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轩集卷十二

译一乐堂记 上饶徐衡仲，过继给龚氏，成为龚氏的后代。他长大后读书取得科第，侍奉龚氏父母，赡养他们直到终老，办理丧葬，完全尽到了做儿子的职责。他已经五十多岁了。衡仲在四方做官，寻访朋友、求问道理，感受到古人端正根本、彰明宗族的意义，惶恐警惕，不敢安逸，于是向朝廷说明，希望恢复徐姓。诏书批准了他的请求。当时，衡仲的父母都还健在，合计已有一百五十六岁；他的伯兄某、仲兄某以及小弟某也都平安无事，和和乐乐地同兄弟一起奉养两位老人，作为天下的快乐，大概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它了。一天，他的伯兄取孟子所说的第一种快乐，给居所的堂屋命名，衡仲请求我为它作记。我想起往年经过岳阳时，衡仲正任州学官，我们曾在洞庭湖边交谈，因而悲喜交集地谈到这件事。我赞美他的志向，称许他的决断，却又担心他被世俗的议论所动摇。如今衡仲内心诚恳悲切，终于能够实现自己的志愿，又为龚氏调理安排，树立后代，使他们有所依处，其中的意味实在深长。道义端正而恩情得自天助，又使他的父母长寿安康，兄弟在身旁，能够完全享有他所说的第一种快乐，这本来就是我所感叹并乐于记述的。原来百姓出生，与万物一同存在于天地之间，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本来就是一体而已；而在人自身，没有谁不具有父母之亲、兄弟之爱，直到宗族支派的关系，也都层层分明、血脉贯通，虽然分支各异，根本实际上是一体的。这是人性所具备的，也是上天所造成的。圣人出现后，建立姓氏来区别族系，尊重宗族来谨慎对待承继，也只是顺应人性的自然和不可改变的道理罢了。如果强行割断应当归属的关系，却把不应合在一起的合在一起，这难道是人性吗？所以神灵不享用不属于自己的祭祀，百姓也不祭祀不属于自己的宗族，圣人用这个道理来防止百姓。春秋时期，仍有身为诸侯却立异姓之人为祭祀主人的，例如鄫子就是如此；圣人在史书上记作“莒人灭鄫”，意思是说他本来没有享受血食祭祀的道理，难道不是深切而明白吗？衡仲大概已经讲究过这个道理了。虽然如此，引申道义、使宗族恢复本来关系，是衡仲能够做到的；恢复之后并使他所说的第一种快乐得以完整，难道又是衡仲一人所能做到的吗？衡仲实在应该为此感到快乐。古人说，在人伦关系上尽到自己的本分很难，衡仲确实应当在这方面努力。至于孟子所说的三种快乐，其中最难求得的既然已经从上天那里获得，那么另外两方面，难道又可以不深入体会吗？我曾经论述三种快乐，向上不愧对天，向下不愧对人，这是根本，大概是自己可以努力做到的。《诗经》说：“潜伏在深处，仍然非常……”君子所不能达到的，难道不正在于人所看不见的地方吗？衡仲如果能在这里努力前进，达到内心没有惭愧的境地，那么向上可以使父母安宁，使兄弟和睦；向下可以推己及人，推广到众人，希望就能完全实现而没有遗憾了。我因此记述第一种快乐，同时也谈到这些，也是朋友之间相互警戒勉励的意思。衡仲名安国，如今任连山令。洁白堂记 剑南陈君从蜀地写信送给我说：“我不幸如今不能侍奉双亲、供养他们，深思报答父母的方法，只有洁净自身、涵养德行，希望一生保持没有玷污缺失的品行，或许可以弥补万分之一的责任。家中原来有一座堂屋，于是取《周诗·白华》中孝子洁白的意义，命名为‘洁白’。兄弟们早晚相处其中，用来互相警戒。冒昧请您为它作记。”我虽然没有见过陈君，但曾从朋友魏掞之元履那里听说他正直诚实，又得到他的来信，言辞恳切，于是终于没有推辞。不过，《白华》的章句已经散佚，它的意义本来不能凭臆测推断。我只能把我心中所理解的‘孝子洁白’告诉陈君。人的生命，承受于天地，而根本来自父母。那么，天地就是父母吗？父母就是天地吗？所以不能用侍奉天地的道理来侍奉父母的人，不得称为孝子；不能用侍奉父母的道理来侍奉天地的人，不得称为仁人。传文说：“仁人不越过事物的法则，孝子也不越过事物的法则。”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所谓“事物”，究竟指什么呢？大概就是事物实际如此的道理。实际如此的道理，具备于人的本性之中。有这样的本性，就具备这样的形体而出生。人的本性没有不善的；凡是人的视、听、言、动，没有不各有法则的，都是上天的道理。