天下、蛊惑众心。这件事关系国家安危，按道义不能沉默。臣已经详细论列并缴奏在案，另外听说提出这一说法的人，就是谏议大夫冯澥。冯澥实在是个迂腐的儒生，不通晓世务，沉溺于王氏之说，已经深入骨髓。平日议论，把安石看作孔子、孟子一流的人物。元符末年上书，独自进入正等，竭力诋毁邹浩，认为哲宗朝被逐的臣子不应重新任用；他心怀奸诈、制造诽谤，老而无知。只不过因为崇宁年间曾有放弃湟鄯之地的谋划，被蔡京驱逐，因而得到虚名。考察他平素的操守，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究其学问，确实很是偏邪。臣考察王安石在熙宁、元丰年间，正值神宗皇帝大有作为之时，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司马光在神宗面前争论此事；有一次在迩英阁进读到萧何、曹参的事情，司马光说：“曹参不改变萧何的法令，懂得守成的道理，所以孝惠帝、吕后时期天下安宁，衣食日益丰足。”神宗说：“汉朝一直守着萧何的法令不改变，可以吗？”司马光说：“何止汉朝如此？假使三代的君主一直守着禹、汤、文王、武王的法令，即使到今天也仍然可以存在。”

译《尚书》说：“不要自作聪明，扰乱旧有的典章。” 汉武帝听从张汤的建议，取来高祖的法令而纷纷改动，结果盗贼遍布天下的一半。汉元帝改变宣帝的政治措施，汉朝从此开始衰败。由此说来，祖宗的法令不可改变。唯独王安石专任自己的才智，排斥众人的议论。当时的大臣如韩琦、富弼，谏官、御史如范镇、吕诲、范纯仁一类，确实都是所谓名世的大贤，却全都遭到斥逐，不再做官而离去；反而任用吕惠卿、舒亶、李定，都是一时的奸邪小人。他们不畏天下公论，不顾百姓忧愁困苦，不顾宗庙社稷的安危，逐渐发展到蔡京、蔡卞结成死党，奉行绍述之说，禁锢天下忠良贤者，扫除祖宗的法度。五十年间，言论渠道受到堵塞，像防止河水决口一样，海内有许多敢怒而不敢言的百姓，忧愁痛苦、无所寄托到了极点。自从陛下即位以来，打破拘泥执着的说法，扫除末流习气的弊端，亲自实行朴素之道，遵循典章旧制，发布政令、施行仁政，没有一件不合乎人心、符合天意。士大夫思念可以安身的地方，百姓盼望能够休息肩负的日子。王氏之学，难道还忍心再听到吗？冯澥的职务在于进谏、参与谋议、献纳意见的地方，却不能用道义来辅佐圣明，反而把安石说成大贤，借中道之名来成就他的偏邪之说，假借公论来满足自己的私情，心怀奸诈而不忠，迷惑君主的听闻。伏望陛下察知他的邪曲，洞察隐藏的奸恶，特别赐予圣断。罢免冯澥的谏官职务，斥退他到外地任职。假如臣的论说不合圣意，臣也不敢再冒昧进言。也请对言路上的人重加贬黜责罚，作为妄言者的警戒。冒犯天威，臣不胜惶恐畏惧，实在是情势激切，请陛下裁断。六月某日，朝奉郎、守侍御史臣李光札子。御批 祖宗的法令，子孙应当像守护金石一样守护。蔡京首先倡导绍述，改变扰乱旧有典章，直到今天，可以写成诏书交付吴幵。臣张栻刚刚看到靖康年间的翰墨，抚胸痛哭，不知不觉眼泪横流。臣私下认为，国家自从王安石破坏祖宗法度、推行他的私意以来，奸邪相继承袭，逐渐酿成大祸。到了靖康初年，国势已经十分危急。然而冯澥一类人还敢使邪说滋长，庇护奸党死党。古书说：“治理国家，应当像农夫务必除草那样憎恶恶人；铲除它、埋藏它、堆高土覆盖它，断绝它的根本，不让它繁殖，这样善类才能得到伸张。”追究误国的罪责，应当推本溯源到王安石。所谓“铲除它的根本”，绍兴诏书说：“荆舒是祸乱的根源，难道可以不惩治吗？”圣上的话伟大啊！乾道三年秋八月戊戌，臣张栻叩首，谨书。题赵鼎家所藏光尧皇帝御笔 近来看到元符年间谏臣任伯的两篇奏章，论列章惇、蔡卞诋毁诬陷宣仁圣烈太后，想追废她为庶人。谁没有母亲的慈爱，怎么忍心做到这种地步？幸赖哲宗皇帝圣明，看得明白，没有听从他们的请求。假使当时他们的言论得以施行，岂不是会抹杀太母九年保佑的功劳，连累泰陵一生仁孝的德行？自从朕继承帝位以来，因此一直感到内疚。为党人昭雪，刊正国史。虽然崇宁以后迷误国家的人很多，但推究根本源头，实在始于绍圣年间章惇、蔡卞窃居权位之时；而他们的谗邪尚未显露，将用什么来上慰在天之灵、彰显朕尊崇宗庙的心意？可以令三省取来议论此事的稿本呈上，应当依法严惩，向天下公布。早先朕曾向卿说明章惇、蔡卞的事，这两个人罪恶已经满贯，必须把他们的官职爵位全部追夺，他们的子孙亲戚也都不得在朝廷内任职。这样施行，难道还算过分吗？卿再看看如何？” 朕看了卿的奏章，只想罢黜他们的子孙，没有涉及亲戚。卿的仁慈宽恕超过常人，朕很赞许你。但这件事利害极大，如果让他们的亲戚留在朝廷，只恐怕纷纷扰扰没有完结，成为善类的祸患。前些日子卿曾留下来奏陈事情的曲折，恐怕应当斩断根本，不让它滋长，这样善类才能得到伸张。卿可以仔细思考，不要以后再后悔。早先的诏令，只命令他们到外地任职，还没有施行。臣张栻恭敬地看到圣诏所说的话，这实在是拨乱反正的大纲，是天下古今的公理，足以留给后世作为无穷的训诫，谨叩首把它记在卷末。乾道八年三月己巳朔日，具位臣张栻谨书。题太上皇帝赐陈规的手敕 臣恭敬地看到太上皇帝赐给顺昌守臣陈规的手敕，拜谢之余感慨叹息。大概自绍兴以来，艰苦勤劳、积累经营，到这个时候，敌人的势力已经屈服，我军已经获胜，声威震动京城附近，而朝廷议和的议论也已经形成。臣在尚书省时，太常恰好上奏陈规的事，臣认为，表彰善行、憎恶恶行，是国家的典章；陈规的官职虽然尚未得到谥号，但他的功劳却应当得到谥号。正是因为这次战事的功劳重大。仰观太上皇帝光明回旋的文辞，其中对待臣下的方式，以及激励振作的用意，实在足以昭示万世。跋《泰陵祭温公文稿》【苏轼《玉堂稿》】呜呼！这就是泰陵祭祀司马丞相的诔辞。不到一年，纲纪大致已经安定。任用贤人的做法对国家有益，竟到了这样的程度！大概在这一年不到的时间里，不仅足以开创元祐一时的治绩，而且用来培植国家根本、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的功效，也达到了极点。呜呼，盛大啊！八十六年之后，具位张某谨书。跋《中庸集解》右边这部是石▯子重编纂的《集解》两卷，我在桂林郡学宫刻印。子重编纂此书，曾经跟随我的朋友朱熹、字元晦讲习订正，分章取舍，都有条理次序。元晦还曾经为它作序。桂林学宫以前也刻过《中庸解》，但其中杂乱；我恐怕它反而误导学习者，于是全部废去旧版，重新刻印此书。我私下认为，《中庸》一篇，是圣贤学说的渊源；体用、隐显、成就自己和成就他人的道理，全都具备了。虽然如此，学习者如果想从事于此，必须知道从哪里入手，然后才可以逐渐达到。应当从哪里入手呢？子思把“不睹不闻”的训诫写在篇首，又在篇末阐明“尚慎”的意义，并且说：“君子之所以使人不能赶上的地方，难道不就是在人所看不见的地方吗？”进而极力说明笃恭的功效，对后世的启示可以说深切而明白了。学习者对于这些，也知道应当怎样用力吗？如果能够在这里用力，那么反复玩味、考察这部书，就会日新月异而没有穷尽；否则，就好比空着肚子观看别人食物的美味，又有什么益处呢？

译《通书》后跋 濂溪周先生的《通书》，我的朋友朱熹、字元晦，把《太极图》列在篇首，题名为《太极通书》。我在严陵学宫刻印，用来给众多士人看。唉！自从圣贤之学不再明白以后，谈论道的人看不见完整的大道，低下的流于割裂而没有统贯，高深的流于空泛而不精确，所以关于性命的学说不能落实到事物之中，经世济民的事务也只出于个人私意。小聪明的作为，难道不值得叹息吗？只有周先生出生在一千多年以后，超然独自得到了《周易》的传承。所谓《太极图》，就是它的纲领。推明动静同出一源，以显示生生变化没有穷尽；天命流行的本体无所不在，文理缜密明察，本末全部贯通；如果不是阐发精微、穷究幽深，便不能认识它的旨归。然而学习者怎样才能由此进步呢？也不过是敬罢了。果真能够在起居、饮食、呼吸之间都专一而不放弃，那么对于德性的认识，一定会在体察之际卓然显现、不可掩盖；这样以后，才可以穷究周先生的内蕴，认识太极。乾道庚寅闰月，谨题。跋《遗书》两位先生的《遗书》，近年已经在建宁刊刻，又在曲江刊刻，在严陵刊刻，如今又在长沙刊刻。长沙最后刊刻，所以校正得尤其严密。起初两位先生的绪言流传到世间，学习者常常遗憾不能看到完整内容，只能私下相互传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版本。到了这部书刊行出来，编辑搜集得很精当，大概也差不多完备了。这实在是学习者最大的幸运；然而流传得广、取得又容易，我又担心人们会有玩弄熟习的弊病。有人把它用来增加见闻，有人用来帮助谈论，有人用来助长文辞，有人用来树立标榜，那么反而会趋向浅薄，更加丧失两位先生对后人的期望。学习者得到这部书，应当以笃信为根本，认为圣贤之道由此可以学习而达到；反复体味而求索，存养而体认，涵泳浸润、敦厚笃实，片刻也不要放弃，直到终身而后停止。这才是两位先生对后人的期望，我谨慎恭敬地把它写下，附在书卷末尾。跋《西铭》人有了这个身体，就容易产生私心；有私心就会失去正确的道理。《西铭》的写作，是担心私心胜过公理的人，所以推明万理一体的道理来教示世人。理本来是一，而各种分别森然具备，自然不能混淆。只有认识万理为一，才能看见各种分别的不同；明白分别各有不同，那么所谓万理为一，就能周流而不受遮蔽。这就是仁义之道必须彼此相须的原因。学习者保存这种意思，反复涵泳、亲身体察，是求仁的要领。辛卯年孟秋，寄居姑苏，写下这些来给学生潘友端看。跋《西铭》示宋伯潜 人只是被形体和气质所拘束，私心胜过公理，便迷失了自己由何而生的根源。因此《西铭》的写作，推明理的根本，使天下归于公正而没有一物不能体察。然而所谓分别各异，正是森然陈列而不可混乱；这就是仁义之道所以确立为人的最高准则。学习者深入潜心、努力体察，然后才知道奉事上天、奉事父母的方法；其持守遵循的要领，没有超过敬。乾道八年七月己卯，恭敬地写下这些留给宋刚仲、字伯潜、父。跋三家《昏冠祭礼》右边这部书，是文正司马公、横渠张先生、伊川程先生的婚礼、冠礼、丧礼、祭礼，合为五卷。我私下认为，没有什么比人伦之道更重要，教育也没有什么比礼更优先。礼得以实行，人伦秩序就会安定，人的正道也就确立。先王以天理为根本，顺应人心而制定礼的节文。礼的大体固然根植于性命的关系，至于细微曲折之间，也没有一处不存有精深的义理。当时，人们沿着礼制生活，在其中涵泳、遵行、熟习，敦厚淳朴而根基牢固，往往有许多美好风俗是不待期望便自然形成的。自从先王的制度日益残缺败坏，内在情意与外在文饰不相称，本末失去次序，礼节错乱而名目疏略，甚至杂入异端学说，逐渐陷入悖逆。风俗之所以不淳厚，人才之所以不振作，难道正是这个缘故吗？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是人事的始终。冠礼废弃已经很久，不能立即恢复。现在姑且只就婚礼、丧礼、祭礼三项来说，幸而有三位先生的论说，难道可以不尽心研究吗？三位先生所制定的礼，虽然有所不同，但推究到本源、体现先王的用意，排斥异端之说，这一点却从未不同。司马氏大概已经著成书；横渠、伊川两位先生虽然曾经草拟而未完成，但他们同门人反复讲论，其中阐发的意义很深。我还曾说过，礼的兴废，是学士大夫的责任。如果有人能够依据这部书考察探究，深入思考并努力实行，使宗族彼此观摩，朋友相互辅助，怎么知道淳美的风俗不会由此兴起呢？我冒昧认为，这可以作为辅助圣明时代改善风俗的一端。因此在桂林郡学宫刻印。淳熙三年六月甲戌朔日。跋符君《上蔡语录》符君出生在远方，到了京师以后，才能跟随上蔡谢先生求学；听到先生一句话，便立即记录下来，如今在他家流传的有九十七章。像符君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有志于学了。我认为应当把它表彰出来，使它成为远方学习者的模范，所以把它附记在兵部侍郎胡公铭诗之后，使后人有所考察。

译跋《希颜录》己卯年，我曾经搜集颜子的言语和行为，编成《希颜录》上下篇，到现在已经十四年了。回头看旧编，取舍和编排次序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而且往往被朋友传抄。于是我再次加以考订，定稿为一卷，又附录一卷。颜子的事迹，单独记载在《论语》《易》《中庸》《孟子》这些书中；其中颜子亲自说的话，以及他参与问答的内容，反而很少。只是圣人称道他，以及曾子、孟子推述他的地方，大概可以据此详细考察。孟子以后，儒者也知道尊崇仰慕颜子，但真正认识其中道理的人有时很少。到了本朝濂溪周先生、横渠张先生出现，才开始阐明颜子的心性；两位程先生又把颜子学说的全部内容充分发明出来。于是，孔子传授给颜子的道理、颜子向孔子学习的内容，以及学习者应当从颜子那里学习的事情，对后世都深切明白而没有隐晦了。因此今天所辑录的内容，以《论语》《易》《中庸》《孟子》的记载为根本，参照二程先生的论说，以及濂溪、横渠和两位先生门下高足的说法，编成一卷。又选取《孔子家语》中所载、与颜子言行近似的话，以及扬子云《法言》中可取的内容，并把史书所记载的材料，一并保存在后面。这大概也只是说，求学的人所应当知道的道理罢了。抄写完毕后，我抚摸着它感叹道：“唉！颜子的学问境界，仅次于圣人，孔门的高足弟子没有谁能同他相比。考察《鲁论》中老师和朋友对他的称赞，不过说他‘不把怒气迁移给别人，不重复犯同样的过错’；又说他‘以自己的能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以自己的多向不如自己多的人请教’；又说他‘好像没有什么，实际上却像什么都有’，‘受到冒犯也不计较’罢了。从求学者的角度看，这些似乎浅近而容易理解，然而颜子之所以善于学习圣人，实在就在这些地方。这样看来，圣门之学的大概情形也可以由此看见了。一定要实际用力去做，然后才知道它的困难；知道困难之后，才有可以继续进步的地方。既然如此，后世的求学者贪图高远、仰慕空疏，却不遵循根本，最终能得到什么呢？”所以我愿意和志同道合的人以颜子为标准和目标，努力求知并身体力行，趋向实际事务、从根本做起，不忽视浅近的道理，不遗漏细微之处，以严密谨慎来持守，以悠久的工夫来涵养，希望能够凭此使自己逐渐进入圣人之门。这个编录就是为此而作的。乾道元年八月九日谨慎书写。题写周奭编纂的《鬼神说》后 关于鬼神的说法，合起来说，来而不可测知的叫作神，离去而不再返回的叫作鬼。分别来说，天地、山川、风雷之类，凡是气能够相互感通的，都称为神；祖先在宗庙中接受祭祀，称为鬼。就人物来说，聚合而生成就是神，消散而死亡就是鬼。再就人的一身来说，魂气是神，形体精魄是鬼。六经中所说的，大概不超出这几个方面。然而用一句话概括，无非都是天地造化的迹象；至于它们的德性，则只有一个“诚”字罢了。从前季路曾经问过侍奉鬼神的道理。孔子之所以这样告诫他，是要让他通过求知和力行而自己得到领会，所以只指示其中的道理而不详细说明。到了后世，各种异说盛行，夸张造作，编成幻说，根本无法追究。世俗之人被怪诞之说迷惑，又被恐惧惊吓，于是相互牵连跟从它。圣学不明，即使穿着儒者的衣冠，自称才智出众，也往往习惯并推崇这些说法而不觉得奇怪。等到这些说法走到穷尽之处，他们便说：“怎么知道天地之间没有这种事呢？”把一切推给幽暗茫昧罢了。相信事情荒诞却不考察其中真实的道理，于是鬼神之说陷入空虚，而人们用来沟通幽明的种种做法，也都失去了道理。礼制毁坏，音乐废弛，人心不正，浮伪日益滋长；其中所谓依据鬼神之说而行善的，也无非是追逐私利的一类人。扰乱道德、损害教化，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所以本朝河南二程子、横渠张子与学者反复讲论此事而不停止，难道是喜欢争辩吗？实在是有不得已的原因。至于程子阐明感通的奥妙，张子推究聚散的深意，都是为后世作深远的启示。求学者如果确实能够通过求知来穷究其中的道理，就不会被众多说法所迷惑；能够克制自己以除去私欲，就不会被血气所驱动。对于鬼神有无以及是非的缘由，能够一丝一缕地分析清楚，心中明白，各自有所适当而不混乱，那么古人侍奉鬼神的精微本意就可以求得，道德可以树立，经义也可以端正。否则，辨析得不明白，守持得不坚定，外被迷惑、内心恐惧；一个道理被遮蔽，就成为一件事情的障碍；一个念头有差错，就成为外物诱惑的机会。即使见闻很多，也很少有不被异说淹没的。湘乡周奭考察关于鬼神的学说，把孔子曾经说过的、见于《易》《礼》传和《鲁论》的内容全部辑集起来；又取近世程子、张子的著作，上至濂溪周子，下至两家的门人，凡是涉及此事的话语，都合编成一册，来同朋友讲求其中的道理。我赞赏他的志向，因此写在书后。跋杼山书写杜甫歌行诗帖 杼山的风度神采，潇洒闲散，像晋宋之间的名士；他的书法也是如此。观赏它的人，还可以想见他从容谈笑时的情景。《南轩集》卷三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南轩集》卷三十四，宋张栻撰，题跋 《西汉蒙求》跋 柳宗直辑录《西汉文类》，他的哥哥司马为书作序并置于篇首。序中说：“搜求考察，分割采录，收集并融会贯通，把分散的材料合在一起，随着类别推移而编排。由此看来，宗直这部书固然足以流传久远，或者也有赖于司马的文章对它有所阐发吧。”东平侯彦明取《班史》中的故事和雅正的训诫之语，协调编次，分类排列。有一天他来拜访我，请我为书作序。我说：“侯君编写这部书也很勤劳了，我哪里能够为它加以阐发呢？你的家兄彦周承担这个责任才合适。”虽说如此，他既然来请求我，本来就是希望得到补益。姑且试着谈谈读史的方法，可以吗？读史的方法，重要的是考察国家兴衰治乱的原因，以及当时人才立于朝廷、立身行事的得失；一定要有权衡尺度，才不会出错。要使权衡尺度掌握在自己手中，难道不应该从六经中寻求吗？何不先在这方面下功夫，然后把诵读那些言语文字的工巧作为余事，含笑一笑，可以吗？因此写在书后。跋《孙子》右边这部是唐中书舍人杜牧所作注的《孙子》，共三卷。杜牧在当时被称为懂得军事的人，他亲眼见到藩镇之间互相煽动而成为盗乱，无法控制，国威日益削弱，于是发愤感慨，留意兵法，认为可以传授给后世的，没有比《孙子》更好的。因此他分章析句，为它作注解；他的言论都有依据，推用于实际事务也可以实行。像杜牧这样，确实是有志于当世事务的人啊！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什么不应当研究的，何况军事关系到世道的兴废和百姓生存的根本，怎么可以忽略而不讲求呢？军事政务的根本在于仁义，它的教化根基在三纲。然而至于法度、纪律、机谋、权变，各项条理不能紊乱，头绪又无穷无尽；如果平素不加以考究，哪里能够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只要有一项没有研究透彻，那么在应酬交战之际，失误就可能间不容发，难道不可畏惧吗？《孙子》这部书，大概讲的是法度、纪律，其中对于机谋、权变的运用讲得很详细。考察《西汉艺文志》，孙武所著兵法共八十二篇，图九卷。杜牧也说《孙子》原书有几十万字，曹氏删去繁冗，摘取精华，编成十三篇。这样看来，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是曹操删定的本子罢了。杜牧起初虽然依据曹操的注本，但他自己阐发的内容大概占十分之九。我在集注中得到这部书，喜欢他的说法，于是依次抄写下来。杜牧原书中全部保留了曹操的说法，今不再一一具录；只有其中涉及杜牧解释、辨正的地方，也因而一并刊出。唉！敌人分据神州，至今已经多年，国家的仇恨耻辱尚未洗雪，圣上日夜勤劳，不曾忘记北顾之忧。凡是身为臣子的，都应当仰体圣上的深意，尽忠效力，谋求报答。既然如此，对于这部书，难道还可以忽略而不讲求吗？所以我把它刊刻流传，希望同有志之士共同研习。这也是杜牧当时的意图。跋许右丞《许吏部奏议》看二位许公先后在朝廷任职、处理政务之际，都竭力说明和议的错误。唉，真是正确啊！自从敌人进入中原，专门用“和”这一个字误导了我们的大计。此事不只是利害关系十分明显，实在也是义理首先丧失了。义理所在之处，就是国家的元气。谋划国事的人不能不知道这一点。跋《戊午谠议》自古以来治理国家必定有大纲，复仇的义理，就是今天的大纲；总之，不应只讨论利害得失所在。我只是想到，如果君臣父子的义理不明白，那么戴着同一片天空、踩着同一块土地，也一天都不能相处。由此可知，人的本性与这种义理一同确立，就像饿了必定吃饭、渴了必定饮水一样，是不可改变的。虽然如此，复仇之义固然是大纲，但在施行举措之间，贵在把修养德行、任用贤能、建立政事等方面都做到周全，这同样是复仇的大纲。不做这些，却只说“我要复仇”，有这样的道理吗？所以我曾经谈论今天的事情，认为应当先端正名分，以务实为根本。名与实本来是一回事。至于身为臣子却不思考大义所在，甘心侍奉仇敌而不以为耻，这种罪过当然不可胜数；有的人借用复仇的说法，名分不正而又不务实，欺骗当时、给后世留下祸患，也是正论中的稂莠，难道可以不加辨察吗？乾道庚寅年，我开始得到朋友魏元履编的《谠议》，感叹再三之后，附写这些话在篇末。跋《温公黼座铭稿》闭塞蒙蔽，是天下的大患。古代贤明的君王之所以能够使天下大治，也不过是除去这种弊病罢了。治国之道没有比虚心自守更优先的，没有比任用贤能更重要的。虚心，就能使内部的闭塞消除；任用贤能，就能使外部的蒙蔽撤去。内外都没有遮蔽，下面的实情全部能够上达，太平之治便由此兴起。先正温国公在治乱的关键时刻反复陈述这些道理，可以说深切而中肯。读他的遗稿，使人不禁流泪。唉，温国公爱护君主的心，万世都不可磨灭。题《司马文正公荐士编》右边这部《司马文正公荐士编》，起于至和元年，止于熙宁十年，共有一百零六篇奏章。其中大多是司马公亲自抄录的，其他题为“举贤才”的，也都是司马公的手笔。我来到宜春后，司马公的元孙司马迈拿出来给我看。我翻阅了一整天，越看越肃然起敬，越看越仰慕。司马公荐举人才、报效国家，那种恻隐忧劳而深厚真挚的心情，后世读到这部编册的人，也可以由此想见其万分之一了。题《文正公条画防边弓箭手稿》后。右边这篇是文正公关于条列规划、约束边防弓箭手事务的稿子，大概是他在并州辅佐庞颍公时所拟定的。它察看细微之处、考虑长远，巩固根本、防备祸患的意图，都已具备。从这里看，不仅可以窥见文正公处理事务的权衡尺度，也可以得到治理国家、抵御边疆的良好方法。跋濂溪先生帖 右边是濂溪周先生的两封手帖。我来到桂林，接近先生的故乡，乡里的士人何士先来拜访，于是托付他考察寻访先生的遗迹。不久胡良辅带着这两封手帖和家谱石刻来见我，良辅确实是先生的姻亲。考察石刻，先生的父亲名辅成，曾任贺州桂岭县令，多次追赠谏议大夫，葬在道州营道县荣乐乡钟乐里。石刻又记载，濂溪隐居在石塘桥西；先生的兄长名砺，他的儿子仲章，就是第二帖中所寄给的人。濂溪这个名称，在他的故乡自古就有。先生晚年在庐山脚下筑庐，那里有一条溪流，于是也用濂溪来命名，大概是表示以自己所由出生的地方为乐、不忘根本的意思。良辅说，乡里的父老相传，都能够说出先生的这个意思。我没有什么才德，却私下诵习先生的言论和行为，早年曾有幸拜见他的遗像，如今又得到他的亲笔书迹收藏起来，敬慕涵泳，情意深厚难以自胜，谨在左方写下这些话。跋上蔡先生所撰《衡州秦府君志铭》

译右边是上蔡先生所撰写的《衡州秦府君志铭》。上蔡先生严格克制自己的操守、改从义理的勇气、承担道义的坚毅，读这篇文章的人，也可以从它的文辞气韵之间想见他的遗风。先生写文章从不苟且，因此秦府君的事迹足以使后世毫不怀疑地信服。府君的后人刘拯、景仁拿这篇刻文给我看。大概涧上陈公的书法，字画森严，确实取法于欧阳率更书写《温公碑》的笔法，这也可以作为珍宝。题曾大父豫公《思亭记》后 皇祐四年，朝廷议论认为黎人不安宁，选择可以担任雷州长官的人。有人说曾大父豫公长期辅佐西部边防，熟悉军事，于是立即命令他前往任职。他从四明带着几百名士兵渡海，等到抵达时，盗贼都屏息收敛。于是利用闲暇时间，召见长老和各位生员，颁授条教。当初雷州的风俗不知礼让，长子的儿子常常成为家族长辈；经过几代以后，甚至叔父反而向侄孙行拜礼。曾公晓谕他们长幼次序和亲疏关系的恰当原则，把旧有习俗全部革除。又替他们增修城墙堡垒，疏通田地积水，为长远作打算。雷州人爱戴敬仰他。后来召回京城监管都进奏院，年过六十，便以殿中丞的身份退休，自号希白先生。如今家集目录中有《修城记》《西湖记》《思亭记》三篇，都是在雷州时所作，但只有《思亭记》保存下来。过了一百一十五年，曾公的曾孙某恭敬地写下此文，交给知雷州庐陵戴君，并请他访求旧刻是否还存在，或许可以补足海康旧事的缺漏。题先忠献公《清音堂诗》后 先公写下这首诗，距离去世只有二十天。此前一天，他游览清音堂，步行登上山顶，下到煮泉亭饮茶，命道士弹琴，又步行走下石阶，完全没有疲倦的神色，笑着回头对我说：“你们这些人只高兴看到我身体强健，却不知道我的大限已经不远了。”第二年重阳节，我哭泣流血般地追忆这件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日〕 跋《贵溪簿舍记》贵溪主簿的官舍没有被焚毁，可以看出人情并没有完全丧失。他们虽然被放纵而成为盗贼，但内心终究还有不能彻底泯灭的东西。执政者从这一点推求，也可以知道逐渐驯服他们、平息暴乱的方法了。陆君的为人，是所谓安静持重的官吏，诚恳朴实而不事浮华。《诗经》不是说过吗：“和乐平易的君子，神明也会慰劳他。” 跋吕东莱与许吏部诗 许吏部因为坚持正直之道而不被当时的宰相容纳；但他掌管州政、持有使者符节时，所到之处都诚恳地推行求学明道、爱护百姓的心愿，只怕自己来不及做到。东莱寄给他的诗，大概是在许公主管广南东路漕运时写的。难道不正是在行路途中吗？‘自远方而来，霜露沾湿；百川贯通，汇入黄河；中流砥柱，于是屹然挺立。’诵读这些话，还可以想见许公平生的操守和风采。跋赵不遯《寿昌堂记》赵不遯请求把自己所升迁的官职封赠给母亲，皇上正深厚地推重孝亲之爱，要以此教化天下；登闻后得到皇帝批准，这足以成为人子的荣耀了。虽然如此，考察圣贤的训诫，他们用来显扬父母的方式，大概也有其中的道理。只有反过来从自身寻求，并努力去做，才可以用来符合明诏所给予的恩宠、光荣和勉励。不遯已经摘取训诫中的话给堂命名，他的弟弟遂拿出这篇堂记给我看，我恭敬地写在后面。跋《宇文中允传》已故曲水令宇文中允，是我们乡里的前辈先生。熙宁年间，伊川先生的父亲大中公任汉州知州，按照礼节聘请宇文公主持郡学。如今伊川文集中完整收录了两封书信，说宇文公不因荣华利禄而屈志，以道义而受到乡里的尊重；这不仅是今人难以做到的，连古人也难以做到。如此看来，他的为人不必再问就可以知道了。何况司马文正公和范文忠公彼此称扬、记述他的事迹，都足以使后世信服。元祐年间修撰裕陵实录时，曾经替宇文公立传，很大程度上采录司马公的称述，写在篇末。到了绍圣年间章惇、蔡卞得势，改易旧史，便说宇文公按法不应立传。元祐诸人只是因为司马丞相的缘故，才私下偏护宇文公。小人不懂《春秋》中贤者得到记载的义理，反而以私意诬陷宇文公，类似的议论都是这样。绍兴初年，天子命大臣重新订正史事，全部斥退奸臣的说法，于是宇文公又得以立传。是非经过长久时间自然会确定，这是天意。如今我们县绵竹城南近郊，有一座所谓止正亭，是宇文公归隐的地方。清泉老树当然仍然存在，但宇文公的风节功烈，后辈知道并愿意师法仰慕的却很少。唉，君子出仕，本来是为了推行道义，并不是为了求取尊贵和财富。古代的人如果道义无法施行，就不敢继续居于官位；像宇文公这样，难道是忘却世事而甘心隐居吗？他身为县令，以教养百姓为职责，却受到权势阻碍而不能履行职务，于是引身离去，这是义理所当然的。看宇文公离任时，仍然把胸中想说的话写成奏书献给天子，那么他的内心并不是忘却世事、甘心隐居，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古人所说的大臣，是以道义侍奉君主；道义不能施行，就离去。假使宇文公能够遇到合适的时机、处在适当的职位，那么对于古代大臣的事业，难道不可以有所期待，或许他能够做到吧。世道衰败、道义微弱，做官的人习惯于世俗，心思纷乱地把求贵求富作为念头，君臣之间的义理也更加不明。像宇文公这样的风节功烈，应当特别表彰出来，希望后来的人有所感动而奋发，这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他的家人将把元祐、绍兴年间所立的两篇传记刻印出来，并把诸位先生的文章附在后面，来请求我写这篇文字。我想到不能推辞，却不知道这是否属于僭越。

译跋《陈分宁传》做官的人接受天子的土地和百姓，不幸遭逢变故，守死自己的职守，也是道理所当然的。然而正当世道衰败、伦理纲常颠覆、节操义气衰落的时候，如果有人能够在其中卓然自立，不因这些变化而改变，那么他的可贵，难道只是可以同景星、凤凰相比吗？把这样的人表彰出来，用来激励臣子，实在是国家最优先的事务。建炎年间，金兵骑军践踏的地方到达江右，州郡长官望风逃避，甚至带领百姓出来迎拜的人接连不断。唯独分宁县令陈公凭一个小县抵抗，守持义理不屈，斩杀敌方使者，准备同百姓一起守城至死，最终保全了全境，使一时之间不至于有“秦地无人”的叹息。他对于世间教化的补益，也实在太多了。淳熙四年，陈公的儿子陈义任靖州知州，把事情始末和传记文字寄给在桂林的我。我读后感慨万分，谨附记在这里。题《蒋邕州墓志铭》后 我来到桂林，首先访求当地年高德劭的贤者，于是听到了蒋邕州的名字。人们还说：“蒋邕州不仅在乡里以品行道义著称，他治理邕州的政绩，也是近世难以得到的。”可惜我没有来得及见到他本人。不久，有士大夫从邕州来，他们都说：“邕州人直到今天还思念蒋公，不能忘怀。”溪洞中的豪强来幕府接受政务安排时，问到前任长官的善政，也无不把蒋公列为第一，并且咨嗟叹息。至于邕州百姓谈到他，更是流露出眷恋思慕的神色。我于是感叹蒋公的贤能，离开邕州将近十年，还能使人们异口同声地称颂他，以至于强悍者服从，弱小者怀念，这难道是偶然的吗？等到考察他的作为，发现他起初从未施行姑息的小恩小惠。他治理夷族聚居地，先向他们表示诚信，使号令简明、赏罚分明；自身操守严正，并且表明和约束边地官吏，不许他们稍有侵凌掠夺。至于治理百姓，即使是细小的事情也一定亲自办理，不交给属吏经手，力求实行安静而不扰民的政策。对于那些强横凶悍、危害善良百姓的人，则一定惩罚，毫不宽贷。他之所以历久不被人忘记，大概就是因为这些。我的确曾奇怪如今做官的人，号称有能耐的，有的把苛察当作明察，把严刻当作公正，把不顾百姓当作能干；而那些号称贤能的，又有的把姑息当作恩惠，把放纵松弛当作宽厚，把模棱两可当作善于处置。所以那些所谓能干的人，恰恰可能因此招来怨恨、留下祸害，掘伤国家的根本；那些所谓贤能的人，反而可能因此流下弊病，给后世造成祸患。唉，这难道是真正所谓的贤能吗？像蒋公这样的贤能，才差不多算得上了。然而自中兴以来，担任邕州长官的不到几十人，而邕州百姓不忘记的，不过两三个人罢了。蒋公任期又较近，尤其受到称道，那么公正之理存在于人心之中，怎么能够泯灭呢？蒋公下葬时，我的亡友张安国曾替他写墓志，文辞非常优美。只是遗憾其中叙述他治理邕州的事情不够详细，所以我追记这些，交给他的儿子蒋砺。跋郑威愍事 郑威愍公镇守同州，城池陷落后以死殉职，可以说死得合乎他的身份和操守。读他的书信和遗言，他心中所作的决定，大概早已预先确定了。唉，义理所在之处，君子就要践行它，就像饿了必定吃饭、渴了必定饮水一样，不可改变。如果有一丝一毫的私意扰乱它，就会顾虑牵绊，最终失去正道。这样看来，观察郑公的作为，难道不令人凛然敬畏而感到可贵吗？先公出使川陕时，详细知道了郑公殉难时的事情。我当时侍奉在旁，也恭敬地听到了这些。乾道己丑年，郑公的孙子忱德又把事情始末拿给我看，我于是感叹着写下这些。跋范文正公帖 先公旧日收藏有范文正公与朱校理的手帖墨刻一卷，我拿给汶上刘君子驹看。他一见便赞叹不已，不忍放手，立即摹写一本放入箱笥，并请我记写在后面。我私下想，范文正公一生的事业光明伟大，卓异非凡；看这封手帖，品味其中的辞意，可以知道他处理事务的周密；欣赏他的书法，又可以看出他日常行为的谨慎严整。这难道不是他的事业所由来的根源吗？后辈哪里足以描摹其万分之一！然而我曾反复思考这件事，又有所感慨。范文正公出生两岁便成了孤儿，随母亲在长山朱氏家中长大。考中进士后，才恢复范姓。如今写信给他的这个人，就是他在姓朱时随父亲一辈行事的族亲。范公虽然依据义理归还本宗，对朱氏却恩意优厚到了极点。他显贵以后，便借南郊祭祀的恩典追赠朱氏的父亲以及他的几个儿子，全部替他们收葬；每年按时祭祀时，又另外祭享朱氏。因范公恩荫而做官的有三人，这些都记载在遗事中，世人所共知。详细观看这封手帖，其中亲爱深厚的情意自然流露出来，大概同对待自己的本族没有什么不同。他对于天理人情，可以说把厚道做到了极致。只把这一件事表彰出来，听闻其遗风的人，大概就可以使鄙陋的人变得宽厚、刻薄的人变得敦厚。真是盛大的德行啊！淳熙元年六月既望，张某谨慎题写。又一跋 范文正公的德行事业如此盛大，即使他的书法不工整，也应当珍藏，何况如今笔力清劲而又有法度到这种程度呢？至于其中温和而充满仁义的言语，使人反复诵读赞叹仍觉得不够。又一跋 右边是范文正公的手帖。我从文定胡公家得到它，在桂林郡斋刻印。我听说君子说话有教化作用，行动有法则；我在范文正公身上看到了这一点。看这不过是一时的书信手帖，也足以扶助世间教化，为后世留下法则。不是德行盛大的人，怎么能够这样呢？所以恭敬地记写下来，以告示后世。《南轩集》卷三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南轩集》卷三十五，宋张栻撰，题跋 跋欧阳文忠公书写梅圣俞《河豚诗》的帖。文忠公喜欢诵读梅公这首诗，而且多次书写它，难道也是有所感叹才这样做的吗？跋吴晦叔收藏的伊川先生、上蔡、龟山帖。乾道癸巳年八月七日，我恭敬地阅读这幅书轴，长叹着说：“唉！求学者不能亲自见到先生的仪容和典范，既然如此，就应当早晚诵读体味他的遗言，以求得他的志向；考察他的事迹，以探究他的实际作用；又有幸得到他的字迹收藏起来，难道不是要借此想见并仰慕他所存的真诚恭敬之心，而且这种仰慕没有穷尽吗？这怎么能同寻常收藏书帖相比呢！”听闻他的遗风，尚且能使人达到这样的程度，何况像上蔡、龟山那样亲自接受熏陶、被称为高足弟子的人呢？把二位先生的书信一同珍藏起来，也可以看出师友传承的深厚。跋王介甫帖 后一封手帖，是大理少卿许遵镇守京口时，王丞相写给他的，许遵把它刻在石上。当初许遵在登州时，讨论阿云一案，王丞相当时任从臣，竭力主张他的意见。此后即使涉及杀人等十恶重罪，也允许审问案情后自首减免死刑。这是助长恶行、宽纵奸人的做法，严重违背天理。如今这封手帖却说许遵长寿安康、子孙繁衍，都是由于他议论法律、设法使人得到生路的缘故。大概王丞相被佛教因果报应的说法所迷惑，所以把助长恶行、宽纵奸人当作阴德；讨论国家法律时怀有私利，有所作为便希望得到报应。他内心所安处的地方，大概没有比这里暴露得更清楚了。所以我特意把它表彰出来。跋王介甫帖 金陵王丞相的书法，初看似乎漫不经心，仔细观察其中笔法，却有晋宋间人的优长之处。但他给人写信，通常多匆忙潦草；这几张以及我所收藏的其他手帖，都是这样。丞相一生，难道有那么多忙迫的时候吗？跋王介甫帖 我喜欢收藏金陵王丞相的字画。辛卯年经过霅川时，有人拿着这幅书轴来出售，我便买到了。丞相处理天下事务时多半固执地按自己的意图行事，唯独在书画方面能够任其自然、不强作安排，像这样；而且这又是他晚年所书，更觉得精妙周到。我所收藏的其他手帖，都比不上这一幅。跋东坡帖 东坡公写给银台舍人的手帖，大概是在推行新法的时候，劝他趁入朝应对时把自己想说的话全部说出来，并且说：“人臣侍奉君主，只有竭尽自己的力量，或许可以收到万分之一的效果；恐怕不应当以前人的成例作为戒惧而有所保留。”读这些话，令人凛然感到其中充满生气。那些迎合时世、求取合意的士大夫，本来不值得追问。如果虽然有话要说，却心存保留而不尽情说出，都是徇私顾虑、爱惜自己，并不是做臣子的道义。读这些话，也可以使人振作奋起。跋东坡帖 东坡公结字稳密，姿态横生，一个字落在纸上，本来就值得收藏赏玩，何况他一生的大节又是这样呢？我曾经考察，公的议论同熙宁、元丰时期不合，实在是理所当然；到了元祐初年，众位老臣在朝，群贤汇集，即使讨论役法时同自己的意见略有不同，也从未说一句苟且附和的话，可见公的内心只以义理为准，起初没有亲疏取舍。正当被贬黄州时，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挫折之意；这在别人身上已经很难做到，然而那时他年纪还不大。至于到了老年被投置在炎热荒远之地，他仍然刚毅凛然，丝毫没有衰减，这哪里是一般人所能赶得上的呢？范太史家收藏的公的旧帖，其中虽然有壮年和老年笔迹的不同，但忠义之气始终蓬勃地显现在笔墨之间，真是令人敬畏而仰望啊！跋蔡端明帖 蔡端明的书法像遵守礼法的人，穿着盛装，斋戒独居，不敢稍有放纵舒展的意思；看到它的人自然会肃然起敬。跋司马忠洁公帖 右边是司马忠洁公的手帖。只有司马公能够守持节操、依仗义理，没有辱没他的先人。我先前在仪曹任职时，曾经上奏说明司马公的节操和恩惠，认为符合谥法。如今有机会看到他的笔墨，不禁感慨地想见他的一生；他所谓“面对秋风流泪”的话，其中忧伤的意思，难道只是为自身遭遇而发吗？跋张侍郎帖 右边是侍郎张公在政和年间写给成正贾公的手帖，其中谈到陕西铁钱的事情，使人叹息。自熙宁、元丰时期大臣掌权、变更法度以来，后来继承这些做法的人更加急于追求眼前利益，一时之间观望附和的人蜂拥而起，琐碎地罗列变革，竟发展到没有哪项法令不改变、没有哪项法令不败坏的地步。陕西钱法之事，也是其中之一。小人大多喜欢更改创作，专门制造事端，他们的心意只是想乘机牟利罢了，难道会替国家和百姓考虑吗？因此令人叹息。跋陈了翁帖 了翁忠义刚正宏大的气概，高出一世。等到看到这封手帖，见他处理事务精密周详，不忽略细微之处，更加知道前辈下的工夫绝非苟且。淳熙乙未年，尚未过完三日，贺州别驾李宗甫寄给我看。跋《了翁责沈》《责沈》是赠谏议大夫、忠肃陈公所作的文章。陈公年轻时没有听到前辈先觉的名号，直到终身都以此为遗憾，甚至引用叶公的事来责备自己。叶公实际就是沈诸梁，所以把文章命名为《责沈》。龟山杨先生曾经为它作跋，已经足以阐明陈公盛大的德行了。反复阅读它，又可以看出陈公进学求道之心，在晚年时尤其严格；他改从义理的勇气，也不忽略卑微者的言语。他虚心克己的精神，都可以作为后世的师法。建康留守刘公得到真迹并刻印，把墨本寄给我，说这篇文章的流传确实有益于世间教化，只是担心远方的人难以看到，于是又在桂林学宫刻印。刘公名珙。淳熙四年六月戊子，广汉张某谨慎记。跋李泰发帖 李公年届八十，漂泊在鲸波万里之外，但他的笔墨和文辞气概仍然如此凛然，实在是一时的伟人。我虽然没有来得及认识李公，展开欣赏这幅书轴，也足以想见他一生的风采了。跋了翁与丞相陇西公书 丞相陇西公在宣和元年六月上奏议论都城水患之事，后来从左史被贬为沙县官，这封信就是谏议陈公寄给他的。丞相精忠大节，森然如星斗高悬天空，而他的事业实际上从这里开始。谏议在丞相中属于岳父一辈的人，如今读这封信的文辞，可以看出他们彼此相交十分深厚。前辈忧虑时局的心情深切，所以对于人才如此诚挚。整肃衣襟反复阅读，敬佩感叹没有穷尽。只是我曾私下感到奇怪，谏议一生对于君主和父亲的大义，片刻也不舍弃；他同那些抛弃三纲、沉沦于异教的人相比，岂止是天地之别。然而他却偏偏热心讲论那些学说，这又是为什么呢？遗憾我出生得晚，不能亲自见到陈公来质问这个疑惑。

