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制文初集卷三

译皇考承接 皇祖所赐的园林，对它加以修缮，略具备朝署的规制，用来顺应时令、推行政令、亲近贤臣；而后面轩、台阶、亭、榭以及高山低池错落排列，并不崇尚华丽，而崇尚朴素；不夸耀富丽，而称许幽静。喜爱草木繁茂，便有灌木丛花蓬勃生长、含笑相迎；观察农桑，便有田舍、菜圃，可以衡量雨量、比较晴雨。松风水月进入胸襟，妙理自然产生。细毡大厦之中，时常接见儒臣，研习经史以陶冶性情。有时在这里怡悦，有时在这里歌咏，有时在这里警惕戒惧。我的皇考先忧后乐，皇祖先忧后乐，周遍天下万物而 使天下圆满光明；“圆明”的含义，大概就是君子随时处于中正之道。皇祖因此取这个名字赐给 皇考。皇考恭敬接受它，并用它勉励身心，在门窗上铭记它。他不求自己安逸，而期望天下安宁；不图自己享乐，而希望百姓安适兴盛。这又是我的皇考安定地践履此道，把福泽留给无穷后世。我这个小子恭敬地奉行。先帝的宫室苑囿，常常担心给先帝带来羞辱，哪里敢有所增益？因此我登基以后，主管部门以修建园林为请，我拒绝了。服丧期满后，于是仍然住进 皇考旧日的园林。帝王临朝处理政务之余，必定要有游览观赏、舒展视野的地方。然而安排得合宜，就能陶养性情；安排失当，就会玩物丧志。宫室、服饰车驾、奇技、玩好等念头迫切，亲近贤人、采纳劝谏、勤于政事、爱护百姓的念头就会疏远。这种危害哪里说得尽呢？我的 皇考没有到 畅春园居住，是因为有这座 圆明园；并且不雕凿、不粉饰，保持 皇祖淳朴的本心；然而规模宏大开阔，山丘沟壑幽深，风土草木清丽佳美，高楼深室一应俱全，也可以说是景观的极致。这里实在是天宝地灵之区，是帝王游憩的地方，没有什么能超过它。后世子孙一定不要舍弃这里，又耗费民力去创建苑囿，这才深合我的法度。圆明园，也是未经雕琢、未经刻饰的…… 这正是皇祖淳朴的本心；然而园林规模宏大开阔，山丘沟壑幽深，风土草木清雅美好，高楼深室一应俱全，也可以说是景观的极致。这里实在是天宝地灵之区，是帝王游憩之地，没有什么地方能超过这里。后世子孙一定不要舍弃此处，反而重费民力去创建苑囿；这样才深合朕的原则。把皇考勤劳节俭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假如说 因为是祖先所居住的地方而不忍心居住，那么 宫禁之中又该怎么办呢？晋代张老善于作颂，实在很值得玩味。至于建园的始末，圣人顺应时令、养育万物，修明文教、崇尚武备，温养万物，保持太和，希望使这个时代登上春台，使百姓游处于乐国的心意，已经具备了。皇考在前面已经记述了这些，至于我这个小子，哪里还能再多说一句呢？游览盘山记 盘山连接太行山，拱卫神京，远对碣石山，距离沧海，横贯蓟州原野，枕靠长城，这就是盘山。它大概是冀州天然生成的山，俯临众多山谷，如群星拱卫北极，没有山敢与它争胜。从前魏国的田畴隐居在这里，所以称为田盘。有人说古代有田盘先生，从齐国来这里栖居。此地幽僻而山势秀美，树木茂密而山谷深邃。韩昌黎文章所说“太行山南面有个盘谷”，无法考证不是这里；但它是隐士盘旋居处之地，却是相同的。山中又有盘谷寺，自唐代宝积开堂以来，历代都有名僧，憨山、拙庵前后相辉映，成为此山的佳话。然而我儒家所说“住在木石之间、鹿猪出游”的隐士，田畴之后就没有听说了。环顾四周，梵宇精舍依山藏在谷中，雕刻山峰、磨琢石头，刻画天然景致，却缺少柳州西山之文、杜陵《北征》之作。唉，这也实在令人慨叹！乾隆七年秋，因拜谒 陵墓回銮，顺便前往游览，撤去警跸，减少仪仗随从，乘轻车在早晨登山，拔开藤萝、攀援石级；晓雾散开，泉水洁白，山色青翠，林中风声飒然，松色浓郁苍翠。于是停下车盖、驻马，怡悦心情、放眼远望了很久。不久行漏催促，吟诗的兴致也尽了，夕阳已经照在山头，金吾整顿车驾。虽然下令减少骑从而靠近御驾，办事的人仍然汗如雨下，尘烟腾起。先前还讥笑隐士太少，反而怀疑隐士是躲避我们而远去了。于是知道千乘万骑不能用来游山，偶然来一次，山灵莫不是要笑我们不懂风雅吧？三希堂记 内府收藏的秘笈有《王羲之快雪帖》《王献之中秋帖》，近来又得到《王珣伯远帖》，都是世所罕见的珍品。于是就在养心殿温室改名为“三希堂”，用来收藏它们。人生处在千年以后，却能考察千年以前的古人、评论前代，嘉言善行映入眼中、铭记心中，没有不慨然增加仰慕的。想象与那些人相互揖让、进退于其间：王羲之清高的风范、峻洁的操守，固然值得尊崇；即使王献之，也是右军的优秀儿子。王珣，史书称他能整顿颓败、振作萎靡，以防止耻辱自许。他们三人同族同时，是江左风流人物中的冠冕。如今这些墨迹经历数千百年的治乱兴衰、存亡离合之后，恰好汇聚在一堂，即使丰城之剑、合浦之珠，也没有什么能超过它们。笔墨如果有灵，难道不会畅快地手舞足蹈而感到愉快吗？然而我用“三希”为堂名，也不完全是为了收藏法帖。从前听蔡先生说，他把自己的堂命名为“二希”，并说：“士人希望成为贤人，贤人希望成为圣人，圣人希望合于天。”有人认为我是不敢希求合于天，我的意思并不是这样。我一向仰慕希文、希元的为人，所以称为“二希”。我曾经为此写过记。但先生所说的并非“不敢希天”的意思，其中的道理还只是引出而没有阐明。我认为这正是周子的说法，是一以贯之的道理，也是人应当努力做到的事。若一定要说士人先希求成为贤人，成为贤人以后再希求成为圣人，成为圣人以后再希求合于天，那就是教人自我限制，始终没有达到圣贤境界的时候了。孟子说：“竭尽他的心，就能认识他的本性；认识他的本性，就能知天。”人人都有尽心知性的责任，也就人人都有希圣希天的道路。这或许正是先生所说的不是“不敢希天”的意思吧？仰慕希文、希元而命名为“二希”，是古人借命名器物寄托兴意，以表明不忘之意。那么我今天给这座堂命名，说它是希贤、希圣、希天的意思；既可以说是仰慕、听闻先生的“二希”，又想仰慕这种“希”的“希”，也可以把它直接说成王氏法帖之意，确实就是“三希”。至于王氏的书法，我又哪里能赞美一句呢？

译《国朝传宝记》我朝承受 天命，采纳古制制作玺印，由宫殿监掌管；端正地套叠收藏，以重重匣子保护，下面承托髹漆几案，设置在交泰殿中，按次序分列左右。需要使用时，由内阁请取后使用。玺印的材质有玉、金、栴檀香木。玉的品种有白玉、青玉、碧玉；玺纽有交龙、蟠龙、蹲龙。玺文在 太宗文皇帝以前专用国书，后来兼用古篆；大小从方六寸到二寸一分不等。我曾考察《大清会典》，记载御宝二十九方，而今交泰殿所收藏的有三十九方。《会典》又说宫内收藏六方，内库收藏二十三方；如今却都收藏在交泰殿，数量和地点都不符合事实。至于说“皇帝奉天之宝”就是传国玺，东西两郊大祭以及圣节宫中告天所用的青词都用它，这种说法尤其荒谬。大祭遵循古礼使用祝版署名，并不用宝；圣节宫中从未有告天之事，或许道箓祝厘时偶尔实行，也不过是偶然保存那种教法罢了，从未命文臣撰写青词，也从未使用玺宝。况且这些玺印哪一方不是世世代代传守的，却专门把一方称作传国玺，也不合经义。大概是因为修撰《会典》的臣子没有深厚学问和卓越见识，又没有请皇帝裁定，只是沿袭明代内监所写册档，承袭错误、沿用谬说，终于到了这种地步。实在太难记载准确了。况且《会典》没有记载的，还有一方“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不知何时附藏在殿内，反而放置在正中。考察它的文字，虽像古代所传的秦玺，但篆法拙劣庸俗，明显不是李斯虫鸟篆的旧体。唯独它的玉质晶莹洁白，如切开的脂肪，方形达到黍尺四寸四分，厚度是边长的三分之一；由此可知，优良的玉确实不容易得到。若论玺宝，不必说它不是秦玺，即使是真正的秦玺又有什么值得珍贵的？乾隆三年，高斌督理河道时，奏进属员疏浚宝应河所得的一方玉玺，古色可爱，玺文与《辍耕录》所载蔡仲平本很相合。我认为这是好事者仿刻的作品，收藏在别殿，只把它看作供玩赏的旧器物罢了。秦玺已经化为灰烬，古人对此论说得很详细了；即使还保存着，秦斯之物怎么能与本朝传宝收藏在一起？从道理上也不适当。又雍正年间故大学士高其位进献一方未刻玺文的碧玉宝，玺文未刻就还没有成为玺宝，却和诸宝同藏，也不适当。我曾经论述过，统治人民的君主依靠的是德行，不是玺宝；宝物即使贵重，也只是一件器物，表示等级、作为信物、守护权威，与车旗章服有什么不同？德行不足，那么山河的险固、土地的富庶，都会拱手交给别人，从来没有只凭这小小的尺璧就足以保全自己的。若果真能够勤勉修养美德，使人心归附，那么诏令传达、号令发布，万里之外的人也会奔走而来；即使珍宝不是和氏璧，形制没有龙螭，篆文不是李斯、史籀所作，谁敢不敬畏相信、奉行承受，把它尊奉如神明呢？所以，宝器本身不是宝，真正珍贵的是拥有德行。古代有获得前代符节、宝玺的事情，君臣往往变色夸耀，把它极力说成祥瑞。至于赏赐这种事，我 太宗文皇帝在位时，获得蒙古所传的元帝国宝，容纳收藏它，却没有借此把它当作承受天命的符瑞。由今天想来，文皇帝使中原臣服、把统绪传给万世，靠的是德行，还是宝玺？不用等有智慧的人也能知道。唐代梁肃的话说得好：“鼎的轻重，玺的来去，要看德行的高下、帝位的安危。”那么君主承受 祖宗交付的基业，应当想着永远承受这宝贵的天命，并且使它传承不替。这并不是说要把玺宝层层包裹、牢牢守护，而是说每天更新自己的德行，身处安定时考虑危险，凝聚而承受 上天重大而宝贵的命令。这样德行足以使宝物贵重，宝物也因而更加贵重。自古玉玺没有固定数目；如今交泰殿所藏，经过年代久远，记载已经失真，而且还有重复的。于是加以考订、校正，编排确定为二十五方，以符合天数，并撰成谱录，现将大意叙述如下。静宜园记 乾隆乙丑年秋七月开始，扩展香山的外围，铲除丛生的杂草，清理瓦砾，就着旧行宫的地基修缮墙垣、建造房屋。佛殿、琳宫错落相望；凡是山峰顶上、山岭腹部可以占据山川秀色、供人观览奇景的地方，便建亭、轩、庐、广、舫室、蜗寮。从四柱小亭到数楹厅堂，增置了若干处。到第二年丙寅春三月，园林建成。这不是重新创设，大体是因袭旧址。过去我的 皇祖对于西山的名胜古刹没有不广泛游览的，兴致到来便吟咏欣赏、寄托情怀，草木也因此含光，岩谷也因此增色。又担心仆役侍从之臣或许有所劳苦，通常在佛殿旁建几间行宫，没有丹青彩饰，天一亮就前往，住两夜便返回。既不烦劳牧养车马，也不扰民；如岫云、皇姑、香山等都是如此，而香山距离圆明园十多里，尤其近。乾隆癸亥年，我开始前往游览并喜爱那里，从此以后，遇到稍有闲暇，便命驾前往。大概山水之乐不能忘怀，而左右侍奉御驾的人挥汗如雨、冒风尘奔波，也实在令人忧虑。于是就到 皇祖的行宫，整修营建，继承祖业，崇尚朴素节俭，志向在于继承先志。动静之间都有涵养，体现体、智、仁。取名“静宜”，本于周子的意思，或许与先天之理相合。殿名“勤政”，早晚都亲临，在这里与群臣商议政务要领、筹划百姓疾苦，和圆明园一样。既有休息的乐趣，又省去往来的劳苦，以体恤下人。从山居高处眺望远方，村庄、平畴，耕作、锄草、送饭、收获的人都历历在目。杏花、菖蒲叶足以验证时令，备作农事之参考。至于岩峦的奇特，林木草丛的繁茂，足见天然生成而少有人工，确实是造物的幽深灵妙，并且有待于在静中自行领会吧？总共营造景点二十八处，各自见于小记，并附有诗作。

译静寄山庄十六景记 塞外的山，山冈峰峦浑厚朴拙，堂阜连绵延展，以雄伟高峻见长；塞内的山，峰岩陡峭挺拔，山势高低错落、重叠险峻，以奇特秀美见长。造物的灵妙，仿佛独自把美集中在南北两地，很少兼具两种美态。只有田盘山从太行山而来，塞垣依着它修筑，所以处在南北之间，兼收雄伟与秀美的精粹，卓然成为造物深奥之区。乾隆壬戌年，我借机前往游览一次，从此再不能把山川之美置之不顾。然而早晨前往、傍晚返回，仆从侍奉之臣免不了劳苦，于是拨内库银两，在山的南面修建山庄，购买土地、环绕筑墙，凭借景色建造房舍；高处因势，幽僻处因地势曲折而显得深幽，不施彩绘，亭台错落出现。园内得到八景，园外标举旧迹和各寺，又得到八景，合称山庄十六景，命名为“静寄”。所谓静，是山的本体；山寄托于天地之间，恒常保持本性。人生来本是宁静的，宁静也是人的本体；但人常常不能保持本性，所寄托的地方大概还不如山。因此我用这个名字，也是用来警戒自己。至于山庄的称号，则仿效 皇祖避暑山庄的旧例，只是它距离京师比避暑山庄近十分之五，面积只有避暑山庄的十分之三；仍然崇尚朴素，摒弃文绣，适可而止，即使仅容膝也能安居，谨守旧规并努力恭敬承继。读到这篇记的人，也应当知道我所遵循的准绳。这难道不是武功之意，而所重本来就不在《卷阿》那样的游观歌咏吗？麦庄桥记 水流有潜伏水脉的，流程必定长远；也如同人有深厚的积蓄，德行事业必定广大。济水三次潜伏、三次涌现，黄河也三次潜伏、三次涌现，这是其中大的例子。比如京师的玉泉，汇聚成西湖，引水成为通惠河，由此通达直沽，流入渤海。人们只知道它的源头出自玉泉山，像志书所说的，巨穴喷涌，随处都是泉水罢了，却不知道它是汇聚西山诸泉的潜流，蓄积到极盛而喷涌，到这里才显现，所以源头不枯竭，水流也越来绵长。《元史》所记载的通惠河引白浮、瓮山诸泉的事情，如今已无法考证。就今天的运河来说，东边雉、西边勾，像俗称万泉庄的地方，那里的水都不能利用，能够利用的只有玉泉这一股水。大概西山碧云寺、香山诸寺都有著名泉水，源头很旺盛，以几十处计算；然而只有曲折地流入寺院之内，一出山便潜伏不见。玉泉所在之地平坦开阔，于是水流喷涌而出，蓄积成一湖。康熙年间，依照金章宗的旧址，在山南建园，命名为静明。园西有乳窦泉水淙淙流出，像趵突泉一样，是玉泉的总水脉；其余水流涌动，泛滥在湖中的，不可胜数。诗人把它比作垂虹瀑布，以及所谓疏通龙首、使水流出的说法，都是妄言。水向东流成为西湖，只是因为它位于京师西面，又因明代有“西湖景”的称呼，于是宦官借用余杭西湖之名而倡导这种说法。水流转向南方，经过长春桥、麦庄桥，两岸佛寺相当华美，其中较大的有广仁、昌运、万寿寺。万寿寺左边就是广源闸，从这里水便分出高下。水从闸向东西流，经白石桥、高梁桥，到了城西北角，分为两股：一股从西直门外绕向南方，又向东、向东北汇入大通桥；一股从德胜门外绕向东南，又向东流，汇入大通桥。从德胜门西处分流、流入太平桥的，是积水潭和太液池。水流分合有多条道路，共同环绕紫禁城；又从东南的御河桥穿过内城流出，用来汇集西来的水。从大通桥以下到通州，有五座闸、三座桥。东南方向转运漕粮，是国家的大计。假如只能通过道路用车辆载运、靠人背负送到都城门下，将不胜劳苦，那么玉泉水利，难道不是天地聚集灵秀、神京兴盛发达的祥瑞凭证吗？青龙闸不是遇到大水暴涨不开放，由奉宸苑主管这件事，大概就像尾闾泄水一样。麦庄桥位于城外适中的地方，所以为它写下这篇记，并在这里刻立碑石。南薰殿奉藏历代图像记 内府收藏历代帝后图像，传自前朝，由有关官署掌管。每年盛夏把它们曝晒后收藏，关锁得十分谨慎。我在闲暇时查阅内库积存的物品，恭敬地将它们展开观看，发现装裱池装因年代久远而脱落变坏的已经很多了。于是想到我朝崇尚礼敬前代，在京师建庙，春秋举行祭祀，又为前代护守陵寝，禁止砍柴放牧。圣贤名臣都列入典礼祭祀，都是为了坚定仰慕高山、景仰前贤的心情，抒发追怀古人、寄托兴感的仰慕。何况这些图像流传有源，绢素还很新，额头如太阳、庭部如珠玉，冕旒秀美，德行仪容仿佛可供人承受，英姿表貌如同活着。怎么忍心把它们与普通绘画混同，等同于供几案玩赏鉴看的珍物呢？于是命工匠重新装潢。从太皞伏羲氏以下，帝后图像成轴的有六十八件，成册的七部，成卷的三部；先圣名贤图册五部，全都用绨锦包裹，尊敬地收藏在紫禁城西南的南薰殿。大学士会同领内务府王大臣等详细确定位置，谨慎登记标识，依甲乙次序排列，整齐而有条理。明代各帝的玉册，是陈列在庙中的、当时视为宗庙重器的物品。如今收藏在工部外库，担心不免散失，因此附藏在南薰殿西室，使人兼管看护。事情完成后，于是详细记录，刻石立在前廊，用来显示帝统相承，道统就在这里。我无论在哪里都尽到诚敬之心，不敢苟且疏忽。这类图像，从唐、宋以下已经缺少十分之二三，再往上追溯，保存下来的就更少了。年代久远而容易昏暗失传，幸而还有保存的，难道可以不加保护，使它们能够长久流传吗？缺失的图像不再追补，因为年代遥远、无从征验；也担心失去真实，因此更加谨慎。《御制文初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初集》卷五 记

