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轩集卷八

译静江府学记 本朝的学校遍布天下，是秦汉以来从未有过的。桂林的学校，起初是唐大历年间观察使李昌防在郊外创办的，熙宁年间迁到郡城东南角。乾道二年，知府张侯维又认为那里低洼狭陋，改迁到高敞干燥之处，得到一所废弃的佛寺，那里正是旧日始安郡的治所，于是向朝廷请求迁校。张侯写信来说：“希望您能写些话告诫桂地的士人。”我想，古人从事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才这样做呢？上天生育这些人，就赋予他们恒常的本性；人立身于天地之间，就有恒常的事务。在自身有自身的事务，在家庭有家庭的事务，在国家有国家的事务。这些事务，不是人凭空创造出来的，而是本性中所具有的。不能胜任这些事务，就是没有保有这种本性；没有保有这种本性，就是不能与天相合。能够保全自己的本性而不违背应做的事务，才是顺应上天。那么，舍弃讲学，怎么能够做到呢？天下所有事务，都是人应当承担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关系，是人事中最大的事务。以至于视、听、言、动、周旋、饮食、呼吸，极其细微详尽的方面，哪一样不是事务？一件事务不能贯彻，天性就会因此陷入沉溺。既然如此，讲学怎么可以不急切呢？学习是用来明白万事、奉行上天职责的。即使这样，事务都有它的道理，并且显现在我们的心中。心，是万事的根本。只是人放失了本心，所以事务失去了统纪。学习，就是为了收回那放失的本心，保存它的善性。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饥饿时吃饭，口渴时饮水，这是本来固有的道理和事务当然的情形；凡是我处理万事，都能看出它们应该如此，然后才算恰当。能够学习的，也只是求得这个罢了。我曾私下奇怪当今的学者，他们所从事的往往与此不同。背着书箱进入学校，难道也曾想过我所说的学习究竟是什么吗？圣人建立教化的本意究竟在哪里？朝廷建立学校、聚集众人加以教育培养，又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唉，这只是没有思考过罢了。假使他们知道应当思考什么，就一定会内心肃然震动；那么他们早晚接触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关系，以及视、听、言、动之间，就一定有不能逃避的道理，差不多可以知道进入德行之门的方法了。我并不聪敏，哪里足以启发告诫别人？承蒙张侯盛情，勉强写下这些话。袁州学记 淳熙五年秋八月，我来到宜春。到达第二天，州学教授李中和州里的士人一同来陈说：“宜春的学校，自皇祐年间太守祖无择实际创办以来，到现在已有一百二十五年了。中间经历兵乱，废弃后又复兴，只是房舍低矮狭陋，不能相称。到了如今的太守，才慨然考察寻访旧日规制，首先开辟讲习之堂，在堂上建立稽古阁，学生和教师的房舍也全都拆除重新修建。将要完工时，您恰好来到这里，冒昧请求您写篇记文来告诫众士。”我推辞说自己不聪敏，他们的请求却更加坚定。于是我上前告诉他们：“先王建立学校、造就士人的本意，你们也曾考察过吗？百姓生存于世，常道有五种：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人的德性有四种：仁、义、礼、智。人能够充实自己本来具有的德性，遵循常道所要求的原则，就一定不会有力量不足的忧患。只是人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圣人让他们学习。从唐虞以来，本来没有不以此教人的。到了三代，设置教人的场所，设立官员来督察管理，教法更加周详。然而它所以施教的原则，始终只有一条。所以说：‘学习是三代共同的事情’，都是为了明白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唉，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存在于天下，不可一日废弃；一旦废弃，国家也会随之败坏。