人的本性既然如此，所以君子不敢不敬慎。不是礼所允许的就不看，不是礼所允许的就不听，不是礼所允许的就不说，不是礼所允许的就不行动，用来顺应并保全自己的常性，希望不要失去它。大概人就是凭借这种本性而完整地出生，难道不应当完整地把它带回去吗？这就是所谓不越过事物法则，是孝子、仁人侍奉父母的道理，也是用来侍奉上天的道理。“洁白”的意义，大概就是取自这里吧？如果取自这里，那么在仓促紧迫之际也不可忘记，在战战兢兢之时也不可懈怠。要通过竭尽心力来认识本性，通过守住本心来涵养本性，一定要达到没有惭愧、没有亏欠的境地。像曾子所说“从今以后，我知道可以免于罪过了”，这样才算尽到了做子女的道理。像我这样不聪敏，虽然知道这个道理，努力实践却还没有达到，怀抱着父母恩德无边的悲痛，日夜恐惧。因此因陈君的请求，内心有所感触，冒昧地连同《南陔》中相互告诫、共同奉养父母的意义一并取来，希望与同道之士互相告诫，保持洁白，可以吗？陈君往年在朝廷大殿应对，想来是把意见全部说出、毫不隐瞒的人；如今又勤勉不懈地立志遵循古道。沿着这份心意继续努力，我知道他最终一定不会辜负这座堂屋的名称。既然如此，难道可以不奋勉吗？陈君名槩，字平甫。

译思终堂记 永嘉郡许深夫任职于湖南幕府的第二年，他的尊父在官舍去世。我前往吊唁，后来又去了一次。深夫正身行礼，请求说：“我不幸没有天命，未满二十岁就失去了母亲；当时我家贫困空乏，母亲已经入殓却没有办法安葬。等到懂事以后，我日夜担心，丝毫不敢安宁。丁亥年，我在瑞安县北面名叫李奥的地方得到一块墓地，泣血背土，才终于完成了安葬。当时老父亲曾登上这座山丘而眷恋它，回头说：‘将来我一定葬在这里。’如今不幸遭逢大故，我独自在异州哭泣，远隔数千里，只凭我这个不孝之身，实在害怕有所陨越。依靠父亲的神灵，倘若能够归来与墓穴合葬，那么将要在墓旁建一座堂屋，作为早晚瞻视、省察以及应时祭祀、享用祭品的地方。在我没有死以前，难道敢不尽力勉强去做吗？预先请求您为它命名并作记，希望我佩戴在心、反复思考，能够因此大大警戒自己的懈怠懒惰。”他又向我哭泣。我既然不能再推辞，于是取《礼记》所传“谨慎地修养自身，不给父母留下恶名，才可以说是能够善终”的意义，命名为“思终”，并且为它作记。墓地祭祀并不是古礼的根本。人的形体魂魄，形体归于地下，魂气升在上面，所以古人设立神主来祭祀精神的归宿，谨慎收藏形体，以竭尽深长的思念。这是古人明白鬼神的情状，并且笃守孝爱真诚的一面。然而考察《周礼》，其中设有冢人的官职，凡在墓地举行祭祀，就以尸代替死者，这说明周成王、周公治理的盛世，本来也有在墓地祭祀的做法。虽然这不是制礼经典的根本规定，却出于人情所不能忍心舍弃；既然在义理上没有造成严重损害，先王也就顺从人情而允许了它。祭祀时一定要设置尸，也正是为了招致死者的精神，使其来享用祭祀，并不是指形体；其中的道理也许更加精微。因此后世以来，有人在墓道上建屋，有人在墓旁建屋，作为瞻视、省察和祭祀享献的地方；甚至援引古代义理来命名并题写出来，让人看见名称就思考它的意义，和几杖、盘盂上刻有铭文戒语一样，君子也有所取法而不废弃。这是因为子女对父母拳拳不忘，实在没有止境。那么我给这座堂屋命名，难道没有用意吗？大概子女对父母，最难的是把侍奉父母的事情坚持到最后。所谓坚持到底的困难，也只在自身罢了。所以父母去世后，看见杯盘就捧着哭泣，因为那是父母曾经使用过的；看见桑树梓树就肃然起敬，因为那是父母曾经休息过的。对外物尚且如此，而我们这个身体，既然是从父母那里承受而来，是父母遗留下来的形体，那么我们应当怎样敬慎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呢？所以，身体、头发、皮肤，都不敢毁伤，也不敢让这个父母遗留下的身体去冒险。对于外在形体看得见的部分，守护得已经如此严格；而赋予这个形体以生命的，正是因为它具备这样的本性。那么，难道又可以让本性有所亏损吗？所以，从视、听、言、动不庄重不恭敬，到对朋友不诚信、侍奉君主不忠诚、任官职不敬慎，都被称为不孝。凡是内心有一丝亏欠，便是辱没了父母，因为它损害了本性。所以君子战战兢兢，总担心有所失去，凡是希望顺应并保全本性，使自己不失其身，也不辱没父母。由此看来，直到曾子所说完整地承受、完整地归还身体，然后才可以说是能够把侍奉父母的事情做到底。所谓修养自身而不给父母留下恶名，大概就在这里吧？