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轩集卷十一

译无倦斋记。广西经略使治所公厅西侧有一间斋室，正对着喜丰堂后面，方正而空明，适宜休息宴居，旧日以“缓带”命名。我担心这个名称会使人放纵，于是改题为“无倦”，并记下改名的缘故。从前在洙泗孔门，子张询问政事，孔子首先告诫他不要懈怠；季路请求进一步指教，孔子最后仍以不要懈怠告诫他。由此可知，治理政事始终的原则，没有超过“无倦”。困难时能够坚持、容易时反而懈怠，是人的内心常情。官吏分担天子治理百姓的职责，接受天子的土地而守护它；一天之内应酬处理的事务也不止一端。政教的形迹、法纪纲常所寄寓的内容，常常隐藏在被忽略之处，又因因循而败坏；一丝一毫不谨慎，就会使万端事务失去关键；内心稍有不存，千里之地就会受到危害。何况欲望发动而外物乘隙，意志放逸而形体随之，所造成的差错又怎么数得尽呢？难道不可畏惧吗？由此可知，圣人所说的无倦，意义深远。子张向来志在高明，却担心自己践履不够笃实，所以孔子让他以居处无倦为根本，继而以忠诚践行。仲由勇于进取做事，孔子担心他有所忽略，所以先告诫他要先行、勤劳；等他请求更多教诲时，又以无倦相告。以二人的资质，而圣人勉励他们尚且如此，那么其他人应当从事什么，也就可以知道了。不过常人的情性往往开始谨慎、末后怠慢，操守在最后丧失，事业因久而废弃，这种情况实在很多；若不是敦厚笃实地持守敬意，怎么能够日益更新而不厌倦呢？我对此感到畏惧，所以写在座右来自我警戒，并把这些话告诉后来者。敬斋记。孟子去世以后，圣学失去传承。在漫长的一千数百年间，士大夫四处奔走寻求道，拘泥于传注，沉溺于文辞；又不幸有些高明之士被异说淹没，始终不知道归宿。唉，道难以明白竟到了这种地步！其实不是道难以明白，而是求道没有抓住根本。宋朝兴起一百多年后，河南出现了大儒，二程兄弟并立，阐明天地的完整道理和古人的大体，推究其源流，上接孟子，才明白地向人说明：致知和笃敬，是大学问始终的要领。当时世人正乐于荒诞放纵的言论，穷究宏大却失去归宿，把这些话看得仿佛很容易，却从未思考其中的道理。天地间有生命已经很久，纷繁交错，有动物，有植物，变化万端，而人是天地之心。万事包含万理，万理存在于万物，而其精妙显现在人心。一件事物不能体察，一条道理就会停息；一条道理停息，一件事情就会废弃；一条道理停息，就是万理紊乱；一件事情废弃，就是万事败坏。心贯通万事，统摄万理，是万物的主宰。致知是为了明白这颗心，敬是为了持守这颗心而不使它失去。因此说：“专守一心叫作敬”，又说：“不向外驰逐叫作一。” 唉，一定要认识所谓“一”，然后才有用力的地方。且看我们的视觉、听觉、言语，以及手足的运动，为什么会如此呢？知道心不离开这些活动，难道可以片刻不敬吗？我饿了就吃，渴了就喝，早晨起身、晚上休息，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是什么使它们如此呢？知道心不在这些事情之外，难道可以片刻不敬吗？心不断生生不息，就是道；持敬就能生生不息，既然生生不息，怎么可以停止呢？懈怠就会放纵，放纵就会死亡。因此君子敬畏天命，不敢荒废安逸，害怕一旦失守就和普通万物没有区别。仁寿人崔子霖以“敬”命名书斋，请我作记。我赞美他的志向美好，便不敢推辞。我的家乡士人往往秀美伟岸、才华出众，而子霖正有志于此道，要和朋友们共同讲习。我感叹志同道合的人太少，如今得到子霖，而子霖又将与朋友们共同研习，知道我的道并不孤独，所以乐意为他书写。拙斋记。旰江人曾节夫以“拙”命名他的书斋，请我作记。我叹息说：“士人以不拙为忧，已经很久了。炫耀文采，追求声名；增长智术，竞相机巧；争着抢先来胜过别人，用诡诈手段侥幸求得成功，世俗因此日益轻薄。士人以不拙为忧，已经很久了。”不久前我初次见到您，看您的容止，退缩自持，仿佛不安；听您的言辞，迟钝谨慎，仿佛有所不足。我料想您不在这个世上奔走争逐，不久再观察您所做的事，发现您自处严正不苟，接待外物严肃有原则，于是又知道您能够自我守持。如今您以“拙”命名书斋，难道您的志向正是这样吗？