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制文二集卷二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二集》卷二十八 碑文 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文 太上之举是树立德行，其次是建立功业，再其次是著立言论。但德行和功业都依靠言辞来流传。言辞没有文采，流传就不会久远。文章合乎时代和义理，意义多么重大啊！然而传述德行的文章，往往直截而简略；传述功业的文章，往往铺陈而繁多。直截简略的文章，不凭借文采而德行自然显现，《二典》《三谟》用来治理天下、建立教化，就是这样。铺陈繁多的文章，必须依靠文采，功业才显得明白，《周诰》《殷盘》文字艰深曲折，就是这样。我曾读韩昌黎的《平淮西碑》，更加明白这句话确实不差。为什么呢？淮西藩镇本来不过是家奴一类的人，怂恿纵容、因循姑息，以至于变成敌国；削平它本应引以为惭愧，不可以夸耀为功。幸赖韩昌黎的文章，几乎使这件事与《江汉》《常武》同样被称为功业完成。然而有见识的人本来知道，那篇文章铺陈过多、粉饰太甚，却不知道唐宪宗究竟惭愧还是不惭愧罢了。今天关于平定金川的文章，难道不也有些像这样吗？替它辩解的人说：逆酋只是羁縻于边徼之外，不像淮蔡处在中原，吴元济又是世代承袭的臣子。我却认为，既然已经接受官职成为土司，就是我们的臣子；他的土地近接成都，远连卫藏，就是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土地、我们的臣子，却横生叛逆之心，逐步侵食邻近疆土，将要有大作为；如果不讨伐消灭他，西川就将不得安枕。如今虽然已经完成这件事，与平定淮蔡、擒获吴元济有什么不同？所以应当引以为愧，而不能夸耀为功，原因就在这里。金川事件的开始，见于己巳年告功的文章，此处不再记述；这里只记它再次叛乱、再次出兵征讨的经过，也就是它暗中谋反、辜负恩德，实际上从戊寅年就开始了。戊辰年出兵，实在是因为他们横行不法、不得安宁；军队抵达边境后，他们便困窘乞降，于是赦免其罪并撤回军队。刚过十年，其酋长郎卡便又与革布什咱结怨；又过四年，便同绰斯甲布以及三杂谷交战，而逆子索诺木凶暴悖逆更加严重，自恃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力量强盛，和各土司交战，没有一年安宁。因此各土司都像害怕猛兽一样害怕他，但由于势力分散、力量薄弱，又没有办法对付他。我认为既然已经接受了他的投降，就不应再次用兵；况且蛮触之间的争斗，不值得劳烦王师，于是命令地方文武大臣根据情况加以弹压，令其不得越过内地边界，这也足以使百姓安定并显示朝廷的法度了。没想到地方大臣想息事宁人，往往表现得过于宽纵，逆酋反而认为没有什么可怕，日益放纵。小金川逆酋僧格桑，起初与索诺木水火不容，后来却狼狈为奸。于是索诺木设计杀死革布什咱土司色楞敦多布，夺取他的印信文书而归；僧格桑也侵占了鄂克什的地界，并发兵包围其土司色达拉的官寨，势在必取。总督阿尔泰、提督董天弼知道事情无法掩盖，于是请求发兵。这场战事，有人责怪阿尔泰因循退缩而误事；我却认为，阿尔泰的过错，都是我的过错。金川由于地势险要、民众强悍，长期蓄谋不轨，所以才有“杀到维州桥”的歌谣。【维州本是汉代边徼以外的羌族冉駹之地，蜀将姜维征伐羌人时驻扎于此并筑垒，后来因此称为姜维城。唐武德初年，因其地设置维州，屡次叛乱又屡次收复。广德年间陷于吐蕃，号称无忧城，于是屡次入侵骚扰。大中年间才重新归附内地。五代时蜀国将州治迁移，改县名为保宁。宋景德初年改名威州。元至元年间，将州治保宁县并入。明洪武初年，在州境内分置保县。本朝雍正五年，撤销威州并入保县，隶属茂州。如今当地仍有维州桥之称，而促浸番人把“杀到维州桥”传播成歌谣，似乎是听闻吐蕃旧事，妄想仿效。】由此可见他们没有忘记进犯内地的心思。戊辰年战事中，我军深入其境，多次获胜，本不应赦免其罪而接受投降，这是第一处错误。刚过十年，郎卡背弃恩德作乱，逆子又接踵仿效，朝廷都没有立即发兵问罪，只令地方大臣酌情处置，这又是屡次误事。以至于势力坐大而无法制约，终于不得不出兵。因此我不责怪别人议论我穷兵黩武，反而责怪自己近于姑息养奸。大概中国的制度是：外域张扬武力讨伐，他们就会畏惧而收敛；主持和好，他们就会轻视而产生异心。汉、唐、宋、明覆辙，都足以作为鉴戒。若说我穷兵黩武，那么我承蒙上天恩佑，平定伊犁，安定回部，开拓疆土二万多里，难道还不知道满足，竟想消灭小小的金川，用来夸耀武功、记载功勋吗？不过，平定伊犁、安定回部，事情虽然重大，耗费国库不到三千万，五年多就成功了。这次两金川只是小小的边地，不超过五百里，人口不满三万，耗费国库却达到七千万，成功也拖到五年之后，这是因为每一步都是险地，番奴拼死效命固守，所以才拖延到今天。而我军将军阿桂立志坚定，决策明敏，两位副将军以及参赞、领队诸臣同心协力，各军将士同仇敌忾、奋勇作战，经历大小数百余战，才取得成功。与平定伊犁、安定回部相比，耗费力量反而不止增加一倍。假如不是上天恩佑、助我顺利，众志成城，那么金川还很难说能够消灭，国威或许也会受到些许损伤。此事不能不记载。读这篇文章的人，或许还能够体谅我心怀惭愧、悔过自责都来不及，知道这不是为了称扬功业、夸耀德行而写的，这大概才是我的本意吧？最后系以辞语，用来记载事情的始末。承蒙上天助我顺势而行，众人的意志团结如城，那么金川之乱便不容易说已经平定；如果因此使国威稍有损伤，也是可能的。这件事不能不记下来。读到这篇文章的人，或许能够体谅我连惭愧悔过都来不及，知道我并非为了夸耀功劳、赞美德行才这样说；这样大概才可以避免这种嫌疑吧？于是作此辞，记述事情的始末如此。

译小金川首先酿成祸乱的是僧格桑，他出兵援救鄂克什。【过去称为沃日，如今确定为鄂克什，急呼时便简称鄂什。】竟然抗拒命令而行动。【僧格桑于庚寅年夏天与鄂克什土司结怨，起兵作乱。阿尔泰、董天弼亲自前往告诫晓谕，奏报说逆酋听从教诲退兵归还，于是也就释放而不再追问。没过几个月，他又包围鄂克什。辛卯年夏天，阿尔泰才派兵援助鄂克什，逆酋也于是同官兵交战。】督臣、提臣每件事都迁就退让，知道他们不能胜任，便另授将军。【阿尔泰等名义上请求进兵，实际上仍想迁就以求了事，于是谕令温福由云南前往四川办理军务，又命桂林赶去察看。辛卯年冬天，因阿尔泰始终迟疑玩忽误事，便罢免其职，以温福代替大学士，授为定边将军，由西路统兵进攻；四川总督则命桂林接任，统兵攻剿南路。】攻破巴朗，【过去误作斑斓山，如今改正。】直取达围，进抵资哩，数月后攻克；两路夹击，于是美诺的敌人鼠窜狼奔。小金川又帮助金川作恶。【温福初到西路，立即激励将士攻克巴朗拉，乘胜直取达围，进攻资哩，数月后攻克。随后命丰升额为副将军，与温福共同进剿，敌人不久退回木阑坝。我军进抵路顶宗。桂林在南路，开始时颇合战机，连续攻破约咱卡了等寨，并收复革布什咱被侵占的土地；不久被宋元俊贻误，造成墨垄沟失守。桂林隐瞒不报，被阿尔泰弹劾，因而罢免，命阿桂为副将军前往南路代领其军。南路从达鸟到僧格宗都是峭壁悬崖，碉堡关卡密布。阿桂督饬官军奋勇摧毁坚壁，深入险阻，乘胜进攻美诺贼巢。壬辰年十一月攻克美诺。温福也攻克明郭宗，到美诺与阿桂会师，又督兵攻取布朗郭宗。逆酋从偏僻小路逃入金川，擒获其父泽旺押送京师，随后发布檄文安抚平定汗牛、大板昭等寨落，小金川全部平定；而金川逆酋索诺木又敢于党同作恶、拒不听命，于是调兵合力进剿。】既已平定小金川，【小金川是番语本名。】于是讨伐促浸，【即金川的番语名称。】其地险要，奏报中以“沈”字表示功效，敌人又设置障碍阻挡，绿营怯懦，遇战便退避。【进攻促浸的军队，温福由功噶尔拉、阿桂由当噶尔拉分两路并进。功噶尔拉前面有卡撒了的敌人筑碉断路，无法前进，于是改由昔岭绕道进攻；但敌碉坚固、地势险要，又多雨雪，攻打半年，虽多次夺取敌人关卡，终究没有扼住要害。】敌人筑碉截断道路，无法前进，于是改由昔岭绕道进攻；但碉堡坚固、地势险要，又多雨雪，攻打半年，虽然多次夺取敌人关卡，终究没有扼住其要害。绿旗兵既然怯懦，温福又不善于调度，把两万多人分散布置在各处关卡防守，于是兵力分散而显得单薄。敌人窥见这个空隙，癸巳年六月派数百名番人从小路潜出，煽动诱使已经投降的防拉番人再次叛乱。董天弼庸弱怯懦而失守，被敌人杀死；敌势更加猖獗，骚扰温福的后路，直接侵犯大营。绿营兵众先行溃败，将领中战死的很多；温福率亲兵与敌人搏战，也遇害，趱拉之地再次失守。逆酋等人罪大恶极，更加不能宽赦了。兵力既然无能，将领又判断失误，哪里比得上南路全军撤回呢？【阿桂在当噶率军，军纪严明，士气牢固，敌人不敢侵犯；但木果木发生变故后，当噶也难以独自驻守，于是整顿激励军队，从南路全军撤出。】于是重新调集精锐部队，包括吉林、索伦的强健士卒和火器部队，他们忠心纯正。【此前已经选派八旗兵三千人命其赴四川助剿，却被温福等上奏阻止。若木果木军营当时有满洲兵在，绿营便有所倚仗，也不至于仓皇溃逃；这件事仍是温福自己误事。幸而阿桂一路军容整肃，于是授阿桂为定西将军，又选健锐火器营兵三千、吉林索伦黑龙江兵四千，迅速赶赴军营，重新筹划进剿。】仍分两路，堂堂正正地进攻，不到十天，美诺重新平定。【癸巳年冬，将军阿桂率军由西路进攻，南路命明亮为副将军进剿，两路并进，所向皆克，不到十天便收复小金川全部地区。】进入谷噶后，马尼也攻克；平日训练的旗兵果然发挥了力量。【阿桂等于甲午年正月抢占谷噶了口山梁，明亮等也在这时攻克马尼。两路军队都因八旗精锐奋勇争先登城，绿营受到激励，也都争相效仿，所以战绩取得得很快。】分三路推进，其中一路在宜喜，另一路在绒布遇到险阻而停止。【副将军丰升额与舒常驻军宜喜，和阿桂、明亮共同形成三路；但宜喜一路进攻半年没有前进一步，明亮则从马尼攻取木谿卡、卡角，抵达庚额特，也因险阻不能前进。】

译于是驻军绒布寨。阿桂在西路屡建战功，攻取罗博淜普，进逼逊克宗【甲午三月，阿桂攻克罗博瓦山梁；六月攻克色淜普。这些寨子山峰险峻、碉堡坚固，贼众拼死防守，官军都攀登险峻山势，奋锐进攻，歼灭了很多贼兵，于是进逼逊克尔宗】。攻打喇穆山梁，攻取日则了口，又攻取黙格尔以扰乱敌军后路【我军攻克色淜普后，贼众更加竭力防守。阿桂侦察得知，喇穆山以西峰崖陡峭，贼军防备稍有疏漏，于是分兵越过险地进攻，占据了全部碉堡，并攻克日则了口，这也是六月中的事。此后军队推进稍受阻碍，到十月初，又绕道进攻，攻取黙格尔山梁；荣噶尔博日尔进入当噶的贼兵，也都被截断在后方】。明亮、宜喜也占据了山岭，却又难以推进，只能徒然望洋兴叹【宜喜是贼军的重要关隘，防守极其严密。丰升额、舒常进攻了一年也未能攻下。后来命丰升额改赴西路，舒常留在那里仍然不能前进。甲午年夏天，因明亮在绒布屡攻不进，不宜把军队滞留在无用之地，便命他分兵七千移攻正地。明亮派侦察兵前往探查，不见贼军踪迹，难以轻率进攻，于是也赴西路协同攻剿。阿桂发札制止他，防止绰斯甲布土司请求明亮驻守宜喜。绰斯甲布土司并愿意充当前锋，明亮于是出其不意，分兵冒雨直进，占据宜喜山梁，并攻取俄坡格勒古。贼军因挖掘壕沟截断道路，明亮等又被阻挡】。直到昨日乙未年，才略微攻取康萨尔木思工噶的贼军碉堡并将其毁掉【阿桂攻取黙格尔后，想乘胜直进，贼军又在康萨尔山梁抵抗阻挡了两个多月。乙未年正月，阿桂派兵分路潜进，拔除鹿角，连续越过重重壕沟，跃上碉顶，于是毁掉碉堡，歼灭许多贼兵。四月又攻取木思工噶，克复了了口，从此向下压迫敌军的态势更加顺利】。明亮在河西也有所占据，直抵日旁以前五十里的道路【明亮因达尔图的道路被贼军截断，和阿桂商议，认为应当仍从宜喜一路进攻；又派西路军一千人，由福康安率领前往攻克甲索碉卡，海兰察也前往防守进攻。各军合力夹击，先攻克撒撒谷；日旁右面的沙坝山，以及达尔图得楞和沟内的斯年木咱尔等处的贼军，都纷纷放弃碉堡逃走，周围五十多里内的寨落全都被焚烧】。夹河的两路军队可以互通声息，并且肃清逊克尔宗的后路【五月中旬，明亮攻克额尔替碉卡，可以由此下到平坡；六月间又攻克石真噶寨。阿桂派兵沿河从赤尔寨进攻隔河的沙尔尼一带，两岸夹击，声息可以互通。等到阿桂攻取噶尔丹喇嘛寺等处，居高临下取得地势优势，考虑到逊克尔宗位于我军后方，留下它不是办法，于是派兵分三路推进。丰升额督军攻剿，有的砍破寨墙进入，有的架梯越墙前进，于是攻取了碉堡，杀死的贼兵数不清，后方更加肃清】。攻取菑则大海、昆色拉枯，层层击破要隘，步步越过崎岖险地【阿桂认为昆色尔喇嘛寺位于拉枯喇嘛寺之上，是这条道路上尤其重要的关隘，菑则大海也应一并攻剿，于是分派将领率兵同往。昆色尔山梁最为险峻，官兵都像蚂蚁一样攀登而上，攻占其碉寨后又纵火焚烧。拉枯喇嘛寺也攻取了，菑则大海又被攻下，官兵无不越过险地登上山岭，飞驰冲入】。于是攻克勒乌围，红旗飞快传递而来；四月的大捷还没有传到，等到攻克西里后，便如同从高处倒水一般攻取科布曲【曲】索隆【古】，不久便使其倾覆【阿桂于八月十五日夜间攻克勒乌围，附近六十多处碉卡、木城一夜之间无不摧破，八天后红旗传到木兰，详情见《闻捷凯歌》和《志事诗》】。自从上奏报捷以后，过了四个月，虽然不时有所攻克和俘获，却不能深入敌境；直到十一月初攻克西里，军威更加壮盛，而贼军的形势更加窘迫。不久又攻取科布曲、索隆古山梁，攻克格隆古兜窝等重要关隘，又扫清安布鲁木一带，更加取得了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形势【阿桂八月十五日夜攻克勒乌围后，附近碉卡、木城六十余处一夜之间全部摧毁，八日后红旗传到木兰，详情见《闻捷凯歌》和《志事诗》】。雍中喇嘛寺和舍齐喇嘛寺很容易攻下，像摧折朽木一样；秘密包围噶喇依的贼军，他们还能逃到哪里去【阿桂从索隆古进攻朗阿古后，朗噶克了口等处都被攻克，并占据噶占山梁。十二月十七日，于是从玛尔古、当噶一带将寨落全部扫荡，并攻克舍齐喇嘛寺。第二天又攻克雍中喇嘛寺，十九日便率兵直捣噶喇依，四面围攻，水陆都加以防守。自从攻克勒乌围以来，促浸番众中的大小男女纷纷投出；大头人布笼普、阿纳木达什、阿库鲁等于是相继请求投降。索诺木的母亲阿仓姑、阿青以及他的姐妹，也都投到军营中来，众人都说，索诺木、莎罗奔兄弟和作恶的大头人丹巴沃杂尔等都在包围之中。这大概是因为逆酋和贼党罪孽深重，上天夺去了他们的魂魄，把他们赶到一处以便擒获】。这时河西的明亮也进入富德，马邦传递檄文，所到之处如同拾取芥菜【明亮攻克阿尔古等寨后，只剩古木未打通，于是攻取山梁并直捣甲杂；独松河以西一带全部扫荡。过河防守后，阿桂合力进攻贼巢。富德也把河南、河北的噶咱、普庚、额特曾达等各个寨落全部扫清，直抵马尔邦，也派兵与阿桂会合防守。富德所取得的地方都不费兵力，容易得如同拾取芥菜】。如果不是西路军包围噶喇依，那么这两路军也还没有进取的日期【明亮、富德两路过去都难以攻取，富德长期驻守绒布，更是不能前进一寸。自从阿桂攻克索隆古，乘胜席卷，噶喇依各处的贼军已经胆破心散，望风溃败投降，并不是靠真正的力战取得的。若不是西路官兵直捣贼巢，明亮、富德两路仍然没有进取的日期】。各路军队会合后，从四周火攻；贼军虽然占据三处洞穴，最终还能逃到哪里去？但他们仍然死守了四十多天，计谋用尽、力量耗竭，

