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轩集卷十五

译《南轩集》卷十六　宋张栻撰写的史论 汉、楚之间的战争 只有仁义才能取得天下人的心，三王就是这样。汉高帝兴起，也有合乎这一点的地方，所以能够剪除暴秦，抵御强项羽，最终奠定汉朝的基业。当初楚怀王派将领入关时，诸位老将本来就认为沛公一向宽厚，是有德行的长者，心中都归附他。至于约法三章，他之所以深得百姓拥护，也是因为这件事；这不就是他所谓的仁吗？我常常喜爱三老董公的说法，认为顺应德行的就昌盛，违背德行的就灭亡；出兵如果没有正当名义，事情就不能成功；称对方为贼寇和敌人，才可以使人归服。三军将士为义帝穿着丧服，声讨项羽的罪行而征讨他，于是五十六万大军不约而同地到来，这是受仁义感召的结果。假使当时高帝没有进入彭城，不曾在高防置酒，而是率领诸侯追击项羽，直到将他诛杀，天下当时就平定了。可惜他的诚意不够深厚，不能最终取得商汤、周武王那样的功业。然而汉朝最终取胜、楚国最终灭亡，确实主要由于这一点，因为名分正当、正义确立的缘故。董公大概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他又说：“仁不能靠勇力，义不能靠武力。”自留侯张良以下，陈述谋略的人虽然很多，却都没有达到这个层次。唉！董公难道是当时隐逸而不仕的人吗？萧何、曹参的宰相功业 萧何辅佐高帝，奠定一代国家制度，显示出宏大深远的眼光。高帝大多在外征战，萧何守在关中，经营整治根本。汉朝之所以能够取得天下，是因为关中这个根本先得到巩固。这就是萧何宰相功业中最重要的一点。萧何刚任相时，又首先推荐韩信为大将，于是平定三秦的谋划得以确定。这也说明他懂得宰相任用人才的原则。曹参虽然比不上萧何，但他凭借冲锋陷阵、勇敢果断的气概来治理百姓，却能完全收敛锋芒，以清静无为为治道，遵守萧何制定的规章，不求改变。他这个人也可说宽厚而有见识。这就是曹参的宰相功业。然而可惜两人都没有进一步学习圣王之道。凭高帝的资质，为什么不能辅助他远追三代的制度，开创基业、垂示传统，把它留给后代呢？当时所制定的制度，未免多沿袭秦朝旧制，像井田、封建等事情，都不能恢复古制。在高帝的时代，反叛者本来就已经多次兴起，这一点对萧何来说是值得遗憾的。至于曹参，只知道以清静、不扰民为善，却不知道吕氏的祸患已经再次显露，应当预先设法防范，以挫败她的阴谋。惠帝忧愁而不知道该怎么办，只顾沉溺于声色享乐，不理政事，竟不能援引义理来增强君主的意志，这实在是他的罪过。张子房一生的出处进退 子房大概具有儒者的气象，这是三代以后不容易见到的。他家五代在韩国任相，笃守《春秋》中复仇的义理，始终没有改变。他谋刺秦政，并不是轻率行事。他怀有复仇之心，如果能够通过一次袭击就实现复仇，那也就满足了。这是因为他把大义深深植根于内心，立于天地之间而不可磨灭。子房的内心并不是为了功名利禄，他始终是为了韩国，汉朝的爵禄也不足以羁縻他。龟山杨先生已经对此论述得很详细了。所以我认为他有儒者的气象，三代以后这样的人并不容易多见；这就是他出处进退的大概。至于他从容侍立在高帝身边，谋略和防备并不急于求取功名，而每次采取行动都合乎节度，使高帝听从他时没有不能释然接受的地方。子房大概不是有所求于高帝，所以能够屈伸自如，所作所为没有不恰当的。这难道只是可以称为善于谋略而已吗？凭高帝的英武，却轻慢侮辱士大夫；像隋何、郦食其、陆贾这类人，他都轻视而忽略。至于萧相国这样的功臣，一旦被交给廷尉审问，他也毫不顾惜。唯独对于子房，他大概敬重而不敢轻慢，顺从而不能强迫。这是因为子房所守的是义，而不是利。唉！秦汉以来，士人地位低下而君主放纵，正是因为处在下位的人急于追求爵禄，而上位的人又把爵禄当作真正可以凭恃的东西，足以因此骄纵天下士人。像子房这样的人，难道能够被骄纵轻视吗？不过，凭高帝的英武，能够虚心听从子房的意见，大概也可以说是明智了。确实可以说是明智了。王陵、陈平、周勃处置吕后的事情，做得怎么样？作为臣子的义理，应当以王陵为正确的标准。吕氏凭借凶暴的欲望，想让吕氏诸人称王，谁能阻止她呢？她偏偏只询问这三个人，大概也是有所顾忌；她不只是顾忌这三个人，实际上是顾忌高帝遗留下来的威势，以及恩泽流传在天下人心中的影响。王陵引用高帝白马之盟来回答她，明白而坚决，足以挫败她的奸心，就像砥柱山阻挡横流一样。假使陈平、周勃二人回答时也像王陵一样，我知道吕氏必然会惊惧，仿佛高帝正在上方监临，又害怕天下发生变乱，或许会因此退缩而不敢妄动，也未可知。可是那两人却唯唯诺诺地听从她，反而替她安定了邪恶的意图，使她的阴谋得以实现。既然已经分封吕氏诸人为王，吕氏的羽翼便形成了，气焰也日益增长。这样看来，吕氏想篡夺汉朝，陈平、周勃二人实际上帮助了她。我认为二人当初回答吕氏时，心中只是害怕死亡，还没有安定汉室的谋划。退朝后听到王陵的责备，想到高帝的眷顾和思念，以及天下后世的议论，于是心中不安，才说出最终安定国家社稷的话。即便如此，假使二人还没有来得及施展计谋，就先于吕氏死去，那么他们就是背叛汉朝、辅佐吕氏的不忠之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或者说，二人安定刘氏的计策也很疏漏。他们没有在吕氏的爪牙尚未形成之初加以遏制，却要等到她已经搏击撕裂之后才设法挽救。