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轩集卷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南轩集》卷十八，宋张栻撰写的说 仁说 人的本性中，仁、义、礼、智四种德性都具备。爱的道理就是仁，适宜的道理就是义，谦让的道理就是礼，明察的道理就是智。这四者虽然尚未显现，但它们的道理本来就根植于这里，所以其本体确实已经具备了。人性之中只有这四者，万种善行都统属于它们。而所谓爱的道理，就是天地生养万物的心，也是万物由此产生的根源。所以仁是四德之首，同时又可以兼包其他三德。正因为本性中有这四者，所以它们发见于情，就成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的端绪；而所谓恻隐，也没有不贯通其中的。这就是性情成为体用的原因，而心的作用则是主宰性情。人只是被自己的私欲蒙蔽，失去了本性之理，才成为不仁，甚至变得嫉妒、残忍；这难道是人的真情吗？可见陷溺得很深。因此，要做到仁，没有比克制自己更重要的了。私欲一旦被克服，内心就广大而公正，本来具于本性的爱的道理便不再受蒙蔽。爱的道理不受蒙蔽，就能同天地万物血脉贯通，作用也没有不能周遍的。所以如果只指着爱来命名仁，就会迷失仁的本体【程子所说‘爱是情，仁是性’，指的就是这个】；爱的道理才是仁。如果只指着公正来说仁，就会失去仁的真实含义【程子所说‘仁道难以命名，只有公最接近它，却不能直接把公指作仁’，指的就是这个】；公正，是人能够做到仁的原因。静止时，仁义礼智的本体具备；行动时，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端绪通达。它们在名义和位置上，本来不容许互相夺取伦次。然而只有仁者能够推行它们并得到适宜，这就是义之所在；只有仁者能够谦让而有节制，这就是礼之所在；只有仁者能够知觉明察而不昏昧，这就是智之所在。由此可见，仁能够兼备并贯通其他诸德。因此孟子概括地谈仁说：‘仁，是人的本心。’这也如同《易》中分别说乾坤四德，却总括地说乾元、坤元一样。这样看来，学习的人难道可以不把求仁作为要务吗？要实行仁，难道可以不把克制自己作为方法吗？记甘露寺李文饶的事 我经过京口，登上北固山的甘露寺，访求旧迹，又读到曾畋编纂的《丹阳类集》，其中记载：熙宁年间，寺僧应夫因修治旧殿地基，获得舍利，以及李文饶亲手所记的一段话：‘宝历年间创建甘露寺，以资助穆皇的冥福。’李文饶有一篇祭文祭祀言禅师，其中说：‘因为甘露降临显示祥瑞，便在高处建立仁祠。’这与上述记载相合。我曾经奇怪李文饶不喜欢佛教，毁坏佛寺房屋和佛像，淘汰僧徒，好像真是憎恶佛教；但到了他劝说张仲武的言辞，又疑心他做得太过分。再看他奉行道士之法到了极点，那么李文饶难道真知道厌恶异教吗？如今考察甘露寺的刻石，所谓建立寺院以资助冥福，在佛教说法中也是最鄙陋的。李文饶竟然相信它，并以此来尊崇他的君主，那么李文饶想彻底抛弃佛教，难道是出于本心吗？依我看，李文饶虽然有才气，却只是富贵中人。武宗一向重视道士，所以他的势力必然排斥佛教。李文饶极力这样做，不过是迎合君主的意思罢了。不然，他与建立寺院、收藏舍利的事情，为什么会如此不相类似呢？谁能想到数百年后，刻石从土中出土，事实无法掩盖竟会到这种地步呢？有人说：‘李文饶认为建立寺院可以求福，难道不怕毁掉寺院会招来祸患吗？’却不知道富贵改变人的心意，难道只有这一件事吗？唉，异端造成的祸害太猛烈了！李文饶竟想凭这种心态来战胜它，不也是很难吗？所以他的主张很快又恢复，而且更加炽盛，也是理所当然的。我因此再次为此叹息。勿斋说 胡先生的小儿子大时，请我为他的书房命名。我于是诵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话，为它命名为‘勿斋’。唉！天理和人欲不能同时存在。操持或舍弃、保存或丧失的关键，两者之间不能有丝毫差别。所谓非礼，就是不合乎天理。因此只要不是天理，就是人欲了。‘勿’是禁止的言辞，也是收回放纵之心的关键。学习的人应当在视、听、言、动之间，随着自己所见所闻，觉察到它属于非礼，就克制它，不要有所吝惜。思虑并努力实行，从粗浅达到精微，从显著达到隐微，那么所谓非礼，将会有多得不可胜数的内容需要克服。克制到极点，天理就纯粹完整，视听言动也都遵循法则了。实行仁德在于自己，难道在于别人吗？重要的是努力不放弃罢了。勿欺室说 山西郭子明侯来信给我说：‘我所居住的一间房，题名为“勿欺”，希望得到几句话来阐发它的意义，使我早晚观看反省。’我想，天下的事情常常坏在虚妄欺诳上，却成就在敦厚诚实上。古代做将领的人，质朴胜过文饰，实际超过名声，内心自持而不显露，坚定有余。即使是一个普通士人，也不敢欺骗，何况侍奉君主呢？即使在一念之间，也不敢萌生欺骗，何况落实到见解和行为上呢？因此能够成功并保全美名。如今子明是有忠勋家世的人，凭借见识谋略被皇帝选用，正承担总领统帅的职任；如果存心如此，我知道他将来一定有办法报答明主。我在汉代西京诸将中，最爱营平侯。他纯正诚实、稳重厚道，受命出任外职，为国家谋划，不忍只做表面文章来经营自己。他分条上奏的内容，确实没有一句虚话，也没有丝毫隐瞒。等到成功归来，评论军事得失时，又不敢为了避免小小的嫌疑而欺骗君主的听闻。他自守‘勿欺’，始终不改变到这种程度。唉！这确实是万世将领的良好法则。子明努力吧！