译于是请求赦命出寨【官军从四面合围，贼军仍凭险顽抗。后来又用大炮从四周轰击，摧毁其碉卡，将士们乘势攻取附近寨落，一层层逼近，歼灭的贼兵越来越多。逆酋恐惧，派他的兄长冈达克彭楚克依次到军营来，并立即将其拘捕。于是攻围更加紧迫，占据了附近的碉堡，防守其水道。索诺木困窘无计，便于二月初四日早晨，率领他的兄弟莎罗奔、甲尔瓦、沃杂尔斯丹巴，以及两名土妇和作恶的大头人丹巴沃杂尔、阿木鲁绰窝斯甲尼玛、噶喇克巴，还有两名喇嘛，带着大小头目、男女二千多人出寨。逆酋跪下捧出印信，请求免于诛杀，于是全部被擒获，俘送京师。自从围剿以来共四十多天，到这时全境平定，罪人也都得到惩处。二月十二日，报捷红旗驰到桃花寺行宫，恰逢向东陵告功的日期。这实在是仰赖皇祖在天之灵默默保佑，更加令人感到敬畏，于是谕令将军阿桂等，率领成功立功的将士择日凯旋，等东巡回銮到黄新庄时，举行郊劳大典，以彰显偃武修文、策勋表功的盛典】。平定金川的功劳，阿桂居于首位，特加厚重的恩赏和破格的待遇【征讨金川一役，实在是由于将军阿桂竭尽忠诚、以国事为重，不怕艰苦劳累，运筹帷幄而制胜，终于成就伟大功绩，确实是这件事的首功。因此特封为一等诚谋英勇公，加赏双眼孔雀翎、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褂、金黄色腰带、紫色马缰，以彰显崇高的奖赏】。能进能退，有权变也有常道；以己方长处攻击敌方短处，事后行动却能先发声威。平定金川的功劳，确实有赖众人的合力。每前进一步都要攀登层层高峰，道路冰滑，山石逼仄。将军指挥调度，官兵无不奋勇，因此能够击破敌军。鹿埵陇种，平定金川的功业，并不是我原先所能预料的。事情不能长久拖延，最终还是取得了成功；争斗犹如困兽，不能舍弃这块像鸡肋一样的地方。想到我军将士的劳苦，至今内心仍然悲恻。平定金川的功业，确实仰赖上天。使那番地安定，我军威武得以发扬。把功业刻在太学的碑上，用来遵循以往的成例。静下心来思考这件事，撰写这篇文章来记载惭愧之情。《御制文二集》卷二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二集》卷二十九。碑文。平定金川勒铭美诺之碑。最先挑起祸乱的人，必定会遭遇奇异的灾祸；背弃恩德的人，必定会受到凶恶的报应。大概，儹拉最初挑起祸乱，实在是由于促浸的教唆；而促浸背弃恩德，也起因于儹拉的开端。因此，戊辰年出兵，是为了救援儹拉，才有了征讨促浸之役【先前因为金川侵扰小金川，拘禁了小金川土司泽旺；地方官告诫他们，他们不但不听，反而胆敢违抗。戊辰年冬天，派经略大学士傅恒率领禁军前往攻剿。我军威势正盛，而莎罗奔、郎卡困窘不堪，请求饶命。于是怜悯他们顽固愚蠢，便答应接受投降，泽旺因此得以回到原来的地方。郎卡起初还畏惧收敛，不到十年便又想吞并邻近封地，时常互相仇杀。当时以蛮触相争为常事，也就听任不管。郎卡死后，他的儿子索诺木转而与小金川的僧格桑狼狈为奸，辜负恩德、抗拒教化，终于又使朝廷劳师动众，深深后悔先前的姑息】。现在辛卯年出兵，是为了讨伐儹拉，于是连同促浸一起扫平【僧格桑倚仗有索诺木作同党，凶恶地欺凌蔑视邻近疆界，进攻围困鄂克什官寨，占据其土地，拘禁其土司。前任督臣阿尔泰等前往告谕，命令他停止战争、退还土地；逆酋表面奉行、暗中违抗。到了辛卯年夏天，僧格桑又乘索诺木侵害革布什咱土司的事端，更加肆意横行，并且修筑碉堡关卡，谋划抗拒天朝，形势已不得不动用兵戈。阿尔泰因循拖延而造成贻误，于是命温福由云南进入四川，授予大学士之职并命其统兵征剿；他立即攻克巴朗拉，接着又收复达围一带，一直推进到资哩。官兵先到路顶宗，仍然不能前进。壬辰年夏，阿桂以参赞大臣身份赴南路统兵；这一年冬天攻克僧格宗，不到半个月，又乘胜攻取美诺，其余寨落全部传檄安抚平定。小金川平定后，僧格桑逃往金川，索诺木将他藏匿而不交出，于是调兵一并讨伐促浸】。他们在形势缓和时就像颉利、突利彼此猜疑，形势危急时又像侨如、荣如互相保全。然而促浸地势险要、人民强悍、谋略深远，儹拉远远比不上促浸。因此美诺第一次攻入后又再次攻克【美诺并非不险要，但一旦攻克僧格宗，形势便如同破竹。逆酋僧格桑起初逃窜到布朗郭宗，温福从明郭宗率兵前去捕捉，僧格桑已经从美卧沟逃入金川，温福便擒获他的父亲泽旺带回。温福担任将军时，起初还勇猛前进，后来却不善于谋划，又失去了人心。癸巳年夏，贼众从后路潜出，于是发生木果木之变，美诺也不久便失守。朝廷于是命阿桂为定西将军，率八旗精锐前往攻剿。阿桂部署稍定后，于十月二十九日进兵，从资哩到美诺，五个昼夜便全部收复，实在极为迅速。僧格桑到了金川以后，索诺木立即将他拘留，不让他返回；在谋划侵扰木果木时，只命小金川贼目七图安堵尔同往美诺号召，却不让僧格桑回到旧巢。由此可见，索诺木秘密谋划吞并儹拉，逐步蚕食附近土司，并且还想侵入内地，这些意图本已逐渐显露，罪恶累累，实在难以轻易逃脱惩罚】。南面有僧格宗，北面有明郭宗，但我军奋力攻取，无不立即摧毁坚固的碉堡，于是占据了官寨的巢穴【美诺是小金川的官寨，也就是它的巢穴】。这固然是上天帮助正义、将士竭尽全力的结果，也是最先挑起祸乱、背弃恩德所招致的报应，所以在贼酋的巢穴刻下铭文，永远镇守筰地边疆。平定金川勒铭勒乌围之碑。美诺攻克以后，转而征讨促浸；他们狼狈为奸，又进一步谋划劫袭木果木【自壬辰年冬天攻克美诺，逆酋僧格桑逃走，索诺木将他藏匿而不交出，于是调兵继续讨伐促浸。当时温福担任将军，从功噶尔拉进攻；阿桂担任参赞大臣，从当噶尔拉进攻。温福很快攻占昔岭，于是驻军木果木，军队长久不能前进。温福谋略不足，只把营中的兵力用来修筑卡堡防守，既消耗了兵力，又因兵力分散而显得薄弱。癸巳年夏，贼酋窥知他无能，便施行狡猾的计谋，命贼目纠集人众，从美卧沟和大板昭偷偷出动，号召儹拉已经投降的番众再次反叛，扰乱木果木的后路。温福毫无部署，军营被贼军劫袭，绿营怯弱的士兵一时全部溃散。温福被杀，其余大臣、官员和阵亡的兵丁也很多。我朝用兵，从来没有遭受过这样的挫折，想起来实在令人痛恨】。这种仇恨至今未消，将士们有什么罪过，难道不为他们洗雪冤屈吗？于是军威大振，精锐部队接连到来，军队分为两路，从谷噶、马尼进攻【木果木失守，都是因为营中没有满洲兵为之表率，也因为温福等上奏阻止，已经派出却没有遣发。温福败事以后，知道绿旗兵终究不足以依靠，便派健锐火器营兵二千、吉林兵二千、索伦和黑龙江兵二千，又派西安、荆州驻防满兵四千前往，作为先锋；另外增加派遣陕西、甘肃、云南、贵州、两湖的数万精锐，合力大举进攻，以阿桂为定西将军，丰升额、明亮为副将军。阿桂于是统率八旗精锐，经过五个昼夜便收复儹拉全境，接着进攻促浸。甲午年正月，阿桂从西路攻克谷噶了口，占据其山梁，进入贼境一百多里。明亮也从南路攻克马尼，这是再次取得进攻胜利的开始，军威大为振作】。上下同心，竭尽忠诚以抵御敌寇；西路于是推进，南路则稍稍受阻【勒乌围】。西路从噶喇依进攻，南路也从相应方向进攻。阿桂攻取谷噶了口后，便能够扼守要地；随后推进所占据的地方，都是险要关隘。【木果木失守，都是因为营中没有满洲兵为之表率，也因为温福等上奏阻止，已经派出却没有遣发。温福败事以后，知道绿旗兵终究不足以依靠，便派健锐火器营兵二千、吉林兵二千、索伦和黑龙江兵二千，又派西安、荆州驻防满兵四千前往，作为先锋；另外增加派遣陕西、甘肃、云南、贵州、两湖的数万精锐，合力大举进攻，以阿桂为定西将军，丰升额、明亮为副将军。阿桂于是统率八旗精锐，经过五个昼夜便收复儹拉全境，接着进攻促浸。甲午年正月，阿桂从西路攻克谷噶了口，占据其山梁，进入贼境一百多里。明亮也从南路攻克马尼，这是再次取得进攻胜利的开始，军威大为振作】。上下同心，竭尽忠诚以抵御敌寇；西路于是推进，南路则稍稍受阻【勒乌围】。西路从噶喇依进攻，南路也从相应方向进攻。阿桂攻取谷噶了口后，便能够扼守要地；随后推进所占据的地方，都是险要关隘。

译明亮等攻取马尼以后，虽然不时取得小胜，但庚额特、马邦都不容易攻入，于是只好专门盼望西路取得成功。攻克了口后深入敌境，于是攻取罗博。阿桂从了口进兵，罗博瓦是贼军的重要门户，于是派兵分五路，命将领率领他们越险登山，终于把罗博瓦山峰以及山冈上的碉卡全部攻克。又攻占喇穆喇穆和黙格尔，夺取康萨尔、木思工噶，攻克逊克尔宗；那里险要，难以攻取。阿桂自三月间攻取罗博瓦后，因雨受阻数月；到六月初天气稍晴，便攻克山冈下的色淜普。六月下旬又完全攻克喇穆喇穆山梁和日则了口，七月中又攻克该布达什诺大木城，并焚烧格鲁瓦角的寨落。十月中又占据黙格尔山梁。此地在日尔八当噶之下、荣噶尔博之上，我过去看地图时曾指着它向阿桂询问，后来他的谋划恰好与我的想法相合。占据此山梁后，便攻克密拉噶拉木大寨，并攻取凯立叶各寨，我军的势力更加连成一片。阿桂自十月攻取黙格尔后，驻兵密拉噶拉木，过了将近两个月，到乙未正月十二日，官兵才攻克康萨尔山梁。那里险峻程度超过其他地方，贼军的防守也更加坚固，但官军在三天之内便全部攻取。后来又因雨雪停军三个月；到四月初十日天气放晴、积雪消融，十四日半夜官兵秘密进军，攻夺木思工噶，攻克了口。阿桂自己说，一天便取得三年未完成的功劳，确实并非妄言。又攻克逊克尔宗，那里险要，难以凭借。逊克尔宗是勒乌围的贼军巢穴，外部地势险要，从前一年四月间开始进攻，历经一年仍未能攻克。阿桂自从攻克木思工噶克了口以后，在五月初攻克噶尔丹喇嘛寺和噶朗噶，又抢占舍图枉卡，已经占据有利地势；但把逊克尔宗留在后方，终究不是良策。于是五月十二日派兵前往。当时大雾四处弥漫，官军乘势攀越崖壁，直抵碉堡根部，随即把当地上下的石碉、木城全部攻克。这一战中，丰升额出力最多，因而在他的公号“果毅”下增加“继勇”二字，嘉奖他能够继承其祖额亦都的功绩。凡是这些林立的坚固碉堡，层层攻取，实在使我军劳苦。据昆色尔就在贼巢附近，北路军也已到达，只隔一条河，距离并不远。【七月初二日，官军乘夜暗中进军，直登昆色尔山梁，像蚂蚁附着物体一样攀登碉堡，立即攻克。初四日夜，官军纵火焚烧贼寨直到拉枯喇嘛寺，飞跃而入，又攻占喇嘛科尔三寨，并攻克菑则大海竭。三日三夜奋战，占地纵横三四十里，焚毁贼方碉堡、寨栅一百三十余处。此前明亮在南路，认为在那里固守没有益处，命令他移兵到北路防御进剿；刚到宜喜，就攻取了达尔图山梁。到这时又从茹寨攻入，接连攻克额尔替石眞噶等寨，全部取得上下沙尔尼之地，与阿桂军营只隔一条河了。】勒乌围是贼方旧官寨，墙垣坚固、碉堡高大，拼力扼守要害；有转经楼与之互相依托，陡峭的山崖形成界限，木卡、石城鳞次栉比，栅栏环绕四周，又截断援军道路和渡水通道，拆毁桥梁，装运土袋以支援军队。【勒乌围是贼方旧巢，倚仗碉堡高、墙垣厚，防守抵抗极其用力，并且有转经楼互为掎角；中间碉堡、木卡鳞次排列，又被五层高崖阻隔，实在不容易攻取。】阿桂在勒乌围转经楼中设置栅栏，截断贼人的援路；又命冷角寺一带的官兵由西北向南，沿河设置栅栏，断绝他们向下游逃水的道路；还招募楚地善于泅水的士兵，把巨索系在甲尔日磉桥的桥柱上，将桥拉倒。又因为崖边贼人的枪石能够打到官军，官军头戴柴捆，手推沙袋，匍匐前进到崖边，层层堆积推高，并赶紧排列三层木栅，攻击崖下的贼人。【又从地道旁边挖出通道，用地雷轰击。】各种办法都用尽了，没有遗漏。【又在所挖的地道中用炮轰击崖下，并挖沟抵抗贼众；凡是可以出力、可以设法的地方，都筹划周详，阿桂可以说是善于谋划了。】四面用炮攻击，碉堡坍塌，墙垣裂开，于是督率大军砍墙冲入门闩之内；贼众如游魂般无法支撑，奔逃跌撞。功业在一夜之间完成，时在中秋八月。【官军从四面合围，炮轰枪击，并投掷火弹；遇到碉堡、木卡，有的拔除栅栏、砍开关门后攻入，有的攀援奋勇跳登。喊声四起，贼众纷纷溃败，几乎被杀尽。只有莎罗奔兄弟和贼首丹巴沃杂尔听到风声先行逃窜，但终究也难逃天网。亥、子、丑三个时辰之间，将勒乌围官寨、转经楼、喇嘛寺全部攻克；凡是贼人凭借以抗拒官军的地方，一夜之间无不摧毁攻破。】当时是乙未年八月十五日夜。众军共同出力，统帅一人谋划，平定了那里的贼巢，使我蜀地边陲安宁；他们的忠诚深厚，他们的谋略卓越。刻铭记载这一伟大功勋，永远昭示于千秋万代。《平定金川勒铭噶喇依之碑》。过去不是说过吗？不增加征讨之力而自行臣服，叫作归顺；起初违抗命令而最终来归服从，叫作归降。像如今索诺木这样困窘，率领兄弟走出碉堡献上印信，不但不能称为归顺，就是归降也谈不上。当初他抗拒命令、与官军相持，历时长达五年。如今已经秘密包围他的巢穴，用火器合力进攻，内部腹心已经溃散，外部羽翼也失去了依托。【官军起初包围贼巢时，贼众还凭险抗拒；我军用大炮从四面环击，贼人自己估量力量不能支撑，处境日益窘迫。此前逆酋的母亲、姑母、姐妹因情势危急前来投奔，自请派人回巢招抚劝降，索诺木于是派他的哥哥刚达克彭楚克等人依次到军营恳求，均被拘押。他的党羽恶之布笼普、阿纳木等先后请求投降；山塔尔萨木坦等人也相继被擒。于是官军进围更加急迫，贼势日益窘迫。官军又摧毁他们附近的碉堡，截断水道，番众惊恐，纷纷溃逃出来。索诺木于是率领他的兄弟莎罗奔、甲尔瓦、沃杂尔斯丹巴和两名土妇，以及帮助作恶的大头人丹巴沃杂尔、阿木鲁绰窝斯、甲尼玛噶喇克巴，带着两名喇嘛及其属众二千余人出寨。】

译逆酋跪着捧出印信，众人一起叩头求命。由此罪犯才被擒获，献上俘虏并奏报凯旋。【当时正要砍毁寨堡、搜查巢穴，用锋利的斧头砍向他们的咽喉，活捉他们也很容易，他们早晚灭亡；这时才开始匍匐求生，又怎能把他们同肉袒牵羊而来的噶喇依相比呢？大概因为他们世代守卫官寨，所以有深沟高墙。我军翻越万重险阻，经历千百战斗，威势已经远播。譬如大树已经把枝叶全部砍去，那么根本也就可以等着它站立枯死了。然而逆贼曾说：“官军如果到来，应当毁掉他们的重型武器，聚集全族焚烧自己。”假如果真如他们所说，那么即使割取首级完成战事，终究也不如生擒全部贼众那样圆满。这个凶恶首领罪大恶极，又贪生怕死、苟且延命，以至于被献到宫阙之前，依法明正典刑。于是划定当地疆界，驻扎我军，镇抚各个藩部而使之永远安靖；树立丰碑来宣告成功。时在丙申年仲春的吉日良辰。】陶庄。《河神庙碑记》。成就大事，必定有适宜的时机。有的事情看起来容易，人们竭尽人力去做，却终于不能成功，这是因为 上天没有帮助，神灵没有辅佐，因此没有遇到适宜的时机。有的事情看起来困难，人们竭尽人力去做，却最终成功，这是因为 上天给予帮助，神灵给予辅佐，又恰好遇到了适宜的时机。然而 即使有上天的帮助，即使有神灵的辅佐，也不能没有人来把这些事情告知。如果时机可以利用，而人却不竭尽全力去做，也很难希望它成功。所以，举办公共大事的人，必须审察事机，抓住时会，竭尽人力，并以恭敬之心祈求。上天帮助，神灵辅佐，这样才差不多能够成就平定水患、实现太平的功业，三者缺一不可。我在陶庄开挖引河这件事上，更加相信这个道理是不会错的。陶庄的土地逼迫黄河向南流，靠近清口。大概从宋代河道南迁开始，经历元、明两代，也不知有多少年了。于是有黄河水倒灌、回漾的祸患，于是有借助清水抵御黄水的主张。然而清水常常势弱，黄水常常势强，虽多方辛劳修补，最终仍不能抓住关键，倒灌依然如故。只是我 皇祖圣祖仁皇帝最先看到了这一点，在康熙己卯年，南巡时就命令开挖陶庄引河，使河道远离清口，以消除倒灌之患，确实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后来在庚辰年、辛巳年、壬辰年、甲午年，以及雍正庚戌年，历任治河大臣屡次开挖，屡次淤塞，于是引河之事便搁置不再议论。【康熙己卯年春，皇祖南巡，亲临河岸察看地势，命令在清口以西、隔岸开挖治理陶庄引河，导黄河北流；又命令在南岸修筑挑水坝，横截河流，逼水流入陶庄河口。由于河臣董安国开放河口过早，随即淤积。庚辰年春，刑部侍郎常绶等遵旨踏勘，因董安国所挖引河已经淤塞，水坝也毁坏，请求重新开挖疏浚，使之宽深，计算长度七百余丈。辛巳年秋，河臣张鹏翮认为引河中段淤塞，应当加以开挖疏浚；又把南岸积土运到北岸，加挖新河五百余丈。当时黄河只是借引河分流，难免泥沙停积、水流减缓。壬辰、甲午两年，河臣赵世显两次疏浚，却屡挖屡塞。雍正庚戌年，北岸长出淤滩，于是主流转向南方，完全循着旧河道。】到了乾隆己未年，我命大学士鄂尔泰巡视河道，他仍然主张开挖引河，但河臣、河员大多认为难以实行。高斌一向被称为善于治河的人，也认为功业不容易成就，于是创制木龙把水流挑向北方，设法补救偏差、挽救弊病；这样一来，开挖引河的事情更加停止，也没有人再提起了。【鄂尔泰请求开挖引河，因为访察得知此前失败的原因，于是提出：如果河头不能迎合主流，河尾不能顺应水流，开放河口又不及时，这三者有一个存在，就无法成功开成河道。高斌正准备兴办此事，恰好大水突然到来，不便施工。等到汛水退去，察看停淤的形势，发现地势比以前低洼，担心水位上涨容易漫溢，认为引河难以成功，于是在南岸修筑木龙来挑引水流，于是开挖引河的主张便搁置了。】然而我认为，陶庄引河不挖成，终究没有补救清口倒灌黄流的好办法。只是我四次南巡都没有到过那里，因此一直耿耿于怀。恰逢去年东巡，河臣吴嗣爵、苏州巡抚萨载分别前来朝见，因见吴嗣爵年老多病，于是以萨载替代他。与萨载谈到河务时，我认为开挖海口淤泥的主张终究难以实行，至于陶庄引河则一定应该开挖，只是不敢断定必然成功。于是命他到任后认真查看，萨载到任后，便同总督高晋亲自踏勘当地，测量地势高低、河道曲直、河头河尾宽窄，绘制地图附上说明呈报；我又详细斟酌地势，用朱笔批示标记，来回商议不下数次。议定以后，便在去年九月十六日开工，到今年二月十五日趁春汛水位上涨之时，放水流入新河，并在旧河筑拦黄坝加以阻挡。放水以后，新河水流顺畅安稳，到达周家庄时，才与清水汇合向东流去，距离清口比从前远了五里。于是永远免除了倒灌之患，引河工程也完成了。【引河建成后，萨载奏报：河道长一千零六十丈；河头原先开挖宽四十丈，河身、河尾原先开挖宽三十丈至三十五丈。放流后两岸继续被水冲刷崩塌，河头宽到七十余丈，河身、河尾宽到五六十丈，河底水深一丈四五尺，也比原先开挖时冲深了六七尺，等等。这实在是暗中得到神灵辅佐的结果。旧河口已经筑坝堵住水流，又在陶庄积土之外增筑新堤，以防外滩漫水。萨载工程完成后入朝觐见，我又当面谕令在新河河头下唇至第三架木龙处再加筑一道坝，作为重重保障。萨载回任后立即动工，这也是善后最重要的措施。】从康熙己卯年到现在乾隆丁酉年，历经七十多年，多次兴办却没有成功，直到一举而终于成功，难道不是因为时机有可乘与不可乘的不同，而总要依赖上天帮助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六十丈〕 神灵辅佐所造成的吗？能够勤勉谨慎地筹划，竭尽人力而不失去事机，承担艰难任务而不犹豫的人，国家奖赏、酬报功勋的典章都具备在那里。至于上天恩赐的帮助，从开始办事直到工程成功，我实在日夜放在心上，默默叩拜祈祷、感谢，无法用言语表达；而 河神的保佑和辅佐，如果不特意建造 崇高的祠庙，又凭什么彰显 上天明显的恩赐，传达众人的诚心呢？于是就在新河口石坝旁建庙。安置神灵，使主管此事的人在春秋两季洁净祭祀，以求永远得到神恩，并作了迎神、送神的歌词，使之合于音律。河流的旧道啊，本来向南；每每灌入清水啊，也夹杂黄水。神灵的辅佐啊，使水势逐渐向北；连接运河啊，依赖长久安宁的迎护。神灵降临啊，祭器中盛着甘美祭品；直到万年啊，恩泽广泛流布。以上是迎神乐章。河流的新道啊，迁向北方；已经避开弯曲啊，趋向直道。神灵的辅佐啊，使南边堵塞退去；清口啊，再也没有受到逼迫倒灌。神灵归还啊，帷幕装饰齐备；直到万年啊，永远感戴神德。以上是送神乐章。按语：碑记中有“河南流近清口，始自宋时南徙”的话，意思不很明确。大概《宋史》所说神宗熙宁年间河道向南迁移，不久经过堵塞治理，就是苏轼《河复》诗和《黄楼》诸诗创作的缘由。只有《统志》所说金明昌年间黄河、淮河合并为一条河道的话，才是今天黄河南迁的确切证据。然而那时宋朝还存在，淮泗一带并不属于金，土地应当属于宋。这是因为今天作《河复》诗而考订所得，那么先前所说黄河自宋代开始南迁也未尝不可，只是没有详细说明罢了。因而附写在本文之后。乾隆庚子年清和月作。