看他们暗中谋划、深思熟虑，以及劫持郦寄、进入北军等事情，也可以说是困窘而侥幸到了极点，哪里称得上周全的谋略呢？郦寄不能劫持，北军不能进入，吕须的谋划一旦实行，他们也就危险了。忠于别人的国家，难道竟是这样吗？臣子立身朝廷，只应当遵循义理，利害本来就不应顾虑。功业的完成，不一定要逐步在自己一生中实现。只要义理存在，国家就可以保存。假使王陵用正直的话回答陈平、周勃，又用正直的话回答吕氏，即使一天之内三人都被杀死在朝廷上，三人虽然死了，大义却已经确立，光明如白日，声势如雷霆，天下的义士将会立即从四面八方同时起来消灭吕氏。安定刘氏，难道只有陈平、周勃二人才能做到吗？假使臣子在遭逢变故时害怕死亡、贪恋生存，不知道遵循大义，却说我想以后运用权术来挽救事情，那么国家还能依靠什么呢？乱臣贼子之所以在后世接连出现，弊端就在这里；甚至发展到荀彧、冯道这类人，而议论者还往往称许他们，难道不可悲吗？所谓权术之可贵，是说它能够曲折周旋来实行正道，狄仁杰就是这样。他自始至终所说的，都是以母子之间的天性为依据，恳切专一，每天都把使庐陵王复位作为自己的事情。然而，他之所以能够曲折周旋，最终实现自己的志愿，是因为用心极深。他暗中传授五龙夹日飞升的谶言来帮助仁杰。狄仁杰难道一定要把功业完成在自己身上吗？臣子的义理，应当以王陵为正；能够挽救大事的人，应当以狄仁杰为法。文帝治国的本末

译文帝初期的政治，确实有值得观赏的地方。他处理事情周密，谋虑深远，恳切悲悯的心意，能够因此获得人心。三代以后，这样的情况也不容易多见。文帝以庶子的身份受封为藩王，入朝继承大统，知道自己被拥立是为了汉室社稷，并不是为了自己，所以不敢把帝位看作自己的私有之物。有司请求建立太子时，他先表示广泛求取贤能圣明之人的意思，又把这个原则推及吴王、淮南王。有司请求分封诸子为王时，他先推举那些没有后代的兄长，立他们的后代为继承人。他的言辞语气温和，不急迫，其中的义理确实足以感动人。凡是他施惠于百姓的事情，大多不是虚文，都有诚意存在其中。即使相隔千年，从具体事情考察，也无法掩盖这一点。史书在编年中说：“皇帝既已施惠于天下，诸侯和四方夷族，无论远近都欢欣和洽，于是修治代国旧日留下的功业。”从这些事情看，也可以看出他明白事情先后缓急的适宜，不敢把事情据为己有。写史的人也可以说善于阐发事理。他对待夷狄，大概也有方法。南越尉佗强横放纵，即使高帝也难以使他服从，而文帝只施加恩惠，派使者送给他一封书信，尉佗就自行去掉僭越的称号。文帝下令国内称他为“汉皇帝”“贤天子”，尉佗惊恐地回信，不敢怠慢。我曾经仔细体味文帝写给尉佗的信，于是知道忠信之道竟然可以这样施行于蛮貊之人。信的开头说：“我是高皇帝的侧室之子，被弃置在外，奉命到代地守藩。” 后世对待夷狄，往往喜欢说夸大的话，像这些事情，都在于遮掩事实、矫饰言辞来给他们看的范围内。文帝却完全把真实情况告诉尉佗；尉佗也是豪杰，看到文帝如此推诚相待，又怎么能不服从呢？所以他回信开头说：“我是过去的越国官吏。”文帝不以自己是高帝侧室之子为忌讳，尉佗又怎么会以自己是越国官吏为羞惭呢？假如我用夸大的言辞遮掩事实，那么他也必然会用轻慢的态度回应我，这是必然的。由这一点推及其他，忠信之道可以施行于蛮貊之人，难道不值得相信吗？凭文帝的天资之美，当他刚开始执政、谨慎畏惧的时候，假如有得道的学者辅佐他，他的治国功业难道不能追及三代遗留下来的风气吗？可惜他的大臣不过是绛侯、灌婴、申屠嘉一类人，只有一个贾谊是当时的英俊之才，而贾谊自身也有许多令人遗憾之处，最终也没有得到任用。所以凭文帝的贤明，只能达到一时的小康，不能为后世树立法则。像淮南王、薄昭的事情，也未免近于衰世刑名之家的做法。至于即位日久，懈怠放纵的苗头也开始出现，新垣平的邪说因此得以进入。可是他最终凭借高明的天资，很快就醒悟了。他临终前的诏书说：“只是因为年岁长久，害怕不能善始善终。” 这大概可以看出文帝能够察觉到这一点了。唉，他也真是贤明啊！所以我仍然深深惋惜他的群臣没有人能够辅佐他、承接他的治道。贾谊、董仲舒奏篇中的议论，谁得谁失 贾谊有英俊的才华，至于董仲舒，则是懂得学问的人。《治安策》可以说通达当时的事务，但未免带有激烈直露的气势，这是他的才性所决定的。《天人三策》虽然看起来舒缓而不急切，但反复诵读体味，便可见其根源深厚而纯正，其中含有余味，大概是从自身学问涵养中流露出来的。读他们的奏篇，两人的气象仿佛都呈现在眼前；他们一生出处进退、言语沉默的情形，也可以从这里得到验证。凭武帝喜好大事、贪求功名的心性，假使他听从董仲舒的话，天下百姓就会蒙受他的福泽，谁能说董仲舒的言论舒缓而不切实际呢？武帝奢侈浪费没有限度，穷兵黩武，却没有达到祸乱灭亡的地步。前代学者虽然曾经论述过这件事，但仍有值得进一步考察的地方。武帝奢侈挥霍、穷兵黩武的事情，与秦始皇相比哪里有丝毫差别？然而他没有导致国家祸乱灭亡，有四件事。高帝宽厚，文帝、景帝施惠养民，他们得到民心很深，恩泽流布浸润，不能立即消失，不像秦朝自商鞅以来根本已经动摇，百姓只是被威势逼迫而勉强服从。这是第一点。武帝的作为常常与六经相违，难道他真能尊崇儒者吗？然而他仍然表彰六经，征召儒生，举行考察古代礼制文献的事情，没有像秦朝那样把名教完全荡然抛弃。这是第二点。轮台罪己诏虽然说来得已经很晚，但仔细体味其中的言辞，大概是真正知道悔过；诚意受到触动，本来足以挽回上天和人心。诏书下达以后，他不再萌发从前的作为，开始考虑让百姓休养生息。这同那些直到临死仍在行动中而不知道醒悟的人相比，差别实在很大。