译写信给吴益恭 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刚强的人。’有人回答说：‘申枨。’孔子说：‘申枨有欲望，怎么能算刚强？’子路问什么是强。孔子说：‘是南方的强呢，还是北方的强呢？还是你所说的强呢？用宽容柔和来教导别人，别人无理也不报复，这是南方的强，君子居于其中。身穿铠甲、临阵而死也不厌弃，这是北方的强，强悍的人居于其中。所以君子和谐却不随波逐流，这才是强大而刚健；立身中正却不偏不倚，这才是强大而刚健；国家有道，不改变困穷时的操守，这才是强大而刚健；国家无道，直到死也不改变，这才是强大而刚健。’从前曾子对子襄说：‘你喜欢勇吗？我曾经听说过天子所说的大勇。反省自己，认为不正直，即使对方只是粗布宽衣的平民，我也不畏惧；反省自己，认为正直，即使面对千万人，我也勇往直前。’新安吴益恭来邕州任通判，刚强果断而且有谋虑，遇到事情不躲避困难，以忠义自许，憎恶坏人如同仇敌。我第一次见他就认为他不凡，两年间观察他，认为已经很成熟了，因而更加敬重他。任期届满后，因为父母年老，不能再留任；在他将要出发时，我正逢服丧，不能作诗来表达赠言的心意，但心中有些话不能不说，所以恭敬地抄录《鲁论》《中庸》《孟氏》书中的三层意思来告诫他。圣门所谓刚、所谓强、所谓勇，大概就是这样。益恭要深思其中的意义，并在自身实践，由此矫正偏失、增进德行。唉，他将来的成就又哪里可以估量呢！淳熙四年八月甲午。名周集说 玉山周畏知请我为他的儿子命名，我给他取名为‘集’，以‘义甫’为他的字。这是取自《孟子》关于养气的论述：浩然之气是由集义产生的。所谓集义，就是积累众多的义。积累聚集的时间久了，所谓浩然之气便会产生而无穷尽。义在内而不在外。所谓‘必有事焉’，说的就在这里。这是学习的人应当讲论、询问、辨析的。乾道壬辰十一月甲申写于葵轩。黄鹤楼说 我经过武昌，登上郡城南楼，步行到黄鹤的旧址，观览山川，感慨而有所感触。黄鹤楼之所以得名，大概是因为山而得名。黄鹤山曲折绵延、起伏不断，横贯郡城，连接江边，在前人的文字中都可以见到。浦、矶等处，也都以这座山命名。然而唐代的图经为什么会编造怪异的说法？说费文伟成仙离去，曾驾鹤来这里休息。阎伯理在记文中竟把这件事坐实了，有人又引用梁代任昉的记载，说驾鹤而来的客人是荀叔伟所遇到的，并不是费文伟。这不过是因为黄鹤这个名称，世上喜欢猎奇的人妄自编造的说法。后来的人既不考察，又顺着它不断附会增饰。楼旁有石照亭，不知道是哪一个无聊男子在窗间题诗，竟然立即相传说：这是唐代仙人吕洞宾所书。文人才士又替它夸大事实，苏子瞻也记载冯当世的说法，写有关于羽衣着屐的诗。唉，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世俗喜欢怪异，实在太严重了。即使贤能的士绅大夫，也有不能免除的。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不明白事理。假如他们知道事物始终、消长的道理，明白有无虚实，都能考察它所以然的原因，怎么会被它迷惑呢？可是世上受迷惑的人往往说：天地之间，还有什么不存在呢？这类事情也许有，不能知道。持这种说法的人，毛病已经无可救药了。因为既然把事情放在茫昧恍惚、似有似无的范围内，便不再用心思考以穷究它有无的真实，结果只能终身迷惑罢了。我曾经喜欢汉代儒者的一句话：明白天地本性的人，不会被神怪之说迷惑；知道万物实情的人，不会被异类之说欺骗。这句话一定有所承受，不是汉代儒者自己能够凭空说出的。唉，异端迷惑人的力量，恐怕还有比这一类更加猛烈的；这一类本来不值得深加辨析。我独自有所感触，想用它来警告同道之士，希望他们知道穷究事理的重要；而穷究事理是有方法的，实在不能不讲求。江汉亭说 鄂州的城池依山而建，楼台亭榭也都因山势而设。城中别驾在所治理的南凭城上远望，正好面对长江与汉水汇合之处。昭武人叶才翁与我来回观览，想在这里建一座亭子。我于是用‘江汉’为它命名。才翁请我记下建亭的开端。唉！江汉之水，源头可以从一杯水开始，而它的浩大无穷竟达到这样的盛况。后来登上这座亭子的人，想到有根本的事物，会这样不断积累而不息，大概也会有所感触吧？才翁名椅。乾道辛卯十二月初一，张某书。赠熊辩笔说 前些年我得到溧阳顾纲制作的散车枣心笔，形制与近世的笔很不相同。近来试着让熊辩制作，竟然不比顾纲的差。在寒窗下用它写了十几张纸也不觉得厌倦，确实感到很欣慰。不过这种笔恐怕不合时人的手法，熊辩不能因为难以售卖就停止制作，或许终究会有懂得欣赏的人。《南轩集》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