译登临开化寺六和塔记 杭州月轮峰六和塔，是宋代开宝年间创建的，用来镇压江潮；开化寺就是这座塔的塔院。自宋代以来，多次焚毁又多次重修；焚毁时有大浪惊涛的忧虑，重修时就有江水平静的庆幸。因此雍正十三年，我的 皇考世宗宪皇帝特意拨发帑金，命有关官署召集工匠、筹备材料，修建得轮焉奂焉。过了两年工程告成，又过了十四年，朕因南巡之便亲自登上塔顶，并为此写下这篇记。浙江的潮水，人们都知道它雄伟巨大；浙江的海塘，人们也都知道它是要害。然而若不是亲眼看到，终究只是听来的传闻。而且沿江而来，也不能辨认江流曲折的形势。登上塔顶以后，才看清它所以称为浙江的缘由；向东逆流远望，又看清它怎样曲折地通向海渤，经过红褐色岸石与海潮相接之处，水势顿挫、停蓄，反复激荡、掀动冲击。这就是成为广陵潮的原因。我的 皇考居于九重深宫之中，清理、运筹天下万方之事于几席之间，留意海塘，给百姓带来福泽；又修葺新建高塔，借助这种护佑辅佐之力。我这个小子对此景仰不已。前代先贤深深思考爱护百姓的心意，既然真诚，所以为百姓谋虑，没有什么做不到的，而且一定能切中要害。难道一定要等到亲身经历一切之后才谋划，那不是已经太迟了吗？是这样。皇考圣明神武，而我这个小子只能远远望着他的后面。这就是刻在坚贞的碑石上来记载它的缘故。皇太后驾临金山记 我认为巡行各地、观察民情，是先王所重视的事情；按时巡行的典制，从虞、夏以来就一直如此。我的皇祖圣祖仁皇帝统治九州，从不安居享乐。因为江浙远离京畿，那里的百姓文雅而聪慧。文雅，就懂得礼义；善于引导他们向善，便可以成为天下的倡导。聪慧，却少有坚持，陷入邪恶，也可以成为天下的倡导。而且那里是财赋出产之地，是国家储藏财富的地方。因此皇祖跋涉黄河、渡过长江，不怕多次辛劳。清道出行，询问风俗，体察疾苦。深厚广大的恩德，江乡父老直到今天还在歌咏思念，未曾忘怀。我登临帝位以来，到现在已经十六年了。早起晚睡，日夜忧劳，战战兢兢，唯恐有一个人不能获得安居，哪里敢稍稍自求闲暇安逸？我拜谒盛京，巡幸三晋，巡行齐鲁，巡视河洛，所到之处周密察访百姓的隐情，广泛施布救济恩泽。然而东南士民还没有得到皇帝亲自询问并施予仁惠，实在让我深切忧虑。辛未年，恭逢 皇太后六旬万寿，我将会合亿兆百姓盼望皇太后临幸的欢心，用来祝愿皇太后福寿无疆，于是恭敬地遵循 皇祖的旧典，亲自奉迎 慈舆在春天南巡，在上元节前两日从京师出发，渡过济水、漯水、汶水、沂水，到达黄河，周遍察看堤防工程，随后乘船越过淮河，抵达长江；采集民谣，询问地方风俗，恭敬承受 慈训屡次降下，特殊的恩惠正当其时，远近百姓都欢欣愉悦，异口同声。眉发斑白、扶杖观看的，是年高的老人；整理衣襟、束好衣带，望见皇太后的车尘便拍手起舞的，是迎接的官吏和拜谒的士绅；铺陈文采、撰写诗文献上颂词的，是文士和优秀善良的百姓；携带儿童、提着壶中饭食，肩挨肩、脚跟脚聚集在车驾经过道路旁的，是田夫野老以及村妇里妪混杂在一起说笑。大概江南百姓盼望我前来已经很久了，他们欢欣鼓舞，愿意为 圣母皇太后举杯祝寿，这种积累已久的诚心绝非一日形成。二月十五日，船经过大江，我回头眺望金山，只见它上凌太虚、下临洪流，是江南各处胜景中最突出的，于是奉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皇太后登临游览。等到巡行浙江后乘船返回，以及回到江宁、旋即回銮，前后一共三次登临。侍从们 环绕车驾，遍行各处，恭敬瞻仰 圣祖亲笔题写匾额、署名并书写诗篇的碑石，彼此辉映。那座高大的碑屹立在中泠泉右边，是康熙三十六年奉 宁寿皇太后驻跸这座山时所作的 御制记文。瞻仰诵读之余，仿佛肃然看见当日皇祖欢喜的情感、慈爱的心意，以及士民庆贺欢乐的诚心，长久存在于江声山色之间。以今天来看，虽然不敢说前后完全相同，《诗经》说：“丰水岸边长着芑草，这是数代积累的仁德。” 伟大地思念我 圣祖留下的谋略深远而厚重，使百姓休养生息，在无穷岁月中受到涵养和哺育，如同膏油浸润，越来越融厚；如同水流滋润，越来越广博；醇厚的积累酝酿成熟，蒸腾成为太平和气，使后世子孙、臣民，在山河清平安宁之际，亲爱和睦。即使只是金山的一座行宫，环绕皇帝车驾、簇拥宫扇的人群，数十年前皇祖曾在那里见过；数十年后，又在我奉迎 皇祖所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 圣母皇太后时再次见到，难道不是光明相继、恩泽累积吗？纯厚的福佑和天命，能够日益延续、月月增长，难道不是因此才得到这一切吗？皇太后的圣德慈恩广泛施及四方，福德并茂 以母仪临天下，享有尊崇奉养的隆盛，与 宁寿宫前后辉映，仰望可见我朝 圣母皇太后继承先德，厚重福祉成为宫廷的盛美、天下的宏大福泽。这是自上古以来所未曾有过的事情，因此这次南巡，实在足以继承并发扬 前代的美德。至于江天的浩荡、风烟云树的苍郁，以及鱼鳞水族的神奇变化，虽然悦目赏心，偶尔也能寄托兴致，但我俯仰之间感到欣喜惬意的原因，本来不在这些。

译万寿山昆明湖记 己巳年，我考察通惠河的源头，在麦庄桥立碑。元史所记载的“引白浮、瓮山诸泉”等水源，当时都已湮没，无法详考。河渠是国家的大事。使漕运漂浮通行，灌溉田地使水涨时有所容纳、干旱时没有忧患，关键在于疏导排泄有方、蓄水储水不枯竭吧？因此不应该任凭它淤塞泛滥而不治理。于是下令在瓮山前除去芦苇茭草的杂乱丛生，疏浚沙泥造成的狭窄堵塞，汇集西湖的水，合并成为一片湖。工程开始时，主管事务的人都认为新湖的宽度和深度是旧湖的两倍，迟疑担心水源不足。等到湖建成、水流贯通，水面却浩荡无边，比旧湖丰盛了两倍。于是又担心夏秋汛期水势暴涨，或许会有疏漏。集成一件事业竟如此艰难！那些可以享受成功，却把因循苟且当作良策的人；以及古人良好的方法、美好的心意足以惠及百姓，却中途停止、没有彻底完成的事情，都是这样。如今修建闸门、▯【字疑】、涵洞，难道不是为了应对汛期涨水吗？难道不是为了疏通沟渠田埂吗？难道不是为了按时开闭，使东南水流顺畅，便于漕运通行吗？过去城河的水不到一尺，现在有三尺了；过去海甸没有水田，现在水田日益开辟。我却不因此夸耀自己的才能，反而更加感到畏惧。天下的事情，如果一定要等一个人积累思虑、辛劳忧患，亲自处理细小事务而不推辞，不顾众人的议论，靠侥幸来求得成功，那么他所得的一定很少，所失去的也一定很多。这就是我对成就事业之艰难深感慨叹的原因。湖建成后，于是赐名为万寿山昆明湖，既是景仰放勋的遗迹，也兼有演习武事的意思。把瓮山改名为万寿山，是因为今年恭逢 皇太后六旬大庆，在山南建造延寿寺，所以关于寺另有记文。这里特意记载昆明湖的建成，以及《元史》所记泉源的始末和兴废的缘由。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记 水的功用在于养育人，水味以甘为贵，水质以轻为贵。但这三点彼此正相资助：水质轻的味道一定甘美，饮用它可以除病增寿。因此辨别水的人，通常根据水质的轻重来区分泉水的高下。我曾制作银斗来比较，京师玉泉的水每斗重一两，塞上伊逊的水每斗也重一两，济南珍珠泉每斗重一两二厘，扬子金山泉每斗重一两三厘，比玉泉重二厘或三厘。至于惠山虎跑泉，则各自比玉泉重四厘；平山重六厘；清凉山、白沙、虎丘以及西山碧云寺的泉水，各自比玉泉重一分。这些都是巡幸所到之处，命内侍精确测量所得。那么难道没有比玉泉水更轻的吗？回答说：有。是什么泉？回答说：不是泉，而是雪水。常常收集积雪煮饮，比玉泉每斗轻三厘。雪水不能经常得到，那么凡是从山下流出而清冽的泉水，确实没有超过京师玉泉的。过去陆羽、刘伯刍一类人，有的把庐山谷帘泉列为第一，有的把扬子泉列为第一、惠山泉列为第二，虽然是南方人的偏爱之论，但按轻重比较，惠山本来就应当让位于扬子泉。这足以看出古人并非凭空臆说，只可惜他们不但没有到过塞上伊逊，也没有到过燕京；如果到过这里，就一定会把玉泉定为天下第一。近年疏浚西海作为昆明湖，万寿山一带大多有名泉；追溯源头，玉泉实在是灵脉发达之处、德水的枢纽，而且水质轻、味道甘美。庐山我虽未到过，但玉泉确实有超过扬子金山泉的地方，所以定名为天下第一泉，命将作监修建崇焕神祠，以求借此施惠救济，并作记刻在石上。玉泉本来是趵突山根的泉水荡漾汇成一湖，诗人竟把它比作飞瀑垂虹；就连我从前题写《燕山八景》时，也曾随声这样说过。这足以说明公论存在于世间，诬妄之辞也存在于世间。何况一旦形成褒贬，便很难改变。泉水对人有恩德而无怨恨，尚且不能免于讹传议论；那么那些凭借恩德和怨恨来面对天下的人，可以因此知道畏惧，也可以因此不必畏惧了。虎神枪记 虎神枪，是我 皇祖遗留下来的，是武功中的良器，用来射杀猛兽。国家在东土开创基业，世代太平、恩泽相继，只有整治军备、彰显武功的准则，一直守护而不丢失。皇祖每年巡幸木兰行围，各蒙古部落纷纷云集追随。我这个小子虽然不聪敏，但继承先志，难道敢不努力吗？所以这些年来巡行塞上，一如从前，防业借【文义不明】灵四十九旗以及青海、喀尔喀仰慕归附而来的部众，也同以前没有差别。他们都善于射箭、崇尚武力；如果没有东西向他们展示，就不是继承 先祖遗志的方法。围猎中有老虎，我没有一次不亲自前往射杀；弓箭射不到的地方，也未曾不用这支枪。使用它从来没有射不中的。壬申年秋天，在岳乐围场中，猎人报告有老虎，却没有看见它。一名蒙古人说，老虎藏在隔谷的山洞里，他亲眼见过，相距大约三百多步。我大略朝山洞方向开枪，本意只是想惊动它使它出来，却正好射中了老虎。老虎咆哮着冲出，背靠山隅跳跃了很久，又重新钻进去；再开一枪，又射中了它，于是将它击毙。以前从正面发射总能命中，在溪谷丛林中、眼睛能够看见的地方做到这一点，已经很奇异了；而这次在岳乐围场射中它，隔着山谷幽深的洞穴，根本没有看见它凶猛逼人的形状，只是在揣测之间偶然发射，枪弹深入洞中，不一会儿就杀死了猛兽，实在是奇异中的奇异。称它为神枪，确实是有道理的。万乘之尊，哪里适宜像孟克特库之流那样，夸耀一个人的勇力呢【孟克喀尔沁蒙古人特库，满洲人，现任内大臣，都能独自搏击猛兽，如冯妇一般】？但习武以显示法度，必定要借助神器来取得奇效并获得快意，那么这支枪与兑戈、和弓一样，同为宗庙社稷的法器和守护之物，不也是应当的吗？

译盘山千尺雪记 去年巡幸江南，在观察民情、询问风俗的闲暇，游览江山胜景；那里是探寻古迹、欣赏奇文物和秀丽景色的区域。能够怡悦性情、激发文思的地方很多，但我独独喜爱吴地寒山的千尺雪，它由明代隐士赵宧光创建。如今范氏在那地方修建园林，环境野旷而幽静，泉水声清冷，给阁楼题名为“听雪”，我为之流连，也为之倚阁吟咏。回来后，便在西苑淑清院仿造它的景致，大概利用液池的尾闾和明代修筑的假山，乔木高峻青翠，飞泉喷薄的形态也很相似，只是缺少天然之趣。到了秋天驻跸避暑山庄，才得到飞流冲刷峡谷、遇到坎坷仍不断流淌的景致，于是在旁边建屋，天然的情趣已经足够，却还没有得到松石的古意。今年春天来到盘山，游览文皇所建的晾甲石；万山之水汇聚归入一条深壑，水流潺潺，冲击石面，松涛阵阵，回响松梢。时而阴雨忽然放晴，众多溪流猛涨，轰鸣奔腾，直冲而下，挟着石块奔流，撞击石头而停，发出铿锵震响，水声激扬浩大，即使千人撞击大钟，也不足以比拟它的壮阔。于是观察地势，建造三间屋舍；这次重游，房屋恰好建成。打开空明的窗子，俯视流泉，觉得松涛石籁彼此应答，亲切动人，于是感叹：寒山千尺雪本来就在这里，过去却辛劳往返，忙于仿造，不几乎要被流水寒潭嘲笑，不能免于俗套吗？于是随手记下这些，也用来保存对高雅风尚的仰慕。玉泉山竹炉山房记 古人冬天饮汤，夏天饮水，并没有所谓饮茶。饮茶大概兴起于汉代，到李唐末年盛行吧？然而万物必定有它的根本；不考察根本，只把末节等同看待，并不是善于鉴别。饮茶的根本，难道一定在于水吗？如果不根据水的甲乙优劣来判定茶的高下，即使采摘、焙制、烹煮精细，讲究雨前雷后，辨明时令，分清北苑、荆溪、龙井、天目等产地，事情越做越繁华，议论越来越繁多，解渴怡情的方法就离根本越来越远了。像惠山的竹炉茶舍，可以说懂得饮茶的根本。那里大概始建于明代，僧人性海靠近惠泉制作竹炉，用来煎煮茶水，茶舍的名称也因此流传。前些年我偶然到那里，面对功德泉，仿佛在行云流水之间看见冰雪高僧超脱尘俗的气概。回来品尝玉泉水，觉得比惠山更好，于是在泉边建造两间精舍，屏对聚集而高峻的群峰，俯临回旋萦绕的溪流。天风吹拂树林，众多声响交替奏鸣；花草舒展、收拢的声音，有如丝、有如竹，又如宫商角徵羽五音，与水面涟漪、彩绸般的波纹彼此高下相应，难以用眼睛描写，听起来也无穷无尽。仿照惠山的竹炉，正好陈列在石几上，在蟹眼、鱼眼般水泡之间，也不停地发出清冷飒飒的声响。没有事务、习惯静修的人，终年享受这里的乐趣，不出门也可以。但我哪里是这样的人呢？有时偶尔来此，借以涤除思虑、澄清精神，也不可缺少。精舍和竹炉都可以仿造，惠泉却不能仿造。如今不必仿造，而且还有不是惠泉所能仿造的地方。这样既然已经掌握了饮茶的根本，那么我的竹炉山房之作，难道可以缺少吗？玉杯记 有一只带有鼂【字疑】的玉杯，光泽青黑，颜色和纹理都晶莹灿烂；骤然看去，仿佛是土色的华饰剥蚀之物，是炎刘以前的器物。抚摸它时会粘手，▯▯【字疑】不是内部生成的。我拿给玉工姚宗仁看，他说：“啊，这是我祖先制作的东西。家传这门技艺，所以认得它。”既然如此，如今伪造汉玉的很多，为什么不能和这只杯子一样呢？他说：“怎么能一样呢？”从前我的父亲传授淳炼玉器的方法说：“钟氏染羽尚且要用三个月，何况玉呢！”染玉的方法，是选取器物上有斑驳瑕疵而且坚硬的地方，时常趁夏天取其热润；烧制时夜晚阴气下沉、阳气上浮。不论贵贱，都要没有瑕疵，说的是玉质坚完整实，难以使药力进入。于是取钟乳状的金刚钻，密密地像蜂蜇一样钻孔，再用琥珀滋润涂抹并浸渍。用火时不能太旺，也不能熄灭，日夜不停，必须经过一年之后工艺才能完成。如今伪造的人，懂得这种方法的已经很少了。即便懂得此法，因为急于求成而不能等待；急于购买的人，又同样急于求成、不容等待，这与泥瓦匠仓促粉刷墙壁有什么不同呢？所以今天的伪造品不能达到这种程度。宗仁虽然是玉工，我常常就工艺向他询问，他总有接近道理的谈论。泥瓦匠、木匠虽然是低贱的劳役，他们的技艺也有值得称道之处，他们的话也有足以警戒人的地方；不妨为他们立传，何况凭借技艺来进谏的人，古代典籍也没有废弃他们。因此我整理概括他的话，记载在这里。永安寺古井记 白塔永安寺大概是在琼华岛旧址上修建的，所谓广寒殿、玉虹亭、金露亭，都已湮没，无法考察。恰逢有所修葺，工人在山西麓掘地发现一口废井；井壁以木板砌成，层层叠叠，像鱼鳞交错，深有寻丈，水流汩汩，虽有水却不浑浊成为死水；下为巽位、上为坎位，符合《羲经》的意义。用辘轳和绳索汲水，可以送到山顶。由此才知道《辍耕录》所说在山后引金水河、转动机关运送到山顶，是舍近求远的妄说，已经很明显了。不仅如此，书中所说岛上的土取自塞外，也更加荒诞。当时即使为了厌胜，或许少量取塞外山土放在这里，倒还有可能；哪里有凿掘、用车运送数千里之外的泥土来筑成这座山的道理？我想，大概是疏浚液池时不能把泥土运到远处，便就近堆成这座岛罢了。显而易见的事情，尚且混淆讹误到这种程度，史家听信传闻、影子般的谈论，任凭好恶颠倒是非，真是令人惊诧！井不能覆盖封闭，而杜牧曾加以辟斥；不过他说没有水的废井有时会伤人。如今在土壤封埋之中发现这口井，不用深挖就可以汲水，疏导水流又能增添景观，事半功倍，所以我乐意听从主管工程者的请求，将它保存下来。琼华岛始建于金代，到元代改称万寿山，有人讹传为万岁山，这里不详细论述。只是那种▯▯盘曲的树干，已有半千年历史的东西，人们却把它看得与今天的木头、砖瓦没有区别。至于宣德、成化年间的瓷器，人们却把它当作珍宝；它们最初难道不是出自泥土吗？事物所凭借的材质，稍有尺寸差别，贵贱便截然不同；再加上人的好恶随着眼光而改变高下，很少有确定的尺度。我因此感慨古今、澄清观照，让这些是非暂且止息。