既然如此，拥有国家的人对于学校，怎么可以有一天忽视呢？本朝历代圣君相承，留意教育培养，所以对众士人的期望十分深厚。三代以后，谈到学校兴盛，没有比本朝更好的了。既然在这里施教、在这里学习，难道不应当深入考察先王建立学校、造就士人的本意而努力吗？四种德性存在于每个人身上，人人都具备于本性之中，只是人们苦于不能去求取它罢了。求取它的方法，载在孔子、孟子的书中，并且具备循序渐进的层次。只有竭力扩充自己的知识，才能有所明白；只有努力实践，才能有所达到。孝悌的行为，开始于家庭内室，表现于乡党之间；忠诚仁爱的实际行动，表现在侍奉君主上，并推及百姓、使他们蒙受恩泽。这样才是不辜负国家的教育培养，而三代的士人风气也不过如此罢了。唉，怎么可以不努力呢！”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作为记。如今太守名叫杓，实际上是我的弟弟。这月庚戌日记。

译卲州复旧学记 庆历年间，天子下诏天下各地都可以建立学校。卲州距离京畿数千里，当时也建学校来响应诏令；但学校在官署城中，左边是监狱，右边是粮仓，低矮狭陋，很不相称。治平四年，驾部员外郎、永州通判周侯敦颐来代理郡事。刚到任，便到先圣祠下拜谒，起身后肃然惊惧，于是测度高明爽垲的地方，将学校迁到城东南。建成后，率领士人举行释菜礼来落成。如今祠堂上的刻石仍然存在，可以考察。周侯在千年之后倡明失传的圣学，学者都尊奉他。所谓濂溪先生，在当时建立的学校，后人应当谨慎守护，按时修治，使它传之后世无穷。只是如今才过一百多年，其间兴废无常，甚至听从寻常便利的说法，迁到别处，实在大大违背了推崇先生长者、承继其遗风余泽的本意；对于学校的教化，损害也已经很大了。乾道九年，知州胡侯华公为此叹息，与学校教授商议恢复学校的办法。转运判官、提举学事黄侯洧听说后，捐出不少缗钱来帮助此事。于是就在治平年间的旧址上扩大修建。祭祀有庙，讲习有堂，居住休息有斋，前后楼阁高耸相望，下至仓库、厨房、浴室，没有不齐备的。但百姓不知道它的费用，也不必承担其中的劳役。于是派使者来请我撰写记文。我认为，按照《春秋》的义理，善于恢复古制的事情，确实值得记载。然而我曾考察先王兴建学校、培养士人的本意，大概是要使士人讲习仁义礼智的常道，以明白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伦理，并依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件事意义十分重大。实行它有一定的次序，教导它也有一定的方法。因此，必须先让他们学习小学，熟习六艺的礼节，讲明作为弟弟和儿子的职责，并亲身实践洒扫、应对、进退等事务，在俎豆、羽籥之间周旋，在弦歌、诵读之中从容涵泳，使他们能够牢固锻炼肌肤，约束筋骨，端正耳目，专一心志。所谓大学之道、格物致知，正是由此可以进一步达到的。等到事物得以穷究、知识达到极致，仁义礼智的常道便能在本性中得到确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伦理也都不会混乱，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没有不能实现的了。这就是先王施教的原则，也是三代得以治理的原因，是后世无法企及的。后世的学校，早晚所讲的不过是编缀文辞，把它作为谋求功名利禄的手段，与古代的道理大相违背了。上位者用来教养和成就士人的办法，难道只是为了这个吗？如今邵州有幸承蒙诏令，得以建立学校，而周先生确实主持了开创之初的事务；又有幸在学校废弃之后恢复旧制。士人们聚集在这里，为什么不试着想一想，当时周先生对后人的期望，难道也是后世学校所做的这些事吗？还是要按照古代的道理来期望他们呢？往后取出周先生留下的文章来读，也就可以看出来了。于是彼此共同讲明义与利的分别，遵循古人小学、大学的次序，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努力而不要放弃，这样或许就不至于辜负周先生开创学校时的期望，也能用来仰承上位者教养成就士人的恩泽。今天恢复这所学校，也就不会成为徒具形式的设置了。学校原来有两篇记文：一篇是治平五年湖北转运使孔侯廷之所作，大概是为周先生写的；另一篇是绍兴二十三年武夷胡子宏所作。虽然没有详细说明学校兴废的情况，但对于向求学者说明实行仁德的方法，却十分明白，都足以流传后世。我才智浅陋，有幸以浅薄的文辞列在这两篇记文之后，实在既感到荣耀又感到惭愧。淳熙元年三月癸巳。