译《御制文二集》卷二十九。《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二集》卷三十。碑文。《七佛塔碑记》。七佛偈是禅门开宗明义的教义，但散见于梵文佛典，并非出自一部经书。近来西藏班禅额尔德尼喇嘛那里进贡了七佛番轴，佛的父母、眷属和名字全都齐备。询问僧人，他们都不知道其中的缘由；请教章嘉国师，才从番经、汉经所说的《长阿含经》《贤劫经》《降生次第经》以及《佛源广解》中，一一考查出它们的来源。第一位是毗婆尸佛，种姓为刹利，父亲拘利若，母亲槃头，居住地槃头婆提，城名槃头婆提，有两位神足弟子，一名骞荼，一名提舍；侍者名无忧，儿子名方膺。第二位是尸弃佛，种姓为刹利，父亲拘利若，母亲明相，居住地光曜，城名光相，有两位神足弟子，一名阿毗浮，一名婆婆；侍者名名行，儿子名无量。第三位是毗舍浮佛，种姓为刹利，父亲拘利若，母亲善灯，居住地称戒，城名无喻，有两位神足弟子，一名扶游，一名郁多摩；侍者名寂灭，儿子名妙觉。以上三佛是过去庄严劫的佛。第四位是拘留孙佛，种姓为婆罗门，父亲迦叶，母亲礼德，居住地善枝，城名安和，有两位神足弟子，一名萨尼，一名毗楼；侍者名善觉，儿子名上胜。第五位是拘那含牟尼佛，种姓为婆罗门，父亲迦叶，母亲大德，居住地善胜，城名清净，有两位神足弟子，一名舒槃那，一名郁多楼；侍者名安和，儿子名导师。第六位是迦叶佛，种姓为婆罗门，父亲迦叶，母亲梵德，居住地财主，城名婆罗柰，有两位神足弟子，一名提舍，一名婆罗婆；侍者名善友，儿子名进军。第七位是释迦牟尼佛，种姓为刹利，父亲瞿昙，母亲净饭王，居住地大清净，城名舍卫，有两位神足弟子，一名舍利弗，一名目揵连；侍者名阿难，儿子名罗睺罗。以上四佛是现在贤劫的佛。一佛就是恒河沙数的佛，恒河沙数的佛也就是一佛，父母眷属全都如此，哪里还需要分别呢？然而，在真如海中不容一粒尘埃，在万行法门中又不舍弃任何一法。既然已经明白这是因缘，于是把这些内容刻在贞石上，建立七佛塔作为供养。颂词说：过去的庄严劫、现在的贤劫、未来的星宿劫，都在一弹指之间。佛说三就是一，过去的三佛并不真是三，现在的四佛难道真是四佛吗？分别说来才称为七，实际上就是一佛。七位佛各有偈颂，普遍说明同一个道理。真理在一根毫毛的顶端，也能显现宝王刹土；显示这轮满月般的圆满境界，七佛相聚成为一座塔。正如《法华经》所说，既不是相同，也不是不同。佛的话不是华丽浮夸之语，初学者也能明白；但声闻和圆觉之人，仍然不能实行。顶礼吉祥云，愿永远护卫娑婆世界，救度一切众生，使他们各自精进修行而证悟。热河。《文庙碑记》。丙申年夏天，我驻跸热河避暑山庄。曹秀先以礼部尚书身份随从，空闲时召见他，谈到当时政务。秀先说：“臣是春卿，处在这个职位就应当谈论这个职位的事务，我认为这里应当兴办学校，以培养造就读书人。”我说：“好啊，时机也到了。”于是有了设立学校的谕旨，也有了增加学额的恩典。学校既然设立，那么 文庙也应当赶快兴建，于是命人勘察地点、砍伐木材，选择吉日召集工匠，宫墙、泮水、殿堂廊庑、礼乐制度全都按照规制办理。过了两年，己亥年夏天，我因为再次巡幸而亲自前来。举行释奠礼并使它落成。热河本来就是古代关塞以外荒凉简陋的地区。虽然金、辽曾有兴州之称，但兴建后旋即废弃，建置沿革大多无法考察，更何况有讲学授业的传统和弦歌诵读的声音呢？所以我 皇祖每年在这里避暑，也不过把它称为山庄，因此有“聚民至万家”的诗句；大概对于礼乐兴盛，还不免 存有要等待百年之后的想法。如今耕种、养蚕日益开辟，户口日益增多，按疆域计算不下数千里，户籍人口或许超过十万了。这样的地方如果没有学校来启迪百姓、引导风俗，难道不是宣扬 祖宗事业、发扬 圣人教化的道路吗？况且如今西域、乌鲁木齐等地，大多设置郡县、兴立学校；拿这里与那些地方相比，反而更加接近内地，那么这座 文庙的兴建，无论从时机还是地点来说，都不能拖延，也不必等到有人请求后才施行，因此称作热河文庙。文庙。如今虽然已经升格为承德府，但仍沿用旧称，记载它的由来。过去苏轼作《韩愈碑记》说：“韩公的神灵存在于天下，就像水存在于地下。”我认为韩愈因文章而显现道义，我 孔夫子以自身体现道，并留下文章；韩愈所依据的，正是 孔夫子所留下的道，而显现出来还要等待实行和体现，那么实行和体现就是根本。况且水存在地下，尚且还需要挖掘才能得到；我 孔夫子却是上天的常经、大地的正义，是山岳的高峙、海洋的深渊。没有一天不在每个人的心目之中，规范万物、成就万物而没有遗漏。哪里需要凿穿探求以后才得到呢？既然如此，木铎宣扬教化的声音，怎么能说不能使关外荒僻地区的百姓有所觉醒呢？

译《须弥福寿之庙碑记》。黄教兴起，以宗喀巴为鼻祖，有两位大弟子：一位叫根敦珠巴，经过八次转世成为今天的达赖喇嘛；一位叫凯珠布格埒克巴勒藏，经过六次转世成为今天的班禅额尔德尼喇嘛。这两位喇嘛大概世代互相为师，阐明宗派教义，兴盛佛教。因此今天的班禅额尔德尼喇嘛，实际上是达赖喇嘛的老师。达赖喇嘛居住布达拉，译成汉语就是普陀宗乘之庙；班禅额尔德尼居住扎什伦布，译成汉语就是须弥福寿之庙。这就是前卫、后藏分立的由来。辛卯年，曾在避暑山庄北山建造普陀宗乘之庙，用来祝 福，也用来庆祝土尔扈特归顺。如今在普陀宗乘之庙左侧山冈上修建须弥福寿之庙，是因为班禅额尔德尼想来朝觐，便仿照他的居所建造，以供他安禅；同时也是遵循我 世祖章皇帝在京师建北黄寺、让第五世达赖喇嘛居住的先例。不过，过去达赖喇嘛来京，确实是朝廷敦请；这次班禅额尔德尼来朝觐，却不是因为招请，而是出于喇嘛自己的意愿来到京城，观看中华振兴、黄教抚育众生、天下清平安宁、人民万物安定的景象，恰逢我七十岁初度之年，也成为庆祝之举。我七十岁，不愿举行繁琐的庆贺仪式，已经预先颁布谕旨说明；但这次喇嘛来临，却不应加以阻止。因为国家一百多年不断升平，中外成为一家。自从过去达赖喇嘛来朝到现在，也已经一百多年了。何况从前正处于开创初期，像喀尔喀、厄鲁特还有不服教化者；如今太平和睦，喀尔喀早已世代为臣，厄鲁特也无不归顺。一听说班禅额尔德尼要来，他们便欢欣鼓舞，想要亲自服役供奉，完全出于真诚，不必教导就会这样。既然如此，这座须弥福寿之庙的兴建，上可以宣扬历代治理天下、保卫国家的谋略功业，下可以报答各藩部诚心向化的深厚情意，难道可以停止吗？于是写了碑记，又作了赞辞。印度已经遥远，佛教也渐渐衰微。梵僧离开天竺，多来到卫藏地区，自唐代以来就是这样，这里是佛法源流之地。一次翻译仍可说相近，三乘教义没有差错。宗派教法向东方兴盛，确实如佛所预言。卫藏虽在边远地区，实际上也在震旦之中。达赖和班禅，都是宗喀巴的高足，前后燃起智慧之灯。三乘教法的纲领，真文和满文一并具备。于是追溯前人的道路，仿效古代众多贤者，无不倾心向往，皈依佛、法、僧三宝。使人容易设立神道、施行教化；如今听说班禅到来，就像婴儿遇到母亲。观察教化、阐扬宗风，实在是吉祥之事。布达拉既已建立，扎什伦布也不可缺少；选择方向兴工建造，不久便完成纲领和寝室，一切依照后藏式样。金瓦映照日光，玉幢随风飞舞，自然形成动静相应的偈颂。鲜明地标示色与空的譬喻，以此善因缘助成无碍的法喜。祝贺长寿尚且只是小事，佛教广大兴盛，仿佛西域也归于一处。没有来，也没有去；高僧演说法轮，普遍超度愚昧众生，辅助我以无为之道治理天下。风调雨顺，众生进入长寿之世，智慧的火炬永远光明。合掌写下赞辞，最初并非只为一己，如同悬挂的大圆镜，遍照十方；但镜子本来无心，回向的道理也是如此。《重修正定隆兴大佛寺记》。世间一切具有具体形相的事物，有形成就必有毁坏，有新建就必有陈旧。从佛的金身直到一切众生，大概都逃不出这个规律。然而使已经毁坏的重新形成，毁坏便转为形成；使已经陈旧的更新，陈旧便转为新生。这就是所谓如来能够转化外物，而众生反被外物所转。重修、建立的意义正由此而产生；但常、乐、我、净的真实法身，本来不受形成、毁坏、新旧的束缚，那些只是幻化出来的体相。正定隆兴大佛寺始建于隋代开皇年间，至今大约已有一千一百多年。其间形成、毁坏、新建、陈旧的变化，无法屈指计算经历了多少年代。最近的一次，则是康熙癸未年。皇祖圣祖仁皇帝重修以后，到现在又过了七十多年。日月推移，风雨剥蚀，有些损坏在所难免。地方大臣多次请求修缮。况且庚子年是我七十岁初度之年，于是命令官员发放国库银两，一律全面翻新。漏雨的地方加以修补，方位不正的予以校正。【隆兴寺是正定的古刹，从隋代至今已有千余年。戊戌年重新发放国库银两，命周元理等督办修缮。旧有规制中，正殿与寺门不在同一中轴线上，大概因为寺前街道狭窄，以致路径和庭院彼此错乱，也不知道始于哪一代。如今特命重新整顿规制，比从前宏伟整齐多了。】危险的地方使它焕然改观，不劳烦百姓，不久便完成。第二年辛丑，命令巡行春天时前来举行落成礼，并带着章嘉国师举行庆赞礼。西天与震旦相距二万里，这座古寺重新修建，又有真正的高僧宣讲佛法，于是能够调御智慧之力，自然而然地成就。难道如来能够转化外物不值得相信吗？所谓常、乐、我、净的真实法身，不受形成、毁坏、新旧所束缚，只是幻化的体相；这更可以说明其中的道理。把重修、建立本身当成功德，实在是不懂第一义谛的人。这就是记。

译《国学新建辟雍圜水工成碑记》。名，是实际的宾客；实际，是名的主人。求学的方法，应当致力于实际，以求符合名义，不可炫耀名声而导致丧失实际。兴办学校的根本，关键在于国学。国学，是天子的学校。天子的学校称为辟雍，诸侯的学校称为泮水。北京的国学，从元代经过明代直到本朝，大概已有五百多年。有国学而没有辟雍，名与实际或许不相称。虽然有人建议恢复，但因缺乏水源而被有关部门驳回，直到今天仍未恢复。癸卯年春天，才有恢复兴建的谕旨；甲辰年冬天，便看到新工程完工。将在乙巳年仲春举行释奠礼，于是亲临辟雍使工程落成。北京是天下都会，是教化应当首先施行的地方。缺少这一重大典礼，就不是尊崇儒学、重视道统的做法。古代的制度可以考察，今天的实际也可以安置。虽然缺乏水源，但有一口不改变位置的井，汲水用绳，取之不尽，也只是在人力去做罢了。于是石块鳞次排列，显出圆形的水池；水面像镜子一样澄澈，显出明亮的水波；大殿占据中央，显出高大的椽梁；桥梁供人通行，显出连接的基础。上庠、下庠虽然难以考定两种典制的具体形制，但东序、西序总不超出三代的规则。这项工程的兴办，也体现了我对于过去所说“不可停止之事仍应酌情实行”的理解；物资按价供给，工匠按工计酬，原本不是劳民动众的举措。至于三老五更的说法，我认为它属于养老、教化风俗的仪式，并不是天子亲临辟雍时必然应当举行、而且必须同时实行而不遗漏的礼仪。因为这在《诗经》《尚书》中看不到，只是特别出自杜氏《通典》的个人说法罢了。而且我过去已经有一篇关于三老五更的论说，明确驳斥了它的错误，这里不再缀述。尽管如此，我对于这项举动还有更值得担忧的地方。这项举动难道不是恢复古制、振兴学校的美事吗？有什么值得担忧的，而我却要担忧呢？我担心后人执着于我恢复古制的说法，在一切衣冠制度和礼仪典章上都想仿效汉人的制度，那样我就要获罪了。祖宗留下的制度和事业，不是用来教导人而是反而虐害人，实在是最令人担忧、不适宜的事。我的子孙、臣民应当体会我的这番心意：可以恢复古制的就恢复，不可以恢复的，绝不能拘泥古制而强行恢复。如果只羡慕恢复古制的虚名，却因此忘记 祖宗留下的实际事业，那不是下愚之人又是什么？我不会这样做。我恭敬地把这些话告诫子孙，以保全我大清皇朝万年长久的根基。兰阳、睢宁新堤南岸。《河神庙碑记》。中州。建在北岸的河神庙有两处，叫武陟、兰阳；建在南岸的有一处，叫中牟。都是为了抵御灾害、捍卫祸患，对百姓有功德，所以受到尊崇祭祀。如今在兰阳、睢宁之间的新堤南岸，又建了一座河神庙。为什么要建河神庙呢？乾隆四十九年秋八月，黄河在睢州下汛二堡决口，命大学士阿桂迅速前往，会同两江总督萨载、南北河总督李奉翰、兰第锡、河南巡抚何裕城五位大臣共同勘察，详细议定堵塞决口的办法，并选派随带熟悉南河事务的河工、员弁前往河南，以便调遣。后来据奏请改筑南堤，并开挖引河，从兰阳到商丘，长一百四十余里。我按照地图审察地势，又命令向北扩宽引河，于是就取土筑堤，作为一举两得的办法。阿桂等遵照谕旨督办，冬十一月引河完工，初五日开闸放水，水流顺畅。到十四日夜，东坝突然向西蛰进，直抵西坝底部的埽工，于是乘势镶压加固。到十七日，金门随即断流，天然合龙，整条河的大水流全都归入引河。这次工程，实在是上天的恩庇，神灵的保佑，与庚子年仪封天然合龙的情形正相同。参与此事的文武官员以及远近观看的士民，无不踊跃欢喜，举手加额称庆，认为如果不是河神大力保佑，绝不可能达到这种结果。神灵的威灵充满天地之间，在上临照，在旁为证，光明显著地罗列于各处，无论到哪里都在；而人们依靠 神灵，是想求得福泽、表达敬意，希望实现瞻仰、祈求的个人愿望；如果不专门建造崇高的祠庙，就无法彰显 神灵的恩赐，传达众人的诚心。因此命阿桂等人在兰阳、睢宁新堤南岸的适中地点测量土地，召集工匠、整备材料，重新建造。庙宇建在南岸，是为了同北岸的庙区别开来；称为兰阳、睢宁之间，是为了同武陟、中牟区别开来。睢州下汛刚决口时，首先急于抢救被洪水漂毁的田地房屋，又担心拖延工程、耽误时日。大概从开始办事直到成功，我日夜斋戒诚心、默默祈祷，其中的心情无法用言语表达。凡是赈济、帮助、防护、和雇、增加工价等事项，不吝惜千百万国库银两，以救济我受灾的百姓。参与此事的诸位大臣竭诚协助工程，我的百姓奔走服役，争先恐后，实在也都竭尽了力量。所以去年冬天合龙时，记事诗说：“忽然传来天然合龙的消息。” 神灵保佑，应当是怜悯百姓，众人的力量也已经用尽。大概不敢说是我为百姓尽了心，而实在是神灵深切眷顾了我。况且河南省连年歉收，自去年冬天睢州工程合龙以后，今年夏秋以来连续得到甘雨，晚稻得以补种，秋季禾苗茂盛，转歉收为丰收，这就是 神灵深切眷顾我的真实表现，是神灵保护、治理我百姓的结果。今后也只应当防守巩固，勤勤恳恳地永远祈求。愿神灵赐予安澜，使我和百姓共同求得无穷的福泽。庙宇工程完成后，于是写下建庙缘起，刻在石碑上。《御制文二集》卷三十。《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二集》卷三十一。记事。《书高士传披裘公事》。晋代皇甫谧撰写《高士传》，共记九十人。他记载披裘公时，说季子命他拾取遗金，他便扔下镰刀，瞪着眼睛说：“五月里披着皮裘背柴，难道是为了拾取金子吗？”季子惊讶地道歉并询问他的姓名等情况。起初我读到这里感到悲伤，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想一想却笑了，笑皇甫谧一味追求奇异，却昏昧于不知时宜。皇甫谧的意思是：“披裘公只是安于贫困、乐于守道的人。冬天穿葛布衣，是因为不能有皮裘，却能以此为乐，这是安于自己所乐之事；夏天穿皮裘，是因为不能有葛布衣，也能以此为乐，这是以本来不必安于其中的事为乐。葛布衣容易得到，皮裘难以得到；炎热容易抵御，寒冷难以抵御。既然不能同时具备葛布衣，难道不能只脱下皮裘吗？这样说来，披裘公反而成了趋炎附势的人吗？不是这样，那么他的性情就是与常人不同，喜欢故意做奇异之事来博取声誉吗？”这完全不是这样。因此我笑他一味追求奇异，却昏昧于不知时宜。至于王倪、齧缺等人的说法，更加荒诞不经，按孔子不谈怪异之事的原则处理就可以了。