译石舫记 自从茅屋土阶以来，建造房屋就一定有台阶。修筑台阶，大多用石头，是为了避开低洼潮湿，趋向高爽明亮，使栋宇的根基安稳牢固。台阶有九级，边缘远离地面，堂屋就高；台阶没有级数，边缘靠近地面，堂屋就低。这是古人用来作比喻的道理。至于有的沿台阶行走、叩击台阶，左边有石阶、右边平坦；有的设置在陡峭山崖、山脚水边，虽然华朴不同、形制有异、高下用途不同，但用来限制柱础、承托屋基的作用却是一样的。我的石舫，是建在昆明湖中的，不依傍水岸；形制虽没有九成宫室那样的规范，却有一帆船的气象，更接近欣赏烟云，也远离风浪的惊扰。鸥鹭飞临新涨的水面，菰蒲密布洲渚；金色水波涌起而月光洁净，水面凝成玉镜而冰气清寒。四时景色不同，早晚景象屡有变化。古代的青雀、黄龙船，虽然可以用来渡水，却也担心船底穿漏；那又怎能比得上这座既仿佛船形而又包含坎、止、艮之义的建筑呢？这不只是对欧米等人的兴致爱慕而已。况且田盘山的浮石，奇是奇，却有时还需要云气相配；香山的绿云，像是像，却有时缺少水景。至于牢记船载覆没的警戒，奠定磐石般的安稳，使内部空明通达，并专心思考居处之道，意思正在这里吗？意思正在这里吗？铁章记 铁章呈方形，错金部分长一寸五分，宽二分；木柄也呈方形，宽五分，顶部略为丰厚，刻成井藻纹。上端又雕成椭圆形，尽头刻得像华表柱的顶端；柄长二寸，整个印章宽二寸七分，高二寸七分。藻纹上穿孔，用绶带系住；绶带的末端做成番锦囊加以覆盖，使印章垂在囊上而不能脱离。用黑漆匣收藏。章上文字是“厄尔德尼卓里克图洪台吉之章”，汉语所谓“宝权大庆王”。大概自噶尔丹、阿拉布坦时期起，曾向达赖喇嘛请求，用梵文刻印并赐予，作为准噶尔世代相传的器物。今年夏天，平定准夷后，便获得了这方印章，驿送到典属衙门。我既惊讶于鐻鍝【字疑】各部君长也有世代守护的法物，又怜悯达瓦齐不能避免毁坏匣子的过错。至于戒除自满、知道畏惧，本来不在这小小的泥金之物上。于是作《铁章记》。《御制文初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初集》卷六 记

译万寿山五百罗汉堂记 调御丈夫，作为天人之师，在世间和出世间示现权宜变化之法，以度脱众生；能够得到入门之道并进入佛法堂奥的人，从小乘修行逐步进至四果，才可以称为罗汉。所以《楞严经》中富楼那说：“我在佛前帮助佛转法轮，因为作狮子吼而成就阿罗汉。”十六位应真这一称号，各部经书都有记载；而《大论》却说有五千罗汉，其力量最大。《金刚经》中须菩提说：“世尊，如果我这样想：我已经证得阿罗汉道，世尊就不会说须菩提是乐于修行阿兰那行的人。”由此可知，五千并不算多，十六也不算少。建造五百罗汉堂，大概也是取法于此吧？从前苏东坡有《荐诚禅院五百罗汉记》，其中说：“僧人应言将要在钱塘造五百罗汉，并装载他们返回。”罗汉哪里不能造，为什么一定在钱塘呢？到了辛未年南巡到浙江，像云林寺、净慈寺，都有五百罗汉堂，这才知道五百罗汉之名起源于钱塘，流传已经很久。回来后，万寿山大报恩延寿寺恰好建成，寺西有一块空地，于是命令修筑殿堂，仿照钱塘的样式。只是云林、净慈都是五百尊罗汉排列而坐，这里却在其中安置山林溪涧和宫殿，使步行进入的人前后左右都能同穿袈裟、持钵锡杖的僧侣相遇周旋。至于行、住、坐、卧，不拘泥于同一种姿态，也不全都是结跏趺坐、如死灰枯木般的样子。对于各种境界，分别取用梵文经典所记载的内容来标明名称；至于五百个人，则不再逐一给他们安名立字，所取的只是既不完全相同、也不完全分离的意思，如此而已。甲 只树园，就是《金刚经》所说佛在舍卫国只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等人说法的地方。有一人杖锡、肩担椶毛坐具；一人手执如意；一人手执卷轴；一人肩杖着履，像达摩；一人手执经册；一人身材矮小，携带笻竹行走；都像要进入园门前去听法。门内有一人在崖边行走；一人蹲坐石上；一人站在峰顶向下窥望；山峰回转、道路曲折处，有一人作狮子窟中善狮子吼、施无畏声的姿态；有一人以手指着云中道路，仿佛给人指路；一人双手合十并执灵寿杖；有二人一人持拂、一人左持钵，分立两旁；一人在崖顶抱膝而坐；一人以手指地，像在请教；一人摇手；一人在树下休息；一人在涧旁洞穴中露出半身；一人捻数珠；一人回头顾望；一人将要前进又退后；一人闭着双眼；一人默然微笑；一人倚杖而坐；一人竖起一指；一人手托卷轴；一人坐着抚膝；一人展开经书示人；一人瞪眼观看；一人挥动拂子；一人俯视流泉；一人回头询问，共十五人。涧水对岸，一人荷禅杖飞步，作撒手悬崖状；一人缓缓行走；一人背着行囊；有二人边走边回头；一人持杖；一人嗅闻天花；一人振动锡杖；一人作思考状，共八人。这样，狮子窟的景物大略就交代完了。乙 经过狮子窟，就是须夜摩洞。须夜摩，汉语说是“善时分”。洞内有坐着手持桃子的、站着合掌的、袖手的、问讯的，共四人。岩穴中可见三人，有的捧腹，有的盘腿，有的抚摸石头，姿态各不相同。一人伸出双手，一人拄着木杖。玲珑峰中，或露出半身、或只看见头部的有二人。垂膝坐着打瞌睡的、指着经册仿佛参究的、捧着香炉的、戴笠执拂的、手持经函的、侧身坐在石上的、举起窣堵波的，共七人。河中有一人站立合拢双手；一人站立，把双手拢在胸前。河的下游，一人端坐，胸前持斫讫罗【此云轮】；一人掷杖使它化为龙飞去。前面行走、后面挽着他的手臂的，共二人；又有一人在前行走而回头看；坐在石窟中的、站在他旁边的、相互戏谑的、凝目注视的，共四人；有二人舞动铙钹；有二人坐着仰观天空。洞右边是阿伽桥。阿伽，汉语说是“水”。桥北有一人闭目坐在山峦间；一人拱手站立；一人执如意行走；一人支着隙弃罗【此云锡杖】行走；隐藏显现于峰隙石旁，或像笑、或像忧、或像说话、或像沉默的，共四人。抱膝坐着回头看的有一人；双手握拳的有一人；提杖并扶着被扶者的有二人；合掌站立的有一人；按手仰视山峰的有一人；俯身像在回答的有二人。过桥向南，有一人扶着智杖、袒露两肩；一人合掌；一人托着键▯【字疑】；一人坐在山岭上伸直右臂摘星；一人振动德杖；有二人手持应器相对交谈；有的愤怒，有的喜悦，有的打呵欠伸懒腰，有的垂膝，有的低头，共五人。提着钵和塞莫【此云数珠】的有一人；沿溪涧道路步行的有一人；弯腰曲背的有一人；振动铃铎的有一人；转到右边坐在阿楼那崖的有一人【阿楼那，是香花如日出之前呈红色的意思】，钵中生出青莲花；站在他旁边的有二人。山崖旁，一人举起一指指向干闼城；一人像是指引人走正确的道路；一人袒露双臂像要投掷拂子；一人抚膝不语；有站立询问的、疑惑的、回答的、认为正确的、认为错误的、服从的、不服从的、自我思考的，共八人。经过这里就是摩偷地了。丙

译经书说“三天中有摩偷”，居住在须弥山四方，于此证得四果，即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共四人。参悟六波罗蜜，即布施、精进、持戒、忍辱、禅定、智慧，各自执持一种义理，共六人。参悟六种性，即习种、长养、性种、不可坏、道种、正法，各自执持一种义理，共六人。在六波罗蜜中不执著的一人；在六种性中善于离执的一人；幽深地处在摩诃窝中的三人。摩诃有三种含义，即大、多、胜，三人各自持守一种含义加以探究。走出石洞站立、像有所迟疑的一人；坐着竖起天龙指的一人；并肩行走的二人；前后相接行走的三人；挽起拳头作相扑姿势的二人；站立观看的二人；背身不看的 一人；相互交谈的二人；用屈眴【此云大细布】擦背的一人。转过去就是徙多桥，即《西域记》所说的冷河。站在此岸振动九连环杖的一人；穿僧伽梨、骑马在河中的一人；牵马的一人；朝向此岸顶礼的一人；右膝着地、举一手作请求状的一人；对岸挺立着翠▯【字疑】的一人；结跏趺坐、手持钵多罗【此云应器】的一人；摇扇的、戏弄狮子的、挥动麈尾的、握莲花的、数阿唎咤迦【此云数珠】的、托腮的，共六人。站在水中葫芦上的一人；桥右边站在水中石砥上的一人；沐浴的二人；将要沐浴的三人；沐浴完毕的二人；持净瓶的一人；双手抖动数珠的一人。丛林荫影间可见三人，有的肥、有的瘦、有的肥瘦适中。高峻山峰拔地而起，站在最高处的一人；山势倾斜向下、稍微平坦处可站二人，一位老人、一位壮年人。又沿山而下到平地，有提着花篮的、戴箬笠的、捧着贝叶的、骑白象的，共四人。沿绵延山谷前进，有快步走的、慢步走的、连续迈步的、舒展步伐的，也有四人；回头远望而等待的二人；将要五体投地顶礼的一人；合掌表示恭敬的三人。这些人有的已经到达弥楼之前，有的还未到。弥楼，汉语说是“光明”，是七重金山中《法华经》说法的地方。因此供奉天竺紫金光如来的塑像。楼后是高达千寻的陡峭绝壁，无法上下；一块石头撑在涧底，横贯而立，直入云霄，这就是砥柱。砥柱旁边有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和一个不需要帮助的人；需要帮助者拍不需要帮助者的肩，而不需要帮助者拿着月牙杖，原文如此。丁 山谷空旷低洼，近处尺寸之地仿佛远达千里，辽远不可穷尽，宏大不可估量的地方，叫作兜率陀。兜率陀，就是“妙足”的意思。安坐谈论四大的人有四个：地、水、火、风。远远相向观望、瞻礼的有二人；促膝而坐谈论的有二人。修行白法的有二人：惭、愧。独坐探究无生法的一人；用拂子拂拭的一人；展开瞿脩罗【此云图像】观看的有二人。以布施饮食施给五种福相的有五人：富、寿、容颜润泽、多力、身体安稳。参悟《楞伽经》的三种波罗蜜有三人：世间、出世间、世出世间。参悟《圆觉经》的三种无碍法界有三人：静、幻、寂。戊 兜率陀以南，就是功德池。八功德水，出自《佛摄受经》。前往沐浴的共十三人：手执▯珊瑚【字疑】的、徒步的、拖杖的、边走边退的、举着葫芦且其中冒出蜃气的，以及快步、轻步、踏步、抬足行走的，还有抱膝、盘膝、侧膝、摸膝休息的。池水对岸有堤有岛，高低交错。坐着抚摸雄狮的一人；促膝观看的一人；独坐修止观的一人；站立证得三种罗汉果的三人：慧解脱、俱解脱、无碍解脱。戏弄母虎的一人；挥拳想要搏斗的一人；拒止他的一人。坐在池边参究《华严六相》的六人：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拄杖将到溪边的一人；伸出左臂，手臂长得无法计量，入水捉月的一人；坐在旁边观看的一人。横跨溪流的就是信度桥。所谓菩萨化身为龙王，流出信度河，指的就是这里。桥西有坐着、单手持轮的一人。桥东有坐在穹洞中、剖开腹部显现佛相的一人；面向佛相作礼的有六人：赞叹、感叹、悲悯、欣喜、恭敬、仰慕，情态各不相同。背身站立的一人；洞的阴暗处借草坐石的四人：振衣的、举扇的、闭目入定的、敲击子使之喧响的，姿态各不相同。转向南边就是香岩。一人走出岩洞将要出来。那里有旃檀功德佛的塑像；合掌作礼的一人；手执经书的、手执法供的、手执七宝如意的，共三人。山岩高峻崎岖、向旁突出，深穴中坐着二人：他们像是不知道有佛，但究竟知道还是不知道呢？我哪里能够知道呢？己 树木的名称多得无法穷尽。有菩提树、娑罗树、尼拘律陀树、多罗树，总称为栴檀。树林盘曲、覆盖交织，枝干纵横、摇曳相连；阳光照耀，化作虚空中的光色；风吹拂过，化作虚空中的声音。在树间仰卧休息的人，有脸色白的、黑的、红的、黄的、白的，面色各不相同；有皱眉的、蹙眉的、叹气的、倾听的、微笑的、张口的、▯【字疑】的，面部神态各不相同，这样的共十二人。从头顶门中生出婴儿的一人；入三摩提，毒虫魑魅扰动而不动的一人。将要走出洞门、手持拂子、丝穗纷纷下垂的一人。走出树林山洞就是须弥山顶，须弥，汉语说是“妙高”。尚未到达山顶、在翠色山崖间徘徊的有五人；站在山顶上的有八人，分别是狰狞的面貌、嬉笑的面貌、善良的面貌、不善的面貌、美丽的面貌等。又有身材高长、矮短、粗壮、纤细、强壮、瘦弱、伟岸、孱弱的八种形态，沿曲折石径前往法华经所说的善现城，共六人。有人踉跄而行，有人蹒跚而行，有人缓慢而行，有人迟疑而行，有人高抬脚而行，有人拖步而行。善现城门前站着一人，咧嘴发笑，像是在说：“这里并不好进入。” 庚

译在高达千仞的山冈上振衣，有一人像是赤脚；在婆娑大树下，有人像屈膝，有人像深目，有人像挠耳，有人像张大嘴。独自站在奇石旁的，有人像方脸；结伴走在曲折羊肠小径上的，有人像眉毛稀疏，有人像弯曲佝偻，有人像弹指，有人像碧眼。徘徊在幽深溪谷中的，有人像伸直手臂，有人像驼背，有人像双手蜷曲。徘徊在青翠山峰旁的，有人像高鼻；结伴走在峭拔青翠的丛林中的，有人像剖开胸膛，有人像露出手肘，有人像露出牙齿，有人像伸出舌头。这些形态都取自金田和陀罗峰之间，共十八人。金田，就是布金之田；陀罗，就是所谓能够持守、聚集各种善法的意思。辛 神通变化极其神妙、无法穷究其范围的，没有超过阿罗汉的。这里有一人仿佛用手劈开脸面，又显露出另一张脸；一人用手捧膝，▯【字疑】立而旋转不止；一人用手按膝，作胎息导引之法；一人向钵中吹气，使云气升起；一人挥手生风；一人托着一棵树，树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如西池蟠桃；花开怡然如春，舒展而笑如夏，长大而怒如秋，凋落而忧戚如冬，收藏不现；有人说话仿佛没有说，有人没有说却仿佛在说；有人示现仿佛没有示现，有人没有示现却仿佛示现；一人劈开胸膛显现佛相，端坐其中；一人身体高大，却不觉得自己长；一人身材矮小，却不觉得自己短；一人身体臃肿，却不觉得自己肥；一人端坐雕琢牙齿、漱洗舌头，以此作化身，修行坐忘之法；一人四肢着地，伸缩引气，作鹿戏之法；一人形体衰颓、容貌雕残，却具备佛的相好；一人伸出一指，同时具备空、色二谛；一人伸出二指，具备非空非色的一谛；一人微笑不言，同时具备空、色、非空、非色而又都不是究竟真谛。共二十四人，都聚集在鸡园，使人得以看见如来最初成道的情景，正如《楞严经》中所说陈那等五比丘的事情。壬 所谓仙人鹿野苑，是辟支佛居住的地方，世尊也曾在这里成道。远远朝向室罗筏顶礼、成队前进的有一队；将要接受教诲、骑着鸾凤从空中而来的有二人。所谓室罗筏，是世尊讲说《华严》的地方，林名逝多园，又名给孤独园。大庄严重阁就在这里。梵天紫金光如来坐在七宝座上说法，周围有一切菩萨、天人和八部众，不可计数。从重阁沿着山势曲折而下，回环曲折、幽深隐秘的地方，叫作耆阇崛山。山形像鹫，也叫鹫岭。撞钟的一人，鸣鼓的一人，击木鱼的一人。沿山路下行又上升。招手的一人，摇手的一人，握手的一人，收手的一人，伸手的一人，扬手的一人。拨开蒙茸的草木，攀登险峻的山坡，便看见所谓舍利塔。相互扶携行走的二人，握手行走的二人，拾级登山的一人。想登塔却停下而有所觉悟的有六人，分别表示眼睛看见色、耳朵听见声、鼻子嗅到香、舌头辨别味、身体感知触、意识思维法。等到登上塔院，绕塔而行，悟得四种性智的有四人：一是大圆镜智，二是平等性智，三是妙观察智，四是成所作智。塔下的山峰更加陡峭，树木更加茂密，山路更加险要。坐在云窦中、双手拖眉直到地上的一人。穿着郁多罗僧衣【这里说的是七条衣】的一人。瘦骨嶙峋、站立如骨架的一人；弯腰如磬的一人。山路盘曲而出于幽深之处，可以通达到蜂台。癸 佛说法四十九年，却从未说过一个字，难道能说他有所说的法吗？所说之法不可得，难道能说有听法者以及因法而得度的人吗？难道能说有西天、震旦以及种种世界国土的分别吗？所谓蜂台，我知道它是天竺世尊诵经的地方吗？我知道它就是樊忱诗中所说的地方吗？这里有参禅的，有持戒律的，有讲演大论的，有翻译经论的，有摇扇沉思的，有扶着刺竭节【这里说的是杖】沉思的，有默坐沉思的，有倚树沉思的，有拾取篮子沉思的，有捧着册子沉思的，有倚着石头沉思的，共十一人。大溪横在前面，野桥可以走过。顶着头、披着蓑衣、张口呵气的，共三人，都像在等待什么。山势崔嵬，石块嶙峋；在纤细、幽深、和缓之间，似乎有路，又似乎没有路；似乎看得见，又似乎看不见，而有的蹲着、伏着、挺立着、提着、携着、独立着、率意而行着、微笑着、哑然无声着、骚动着、洒脱着、狰狞着、清凉着、悠闲着，像这样共十四种姿态。溪流更加宽阔，桥也更加长，桥名叫毗诃罗【这里说的是游行处】。桥南有眼睛接受色、耳朵接受声、鼻子接受香、舌头接受味、身体接受触、意识接受法的，共六人。这些接受者和非接受者，共二类。能接受的和所接受的，共二类。非能接受的和非所接受的，共二类。绝岭之上，各露出半身，远看魁梧而舒展的，共三人。石室之中，簇拥站立，呈现灿然、肃然、漠然、怡然、凛然、颓然姿态的，共六人。最下方的雌穴，幽暗狭窄而深，寂静而遥远的，共二处。隔着山峰仰望的，一处。沿石阶上行，呈现跃然、平坦、招引、昂然、遥远、如仙、轩昂、停泊、刚健、白皙以及如如不动姿态的，共十一种。石阶旁峭壁下面，有的顶部隆起而表面凹凸的，共二处。其中一人双手按在腹部，像是在运气；另一人伸出一只手臂向空中握着，另一只拳头放在胸前；坐在旁边手持结夏用具的，共三人。一人用净瓶插着珊瑚，一人用玻璃盘盛着修陀【这里说的是天食】，另一人展开画卷，华严经所说的露山就在其中。穿过洞穴出来，还可以到达香岩洞左边；站立手持鐼子的一人，坐着结手印的一人。洞右边，伸开双手像在取物的一人，手持一朵莲花的一人，手持杖头系着葫芦、画卷等杂物的杖的一人，手持舍罗【这里说的是筹】的一人。