译书写宰相亲笔 孔子说：“颜氏的儿子，大概接近圣人了吧？有了不善的念头，从来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以后，从来没有再去做。”《易经》说：“不能走得太远就返回，不会有大的悔恨，大吉。” 甲申年初秋朔日，先公行至余干，天气酷热，便在赵氏养正堂休息。每逢闲暇，先公亲自挥毫，多抄写经书中的要言，放在绢囊里，积存了几十上百张。先公在仲秋去世，不肖孤儿悲哀痛苦，谨慎收藏这些遗墨，不忍打开阅读。过了两年，前进士太原人陈伯雄来到湘水之上慰问我，他因为曾经在江淮承蒙先公教诲，想求得先公的字画，带回去给子孙收藏。我悲痛哭泣，打开箱子取出这张纸交给他。唉！学习圣人，必定要学习颜子，这样才有标准和目标。颜氏之所以成为有标准和目标的人，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能够复归。复归，就能看见天地的本心，成就中正之位，于是人的正道便确立了。然而想要进达到这种境界，怎么办呢？大概只有穷究事物之理来达到它，再用克制私欲来完成它吧？唉！这就是先公教导我的道理，如今一并用来告诉陈先生。丙戌年十月甲戌日，某谨慎书写。跋尚宪帖 尚公用来告诫知己的话，可以说十分恳切了。受到别人知遇的人，不应当这样吗？尚公去世已经很久了。读他的书信文辞，仍然觉得其中生机凛然。义理是不可磨灭的。跋孙忠愍帖 孙公这几封手帖，看来他对于死已经早有决定。事情预先有所准备就能成功，难道不是这样吗？自熙宁年间的宰相把佛、老思想中相似的内容混入其中，用来扰乱孔孟的真理以来，这些学说流传蔓延，侵蚀败坏士人的心志，像水波荡漾、风气流行一样扩散。在此期间遭逢变故、能够仗持节操而死于义理的臣子，很少听说。见识笃实的人知道，这种情况是有来由的。看孙公训诫儿子们从事经史学习，大多以实际功用为贵，以涉猎虚浮为戒，可知他不肯被俗学改变。最终能够自立，实在是理所当然。鄂州史君千里寄信来，恭敬地题写在卷末。跋尹和靖遗墨 和靖先生所居住的书斋中，常常把格言和精辟的议论写在纸片上，放在窗壁之间。如今这些纸片往往收藏在他家里，像这幅刻本就是其中之一。反复玩味推究，遥想它们所具有的激发启迪作用，可以深深体会到他存养践履的工夫极其深厚，其中浸润融洽的意味也无穷无尽。唉，求学者从这里也可以得到老师了。书写赠给吴教授 诚，是上天的法则；敬，是人的根本。敬这种道理得到成就，就达到诚而合乎天道的境界。因此君子的学问，始终都在于敬。人本来具有这种心性，也本来具备认识道理的能力；可是意念纷乱、欲望淹没它，心神纷扰不安，片刻也不能安宁，于是正理更加被遮蔽，万事失去了纲领。在这种情况下有一条道路，那大概就是敬罢？伊川先生说：“专一不二叫作敬。”又说：“心无所趋向叫作一。”所谓专一，难道是有一个可以玩味并抓住的东西吗？没有趋向才是专一，大概不过如此罢了。可以试着在平日闲暇时，深入体会所谓“无适”的状态，那么差不多可以在言语意念之外认识它了。所以端庄严肃，仿佛在思考，虽然不就是敬的全部道理，却可以在这个时候体会敬。就从这里保存这种状态，由此观察事物，那么一事一物都无法逃过明察。不断涵泳体会，思虑将会日益清明，认识也不会被遮蔽。认识不被遮蔽，敬的意味就没有穷尽，修养的功效也会日新月异。天地的本心，大概就在这里吧？求学者舍弃这一点而想进入圣贤之门，真是困难啊！至于所达到的境界有浅有深，则取决于各人用力的敏捷勇猛或迟缓缓急不同罢了。我的朋友临川人吴仲权，立志于古道，将用“敬”来命名自己居住的书斋，并且每天以此自我勉励。他将要出行时，我写下这些话赠给他，大概是朋友之间相互警策劝勉的道义。题长沙开福寺 长沙开福寺，过去是马氏避暑的地方。所谓春园，如今已成为荒郊；不时还能找到砖瓦，都是鸾凤的形状，奇异的石头也到处竖立。二百年来，供城中官府和人家亭台馆舍观赏玩弄的，不知有多少；而被荆棘荒草遮蔽、倒卧在泥水池中的，还多得很。当时不知运来这些东西究竟要作什么用途，百姓所承担的劳役，又哪里能够估量呢？马氏父子乘时机盗取一方政权，竭尽民力搜刮聚敛来封闭自守，又用这些财物供自己奢侈浪费，很快便衰败了。兄弟之间互相仇视为敌，唯恐彼此残害得不够，这也是形势和道理自然导致的结果。如今湘江岸边有淫祠，江中有誓洲，以及他们交战发誓的地方，小小家国各自争斗，就只够引发千年之后的一笑。寺西有祓禊亭，向下临近湖面；举目所见开阔平远，自然是本地登高游览的胜景，不值得因为马氏而受到玷污。跋祖庆所收藏的他老师宗杲的法语 看祖庆请以父母之事为说，而他的老师特意把这一点拈出。唉，这难道不是秉持常理之心所在、不能由自己任意改变的地方吗？【如今祖庆在蒋山刻石，把“父母”改作“生死”二字。】《南轩集》卷三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南轩集》卷三十六，宋张栻撰，铭。《渊乎斋铭》。赵郡李东老在江南搭建茅屋，题名为“渊乎”，请我作铭。我听说东老的居所种有千竿竹子，溪流穿行其间，地处偏僻而情趣幽深，您难道是要以此为“渊乎”吗？东老早年随名士交游，诗法极高，正当得意之时，便不再知道尘世间的事情，您难道是要以此为“渊乎”吗？依我看来，大概不是这样。唉！“渊乎”二字，说的是性命的幽微，实在难以言说，谁能探究它的源头？并不是言语艰难，而是天高地下，人心就在自身之中；精神统摄于高深之处，而端绪却近在眼前，怎么能斜眼看待它呢？应当落去浮华，穷究这个道理。唉！这才确实是“渊乎”了。《克斋铭》。孔子把“克己复礼为仁”告诉颜子，扬子云说：“战胜自己的私欲叫作克。”子云大概还不知道所以能克己的道理，因此他说得急迫而不切近。广汉张某说：“孔子所以这样告诫颜子，是讲最终完成的事情；学习的人必须卓然有见，然后才可以用力于克己。”清江陈择之的闲居之斋题名为“克”，他让我推衍其中的意义作铭。人出生时，父亲如乾、母亲如坤，确实承受其中的天命，于是保存着血气的萌芽；物欲随即诱惑人，日渐削减、月月亏损，很少有人能够长久超越自己的言行，不是自己忙忙碌碌、心思四处奔走，便是被纷纷扰扰的万事所牵累。圣人有训诫教导，克己是应当奉行的。怎样克己？根本在于致知。怎样致知？以穷究万物为目标。无论动静都加以察考，早晚都用心思索。良知本来就存在，并不依赖外物，卓然可以自见。我的心如明亮的太阳，物理穷格而知识达到，万般道理都可以穷究。请从事克己，使功夫日日更新。没有什么比人欲更险，我要使它平定；没有什么比人心更危险，我要使它安定。我要察看自己的视听，不使它受蒙蔽，也不使它流荡；我要检点自己的言语和行动，看它们从哪里发出、由什么而来。涵养浸润其中，游泳其中，不争强，也不懈怠，确实践履常道，片刻不停地修养。等到已经克己，便是由人成为天，悠久而无穷；不然的也转为当然，这就是成就仁德的功效，到这里才达到极致。我考察古人，大概只有颜氏如此。伟大而深厚的圣学，首尾完备；颜氏循循不舍，和上天具有同样的功效。请先致知，以从事克己。仁道难道远吗？努力吧，我的弟子。《艮斋铭》。艮斋，是建安魏元履闲居的屋室。《易》中艮卦是止，止在它应当止的地方。我曾考察《大学》首尾的次序，认为以知止为开始，以得到应止之处为终点；而知止是有方法的。《易》和《大学》的意义是相同的。我恭敬地作铭说：“万物感动人的方面，端绪无穷；人被万物诱惑，欲念在内心发动，不能反省自身，几乎就会损害天理。圣人明示其道，在于知道应当止在哪里。天心纯粹，道义全备，这就叫至善。万物变化的源头，是人所固有的，为什么要自行违背它？求得它是有方法的。四端的显现，难道还远吗？我应当加以察考；难道只在思虑，还要亲身去通达它。功夫深、力量到，大体便可明白；它不是由外物熏染而成，如同春天万物生发。知识既已达到，就必须依照这知识去做；即使在仓促之际，也要克制念头，战战兢兢地自我持守。事物虽然众多，各自遵循其法则。它的法则不是别的，就是我本性的德。动静合乎时宜，光明而笃实。艮止的妙处，在这里就算有所获得了。责任重大、道路遥远，时光却不为我停留。唉，我的同道，努力吧，不要停止！只是我这个小子，害怕自己不能用力。请你们这些同道，来扶助、来引导我。” 《敬斋铭》。乾道四年，建安刘公从枢密院出任豫章镇守，在听事厅旁建屋，早晚居处其中，题名为“敬斋”。广汉张某听说后感叹道：“刘公的志向深远啊！敬，是存心的要领，也是圣学的渊源。”于是冒昧作铭，以扩充刘公的志意。铭说：上天生下这些人，良心便存在。圣人与愚人的差别，分在敬与放纵。事情有万般变化，都由心统摄。君子一旦使纲纪倾颓，便会茫然散乱，如丝缕纷乱。自古先民修养自己以敬，能够持守其心，顺应并保全常性。敬并不是另外增加什么，只是专主于此。行走如临薄冰、如临深渊，不使道理昏昧。事情来到时，道理显现；应对它如回声应答，而自身卓然不与它一同流转。动静都不违背，体用没有差失，这全是敬的功效，与天德相合。唉，你们这些君子，要敬慎，要敬慎！用力久暂，只有自己知道。不要害怕艰难而有所懈怠，也不要逼迫过急而不能持久。不要忽视事物，必须精心思考；察看念头的发动，在微小处加以防范。忿怒和欲望萌发，就堵塞它们的源头；有过错就改正，见到善行就迁就学习。这样，天命便不会在自身受到阻塞，如鱼跃、鹰飞，仁德就在其中。由此有所获得，学问便无穷尽。知识达到哪里，就实践到哪里；知道终点在哪里，就完成到哪里。唉，你们这些君子，努力敬守所止吧！成就自己也成就万物，并不是说有两条道路。责任重大、道路遥远，但端绪就在眼前。差之毫厘，便会错到千里。我只是劝建安公亲自努力于古义，所以作这篇铭诗，告诫同道。《敦复斋铭》。复卦的意义，以初爻最为重要。在卦画上它属阳，在意义上它属善，对于人来说大概就是君子之道。二爻与初爻相比邻，所以叫休复；四爻与初爻相应，所以叫独复。三爻屡次复归而有危险，是因为它既不与初爻相比邻，也不与初爻相应，虽给它开出改过向善的门路，却又危险在于屡次失去。上爻迷失于复而有危险，是因为它处在终极位置，距离初爻最远，去了便不能返回。由此看来，就可见初爻最为重要。那么五爻所说的敦复是什么意思呢？五爻体属坤顺而居中，是以内在的中道自我考察，所以说敦厚笃实地复归。能够敦厚笃实地复归，本来应当说吉、说亨，为什么只说无悔呢？“无悔”是警戒之辞。因为五爻属柔而远离阳爻，所以用警戒之辞，说这样做才可以无悔。南徐陈希颜旧日把他的斋室命名为“敦复”。壬辰年，他在长沙与我相遇，嘱托我作铭。我知道希颜取的是警戒之意，于是作铭说：只有圣人创作《易》，钻研事物几微而达到极深。只有复卦，明白显示天心。六爻的意义，各随所乘之位而不同。其中第五爻，明确讲的是敦复。怎样敦复？笃定志向，确实践履，顺应并保守中道，以此自我考察。我观察爻辞，其中有警戒之语。君子体察它，以恭敬戒慎作为资助。人欲容易萌发，天理难以保存；在毫厘之间，消长便由此分开。所有君子，为什么不敬慎？从早到晚恭敬戒惧，以顺应天命。靠积累，靠长久，不等待外在的帮助。敢说自己无悔吗？只希望能够少有悔恨。《恕斋铭》。潭州右司理周俊卿请我为他的斋室命名，我命名为“以恕”，并作辞说：

译刑罚一旦确定就不可改变，君子应当尽心审理；明察案件的发动，审慎地止息其失误，这是《易经》所保存的象，为什么要把恕放在首位？应当先尽心于自己，以察知事情的实情。心中如果先有成见，就不敢凭成见定案。即使是独处，也不敢轻视幽暗隐蔽处的不公；应当使它通达、申明。对于毫厘之疑，应当分析、辨明，使你所治理的弱者不至于被强暴奸恶者困辱，不受诱骗，也不使罪行逃脱。等到查得实情，又不要因此欣喜。古人在这里施行宽恕，总要留下余地。我为这间斋室作铭，意义正在这里。唉！后来的人还应当念及它。《蒙斋铭》。番阳余端蒙请我为“蒙斋”作铭，前后再三请求，我还没有可以说的话。后来有一天，我因“果行育德”的意义有所感悟，于是作辞说：乾坤已经划分，八卦由此产生；八卦相互交乘，万象因此明白。下为坎、上为艮，这一卦叫蒙。蒙是什么意思？源泉在内，泉水刚开始萌发，流行还没有通达。虽然还没有通达，但道理谁能阻止呢？君子体察它，便由此果断地实行、勤勉努力，亲身行动而敬畏天命。泉水刚开始萌发，其势仍然受到阻滞；阻滞之后便日渐澄清，源源不断，不能遏止。君子体察它，便由此培育德性、笃实恭敬，不改变地安静守持天道。只要在内心涵养，根本便有所建立；只要在外在行动上敏捷，通行之道便得到修治。内外交相修养，互相依赖而成就。长久而有常，就能够日日更新。我为蒙斋作铭，怎敢超越这个意义？只是说话很难，实在是用来激励自己。所有君子，看到这些，不要忽视眼前近处的功夫，还请努力实行。《虚舟斋铭》。詹体仁在便坐辟建斋室，请我命名，因为它空旷而深长，所以题名为“虚舟”。后来，体仁对我说：“漆园先生谈论道，说道若离开我便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易》的中孚卦说利于涉越大川，乘木为舟；我想以空舟来体会其中的道理。”我赞叹他善于思考，于是又为它作铭。心的本体是虚，理却是实的；应对事物不留下踪迹，事物来时不迎接，离去时不挽留。面对万般变化，我每日安然运行；这样才能通达并渡过险阻，取得孚信于豚鱼，贯通天地，哪里还达不到这种境界？关键在于克己，除去内心的阻塞，这样心才是虚的。《主一斋铭》。成都范文叔以“主一”为斋名，我赞赏他的志向，作铭来勉励他。人的心多么危险而纷乱啊！各种忧虑奔向千条岔路。只有君子能够自我持守，端正衣冠，整肃威仪，淡泊而严整，仿佛在思考。专主于一，还能到哪里去呢？事物到来时，正当它刚刚萌发，便专一地应对，不能有所移易。道理在我自身，难道还要随从外物吗？积累长久，微妙之处便显明。静时不偏，动时不违。唉，努力吧！从近处和卑下处开始，只是不要废弃。每天都在这里用功。《南剑州尤溪县学传心阁铭》。乾道九年，知南剑州尤溪县事石▯，既修新县学，又在学校东北建阁，购买书籍五千卷，收藏在阁上，并命工匠绘制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的像，安置在其中，使求学者能够早晚共同瞻仰。新安朱熹为它命名为“传心之阁”，石▯又写信请广汉张某为之作铭。我私下想到，自孟子去世以后，圣学失传，历经世代长久，其中的儒者并非不知道尊崇孔孟、诵读六经，但考察他们所得，不过停留在训诂和文义之间而已。对于圣人的心、它如何根本取法天地并施行于天下和后世，大概很少有人能够涉足其门径，更何况看见它的全部大用呢？只有三位先生生于千年之后，才能考察遗留下来的经典，得到其中未曾传出的妙理，彼此传授；于是六经的言语、群圣的心、完整的本体和广大的作用，终于由晦暗重新显明，如太阳当空，万物都能看见。唉，真是盛大啊！我愚钝而不敏，早已心向往之，怎敢不把建阁的用意和命名的说法，洗心恭敬，叙述并铭刻下来。铭说：百姓出生时，都有不变的本性；情感一受外物牵动便改变，从而毁坏自己的天命。只有圣人兴起，合乎天心，修明大道、建立教化，以启发后世和今人。谁说大道遥远？从开始到终结都已经陈列清楚，使你通过学习可以成就为圣人。邹鲁相距遥远，章句却有老师；有人穷究一经直到白头，谈论大道时却仍然迷惑。只有周子在千年之后卓然兴起，深入探究源头，认识大道的广大；树立卦象以尽其意，阐明幽深、揭示微妙，圣学于是有了传承。难道不就在这里吗？二程先生确实继承了他的美德；既亲自有所获得，又使它发扬光大。有浑然完整的方面，便无不总摄；有剖析精微的方面，便无不恰当。说本体，说作用，显著可察而没有遗漏；说隐，说微，细微的机括也没有间隔。伟大的圣人之心，如太阳般光明融和；显赫的心传，是后世所尊奉的。有一座高耸的阁楼，坐落在尤溪岸边；三位先生的画像端庄整齐，绘制得极其明白，严肃如秋，温和如春。题名“传心”，告诫你们后人。你们后人啊，前来拜谒，生起敬意和仰慕，永远思考它的传承；玩味他们的言语，考察他们如何实践本体，并在自身上防止归宿错误。这样，你们的本体便建立了；顺着它的极致而行，你们也达到极致了。大道难道有不同吗？“传心”这个名称，千古不变。你们后人，不要改变最初的志向。《顾斋铭》。广汉张某为华阳宇文绍节的斋室命名为“顾”，并为之作铭。人立身处世，言语和行为最为重要。只是言语容易说出，行为容易懈怠。从前子聿想到其中的艰难，严格谨慎地把握言语的关键，立下这种防范。将要说话时，就回头看看自己的行为；哪怕有毫厘的浮泛，也就是自欺。谨慎于言语的出入，不向外夸张，确实实行自己的言语，以实行为准。至于行为，就回头检点自己的言语；若不践履，就是自己的过失。行走如临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地自我持守。行为确实坚定，只依靠真实；表里都端正，动静互相资助。像倡导者发声而应和者响应，像影子随着形体。古代的君子，为什么不勤勉笃实？努力吧，不要改变；敬慎地持守它。《读书楼铭》。醴陵丁▯明发请我说：“家中有一座小楼，是众位族弟讲习的地方，恭敬地请求您为它命名。”我以“读书”为名，并因而作铭告诫他。伟大的元圣，钻研事物几微而达到极深，发出的言语成为经典，以通达天心。天心光辉灿烂，圣人的谋训广大深厚；它的传承显赫，给我的恩惠无穷。唉，求学的人生于千年之后，谁说圣人遥远？遗留下来的经典还在，谁不读书却能不昧于它的防范？如果只在章句上雕琢，只把文采当作事情，何况胸中所怀抱的只是求取俸禄利益，茫然四处奔走，又怎么能赶得上我呢？唉，求学的人应当知道，读书不是为了求得某种外在东西，只是为了寻求本初。本初是什么？就是你本来固有的东西。借助书籍而将它发明，你的知识便完整了。要诵读，要歌咏；要探究，要反复；要在其中游泳涵泳，不要放纵，也不要拘束。使内心平正，以防守其中的道理；切实落实于自身，察验并亲身实践，积累功夫。功夫深厚以后，便会有光明在其中显现，意境远超言表，大体由此呈现。圣人难道会欺骗我吗？其实是启发我的心机，使我自己明白，让我长久实行。像火刚刚燃起，像泉水刚刚通达；从这里推而广之，前进还有谁能阻止？像登上泰山，越登越高、越登越崇峻。道理没有形迹，经典没有穷尽。唉，求学的人，为什么不恭敬地念及这些？这样读书，也许就差不多了。《葵轩石铭》。

译张子作铭，刻在葵轩的石头上，用来在出入之间观看、省察自己。端正你的衣冠，不要使仪容懒散；谨慎你的视听，不要越出自身的本分。你的言语，应当依循你的准则；你的起居，应当践履你的常道。敬慎你的行动，不要堵塞它的通达；守正你的内心，不要失去它的根本。外在若肃然，就能保全内在；内在若能坚固，外在自然会依从。天命可敬畏，戒惧之心不能终止。在石上刻下这篇铭文，用来警戒你的懒惰。《笔囊铭》。司马文正公用黄囊收藏笔，又有一枝红管笔，如今收藏在太史范氏家。文正亲自题写在上面，确实是治平年间所赐之物；淳熙六年，我恭敬地为它作铭。厚陵的赐物，文正的恩泽，传给后世。看见它的人都改变脸色，笔端吐出文辞，粮食足以供养万世，难道只是改变脸色而已吗？还要继承文正公的心。在从前，魏公世代保存他的笏板；谨慎啊！这种收藏应当以德为本，才配得上这件物品。《周奭砚璞铭》。外表不加雕饰，内中含藏文采；到了时机便舒展发露，成就翰墨功业。君子从中观察取法，以此蓄养德性，收敛光芒，守正而不差失。箴。《主一箴》。伊川先生说：“专主于一就叫作敬。”又说：“心无所适从、无所趋向就叫作一。”唉，求仁的方法，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因此作箴，写在座位右边，并用来告诫同道。人禀受天性，生来本是正直。能够顺应常性，就不会有差错。事物的感发，早晚纷纷而来；行动若没有节制，生存之道就可能停息。求学有要领，持守敬意不要失去；检验自己是持守还是舍弃，才知道道在进出。怎样才是敬？妙处在于专主一事。怎样才是一？只是心无所趋向；居处不越界，思考事情而心无旁骛。在内心涵泳时，不遗忘，也不急迫。片刻之间、仓促之际，都要保守并积累。久而久之便精纯，最终达到极致。努力吧，不要疲倦，圣贤足以作为法则。《四益箴》。先父晚年曾大字书写四句话来教诫枃弟说：“无益的话不要听，无益的事不要做，无益的文章不要看，无益的朋友不要亲近。”枃恭敬接受并谨慎收藏。先父去世九年后，枃请示我说：“我私下想到，深怕无法承受先父的意旨。既已用‘四益’为堂名，希望兄长追述其中的意义，把它列在座位右边，早晚警戒自己，或许可以达到万分之一。”我接到书信后哭泣，退下来作箴告诫他。古人有训言：听取有德者的话才叫聪明，听到过错就改正，听到善行就跟从；不是这些内容的言语，便是无益。谄媚的话使心沉溺，奸邪的话败坏德性。唉，不要忘记早晚都恭敬谨慎；卓然有定见，听到这些便不会迷惑。早晚之间，哪一件不是事情？应当做的事情认真去做，这才是君子。只有欲望发动，行为才会混乱；忙忙碌碌有什么益处，纷纷扰扰谁能知道？止息它是有方法的，应当收回放纵的心。怎样说明其中的功夫？行走如临薄冰、如临深渊；异端邪说损害大道，我不接近它；浮华文章妨害实际，我不看重它。何况末世的歪曲言论、鄙俗言辞，应当在面前断绝，不要使它扰乱思想。专心于圣贤，广泛考察典籍；见闻多了，便可以用来蓄养德性。大的伦理有五项，朋友关系居于其中之一。我观察古人，恭敬戒慎而不厌倦，却又亲近而结交，顺从而同道。德性日渐防守，朋友又怎么能终止？必须端正你的内心，亲近忠信之人；神明听见这些，最终便会和谐安宁。赞。《汉丞相诸葛忠武侯画像赞》。只有忠武侯认识大道的根本，依仗义理、践履正道，卓然坚定而不舍弃。当初卧居南阳，仿佛准备终身如此。经过三顾才出山，真是时机到了！屈伸难以平衡的，是事情不能昧于道理；不昧于道理，才是大关键。纲领既已掌握，众多条目便随之展开。我奉天意讨伐，不震动，也不畏惧；只是专一其心，按照时机行动。唉，侯的这颗心，万世不会磨灭。遗留下的画像庄严肃穆，瞻仰的人都生起敬意。濂溪先生。啊，先生继承了失传已久的绝学，穷究根源和最高道理，把它昭示给后世。明道先生。啊，先生使天理纯全无缺，揭示了圣学的渊源。伊川先生。啊，先生把精微之理推究到极致，使你们树立德性，循循渐进而有所归宿。《于湖画像赞》。这位于湖君英俊豪迈、卓异不凡，遇到事情便果断明快，如箭射中靶心；谈笑和翰墨文章，也像风吹过而不留痕迹。他胸中没有界限，所以发用施展时纵横通达、四面流出。虽然如此，这本来只是众人所能认识到的。如今他正袖手于于湖之上，尽心侍奉双亲，同时更加探究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那么他最终所达到的境界，又有谁知道它的极限呢？己丑年夏，广汉张某写于湘中馆。书写伊川先生《易传》复卦义赞。天地之心，其本体是幽微的；在万物发动的端绪上，才可以看见它。它的端绪是什么？就是生生不息，群物凭此得到资养，并且每日亨通。落实到人身上，纯然就是恻隐之心；发动时若不是依此而动，便不是天命。义、礼、智虽然位置各不相同，但考察它们的根基，脉络全都贯通。怎样保守它？早晚勤勉警惕，片刻也不能使它不存在，否则生生之道就可能停息。依义而行就没有妨害，敬意建立、义理积聚，这就是复卦所说的亨通，出入都没有疾病。题咏虎丘剑池。它深沉如渊、静止如停泊之水，这是在静中涵养；它高峻如壁、挺立不动，这是自我守持。经历四时而没有亏损，这是它有常；向上汲取而不会穷尽，这是它的作用不受拘滞。它难道不像君子的德性吗？我因此徘徊流连，不能离去。《南轩集》卷三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南轩集》卷三十七，宋张栻撰，墓志铭。《少傅刘公墓志铭》。刘公姓刘，讳子羽，字彦修，世代是京兆人。八世祖为躲避五代的战乱，迁家到建州。曾祖太素，赠朝议大夫；祖父民先，任承事郎，赠太子太保。祖、父两代都以儒学教授乡里。父亲韐，任资政殿学士，赠太师，谥忠显。刘公因门荫入仕。宣和末年，忠显任淛东帅，睦州发生盗乱，攻陷各郡，直抵越地。越地军队不到一千人，而盗兵将近数千。刘公以主管机宜文字的身份辅佐忠显，招募百姓、守军，保全了城池。入朝任太府簿，升任卫尉丞。忠显任真定帅时，再次征召刘公。刘公随女真军队到达，敌军把城围了好几层，父子二人共同拼死守城，部署方略多出自刘公谋划，敌人无法取胜而离去。刘公的名声传遍河朔。授直秘阁。忠显率兵入援京师，与敌交战，兵力不支，死于城下。当时为国死难的人很少，唯独忠显的气节最为显著。刘公痛恨家国共同的仇耻这一大义，不愿与敌人共戴一片天空。免除门荫，任秘阁修撰，知池州，改任集英殿修撰，知秦州。尚未出发，奉召赴行在，授御营使司参赞军事。当时太上皇帝即位三年，苗传、刘正彦刚被诛杀。有平寇将军范琼拥兵入朝觐见。范琼在靖康变故中依附仇逆、参与叛乱，知枢密院事忠献张公与刘公谋划诛杀他。张公召范琼到都堂，刘公呵斥并将他捆绑，交给司法机关。刘公怀揣诏敕榜文出来，安抚他的部众说：“所要诛杀的只是范琼，你们都是御前军。”众人收起刀兵回应他，刘公把他们全部分隶其他军队，事情很快平定。忠献更加赞赏刘公。等到张公兼任川陕宣抚处置使，便征召刘公为参议军事。刘公本来就有意图谋敌人，想到关陕是要地，又因张公一见便与他相知，这不是偶然，于是毫不推辞地跟随前往。宣抚司到关中后据守秦州，号令五路军队。刘公听说敌人窥伺江淮，商议采取牵制之策，合并五路军队进至富平，与敌相遇。我军不能支撑，敌人乘胜前进。宣抚司退守蜀口，官属震惊恐惧。有人建议应当保守防州，刘公说：“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可以斩杀！”宣抚司难道可以越过兴州一步吗？这关系到关陕的希望和蜀地安定之心，应当收拢逃散者，坚固壁垒，以便日后图谋，这才可以。他的意见与张公相合。刘公单骑直抵秦亭，分派亲信探访各将所在。当时敌骑四处出动，道路阻塞不通，将士无处归属。忽然听说刘公在附近，宣抚司又留守蜀口，于是各人带领部属前来归附。军势重新振作。刘公命骁将吴玠在和尚原设置栅寨，守卫大散关，敌人不敢逼近。绍兴元年夏，敌人开始集结军队来攻，吴玠击败了他们。秋天敌人又来，大败而归，被俘获者以数万计。宣抚司迁治阆中，刘公留在关外防守军队。皇上知道他的劳苦，授徽猷阁待制。第二年，吴玠以秦凤经略使的身份戍守河池，王彦以金房镇抚使的身份戍守金州。两镇都发生饥荒，而兴元帅过分加强守备，关闭褒斜关塞，两镇深以为苦。张公急忙召吴玠、王彦商议事情，二人都希望让刘公镇守兴元，于是奉诏授刘公利州路经略使兼知兴元府。刘公到任当天，全部解除禁令，开放商贸、运输粮食，两镇才安定。刘公说：“敌人使用骑兵，利于冲突；我们应当先在险要处设置栅寨，用强弓劲弩等待他们，这样没有不能成功的。”并以此与两位将领约定，唯独王彦很轻视刘公的主张。这年十二月，敌人从商、于进犯金州，正月至上津，王彦出其不意迎战，不能击退敌人，于是焚烧金州，退守石泉。刘公派将领急驰告知吴玠，吴玠说：“事情紧迫了，应当赶快在险要处迎击。各将不能办理，我应当亲自去；否则就是辜负刘待制。” 吴玠立即越过边境，奔驰一昼夜共三百里，中途稍稍停息。刘公写信说：“敌人早晚将到饶风岭下，不能赶快守住这里，蜀地就没有了。”刘公不再前进，说：“我应当去。”吴玠立即又奔驰到饶风。敌人猛烈进攻数日，死伤堆积如山；又招募死士攻打祖溪关而进入，从吴玠后方出兵。吴玠退回汉中，刘公与他谋划守定军山，吴玠有所畏惧，于是向西退去。刘公退守三泉，随从士兵不到三百人，和士卒一起吃粗劣食物，后来甚至采食草木的嫩芽。刘公写信给吴玠说：“我发誓死在这里，和您诀别了。”吴玠得到信后哭泣，他的爱将杨政在军门大声说：“节使不能辜负刘待制，否则我们这些人也要舍弃节使而去。”吴玠于是带领部下从仙人关走小路，与刘公在三泉会合，敌骑逼迫得很紧。吴玠夜里看见刘公正酣睡，身旁没有警卫，问：“为什么这样？”吴玠说：“这是怎样的时刻，竟然如此简易疏忽。”刘公慨然说：“这是我命中注定要死，何必多说。”吴玠流下眼泪，又回去守仙人关。刘公独自留下，在潭毒山修筑壁垒，上下六天完成。又过了几天敌人到来，半夜斥候将派人报告：“敌人到了！”各位将领都失色，进来报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刘公说：“起初我和你们说了什么，如今敌寇到了，难道想逃避吗？”下令让大家吃饱干粮，天将亮时上马，先到交战之地，占据山角坐在胡床上。各将奔来，都哭着说：“这里是我们这些人驻军的地方，您却在我们之前到了吗？怎么能让敌人的箭伤到您！”于是争相代替刘公驻守。不久又有人来报告：“敌人退了！”于是返回。当敌人进入梁、洋时，蜀地大为震动，宣抚司官属争相归咎刘公，有人散布流言恐吓动摇人心，请求把军队迁到潼川。听到的人都很愤怒，刘公竭力写信替张公说明，说：“我在这里，敌人一定不能越过，不要轻易动摇。”张公采纳刘公的话，这才决定下来。敌人派十五人带着书信和旗帜来招降，刘公和吴玠共同斩杀其中十四人，命一人回去，说：“替我告诉你们的主帅，要来交战就来，我有死而已，何必招降！”在这以前，梁、洋官府和私人积存的粮物，刘公已经全部转移安置，敌人没有所得，粮食日渐匮乏，前后苦攻，死伤十分之五六。到了春天深处，瘟疫又将发生，于是逃走。被我军追击，坠入溪谷而死的数不胜数。敌人离去，是四月。其余不能自行脱身的人，全都投降，共有十几座栅寨。敌人防守失策，没有比这次战役更严重的了。