然而世上昧于道理的人，却认为富贵利达足以使父母显耀，急忙追求它们。他们竟不知道，违背正道、苟且求得、残害天性的行为，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至于背负罪恶、传播恶名，使耻辱施加于父母遗体，如同在市朝受鞭打，这其中的得失又怎么样呢？由此可见，修养自身如果遵循正道，即使处在贫贱之中，他侍奉父母也从来不会不得其道；而到了富贵地位，辱没父母的行为反而会更加滋长。自从深夫来到湖南，我多次与他交谈，又从朋友们的交往中听说他的尊父对他的教诲极其严格。因为深夫哀痛深切，恳请又十分殷切，所以我替他推演说明子女如何把侍奉父母的事情做到底，并勉励他思考。思考之后去实践，实践之后不忘记，这样才知道善终果然很难。我怀抱父母恩德无边的悲痛已经很久，内心惭惧，却不知道如何补救。那么今天用来告诫深夫的话，也正是用来勉励我自己的。乾道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名轩室记 有人说：“已经知道道了，却常常担心自己不能长久专一地守在自身之中。不能长久专一地守在自身之中，那么道和自己仍是两样东西。就像拿着斧柄去砍斧柄，斜着眼看它，仍然觉得它很遥远。唉！这果真算是真知吗？只是功夫还没有达到。要使自己与道融合，就像水流入水中，起初没有间隔，以完整地合乎天理，这一定有根本和关键吧。难道是靠不断努力实践的积累吗？道和自己仍是两样东西，那么天理就不完备；天理不完备却不加以省察，我看道会一天比一天远离自己，自己难道不可畏惧吗？”《中庸》说：“如果没有至高的德行，至高的道就不能凝聚。”道达到凝聚，才能真正拥有它。只有至高的德行才能凝聚道。古人三百条礼节、三千种威仪，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交往，洒扫、应对、献酬、交酢，直到坐立、睡眠、饮食之间，没有一件事不在德行之中，细微而周详，只是为了成就天理罢了。哪怕在毫厘之间有所不到，毫厘之间的天理就不存在。所以“学习并且时时温习”，就是没有任何时候不学习；时时刻刻不忘天理。这就是用至高的德行来凝聚道。时间久了，便融洽无间、涣然和顺，内外、精粗、上下、本末、功用贯通为一，再也不需要额外用力了。给我的轩命名为“时习”。学习之所以会有间断和废止，是因为内心产生过错而有所妨害。内心的过错尤其难以防范，一旦在心中萌发，虽然还没有达到视听所能察觉的程度，但我时时学习的功夫已经被间断了。察觉得迟缓，它就会滋长。人往往安于旧习，以为没有什么问题而忽略它，却不知道这一点，难道还能使功夫成熟吗？今天一个念头稍有差错，却不痛切地寻求改正，那么明天这个念头就会更加加重。积累到成熟，时时学习的功夫就会消失。二者不能并立，所以君子对此感到恐惧。念头在心中萌发，必须立即觉察；觉察之后就痛切惩治并断绝它，就像把梧桐叶分开一样，不可以再接续。这样一来，过错的境地自然会疏远，时时学习的功夫专一推进，直到以至高的德行凝聚道。颜子所谓不犯同样的过错，就是一经断绝便不再产生。给我的室命名为“不贰”，因而写下这些话来自我勉励。

译多稼亭记 辛卯年八月，我经过毗陵。甲寅日，郡守嵩山晁伯彊在郡斋设酒。傍晚登上城楼，城上有一座旧亭，向下可以俯瞰田间道路。正值秋季稻谷成熟，黄云般的稻浪遮满原野，我们一起徘徊纵目观望。不久月光皎洁，景色和气象清朗澄净。伯彊举杯劝我说：“这座亭子，人们因为稻谷丰多而命名为‘多稼’。我暂代守任此地，年成恰好丰收，您屈尊光临，使我得以从容共饮一杯，实在是上天的幸运。我将趁此修葺它，希望您为我作记。明天您将要出发，我又来请求，并且已经托人催促过三四次了。”我想到《春秋》的书法，凡是记载喜雨的，都是有志于百姓的人。亭子名为“多稼”，难道没有用意吗？在这里任职的人，应当利用闲暇登临，观看农事的辛劳，想到百姓生活的不容易；农时不可耽误，民力不可不宽裕；还应当谨慎察看禾苗的肥瘠，按时观察雨旸是否合节，以此考察自己的政事做得好不好。幸而获得一次丰收，又不敢认为是自己的能力，反而更加思考不可懈怠的地方，忧勤不安、惶恐不已，片刻也不能心安，这样才差不多了吧？唉，这就是《春秋》的深意。那么伯彊修复这座亭子，难道只是为了游览观赏吗？于是写下这篇记，以寄托甲寅日聚会的情谊。通判州事、吴兴葛谦问也参加了这次聚会。伯彊名子健，谦问名郯。