译《书〈史记〉汉高帝论萧曹等事》。《史记》记载汉高帝评论萧何、曹参等人的事情，人人传诵，通常都认为吕氏之祸汉高帝似乎早有预知，而最终让周勃、陈平安定刘氏天下。然而，唉！世上喜欢追求奇异而不以事理加以衡量的人，难道竟会有这样的吗？汉高帝一向以知人善任著称，而萧何、曹参等五人，又是同他共同经历患难、日夜向他咨询各种事务的人，难道会有不完全了解他们、却还评论得如此恰当的道理吗？至于吕氏之祸，是汉高帝没有预料到的；吕氏善妒，汉高帝确实知道，但也没有料到她后来会败坏到那样严重。只是因为自己未显达时已经与吕氏结发为夫妻，而惠帝又已年长，所以割舍不下而立他为太子，这就是汉高帝正确的地方。假如汉高帝预先知道必然会有后来的祸患，几乎要因此转移汉朝的国运，那么凭他的权衡轻重，废掉吕氏所生的太子而改立赵王，并且满足吕氏的愿望，以汉高帝当年分食羹汤那样的狠心，有什么不能做的？难道他会独自顾惜吕氏，只让周勃担任太尉，在汉朝国运将存未存之间挽救它吗？即使愚人也不肯这样做，难道汉高帝会这样做吗？所以我说：世上喜欢追求奇异而不以事理加以衡量的人，难道竟会有这样的吗？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司马迁大概不能推辞这份责任了。《书黄庭坚为母亲洗涤便器之事》。明代屠隆撰写《二十四孝图》，说黄庭坚天性极其孝顺，已经显贵，仍然亲自为母亲洗涤便器。这件事正史没有记载，屠隆大概私下窃取《史记》中石建替父亲取下沾污的中衣和便器、亲自洗涤的故事，移到黄庭坚身上，炫耀这种奇异行为，却不知道这实际上违背了正道。最大的孝行没有超过舜和曾子，舜、曾子也没有听说做过这种事。子夏说：“即使是小道，也一定有可取之处；但若要达到远大的目标，恐怕会陷于其中而不能前进。”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况且在蓬草作门、破瓮作窗的贫困人家，没有成年男丁，谁不替父母洗便器？这样就都可以称为孝吗？到了极其尊贵显达之后，孟子所说的“居处改变人的气质，奉养改变人的形体”，俸禄地位足以使父母荣耀，奴婢足以供其使唤，难道一定要亲自洗便器才算孝吗？亲自洗便器以此作为孝行，这不只是徒然拘守小节，而且是务求制造奇异声名以炫耀世人，背离常道而失去正理。由此可以知道，他一定有不能尽孝的大处。我为住在蓬门瓮窗之下的人感到可惜：他们即使有超过这种行为的孝节，也不能被称为孝；我又鄙视那些已经显贵的人，区区炫耀奇异的节行，却因此被称为孝。司马迁说，如果不是依附青云直上的士人，哪里能把名声施加给后世？唉！这难道正是司马迁借此取得荣耀的原因吗？还是司马迁借此取得耻辱的原因呢？《书明臣史可法复书睿亲王事》。我年幼时就仰慕并听说过我朝摄政睿亲王给明臣史可法写信的事情，却没有见过那封信的原文。昨天编纂宗室王公功绩表传，才得到机会读到这篇文字。他所作的文章揭示大义、阐明正理，援引《春秋》的法则，斥责偏安的错误，辨析正辞，言辞严正，我内心实在赞赏。然而其中说史可法派人回信，言语多不屈服，却始终没有记载他的书信原话。史可法是明朝臣子，他不屈服是正当的。不记载他的原话，难道不是有损忠臣之心吗？况且不记载他的言语，后世的人将不知道他究竟说了什么，必然有人怀疑并厌恶他的言语而把它删去，这是很不应该的。因此命令儒臣四处寻找，在书市和私人藏家那里也没有找到。又命令到内阁档册库中搜求，这才找到了。读完一两遍，惋惜史可法孤忠无援，感叹福王昏庸不明：有这样的臣子却不能信任任用，使权奸牵制他的行动，最终导致国破身亡。即使福王信任任用史可法，他能否守住长江，成为南宋式的偏安局面，仍然难以知道；更何况当时却像燕雀安处堂屋，毫无深谋远虑，使军队困顿、军饷耗尽，忠臣流泪跺脚，感叹无能为力，只能以一死报国，这难道不是非常可悲吗？况且史可法的书信中原本没有辱骂和荒诞不经的话，虽然内心已经折服于睿王，却不得不强作言辞加以辩论，也仍然只是明朝臣子尊奉明朝的道义罢了。我认为没有必要避讳，也不可以避讳，所以把这件事照上述内容记载下来，并命令把史可法的书信附录在后面。史可法即使拿来同文天祥相比，实在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可是《明史》本传却说他的母亲梦见文天祥后生下他，这只是出自民间传说的附会，失于荒诞不经了。

译附录：史可法复睿亲王书。南方一带此前已经接到贵国友好的音讯，法便派遣使者前去问候。吴大将军还不敢立即相通，左右之人并不是把深厚的友谊弃置于草野之间；实在是因为《春秋》所说大夫不私自交往的义理。如今在仓促危急之时，忽然捧到贵国玉帛般的文书，真如同从天而降。反复诵读数遍，深深感受到其中恳切至诚的心意。如果因为逆贼还没有受到上天的讨伐，使贵国为之忧虑，法既感激又惭愧。恐怕贵国左右不了解实情，以为南方臣民只求苟安，江左竟然忘记了君父之仇，所以恭敬地为贵国详细陈述此事。我大行皇帝敬畏上天、效法祖先，勤于政务、爱护百姓，真是尧舜那样的君主。只是因为庸臣误国，才造成三月十九日的事变；法当时待罪于南枢，来不及救援，军队驻扎在淮河一带，凶讯随即传来，真是大地裂开、苍天崩塌，山木枯槁、海水哭泣。唉，天下人谁能没有君主？即使把法在朝廷和市集处死，用来警戒那些泄露消息、动摇人心的人，又哪里足以向地下的先皇帝谢罪呢？当时南方臣民悲哀痛哭，如同失去父母，没有不捶胸咬牙，想要集合东南的军队，立即消灭凶仇。但几位老臣认为国破君亡，宗庙社稷最为重要，于是共同迎立今上，以维系中外人心。今上不是别人，乃是神宗的孙子、光宗的侄子，也是大行皇帝的兄长，名分正当、言语顺理，是上天和人心共同归附的人。五月初一，皇帝驾临南都，百姓夹道欢呼，声音传到数里之外。群臣劝进，今上悲痛得不能自持，辞让了一次又一次，只答应暂时监国；等到臣民多次跪伏宫阙请求，才在十五日于南都正式即位。此前凤凰聚集、黄河澄清，祥瑞不止一种；就在告祭太庙那天，紫云像车盖一样出现，祝文升入云霄，众人共同仰望，欣喜地传颂盛事。长江中涌出数十万根楠木、梓木，帮助修建宫殿，这难道不是天意吗？过了几天，便命法巡视江北军队，限定日期西征。忽然传来消息，说我大将吴三桂借助贵国军队，击败并驱逐逆成，为我先皇帝举行发丧成礼，扫清宫阙，安抚百姓，并且停止剃发令，表示不忘本朝。这些举动震古烁今，凡是大明的臣子，没有不长跪向北，顶礼叩额的，难道仅仅如明谕所说的感恩图报而已吗？谨于八月略备筐篚，派遣使者犒劳军队，同时想请贵国裁决，联合出兵西讨。因此贵国王师已经出发，又驻扎在江淮一带，却承蒙贵国明白训诲，以《春秋》的大义前来责问。这样推论固然很好，但这篇文字所说的是列国国君去世、世子应当继位，在有贼未讨、不能忍心让君主死后无继的情况下，才提出这种说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万章〕 至于天下共同的君主以身殉国，青宫皇子遭遇异常惨变，如果还拘泥于未立即即位的文字，便会坐失大一统的义理。中原正动荡不安，仓促之间出兵，又凭什么维系人心、号召忠义呢？紫阳朱熹的《纲目》承继《春秋》的体例，其中有特别记载的事例，如王莽篡夺汉朝，光武帝中兴；曹丕废黜山阳公，昭烈帝即位；怀帝、愍帝亡国，晋元帝继承基业；徽宗、钦宗蒙尘，宋高宗继承统绪。这些都是在国仇尚未消除之日，急忙正定帝王名号，《纲目》从未斥责为自立，大都以正统相承认。甚至元宗幸蜀、太子在灵武即位，议论者虽责备此事，也未尝不承认这是权宜行事，只是庆幸他能够光复旧有疆土。我国本朝传承十六世，正统相承；自从治理衣冠之族，继承绝统、保存亡国以来，仁恩远播。贵国过去在先朝时，早已接受封号，载于盟府，难道没有听说吗？如今为本朝的灾难痛心，驱除乱逆，可以说《春秋》的大义又一次彰明了。过去契丹与宋朝和好，只是每年输送金帛；回纥帮助唐朝，本来并不贪图唐朝的土地，何况贵国深念世代友好，出兵是为了义，万代都会仰望，这一举便决定了。如果反而乘我危难，抛弃友好而崇尚仇恨，图谋我这片疆域，行德行却不能贯彻到底，就是以义开始而以利结束，只会被贼人窃笑。贵国难道会这样吗？过去先帝怜悯潢池中的盗贼，不忍将其全部杀戮，讨伐与安抚交替使用，因而贻误到今天。今上天性英明，时时刻刻都把复仇放在心上；朝廷之上同心协力、体恤国事，披甲之士含泪枕戈，忠义之民和军队都愿意为国而死。我私下认为，上天要灭亡逆闯，时间应当不会超过现在。古语说：树立德行要不断滋长，铲除恶人必须彻底。如今逆成还没有受到天诛，探报得知他正在西秦卷土重来，正图谋报复；这不只是本朝与他不共戴天的仇恨，也是贵国铲除恶人不彻底的忧患。恳请贵国坚定共同仇敌的情谊，保全有始有终的德行，合兵进讨，到秦中问罪，共同斩下逆贼的首级，以宣泄天下的愤怒。这样贵国的义名将光照千秋，本朝图报贵国，也只看自己的力量，从此两国世代互通盟好，流传无穷，不也是美事吗？至于歃血执牛耳的盟约，本朝使臣早已在路上，不久便抵达燕地，奉行歃血盟誓之礼。法向北遥望陵寝宗庙，眼泪几乎无从挥洒；自己身犯大罪，罪当万死。所以没有立即追随先帝，是实在为了社稷的缘故。古书说：竭尽股肱之力，再以忠贞相继。法身处今日，恭敬尽力、献身效命，能够尽到臣子的节操，这就是报答先帝。只望殿下明察鉴知。《通鉴辑览》记载明朝崇祯甲申年间的事。《通鉴辑览》将要完成时，主管事务的人援引《通鉴纲目三编》的体例，想在甲申年大书“顺治元年”，在下面分注“崇祯十七年”；并且凡是前朝的事都另行写作“明”，在李自成攻陷京师时，便接着写“明亡”。我说：不可以。《三编》的体例，难道不是叙述《续编》的体例吗？《续编》在元顺帝二十七年，便分注次年元主北逃，并接着写“元亡”；从至正二十八年改为洪武元年，而且自顺帝十五年明太祖起兵以后，凡是元朝的政事，都另写“元”字，以表示区别。虽然这似乎是臣下各自尊奉本君的义理，但我实在鄙弃这种做法。因为按照道理责备别人，必须先按照道理要求自己；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家的天下。说出违背道理的话，违背道理的话也会回到自己身上。处在今天的时代，如果贬低亡明而尊崇本朝，像明朝对待元朝那样，谁能说不可以？然而我不这样做。《通鉴辑览》不是一时之书，而是万世之书；对于正统和偏安的归属，必须公正平允；对于天命、人心的趋向，必须严明谨慎。况且正编、续编既然已经纠正了它们自视尊大的陋习，若反而在本朝改朝换代之际有所偏向，难道不内心惭愧，并给后世留下讥讽吗？

译现在对于甲申年，仍命令大书“崇祯十七年”，另行书写“顺治元年”以加区别；即使李自成攻陷京师，也不立即写“明亡”，并在福王弘光元年分注于下，必须等到第二年福王在江宁被擒之后，才书写“明亡”。福王如果在江南建立政权而能够自立，也未尝不可以按照宋高宗的事例，作为南北朝来对待。可是他当天便沉溺于荒淫，以致天命离去、人心丧失；这不是开创者想要考验我军威力，实在是守成者自己丧失了神器。至于唐王、桂王，困窘地逃窜于边远角落，只求苟延旦夕，这正与宋朝的帝昺、帝昰同例，不可仍把正统归给他们。这样是为了让万世的守成之主思考天命、人心的难以依靠，战战兢兢、惴惴不安，保守祖宗留下的基业，维系臣民所归属的国家，不敢错误地仗恃史书体例可以有所高下。如此或许才不违背我编纂《通鉴辑览》的本意，也不失《春秋》大一统的义理。记载《蜀志·诸葛亮传》中七纵七擒的事。诸葛亮本来是辅佐帝王的人才，但世人有时把他的事迹夸说得神奇，不以正道衡量，致使本应成为辅弼济世之才的人物，流于与道士术士同类。这一方面是陈寿怀有私仇而多用贬词，另一方面是裴松之学问不足而滥引材料。奇怪啊！史笔已经难得，却把它交给有私仇而无学问的人，这些事情还怎么能考察呢？况且因为诸葛亮没有给他米，就不肯为他立传的人，怎么能希望他通晓世理、用正当的言辞记载诸葛亮如管仲、乐毅般的才器及其本末心迹？这不是向北赶车却想到南方去吗？诸葛亮的事迹不可胜数，譬如先主在永安所说的几句话，孙盛已经斥责其不当，这里姑且不论。诸葛亮征讨孟获，正传说“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全部平定，军需物资由此得到，国家因此富足”。诸葛亮的表文明明说已经深入不毛之地，那种不毛之地，怎么会能够出产军需物资而使国计富足？至于裴松之引用习凿齿《汉晋春秋》作注，说七纵七擒。可是，在一阵战斗的时间里，本来没有七次释放、七次擒获的道理。如果每次释放后又重新列阵交战并将其擒获，那么在蛮烟瘴气的山岭之间这样往返七次，势必耗费很长时间，怎么能春天出兵、秋天回来？诸葛亮的表文又说军队已经到了“并日而食”的地步，那么三军的储备和粮食从哪里取得？这实际上是不可能有的事，世人反而因此惊叹其极其神奇，只凭耳食和口头传闻，群起附和而不觉得奇怪。至于诸葛亮扶持危难中的国家，鞠躬尽瘁、忠诚侍奉君主的真心，反而很少有人鲜明地称颂，难道不是陈寿、裴松之的罪过吗？唉，读史的人能够具有卓越见识、斟酌正理，不被浮夸言辞误导的，实在太少了。记载司空图论述封建的事。王应麟撰写《困学纪闻》，在考订史事一类中说：“司空图认为房琯提出让亲王分镇天下的建议，肃宗因此怀疑房琯，听信谗言而废弃他。在此之前，安禄山看到分镇的诏书，捶胸叹息说：‘我不能得到天下了。’明皇即使听从房琯的建议，又何曾免于幸蜀、长安防守之事？如果说房琯获罪，实在是因为误用古代战法，在陈涛斜战败。当时皇帝虽然恨房琯丧师，眷顾任用之意尚未衰减，后来才因为他结党营私、背弃公义，调出任刺史。那么房琯被废，是他自己有以取祸，难道是因为贺兰进明的诬陷吗？大概分镇就是封建的意思，司空图仍被刘颂的封建说所迷惑，又迎合自己的爱好，于是认为房琯被废是受了委屈。封建制不可实行，柳宗元、苏轼已经说得很详细，这里不再讨论。只是要说，司空图不通达事理，未免掩盖他的缺点而彰显他的优点。王应麟又采录此说，津津有味，仿佛惋惜房琯离职，难道这就是发扬善行的义理吗？然而未免过分相信耳食传闻而没有自己的见识了。” 记载唐太宗想要看实录的事。唐太宗想看实录，褚遂良不给他看；后来唐太宗终于命房玄龄拿来观看。太宗是英明的君主，为什么偏偏在这件事上糊涂到如此地步呢？君主的言语行为，即使史官不记，天下人也都记得，难道能够把天下所有人的记录都找来观看吗？太宗如今说：“想知道从前的过错，作为后来的鉴戒。”如果他谨慎言语、慎重行事，即使不看实录也可以；如果他任意妄为，那么今天看了、明天忘了，即使看一百遍实录也没有用。况且太宗接受巢剌，王妃失德最为严重的一件事，新旧史书的本纪都没有记载，这难道不是史官所记录的内容吗？由此看来，褚遂良已经不能逃脱替君主隐瞒罪过的责任，那么他谎称不让太宗观看实录的说法，难道能够彰显他的正直吗？《纲目》在这一条下又注出太宗六月四日见到实录的事，言辞多有遮掩隐讳。所谓房玄龄如何如何，仍然是史臣想掩盖他的缺点而彰显他的优点。所谓越想掩盖反而越显露，这些做法都不足以作为后世的准则。记载南宋评论军事的事。南宋放弃河北而不守，忍心看着徽、钦二帝受辱而不顾，立志恢复、懂得军事的人，没有超过岳飞的。却因谗言杀害他，这样还可以同谁谈论军事呢？其中最可笑的，莫过于上皇与吴璘谈论军事的事。《宋史》说，上皇曾向吴璘询问战胜敌人的方法，吴璘回答：“弱者先出战，强者随后接替。”上皇说：“这是孙武子三驷之法，一败而二胜。”唉，他的见识鄙陋得可怪！难道他真的知道孙武子三驷之法吗？那是教田忌与几位公子安排马匹比赛射箭的办法，不过是平常赌金取乐；按照这个办法竞赛，本来就应当一败而两胜。用在竞逐射箭的胜负上还可以，难道能够用在行军打仗上吗？况且这种办法，即使市井赌博游戏之徒也都知道，也不能说是孙武子行军的高妙计策。两军对敌，最重要的是先声夺人，胜败只在呼吸之间；把大的变小、把强的变弱，不过转眼俯仰之间。如今让弱者先出战，去抵挡敌人的强兵，一旦挫败不能振作，后面的强兵也将望风而败，又怎么能取得两胜的功劳呢？如果临敌时出奇制变，有时先向敌人显示弱势，继而以强勇的军队进攻，捣击敌人的空虚之处，这才可以求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不是正面交战的时候，才应当让弱兵在前、强兵在后。过去宋、楚泓水之战，宋襄公一味称述古道，说得并非不动听，最终却导致失败，成为天下人的笑柄。我认为高宗搬用孙武子的说法，也与此相类似。

译记载《通鉴》中宋太祖说守护财物的事。宋太祖禁止永宁公主穿着贴绣、铺翠的短襦，又斥责皇后用黄金装饰车舆，意在崇尚节俭，这似乎是对的。但他说“替天下守护财物”，我不能不鄙薄这句话。所谓守，就是保有它，也包括聚集、储藏它。《易经》说：“用什么守住地位？靠仁德。用什么聚集人民？靠财物。” 《传》说：“财物散给百姓，百姓就会聚集。” 我只听说守住地位，没有听说守住财物。想要聚集百姓，就必须散财。如今却说“替天下守着它”，那么百姓凭什么聚集呢？他的意思似乎是：“替天下守护财物”，将来要把财物散给百姓；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说“守住这些财物来给百姓”呢？这也可见他被辞句妨害了本义。况且这种话不是穷书生一类人所说的吗，难道是艺祖应当说的吗？这句话，穷书生之流一定会赞叹称赏，认为是名言，但实际上不应当从天子的口中说出，否则就像马援讥刺的“守钱虏”一样。我即位四十年之间，曾两次免除天下正供，一次免除天下漕粮，水旱灾害时的蠲免和赈济，又不下数千万百万，所以我径直鄙弃艺祖的话，也不感到惭愧。至于有人既不知道节俭，又滥赐宠幸近臣，却不广泛施惠于百姓，他与艺祖相比，相差就更远了。《御制文二集》卷三十一。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二集》卷三十二。记事。己未年，我…… 太祖在萨尔浒山大败明军的战役，记载此事。我听说，国家将要兴盛，必定会有祥瑞；然而祥瑞的赐予来自…… 上天的赐予，而上天的赐予又由人来招致。我在己未年，我…… 太祖在萨尔浒战役中大败明军，更加相信这个道理确实无误。当时正草创开基，艰苦创业，土地面积还不到数千里，军队人数也不满数万，只是父子、君臣同心合力，军队因为正义而士气旺盛，承蒙…… 上天的神助，能够击破明军二十万人。每当我观看…… 实录，没有一次不流泪动心，思念我…… 祖先的勤劳，又想到当时诸位臣子的竭力效命；谨依照…… 实录叙述这件事如下。己未年二月，明帝命杨镐、杜松、刘綎等统率二十万军队，号称四十万，前来进攻。左翼中路由杜松、王宣、赵梦麟、张铨统率六万人，从浑河出抚顺关；右翼中路由李如柏、贺世贤、阎鸣泰统率六万人，从清河出鸦鹘关；左翼北路由马林、麻岩、潘宗颜统率四万人，会合叶赫军队从三岔口出兵；右翼南路由刘綎、康应乾统率四万人，会合朝鲜军队从宽甸口出兵，约定一同进趋我兴京。三月初一，我西路的侦察兵远远看见火光，飞驰来报。刚刚到达，南路侦察兵又报告明军逼近边境。太祖说：“明军前来，确实如此。南路驻防的士兵有五百人，就用这支兵力抵挡他们。明军让我们先看到南路有兵，是想诱使我军向南。那些从抚顺关以西来的，必定是大军，应当赶快迎战。击破这一路，其他各路的兵马就不值得忧虑了。”于是就在辰刻率领大贝勒代善【后来封为礼亲王】以及众贝勒、大臣，统率城中的军队出城，并命令大贝勒走在前面。当时侦察兵又来报告说，明军从清河路出动而来。大贝勒说：“清河一带的边界，道路狭窄险曲，明军还不能很快到达。我军只应先前往抚顺，迎击敌军。”于是越过扎喀关，与达尔汉侍卫扈尔汉【后来授予三等子世职】集合军队等待。当皇上到达时 四贝勒（即我太宗文皇帝）因祭祀之事后来才到，对大贝勒说：“界藩山上，我正在筑城，筑城的夫役在那里。山势虽然险要，但