译当时，敌军大帅撒离喝、兀术等人垂涎于蜀地，日夜聚集谋划，挑选士卒，千人取百人，百人取十人。他们作战时穿重铠，登山攻险；每一人前进，总有两人拥护在后，前面的人死了，后面的人便重新披上他的铠甲前进；又死了，再照旧替代。这就是他们一定要攻取的计划。只有刘公与张公同心协力，毅然亲自挡在军队冲击的正面，将士看见刘公，感动奋发，争相用力，终于保全蜀地。刘公回到兴元，分派官吏安抚聚集百姓、慰劳来归者；凡是溃散士卒趁机在山谷中凭恃作乱的，全都捕杀示众。从此兵势日益振作，正要进一步施展恢复远大疆土的谋略。然而张公已经被敌人困在边地，刘公也不久获罪。这年授宝文阁直学士，绍兴四年被责授散官，安置白州。当初吴玠还是偏将时，刘公认为他奇异，把他推荐给张公；张公与吴玠交谈后非常喜悦，让他尽力统领各将士卒，因而得到吴玠的力量。到这时，吴玠上疏交还官节来赎刘公之罪，士大夫多赞美吴玠的义气，也佩服刘公识人的眼光。第二年恢复原官，奉祠；当时张公已经任宰相，召刘公赴行在，又恢复为集英殿修撰，知鄂州，权任都督府参议军事，宣谕陕蜀。朝廷商议想合并各路军队大举进攻，刘公从蜀地回来，巡视各边境，完全掌握虚实，认为应当暂且更加修缮防御、广泛营田，等待时机。朝廷想要最终任用刘公，但想到他的母亲年纪渐高，他极力请求回去奉养，于是以徽猷阁待制知泉州。泉州一向难以治理，番商杂居，刘公到任后肃然整治，没有人敢犯法。有事情涉及权贵宠臣的，他立即上奏论列并加以纠正。不久张公离职，议论政事的人观望形势，又弹劾刘公，刘公再次被责授散官，安置漳州。因郊祀恩典得以回到淮江一带，朝廷选择守臣，起用刘公为淮江安抚使，知镇江府。敌兵到来，刘公建议清空野外，把淮东百姓全部迁到京口进行安置，处理得当，人心没有动摇。他对枢密使张俊说：“过去这些人进入境内，飘忽如风雨；如今却更加迟疑徘徊，这一定另有用意。”后来果然想求和，等到敌使来时，在船上悬挂旗帜，大书“江南抚谕”。刘公看见后大怒，夜里用别的旗帜将它换掉。第二天接伴使急切索要原旗，刘公说：“不过一死而已，旗帜不能给你。”等敌使回去时，刘公将他送出境外。张俊把刘公料敌和治理的情况上报，刘公又获防御待制。和议达成后，刘公认为应当趁无事时讲习修治淮河、汉水的防务，磨利兵器，整治船只，意见说得十分详尽。宰相秦桧忌惮他，暗示言官弹劾罢免，刘公又以祠禄官身份归居。十四年十月二日，因病死于正寝，享年五十岁。累积官阶为右朝议大夫，因儿子显贵而赠太师。娶熊氏，赠福国夫人；再娶卓氏，赠庆国夫人。儿子珙，能够继承他的家业。后来又因忠义和见识谋略受到今上眷顾，曾任同知枢密院事。有见识的人不把刘氏三代官运显达看作士大夫家族的荣耀，而认为忠义代代相传、始终不替更加伟大，是国家和家族的光彩。淳熙四年，珙任建康留守，病重将死，亲自写信给朋友张某，请他为刘公墓作铭。张某正是刘公所跟随的忠献张公的嗣子，接到信后哭泣，也无法推辞。于是取刘公弟弟子翚过去所写的行实状文，摘取其中大节，按次序叙述如下：刘公慷慨自许，每每有舍身报国的愿望。遇到事情艰难时，众人惊惶扰乱、失去措置，刘公的神色更加严厉，气势更加刚劲，遇事立即决断，凛然不可侵犯。他尤其长于用兵，判断敌情、决断战机，几乎没有遗漏的谋算；得到将士的心，大家都愿意为他竭尽死力。他处理政务，揭发奸恶、查出隐伏如有神助，所治理的地方不畏惧强暴权势。而且天性孝顺友爱，恭谨和善地待人，平易开朗，开口便显露真心；轻视钱财而看重义气，亲友有急事叩门，从不吝惜出力；救济困乏之人，倾尽财物、倒空仓廪，也没有吝惜的神色。姻亲、乡党以及婚丧之事，全都承担责任。他开办家塾，邀请名士来教乡里的优秀子弟。吏部郎朱松病重，把家事托付给刘公；刘公在自己住宅旁筑屋、买田让他居住，教导朱松的儿子熹和自己的儿子，使他们最终都凭道义成就。平生两次被贬谪迁徙，他都安然自若，不放在心上。而他报效国家的诚意，直到去世也没有懈怠。唉，伟大啊！刘公于这一年某月某日葬在崇安县五夫原。我的铭，是在刘公去世三十五年以后所作。刘公有两个孙子：学雅，任承务郎；学裘，任尚宝监。两个孙女，长孙女嫁给将仕郎吕钦弼，尚未出嫁。铭说：寒冷严酷而清冽，挺拔的松树彰显节操。人在危险动荡中，志士秉持刚烈。忠毅的刘公，孤独的忠诚高耸峻拔。国耻家仇，刻骨铭心，泣血悲痛。发誓与敌不共戴天，内心坚如铁石。束起裤腿从军，想着奋勇作战。当他谋划讨伐敌人时，敌军像张开的鸱鸟一样闯入蜀门，旗帜纷乱，鄙陋之人都缩头逃避。只有刘公献出谋略，能够辅助决断；亲自挡在军队冲击之前，横向阻遏敌人，使其力量折损，众人惊骇失色。我怒气冲天，骁将冲入敌阵，依靠这股气势奋勇作战。北方军队力量穷尽，像麋鹿一样奔逃，疲惫跌倒，终于保全蜀地疆界，如同器物完整无缺。人们都依赖这位刘公，难道还有什么险阻不能越过？不只是蜀地得以保全，关辅也可以掌握。有人趁征伐之机投机取巧，企图侥幸等待时日；巧言却损害成功，强有力的手又有谁来牵制？徒然使父老们议论纷纷，和戎的议论兴起。刘公胸中郁结如噎，守臣各自履行职责，妖异的旗帜不要再举起。归来卧居家中，忠愤又怎能发泄？唉，这位杰出人物竟在中年去世！岁月超过二十年，精神气概仍森然可见；后代继承德行而有光，刘公的志向更加明白。我作这篇铭诗，追述并刻在墓碑上。《吏部侍郎李公墓铭》。淳熙三年九月庚戌，秘阁修撰、知防州兼防路安抚使临川李公因病死于州治的正寝。淳熙五年，他的遗孤巩拿着同郡曾李貍所写的李公行义状文，请我作铭。我平时本来就敬仰李公的为人，又在广右与他相望不过两年，对他的事迹了解得很详细。既然不能最终推辞，便叙述并为他作铭。李公讳浩，字德远，一字直夫。家族本是建昌人，迁到临川才两代。曾祖之遇、祖父玩，都没有做官。父亲彦，因李公显贵而赠朝奉大夫。李公从小入县学，卓然不同于普通儿童。不到二十岁便有文名。绍兴壬戌年考中进士。那一年，秦熺凭宰相儿子的身份在众多士人中夺魁，同年进士多去拜见他，有人拉李公同去，李公坚决始终不肯前往。调任饶州司户参军，辞归。连续遭逢父母丧服期间，中间曾任襄阳府观察推官，只超过一年便服丧期满。先父服丧期满，调任全州州学教授。改任监行在杂买场门，实在是二十七年冬天的事。当时秦桧大概已经死了。第二年，任主管刑部、工部架阁文字；改任敕令所删定官。议论者争相说秦桧时期的事情，无论大小都要一概更改。李公向宰相执政陈说，蚩尤的五兵、李斯的篆隶，只要便利于当世，也不应因为是某个人所作便废弃。

译秦桧在世时，李公凭义理不向他屈服。等到秦桧本人死去、事情发生变化，李公所议论的却是这样，可见李公存心平实，已经可以看出来了。第二年，改官阶授太常寺主簿，不久兼任光禄丞。轮流面对皇帝奏事时，首先陈说无逸的戒诫，又论及宿卫大将所受恩宠过分，婴儿吃得过饱，恐怕未必是他的福气。太上皇帝被他的话感动，宿将很快回到府第。自秦桧堵塞言路以来，士大夫风气逐渐衰败。等太上皇帝总揽万机，激励忠诚正直的言论，但旧习仍未完全消除，朝廷官员大多只求缄默。到这时，百官轮流奏事，李公与王十朋、冯方、查籥、胡宪才开始相继有所陈奏，听到的人受到鼓舞。太学士人甚至作《五贤诗》来记述这件事。然而李公从此也不安于朝廷，请求任祠官归去，主管台州崇道观。今上即位那年，以太常丞召他到宫阙，首先论说圣学，认为人主致力于学习，那么其他嗜好便没有空隙可以侵入。那时忠献张公统领江淮军队，而宰相中有不同意见的人从中多方阻挠。李公引用张仲孝友之诗，以及仁宗任用韩琦、范仲淹时诏令章得象等人的旧事，恳切地劝诫朝廷同心协力、共同渡过难关。不久兼任权吏部郎官。御史尹穑依附宰相汤思退，因为公曾被思退赏识，便想拉拢公一同排挤忠良。献于是推荐公，等到公入对时，公明确表明了不同的意见，汤思退和尹穑都很不高兴。过了一年多，公才正式授任吏部员外郎，兼任皇子恭王府直讲。后来宰相召集与公同为郎官的四个人，想要提拔任用他们，最属意于公，但公一言不发。第二天，同舍的几个人都升迁了，公却依然如故。公在王府任职时，多有裨益，并且常因事情涉及当时政务，便把意见写在书册上，偶尔被恭王看见。恭王也很敬爱看重公。后来公补任外官，过了几年回朝，恭王听说后欣然对僚属说：“李直讲来了。”大概是公的诚意感动了他。公任郎官一年多时，防备淛河水灾，诏令郎官及主管职务以上的官员分条陈述时政的缺失。公叹息说：“皇上忧劳而求取直言，这怎么可以错过呢？”当天便上奏，指斥论说近臣近侍，并且连带指出宰执奉行敷衍、台谏迎合以及百官顾忌畏缩的罪过，反复陈说数千言。近世论事能够如此倾尽而恳切的，没有能与他相比的。听到的人都缩着脖子，皇上宽容优待他，丝毫没有因而恼怒，但执掌政事的人却非常忌惮他。公请求出外任职，得以知台州。州中有拣选的禁军五百人，朝廷设置了训练他们的官员；那人贪婪残暴，失去了众人的拥戴，不法之徒便乘机谋划作乱，拿着露出的刀刃站在公堂下面。公说：“你们想作乱吗？请先杀了我。”众人神色惊骇地说：“不敢。”于是公慢慢推出为首的四个人，给他们刺面为徒，始终没有发生事故。公在仓促之间应对变故，立即折挫了奸乱的萌芽，听到这件事的人更加感叹：儒者确实可以对世事有所作为。天子认为公有才能，授任直秘阁。沿海一带有长期未能平定的盗匪，公招募盗匪的同党，让他们自己捆绑首领来赎罪，立即捕获了他们的首领。不久召公回朝，恢复他原来所任的官职。当初公在台州时，有个豪民郑宪用财物在权贵门下供事，成为全郡的祸害；后来他防范奸邪牟利之事败露，被戴枷锁押入狱中而死，朝廷全部没收他的家产，迁徙他的妻子儿女。到这时，那位权贵却教唆他的家人申诉冤屈，并且诬陷公买妾，言官因此排挤公。一天，宰执将要进呈文书，同知枢密院兼权参知政事刘珙越次上奏说：“李某治理郡政，痛恨邪恶过于严厉，因此得罪了豪民，被豪民诬陷。我考察了事情的始末，真相非常清楚。”皇上回头说：“守臣不畏惧豪强，难道容易得到吗？”刘珙说：“士人的气节已经很久没有振作了，如果再打击李某，那么士气终究不能再振作起来了。”皇上问奏章在哪里，刘珙从衣袖中取出奏章，皇上便把它留在宫中，不再下发。然而大理寺却观望权贵的意旨，仍想归还郑宪家被没收的财产，并且认为台州判处的刑罚太重。皇上亲自在奏章后批示说：“台州所判决的确实适当，郑宪家的财产永远不许归还，流放迁徙照旧。”公这才安心。第二年，公升任司农少卿。当时朝廷和籴米八万石，负责此事的人有所倚仗，低价收购潮湿劣质的米，用来侵吞官钱，户部不敢追问。公上任后，立即奏请交付有关官府治罪，大理寺却附和袒护，并听从户部把支出的米作为盘查依据。公极力争辩说：“这不只是纵容奸邪，而且还会损害军粮。”皇上认为他的意见正确。大理寺奏请结案另一桩案件时，皇上忽然回头对辅臣说：“棘寺的官员，应当得到像李某这样刚正的人来担任。”不久大理卿出缺，皇上又说：“不要替换李某。”于是授任公为大理卿，兼任同详定一司敕令。按照旧例，大理寺案件清空后，须上表祝贺，公却独自不上奏。此前公任司农时，曾在面对皇上时陈述经营治理两淮的办法。到这时，公作为接伴使回朝，奏说：“臣亲眼看见两淮可以耕种的田地全都变成了荒地，内心实在痛惜。”他详细条陈营田的便利和办法，并且说近来筹措边防事务十分张皇，一时那些荒诞欺妄的人说敌人的势力衰弱，便踊跃自我夸耀，甚至劫掠骚扰来讨好境外之人，这有什么益处，只是有害罢了。希望告诫将领官吏，严格禁止边防事务急于求成，不要图谋小利，每天同大臣修明治理的工具，牢固团结人心，持重安静地等待敌人的破绽。公的意思是认为，皇上英明，有大有作为的志向，执掌政事的人应当把奉行、讲求务实而长久的计划作为要务，最终成就圣上的志向。朝廷大臣中荒诞欺妄的人只提出急于求成的说法，而那些苟且偷安的人又想一概不做，正好足以损害长远谋略，虚度岁月。因此公再三分条陈述营田的便利，认为这是恢复大业的根本措施，是今天应当急切办理的事情。皇上每次都改变脸色，赞许并采纳他的意见。宰相正商议派遣泛使，公同他争辩认为不可，宰相甚至用官职来诱惑公。公很愤怒，用言语触犯了他，并且极力请求出外任职，以直宝文阁、知静江府，主管广南西路安抚司公事。任命下达的那天，有尚书郎入对论述择帅之事，皇上欣然回头对他说：“比如广西，我已经得到合适的人了，就是李某。”又告诉大臣说：“李某关于营田的意见很可以实行，可是大臣们没有一个响应。”公到任后，勤于处理民事。郡中原有灵渠，沟通漕运，并且灌溉田地很广，近年颇为淤塞，公命令疏浚治理，百姓依赖它得到好处，便立石碑记载此事。邕管所属的羁縻州安平州，其酋长倚仗险要地势自我防守，擅自聚集军队，谋划成为边境祸患。公派一名使者坦诚相见，晓谕祸福，引用赦令使他自新；酋长当天便叩头谢罪，焚毁撤去水栅，接受约束。

译前任帅臣建议在宜州境内的南丹州设置买马场，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下令交给经略司办理。公极力争辩认为不可，于是此事停止。众人说，南丹买马的建议如果实行，必然会在广西制造事端、招来祸衅；如果不是靠公的力量争辩，朝廷也不会完全了解其中的利害，事情大概就会如此了。朝廷又命令到交趾买马，公再次极力争辩。等到公离开经略司后，朝廷最终还是前往交趾买马，于是借此驱使交趾人入朝进贡，所经过的地方都受到骚扰，人们这才佩服公的明智治理。广二年，召公回朝入对，公论述风俗不美的八件事，说：“陛下所求的是规谏，而臣下专门致力于迎合；陛下所看重的是坚守，而臣下专门致力于顺从；陛下所爱惜的是名位和器物，而侥幸求进的道路还没有堵塞；陛下所重视的是廉耻，而趋附权势的门径还在开放；儒术可以实行，但还不免有奸险偏邪的人；下情应当全部上达，但还不免有壅塞蒙蔽的祸患。”以气节来约束人，反而让苟且怯懦的人得以姑息容身；以实际成效来责求，反而让荒诞欺妄的人得以自我推销。皇上赞许并采纳了这些意见，又询问所谓荒诞欺妄的人是谁，公如实回答。第二天，皇上对宰相说：“李某正直而诚实。”于是提升公暂代尚书吏部侍郎。当时政府中有依仗宠幸而窃据职位的人，又有依附他而一同升迁的人，侍从中又有替他奔走的人。公上朝时，他们已经十分侧目，并且巧妙地说话想诱使公上钩，公都严厉地辞拒了他们。于是他们共同谋划，让言官弹劾公，说公认为应当把那人安置在近臣之列，必然会颠倒黑白；公还没有正式致谢，便被罢免。这年冬天，公提举太平兴国宫。第二年夏天，防州路把帅臣出缺的情况上报，皇上想到公，于是授任秘阁修撰，以此来荣宠他的出行。部内有思州，也是羁縻之地；其守臣田氏同他的侄子因彼此对立而不和，并且起兵互相攻打。公亲自起草檄文，派官员去晓谕他们，二人受到感悟，在家庙前歃血盟誓，完全释除先前的怨恨，边境于是安定，这同广西安平州的情形相同。公谋划事情，大抵想用诚意在祸患尚未发生时消除它。公在镇任职一年多，因病请求奉祠，改任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任命尚未到达，公便去世了，享年六十一岁，累计官阶至朝奉大夫。监司上奏说公竭尽心力于职守而死，特赠集英殿修撰。公葬在抚州金溪县归德乡灵谷山的原野上。公娶饶氏，封为宜人，死在公之后八个月。儿子四人：巩，脩职郎、潭州司理参军；肃，迪功郎、潭州益阳县主簿；蔚，将仕郎；遵，尚未出仕。女儿六人，长女嫁奉议郎、知袁州萍乡县事王谦，次女嫁降授迪功郎、前湖南安抚司准备差遣曾撙，次女嫁乡贡进士姚彬，其余尚未出嫁。孙子四人，孙女三人。公有文集、奏议和王府讲议，收藏在家中。公年轻时努力学习写文章，到壮年更加留心义理；他在朝廷任职时，慨然以天下时事为己任，看见政治有缺失、任用的人有奸邪谄佞，便忠心愤慨，感情激切，所说的话大多恳切深到。公平生不做表面炫耀之事，也从未勉强自己作出虚假的脸色和言辞，所以不了解他的人多认为他傲慢。有人进谗言对皇上说公傲慢，皇上说：“这个人没有别的意思，在我面前也是这样，并不是因为傲慢。”小人害怕公，谋害公的办法无所不用。只是依赖皇上始终明察，才保全了公。公治理郡县，奉行法令、遵循事理，约束自己非常严格。从岭右回来，行装中没有南方物产；看他的生活供养，从平民到侍从，始终没有不同的风尚仪表。正直严肃，没有人敢以私事求托他。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喜欢公的人少，不喜欢他的人多。等到听说他去世，认识和不认识他的人都叹息说：“为什么竟失去了一位正直的人！”这是因为公天性端正质朴，确实不为外物所改变，又涵养深厚，不因利害而动心，所以遇到事情便有力量，奋发说出忠言，毫不回避动摇。所谓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士，难道不就是像公这样的人吗？铭文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正人〕 士人有的不能争先，宁可委曲一尺而求伸直一寸；把随同众议当作和谐，把怯懦当作谦逊。他们垂着绅带站在朝廷上，闭口不肯说话；即使有人想说，也不追究到底。公开说自己是在等待时机，实际上是害怕失去官位；曾经这样诡诈地随从，又说自己并不激烈。这种风气流行，不是国家的福气。若没有君子，谁来振作它？谁来使它敦厚笃实？我看李公，剖开心腹直陈意见，反复陈说没有隐瞒，内心一片爱戴君主。众人惊骇缩颈，君主却宽容了他。嫉妒愤恨的人确实在防备他，聚集起来攻击他。能保全他、任用他，只有因为天子英明；如果不是天子英明，臣下的言论怎能伸张？可叹这样的人，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士。我作这篇铭诗，用来昭示无穷。《南轩集》卷三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南轩集》卷三十八，宋张栻撰写的墓铭

译工部尚书廖公墓志 绍兴九年，诏令延平廖公担任御史中丞。当时宰相秦桧掌握国政，谋划培植党羽、巩固权位，想借助台谏的力量斥逐异己。公此前也曾被宰相推荐，等到处在言官的位置上，却坚定地守持正道，不迎合宰相的意旨。每次因奏事进言，都反复而恳切地论述君子与小人、朋党与非朋党的区别。宰相派人暗中示意他，他回答说：“有进言责任的人，如果不能说出自己的意见就应离去；歪曲正道以顺从别人，不是我的志向。”[“防”字疑有讹误]有一位因故事而被牵连的从官，曾经在叛臣的朝廷中委身任职，又因为同宰相有姻亲关系，所以从北方回来后，被授为资政殿学士、提举醴泉观使、奉朝请。公公开奏论他的罪恶，更加触怒宰相。公又曾从容提出建议，希望起用过去有声望的宰相，让他处在近畿的藩镇重地。宰相听说后说：“这是想把我置于什么地位呢？”公的意见不能实行，便上章请求回乡养老，改任工部尚书。接替公担任中丞的人接受了宰相的暗示，弹劾公。皇上念及公忠诚正直，让公以徽猷阁直学士的身份奉祠外居。第二年，公最终请求退休。于是廖中丞的声名在天下更加显著。公名刚，字用中，是顺昌县人。曾祖名隐，祖父名丕，因为公的缘故追赠承务郎。先父名懋，官至朝请郎，屡次追赠为通奉大夫。三代人都凭借淳厚质朴自守，孝顺和义行代代相传，乐于行善、喜好施舍，受到乡里人的亲近和依赖。公治理家族有一定法度，天性沉静厚重，又以涵养来辅助自己。还在平民时期，他曾跟随同乡、已故谏议大夫陈瓘学习，又曾向侍讲杨时请教求学，因此后来在朝廷任职和立身行事都很有根基和条理，实在不是偶然的。起初，他在崇宁五年考中进士，历任县主簿、州判官、录事参军、教授，共五任；改换官秩后调任漳州司录，随即授任国子录，升任监察御史。当时人们正竞相追逐仕进，公的足迹却从未踏入权贵之家。不久，他以父母年老为由请求出任外官，获授兴化军知军。靖康初年，以右正言之职被召回朝廷，尚未赴任，便遭逢通奉君之丧。服丧期满后，又以工部员外郎之职被召，因母亲患病而辞谢。适逢邻郡发生凶猛盗贼，幸灾乐祸的人互相煽动，县中的官吏全都逃走，乡民来到公的门前请求保全性命。公用信义遍告那些跟随盗贼的人，使他们返回本业。不久，又有一群盗贼从邻县来到，占据井络，杀人抢掠，势力十分猖獗。部使者将檄文交付给公办理此事，公派儿子迟进入贼中，用祸福利害开导他们。盗贼首领们平素听说过公的名声，不到一个月，便相继听从命令，其余党徒也全都散去。此前，朝廷派遣制置使带领重兵前来，却轻视这些盗贼，没有及时讨伐。等听说公已经安抚平定了盗贼，便想夺取他的功劳，派遣偏将图谋加害。偏将到来后，抓住迟，把刀刃抵在他的颈上；公并不因此动摇，偏将最终后悔，向公道歉后离去。公被授为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不久，召回任吏部员外郎，升任起居舍人。朝廷因他安抚盗贼的功劳给他增加一秩，公说：“因为这件事接受赏赐，并不是我的本心。”最终辞谢了这项赏赐。皇帝当时正致力于儒学，公上奏说：“帝王之学，不应当像文士所做的那样，希望摒弃那些没有益处的末流之学，专心致力于端正内心、意念真诚，以使天下得到福祉。”公被授为权吏部侍郎兼侍讲，上奏请求停止派遣高丽使者，又分条陈述屯田的便利，这些意见都切合当时的事务。升任给事中，遭逢母丧，服丧期满后回朝，恢复原来的门下省职务。这时正是绍兴四年。朝廷表彰善人、区别恶人，追究章惇、蔡卞误国的始末，追贬他们本人，并且召令他们的儿子和孙子不得在朝廷任官。于是章杰由郎官出任婺州知州，章仅由寺丞出任江东盐事提举。公将诏书封还，说：“这样做难道足以表示惩罚吗？”有司于是把他们全都授予祠禄。第二年，升任刑部侍郎。当初，公的曾祖母享年九十三岁，祖父享年八十八岁，都活到能够见到玄孙，其他亲属也大多长寿，几代人都以满头白发之年奉养长辈。公从前曾把厅堂命名为“世防”。谏议大夫陈公把这件事谱入声歌，士大夫跟着作诗的人很多，编集起来满满一册。到这时，公请求把本应授予自己的升迁官阶用来追赠祖父，并说：“臣能够侍奉祖父，祖父教导臣忠孝；想到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他，于是叙述家世的始末。”皇帝赞叹并准许了这件事。宰相忠简赵公当时正努力推广皇帝孝亲爱亲的意旨，于是把《世防集》进呈上奏，说：“陛下以孝道治理天下，凡是人子想要显扬父母的，没有不曲意顺从的，因此可以知道，陛下思念亲人从来没有稍有忘怀。如今再次看到廖氏的事迹，臣私下认为圣心不能不有所感叹。”皇帝后来对公说：“看了《世防集》，确实是人世间的美事。”这部书直到今天还为世人所乐于传诵。又过了一年，公因为长期任职朝廷，竭力请求出任外官，遂任徽猷阁直学士、漳州知州。郡中百姓一向以奢侈靡费相互攀比，婚礼和丧葬通常超过制度规定。公到任后首先制定条例，并且亲自撰文训诫告谕他们，风俗因此发生改变。在郡任职两年时，他奉诏上密封奏章，请求及早用建国公的名号正式确定皇子的称号，大意说：“只有真诚足以感动天地、感化人心。如今内心虽然已经有所归属，但名分尚未正式确定，恐怕还不足以慰藉幽冥与显世之人的期望。” 这一年，公因为年近七十，请求辞去职务；当时朝廷已经下达了任命诏书。诏书催促他启程，他到达宫阙后，便接受了中司的任命。他首先上奏说：“臣的职责在于弹劾和打击奸邪，应当思考大局。若是搜罗细小过失，以抓住狐兔般微小的所得自矜其能，那就不是臣的本心。”又上奏说：“国家经费无法支撑，盗贼不停息，功业不能建立，命令不能取信于人，以及军队骄横、官员冗滥等弊病，大概不止一项。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在于君主自身。如果君主意念真诚、内心端正，以此面对并照察百官，那么是非就不会混乱，邪正也能清楚看见。天下的弊病，就可以按次序逐步革除。臣还上奏说：君主的忧患，没有比喜欢听从自己意见更大的了；如果大臣只听从君主，群臣只听从大臣，那么天下的事情就值得忧虑了。”又论述应当远离奸佞之人，并弹劾侍从大臣中最为奸佞的人。当时大将依仗功劳希求恩宠，所提出的请求大多违反法令，公便针对具体事情逐一论列，以至于四次进言，大将肃然畏惧。凡是公所上的奏章和论列，都以诚实为根本，务求先顾大体，并且践行自己最初的言论，大多如此。正在这时，善类依靠公，稍稍得到安定。后来他所论述的范围逐渐扩大，最终被当时的宰相排挤而离去。自从公离开以后，进言论事的人大多观望上意行事，士大夫中被放逐驱逐的人也接连不断。公辞去职务三年后，于绍兴十三年正月壬寅日在正寝去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公累次升官至左朝奉大夫，封为顺昌县开国男。诏令以中大夫的身份到他的家中告知丧事。这年十二月壬申，葬在他居所溪水南面的凤山原野上，遵从他临终前的遗命。公娶张氏，封为淑人。儿子四人：长子迟，曾任朝散大夫、知邵武军，死在公之后二十七年；次子过，现任朝散郎，曾知梧州；次子遂，任承议郎，曾知化州；次子蘧，任朝散郎、广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孙子十五人。诸子遇到郊祀恩典，累次追赠公为少傅。公从年轻时起，居住在母亲谢氏的丧中，已经在乡里有了声誉。长大后侍奉继母陈氏，以孝敬谨慎著称。抚养弟弟非常慈爱，先世留下的产业全部推让给弟弟和侄子。居家生活俭朴，即使显贵也不改变寒素的本色。任官时以清简率领下属，不讲求威严，人们佩服他而服从他。平时不读没有益处的书，不写没有益处的文章。他所存的心志，大概总是以实际功用为贵，只是亲身实行罢了。我年幼时，曾在先公忠献身旁侍奉，听说过公的名声。等到我兼任广南西路帅臣事务时，公的三个儿子恰好都在他所辖的部内任郡守，而最小的儿子又被朝廷选用，派来桂地任职。我闲暇时求得公的奏议来阅读，删削草稿后，仅有这些保存下来。一天，我神色忧伤，有人托我撰写公的墓志铭。我自念是后辈，哪里敢承担而请求写作呢？但对方一再坚持，我无法推辞。于是我首先写出公的大节，再依次叙述他的一生，如此成篇。实际写于淳熙四年冬十月，距离公去世已经三十四年了。铭文说：廖氏的祖先，世代居住在太原。唐朝末年为避难来到瓯闽，于是迁居于此。闽地的廖氏，从公开始显扬，哪里只是因为他的官位，实在是由于他的德行。公的清正德行，无论壮年老年始终如一；立身处朝，洁白如冰玉。别人攫取外在的光华，我只取他亲身实践的真实；以躬行实践为崇尚，正如汉代万石君家族。不羡慕宠荣，不屈服于权势；进仕时没有隐瞒的言论，退居时不含愧色；告老归家后，声名反而更加崇高。正因为他坚守道义，所以能够使宗族显达，也使家室安宁。公的墓地由溪山环绕，后代必定安居于此。后代光明昌盛，十分繁多；能够念念不忘他的德行，使他的美德长久不被遗忘。王司谏墓志铭 乾道己丑年，我奉命镇守严陵，驱车进入境内，俯仰当地山川，想起严子陵的风范，吟咏仰止之章，同时想到人才应当代代出现，这里不应缺少贤才。上任后，我便召见长老和诸生，询问近世乡里的先生大夫中有哪些贤者，于是得知两人：一位是谏议江公，一位是司谏王公，他们都凭借风节和议论而闻名于世，受到乡里的敬重。不久司谏公的儿子、现任筠州太守来拜访我，我又向他详细询问其父的事迹，只恨没能同严州人一起表彰并显扬他们。过了三年，我退居潭湘之间，筠州派人送来书信和清江刘清之所作的行状，请我为王公墓志铭；想到我从前对他的敬重，实在不能以浅陋推辞。于是叙述其事并作铭。公名缙，字子云，姓王，世系出自琅琊王氏。晋代司徒王导，南渡后才在江左定居；后来有一支居住在睦州桐庐，名叫朐封，唐代任和州刺史；生肃清，任主簿淘淘；肃清生梁，任乌程县丞耕耕；梁生周，任明州衙推仁镐，于是定居明州，而居住在那里的人后来成为严州分水人。公过了二十岁后游学太学，在崇宁五年考中进士，调任歙州司法参军，审议案件以忠厚著称；调任池州石埭县令，裁断诉讼，百姓佩服他的明察。方田法实行后，很快因核实不实而废止，但石埭百姓请求把公所均定的结果作为定制；公因推荐者改任宣教郎，知婺州浦江县。神霄宫刚开始修建时，观望风向的人争相铺张浪费，县里应当设置下院，唯独从远乡取材，只是凑数而已。主管者加以诘问，公说：“朝廷并没有说城内外县境有观而舍弃它，我并不是违背御笔。”被征召为监杭州盐仓临安县市易务，知温州永嘉县，调任监池州永丰监，遭逢父母丧事。后来县中的人翁漆乘乱聚集众人抢掠新城，县令没有及时应对，盗势更加猖獗；新城请求捕盗，形势十分紧急，县令仓促调集松村保甲，由于没有预先谋划，造成很大扰乱，官吏害怕而不知所措，便把情况告诉公。公一向因品行正义而受乡里信任，当天便挺身前往晓谕；不久县里擒获翁漆及其两个儿子并处死，众人于是安定。苗傅、刘正彦向南逃走，有诏令起用公复职，公统率松村民丁追赶他们，但以服满丧制为由推辞。皇帝驻跸永嘉时，侍从中有人以公应诏暂代吏部郎官。正值皇帝迁移行宫、草创政务之际，公请求允许参加选任的人自己到缺额处陈述，以便确定合适人选，使士人不滞留、官职不空缺。公因论事触犯宰相，出任英州知州。当时两广盗贼很多，郡中有土豪，公用官职笼络他，以恩信结交他，得到他的死力；凡是捕获押送的盗贼没有不成功的，宜章尤其如此。盗贼更加猖獗，公放出间谍向他们说明利害。后来盗贼经过郡境，用俚语告诫同伙说：“不要侵犯我的佛。”曹成在湖南横行践踏，被岳飞击败后逃往桂地向东，攻破连州，人数号称数万，广东大为震动，征调纷乱。公却独自像平时一样，客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公说：“我的州没有军队，也没有城墙，盗寇来了，只应当登上谯门向他们晓谕祸福；否则便以死相继。事情已经安排妥当，所以睡觉吃饭都很安稳。”僚属请求退守保全，公说：“我是守土的官吏，退下又将到哪里去？最终还是要以镇静使全境安定。”御史巡行各地，上奏称公的治理政绩为第一，有诏令升官，任满后让公入朝对答。朱丞相胜非掌政时，即使故乡监官到了都堂，也让他趋庭自陈，公却不肯这样做。胜非恼怒，正值敌军在边境，便拟定让公到滁州。朝廷大臣都说：“王公触犯范丞相而被赶到南方荒远之地，如今刚回来，又把他放到北方边地，为什么呢？”于是改任知防州，召为金部员外郎，不久因选任而知温州，加直秘阁。公辞别皇上的那天，太常说公还不能离开，朝廷随即授任监察御史。公谢恩后，提升为殿中侍御史，当时是绍兴五年五月。

译公首先陈述应当端正纲纪、严明法令、明确赏罚、建立军政、扩大储蓄、敦厚风俗，希望制定长久的谋略。又援引古事来申明劝谏说：“晋武帝平定吴国，天下已经安定，何曾对他的儿子说过：‘我每次在宴会接见群臣，从来没有听到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这也是今天的忧虑。于是又说：‘商汤凭七十里土地便拥有九州的军队，只有仁德足以取得天下人心，难道在于土地的广狭、势力的强弱吗？《书》上说：‘战战兢兢，像将要坠入深渊一样’，正是因为商汤敬畏上天、保全民众，所以天下归附他；土地虽小而变得广大，势力虽弱而变得强大。”当时东南大旱，江湖地区最为严重，公考虑救济的方法，如平反冤枉、宽免被牵连者、禁止额外征敛、缓收拖欠、免除谷物税、疏通籴粮船只、掩埋饿死者，所上奏论述十分完备。其中他尤其反复关切的是，常平法名义存在而实际废弛，借贷赈济的钱粮不予拨发，转运支移之物又不予收纳，这就是眼看灾荒而没有办法救助的原因。推究根本原因后，公希望诏令大臣用调和治理的方法处理，告诫皇上亲自修养省察，论述极为恳切。绍兴六年二月，升任右司谏。公说：“在艰难时听取忠言容易，在平定之后接受直言困难，何况盗寇和仇敌尚未消灭，希望不要因为眼前暂时没有事情，就忽视平民的言论。” 公又因入对进言说：“唐明皇即位之初，在殿前焚烧锦绣珠玉，振作精神处理政事，因而成就开元之治；等到奢侈之心一动，便穷尽天下的欲望，终于导致天宝之祸。开头并不难，难的是始终如一。陛下忧劳恭俭，图谋成就中兴。往年禁止金翠之物，从内廷开始，天下纷纷效法；近来府库却供应玳瑁，开坑冶炼采集青绿，未必是为了制作器物和装饰之用，但恐怕下面的人妄自揣测皇上的爱好，依照类似事物而逐渐发展。希望深切戒备明皇的过失，始终如一，以永远保持无穷的美好。”皇上因此改变脸色，赞许并采纳了意见。六月，临安发生地震，公说：“地震发生在皇帝驻跸之处，难道不是上天仁爱，显现阴气盛长的警戒吗？女子、小人、外域、盗贼，都属于阴类。女子和小人应当疏远，外域和盗贼应当防备；应当恐惧敬畏，以回应天意。这是先代圣王用来实现中兴的方法。”又说：“陛下继承皇位到现在已经十年，接连丰收，也仅仅足够粮饷；一旦稍有歉收，百姓已经流离迁徙。这是因为耕种的人少，食用的人多，军政尚未建立，国家用度没有节省的缘故。应当诏令大臣参酌祖宗旧制，同每年财政收支的数额一起均衡节制，抑制侥幸求进以安定众人的心志，减轻税收以宽缓民力，作为长久的计划。” 皇上巡幸姑苏，军队驻屯淮河以北，叛贼骄横的余党正到处横行，而主帅有怠慢命令、不在关键时机赴援的，公请求振奋周世宗和我太祖的英武精神，以此激励其他人。又说：“如今同我们共同渡过艰难、恢复大业的，不过二三位大臣罢了。有的出外统率军队，有的留在朝中掌握中枢；在共同修治政事、进退人才的时候，如果谋虑不能相互配合，那么最初的意图未必完全相同。只要没有私心，只求适当即可。积蓄疑虑会败坏谋略，这是道理上必然如此的。希望告诫大臣，使他们同心同德，断绝猜疑离间的萌芽，协力办理国家事务。”公担忧大臣不和，临近一年结束时还再三进言，甚至说执政大臣中有人在敌军向南进逼时，倡议抽调军队退守，这在上面几乎会误国，在下面则会离间宰臣，言辞尤其恳切。又说：“军队兴起以来，很多事情都制定了一刀切的制度。如今盗贼大体平定，上下内外都应当遵守旧有法令。至于旧弊尚未革除的，如官资转行、过犯改正、差遣审量，都使用特旨，废弃了既定法令。远方的监司、守臣任意处置，奸赃罪行已经审讯清楚，有时却不依法办理，只从轻比附。像这些情况，纲纪不能建立，法令不能取信，即使日夜忧劳，也看不出能够治理好国家。” 张俊在建康营建宅第，广大地侵占民居，公请求暗中下诏让张俊归还。内侍李琮是童贯的女婿，蒙受恩典而重新获准任官，公说：“梓宫还没有归来，天下人正悲痛愤怒，怎么忍心让童贯的女婿再次任官呢？”公所说的意见大多被采纳。兵部尚书吕祉在淮河一带保护诸将，公请求从都督府属官中选择懂得军事的人帮助他谋划，并且留在军中安抚训练军队，沟通将士的情意。不久郦琼叛乱，吕祉因此死难。此前忠献公任宰相时，台谏以选择主帅不当来责备他。公说：“掌管言责的人，难道不应独自承担责任吗？况且以此来进退大臣，不是懂得大体的人。”后来奏章交相上呈，公独自论述刘光世屯驻淮西，士卒数万人，只有王德一军忠勇敢战，其余都骄惰放纵，不可任用。一旦让王德接替刘光世，郦琼等人畏惧他的威严，便向朝廷诉说。朝廷既然为他们改了任命，又召郦琼等人赴行在，他们于是心怀疑贰，相继向北逃去，可见暗中谋划此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张俊引咎请求罢免，正值防秋之时，两位大将又入朝奏事，朝廷却没有宰相，恐怕不可以吧？奏章再次上呈却没有答复，公请求补任外官，又以直秘阁知温州。此前发生日食的灾变，诏令寻求直言，台臣中有人对公说：“皇上任用我们掌管言路，却又对外寻求直言，提出这个建议的人一定怀有奸心。”公说：“发生日食而寻求直言，是旧例，难道能因为有台谏而废除吗？”到这时，那人又暗示公说：“从前赵丞相离职，我们两人没有攻击他，所以没有升迁。如今台谏构陷右相，势力已经动摇，我和你一起进言，就能一同升迁了。”公严正地拒绝了他们。后来他们反过来弹劾公观望形势、想为以后谋划。公听说后笑着说：“我已经老了，不愿求取眼前的利益，却反而为以后谋划，岂不是颠倒了吗？”因此被罢职奉祠。公在言路任职时，知道的没有不说的，每每认为人才实在难得，事务繁多之际，尤其应当替朝廷爱惜人才；因此不专门弹劾攻击，而只论述安危利害的大计，以及启发觉悟君心的方法。皇上曾称赞公中正不阿，得到了谏臣的体统。后来进言的人有不称职的，皇上说：“王某论事值得思考。”于是恢复公直秘阁、知常州的职务。淮河一带的戍军经过时，有抢夺百姓羊只、又诬陷百姓为盗贼而将其捆绑带走的事情。公从船中追查到百姓和羊，却唯独没有查到军士姓名，便写信责备主帅，最终把三名军士押到河边示众，听到的人都佩服他。