译坐在洞顶、单手拿着摩尼珠戏弄天龙的一人。飞瀑直冲而下，从龙口流出，这就是信度河的源头。难道是菩萨所化的龙王吗？盘绕在险峻高山的山峰之间、或坐或立的有八人，他们是在究明涅槃八味：常住、寂灭、不老、不死、清净、灵通、不动、快乐。曲折绕行而下，来到稍平处站立的有四人，他们是在询问贤首宗的四件事：理、事、理事、事事。转弯再下，站在平坦石上的有二人，他们是在思考《楞严经》所说的两种殊胜：上合圣，下合凡。在涧边踮脚站立，一人用军持【这里说的是澡瓶】接悬泉，一人用两个铁钵接水。接水后灌水漱口完毕的一人，嗅优钵昙花的一人，弹指的一人，手持七宝轮的一人，盘坐的一人，另有一队骑麒麟而行的人，前后拥护供养的共八人，分别持净水、澡水、香、花、灯、涂香、食物和乐器。又有六人：手执镜子的，手执琵琶的，手执香炷的，手执蒲阇尼【这里说的是正食】的，手执震越【这里说的是衣服】的，手执如意宝的。又有二人：一人作供养并观想供养，一人虽供养却不作供养观想。五百罗汉的遗迹到这里就全部显现完毕了。《御制文初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初集》卷七 记 《春耦斋记》俗语说：周代超过了它的年数，秦代却没有达到期限。班固赞美周代亲近亲族、尊贤任能；周代根本在于广建诸侯，而鄙视秦代把子弟贬为平民，使骨肉失去藩卫。真的是这样吗？秦代的弊病，贾谊已经论述得很详尽了。讨论废除封建制度，没有谁超过柳宗元。但周代之所以超过其年数，后世很少有人阐明其中的深意。大概从后稷、公刘开始，世代都以治理农业为要务，珍惜土地所产，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到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仍然遵循这条道路。建立我们的百姓，祈求上天使国运长久；《诗经》《尚书》所感叹的，大体都是同一原则。国家从东海兴起，与周家相比，虽然在播种荏菽、整治田界方面本来有所不同，但天下刚刚平定，礼乐尚未来得及立即施行。举行祈谷祭祀、下诏鼓励农民努力耕作的事情，我 皇祖在西苑建造丰泽园，用来鼓励栽种耕作，并观察晴雨。到了皇考，每年举行耕耤之典，必定先在园北的弄田演习耕作，用以效法周家的世代事业。只要能够有所收获，即使有过失也能得到弥补；没有一件事不达到目的。我这个小子恭敬地听取并遵循。祖 考的常训，也只是要求不贪图安逸，以民为本，牢记“粮食依靠上天”的道理，始终诚恳而不懈怠；不敢因为自身尊贵就忽视万民的困穷，不敢因为四方丰收就忘记一隅歉收。二十一年以来，我所做的正是这一事情、这一志向。园内有一座斋舍，现在以“春耦”为名，并把上述道理阐明出来。石渠宝笈中旧藏唐代韩滉《五牛图》，农部尚书蒋溥进献了其父故大学士蒋廷锡仿照项圣谟摹绘的本子，后来又得到项圣谟的画卷，古今名迹一时汇集，确实称得上艺苑盛事。这些牛穿行田畴、努力耕作，是牛所能发挥的最大功用，因而都收藏在斋中。每次展开观看，仿佛看见它们拖着洪纤、系着缥轭，驯顺地活动在肥沃土地之间。然而我知道，依托重视农业根本的意义，所要做的在于此事，而不在于那些画。《讨源书屋记》畅春园西面有几间屋子，临近青溪，面对层叠的山峦。树木茂盛繁密，既幽静又深邃。溪中的水草，不是蒲草而是荷花；山中的鸟，不是啼叫而是歌唱。楣上题写“讨源”二字，是我 皇祖书写天文大字而留下的榜书。从前我这个小子每天侍奉在旁。清宴之处，如今在问 安、视膳的闲暇，也常常在这里休息。咨询政事、选拔人才，肯定会继承先业。我内心的志向，长久以来不敢懈怠。我曾经深思“讨源”的含义，难道只是因为它坐落在浑浑流淌的泉水源头，仿佛幽深的洞天？难道只是骚人寄托情意，把它比作武陵桃花源吗？孟子说：“源泉滚滚流出，昼夜不停，水盈满一个洼坑后继续前进，最终流入四海。”朱子解释说：“譬如人有实际的践履，也会不停地逐步前进，达到最高境界。”这句话虽然只是引出而没有完全说尽，然而内圣外王的学问，实际上已经概括得没有遗漏。水有源头，人为什么偏偏没有呢？所以尧舜的政治是源头，孔孟的道德也是源头。不仅如此，仓颉的文字、后羿的射术、公输般的技巧、师旷的音乐、扁鹊的医术、石之投丸、秋的棋艺，无不各自有其源头。有人说：“如果这样，那么源头已经纷繁不同，水流就更加不可能相同了。”但我曾经论述过：圣人是人伦的最高境界，而武王、周公、伯夷、叔齐彼此相反，能说他们的道路相同吗？然而他们各自内心安定，各自实行自己的最高境界，这就是没有不同。所以百越人到京师，车辕向北；朔漠人到京师，车头向南。车头向南、车辕向北，差别很大；等到抵达京师，就相同了。因此，尧舜政治的源头在心，孔孟道德的源头也在心。仓颉的文字、后羿的射术、公输般的技巧、师旷的音乐、扁鹊的医术、石之投丸、秋的棋艺，哪一样不在心中呢？况且天下的水虽然源头很多，而大海却没有单一的源头；没有单一源头，正是众水的源头。因此，水的源头也在心，这一点已经十分明白了。这样看来，圣人探究源头的旨意，直接上承十六字心传，而不是把它当作怡情山水的益处，这一点可以知道了。

译《小有天园记》左边是净慈寺，面对明圣湖，同时收取湖山的秀美，是南屏最好的地方，莫过于汪氏的小有天园。大概这是辛未年南巡时命名的。去年丁丑年我又来到这里，为之流连，为之倚栏吟咏。回来后想到画家所说的把千里景物收纳于咫尺之间，正好在思永斋东面林屋的一间屋子里，屋内的十笏窗只有它的一半。窗外空地宽广也有十笏，命工匠叠石成峰，竟然很像慧日峰。范锡题写屋宇，又依然像壑庵【汪氏别业的旧名】。引水造成瀑布，水声清冷铿锵，与幽居洞中听到的声音没有不同。黄山松树虽只有一尺多高，却有凌云的气势，枝干盘曲伸展，高低错落地生长在石笋峭拔青翠之间，又与琴台古木、苍岩玲珑秀削而难以言说的景色相同。何况云气的变化呢？我由此知道天地间的景色没有穷尽，人的心也没有穷尽。境界虽有不同，人的心却没有不同。这里建轩、建亭、修石阶、造池塘、布置林泉山崖沟壑，本来不可能逐一亲手攀登、亲脚踏过；但如果眼睛看到便能存其道理，身心感受并不遥远，那么这些轩、亭、石阶、池塘、林泉、山崖沟壑，又有什么不可以逐一亲手攀登、亲脚踏过的呢？从前新丰的鸡犬各自认识自己的门户，已经很奢侈了。李德裕在平泉山庄描绘巴峡，绘写洞庭湖，又务求穷尽远近景物的姿态和美态，而不一定要学习那些可以学习的对象，所取的只是它们的意趣罢了。然而我的意趣不在千里之外的湖光山色呈现在眼前，而在两浙地区的吏治和百姓的依恋往来，时刻萦绕心中。这就是记。《乐善堂记》从前《乐善堂集》中有一篇所谓《乐善堂记》，大概是借用这座堂的名称来命名圆明园。这是赐居桃花坞的堂，记文也记述那里的胜景，与宫中这座堂没有关系。不过当时所说的“乐善”，只是急于援引汉东平王的典故。如今这座堂是重华宫的前殿，不能拿桃花坞堂的记文来概括它。于是想到东平王所谓乐善，本来又是援引大舜的“乐于取人之善以成就善行”。现在它恰好是重华宫的前殿，那么今天所说的乐善只应当景仰大舜的作为，不必再局限于东平王的事迹。大舜从耕种、种植、烧陶、捕鱼的人那里取其善行，时代久远，本来无法详细考证；但他询问四岳、咨询牧官的事，记载在《虞书》中，清楚可考，无非是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与人共同为善；于是平治土地、安成天下，各种功业都以此为基础。这是千古帝王的法则，不是诸侯藩屏可以相提并论的；其事体重大，责任也重。过去效法东平王很容易，如今企望达到大舜的境界却极其困难，因此不能不写下此记，以便早晚体察此心并施行于政事。然而志向正在这里，惭愧也正在这里。《宝月楼记》文章有神助，落笔可以写成千言；兴致有时机，来临之前等待数年也不妨碍。宝月楼记的写作迟速，大概就是这样。宝月楼位于瀛台南岸，正好居中而面向北方；迎薰亭与瀛台都是前朝遗址，岁时修葺，增减不作大规模营造。只是液池南岸逼近皇城，长度约二百丈，宽度约四丈，土地既狭窄，前朝没有设置宫室。每次登临瀛台向南眺望，都嫌它笔直而狭长，且少有屏障，于是命奉宸观察地形、勘察地势，划定范围、伐木施工，召集工匠建造。戊寅年春天落成。这年秋天，久已想写记文，往往只用片刻往来，就随手写成诗咏；直到现在才开始叙述并作记。此楼开始规划时，打算建三层，后来觉得太奢侈，便减去一层；进深不过七间，长度不过二丈。临岸部分占十分之四，伸入池中部分占百分之一。池水不觉得狭窄，堤岸也不觉得漫长。登上台阶，铺席坐下，便可见云阁琼台、奇峰古槐，山石峭拔青翠、险峻高耸，仿佛三座仙山隐现于镜海云天之中，这是从北面眺望的胜景。凭窗下望，远远超出皇城，三市五都隐约纵横，商贾贸易排列在重重街巷之间，华盖、珂马、剑佩、簪缨往来不绝。看到如此繁盛的民众，更加迫切地感到应当保守安泰、持守盈满。这就是向南临眺时所应警惕的。向东看，是紫禁城和紫微宫，左边宗庙、右边社稷，规画天地形势，因势高下而建，授时顺应四方。玉堂金马的宫室，使人对有虞时代的茅屋感到惭愧；又效法大夏时代的卑宫室。奉持这样的宫室，每每想到汉文帝，便担心自己的奢华使人羞愧，这正是真诚的忧惧。向西则是西山起伏绵延，早晨的山岚和傍晚的云气，景象千变万化。春雨蒙蒙而农事兴盛，秋霜降落而树林色彩浓重。这又是神州锦绣土地，俯视三都与两京。楼的意义无穷，唯独命名为“宝月”，是因为池水与月亮正好映在楼前，或许也有些像广寒宫的庭院。人们作记，有时为所得而欣喜；而我作这篇记，常常像是在自我责问。本来应该停止却没有停止，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心情。于是系辞说：楼阁高耸令人警惕，居处高处便使人恐惧；楼阁开阔平坦，我的心也因此快乐。快乐要与百姓共同享有，警惕则使自己更加恭敬勤勉；快乐时不忘警惕，快乐才能更加长久。若说警惕不是快乐，那么警惕也不可医治。把这些话写在墙壁上，借此记下我心中所存的意旨。

译《韵古堂记》韵古堂是因为什么建成的呢？回答说：沿用旧堂而换成新名称，这是改名，不是新建。那么为什么要改名呢？回答说：因为获得古代镈钟并收藏在这座堂中，于是改名，也可以说是重新建成。钟的出土，是临江牧民在坡陀之间寻找东西时，掘地得到古钟十一枚；地方大吏把这件事上报，传到宫阙之下，辨识钟上的铭文，知道是周代铸造的，因此应当以祭祀之礼表彰此事，并为它作记。堂在淑清院南面，临近液池，可以望见瀛台，所以旧名叫蓬瀛在望，如今改名为韵古。大概黄帝命令伶伦和荣将铸造十二口钟，以调和五音，钟在音乐中的地位最为古老。黄钟以下，按照三分损益法，音律上下递相生成；黄钟确定后，八音六律无不确定，用来建立音均、制定度量，以三来记录，以六来调平，最终完成十二律，作为万事的根本。因此帝王制定礼仪、制作音乐，没有不把它作为首要之事的。有人问：镈钟大小不同，编钟大小相同，这种说法怎么样？所谓律钟的说法又怎么样？回答说：八音没有不合于律的，磬合律，琴也合律，其他乐器也无不如此，难道只有钟例外吗？但是音乐以金声开始、以玉声收束，金声是开始，所以称为律钟；并不是在编钟、镈钟之外另有一种所谓律钟。说有一种律钟，是拘泥于古说而不懂音律的人。镈钟大小不同而厚薄相同；编钟大小相同而厚薄不同。它们的差异，正是用来达到相同音律的原因。比如排箫长短不同，却只有一个孔；长箫是一件乐器，却有六个孔。长箫就是编钟的道理，排箫就是镈钟的道理。所以镈钟、排箫先出现，编钟、长箫后出现，这就是首创质朴、如椎轮先于大车的意义。十二律各有相应的钟，缺少其中一钟便补足它，使其完整而恢复最初的形制。听它的声音，颇不合于今天的音律，这是因为古代乐器历经久远而改变了本来的音高，古人对此已有详细论述。我 圣祖以天心为心，以古代的政事为政事，亲自考察律吕，校正调和度量，无不十分恰当；唯独还没有涉及镈钟，难道是因为时机尚未到来，所以有意留下而未发论吗？如今既然在西师奏凯之时获得古镈钟，那么就阐明 前人开创、后世准备，端正八音，制定并流传一代的宏大规范，难道正在这个时候吗？正在这个时候吗？所以借记述韵古堂来申明其中的意义，就是这样。《鹿角记》鹿属于阳类动物。夏至时感受到阴气滋生，鹿角便脱落。然而所谓脱落，是旧角蜕去而新茸生出，随后逐渐长大成为鹿角，因此六阳之义更加明显。蜕去旧角而新角生长，必定比旧角更长、更粗壮。鹿角有两叉、四叉、六叉，直到八叉，经历数十年才形成。超过八叉的，就无法辨别它的年岁了。大概千万头鹿中才偶然遇到一头，而这样的鹿也一定有数百上千年的寿命。我曾经查看武库中收藏的鹿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年〕 皇祖时期有一篇鹿角记说：“康熙四十八年九月五日。” 皇祖在巴颜陀罗海获得的鹿角，从骨端到尖端各长三尺九寸又十分寸之五；两尖相对笔直，合计七尺又九寸；两端的横向距离共四尺；分叉有十六个。最末一叉不尖而宽，形状像鱼尾，又像灵芝花朵。靠近骨端的地方周长八寸又十分寸之二，既坚硬又有光泽，不弯曲而光彩照人，难道不是昔日的光辉吗？这大概是我 皇祖的神威所震慑，山神不敢把珍宝藏起来，于是让瑞兽出现来安慰圣人，并把它层层包裹收藏在天府，展示给我的后代子孙，使他们永远不要忘记。先人的武功越显著，对军事事务就越加勤勉。我这个小子在敬仰之余，并不惊讶鹿角本身的奇异，而是想到鹿角的来历更为奇异，难道可以不表彰它的事迹，刻录在册府中永远流传吗？《月令》说：仲夏鹿角脱落，仲冬麋角脱落。如今木兰的鹿和吉林的麋，没有不在夏季脱角的，难道古代的麋不是今天的麋吗？这又无法考知。《汲冢周书》甚至说麋鹿的角不脱落，是兵戈不能收藏、战乱不能停止的征兆，荒诞更加严重，不必为之辩驳讹误。因此作鹿角记，顺便一并记下这件事。