译郴州学记。三代的学校，到周代才大为完备。从天子的国都直到乡党，没有一处没有学校。让士人早晚在弦歌、诵读、咏唱之中从容学习，熟习进退、揖让的礼节，又用孝悌的道理反复教导他们，为他们制定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制度，春秋举行释菜礼，以及乡饮酒、养老等礼仪。他们的耳目、手足、肌肤的锻炼，筋骨的约束，没有一样不是从学校中得来的。在上面由司徒总管这些事务，由乐正推行教化；在下面的乡党，也无不有老师。教养得周密，所以成就人才就容易。士人生在这个时代，在其中藏身修习、从容学习，诵读古人的言语而体会其中的意味，玩味文章而探究其中的道理，道德事业的进步日积月累，自然会如此。于是先由乡里评议他们的品行，把他们升送到司徒那里；司徒再评议他们，把他们升送到国学；大乐正考察他们的成就，报告给君王，确定评议结果后授予官职。授官时根据他们才能的大小，有的人一旦担任某一官职，甚至终身都不会改变。士人修养自身，并不是为了求取君主的任用；自身修养好了，君主自然会举用他。正因为这样，所以礼义得到兴起和实行，人才众多，风俗淳厚，以至于头发斑白的老人不必在道路上背负东西，而王道也就成就了。本朝的学校，比汉、唐时期更为兴盛，郡县都可以设置学校。郡中有教授掌管学校事务，部刺史、郡守、县令和佐官又可以兼管这些事务，这已经很受重视了。然而居住在学校中的士人，大多只是拿笔学习撰写文章，以求符合有关部门的考试标准罢了。唉，这难道是国家对众多士人的期望吗？即使教养的方法似乎还没有完全恢复古制，作为士人，难道可以不思考士人之所以成为士人，究竟是为了什么吗？郴州原来有学校，逼近城墙角落，低洼狭窄而且荒废不治。知州薛彦博、通判州事卢〔字有残缺〕、教授吴镒，开始商议迁建改造。于是得到一所废弃的佛寺，前面有江山，地势高敞明爽，便迁到那里，把学校彻底更新。郡中的士人共同劝勉带头，捐助钱财、承担劳役，不到一年便完成了。来人请我写一篇记文。我想，先王对于学校之事之所以勤恳不懈，就像饮食起居不能片刻离开一样，实在是因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直到平天下，没有不须通过学习才能成就的；这确实是百姓生命的重大根本，也是王道的本源。然而学校以什么为要旨呢？孟子论说三代的学校，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都是用来明白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的。’这句话意义多么重大啊！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伦理，是上天所安排的。上天降生人类，谁会独独没有这种本性呢？幼小的孩子，没有不知道爱自己的父母的；等到长大，也没有不知道敬爱兄长的；至于夫妇、朋友之间，君臣之间，以及三百条礼、三千种威仪，没有一处不是本性所具有的。只是由于受气禀限制，又被物欲迁移，使天理不能明白，所以处理这些关系时不能完全合乎正道，以至于伤害恩义、损害道义的情况也有发生。这正是先王所忧虑的，所以才创办学校来教导他们。既然如此，学校所要致力的事情，难道还能超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吗？即使达到圣人的境界，也不过是说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达到人伦的最高境界罢了。唉！