游东山记 戊寅年夏四月己亥日，弋阳方畴耕道、广汉张栻在永州东山设酒，为东平刘芮子驹饯行。久雨初晴，天空明朗，空气清爽。我们步行登上绝顶，山色像洗过一样清丽，一起在僧寺西轩中置酒，徘徊远望。当时零陵张纾公饰也参加了。俯仰庭院门窗之间，他忽然叹息说：“唉！这里是丞相范公忠宣过去居住的地方。”在座宾客都惊异地起身询问。公饰说：“范公居住在这里时，我才十三四岁。我的先人有幸做过范公的门客，所以我也得以侍奉范公。范公当时已经深受眼疾困扰，手里拿着一块一寸多长的玉，用来摩挲按压，我当时不认识它，便赶紧去看。旁边有个小孩骗我说：‘这是石头。’范公惊讶地说：‘不是，这是玉。’唉！范公存心诚实，甚至到了不欺骗小孩子的地步，那么他的气象就可以想见了。”在座宾客都感叹不已。公饰又说：“范公住在这里的西边，建了一座房屋，只有三十楹，大概与寺僧相邻。范公的几个孙子都还年幼，有一天和寺僧争闹。寺僧愚昧无知，竟至于互相辱骂，径直从范公面前走过，言语间还涉及范公，范公漠然处之，好像没有听见看见一样。第二天，和尚非常后悔惭愧，拘谨地前来道歉，范公最终也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仍像起初一样对待他。” “郡中的士人偶尔有机会进来拜见，范公循循善诱，亲自加以训导。有一天坐定后，有人冒失地问：‘范某和相公是什么亲属？’这实际上是直呼范文正公的名字。当时范公的两个儿子正平、正思侍立在旁，惊恐得出汗，众人也都害怕。范公皱眉沉默了很久，才说：‘是先公。’提问的人非常恐惧，过了一会儿，范公又用温和的话安慰他的心，后来还不断与他相见。”“范公的器量，即使说是上天赋予他的，难道也没有经过学习而形成的吗？”又过了两天，他问在座宾客：“郡中考中科举的人都回来了，为什么某人独自没有回来？”有人说：“他在参加学官考试。”范公忧伤地说：“官吏事务接近百姓，把心思专注在这里，才是学习的要领。刚刚考中科举，难道反而要只求从事安逸便利的事吗？”“范公的话大多简洁而深刻，足以流传后世、树立教化，大都如此。他奉养自己极其俭朴，士人中跟随他的儿子交游的人来时，他让他们吃饭，不过三样蔬菜，猪肉也没有盖满盘子。后来有客人到来，就把这些分给客人吃，不再另外增加。”“某年我曾记下范公的这些事，不能详细记述。”于是宾客们相互说道：“江山还像从前一样，范公却不可能再见到了。像公饰这样的人，还来得及见过范公，并且记得这样详细，哪里容易得到呢？” “而这座亭子，经历兵火焚烧之后，仍然巍然独存。我们这些出生较晚的人也能听闻范公的言行，又难道是偶然的吗？”《中庸》说：“君子的行动，世世代代成为天下的道路；君子的作为，世世代代成为天下的法则；君子的话，世世代代成为天下的准则。”孟子说：“听闻柳下惠的遗风。”这句话的意思是，鄙陋的人因此变得宽厚，刻薄的人因此变得敦厚。对范公来说，这些话确实得到了验证。子驹对我说：“何不把这些记下来，以便将来流传？”我虽然没有这样的文才，怎么敢推辞呢？不过我还记得庚午年曾来到永州，当时寺里有位法贤和尚，年纪八十多岁。他对我说：“范丞相住在这里时，我那时还是沙弥。每逢朔日、望日，我总看见范公一定把皇帝所赐的书信和物品陈列在堂上，率领家人子弟再拜跪伏着阅读。”唉！范公不忘君父竟到了这种程度，正是所谓在朝廷上就忧虑百姓，处在江湖远地就忧虑君主。范文正公的心意，范公已经得到它了。请把这件事一并附在记文末尾，可以吗？”大家都说：“好。”当时我的弟弟枃、侄子懽也一同游览。后一日庚子记。南轩集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南轩集卷十四　宋　张栻　撰写序文

译经世纪年序 太史公迁撰写《十二国世表》，开始记载甲子，起于成周共和庚申年。庚申年以前，就没有可以纪年的记载了。历代相距渐远，相关事情散见于各种书籍，不能恰当地折中判断，也只能作为传疑处理罢了。本朝嘉祐年间，康节邵先生雍从河南出现，穷究过去、推知未来，在数理方面精深极致，撰作《皇极经世书》。他上考唐尧受命的甲辰年元年，编成编年谱，像是把外丙、仲壬的祭祀年次删去了。康节用数推求得知，竟与《尚书》中成汤去世、太甲元年的说法相合。根据康节的谱，从尧甲辰年编到皇上乾道改元之年，共计三千五百二十二年，命名为《经世纪年》，以便观览。其中偶有我的浅见，便因而加以说明。例如孟子说尧、舜服丧三年期满，舜、禹避让给尧、舜的儿子，而天下归附他们，然后才登上天子之位；这正是帝王奉行天命的大旨，怎么可以暗昧而不彰明呢？