译《阅海塘记》自远古以来，治理水患都必须以神禹为准则。神禹乘坐四种交通工具，随着山势疏浚河流；其中大的工程是疏导黄河、疏导长江，使它们都流入大海。大禹的足迹到了会稽，会稽就是今天浙江海边的地区，那里所谓南北两岸互相坍塌、涨出，迁移变化没有常规。神禹亲自经过其中，为什么没有治理呢？难道古今形势不同，当时可以不治理而自然得到治理吗？还是因为海的规模最大，不能与江河相同，人的力量难以施展呢？河患既然用堤防治理，海患也用塘坝治理。然而既然建成，就不能停止；停止治理，灾患反而更严重，这是仁人君子所不忍心做的。因此只能不断补偏救弊，也算尽到人事罢了。在河流上修筑堤防已经很难，何况在海边修筑塘坝呢？海边有塘坝，在李唐以前无法考证；可以考证的，大概从唐太宗贞观年间开始。历经宋、元、明，屡次修筑又屡次毁坏。南岸绍兴有山作为抵御，所以灾患常常较轻；北岸海宁没有山作为抵御，所以灾患常常严重。乾隆乙丑以后、丁丑以前，海水趋向中亹，这是浙江人所说最吉利却最难获得的形势。我在辛未、丁丑两次亲临视察，为此庆幸，却不敢断定它能长久，就是这样。不久到了戊寅年秋天，雷山北面出现涨沙的痕迹；己卯年春天，海水终于完全趋向北大亹，北岸防护沙岸也逐渐被冲刷。因此在这时修筑柴塘、石塘进行保护，片刻也不能迟缓。把柴塘改为石塘，费用虽然巨大，但能够长久、消除灾害，为百姓着想就不应吝惜。然而有人说柴塘下面都是流沙，不能改建石塘；有人说向内移动几十丈就可以施工。督抚认为这件事体大，不敢贸然定议。朕巡行地方、询问民情，难道不是为了随机制宜，使百姓安居吗？数郡百姓生计休戚所系之事，哪有比这更大的？难道可以借口海滨地势低湿险要而不做，不能尽心勘察以求使我的百姓安宁吗？所以到达杭州的第二天，便减少随从、缩短行程，登上塘堤一一实地查看测量；随后才深知柴塘下面不能施工，因为确实是流沙，桩柱不能牢固，终究无法承托石块。柴塘以内可以施工，但仓促之间不能进行，因为会拆毁百姓的房屋、坟墓和桑麻，填平坑沟，百姓尚未受益却先受到惊扰。即使说工程完成后会取得大利、不顾眼前小害，但如果石塘建成而废弃柴塘，就等于抛弃石塘之外的人。如果仍然保留柴塘，就只是白白耗费国库钱财，做这种无益反而有害的举动，更加不合适。于是决定修整柴塘，增加缓坡水面，再增加一成柴料费用。经过指示，海塘的大体规划已经具备，守土之臣有了遵循的依据，便可以随时上报，也因为成竹在胸、文书完备而便于决定行动或停止。议论者有的说：“损失的只是少数，保全的却是多数；柴料当然不如石头坚固，为什么要作这种姑息的议论？”然而我听古人说：“井田是善政，在乱世之后施行，是为了求治；在太平时代施行，却是为了求乱。”我将以此作为折中，不肯冒昧举行工程，原因就在这里。勘察尖山那天，守塘的人报告说沙地正在涨高；几天以后，沙涨又增加了，于是命御前大臣在石篓上刻记标志来验证，果然【自初三日亲临查看海塘后，便命都统努三、额驸福隆安在石篓上立标，以验证增长。如今又派人前去查看，回奏说：“十天以来，沙涨到三尺多。”当地人认为是“神佑】这确实是 海神的保佑吗？但是在丁丑以前已经趋向中亹的形势，尚且不能保证，何况如今几尺高的涨沙呢？然而这确实是形势转变的机会，所以我默默体察神灵的恩赐，更加勉励自己敬畏。这是上天勤勉于百姓的心意，也是我仰望神禹而惊惧惭愧、因为没有安定的良好防护而感到不安的原因。到了海宁那天，立即前往海神庙拜谒。海神庙 这里有皇考的御制文，所以把这篇记写在碑阴，用来记载我这样巡视海塘、咨询筹划。我本来不敢认为自己的意见一定正确。《御制文初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初集》卷八 序

译《执中成宪序》我 皇考效法天道刚健运行，一天处理万机，日夜勤劳不得休息，却还要利用闲暇时间。简选并命令儒臣，采录经、史、子、集所记载的历代帝王的大德、显著功业、宏大谋略和重要训诫，以及名臣奏章、先儒语录中深切关系治理之道的内容，依次进呈。皇考亲自删定，命名为《执中成宪》。这部书始于雍正六年仲春，成于雍正十三年仲夏，还没有来得及刊布，我 皇考便突然离开臣民。我这个小子悲痛忧惧，处在丧中，没有预先见到这部书。继承皇位一个月后，勉强听从群臣请求，亲自处理各项政务。开始取出此书阅读，读完之后，才知道：圣人的心性与圣人的学问，确实与尧、舜、孔子相同；他急切编纂此书，专门是为了启发后人，给他们树立标准。我曾经竭力思考《大学》一书，私下看出孔子祖述尧舜的真实意义。其中所谓“明德”，就是《虞书》所说的道心；所谓“明明德”，是担心它被人心遮蔽；所谓“格物致知”，是严格辨明人心与道心的界限，以穷尽万事万物的道理，也就是《尚书》所说的“惟精”；所谓“正心诚意”，是努力去除人心的杂念，使道心达到纯粹，也就是《尚书》所说的“惟一”；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止于至善，就是《尚书》所说的“允执厥中”。然而要达到执中的最高程度，只有尧舜没有缺憾；而“中”散见于万事万物之中，不仅三代圣王如此，秦汉以后仁厚英明的君主，乃至中等的君主，也一定有一两件事符合它。不仅皋陶、夔、益、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如此，即使近代群儒文士，也一定有一两句话符合它。所以《中庸》说：“舜喜欢询问，也喜欢考察浅近的话，掌握两个极端而取其中道施行于百姓。”大概中道的道理，无事无物不具备，也没有人完全不知道；这就是明德根植于本性而永不停止的道理。只是舜能考察它，舜能掌握它，舜能施行它，所以能与众人共同为善，与天地合德。我 皇考编定这部书，从二帝三王的事迹、古代圣贤的言论，到群儒文士中可以节取的内容，都兼收并蓄而没有遗漏，所用的就是这一道理。皇考治理天下，没有一件事不审察其中的准则，没有一物能够隐藏它的实情。就是《尚书》所说的“惟精”、 《大学》所说的“物格而知至”；没有一刻不敬慎，没有一个念头不诚实，就是《尚书》所说的“惟一”、 《大学》所说的“心正而意诚”。所以凡施行于政教的事务，无论给予还是剥夺，宽缓还是严厉，抑制还是褒扬，迟缓还是迅速，虽然略有不同，却无不立足于大中之道，足以成为百姓的准则。就是《尚书》所说的“执中”、 《大学》所说的“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而“明德”“新民”都达到至善。至于建立纲纪、推行改革、实现善治，大事都由圣心裁断，小事也广泛采纳众议。有才能的人不可能都达到至善，但其中一句正确的话也绝不废弃。这就是《中庸》所说的“好问好察，执两用中”。然而我 皇考的聪明睿智，早已具备于 圣人的本性之中，又培养成于 圣学之中，已经有几十年了；因此 皇考所说的“惟精”，是不假思索便能得到的；皇考所说的“惟一”，是不勉强用力便能合乎中道的；皇考执守中道而使天下得到教化，是从容地合乎中道，自然而然便能成功，哪里还需要借助《执中成宪》这部书呢？他亲自删定此书，正是担心后世愚昧的人茫然无知，看不见执中立极的道理，所以特意把成法展示给他们。难道只是我这个小子终身奉行，每天战战兢兢不敢越过它吗？世世代代的子孙如果能够始终牢记而不失去，并追溯它的源流，那么对于尧舜孔子的道理，就能一以贯之了。难道只有统治君主，除了它便无法建立最高准则、消除天下的偏颇邪曲吗？凡居官任职的人，如果真能遵循这些教训并实行，那么上可以辅佐治理、成就教化，彰显功勋事业；下也可以谨慎修身、少犯过错。这样谋划明白、辅佐协调，共同达到君臣相得、贤良并用的盛况，就没有什么困难了。《日知荟说序》《日知荟说》这个名称，是取我过去每天功课中所写的文章，删选编次，汇合记录下来，因此定名如此。我承受 家庭教诲，勤勉求学，在书斋中反复研读，对于六经和四书，探求其中深微的义理；又旁及各史和《资治通鉴》，考察判定得失，分辨法则与鉴戒；至于先儒的绪论、文苑的精华，也无不广泛阅览。虽然用心探索、沉浸其中，但拿古代圣贤亲自实行、亲自实践的学问来衡量，仍然惭愧而没有达到。自十四岁学习写文章，到现在又过了十二年。这期间每天写诗、评论和杂文，从未稍有停止，积累成篇卷，优点缺点各占一半。自登基以来，万机等待治理，哪里还能像从前那样专心笃学，每天同良师益友在翰墨之场敬业乐群呢？我反复温习旧日所闻，想到这些始终不能释怀，于是取其精华，去其瑕疵；录其正确，舍弃其偏颇，共得二百六十则，编为四卷。凡是道德性命的道理、学问政治的要旨、经传的源流、古今的事迹，大体都略有涉及。关于“日知”的学说出自子夏，接着又说不要忘记已经学会的东西；必须使每天所知的内容不断更新而不失去，并继续进步直到达到高明，这才是做学问的关键。如果我过去所得还不是空话而确实有助于实际运用，那么如今在朝廷任职、处理政务之间，难道不足以考察自己是否知行合一，表达所闻所见，谦逊敏锐、敦厚自修吗？

译《太祖高皇帝圣训序》我认为，神圣之人首先出世，救济世人、启发百姓，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兼备于一身。仁义中正达到极致，在自身确定下来，施行于纲纪，形成崇高的帝业；颁布为诏令，成为盛大流传的圣明谋略。文教彰明，广泛遍及天下，光辉如日月照临，穷尽天地、贯通古今，没有人不仰望它。啊，盛大啊！伟大地想来 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禀承天地之道，胸怀包容六合，顺应时运接受天命，开始建立宏大的基业。协同云雷施展经纶大业，效法四时推行教化。六军顺势出动，九州诚心归附，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使天下转入太平安定的时代。当时开创基业、革新政治，规模完备而尽善。武功文治，万物都能看见；这些已经记载在典册之中，流传万年而足以取信。至于他的心与造化相通，道统综合历代帝王，吐言便成为经典，发声便成为音律，阐明“精一”的法门，说明至善的宗旨。论圣学，就以正心修身为先；辨明君主之道，就以求贤纳谏为要。清楚揭示上天降下监察的根源，每个念头都以敬畏来承当；反复警戒君臣契合的情谊，每件事都以公正诚实来体察。直到临朝理政、统军作战、明定刑罚、制定器用，无不阐发至理，简约而完备，反复说明也不使人厌倦。确实是有德之人必然有言论啊，我 圣祖曾命令儒臣编纂 《圣训》四卷，分类汇聚、分条编排，内容灿然明备。我继承统绪以后，追慕并契合先帝的美好谋略，口中诵读、心中思考，不分早晚。仰观其中义理深广宏大，典章制度整齐划一，政务安排周详完备，简直与《帝典》《周官》同样广大。不过金匮石室中的收藏，朝廷大臣没有机会看见。因此恭敬地加以刊刻，向天下宣示，使我的子孙和臣民都遵循它，世世代代不废弃。奉行它来处理政务，可以达到治理、保卫国家的目的；以它为准则修养自身，可以警戒内心、减少过错。这虽然是一时制定的著作，却是万古以来的世道人心都要依赖的东西。若不是极其盛大的德行，谁能达到这种程度呢？谨作序。《太祖高皇帝实录序》考察自古以来的帝王，顺应时运建立最高准则，承受天命而护佑百姓，丰功伟业都记载在史书中，光明显赫。因此记载言论和事迹，必定要详细而核实。何况圣人首先出现，开创万物、成就事业，经营天地，安定山河，智勇深沉，谋略宏远，颁布为法则、著录为章程，将使后世子孙世代继承，遵循而不违背，这难道不是极为重要吗？伟大地想来 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以圣明神武文德的资质，承受 上天眷顾和授予的命运，在东土兴起，于是统率义军，专心谋求安宁。九国联合出兵相向，一怒之下便讨伐平定。明人从四路来攻，也在限定日期内全部歼灭于境外。出师有名，光明伟大，威严与仁爱并立，近处臣服、远方归怀。当时各部落前来归附，英豪闻声响应，在辽沈之间奋起，号令施行于万里之外。帝业的兴起，是多么神奇啊！于是天人共同响应，建立国家、确定年号，整饬各项政务，教育群伦，创制国书，划分旗制，申明军令，确定礼仪。在经营创制之际，废寝忘食、日夜操劳，没有闲暇安逸，所以纲举目张，传之后世亿万年而不可改变。他的心法、治法，与二帝三王相同。太宗文皇帝继承天命登上帝位，命儒臣恭敬地编纂。《实录》的体例规模大致完备。圣祖仁皇帝又加以搜集考证，修纂成书，尊藏在内府，并收藏于史馆。只是山川疆土以及臣僚姓名，前后偶有不同；清文和汉文有的简略、有的繁复，还没有统一。我 皇考世宗宪皇帝担心其中有错讹，特意开设史馆，重新加以校订，按日进呈。亲自阅览审定。我继承宏大的事业，仰体 前代美德，重新以洁净诚敬的心披阅卷帙，使旧日的缮录焕然一新。清楚地看到开国的宏大规模，昭然垂示继承帝统的伟大事业。《尚书》说：“鉴戒于先王的成法，就能长久没有过失。” 《诗经》说：“彰明这些后来者，继承祖先的事业，便可以率循所行之道而得到保全。” 上天的福佑，我怎么敢忘记承继先祖、上思下念的责任呢？谨作序。《太宗文皇帝圣训序》圣人的情志，要借助言辞才能显现。《易经》说：“修饰言辞而确立诚信，用来守成事业。”大概是为了沟通天下人的心志，成就天下的事务。根本在于至诚，施行于诏令之中，并不刻意追求文辞，而道理却达到极致。历观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时代，典、谟、训、诰，都条理清楚地保存着。后人奉为经典，列在学校，成为典籍之首。何况时运正逢开天辟地，功业在于继承先志，制作足以比拟造化，教泽遍及百姓。天下的文章，哪里有比这更伟大的呢？恭敬地想来 太宗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英姿挺拔出众，圣明威武广为显扬，智慧宏大如神，内心深沉而谦虚如谷。等到登上帝位，疆域日益扩大，以丰厚俸禄供养贤才，勤勉自身而率领臣下；恩德和威势所到之处，大者敬畏，小者归附；政治教化所感化之处，远方来归，近处悦服。伟大啊！教化治理为什么这样神妙！至于陈述治国之道、教诲臣民，不崇尚浮华文辞，只尊崇实际功效。他说，实行善行是用来侍奉上天的，远离私利才能开始使众人服从；阐明伊尹“一德”的训诫，称述曾参“三省”的话，用劝农和讲武作为立国的大经，用考察古事和读书作为任官的重要事务。自从确立纲常、陈明纪法，直到服饰器物之间，有时就事阐发治国谋略，有时因时制宜而制定制度，大事小事全都完备，张弛宽严都很适宜。这大概是因为洞察事理精微，所以见识深远；经历世事长久，所以谋虑周详；如此详细而周密，才能继承并承受宏大的基业，得到上天佑助和启迪。圣哲的这些话，实在是亿万年承前启后、可以遵循的最高准则。顺治年间，曾因整理记注旧文而进行编纂修订。《圣训》一书还没有完成这项编纂事业。圣祖仁皇帝特命儒臣详细加以编辑，按事情分类，共二十八类；按言论分条，共一百一十余条；汇编成六卷，体例和要旨都写得清楚明白。朕在宫中侍奉 皇考承受恩德、勤勉教诲以及早晚问安的时候，都已充分听闻 祖训。后来继承大统，心中切切希望继承发扬前人的事业。早晚披阅陈列的文献，反复推求仰观，心中与治道要旨相契合，言语切中事机，所蕴含的意义宏大深远，涵盖天地。文辞明白显豁，光彩如日月星辰，留给后代丰厚的遗泽，永远昭示法度与守则。因此刊刻成书，恭敬地交付雕版印刷，颁行给朝廷内外。