译如果明军将帅不顾惜士卒，奋力进攻，筑城夫役怎么办？我军应当迅速前进，以安定夫役们的心。”大贝勒等认为这话说得对，命令士兵全部披挂铠甲，过了中午到达太兰冈。大贝勒和扈尔汉想把军队驻扎在隐蔽处等待敌人。四贝勒勃然说道：“正应当显示军威、列阵迎敌，明白地让敌人看见，以壮筑城夫役和士卒的胆量，使他们同心合力作战。为什么要让军队停在隐蔽处呢？”巴图鲁额亦都（后来任一等大臣，追封弘毅公）说：“贝勒说得对。我军应当堂堂正正地面对敌人。”于是督率军队前往界藩，在明军营地对面列阵等待。当时众贝勒的军队尚未到达，我国防守筑城夫役的士兵只有四百人，埋伏在萨尔浒谷口，等明总兵杜松、王宣、赵梦麟的军队走过谷口将近一半时，从后面攻击，追到界藩渡口，同筑城夫役会合，占据界藩山的吉林崖。杜松在萨尔浒山扎营，亲自带兵包围吉林崖，仰攻我军。我军四百人率领众夫役下山攻击，一战便斩杀明军一百人。当时我国众贝勒刚刚到达，见攻打吉林崖的明军约有两万人，另有一军列阵于萨尔浒山顶，远远为其声势。四大贝勒与诸将商议说：“吉林崖山顶有防守的夫役士兵四百人，应赶快增派一千人帮助他们，使他们登山后奔驰而下冲击敌军，再用右翼四旗军从侧面夹攻。萨尔浒山的军队，则由左翼四旗军抵挡。” 于是派一千名士兵前往吉林崖。上到达后，询问四大贝勒破敌的策略，四大贝勒把先前的计划全部告诉他。上说：“天快黑了，姑且依从你们。现在把右翼四旗中的两旗与左翼四旗会合，先攻破驻扎在萨尔浒山的军队。此军一破，界藩的军队自然会丧失胆气。再命右翼另外两旗远远监视界藩的明军，等我军从吉林崖奔驰而下冲击时，一同奋力作战。”这时，我国靠近都城、骑良马的军队先到，骑劣马的后到，远在数十里外的军队还没有到。于是会合六旗军队进攻萨尔浒山，明军驻营列阵，发射枪炮。我军仰面射击，奋力冲锋，不一会儿便攻破其营垒，死尸相互枕藉。派去援助吉林崖的军队从山上奔驰而下冲击，右翼两旗渡河直进，夹攻在界藩山的明军，短兵相接。我军纵横驰突，无不一人抵挡百人，于是大败明军。明总兵杜松、王宣、赵梦麟等都死于阵中，尸体横陈，绵延山野，鲜血流成沟渠。他们的旗帜、器械和死去的士卒堵满浑河顺流而下，像流冰一样。追赶败兵二十多里到硕钦山时，天已经昏黑，军士沿途搜杀的又有无数。这天夜里，明总兵马林在尚间崖扎营，深挖壕沟，严密设置侦候，鸣金击鼓自卫。我军发现后，乘夜奔驰报告大贝勒。第二天一早，大贝勒带三百多名骑兵驰往。马林的军队正要拔营，走到一半看见大贝勒军队到来，便回兵结成方形营阵，环绕营地挖了三重壕沟，列置火器，让操习火器的人站在壕沟外面，后面又排列骑兵等待。另有潘宗颜一军，在西面三里外的斐芬山扎营。大贝勒见到后，派人驰报告知上。此时我国远路的军队也陆续到达，与大贝勒军会合。明左翼中路后营游击龚念遂、李希泌统率步骑兵一万人，驾着坚固的战车，驻扎在斡珲鄂谟地方，环营挖壕，外面排列火器。上看见了这支军队，便与…… 四贝勒率领不到一千人，把其中一半下马步战，明军发射火器抵抗。四贝勒率骑兵奋勇冲入，我军步兵便砍断明军的战车，打破他们的盾牌，明军又一次大败。龚念遂、李希泌都战死。这时大贝勒派人到来，得知明军已经在尚间

译崖扎营。上不等…… 四贝勒的军队，急忙带四五名侍从前往，中午到达那里，看见明军四万人布阵排列。上催促命令我军先占据山顶，向下进攻；众兵正要登山时，马林营中的军队与壕沟外的军队会合了。上说：“他们这是要同我军交战了。我军暂且不要登山，应当下马步战。”便命大贝勒前去传谕。当时左翼两旗下马的只有四五十人，明军已经从西面冲来。大贝勒代善对……

译上说：“军队已经冲进去了。”随即策马迎战，直冲入敌阵。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以及众台吉等，各自鼓起勇气奋勇前进。两军交战，于是击败明军，斩首、俘获的人数很多。交战时，我军六旗看见战斗，来不及布置成阵，各自单独作战，前后不能相互等待，纵马飞驰，直接逼近明军营地。明军发射鸟枪、巨炮，我军冲撞突击、纵横攻击，飞箭利刃所向无敌。明军不能支撑，又大败逃走。我军乘胜追击，明副将麻岩以及大小将士都战死，明总兵马林仅仅逃得一命。扫荡得不留痕迹，尚间崖下的河水因此全都变成赤色。上又集合军队驰往斐芬山，进攻开原道上的潘宗颜军队，命我军一半下马，仰攻山势。潘宗颜的军队约一万人，用盾牌遮蔽身体，连续发射火器。我军冲入其中，摧毁他们的盾牌，于是攻破了敌军。潘宗颜的全军全部覆没。当时叶赫贝勒锦台什、布扬古想帮助明军，与潘宗颜会合，刚到开原中固城，听说明军战败，十分惊惧而逃走。此时我军已经击破明军的两路军队。上于是收拢全军，到固勒班地方扎营。而明总兵刘綎、李如柏等从南路进军，已经逼近兴京，侦察兵飞驰来报。上于是命扈尔汉先率一千人前往抵御，第二天早晨出发。上又命二贝勒阿敏率两千人随后出发。上率领众贝勒、大臣回军到界藩，举行凯旋礼，杀八头牛祭祀军旗并报告战果。天，大贝勒代善请求说：“我先回去，带二十名骑兵负责警戒、侦察和传递消息。”祭祀完毕，上慢慢出发。上答应了，三贝勒莽古尔泰也相继出发。四贝勒奔驰到…… 上前，请求和他一起走。上说：“你的兄长是微服出行，你去探望他，跟在我后面走。” 四贝勒说：“兄长独自前往，我留在这里不安心，所以也去。”天黑时，大贝勒回到兴京，进入宫中后…… 皇后、内廷等人见大贝勒到来，急忙询问抵御敌人的计策。大贝勒说：“抚顺、开原两路的敌军已经击破，诛杀殆尽；南来的军队已经派将领前去抵御，我们正在等待。” 父皇命令立即前往击破他们，于是大贝勒又出城迎战。上在大屯的旷野…… 上从界藩出发到兴京，天刚亮便命大贝勒、三贝勒、四贝勒统率军队，去抵御刘綎，同时留四千士兵在都城，等待李如柏、贺世贤等人的军队。起初，刘綎的军队从宽甸出发，进入栋鄂路，我国百姓躲进深山密林，刘綎把他们的栅寨全部烧毁，杀害其中弱小者。佐领托保、额尔讷额赫率驻防士兵五百人迎敌，刘綎的军队将他们重重包围，额尔讷额赫战死，我军又有五十名士卒受伤。托保带领余兵与扈尔汉的军队会合，扈尔汉在山隘设下埋伏等待敌人。巳时，大贝勒和三贝勒、四贝勒带兵刚刚走出瓦尔喀什窝集，当时刘綎率领的精锐两万人，已先派一万人前来掠取，准备到登阿布达哩冈布阵。大贝勒想带兵先登山冈，奔驰而下攻击他们。四贝勒统率军队，士兵抵御刘綎，同时把四千名士兵留在都城，等待李如柏、贺世贤等人的军队。起初，刘綎的军队从宽甸出发，向栋鄂路推进；我方百姓逃避躲藏在深山密林之中，刘綎把他们的栅寨全部焚毁，并杀害其中的老弱。佐领托保、额尔讷额赫率领驻防的五百人迎战，刘綎的军队将他们包围了好几层，额尔讷额赫战死，同时使我方士卒五十人受伤。托保带领余下的士兵与扈尔汉的军队会合，扈尔汉在山隘设下伏兵等待。巳刻，大贝勒与三贝勒、四贝勒带兵刚刚出瓦尔喀什窝集，当时刘綎所率的精锐部队有二万人，先派出一万人向前抢掠，将要前往登阿布达哩冈布阵。大贝勒想带兵先登上山冈，便驱马冲下去攻击他们。四贝勒说：“兄长统率大军留在这里，相机作为援军；我先督率军队登冈，从上往下攻击。”大贝勒说：“好。我带左翼军队从敌军西面出击，你带右翼军队登山，让将士从上往下攻击。你站在后面督察指挥，不要违背我的命令，擅自轻身冲入敌阵。” 四贝勒于是率领右翼军队前往，先带三十名精锐骑兵，越过大军前列，从山上奔驰而下，奋力攻击敌军。兵刃交接，战斗十分激烈，后军随后到达，冲入敌阵。大贝勒又率左翼军队从山西赶到，夹攻敌军。明军大败，四贝勒乘胜追击，遇到刘綎后队的两个营。刘綎仓促之间来不及列阵。四贝勒放开军队奋力攻击，消灭了刘綎的两个营，共一万人。刘綎战死。当时，明军、海盖道军、康应乾的步兵会合朝鲜军队，驻扎在富察的旷野。他们手持筤筅、长枪，身穿藤甲、皮甲；朝鲜军队穿纸甲，头盔用柳条编成。火器层层排列，等待进攻。四贝勒击破刘綎军后，正要驻军，众贝勒都已到达，于是又督率军队进攻康应乾。明军和朝鲜军队向敌人发射火器，忽然大风骤起，飞石扬沙，烟尘反扑到敌营，天昏地暗，白昼像黑夜一样。我军乘势进攻，飞箭如雨般射出，又一次大败敌军，敌军两万人被消灭，康应乾逃走。在此之前，二贝勒阿敏、扈尔汉先行，遇到明游击乔一琦的军队，将其击败。乔一琦收拢残兵逃到朝鲜都元帅姜功烈的营地。当时姜功烈占据固拉库崖，众贝勒重新整顿军队追击乔一琦，于是进攻朝鲜营地。姜功烈知道明军战败，大为惊恐，便按兵不动、放倒旗帜，派通事举旗前来报告说：“这次来并不是我的愿望。从前倭寇侵犯我国，占据我国城郭，夺取我国疆土，在危急困难的时候，依靠明朝帮助，才使倭兵退去。如今为了报答恩德，所以奉调来到这里。你们如果安抚我，我就归附你们。而且我军中夹杂在明军行列里的士兵，已经被你们杀掉了；营中都是高丽兵。逃到我这里的明军，只有游击乔一琦一人及其随从军士而已，我应当把他们捉来献上。”四大贝勒议定后说：“你们投降，先让主将来；否则就开战。” 姜功烈又派使者来报告说：“我如果今晚立即前往，恐怕军队会混乱逃散，请让副元帅先到贝勒营中住宿以表示诚意。明天早晨我率众投降。”于是把明军全部捉住，扔到山下；明游击乔一琦自缢而死。于是朝鲜副元帅先到众贝勒面前投降，第二天姜功烈率五千士兵下山投降，众贝勒设宴慰劳他们，送姜功烈及其部下将士先到都城。

译上临殿受朝鲜都元帅姜功烈及副元帅等匍匐拜见。上以优厚的宾客礼节接待，多次赐宴，厚待他们；士卒全部留下供养。四大贝勒消灭南路明军四万人后，我军驻扎三日，登记俘获的人口、马匹、辎重、铠甲和兵器，然后回军。这一战，明朝调集全国军队云集辽沈，又招集朝鲜、叶赫，分路前来侵犯；五天之内，全部被我军消灭。明朝宿将猛士的尸骨暴露在野外，死去的士卒不下十余万人。我军承蒙上天保佑，以少击众，无不摧毁坚阵、挫败精锐，迅速取得显著战功。按功劳簿登记，我军士卒只损失二百人。自古以来克敌制胜，从没有像这样神奇的。当时明经略杨镐驻在沈阳，听说三路军队战败，大为惊慌，急忙传檄命总兵李如柏、副将贺世贤等撤军。李如柏等从呼兰路逃回，我军二十名哨兵发现他们后，占据山上吹响海螺，挥舞弓梢作出召集大军的样子。随即呐喊冲下攻击，杀死四十人，缴获五十匹马。明军争路逃窜，互相践踏而死的又有一千多人。庚寅日，大军回到都城，上看着众贝勒、大臣说：“明朝以二十万军队，号称四十七万，分四路合力前来作战。如今我军没有超过限定时间便击败了他们，于是取得了全胜。各国听说这件事，如果说我军分兵抵御敌人，就会称赞我军兵力众多；如果说我军往来追杀，就会佩服我军强盛。消息传遍四方，谁不会畏惧我军的威势呢！” 唉，由于这一战，明朝的国势更加削弱，我国的武功威名更加显扬，于是能够攻克辽东、夺取沈阳，开创帝王基业。这些成就难道容易吗？确实是凭借我祖先而实现的。太祖向……求得这个结果 上天，又为祖先报了仇吗？祖先率领兄弟、子侄众人，以及股肱心腹之臣。亲自冒着箭石，传授方略，一时之间…… 圣明的后嗣和贤能的臣子，抒发劳绩、竭尽忠诚，共同成就了宏大的功勋。我大清亿万年的宏伟基业，实在由此开端。我披读…… 实录时，没有一次不产生敬仰、爱慕、悲伤和惭愧之情，遗憾自己不能赶上那个时代，接受训诫，在战场和军马之间贡献力量。我的…… 祖先如此辛劳才取得的天下，子孙后代看到这些战事，却不思考怎样永远…… 使天命延续、帝业长存，兢兢业业治理国家、安定百姓，严肃地牢记“惟休惟恤”的训诫，存有以夏、殷为鉴的心思，那也就不只是我和子孙的责任了。这就是我看到萨尔浒之战而记载此事的原因，也是我因…… 实录尊贵地收藏，常人难以看到，所以特意记载这件事，用来显示给我大清亿万年的子孙、臣民，希望大家共同勉励，不要忘记…… 祖宗开创基业的艰难。《御制文二集》卷三十二。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二集》卷三十三。记事。记载《中庸》所说九经中敬重大臣的义理。《中庸》的九经各自包含一件政事，都是治理天下国家者的重要原则。敬重大臣与尊重贤人，意义看似相同，实际上并不相同，但最终归宿原本没有不同。尊重贤人，是为了广泛寻求俊杰，借以帮助启发和辅导；至于敬重大臣，则是敬重大臣所担负的职分，并不只是说尊敬他这个人。况且“敬”就是诚心：把臣下视作我的股肱耳目，正是舜敬重大臣的方式。“敬”就是端正：只有同你的僚属一同努力，没有不齐心协力来匡正君主的，正是高宗敬重大臣的方式。“敬”又是畏惧：霍氏的灾祸萌发于陪乘之人；“敬”又是尊崇：太阳向下普照万物众生，如果没有太阳，万物凭什么仰赖它的光照？依照前面两种意义，是敬重臣子的职分而得到好处；依照后面两种意义，是敬重臣子本人而招致祸患。由此可知，所谓敬重大臣，是敬重他的职分，而不是敬重他本人。敬重他的职分，就一定要寻求能够胜任这一职分的人；那么尊重贤人怎么可以缓慢呢？所以我说，它们最终归宿原本没有不同。记载《夏僎〈尚书详解〉·费誓篇》论述淮夷、徐戎的事。我曾经说过，解释经书的人不能凭自己的意思穿凿附会，以显示高明；想要出人头地，反而会遮蔽经义的本来面目。像夏僎的《尚书详解》，他精心研求、广泛搜罗，斟酌古今，心意不能说不勤勉，但优点和缺点各占一半。至于他想追求新奇而穿凿附会的其他地方，暂且不逐一论述。比如解释《费誓》的“淮夷徐戎”，难道不是失于穿凿吗？孔安国的传注本来已经有“淮夷、徐戎错杂居住在九州，秦始皇把他们驱逐出去”的话，却只是引用而没有展开。夏僎便说，徐州、淮水之滨是中原地区，怎么会有戎夷？仿佛先王在这件事上有所不及，秦始皇反而能够除害；又泛泛地说，这件事影响到先王，先王虽然不能驱逐戎夷，却能够任用周公、召公；秦始皇虽然能够驱逐戎夷，却不知道驱逐赵高、李斯。这或许寄托了鉴戒之意吧？然而与《费誓》的经义有什么关系呢？大概古代中国的疆域较小，后世中国的疆域较大；不在中国疆域以内的地方，便大都称为戎夷。比如《禹贡》说“莱夷作牧”，《孟子》说“舜是东夷，文王是西夷”之类，不胜枚举。难道当时东莱、诸冯、岐、周等地也都有戎夷杂居吗？周宣王讨伐玁狁到达太原，也许只是那些地方靠近北狄，北狄侵入并居住在那里罢了。至于淮水之滨的徐州，距离边境以外很远，戎夷图谋什么，为什么要舍弃故土来这里居住呢？由此可知，淮夷、徐戎就是当地的土著居民。当时有时会有横行作乱、不服教化的人，因为不在中国疆域以内，便把他们称作戎夷。即使像《春秋》贬抑吴、越和楚，称他们为蛮夷、扰乱华夏，也不但不能用来类比今天的江浙、湖广，即使从汉、唐以来也已经没有这种说法了。孔安国的传注本来就已经失误，夏僎又以讹传讹，进一步枝蔓其说，认为秦始皇能够除害，而先王有所不及，并且申说“不要忧虑中国有戎夷，只应忧虑朝廷没有忠臣”的话，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这不是使言辞支离破碎、使义理错乱了吗？

译记载《春秋》元年春王正月的事。《春秋》是圣人尊崇王室的经典。隐公元年春，周王正月，是开篇阐明大义的第一处。解释这一句的人，从三传直到后世儒者，著述多得堆满栋梁，有的甚至因此彼此攻讦，实在没有必要再议论。然而，真正懂得圣人深意的，又有几人呢？王道衰微，于是孔子作《春秋》；《春秋》本是鲁国的旧史。从隐公开始，就不得不记作“隐公元年”，而紧接着写道“春，王正月”，这是前代史书所没有的。大概是说：隐公的元年，乃是奉行周王的春令和正月，由此确立是非，这就是尊王的意义吗？而且这一说法，在齐国是齐桓公九年，在晋国是晋文公二年，卫、郑以下各有自己的年号，不能逐一数说，却总合为周平王四十九年。在这样的时代，世人将凭什么纪年而知道岁数呢？这就是圣人在书中写“元年春王正月”，难道也是对此有所感触吗？奉行夏朝的历法和时令，是圣人心中的主张，却不能在当时实行。说“春王”而不说“王春”，是说月份可以改变，而春季不可改变，其中也隐约寄托着夏代的时令和王者的纪元。所谓大一统，足以统一天下人的心，不能任由它变成面对诸侯纷乱、无从实行的叹息。这一篇作为开头阐明大义，贯通《春秋》的始终，直到获麟才搁笔。圣人的道理关系到万世，圣人的忧虑也关系到万世。因此，封建的主张不仅不能施行于后世，即使知道圣人，也未必认为封建是适宜的。题论洪咨夔《春秋说》中关于隐公作伪的事情。《春秋》以三传最接近古义，后世注疏家越往后越奇异，也越不得其正。比如《左传》解释不书隐公即位，说是因为隐公摄政，大概是有所引申而未明说，似乎还有道理。《公羊传》认为这是因为桓公尊贵，就已经失之偏颇了。只有《谷梁传》先说这是成全隐公的志向，再说是成全成人之美，最后说是轻视千乘之国而践行大道，虽未能持论平正，也还不算苛刻。然而，三传即使能得到圣人笔削的精微意义吗？我不敢相信。后世同室操戈，炫耀独到见解，务求胜过别人却反而昏昧了自己，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像洪咨夔《春秋说》评论隐公，竟直说隐公作伪而且拙劣，吹毛求疵实在太过分了。他的话大概出自卢仝《春秋摘微》的绪论【卢仝《摘微》说：隐公越过次序即位，长期不归还君位，表面上说是摄政，实际上却是夺取君位，所以不书即位，用来表明《春秋》创作的缘由。这部书早已散佚，只有宋代杜谔《春秋防议》采录了他的说法，如今在《永乐大典》的散篇中搜辑得到】。卢仝距离三传已有千百年，洪咨夔又距离卢仝四百多年，却拾取别人的残余而说成自己的见解，这怎么能欺骗千载的公论呢？即使说这是对贤者要求周全，也仍然是偏袒左氏罢了。题论明代历朝玉册之事。戊辰年，我奉命把历代帝后像收藏在南薰殿，又把前朝历代皇帝的玉册，连同存放在工部的玉册，一并收藏在殿西室。当时我年纪还小，没有追问为什么有玉册而没有玉宝。现在因此重新制作了一套。太庙的册宝制作完成后，我取来明代十三帝的玉册观看，同时思考它们有册而无宝的原因。那些玉册大多使用条玉【四条拼成一板，用绳子穿连起来】，这就是“玉检金绳”遗制的意义吗？于是猛然醒悟说：“玉册能够保存下来，而玉宝会丢失，原因就在这里。一块玉板由四条玉组成，又要穿孔，制作时难道不费琢磨吗？然而把玉板拆成玉条，就成了无用之物。玉宝却本来是完整的一件器物，磨掉上面的文字，仍然是一件宝物；改制成别的器物，也可以随意完成。况且宋、元以来，近代的册宝都不见于世，也可以作为证明。到了明末，经过流寇之乱，兵火蹂躏，重器被迁移，玉宝丢失而玉册保存下来，原本就是这个道理，有什么可疑的呢？”大概上天难以测度，天命并不恒常；要常守德行，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遍观各朝史书，开创基业的人大多贤明，但有的只传一两代，有的传二三代；即使有些人不能常守德行，以至于丧失祖宗的事业，这也不是 上天使他们灭亡，实在是自己招致灭亡。宗庙重器固然贵重，但九州万民的分量比宗庙重器何止大五倍十倍？从来没有失去民心而能保住宗庙重器的。若只在宗庙重器中计较它历经久远而未曾丢失，也未免太看轻根本了。为什么不敬畏？为什么不谨慎？这就是我收藏、取出册宝的原因。陪京的 太庙中的册宝，难道也有深意吗？我的子孙，直到百世之后的后代，也要把我战战兢兢、心怀畏惧的心当作自己的心，并且保持敬畏。上天以凛然之威爱护百姓，难道这样就差不多可以保住国运了吗？难道这样就差不多了吗？