秦穆公的誓言，圣人取其悔过之意，列入《尚书》；我对于轮台罪己诏，总要反复诵读。因为我认为国家存亡的关键，就系于此。这是第三点。正因为他能够悔过，所以从此以后，奢侈欲望的苗头止息，清明的思虑产生，因此能够慎重地安排托付之事。昭帝初年，霍光执政，承继文帝、景帝的事业，培植国家根本，于是谋求财利的源头被堵塞，恩惠再次流布，有助于祈求上天延长国命。这就是第四点。凭借这四件事相互依存、共同维持，所以能够保住国祚。然而假如武帝老年仍不知道悔过，死在炽盛的私欲之中，那么就绝不可能善后。即使凭借高帝、文帝、景帝的恩泽而暂时保全自身，也会很快陷入危险。所以我十分重视轮台罪己诏，认为国家存亡的关键就系于此。不过，他最终能够知道悔过，是因为平日还知道诵习六经的言论，听取儒生的议论；到了力量衰退、心志懈怠的时候，善良的念头有时便会萌发。因此，他之所以没有走到祸乱灭亡的地步，难道也是偶然的吗？汉朝兼用霸道 学者必须先弄清王道与霸道的区别，然后才能讨论治国的根本。王道与霸道的区别，没有比孟子说得更明白的了。大体说来，王者的政治，都是无所为而为之；霸者的政治，则没有不是有意作为而如此的。无所为，是天理和公义；有所为，是人的欲望和私利。考察《左传》所记载的齐威王、晋文公的事情，其中难道没有令人欣喜的地方吗？但归根到底，没有一件不是有意作为。考察他们的行为，而他们内心和权术的所在，本来就无法掩盖。宣帝说汉朝兼杂霸道，汉朝所趋向的确实如此；但从汉朝自身的情况来看，这也确实是不容易改变的论断。自高祖取得天下，本来就是把天下看作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像商汤、周武王那样怀有吊民伐罪的心意。所以他即位以后，反叛者多次兴起却不能禁止，因为哪里有利可图，正是他所趋向的地方。至于建立国家的制度，大体都因袭秦朝旧制，再没有三代封建、井田和天下为公的心意了。像约法三章、为义帝发丧这些合乎王道的事情，也未免含有借此利用的意思；其诚意并不真实，所以兼杂霸道确实有其根源。王道如同精金美玉，哪里容得下掺杂呢？一旦掺杂，就也只是霸道罢了。只有文帝的天资接近王道，然而他的熏陶习染和施政手段，也混杂了黄老、刑名之术。考察他的施政安排，动辄都带有权术，只是他的资质美好、权术高明罢了。深入考察自然可以看见。至于宣帝，则又是霸道之中较为下等的，实在是王道文章的罪人。西汉的灭亡，从宣帝开始。文帝、景帝养护百姓的心意，到这时已经完全消磨了。况且宣帝难道真懂得所谓德教吗？他反而认为德教不可用。像元帝喜好儒生，也只是窃取了接近德教的名声，实际上软弱无能、败坏天下，这哪里谈得上什么德教呢？只有王者的政治，其内心以天理为根本，建立人的纲常，施行于万事；仁得以树立，义得以实行，而没有偏私和弊病。这是古人用来制定治道、保全国家并把长久福泽留给无穷后世的原因。后世从来没有真正懂得王道，只是说儒生的学说迂腐空疏、难以实行，大概也是没有认真思考。丙吉、魏相的得失

译魏相所持的立场不能算正确。看他受到许氏、史氏牵累，就可以知道了。他想让自己的主张实行，却借许氏、史氏来增加分量，这是以诡诈手段求取成功的心态，君子不应这样做。然而他任宰相，也有值得取法的地方。四方有异常见闻，或者发生叛贼、灾变，他就立即上奏说明，这确实是宰相应做的事。他劝谏讨伐匈奴的奏书中说：“如今郡国的太守、国相，大多没有真正经过选择，风俗尤其浅薄，水旱灾害又不按时发生。我查考今年子弟杀父兄、妻子杀丈夫的，共有二百二十二人。臣下愚昧，认为这不是小小的变故。”凡是这些别人不知道忧虑的事情，只有魏相知道忧虑，也算是听闻广博了。所以我很惋惜他不能以正道进用。进用人才不依正道，那么受到牵制、曲意顺从的事情必然很多，而以感通君心、纠正挽救时局的风气也会很少。丙吉深沉厚重而不自夸，这是别人也难以做到的，他的德行深厚，值得称道。他任宰相时似乎宽缓，虽然可能是天性如此，也许是因为宣帝的政治过于严猛，想要有所矫正吧？但似乎又太过分了。至于韩延寿、杨恽被杀，他也不能挽救。丙吉被称为不亲自处理琐事、懂得大体。韩延寿、杨恽二人的死，难道是小事吗？刑罚滥用到这种地步，对于所谓大体又有什么意义呢？若说到才能见识，丙吉大概远远比不上魏相。霍光的得失，除了班固所评论的之外，还有没有值得议论的地方？霍光天性稳重厚道，所以可以担当大事；而他后来失败，则是由于不学习的缘故。臣子的功业，到了周公，已经没有谁能超过了。诗人形容他的盛德，说：“公孙硕肤，赤舄几几。”这是多么温和恭敬、谦逊厚重啊！因此，即使凭天子叔父的尊贵身份，处在人臣的最高地位，拥有盖世的功业，观察他的气象，哪里有一丝一毫居功自恃、以权势凌人的样子，令人又哪里会觉得他的权势可怕呢？只会看见他的道德值得尊崇，又哪里会感到他的权势值得畏惧呢？孟子说：“侍奉父母像曾子那样就可以了。”后来的君子也说：“侍奉君主像周公那样就可以了。”曾子侍奉父母，只是一个做人儿子的尽职而已，并没有额外增加什么。周公侍奉君主，也是如此。因为那是他自身应当做的事情，哪里有一丝一毫是为了自己呢？周公正因为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自私，所以德行越盛越恭敬，事业也因而无穷无尽。霍光所建立的功业，大概都背负在自己身上，横亘在自己心中，不能忘怀。正因为不能忘怀，所以他的气势无法掩盖，威势日益强盛，通向权利的道路，人人争相趋附。