译《尚书》说：“圣人的谋略广大无边，美善的言论极其彰明。” 又说：“圣人有谋略和训诫，明白的征验足以安定、保护我的子孙臣民；愿他们诵读学习、遵循实行，永远恭敬地承受于世世代代。”谨为《太宗文皇帝实录》作序。大概敬思 太宗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天资敏捷，敦厚勤勉，宽广仁慈，早年便跟随 太祖襄助建立大业，才华德行冠绝当世，朝廷内外都归心敬服。到了继承皇位之年，敦睦宗族，收抚众人、安定百姓；统御将领、率军征伐，开拓疆土，军威层层震动四方，却以不嗜杀戮为心；武功显赫，却以善于养民为要务。保存朝鲜原有的土地，抚恤蒙古遗民。明朝政治纲纪败坏，天人与人共同愤怒，而且过去又同我国有嫌隙。于是顺应天意人心，率领军队直抵燕京，宣布明朝的罪状而讨伐它。仍想到他们属于中国，功业将成之时却没有夺取其土地。他天性仁厚，气度恢弘开阔，本来已经超越历代帝王，包容六合了。至于设置官职、分掌职务，推举贤能，恩泽广大，刑法公正。设置制科以崇尚文教，开放言路以尊重忠良。宏大的规章、巨大的典制，巍峨而光明，全都是统一天下的大谋略、百世可遵循的良法。世祖章皇帝编纂成 《实录》六十五卷。圣祖仁皇帝命儒臣搜集考订、修缮抄录，编成书册，收藏时格外谨慎；皇考世宗宪皇帝孝心深切，崇敬 先帝，亲自加以披阅，认为前后文字还没有完全统一，又命臣工校对，并且 亲自阅定。朕仰承先帝遗志，庄重诵读，反复思考，完成了这件事。追想这些帝王典籍，是商代盘庚之书和前代帝王的美好典范；天球、琬琰，是宗庙中的重要礼器。从前的君主珍重它们，把它们视为世间宝物，奉持而不使之失坠。何况其中所记载的典章制度、所流传的谋略功业，是创建国家、治理天下的图谋，是开启太平、遗留安定的要旨。煌煌的简册，世世昭示法度和守则，哪里只是像帝典、商盘、天球、琬琰那样珍贵呢？谨序。世祖章皇帝《圣训序》。古代帝王顺应天命而兴起，开辟万物、成就事务，具备统治天下的规模；凝聚天命、接受诫命，具备作为天下师表的典范。所以言语一出便成为经典教诲，思想所及之处，普天之下都归向仁德。遍观历代记载，起始于《二典》，人伦常理在《九畴》中得到叙述，无不播为成法，光明如日月星辰。简册都还保存着，可以考察而知。恭敬地想我世祖体合天道、隆盛运数、安定统绪、建立皇极、英明睿智、恭敬文治、显扬武功、大德宏功、至仁纯孝章皇帝，禀有岐嶷卓异、首出群伦的资质，建立永远清平、大定天下的功业。年幼便登上帝位，统一车书，义声远达于梯航所至之地，仁德声誉遍布街巷。盛大的德行和功业，与日俱新，自唐虞三代以来，史册所传很少有能比得上的。至于广大无边的圣人谋略，包容万物：大的方面涉及伦理教化、纲常大义，连里巷百姓日常的饮食起居也没有遗漏；精微方面深入身心性命的奥妙，而宫廷府署的制度典章也必然整饬。大小无不包括，纲要条目尽善，根本在于精一执中的深奥道理，以成就经世治物的宏大谋略。向各方广为宣告，严明、和悦而诚挚地训诫有职之人，深切周详，意义都出于至诚，道理尤其合于专一不二，用来光大前代的功业，开启万年有道统治的长久基业，远远地同天地一起光明。我 圣祖仁皇帝亲自承受 先帝的训诫，命儒臣分类编辑，共计一百一十三条，汇成《圣训》六卷，以流传久远。我 皇考心切于继承先志，在宫廷中日夜勤劳，追述 先帝的谋略；朕在侍奉起居、问寒问暖之时，恭谨地听闻并牢记。后来继承大统，志在显扬先德。早晚披阅，完全看见开国的经纶谋略超越前古，以及留给后代的谋划和安定后世的深远安排，遗泽无穷。因此恭敬地付之雕版，昭示臣民，使远到海角日出之处的人都能看见光辉，把它珍视如河图，把它信奉如蓍蔡。愿以此为训、以此实行，恭敬承受而不改变，希望道德归于一致、风俗归于同一。唐代的《政要》、宋代的《宝训》，哪里能够同日而语呢！谨序。世祖章皇帝《实录序》。我国家承受 上天的眷顾和命令，统一万邦，凡日月所照之处、凡有血气的生灵，全都深切地以尊敬亲近为心。也正是凭借这种小心谨慎、恭敬戒惧的诚意，才能贯通 帝王事业并使之彰明。因此，朝廷、宫廷和各府署的政务，无不参考考察古代训诫，广泛符合人心；制定于一时，考虑却周全到万世。太平之治接连兴盛、和洽累积，直到今天，海角的百姓安然想见盛大的德行；确实是开国的规模谋划深远，遗留的谋略久远而流传的恩泽长久。大概敬思 世祖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神明英异，天性聪颖，年幼即登帝位，继承我 太祖 太宗的宏大事业，努力建立伟大谋略，勤勉思考天下的最高治理。当时，流贼已经进入京师，明朝的国运已经陷于动荡。于是因明将吴三桂的请求，命将士入关，平定燕京，消灭群盗，把百姓从水火之中救出，安置到安乐的席位上。于是主持 郊祀，正式颁布历法。自古以来，以正当方式取得天下的，没有能够同他相比的。政令彰明施行，各项制度都得到举措；洗除前代烦琐苛细的弊政，广施新朝的恩泽，治理教化广泛融洽，通达四方。于是制定礼仪、制作乐章，施行教化、明定刑法；虚心尊崇贤能，推诚接纳规谏；斟酌增减损益，秉持至中之道而适时施行，写成谋略训诫，记载在简册中。伟大而盛美啊！子孙世世代代守护它，以成就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事业，就在康熙十一年。圣祖仁皇帝特地开设史馆，编纂辑录 《实录》共一百四十六卷，至雍正十二年完成。皇考世宗宪皇帝恭敬地阅览全书，又命儒臣重新加以校订。事情尚未完成，而 皇考驾临上天，朕在哀痛之余，命令将书稿陆续进呈，恭敬地加以披阅。呜呼！看见 世祖 和圣祖经世谋国的伟大典章，就知道创业是多么艰难；想到 世宗继承先业、述行先志的深厚心意，就知道守成也并不容易。方策中可以流传的，是已经形成的纲纪轨范；早晚不间断的，是兢兢业业的一片忠心。怎敢不反复体会并恭敬承受它，以迎接 上天无穷无尽的福佑？那么这部书，实在是致力于达到太平之治的开端，是万年不朽的宏大宝藏了。谨序。《御制文初集》卷八。《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初集》卷九。序。

译圣祖仁皇帝《圣训序》。自古圣人，承受天命而降生，作为百姓的君主和老师，必定具备诚实聪明、睿智通达的资质，首先出类拔萃、承受天道，以安定谋略、建立皇极。凡是他们经纬治理万事万端、施行常道训诫的，无不深切明白，光照如日月星辰，文采如云汉。典谟中所记载的，雅颂中所陈述的，唐虞三代的盛治，正如出于一辙。恭敬地想 皇祖圣祖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圣明德行广泛运行，长期施行治理而教化成就，文治光明显著，武功显赫盛大。天下内外、深山穷谷中的众人，全都浸润在仁心仁政之中。教化之意无穷，训诫言辞深厚。历来考察熙明盛世，还没有能达到这样崇高隆盛的。于是我 皇考世宗宪皇帝凭借 圣人继承圣人，任用人才、施行政务，一一仰承效法 前代的美德；已经编纂修成 《实录》，成书后又分类恭敬地辑录 《圣训》六十卷，使 皇祖六十多年恭敬地 敬天尊 祖、治理国家、保育百姓，以及农田、学校、礼乐、兵刑等盛大事迹，见于君臣从容问答和进谏论事之间，灿然常新，条理完备，永远留给我后代子孙，作为亿万年太平盛世的法式。大概 皇祖天性本来就安于圣道，兼具开创和守成的才能，实在汇集了千古圣帝明王的大成，因此 圣人的谋略广大无边，明白的征验足以安定保护，宏大的纲领和巨细条目，有要点也有条理；精一专中的心法，传达平坦无阻的王道，都不超出这些。我这个晚辈，从前还在幼年时，早早蒙受圣祖慈爱，赐予在宫廷中抚养，只恭敬地听闻 训诲教导。如今承受这份基业和统绪，继承先人的见闻和美德，战战兢兢、勤勉不懈，早晚反复寻绎，只希望努力遵循。祖训，以不辜负 皇考善于继承、善于述行的遗留谋划，只是金匮石室中的收藏，朝廷内外都没有人能够看见。于是命儒臣恭敬谨慎地缮写，交付雕版印刷，希望我 皇祖圣祖仁皇帝建立中正之道、表率天下、启发百姓、觉悟世人的言论，昭明地流传于天下，群臣百官、士人百姓都得以逐渐受到圣训宏大深厚内容的熏陶，并且遵循实行而不厌倦，这不也是上天的福佑吗？谨序。《圣训》宏大深厚的教诲，群臣百姓都得以逐渐受到熏陶，并且遵循实行而不厌倦，这不也是福佑吗？谨序。圣祖仁皇帝《实录序》。皇祖圣祖仁皇帝临御六十一年，光辉功烈照耀古今，积累的恩惠和承袭的恩泽浸润天下；他的功德盛大，全都记载在 《实录》中，流传千万年。我 皇考世宗宪皇帝亲自撰写的序文，推究根本，归结于 上天诚信地保佑下民，列祖为后代留下福泽，笃厚地生出 至圣，开创了自远古以来未曾有过的盛大事业。文辞光明，内容广大精密，已经达到极致，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我这个后辈恭敬地承受宏大基业，继承先人的见闻和美德，战战兢兢、勤勉不懈，仰望思考如何继承和发扬。皇祖 皇考形成的成法，每天在处理政事以前展开诵读 列祖的《实录》，周而复始。皇祖的《实录》篇卷浩繁，我按日恭敬阅览，寒暑从未间断。到如今已经反复阅览过好几次了。追想《尚书》《史记》所记载的古代帝王治理教化的盛况，各自都达到了极致。而孔子谈到尧说：“只有上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广大无边啊，百姓无法用言语称述他。”谈到舜说：“不加妄为而天下得到治理。”孟子则说：“王者治理下的百姓，生活安乐而和悦。”我曾推究玩味其中的意旨，想见唐虞盛世如日当空的景象，直到如今才想到 皇祖时代的百姓，或许因此能够理解孔子、孟子的话，确实可以说他们懂得圣人了吧？皇祖从亲自处理政务开始，就亲手铲除三藩，荡平安定南方疆域，使滇、黔、闽、粤深处如同日月照临，扫除阴霾。天下的百姓纷纷向往风化。于是安抚他们、养育他们，用淳厚的风气温暖他们，用甘霖滋润他们，用浓厚的教化浸润他们，用大化陶铸他们。几十年之间，南方安定了台湾、澎湖，北方犁庭扫穴于沙漠；命令将领大举征伐，却没有给乡里百姓带来征发的警报。亲自来到淮河，指授方略，历经吴地，登上会稽山，登临岱宗，拜谒阙里；向西巡行关陇，抵达云中，三次朝见 祖陵，巡视东海；每年出塞到塞外狩猎，前往上都。他的作为如同天体运行般刚健，古代没有能超过的。学校里歌咏仁德，农民百姓乐于从事自己的事业，市场店铺繁盛富足，士卒训练有素。人们和乐融融，仿佛忘记了无事可做。在此期间，他校正日晷星纬，考定律吕尺度，确定标准音，焕然写成 宸章，挥洒成 奎翰，汇集古代帝王文治的大成；而 深宫之中安穆清静而幽深，凝然看不见经营安排的痕迹。他简拔任用公卿百官，量才器使并责成他们完成事务；俊秀长者、魁伟硕大的人才分布在各个职位上。外而从手持节钺的封疆大臣直到郡守县令，贤能与否、清廉与否立即判明；剔除侵吞贪蠹，勉励廉洁公平，吏治蒸蒸日上，不烦劳于反复考核，而德意得到充分宣达；免除拖欠，赈济灾民，大赦缓刑，指挥号令 从深宫之中迅速传遍万里，普通男女没有不受到浸润涵养、受到德化鼓舞而不能自已的。当那个时候，确实可以说是“不识不知，顺从上帝的法则”吧？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遗留的恩泽和余下的功烈深入人心，牢固凝结而不可解脱。回头追溯 鼎立成功的初期，百姓的歌咏思念仿佛就在昨日。于是恍然说道：“这就是所谓仁德至极如同上天，百姓无法称述他；不妄为而得到治理，恭敬端坐面向南方而治；也是孟子所谓王者之民安乐和悦的境界。唉！四海九州的百姓都无法称述，我这个后辈又哪里能够称述呢！”回忆自己幼年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皇祖抚爱我，我每天侍奉在 左右，他用人行政的事情，都是我亲眼见到、亲耳记住的；简册上的记载，就像用斗杓衡量、依照天体运行次序、测定太阳一样，所能见到的只是迹象而已。那庄严肃穆的运化，那重重光明，终究没有人能够说清它为什么如此。我在盥洗诵读之时，叩首恭敬地为它作序，以记下继承庭训、接续统绪的诚意，永远不懈怠。

译世宗宪皇帝《圣训序》。自古以来，拥有盛大德行和功业的君主，如果谋划周详、留给后代的谋略深远，就一定会施行常道训诫，以彰明足以安定保护后世的征验，并记载在简册中，以显示经世治理的业绩。这不只是为一时的功业考虑，也将用来示范给后代子孙，昭示法度和守则。我的皇考世宗宪皇帝，确实具有聪明睿智的资质，建立中正之道、树立皇极，取得了盛大的太平治理。在位十三年，体察 圣祖的心意，把它作为治心的方法；以圣祖的政务作为施政准则，恭敬承受 郊 郊祀、宗庙之礼，厚待和睦宗亲，整顿官府，修明法度，端正人心，淳厚风俗；文治武功兼备，礼仪有序、音乐和谐。凡是宏大的纲领和细小的条目，无不在 深宫中以刚健有为的精神默默运筹，以谋求天下安定，并考虑长远之计。圣人的谋略广大无边，有经典也有法则；有时因人施教，有时随事发表言论。保存下来深沉厚重而有条理，发明道理时如水流散开，通达而没有凝滞。它同二帝三王君臣间的从容问答、进谏斥责、咨询警戒和训诰告诫相比，哪里有什么不同呢？确实是光辉灿烂的皇帝诏令，是治理太平的模范。难道不能说是极其盛大吗？已经命大学士等人详细谨慎地编纂辑录，恭敬完成 《世宗宪皇帝实录》一百五十九卷，又在按年代系日编排的基础上分类完整记录，恭敬完成 《圣训》三十六卷。仰望思念 皇考的德行与天地相合，光明同日月并列，次序同四时相参，亲自承受 圣祖仁皇帝深厚的遗留，善于继承、善于述行，因此保守太平、持守盈满，使百姓和洽、万物丰盛，把敦厚宏大的精神寄寓在明察施政之中，以整齐严肃兼具宽厚仁慈来达到治理，规章条目明亮如星日。难道只是我这个后辈早晚勤勉戒惧的一片心意，希望谨慎严肃地遵循并继承守护吗？宏大的基业从今以后延续亿万年，子孙臣民沾受太平和洽的恩泽，也希望全都能够遵循 圣训的光辉并歌颂 宏大谋略的充实完善。谨序。世宗宪皇帝《实录序》。国家承受 上天的眷顾和命令，汇聚吉庆、传下光辉，世代相承、连续不断，于是我 皇考世宗宪皇帝承受 三位圣祖的宏大福佑，恭敬地继承 圣祖仁皇帝的宏大事业，早起晚睡，日夜勤劳，使天下达到和谐恒久，以大大延续亿万年无穷的福祉。深厚的德行、崇高的功业，充满简册，巍峨而光明；太平治理的盛大轨范，从来没有超过这里的。皇考天资敏捷，敦厚勤勉，仁慈孝顺，年幼时便已养成这些品德，承欢于 圣祖身边，友爱同胞；等到承受大统，一切礼仪都隆重完备。庙号的尊崇，没有不是由 皇帝内心裁定，符合典章法则。仰望思念 圣祖仁皇帝临御六十多年，恩泽广大而惠及人心，淳厚的教化流布四方；天下各地丰足安乐、太平盛大的福气，已经达到极盛，无法再增加。皇考承接极盛治理的余绪，因时制宜，以善于继承、善于述行来承续先业。只是以诚实作为根本，以敬慎加以持守，以中正实行，以宽厚仁慈作为归结。因此能够杜绝在太平时代玩忽光阴，延续升平的安泰运势。大经大法灿然明备，成为后代子孙效法的准则。荐献芳香。郊 郊祀、宗庙祭祀一定亲自参加，又遍行各种祭祀礼典，安抚各方神灵；偶尔遇到水旱等轻微灾异，便在深宫中祈祷，没有不暗中得到感应、立即应验的。圣人的学问高深，探究性命的精微，掌握治理太平的要旨；天德和王道，始终贯彻如一。隆重礼敬 先师孔子，增加对先儒的祭祀；尊崇文教、重视道统的典制，超越通常的制度。又表彰经学，广泛勉励士风，招揽俊才、兴起贤能，形成了盛大的德化成就。辟雍的钟鼓，前后相继归附的风气，几乎没有能够超过的。想到任用人才是爱护百姓的根本，从公卿孤卿到下层各部门百官，都通过明察选拔、公正任用，称职地担当使命。而郡守县令这些亲近百姓的官员，以及封疆大吏中负责督察统率的人，尤其得到重视。圣心重视抚养爱护百姓的方法，严厉惩罚贪污。使四方眼目都能明察，使四方耳朵都能听见。赐予复业，免除租税，使农田和桑蚕遍布原野，终于使百姓达到安居如坐安席的境地。刑罚，是用来辅助政教所不能达到之处的。皇考如上天一般爱惜生命，已经刊行颁布律令，使愚昧百姓更加重视不犯法；又详细制定贵贱服色、军民婚丧礼制，更加阐明 圣祖的谕示十六条，细致加以训释，使家家户户都明白，大家一致顺从教化。河防关系到漕运道路和百姓生计，万里黄河汇集百川之水，经过兖、徐向下流去，每年都苦于低洼泥泞。皇考默默运筹神妙谋略，指示规划治理；加高加长淮河的石堰，开通三省的引河，迅速拨发国库钱财，终于取得成效。又如吴越海塘、南北水利，凡是能够惠及百姓的，全都因时制宜地修治兴办。先前 圣祖亲自统率六军，平定北方沙漠；威灵所到，青海、扎什、巴图儿等部震恐服从命令，于是广施特殊恩典，授予爵位官秩，延续将近三十年。后来罗卜藏丹津与吹拉克、诺木齐等人竟敢首先制造叛逆谋略，扰乱侵犯边疆。皇考宣布罪状而加以讨伐，秘密把方略授予统兵将帅，兵锋所指，如雷电扫荡、疾风驱逐；凯旋而归，献上俘虏，在太学刻石记功。准噶尔在西部边疆蠢蠢欲动，多次在喀尔喀部落制造祸患。南方苗蛮势力蔓延，行旅和居民苦于受到侵掠。皇考为藩属地区的长远利益着想，为边远地区谋求安宁，有时命将出师，有时晓谕文武诸臣，随时势妥善搜捕剿除。至于叛逆的夷人悔过止祸、输诚归顺、倾心献纳土地，便都宽赦他们过去的过错，曲加包容。德行和威势一起显耀，没有遥远之处不能达到。赐给安南土地，减少朝鲜贡赋；俄罗斯、南掌等国地处阻隔幽深之地，也都逐渐受到声教感化。至于警戒怠惰荒废，矫正浮薄风气，寻求言论、采纳谏诤，教导孝行、褒奖忠节，以及多方培养宗室天潢后裔，无不如此。八旗这一根本之地，也预先周密筹划。向臣工颁布训谕，是为了整饬官员常法；把侯爵封给明朝后裔，是为了显示特殊典礼。丰厚富足遍及万国，而服饰车马等供御之物也各有制度。圣上的生活十分俭朴，祥瑞应验显现在众多征兆之中，而忧劳勤勉更加努力，昭明可见。圣德是这样谦逊，大概正是因为我的 皇考内心诚敬的本意、中正之道和宽仁之恩，全都与圣德相契合吧？圣祖安抚万民、建立治国的最高准则，十三年间始终如一，所以他的治绩如此盛大，纲举目张，天下安定平和，百姓安乐富足，流传得越久，越足以效法和遵守啊！我这个后辈即位之初，就命监修总裁大学士等主持率领儒臣，考核历年记载，恭敬谨慎地纂修，分次进呈。我斋戒肃敬地披阅，到如今历时五年，恭敬地完成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世宗宪皇帝实录》一百五十九卷。从前唐、虞、三代制定治国保邦的道理，都完备地记载在典籍中。只有我的 皇考正逢盛世相承、教化累积的隆盛时期，励精图治，制定的良法和美意，历久而更加崭新。这些写在玉简、收藏于琅函中的文献，实在可以与《典谟》《训诰》相互辉映。因此装裱修缮，恭敬收藏，早晚诵读，用来记载并反复思考。遵循德行的意义，给后代留下福泽，永远没有穷尽。谨作此序。