如今的求学者如果能够立定志向，亲近贤者，讲论、询问、辨析，并且在人伦关系上认真加以考察，敬慎地守持，努力地实行，不要放弃，也不要改变，那么良心就可以被认识，天理自然会显明；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前进，就会越来越高、越来越深。在家中，孝悌、和睦亲爱的行为兴起；居住乡里，礼让、知耻的风俗形成。一旦出仕立于朝廷，能够使君主施行德政、使百姓得到恩泽，事业便可以宏大，那么三代的风气距离我们还有多远呢？难道不盛大吗？又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学校建成于乾道四年春二月。桂阳军学记。桂阳与郴州的土地相接，经历了岁洞蛮民纷扰之后，刚刚得到安定，各郡便都建立学校来安置士人，也可以说是知道当务之急了。郴州学校建成时，我曾为它写过记文；桂阳的士人又来请求，于是告诉他们说：唉，学校不可不讲求，已经很久了。如今距离圣人虽然遥远，但圣人的言论仍保存在简册中，义理仍存在于人的心中，不能被泯灭。善于学习的人，求取这些也就够了。虽然如此，圣贤的书却不容易读懂。自从异端学说流行以后，士人迷失了本来的真性；文辞浮华的习气占了上风，士人便趋向艰涩浅薄。何况平日群居所从事的，不过是谋求科举、追逐利益的计策罢了。像这样去读圣贤的书，不是很难吗？所以求学者应当把立志放在首位，不被异端诱惑，不被文采迷乱，不被利禄淹没，然后才差不多可以谈得上读书。圣贤的书，根本宗旨在于教人不要迷失本心。人的心，就是天地的心。它周流四方、涵盖一切，是本体的作用。在乾坤称为‘元’，在人则表现为仁。所以《易》说：‘元，是众善之首。’孟子说：‘仁就是人，合起来说就是道。’《礼记》说：‘人，是天地的心。’ 然而人之所以产生各种自私虚伪、犯下数不清的过失，是因为受到气禀拘束，被欲望驱动，意念受到扰乱，而本体因此逐渐沉溺。虽说逐渐沉溺，却并不是可以就此完全灭绝。譬如牛山上的树木，一天一夜之间，难道没有新芽萌蘖生长吗？问题只在于人不能认识它罢了。圣贤教人求取仁德，使人致力于格物，在动静、语默之间亲切体察，从这里有所发动。能够从这里发动，进德就有了根基。因此，对于这颗心，要治理它的混乱，收回它的放纵，照亮它的蒙蔽，安定它的危险，使它广大无边的本体能够保存下来。这就是学习的大要。那么，难道可以有一天不讲求它吗？愿意和诸位共同努力。学校建成于乾道己丑年三月。主持此事的是知军事赵公瀚、教授刘允迪。

译钦州学记。安阳岳侯霖任钦州知州的第二年，政务通达，百姓和乐，于是整治州里的学校，把原来低矮简陋的庙堂、斋舍、廊庑全部更换，依次整修一新。差人来请求我撰写记文，我很久都没有时间答应。又过了一年，学校教授周去非任期届满，取道桂地，又带着岳侯的意思来请求，并且说：‘钦州地处海边偏远之地，土地靠近盐场，风俗崇尚逐利，能成为儒士的人大概很少。只是岳侯不敢因为这里鄙陋、人才稀少就稍有轻视，所以修建学校来勉励他们，并且请求一篇文章留示后人，希望或许能够有人因此奋起。’我于是感叹说：‘这件事值得记载了。’建立学校，本来就是希望士人众多。如今那些交通便利的大都市，拿着笔学习文辞，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肩挨肩、衣袖相连，难道一定要达到这样才叫士人众多吗？恐怕不是这样。国家人口少、士人稀少，又有什么忧患呢？十户人家的小邑，也一定有忠诚信实的资质。至于能否成就他们，取决于学习还是不学习罢了。学校，是用来造就人才、改善风俗的。如今钦州虽然偏僻鄙陋，士人虽然稀少，但其中难道没有忠诚信实的资质吗？没有人揭示它，怎么能使它显明？没有人引导它，怎么能使它通达？因此在这里建造严整的学校，详细讲明教训，用人伦的教化、圣贤的言行逐渐熏陶浸润他们，使这些道理由耳目进入他们的心志。其中资质美好的人，难道不会有所感动和发奋吗？有所感动和发奋，就会舍弃逐利而趋向道义，寻求求学的方法；又用这些道理教训子弟，带领朋友，那么形成士人众多的风气，难道不是可以期待的吗？将来人才得到成就，风俗淳厚美好，一定会由岳侯今天的举措有所启发。请把这篇记文刻在学校里，以等待淳熙四年甲午。雷州学记。庐陵戴君任雷州知州的第二年，写信送给我说：‘雷州作为一个州，处在岭南尽头、濒临南海的地方，士人生长在这里，不能同中原的先生长者交往，见闻较少，风俗声气和习惯也有尚未能够立即改变的地方。