不只是家人子弟、门生故吏逐渐习惯骄纵而无法收束，霍光本人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安逸放纵了。这就是“祸患降临于国、失败源于家”的根由，难道不可畏惧吗？所以他一时之间对人的任用、舍弃、升降，往往都出于个人意愿。凭苏武的忠贞节操，他的升迁却不由自己，只得到典属国的职位；而大司马长史即使像杨敞那样平庸谬误，也能成为宰相。至于魏相、萧望之这样的才俊，都被排斥而不任用。田千秋稍有不合他的心意，他的女婿就被论罪处死。他作威作福，大概就是这样。阴妻的邪恶谋划，暂且不说她不能在后来揭发，即使她的妻子阴谋发展到这种地步，竟然还有人敢帮助她，而不再说她奸邪，那么就如同踩到薄霜，终将逐渐发展到坚冰。这哪里是一日造成的呢？霍光到了这种地步，也就没有完整保全自己的道理了。推究其根源，都是因为他把宠爱和利益看作成功，把功业据为己有，不懂得做臣子的本分。所以说，这是不学习的过错。后来的儒生如班固等人，也曾经以不学习来批评霍光。然而假使让他们面对极小的利害，事情细微得如同毫发，能够不丧失操守的很少。希望他们能像霍光那样，面对大事时凛然不惧、屹立如山，哪里容易做到呢？这样看来，霍光虽然有不学习的毛病，但他从天性中得到的禀赋，也有后人不能企及之处。后来的儒生虽然自称为学者，讥评前人，反而没有办法立身自处，那么学习又有什么可贵呢？我认为，像霍光这样的人才，学者应当先观察他的大节，首先取法他的长处，然后再议论他的弊病，并且反过来考察自己，这样或许才是蓄养德行的关键；否则，所发表的议论即使看起来高明，也不过是空话罢了。萧望之、刘向所处形势的得失 萧望之、刘更生辅佐元帝初期的政治。元帝天资柔弱，外有史高总揽朝廷事务，内有恭显掌握枢机权力。二人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可以说形势孤立弱小，时局危险多疑。他们处理这种局面的办法，应该是使谋虑深沉艰苦，坚定地守持正道，以诚恳悲悯的心意来开拓皇帝的心胸，同时广泛收纳人才以增强国家的形势。行事谨慎，不让事情出现差错；把谋划隐藏得严密，不让一点机密泄露。长久积累下去，皇帝的心志逐渐开明，人才逐渐增多，众人的心归附，治道和形势顺利，或许就有可为之处。这就是《易经》屯卦中“屯膏，小贞”的道理。然而二人处理此事，却实在太疏忽了。他们在周密筹划、经营安排方面，从未有一天真正下功夫。仓促地公开要求罢免中书宦官，这一行动的机密大概已经全部暴露，没有留下任何防备。既没有得到信任，朝廷内外的小人又一起起来乘机攻击他们。他们自身被杀、被放逐还不足以说，关键是当时的事情从此再也无法挽救。二人的疏忽实在太严重了。何况他们的作为自身也有许多不正当之处。任用人才本应以天下公正的选择为标准，而二人不只看重人才是否贤能，只看重是否依附自己。他们不知道在外面迎合自己的人，哪里可以保证呢？所以他们竟然任用奸邪的郑朋为待诏，甚至连污秽的华龙也想拉入自己的党羽。这些人也是他们自己招来的。《易经》中有这样的道理：君子远离小人，不憎恶他们却保持严正。所谓严正，是严格要求自身。二人处在群小之间却不能严正自守，这样怎么可能成功呢？袁安、任隗处在梁冀强横专权的时候，不仅没有受到伤害，最终还能除掉梁冀，是因为袁安、任隗的操守严正。所以史书说袁安、任隗平素行为高尚，梁冀没有办法加害他们，这句话确实意味深长。二人难道竟不知道这个道理吗？至于让外戚把变故上报皇帝，又给子上书，更是严重的错误。我看二人所坚持的虽然是正道，但恳切真诚的心并不深厚，势利的念头相互交杂；他们口头上以天下的公义行事，实际上却夹杂着一己私心，这大概就是不学习的弊病。唉，真是可惜！不过，古人不能因为一次过失就否定他一生；如果刘更生经历忧患之后，晚年的气象明显胜过从前，那么他处在王氏势力兴盛之际，或许能够成为忧国忧民、敦厚笃实的人。《南轩集》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译《南轩集》卷十七　宋张栻撰　史论 西汉儒者为什么不能竞尚名节 “名节”这个称呼兴起于衰败的时代。从前的儒者，学问本来充足，把学问施用于实际，随着事情自然显现，不求树立名节，而名节却不可夺；不求追逐声名，而声名自然随之而来。在自己心中本来没有一丝一毫的刻意。到了世道衰落、道术败坏，在日渐衰微颓靡的环境中，如果有人能够卓然自立，世人就把名节归给他。可是士君子道学尚未达到这种境界，却也以此自负，唉，这也太浅小了。然而“名节”这个称呼虽然兴起于衰世，在衰世之中实际上也确实要依靠它；如果连同名节一起灭亡，那么国家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凭借的了。西汉的儒者，我非常为他们忧虑。大概除了董仲舒、申公等少数几个人以外，其余人往往只把诵读文字、训诂经义当作儒学，再没有儒者的气象。往上说，不能推究寻求学问的源流；退一步说，又不能凭名节立身于衰世之中。这样说来，儒者还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考察他们形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也由于上位者造成了这样的风气。