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轩集卷九

译尧山漓江二坛记 古代诸侯都可以祭祀自己境内的山川。山川之所以成为神灵，是因为它们的气蒸腾上升，能够生成云雨，滋润万物。因此为它们修筑坛壝，设置祝官和史官，准备牲畜、玉帛，用来表达我们的祷告祭祀之诚，并在幽明之间彼此交感。这种诚意是无法掩盖的，正是如此。后世固然也有山川祠庙，但塑造人的形貌，把房屋建在山川之上，这种做法的错误已经很久了。山耸立、河流动，这是山川的形貌；把人的形貌安置上去，有什么根据呢？山川之气流通，可以相互感应；给它们建造房屋，又有什么根据呢？没有道理却强行这样做，即使百拜祈祷、备办祭物享祀，有时得到回应，也不过是偶然罢了。淳熙二年春天，我来任桂州知州，查考图籍，观览这里的山川。所谓尧山，盘踞在东面，气势高峻突出。环绕城郭的山大都由石头构成，唯独这座山是土山。天将下雨时，云气先在山顶冒出；山麓原有唐帝庙，山因此得名。漓江曲折绵延，从城北转向东面，流到南面，清澈得可以照见人影。它的源头发自兴安，与湘江同出一源而分流，所以称为漓江，并以水的特点命名。境内所有的水都汇聚到这里。由此可知，尧山、漓江是我地著名的山川，其他的都不能与它们相比。这年七月，连续十多天不下雨，庄稼将要受害。前一天斋戒，趁夜漏尚未尽，在城楼上向它们遥望祭奠。脚步还没有转回来，雷电便交相出现，大雨下了三天，均匀地浸润四境。百姓欢呼，庄稼因此获得大丰收。我私下想到，山川是我地著名的神灵，而坛壝尚未建立，祷告祭祀没有地方，靠什么来率领百姓，严肃地表达敬奉神明的心意呢？因此警惕不敢安宁，便让临桂县尉范子文选择地势高明、开阔、干爽的地方，在城北叠彩岩之后找到了一处；那里隐约向下俯临漓江，江外正好与尧山相对。面向和地势回环，内外相称，显露相对地修筑两座坛，以供奉祭祀。在坛下建造三间屋子，以备风雨；外面环绕高墙。过了一段时间便告竣。于是到了十二月丁酉日，我率领属官亲自登坛祭祀，以祈求来年的收成。徘徊叹息之后，退下来叙述修筑坛的用意，告诉本地百姓和后来执政的人，使他们知道事奉神明的道理在于这里而不在于别处，希望能够真实地表达祷告祭祀之诚，也能够把这种做法传之后世无穷。楚望记 按照礼制，诸侯遥望祭祀境内山川，必须有坛壝，作为每年按时祈祷、报谢的场所。如今的州郡，就是古代的诸侯国。江陵，是旧日楚国的一处都城；它的山虽然距离州郡很远，但山势曲折相连，自古以来就一直连接到当阳、巫峡之间。它的水泽则有如蜀江，波涛吞吐，绵延达千里。长官应当率领百姓恭敬事奉而不懈怠，但遥望祭祀的地方有时却有所缺失。于是开始勘察寸金堤一带，那里平坦开阔、地势高燥，便修筑两座坛，既高又坚固，四周环绕围墙，题名为“楚望”，大概取自《左传》所说的“江、汉、沮、漳，是楚国所望祭的山川”。坛成后，率领属官祭告说：“愿神明的灵威保佑这片土地，适时调节雨水和旱情，使庄稼茂盛、五谷丰收，使这里永远没有水灾、旱灾、疫病的忧患。愿官吏和百姓各自端正内心，共同承受神恩并加以引导，不改变最初的心意，不让非正神灵扰乱我们正常的祭祀。愿神灵和人相互保佑，永远没有穷尽！”于是写下这篇记留给后来的人。淳熙六年正月。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 宋朝拥有天下以后，圣明的君主相继承继，太平日子长久，元气普遍充盈。到昭陵在位的时代，盛况达到了极点。国家的重臣和杰出的儒者，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这时濂溪先生确实出生在防陵。