译题论《史记》中冒顿与高后的事情。冒顿渐渐骄横，写信给高后，说了那番话，简直把高后当作自己的妻子。高后大怒，想要发兵，仍有活人的气概。樊哙请求给他十万兵马，让他横行匈奴境内，这是懂得“主辱臣死”的道理。季布却说：“樊哙该杀。”还连连提起平城之事；平城不过是高祖受了冒顿欺骗罢了。那件仇恨可以不报，但如今冒顿侮辱高后的话，难道可以听而不问吗？高后即使是“牝鸡”，也已经俨然是汉朝的君主了。君主受辱，臣子却厚着脸皮一同受辱而不以为怪，那就是汉朝无人了。即使不反戈相向，难道可以吗？季布认为樊哙该杀，难道是自己忘记了少年时代一诺千金、任侠仗义的气概吗？况且他说：“夷狄好比禽兽。”如果确实如此，那岂不是把自己的君主看成禽兽的妃子了吗？至于“年老气衰”“弊邑无罪”等话，难道是中原君主用来答复外夷君主的话吗？这简直是毫无活人气概。后世读史的人，大多赞同季布而非难樊哙，害怕由此引发边境争端。然而因为畏惧而忍受外侮，导致丧师亡国的事情多得很。唉！樊哙果真错了吗？季布果真对吗？杂著 读韩非子 韩非著《说难》，对于人情世态，已经了解得很全面，说得也很详尽了。但他所说周文王、晋文公替人系袜、系鞋的故事，实在荒谬得厉害。袜子、鞋子有带子的古制姑且不论，文王和文公的事情竟如出一辙；同样荒谬的事出现一次已经很过分，再出现一次又怎么受得了呢？讨伐和作战，是整顿装备的时候；临到阵前，若带子松开，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可是这两位君主却还在路上应酬周旋、谈论古道，认为没有可以替自己系带子的人，那么一国之臣，难道没有一个不是先君的臣子吗？上等、中等的人固然不必使唤，连下等的人也不敢使唤，那么这两位君主对于自己的国家，竟没有一人可以让他做这种卑贱的差役吗？难道连厕所污秽之物的清理、衣物的洗涤，也都亲自做吗？尊重士人，是道理；尊重士人而失之于谄媚，晋文公的诡谲行为，或许偶然会有，但谁能说圣明的周文王也会这样做呢？所以我斥责这种说法荒谬至极，并明确说明尊重士人也有一定的常规。读《周易》“枯杨生稊”辨析诂释。《易经·大过》九二说：“枯杨生稊。”王弼注说：“稊，是杨树的花秀。”孔颖达说：“枯槁的杨树重新生出幼嫩的稊，取象明显而容易看见。”陆德明《经典释文》也采纳这种说法。考察《夏小正》说：“正月柳稊。稊，就是萌芽。”戴德亲自解释这句话，确实可信，足以和王弼的注相互发明。而且不只是王弼、孔颖达的说法如此，唐代以前诸位讲解《易经》的儒者，没有不是这样解释的。即使郑康成写作“荑”，解释为树木重新生长；虞翻训释作“穉”，解释为杨树的叶子尚未舒展，字面虽稍有不同，意义其实相去不远。只有朱子的《本义》把“稊”当作“梯”，并解释为根，说是“在下方繁荣”，他的说法本于《程传》。程子则举刘琨《劝进表》中“从枯荑上发出繁茂花朵”作证。刘琨只是随手作文，与《易经》的道理没有关系，而且也没有明说是根；“荑”的训释又是草，刘琨所谓“枯荑”，怎么知道说的是那里的意思而不是这里的意思呢？它显然不足为据。程子、朱子的意思，不过是因为卦体中二爻、初爻的阴爻在下，于是认为是下方生出根和梯；而对于五爻这个老阴在上，则认为是上方生出花秀。把初爻比作老夫得到年轻妻子，把六爻比作老妇得到年轻丈夫，这样说可以；但若拘泥于上下爻的卦象，把根、梯和花秀分成上下两爻来说，就不可以了。朱子不是又说过：“下方繁荣，便是在上方生长”吗？既然说“在上方生长”，那不是花秀又是什么？况且植物的生长，没有不是由根到茎、由茎到枝、由枝到芽蘖的；如果舍弃“稊是花秀”而专说“稊是梯”，又解释为根，那么所谓“在上方生长”究竟指什么呢？考察朱震《河上易传》说：“二爻变动，与初爻、二爻形成艮、巽，木在土下，就是根。”枯杨有根，它的幼芽花秀从根中长出；幼芽长出，才是杨树的花秀。朱震并不是不兼说根，只是引申到稊，那么比程子、朱子的说法更为全面。我曾经综合卦爻象辞反复考察，“生稊”一定应当以王弼的注为正确。阳气虽然过盛，但得到阴气辅助，所以能够完成生发的功效，正如枯杨生出稊芽，开始萌发花秀，具有生生不息的形象，也如老夫得到年轻妻子，虽然年老却能相互配合，所以没有不利。五爻生花，应当直接解释为“花絮”。陆佃《埤雅》说：“柳花又叫絮。”这就说明了它的意义。杨树到了开花吐絮的时候，生机已经过去，从此以后将逐渐衰落，所以不能长久。这也像老妇得到年轻丈夫，是可耻的事。这样用象辞解释爻辞，意义自然相合；用卦体解释爻象，也没有不相合的。又何必拘泥于程子、朱子的曲解，把它解释成“梯”呢？不过，“稊”这个字虽然是今天通行的写法，《大戴礼》也从木旁，但诂释并没有不同的意义，或许是刊刻、抄写造成的讹误。张参《五经文字》则把“稊”列在禾部。唐国子学石经本，是汉代鸿都石经的遗存，最接近古本。木旁的“梯”，《说文》《广韵》都解释为木制的阶梯，与草木发荣的意义无关，也不能不加以订正。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二集》卷三十四 杂著

译读欧阳修《纵囚论》从天子直到平民，一切都把修身作为根本。怎样修身？不过是忠和孝罢了。唐太宗要挟父亲而背叛君主，杀死兄长来逼迫父亲，忠孝之道已经消亡了。他知道自己无法在后世取得声誉，所以即位以后，凡是沽名钓誉的事情，没有不做的。有人说：“三代以后，唯恐自己不好名。”这虽然是矫枉过正的话，但用在臣下身上或许还可以，用在君主身上却绝对不可以。名声是实际功业的末端，而君主是臣下的表率。天下的真伪变化万端，但总不出一个“求名”。居上位的人竭尽诚意来感化下属，尚且害怕做得不够恰当，反而带头追逐末节，距离丧失实际功业、失去做君主的正道还能有多远呢？唐太宗好名的事情数不胜数，我从前在《乐善堂集》中已经谈到过，但没有比释放囚徒这件事更严重的。欧阳修作《纵囚论》评论道：“怎么知道那些被释放后离开的人，不是料定自己一定会回来而希望获得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呢？又怎么知道那些被释放后离开的人，不是料定自己回来一定会获免，所以才再次回来呢？”这是上下彼此欺骗来成就这个名声，哪里有什么施恩德、知信义可说呢？唐太宗设下骗局来沽名，这几句话足以揭露其中的隐微了。欧阳修接着断定说：“释放他们后又回来，就杀掉他们而不赦免；如果再次释放他们，他们又再次回来，那么就可以知道，这是恩德使他们受到感化的结果。”这句话大概是为了斥责唐太宗的欺诈，但也未免被文辞牵累而损害了义理。既然释放后回来就一律杀掉，那么再次释放的人哪里肯再回来呢？难道是稍微假借守信守义之名，那些被杀却坚持到底、不肯悔改的人反而能活下来吗？虽说如此，三百人数量很多，难道个个都能成为君子，甘受这种艰难，而没有一两个只求侥幸免死的吗？唐太宗很有手段，他当时一定暗中向司法官吏示意，使这三百人确信回来必定能免罪；如果不回来，就一定大规模搜遍天下将他们诛杀，并且牵连他们的父母妻子。那三百人本来就在这一地区，难道敢不回来以求侥幸免死，而让父母妻子受到牵连吗？史官没有见识，没有追究详情就把它记载下来，反而认为这是盛德感化。有识之士看来，这实在只值得一笑的儿戏罢了。可是欧阳修还认为这种事偶尔做一次也可以。我认为即使偶尔做一次，也是不可以的。读《严光传》我读《东汉逸民传》，读到严光如何回答光武帝，以及他把脚放在皇帝腹上、太史上奏“客星侵犯帝座”等话时，不禁听然而笑，说：“范晔荒诞得太过分了！光武帝爱惜贤才，严光高尚自守，他们各自都把自己的道义做到了极致，足以激励千古。即使按照严光回答的话来看，也还可以说没有辜负他视功名如泥土、视轩冕如尘土的志向。至于把脚放在皇帝身上，则相信必定没有这件事。孟子不是说过：‘居处会改变人的气质，奉养会改变人的体貌’吗？光武帝既然已经成为皇帝，亲近故人，连续多日谈论道理，也就够了。哪里至于两人一起仰卧？即使偶尔仰卧，又哪里至于把脚放在皇帝腹上？假使确有其事，又哪里至于惊动星象？这件事不用辨析，就可以知道是诬造的。况且建武年间，朱浮、许淑等人都上书说历法不正确，应当改订。那时掌管历法的，不就是太史吗？连晦朔这种可以考察的事情都弄错了，又怎么能知道幽微难察的星象呢？我认为即使偶然有这件事，也一定是太史官暗中知道了详情，装饰奏报，说是星象发生变动，以神化自己精于推测。推测术越发展，后来就流于图谶纬书。光武帝本来就喜好图谶，于是竟不知不觉落入了这种术数之中。不过，做皇帝的人应当以礼法约束自己。皇帝尊重严光，让他乘安车回到山中，这是礼；命令有关官员按时节慰问，这是礼；赐给他金帛，这是礼。至于和严光一起仰卧，就不是礼了。归根到底，是范晔喜欢猎奇荒诞，胡乱记载，却把它当成了真实。” 读韩昌黎《杂说》韩昌黎《杂说》一共四篇，其余姑且不论。第二篇谈善于行医、善于谋划的人观察脉理、审察纲纪，归结到忧虑自己所能依仗的东西、畏惧自己所可矜夸的东西，用来告诫后世忧虑盛满、警惕光明显赫，反复表达这层意思。我从前选编《文醇》时，已经申说过其中的意义，并把这两句话题写在殿壁上【养心殿东暖阁曾书写这两句话作为楹联】。唯独其中“不要依仗天下的安危，而要观察纲纪的治乱”两句话，可以说大体完美，但还没有完全妥善。韩昌黎大概没有深入思考。人的生死固然不在于皮肤的肥瘦，而在于脉象；天下的安危，难道能说与纲纪的治乱无关吗？从古到今，从来没有纲纪治理得好而天下不安的，也没有纲纪混乱而天下不危的。安危和纲纪、治乱彼此息息相通，哪里能同皮肤肥瘦与脉象疾病无关相比呢？至于周朝超过了自己的历数，秦朝却没有达到应有的期限；秦的倾覆固然由于纲纪败亡，但周朝虽未倾覆，王室却像系在旌旗上的穗子一样摇摆不定，哪里还有什么纲纪可以保存？说那时天下没有危险，能行吗？韩昌黎的意思，大概还是认为封建制度是正确的。不知道古今情势不同：汉明帝实行封建，或许反而导致危乱；唐、宋不实行封建，也不过是暂时苟安。纲纪其实系于君主一心一念：心存敬畏，纲纪就能得到治理；一念懈怠，纲纪就会混乱。天下的安危因此相系，难道在于广建诸侯吗？韩昌黎所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因此叙述并评论这件事。读苏轼《范增论》苏轼著《范增论》，引用《史记》的话说：“汉采用陈平的计策，离间疏远楚王君臣，等等。”苏轼是通达事理、懂得时务的人。陈平其他计策确实很多，这里不一一说。至于先送上太牢之礼，后来又拿走而换用恶劣的食物，以此来招待亚父范增；项王使者待遇厚薄不同，这不过是欺骗小孩子的行为，难道说项王就因此相信而怀疑范增吗？范增离开项羽，应当是在项羽杀死卿子冠军的时候，苏轼本来已经说到了。难道不是因为怀疑范增的根源就埋藏在这里吗？不采纳范增的意见，却杀死他所拥立的人，项羽对范增的疑心，一定从这时开始。苏轼又把这点痛快地说出来，不是通达事理、懂得时务的人，做不到这一步。那么他引用陈平的事情，是相信它吗？还是不相信，只是随意举出来以申明自己的观点呢？对于不合道理的事情，借以申明自己的主张并斥责其错误，是可以的。但苏轼在其中仍然保留两可的说法，那么那些学问不如苏轼、又被司马迁误导的人，就更不足为怪了。

译读《后汉书·明德马皇后传》我读《明德马皇后传》，赞赏她不肯给外戚封爵，却不明白肃宗为什么一定要给外戚封爵，认为这样才算尽孝，这是什么意思？又不明白封侯如果确实是旧典，也不过是增加一个爵位俸禄，完全可以不让他们干预朝政；可是马皇后一再苦苦推辞，好像一天也不能忍受，这又是什么意思？等到读到皇帝最终还是给舅舅封爵，而马皇后说了那些话，意思是说自己的遗志又没有被遵从，到了万年之后仍会长久遗憾。我不觉放下书长叹，叹息范晔只知道表彰马皇后的贤德，却没有考虑肃宗将把自己置于什么境地。马皇后说这些话，是真诚的吗？如果是真诚的，那么儿子以给舅舅封爵来取悦母亲，她怎么忍心这样说？如果不是真诚的，那么前面两道诏书也都不可信了。况且肃宗给舅舅封爵，确实只是孝道中的小节，不过是想取悦亲人罢了。假如亲人临死还怀着遗恨，这才是不孝的大事，肃宗又有什么过错，忍心给他加上这样的名声呢？宫闱中的话，外面的人凭什么传出来？这实在是范晔不懂大义，只是一味迎合自己所喜爱的人，不知不觉使自己的话过分而违背事理。马皇后本人穿粗厚的练帛衣服，节俭已经很明显了。可是传中又说，她赏赐各位贵人每人白越三千端、杂帛二千匹、黄金十斤；赏赐广平王、钜鹿王、乐成王各钱五百万。这又哪里算节俭呢？难道节俭就是这样吗？难道只知道自己穿粗衣、吃粗粮，却可以随意挥霍赏赐，就能称作节俭吗？外戚之家车马往来如流水、奔驰如游龙，这些话本来就是马皇后自己说的。他们家贫微的时候，也能很早就这样吗？孟子说：“完全相信书，不如没有书。”周代尚且已经如此，何况人心日益浇薄，逐渐流变到两汉六朝呢？读《公羊传》《公羊传》问：隐公为什么不说即位？回答说：这是成全隐公的心意。接着又申说其中的道理：立嫡长子，不看贤能与否；立庶子，要看母亲尊贵与否，不看年长与否。说成全隐公的心意，是对的；但“立长而不论贤能”“立贵而不论年长”的说法，实在很荒谬。所谓以贵不以长，或许可以杜绝庶子觊觎君位的心思，还可以说是让各人安守名分；至于以长不以贤，既然身份都尊贵，既然都尊贵，就应当选择贤者、舍弃不肖者，有什么不可以？为什么还一定要防微杜渐，说必须立年长者而不论贤能呢？夏朝舍弃贤明的太子启而立卑贱的太子辛，商朝因此灭亡，这难道不是万世清楚的鉴戒吗？我认为，舍弃辛的尊贵而立启的卑贱，还不至于使商朝社稷倾覆。商朝宗庙祭祀没有断绝，和舍弃尊贵而立卑贱相比，其中的是非轻重，必定有人能够辨明。懂得这一点，那么《公羊传》说法的荒谬，不也显然明白了吗？刘颂却引用它的话，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人情事理；这种见识庸陋愚昧，本来就不值得再加以驳斥。况且把天下交给人并不难，为天下找到贤人却很难。尧、舜、禹传贤和传子的事情，韩愈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把天下传给贤人，后世固然不能实行，难道在诸子之中就独独不能选择贤者传给他吗？如果一定拘泥于立年长者、立尊贵者这种小节，而不替天下万世选择贤明的君主来拥立，那简直是把祖宗社稷看轻，却把自己的妻妾姊妹看重。千金之家尚且有所不能做，何况天下万民这样重大的事情呢？有人说：后世宠爱妃妾而立年少的儿子，因而导致败国亡家，也有这样的事；不如遵守《公羊传》的话，才没有祸患。即使如此，宠爱妃妾而立少子的情况，十次未必有一两次；不选择贤者而只守名分，却十次必定有十次如此。若果真如此，那么《公羊传》的说法究竟应当遵从，还是不应当遵从呢？读《刘昆传》《后汉书·儒林传》记载，刘昆任弘农太守时，仁德教化大为推行；崤山驿道过去多有老虎，后来老虎都背着幼虎渡过黄河，等等。老虎是猛兽，藏身山林，追逐鹿和野猪来养活自己；老虎的智慧也就止于此，其他事情并不是它所能知道的。太守的仁政只能施行于百姓，百姓难道能向老虎说明吗？老虎又怎么能从百姓那里知道这些事？难道还要推测太守的心意，认为他不伤害百姓，于是老虎便离开，并且一只只背着幼虎迁徙吗？范晔记载这件事，不过是想抬高刘昆的美名罢了。没有见识的人或许信以为真，有见识的人一定会斥责其荒谬，甚至连刘昆的善政也怀疑是迎合上意、过分颂扬。这样想要抬高他的美名，反而损害了事实。可是范晔这样写，大概也有依据。他看到《礼记》记载孔子经过泰山，有“苛刻的政治比老虎更凶猛”的话，于是创作新奇说法来赞美刘昆，却没有察觉其中的荒谬。《礼记》出自汉代儒者，言语多有驳杂，不一定全是孔子的话；即使“苛政猛于虎”这句话，也只是借物喻政，还不失为正确；但老虎知道太守施行仁政，纷纷背着幼虎渡河离去，则一定没有这样的事情。大概人聚集起来，土地就会被开垦；土地被开垦，野兽就会远离，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如今泰山、崤山一带为什么都没有老虎？还不只是这里如此。天下郡县中有老虎的，不过千百处中的一处，其余全都没有老虎，难道是因为各地守土的官员都像刘昆一样贤明，而老虎都躲避离去吗？这又无需反复争辩，就可以证明范晔的记载是讹误。读韩非子 从前韩非叙述管仲回答桓公的话：“了解臣下的，没有比君主更深的；了解儿子的，没有比父亲更深的。”这句话，我认为不对。从古到今，很多人认为这话正确，我为什么认为不对呢？如果那个君主或父亲果真贤明，他自己自然知道，也不需要臣子、儿子或其他人来赞颂。如果他不贤明，不能认识自己，在别人看来，这就是与自己无关的错误赞美，反而会危害国家和家族。假如做臣子、做儿子的也这样说，那就是内心怀有怨恨，却仍然使君主或父亲陷于不能自知。就拿桓公多次举荐鲍叔牙等几个人，而管仲都认为不可以来说，桓公果真了解臣下吗？夏桀对关龙逢，商纣对王子比干，也都是如此。瞽瞍对舜，晋献公对申生，果真了解儿子吗？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所以我认为这句话不对。大概不合人情的言论，听起来似乎正确，但用道理衡量，就会发现它们像这样刺谬不通的地方很多。况且君子立言，是要作为万世的法则，不能放纵一己的私智来欺骗世人、盗取名声。论说治道的书，没有比《尚书》中的典、谟更好的了；其中一再说到“在于知人”，又说“唯帝尧也觉得知人很难”。假如世上做君主、做父亲的，都说“我已经了解臣下，我已经了解儿子”，误以为了解儿子，祸害不过一家；误以为了解臣下，祸害将会波及国家和天下。这是谁开了这个坏头呢？自己认为不了解的人，或许还可以勉励他，直到有一天真正了解；自己认为已经了解的人，我知道他最终只会一直不了解罢了。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二集》卷三十五 杂著