译[“防”字疑有讹误]有一位因故随从官员从敌境归来的人，曾经在敌国任职，占据我朝京城替敌人守卫；他经过本郡时，公厌恶他，不向他行礼。他极力要求见公，当面责问并使他惭愧，但宰相秦桧同他亲厚，他回去后哭诉，秦桧因此发怒。绍兴十一年春，公主管台州崇道观，州人舍不得公离去，认为他循良的政绩前人没有能比得上。州中原有一条河贯穿子城，通达仓库之后，有的地方淤塞，公请求朝廷开挖加深，以便利运输，直到今天仍依赖它。公退居归乡将近二十年，安然自得。官阶累积至左朝奉大夫，告老后因郊祀恩典赐予三品服色。二十九年六月己酉，公同亲戚谈笑如常，对家人说：“心中没有一件事了，时辰到了就可以走了。”半夜去世，享年八十七岁。九月甲申，葬在县中分水乡茅山的原野上。公天资忠厚，侍奉双亲、顺从兄长，诚意深厚亲密。子孙在身旁侍奉，闲居时谈笑，公必定把教诲寓于其中。公治理县政八年，没有囚犯因饥饿困苦而死。离任后，人们思念他而不能忘。公一向不喜欢求请托人；在公在世时，子孙都由吏部选任，没有人到宰相府求见。他的品行义举尤其为文定胡公、翰林学士朱公所知，两人都曾向朝廷论荐他。刘清之说：“我曾得到公的遗书，名为《霜台谏垣藁》，共九卷，连续读了好几天。深思以后，过去的是非容易判断，而当时的毁誉很难做到公平。看前辈的奏篇到了涉及毁誉的时候，即使是元祐年间的忠臣贤士，也还惋惜其是非没有定论。但公的亲笔手迹都保存着，并且系有日期，都可以作为依据。公所尊敬信任的，一定是天下的伟大人物；公所排斥贬黜的，一定是那些自己断绝于善人的一类人。不仅在当时，直到今天事实仍然如此，后来才知道公所说的话，确实是内心有所见解，并非苟且随意。”公的妻子詹氏，是追赠左光禄大夫良臣的女儿，追赠为硕人。死在公之后一年。儿子二人：日休，右承议郎、权发遣筠州军州事；日勤，左朝散郎、权发遣处州军州事。女儿四人：长女嫁右迪功郎邵希仲；次女嫁左朝散大夫翟▯；次女夭折；次女嫁右迪功郎詹焕。孙子四人：瑑，右从政郎；玼、珙，都任右迪功郎；珌尚未出仕。孙女六人，曾孙男女十一人。铭文说：士人有的远离实际，滋长浮华。凡是他们的言语行为，凭什么作为依据、依靠什么来取信？观察公的一生，只有务实。公在谏省陈述言论，质朴正直而不浮艳；有所毁誉，都出于内心的安定。时间越久，越发令人信服，这才是难能可贵的。他治理郡县，忠诚厚实而平和，只因始终如一，所以离任后人们反而更加思念。他在家庭内，孝顺友爱、和乐融洽，哪里只是让家人和乡党把他作为榜样？子陵山千古苍苍，清正的芬芳永不磨灭；正是公的葬处。《南轩集》卷三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南轩集》卷三十九，宋张栻撰写的墓铭 防州路提点刑狱张君墓志铭 公名棁，字仲山，是我的从兄，与我同出于高祖。我家自唐代岭南节度使由曲江迁到长安，国子祭酒又由长安迁到成都。再过两代的高祖名文矩，早年去世，夫人杨氏带着孤儿依靠外家，迁居汉中的绵竹；如今绵竹的张氏都出自高祖这一支。公的曾祖名绚，祖父名钧，父亲名注，都有隐德而没有出仕。父亲因公入朝的恩典，获封承事郎并退休，累次追赠正奉大夫。公未满二十岁时，游学乡校，被贡举到京师，进入太学，成为内舍生，参加国子监荐举。靖康之难时，公历尽艰险回到故乡，参加类省试，考中绍兴二年进士。后来遭逢母丧，服丧期满后游历东南。恰逢先丞相忠献公在江上督师，征召公主管机密文字，以军事事务入朝对答，改任承奉郎。湖寇平定后，因幕府的功劳升任宣教郎。因父母年老请求归养，授任潼川府路转运司主管文字。任期届满，成都府路制置使席公又征召他主管办公事务。不到几个月，遭逢正奉公丧事；服丧期满，任通判参州，又任通判防州，尚未赴任，权摄四川总领所拨发船运。到防州后才两个月，因台檄权知忠州，返回防州。任期届满，任峡州通判。嫡母太硕人去世，服丧期间被任命为资州知州，尚未赴任便服丧期满，于是任荣州知州，改任蜀州知州。任期届满入朝应对，任隆州知州，途中改任洋州知州。当年中期授任利州路提刑狱公事，又调任防州路。过了两年请求奉祠，正好有防州县令入朝奏事，行至荆渚，获准任主管台州崇道观，当天向西返回，因病在巴东去世，享年七十四岁，积官至朝请大夫。君的天性淳厚茂实，对权势利禄淡泊如无物。当忠献公统领军队时，君在幕府入朝应对，论说治理国家应先自治，符合皇帝的旨意，忠献公很器重他；但君却因为母亲年老，竭力请求退归。不久忠献公离开朝廷，被当时的宰相忌恨，连同族人一起受到压制。君因为资历和考课接连得到任副职的机会，但所任官职通常越来越低，他不屑于此。他从蜀州入朝应对，是皇帝即位第三年。当时皇帝正留意地方长官，屡次询问，有贵近之臣想见他，他始终不去，只授予他小州知州便回去了。晚年接到召命，而他请求奉祠已经上奏再三。平时的仕途情形大致如此。他为政的大体原则以忠厚为本，爱护百姓而不苟且，只尽自己的职分，并不追求显赫名声和利禄。州城三面被山涧阻隔，悬崖高数十仞，过去从北山引水入城，用木槽承接，里面混杂泥沙污物，牛马饮用，百姓以为苦。君到任后，才开始用陶管替换木槽，砌成三口井来蓄水，又建屋覆盖在上面，题额为“惠”。百姓至今仍享受其便利。当时提举司想在别的郡设置茶叶交易场，君说：“本郡靠近边境，每年都用晚采的茶叶交换蛮人的马。如今设场使夷人知道茶的滋味，他们必然要得到这种茶之后才来交易，那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呢？”他反复陈说，最终使代理总幕职事的人屈服。益昌发大水，军队储粮临江堆放，水未淹没的只剩几尺，君亲自处在险要处，督促役夫日夜修筑仓廪使它完好，随后请求迁到高原上安置，这就是今天的南仓。他任忠州知州那年，又防备大水进入城郭，君提前命令百姓迁徙，即使州治也舍弃不用，按人口发给粮食，亲自安抚救济他们，百姓因此得以活命。忠州向来贫困衰敝，只靠盐课补助年度用度，君核算一年收支，把剩余的钱替下户缴纳上供银数千两，百姓尤其感念他的恩德。他任蜀州知州时，该州一向苦于赋额过重、历年政务积欠缗钱；总赋官正忙于搜刮，催逼急如星火。君看到民力困竭，不忍剥取，宁愿自己承担责罚。总赋官派属吏到郡中钩稽考察细微隐情，首先核查公帑账簿，始终查不出一毫私弊，却只弹劾君首先倡议抗拒，带头使各郡效仿。朝廷察明始末，命令放宽期限让他补缴，总赋官最终也无可奈何。郡中有一宗应判死刑的案件已经具备案情，但君独自怀疑赃物尚未追回。有一天夜里，他梦见自己到了某处，像是神祠的地方，那里大书一个“疑”字；他惊醒起身说：“一定是这宗案件。”详细审究后，果然是主人家欺骗囚犯说不会处死他，使囚犯承认并供出追捕逮捕的情由，于是终于服罪。大概是因为他悲悯恻隐的诚心，即使在梦中也没有忘记。那时北方边境正在用兵，总赋官提议调发西州百姓转运粮饷，君说有三点不可行：西州赋税比三路都重，不等调发民夫，民力已经疲敝了；从蜀州到利州，民夫空手走一千里，才开始背粮前行，再走一千里才到西和，古人尚且认为千里运粮会使士卒面有饥色，如今路程将加倍，怎么能承受？况且剑州、利州调发一个民夫的费用为八万钱，西州道路遥远，费用必定加倍，按一名民夫十六万钱计算，正值五十硕米；古人以三十钟运到一硕都认为会困苦百姓，如今用五十硕的费用运送六斗粮食，利弊又相差太远了。最终这项提议被搁置，一路百姓都依赖此举而得以免祸。他任洋州知州时，过去逃欠赋税的百姓恢复产业后，获准借官牛出租给官府，各州合计累欠三千多硕；总计官却把它作为实际数目发给军队，边民甚至破产也不能偿还。君把事情上奏朝廷，全部获得免除。郡中每年收受百姓租税，总赋官总是用对籴方式补足军粮；起初百姓缴纳一石只加收七合，后来借各种名目增加到十倍，到这时又想把七升作为定额。君说：“如果以贪婪为准则制定法令，它的弊害难道会有穷尽吗？” 君竭力阻止了这件事。他任利州路转运使时，在兴州、洋州之间大力经营屯田，屯田与民田交错，官军仗势骚扰，田地大多荒芜。君把事情上报宣抚使，请求让百姓也可以租种，使粮食生产扩大，以救济蜀地饥荒。流民到关外的很多，他巡视察看并赈济，同时扩大粮食销售以平抑粮价，使他们都能得到食物。知枢密院虞公允文当时任宣抚使，每每就政事向君咨询，君总是据正理回答，从不涉及私情，再三陈说。成都路预借赋税的弊病，朝廷并非没有重申禁令，但始终不能制止，大概是因为各郡按惯例都空乏，无法应付差事，于是巧立名目应付。不如彻底考核各郡实际用度收支，上报朝廷，使朝廷有所依据而加以宽限防禁，那么预借之弊就能停止，百姓也会得到实际好处。后来各州终于获得蠲减，确实是君首先提出了这个办法。他任防州路时，对狱讼尤其认真，首先下教令禁止四件事：拷打不得超过规定次数，拘系审治不得有违律法，审讯必须亲自到场，疾病必须据实处理。全路案件共有六十五起，禁囚之事一百三十条。命令下达才一个月，就有三十八处因狱讼清空而受到报告。防州、恭州两州合计拖欠经制缗钱二万七千多，君说：“赦令之下已有所蠲免，唯独这些不能免吗？”

译他把这些意见上奏朝廷，连同其他各路的欠额也都得到免除。他不急于催收赋税而专心厚待百姓，大多如此，也确实不同于一般俗吏的作为。君孝顺友爱，恭谨诚实；任防州职事时极其奉公谨慎。中年以后常率妻子侍奉生母，处处尽力满足她的心意。他居住防州时因哀毁消瘦而闻名，治家有法度，不追求华丽装饰，不说戏谑之言，不忍谈论别人的过错，乡人尤其亲近而敬重他，不敢拿私事来求他。对待宗族亲党很有恩德，尤其周济贫困者，把做官所得俸禄推出来供给他们。姐姐和族弟的女儿贫困不能出嫁，君便收养抚育，为她们置办嫁妆送嫁。等到君去世，她们哭得像失去父亲。君少年时就跟随忠献公，忠献公常爱他诚实朴厚，时常在旁边推举赞扬蜀地贤士大夫，却从不把这些话告诉别人。他教导子弟谆谆不倦，常说：“做人应当自立自强，不能依仗权势；做官应当廉洁谨慎，不能放纵自己的欲望；治家应当勤劳节俭，不能把众人的财物据为己有。”这些正是我一生亲自实行的原则，也是对后辈子弟的期望；他的内心操守由此也大致可以看见了。君娶李氏，先于君去世，屡次追赠为宜人。四个儿子都从事进士业，光弼因君在防州的功劳授迪功郎，充任四川提举茶马司准备差遣；次子光远为将仕郎；次子光裔、光颜。四个女儿，长女嫁迪功郎房铎，早年去世；次女因残疾未能出嫁；三女嫁何如川；四女嫁黎时雍，三人都是进士。内外孙男女共十九人。淳熙元年十二月甲寅朔，葬于本县武都乡。光弼等从万里之外派人来请我撰写墓志铭。我想到自己从防州跟随先公周游四方，对宗族却有所缺失。君在忠献公身边时，那时我大概还不懂事。丙子年忠献公患病，君来到长沙探视侍奉，我才开始有机会同君交谈。这一年忠献公入蜀，我又得以同君相处。但回想他的气度，仍有前辈的庄重厚道和典范风范，足以成为乡党的仪表，使后生小子消除浮薄习气。没想到十九年间再也没有见到君，而君已经去世了。我在忧患之后，又想到宗族日渐衰落，《棠棣》《脊令》的诗篇，实在触动我的内心如此，又怎能推辞呢？铭辞说：他的德行啊，器度厚重而不浅薄；他的内蕴啊，匣中充实而不空乏；他的作用啊，如泉水滋润而不淤塞；把这些刻写在铭文中传之后世，并非只适用于今日而古人不适用。

译直秘阁詹公墓志 近来国家太平日久，士大夫沉溺于宠爱利禄，没有舍身殉国的志向，习惯于宴饮安逸，忌讳谈论军事。一旦戎马进入中原，彼此惊愕相视，不过想着畏避敌人、苟且偷生；至于持节守义而死的人，很少听说。至于谋划国事，则把退缩怯懦当作得计，把事奉仇敌当作保全大局，风俗到了这种地步，难道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吗？然而其中也有天性忠义、力求实用、不被习俗污染、有志于当世的人，难道会没有吗？只是有这样的人却被时论压抑，又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实在可叹。詹公就是这样的人。建炎初年，公任巩州通判。北方骑兵再次渡过黄河，乘机威胁陕、洛，长驱直入秦、陇，将要到达巩州。郡守借用其他檄文离开，公当天便集合军民七千人，发给铠甲，登城防守。敌军到城下，大声呼喊催促投降，公命令用强弩射击。敌军围城数重，部署安排已经确定，公回去同家人诀别说：“从国都到巩州九郡，全都没有守住，我只能死守这里了。”他拿出全部家财犒劳军队，对父老说：“我已经同家人诀别，你们应当共同帮助我。”众人都感动激奋，争相拿出金钱粮食。敌人竭力攻城五天仍不能攻破，公所请求的熙河军到达后同敌人交战，杀死敌军三名将领，敌人于是逃去，城池终于保全。绍兴年间，苗傅等人刚被诛杀，敌势强盛凌厉。诸将有激愤尽力作战的意愿，有关部门却担忧调度物资不足。防州大礼飨明堂的诏令已经下达，公当时跟随招讨使，慨然上奏，大意说：“靖康之祸，已经使人神共同愤怒很久了。如今强敌就在眼前，国家的形势尚未稳固，与其崇尚孝飨的虚文，为什么不发扬复仇的大义？请停止大礼，把全部费用用来资助军队，督促诸将分路进攻防守，以慰藉祖宗在天之灵。”继承先志、述行先业，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事情虽然没有施行，有识之士却认为他说得对。丞相张忠献公统领军队，选拔当时的贤才，首先征召公掌管机密事务。大盗杨么占据洞庭，公奉檄文先往鼎州，估量事情应采取的措施并逐条上报，全都切中机宜。当时敌人挟持我方叛臣，每天窥伺边境，诸将分别屯驻淮河、汉水一带；幕府讨论军事上的曲折，有些事情不是文书能够传达的，必定委托公前去晓谕。公分析情势、辨明事理，没有不切当的。公过去任河州士曹时，故将王渊任寨主，曾把将校打死，郡守想加罪于他，公说：“小校触犯等级，不可以按普通人来论处。”最终使他免罪。王公非常感激，一生把公当作父兄侍奉。张俊、韩世忠起初都是王渊的部属，所以尤其信服他的言论，忠献公因此任用公。公善于谋划军事，曾协助韩世忠解济州之围，行至熙河，听说北方骑兵已经南下，公说：“突然遇到敌人，进退依据什么？应当驻扎在山阳，以逸待劳，一战就可以取胜。”韩世忠锐意进军，不能听从，军队到宿迁后果然溃败，从此更加心服。刘光世被解除兵权时，尚书吕祉前往合肥统领他的军队。公已离开幕府，写信给忠献公说：“吕尚书的贤能固然是一时之选，但对于这支军队的恩威曲折、保护培育和成就，恐怕不能同前人相比。何况这支军队如今已经交给王德，王德虽有功劳，但同部下郦琼等人原本地位相等，恐怕内心会有不能平服之处。希望另选一名一向为军中所亲近拥戴的偏裨将领，让他做王德的副手，以沟通下情。”忠献公认为他说得对，还没有来得及施行，郦琼就因叛乱被报告了。公明察审慎而有谋略，大多如此。自忠献公离开朝廷，和议兴起，公不再被任用。有人向当时的宰相推荐他，宰相正谋划和议，极其厌恶谈论军事，便说：“詹君如果贤能，为什么竟然喜欢混迹军旅呢？”唉，这难道是了解公的内心吗？等到敌人暂时退回河南一带，朝廷见大夫中没有可以出使的人，又认为公有守卫巩州的功劳，便让他奉使前往关中。当时公已经年高，亲友争相劝他不要去，公说：“朝廷名义上是要安抚旧疆，我虽年老，难道敢推辞吗？”亲友说：“那么就不要带家属同行吧？”公说：“人心正在危疑，使者不带家属同行，是加重他们的疑虑。”当天便带着全家上路，辗转艰难进入敌境，召见父老询问疾苦，宣示朝廷恩德意旨。后来敌人背弃盟约，公未能完成使命，但他慷慨殉义的志向，直到老年也没有衰退。他为人的始末大致如此。所谓天性忠义、力求实用、不被习俗污染而有志于当世的人，像公这样的人难道不是吗？只是被时论压抑，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以至去世，怎能不令人叹息！所以我特意表彰并写出他的事迹，世上的君子一定有能辨明是非的人。公名至，字及甫，严州人。曾祖瑀，赠正奉大夫。祖父询，没有做官。父亲安，学问品行受到乡里尊敬，因多次被举荐而获恩，任浦江县主簿，赠宣奉大夫。母亲太硕人余氏。公在崇宁元年中进士乙科，授泗州推官，又任河州推官，调任士曹参军，改秩任监在京广衍仓，任潍州通判，改任南京留台，任永静军及巩州通判。公被召见但尚未入朝应对，授陕西转运使，因母亲年老辞谢，改任御营平寇左将军、随军转运判官，主管临安府洞霄宫。起任江淮招讨使司随军转运副使，任常州知州，改任徽州知州，受辟任州督府主管机宜文字。因幕府功劳授直秘阁。忠献公将要向皇帝推荐他时，太硕人患病，公竭力辞职归家。遭遇母丧，服丧期满，提举台州崇道观，任处州知州。言官迎合宰相的意旨，弹劾公同诸将友善，因而被罢免。起任永兴等路提刑狱公事，后来又请求奉祠，归任崇道观。绍兴十年，因小病在家中正寝去世，享年六十八岁。最初娶何氏，后两次娶许氏，三位夫人都被封为令人。儿子三人：攸之、仰之、倬之，都是右从事郎。孙子：光祖、绍祖、似祖、兴祖、昭祖。女儿：长女嫁迪功郎潘渊明，次女嫁承节郎方守中，三女嫁承务郎王兴义，都是进士。这年十月甲子，葬于遂安移风乡新村的南面。积官至左中奉大夫，封建德县男。公自幼沉厚寡言，外表朴实而内心敏慧，孝顺友爱，崇尚义理。居母太硕人的丧期间，乡党都以他为榜样。

译他把长兄的遗孤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寡居的妹妹回来后，替她安排生活生产和子女婚嫁，都各得其所。宗族中贫困而无力供给的人，他说：“活着由我供给衣食，死后由我办理葬事。”甚至外亲也依靠他得到救济。他度量宽宏，喜怒不形于色，别人也没有敢冒犯他的。奖励扶助后辈，听到他们有一件善行，仿佛是自己做的一样；听到有不善之处，就替他们忧虑，委婉地劝导明白，即使最不肖的人也知道惭愧。他教训诱导子弟，不愿伤害恩情，反复谆谆教诲，从不嫌烦。凡是他的宗族和乡里人，活着时彼此爱护敬重，生病时合力祈祷禳灾，去世时直到流泪，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公无书不读，读过便不忘，务求以亲身实践为根本。考察讨论礼乐制度，往往能领会经书的本意。尤其喜欢推究历代治乱得失的原因，积蓄深厚，发为文章，雅正劲健，追摹古人。他得意时拿笔疾书如风，等到文章写成，即使那些长久苦思的人也不能赶上。他的稿本大多散失，搜集起来仅得到《▯山集》十卷。詹氏的世系本出南阳，五代时有为避乱来到严州建德的人，就是公的始祖。他的两个儿子又迁居遂安，一支居住在遂安的原乡，到公共九世；另一支居住在新安的原乡，也属同一县。自宣奉公整顿宗族、讲习学问以后，詹氏才有许多秀异之士。到了公，又更加敦厚笃实，担心两支原乡的子弟世代相远、日渐疏远，于是建立二老祠，每年季春，都集合少长举行祭祀。祭祀后又共同饮酒，按长幼叙亲相爱，使人不忘最初的根本，气氛和乐融洽。又替他们制定墓祭的仪式，让后人世代遵守，他尊祖联宗的心意十分周备。詹氏人才兴盛，大概还没有止境。公的幼弟名棫，任宗正寺丞，大概是同公志趣相投的人。公的葬状把公的事迹记载得很详细，但墓志铭还没有托付给人。三十四年后，戊戌年，宗丞有个儿子名仪之，如今任广西转运判官，正同帅张某共事并相互讲学友好。于是才把这件事托付给我，而我正是公曾跟随忠献公的嗣子，所以不能推辞，便为他编次事迹并作铭。铭辞说：啊，这位美好的人崇尚修身啊，怀抱美玉而以德为美。不随从世俗而随风倾倒啊，以秋霜般的严正作为志向。面对仇敌却不急躁啊，唯独把苟且偷生看作羞耻。众人贪恋生命而自行经营啊，我又有什么艰难可逃避？周旋于羽檄军书之间啊，正是要伸张自己的义理。凛然自信而毫不疑惑啊，哪里会对世俗习气侧目顾忌？刻下铭文来彰明他，希望后人因此奋发而起。

译通直郎致仕向君墓表 开封向氏，自文简公辅佐真宗以来，天下都称道其贤能，从此家族兴盛。后来钦圣宪肃皇后配偶神宗，作为三朝母仪，她的宗族更加光显，人才也接连出现，始终同国家一同昌盛。靖康女真之变，二帝北迁，士大夫南渡，一时持节守义而死的臣子，屈指可数。然而建炎元年，死守淮宁、声烈突然显扬的人，正是文简公的四世孙忠毅公。忠毅公死时，他的家族几乎没有留下活口，第四子沈适因为娶了故侍读文定胡公家的女儿，得以免于灾难。君就是沈，字深之。君出生于名门，天性安静厚重，娶胡氏为妻后，每天亲近文定公的教诲，受到义理熏陶，举止合乎规矩，德行更加成就。只是深切痛惜国家和家族遭受的惨烈祸难，一生对于做官取禄都很淡泊。至于春秋时代复仇的义理，却始终不能忘怀于心；没有途径自行伸张，忧愁日积，熏灼心灵，早年衰老而多病，直到终身，知情者都为他惋惜。宣和年间，因叔父中奉公子褒的恩荫补授登仕郎；绍兴年间才授右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又过了十五年，再任添监，厘清其事务。有个刘昉，任湖南安抚使时，曾迎合当时宰相的意旨，诬奏君的叔父秘阁公子忞。到这时刘昉又来任职，君便辞职离去。恰好改授君为湖南安抚司准备差遣，他始终没有赴任。君想到生母李氏，自从淮宁相隔多年，便迎来奉养；礼制中断，便依照法律追服丧礼，没有一点违背礼法。服丧期满后，朝廷重新授予原来的任命。言官论说忠毅公死守淮宁的节义，访求他的后人，尚书下符催促君赴阙。君认为当时局势多难，又抱病调养身体，能不辱没先人，大概就足够了；希求宠幸、钻营进取不是他的愿望，最终没有前往。前后共五次监潭州南岳庙，最后因皇帝即位恩典转任右从政郎。按法令，选人经过六考便可结束任职而进入通朝籍，君希望借此追荣生母李氏，于是称病请求奉祠；新制阻止了此事，只获改任次等官职。不久，南岳庙任职考核时，朝中故交替他请求，于是改授右通直郎致仕。接受任命才八天，君便去世了，还来不及替李氏请封，听到的人尤其悲伤。君孝顺友爱，端正宽厚，奉祀先人极其严谨，居家有制度；替人谋划必定周详，掌管财用必定公正，处理事务敏捷而周密，待人简约而和气；日常居处和衣服器用只求适宜、适可而止，对于外在经营和追逐纷华盛丽的事全不趋附，没有什么能够扰乱他的内心。这固然是他的天资之美，也有熏陶学习的力量。君侍奉秘阁公如同侍奉父亲，历经艰难而办理各种事务，极其勤勉尽力；深爱和气，小心谨慎，既畏惧又不阿谀奉承，替他处理家务四十年，别人没有一句非议。起初忠毅公死于国事，朝廷命令给他的后代六人授官。君把其中一人上奏朝廷，幼弟鸿鸿就是淮宁之难中在襁褓里幸免于死的人；其余都听凭秘阁公安排，交给族人。君的儿子士行，秘阁公又借郊祀恩典，使他先于其他孙辈得到恩荫。由此可以看出，叔父与侄子之间的情义多么深厚。故侍郎胡公寅常叹息着对人说：“像向深之这样侍奉叔父，可以作为做人和侄子行事的典范。”秘阁公自南渡以来聚族而居，对族人非常有恩。秘阁公去世后，君又率领诸弟遵守他的遗训，族中的纲纪和睦同从前一样。乾道七年四月十八日，君因小病在正寝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这年六月，葬于衡山县紫盖乡梅桥山，附葬在忠毅公墓旁。君的曾祖绶，曾任西京左藏库使；祖父宗琦，曾任太中大夫，赠少师；父亲忠毅公子韶，曾任中奉大夫、知淮宁府，赠通议大夫，赐谥号。君的妻子胡氏，是文定公的女儿，贤德美善，是妇德的表率。儿子六人：士行，迪功郎、前荆湖南安抚司准备差遣；其余都早夭。女儿四人：长女嫁通直郎、江南东路转运司主管文字胡大原；次女嫁将仕郎刘无忌；次女嫁萧澣；次女嫁赵维，都是进士。孙子二人：公颐、公顗。淳熙二年，士行拿着胡大原所写的君的行状来对我说：“先君去世已经四年了，但墓表还没有建立，冒昧哭泣请求您撰写。”我想到像君这样贤能的人，正是我平日心中所敬重的，只怕自己的文章不足以称述他，又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于是替他作铭。铭辞说：他的门第显赫，是国家的祥瑞啊；他的资质美好，实在喜爱修身啊；接受名教熏陶，言语行为周全啊；历经艰难百般祸患，怀抱深沉忧虑啊；世人所追逐仰慕的，并不是我所求啊；在湘江水边，独自徘徊留连啊；始终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又能责怪谁呢？用什么告示后人？就把这些表现在坟丘之上吧。《南轩集》卷三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南轩集》卷四十　宋·张栻撰 墓志铭

译通判成都府事张君墓表 君姓张，名椿，字大年，汉州绵竹人。曾祖名纮，赠太师、冀国公。祖父名钺，中孝廉科。父亲名濩，在乡里隐居修德，赠朝散大夫。母亲为宜人蔡氏。君幼年丧父，家中贫困得只剩四面墙壁，备尝艰苦，却挺然有志于行善。我祖母秦国夫人亲自收养并教育他。长大后能够自立，乡里都称赞他。忠献公显贵以后，把乡里的家务交给君负责。君谨守家训，闭门读书，亲自率领宗族，公租按时先行缴纳，从没有一件事闹到官府。他轻视钱财而乐于施舍，勇于行义；看到亲戚中祭祀、婚嫁、丧葬尤其困难不能自给的，就帮助他们。后辈子弟不遵守教训的，他严厉责备。发生争执而不能自行裁决的，他公平调解。大小事情，众人都畏服他。多次参加进士考试未能成功，后来也不再前往。忠献公知道他可以任官，于是让他来到南方，因叔父徽猷公滉致仕的恩荫补授将仕郎。君当时已经五十多岁。不久授右迪功郎、都大提举坑冶铸钱司检校官。尚未赴任，防省官员便被罢免。故开府仪同三司刘公锜任荆南帅，征召他为松滋县令。松滋县经历兵火之后，又加上水涝淹没，县治迁移，田地大片荒芜。那里又盛产茶叶，每到春天，其他路的恶少私运茶叶，手持兵器来往不断，甚至抢劫杀人。官府设置屯兵，让禁军守卫要隘，盗贼更加成群出动抵抗，无法制止。县令职位空缺将近十年。君接到檄文后数日便说：“天下难道有不可治理的县邑吗？”到任后以安抚整顿为先，废除横征暴敛，解除关卡禁令，让商旅自由通行。他张榜晓谕盗贼，叫他们赶快改过自新，恢复原业。那些乌合之众中愿意从军的，他向府中请求任为效用；愿意耕种的，官府发给牛，让他们经营屯田。盗贼因此衰弱。君又推广实行保甲法，百姓欣然听从命令，盗贼无处立足。于是把这件事上奏朝廷，朝廷下发给府，稍加施行于其他县。荆南直到今天民兵兴盛，根源就从这里开始。然而君对这件事思虑极其周密，仍遗憾他的主张没有能够全部在当时施行。县里每年调发民夫修筑堤坝，费用巨大，吏员又借机作奸，堤坝很快就决口毁坏。君详细察看以前修筑的堤坝，大多退缩在浅近处，没有正当其冲，便重新推进堵塞险要处；冒着大雪亲自到场，直到堤坝坚实牢固。第二年秋天发大水，堤坝只被淹没几尺，水退后没有一寸毁坏。县里百姓歌咏赞颂他。于是重修夫子庙，率领诸生讲习诵读。公任职期间，仓库次第得到整修，松滋县从此才真正治理完备。官府担心府中增加戍守军队，发符令让各县修治住所，君独自做到不扰民而把事情办成。敌寇侵犯边境，其他县的人按惯例多逃亡迁徙，境内却只依靠君，安然无事直到他将要离任；仓库中还有余财，可以替下户缴纳租税。君离任后，人们思念他，转任从事郎。中书舍人刘公珙推荐君可以任繁剧之职，于是差任建康府江宁县。县在府治下面，接待应对期会紧急如星火。君先制定条规，向百姓表示恩德和信义，最终以整治有方闻名。兵部尚书虞公允文任荆襄制置使，征召君为准备差遣，因推荐者之故改授宣教郎。幕府事务有不便之处，君总是全部说出。虞公命他提举激赏库，掌库的是武官，也是虞公亲信，过去无人敢查问，君却独自勾稽考核、追究治理，有人认为他做得过分。等他调任后，虞公所信任的那个人竟是小人，搜查费用中隐微的弊端，最终一无所获，虞公才感叹得到君相助太多。授任防州路转运司主管文字时，防州转运判官周升享倚仗大官权势，以船运蜀马，使一路骚动，还将全面核查羡余钱财上缴。君推心置腹地劝阻，不止一次；事情发展到极端、实在无法遏止时，他便不敢签署文书，并同周升享争辩说：“过去称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懂得取舍罢了。如今只知道取而不知道给，究竟怎么办？” 使者大怒，捶打吏员，逼迫君到公署办理，君始终不肯，使者也无可奈何。当时敷文阁待制王公十朋任防州帅，素来以刚正自任，常常称赞君说：“如果做属官的人个个都像张君，上级难道还会担心举荐错误吗？”他终身称道推扬君，从未停止。不久运马最终无法实行，使者因罪被罢免，后来又死去；君尽力抚恤他的家属。君任职时，曾因台檄代理知大宁监半年，远方百姓因此安宁。任期届满，任成都军府事通判。连帅有治理属官的才干，只是所崇尚的有时偏颇；僚属年轻人争相标新立异以求媚上。君处在其中，以安静厚重自持，那些仗势妄动的人，他总是当面斥责，连帅也颇为畏惧。屺山之下的堰水，利民作用最为完备，只是每年修葺一次；君正好负责这项工程，即使隆冬劳苦也不减于在松滋修堤。当时有人因为君年高劝他少休息，君说：“百姓的性命系于此事，即使我身体受寒，也要去做，有什么劳苦可说呢？”任职两年，堰坝唯独完整无损。当时虞公已经任宰相，他的亲近者中有人任属县县令，连帅以下都曲意奉承，君巡视县邑时却只按职事询问，斥责他们而不顾忌。君一生大体正直宽厚、不改其志，类似这样的事很多。假如他能够得到高位来施展志向，那么他卓然显露的成就又怎能估量呢？乾道六年九月七日，因小病在官舍去世，享年六十九岁。积官至承议郎，乾道八年十月甲子，葬于绵竹永祚乡的原野。妻子范氏，成都华阳人，具有俭朴柔顺的德行，确实适合主持家务。公去世三年后，儿子三人；次子熙任迪功郎，次子防；长女嫁乡贡进士范子修，次女嫁迪功郎宇文绍庄，其他两个女儿早夭。孙子四人。淳熙三年冬，熙拿着然所记录的君的言行，奔赴桂林，请我撰写墓表。我同君同出于曾祖，按说墓志铭的意义起源于钟鼎铭文，但同史书不同。古书说：“铭文的意义在于称美而不称恶，这是孝子孝孙的心意。”至于后世夸大赞美到过分、无法取得信任，那么宗族之间由自己来写，难道就可信了吗？我认为只在于事实罢了。事实所在，即使是亲属又有什么嫌疑？何况正因为是亲属，观察得更加仔细。至于虚妄撰写、随意记载，即使是疏远平庸的人，又有什么可信？所以我有这番话，便不再推辞。像我兄长这样的贤德，我确实亲眼见过，也熟悉地诵说过；至于这篇记述，大概仍有不能完全写尽的地方。唉！训武郎赵公醇叟墓志铭