先生姓周，字茂叔，晚年在庐山脚下修筑居所，以“濂”命名旁边的溪流，所以世人称他为濂溪先生。防陵人说：“濂溪，是我们乡里的地名。”先生世代居住在那里，后来寓居其他地方，却没有忘记自己的出生地，所以也用这个名称命名溪流，只是世人有时不知道其中的缘故罢了。先生做官时并没有在当时大显声名，他的恩泽也没有得到充分施展；然而后世学者考察、讨论师友传承的源流，能够使孔子、孟子遗留下来的思想在千年之后重新明白起来，实在是从先生这里开始的。由此推论，先生的恩泽哪里会有穷尽呢？大概自孔孟去世以后，他们精微的言论只存在于书籍中；又经历了秦朝焚书之后，汉代儒者号称穷究经学、学习古道，不过是在训诂章句之间寻求，虽然对文字意义有时不能说毫无帮助，但对根本大道没有深入探究，圣贤的心意因此郁结而不能彰明；又有人专门从事文辞，这样距离古道就更加遥远。经学家和文士从此分成两条道路，等到把学问用于当世、施行于政事，又往往流于功利末节，成为才智力量所经营的事情，仿佛与书本没有关系。于是异端乘隙而入，在中国泛滥。儒者谈论道德性命的，不归入老氏一派，就归入佛教；间或有希望超越世俗、杰出不凡的人挺身而出排斥它们，但他们所说的道理又不足以完全说尽儒学的归宿，所以不能压制异端的势头，有时反而激起了它的蔓延。唉！谈论学问却不讲究正确的次序，谈论治理却不以学问为根本，谈论道德性命却流于虚妄诞妄，难道我们的儒学果真应当如此吗？衰落到这个地步，也可以说到了极点。等到我们的先生从远方兴起，才超然地从内心获得了自己的体会，以《易经》的太极、《中庸》的诚为根本，穷尽天地万物的变化。他教人要立志学习伊尹的志向，效法颜子的学问；推行到政治上，先王的礼乐刑政都可以整齐地施行，仿佛指点手掌一样清楚。于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跟随他而得到这套学说，进一步推明并穷究它，使其广大而精微，几乎没有遗留的奥义。学者这才知道孔孟教人的根本就在这里而不在别处；学问可以达到圣贤之治，不能不以学问为根本；道德性命原本不外于日常生活的实际，在致知和力行方面都有条理，而偏颇、放荡、邪曲、逃避的说法都无法隐藏自己的弊病，可以说达到了盛极的程度。既然如此，先生开创这一端绪的功劳，难道不大吗？舂陵一地的学问，过去有先生的祠堂，实为绍兴某年向侯子忞所建。到了淳熙五年，赵侯汝谊因为祠堂地方狭小，刚到任便议论重新测量建造。建成四间堂屋，并把二程先生的画像一同排列在其中，规模周密，符合尊敬奉事先生的实际。建成后，派人来请求作记。我认为，先生的祠堂，凡是学校都应当有，哪里只是舂陵呢？只是对于舂陵来说，尤其应当首先兴建，赵侯这项举措可见他知道当务之急。因此替它作这样的论述，告诉后人。

译衡州石鼓山诸葛忠武侯祠记 自从五霸以功利为本的学说兴起，谋划国政的人不知道先王仁义的可贵，竞相追逐末流。秦朝于是凭借势力取得天下，却也因此灭亡。汉高帝从平民中起兵，一时豪杰纷纷归附他；而他建立根本、最终战胜项氏的原因，正是三老董公所说的“仁不能靠勇力代替，义不能靠武力代替”。相传四百多年之后，曹氏篡夺汉室。诸葛忠武侯处在这个时代，关羽、张飞等作为左右辅助，昭烈父子在蜀地建立国家，明确讨伐贼臣的道义，不因强弱利害而使自己的心志有两样。这大概真是三代辅佐之臣的凛然风范。侯说：“汉贼不能两立，王业不能偏安。”又说：“我恭敬谨慎，竭尽力量，死了以后才停止。至于成功失败、顺利困顿，不是我的明智能够预先看见的。”唉！反复诵读体会这些话，就可以看见侯的内心了。