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制文三集卷七

译嘉靖玉印记 内府旧藏的一方玉印，刻的是一个□文，因为不是我所认识的文字，询问内廷中懂得古篆的翰林臣子，他们都说不能明白；又命西竺、唐古特、回部以及西洋人辨认，也都不知道。于是想到精通道家符箓的人或许能解释其中含义，询问法官刘元斌、周元定，他们说这是道家的心印，用于醮箓、上章等事情；上面的一画是“心”字，是通用的；下面则各自随意构成图形，彼此并不相通，也不能辨识。例如刘元斌的一方□印，上文是“心”，下文则是“五岳朝天”；周元定的一方□印，上文是“心”，下文则是一朵红云。他们二人过去也互不相知，那么这方古玉印也只能认出上文的一部分是“心”，而下文究竟是什么含义，实在不知道。这方印既然用玉镌刻，印纽又采用蹲龙形制，并非道家方士所敢使用的，看来是嘉靖喜好道教，作为修醮、飞章时所用的印。天子的御笔，选择言语镌刻成玺，是为了表示自我警戒和端正自身。【如皇祖的“戒之在得”、皇考的“朝乾夕惕”、朕的“犹日孜孜”，无不寄托着戒慎的意思。】即使偶尔寄寓特殊的意思，也近于玩弄物品，不足以作为训诫。至于赵宋的君主都有御押，已经属于不正当了，嘉靖怎么还效法道家的心印，把这种做法当作正确呢？与秦始皇、汉武帝相比，就更加值得鄙弃了，所以记下此事。墨云室记 毕沅进献一方古墨，长一尺有余，宽二寸，厚为十分寸之二。匣上刻着“▯氏记”，认为是僧法一收藏的南唐李廷珪所制之物。既然成为物品，玩物丧志，一句话就可以概括这种弊病。但也有不完全如此的地方：古代器物比今天朴素，今天的器物比古代华丽；崇尚质朴、屏弃华饰，谁能说这会导致丧失德性呢？何况文房器物能够承继过去、昭示未来，含咀六艺的芬芳滋润，比起珍玩其他器物来，意义大有不同。墨的形制、表面、款识、价格，▯氏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这里不再赘述。唯独墨的形体刻成云纹，▯氏没有提到。云能够招来雨水，墨能在笔下生花，发而成为文章，它与春雨滋润万物，有什么不同呢？朕在宁寿宫建造养性殿，作为倦于政务以后起居休息的地方，其含义已经见于前些年所作的诗文。其中的寒暖、房屋格局，一概仿照养心殿的样式。养心殿西暖阁的温室，过去命名为“三希堂”，不能把这个名称移到养性殿来使用。如今恰好得到这方古墨，就可以用“墨云”命名这间屋子。大概“三希”是内圣外王、依循仁德的意思，正适合养心；“墨云”是含英咀华、涵养文艺的意思，适合养性。于是把实际情况记述如下，并为它绘图，命令群臣各自按自己的意思唱和，不必拘泥于体裁、续写韵脚，也算是西清的一段佳话。正阳桥疏浚渠道记 正阳门外的石路通到正阳桥，桥的左右商铺密集排列，确实是帝王都城、万方辐辏的根基。桥的南面是天桥，天桥以南的石路直达永定门，这就是答阳黄道，宽广平坦，是天下归向中央的正道。石路左边是 圜丘 祈年殿西边的外围墙，右边是 太岁坛 先农坛东边的外围墙，各有两条石路横向连接围墙的南北门，是前往 坛场的辇路。大概地势东高西低，所以石路西边经常积水，东边的沙土又常常被西北风吹来，堵塞西墙一半。每次前往斋宫，朕都感到不安和不满意；看到今年 上辛日祭祀完毕，于是命令主管工程的人在天桥以南石路的左右两侧，从北向南各疏浚三条渠道。第一条渠道各长一百六十多丈，北边各宽三十多丈，南边各宽二十丈。第二条渠道各长一百三十丈，各宽二十丈。第三条渠道各长五十五丈，各宽二十丈，深各三尺。