我只想着改善这里的风俗，应该没有什么比学校更优先的了。刚到任那天，我拜谒先圣祠，却见它颓败地处在荒草丛中，因此不敢稍有安宁。于是察看郡治西面，有一所废弃的佛寺，削平其地势较低的地方，又取得山川形势的优胜；殿堂、斋舍、廊庑高大明亮、宽敞爽洁，凡是作为学校所应具备的设施，没有一样不具备。用了钱一千万，建成以后，便邀请当地长老，召集子弟，把兴办学校的缘故告诉他们。我的心愿，也希望能稍稍减轻这里的困弊，请您不要嫌弃此地，为我写一篇记文来教导他们。’我曾经考察孟子论说王政，他谈到学校说：‘谨慎地施行庠序的教化，用孝悌的道理反复教导他们。’这样说‘反复教导’，就是早晚讲明它的意思。孝悌，是天下最顺理的德行；从孝悌兴起，万种善行就会类聚增长，这是人道得以建立的根本。譬如水有源头，树有根，生长就没有穷尽。所以善于观察人的人，一定要在人伦关系上考察他，而孝悌就是根本。既然如此，士人求学进步，又何必到很远的地方去求取呢？人人都有父母兄弟，爱敬之心难道会唯独没有吗？一定是有这种心却不知道罢了，为什么不反过来思考它呢？反身思考，就知道用力的途径大概是有一定方法的。古人从冬天使父母温暖、夏天使父母凉爽，到晚上安置床铺、早晨问安，把这些作为孝；从走路缓慢而落后于长者，把这些作为悌。通过实行、习熟、观察，存养并扩充这种德性，直到充分发挥本性、通达天命，其开端起初并不遥远，重要的只是不要放弃罢了。如今如果雷州的士人讲明孝悌的道理，在学校学习，并在乡里兴起和实行孝悌的行为，那么雷州的风俗，难道会有不迅速改变的吗？岂止可以改善本乡；把这种志向推广到四海，也可以成为准则。既然如此，戴君所要施行的教导，应该没有超出这些内容的了。因此写下这些话寄给他。乾道六年七月十日。

译雷州学记。淳熙四年秋，知雷州李侯写信来告诉我说：‘雷州旧日有学校，近几年一天比一天颓败，如今已经重新整治一新，希望请您写一篇记文来教导这里的士人，并且希望白先生从前治理这个州时所加以关注的事情也能得到彰明。我所说的希白先生，正是我的曾祖父；他在至和元年以殿中丞的身份来任雷州知州，如今城墙上的题名仍然完整保存，所以李侯援引此事来请求。然而我有幸在这里任帅司之事，所应当首先办理的，是移风教化。听说雷州学校建成，虽然没有等到这次请求，本来就希望有所告诫，何况李侯的话又是这样呢！’唉！舜与跖的区别，不过在于善和利之间罢了。譬如道路，善是天下正直的大路，利则是山间曲折的小径。人偏偏舍弃正路而不走，自己陷入崎岖荆棘之中，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只是被物欲蒙蔽，而不知道善之所以为善罢了。善与利的分别，开端虽然极其细微，但一旦偏差，距离就会十分遥远。学校的教化，就是要讲明并辨析这一点。因此从细微处开始，就让他们从事洒扫、应对、进退等事务，以此锻炼肌肤、约束筋骨；又让他们诵诗读书、讲礼习乐，使他们在其中涵泳性情，并由此在义理上受到启发。由老师引导他们，由朋友帮助他们成就自己，所以他们所趋向的道路日益进入善，而自行远离利。时间久了，他们的志向更加坚定，见识更加更新，也更加明白善之所以为善；这样在毫厘之间、疑似之处，都能够详细辨析、谨慎考察。就像驾着套有四匹马的车，缓缓行走在笔直的大路上，所见一天比一天广，前进一天比一天远，即使想驱赶他让他改走小径，也不可能了。所以说：‘从小养成的习性好像天性，长期习惯了就如同自然。’这就是学校教育的功效。自从学校的教化不再明白，做士人的也只学习追逐利益罢了，所以他们平日处世、遇事，总是顺从便利安逸，却不知道其中有些便利安逸本来不应该接受；面对富贵利达，心里只想着苟且取得，却不知道其中有些东西本来不应该取得。既然只顺从便利安逸，只想着苟且取得，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偶尔观察他们所做的事，虽然有涉及善行的，但考察其动机，也不免是出于有所图谋才这样做。至于带着目的读书，也不过是这种心意罢了；终身沿着这条道路走，还把它当作理所当然，这难道是人的本性吗？所以说：‘人的本性彼此相近，习惯却使彼此相距遥远。’难道不值得畏惧吗？