虽然不幸功业没有完成，中途便去世了，但他扶持皇统、端正人心、挽回先王仁义的风气，把这种精神流传万世，与日月同样光明，也是可以的。既然有天地，就有三纲。中国之所以不同于外域，人类之所以有别于禽兽万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果沉溺在利害之中，忘记天理的正道，那么即使拥有天下，也不能安坐一天。这就是侯不敢片刻忘记讨伐贼臣的道义，竭尽心力，至死不悔的原因。当天下刚开始动荡时，侯独自高卧不出。昭烈帝以汉室后裔的身份，三次到他的草庐拜访，他这才起身跟随昭烈帝。因此，他出仕或退隐的关头，本来就已有远超常人的地方。他治理国家、建立常法，陈述纲纪而不作眼前的打算；他用兵以正义为准、以法令为明，不使用诡诈计谋。他所做的一切，都以大公为根本，丝毫没有姑息迁就的意思，大多不是后世人所能赶上的。读到他临死前亲自上表的言辞，便会知道天下的物欲都不足以动摇他。内在修养深厚，外在发露就宏大，道理本来就是如此。曾子说：“士人不可以不弘大坚毅。”像侯这样的人，不就是所谓弘大而坚毅吗？孟子说：“富贵不能使他淫逸，贫贱不能使他改变，威武不能使他屈服，这就叫大丈夫。”像侯这样的人，不就是所谓大丈夫吗？侯死后，蜀人追思他，按时在道路旁祭祀。后主采纳朝廷大臣的建议，在沔阳建立祠庙，使人们能够表达敬意。距今一千多年，蜀汉一带往往都有祠庙奉祀他而不曾中断。侯留给百姓的恩泽深厚啊。衡州石鼓山过去也有祠庙。考察《蜀志》，昭烈帝镇守荆州时，侯以军师中郎将的身份驻守临蒸，督察零陵、桂阳、长沙三郡征调赋税，以供军用。临蒸就是今天的衡阳县。蒸水发源于县境，流经石鼓山左侧，汇入湘江；所以在这里享受祭祀，本来是适宜的。考察韩愈和刺史蒋防的诗碑，可知这座祠庙建立已很久远。宋乾道戊子年，湖南路提举常平范成象，开始依据图志访求旧迹，在丛生的荆棘荒草中找到废弃的祠宇，于是率领提点刑狱郑思恭、知衡州赵公迈，把它迁到地势高爽之处，重新修整一新。范君写信让我作记。我认为，侯的声名不需要依靠祠庙才显扬，侯的内心也不需要依靠记文才明白。然而仁贤过去经过和居住的地方，山川草木仍然保有光彩，把它标举出来使后世知道，让看见听到的人肃然起敬，懂得尊敬仰慕；在道术衰微的时代，这样做的益处大概并不浅。我只是才智不敏，不能把侯胸中所存的道理推求出万分之一，因此感到惭愧而又害怕罢了。抚州重立唐鲁郡颜公祠记 唐代鲁郡颜公在大历年间曾任抚州刺史。宋至和二年，知州聂侯厚载才开始在州府园圃南面建立颜公祠，南丰曾公巩为它作记。但祠址狭窄，年久以后屋宇也将要毁坏。绍兴十二年，我的伯父张滉任知州，便在园圃的地方察看高地，把祠迁到那里。过了三十年，又因倾颓而废弃。淳熙二年，赵侯晔来到这里，考察察看后叹息，于是依照旧址把它重新修整一新。淳熙三年正月辛酉落成。庙貌庄严，进退升降、俯仰行礼都宽敞而不迫仄、不简陋。赵侯派人来请求作记。我想到颜公的大节，始终凛然，足以激励后来做臣子的人。他曾经任职、享受祭祀的地方，本来就应当由赵侯这一举措彰明政事根本，并有文字刻在金石上。只是南丰曾公的文章对颜公的事迹记述详细，是学者所诵习的，所以我不再重复，只推究君臣大义，加以彰显，写成诗来配享祭祀，也希望能够稍稍接近颜公的志向。诗说：‘伟大的纲常，首先说君臣；这是上天所安排并告诫人的。忠诚贵在没有隐瞒，守义怎能苟且偷生？岂敢有人逾越它，扰乱我一贯的常道？唯有这个人，众多人物中的颜公，是千年罕见的杰出人物；他笃守、明辨大义，始终没有差错。当他在平原独自遭遇贼军锋刃时，集合他的义军，谁不欢欣地跟随？等到登上朝廷，直切地逐条陈说，指出政治安危的关键，怎敢对声音有所谨慎？