译读《伯夷列传》伯夷、叔齐不吃周朝的粮食，大概是说他们认为在道义上不能出仕周朝、接受俸禄，所以贫困饥饿，直到终身而死罢了。自从司马迁说“采薇来吃，于是饿死在首阳山”，谯周《古史考》又引用山野妇人的话来证实这件事，后世便大多认为伯夷、叔齐果真不吃粮食，饥饿而死。伯夷、叔齐的大节，固然在于不出仕周朝，而不在于死或不死。司马迁却又举颜渊、盗跖的事，说“上天的报应和施予，在善恶方面有时会失误；伯夷、叔齐的死，或许会使人怨恨”，这实在是极大的错误，不能不加以辨明。困穷、通达、寿命和天命，是人事中偶然的际遇；善恶、邪正，则是天道最公正的体现。千年以后看来，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盗跖又是什么样的人，那么伯夷、叔齐的死本来就没有什么可怨的。假如他们有所怨恨，早就应该吃周朝的粮食来求生了。杀身成仁的人，难道个个都有怨恨吗？孔子说：“不怨恨上天，不责怪别人。”司马迁实在不懂这个道理罢了。他自己触犯国法，身体受残，身处污秽之中，一举一动都受到责难，愤懑不堪，于是怨天尤人，妄论天道的是非。所以司马迁把自己的心当成伯夷、叔齐的心，而伯夷、叔齐一定不是这样。我因此认为这实在是极大的错误，不能不加以辨明。读《金史》辽、金、元三史中，人名、地名的音译有许多讹误、粗陋而失实之处，因此命令儒臣按照《同文韵统》的体例，一概重新记录。这样做是订正字形，而不是改动文章，因为史书的作用在于传达真实、昭示公正，不能凭主观意思改写。现在阅览进呈的《金史》，发现其中的文法又有很多不恰当之处。例如把元军称作“大兵”“大军”，因为《金史》由元臣修撰，这样写固然有其道理；但是在“大兵”“大军”等句子下面，有时又接着称“上”或“朝廷”，那就全都在叙述金朝的事情，略无界限分别，使浅学的人看了几乎不能辨别究竟是哪一代的说法，这是文义不佳造成的。不过这还只是小毛病，不像人名、地名的错误那样应该改正，仍旧保留即可。至于《崔立传》的赞语说：“他的志向正要仿效刘豫的事情，难道我大朝肯效法金人吗？金人俘虏别国的君主，把别国的臣子当作自己的皇帝，百年以后，于是开启了崔立的狂妄阴谋，造成青城之变的惨祸。”等等，这简直是痛加诋毁，实在不合史体。一代史书，目的在于传达真实；如果任意卖弄笔锋，轻率贬低战败的国家，那么千秋万世的史书都不足以取信，这对世道人心关系极大。推想明代修撰《元史》，类似这样的情况也应当不少；但史书流传已久，难以厘清订正，也不得不保留原貌。至于我本朝修撰《明史》，对于当时的贤与奸、善与恶，都依据事实直书；各篇的论赞也都核实事实后立言，不轻易抬高或贬低，实在是因为作史是千秋万世的定论，而不是一人一时的私言。我从前命人编纂《通鉴辑览》，对于明神宗以后，仍然大书明代年号；在本朝定都燕京之初，尚且保留福王年号。这实在是大公至正，可以垂示天下后世。哪里能和元代托克托等人承修《金史》相比呢？他们凭私心和浅见，妄自诋毁金朝，岂能相提并论？写下这些话置于重刊《金史》卷首，大概也是对前代有所感慨，并且借此深切告诫后世。读《左传》季文子出莒仆 季文子把莒仆逐出，这件事是对的；但《左传》的措辞却有过分之处。鲁国的襄仲，难道不是莒仆一类的人吗？他的事情正接近襄公即位，却没有听说季文子对他施行讨贼之诛。为什么唯独对莒仆严厉，而宽恕襄仲呢？而且《左传》历数元恺、四凶，说尧不能举用贤人而舜举用了，尧不能铲除恶人而舜铲除了。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尧凭什么被称为巍巍荡荡、与天同大的圣人呢？大概那些

译人的贤与恶，在尧的时代还没有充分显露；至于举用和铲除，也要根据情况有所等待。千年以后，怎么可以轻率议论呢？况且舜辅佐尧，都是出于尧的授予；那么舜所举用的，就是尧所举用的，舜所铲除的，也就是尧所铲除的。丘明长于记载事情，只顾卖弄文采，却昧于明辨道理。读他文章的人，斥责其中的浮夸、借鉴他的博闻强记，而在是非取舍之间，则应当用道理作出判断。读《孟子·滕文公章句下》陈代想迁就小节，以便去见诸侯，举出“弯曲一尺而伸直八尺”的比喻，孟子驳斥他，是对的。然而孟子所说王良的事情，我不能不有司马光那样的怀疑。打猎和作战，不能用车来进行，我已经在《咏御之诗》中论述过了。北方人谈船，南方人谈马，必定不能抓住事情的要领，这一点十分明显。奔驰射箭的事情，本来应当属于北方善于骑射的人。现在即使让北方善射的人善于操弓挟箭，站在车中，也只会看见车子颠簸，身体支撑弯曲，不能射中。我恐怕他整天都像宠幸的小童那样奔波，却一只禽兽也射不到，难道还能说南方人会做这件事吗？况且驾车奔驰的人是御者，射箭的人是射者。御者即使限制奔驰速度，射者射不中，御者也没有办法；御者如果放纵奔驰，射者却能屡屡射中，也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羿和养由基，是世人所称的善射者。假使王良驾车奔驰，一天之内就能射获十只禽兽，这也能称为君子吗？有人说：古代禽兽多而疆界平坦，所以可以驾车打猎。这话说得多么过分！我还遗憾驾驭之道没有流传下来，世上没有王良。若果真如此，如今的南苑正是所谓禽兽多而疆界平坦的地方，我将试验一下；不能实行，立刻就会看出来。唉！果真没有王良吗？果真没有王良驾车射猎这件事吗？读《宗泽忠简集》偶然读到《宗泽忠简集》，喜爱其中请求迎回銮驾的各篇奏疏，爱不释手。读完一卷，才知道宗泽总共上奏二十四次，而高宗却漠然置之。南渡距今已经六百多年，读到这些奏疏的人，没有不赞美他的赤胆忠心、欣赏他的卓越见识、感叹他的孤忠而想要流泪的。可是当时作为君主的人，听信小人的深言，怀抱优游苟安的打算，把宗泽排斥在外而不加理会，这还算是有人心吗？以至于丢弃中原、抛下百姓，荒谬地说“我终究能够在余杭延续赵氏一脉”。唉！人到了这种地步，实在是不知道五伦为何物，天良已经丧尽了。即使汪、黄的谬论能够震慑他，使高宗不再有偏安之心，产生一定要收复失地的志向，又怎么能够改变他的听闻和意志呢？那么后来的秦桧倡议和议而被称为“一德”，也一定早已窥见了高宗内心的曲折。有人说：“宗泽的心意虽然真诚，但以当时南北双方的形势与金国的锋芒相比，他真的能够乘势而进吗？河北百姓的心，真的可以相信吗？”那么兴复大业，固然不容易说定。我说：“然而报仇是首要的，兴复是其次的。与仇敌不共戴天，不能放下武器；高宗在这一点上大概两样都没有做到。即使赤脚跟随，也不顾一己成败利钝，是可以的。可是他却居住在临安，玩赏湖山，把仇敌称作叔父，只求能够带回尸骨安葬，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我曾经说过，君主是 上天的儿子，俗话说：“儿子即使不肖，父亲也不能不慈爱。”我却认为：“ 上天对于上天的儿子，即使儿子不肖，父亲也不忍心不慈爱；远的例子无法一一列举，近的在宋、元、明三代都可以看到。元朝取得正统才八十年，立国的规模没有什么值得相比的。至于宋朝南渡以后，以及明朝正德、嘉靖年间以后，纲纪衰败，政事杂乱，早就应该灭亡却没有立即灭亡，难道不是上天这个父亲有不忍心不慈爱的心，还姑且让它延续国运，等待它悔改吗？然而这种情况不能依赖。君主是父母嫡出的长

译子，百姓都是同一家中的人。如今当家的人如果不顾一家之人，使他们颠沛困苦而无处申诉，那么父母没有不愤怒的；愤怒之后加以教导，教导之后仍不改悔，父母也一定会采取办法处置他。君主对待百姓，也正是这样。唉！难道可以不谨慎吗？难道可以不畏惧吗？君主对待百姓，也正是这样。唉！难道可以不谨慎吗？难道可以不畏惧吗？

译读归有光《易图论》归有光认为《易图》不是伏羲的书，而是邵子的学说，这个看法似乎有道理。然而他只是知道了一个方面，不知道另一个方面。归有光不是说过吗？八卦包含天地万物的道理，后世的人如果用某一种学说去求证它，就没有什么不能贯通。纳甲、飞伏、卜数、奇偶之类，都可以用《易》来说明。既然如此，伏羲的卦又何尝不具备图的意义呢？只是不可以认为图就足以穷尽卦的道理罢了。我认为，《易》用来传达天道；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也不变。”由此便可知道《易》也不变。有人说：“交易、变易，正是所谓变化，怎么能说不变？”我说：“也只需从天来观察。”四时运行，万物生长，一天之内周行三百六十五度；在极其变化之中，仍有不变的东西存在。天道如此，《易》也如此。又有谁能画一幅图来概括它呢？归有光大概看到了图的局限，只是说得还不详细。朱子担心人们到虚无神奇之处去求《易》，反而失去真实的道理，所以确定《易》是卜筮之书，并且每卦每爻都注释占筮所得的意义，等等。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江西那些手持竹筒卖卜的人都可以谈论《易》了。难道真是这样吗？读王应麟《困学纪闻》应麟学识广博，著述很多，而议论都出于正理。这部书是随笔式的考订之作，义理融通，文辞通达；他解说经书很有渊源，深合“内圣外王”的原则。我偶然翻阅他解说《易经》的篇卷，看到凡是关于修辞立诚、阳大阴小、防患于未然、恐怕因此而招致福祉的说法，他没有不反复诵读、沉潜思考的，并认为凡是拥有天下国家的人，不可不熟读并切实加以体察。只是他论说五阳盛极时，以一阴初生便牵引陈完奔齐作为齐国灭亡的征兆；又说到汉宣帝时匈奴来朝，而王政君已经在太子宫中；唐太宗即位，而武氏已经在此前二年出生；宋太祖二年，女真来朝贡，而宣和年间的祸乱却由女真而起。他认为《易》理极其深奥，能够推究事物隐微的征兆，应当从“不用”而知其将来，从“上九亢龙”而知将有战事，本来也是在告诫将要发生的事情、警惕消长的道理吧？但这样未免失之穿凿。做君主的，只须忧虑泰否转化的征兆，察看盛衰运行的规律，早晚勤勉警惕，处在盈满时明白危殆，也就够了。若一定要把数代以前的事作为数代以后事情的征兆，有时反而会被怀疑为荒诞悠谬而不被相信，那么岂不是反而使人松懈警戒畏惧之心吗？这难道不是这种说法造成的吗？况且“五世”“八世”的说法出自《左传》，本来就属于浮夸之辞。假使齐景公听从晏婴的劝谏，齐简公听从御鞅的话，齐平公拒绝田常的计谋，鲁宣公夺取襄子的权力，那么陈氏终究不能成为齐侯。至于王元后、武则天的事情，都是因为汉、唐的皇帝不能自立，这也是人所共知的；而女真在宋太祖时入贡，距离侵宋还有一百几十年，假使宋徽宗不任用奸邪、扰乱政事，又不派马政出使而后来背弃盟约，金人又怎么能够那样做呢？大概祸福彼此依存，治乱相互循环，做君主的不可不警醒地觉悟，并防备而畏惧。如果像应麟所说的那样，“聪明人一定鄙弃它，认为荒诞；愚昧人将会忽略它而不加省察”，那么再往上推，尧举用舜、舜举用禹的时候，难道也可以说他们失去了掌握天下的时机吗？话虽如此，在天下极盛的时候，能够想到忧患并预先防备，也正是君主应当知道的，难道能因为一点小毛病就抛弃其中大的醇正吗？读《礼记·文王世子篇》《文王世子》记载，周公把世子的法度施行在伯禽身上，并引用孔仲尼的话说：“我听说，做臣子的，如果牺牲自身而有利于君主，就应当去做；何况只是委屈自身来使君主向善呢？”周公完全能够这样做。郑康成训释“于”字，认为应读作“迂”，“迂”就是宽广、广大。后世解经的人大多牵强附会。孔颖达《疏》认为，周公以自身来使君主受益，是在德行上宽厚优裕、广大而美好；黄敏求、陈祥道、方慤则有的认为周公委曲自身来匡正君主，有的认为“迂身”就是不直身而行，有的把周公施行世子之法说成“致曲”，这些说法都不合于义理。周公摄政时，成王已经是君主，成王不能受鞭打，所以鞭打伯禽来警戒成王，这个道理非常正当，做法也很直接，起初并没有什么迂回迁就的私意。孔颖达《疏》反复引用“广大”的解释，以曲折烦琐的言辞来阐发经义，反而使经义晦暗。我偶然因为查阅《永乐大典》，得到陈懋赏《集说》中的话：“何况止于他的儿子，以使他的君主向善呢？”这是大人端正自己而使万物端正的道理，言语较为直截。把“于”解释为“于”的意义，本来是对的，但“身”字的解释还不够贴切。于是考察古代篆书，“身”写作□，“子”写作□，两个字很相似，怀疑也许是当时传抄时发生了讹误。如果写作“施加于他的儿子，以使他的君主向善”，就与周公实际所做的事情恰好相合，在义理和文辞上也都没有不合之处。郑康成大概没有想到“子”字误写成了“身”字，于是强行附会训释。后来的儒者又跟着替这种说法辩解，使孔子的话、周公的事都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强行解释而误导后学，已经不可取；竟然因为强行解释而误解孔子，又连带误解周公，就更加不可取了。这件事不能不加以辨析，只是经文流传诵读已久，没有改正的办法，姑且记下我的见解，以等待后世考古的人裁定。读王充《论衡》从前我偶然翻阅各种书，看到有王充的《论衡》，喜欢它见识广博、言辞雄辩，很有超出流俗的见解，但没有读完那部书。这次因为校订《四库全书》，才得到全书并读完，才知道王充是一个背离经书、违背正道、喜好猎奇立异而想凭言论留名的人。想要凭言论流传后世，却不依循圣贤之道，从来没有能够流传的。孔子、孟子是千古圣贤，孟子或许可以质问，却不可以讥刺；王充却讥刺孟子，而且质问孔子。这与明末李贽的邪说有什么不同？人生时运坎坷，应当反省自己为何造成坎坷，不应怨天尤人，甚至诬蔑圣贤。故意说激烈的话来标榜自己，就已经触犯了“非圣无法”的罪责；即使有人赞同他的言论，也不过是与他同属扰乱时代、迷惑百姓的一类人罢了。君子一定不会这样做。况且他在《死伪篇》中说杜伯的鬼魂不存在，在《毒篇》中又说杜伯的鬼魂存在，像这样的矛盾之处，不胜枚举，所以我排斥并斥责他。读《论衡》的人，可以仿效他的博学雄辩，取用他的奇异才思；但不可以仿效他非议圣人、毁灭正道的做法，把它当作正人的笃定论说。《御制文二集》卷三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二集》卷三十六 杂著 读《左传》晋楚城濮之战论 城濮之战，人人都知道子玉骄傲自大，因愤怒而导致失败；晋国大臣机巧善谋，因和协而取得胜利。我却认为，过错不在子玉，而在楚成王。战争是国家的大事。臣子不听君主的话，冒险侥幸，以便堵住执掌谗言者的嘴，而君主竟然听从了他，这是第一错。明知这样做不行，却只给他少量军队，等着看他失败，这是第二错。战马尚且必须乘用它所产的地方的马，楚国却把陈、蔡军队交给右师统领，先被虎皮惊吓而奔逃，这是第三错。有这三错，即使楚成王率全军临阵，也必然失败，更何况君臣之心先已产生了二心？楚成王为了证实自己的话，任由子玉承担失败，又抛弃西广、东宫以及若敖氏的六卒给敌人而毫不怜惜，这难道不是因为怨恨一个臣子而牵连众人，白白丧失自己军士的性命吗？况且明知晋侯备尝艰险，天意的安排确实应当归于晋国了，为什么不命令子玉率全军返回？虽说将在外，君命有时可以不接受，也要看这样做得失的大小究竟如何。没有明知事情会失败，却反而因为强臣的一句话而发怒，姑且任由他出战，把国家形势的兴衰、人的生死置之不顾，难道是道理吗？所以我说：过错不在子玉，而在楚成王。读高启《威爱论》高启著有《凫藻集》，第一篇就是《威爱论》。我读完全文，感叹他只知道一个方面而不知道另一个方面。战争不是经常使用的事情。以仲康这样的贤君讨伐羲和的叛乱，奉命出征的人还担心威势不能树立、功业不能成功。高启所说“人喜欢生存、厌恶死亡，这是人的至情；有威势，怯懦的人也会勇敢；没有威势，勇敢的人也会怯懦”，这些话都是对的。至于他说“国君如果知道这个道理，国家就可以治理；天子如果知道这个道理，天下就可以治理”，那就错得很厉害了。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不像用兵那样只是偶尔施行的事情。统率众人要用宽厚，宽厚才能得到众人拥护，还唯恐我的仁德不能广泛施及。谁说只要制造威势，使臣下没有一点容身之处，就可以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呢？况且自古以来亡国的很多，失于威严的，灭亡得快；失于宽厚的，灭亡得慢。导致灭亡虽然相同，但迟速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我并不是说应当失之于宽厚，只是要驳斥高启所谓应当以威势取胜的说法，说明凡有君临人民责任的人，应当体察上天之心，仁爱人民、爱护万物。即使是用刑罚来制止刑罚，也仍然要存有哀怜恻隐之心，以及弄清实情后不以此为喜的意思。不是不用威势，而是不可以只依靠威势。威，是勇猛一类的意思；爱，是宽厚的施行。用宽厚来调济刚猛，威势与仁爱并行，也许才差不多合乎治道吧？所以我说高启只知道一个方面而不知道另一个方面，读他这篇文章的人不可不明察。读《宋史·仁宗本纪赞》《宋史》赞扬宋仁宗说：“吏治好像偷懒怠惰，却任用办事而不残酷苛刻的人；刑法好像宽纵松弛，但判决案件多有公平允当的人。”这话人人都认为正确，我却独自认为不对，难道也有什么道理吗？吏治如果偷懒怠惰，胥吏和役夫就会起坏心，小民暗中受到伤害；刑法如果宽纵松弛，奸猾之徒就会肆意妄为，善良的人不得安居。与其这样，不如吏治不偷懒怠惰，却任用办事而不残酷苛刻的人；刑法不宽纵松弛，却有很多公平允当的司法官，这才是宽严适中，上下都得到福祉。话虽如此，要达到这种境界难道容易吗？这就是我所以时时戒惧勤勉而没有闲暇安处的原因。读《史记·儒林传》司马迁说：“周王室衰微，于是《关雎》创作出来。”王应麟撰写《玉海》，于是引用扬雄的话：“周康王时，颂美之声在下民中兴起，《关雎》在朝廷上创作出来，这是学习治理。学习治理就会感伤最初的乱象。”并说齐、鲁、韩三家认为这是《康王政衰》一诗。他又引用《杨赐传》的话：“康王有一天早晨晚起，《关雎》看到征兆而创作出来。”康王晚起的事并不见于经书，这是把宣王的事实误用到康王身上。齐、鲁、韩三家之诗虽然早于《史记》出现，但总在孔子之后；相信三家，不如相信孔子。孔子说：“《关雎》快乐而不过度，哀伤而不悲痛。”这确实是王道教化的开端，哪里有讥刺衰世的意思呢？司马迁所说，大概是因为感伤孔子认为周室衰微、王道不能施行，所以紧接着说：“编次《诗》《书》，修订并兴起礼乐”等等。《关雎》的作者，是《周南》的第一章，这正是孔子删定诗篇的意义。况且如果称《尧典》可以概括整部书，那么称《关雎》也可以概括整部《诗经》，怎么能说康王从此开始衰微呢？更何况说到善于守成的君主，一定会说“周有成康”，也没有见到他们有荒废政事的情况。朱子撰写《诗传》，直接认为《关雎》是在文王和后妃之时创作的，大概本于毛苌的解释，可以说具有卓越见识；但他没有说明三家传说讹误的错误，所以我特意进一步论说。