自高帝鄙视轻视儒生，文帝、景帝崇尚黄老；武帝虽然号称表彰儒学，却只追逐儒学的文辞而不探究实质，正好足以造成危害。到了宣帝，又明白表示自己不崇尚儒学的意思。因此，在受到挫折压抑之后，他们不再自我振作，本来就是应当如此。儒者的学问，难道一定要等到一时受到尊崇之后才有价值吗？等待文王出现以后才兴起的，只是普通百姓。汉朝的儒者，从叔孙通的师友弟子开始，本来就都把追求利禄当作事业。到了公孙丞相凭丞相印封侯时，学士们都群起羡慕他，这种风气流传下来，像夏侯胜那样刚强果断的人，尚且有“通晓经书便可取得青紫之服”的话，何况其他人呢？他们的习俗相互牵引、沉溺利禄，鄙陋竟到了这种地步；难怪王莽篡夺之时，进献符命、祥瑞的人一旦就聚成群，而能够洁身自守的人，在史书中也只零星可见。所以光武中兴，竭力纠正这种弊病，尊崇道德义理，重视隐逸之士，以改变这种风气。东汉中期以后，人才接连出现，虽然与古代儒者相比仍有惭愧，但在衰世之中能够守义不变，也有值得尊重之处。到了桓帝、灵帝以后，国家大势奄奄一息，群奸一齐兴起，窥伺神器却不敢立即夺取，也是因为一时君子维持国家的力量。那么，名节这个称呼，对于君子来说虽然还不算完备，但对国家又有什么辜负呢？这是不可不思考的。元帝、成帝以后，身居大臣之位的人中，还有值得取法的吗？西汉末年，风俗和气节不能振作，身居大臣之位而被称为有正论的，不过王嘉、何武、师丹罢了。在风雨飘摇、随风倾倒的环境中，他们确实也有可取之处；但与光禄勋王莽、禹相比，差距就很大了。然而西汉末年，正如一个病人，元气先已败坏，各种疾病都能够乘虚而入，也都能够导致灭亡。当时做大臣的，应该竭力陈说国家形势的根本已经动摇，劝君主在德行上自我振作，多多求取贤才来辅佐自己，这样或许可以扶助元气，消除积久的沉疴。如果不遵循根本，只因一件事情的错误、一个人的进用而加以指斥，那么即使纠正了一件事、罢免了一个人，后面也会有人接替他们，最终没有益处。所以哀帝末年，董贤虽然被罢免，王氏随即兴起，终于因此灭亡汉朝。自成帝以来，国家所患最深、最大的问题在王氏；至于丁氏、傅氏、董贤之流，也只是趁隙而入的一时之患罢了。在位的大臣应当深深把王氏作为忧虑；要忧虑王氏，就应当像我所说的那样，先劝君主在德行上自我振作。君主在德行上自强，就不应该再有小的差错，反而却尊崇傅氏、宠爱董贤，使天下人更加失去信心，这只是进一步削弱自己、增加王氏的势力罢了。所以王莽才能拱手等待，乘着这个机会在后面兴起。可惜当时的议论者都没有想到这一点，怎么能不令人叹息呢！除了高帝的诸位将领以外，其余汉朝将领中谁最贤能？汉朝将领确实应当以赵充国为标准。凡是将领的弊病，多在于勇猛而不周详。赵充国经历的军事事务已经很多，等到听说西羌的事情时，却不敢仓促决定，而说：“军事行动难以在远处估量，希望赶到金城，把谋划方案绘图上奏。”他不敢轻忽事情到了这种程度，大概是因为思虑深远、经历丰富，正是孔子所说的“遇事谨慎，善于谋划而后成功”。将领的弊病在于急于求取眼前功劳，赵充国却谋求万全，陈述屯田十二条好处，坚持长久经营，制定不可动摇的计划；他的谋划与诸葛孔明在渭水之上的用兵有什么不同呢？将领的弊病在于果断杀伐，却不顾百姓，赵充国承担边境以外的重任，却替国家考虑根本，要使百姓安定、边境强盛，使西戎坐待消亡。这大概是三代的将领，不是战国以来那些冲锋陷阵、摧毁敌军的人所能相比的。我反复考察他的规划，体会他的精神旨趣，觉得其远大周密，远远超出同辈。我认为赵充国处在宣帝时代，不仅是贤能的将领，大概也可以做宰相。假使让他做宰相，一定能够替国家谋划、确定制度，为后世思考安养百姓、以百姓为国家根本的办法；像魏相一类人，都应当处在他的下位。把光武帝同高帝相比 高祖宏大的谋略，不是光武帝所能相比的。高祖从平民起兵，手提三尺之剑，取得天下；光武则凭借帝室后裔的身份，顺应人心思念汉朝而恢复旧业，二人的难易本来就有差别。高祖面对的对手是项籍，也是盖世豪杰；光武与之周旋的，不过是张步、隗嚣、公孙述等人，他们与项籍相比相差极远。至于韩信、彭越一类人，都像难以驾驭的烈马，实在难以控制，却全都掌握在高祖手中，指挥调遣，没有不合乎心意的。假使光武拥有这样的臣下，未必能够驾驭他们。然而说到创业的艰难，光武确实比不上高祖；至于光武善于守成，却又不是高祖所能相比的。大体说来，高祖天资极高，所欠缺的只是学习。即位以后，他用来维持和经营国家的办法，大多疏略；雄豪强悍的气势不能自行收敛，最终造成平城之辱；一时的功臣处理不当，大多遭到灭族，这都是由于学习不足。光武的天资虽然比不上高祖，但他年轻时就跟随儒生讲习儒学，谨慎地实行义理，所以天下平定以后，知道兵力不可不收敛，慎重实行黄石公所说的道理，懂得桑根牢固才能长久的道理，关闭玉门关以拒绝西域质子，安定南方、平定北方，为单于制定长久的安排；处置功臣时，给予爵位和恩宠，却不让他们掌握政事，最终保全了他们的一生。这些事情都是思虑周详、安排严密而又重要的谋划，来自儒学。至于尊重礼待隐逸之士，褒奖崇尚风节，以振作士人的志气，后来的君主尤其难以达到。这不只是高祖比不上。唉，凭高祖的天资，假使让他知道学习是应当优先办理的事情，那么商汤、周武王的圣明，难道也不能达到吗？这尤其令人叹息。光武帝不让功臣任职