那些奸邪之人侧目而视，他三次被贬斥在外，历经百折而更加坚定，至死没有悔恨。汝州使者来传达皇帝的旨意，颜公说：“这是君命，我怎么可以躲避？”他的言辞凛然，使豺狼般的敌人也害怕。为什么一去就最终没有回来？身体虽可陨灭，道义却不可磨灭；作用虽然没有完全施展，留下的益处却已经很多。树立懦弱者的志气，激发顽劣者的良知，成为训诫和法式，扶翼这伟大的纲常，昭示于无穷后世。这里是临川，是颜公曾经治理过的地方，焚烧香草、祭祀时的凄怆之感仍在，英烈精神依然存在。庄严的祠庙，直到今天仍然保存；秋风之后曾经倾圮、荒芜，如今重新修建。赵侯啊，愿你们这些君子来此拜祭、来此祠奉，看看高大的祠宇，难道不应俯首思考吗？人都喜爱美德，愿你们体察这种常性；难道只是思念他，而不以自己的行为相应吗？把芳香的祭品摆在豆器中，把清酒斟入酒杯，祈请配享春秋祭祀，以歌诗发出声音。’

译永州州学周先生祠堂记 零陵太守福唐人陈公辉到任的第二年，县令信民悦，便思考如何发扬前代贤人的遗范，留给众多士人以教诏。一天，他和通判州事、赣上人曾迪来到郡学，看着诸位学生说：‘永州虽然是小郡，但前代杰出人物和大德之士往往曾屈尊居住于此。例如本朝范忠宣公、范内翰公、邹侍郎公，都已经在学宫建立了祠堂。只有濂溪周先生，嘉祐年间曾任本州通判，却独独没有得到表彰，难道这符合尊重道统、崇尚德行、用来示教的心意吗？’于是教授庐陵人刘安世率领学生到府中，请求在郡学殿宇东厢开辟周先生祠堂。前任通判武冈、弋阳人方畴写信派人前往九江，向周先生的孙辈求取先生画像，得到了画像。陈公命令零陵县令历阳人高析主管这件事，祠堂于是建成。画像绘制得庄严端正，栏杆周密。建成后，陈公嘱托我作记。我因为是晚辈，多次推辞也未能获准，只好恭敬地诵述所听闻的事，以扩大他的用意。先生名敦颐，字茂叔，舂陵人，一生做官共升迁六次，做到永州通判。因吕正献公的推荐，被提拔为广南东路转运使判官，改任提点刑狱。他所到任的地方都努力实行自己的志向，晚年因病请求分司，筑室于庐山脚下，旁边有一条溪流，命名为濂溪，所以世人称他为濂溪先生。我曾听说程大中任南安通判时，周先生任狱掾。大中公看出他的气度相貌不同于常人，同他交谈，果然是通晓道理的人，于是和他结为朋友。因此明道先生十五六岁时就听到周先生谈论道理，从此厌弃科举事业，慨然产生了求道的志向；伊川先生十二三岁时也曾接受他的教诲。正是二程先生发扬光明道学，论述仁义忠信的实际，阐明天理、时中的妙理，说明帝王治理教化的根源，从而接续孟子千年来未曾传续的道统。他们所获得的心得，虽然不是师友直接传授的，但考察其发端，实在是从周先生开始的，难道不是美好而伟大吗？先生著有《通书》和《拙赋》，都流传于世。他又曾让学者探求孔子、颜子所乐的究竟是什么。唉！用这个来指示人，也可以说是深刻了。后来登临这座祠堂的人，看见先生的仪容，诵读先生的书和赋，探求先生的内心，真正积累功力、长久不懈，向往圣人、贤人，一定会有所获得，明白颜子所乐的事情。濂溪周先生祠堂记〔韶州〕 淳熙二年冬，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公事詹仪之写信给我说：‘我有幸得以担任使者的职务，却想到没有什么可以称合皇上的恩德和意旨。我刚到任时，翻阅考察旧日典籍，发现熙宁年间濂溪先生确实曾经担任过这个官职，如今墙上的题名还完整保存着。我虽不聪敏，难道敢不知道应该以谁为师、仰慕谁吗？又想到这里应当设置先生的画像，来告诉后世，希望后来的人有所感动。于是我在治所曲江郡城之内、唐代宰相张公旧祠的东面选择土地，建造三间屋子来奉行祭祀之事，又加高门墙，大书匾额悬挂起来，严密管理门锁，按时开闭。