译读《宋史·河渠志》我先前已经询问过那位去祭祀河源的侍卫阿弥达，他清楚地说明河源在星宿海以西；我也已经把这件事系入诗中，并按照他的说法考察过了。于是我取出《宋史·河渠志》来看。《宋史》是元代托克托等人奉诏修撰的。因为古人所说的蒙古，古代蒙古的地名，还有不少错乱失真的地方；这是因为蒙古人不深通汉文，音韵当然不相合，名称不正，言语也不顺，以致记载失实。他们所译的哈喇海、齐必勒、呼兰、伊拉齐之类，都与今天的蒙古语不相合。并不是蒙古语本身不合，而是蒙古语仍然是那样，只是用汉字音译时发生了差错。这些姑且不论，单说书中所谓“统昆仑之南，折而东”，又说“再绕到昆仑之北”，以及贵德、西宁以后等等。贵德就是元代的贵德州，也就是今天河州一带的地方；西宁仍然是西宁。这中间哪里有什么所谓昆仑山呢？昆仑山本来在回部，离这里将近万里，谁能把它移动到这里作为河源？仔细推究其意义，大概修撰《河渠志》的人曾读过《汉书·武帝纪》，于是牵强附会地写成这样的说法，却不知道以讹传讹，反而增加了人们的不信。后来我又仔细阅读康熙年间拉锡所绘的地图，看到贵德以西有三条支流，名字叫昆都伦，这才恍然大悟。“昆都伦”在蒙古语中是“横”的意思，“横”也就是支河的意思。这大概是元代的旧名称，意思是有三条横向的河流汇入大河；修书的人不了解其中的缘故，于是把回部的昆仑山牵强地混入进来，用来印证汉武帝的事情。然而蒙古语把山横向延伸称作昆都伦，也有可能张骞曾到过回部的昆都伦以及蒲昌盐泽，把那里说成河源；这样一来，倒与我所说的不约而同。但总的说来，终究还没有弄清楚河水流入地下、潜行之后成为星宿海上游河源的情形。既然解开了这个疑问，就不能不详细记下。这样看来，陶渊明所说的“不求甚解”，究竟可以实行，还是不可以实行呢？

译读《熊廷弼传》明代通晓军事的人，应当以熊廷弼为巨擘。我读他临行辞朝时的一篇奏疏，几乎要落泪。像这样竭尽忠诚、为国效力的人，却首先遭受刑罚。那些亲手毁掉国家长城、抛弃祖宗基业而不顾的人，难道还可以说他们有人心、具备天良吗？熊廷弼从田野间被召回，每天奔驰二百里，朝廷待他是多么殷切，召他来是多么迅速！等到他入朝，诏书和印信却不交给他，也不让他靠近座前，只是像无事一样召问，这究竟是什么心思呢？等到姚宗文在朝廷上散布诽谤，刘国缙在外掣肘，群小结党攻击，议论纷纷，使有志之士扼腕叹息而无能为力，明朝也因此灭亡，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天启帝愚昧幼稚，受宦官控制，本来不值得多说。至于叶向高，还算是忠厚的老臣，却只是因为庇护他的门生王化贞，也对熊廷弼有所遗憾。唉！师生、门户之见的祸害，使人和国家受到如此严重的影响，难道不可畏惧吗？况且军事，哪里是迂腐庸俗的人所应当横加议论的？横加议论已经不可以，又加上是非不分、庇护门户，而君主又不能辨明是非，不能明确表示赏罚，于是因循拖延，祸乱不断增长，覆亡随之而来。这究竟是 上天厌弃明朝，还是明朝末世的君主自取灭亡呢？熊廷弼难道不是与我同属祖宗开创时期的艰难功臣吗？祖宗开创基业的时候，凡是经历艰难的人，都各自为自己的君主效力，按理都应当竭尽力量、尽心尽意。数百年以后事情已经定论，我尚且要赞美他们，并怜惜熊廷弼含冤而死。既然如此，那么当时那些侍奉君主的人，如果被说成没有人心、丧失天良，也并不只是苛刻的议论罢了。读《召诰》《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纯正，没有邪念”。我读《召诰》这一篇，若要用一句话概括它，没有比“为什么不敬慎呢”更合适的了。召公因为成王刚开始执政，恳切而反复地加以告诫。蔡传认为，追究它的归宿，是把使民和协作为祈求上天的根本，又把敬慎德行作为使民和协的根本。一篇之中，三次表达这个意思。那么所谓“为什么不敬慎呢”，不正是提挈全篇的纲领吗？“奈何”含有一唱三叹的意味，言语虽然有尽，意义却无穷。“奈何”还包含不忍人的心；以不忍人的心推行不忍人的政事，就是敬慎施于外在政治的表现。敬慎胜过怠惰就吉祥，义理胜过欲望就能顺利。但一定要先使敬慎胜过怠惰，然后才能使义理胜过欲望，这是敬慎存于内心的表现。内外相互涵养，确实没有虚伪杂念，祈求上天长久保有天命，难道不是以此为根基吗？这次因为拜谒明陵，想到接受天命、保有天命的关键，必定应当把“为什么不敬慎呢”作为急务，并且君主是 上天的儿子。上天是君主的父亲。父亲对于儿子，没有不急切爱护的；儿子对于父亲，也应当没有不急切敬重的。然而当儿子失去父亲的爱、一次又一次失去对父亲的敬意时，父亲仍然以警告来指示他、教诲他。到了已经教诲却仍不改正的时候，父亲也就不再爱他了。唉，能够不害怕吗？能够不敬慎吗？历代的事情已经很遥远，不可一一数说；明朝的事情还近，可以作为证明。永乐帝篡夺帝位，大肆诛杀，按理应当灭亡，但上天没有使它灭亡；正统帝被俘北行，按理应当灭亡，但上天也没有使它灭亡；正德帝荒淫失德，按理应当灭亡，但上天还没有使它灭亡。这难道不是慈父宽宥他的罪过，仍然有所顾惜吗？直到万历帝怠于政事，天启帝幼稚愚昧，崇祯帝又有猜忌的过失，却没有恢复国家的能力，之后明朝才灭亡。读史而负有承受天命、保有天命责任的人，难道能够不知道畏惧、知道敬慎吗？人没有不饮食的，但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知道滋味；人没有不读《召诰》的，但很少有人能够知道它的要旨。我在拜谒明陵这天，举出其中一句话来概括全篇，后世阅览的人也可以由此推知我的心意。读《易·系辞上传》第五章书义 这一章与《中庸》第一章互相表里。子思或许承接了这一章的义理吧？所谓“一阴一阳叫作道，继承道的是善，成就道的是性”，就是《中庸》所说“天命叫作性”。仁者从中看见仁，便称它为仁；智者从中看见智，便称它为智，就是《中庸》所说“顺着本性叫作道”。百姓每天运用它却不知道，所以君子的道就少有人了解，就是《中庸》所说“修明道叫作教”。至于“仁德显现在事物中，功用隐藏在事物里，鼓动万物而不与万物相应”这句话，其中“与”应读去声，如同舜、禹拥有天下而不把天下据为己有的“与”，大概就是说不居功。不居功，就无所知觉；无所知觉，就无所作为；无所作为，就没有私心。如果把“与”读作上声而贯通下面的文意，就是把天地和圣人看成有所区别，而且认为他们还存有私心。伟大的《易》不过是一乾一坤，乾坤不过是一阴一阳，阴阳不过是一天地，天地不过是一易简。春天生发、夏天成长，是天地把仁德显现出来；秋天收获、冬天收藏，是天地把功用隐藏起来。但天地实际上并不居有这些功劳，这就是天地无心。至于圣人辅佐天地、左右政事，则是有心的。有心就不能无为，不能无为就不能不代替天地共同忧虑。我在处理政务之余，把这些意思告诉诸位皇子和几位儒臣，又命他们各自抒发见解加以论说；他们都认为没有超出我所提示的范围，所以不再繁复铺陈阐释，只直接陈述义理如下。然而我也不肯就此完全相信并认为它正确，所以特意简略写下这些话，以等待后世深究《易》学的人评判。读韩愈《对禹问》韩愈在《对禹问》中说：“尧、舜给百姓带来的利益很大；禹给百姓带来的利益很深。”这已经义理畅达、文辞明白，足以成为千古不易的定论了。他论说孟子所说“把贤人和儿子都看作继承人”的问题时，却说：“寻求他的说法而没有找到，于是跟着替他撰造说辞。”我认为韩愈在这里也不免有“寻求他的说法而没有找到，于是跟着替他撰造说辞”的地方。上天怎么会说话呢？把帝位授予贤人还是授予儿子，怎么能用言语下达命令呢？这应当看看《泰誓》所说：“上天的视察，就是根据我们百姓的视察。” 上天的听闻，就是根据我们百姓的听闻；百姓所赞同的，就是 上天所赞同的。因此，人君要祈求上天 永远保有天命，没有什么比爱护百姓更优先的。得到民心，就成为贤者而被上天授予天命；失去民心，就成为不肖者而被上天夺去天命，能不谨慎吗？能不畏惧吗？有人说：“夏、商、周三代以后，大都把帝位传给儿子而不是授予贤人，这确实是” 上天的意思吗？难道都是因为得到民心，所以才应当把帝位授予他们吗？”回答说：给百姓带来的利益有大小和深浅之分，韩愈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这里不再赘论。三代以后，朝代更替并不总是同一姓氏，这难道不是不把帝位传给儿子而授予贤人吗？其中虽然也有曹操、司马懿一类奸雄篡夺窃取帝位，他们不能称为贤人；但这必定是因为世袭的儿子已经不适合把帝位授予他了。如果世袭的儿子，对上能够继承并维护祖先的事业，对下能够得到百姓拥护，

译上天一定不会把帝位授予别人。这句话，有人不敢说，而我因阅读韩愈的文章，特意阐发其中的义理作为文字。它的主旨正是在这里。负有守护国家神器责任的人，能不熟读这篇文章而知道谨慎、知道畏惧吗？《储贰金鉴》一书已经编成，于是命令把这些内容续录在篇末。我从前所著读《公羊传》等六篇，都与 天命、人心以及嫡子庶子、贤能不肖的关键问题有关，也一并附录在这里。《御制文二集》卷三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二集》卷三十七 颂 恭敬祝贺 圣母皇太后八十岁万寿 《鸿称积庆颂》【谨序】臣听说，思念齐庄贤德，盛美的声誉便会播扬；福祉繁多而降临眉间，庆贺之事应当用歌颂来表达。上天保佑的福泽极其坚固而且不断增加，嘉美欢乐的祥瑞降临，必定使寿命延长到万万年；于是推算轩辕黄帝的纪年而循环至八八之数，以畅通乐律，排列编纂成彩色礼册，用成文的形式仿效台莱的颂祝。恭敬地想到 圣母崇庆慈宣康惠敦和裕寿纯禧恭懿安祺皇太后陛下，承受上天赋予的根本，收聚福气并施布开来；如同太姒继承太任、缵续莘国之德，承接姒姓先妣的事业，孕育精粹于广大厚土，端正天下而根本在于女嫄；上天简择而储积祥瑞，使 寿命长久而光明显耀。德行所带来的福泽，以日月星辰作为纪年，以岁月作为计量，只愿延续到万年，使子孙都能 遇到吉祥。愿圣母自身康健强盛，并把这种福泽推及四海。如今各种祥符聚集。吉祥福祉汇聚成图。繁衍的福气与天地同样长久，恰逢延续洪运的 八十寿辰，正值盛运；新月初生，阳数为庚，预示大横之兆，日德则在酉。占辞与祥瑞接连彰显。寿诞文书层层进献祝词，辞赋沿袭古诗的流派；五旬之时开始编纂颂集，汇聚群经的精华；六十甲子循环周转，直到 七十万寿之年，祥瑞如合璧般呈现，于是创作六十三章颂文，体制联缀如串珠。于是吉祥福祚大举降临，熙和之台共同登临；屯、丰、蒙、汜等祥瑞相继呈现，田亩丰收，纨牛繁育，早早远播渥洼良马之名，道路通达而缣帛与马匹相互流通；耕作有余的达到三九之数，扇动祥风、降下甘露而减免赋税，正直之士成千上万，租税、漕粮和军需粮食都按三倍充足。防止水患的船只标明水位，使水波平静；四方都受到 和鸾之声，沙洲水岸不断上涨，而国家根基连接着析津的星次；海边临近，增添筹算，描绘岱岳的真实形貌；山岳根基积聚寿福，广阔道路上选拔士人，吉祥人才汇聚；茅草拔茹而连根而起，贤能之士受到特榜褒扬，兴贤育才如棫朴，槐树夹道；乡里老人年过百岁，以鸠杖扶持，棘院中的儒生得到乙科授予，鹿鸣宴上旌表祥瑞之人；老翁老妇一同登上名册，官府授予百姓四时之令，羲和增添记录；凡此种种，都是恭敬遵循天意。慈爱的教诲遍及九州，布施大顺之福，实在是再次降赐福佑。盛大的祥福充满六合，蒸腾着太和之气，何况又有 纯厚的福祉更加深厚，吉祥福禄无不具备，应当秉持 庄重敬慎之心，使自身日益强盛茂盛。在涵养安闲的时日里，引导 在松斋中停留休息。凝神养性而更加康健，回望兰塞而欣喜 和悦精神的益处，使身体更加健旺。膝前有皇子 超过六十岁，庭院之下孙辈曾孙繁衍五世；身负黼扆、临朝已达三纪，汇聚天下 海内之人来奉献 一尊美酒。慈爱的阳光正在升起，春日的光辉长久温煦。每逢嘉辰令节，设宴侍奉，容颜和悦，承受 更加温厚的言语。本想说礼仪文章可以从简，不以年老自称，怎敢舒展鞠躬尽敬的礼仪，只能更加恭敬。长久承受 恩爱勤劳的德泽。况且高堂之上白发增多，人们竞相羡慕萱草荣盛；在座前铺设有纹饰的衣裳，争相称赞老莱子娱亲的孝行；正逢高寿之人饮食安眠，事情美好如含饴弄孙；儿孙们排列在前问安，人人夸赞满面寿相。这些在一家之内便已成为喜庆，足以绘成家庆之图，何况六合同春，是史书所罕见记载的盛事。我这个小子一同承受这种 福气，所以能够以孝心侍奉 亲人。我 圣母长久发扬这种祥瑞，这就叫作承受 上天的福佑，庆逢祝 福之时，欣喜地铺陈祝辞，呼 喊嵩山万岁，敞开都福之庭。璇宫装饰华美，崇尚归于善德的典章。玉册开始尊奉，珍贵的瓮中盛满八方鸿福；春意充盈于祥瑞甘露，金匣中装着四种嘉果。长寿遍及慈云，百姓击壤而歌；十字街头称颂，筐篚贡物齐备，庭中陈列着实物和丝纶。宣 宣布广施恩泽，嘉奖九州臣民，共同庆祝这件大事；远及四方边裔的君长，没有不来共同参加盛典的，全都彰显天子的礼仪，齐举各项典礼，使一世登上无边仁寿之境。愿合万国之心，获得有秩序的福佑；臣下欢愉地频频举杯，喜气洋溢，循着堂阶而舞。这十六字的意义，分别加以阐释。以亿万年的宏大称颂，申述燕饮喜庆之意，结成缠绵至深的情感；文思接连涌出，如抽丝一般，迎来长久的福寿。羡慕它的 贞正长寿的征兆，绣线添长，鸾笙相和，八次歌咏王母之歌。这是祝寿的篇章：云锦织成七重，天孙献上 长生的符箓，预示安宁福瑞。洪大的寿数日益增长，于是写下长篇文章作颂说：上天凝聚天命，广大地赐予我大清；恩泽累积，光明重来，使四海八荒都归于厚重承载，光辉广大，盛大至极。大地本元升起虹霓，依附北斗而真正孕育祥瑞的源头。因此我这个小子依靠 光辉登上帝位，以尊奉 圣母，以天下来奉养她【叶】树 德行，极其崇高，承受福禄；如此巩固深远而光明的事业，三代五帝也没有能够相比的。万种福祉一同来临并日益崇盛。一人有喜庆【右　　《崇庆》第一章】惟 圣母的慈爱，深厚地施加于我这个卑微的身上，对我抚养、顾念、庇护。从我幼年起，至今已经六十年，慈爱与日俱增【叶】仍然遵循。美善的训诲不断达到大同境界，早早起身 在琼闱之中，怎敢不早起晚睡、分甘共苦 在颐养之席上，怎敢不日夜勤劳、顾不得按时进食【叶】努力啊！背对屏扆而坐，只有天天勤勉不懈，辅佐 欢悦安适。安乐、敬仰相副 辅翼，使内外都得到宣扬昭示。惟 圣母的慈爱【右　　《慈宣》第一章】宏大的教化光明盛大。美好的声誉广大远播，也已经使天下安康了。并不是安居享乐，而是扶持、乘车巡行，以庆贺之意巡视四方；寿运相随于台阁，怀抱天下中央，经过嵩山、洛水，齐、鲁，东至吴越，南至【叶】陪京，甸服以及黄河、名山。惠泽安抚万民，因庆贺而赏赐，于是作此篇。以圣明的顾念而喜悦，使天下安康而安定。深厚的恩泽既已申布，祝颂声充满欢乐【右《康惠》第三章】使土地安定而敦厚仁爱，大地广泛生养万物；治理广大，物产丰博，草木繁茂，处处充满安宁。秋季减免输送秸秆，夏季借贷税粮；把财富藏于百姓之中，使财货得以增多，数量超过千万。推行恩泽而敦厚民风，像朝阳下飞舞的鸟羽；中洲有菁莪之材，有孝行、有德行，于是又舞又歌，以和谐召来和谐，便达到大和。防调，幕登台，兆民永远依赖【右《敦和》第四章】极大的福祉流传下来，使百姓安宁；长养他们，群生繁盛，游息于 教化的天地。皇帝所治理的人大多长寿；至于那些有官位的国家老人，有的禄位达到成均，有的继续登贤书，有的同享期颐之寿；优厚地表彰门闾。三元甲子循环更替，臣民都得到福祉。福祉惟 圣母赐予的美好福瑞，合计万万人，奉献万万年的寿数【右《裕寿》第五章】美好啊！纯厚的福庆与天相同。从前平定武功，越加晋升 大号，长久达到安抚太平；文辞通达五种译语，马匹贡来龙种，雁臣奉献玉帛。戊巳年报告丰收，田猎、田宅皆得其宜。一尉一侯，广泛接受各方国的归服。惟 德行纯厚而承受 福庆，单独而深厚；远方二万里之外，也争先恐后奔走而来。自痕都以东，都来献上寿礼【右《纯禧》第六章】《周铭》有话说：只有防备才能长寿。明白啊，圣母温和美善，确实勤于【叶】考察晴雨。内心劳苦，占卜农事，率领众人从事养蚕，分取蚕茧，称量蚕丝，以此表示功劳。在畅春园祈求福寿的帷幕中。在寿康宫勤劳。端居而谨慎行动，以身作则，谦冲恭敬地秉持 深厚美善的德性，能够勤劳，能够节俭；那样的光明德行，只是穿着朴素衣服也不能完全装饰，彤史记载的典范，也无法穷尽书写【右《恭懿》第七章】各种美德都得到彰显。显赫的名声大为传播，福禄也更加增多。在庆祝寿辰、迎接长寿的礼仪中，礼制完备而合乎常典，还有什么能够增加呢？搢 册 东朝隆重地以美盛之辞 称扬美善而崇高厚重，无法用一句话赞尽；陈列吉祥之语，详述实际功德，上以此祝颂。安定吉祥，其 安定啊，像那南山一样；其 吉祥啊，是什么福呢？大海广大，环绕相引，延续至京、垓等极大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