译君名师孟，字醇叟，是昌陵燕懿王的第七世孙。懿王生冀康孝王，康孝王生丹阳僖穆王，僖穆王生南康修孝王，修孝王生崇温献公，五代都是嫡长子。温献公名令图，就是君的曾祖。祖父名子野，最终官至袭庆军承宣使。父亲名伯庄，由宫邸官转任外官，最终官至右朝请大夫、知 道州。君生来秀异，长大后没有贵族子弟的骄纵习气，以孝顺友爱著称。因承宣公恩荫补官。绍兴壬子年，调任监永州祁阳县酒税；任期届满，因宗室恩荫得任监潭州南岳庙。从此以后，寄居在南岳寺院中，房屋只有几间，衣着不比贫寒读书人好，没有其他嗜好，只同书籍相对，潜心思考、博览考证，勤勉不懈而忘记昼夜。对于本朝法度的兴革、废置及利害，没有不周详了解的。至于天文、术数、卜筮、篆籀，也没有不通晓的。谈论古今事迹，滔滔不绝而令人乐听。闲暇时便游历溪山来自娱自适，大概已经不再有求取功名的心意了。到壬午年春，先公忠献公留守建康，推荐君才能任事、操守可以激励贪吏，希望改任文阶，擢升置于清要近侍之列，以此作为勉励宗室的榜样。有防州县令来催促他赴任所在，但君当时已经抱病，叹息说：“我本来愿意见君父一面，效尽愚忠，只是疾病怎么办？况且幸而能够托身公族，白白享受优厚俸禄，既然召见却不前往，国家自有刑罚。”于是扶持着走过几个驿站，因病请求回归。大概从开始求退直到终身，任南岳庙共五次，主管台州崇道观四次，他如此淡泊于仕进。当初君来到南岳时，防州文定胡公的家就在那里。君听到胡公讲说伊洛诸儒的遗论，心中仰慕，便同文定公的幼子仁仲先生交游二十多年。期间讲论、询问、辨析，本来不止一端；但君自己说：“我到现在始终还没有得到安顿。”所以仁仲先生去世时，君哭得尤其悲痛。然而君年轻时性情刚强、气势锐利，遇事便发作，稍有违逆也不能容忍。自从见到先生和长者以后，经过闲暇静养，直到终年，神情举止循循和顺，宽厚平易，从未在外表显出愤怒的脸色或怨怒的话语。认识君的人都说他同从前简直像换了一个人，由此也可知道学力对人的改变。一度遭遇家室之忧，过了很久感情仍不能排遣，君颇为忧病。一天早晨起床后，神情洒脱，面带喜色，家人感到奇怪便问他，他只是笑而不回答。不久他对朋友说：“从今以后，我才开始不辜负这一生。平日的滞塞吝惜像冰融雪消一样消失了，其中的快乐有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地方。”大概从此认为自己已经有所所得而毫不疑惑，心中有了依凭。家事也不太放在心上，有时独自阅览佛、老之书，欣然一笑。晚年苦于末疾，乾道壬辰九月十七日，在所居的正寝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这年冬天，君的朋友胡寔写成他的行状派人来告诉我说：“醇叟不幸去世而没有儿子，将在十二月壬寅葬于衡山兰桥的原野。只是用来昭示后世的事，冒昧请您考虑。您往来湘中，熟悉君的旧事，按道义本来就有不能推辞的地方。再想到世俗的弊病，士大夫往往竞逐宠爱利禄而不能自我克制；像君这样出自公族，怀有才学事业，却一生退处，勤勉求道，对外在事物毫不欣羡，实在值得称许。”这确实应该撰写墓志铭。君积官至敦武郎，妻子王氏先于君八年去世，只有两个女儿：长女嫁将仕郎张衍，次女嫁右迪功郎、柳州洛容县主簿范子文。君身体无恙时，有人劝他应及时确定嗣子，君说：“兄弟有儿子，先人并不缺少祭祀后代，这也就足够了。” 有识之士因此尤其悲伤。铭辞说：“世俗竞相奔逐罢了，唯独他独处啊；公族显赫光耀罢了，唯独他孤独行走啊；天资刚强，转变为宽厚和裕啊；哪里是偶然如此，是学问造成的啊；生时遵循本性，死后有什么可惊惧啊；把姓名刻在坟丘上，昭示后世啊。” 教授刘君墓志铭 前任赣州教授、开封人刘君靖之，淳熙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因病在家中去世。三个月后，他的弟弟、前太常寺主簿刘清之把君葬在庐陵祖墓旁，来信请我撰写墓志铭。过去我居住长沙时，听说章贡有一位学官刚到任，登上讲学的厅堂，看见旁边排列着五六幅画像，都是近年太守和部使者一到任便撤去的。于是召集诸生告诉他们：“你们知道濂溪周先生曾经任本州通判吗？先生是百世的师表，求学的人应当尊敬奉事。”于是把那里作为周先生的祠堂，让学生诵习他的著作；询问他的姓名后，才知道君是贤者。如今得到清之寄来的行录一篇，大体都是赣州士人记述君的言行。他们说，君教导人，首先致力于端正他们的志趣；每月考察士人，把实行义理放在首位。看到有人写文章谈治国之道却尊崇管仲、商鞅，谈学问却涉及佛、老，谈时事却忘记仇敌，必定严厉压制并竭力排斥。君整天端坐在正舍，即使休假也有时不出门。前来讲论、质疑、询问、辩析的人接踵而至，他同他们反复讨论，丝毫不感到疲倦。有一点善行，便多次奖励并再三劝勉；有不善之处，就忧伤地说：“是我教导得不到位啊。”因此感动了许多人。凡是学校中的事务，无论大小，都有条理。他使本乡那些年长有德的人来分担学官的教学事务。以前有滥居此职的人，往往逐渐自行引退。士人争相到学校来，又从别州买书，让他们阅读，并请求增加廪米来供养他们。从太守、部刺史以下，看到他的恳切诚挚，没有人敢扰乱他的教育政务，因此他能够实现自己的志愿。赣州的士人知道有人为自己尽力是很重大的事，以谈利为耻而趋向义理，这大多是他的教导所致。所以他离任时，大家争相想挽留他却不能；等到他去世，士人们奔走前往哭悼，又争着要记录他的言论和事迹，希望使他能够流传后世。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我因此感叹：他虽然身处下位，却能这样不苟且地履行职务；再看他所施行的教导，便知道他的志向深远而宏大。于是我按照他的遗录为他写下这篇文字。他字子和，本是临江人。五世祖太子太保式，从临江迁回京师。曾祖斁，原任朝议大夫，追赠太中大夫。祖父武贤，原任承议郎。父亲滁，原任通直郎，退休。母亲姓赵。他天资淡泊而温厚中正。绍兴甲戌年考中进士，初任吉州司户参军兼掌管狱讼事务，当即不肯诡诈逢迎。后来改任邵武县尉，上级文书中有损害百姓的内容，他不轻易奉行。及至任赣州学教授，等待补缺共五年，更加用力于经史讲论，以及先觉、师友的学术源流。

译他任职以后，便把自己所从事的学问推而广之，与当地士人共同研习。任期届满改官时，遭逢继母裴氏丧事，还未到除服之期，他就去世了。病势危重时，他告诫家人说：“办丧事不要采用异端的说法。”享年五十一岁。娶赵氏，生子仁，另有小女一人。惟有刘氏，自本朝开国直到极盛之时，世代都有显贵人物，姓名载于国史。忠厚和睦的家风，一直相传到今天；世代虽已久远，家法却没有衰败。他的兄弟们又都能恭敬笃实，互相以道义勉励，和美可亲。大家族的子孙能够世代这样守持家风的，也实在很少。我虽然没有见过他的兄弟，却同他的弟弟有书信往来，彼此喜欢讲论学问。他来请求为兄长撰写墓铭，前后五六次，言辞十分恳切，我实在无法推辞。铭文说：世俗的议论者认为，郡学教授是无关紧要的官职。依我看来，假如用得其人，那么在一州之内就可以培养人才、改善风俗，难道还会是无关紧要的吗？赣州的学校，自绍圣年间有一位贤者李朴，先之确实任过这个职务。如今已经八十多年了，士人仍然称颂他而不衰。等到君又被称赞说：“此人可以继承先之。”难道不是贤者吗？所以我特意表彰并写出他的事迹。钦州灵山主簿胡君墓表 建州崇安胡氏，到文定公时才开始兴盛起来。他的上代都居住在乡里。文定公任职于荆楚，时间久了，先父宣义公渊去世，葬在荆门。绍兴初年，便迁家到衡岳山下。于是他的两个弟弟也跟随而来，次弟名安止，官至朝奉郎；安止生子寔，字广仲，这就是胡君。君出生较晚，来不及亲自接受文定公的教诲，但从小聪敏茂盛，气度见识不同于普通儿童。刚十五岁时，跟随家塾学习辞章。从兄五峰先生胡宏察觉他的资质优异，从容地告诉他说：“文章只是小技，在大道上并不尊贵。所谓道，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也是圣贤凭此成为圣贤的东西。我们家文定公的学业，你知道吗？”君拱手起身说：“我不聪敏，所以私下有志于此，希望您能教导我。”先生赞许他的志向，乐意以言语教诲他。君一向体弱多病，却勤勉不懈地自我努力，不肯停下，因此见识日益开明。先生去世后，君独自想到前贤沉沦，又担心先业荒废坠失，慨然发愤，表现在言语和神色上。他孜孜不倦地访求朋友，只怕来不及。讲论辨析反复推求，以求达到最恰当的结论。议论贵在决断明白，从不故意含糊模棱。他在家中和睦而有规矩，内外家人没有不敬爱他的。有人询问他这样做的原因，他说：“家道失去和平，都是由于小聪明和自私自利造成的。我一向以公心和恻隐之情处在其中，所以没有什么事情罢了。”朝奉公去世时，幼子寓还只是将近垂髫的孩子，君抚养并教导他，用心极为深厚。他轻财好施，胸襟开阔。舅舅的儿子贫困无所依靠，君便收养了他；终身以来，凡是族人姻亲中不能自立的，也赖他安排调护，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件。他喜欢善行、憎恶恶行，也出于天性。亲朋有过错，他全部直言相告，从不隐瞒；即使对方十分愚钝闭塞，也不忍舍弃，必定反复开导。至于别人无端冒犯他，他就安然不与之计较。平时诵习文定公关于《春秋》的学说，尤其忧虑末世风俗使统系和文辞混乱，每每举莒人灭鄫的义理来说，言辞意旨深切。他存心以忠厚为主，求学谨守人伦，重视实际功用而以空谈为耻。他可以见于行事的大体就是这样。早年因门荫补授将仕郎，将近二十年，安于清静生活，并不急于求取仕进。近年才参加广西铨选，得到钦州灵山县主簿一职，却还没有赴任。乾道九年秋天，因事到湘阴，患病，腰股之间长出坚硬的痞块。医生误以为应当用峻利药物攻下，病情反而加重；他急忙回到旧居，于十月庚辰日在正寝去世，享年三十八岁。娶黄氏，是知

译鄂州黄抗的女儿。生男二人，大同、大有，都还年幼；另有一女，刚刚到了出嫁年龄。君去世后，认识他的士人没有不替这个有德之家惋惜他的贤能的。甚至他所居乡里的普通百姓也说：“这样一个善人，为什么不能长寿呢？”我同君交往将近十五年，志趣相合，年节时相逢，以及书信往来，无不以讲论切磋为事，那么我惋惜君，又岂是寻常情分所能相比的呢？唉，求学者的弊病本来就不止一种。依我观察近世士人，其中最大的有两种：贪求高远、羡慕远大，因而不能循序渐进；自负自是，因而不能虚心接受善言。这两种，难道不是求学者最严重的弊病吗？这些年来，我已经很熟悉君了。他总是务实而趋本，从卑近处反省自己，虚心求取益处，不固守旧有成见。因此我知道他的成就将不可估量。谁说上天所赐给他的寿命只能到这里呢？他的学力尚未达到极致，才华虽高却还没有在实际施用中显露出来，这是我最为痛惜的。我难道不知道寿命长短自有命数吗？这一年十二月癸酉，葬在衡山县云密峰东面，依从他先父的墓兆。他的朋友、同郡人吴翼带着行状来请求我撰写墓表，第二年才得以写成。淳熙改元九月戊申日撰述。吴监庙墓志铭 我从幼年时就认识吴君子通。他胸怀坦荡平和，善于谈论，是一位和乐平易的人。平时交游于公卿之间，以忠信自持，初次见面便亲切熟悉，长久以来也不因荣辱得失而改变。我的先父和丞相赵公主持国政、开设督府时，曾征召君负责军士的粮食以及疾病救治。后来我居住在湘中，君从北方回来，又来登门拜访。先父被贬到阳山，那里偏僻闭塞而且瘴疠之气很多。当时秦桧专权，气焰如原野烈火，尤其忌恨疾病。先父闭门退居，不与人通消息，即使从前的属吏，也有人不敢写信到他面前。唯独君多次进入岭南求见，见面后总要停留很久才离开。每年岁时之间，必定还会再来。太夫人在长沙，君南来时，一定先问候她是否安好，再去探望先父的饮食面色、身体是否康健，回去后告诉我。君又同枢密折公交好，折公被贬郴州，君每次经过郴州也都前去慰问，情意周到。当时奸邪之人任潭州主帅，罗织善类，搜求细小过失来告知秦桧。君堂堂正正地往来于被贬官员之间，神色自若，毫不顾忌。先父和折公都作诗称道他，他激发义气就是如此。君名芾，字子通。他的先世从武夷迁居湘潭。曾祖惟忠，祖父仁信，父亲仲明，都以儒业为生。君年少时孝顺友爱，父亲去世后侍奉母亲、教导弟弟，在乡里很有声誉。母亲患眼疾失明超过十年，君精心治疗，一天竟然恢复视力，如同最初一样，人们都认为这是孝心诚意感动了上天。后来他在京师声誉显著，广西经略使吕源从平民中征召他补官为属吏，凡是资助他的地方都极为丰厚。其中可以考知的事情，如料，莫公晟另有意图，想把祸患消除于未然；及至合并省、平观二州，以减轻转输之扰，他努力实行法禁，革除钱币流出边境的弊病，广西人都称颂他。盗贼曹成攻破临贺，余党尚未离去，君奉檄文疾驰入城，保全了价值数十万的资粮，使其没有损失。使者商议要上奏记载他的功劳，君极力推辞。出岭调任官职后，进入督府，又接受版曹征召，任诸路回易总领司主管文字。不久跟随路允迪公前往南京，陷入敌境，便深深隐藏自己的才干；又多次因被怀疑而入狱，却没有屈服，最终得以脱身归来。他请求奉祠，返回故居，从此不再出仕。君谈论政事滔滔不绝，听的人忘记疲倦；对典故、法令，以及山川险易、财赋的根本和出入，都极为熟悉，而且特别精通医术。起初君年少时，父亲病重将死，而医生既不高明又轻慢病情，只想索取重利。君慨然阅读《素问》以及岐伯、卢扁的医书，久而久之领会其中妙处，诊脉如同洞见五脏，详细察明病因而投药，没有不立即见效的。

译甘蝇、飞卫的射术，郢人挥斧的技艺，大概都是心中领悟、神明理解的境界，不是庸医拘守纸上言语所能窥见仿佛的。他所救活的人，无法胜数。在京师时，士大夫私下记取他的医治方法，编成书相互传授，认为是奇异之事。回到湘中后，乡里人尤其依赖他。有人拿金帛来报答，他立即谢绝，不敢接受。家中只有四壁，他却安然处之。绍兴辛巳年八月五日，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这年这月，附葬于先茔，墓地在衡山武阳乡。娶黄氏，先于君去世；再娶陈氏。儿子有以宗、林、宗元、宗孙、伯骐、伯熊、伯骥。长女嫁奉议郎李茆，次女嫁左迪功郎、鼎州教授王起宗，小女嫁进士旷杨林。以宗多次来请求我撰写墓志。我想到过去在潇湘时，君常登堂拜见太夫人，我穿着丧服侍奉双亲，转眼十五年间，风木之悲遂成为终身的哀痛。抚今追昔，痛苦又怎能言说？对于君的遗志，我实在不能推辞。又想到我曾在先父身旁听君详细谈论敌情：他说金人统治下的人心厌恶金朝，思念我大宋，并没有忘记宋朝。看见父老们避居一处聚集谈论，其中有的甚至流泪。唉，这不正是国家日后恢复的根本吗？近世士大夫计较利害强弱，把敌人畏惧得如同老虎，却从不思考天下没有什么比义理更强，何况祖宗的德泽又如此深厚广泛地渗入人心呢？我因叙述君的事迹，想起君曾经说过的话，于是感慨地发出这些议论。铭文说：唉！形体埋藏在这里，魂气却无所不往。告诫你们这些子孙，岁时前来瞻视省察，谨慎守护，在家中致祭享供，以恭敬之心事奉先人，不要使后代蒙受羞辱。教授魏元履墓表 已故台州州学教授魏君元履，先由新安朱君熹为他撰写墓志，收入墓道之中；他的儿子孝伯又写信来请求我为墓表。某虽听闻元履的品行，却未能同他相识，只是时常有书信往来，彼此相交的情意，大概有些不必等到初次相见便已取得了。又听说元履临终前似乎把这件事托付给我，那么对于孝伯的请求，我内心确实不能停止不管，所以不敢再以文章荒陋为辞。元履名掞，旧名挺，后来改用今名，字子实。但按元履的行迹，他是建宁府建阳县人；父亲大名隐而不显，所以礼部侍郎胡公寅曾为他父亲撰写墓志，对他的世系叙述得很详细。元履从小立志不凡。当时建宁有许多儒学先贤和长者，元履初入郡学，师事籍溪胡先生，胡宪先生也器重他。不久又遍从各位长者交游，并到四方访问朋友，当时许多著名卿士贤大夫都是德高望重之人，所以他的见闻日益广博，声誉也日益显著。他求学时慨然仰慕古代圣贤，对于书籍无所不讲；至于历代治乱兴亡得失的原因，以及本朝旧事的实际情况，尤其熟悉研究。他写文章长于议论，善于谈说，听的人不会感到厌倦。他在家中孝顺友爱，恭敬谨慎，祭祀亲属、办理丧事都重视礼法；抚养孤儿，即使家贫也竭尽力量去做。他居住乡里时，遇到年成饥荒便煮粥给饥民吃，并且向官府请求为他们转运粮食，乡里因此得到帮助。看到乡人不能安葬亲属，就请富裕者出期限约定，贫困者则资助费用，依靠这些帮助而得以掩埋的有数千人。他们中有不能养育孩子的，他便写文章劝告戒示，普通百姓也多受到感动。他同人交往，尽到自己的情意，却不苟且迎合；表彰长处、挽救过失，唯恐来不及。后辈有一项长处，他一定立即称赞并竭力推举。地位声望高的人如果有不合自己心意之处，他也当面质问，毫不放过。大体说来，他为人最重义理。当他年轻力壮时，曾在江浙一带经过衢州，寄居在郡守章杰家中，适逢故相赵忠简公的家属从海外回来。章杰一向因私怨憎恨赵公，又想迎合秦桧的意思，逮捕治罪赵公家人，势焰炽烈如火。元履独自慨然写信责备章杰，作了一揖便离去，章杰也无法加害他。他天性憎恶邪恶、勇于行义，大多如此。元履两次以乡荐参加礼部考试都没有考中，福建路安抚使汪应辰公、知建州陈正公都知道他的贤能，共同上书推荐；又被当时的宰相阻挠，不能被召用，在家闲居数年。诏令举荐隐逸遗贤时，转运判官芮晔公率同僚以及帅、守等六人，根据乡人所写的他的品行事迹上报，并专门征召他。当时宰相陈俊卿公正主持国政。元履推辞而没有获准，乾道四年十二月，以布衣身份入朝觐见，分条陈述当世事务，首先论说修德是建立政事的根本，接着谈正人心、养士气，认为恢复国土的办法，必须先从这几件事做起。皇上嘉奖叹赏，敞开胸怀接纳意见，慰劳询问，谈话一直持续到日影移动。第二天，诏令赐同进士出身，授左迪功郎，任太学录。过去的学官多半自我抬高以养声望，不同诸生接触，也不再过问学校事务。元履就职后，每天召集诸生教诲他们；看到他们的房屋破损无法支撑，便立即向朝廷请求修葺。那年春天举行释奠先圣的典礼，按职务应当分献；对于从祀的先贤，他事先向宰相申明：王安石父子以邪说扰乱天下，不应当祭祀；河南程氏兄弟倡明失传的圣学，以教导后人，他们的功劳很大，请求上奏讨论，撤去王安石父子的祭祀资格，追赠程氏兄弟爵位，列入从祀，这才合宜。另一天，他又向皇上说明，太学教育岂能只凭浮泛言论取士？应当提高德行的地位，尊崇经术，其次还应使学生通晓世务，以备任官使用，但这些建议都没有被采纳。元履想到皇上的恩遇深厚，虽然意见没有被采用，也不忍离去。当时政事有关系到安危治乱的关键，而从宰相以下没有人敢于挽救、纠正和指陈，他心中不能自已，常常抗言极力陈说，有时达到三四次。得不到答复后，便以疾病为由闭门不出，并写信严厉责备宰相。宰相以此为患，便借元履请求告假之机让他回去。元履已经动身，又被罢为台州州学教授，那是乾道五年六月。元履回去后感叹说：“幸而遇到明主，只是我的学力还没有达到，不能以微薄之力感悟圣心、报答万一，只能更加自我勉励罢了。”他旧日把书室题名为“艮斋”，到这时每天居处其中，反复研习旧学，追求达到自己尚未达到的境界。有士子来跟随他游学，他也不拒绝，然而元履却病了。病势危重时，他想到君主和母亲，安排家事，没有一句话说错。他的母亲游氏来看他，他却不戴巾、不与她相见。他告诫子女，不要让僧人、巫师和世俗礼仪来玷污自己。朱君熹来见时，他便把身后诸事全部托付给他，于九年闰月壬戌在正寝去世，享年五十八岁。娶刘氏，是同郡征士勉之的姐姐，早于他十九年去世。再娶虞氏，生男二人：长子孝伯，是国学进士；孝闻还年幼。他所写的文章和议论，共有数十卷，收藏在家中。唉，世俗习气的弊病已经延续很久了，只图谋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其他事情都来不及顾及。像元履平日所奉行的原则，把救济急难、谦让退处作为心愿；一旦从布衣之身起用，列于朝廷，便不隐瞒君父之事，敢说众人不敢说的话。他同那些只顾为自己谋划的人相比，相差难道仅仅十倍百倍吗？然而世上有人竟因他追求近功近名而诋毁他，这难道不是昌黎韩子所说的怠惰和嫉妒吗？即使如此，假如上天能再赐元履一些年寿，让他更加充实自己的志愿，推进自己所希望学习的事业，那么他的成就和显露出来的作为，又岂止于此呢？我因此叹息惋惜而写下这些话。淳熙元年五月戊申，广汉张某撰述。

译《南轩集》卷四十 钦定《四库全书》《南轩集》卷四十一　宋张栻撰 墓志铭 宇文史君墓表 君姓宇文，名师献，字德济，世代都是成都人。曾祖宗象，追赠太师、魏国公。祖父邦彦，任尚书屯田员外郎，追赠太师、蜀国公。父亲粹中，任尚书左丞，累次加封南阳郡公，追赠少师。宇文氏受姓及世系的详细情况，已经见于少师墓碑和参知政事杨椿公的文章，所以这里略述。起初少师和他的弟弟签书枢密院事虚中，都凭文学和议论受到知遇，本来就是高宗所选拔的翰墨之臣。少师晚年归居蜀地，大概是厌倦了世事。长子师牧，贤能而有文才，不幸早逝，少师非常思念他。君当时还只是儿童，却已经挺拔出众，每天读书讲问，在少师面前侍奉嬉娱。少师常常劝慰自己，说这个孩子长大后，大概能够继承两位先人的事业。少师过去的宾客多是英俊之士，见到君无不肃然起敬，说宇文家又有后继之人了。少师去世时，君刚满十二岁，服丧尽礼，像成年人侍奉丧事一样。母亲福国夫人黄氏，奉承长辈的容色始终不懈，而自己的生活极其俭朴，人们不知道他是贵公子的身份。叔父直龙图阁时中一向重视并许可后辈，尤其器重君勤勉求学，先依枢密公的恩荫补授承务郎。服丧期满后，差遣监潭州南岳庙。任期届满，任汉州德阳县丞，改任绵竹县丞。有空闲时便仰慕崔斯立的作为，彻底清扫灌溉，以兴办学校、研习学问、撰写文章为事；并且同乡里的长者、原工部尚书员外郎李良臣公以及才俊黄钧、李流谦交游，见闻更加广博，声誉也更加显著。不久，两次由铨部考核，都因微小的文辞问题没有得到答复；又由外铨拟任汉州什邡县酒税监，任职时唯独谨慎自守。改任监汉州在城商税务，尚未赴任，适逢诏令从臣各自举荐所知。杨椿公当时任尚书兵部侍郎，听闻君博学而有操守，特诏召他赴行在，当时是绍兴三十年。君想到福国夫人年事已高，不忍远行，极力辞谢；改差潼川府路提举常平司干办公事，尚未赴任，又改任成都府转运司主管文字。遭逢母亲丧事，哀伤思慕，几乎不能自全，免去服丧期间的职务。杨公已经入政府，极力挽留并向朝廷陈述，最终也没有得到进用。后差四川安抚制置使司干办公事，历事于两位主帅之下，前一位宽纵多有怠慢，君据守义理不屈；后一位威严有时过分，君便从中调和弥补他的缺失。幕府上下都器重他，先忠献公一向了解君，向朝廷推荐，升任知简州。简州本来事务较少，君又以安静的政风治理，百姓非常便利。年成歉收，饥民成为盗贼，祸及数郡；君所辖地区在事情发生前就预先处置妥当，百姓直到最后也没有被盗寇侵扰。君利用空闲摘取时事要务，编成条文上报朝廷，宰相连连称赞。任期未满，调任知绵州。绵州是大州，恰好接手于政务废弛之后，府库十分匮乏。君独自整顿科条，查察弊端，节省用度，不久便使日常经费不再短缺。郡中旧有一桩冤狱，佃户杀死地主的仆人，却诬陷地主；外台拘泥偏见，不肯释放，地主一家已有三人死于狱中，其他无辜被捕系狱而死的又有十多人。当时春天降下雨雪，地面发生震动，历经两位使者都不能判决，案件又送到君这里。君详细查究案卷，查明实情，用几句话驳倒了原来的说法，佃户承认服罪，依法交付司法机关。君认为这样可以稍稍为死者洗雪冤屈，案件也因此大为简省。随即整治修缮学校房舍，命士人举行乡饮酒礼，使他们敦厚长幼之节。在郡任职两年，枢密使王炎公宣抚四川，奏请改任君知阆州，赐给褒赞诏书，恩宠十分优厚。阆州过去曾由宣抚使治理，地方事务尤其重大而繁多。君先建立规章，上下执行命令唯恐落后，常常在夜漏未尽几刻时便手持蜡烛出去处理政事，不把这当作劳苦，也没有察觉自己已经患病。一天晚上，他还同宾客评论书籍史事，神态自若。睡下以后，家人听见他喘息不相接，急忙去看，已经不能说话；医生还来不及进药，他便去世了。享年四十七岁，实为淳熙元年七月二十日。累积官阶为承议郎，因郊祀恩典赐五品服。娶郭氏，是故朝议大夫、知辰州黄中的女儿。男一人，名绍训；女二人，长女嫁唐刚文，次女许配梁秩，二人都是进士。这年十二月末，归葬于广都县灵溪乡，附葬在蜀国公墓旁。君天资忠厚平易，同人交往久而不厌，即使偶有小小触犯，也从未因此衰减情谊。在家中，婢仆从未见他发出恶声、显露厉色；到了任官时却简约严肃、自我守持，正所谓柔和而有原则。长兄早逝后，他侍奉嫂嫂十分谨慎，对待侄子恩义无间。他爱好读书，考证研习以至忘记昼夜。议论事情能贯通古今，写文章丰富茂盛有余，著作很多，收藏在家中。起初君把两篇世科文章当作念想，刻苦学习进士业，同为进士的人多推重称赞他。两次参加锁厅试和类省试都落第，反而更加努力。后来即使已经领受州郡符印，仍不放弃进士之业，大概终身都以此为遗憾。我曾认为，自从先王教导贵族子弟的制度败坏以后，大家世族不能完全成就其子弟的才学；其中下等的只求苟且获取俸禄，不乐意亲自从事文章学问。至于其中那些读书而想要自我显扬的人，又不屑于依靠世袭俸禄，反而把通过进士考试求取科名当作荣耀。唉，古人对贵族子弟的期望，难道只是这样吗？像君这样在家孝顺友爱，任官廉洁公平，温厚博雅，用这些来增进自己的德行，谁能够阻挡他呢？可是他还仅仅因为没有考中进士而感到遗憾，这是为什么呢？我的先母夫人正是君的堂妹，所以我从亲属间详细听闻过君的品行义行。绍训奉母亲的命令，跋涉万里来信请求我撰写墓铭，我不敢推辞。铭文说：宇文氏入蜀已有三百年，支派分流，宗族日益繁盛。少师兄弟，使家门大大兴盛；先后执掌宏大的文笔，掌管皇帝的诏令。两府官职相继登临，仪容地位尊贵。君出生在这样的家族，谨慎而温和；穿着儒者朴素的服饰，远离世俗纷扰。经籍浩博，凭借分析议论的才干治理三州，百姓都蒙受恩惠。外表坦荡平易，内心操守敦厚。人们说这是祖先余庆，至今确实仍然存在。谁能挽留他，使他登上帝阍？可悲啊！玉立般的君归于丘墓，万里长途仿佛驾车，却使车辕遭受困厄；还好有这篇铭诗，为后来子孙增饰光彩。

译承议郎吴伯承墓志 乾道六年七月十八日，右承议郎、浦城人吴君在长沙寓居去世，享年五十二岁。他的儿子洵按照遗命，把父亲的灵柩送来附葬于君母方夫人的墓兆。他在这一年冬天派人送信，飞驰告知尚书左司员外郎、侍讲张某说：“先君胸中所蕴藏的才德未能施展，恐怕最终湮没无闻。与先君交厚相善的人没有比您更合适的。只有把可以告诫后世的话写下来，才敢拜托您，哭着把信交给使者来请求。”我读信后流泪答应了。君名铨，字伯承。祖父朝议大夫献，凭科举起家。父亲奉议郎，任诸侯幕府中的知常官，以才干谋略闻名。君因祖父恩荫补官，曾两次参加礼部试及宏辞科。初次入仕，监潭州户部酒库；后来调任江陵主簿和知巴陵县事，都因故未能赴任；奉祠南岳及崇道观，前后共五次。期间因荐举改秩，遇到覃恩又升官，赐五品服。他所经历的官职只有这些。君侍奉双亲孝顺谨慎，服丧期满后淡然无意于仕进，不忍远离父母坟墓，每逢朔望都去展拜省视，呜咽之情直到终身不衰。他天性耿介质直，憎恶坏人如同仇敌，不随便同人交往。年轻时遇到不合自己心意的事，便拒绝接受。亲族朋友有过错，他不忍闷在心里，立即告诉劝诫他们，因此受到贤者的看重和爱护。而那些不了解君的人，也常常怨恨诽谤他，他并不在意。遇到别人急难困苦和丧事，他总是推让出自己的衣食财物来帮助，没有吝惜的神色。他在湘江边建造住宅，有亭台水榭和花竹之美景，并把正堂命名为“思亲”，因为他终身思念亲人，确实深厚笃实。他嗜好读书，日夜吟诵不息，精通《离骚》；写诗仰慕陶渊明、谢灵运，具有曲折有余、闲淡清远的情趣。他构思十分辛苦，得到满意之作时，心胸开朗、眼目明亮，忽然不知道岁月如何流逝。凭此在湘城居住，约有二十年。君娶万俟氏，是右仆射万俟卨的女儿。当初仆射从沅州被召回，准备倚重他任相，经过长沙时，君向他谈论天下大事，极其恳切，并且劝他不要畏缩不言，以免辜负皇上。等仆射掌权后，多次写信召君，君最终谢绝不去。亲族中如果有人过去在朝廷任官，他也不愿同其书信往来。然而闲居时，他常常慨然怀有忧虑时局的志向。潭州的治理者往往来向君询问应该做什么。君便谈论田亩之间百姓的疾苦，从未不详细反复说明；即使有缺失，也从不隐瞒。当他任官时，部使者一向听闻他的名声，交相推荐他；其中有不合适的，他便一概谢绝接受。他常说：“士人本来就应当选择自己所托身的地方。” 他能够自立，大概就是如此。病势危重时，没有说别的话，只勉励儿子求学，并且告诫说：“我死后，不得采用浮屠家的礼法。”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的操守。长子洵，将仕郎；次子沂，年幼，还没有取名。女三人。孙子一人，名梓。我同君居住在邻墙之间，隔一两天便步行互相拜访，谈论唱和，非常快乐。分别还不到一年，就为君撰写墓志。可悲啊！铭文说：有这样的资质，却只是具备资质，未能得到施展；有这样茂盛的文才，却没有显扬声名。归于他的墓室，说道：“愿他随从亲人，仍然保持孝思，使后代子孙永远继承。” 贾仲山墓志铭 乾道庚寅年，新任零陵太守贾君到我的休沐舍来访，哭泣着说：“森的弟弟仲山不幸因病不起。我想到他去世后将没有声名流传，因为我曾经跟随他游学，所以恭敬地请求您为他撰写墓志。”他大约每隔五六天就来一次；自从我居住湘中以来，已经请求了很久。起初我听说仲山兄弟在家中友爱和睦，快乐融洽；后来都认识了他们，交往久而且深。我在城南读书时，仲山恰好也修葺住宅，同我为邻，每天互相来往。去年我到新定任职，仲山骑马送我渡过湘江，走了几十里还不忍离开我；回头看见他的形貌神色特别憔悴，还殷切叮咛，慰劳勉励我。分别还不到半年，就听到了他的讣告。我本来已经很悲痛，而他的兄长请求又如此勤恳。我一向看重他们兄弟平日相处的欢乐，又不忍拒绝兄长的请求，于是写下这篇墓志。君名林，仲山是他的字。他的先世是真定人，后来迁到郑地，又从郑地迁到郓地，到现在才四代。曾祖父公直，官至中散大夫。祖父名节，任显谟阁直学士，在当时很有名望。父亲澡，任通直郎。母亲姓张。君早年就能写文章，长大后遇到靖康之乱，奔走于江湖之间。晚年因叔父瀛为国死难，承恩得到初品官职，历任抚州宜黄县主簿、邵州军事推官。他所到之处都以才能著称，审理诉讼、剖析裁断，大都能够查明实情。阳县张孝祥当时治理有声望，任抚州太守以及湖南安抚使时，都招致君来任职；事情往往一交给他就能办成，于是多次由部使者推荐给朝廷，改授宣教郎，调任知常德府龙阳县事。尚未赴任，享年五十三岁。君有一个儿子非常聪明，刚满十二岁便夭折；又过一年君也去世了，实在令人悲伤。君喜欢读史，闲居时亲自抄写，共有数十万字，都能背诵。铭文说：聚散是气的变化，寿命长短是命数，始终是事物的规律。气不能不离散，命数却不能违背；而事理则是万古不变的真实。