十一月告成，希望请您作记。’我读了他的来信，感叹说：‘詹君刚到任首先就办理这件事，可以说知道什么是首要事务了。他的用意难道不深远吗？因此不敢推辞，替他写下这篇记。’按碑壁记所记，先生在熙宁四年正月九日到任，当年八月初一，便调任南康军知军，在任仅超过半年。考察他的事迹，见于先生墓志的记载说：‘他从广东转运判官改任提点刑狱，不畏惧瘴毒，即使是荒僻山崖、绝远海岛、行人足迹不到的地方，也都从容察看、缓缓审理，把洗雪冤屈、惠及万物作为自己的责任；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自己的作为，就因病请求任南康军而归。’ 著作郎黄庭坚作《濂溪词》，也称先生为使者；对于应当升迁或罢退的官吏，获罪者人人都认为不冤。由这两件事来看，也可以想见他当时施政的大概了。然而，先生所施行的一切，都是由他的学问推衍出来的，并不是随意而为。我曾考察先生的学问，其源流深厚而精纯，实在是从他内心自得；它的妙处就在于《太极图》，穷究阴阳二气的根源，推极万物变化的运行，并阐明以主静为根本，从而显现圣人所以确立人伦极则、君子应当修养实行的道理。自秦汉以来，大概没有达到这个境界的。因此，他内在的修养日益深厚，虽然不曾在当时得到充分施展，但每到任所，便如春风和气，随时显现，滋润装点万物；即使百世以后，听到他的风范的人，也还会感叹奋发而来不及。既然如此，就在他曾经任职的地方绘像立祠，昭示给后世，难道不是有志于名教的人所应当急切办理的吗？让后来的人看见先生温润和悦的容貌，考察效法他的事迹，由于先生审慎处理刑狱的用心，进而穷究他的学问源流，那么这座祠堂的建立，其益处实在不可胜言。又听说先生论刑说：‘刑罚，是百姓生死的主管；案情真伪、隐显错综，变化有千种形态，如果不是中正、明达、果断的人，就不能治理。’ 所谓中正，是仁德所存；明达，是智慧的施行；果断，又是勇气的发挥。这样一来，审理刑狱的根本和末节就都具备了。詹君建立祠堂，正是为那些审理刑狱的人而设。因此我又把这些话附在篇末。詹君是严陵人，曾任御史台主簿。淳熙二年十二月丁酉日记。

译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 淳熙五年秋，诏令新安朱侯熹起家任南康守。第二年三月，他到任，慨然思考怎样仰承并称合圣明天子的德意，把兴办教育、改善风俗作为首要事务，努力在学官中建立濂溪周先生祠，并以河南二程先生配享。他写信给友人张某说：‘濂溪先生曾经治理过本州，建立祠堂和画像，比其他州更不能拖延，你何不替我记下这番用意呢？’我既然无法推辞，便把平日和朱侯一起讲习的内容叙述出来答复他。自秦汉以来，谈论治理的人沉溺于五霸功利的习气，求道的人陷入异端空虚的说法；对于先王发布政令、施行仁政的实际，圣人关于天理人伦的教化，没有人能够推究讲明，因此谈论治理好像与学问无关，而求道的人反而不涉足实际事务。孔孟的书虽然流传下来，学者却找不到进入其门径的方法，百姓不能看见三代盛世，真是可叹啊！只有周先生在千年之后兴起，独自从残缺的篇章简册中领会到微妙的旨意，推究太极以及阴阳五行的流布、人物所以生成变化的道理，于是知道人的灵性最高，人的本性最善，万理都有根本，万物都遵循法则，把这些道理推行于现实就可以看见成效。先生治理政事的根据，都不是个人私见，而是使孔孟的意旨重新明白。至于二程先生和先王的道理，又进一步推究到极致，凡是圣人教人的方法，以及学者用功的途径，从根本到末节、从开始到结束，都分析精详而完备。于是五霸功利的习气不能扰乱正道，异端空虚的说法不能继续散布谬误；求道的人有了次序，谈论治理的人有了根本。