所以都记载他们服丧和登位的事实。夏后相在位二十八年，寒浞杀死相，第二年少康才出生在有仍氏，经过四十年以后才恢复夏的祭祀并与天下相配，失去的旧有基业才得以恢复。因此在这四十年中只记载少康的出处，而把纪元记在复国之年，以显示少康君臣经营谋划、宗庙祭祀断绝后又重新延续的事迹，足以成为万代的冠冕。对于新莽篡夺汉朝的时期，缺略而不记载，大概是因为吕氏不能插入汉朝正统；而新莽所假立的惠帝之子，也不能据此纪元，所以只用“称制”来记载。至于周文王称王、周武王在本国不纪元等情况，都是汉代儒者传习造成的错误，先觉的君子已经辨析得很详细，所以都加以纠正后记载。汉献帝末年，曹丕虽然称帝，但昭烈帝凭借正义在蜀地建立政权，诸葛亮辅佐他，那么汉朝正统怎么能说已经断绝呢？所以献帝之后立即接续昭烈帝的年号，记作蜀汉。直到后主亡国，才开始接续魏的纪年。这些都是编年体例中重大的节目。唉，世间有古今，但古今并不间断于一息之间；事情有万般变化，但万般变化最终归于一个根本。因为根植于天命、存留于人心的理义，是不可磨灭的。所以《易经》以太极为根本，《春秋》记载元年，以彰明体用，它对后世的启示已经极其深远了。那么，《大易》和《春秋》的意义，难道可以不加以阐明吗？乾道三年正月甲子，谨此作序。阃范序 天地各安其位，人类生存在天地之间。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道理，是因为有父子之间的亲爱、长幼之间的次序、夫妻之间的分别，以及君臣之间的义、朋友之间的交往。这五种关系，是天下所赋予的，并不是人力能够创造的。既然具有这样的本性，就具备这样的道理，起初并不会因为圣明或愚昧而有所增减。圣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所以成为人伦的最高典范；普通人只是被蒙蔽、被私欲夺去，因而沉沦并丧失了它。即使如此，难道就不能达到吗？圣人设立教化，就是要改变人的欲望，使人返回本初。舜命令契说：“恭敬地施行五种教化，要宽厚。”所谓宽厚，是逐渐浸润、涵养人，使他本来具有的东西自然显发出来。皋陶也说：“上天安排了常典，告诫我施行五种常典，并使它们敦厚。”“告诫”是为了端正纲要；“敦厚”是为了使人的本性厚实。到了夏、商、周三代，学校的教化尤其详备，所以孟子说：“学校教育，三代都是共同的，都是为了彰明人伦。”所谓彰明，是讲明它，使人认识其中所以然的道理。那么，人之所以成为圣贤，以及圣贤教导人的内容，除了这五种关系，还能有什么呢？东莱吕祖谦伯恭父任严陵教官时，和他的朋友取《易》《春秋》《书》《诗》《礼传》《鲁论》《孟子》中圣贤阐明人伦之道、见于父子兄弟夫妇关系之间的内容，全部摘录编成一书；又广泛考察诸子和史书，在上下二千多年之间，凡是可以用来示范教诲的，也都辑录进来。只取其中事情可以效法的地方，至于记载者有失实之处，便不去计较；只取其中长处可以采用的地方，至于其他方面做得不完善，也无暇追究。有一天，他带着所编的书来给我看，并与我讲论订正。不久书编成，命名为《阃范》。我认为，这部书流行于世家之后，应当收藏它，人人也应当学习它。在家庭闺门之内、乡里宗族之间，按照各人见识的深浅、体会的长短，诚敬地努力实践，都足以有所补益。然而对于求学者来说，应当由此讲明道理，以求认识其中所以然。果真知道书中所载没有一件不是自己本分内的事，并且古代君子都不是为了某种目的才去做这些事，那么，其中精细亲切的意味，必定会使人内心默然自得；即使想舍弃这些道理而不遵循，也不可能。书中收录的还没有完备，伯恭还将继续编写。

译论语说序 求学的人，是学习孔子的人。《论语》这部书，对孔子的言语行为记载得最为详尽。一个人应当终身尽心的事情，大概没有比它更优先的了。圣人的道已经达到极致；而他用来教人的方法，大略也可以看见。大概从开始学习时，就教人履行弟弟和儿子的职责，具体条目不过在声音、气息、容貌、态度之间，以及洒扫、应对、进退等事情上。这虽然是做人做事的开始，但所谓最高深的天道，起初也并不在这些事情之外。圣人并没有对你隐瞒什么。因此从开始学习，就有获取知识、努力实践的地方；到了最终境界，也有不是靠思考和勉强所能达到的东西，只是贵在通过实践、习熟和省察，尽力履行这条道罢了。孔子说：“道不能实行，我知道原因了。聪明的人超过它，愚笨的人达不到它。