译张氏墓表 建昌南丰曾氏近世有一位君子，名发，字信道，任吉州教授。他友爱和睦的品行在乡里受到推重，乡人都说信道本来就是贤者，或者是因为有内助，才成就了他的德行吧。信道的妻子张氏，先世是舒州人；曾祖鼎臣，追赠太子太傅；祖父复贯，追赠太子太师；父亲激，原任朝散大夫、知南安军。夫人幼年丧父，养育在叔父尚书右丞澂的家中，天资安静严肃，不随便说笑。右丞公认为她贤淑，亲自为她选择配偶；当时信道任临川属官，中书舍人吕本中公、尚书郎计昕公屡次称赞他，于是把夫人嫁给了他。曾君的父亲乐于施舍，家业因施舍而贫乏；夫人从贵族之家进入曾家后，亲自实行勤俭，不忽略细小事务，庄重恭敬而柔顺，喜怒不表现在脸上，大小事情都没有怨言。信道去世后，她教导儿子、主持家务，没有丧失信道的训诫。晚年家业日益富足，但夫人节俭朴素，始终不改旧习；寝帐用了四十年，不肯更换一张竹席，又过了十多年，修补得几乎遍布全身，如今她家都把这些保存下来，用来教示后人。然而夫人守持德行一贯如此，并不是勉强做出来的。淳熙二年，天子在前殿奉觞，向天下推施恩典，夫人因儿子撙的缘故，得以封为太孺人。又过一年，她卧病在床，一天晚上对家人说：“我的病大概不能痊愈了，衣服在某个箱子里，被子在某个箱子里，应当赶快准备丧事用具。”又说：“某个老妇人，我曾让她织东西，还没有付给她工钱，应当立即偿还。”第二天她又查看准备的物品，说：“不要哭，只会扰乱我。”于是去世。她平时专一安静，所以在生死关头能够这样镇定。这年十月甲申，葬在本乡龙水的原野。男孩五人，长子持，次子撙，考中隆兴元年进士，任从政郎、前荆湖南路安抚司准备差遣；次子挹、扩、拟。女儿嫁文林郎洪蘩。孙男八人：克冕、览、兑、宽、允，其余尚未取名；孙女七人。撙在湖南时曾跟随我游学，写来夫人的行状，请求我作铭，我无法推辞。铭文说：专一安静而持守常道，这是妇人的美德；节俭的德行光彩照人，世世代代笃实相守，不要忘记。宜人王氏墓志铭 淳熙二年秋，安陆宋文仲和他的弟弟刚仲写信来，告诉我他们的母亲夫人八月辛酉在袁州教授官舍去世，将奉丧归葬，请求我撰写墓铭。我推辞没有成功，他们又写信说：“闰月癸酉，已经完成下葬之事了，冒昧请求您把墓志立在墓上。”言辞十分悲哀。我想到文仲兄弟跟随我游学已经多年，他们的悲痛确实难以排遣，实在不忍拒绝，便为他们写下墓志。夫人姓王，六世祖太傅明佐，曾因辅佐艺祖有功，事迹载在太史。曾祖在仁宗时任职，为宝文阁待制。祖父承任利州路常平提举。父亲恪，任汉州雒阳县令。母亲姓解。夫人嫁给右朝议大夫、知德庆府宋许生，生两子：文仲，任迪功郎、全州清湘县主簿；刚仲，任迪功郎、袁州州学教授。生一女，嫁承事郎、监饶州景德镇税万俟传孙。男女共七人，屡次追封为宜人。享年五十八岁。德庆君去世，比夫人早九年，葬在衡州衡阳县五马山原野。夫人下葬时，确实合葬附祔在那里。夫人早年丧父，侍奉母亲，以孝著称；出嫁后侍奉婆母，以恭敬严肃闻名。辅助德庆君治理家务，使内外周全和睦，充满恩意。德庆君去世后，她处理家事严整有法，教导儿子也有规矩。看到族中有饥寒的人，便怜悯他们并施舍帮助，唯恐来不及。平时接待长辈晚辈，一概以忠信为主。听说有人有善行，便喜形于色，再三向自己的儿子称说此事，始终不停止。根据文仲的叙述，大致就是这样。再向亲友所听闻的情况求证，也没有不同，于是系上铭文：铭文说：愿墓宅安稳，不再有后患；愿安宁长久，以此保佑她的后代。故安人常氏哀词 晋原人鲜于大任，是少母安人常氏的儿子。大任还在襁褓中时，常氏就离开了他的家。等他成年后知道这件事，常氏已经去世。大任追念母亲而悲哀忧伤，几乎瘦得只剩骨头，漂泊游历四方。中年回到故乡，反复想到母亲活着时自己没有得到她的抚养，去世后又不知道她葬在何处，无法填补自己的悲痛。于是寄信给友人张某，请他写词来舒解自己的哀情。词说：谁出生没有母亲呢？唯独我更加悲伤。婴儿柔弱可爱，实在是母亲养育了他。母亲有节制地哺乳，适宜地照料孩子的干湿。孩子还不能说话，母亲实在替他用心。冬天寒冷，母亲给我温暖；夏天炎热，母亲给我凉爽。母亲实在憔悴，而孩子却日益肥壮。唉，母亲的恩德啊，我什么时候才能报答？孩子匍匐着想要行走，孩子咿呀着将要说话。孩子还不能辨认母亲，母亲为什么却舍下孩子远远离去？孩子对于母亲，又知道什么呢？想来母亲的心中，一定思念孩子，甚至忘记饥饿。年岁一点一点增长，想要追念母亲抚养我的身体，却从哪里追念呢？谁告诉我母亲去了什么地方，我才开始大声痛哭，泪流满面。宗族中有继承人，义理便可守正；堂上有君长，恩情却有时难以伸展。等到孩子终于能够知道这些时，母亲已经去世，再也见不到了。我只有无穷无尽的悲哀，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唉！母亲生我，却不能在膝下享受我的欢娱；母亲去世，我却不能俯伏在幽深的墓宫前。徒然白了头发，面对乡里的社庙；滴下清冷的眼泪，什么时候才会穷尽？大地长久，天空长远；太阳照常升起，月亮照常运行。唉！这就是天下最真挚的感情，本来就难以忘怀。《南轩集》卷四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南轩集》卷四十二　宋张栻撰　祝文 祈求降雨 岭南地区土地坚硬而农民懒惰，夏秋交替之际，几天不下雨，就有人报告旱情。即使屡次求神有些亵渎，事情也实在不能拖延。伏望神怜悯惠及百姓，早早降下甘霖，普遍润泽四境，使他们能够获得大丰收；到了丰年，百姓敢不恭敬修祀以报答吗？谢雨 近来因为农夫盼望丰年，曾向神有所祈请。蒙神降下恩泽，化作甘霖，普遍浸润周遍，丰收已经有希望了。还望神继续施恩，最终赐给我们福佑。官吏应当更加恭敬，想着不懈怠，以承受神灵的恩赐。祈晴 连日阴雨不断，势头还没有停止，深怕水势泛滥，损害秧苗和麦子，早晚都不得安闲，因此赶来向神申诉。伏望神怜悯这些百姓，赐予天晴；这都是仰赖神的恩惠，使我们能够恭敬承受。官吏若有不恭敬之处，岂敢不自我修省？祈雨 春天将尽，百姓将要耕种田地，但应时的雨水却很吝少，土地的肥力不能滋润，农事所关涉的事情极其重大，因此赶来向明神申诉。伏望神怜悯，普降甘霖，使雨水周遍浸润，能够救济南亩，这实在是神的恩惠。官吏若有不恭敬之处，岂敢不自我修省？谢雨 入春以来，应时的雨水没有到来，深怕农事艰难，便奔走向神申诉，神的回应如同回声一般迅速。雷声震动，雨势丰沛，连续多日没有停止，百姓因此能够从事南亩的农活，官吏也得以稍稍宽心。百般忧患都仰赖神的赐予，我们拿什么来报答呢？虽然如此，禾苗已经栽下了，将要抽穗；已经抽穗了，将要结实。等到结实坚硬、收获完成，周遍之地才能使我百姓的肚腹都得到充实，也才能供应官府的需求。那么从今以后，经历夏天直到秋天，雨水和晴天的时节都各自适宜，不要稍有差错，然后官吏的责任才算完成，也不至于屡次亵渎神灵。我实在惶恐不安，只是担心百姓困苦，即使年成丰收，仍然可能不得舒展。愿神明聪察，凡所临视享用的祭祀，实在都依靠百姓。官吏如果有罪，希望只降罚在自己身上，不要把灾祸遗留给百姓。祈雨 今年依赖神的恩惠，早稻已经收获了。但十多天没有下雨，晚熟的禾苗已经抽穗却还没有结实，差最后一点功夫，成败正在今天。因此赶来向神申诉，祈望神最终施恩，降下丰沛的雨泽。祈雨 这些晚稻，我们已经看着它们生长到今天，也将要抽穗了。必须等一场丰沛的雨，才能结实；如今却有所吝惜，几乎要在即将成功之际加以损害。神如此仁慈，难道唯独不怜悯这些百姓吗？难道是人事有什么地方触犯了阴阳的和谐吗？政事有不公平，刑罚有不适当，骄傲懈怠有所萌发，这实在是治理百姓者的责任。百姓弱小贫困，唯独与这些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反而要降罚给官吏，却使百姓受苦呢！如今一天不下雨，便有一天的损害，事情已经十分紧迫了。我们向神号呼，愿神哀怜顾念此事！谢雨 近来因为应时的雨水有所失误，便向神祈求。蒙神降下恩惠，响应祈求，以甘霖继续赐予我们，希望使秋收得以完成。岂敢不竭尽诚意，仰面恭敬承受神的恩惠？祈晴 现在正值初冬，节气应当收敛。前些日子癸酉日的晚上，雷电交作，阳气放纵而不能收敛，接着又下起连绵的雨，已经持续十多天了。收获后堆在场上的谷物还没有晒干，深怕堆积起来会腐坏。因此赶到神处祈求，希望天能够放晴，使收成最终完成，引导和气、招致顺遂，不要成为百姓的灾害。岂敢不恭敬反省人事，以承受神的福善？谢雪 国家设有社神，实在掌管土地，开合调节阴阳，呼吸之间兴起风雨，是百姓所依凭的。国家有恒常的礼制，凡是受命为官的，岂敢不恭敬奉事？今年冬天温气失常，违逆阳气而骄纵不收，土地干燥不能黏合，来牟等麦子怎能不遭受灾疫？因此我们害怕，赶来向神报告，俯身跪拜。先降下严霜，使我们知道神意；神答应酝酿阴气，接连多日天空灿然，雪花上下飞舞，风没有暴虐的怒号，天气和暖安适。雪一层层积下又飘落，远近普遍覆盖，灾害之气一扫而空，美好的祥瑞从天而降。万物的情状显明而复苏，土地变得湿润肥沃，既解除了眼前的忧虑，也宽解了对远方的担心。来年或许会有丰收的征兆，预先知道了，又拿什么报答神呢？愿神与正直者相助，不要废止而长久延续。愿神日日听取祈告，使我的大田丰足而不贫乏。呜呜地歌唱，咚咚地击鼓，农夫的诚心，是神所惠顾的。祈雨 今年已经到了暮春，应时的雨泽还没有普遍降下，麦苗将要枯槁，谷种不能下地，人心惶惶，官吏因此恐惧，赶来向神报告。愿神仁慈，哀怜这些百姓，普降甘雨，雷声震动、风势运行，使雨水周遍充足，开启丰年。岂敢不恭敬奉行，以承受神的美德？谢雨 近来因为应时的雨泽没有降下，便向神申诉。蒙神怜悯百姓的生计，赐下甘雨，使他们能够在南亩举足耕作，这样的恩惠实在无比。只是从今以后，农事一天天兴盛，所希望的是雨泽接连而来，直到开启丰年。愿神幸而不断赐予，愿官吏恭敬承受、不敢懈怠，愿百姓欣然拥戴、永无止境。谢雨 近来因为雨泽还不普遍，多次向神申诉，依赖神的灵验，接连得到美好的回应，久已干燥的土地全都能够进行耕作，谨此拜谢。只是农事的艰难，从今以后，禾苗抽穗，抽穗后结实，所仰赖的是雨泽大规模降下，而且要源源不断。愿神最终赐予恩惠，使年成丰收，谨此拜谢并祈求。谢雨祈晴 夏至这天，我因南亩盼雨，向神申诉。依赖神的灵验，回应很快就到。如今已经过了半个月，丰沛的雨泽实在绰绰有余，但连绵不止，阴气还没有收敛，又担心会成为下田的灾害，因此再次向神有所请求。希望立即放晴，以完成神的赐予。久晴时祈求下雨，久雨时请求放晴，所请求的事情似乎没有满足的时候。愿神怜悯这些百姓，宽赦官吏屡次申诉的冒犯，并俯身顺从我们的请求。从今以后，伏愿五六天至十天左右，雨晴相互适宜，不要过多或不足，保护我们的好庄稼直到秋收，那就实在要拜谢神的大恩了。官吏自我修省，岂敢不更加谨慎？秋祭 现在以清肃的秋季恭敬举行常规祭祀，按照礼制本来应当报答，而不是祈求。只是自中秋以来，雨泽久有失期，如今稻谷受伤的虽然还没有耽误农事，但土地坚硬干燥，湿润之气不能上升，实在已经预先产生了对来年的忧虑，所以敢借此机会请求神灵，早早赐下甘霖，预示丰收，这实在是神的恩惠。社坛 我奉命前来守护这个州郡，政事如果有缺失错误，愿灾祸降在我自身，不要使这些百姓遭受疾病灾害。愿明神实实在在地鉴察此事。社坛 我恭敬承受皇帝的命令，前来镇守偏远藩地。开始处理政务时，恭敬来到坛场，只愿神能够辅佐、安抚这些百姓。政事如果有乖失暴戾之处，愿惩罚只止于我身。社坛 雨晴、寒暖是否应时，虽然由神掌管，实际上也取决于人。像我这样不聪敏的人前来守护此州，恐怕智慧思虑有所不及，愿神宽宥我。至于自己造成的过失，则愿神把惩罚降在我身上，不要伤害百姓；这才是神的明察。楚望

译名山大川的神灵不可测知，按照望祀的礼典，岂敢不恭敬？如今开始设置两个坛场，用来申达祈求和报谢之意。愿神享用祭祀而降临，保佑我地百姓，使雨晴应时，年成得以丰收，没有灾害，以彰显神的恩惠。愿官吏谨慎当职，率领百姓奉事神灵，从今以后直到永久都不厌倦。乌龙山神 我私下想到，古代诸侯各自祭祀境内的山川，庄严修整坛场，洁净币帛牲畜，用来表达我们的诚意罢了。后世为神建立屋宇，设置神像，实在是很大的失误。仁安山实在镇守着这里的土地，风云变化，降雨滋润百谷，是神灵所在、百姓所依赖的地方；但庄严的祭祀却长久没有举行。这样凭什么聚集诚意，达到神人感通呢？如今开始修建这个坛场，也已经完工，谨率领僚属拜祭。愿神明昭然辅佑，使雨晴应时，嘉禾生长而无灾害。官吏虽然不聪敏，岂敢不率领百姓恭敬奉事，永远不废止？这也都是神的恩惠。诸庙 我奉天子的命令前来镇守这个州郡，应当安静恭敬地守好自己的职位，与正直相伴。虽然我并不聪敏，岂敢不恭敬奉行这句话？愿神实实在在地鉴察。祭勾芒神 正值新春，阳气开始舒展，于是赶制土牛来倡导农事，士人向神致祭，这实在是恒常的礼典。愿神诚信地保佑，使雨晴应时顺利，五谷丰美，赐予丰年，岂敢忘记神的恩德？祭海阳山 唉！海阳山吐纳云气，是本州所仰望的山，也是百姓所依赖的。可叹啊，晚稻已经抽穗，却正逢烈日，眼看将成却不能完成。愿神极其仁慈，怜悯这些憔悴的庄稼，触动山石，降下细雨，庇护全境。普降甘霖，成就我们的丰年，使百姓受到神的信实恩惠，永远报答神的恩德。祭诸庙 这些庄稼幸而获得丰年，承受神的恩惠，岂敢忘记思虑报答？谨在季秋举行常规祭祀。愿神鉴察临视，最终继续赐予恩惠。唐虞二帝 如今在清肃的秋季恭敬举行常规祭祀，神威圣颜并不遥远，我俯伏恭敬地承受神命。漓江尧山 按照礼制，诸侯可以祭祀境内的山川。山川之神能够兴云降雨，所以成为祈祷祭祀所依凭的对象。尧山、漓江，是本州所仰望的地方。然而坛场尚未建立，恭敬祭祀没有地方。如今正值夏秋交替，近十天没有下雨，农夫迫切盼望丰年，因此我敢仰望神灵，拜伏行礼，以表达诚恳之心，并派遣官僚捧着祝文前来禀告。伏望神灵施恩降下丰沛甘霖，使我们能够获得丰年。图谋报答的祭祀，岂敢再拖延？秋祀尧山 如今正值季秋，万物丰收已经告成，谨派官僚恭敬举行常规祭祀。仰望神灵，赐予鉴察降临。尧山漓江二坛 江山之神，实在是本州所仰望依凭的对象，但坛场、祈祷和祭祀都没有地方可用，因此担心失礼，便在高明之地开始修建新的规模，如今已经完成。谨率领官僚俯伏禀告：愿神灵诚信鉴察，保佑这些百姓，使年年多次丰收，万物没有灾病；官吏应当率领百姓恭敬奉事，永远不懈怠。虞帝祠 百姓得以生存、这个社会得以建立，依靠的是人伦教化；而圣人正是人伦的极致。帝的盛大德行冠绝万代，哪里是我这样的下臣敢于赞述的呢？苍梧郊野，据说帝曾经亲临；我因缘来到这个州，得以奉祀帝的庙宇。我刚到任，正好举行常规祭祀。环视祠宇，屋栋缺损破坏，很不相称，我惶恐得汗流满面，不敢荒废安逸。如今开始更新规模，到这里才得以完成。谨率领官僚俯伏禀告。愿帝的恩泽与教化养育万物一同施行，动物植物都依赖它，哪里有穷尽呢？岂敢说只有这个州独享帝的恩赐。有虞氏二妃 神灵是唐帝的女儿，嫁给有虞氏，与圣人协同施行德化，为万代垂示法则。新宫开始建成，内宫礼制严整，于春季举行祭祀，岂敢不遵循恒常礼典？大成殿 我因愚昧浅陋，奉命治理百姓，早晚都感到恐惧，不知道如何才能有所成就，只应当精心思考圣贤经典中的训言，身体力行，希望至少能稍稍减少罪过和悔恨。开始处理政务时，谨到学宫拜见圣贤。文宣王 我恭敬承受皇帝的命令，前来镇守偏远藩地。开始处理政务时，恭敬到孔庙拜见。治理政事的方法，都备载于经典训诫之中。虽然说自己不聪敏，岂敢不早晚恭敬思考，努力实行，希望至少能做到一二分？先圣 我凭借承继先贤之学，冒昧在这里治理州郡，开始处理政务时，谨到庙中拜见。牢记“居敬行简”的话，推行“学道爱人”的志向。虽然说自己不聪敏，岂敢不早晚努力，希望至少能做到一二分？先圣 庙学新近落成，谨率领僚吏和乡里的士人举行释菜礼，岂敢不拜谢叩首，思考如何恭敬地遵循圣明的训诫？先师 庙学新近落成，谨率领僚吏和乡里的士人在先圣前举行释菜礼，敢把先师兖国公配享于先圣。先圣 如今新的殿宇已经建成，恭敬奉迎神像，安置在宫殿之中。蜀汉昭烈帝祠孱陵 帝痛惜宗国衰败，愤恨仇敌侵凌，颠沛流离、遭受百般灾难，却始终不舍弃信义。至于贤能之士愿意辅佐他，英雄豪杰乐于为他效死，宏大的谋划和深远的规模，难道是偶然的吗？上天如果要使汉朝受福，难道会没有成就吗？虽然最终没有成功，正理怎么会泯灭呢？回顾这个地方，是帝过去停留过的地方，风采功烈至今仍存，祭祀时烟气和香草之气令人凄怆。既然有庙宇奉祀，礼典本来就应当如此。我这个藩臣经过这里，岂敢不恭敬修祀？严子陵祠 我因愚昧浅陋，奉命前来镇守这个州郡。私下仰慕先生流传千载的高尚风范。开始处理政务时，遗憾被印绶职务束缚，不能亲自赶到祠下。谨派迪功郎、严州州学教授郑某前往，代为献上一奠。祭严先生 我私下认为，这个州之所以闻名天下，是因为先生高尚的风范留存在这里。虽然旧日隐居之地已经设置祠像，但州学之中独独没有春秋祭祀，拿什么来安慰学士大夫的追思呢？于是开辟东边一处地方，开始举行祭祀。唉！时代久远，道统散失，人们竞相追逐恩宠和利益，侍奉君主的道义更加不明。先生却从未因丝毫外物而动摇内心，启发世祖尊重德行、敬重士人的心意，成就东京砥砺节操、勉励德行的风俗，留下的恩泽实在深远。愿我地众多士人能够继承发扬它。丞相莱国寇忠愍公祠【公安】国家有重大议论，满朝发言纷纷，众多浅陋之人畏缩经营，哪里是爱护国家，不过是谋求自身安全；在是否听从之间，兴亡的分界便由此决定。若没有英明贤哲，谁能帮助国家成就大事？一句话作出决断，九鼎也不能动摇。确实啊，莱公是国家的忠臣，在澶渊确定大计，功业与日月星辰同垂不朽；难的不是功劳本身，而是他见识明彻，唯有这种独到见识和果断勇气，无人能够阻挡。黄盖一张，使聋者震惊、使昏聩者醒悟，这就是谋略上的胜利，哪里能说只是侥幸？那些纤巧小人即使善于钻营，怎能使正直屈服？是非公论，时间越久反而越鲜明。这个小小的城邑，是公曾经经过的地方；百姓爱戴公，极其悲痛而真挚，修剪竹子，也仿佛使它重新生长。我来拜祭公…… 《南轩集》卷四十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南轩集》卷四十三，宋张栻撰祭文 祭虞雍公 公从偏远地区起身，进入朝廷，正逢抵御敌人的时刻，从来没有推辞艰难的神色，挽起衣袖独自奋勇，竭力挫败凶恶敌人的锋芒；驱车四处奔走，遍任边境防务，完全符合皇帝的眷顾心意，于是升任宰辅。堂堂汉相般的仪容，赫赫周代百姓所仰望的声名，正当在朝三年从容任职之时，便指望归返万里之外。只是皇帝给予的荣宠光耀极其隆重，在近世无人可比，哪里料到忽然遭遇疾病，突然传来讣告？皇帝为之叹息，士人更加悲伤。我愚昧鲁钝，曾经殷勤怀有为公推毂荐举之意；所议论的事情有与公相同之处，惟愿以公议报答。因此特遣薄奠，用来表达我的诚意。公的英灵实在鉴察此心。祭汪端明 唉！公的盛名，大约四十年来有如黄钟大吕，高悬而巍然不动；即使不去敲击，也足以使人仰望，知道它是众乐之首。公平日所奉行的，总是努力仿效古代贤人，不与世俗一同奔逐，也不故意离群而自高；只是独自忠于义理，诚恳而深切地怀抱忠心。如果有一点善处值得取法，必定牵引后辈、推重前贤；如果志趣有所不同，也不敢妄自借助脸色和言辞来强争。只是既然规摹如此，难道这个世道真能如此吗？从前公沉滞于低级官职时，穷究师友学问的渊源；等到在朝廷受到重用，议论根据经义而不偏颇，实在成为众多美德的宗主。公身佩兰草、手持筌蹄，多次在藩镇施行政事，也使恩惠充分传播。晚年隐居柯山，静观世事变化，以《羲经》涵养心志，不放纵自己而更加防范。声名实际愈加隆盛，正等待朝廷征召。为什么大命竟止于此？可叹再也不能从逝去的流水中挽回，悲痛公在萧寺临终换下衣服时，连一间屋子的椽木也没有留下。唉！前辈的风流，到如今已经遥远；典范既然亡故，后生由谁来传承？想到我浅陋的行迹，公曾经了解并怜惜；我们的情义坚如金石，时间越久越坚定。公的书信还在手中，人却已经隔在九泉之下。我被印绶职务束缚，奔走不得前往。谁能知道我的悲痛？眼泪鼻涕不断流淌。祭刘枢密共甫 谨设灵位祭奠已故留守、观文、枢密刘公的英灵。公的德行功业取信于上下，威望显著于华夏和夷狄之间。本来应当执掌国政辅佐明主，但上天不肯留下这样的贤臣，竟使他去世。我很早就得到公的知遇，因此尤其悲痛。在灵位前和家塾中恸哭，写下这篇哀辞。再祭 唉，悲痛啊！六月甲子日，失去了我国的元老大臣。如果死亡可以赎回，哪里只要一百个自身就够了？天下人的期望积累已久，阅历天下的事情也很深。他的明断足以在片刻间断定谋略，刚毅足以承担千钧重任。忠诚取信于君心，恩惠遍及百姓；威名使奸邪畏惧，义气使三军震动。让他主持朝廷，本来足以在祸患尚未形成时消除它；把他置于排除困难、解决纷争的关头，即使还没有施展作为，也已经足以在精神上挫败敌人。国家失去栋梁，人们失去典范。这正是有识之士替天下惋惜，以至于眼泪沾湿衣襟的原因。唉，悲痛啊！忠显之士的烈节，感动幽明。二卿的忠诚，使公始终不忘请缨报国。公从壮年起便念及家族声望，敌骑饮马长江时随从皇帝巡行；国家有大政，便直言抗论，陈述在前。由此以来，公以正直著称。出仕以后整治国家，有大臣的器度并且能够分镇一方。平息潢池兵乱，于是升任枢密，辅佐政务。收束纲纪，端正根本，使朝廷尊严得到维护；神色凛然，以公正之言得到伸张。后来又出任藩镇长官，所到之处都能听到救济荒年的政绩，近世无人可比。回头看他的施政，既不艰难也不纷乱，左右各方面都处理得当，时间越久越显得清新。车辙遍行江湖，几乎老死在行旅途中。我本来盼望公回到皇帝身边，完成那些勤劳功绩，难道皇帝任用公还没有达到成就，就这样失去公了吗？唉，悲痛啊！先生了解我，并不是只因有如子契那样的交情。我对公，唯以道义相亲；彼此勉励、彼此砥砺，共同期望报答君王，感情深厚、心意相通，有如兄弟。回想分别，是乙未年春天。我乘车南行，公前往江边；彼此眷恋不舍，说话何等恳切？哪里料到一别便隔绝生死？公的精神容貌仿佛还在眼前，我的话又有谁来听？唉，悲痛啊！按道义本应奔走前往，送公归葬；只是被王事拘束，行程有期限，只能在公家塾中哭祭。如今派遣这篇祭文前去，礼物虽然不丰厚，愿公鉴察我的诚意。三祭 唉，悲痛啊！公去世已经超过两年，这不是今天才产生的悲痛，而是百年长久的思念。去年冬天，才开始奉读公留下的墨迹，一见便流泪，继而放声哭泣。墨色淡了，字迹倾斜，像公病疲的样子。诵读公的话，何其明白啊！开头说：“抱着国耻，把遗恨带到九泉之下，勉励我以忠义报答君王。”中间说：“先公的铭志还没有立成，难道没有别人吗？命我执笔，永远继续写下去。”这是嘱托弟弟和儿子的。唉，我是什么人，竟然承受了这样的遗命？公的精神在上，必定听见这些话。虽然我并不勇武，岂敢懈怠而不努力呢？铭文诗篇草稿刚脱稿，便急忙遣人进献陈列。只是惭愧文章荒芜，怎么能使它显明而不磨灭？写信给平甫，希望他遵守公的训诫；告诉公的两个儿子，不要丢弃公的遗命。惟有元晦君，是公所敬重的人；不要向外求取，只听从元晦。公的女儿将要选择婚配对象。虽然我相隔遥远，也愿意参与知悉。凡是公所嘱托的，都应当用来报答公。谨献薄奠，禀告于公的灵宫。祭唐待制【立夫】公清正平和、纯粹温厚，志向高峻可与千古相抗。文章深沉严正而肃穆，在我王面前进献政见，从容得体，有所感触却不使君主忤逆。对待百姓如同对待孩子，教诲他们而不发怒。等到面对事务，仍然没有改变平日的操守；别人正匆忙慌乱时，公独自宽裕安闲。唉！公的贤能，世人有时知道，却很少有人能够窥见其中的精微。大概公倚着梧桐、靠着几案，独自领会忘言的妙处，所以饥了进食、渴了饮水，都不超出自然的机理。死后安然顺应变化，也正是适宜的。我的先父与公是道义之交，难道只是宾客之间的敬意？我孤单卑微，早年蒙公过分听取、垂顾。推想我对公的心意，没有什么可以隐瞒。正当我抱有巨大悲痛时，公又去世了。向东望着鄱水，眼泪滂沱。服丧期间的开头，想到深厚的先友之情，谨遣人以荒陋的祭祀，佐助这一杯酒。祭王詹事 公天赋刚劲卓异，世人推许为忠诚纯正；在朝廷上正色立身，是奸邪所畏惧的。对于当今的大义，公胸中看得极其明白，绝不是苟且冒充、窃取声名的人可以相比。自从在大廷发言，到年老去世，共十五年，始终凛然如一。去年春天，公再次入朝，身体虽然已经有病，爱戴君主却更加深厚。过去我的先人一向器重公，我孤单卑微，晚年才蒙公知遇；离开朝廷道路还没有几天，突然听到公的讣告。我人在旅途中，直到现在才安定下来，才得以遣送一杯祭酒。因为这个时代都为公的去世而痛惜，并不只是下交者个人的私情。祭张舍人【安国】

译我率领某官某，在城北袚禊亭设立灵位，祭奠亡友舍人张公的英灵。唉！去年这个时候，我还在湘水边送公，哪里料到今年竟哭公而失声？公的英姿神采仿佛还在眼前，交友情谊并未忘记；只是遥远地再也见不到公，我的眼泪因此滂沱。公天资卓越伟岸，才华发扬，却没有长寿。考察公足以昌盛王国，如今这场哭祭，难道只是我们朋友一党的私情吗？酒肴虽然不多，愿公亲临鉴察。再祭 唉！像您这样的人，难道就止于此了吗？那英迈豪杰、卓异不凡的气概，难道还能再得到吗？您难道不像长江大河，奔腾迅疾、浩荡汹涌，茫茫无边，却偏偏看不到它向东汇入大海的时候吗？又不像骅骝、绿耳，追风绝尘，一天驰骋千里，却偏偏看不到它在日暮时分停车休息的地方吗？这就是我悲痛深切、惋惜至极、哭泣悲哀的原因。您从平民起身，受到皇帝的简拔和礼遇，十年之间，入朝掌管帝王诏命，出任数路长官；文章光辉灿烂，政事卓越突出，众多士人都知道，也不需要我来赞叹。只是您孝顺友爱、诚实温厚的一面，朝夕相处的人还有不能完全知道的地方。您刚从荆州回来，我写信给您，说到如今有了闲暇，应专心承继先志，这实在是增进德行、修治事业的关键。您深以为然。谁能料到还不到几个月，竟然传来这样的消息？我与您一见如故而蒙受知遇，时间越久情谊越深；言语有时刚劲切直，您也不认为迂腐。这份情意怎能忘记？道路阻隔而且遥远，不能亲往哭祭，只能遣人献上一奠。谁能知道我的悲痛？祭姚端明 公早年便经历繁重艰难的事务，显露出才干谋略敏捷出众；晚年登上朝廷宰辅之位，受到的恩宠和礼遇极其丰厚。正当天下重新仰望公时，忽然成为九泉之隔。凡是这些百姓和官吏，谁不悲伤叹息？我从前在朝班中，曾经承受公亲切的谈笑；如今镇守地方，有幸遵循公遗留下来的规划。想到我们托付契合、以交往相承，岂能因生死而改变情谊？遥远地献上一奠，略表我的诚意。祭王侍郎【嘉叟】神灵般的公刚强坚毅、自立不倚，使家门发扬光大，进入朝廷后也没有依附权势。皇帝召见时从容进言，有所见解从不隐瞒。皇帝称许公为正直之士，赞叹公的忠诚。哪里料到公卧病在家，突然传来讣告？所有君子，谁不悲叹痛惜？何况我们是旧交，曾经蒙公推心置腹。为了国家痛惜贤才，眼泪不停流下。道路阻隔又遥远，没能赶到灵前。谨献一奠，礼物虽薄，略表这份诚意。唉，悲痛啊！祭黄侍郎仲秉 唉！谁说仲秉竟止于此呢？想起我们乡里的交契，相隔万里相遇，情意格外深厚。到了朝廷，同样立志的人又有几个？握手谈论忧国之事，言语没有涉及私事。我离开国家时，您悲伤地说：“您这一去，我怎么能够长久呢？”本来期望有所补益，难道反而要各自保全自身吗？唉！这话琅琅在耳，仿佛还是昨天的事情。去年您回乡，经过荆州、鄂州之间，多次寄来亲笔信，眷恋不舍。哪里料到回到家中，突然传来讣告？开始听到时还怀疑，后来便深深悲痛。正直之士的离世，是士人共同叹息的事情。何况我们下交的情谊，怎么能停止呢？唉！仲秉温厚而有文采，在朝廷有忠诚有益的声誉，治理政事有公平明理的称誉。远大的事业还没有持续多久，中途便突然停止。唉！痛苦啊！谨遣薄奠，遥远地表达鄙陋的诚意。执事者代为宣读祭辞，眼泪落满纸面。祭查少卿 可叹啊！元章，难道就止于此了吗？生命长短有命，又何必因此悲伤？只是公的才能尚未能够完全施展。过去观察一个人，要在他的私下生活中验证。您在家中孝顺友爱、和乐融洽；出外治理百姓，就完全依靠这种品德。人有才能，怕的是不能胜任；您才思敏捷，遇到事情便应对如风，却能自我约束，遵循规矩。您博见洽闻，贯通古今，发之于文章，温润而老成；尤其长于议论政事，滔滔不绝，令人乐于听闻。您早年登上道山，嘉言懿行颇有声誉；持节出使蜀道，抚慰百姓如春风温暖；内外历任官职，名声和实际都很厚重。前年秋天，您从万里之外回来，前往秦淮任职，军民各方面都治理得当。人们说您贤能勤劳，您却没有把事情当作难事而推辞。为什么一场疾病，便使讣告传到家中？到了如今超过一年，竟然老于烟霞之间。讣音刚传来时，人们惊骇叹息。回想从前在幕府初次相识，后来同朝为官，友情更加深厚。忧虑时局、许身报国，可以看出您的内心；后来在归舟中相逢，分坐荆枝交谈，觉得您病后还没有完全恢复。临别时您为何感慨如此之深？可叹啊！元章，志向尚未实现，过去还约定在湘水岸边选择居所，哪里料到一别竟成为永诀？您的弟弟在荆州，含血疾奔而来。留下孤单幼小的孩子，谁来教导、谁来照料？如今哭着遣送这篇祭文，是哭祭您吗？不闻。祭吕郎中 唉！前年春天，我在严陵认识公，望见您的容貌，蔼然有慈祥和乐的气质，知道您治理百姓不会苛刻；听您说话，连续谈到许多世家遗留下来的风俗，又知道您家世代守持的传统没有衰败。分别之后来信，情意何等深厚；讣音传来，悲痛何等突然！何况您的令郎友义与我有交情，深厚的一奠之礼，岂敢因礼物微薄而废止？祭费检正 公培植德行，敦厚安静，大概如徐公守常不变；持心宽广平和，实在如师德无人能比。奉职于外地，离开之后更加令人思念；列身朝廷为官，长久不改变操守。正当期待您手持符节受命时，忽然遭遇疾病的征兆。还希望您镇守藩地，哪里料到竟然临终？我早年承蒙公顾念，交情如同亲属，只能更加深感百般感慨，不能亲到灵前饮一杯酒而悲痛。礼物虽然不丰厚，情意却可以由此知道。《南轩集》卷四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南轩集》卷四十四，宋张栻撰祭文 祭万二提刑兄 兄长培植德行而忠厚，持身谨慎严肃，早年在优秀科第中获得声名，于是循着贤能的轨迹显扬英名。在朝廷应对天子，曾经承受诏书褒奖；辗转于西南各地，所到之处都有百姓歌咏您使他们得到衣食。又因郡中政绩优异，更加充分发挥了在外任职的功劳。在汉水主持刑狱，充分显著地做出了平反冤狱的实绩；在边门更换节镇，增加了监察举劾方面的光彩。正听说您恭敬趋赴召命，忽然惊闻您抱病的消息，最终突然去世，实在令人加倍悲痛。又想到家门衰落，正私下承受兄长手足之情的庇护，长久想来不禁流泪，无法比喻这种感情。只恨道路阻隔遥远，不能奔走前往，谨以不丰厚的薄奠寄托鄙陋的诚意。祭黄运使【清臣】您的禀性敦厚，品德慈祥。只是因为您所经历的艰难险阻都亲身尝遍了，所以对民情尤其考察得详细。景倩真诚清正，徐公行事有常，奉命治理岭海地区，以自身操守约束荒远之地；调任来到湘地，声望风采更加传播。到了那原野湿地之间，奔波驱驰无暇停息，本以为任期结束后就能回到京城侍奉皇帝身旁。怎么料到一旦之间竟突然去世了呢？宾客的座席刚刚设下，您的谈吐还铿锵清亮，转眼间得病，不久便传来噩耗，听闻者无不惊骇悲伤。下至乡里百姓，也都攀援哀叹，徘徊惆怅。我所居住的地方，实在靠近您的门墙，却来不及奔赴，只能握手痛哭，泪流如雨。回想当初偶然相逢，交谈投契，情意却十分深长；您待人周到，这本来就是我难以忘怀的。过去那些美好日子，我们从容饮酒相聚，哪里料到如今竟来您的灵堂哭祭呢？这一点薄薄的祭品，寄托着我的内心至诚。祭奠赵养民运使 您的祖上积累福庆，家世显赫，承受教化、推行流政，声名远播。您历经盘根错节的事务而游刃有余。于是入朝面见皇帝，便得到皇帝的知遇。朝廷降下诏令以示宠幸，持节出任地方长官。您四处询问民间疾苦，哪里会畏惧远途奔波？国家财赋日益丰足，生民也因此取得了掌管财赋收支的权力。为什么一场疾病竟不能痊愈？没能任满回朝复命。您在京城系上印绶，却未能报答朝廷，完成效忠之心。如今夜壑之中移舟而去，才引起人们对您早逝的哀叹。我一向承蒙您与我交好，如今又和您同在官府任职。仿佛仍能听见您的笑语，却忽然惊悉您已经长逝。祭酒和菜肴很是菲薄，姑且寄托我余下的哀痛。祭奠萧殿撰 您的气质平和而操守刚正，言语质朴而行动敏捷；看起来谦退自守，起初仿佛不能胜任，等到了应当发言的场合，议论切直，风采凛然，朝廷内外都肃然起敬，这难道不是近于仁者的勇气吗？我从前在朝廷任职时，常见您忧虑时局，悲悯不已，心情都充分表现在言语和脸色上，心中暗自期待您有所作为。后来您平日所说的话，大多都能一一应验，更加知道您的操守向来坚定，绝不是苟且如此。您出使湘州时，我恰在远方，叹息今后再见困难，哪里料到竟成了阴间相隔？书信还拿在手中，讣告忽然传来。替时世惋惜失去贤才，面对长风眼泪直落，遣送这一奠，略微陈述我的鄙诚。祭奠宇文使君三十一舅 您的家族承受钟鼎之家的福庆，您却留心于平民士人的事业。壮年时文章盛美，更何况一向德行宽厚，又具有使天下富足的才能。正应当昌大远业，能够继承先人的事业。刚在各州稍稍施展才能，已经因惠民的政绩受到称誉。还没有来得及系上京城的印绶，却忽然移舟进入幽冥。宣室之中接受皇帝赐福，再也等不到像贾生那样的召见；桐乡百姓奉祀您，徒然留下如朱邑一般的美名。我恰好镇守远方，突然接到您的讣告。反复吟诵《渭阳》诗篇，眼泪落满衣襟。遥想您墓地的道路，心神已经飞驰而去，想要亲自执绋送葬。祭奠魏元履 唉！在朝廷做官，从一命官以上，都有权对时事提出意见，这是古代的义理，也是祖宗的诏令。您出身平民，任职于学校，屡次发表忠言，大都关系国家大事。当别人正畏缩躲避时，您总是率先发言，也可以说是刚毅而有所坚持了。世上的议论者纷纷起来对您求全责备，这其实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自从您退职归乡以来，更加致力于自我修养，写信给我，说将要讲学，以弥补自己未能达到的地方。我得到信后叹息，认为您日后的成就，又不是我所能估量的。谁料想上天竟不再给您寿命呢？您虽然没有实现与我一见如故的愿望，但您与我相互交往的情意却十分深厚。哪里料到竟终究不能认识您呢？献上这一奠，以舒解我的哀情。祭奠储经属 您的早年便以文章才艺享有声誉，晚年在科场任职，后来在幕府中沉默自持，准备回归故乡；羁旅之情茫然无所寄托，因而逐渐积郁，一场疾病终于沉重缠绵不愈，只能依靠同僚共同料理后事。唉，真令人悲哀啊！祭奠秦致政 我来到桂林，首先拜访乡里的老成之士，想要向他们请教政事。当地人士异口同声，都以您为首推。您虽然已经在家中卧病，很少接待人事，但正如珠玉藏在山谷深渊之中，偶尔接近您的人，也足以借得您的光辉和润泽。您从本地起身，考取科第，历任官职，一向以忠厚廉直著称。也曾主管一州政务，给百姓留下恩泽。后来在尚未衰老时便辞去职务，优游于乡里，子孙环绕膝前，安闲恬淡而享受福气，终于得享高寿。对于您来说，差不多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然而您的去世，使后辈失去了足以效法的尊长，使我们这一群人失去了请教的益处，因此我为之叹息悲伤，流下眼泪。祭品很薄，姑且写下这片诚意。祭奠甄总管 您早年凭忠义追求功名，在排难解纷之时，具有随机应变的智慧；慷慨激昂的言辞，能够感动三军。本以为您应当充分施展才干，却接连遭受排挤压抑；到了晚年，才再次得到皇帝的知遇，随即便归于九泉，未能实现骑马建功的愿望。考察先世关于平江的文书，想起当时共同渡过难关的人；想到事情屡屡违背愿望，感叹奇才实在难得。我暂代守任此地，恰逢您归葬的灵舟经过，献上薄奠表达诚意，面对长风更加悲伤。祭奠贾仲山知县 我的别墅和您的住宅隔墙相邻，春日早晨、秋日傍晚，我们都头戴幅巾，悠然来往。湘西分别时，我唯独忧虑您已经显得憔悴消瘦。我还劝您要爱惜身体，谁知才过半年，讣告便突然传来。我推开案几，惊愕地瞪视，接着便泪流满面。您的才华通达而敏捷，您的品行友爱和睦而谨慎。难道您还没有充分施展才能，就这样停止了吗？道路阻隔而且遥远，我的悲痛又该向谁诉说呢？祭奠邢致政 唉！鲁仲一生多艰难，暂时做官便辞归。后来又挂冠归隐，他的才能绰绰有余，本来可以排除烦难，却始终没有得到多少施展。老居家乡山中，闲居于名堂，只求安适自得。窗户明亮洁净，每天面对着孱弱的容颜。座上宾客常满，杯盘从不空置。他又重视情义，周济人们的急难。本以为会享有长寿安康，然而寿命却偏偏短促。我家在长沙，几乎就像您的乡里故旧，得知您去世，更加为您流下悲伤的眼泪。从前来到这座堂上，我们举杯相对；如今再来到这座堂上，只见白色灵帷和朱红的旐旗。唉，悲哀啊！祭奠经干八兄