译光武帝不让功臣担任三公，大概是鉴于高帝时代的弊病，想要保全功臣。前代史书无不把这件事当作美谈。在我看来，光武帝保全功臣，使他们都能凭福禄终身，这固然是美事；然而从任用人才的原则来看，却还有没有做到的地方。任用人才的方法，如果预先把某种成见横在心中，就成了个人私意，不是任用贤能而不拘一格的道理。高祖对待功臣，确实不对。像韩信、彭越、黥布之类，虽然有大功，但都是天性鄙陋的小人。《易经》师卦说：“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大概军队使用完毕、功业成功以后，只应给予他们富贵的宠荣，却不能让他们拥有国家权力、参与政治。高帝正是违背了这个道理，所以不能保全功臣到最后。光武帝应当考察自己的大臣中是否有像韩信、彭越一类的人；如果有，就应当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们。至于光武帝的功臣，却与此不同。寇恂、邓禹、贾复三人，都是见识明达、操行修洁、气量宏大、器局深远的人。按照光武时代所任用的大臣来评论，像这三个人，才能远远超过其他人。与他们共同谋划政事，难道不可以吗？可是光武只执守一概而论的顾忌，废弃了大公之义，这反而只是出于个人私意。或者光武帝对大臣的要求，只是处理官吏事务吗？大臣的职责难道只是这样吗？正因为他不知道大臣应当承担的职责，所以不知道任用大臣的方法，只把督责三公办理官吏事务看作忧虑。这也太末节了。正当乱事平定以后，应该任用贤才，与他们共同谋划国家纲纪，作为垂示后世、长久安定的计划；他却只知道督责官吏事务，责备三公，那么他的遗留谋划不能振作，也就应当如此了。光武帝崇尚隐逸 光武帝鉴于西汉末年的弊病，所以急切地崇尚风节，不忘举用遗逸之士，也可以说懂得应当优先办理的事情。自三代以来，在上位的人凭借爵禄使士人骄傲，在下位的人羡慕爵禄而求取君主，于是上位者日益亢傲，下位者日益委靡。君主如果能够放低心态来访求遗逸之士，就是不敢凭爵禄骄纵士人，反而表现出求取士人的意愿；这对于克制自己、培养德行所起的帮助，本来就不小。何况在风俗委靡之中，看到当今君主所尊敬礼待、延请接纳的，竟是恬淡退让、隐居不仕的人，难道不足以遏制奔走竞争的风气、消除侥幸求进的念头吗？这对风俗的帮助也不轻。光武帝时代，虽然说举用遗逸之士，但确实有征召而不能使其来、来了又不能任用的人；可是这种流风余韵，仍然足以革除西京的鄙陋，振起重视名节的风俗，它所带来的益处难道浅薄吗？古语说：“举用遗民，天下人的心就会归附。”如果不遗弃隐逸中的贤才，天下的贤能之士谁不归心呢？贤才归附，就是天下人共同归附，难道不是治理国家的总要吗？然而我曾经奇怪，严子陵最终竟不肯向光武帝稍稍屈服，这是为什么呢？考察严子陵的言论和精神旨趣，他也不是故意隐居、行为怪异，必定要长久离去而不回来的人；他年轻时与光武帝相从，最详细地知道光武帝的心意和器度。他认为，光武帝如果只想治理当时的天下，那么当时的人才本来就足以办成此事，并不需要自己；如果想使事业超过两汉，那么又恐怕光武帝未必能够信任和听从自己。否则，如果只是徒然接受光武帝给予的高位，享受他尊敬礼待的虚名，那就不是严子陵的本心。所以他宁愿不屈身就任。然而严子陵作为光武帝的故交，名声高于一世，最终高卧不屈，光武帝也不敢强迫他屈服；他对于激发顽劣、振起懦弱、扶植风教、帮助形成东汉风俗的美好和人才的兴盛，所起的作用实在很多，难道不是美事吗？李固、杜乔所处形势如何 李固、杜乔二位公的忠诚精纯、节操刚劲，不怕牺牲自身，百世以后仍然令人凛然感到他们具有生气。他们看待胡广、赵戒一类人，真是远远不只是视若粪土。但遗憾的是，他们在关键关节和具体步骤之间处理得不够周全，归根到底，是平日没有熟习《春秋》提纲挈领的法则。李固刚被朝廷举用，就接受梁商的征辟。梁商虽然还没有明显的过错，然而像李固这样的志向事业，他入仕本来是要匡正国家，实在不可以苟且迁就。一旦成为梁商的属官，就会牵涉到梁氏的宾客关系，做事必然受到牵制。这是他前面的失误。汉质帝被杀时，李固是首相；质帝强忍死亡之苦，已经有人告诉他中毒之事，那么承担这个责任的，不是李固又是谁呢？质帝既然不幸遇害，李固就应当召集尚书，揭发梁冀的奸谋，彰明大义，公开在朝廷上说明；这样忠臣义士，谁不会响应李固？梁冀虽然势力强大，但只要称他为贼，逆与顺的道理便截然不同，大概就可以诛杀他。这是间不容发的关键时刻，李固却不明白其中的大要，只是推究侍医等人的举动，行动迂缓，使梁冀得以从容下手；大义不能彰明，人心也日益松弛。既然错失了这个关键，他身居高位、掌握大权，本应坚持大义，却反而听命受制于贼人，难道不可惜吗？这是他后面的失误。以窦固面对窦宪的悖逆，竟然还上奏记并参与商议所拥立的人选，窦固难道不知道窦宪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吗？只是失去了太阿剑柄般的权柄，局势才渐渐败坏到这个地步罢了。我推测窦固不揭发窦宪的罪行，并不是因为党附梁氏，而是恐怕事情不能成功，反而毫无益处，所以想暂且隐忍，等待清河王被拥立，或许可以扶持社稷；却不知道天下已经发生大变，身为冢宰，按理应当明辨义理来纠正它。事情能不能成功，本来就不是所应考虑的，何况按照前面所说逆顺的道理，窦宪决无可能逃脱一死吗？窦固的隐忍，正是成全窦宪奸谋的原因；自己丧命还不足以说道，社稷也因此受害了。像窦固这样，竭尽忠于国家的心意，却没有平定祸乱的才能，难道不可惜吗？杜乔在九卿之中，如果有这样的见识，一定会赞成窦固这样做。等到杜乔接替窦固任相时，诏命已经受制于窦宪了，于是和窦固一同走向死亡。唉，真可悲啊！党锢诸贤的得失怎样？