他对圣门的功劳和流传给后世的恩泽，难道不大吗？春秋祭祀遍及学校，礼制上是适宜的；何况这里曾经是先生治理过的地方，长久以来祠堂和画像都没有设置，实在是礼制上的缺失。如今朱侯刚到任，还来不及议论其他事情，首先就办到这里，可以说抓住了治理的根本。《诗经》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遵行。’朱侯对后来人的期望，难道不在这里吗？不过，我还有话要说。近年以来，先生的书遍布天下，士人知道尊敬、讲习的人很多，但其中不免有人失去先生的本意，妄自追求高远，不遵循次序；以空泛的言谈彼此夸耀，却不践履实际，反而损害真正的道理，这种人就是我们道统的罪人。只有淳厚诚恳、体察民情、从近处思考并亲身履行，不忽略卑近的事情，而认真考察细微之处，这才是不辜负先生教诲的做法；对于孔孟的门墙，大概也可以循序探求进入。并且不断前进，这难道不也是朱侯对后来人的期望吗？

译三先生祠记 淳熙二年，静江守臣张某就在学宫明伦堂旁边建立三先生祠。濂溪周先生在东序，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在西序。画像绘制完毕、庄严安置后，于六月壬子日率领学校的士人俯伏祭告祠堂落成。退下之后又进前劝告他们说：‘师道不可不树立，已经很久了。良好的才质，哪个时代没有呢？后世人才不如古人的原因，是师道没有树立。凡是所谓读书做士人的人，本来都说以孔孟为宗旨，然而不知道怎样才能进入孔孟的门墙，那么即使终身穷年，也不过像旅途中的人一样茫然无措罢了。幸而有先觉者出现，在千年之后得到道统的传承，以私淑的方式学习古人，使学者知道儒学的真实，求学有方法，进步有次序，从而能够归向而不是陷入异端。虽然距离孔孟的时代很远，但与亲自受他们熏陶的人本来又有什么不同呢？难道不是幸运吗？这样看来，秦汉以来师道的确立，应当没有比今天更盛的时代了。然而近世学者真正知道信奉仰慕的人大概很少；偶尔有号称推尊师道的，又有人窃取虚名来抬高自己，却不能践履实际，反而成为弊病。这样一来，师道虽然存在于天下，学者却也不知道它已经树立。’ 桂州作为州郡，偏僻地处岭外，山势高峻而水流清澈，士人中秀美优秀的，难道会缺少吗？只是见闻不够广博，又没有地方得到勉励，所以我首先把树立师道作为急务。从今以后，瞻望三位先生在这座祠中的形象，你们应当各自肃然起敬、心生仰慕，寻求他们的著作来阅读，体味他们的言语，考察他们的行为，反复讲论推求，存于内心而落实于自身，循着这条道路前进，进入孔孟的门墙；这样将会看到人才兴起，与漓江一样绵延无穷。这就是我的期望。难道没有看见濂溪先生的话吗？他说：‘师道树立，善人就多；善人多，朝廷就端正，天下就得到治理。’唉，我的期望，难道只在本州士人身上吗？谨慎地把这些话记下并刻在石上。浏阳归鸿阁龟山杨谏议画像记。宋朝兴起一百多年后，四方没有忧患，风俗敦厚，百姓不知道战争。有一位儒生出自江南，高谈诗书，自比伊尹、傅说，实际上却窃取佛、老学说的外貌，帮助施行商鞅的方术，天下受到他的风气影响，即使德高望重的老臣，也没有能够看透他的奸邪。当时，私人的邪说一经流行，纷纷扰乱的事情便开始增多，反常理的评论、诡诈的道理论说日益炽盛，邪恶相互乘势，终于酿成异族侮辱中原的征兆。考察它造成的后果，实在是有来由的。靖康初年，龟山杨公任谏议大夫、国子祭酒，开始推究根源，上奏指出这套学术的错误，请求追夺王爵，罢去配享。虽然当时余党仍然很多，杨公的主张没有完全施行，但随着大统中兴，议论终于归于正道。到如今，学者知道荆舒是祸乱的根源，并且有人不屑于他们的学说。