译悲哉，我的兄长！您一生多遭困厄，既然人生如此艰难，本应享有长久寿命，为什么又这样吝惜寿数，只活到这里呢？命运不齐，这究竟是谁造成的呢？乙酉年夏天，您经过湘水岸边我的住处，抚摸我的苫块，语重心长地同我交谈，为我长久停留，离去时还依依不舍。在船中分别时，眼泪像坠落一样。我看兄长您的头发牙齿还未衰老，便劝您爱惜身体，盼望将来还能相逢，兄长再对我一笑。您说得十分真切：我身体健壮有力，应当还会再次南征。后来听说您回到家中，能够自得其乐，斟酒宰杀鲜物，宾客宴席十分盛大。本以为您会从容欢乐地度过晚年，哪里料到讣告传来，令人惊骇悲痛，何时才能止息？我远在万里之外，想奔去哭吊却无从做到。寄上这一杯酒，酬答西南来的风。祭奠宋子飞参议 悲哀啊！子飞竟至于此，是真的吗？谁能没有忧患？为什么您的遭遇竟这样惨酷呢！起初听说您的儿子去世，接着又听说您也丧偶。想到您的双亲，白发老人还在堂上，没过几天，竟也传来您的讣告。想来这种摧残悲伤，您怎么承受得了？我哪里能够写信来吊慰您？下笔时实在不忍心，因为道路阻隔而且遥远，又害怕听到新的消息。悲哀啊，子飞！您的身体竟也随着他们去了。面对长风泪流满面，为您流泪悲泣。像您这样美好的德行，遭遇竟然如此，实在只是命运不齐，这究竟是谁主宰的呢？我在连阳认识您，如今已经两周年了。聚散本来无常，但交情却越来越亲密。在湘岸分别，从夏天直到秋天，诗稿墨迹还未干，您已经不再停留人世。有家属需要安葬，谁来替您收殓？有两个可爱的孙辈，谁来照料他们？乡里有贤德的长者，邻里有君子，想来他们会承担起您平生所托之事。我独自在远方，无法奔走前来。献上这一奠，悲哀啊，子飞！祭奠南康四九兄 唉！同祖兄弟如今还剩四人，只有兄长擅长文章。您从年少时起便令人期待将来成就远大，以光大我家门第；如今却只任守一州，才华未能充分施展，哪里料到就在今天，竟传来您的讣告？我惊惶恸哭，痛心如同失去兄长的雁鸟，为您设位祭奠，悲哀啊，我此刻的心情！同上 唉，悲哀啊！兄长早年才华秀美，文章出众；秦国对诸孙的恩情深厚，忠献公对您的疼爱也和对自己的儿子一样。何况伯父实在艰苦勤劳，尚未完成的事业都交付给兄长，本以为您会成就远大，以光大并继承家业。为什么中途车轮折断，您仅仅历任一州，竟未能看见事业完成？唉，悲哀啊！我和兄长从小到大亲近相处，讨论文章、讲习学艺，难道没有胜过朋友的情谊吗？在霅川分别时，情景惨痛而酸辛。看您的面容，憔悴而没有光泽。我趁酒意正浓反复叮嘱您，希望您爱惜身体，稍稍减少刚烈的药剂，以求身体平和。谁料一场疾病，竟使您就这样倾倒。唉，悲哀啊！到如今已有几年，您远居霅水之滨，音信像鸿雁一样无法相通，每每使我内心悲伤。何况如今永远诀别，这痛苦又怎能承受？想到本应把您带回故乡，靠近祖坟和桑梓，却听说您年过知命，决定留葬在这里。唉，悲哀啊！您留下书信嘱托我，我捧着它眼泪直流；将要停笔时，又看见其中刚正明白的言辞。唉，悲哀啊！我被印绶官职所拘束，奔走在外，不能迎着灵风前来，只有长声号哭，陈上这薄薄的祭奠。您的侄子年幼体弱，想到他孤苦无依，我怎敢不扶助他？我一定遵照兄长的遗言去做。只愿兄长的英灵尚且明鉴，或许能够前来享用这祭品。祭奠胡广仲主簿 您的孝友之德深厚地出于天性，求学问道的志向从幼年便已确立。您憎恶邪恶，表现出公正之心；遇到事情，又可看出您考虑周详。本以为您会成就远大，充分施展才能，为什么一旦之间竟突然止步于此？刚听到讣告时，痛惜遗憾之情很多；岂只是感叹德高之家失去了能够继承家业的贤才，也感叹我们同道之人失去了相互扶助的朋友。我们多年朝夕交游，又加上婚姻亲属关系，本应前往哭吊，却未能带去薄礼，只能先流下眼泪。满腔的话已经无法写成文章。祭奠吴晦叔 唉！您早年便拜入五峰先生门下，立即抛弃追逐功名的习气，专心探究义理，到现在将近二十年了。您的思考越来越亲切，操守实践越来越坚定；又能通晓人情、熟悉世事，以忠信持守，以周密行事，实在是有用的真才，也是进学的良好资质。哪里料到一旦之间竟止步于此？我和您推心置腹地交往也很久了，彼此切磋讲究，友谊坚如金石。讣告传来，我哭泣不止。唉！担当道义如此艰难，而同道之人又不断凋落，这正是我悲伤而且忧虑的事。我被官职拘束，不能前往哭奠，只能遣人致意，言辞已无法再写成文章。祭奠外姑何恭人 您的家族出自宰相之家，后来嫁入德门，奉献饮食，采摘藻菜，早晚都能恭谨侍奉；像宾客一样恭敬，妇道实在合宜。到了晚年，更彰显母亲的仪范，确实具备三种美德，与《彤史》所载相合。为什么不能享年百岁，长久庇佑子孙呢？记得在柔兆年间，我曾到堂上拜见您，至今还不到一年，眼泪却已流个不停。我悲痛终身失去母亲，既无父亲可以依靠，也无母亲可以依恃；起身追寻渭阳之情，悲痛竟又到了这里。伤痛啊！道路遥远，只能遥对长途痛哭，无法送上微薄礼物，惟愿诚意请您的神灵鉴察。省墓祭文 从前我只是想到古代不在墓前祭祀的道理，每次来墓前察看，都在墓前号哭，不敢采用世俗的礼仪去做自己心中不安的事情；但内心始终又有未能满足之处。近来读《周官》，看到在墓地祭祀、以人为尸的文字，这才开始惊惧，深思先王的用意：保留世俗礼仪，是为了顺应人情中不忍割舍的心；让人立为尸来接受祭享，是为了彰明鬼神之义，看来先王处理这件事确实精微周全。今天我因此恭敬地体会这种用意，在亭中设立祭位，准备酒肴作为祭品，来表达追思仰慕的诚意。事情开始之时，不敢不向您禀告；我俯伏流泪，不知说了些什么。愿父亲母亲的神灵，实实在在鉴察降临。

译《南轩集》卷四十四【终】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四 《勉斋集》　　别集类三【宋】提要 【臣】等谨慎考察：《勉斋集》四十卷，为宋代黄干所撰。黄干字直卿，号勉斋，是闽县人。年轻时拜朱子为师，朱子把女儿嫁给他。宁宗朝补授将仕郎，历任汉阳军、安庆府知府，后来以主管亳州明道宫的身份退休。死后谥号文肃，事迹详见《宋史·道学传》。此集包括讲义、经说三卷，杂文三十六卷，诗一卷。杂文中凡是任郡时的公文、移文和案牍文辞，都收录在内。根据它的卷目与《宋史·艺文志》相合来看，大概仍是原本。过去朱子写成《竹林精舍》时，曾经给黄干写信，说过‘将来便可以请直卿代替我主持讲席’的话。黄干也能够坚守老师的学说，始终不改变。后来林栗与朱子讨论《易》意见不合，终于结怨相互攻击。朱门弟子中有人想烧毁林栗的书，唯独黄干在祭奠林栗的文章中不抹杀他的长处，可以说完全没有门户之见。史书又称，黄干在安庆府修筑城池、部署防务很有方略，百姓没有劳苦而事情就办成了。等到金兵大举进攻，淮河东西震恐，唯独安庆仍像往常一样安定。后来他又在制置使李珏幕中，极力指出军政没有修治、边防废弛，李珏却不能采用他的意见。后来光州、黄州相继失守，最终果然如同他所说。尤其不是朱子学派末流中那些空谈心性的人所能相比的，也足以看出洛学、闽学设教之初，尚且具有实际内容，并不只是穿着高冠宽带来刻画圣贤而已。他的文章大体质朴正直，不事雕琢修饰；虽然笔力不算挺拔，但气格醇厚充实，终究不失为儒者的言论。乾隆四十四年三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勉斋集》卷一　　　　　　　宋　黄干　撰　讲义 临川郡学 ‘乾元亨利贞’，文言说：‘元，是众善之首；亨，是美好的会合；利，是义理的和谐；贞，是成事的主干。君子体察并实行仁，足以成为众人的长者；成就美好并使之会合，足以合乎礼；使万物获利，足以使义得到调和；守正坚定，足以担当事情。君子实行这四种德行，所以说“乾元亨利贞”。’ 孟子说：‘没有恻隐之心，就不是人【原文至此有缺损】……就不足以侍奉父母。’ 在【原文“五三”疑为讹误】以前的典籍传述中，把仁、义、礼、智相对而并列论说，是从孔子、孟子开始的，在此以前从未听说过。孔子在《易》中阐发了这一点，孟子深入研究《易》，继而承述发挥，向人显示的意义很深。天地安定了位置，阴阳便分开；阴阳既分，五行便具备。天地之所以运行四时、生成万物，不过是阴阳五行的道理罢了。元，是春天的生发，在五行中属木；亨，是夏天的成长，在五行中属火；利，是秋天的成熟，在五行中属金；贞，是冬天的闭藏，在五行中属水。人承受阴阳五行之气，生于天地之间，也就具备元、亨、利、贞的德性，成为仁、义、礼、智的本性。元的德性落实在人性中就是仁，亨的德性落实在人性中就是礼，利的德性落实在人性中就是义，贞的德性落实在人性中就是智。天地如果没有元、亨、利、贞，就不能运行四时、生成万物；人如果没有仁、义、礼、智，又凭什么充实四端、处理百事呢？人人都是人，人人都禀赋了这种本性，也都具备这种形体。孔子只说君子实行这四种德性；孟子又说有不能充实它们的人，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人承受天地中正之气，本来无非都是这种本性，但又夹杂着气质，受到习俗扰乱；如果不能亲近老师、结交朋友，以达到求学问道的功夫，那么即使有这种本性，也难免昏暗而不明、阻塞而不通。如今那些暴

译虐凶猛、伤害人和物的人，就再也没有恻隐之心了；顽钝而贪图利益、缺少廉耻的人，就再也没有羞恶之心了；骄纵淫逸、自夸自傲、蛮横欺凌他人的人，就再也没有辞让之心了；背弃善道而趋向恶行、舍弃正道而习染邪道的人，就再也没有是非之心了。这样一来，虽然具有人形而出生，又凭什么和禽兽不同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求学问道的功夫不明白，因而无法保全本来具有的本性。古代的君子广泛学习，审慎询问，谨慎思考，明白辨析，笃实力行，并不是以夸耀见闻广博、争论博杂为能事，也不是以雕琢文辞、绘饰句子为工巧，而是要认识我本性中至善的道理，以保全本来固有的东西。所以，仁的作用足以爱人利物，义的作用足以处理事务、衡量适宜，礼的作用足以侍奉上级、接待下属，智的作用足以明察万物、辨析人伦。这难道只是足以穷尽人的本性吗？它还将与天地流通贯通而毫无间隔。三代以前，这一道理一向明白，所以百姓受到教化，家家都可受封；即使是街巷中的普通人，也无处不是贤者。秦汉以来，功利的习气胜过一切，这一道理才开始不明。深山大谷中的农夫野老，尚且有人能守住淳厚质朴的本性；而四通八达的大城市中，那些读经的士人，反而还比不上他们。有些人见闻十分广博，文辞十分工巧；考察他们胸中所存的道理，再观察他们操守实践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他们可惭愧之处很多。即使是天资优良的人，也不过安于常态、守着本分，对于圣贤教人的方法，却完全不加省察。整个世道滚滚而行，随波逐流，醉生梦死，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如果真能玩味《大易》的宗旨，体会孟子的话，反观内省，知道我心中四德的根本；穷究事理、推求事物，辨明我心中四德的实际；存心养性、自我修省，审察我心中四德发动的征兆；勉力强行，努力实践，以完成我心中四德的作用，那么天地之所以成为天地、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全都是我分内的事情。又何必甘心处在庸俗浅陋的下流境地，和草木一同腐朽呢？《大易》讲四德，却一定以乾元的广大来赞美它们；孟子论四端，却一定首先讲不忍之心。大概仁义礼智本来就是我心中固有的，而仁足以包摄四德，就像四时运行，其中春天生发的气息从来没有不流行其中。春天是一年的开始，朔日是一月的开始，这就是《大易》所说的元、孔孟所说的仁。道理难道有什么难以知道的吗？人只是患在不肯寻求罢了。有志之士，为什么不彼此勉励呢？隆兴府东湖书院 孔子说：‘道不能实行，我知道原因了。’这一章。道是什么？君主的仁爱，臣子的敬慎，父亲的慈爱，儿子的孝顺，与人交往的诚信，根植于我们心灵的本性，而在事情上表现出来、成为理所当然的行为，都是道。哪里曾有超过或不及的偏差呢？有超过和不及，这就是道不能实行、不能彰明的原因。然而我私下曾有疑问：贤能和聪智，是人的品格中最高的；一旦有所过失，就和愚昧、不肖没有区别。愚昧、不肖的人有志于道却有所不及，只是还没有达到道罢了，他们与背离道的人仍有区别，为什么竟把他们指为愚昧、不肖呢？大概道存在于天下，只是中正而已。过头不是中正，不及也不是中正。贤能聪智的人如果失之过头，就会像杨朱、墨子、佛教、老子那样发展，最终流于无父无君，难道不是非常可怕吗？有志于道却不能合乎理所当然的道理，就是明理还有未通之处，诚意还有未立之处，即使称为愚昧、不肖也可以。圣贤卫护道统如此严明，所以竭力勉励人们遵循大中之道，大概就是这个原因。那么求学的人应当怎样做呢？要广泛学习，审慎询问，谨慎思考，

译明白辨析，笃实行持；这样不被贤能聪智者的过失牵引，也不堕入愚昧不肖者的不及，或许就可以了。如果说学习可以不讲求，而一步就能到达圣贤的境界，那已经不免犯了贤能聪智者的过失；至于用力不笃实，悠悠然消磨时日，最终一无所得，那么即使称为愚昧、不肖，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同道之人，都要勉励自己。新淦县学 子贡问：‘怎样才可以称作士呢？’全章。子路问：‘怎样才可以称作士呢？’一章。

译爵位有五等，士位居其中。百姓有四类，士是其中的首等。称为士的人，确实可贵。人物共同生存在天地之间，而人最为灵秀。既然称作人，就应当大体相似；可是士为什么更加尊贵呢？难道是因为他们记诵得多、文章辞藻工巧吗？那么子路和子贡本来就足以做到这些了。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急切地询问怎样才算士呢？孔子对于这两个人并没有什么隐瞒。他告诉他们的，不过是立身行事、侍奉君主、在家孝顺、出外敬兄、说话诚信、做事果断，以及处在兄弟朋友之间应有的行为，为什么呢？人的大伦有五种：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交往。父子有亲情，君臣有义理，夫妇有分别，长幼有秩序，朋友有诚信。这五种关系，是人的根本大端。舜命令契担任司徒，首先就要施行五教。三代的学校，都是为了明白人伦。那么称为士的人，除了这些之外，没有更急切的事情了。后世却不是这样：父子之间的告诫，师友之间的训导，有关部门的选拔，所重视的不过是记诵罢了，不过是辞章罢了。人的根本人伦，根本没有时间讲求。这样还称作士，果真配得上这个名称吗？称为可贵的人，也未见得真有可贵之处。即便如此，天生下众民，有形物便有法则。百姓秉持常性，都喜爱美德。幼小的孩子没有不知道爱自己的父母，等到长大，也没有不知道敬爱兄长。小孩子将要掉进井里时，惊惧恻隐的心自然油然而生；这种心，人人都有。圣贤担心人们没有觉察到它，又为此推演阐明，记载在简册上，使它明白得容易看见。求学的人如果真能端坐静思，观察自己内心本来具有的道理；广泛学习、审慎询问，以求得圣贤的格言；把它存于心中，落实于自身，施行于事务，那么人的根本人伦已经能够得到，而士的美名才可以无愧。这哪里是沉溺于记诵辞章习气的人所能企望的呢？我谨把从师友那里听到的道理，向各位诵说一番。王子垫问：‘士应当做什么？’孟子说：‘尊崇志向。’全章。仁，是人的安宅；义，是人的正路。放弃安宅而不居住，舍弃正路而不行走，真可悲啊！幼小的孩子没有不知道爱自己的父母；等到长大，也没有不知道敬爱兄长。亲爱亲人就是仁，敬重长者就是义。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把这种亲爱敬长之心推广到天下罢了。《论语》一书从未把仁义对举并说，而孟子谈仁义的地方却屡见不鲜。圣贤的教导本来不应有不同的旨趣，为什么竟这样不同呢？仁义是人性中本来具有的。孔子说人性不可得闻，而孟子说性善，是因为孔子教人的内容无非仁义之道，使人自然而然进入仁义之中，自己却不知道。孟子怜悯这个时代的人迷惑，所以打开关门、启示钥匙，直接指向人心而明白告诉他们。五常和百行都是人性中固有的，为什么偏偏只说仁义呢？仁大概是总称，五常百行则是它的分支。孟子提纲挈领，使人由仁义推展开去，无论做什么都不是仁义之外的事。孟子说仁义，是勉强这样命名吗？还是本来就有根据呢？又凭什么知道它是人性中固有的，并且是五常百行的总称呢？孔子其实已经说过：‘建立天的道理，叫作阴与阳；建立地的道理，叫作柔与刚；建立人的道理，叫作仁与义。’三才的道理本来是一致的。阴阳从气来讲，刚柔从质来讲，仁义从理来讲。人从天承受气，从地禀受形体，承受阴阳刚柔的气质作为形体，于是具备仁义的道理作为本性。这难道是人能够强行命名的吗？五常百行，哪一样超出仁义之外呢？道理本来没有比仁义更大的了。孟子又说：‘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恭敬之心就是礼，是非之心就是智。’先前所说的仁义二者分开成为四端，又是什么原因呢？天本来不超出阴阳，阴阳相互分化为老阳、少阳、老阴、少阴，于是成为四象。阴阳相互分化为老少，正是金木水火运行的原因。木的精气属于仁，金的精气属于义，火的精气属于礼，水的精气属于智。五行既不超出阴阳，五性也不超出仁义。唉！人禀受五行阴阳的精秀之气而生，具有仁义礼智的本性，所以能够与天地并立为三才。由于受到气禀昏蔽、物欲遮蔽，恻隐之心就变成残忍，羞恶之心就变成卑鄙，恭敬之心就变成傲慢，是非之心就变成昏愚。这样一来，虽然具有人形，又凭什么和禽兽不同呢？以能够与天地并立的身体，一旦自己不能觉察，就会流转而成为禽兽。那么求学的人，难道可以不思考用什么来勉励自己吗？‘古代想要在天下彰明光明德性’这一章。学习的意义非常重大：人心之所以端正，人伦之所以彰明，家庭之所以整齐，国家之所以治理，天地之所以各安其位，万物之所以生长，没有一样不是依靠学习而成就的。唐尧、虞舜以来，司徒掌管教化，后世又由典乐掌管，这都是学习兴起的由来。到了商代以后才有‘学’的名称，到了周代以后才有学习的方法。洙水、泗水之间，老师朋友讲习讨论，学习的条目才开始完备。考察学习的纲领，可以说只是致知和力行罢了。《大学》说：‘事物得到穷究，然后知识达到；知识达到，然后意念诚实；意念诚实，然后心正；心正，然后自身修养。’穷究事物、知识达到，是关于认识的事；意念诚实、内心端正，是关于实行的事。《中庸》说：‘广泛学习，审慎询问，谨慎思考，明白辨析，笃实行持。’学习、询问、思考、辨析，是关于认识的事；笃实行持，是关于实行的事。《尚书》所说的‘惟精惟一’，《易》所说的‘知崇礼卑’，《论语》所说的‘知及仁守’，《孟子》所说的‘始终条理’，无不是以致知开始，以力行结束。以致知开始，那么天下的道理在我心中洞然明白而没有遮蔽；

译以力行结束，那么天下的道理就在我身上浑然具备而没有亏缺。如果认识不能达到，就像用手摸索着寻找道路，不知道该往南还是往北；如果实行不努力，就像破车瘦马，担心走到半路便停废。那么有志于达到圣贤境界的人，除了致知力行之外，没有别的道路。秦汉以来，一代又一代的士人，不是驰骛于辞章，就是沉溺于训诂；不是陷入功利，就是迷惑于异端，这本来不足以谈论圣贤之学。到了本朝，周敦颐、程颢、程颐诸位先生出世，接续这条失传已久的道统，几位大儒又相继共同推明它，于是古代圣贤教人求学的道理，到此才重新明白。然而，只讲求阐明义理的精微、记诵询问的广博，却不能反身实践，已经不足以达到道；抛开章句，放纵心思追逐高妙，以为圣人之道不借助学习询问便可以一步进入，又不免犯了空虚而没有根据的错误。求学的人如果真能在立志发心之初，玩味圣贤教人的方法，依次渐进，那么或许可以找到门径而进入其中。君子明白的是义，小人明白的是利。君子求取于自己，小人求取于别人。君子通达上理，小人通达下流。君子周全而不结党，小人结党而不周全。君子和谐而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而不和谐。君子安泰而不骄傲，小人骄傲而不安泰。古代圣贤教人慎重辨别君子和小人，已经到了极点，难道不免过于刻切而少了宽裕吗？大概善恶是两条道路，分明如同香草和臭草、冰和炭不能相容；把它们剖析说明，是为了使人去掉恶而保全善。圣贤教人的用意真是深切。他们说：‘君子明白义，小人明白利；君子求取于自己，小人求取于别人；君子向上通达，小人向下通达。’这是从二者趋向相距很远的一面来说的。他们又说：‘君子周全而不结党，小人结党而不周全；君子和谐而不苟同，小人苟同而不和谐；君子安泰而不骄傲，小人骄傲而不安泰。’这是从二者趋向相近的一面来说的。说它们相距遥远，是为了决定取舍的关键；说它们相近，是为了辨察细微的差别。圣贤立言，之所以反复告诫而不能自止，正是这个原因。然而即使观察这几章，虽然各句话所称说的方面不同，总结其要点来说，遵循天理的是君子，顺从人欲的是小人。所明白的是利，所求取的是别人，所通达的是下流，所谓苟同、结党、骄傲，都是顺从人欲。所明白的是义，所求取的是自己，所通达的是上理，所谓和谐、周全、安泰，都是遵循天理。天理和人欲之间，君子与小人的分别就确定了。人的常情是：称赞他为君子，他就欣然高兴；斥责他为小人，他就忿怒不平。这是秉持常性、喜爱美德的良心。至于他内心所存、身体所行，往往舍弃君子之道而归于小人，也只是不能充实自己本来的良心罢了。孟子说：‘羞恶之心，人人都有；是非之心，人人都有。’如果真能保全自己喜爱善、厌恶恶的本心，扩充它、充实它，那么就会逐渐走上君子的道路。我黄干在这里充任职务，刚满一月；凭我笨拙率直的资质，以及有缺失错误的政务，得罪本郡士民已经很多了。正准备每天到乡里的学校去，听取各位贤者对是非得失的议论，再以我的浅陋见解和他们相互往复讨论，共同归结于义理。朝廷误听了某些意见，忽然下达改任的命令，我将要远行分别。只愿同道之士彼此劝勉；从今以后，希望乡里将有德行纯厚真实、见识高远超卓的人出现，这就是我内心小小的最大愿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 竹林精舍祠堂 嘉定丙子年仲秋上丁日的第二天，同舍的诸位贤者聚集在先师祠堂下，祭祀完毕，让黄干讲明先师教人的用意。像我这样愚昧不肖的人，哪里足以承担这件重任？只是想到学校废弛已久，正希望从讲习中得到益处，所以冒昧说几句。我私下认为，先师的道理根本出于无极，阴阳五行流行发育的奥妙，具备于天理人心和日常实行之中；保存它，就成为圣贤，抛弃它，就成为下愚和不肖。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在上面亲身实行，孔子、孟子、濂溪、二程在下面讲明。到了我们的先师，更把毫厘之差剖析清楚，穷究幽深微妙之处，推演阐明，像日月星辰一样光明，为求学者考虑得深切至极。至于他教人的方法，则说要居敬、穷理、力行；这些又是他反复恳切、多次讲说的。所读的书，先读《大学》，次读《语》《孟》，最后读《中庸》。作为学习的次第，也都是可以循序渐进的。跟随他学习的人，也曾从事于这些方面。先师去世【“梦奠”一词原文语义存疑】以后，笃信而努力实践的人并非没有；其中也有像我黄干这样，荒废学业、辜负初心的人，不能不深究其中的原因。志趣低下，立志不高；私欲昏蔽，对道的信念不笃；只是逐字读书，却不能明白义理；听进耳中又说出嘴里，反身实践却不真实，这就是只能粗略有所听闻，却不能坚持满一个月的原因。试着想一想：一个命官的爵位，人们没有谁肯轻易辞掉；价值十金的财产，人们没有谁肯轻易抛弃，因为它们可贵。圣贤之道的可贵，难道只相当于一个命官的爵位、十金的财产吗？人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又听闻尧、舜、禹、汤几位圣人的道理，居住在礼义之国，又得到大贤作为自己的依归，难道可以不终身诵习它，反而突然忘掉吗？从前孔子、孟子教人，说要至死守住善道，说要舍弃生命而取得义。死生已经是大事，至于道义所带来的快乐，那么活着也不值得留恋，死亡也不值得顾惜。既然生不足以留恋、死不足以顾惜，那么对于圣贤之道，就如同饥饿的人不会忘记食物，口渴的人不会忘记饮水，行路的人不会忘记回家，病人不会忘记起身；即使这样，仍不足以譬喻这种迫切。这样才可以不辜负先师门下的教诲。否则就会随波逐流，醉生梦死，最终成为一世的庸人而自己还不知道，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这正是我这个愚昧不肖之人深深忧患的地方，谨把这些话公开陈述出来，希望能够得到君子的指教。安庆郡学 《易·大传》说：‘建立天的道理，叫作阴与阳；建立地的道理，叫作柔与刚；建立人的道理，叫作仁与义。’

译天的道理，不超出阴阳、寒暑、往来这一类现象。地的道理，不超出柔刚、山川、流动与耸峙这一类现象。人的道理，不超出仁义、侍奉父母、顺从兄长这一类行为。阴阳从气来讲，刚柔从形质来讲，仁义从道理来讲。虽然看起来有所不同，但仁是阳刚之理，义是阴柔之理；其实归根到底是一回事。天地已经很广大了，人凭着渺小的身体，竟能与天地并立为三才。至于道理，又能与天地浑然融为一体而没有间隔，难道可以不知道凭什么使自己立身吗？没有阴阳刚柔，即使天地也不能自立；不仁不义，也不能称为人。既然不能称为人，和禽兽有什么不同呢？遵循仁义，就能与天地并立而无间；不仁不义，就无法把自己和禽兽区别开来。求学的人对此，也应当知道选择什么了。即便如此，仁义之道也不必到别处去求。孟子说：‘恻隐之心，是仁的萌芽；羞恶之心，是义的萌芽。’又说：‘幼小的孩子没有不知道爱自己的父母；等到长大，也没有不知道敬爱兄长。’亲爱亲人就是仁，敬重长者就是义。仁义之道根植于我们心中本来具有的东西，起初并不是多么高远难行的事情。把它存养在虚静纯一的心境之中，并把它推行到日常行动和应酬事务之间，那么仁义之道就在我自身了。不妨按照我平日存心的情形来想一想：果真能够侍奉父母而孝顺吗？果真能够与宗族相处和睦吗？果真能够与乡亲、朋友交往，并且兼而爱护他们吗？果真能够看待别人如同看待自己吗？果真能够看待百姓如同看见他们受伤一样吗？就从这种心意出发加以扩充，直到没有一个念头不公正，那么仁的道理就完全了。果真能够顺从兄长吗？果真能够侍奉上级而恭敬吗？果真能够处理事务、接待人物而寻求合宜吗？果真能够看见祸害而不躲避吗？就从这种心意出发加以扩充，直到没有一件事不合宜，那么义的道理就完全了。仁义之道完全了，仰视天地不觉惭愧，俯视自身也不觉羞怍，上下万物便与天地同流了。假如不是这样，人与我之分的念头在心中搅乱，利害得失的私心在外物面前使人昏暗，那么即使父子骨肉之间，也已经不能互相保全，更何况仁爱百姓、爱护万物呢？在饮食起居之时，已经不能合乎节度，更何况应酬交际、处理事变呢？凡是我本来具备的良知，已经被斫削丧失得一点不剩了。看见老虎、狼的父子关系，蚂蚁的君臣关系，尚且不能不惭愧，又凭什么做人呢？以天地并立而无所隔的身躯，具有本来完整的仁义之性，却不知道自我珍重，竟沉沦到这种地步，这正是圣贤始终恳切地替世人忧虑的原因。有志于学习的人，如果就此深入思考，就会知道进入道德境界的门径了。《书》说：“伟大的上帝把▯降给下民，使他们各有恒常的本性，能够安定、顺从那道理的，只有君主。”历来考察圣贤留给后世、用来立教的言论，都是把人的本性指示给人看；它的源流大概就出于这里。教人的方法固然很多，但一定要把本性指示给人，是为了使人知道：人生之初，万种善性都已具备；要成为圣人成为贤人，不必向外寻求，完全可以从自身取得。所谓本性，是人本来就具有的。可是谈论本性一定要说它来自天，是要使人知道我们这种本性纯粹至善，无不出于天理的根本，而起初没有一丝一毫人为的私意。本性是上天赋予的，而说能够安定、顺从这一道理，必归功于君主，是因为人的本性虽然善良，但气禀中混杂的因素和物欲的私心，有时会使它受到搅乱，所以必须有聪明的君主制定教化加以防范，之后才能保全它本来的善性。自羲农以来，继承天意、为天下确立准则的，无不遵循这个道理。到了成汤，才开始打开关键、启发世人，明确地把它显示出来。从此以后，《蒸民》诗说：“上天生下众民，万物都有法则；百姓秉持常道，都喜爱美好的德行。”刘子说：“百姓接受天地的中和之气而出生，这就是所谓天命；因此有行动、礼义、威仪的法则来确定天命。”子思说：“上天赋予人的命叫作本性，顺着本性行事叫作道，修明这个道叫作教。” 孟子说：“并不是上天降生人的资质时彼此特别不同，而是因为使他们的心陷溺了才这样。”这些话都是成汤的意思有所启发而产生的。从商到周，直到春秋战国，历经一千多年，圣贤相继出现，立言垂训，仿佛出自同一个人的口中；由此可知，这个道理确实不可改变。人生活在天地之间，愚昧纷杂、数量众多，数也数不清。回过头来在自身寻求，就会发现人无不具有这种本性，本性无不具备这种中和之理，无不由天所生，无不由君主教导；人怎么忍心自我轻贱、自我放弃，最终归于小人一类呢？从前的盛世，这个道理一向明白，天下人都知道自己有这种本性，都知道本性具备这种中和之理，都知道这是上天所生、君主所教，因此无不相互引导着趋向善道，成效达到家家都可以受到封赏、百姓都受到感化的程度，人人都具有士君子的品行。周朝的德政衰败以后，圣贤之道不再流传，异端邪说又乘机兴起；上等的人沉溺于空虚无有，下等的人趋向功名利禄，士大夫已经不知道这种道统的正宗，更何况普通百姓呢？因此风俗衰微，开始不能像古代那样了。到了我本朝，著名儒者相继兴起，共同推阐圣贤之道，以接续孔孟失传的传统；这些内容载在典籍中，也已经家家收藏、人人诵读了。在秦汉以后，还能听闻尧、舜、禹、汤、文、武相互传授的道理，难道不是幸运吗？如果真能在这里深入思考并努力实行，存养我本来承受于天命的善性，不辜负君主和老师教化的心意，那么这正是我对诸位深切的期望。《乐记》说：“人生下来时本来是宁静的，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受到外物感触而发生变动，这是本性的欲望。外物来到，认识作用发生，然后好恶之情就显现出来。内心的好恶没有节制，智慧又被外物诱惑，不能反省自身，天理就灭亡了。”

译从前尧、舜传授十六字心法，辨析人心危险、道心隐微，要求精察专守，这哪里是欲望和情感占上风的人所能达到的呢？凡是我一个念头发生，都必须精细地加以察辨，问自己：它符合道吗？还是偏离了道？它纯粹而没有瑕疵吗？还是仍有毫厘之差？没有一个念头不合乎道理，没有一个道理不达到极致，像这样之后才可以说是“精”。察辨得精细，那么所谓人心本来就已经合乎道了。又一定要专一地守住它，早晨如此，晚上如此，仓促困顿之时如此，无论何时何处都不离开这种状态。事物纷杂交错、变化无穷，而天理浑然一体，没有丝毫间断，像这样之后才可以说是“一”。开始时精细察辨，最后始终专一守持，那么视、听、言、动，起居、饮食、呼吸，无论何时何事都不会不合乎中正。尧、舜、禹相互传授心法时，洪水还没有平定，五种人伦关系还没有和顺，三苗还没有归服，他们相互告诫，本来必定有更紧迫、更优先的事务，但所说的却只止于此。大概心是万般变化的根本，这颗心不正，欲望就足以败坏法度，放纵就足以败坏礼制，即使在自身之内，也将颠倒错乱，不能合乎适宜，又凭什么齐家、治国、平天下呢？因此古代帝王虽然处在乘坐万辆兵车的尊贵地位，享有九州的财富，却仍然兢兢业业，如同走在深渊薄冰之上。左史便记录他们的言语，右史便记录他们的行动；至于声音气息的高低，即使似乎没有什么妨害，也有乐官加以提醒；盘、盂上有铭文，几案、手杖上有警戒语；登车、行走，无不有节度。这一切无非是检点、防护他们的内心，使他们没有一个念头不合乎道。所以说：“普通人不足以匡正君主，政事不足以窥察君主，只有大德之人才能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君主仁爱，天下没有不仁爱的人；君主行义，天下没有不行义的人；君主端正，天下没有不端正的人。只要使君主端正，国家就安定了。既然如此，尧、舜、禹相互告诫的事情，除了这个，还有什么更急迫的呢？以尧舜那样的圣德，处在帝王的尊位，却这样自我治理内心；世上的学者不知道这颗心的重要，却任凭情感、放纵欲望，骄傲安逸、放荡恣肆。在念头转动的片刻之间，有时升腾得像飞上天空，有时下降得像沉入深渊，有时炽热得如烈火焦灼，有时寒冷得如坚冰凝结，像疯狂迷乱、丧失本心的人一样，即使处在宫室的安适、衣服的舒适、饮食的适宜之中，也茫然不觉。这难道不是非常可怜吗？圣贤留下的教训明白灿然，学者也应当深入思考、反复体会它啊。南康白鹿书院 《乾》卦九三爻说：“君子整天勤勉不懈，晚上仍然警惕，像面临危险一样，没有灾咎。”《文言》说：“君子增进德行、修治事业，忠信是用来增进德行的；修饰言辞、树立诚信，是用来守成事业的。”《坤》卦六二爻说：“正直、方正而广大，不必学习也没有什么不利。”《文言》说：“君子以敬使内心正直，以义使外在方正；敬与义确立起来，德行就不会孤立。正直、方正而广大，不必学习也没有什么不利，就是不会疑惑自己所走的道路。” 圣人创作《易》，在乾、坤两爻中首先讲到学习问道的事情，用来教人，其中的旨意深远。乾卦九三，以阳爻处在刚位，得到乾卦的正位，又处于下卦的上位；坤卦六二，以阴爻处在柔位，得到坤卦的正位，又居于下卦中央。因为它们居中得正，又都处在下卦，所以就借这两爻阐明求学问道的方法。乾，是天道，至刚健而运行不息，所以说“君子整天勤勉不懈，晚上仍然警惕，像面临危险一样”，是说人应当自强不息，因此虽然处在忧患危险之中，实际却没有灾咎。坤，是地道，最为柔顺而安静，所以说“正直、方正”，是说人应当守正而不屈挠，因此所积蓄的德行广大，即使不必学习也没有什么不利。人能够像乾那样自强，像坤那样守正，求学问道的方法就没有比这更高的了。不能自强，懒惰就会乘虚而入；不能守正，邪僻就会乘虚而入，还谈什么学习问道呢？爻辞的意义已经很完备了。圣人担心天下后世不明白自强究竟是什么事、守正究竟应当遵循什么道理，所以写作《文言》来加以阐发，说：“自强的办法，是对内增进德行，对外修治事业，都应当整天勤勉不懈。” “敬确立了，内心就正直；义显现了，外在就方正。”禀受五行的精华而出生，并且具备仁义礼智信之理，这就是德；充实这种德并把它表现在处理事务、接待人物上，这就是事业。德不由事业来充实，就不能增进；事业不以德为根本，就不能修治。学者所立志追求的，哪有比这更优先的呢？专一不旁骛而内心虚明、不被蒙蔽，这就是敬；穷究事理、衡量适宜，使品节没有差错，这就是义。不敬，心中所主宰的就会纷乱；不义，所实行的就会悖逆错乱。学者所应致力的，又哪有比这更急切的呢？知道如何增进德行、修治事业，又知道如何保持敬意、积累义理，那么乾卦所说的自强、坤卦所说的守正，求学问道的方法就没有剩余的奥秘了。我又曾根据其中的意义进一步推究：乾卦说德和事业，坤卦说敬和义，表面上似乎不同，实际上正好互相构成经纬。想要增进乾卦所说的德，必须以坤卦所说的敬为根本；想要修治乾卦所说的事业，必须用坤卦所说的义来节制。没有敬，内心就不正直，德从哪里增进？没有义，外在就不方正，事业从哪里修治？整天勤勉不懈，虽然是在增进修治德行和事业，但增进修治的用力之处，其实就在敬义之间。用力于敬义，本来可以达到广大；所谓广大，就是德行日新、事业充实丰富。就此思考，便会更加明白两爻爻辞的意义、《文言》的旨意以及教人的用心，也会知道所谓学问并不需要到别处寻求就能得到。《易》的意义广大深远，乾、坤二卦又是各卦之首，却殷切反复地以学问为主题，提纲挈领，反复详尽，竟达到如此程度。有志于学习的人，如果不在这里用心，那也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力了。《勉斋集》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 《勉斋集》卷二　　　宋 黄榦 撰《讲义》汉阳军学 王子垫问：“士人应当从事什么？”孟子说：“崇尚志向。”这一章。孟子说：“自我摧残的人，不可以同他谈论。”这一章。万物与人一同生长在天地之间，背负阴气、怀抱阳气，禀受相同的气而具有相同的形体，本来没有不相似的。因为人比万物有灵，所以称为人；因为士比一般人贤明，所以称为士，这样的等级差别也就非常遥远了。口渴了喝水，饥饿了吃饭，趋向利益、躲避祸害，是人与万物共同具有的。士身处其中，却独自超然，能够有别于人与万物，为什么呢？因为他能够确立自己的志向，只趋向仁义。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戴着章甫之冠，穿着缝掖之衣，懵懵懂懂没有见识，颓然没有志向，他所崇尚的不过是饮食利害之间的事情；说他已经算是人都觉得惭愧，又怎么配得上“士”的名号呢？所以做士的人，一定应当把立志放在首位；而立志，又一定应当以仁义为根本。仁义是天理的自然表现，是人心本来具有的东西。仁义是可以安居的住宅，是可以端正行走的道路，人不可以不居于其中、不由此而行。说仁义不对，是自我伤害；推脱说自己做不到，是自我放弃。士之所以不同于人与万物，是因为他立定志向，只趋向仁义。自我摧残、自我放弃，就是舍弃自己之所以不同于人与万物的根本，也就不足以称为士了。诸位处在学校之中，被称为士人，为什么不先立定自己的志向，讲明这个道理并努力实行它，希望能够居于仁、行于义，不辜负“士”这个名号呢？否则，就会沉没在饮食利害之中，见识浅陋、志向卑下，糊里糊涂地活着，像在梦中等死。孟子所说的“可悲啊”，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诸位要努力啊。滕文公做世子时，将要前往楚国，经过宋国时拜见孟子。这一章。滕国作为一个国家，方圆只有五十里，是国家中最小的；夹在齐国、楚国之间，是形势最危险的。凭这样一个极小的国家，处在极危险的形势中，战事接连不断，灭亡倾覆只是顷刻之间的事。文公思考保全自己的办法，防止采用申、商、管、晏一类人的谋略，却反而到孟子那里请教。孟子本来也应当告诉他国家怎样才能富裕、军队怎样才能强大，也许这样才可以救治国势。可是他一开口就说“性善”，再开口又说“尧舜”，多么迂阔而不切合实际啊！本性，是人从上天那里得到的天理；尧舜，是完全实现这种本性的人。如果能够完全实现这种本性，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何况区区的富强呢？人无论贤明还是愚昧，都同样具备这种本性；尧舜这样的圣人人人都可以成为，为什么偏偏怀疑文公做不到呢？孟子反复引用成覸、颜渊、公明仪的话，是为了消除文公的疑惑；最后用“如果药不能使人昏眩，疾病就不能痊愈”来激励文公的志向。道理不明白已经很久了，天下人全都沉没在利欲之中：贪婪的人追逐财物，刚烈的人追逐名声，夸张炫耀的人死守权势，普通民众苟且求生。上天赋予我、使我能够成为尧舜的东西，人们却懵懂无知，毫无觉察。譬如在坛瓮之间，成百上千的蚊虫，片刻之间忽起忽灭，有什么值得说的呢？诸位如果真能深入思考孟子的话，再用自强的志向来激励自己，就将能够超然独立于万物之上，达到天下最尊贵的境界，再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它了。孔子说：“不是没有思考过，哪里会遥远呢？”诸位也应当回过头来思考它啊！孟子说：“人人都有不忍心看别人受苦的心……以至于不足以侍奉父母。” 仁、义、礼、智，是心的本体；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心的作用。古人谈论道理，从来没有像这里这样深切、明白。人禀受五行之气而出生，有这样的气就必然有这样的理。仁义礼智，是木火金水之理；有这样的本体就必然有这样的作用，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就是仁义礼智的作用。人没有谁不具有这种气，因此没有谁不具有这种理；没有谁不具有这种本体，因此没有谁不具有这种作用。这就是上天赋予我的东西，也是人成为人的原因。天下人茫然地生活在天地之间，难道也曾回到自身来思考过吗？饥饿就吃，口渴就喝，趋向利益、躲避祸害，这些道理人们还知道。至于上天赋予我的、人成为人的原因，却反而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孟子怜悯这些人的愚昧而没有觉察，所以反复为他们开导说明。他先用孩子将要掉进井里的恻隐之心来启发他们，又用火势燃烧、水流涌出的道理告诉他们。知道这个道理并加以扩充，就足以保有四海；不能扩充，就不足以侍奉父母。扩充与不扩充之间，功效相差竟然如此悬殊，他教人的用心也实在恳切。世上的学者，没有不读《孟子》七篇的，却没有人知道他立言是如此切实。为什么呢？因为受到习俗的搅乱，被利欲蒙蔽，既没有明达的老师、良善的朋友来指示他们，又没有诚实的心、坚定的志向来求取它。譬如太阳高悬当空，盲人却看不见，难道不是非常可怜吗？学者如果真能在这里玩味体会而有所收获，那么圣贤之道也许就有了进入德行的门径。公都子说：“告子说：‘本性既不能说是善，也不能说是不善。’这一章。” 古人谈论本性的很多，为什么如此纷纷不一呢？《商书》说恒常的本性，《周书》说节制本性，孔子说本性相近，孟子则说本性善。圣贤立论本来已经不同。下至诸子，荀子说本性恶，扬子说善恶混杂，韩子说本性分为三等，佛氏又用知觉来解释本性。那么后世将以什么来裁断▯正呢？我曾经就这几种说法加以考察，本性就是理。理没有不善的；但人的气质禀赋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所接受的理也随之有所差异，这就是善与不善所以分开的原因。《商书》所说的恒常本性、孟子所说的本性善，是指理而言；《周书》所说的节制本性、孔子所说的本性相近，是指气而言。所指虽然不同，又有什么妨碍它们实质相同呢？荀子、扬子和佛氏则敢于提出异说而不顾事实。说本性恶，就是说本性中没有善；说善恶混杂，就是说善恶相对而生。这难道是理的本来面目吗？知觉是人的精神活动，又不是用来说明本性的。只有韩愈生在这些人之后，独自领会了圣贤的意思。他说“本性的品类有三”，就是孔子所说的“本性相近”；