译东汉东京党锢中的诸位君子，大概是因为赞美他们的志气，而惋惜他们处事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重视他们天资高明，却叹息他们在学问上还有不足。当时，君主的纲纪已经解体，阴邪之人得势，天下的形势一天天陷入衰败。然而诸位君子一点也不肯贬低自己去迎合世俗，慷慨激发，视死如归，到了患难临头，难道还会回头顾虑吗？他们的志气可以说是美好了。虽然如此，古代君子在出仕、退处、屈伸之间，各自都有义理。所以处在困厄时，有处困厄的方法；处在艰难时，有通达艰难的方法。时运不任用我，就退处自我修养；行为谨慎而言语谦逊，出仕不可苟且。如果身居职位，就应思考事情的艰难并周密谋划，扶持根本，逐步谋求成功；这种事情不能仓促进行。党锢中的诸位君子，处在下位时，吹枯木使之复生，自我标榜，直到锋芒毕露，已经昧于处困的方法了。等到在朝廷有了职位，不过是振衣怒目，攻击几个豪强，把这当作事业，止步于此。后来又升居高位，便急于有所作为，只想一下子施行自己的意图而不再顾虑，至于自身死亡也不在意，而国势反而更加倾危；这又是失去了通达艰难的方法。这难道不是有所欠缺，值得遗憾吗？如果诸位君子在生死祸福之间始终不改变操守，像李膺、杜密、陈蕃这些人，卓然成为一时人物，他们的天资可以说是刚强卓异、不与众同了。然而正因为他们没有懂得在圣门中学习，所以所作所为虽然正直，所立的节操虽然严峻，却不免出于意气的激动，而不是遵循安稳的义理；出于厌恶坏名声的感触，却没有完全做到恻隐之实。他们处事有未尽之处，本来就是应当如此的。难道不是学问有所不足吗？假如他们身在圣门，就应当列入仲由一科，圣人对他们加以抑扬、矫正和陶冶，一定会有相应的方法。有人认为陈太丘的作为得到了中道；依我看，陈太丘在诸位君子中持心最为平正，大概只是天资又高明一些罢了。而他处理张让之事，也并不合乎中节；在当时隐迹自晦，难道没有办法吗？何至于去送宦官的葬？这又是矫枉过正的过失。即使凭此免除祸患，君子也不以为可贵。否则，就是郭有道了吧？他见识高远而度量宽宏，才华优长而思虑深远，足以成为当时人物的领袖；然而收敛锋芒的功夫还没有完全做到，说到底也是在学问上有所欠缺。否则，就是黄叔度了吧？他的言论和风采虽然没有全部显露出来，但他的气象温厚，锋芒浑融，见到他的人心中都会有所感受，他大概是其中最高明的了吧？假如他们在圣门中受到造就，应当可以列入颜氏一科了。窦武、陈蕃的得失 窦武、陈蕃虽然掌握权力、身居高位，但所处情势极为艰难：君主年幼，这是第一；政权掌握在宫闱之中，这是第二；宦官盘根错节，势力已经形成，这是第三。窦武等人虽然逐渐把同类引入朝廷，但根基还不稳固；对上，太后的心意尚未明白，这是祸乱的根源；对下，朝廷内外的人心尚未认识到朝廷的尊严，而窦武等人的谋划却只想迅速解决，以诛杀小人为计。当时宦官虽然有罪，但难道没有轻重先后的次序吗？他们却想一概施行诛杀，举动草率，今天杀几个人，明天再杀几个人，轻重失去了权衡，先后失去了次序，这就不是上天的讨伐了。况且这样会使宦官人人自疑，因而反过来结成党羽，加速他们的奸谋；善于处理大事的人难道会这样做吗？看看朱瑀所说的‘中官放纵者，自然可以诛杀；我们有什么罪，却要全族灭绝’这话，就知道了。假如陈蕃、窦武施行得有方法，行动有次序，那么即使是这些宦官，大概也会有心悦诚服的人。消灭他们的首领，胁从者不予治罪，这是对待盗贼和小人的方法，也是上天的心意。何况他们自身的处置也有过失。当时若没有众人的志愿一致听从，怎么能成事？宦官窃取权柄已经很久了，人们只知道有这些宦官罢了；做大臣的本应深自刻苦，至诚恻怛，举动没有过失，然后才能使人信服并归向自己。人心归向并且信任，形势才能树立并形成，然后才可以消除祸乱。可是窦武在灵帝即位之初，一门之中三人封侯，竟然妄自扩充势力，这样谁会心服呢？所以后来王甫也得以借此为口实，这就可以看出那些宦官平日私下议论的内容，以及众人心中不平的原因了。灾难发生时，虽然说是忠义之举，却没有人响应；即使以张奂的贤能，尚且受了欺骗，不知道逆顺究竟在哪里，这正是因为窦武平日的作为没有用来安慰士大夫的缘故。陈蕃虽然辞去爵位，却不能竭力阻止窦武封侯，这也只是防护自身罢了；把天下的重任托付给他，难道只做到这样吗？然而我每次读陈蕃辞爵的奏疏，没有不反复诵读、叹息的；它文辞通达，义理正当，东京文章中像这样的实在很少，也足以看出他的忠义之气，怎能不令人惋惜呢！两汉选举人才的方法 我所考察的两汉选举制度，虽然已经讲得很详细，但阳嘉年间左雄的一件事，还没有特别提出。两汉选举仍然保有古代的意味，左雄的奏议尤其注重实际。当时虽然把限制年龄作为弊病，但这次选举所得的人才，正是陈蕃、李膺、陈球这些人，最终成为一代名臣。这样看来，左雄所实行的办法，难道能说是迂腐吗？至于后来选举失当，后世取士的方法，再也没有先王遗留下来的风气。有人想实行古道，如杨绾等人的建议，往往被指责为不可行。为什么不拿左雄的事情来观察呢？它的成效也就可以看见了。晋元帝中兴的得失 治理国家有重大的关键；重大关键一旦失误，弊端就会随之产生而无法禁止。所谓重大关键，就是三纲所存之处。晋元帝当初奉怀帝的命令来到江左，当时的用意，本来是因为时局艰难，分封并建立贤王，让他们成为国家的屏障，希望借此增强国家的势力，挫败奸人的心思。在紧急关头，实际上要依靠他们纠集义军，入京保卫王室；这个责任实在不轻。可是琅琊王进入建业后，考察他的规划安排，推究他内心所安的地方，大概有为自己封殖势力的打算，却没有慷慨谋国的诚心。怀帝最终蒙尘，却始终没有听到他勤王的举动。愍帝即位后，增加了对他的重托，诏书言辞深切，他仍然自如如故。祖逖击楫渡江，姑且以军队响应他的请求；他却随后加以制约，使祖逖不能有所作为，可见他的意图确实不在恢复中原。坐视神州动荡、戎马纵横而不为之动心，不过想乘时谋求自己的利益罢了。愍帝再次蒙尘，恐怕天下议论自己，于是假装摆出出师的声势，拖延观望，最后却把罪责归在运粮迟缓上，斩杀一个无辜的令史来塞责。赤乌、青盖等异象所表示的警告也已经很深切了。我们欺骗谁？欺骗上天吗？接受君父的托付，却坐视他们遭遇祸变，趁时局艰难而希图侥幸以自利，三纲已经沦丧了。