后世的政治之所以达不到古代，后世人才之所以比不上古人，通常就在这里。既然如此，学校教育所关系到的事情，难道还不重大吗？如今李侯既不嫌弃这里的士人，又修整了学校；然而他所施行的教化，义理不可不讲明。因此我特意把善与利的道理告诉他，使他们不要迷失所趋向的道路。雷州的士人如果确实能够依照我的话，像古代的求学者那样，从洒扫、应对之际做起，在诗、书、礼、乐之中涵泳，从师求教、亲近朋友，长久坚持而不放弃，就一定会有人能够辨明善利之别。这些道理也不是我的话所能完全说尽的。李侯名茆，字叔茂，是长沙人。江陵府松滋县学记。乾道九年冬，知江陵府松滋县事余彦广写信来告诉我说：‘松滋作为一个县，偏僻地处大江之滨。自从兵乱以来，乡村房舍和县城居民区本来就不能恢复旧貌，又加上水灾成为祸患，在沉陷、迁徙之后，各项事务大多只是苟且应付，而学校尤其严重。春秋奉祀时，几乎没有可以遮挡风雨的地方，身着青衿的学生分散居住，没有合适的地方安顿。乾道六年秋，知县滕琛开始聚集木材、烧制瓦片，拆除旧建筑而重新修建，首先整饬庄严庙中的塑像，备办应有的礼器。不久以后，讲习和休息的场所也依次兴建起来。第二年，彦广到任，亲自率领士人督促学习，又选择其中优秀者加以表彰激励，吟诵读书的声音充满和悦。今年秋天，又命令砖工砌砖使地面坚实密合，从庙宇一直修到大门，并在屋宇梁栋上增施黑白粉饰，用释菜礼告知学校建成。我考虑到这是小县、人口不多，不敢把劳费做得过分，只是聚集力量，按时逐步办理，所以和滕君前后相继，经过四年才完成全部事务。希望您不要嫌弃，为此写一篇记文，用来教化和示范给县中的士人百姓，希望能够有所振作兴起。’我想到如今治理县邑的人，急于应付簿书期限和考核上报，详细办理追捕、征发、督责等事务，就说已经尽到了职责。有谁能慨然在荒凉寒苦的偏远地区，留心教养百姓，像两位君子这样前后相继，难道不是很可贵吗？而余君还将寻求这番道理来振兴当地人才，顾念到即使文字粗浅鄙陋，也不能推辞。因此替他写道：“先王的教化，其大要见于《孟子》一书：‘说到学校，夏、商、周三代都是相同的，都是用来明白人伦的。’又说：‘谨慎地兴办庠序的教育，再反复申明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由此可知，学校以明白人伦为教化，而明白人伦又以孝悌为先。大概人道没有比亲爱亲人更大的，而孝是仁的根本。古人从冬天使父母温暖、夏天使父母清凉，晚上安顿父母、早晨省问起居，认为这就是孝；从缓步走在长者后面，认为这就是悌。亲身实行这些事情，默默体会其中的心意，把它充实扩展开来，不让私意介入其中。亲亲的道理能够贯彻，就没有一件事不在我的仁爱之中。孝悌之道，作用真是无穷无尽。试着把这些话告诉县里的士人：谁没有侍奉父母、顺从兄长的心呢？如果真能彼此劝勉，早晚讲习磨砺，来从事于此，然后就会知道，人伦关系要尽到它的道理并不容易，而学习是不能停止的。士人从事于此，那么风声、气俗所及，乡里的平民也将看着仿效而知道自我勉励，畏惧威严而少犯罪过，乐于趋向淳厚的习俗。这样看来，难道不是很美好吗？唉，这正是先王兴办学校的本意，也是余君今天对众多士人的期望。没有什么比这更应当优先的了。于是写下这些话寄给他。淳熙元年正月。

译宜州学记 淳熙四年，我暂任广右帅司职务时，经略司主管机宜文字韩壁向朝廷上奏说：‘韩壁清廉耿介、平易近人，希望借任知州的符节，使我能够治理远方的百姓。’诏令任命他为宜州知州，让他取便道赴任。宜州作为州郡，处在边境，所控制的地方不止一处。此前任知州的人，日夜研究边防，整治军备财赋还忙不过来，没有空闲谈论其他事情。韩侯到任后，既然已经履行了自己的职务，便慨然想到学校已经荒废，商议修复的办法。学校经过积累经营才得以建成，庙宇宫室已经严整，讲习有讲堂，生徒和教师有宿舍，门、廊、厨房、浴室一应俱全。全境士人感叹称颂，派人来请我作记。当韩侯举行这项举措时，有人私下讥笑，认为边州兴办学校是并不急迫的事务，还说：‘宜州向来士人很少，又何必这样急切地办理呢？’唯独我认为不是这样。祭祀礼器整治好了，军旅事务就会按秩序进行而不出差错；教化兴盛施行，祸乱灾难的气象就会在冥冥之中自行消散。《诗经》说：‘已经建成泮宫，淮夷因此归服。’这有实际的道理，并不是空话。