这样看来，杨公息灭邪说、抵制偏邪行为、排斥淫滥言辞，以继承孟子事业的功劳，难道不大吗？理应把他列入学宫，使平民士人知道尊敬仰慕的对象；何况杨公过去治理过的地方，流传下来的风教和善政还影响着祭祀之事，怎么可以缺少呢？浏阳确实是潭州所属的县，绍圣初年，杨公曾屈尊任县令；那年发生饥荒，他打开粮仓赈济百姓，部使者却因为催收赋税没有完成而加罪于他。杨公对县中百姓的恩德是深厚的。六十六年后，建安人章才邵来这里任政，慨然想到杨公的风范功烈，询问当地老人，修葺杨公过去所称的飞鸿阁，在阁上绘制画像，以示范后来的学生，也慰藉当地人对他的思念，使他们即使离去也不会忘记。又过了六年，他写信让我作记。我出生得晚，见识浅陋，哪里足以窥见杨公的内蕴呢？只是杨公曾拜河南二程先生为师，从言语意旨之外领会了《中庸》“鸢飞鱼跃”的道理，践履纯正坚定，卓然成为一代儒学宗师，所以表现在他的事迹中，深切而明显到了这种地步。我谨慎地把它表彰出来，希望后来的人能够稍稍仰慕并有所取法。昭州新立吏部侍郎邹公祠堂记。已故尚书、吏部侍郎邹公，名浩，字至完，学者称他为道乡先生，而不敢直呼他的名。元符年间，他以字任右正言，以直言进谏而显名。起初被贬到新州，建中靖国元年入朝，成为天子的近臣。崇宁二年又被贬到昭州，在昭州居住了四年，后来回到常州去世。他在朝廷上的大节，记载在史官的史书中，传布于天下，本来不需要等到有人记述才流传。我只是曾经认为，臣子不应把冒犯君王、敢于进谏视为难事，而应以忠诚深厚为可贵；士君子不应把一时的名节看作最高，而应仰慕终身增进德行。像邹公起初所进的谏言，大概也是别人难以说出口的；但考察体会他一生的言辞气度，却没有丝毫显露矫饰之处。他再次任职朝廷时，忧虑国事深切，即使再次被斥退到炎热荒远的地方，也凛然不曾沮丧。到了病重将死之际，谈话不涉及其他事情，唯独以时局为忧。他年轻时，道学和德行义举已经在世上有声誉，晚年更加受到朝廷内外的尊敬仰慕。然而邹公并不以此自满，讲求研讨、切磋琢磨，只遵从道理而行。他曾跟随伊川程先生讨论学问，而上蔡谢公良佐、龟山杨公，当时也都是他的朋友。他肩负的责任重大、所行的道路遥远，像这样自强不息。所谓忠诚深厚、终身进德的人，难道不就是邹公吗？所以，他的乐趣将被天下后世传诵。淳熙二年秋，青江人王光祖任昭州道桂问政[疑]，告诉我说：“道乡先生本应有祠堂，何不筹划建造呢？”我答应了。第二年春天，使者来告知祠堂已经建成，并说：“郡中原有公祠，是绍兴年间郡守陈廷杰所建，荒废很久了。况且它的地势低洼简陋，也不足以供奉祭祀。”考察郡城西北，有一处名为“得志轩”的地方，是先生曾经游历[疑]过的地方。下面临着长塘，名叫木梁，方圆数十亩，群山环绕于前，其中秀美的山峰叫龙岳。这里旧日是郡士张云卿的居所，先生曾亲自命名并作记。如今楼宇已经全不存在了，于是就在原址建造四间房屋，在中门绘制先生的画像，廊庑也都齐备，又在下面修葺茅屋，让张氏后人居住并世代守护。请我作记。我既已为此作了说明，又有所感慨。国家列代圣主相继，把采纳谏言、容纳正直作为家法；臣下即使冒犯得很厉害，也不至于像前代那样遭受重刑。偶有暂时贬谪迁徙的，也很快复职，甚至再次得到任用，使他们能够始终保全名节。至于扶持公论、巩固国家根基，虽然有赖于众多士人的帮助，但其长期培养成就，实在不是一日之功，全都来自列代圣主深厚的仁德恩泽。听闻先生的风范，难道也会对此有所感慨吗？《南轩集》第十卷。钦定《四库全书》。《南轩集》第十一卷，宋张栻撰写的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