道不能彰明，我知道原因了。贤能的人超过它，不才的人达不到它。”秦汉以来，学者失去了道的传承，其中虽然有时有人立志努力实践，但他们的认识不明白，像摸索着寻找道路一样，没有可以依凭的方向，最终背离了中庸。本朝河南的君子，开始用穷究事理、居守敬意的方法启发指示学者，使他们有所遵循和探求，以进入尧舜之道。于是道学的传承，在千年之后重新彰明。然而近年来，学者又失去了其中的宗旨，说：“我只求所谓认识罢了。”于是对于亲身实践便忽略了。所以他们的认识，只是出于主观臆测，无法在自身上真正实现。明白的人对此很忧虑，因为这只是还不知道认识和实践相互启发的缘故。孔子说：“只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惑，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会危险。”历来考察圣贤的意旨，大概是要使学者在这两个方面同时用力。起初根据自己所知道的去实践，实践有力，认识就更加进步；认识深入，实践就更加通达。可见认识常常在先，而实践从来没有不随之而行的。认识有粗浅和精深，必定由粗浅达到精深；实践有始终，必定由开始达到最终。内外相互端正，本末都不遗漏，条理如此，然后才可以说没有弊病。那么，声音、气息、容貌、态度之间，以及洒扫、应对、进退等事情，正是获取知识、努力实践的根源，难道可以舍弃这些而另求别处吗？只是我哪里足以阐明这条道呢？我姑且依据河南诸位君子的余论，结合自己的见解，编成《论语说》，作为同道之人切磋的凭借，又把这篇序放在篇首。洙泗言仁序 从前孔夫子在洙水、泗水之间讲论道理，向人指示求仁的方法。仁，是天地的本心；天地的本心存于人身上，这就是所谓仁。人只是被私己之心蒙蔽，不能推己及人，失去了所以成为人的道理，所以学习必然以求仁为贵。自从孟子去世，千余年间寥寥无闻，《论语》一书家家收藏、人人诵读，但真正知道它旨归的人，有谁呢？到了本朝伊洛二程先生，才重新得到它的传承；他们论说仁，也不同于秦汉以来诸儒的说法。这是求学者应当尽心的地方。我读程先生的书，其中有教门人把圣贤谈论仁的地方分类汇集起来，以便观察并体认。我于是辑录《鲁论》所载的内容，在下面附上程先生的说法，并推衍自己的见解，题名为《洙泗言仁》，与同道之人共同讲习。唉！仁虽然难以言说，但圣人教人求仁，自有根本和末节。譬如饮食，亲自品尝才知道滋味，所以先经历困难而后有所收获。要做到仁，最困难的没有超过克制自己。求学者应当立定志向，尊重古人、与古人为友，并在所谓困难之处讲论、询问、辨析，努力而不要放弃。时间久了，私欲逐渐消退，天理更加明白，那么所达到的境界将有不可穷尽之处。如果不专心于亲身实践的功夫，却怀着急于求得收获的心情，产生急于速成的念头，只想凭聪明在语言文字上揣测、求取解释，那么失去圣人传承的情况就会更加严重。因此我愿意与同道之人共同讲习，希望不要迷失大道。孟子讲义序 求学者潜心学习孔子、孟子，一定要找到门径才能进入。我认为没有什么比辨析义与利更优先的了。圣人的学问，是无所为而自然如此。无所为而自然如此，意味着天命之所以连续不息、本性之所以不偏不倚、教化之所以无穷无尽。凡是带有某种目的才如此的，都是人欲的私心，而不是天理的所在，这就是义与利的区别。从从来没有省察过自己的人来说，一天之中很少有不趋利的时候。并不是只有追求名位、货殖之后才叫利；在片刻之间，心意所趋向的地方，只要一涉入有所为，虽然程度有浅有深，但顺从自己、出于私心却是一样的。正如孟子所说，把结交别人当作手段、求取声誉、厌恶坏名声等，都是如此。这种心念天天滋长，善的萌芽就会被阻塞；想接近圣贤的门墙而求得自我领悟，岂不是向后退却却希望赶上前人吗？即使谈论高深、阐说精妙，也不过是渺茫的主观臆测，就像没有根的树、没有源头的水，能有什么益处呢？求学者应当把立志放在首位，把持守敬意作为根本，并在动静之间精细省察；对于毫厘之差，要审慎看清它如同天壤之别，这样才有办法用上自己的力量。学习之后才知道自己不足。平时没有察觉自己有很多利欲，一旦明白看见义与利的区别，就会忙于每天补救过错而无暇他顾；由此坚持不舍，趣向就会越来越深，道理就会越来越明，不能停止。孔子说：“古代的学者是为了自己而学习，今天的学者是为了别人而学习。为了别人而学习的人，无论做什么都没有不是为了利；为了自己而学习的人，无论做什么都没有不是为了义。”有人说：利即使表现在自己的事情上，也仍然是为了别人；义即使施加于别人，也仍然没有不是为了自己。唉！义与利的辨析太重大了！难道只是求学者修养自己时应当首先辨明的事情吗？把它施行到天下国家，也是一样的。王者建立国家根本、留下长远制度，是因为义；霸者使人心沉溺、给后世留下祸害，是因为利。孟子处在战国纷乱横流的时代，阐发天理，遏制人欲，深刻而明白，这是拨乱反正的大纲。他的微言奥义，完备地记载在七篇书中。像我这样的人，虽说把它牢记在心，但学习功力还不充足，哪里足以窥见其中万分之一呢？姑且把我所见的与诸位共同讲论，希望你们不要忽略，要深思它。