译“构成本性的因素有五种”，就是孟子所说的“本性善”。所以他自认为世上如果没有孔子，自己不应当列在孔子的弟子之列，而又常常把孟子作为自比对象，难道是毫无见解便这样做的吗？韩愈的话已经很好了，但说“本性的品类有三”，仍然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等到我本朝，关洛之学兴起并得到阐明，孔孟失传的遗旨被说成“本性就是理”。天下万理追溯其来源，没有不善的；又说“人生而有气禀，理便有善有恶”；“有了形体以后才有气质之性，善于复归本性，天地之性就保存下来了”。这样以后，圣贤的意思才坦然明白，诸子和异端也才没有地方插嘴。学者知道理没有不善，就应当在存养上下功夫；知道气质有善有不善，就应当施加矫正、陶冶的力量。致力于根本的学问，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君子要努力。《孟子》说：“仁就会荣耀，不仁就会受辱。”这一章。孟子说：“夏、商、周三代得到天下，是因为仁。”这一章。人禀受五行的精秀之气而出生，所禀受的道理就是仁、义、礼、智、信；这是上天赋予我的，也是人成为人的原因。上天生成五种材料，缺少一种都不可以。在《易》的乾卦中说元、亨、利、贞，在人的德性中说仁、义、礼、智，却没有提到信，这是为什么呢？仁、义、礼、智没有一样不是实理，而实理就是信，正如土居于中央，在四季都旺盛一样。所以四端不说信，但信已经包含在其中了。仁、义、礼、智四者并立，而圣人在《易》中却只说立人之道在于仁和义。《孟子》七篇也多把仁义相对而言，却又不提礼智，这是为什么呢？仁属于阳，礼是阳的极致；义属于阴，智是阴的极致，就像夏天是春天的极致，冬天是秋天的极致一样。所以专门说仁义，礼与智也包含在其中了。至于孔门师生的问答，又都把求仁放在首位，却没有说到义。孟子这一章也特意只说仁，又是为什么呢？大概仁是天地生育万物的本心，也是人从天地那里得到而成为自身本心的东西。四时运行，没有不是生意流行；这种心的妙用，又有哪一样不是仁道在流行呢？君主仁爱、臣下忠诚，父亲慈爱、儿子孝顺，兄长友爱、弟弟恭敬，丈夫守义、妻子顺从，以及朋友交往中的诚信，不仁能够做到这些吗？如果完全实现这种仁心，那么安定、富足、尊贵、荣耀，也就是道理上必然的结果。世间教化不明，人心邪僻，父子兄弟之间尚且不能互相保全，更怎么敢希望他们仁爱百姓、爱护万物呢？整个天下，无不是私意在流行，彼此倾轧欺骗，彼此残害侵夺，没有一物能够顺遂地生长。至于天下的统治者，没有不嗜好杀人的，于是私意横行，天理灭亡了。不知道人心一旦丧失，国家难道会有不危险的吗？这是孟子在战国时期深刻说明荣耀与耻辱、得失的区别，他忧虑世道的心实在迫切。诸位每天处在学校之中，难道可以不知道孔孟教人的首要事务，并思考如何自我勉励吗？孟子说：“如今有一根无名指，弯曲而不能伸直……”这一章。孟子说：“有一抱、两抱粗的桐树梓树，人如果希望它生长……”这一章。天运行在上，地处在下，阴阳五行在其中周流，于是人和万物产生了。人和万物都禀受天地之气作为形体，也都得到天地之心作为自己的心。然而人之所以不同于万物，又是因为人禀受的气最为正，而人的心最为灵。人和万物一同生长在天地之间，却独独不同于万物，既然如此，难道可以不知道使自己尊贵的道理吗？圣贤教人，必定要使人端正内心、修养自身，大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无法完全实现天地的赋予，也就无法显示出与万物的不同。所谓端正内心、修养自身，也不过是完全实行我本来应当遵循的道理罢了。耳、目、手、足和全身各部分都具备，这就是身；视力明、听力聪，手端庄、足稳重，这些是身体的道理，也是使身体成为身体的根本。虚灵的知觉产生各种思虑，这就是心；以仁义礼智为本体，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为作用，这些是心的道理，也是使心成为心的根本。对内在精神、念头、思虑之间加以察察，对外在举止、容态、周旋交往之际加以审察，无论何时何事都合乎道理，这就是心所以端正、身所以修养的原因。如果不是这样，就会顺从情感、放纵欲望，违背道理、伤害正道，也将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虽然说具备人的形体，与禽兽又有什么区别呢？孟子忧虑世人的心情非常迫切，所以举出最轻微的事情来说明最重要的道理，希望人们回过头来思考，或许能够保全自身和内心的道理，不愧对自己之所以成为人的根本。读《孟子》一书的人很多，有谁能深刻体会他的话并努力实行呢？把最尊贵的身心沉溺在利欲之中，自我摧残、自我放弃却自己还不知道，这难道不可悲吗？“我谆谆不倦地教诲你，你却漫不经心地听”，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孟子说：“牛山的树木曾经很茂美。”这一章。孟子说：“不要对齐王不明智感到奇怪。”这一章。本性禀受于天，所以人没有不善的本性；情感发源于本性，所以人没有不善的情感。之所以会有不善，是气使它昏暗、欲望使它受到搅乱。等到气清明、欲望受到遏制，善的萌芽没有不油然而生的，这是因为本性善的缘故。《书》说：“伟大的上帝把▯降给百姓。”《诗》说：“上天生下众民，万物都有法则。”孩童幼小时虽然最没有知识，却都知道爱自己的亲人；婴儿将要掉进井里，与自己本来没有关系，但看见的人都惊骇、怜悯。火一燃烧就向上蔓延，泉水一涌出就向四方流淌，谁独独没有这种心呢？有这种心却不能存养它，存养了却不能使志向达到极致，善的萌芽虽然已经萌发，却被气质蒙蔽、被欲望搅乱。上天本来把它赋予我，我却本来亲自毁害它，那么与禽兽有什么区别呢？谁能在庄敬、宁静、专一之中存养它，在念头、思虑、言语、行动之际反省察看，使我的善端萌发后畅通无阻、充足而没有欠缺，像萌芽和枝蘖生长一样，不受牛羊啃食、斧斤砍伐以及一日暴晒、十日寒冷的伤害，那么它长到冲入云霄、遮蔽太阳，也就可以确定了。所以做人而合乎天道，做士而达到圣人的境界，也不过就是对这颗心加以充实和培养罢了。孟子阐明存养内心的论说，又用专心致志的告诫来申说它，他向人显示的用意真是恳切。读书读到这里还不能醒悟，那么最终也还是归于小人一类，难道不是非常可叹吗？孟子说：“仁，是人的本心；义，是人行走的道路。”这一章。

译古代圣贤留给后世、树立教化，载在典籍中的关于心的言论多得说不完。尧、舜、禹相互传授时说：“人心危险，道心隐微。”成汤用礼来制约内心，文王则小心谨慎。孔子有“操守它就存在，舍弃它就消亡”的告诫，孟子又断然说明：“求学问道的方法没有别的，只是把放失的本心找回来罢了。”圣贤的事业是伟大的，却始终恳切地谈论心这一点，为什么呢？心是神明寄居的处所，虚灵洞彻，具备各种道理而应对万般事务。天的高远，地的厚重，日月的出没，寒暑的往来，四时的运行，万物的生长，一定有主宰它们的东西。假如没有主宰，怎么能够贯穿古今，按次序运行而不混乱呢？人禀受天地之气作为形体，又得到天地用来主宰万物的东西而成为自己的心。所以人心的妙用，可以与天地相参，可以赞助化育，可以修身齐家，可以治国平天下，哪一样不是这颗心所做的呢？然而人心极其微妙，攻击它的东西却很多；耳目口鼻的欲望，喜怒哀乐的私情，都足以成为我心的负累。这颗心一旦被物欲所牵累，就会奔逸流荡，失去正理，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来。因此古代圣贤战战兢兢，静时存养，动时察省，如同走在深渊薄冰之上，如同捧着盛满水的盘子，不使这颗心稍有放失，那么本性就会保存，道义就会实行。这就是孟子“寻找放失的本心”一句话用来警醒学者的深切用意。自秦汉以来，学者所学习的，不是说辞章丰富，就是说记诵询问广博，把古人存养内心的学问看成什么了呢？到了我本朝，周先生、程先生倡导阐明圣学，以接续孟子失传的传统，所以他们教导门人，尤其把持守敬意放在首位。敬能使这颗心自行存立，也是寻找放失本心的要旨。学者如果依据他们的学说努力实行，或许就有进入德行的门径了。孟子说：“存养内心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办法。”这一章。孟子曾经说过寻找放失的本心，又说过存养自己的本心。操守它，它就存在；舍弃它，它就消亡。心的存亡，取决于操守还是舍弃。可是他又说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办法，这是为什么呢？操守本心固然是学者首先应做的事，但人只有一颗心，攻击它的东西却很多；声色气味从外部交相侵入，荣辱利害从内部引起波动，随着感触而应对，没有穷尽，那么清明纯一的本体，又怎么能保证它长久存在而不放失呢？心之所以容易放失而难以操守，是因为它有欲望。尘土除去，镜子就明亮；风平静了，水面就停止动荡。天下凡是可喜、可爱好的事物，都不足以成为我的忧虑，那么心的虚灵就会淡泊宁静，不必操守也会自然存立。出门时如同面对宾客，承办事务时如同举行祭祀，这是孔子告诉仲弓的，是说操守本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是孔子告诉颜渊的，是说减少欲望。两个人问仁的问题相同，而孔子告诉他们的方法不同，难道是因为他们所达到的境界本来有浅深之别吗？高城深池，多重城门和巡夜击柝，本来足以自我防守；但内有奸人、外有盗贼，窥伺空隙、等待机会，只要稍有懈怠，乘隙而入的人就到了。良将、精兵、坚甲、利兵扫除妖氛之后，乾坤就清明平定了。这就是孟子阐明操守本心的学说，又认为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办法。即使如此，减少欲望固然很好，但如果不真正知道天理与人欲的区别，又怎么施行克制、治理的功夫呢？所以穷究事物之理、扩充知识，也是减少欲望的要领；这又是学者应当察考的。圣贤谆谆不倦的教诲，无非是在替人心忧虑。学者读这部书却不知道存养自己的内心，称他不是愚昧的人，难道可以吗？公孙丑问：“冒昧请问，先生擅长什么？”孟子说：“我能辨析言论，我善于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即使圣人重新出现，也一定会依从我的话。” 孟子曾经谈过存养内心，又曾经谈过存养本性。本性就是理，心是具备这个理的东西。能够存养它，人的欲望就不能损害天理；操守本心、减少欲望，就是存养它的方法。又有所谓培养浩然之气，这又是为什么呢？阴阳五行是气，使它如此的根本是理。精微与粗显本来同出一源，隐微与显著本来没有间隔。阳气一呼出，万物就生成；阴气一吸纳，万物就成就。寒暑往来，风雷鼓动，无非是气的作用。人背阴抱阳而生，那么我的气本来就与天地相互流通。这就是所谓广大浩然、最广大而刚强的气。能够培养它，富贵不能使人淫乱，贫贱不能使人改变，威武不能使人屈服。尧舜的事业、孔孟的道德，哪一样不是这种气所成就的呢？如果失去培养，就会委靡、柔弱、卑下、鄙陋、平庸、猥琐。得到一点像锥刀般微小的利益，就跃跃欢喜；失去一点像毫毛般微小的东西，就忧愁悲伤。听到公卿大人的名声，就耸肩贴耳，仿佛自己高攀不上；谈到贤人君子的道理，就茫然仰望，惊惶失措。去谄媚灶神，去坟间乞食，去做妾妇，这难道是气的本来面目吗？是否能够培养这种气，正是君子与小人由此分开的地方。孟子阐明培养浩然之气的学说，对后世的功劳很大。然而培养这种气，必定要先从积累义理开始；积累义理，又必须先从辨析言论开始。能够辨析言论，那么是非邪正就会清楚地明白在胸中，举止周旋无论到哪里都合乎义。这样，仰视天地不惭愧，俯视自身不羞怍，就能保全我浩然刚大的本体。存养本性、存养内心、培养浩然之气，大概也是同一个道理。然而培养浩然之气的论说，为什么直到孟子才阐发出来呢？孔子其实已经说过了：“内心反省而没有愧疚，还忧虑什么、畏惧什么？”这就是培养浩然之气的来源。屈子说：“宁可昂昂然像日行千里的骏马吗？还是要泛泛然像水中的野鸭，随着波浪上下浮沉，苟且保全我的身躯吗？”诸位要谨慎选择。孟子说：“伯夷，是圣人中清高的一类……到达其中，并不是你的力量所能做到的。”

译道存在于天下，没有古今之别。圣贤教人进入道的要领，古今也始终如一。尧、舜、禹相互传授时说：“人心危险，道心隐微；要精细察辨，要专一守持，确实把握其中正。”圣贤谈论道理，从这里开始。人心，是形体和气禀的私情；道心，是义理的正道。人心危险而难以安定，道心隐微而难以显明。开始时精细察辨，最后专一守持，那么无论何时何事都合乎中正。傅说告诫高宗时说：“君王要广泛寻求见闻，这正是建立事业的基础；向古代训诫学习，才会有收获。不以古人为师来处理事务，却想凭此长久治理天下，不是我傅说所听闻的道理。只有学习而谦逊心志，及时勤勉努力，修养才会到来。确实在这里用心，道就会积累在自身。”圣贤谈论学习，从这里开始。古人的行为，典籍所记载的内容，无不是道。开始时广泛听闻来求取它，最后谦逊心志来守住它，那么无论何时何事都合乎道。到了周代以后，学校的教化更加完善，圣贤的道理更加显明。像每年入学，中年考查，从离析经文、辨明志向，直到知类通达、意志坚强而不反复改变。离析经文，是从典籍中寻求；辨明志向，是察看自己的性情；知类通达，是见识明达；意志坚强而不反复改变，是守持坚定。这样的教导十分详尽，方法也十分严密。到了孔子既然没有职位来推行自己的道，于是广泛采集古代先帝教人的方法，著成《大学》一书。书中说“大学之道，必须先从格物致知开始，接着诚意正心，以修养自身”，也不过是知与行罢了。《大易》说：“用学习来聚集知识，用询问来辨别道理，用宽裕的胸怀来安处，用仁德来实行。”《中庸》说：“广泛学习，审慎询问，谨慎思考，明白辨析，笃实实行。”都是这个意思。知与行一开始一结束，彼此相互贯通。认识有不到之处，就不能只凭实行；实行不笃实，即使有认识也没有益处。进入道的要领，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因此孟子详细叙述伊尹、伯夷、柳下惠的事迹，接着说到孔子，并不是喜欢比较人物，而是为了说明进入道的要领。最初使条理分明，是知的事情；最后使条理完备，是圣的事情，说的就是知与行。孔子不同于这三个人的地方，在于知达到了极致，行也完全实现；这三个人不及孔子的地方，在于开始时认识有所蔽塞，最后实行有所欠缺。这就是孔子独自得到完整境界，而三人只得到一部分的原因。认识有不到之处，实行有不完全之处，即使凭伊尹、伯夷、柳下惠那样的资质，尚且不能不对孔子感到惭愧，更何况学者呢？世上的学者沉溺于卑下、近俗、浅陋的习气，既未曾有志于圣贤之道；有志于此的人，有的只在典籍文辞上下功夫，却没有察考实践；有的只专注于性情，而知识又不够周全。道理之所以不能明白、不能实行，原因就在这里。如果真能依照孟子的话思考，就会使知与行从始至终都达到完整，也不会再被纷纷杂陈的议论所迷惑了。浩生不害问：“乐正子是什么样的人？”这一章。学习所达到的境界有浅有深，德行所达到的程度也有高有低。圣贤推明其中的次序，使学者循序渐进。他们对这个世道的期望，也实在深厚。从善到诚信，从诚信到美善，直到成为广大、成为圣人、成为神人。圣人、神人，难道是普通人所敢于期望的吗？孟子处在战国时期，他告诫人不是说尧舜，就是说汤武，难道是故意强迫人去做自己做不到的事吗？大概人的本性都善，圣人、神人也不过是完全实现自己本来具有的本性罢了。学者难道应当把做不到当作忧患吗？忧患只在于不去做。即使如此，圣人、神人的境界固然可以学习，却一定要从“有值得向往之处”这一善开始。为什么呢？这是孟子指示最容易明白的地方，用来向人显示进入道的门径。大概学者初入道时，是要确定自己的趋向，不必到别处寻求，只需在可欲与不可欲之间寻求。如今有这样的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忠诚守信、喜爱善行而不知疲倦，不只是我认为可欲，别人也认为可欲；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不只是别人认为可恶，自己也知道可恶。学者回过头来思考：我在言语行为之间，果真值得向往吗？果真令人厌恶吗？遵从自己所欲求的，舍弃自己所厌恶的，这样就可以成为善人了。由此而努力前进，即使成为圣人神明般的人物也是可以做到的。孟子教导人，是多么明白易懂、简明易行啊！他又说：“不要去做那些不应做的事，不要去追求那些不应追求的事。”不过如此罢了。这也是同一个意思。他用人所难以做到的事来勉励人，又把人所容易做到的事讲明白；圣贤对求学者的期望就是这样，可求学者反而不去思考，难道不可叹息吗！孟子说：“鸡鸣时便起身，孜孜不倦地行善的人，是舜一类的人。”全章。事情本来应当去做，叫作善；有某种目的而去做它，叫作利。作为君主而仁爱，作为臣子而恭敬，作为儿子而孝顺，作为父亲而慈爱，这些都是事情本来应当做的。为了结交权贵而做事，为了求取声誉而做事，为了住宅的华美而做事，为了妻妾的奉养而做事，这些都是有目的才去做的。善，是天理的公正；利，是人欲的私心。公与私之间相距很近，但一个成为舜，一个成为盗跖，正是由此区别开来。人的心灵与天同体，纯粹而至善，万般道理都具备其中。鸡鸣时起身，孜孜不倦地用心于善，这就是舜那种战战兢兢、勤勉不懈、依循仁义而行的心。见到方便可得的利益便奔趋，见到财利便争夺，哪怕枉曲一尺而求直伸八尺也去做，哪怕损害别人而使自己获益也去做。鸡鸣时起身，孜孜不倦地用心于利，这就是盗跖那种暴戾放纵、每日滥杀无辜的心。善与利只差一点，而上智与下愚的区别竟如此悬殊。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怎么能不谨慎呢！孟子阐明善与利的道理，尤其谨慎地说明所谓的“间”，大概是希望求学者在毫厘之间精细辨别，并审慎考察自己的趋向。至于他回答梁王的问话、告诫宋牼的言辞，也都恳切地说明义与利的区别，他向人显示的用意真是深切了。求学者如果确实能够澄清心思、安静思虑，回过头来观察内心、反省自己，对其中所谓的区别仔细考察，那么凡是我一念发动，究竟是善，还是利？是善就实行，是利就避开。早晨如此，晚上也如此，亲近那些像舜一样的地方，去掉那些不像舜的地方，这样也就是舜了。如果不是这样，却在极其细微的地方斤斤计较，甚至到了父子兄弟之间也不能保证不与禽兽相同，那就相差不远了。一念的差错，竟然确实会达到这种地步吗！求学者不可不仔细考察。孟子说：“有天赐的爵位，有人授予的爵位。”一章。孟子说：“想要尊贵，是人共同的心愿。”一章。

译富裕和尊贵，是人人都想得到的。圣贤的论说却唯独重视天理义理而轻视富贵，这是为什么呢？天理义理，是上天赋予人的；富贵，是人给予人的。人所给予的，人可以得到，也可以被夺走；上天赋予的，根植于人的内心，是不能改变的。一轻一重，大概并不难辨别。然而里巷中的普通人，只知道有富贵而不知道有理义；士人和大夫虽然知道理义，却没有不被富贵改变，从而忘记自己本应重视的东西。至于真正知道富贵是轻的、理义是重的，除了通晓道的人，谁能认识到呢？仁义礼智，是上天赋予我的，也是我内心本来固有的。充实我的仁德，就会爱护他人、使万物获利，并居处于天下最宽广的居所；充实我的礼，就能辨别嫌疑、明察细微，并站在天下最正当的位置上；充实我的义，就能体察常道、穷尽变化，并行走于天下的大道；充实我的智，就能明察人伦、辨明万物，并成就天下的大业。把这些作为内心准则，内心就和平安定；用这些来待人，就会仁爱而公正。把它们推广到天下国家，就能使利益恩泽施于当今，使美好的名声流传后世。回头看看世人所谓的富贵，不过是车马显赫、饮食丰盛、宫室壮丽罢了。贤能的人得志时尚且有些事不肯做；不贤的人则用富贵来豢养自己不肖的身体，遗臭万年，曾经还不如猪狗，又有什么值得向人夸耀的呢？所以善于学习的人，一定应当深刻明白内外、轻重的区别：内在的事重要，外在的事轻微；外在的事越轻微，内在的事就越重要。真正积累功力，持久不懈，胸中安泰，天理流行，没有一丝物欲能够成为牵累。颜子住在简陋的小巷、吃着箪中的饭，曾点击鼓瑟、在沂水沐浴，他们都自在悠然，大概将要与造化之主相互酬酢了。天下最尊贵的境界，再没有超过这的了。孟子的话，难道会欺骗我吗？孟子说：“舜从田野耕作之中兴起，傅说从筑墙的劳作之间被举用。”全章。贫穷卑贱、忧愁困苦，是人所厌恶的。圣贤的论说却唯独把这些看作增进德行的处所，这是为什么呢？恐惧、谨慎、自我修养和反省，常常产生于忧患；骄奢、淫逸和放纵，必定起于安逸。当人处在困顿、穷苦、颠仆之后，他操持内心会更加谨慎，考虑祸患会更加深远，刻苦磨炼、奋发向善，也会有不待期望便自然形成的地方。天地之间，有阴就有阳，有白天就有黑夜，祸福吉凶、贫富贵贱、生死忧乐的变化，二者总是相对存在，不可能偏废其中一方。人生处在其中，随着所承受的遭遇，大概有一定的命分，是不能改变的。与其为贫贱忧愁，最终又不能自行摆脱，不如顺着所遭遇的处境，反而成就自己的德行呢？因此古代的君子，有人认为这是命运和义理所决定的自然情状，便安然处之，贫穷却不谄媚，就是这样；有人因为义理值得珍视而忘记贫困，不改变自己的快乐，就是这样；有人认为上天将要把重大责任降给自己，反而把贫困忧患作为增进德行的地方，孟子所说的就是这样。他们处置这些处境正是如此，所以胸中安泰，没有一丝外物能够成为牵累。颜渊、原宪的贫穷，一个箪中的饭食、百般缝补的衣服，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他们只知道圣人之道的快乐，却不知道自身是贫穷的。后世的求学者，他们的贫穷和卑贱未必像颜渊、原宪那样严重。稍有不如意，志气便消沉沮丧，卑下、屈辱、苟且、低贱的事情没有不做的，不能增进德行，反而败坏德行；不能远离耻辱，反而更加招来耻辱。听到孟子这番话，也可以释然开悟，迅速改变了。景春说：“公孙衍、张仪，难道不算大丈夫吗？”全章。古代做官的人，是为了推行道，所以只知道有自己而不知道有别人；后世做官的人，是为了谋利，所以只知道有别人而不知道有自己。古代的君子，不合乎仁便不存身，不合乎义便不行动；他们所看重的是内在真正的尊贵，所享受的是真正的快乐。别人知不知道我，世人任不任用我，与我有什么关系呢？贫富贵贱、生死祸福每天交错呈现在眼前，根本无暇顾及。后世的君子，对于心中本来具有的东西、事情本来应当实行的道理，什么是仁，什么是礼，什么是义，什么是智，全都懵懂而不能觉察。所想的不过是功名罢了，利禄罢了。他们凭着狭小的私心和浅薄的小聪明，急切地求得别人认可，担心别人不任用自己，于是委曲迁就，求取别人的顺从。幸而得志，便夸张自满地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稍有不如意，就忧愁不安，几乎连一天也过不下去。公孙衍、张仪，是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一发怒诸侯就恐惧，安然居处天下就平静，他们的才能也确实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因为他们没有学问、不明白道理，一味求取别人的顺从，孟子甚至把他们看作妇人。何况那些学问比不上古代人才、才能又比不上公孙衍、张仪的人呢？顺从别人，是别人所喜欢的；不顺从别人，是别人所厌恶的。然而顺从别人，并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对方掌握着足以决定我的生死荣辱的威福权力。沿着这种心态推而广之，那么贪财好利、背叛君主、出卖国家的人，也都是这一类人，难道只不过是像妇人一样可羞而已吗？至于守道的人，不肯以柔媚逢迎【原文“妩▯”字样有疑】来顺从别人，他不仅在出仕、退处、离去、任用以及言论旨趣上能够守正，即使把幼主托付给他、把国家政权交给他，面对重大节义关头也不可使之改变，这难道不是毅然有大丈夫气概吗？凡是与我志同道合的人，已经做官却尚未通达，求学却尚未出仕的，为什么不也想想应当怎样勉励自己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尺、百里〕 齐国有一个男子，和一妻一妾共同居住。全章。《孟子》一书，在辞受、出仕和退处的关头，没有一次不是恳切关注的。齐王想见孟子，孟子便以有病推辞；王驩陪同齐王出行，孟子便不和他说话；齐王想把住宅授予他，孟子便推辞而不接受；齐王想暗中窥探他的行踪【原文“欲▯其行”字样有疑】，孟子便躺着不回应。把一尺弯曲来换取八尺伸展，孟子认为不对；不辨明礼义，孟子也认为不对。既用钻墙孔互相窥视作比，又用登上垄断高地以牟利作比。至于坟间乞食的譬喻，言辞意旨恳切到了这种地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义与利的区别，是君子和小人由此分开的地方，也是天下国家治乱所系的关键。义，是天理的公正；利，是人欲的私心。遵循天理的公正，那么辞受、出仕、退处都只依从义，只安于天命。这样已经足以保全我内心的德性了。用它治理人，就一定能使懦弱者立志、使贪婪者受到激励；用它侍奉君主，就一定能守持节操、为义而死。顺从人欲私心的人则相反，只追逐利益，卑下、屈辱、苟且、低贱。既然因此丧失了本心，败坏风俗教化、欺骗君主、贻误国家的事，都是这种人做出来的。圣贤怎么能不深切地提出警戒呢！如今看《墦间》一章，它所描绘的苟且卑贱的姿态，即使三尺童子也知道厌恶。然而世俗风气滚滚而来，专门从事卑下谄媚，精于书信文牍，经营送礼行贿，耸起肩膀谄媚地笑，摇尾乞怜，从年轻到年老，从早到晚，没有一个念头不在这些事情上。

译他们把自己的身心看成什么东西？把天下国家看成什么事情？没有得到时，就忧愁困窘，好像一天也过不下去；已经得到时，志得意满，就向亲戚摆威风，向乡里人傲慢自大。然而他们的卑贱比坟间乞食的人更加严重，却没有人察觉。求学者一定应当深刻明白义与利的区别，充实自己知耻恶的心，培养自己刚健浩大的气，然后才会知道孟子的话，确实是医治末世风俗弊病的针砭。梁惠王说：“晋国，天下没有哪个国家比它更强，这是老先生所知道的。”一章。自从功利的学说占了上风，王道才开始不能在后世实行。功利之说所以胜过王道，是因为它有立即可见的效果；王道之所以不能实行，是因为人们认为它迂远宽泛而不切合实际。孟子生在战国时代，向齐国、梁国的君主宣讲时，除了王道不说，而且把实行王道说得好像很容易，这是为什么呢？王者之道以人心为根本，遵循天理；人人都具备这样的心，每颗心都具备这样的理，只要依循这个道理去实行，三纲既然端正，九畴既然有序，那么人人都会知道尊敬君主、亲近上级，治理安定的功效，就像泰山四面有维系一样稳固。起初哪里有什么特别高深、难以实行的事情？又何尝没有早晚可以期待的功效呢？有人说王道迂远宽泛，只愿意追随功利，于是说：“军队可以强大，国家可以富裕。”然而只凭区区小术，不知道治理国家的大体，彼此倾轧欺诈，彼此伤害残杀，不仅会成为敌国的祸患，本国百姓也本来不能安生。难道不可以说这是空话吗？这样看来，立即可见的效果，正是迅速灭亡的征兆。商汤、周武王凭仁义而称王，战国诸国凭功利而灭亡，这是万世的借鉴。然而天下人都知道尊崇商汤、周武王，却仍免不了重蹈战国灭亡的覆辙，这是因为见识卑下、趋向错误而自己没有察觉。往昔圣贤没有地位来推行自己的道，于是推阐明白古代先王的事业，把它载入典籍，纲领、细目、本末、法度数目都像日月星辰一样清楚易见。如今却把它指为迂远宽泛，没有人讲求，所以自从周成王、周康王去世以后，百姓便再也看不到先王的治理，这就是其中的原因。鄙陋之人、庸常之人窃取国家的宠信，最终却误害国家；博学的大儒、硕学之士怀抱忧虑世事、爱护君主的志向，却老死在深山长谷之中，实在可叹。求学者将要有所实行，那么孟子的话难道可以不深入思考、反复玩味吗？没有固定产业却有恒心的，只有士人能够做到【至】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儒术不能被世间采用，是因为人们认为它只有空泛的言辞而没有实际用途，所以功利之说常常更容易向人求取认同。不知道功利学说的人会说：“兵力可以强大，国家可以富裕。”然而他们挟持区区的小计谋，不懂得治理国家的大体，彼此倾轧欺诈，彼此伤害残杀，这不仅成为敌国的祸患，本国百姓也根本不能安定地生活。难道不可以说是空话吗？儒术却不是这样：从给百姓五亩住宅、百亩田地，使百姓奉养生者、安葬死者而没有遗憾开始，然后教导他们孝、悌、忠、信；这样不仅我们的百姓都知道尊敬君主、亲近上级，天下的人也都会伸长脖子仰望。它的实际用途，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呢？元后是百姓的父母。父母对于子女，必定先要有办法养育他们，又要有办法教育他们，然后做子女的才能使父母得到保全。如今作为百姓的父母，却听任百姓自生自死、自愚自智而不加过问，又倡导功利之说来削弱败坏他们，这难道是做百姓父母的道理吗？虞氏的九官、周家的六典，无不是儒者已经验证过的功效，谁说它们全是空话而没有实际用途呢？难道一定要等到采用管仲、申不害的术数之后，才可以治理国家吗？所以孟子谈王道，必定说仁政；谈仁政，必定说井田制度，这是明确无疑、不可改变的。孟子的话既然没有被齐国、梁国的君主采用，后世都知道读他的书，却不能实行他的道，所以历经数千年，帝王盛治终究再也没有出现，真是可叹啊！儒术不能被采用，求学者应当彼此讲明它，大概这样才还可以对这个时代有所期待。自称儒者，却茫然不知道儒术的源流，只抱着自己浅陋的见识在这个世间周旋，那么吾道不能实行、功利之说占上风，这是谁的罪过呢？求学者不可不仔细考察。圣王不再出现，诸侯放纵恣肆【至】不可改变，这是我的话。孟子说：“杨子主张一切为自己，哪怕拔下一根毫毛，只要对天下有利，也不肯拔取。”一章。道是什么？就是中罢了。没有过分或不足叫作中，随着时势采取适宜的办法叫作时中。这些都是人心本来的状态，是不容停止的，是天理最正当、不可改变的原则。天地的变化也是很大的，稍有偏差，雨晴寒暑便都会失去节令。人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出生，喜怒哀乐、思虑和行为难道可以有所偏颇吗？杨氏的为我，墨氏的兼爱，都不能算中。子莫固守中道，又不是随时合宜的时中。孟子于是加以辟斥，是为了端正人心、彰明天理，为天下后世考虑得极其深切。墨家的兼爱，不能说不是仁；杨氏的为我，不能说不是义。孟子极力说明它们的祸害，以至于说它们会使人无父无君，把这样的人看作禽兽。立志于道却不能得到中道，难道不是非常可怕吗？后世杨、墨的祸患平息了，而佛、老的学说兴起，直到现在已经有一千多年。抛弃天常，灭绝人伦，学习异端的教说，这不是先王之道。大概还没有等到它流传日久而产生弊病，就已经同禽兽没有区别了。士大夫不但不能排斥并远离它，反而沉溺于它关于祸福的说法，尊奉它荒唐的教义。更严重的，还用圣贤的话来文饰它，认为它与我们的道没有不同。求学者于是跟着相信它，使自己同圣人中正至大的道完全隔绝，这对天下后世的祸害，难道是浅薄微小的吗？有志于求学的人，只把孔子、孟子的话作为主旨，以六经的道作为准则，异端的学说从哪里能够进入呢？我黄榦才疏学浅、荒谬无能，承蒙恩典代理此郡长官。每当想到本郡士人的风气简朴质实、浑厚敦重，可以同他们一起趋向圣道，便常常诵读自己听闻的道理，与士友讲论，作成《孟子》讲义二十章。我年老衰迈、愚昧不明，荒废学业已经很久，不足以发明圣贤深奥的意蕴。然而《孟子》一书明白而恳切，诵读它的原文，也足以使人振奋兴起。在这二十章中反复玩味而有所收获，那么七篇的旨意就可以类推，圣贤之道也可以逐步达到。希望各位朋友努力，或许将来在汉水之滨，会有人以圣道倡导诸位儒者。嘉定乙亥长至，后学黄榦谨慎书写。《南轩集》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