既然您请求我作记，而且请求十分恳切，我所说的话可以用来辅助您行仁。凭您的资质之美，我也对您有所期待，请让我试着为您说明。我听说，根源于天的义理极其精微而无穷，存在于人身上的气禀虽然美好却有限。要探究无穷的义理并改变自身有限的气禀，舍弃学习还能凭什么呢？不过，进学的方法也有道路。古人对此用尽一生，正如登高一定从低处开始，行远一定从近处开始。他们在这方面用力，难道只是随便做做而已吗？我又忧虑学习者不肯“拙”，从旁窥伺而偷偷取得，耳朵接受、嘴上转述，凭主观揣测而凭空穿凿；不考虑困难，只盘算获得；不遵循次序，只求一定达到；不致力于长久，只想追求速成。这样却想在自身有所成就，难了。我因此忧虑学习者不肯“拙”。考察洙泗孔门，孔子的弟子子思、子舆难道不是百世的老师吗？圣人起初称赞他们有鲁国人的质朴，最终也正是凭这种质朴在道上获得成就。所谓“三次反省自身”“反省自己而觉得理直”，以及“使仪容庄重、端正脸色、使言辞声气严肃”，都是他们平日用力之处。他们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直到临终时才认为自己知道可以免于过失；席子有一条没有摆正，尚且不敢安然终寝。他们的学习有始有终，接近圣人而保全天性，大概就是这样。说他们正是凭质朴在此道上获得成就，难道不对吗？根据我前面所说，士人以不拙为忧的毛病，您已经没有了。根据我后面所说，学习者不肯“拙”的毛病，您难道应当率先以此勉励自己吗？请不要另求其他标准，只以孔门弟子子思、子舆为准则而努力，就可以了。至于安于已经会的东西，厌倦尚未进步的地方，那就是拘泥于有限而停息于无穷，是由“拙”流生出的祸害。您一定不会这样了。

译隐斋记。我的弟弟张枃任袁州知州，过了两个月，写信来说：“我有幸充任郡守，只怕没有办法把皇上的恩泽施布给百姓，于是在公厅旁边开辟一间便斋，每天和同僚讨论百姓的疾苦，共同研究如何恢复治理。闲暇时就在其中诵诗读书，用来培养自己。冒昧请您为我的书斋命名。”我赞赏他的心意，写了“隐斋”二字寄给他，取的是孟子“恻隐之心”的意思。所谓恻隐，就是内心恻然，产生怜悯。唉，这颗心正是治理百姓的根本。一天一夜之间，凡是来到我面前的事物，以及谈论涉及的事情、思虑萌发的事情，都以恻然怜悯之心对待，使它像源泉涌出，连续不断，既新鲜又恒常，流行而不能停止，那么行为举措难道会有超越思虑的吗？施行于四境之内，即使不能完全合宜，也不会相差太远了。你只需体察、保存并扩充这颗心，不要让有害之物损害它罢了。《论语》说：“君子学习道，就会爱人。”学习的可贵，就在于能够爱人。唉，治理政事的人如果只是不知道保存这颗心，那么根本已经没有建立；即使有超过常人的才智，又有什么可称道的呢？还有一种说法：人的情感，在开始任职时，总是惴惴不安，害怕不能胜任；急切忧虑自己赶不上；观察百姓顺从还是违背，而不敢安心，这样一来，不能保存这颗心的情况就少了。等到时间久了，心意因有所获得而偏颇，听到赞誉而骄矜，命令施行而忽视，那么所谓恻隐之心，就会被因循懈怠所淹没，被骄傲放纵所止息，这正是政事败坏的原因。唉，难道不可害怕吗？难道不可察觉吗？又怎么能让劝诫警醒的话听不进自己的耳朵呢？一并写下这些话，让人刻在墙上。困斋记。弋阳方君耕道谪居零陵，他的朋友庐陵人胡邦衡从海外写信送给他说：“您如果取《易经》‘困’卦详细玩味、深入探索，就能得到处困境的方法。”耕道于是把书斋题名为“困斋”，自号“困叟”；闲居读《易》时，就称作“困交”。耕道可以说是能够尊重自己听闻到的道理了。《易经·系辞》三次陈述九卦，其意义深刻恳切。至于“困”卦，则说：“困，是辨别德行的时候。”又说：“困穷而能通达。”又说：“处困可以少结怨。”唉，圣人阐明处困的意义，在这里已经完备了；对后世学习者的恩惠也达到极点。难道不应当尽心体察实行吗？困穷和通达，是外在的事情；义理，是存在于我自身的事情。外在的事情受时运命数支配，而自身的义理片刻也不能离开。世上迷惑的人，对于受时运支配的外在处境，竟想靠人力强行改变；对于不可离开的义理，却违背它而忘记回归。身处得意时就忧虑失去，身处失意时又觊觎获得。