译胡子知言序 《知言》是五峰胡先生所著。先生名宏，字仁仲，是文定公的幼子。他从小立志于大道，曾在京师拜见杨中立先生，又在荆门跟从侯师圣先生，最终传承了文定公的学问。他在南山下优游研学二十多年，心神沉浸于义理，昼夜不懈，努力实行自己所知，体察亲切而深至，剖析太极精微深奥的内蕴，穷究帝王圣贤制作礼法的根源，把万事万物归结于一个本原，把古今贯通于一息之间，指出人欲的偏失以显示天理的完整；从有形有迹的事物中发明无声无臭的妙理，使学者知道事物的端绪并不遥远，却可以达到高深而无穷的境界，体和用都完备，可以举而实行。晚年曾被召用，不幸卧病，不能到朝廷便去世了。这部书就是他平日亲自撰写的，言辞简约，义理精深，实在是道学的枢要、治理国家的龟蓍。然而先生常常自己认为尚未完备，直到病势危急，仍不时有所修改，大概还没来得及脱稿，就已经撒手而去了。有人问我说：“《论语》一书从未明白谈到性，而子思的《中庸》只在开头说了一句，到了孟子才开始讲性善，但他的说法已经很简略了。如今先生这部书对性说得特别详细，莫非与圣贤的意思不同吗？” 我回答说：“没有不同。孔子虽然没有直接指明性，但子贡大概曾经体会到这一点，说：‘夫子的文章可以听到，夫子关于性与天道的话却听不到。’这难道真是听不到吗？大概夫子的文章无一不是性与天道流行的表现。到了孟子的时代，杨朱、墨翟、告子之流的异说一同兴起，孟子担心学者受到迷惑而不知道归止，于是指示根本，大力阐明性善，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如今的异端又直接自以为认识本心、看见本性，言说诡诈夸张而荒诞，更不是当时所能相比，因此高明之士往往喜欢听闻并趋从它。一旦沉溺其中，就会丧失本心，万事废弛；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其祸患实在不可胜言。先生处在这样的情势下，又怎么能不说呢？”所以他的书中说：“诚成就天下万物之性，性确立天下万物的存在，情应验天下万物的运动”，而且一定接着说“心”。他赞叹性情的德性，又说：“诚是天命的道吗？中是性的道吗？仁是心的道吗？”并且一定接着说：“只有仁者才能尽其性而达到天命。”学者如果真能因循这些话，在视、听、言、动之间精细体察，卓然认识心之所以神妙，那么性命之理大概就可以默默体会，也可以说先生的意思与古人并不不同了。如果不能领会其中的意思，只是徒然诵读这些话，不知道求仁，却空谈性命，那么怎么能不流入异端的归宿呢？我前些时候有幸登门求教，道义上的教诲深深浸润于心，只是自知资质不敏，辜负了先生早年的知遇，于是冒昧为遗书作序，赠给同道之人；不合宜的罪责，我实在无法推辞。《五峰集序》五峰胡先生的遗书中有《知言》一编，我已经作序并把它传播给同道之人了。近年先生的幼子大时，又搜集编录先生所作的诗文，共五卷，拿来给我看。我反复阅读，只见先生并不是有意要作文的人；他一时吟咏歌唱所发出的作品，大概只是用来舒展抒写自己的性情；其他论述著作以及应答问难、往来书信，也都是为了阐明道义、参究异同，并不像世间作文的人只是从事于言辞而已。又想到先生从年轻时便服膺文定公的教诲，直到去世，只有他的道德日日更新，所以表现在辞气议论之间的，也月月不同、年年不同。虽然如此，凭先生的学问却不能在当时得到充分施展，又不幸只活到中寿；如今他见于文字之间的作品又仅仅如此，难道不是非常令人叹息吗？至于他志向的远大、造诣的深厚、纲领的宏大、义理的精微，后人也可以由此推究而得知。淳熙三年元日作序。《江谏议奏稿序》谏议江公的奏稿共有十七篇。上章执徐之年，徽宗皇帝亲自处理国家大事，厌恶朋党之论，召集豪杰来亲近自己，被放逐的大臣也相继从南方荒远之地召回。第二年，以建中靖国为年号，打算与天下重新开始。