译《日讲春秋解义》序 我曾考察《春秋》经文，不过一万六千三百多字；自从三传以后，群儒的义疏累计达数千万字，但其中难以说明的微言隐义，仍有十分之六七。大概这部经书是孔子亲自删定的，文辞简约而意义深远，圣人的心意运用其中，每举一件事，它的意义必定贯通全经，不像其他经书一章一节各自指向一件事，即使有些地方不相通，也不妨碍整体可以通晓。因此程颢、程颐和朱熹二位先生深入探究、竭力索求，最后都认为难以阐明而停止。到了明初，胡安国的说法于是独自列入学官；这是因为朱子深感此经难以贯通，便教门人姑且依从胡氏的说法。然而，如果说胡氏以义理强行穿凿，那么这并不是真正的义理，而且显然不能与圣人删削经文的本意完全相合。所以自明以来，虽然著为功令，科举士子把它奉为程式，终究不足以使学者心服。我圣祖仁皇帝天资聪颖，从幼年起就笃爱经书以及 亲自总理大政，每天天刚亮便出来视朝，早朝裁决各种政务，刚刚完毕就 召见儒臣讲论经义，探究其根源，参验综合各家言论，以求得到最恰当的结论。经筵所进讲的《四书》以及《尚书》《周易解义》，都是由 圣心亲自裁定、认为没有遗憾的，所以立即刊布。到了晚年，认为明初《五经大全》采集讨论还不够精详，便口授指画，编成《周易折衷》一书；至于《诗》《书》《春秋》，则 命令重臣开馆编纂，而 亲自厘定；只是三礼规模宏大，尚未议定纂修，大概是另有等待。 《周易折衷》成于康熙五十四年，《春秋传说汇纂》成于康熙六十年，已经颁布。其余两经则到我的 皇考继承先业以后，才依次完成并告成。皇考极为孝敬、尊崇亲长，凡是 皇祖的一言一行，没有不恭敬地加以述录，用来昭示后世；这一点令人感念。钦定《春秋》对胡氏的说法已经多有驳正，那么廷臣当日所进的讲义，完全遵循胡氏旧说的地方，在 圣心看来自然有许多尚未融洽之处，因此拖延了很久，始终没有宣布，必定要等各经全部编成以后，再重新加以讨论，所以又下达了 谕旨，命果亲王允礼、大学士张廷玉、内阁学士方苞详细校订。始事于雍正七年，恭敬进呈 御览两次以后才告成。全书共六十四卷。乾隆二年刻板，完成后，群臣请求撰写序文，颁示海内。朕反复阅览，对于胡氏穿凿附会的说法，忽然像拨开云雾般明白了。关于孔子删削取舍的本意，阐明的也超过一半了。这部《解义》的完成，到现在大概已经数十年了。观察 皇祖久久没有宣布它，可以由此看出他求道而未能完全明见的心情。皇考反复考订以后，才 命令刊行，可以知道善于继承、善于阐述的意义；难道只是这部经书深奥隐微之处将由此得到贯通吗？即使 两朝圣人的心意，以及效法其治道、效法其法则，也都可以在这里看到了。《乐善堂全集》序 朕年少时读《尚书》，看到尧、舜二帝和夏、商、周三代以及后世继承帝位的贤明君主，君臣之间相互咨询、警戒，所关注的只是身心性命的根本；他们施行政令、任用官员，也只是以道德为根基，并不拘泥于事务末节。后来考察《诗》《易》和四子之书中的言论，凡是论述政治的，都与《尚书》所说相同，它们的宗旨彼此表里相应。后来广泛涉猎各代史书，才发现即使是明盛之世，竭尽心力忧虑的事情，大多详述于事功，而忽略了根本。教化的升降、治绩的高下，其分歧实际上就在这里。因此我每天都勤勉不懈，寻求取道入德的门径。皇考以阐明义理、树立诚心的大训示我，使我大致懂得了贯通一体的道理。又想到修饰文辞必须以诚为根本，所以凡是见于古文、诗辞的作品，都把诚作为宗旨，不敢有二心。从前庚戌年，我曾把几年中所作的序、论、书记、杂文、诗、赋编次为十四卷，放在几案上，时时依据其中所说来检查自己的行为。此后所作的文章，大约是以前的四倍。继承帝位以来，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战战兢兢、勤勤恳恳，只怕一件事处理不当，辜负了 皇考托付的重任，再想像从前那样从容享受文学笔墨的乐趣，已经不可能了。然而只要稍有闲暇，就没有不考察经史、以自我反省的。于是取《庚戌文钞》中所载的文章，保留十分之三；续作中尚未收入的，保留十分之七。总编成一册，共若干卷。并不是想凭文辞自我彰显，只是这部文集是朕早年考察古代典籍、学习经术所得的心得，实在不忍抛弃。从今以后，即使有所著作，有的出自词臣之手，真伪各半，而且朕也不愿与文人学士争奇斗巧，以免反而给后世留下讥讽。因此编纂这部文集，是出于不得已。《礼记》说：‘以自身为本，用百姓来验证。’从前朕检查自己的行为，用来努力使行动符合所说的道理，那只是日常交际应酬的常事。如今所做的事情，无论大小，无不关系到政教的好坏和百姓的苦乐，不能置身事外。因此更加自我警惕，努力承担上天所授的帝位，顾念并畏惧百姓的怨言，希望阐明义理、树立诚心的学问时时在眼前、时时在心中，永远不废。《柏梁体诗》序 我 皇祖圣祖仁皇帝和 皇考世宗宪皇帝曾经在乾清宫召集朝廷群臣，设宴铺席，发给他们笔和纸。先由御制诗起首，群臣依次接续写成，以汉代柏梁台的诗体，延续虞廷群臣唱和的意义，光耀流传于后世，真是盛美啊！朕恭敬地承继伟大的事业，每日勤勉不懈，希望与各位群臣共同谋划治理天下。想到辅佐君王的股肱之臣、卿尹官员，哪一个不是我 祖考遗留下来、用来与朕共同辅佐上天事业的人呢？宗室承担屏藩的重任，又是天潢贵胄的后代，本来就应当亲近。应当借此深厚亲亲之情，叙述宗室内外的情谊。近来腊雪铺满田野，已经预兆两麦丰收；和煦的春风应合节律，大地初次回复春意。于是召集王公卿贰，给他们几案赋诗，一切按照旧制。朕不是想夸耀辞藻、向群臣炫耀，也不是要倡导丰亨豫大的说法。只是想到 祖考把太平盛世的事业遗留给朕，我们君臣何其幸运，能够从容享受它！享有太平并不艰难，保持太平却很困难。群臣应当体会朕的心意。一场宴饮的欢乐，还应当想着继承 祖考的福荫。祖考的良法善政都写在典册上，我们君臣将凭什么建立纲纪、陈明法度，兴盛功业、安定百姓，以光大 祖考的光辉功业呢？群臣应当体会朕的心意。

译《授时通考》序 孟子说：‘不违背农时，粮食就吃不完。’百姓的大事在农业，农业所看重的只是时令。恭敬地把农时授予百姓，记载在《虞典》中。《周公七月》一篇，对日月星辰、霜露时令，以及昆虫草木的变化，说得多么详尽啊！所以先王时代的百姓，没有不因农业而振作行动、恭敬谨慎，来修治农事的，因为害怕错过农时。我的 圣祖仁皇帝勤于询问民间疾苦，首先重视农桑，率领并养育众多百姓，使他们浸润在德泽之中。六十多年间，家家庆贺富足安宁。皇考世宗宪皇帝每年举行亲耕籍田的仪式，为天下率先，兴修水利，扩大储备，为万世建立规范。天下所有百姓，能够扛着锄头、携带饭食，悠闲地往来于田地之间，安居乐业、顺遂本性，衣食日益丰足，哪一样不是我 祖宗日夜勤劳，为无穷后世留下安乐富足的结果呢？朕继承祖宗基业，鉴察前代，生长在深宫之中，长大于保姆之手，确实知道农事的艰难，每天都和中外臣工为百姓筹划解决粮食和日用的根本办法，农夫手脚生茧以及机杼劳作的艰苦，日日萦绕心怀。因此查阅前人的《农桑通诀》《农政全书》等书，赞赏它们用意勤恳而切合民事，便命内廷词臣广泛修订辑录，把各类物候早晚的适宜、南北土壤的差异、耕作时节、储藏方法，以及蚕桑、纺织、畜牧的利益，从经史子集直到农家一类，凡是与农业有关的言论，汇集编成一书，命名为《授时通考》。天道在上面广大运行，于是四时运行、万物生长；地道在下面发育，于是各种物类繁盛、百业成就；人事在其中参与辅佐，于是六府得到修治、三农得到发展，辅佐天地化育万物，本来就是国家的大政。趋赴事务、努力建功，也是民间的根本职业。珍视粮食、勉励农业，亲自耕田、努力收获，上下彼此勉励，不在农时懈怠，以符合朕使天下富足兴盛的最大愿望。阅读这部书的人，或许能够从中有所取法。《御制文初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初集》卷十 序 《大清律例》序 象征刑罚的制度，最早见于《虞书》。至于施行刑罚的方法，则说要慎重、怜悯、明察、公允。一篇之中反复强调了三次。周武王告诫康叔，要施用合乎义理的刑罚和杀戮；《吕刑》则说：‘士师依据刑法公正地治理百姓，以教导他们的美德。’古代圣明君王之所以制定法律、整饬刑罚，把它陈列在宫门外、悬挂在里巷门口，使从朝廷到各诸侯国都共同知道并遵守，只是为了使刑法合乎义理、适中得当，辅助完成教化，以充分体现爱护生命的德行，并不只是向人展示禁令，使人知道畏惧而已。我 列祖接受了 上天明白的使命，安抚治理天下，颁行《大清律例》，使仁爱养育和义理端正各得其宜。圣祖仁皇帝仁慈如天，教化成就于长久之道，德泽广大、恩惠深厚，普遍润泽群生。皇考世宗宪皇帝正逢盛世相承、教化累积的时代，振作兴起而加以更新，亲自制定《大清律集解》，刊刻颁示中外，陶铸训导，使刑罚达到无刑可用的境界，把法之外的仁慈留给后世作为 明训》中说：‘宽与严的运用，必须因时制宜。’这宏大的 圣人谋略，确实是施法用刑的权衡和制定刑罚的准则。朕敬谨继承伟大基业，恭敬承受先帝的德意，深深思考因时制宜的意义，希望在百姓中建立中正之道。于是简选命令大臣，取律文以及历年奏定的成例，详细考察、互相参订，重新加以编纂。衡量天理，参照人情，一概以至公为根本，归于最恰当之处，斟酌增删损益，共分为四百三十六门、一千多条，计四十七卷。条文分门别类、分析细密，次序井然。颁布天下，用来彰明统一遵守的原则。啊！五刑各有五种用法，以彰显上天的惩罚，严肃上天的威严。朕恭敬地承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上天成就的大命，监督并使成文法公布给下民，谁敢不敬慎？虽然如此，有定形的是律令，没有穷尽变化的却是人的情状和伪饰。《易》说：‘君子因此明察谨慎地使用刑罚，不使案件滞留。’《书》说：‘恭敬地按照你处理讼狱的方式行事，以此使我们的王国长久。’愿忠信之长者、慈惠之师者，都谨慎地运用刑罚，敬慎地遵循法律，体会慎重、怜恤、明察、公允的旨意，率领百姓得到治理，辅助常道而能够合乎中正，以帮助朕祈求 上天永远赐予国运，使其确实升入伟大的治道；从事这件事的人，都要更加勤勉敬慎啊！这就是序。

译《御选唐宋文醇》序 三种不朽中，著立言论是其中之一。言论没有文采，流传就不会久远，难道不是这样吗？言论有文采，才能立于后世。文章的体裁并不相同，谈论文章的说法也很多。各种说法纷乱，应当以圣人的标准来裁定，最终必以周公、孔子的言论为归依。周公说：‘言语要有次序。’孔子说：‘文辞能够表达意思就够了。’没有次序固然不能通达；想使文辞通达却失去次序，那么这种言论怎么能称为言论呢？文章波澜曲折，才与天地的文采相似。然而如果意义浅薄琐碎，言辞徒有枝叶，讲究青白相配、雕琢绮丽文辞，那么所谓八代文章的衰落，其过错也都归结于没有次序、不能通达。还可以进一步说：文章是用来充实言语的，而言语本来又是用来充实志意的。如果志意已经荒疏，文章还能依附什么呢？所以孔子又说：‘言语要有内容。’有次序而且通达，通达而且有内容，这才确实是天下最好的文章。昌黎韩愈生在周、汉之后，隔了五百多年，远远继承古人立言的法则；他的文章可以说有次序而且能够通达。然而还必须使他的言论有实际内容，像布帛可以使人温暖、粮食可以使人饱腹那样，那么李汉所编的七百篇文章中，尚且不到十分之三四，何况昌黎以后的人呢？文章达到最高境界，实在很难得到。明代茅坤选取唐、宋两朝文章中的昌黎、柳州、庐陵、三苏、曾、王八大家，各选若干篇刊行于世。直到现在，写文章的人仍把它们读得津津有味。本朝储欣认为茅坤的选本有利于科举应试，而弊病也正在这里，于是重新增删，并附上李习之、孙可之，合为十大家，希望使读者由此兴起复古之志，不只把它作为猎取功名、应试中第的工具，用意确实很好。但他的见识不够公允，判断也不够恰当，因而取舍之处与茅坤并没有根本不同。朕读他的书，赞许他的用意，同时也不能不以他的失误为戒。所谓十大家，只是说他们不是八代的骈体文罢了。骈句固然属于文章体式的弊病，但像唐代魏征、陆贽，他们的文章也多用骈句，而辞意通达、道理深切，足以为世所用，那么骈句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日月附丽于天空，是天空的文采；百谷草木附丽于土地，是土地的文采。造化所创造的事物，难道有固定形态吗？造化使万物各具形态，却不拘泥于某一种形态，难道文章也能有固定的形式吗？关键只在于它所确立的言论究竟如何。朕在处理政务之余，偶尔取来储欣所选的十大家文章，摘录其中尤其雅正的若干篇，合编在一起，以便观览。唐、宋以来，名儒硕士中有次序、有内容的优秀言论，当然不只十个人。即使如此，品尝鼎中一块肉，也足以知道鼎中肉羹的滋味何等鲜美，何况已经斟取了其中最好的肉汁呢？《协纪辨方书》序 从前帝尧命令羲氏、和氏恭敬地把农时授予百姓，百姓于是知道析、因、夷、隩等时节和地势的安排。后世圣人兴起后，将这些道理推演得更加广泛，以至于外事使用刚日，内事使用柔日。这些都记载在经典中，是历代君王不改变的制度。后来逐渐流于泛滥，日益产生讹误，术士用吉凶祸福的说法惊扰百姓，已经无法一一列举。正如褚少孙补写《史记》时所说：‘那一家说吉，这一家说凶；那一家说小吉，这一家说大凶。’茫然无边，不知标准在哪里。自汉武帝以来，已经像聚集争论一样，而荀悦、王充之流斥责这些说法为理性所不存在，抛弃不加讨论。即便如此，上天凭借日月运行四时，人类奉行天道而顺应时令，面向光明时治理，面向昏暗时休息。后世君王、公卿用来奉行天道的方式是这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是百姓奉行天道的方式。否则就不能做到早晚不迟不早，《诗经》对此有所讥刺，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那么举行大事、发动众人，协调五纪，辨别五方，以顺应天地的本性，难道没有一点一分、一节一解，可以推究到最精微道理的地方吗？那些支离破碎、昏暗不明、拘泥牵强而荒诞的说法，是术士的过错，却不能因此因噎废食。钦天监旧有《选择通书》，刻于康熙二十二年。这部书出自星官之手，因沿袭讹误、承袭谬说，实际施行时往往自相矛盾。皇祖圣祖仁皇帝知道它荒率，不能作为训范，曾经编成《星历考原》一书，刊刻颁行，却没有改正钦天监原本，大概是留待后人处理。圣人的心意如此慎重又慎重。朕以此晓谕监臣，监臣说：‘《通书》的错误，确实应当改正。’朕因他的请求，又想到如今还有庄亲王等几人曾经受到 皇祖亲自指授，稍微明白这个道理。如果现在不加以订正，恐怕以后就更加没有可以任用的人了。于是命令编辑成书，颁布天下。与旧本相比，谬说减少了许多；但民间长期沿袭的说法，也不能全部去除，这是为了方便百姓使用。命名为《协纪辨方书》。所谓协纪辨方，就是敬重上天的纲纪，敬重大地的方位。哪怕只是一个行动、一个言语，都仿佛天地在默默监临，何况大的事情呢？如果说：这样就是吉，这样就是凶，这样就是福，这样就是祸，那么明智的人不会这样说。即便如此，敬与不敬之间，吉凶祸福也会随之而来。这就是序。