译正因为重大的关键已经失误，所以他建立国家的规划也不能成功。乱臣贼子如王敦之流，不久便相继兴起，大概正是这些弊端造成的。假使晋元帝痛惜怀帝、愍帝的灾难，笃守君臣大义，念及国家的仇恨，率领江东英俊，鼓舞忠义之气向北讨贼，义正理顺，怎么知道中原没有响应的人？仅仅一个祖逖，尚且能在群雄之间倔强自立，几乎凭自己振兴局面；何况是皇亲国戚，承担总督重任，拥有数路兵力，哪里会有不能成功的事呢？只是他没有把至公作为心意，反而被私意蒙蔽，实在令人叹息。其余的得失，我没有时间论述，只推究根本来说明罢了。谢安淝水之战的功劳 苻坚倾全国兵力入侵时，晋室的形势也已经十分危急。梁州、益州既然不在我们手中，襄阳、沔水一带又被敌军攻破，换作别人，恐怕连惊惧失措都来不及；而谢安却从容应敌，只把江北的军事交给谢玄、刘牢之等人，最终取得成功。这大概是因为他的方略早已确定，并不是侥幸取得的。谢安善于任用人才，考察得很精细，不因亲疏而废弃人才。谢玄有谋略，卢某善于用人，刘牢之勇猛锐利、出众过人，谢安对他们的安排各得其宜。用兵的道理，应当使奇兵与正兵相互配合：让谢玄率领重兵在后，这是正兵；让刘牢之率领精兵在前迎击，这是奇兵。秦军已经逼近洛涧，刘牢之迎击其锋，直接交战并战胜了他们，已经先夺取了秦军的胆气。淝水之战时，胜利的筹算早已在胸中，所以秦军一退，便风声鹤唳，甚至山川草木都足以使他们恐惧，正是因为刘牢之先夺了他们的心气。谢安的方略可以说早已确定。正因为早有定计，所以他安静而不动摇；他故意装作镇定来安抚众人，哪里是毫无凭借而这样做呢？不过是因为有所依恃罢了。至于退却上游的军队，又是一支奇兵。得到上游军队不但不能有所帮助，反而恰好会削弱声势、动摇人心；桓冲采取这个举动，也没有谋略。我的谋略既已确定，退却一支军队后，战士的心更加坚定，国内的情势也全都安定下来，可见谢安的见识既明且审慎。唉，国家所依靠的就是人才。以当时晋室的形势，单独任用一个谢安，就足以抵挡苻秦百万大军。依我看来，不只是谢安方略精妙，更因为他所存的忠义纯正坚定，肩负国家大事，直想与晋室同生共死，所以能够运用英杰，成就功业。这确实是忠诚与才能相合的缘故。大体说来，成就大事的人，如果忠诚与才能不能相合，就不足以成功。像谢安这样的人，在东晋人物中难道不是杰出的吗？温峤的得失 温太真忠义慷慨，风采节操显著，足以成为晋室的名臣，这是古今共同推许的，不必详细说明。然而我独有一件遗憾，就是他断绝衣襟而行的事情。古代人不因困厄、显达、得失来牵累自己的心，听任上天的安排，依照自己的性命本性行事；所以有的出仕，有的不出仕，都不是为了某种功利，而是按照自身所处的义理，认为应当如此。自从后来功名之心兴盛，迁就趋避的说法产生，三纲开始毁坏而不能保持正道；即使是豪杰之士，一旦被功名富贵诱惑，丧失本性的人也很多，怎能不令人叹息！温太真年轻时，曾以孝顺友爱、情意深厚著称；有一天接受刘琨的檄文，奉命出使江左，母亲崔氏坚决阻止他，他不肯听从，甚至割断衣襟而离去。唉！温太真有母亲在这里，自己本来就不应当离开，却答应了刘琨。难道没有看见徐元直的事情吗？徐元直所说的‘方寸已经乱了’，正是说他的天性无法抑制；温太真难道偏偏忍心这样做吗？既然已经委身做了别人的臣子，在危难时不逃避，本来可以；但奉命出使的事情，难道没有别人吗？温太真顾念母亲，难道就不能辞谢吗？推测他的心意，不过是认为江左将要兴起，接受檄文来劝进，侥幸投身于富贵的机会，奔赴功名的场合罢了；但他所丧失的，难道还不严重吗？有人说：假如温太真不来江左，哪里还会有后世的事业？温太真本来就不能两全。这恐怕不对。古人的事业，都不是为了某种目的才去做，而是事情和道理来到面前，顺势因而成功罢了。如果怀着希求仰慕、一定要有所成就的心，那不过是私欲而已；假如只要能够成就日后的事业，那么凡是背弃亲人、残害本性和生命的事情，都可以轻易去做。这正是三纲毁坏、弊端产生的原因。所以伯夷、叔齐本来不接受殷国，孔子认为他们是求仁而得仁；商朝三位大臣中，微子不得不离去，箕子不得不做奴隶，比干不得不死，都是安于自己的位置而行事。难道只是温太真的事业不足称道吗？即使温太真能够辅佐晋室，恢复神州，使天下归于一统，功勋如此，也不过像浮云掠过太空，哪里足以弥补他天性的创伤呢？温太真顺从母亲的心意而终其一生，即使后来湮没无闻，但他所保全的东西大过自身；既然如此，又有什么惭愧，怎么能用这一点去交换那一点呢？所以我说，称温太真为追求功名的人可以；若要拿他来评论古人，就可惜了。《南轩集》卷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