于是江公由奉常博士升任左司谏，自己认为遇到了世所罕有的机遇，进见时恳切陈说，不敢不把所听所见全部说出，只怕来不及；对于远离奸邪谄佞之人、敦厚友爱和睦、消除党争、容纳接受直言等事，更是反复极力陈述。皇上往往开怀采纳，可是奸人又得以掌权，江公随即被补任外职，遭到贬谪流落而死，天下人为之惋惜。到了绍兴四年，下诏追录，赠江公为谏议大夫。诰命中说：‘世道多变，导致国家的议论没有常态；是非有时出于爱憎，平坦与险阻之间却独自守持一节；为权势宠幸者所忌恨，遭到放逐排斥而不能回来。’唉，江公大概也可以没有遗憾了。我私下听前辈谈到江公的事：当江公在门下省时，珍禽奇兽渐渐被送入内苑，他上奏极力劝谏其逐渐滋长。几天后，皇上对江公说，先前所议论的珍禽奇兽已经全部遣散，只剩下一只驯鹇不肯离去。皇上用杖击打它，又回头命内侍把江公的姓名刻在这根杖上，用来记念忠诚的劝谏。这样看来，江公的话在当时并不是没有被采用。可是他一遭斥退便再也没有起用，难道是徽宗、钦宗的本意吗？后来在绍兴年间得以伸张，又难道不是天意吗？我从江公的孙子似祖那里得到这部书，伏案读它，不知不觉涕泪横流。唉，没有君子，国家难道能够治理吗？自从祖宗取得天下以来，就留意培养众多士人；仁宗皇帝涵养培育了四十二年，终于取得其功效，形成元祐之政。元祐的诸位君子虽然困厄穷苦、遭受百般灾难，但正直之道仍隐然存在；这种流风所及，在元符末年、建中靖国初年，人才和议论又显得文雅兴盛。国家元气没有倾覆，虽然国事多有变故，中兴的日子也很快就会出现；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竟然如此。因此替国家谋划的人，怎么可以忘记培植爱护正气，伸张忠直之气，遏制并疏导谄谀的萌芽呢？而做臣子的有幸登上朝廷，又怎么可以在利害问题上迟疑回避，像寒蝉一样默不作声，最终陷入萎靡衰败，辜负我们的国家呢？郡学教授卲颖慨然刻版流传后世，他所向往仰慕的对象，也就可以知道了。江公名公望，字民表。

译《赵氏行实序》戊戌年夏天，我的朋友赵子直来信给我，十分悲哀地说：“先父不幸去世，只有他的隐德和实际品行，世人很少能够知道。不肖的孤儿我非常害怕这些事失传，惶惶不安地搜集编录，才勉强成编。希望得到一篇文章置于卷首，使它能够取信于后世。”我恭敬地接受了他的书稿，私下回想前些年在余干侍奉先忠献时，才认识子直的尊父；我见他相貌刚毅而气度平和，心中本来就知道他是爱好义理、乐于行善的君子。不久，子直凭借嘉言考中上第，在朝廷任官，有直声；出任地方官治理百姓时，和乐平易的实际表现都见于政事，持使者之节巡行，政绩也在此显现。人们开始考察他的家世源流，更加知道他父亲的贤德。如今又得到这部编录读它，感慨之中就像见到了他本人。我看这部书，凡是一言一行的细节，没有不详细记载的；至于他内心存有的志向，也都推究到底而显现出来。像子直这样，可以说是对父亲尽心尽力的人了。古语说：‘父亲在世时看他的志向，父亲去世后看他的行为。’像子直对待他的父亲，他观察得也真是详细而严密啊。你曾经考察过礼制。礼中有铭，铭就是自我题名；是孝子孝孙用来称扬先人美德、彰显于后世的。大概是因为他内心急切，只怕先人的美德不能够彰显。这就是卫国孔悝的鼎铭之所以作成的原因。如今子直对这件事的用心，难道不正是出于这个道理吗？然而，作为人家的子孙来称扬先人，能够取得世人信任，难道不正是因为所说的都是事实而不是诬罔吗？有善行却不知道，知道了却不传播，或者传播时加以诬饰，君子都以为可耻。我看子直对于他的父亲，认识得深，想要传扬得切，而他的言语又真实不浮夸；那么他取信于后世，果真还有什么可疑的吗？不过我又听说，想要彰显先人美德，不如自身行事而不使先人蒙羞更为根本。凭子直的贤能，只要不断增进德业，将来把这种心意推及最终报答君主，并表现在事业上，国人都将称赞说：‘幸好有这样一个儿子！’那么，他对先人的显扬，又有谁能超过呢？又哪里会有不被人相信的忧患呢？至于我，只求不使先人的训诫失坠，不忘先人的志向，战战兢兢，每每害怕自己不能承担。看到子直的作为，我心中也有所感触。于是把这些话写在编册的卷首。子直名叫汝愚。《南轩集》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南轩集》卷十五　宋张栻撰写的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