有的人能在容易的事情上实行，却不能在困难的事情上实行；能在安逸时保全自己，却在危险穷困时发生变化。这就是内心不正，穷困通达扰乱了它。君子却不是这样。他早晚心中都惶惶不安，只知道自己所应守的是礼义之安，行为安宁而不顾其他。所以他处于困境，只是听从天命罢了，对天有什么怨恨；只是顺从义理罢了，对人有什么责怪？反过来检查自身，就更加思考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只怕思考得不够精细；勉励自己去做尚未能做到的事，只怕实行得不够有力。这就是君子处困，反而是他进德最深切的时候。像这样之后，大概才可以说没有辜负圣人的教诲吧？耕道过去因坚持直道触犯权臣，后来又因无罪而受到官府议论；他正责备自己、克制自己，好学好问而不知疲倦，可以说知道如何处困。邦衡因激切的直言和深刻的论说，一次被贬岭海，近二十年间穷究经书而自得其乐，浩然自持而归，他难道不是从这里有所收获吗？难怪二人要用这种道理互相切磋勉励。我又听横渠先生说：“贫贱、忧患、悲戚，正是上天成就你的工具。”唉，怎么知道造物者不是用这些来锻造耕道的德行，使它如金玉般珍贵呢？这难道只是邦衡对耕道的期望吗？耕道把作记的文章托付给我，张栻虽然出生较晚，但想到并非与此道毫无契合，所以不敢以孤陋推辞。绍兴二十八年春二月戊申，广汉张某记。敬简堂记。历阳张侯安国治理长沙已经超过一年，狱讼和市场都清明安静，官府庭院没有滞留的百姓。他利用空闲，开辟一座堂作为休息宴居之所，命名为“敬简”。有一天，他和宾客举行落成礼，回头对我说：“我给堂命名，大概是把自己比作古人，以日常起居自我警戒。请您为我阐发这个意义。”我谢称自己不敏，推辞一两次仍未获准，于是诵说所听闻的道理：“圣贤论治理政事，不说只凭才力。因为事物到来时，端绪无穷，而人的才力即使极其广大，终究有一定限度。用有限去应对无穷，恐怕不免反被事务役使，并且有所不能供给。君子对此，难道没有要领吗？大概就在于敬。心主宰事物，而敬是心的道路，是心生发的根本。心生发，则万理森然，万事的纲领都由此统摄。凡是来到我面前的事情，我便顺着它的情状应对，所以事情即使突然发生，我本来已经在安排筹划古人所说的先务。事情即使重大，我处理它也像日常起居饮食一样；事情即使纷杂并列，我也能条分缕析，秩序不乱。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纲领既已确立，就像镜子映照万物，各自安于本分，而不随外物一同流转。这就是所谓居心持敬而行事简约吧？如果不知道提举纲领，只是徒然求简省，务求简略，就会看见错误从懈怠处产生，祸患从忽略处兴起，反而因此纷杂多事了。所以先觉的君子说，炫饰私人的小聪明以显示奇特，不是敬；把琐碎小事简略处理来抬高自己，也不是敬。不是敬，正是这颗心没有保存，万事就会背离分裂，难道不可畏惧吗？不过，怎样才能做到敬呢？克制那些损害敬的因素，敬就能确立。损害敬的，没有比人欲更严重的了。只需从容貌、脸色、言辞声气之间察看，天理与人欲的分别不过是丝毫之间。遏制人欲，顺从并保存天理，敬就在其中。把它引导而通达，扩充而充实，就会有恒常，又会日新；日新而无穷。张侯英俊豪迈、卓尔不群，本来已经是当世的希望。如果真能早晚警戒激励自己，在这方面继续前进，那么安民济世的事业就可以扩大，难道仅仅能成为藩镇辅弼中的佼佼者吗？张侯说：“既然如此，请您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记，使我不要忘记您的话。”