在这里兴建学校，使做士人的知道名教的重要、礼义的尊贵，修养孝悌忠信，那么下层百姓也将受到风气感召而彼此勉励，尊敬君主、亲近上级，齐心协力，守备坚固，进攻必克，又有谁能够抵挡呢？近处既然我们的百姓已经和睦团结，那么境外的聚落听到我们的风教，也难道不会有所感动，从而使他们的心志服从、身体柔顺吗？谁会有不顺服的呢？何况秉持常性的心，人人都有。奇异杰出的人才出现，哪里有远近之分？远方固然常说士人少，然而像唐代的张公九龄出于曲江，姜公公辅出于日南，都显著地留名于后世。宜州的士人由此兴起，怎知后世不会有继承二公而出的人呢？又怎知他们的成就不会有超过二公的呢？既然如此，难道可以因为士人少就忽视这里吗？所以学校建成后，我乐意替它作记。《南轩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南轩集》卷十　宋·张栻撰写的记 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 潭州岳麓书院，是开宝九年知州朱洞所创建的。此后四十五年，李允则来任知州，向朝廷请求，于是得到赐书收藏在这里。当时山长周式以品行义理著称，祥符八年被召到便殿见驾，授任国子主簿，又让他回来教授。起初诏令沿用旧名赐予匾额，仍增加赐给中秘书的藏书，于是书院的名称闻名天下。绍兴初年又遭兵乱，焚毁十之八九，仅存的部分后来也终于废弃。乾道元年，建安人刘侯珙任湖南安抚使，已经剔除弊病、平定奸邪，使民俗安定，于是修葺学校，访求儒雅之士，思考振兴学校的办法。湘地士人共同来信请求重建书院，刘侯肃然说道：‘这本来就是章圣皇帝用来施惠一方、劝勉培养人才并以此影响天下的地方，怎么可以废弃呢？’于是嘱托州学教授、金华人邵颖筹划此事，不到半年就建成了。大体上完全恢复了旧日规制。我跟随众多士人前去观看，喜爱这里山川的优美、堂宇序列的严整，徘徊不忍离去，感叹着对他们说：‘刘侯举行这项事业，难道只是要让你们群居交谈，把考取功名、谋求利禄作为打算吗？还是只让你们学习写作语言文字的技巧罢了？他大概是想成就人才，使他们传承圣贤之道、救济百姓。百姓出生，都有恒常的本性，却不能凭自己通达明白，所以要依赖圣贤出现来启发他们。因此，尧、舜、夏、商、周三代的政治，没有不把教育作为首要事务的。到了孔子，著述和阐明圣道都完备了，于是开启了万世无穷的传承。这种传承究竟是什么呢？回答说：是仁。仁，就是人的本心。顺着本性而确立天命，认识天下并主宰万物，靠的就是它。如今眼睛用来看、耳朵用来听、口用来说话、脚用来行走，直到饮食起居之间，如果说这些与道有外在区别，难道可以吗？虽然如此，天理和人欲往往同时存在而情形不同，差之毫厘便会错得如同天壤，这就是求仁困难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必须重视学习来明白它，难道不是这样吗？孟子从孔门得到传承，并且阐发得深切感人。齐宣王看见一头牛因恐惧战栗而不忍心杀它，孟子便告诉他说：‘这样的心足以用来称王了。’古人之所以远远超过常人，只在于善于把自己已经做到的推及其他事情而已。谈论尧舜之道以孝悌为根本，就希望人们能够体会缓步、快步行走之间的差别；指着刚刚看见一个小孩子爬行着将要掉进井里的时候，就说：‘怜悯同情之心，是仁的开端。’ 从这些地方去寻求仁，就不会错了。试着观察自己整天侍奉父母、顺从兄长、应对事物、处理事务，这就是仁的端绪；它偶然显现出来时，是否也知道它为什么这样呢？如果真能默默认识并保存它，扩充它并使它通达，生命生生不息的妙理油然生于心中，那么仁的总体，难道还不能得到吗？等到修养达到极致，就会与天地同具德性、与鬼神同样发挥作用，悠久无穷，变化不可测，而它的根本起初并不遥远。这正是圣贤传授的要旨，应当从事于此，直到终身而不停止。即使约束自己居处屏退、默默修养，又有什么损失呢？得到时机而施行道义，事业充满天下，对我自身又增加了什么呢？刘侯已经嘱托我作记，于是写下这些话来勉励同道，也使自己受到勉励。淳熙二年冬十一月辛酉日，冬至，右承务郎、直秘阁、赐紫金鱼袋、广汉张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