译《大清一统志》序 只有 上天眷顾我大清，把它所覆盖的天下全都交付给我大清；从东海之滨日出的地方起，没有不率领部众归附的。列祖 列宗德泽丰厚、恩惠广泛，威严显赫、仁惠盛大；大禹足迹所到之处，人口繁衍、物产丰饶，海滨、海岛、大漠、边远蛮地全都隶属版图；设置郡县、修筑城邑，声教传播如风，藩属之国如星拱北辰，接受正朔、归附内地，天下成为一家。远至开天辟地以来未曾归服的地方，有些经过跋涉航行、辗转翻译，历年才到达，仰慕义理而进献珍宝；疆域的广阔，古来没有超过它的。圣祖仁皇帝特意命令纂辑全书，以彰明大一统的盛况。由于卷帙繁多厚重，过了很久仍未完成。世宗宪皇帝即位之初，重新加以编纂，历时十多年，依次完成。从京城附近直到四方边疆，共分为十八省，统辖府、州、县一千六百多个；外藩属国五十七个，朝贡之国三十一个。星野所分、地理书所载、方志所记，上考古代、下证当今，像眉目一样排列、像手掌一样清楚；用地图来详细列举，用表格来标识。全书共三百五十多卷。最初划分十二州，见于《虞典》；《禹贡》一篇详细列出九州的疆域、山川、土地、贡赋、物产，实在是方志的开端。《周礼》中的大司徒掌握天下土地的地图，全面了解地域的广狭和周长，辨别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的名称和物产；土训、诵训、道地图分别记载和讲解地理方志。职方氏掌握天下地图，辨别各邦国、都鄙，以及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等地的人口、财用、九谷和六畜的数量。汉代郡国地志和计书一同上报太史；此后《寰宇志》一类的地理书列入正史的，历代有几十家，大概都是为了观察百姓、设置教化，体察国家、治理天下，彰显皇威所及无远弗届，说明王道没有边界，并不只是为了备查掌故、显示博闻广识而已。巡抚疆域，就要想到开创基业的艰难；考察制度设置，就要想到经营规划的重要；采集民间歌谣风俗，就要想到教化引导的方法；考察奉公清廉、善于治理的人物，就能知道治理的成效，并想到如何振兴、长久养育百姓；核查户口、田赋，就要察看人口和赋税增减的原因，并想到如何怀柔保护、使其繁衍。《书》说：‘上天已经把中原百姓和他们的疆土交给先王，所以君王只要施行德政，使先前迷失的百姓和悦。先王接受天命，我的祖宗能够彰明崇高的德行，因而拥有九州的民众；承继这事业的重任在我身上，怎敢不勤勉笃实地施行德政！’ 前人的功业成就，在我朝廷内外各位官员身上，就是要谨慎牢固地守卫疆土，使万民富足，努力辅佐我修明和谐的中原；也在我的后代子孙身上，就是都恭敬地奉行这种德行，以彰明承受伟大基业，万年永不厌倦。阅读这部编书的人，应当好好体会其中的意义。《八旗姓氏通谱》序 我 祖 宗庄严地承受 天命而勃然兴起，以德威安抚东部土地，以威势震服并覆盖四方；当时万姓之中，众多如龙随凤附，像云聚集、像回响响应，像车辐汇聚、像鱼鳞密集。强者率领部属归诚，弱者全族归附内地。我 祖宗建立军队、设置长官来统辖他们，分属于各旗来加以区别。其中有勇猛的将士、忠贞不二的臣子，在疆场效命，在帷幄中献策；以亲情待之如肺腑，以婚姻加深关系，以爵位和官命酬报他们。等到入关定鼎，有的聚居辽左，有的散居燕畿，赐给他们土地田产，并延及后代。直到如今已有一百五六十年，生息聚居、繁衍昌盛，人数多至万万亿亿。历朝休养生息，温暖培育、抚养保护他们，全都勤勉于我朝的美好事业，使其能够世世代代增长壮大。朕想到 祖宗德泽深厚，不能不继续修明美好的事业，使其更加绵延稳固、永无穷尽。又考虑到物产丰富、人口增多，时代相隔日远，族姓日益繁多，如果不为他们明确章法、统理世系，使他们知道世代德泽的由来，恐怕就不能想到先人的勤劳，也无法光大先人的功业。于是打开金匮石室的收藏，征求典籍记载，考察图谱，查明自从归入我朝以来各姓得姓的起始，以地理标示，以姓名相联，并把官阶、功勋、事绩编缀成小传。功臣旧族、外戚以及各姓百姓，全都分别完备、条理井然，与国史彼此相为表里。从前周代小史确定世系、辨明昭穆；《左传》内外传说，天子树立德行，因出生赐姓，分封土地、命名氏族；而司商吹奏音律来确定姓名。大概万物本于上天，人本于祖先，树木有根而枝叶依附，水有源头而河流由此流出。谱牒是用来联结涣散的人情、维系日渐淡薄的旧俗的，不可忽视。考察从前先民遗留下来的风俗，可见他们敦厚朴实，并不只是凭借世俗声望互相夸耀。这部书的编纂，并不像魏、晋、隋、唐的谱牒之学，炫耀博闻、广泛附会，以豪门富贵和门阀世系为崇尚。《书》说：‘古代我们的先王以及你的祖先、父辈，都共同经历过安逸和劳苦。’ 又说：‘正是你的祖先、父辈，世世代代笃守忠贞，为王室效劳，继承你祖先旧有的职责，不要辱没祖先。’前代的人既然以忠实勤劳庇护了他们的后代，那么今天这些享用先人德泽、承受祖先田产的人，怎么能不使祖先的事业毁坏呢？《书》又说：‘遵循你祖先所行的道路，彰明你君主的治理。’ 这正是朕深切的期望啊！《明史纲目》序 编年体史书何止几十上百家？但一定要以朱子的《通鉴纲目》为准则。《通鉴纲目》大概继承阐述了《春秋》的义理，虽然取材于司马光的史书，却彰明天统，端正人纪，昭示鉴戒，揭示防微杜渐之意，得到《春秋》以大义维护正统的宗旨。即使司马光也有不能窥见其门径的地方，其他史书更不必一一列举了。我曾说，读书立言的士人，评论时代是最难的；如果没有朱子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不能明白治乱兴衰的原因，那么在删削史料、撰写史书时，很少有不任凭个人取舍，失去褒贬公正的。自《纲目》完成后，义理正大，条理精密，后来的儒者有所依据，接续编纂，从宋代到元代，条理清楚，史实分明。至于明代君臣的事迹，编纂的困难更是超过其他史书一倍。因为《明史》已经是在百年以后才完成的，而世道变化、风俗衰败，记载失实；如果再迟迟等待，将凭什么继续编纂并昭示后世呢？于是命儒臣遵循朱子《通鉴纲目》的义例，增删编修，大字书写提要，分段作注以备详说。每完成一卷，便进呈朕阅览；朕也常在政务空暇时亲自拿起朱笔加以参订。虽然对于天人一贯的精微道理还不能完全阐明，但谨严的原则一定守住不失，简明正大的宗旨一定记住并努力实行。这部书完成后，群臣援引唐太宗的事例来请求，朕勉强听从他们的请求，于是为它作了这篇序。

译《律吕正义后编》序 皇祖圣祖仁皇帝建立中正和谐的最高准则，贯通声音气息的本源。钦定《律历渊源》一书，审慎推演历法，以阐明天象星纬；研究数理，以完备成法。至于《律吕正义》，凡是确定尺度、考核度数、制作乐器、审定音律，以及五声二变相互应和的根源，都分析其精微，区分其讹误。古乐的大义由此明白，千古有了定论；今乐的至理由此完备，千古有了正声。这确实是所谓只有圣人才能做到的事。但七政授时、九章算术，直到今天仍遵循不废，而律吕之学尚未有暇施行。太常寺和掌管和声的官署，熟悉乐器却不能探究其中的道理，于是连所熟悉的技艺也失去了，沿袭错误、承接讹误，既不协调又不合尺度，篇章音节非重新厘正不可。和硕庄亲王亲自承受皇祖的指授，贯通乐理；尚书张照深入研究律吕根本，广泛学习前代训说，于是命令他们共同考订。朕亲自加以厘定，无论乐器、音高、宫调，还是声音的高低、节奏的长短，都分辨尺度而使之协调。合适的就仍然沿用旧制，不合适的就改换文辞、调整曲调。有的出自臣工撰述，有的出自朕在政务空暇时亲自裁定，但都必须考察义理的根源、探究制作的本本，然后才 郊祀、宗庙中陈设演奏的乐曲，以及朝会、宴享时演奏的乐曲，律吕各得其宜，歌唱演奏不扰乱次序，八音能够和谐，不再互相侵夺、失去伦次。于是诠释编次，编成一书，使之流传长久。又参照考察前代制度，说明沿革、损益的差异，编成《乐器考》《乐制考》《乐章考》《度量权衡考》，以完备律吕的条理。又推演阐发为《乐问》三十五篇，以进一步说明它的宗旨，于是 圣祖所做的审定音律、制定乐制、制作乐器、协调音调之事，一一落实到实际应用中。从汉、魏直到元、明，各代的是非得失原因，都清楚得可以叙述。因此命名为《后编》，正是用来作为验证。皇祖天赋的圣明神智通达造化的极致，千古以来的作者没有谁能超出他的范围，也没有谁能窥见他的边际；至于继承阐述 先祖的事业，就在朕身上；后人应当更加勤勉，而不敢忘记。《新刻稽古斋文集》序 我的弟弟和硕和亲王所著的序、论、诗、赋、杂文，名为《稽古斋文集》，共若干卷。雍正八年秋天编次，到今年夏天将要付梓时，他来请我把从前所作的序重新书写一遍，置于各卷卷首。距离我上次作序，忽忽已经十七年了。我和王幼年一同学习，一同受课，学习作诗和古文词；那时侍奉 皇考膝下，从容游处于藏书之府，每天沉浸在经史文章之中，世俗的罗网和尘世的事务，一丝一毫都没有使我们的心受到牵累。我们两人互相观摩以求向善，彼此勉励，情意融洽无间，这样将近二十年，兄弟天伦的快乐没有超过那时的。文集中所收的作品，大多是天性真情的流露，洋溢在纸墨之外；读他的文辞，可以想见他的为人。不过我与王同时订定诗文，我在乾隆元年勉强听从内廷群臣的请求，刊布《乐善堂文集》，到如今已有十一年。王现在才拿出这部文集，命令刻印；他的迟疑慎重、不自满自夸，以及谦逊的品德和高雅的胸怀，足以作为师法。这正是我深感惭愧、赞叹自己不能达到的地方。还有一件令我感慨更深的事：自从我登上帝位以来，万事都由我处理，每天战战兢兢，如同驾驭腐朽的车、站在深渊边，已不足以形容我的谨慎。虽然旧日的习惯未曾忘却，偶尔也寄托情怀于笔墨，想求得像从前那样畅快专心地上下古今、流连陶冶，但那种快乐已经无法再得到；而王也掌管八旗事务，统领内府，辅佐政务，不再拥有从前书斋考古的旧日乐趣，大概写作文章的心思也少了。我每次翻阅旧作，俯仰追想往昔，没有一次不因此抚摸书卷、连叹三声。所以王来请序时，不是仅仅重录原序就能尽意，于是又为他写了这篇序。王的年岁一天天增长，德行一天天进步，文章一天天增多，将来如果有第二集、第三集问世，我应当以此为例，逐一为王作序。《惇叙殿柏梁体联句诗》序 乾隆丙寅年秋八月，在瀛台惇叙殿设宴款待王公宗室，这是效法皇祖的做法。当时朕的叔父中列王爵的有四人，皇弟中封王的有二人，皇子三人，宗室王公中有爵位的三十二人。朕想到我们同宗的子侄孙辈，姓氏都同出一源，自从 皇祖以来，有的等待封爵，有的爵位不高，未能列入宴席，十年以来没有举行亲亲和睦的典礼，亲亲之情因而疏远了。于是也命令他们参加今天的座席，共六十二人；因事情未能在当天到达的，又有五十多人。啊！自黄帝、虞舜以来，凭借大德而取得帝位、取得俸禄、取得名望长寿，像我皇祖这样的人，还有谁呢？即使子孙姓氏的繁衍，文王也不能超过他；让眼前这些众多而恭敬有礼的宗亲，我 皇祖 皇考亲临在上、凭临在上，看着我和诸位弟兄、子侄、孙辈同姓宗亲在其中举杯献寿，那欢悦鼓舞的情景，又会是怎样呢？欢乐到了极点而转为悲戚，本来就是感情必然到达的地方。然而今天的宴会，正是我 皇祖 皇考实际亲临、实际凭临其上。各位伯父叔父自然会认为我的话不会错，于是又释然欢悦了。从前汉武帝举行柏梁台宴会，同姓宗室只有梁王刘武和宗正刘安国，其他都是群臣，但仍然因此留下联句诗。唐明皇把集仙殿改为集贤殿，招致贤俊的意义很高尚，但至亲宗室没有参与，也是一项缺典。朕如今把‘崇雅’改为‘惇叙’，用来记载今天的事情，又首先倡作首句，等待众人的作品完成。今天各位铺陈文采、写成诗句，都是我 皇祖

译皇考留下教诲所带来的结果，又何必援引金谷园宴集的旧例呢？考察虞廷旧事，卿云之歌有诗篇；再看周庙，湛露之歌升堂演唱，股肱辅佐的意义由此彰明，上下之间的情谊也因此畅达。群臣都承担辅政任事的职责，承担惠及百姓的寄托，应当有同于先忧后乐的心情。所以以宴会为礼而陈诗，必定有其道理。高声陈说、拜手行礼，难道会是徒然的吗？岁在摄提，月为夷则，西风吹过宫阙，明亮的太阳照耀蓬莱。庆贺秋收，感念 苍穹深厚的恩赐，宴席在上苑开设，仰望 圣祖的美好谋略。兰池澄澈，像镜子一样映出开阔的水影；枫林稀疏，黛色的光影笼罩其间；芦苇藏着回飞的大雁，不必烦劳寄送塞上的书信；水藻间游鱼嬉乐，更使人想起渭水之滨垂钓的故事。召集儒雅之士铺设宴席，并不是为了赏花；面对景物举杯，多半是因为登临而庆贺丰收。桂花香气浸润元殿，刚刚经过中秋的早晨；菊花在待月轩中吐芳，预先借来重阳的景色。园林靠近丰泽园，麒麟凤凰纷纷而来；庭院欣赏淑清景色，鱼龙表演绵延不断。于是厨人设置适合凉爽天气的菜肴，常侍颁赐授衣节的绯色衣服。文思构成，艳丽的笔花吐露；图画般的景色呈现，香气仿佛化作墨雨飘洒。饮三爵而兴致无穷，却还保留恭敬俭朴的礼仪；一日追寻欢乐，怎敢忘记警惕勤勉的告诫？写成千言序文，自惭没有文采；以七言诗句引导吟咏，共同完成整篇诗作。《御制文初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初集》卷十一 序 《重刻十三经》序 班固说：‘六学是君王教化的典籍，是先代圣人用来阐明天道、端正人伦、达到天下大治的成法。’汉代以来，儒者传授经典，有的说五经，有的说七经。到了唐代分列三礼、三传，便称为九经。后来又增加《孝经》《论语》《尔雅》，刻在国子学的石碑上。宋代儒者又增入《孟子》，前明沿袭这一做法，于是十三经的名称才确立。自宋代改变汉、唐石刻旧本以后，五经才有了刻板印本。到了明代南、北国子监刻板流行，笺注、疏解、传义罗列齐备，学士之家都有这些书，传习更加广泛。然而训诂繁多，就容易互相冲突；卷帙厚重，就容易把‘豕’‘亥’之类的字弄错。有的因为一句话的讹误而意义晦暗，有的因为一个字的错误而道理受损；校勘疏略，疑误越来越多，使得后来的学者无从取得正确依据。我朝 列祖相继崇尚文教，考察古典 皇祖圣祖仁皇帝精研大道，尊崇圣学，五经都已经编成书，颁行天下。我翻阅《十三经注疏》定本，想到它经历的岁月已久，刻板日渐朽坏，文字也逐渐漫漶。因此命令词臣重新校勘订正：对于经文中的错字，以及传、注、笺、疏中不相协调的地方，彼此参照以求得正确，各自撰写考证，附在卷末，而不改变旧本的面貌。刊成善本，并不只是为了充作金匮石室中的收藏而已。《尚书》说：“学习古代的训诫，才会有所收获。” 传说说：“经籍是圣哲所成就的大事，它的教化各有适用之处，功用无穷。” 我采纳并考察这些校勘成果，实在没有亲自审定的闲暇，也没有鉴察古今的才识，只是勤勉修习、谦逊求学，日有所进、月有所成；对此有志向，便不敢不努力。从今以后，既然经籍已经校正，就可以深入探究道德的深奥之处，和天下学者一起专心研究经书，敦厚地崇尚实学。希望经义明晰而儒术端正，儒术端正而人才兴盛，光大先王之道，以辅佐政治教化，并宏扬长远的谋略；对此寄予厚望。《重刻二十一史序》《七略》的目录首先列出经、史，后来《四库全书》沿用了这一体例。史书，是辅助经书以垂示训诫的。至于《尚书》《春秋》以及内传、外传，时代已经很早了。司马迁创立纪、表、书、传的体例，编成《史记》。班固以下都沿袭这种体例，历朝执笔记事的人，大多熟悉典章制度，贯通旧闻，广泛搜罗博采，写成信实的史书。后世记事考文的人，全都从中取证。我既然命令校刊《十三经注疏》定本，又想到史书是经书的羽翼，而监本也日渐残缺，于是再次命令校勘刊布，以扩大流传。其中辨别讹误、区别异文、订正错误的地方很多。卷末的考证，也一律依照诸经的体例。《明史》先于诸经完工，合起来成为二十二史，真是典籍府库中的盛大景观了。史书用来显示劝善惩恶，彰明法则和鉴戒；上下数千年治乱安危的缘由，忠臣贤者与奸佞之人的实情，是非得失，都可以从中考察出来。处在今天而了解古代，以往事为鉴来考察未来。扬子云说：“听闻多，就用简约来守持；见识多，就用卓异来守持。”这难道不在于善于读书的人能够自己找到老师吗？《日讲礼记解义序》皇祖圣祖仁皇帝考察古制、崇尚文教，命儒臣每日在讲筵值讲，依次讲解五经和《资治通鉴》，汇集众说，阐明纲要，分条编成解义，日积月累，已经编成书，又译成国书，颁示中外，并分别撰写序言，置于篇首后刊刻印行。《易》《书》《诗》三经先行完工，《春秋》若干卷也在雍正年间刊刻。唯独《礼记》篇卷浩繁，稿本保存在翻书房，长久以来没有完成这项事业。我即位初年，接受儒臣请求，编纂修订三礼义疏，于是取来《日讲礼记解义》原本，校勘异同，归于一是，并命令翻译后刊刻，以备齐五经。恭敬地把皇祖御制原文列在前面，并略述大意，以记载成书的年月。《礼记》出自汉代儒者之手，但其中许多内容本来是七十子所传习的。像《大学》《中庸》两篇，既经宋代大儒确定为孔氏遗书，加以训释并列入学官。其他精深的言论和奥妙的义理，往往同《易》《诗》《书》《春秋》彼此发明，并非董仲舒、扬雄之辈所能比。大概它的来源有根据，距离圣人的教诲本来就不远。虽然《月令》《王制》夹杂增益其中，使后人有所疑议，但先王制度流传下来的说法各不相同；那些事情无法考证、学说也不能强行统一的地方，也已经很多了。依照经文建立训释，以保存旧有面貌，是解释经书的通例。或者班固曾说：“六经的道理殊途同归，而礼乐的功用最为急切。”经礼三百，曲礼三千，难道只是文字而已吗？大概是要用它彰明志向、端正教化，扩大它的防范作用，使天下臣民共同遵守。仰想圣祖序言所说的“把它贯彻到自身，修治并施行于邦国”，正是礼的实质，也是说明经书巨大功用的地方。因文字来探求义理，因义理来通达它的功用，难道只谈章句训诂就够了吗？谨此进一步说明，以加以阐发。至于训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