译仰止堂记。武夷宋子飞，大概是防从的旧交。戊寅年夏天，他从家乡冒着暑热来到潇水边拜访我，留了一个多月，我正想着没有什么可以答谢他的情意。子飞对我说：“我家有一座小堂，正面对着西山，想用‘仰止’来命名，怎么样？”我说：“请不要改换这个名称，我愿意为它写一篇记。”子飞说：“好。您给这座堂命名，难道只是取它壮丽的景色吗？您为它作记，也难道只是叙述这里景物的优美吗？还是要借这个名称来阐明道理，希望表达我们相互交往的情意罢了。”唉！人生活在天地之间，与天地同体；生在万世之后，却可以与圣人同心。这难道不就是仁吗？《诗经》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孔子大概感叹说：“这首诗赞美仁到了这样的程度。”仁这种道，若论它的最高境界，虽说举足而行的人没有谁能够胜任，实践它的人没有谁能够达到。然而圣人教人求仁，自有明确的道路。《论语》一书，明白的训诫都在其中；熟读并深入思考，深入思考并努力实践，充分体会并反复涵泳，时间久了，自然会明白其中有不是旁人所能给予的东西。古人起居、睡眠、饮食之间，都精心省察、专一守持，不知道还有什么外物值得羡慕，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值得去做；不知道富贵有什么可喜，忧患有什么可悲，因为他们心中急切追求的只是仁而已。这条道路人人都可以努力，但能够前进并真正用力实践的人却很少。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妨害它的东西太多了。既然疾病很多，却不设法去除它们，还希望成为完人，难道这样终其一生不是大大的迷惑吗？所以学习没有比立志更重要的，没有比善于思考更能使人进步的；没有什么比自我限制更有害，没有什么比自以为满足更像疾病，也没有什么比自我放弃更大的罪过。如今子飞既然用这个名称命名堂屋，每天在其中吟诵“仰止”的诗句，深入思考圣人的心意，就一定会在内心慨然有所感发；只要确实相信而不改变，做不到便不停止，以达到古人的境界，那么像我这样的人，也就有希望得到彼此切磋的益处了。因此我乐意为他写下这篇记。尊美堂记 湖南转运使判官办公的旧址在潭州城东南，后来经历兵乱，迁到子城之中。近几年又恢复到旧址，分为东西两防，到现在将近十年了。东面依傍山冈，来任职的人接连在上面修建亭台楼观，登临观览很有胜景；西面却苦于地方狭窄，休息闲居没有可以安置的地方。再往西隔着墙有几亩地，大概荒芜而无人治理。乾道八年冬天，建安黄公来任判官，实际负责西防。他历经三时，兴利革弊，考察举劾，已经按次序上报；后来转运事务渐渐简省，便利用闲暇查看这块地，加以修剪开辟。地势开阔平坦，好像有所等待，便准备规划建造房屋。西防有一名主管文字的官员，废弃了旧防而改建它，得到多余的缗钱来购买材料，召集工匠建成五间堂屋，仅仅超过一个月，郡县还不知道，堂屋已经建成了。前面种了梅树和竹子，后面修了方形水池。原来荒芜不治的地方，一下子变成了幽静深邃、平坦开阔的居处。用它来询问民事、接待宾客、供人宴饮休息，没有不合适的。这样才开始与东面的亭观隐约相望，而狭窄的弊病也消失了。黄公独自来见我说：“您替我给它命名，使它能够流传后世。”我推辞说自己不敏而不能答应，请求退下来想一想。过了一天，我对黄公说：“您给堂屋命名，难道只是为了这景物的美丽吗？它将会对政务有所补益。”孔门讨论政事的言论记载在《鲁论》中，唯独孔子告诫子张的那一段，反复说明得最为详细。所谓“尊重五种美德”，就是用来端正自己并施行于他人，大概没有不完备的，只看执政者怎样努力实行罢了。所谓“尊重”，是说应当谨慎对待这些事情，不可以怠慢。用“尊美”来命名您的堂屋，可以吗？”黄公说：“好，这就是我的志向。”我又说：“虽然如此，还不只是这个意思。”圣人在五种美德之后，又接着说要屏弃四种恶行，其中警戒和约束的意味很深。如今虽以“尊美”命名堂屋，但所谓屏弃恶行的含义，也不可不加以省察。黄公既把这两方面落实于自身，并推行到政务上，又将以此考察郡县官吏，决定他们的升降，那么奖善惩恶的道理，大概也可以得到体现了。黄公说：“好！”于是请我把圣人的话写在堂屋中间的墙上，早晚观看，用来和几杖、盘盂上的铭文戒语相媲美；又请我作这篇记，使后来的人有所考察。于是写下这些。黄公名洧，字清臣。南轩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南轩集卷十三　宋　张栻　撰写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