通往坛场的四条横向石路，命令各自开辟宽二丈的土路，作为往来车道，并各自拆除原来禁止行人通行的木栅。【东西方向通往坛场的横向石路，过去都设置木栅禁止行人往来，大概因为靠近坛墙，按道理应当严肃庄重；而重车都从正面的石路通行，容易造成石路损坏。如今石路左右既已开挖拓宽渠道，又各自留有土路，那么四条横路的南北两边都有界限，木栅也可以不必设置了。】疏浚渠道挖出的土，就堆成渠道两岸的土山，四周种上树，同时培固车行土路。这样渠道有水、土山有树林，还可以抵御风沙，不致淤塞。坛墙周边一举而解决了各种不便。过去南城的井水大多苦涩，如今都可以饮用渠道中的清水，带来的好处也很广泛。京城人士游览经过的人，都说京城南部改善了景观，增添了佳景。然而朕的本意原本不在这些，而在于洁净 坛墙，恭敬谨慎地举行祭祀；培固九轨之路，使万方汇聚；调和坎、离二卦，使既济卦得以亨通。【都城南方属于离位，如今开挖六条水渠，坎为水卦，构成水火既济的象征，就是亨通之道。】安置正道以巩固皇图，难道正在这里吗？难道正在这里吗？所以没有等到工部请求，便为此写下记文，也符合从前《知过论》中所说的不可停止、仍应斟酌办理的意义。如今到了耄龄，又能完成一项大工程，哪一样不是 苍天洪大的恩赐，恭敬承受开国祖业，使国家万年长久而有道呢？

译十全记 昨天准许廓尔喀归降，命令凯旋班师。诗中有“十全大武扬”的句子，大意已经有所引出但尚未展开，现在特意叙述并记下它。“记”就是记志。虞书说“我的志向先已确定”，这是说志在心中；《周礼·春官》说掌管邦国的志，这又是说志在事务。《旅獒》说“志向用来使道得到安宁”，于是兼指内心和事务而言。然而总归不出一个“道”字，只有得到道，才能与 上天相合，以希望承受上天的 恩赐。那么，我所取得的十全武功，或许可以与此相契合，因而可以记述下来吗？所谓十项功业是：平定准噶尔两次，平定回部一次，扫平金川两次，平定台湾一次，降服缅甸、安南各一次，另加如今两次接受廓尔喀投降，合计十次。至于内地的三次叛乱，都是些小小的防乱，不值得列数【平定准噶尔有两次：乙亥年，达瓦齐篡夺权位，各部瓦解，我因其部落接连归附内地，乘机出兵讨伐，以完成先前的志愿。不到半年，便俘获达瓦齐。不料阿睦尔撒纳暗中逃走，想要占据伊犁，于是又命令进剿。逆贼逃入俄罗斯，因患天花而死。俄罗斯把他的尸体送回，伊犁于是平定。平定回部一次：大军向西征讨时，逆贼小和卓木背恩反复，于是命兆惠等统兵追剿，发布檄文攻取达瓦齐山，将他捆绑献上。其兄弟大小和卓木，一人被擒，一人死亡。扫平金川有两次：此前金川的莎罗奔挑起与邻近番部的争端，戊辰年命傅恒集中各路官兵，将要捣毁其巢穴，而逆酋叩头请求投降。到壬辰年，两金川联合作乱，命阿桂统率军队进剿，到丙申年终于平定其全部境地。平定台湾一次：丁未年，逆民林爽文、庄大田创立“天地会”的名目，煽动诱骗匪徒，图谋叛乱，命福康安、海兰察等统兵渡海，将两个逆首全部擒获处死。降服缅甸一次：因缅甸匪徒侵扰边境，命傅恒担任经略前往，多次攻破贼垒，对方于是到军营请求投降，因而撤兵。到戊申年，其国首领孟陨奉表入贡，请求宽恕先前的罪过，于是答应其投降。安南一次：起初黎维祁被阮光平侵扰，命孙士毅统兵替他收复黎城，又封黎维祁为王。后来阮光平再次到来，黎维祁便弃国逃往内地，于是又命福康安前往剿除。而阮光平详细陈述事情经过，再三恳求投降，并请在庚戌年亲自前来朝见祝寿。我先前既有“上天厌弃黎氏”的话，而安南又没有可以托付的人，也就答应了他归降。这八次用兵，全都不是出于不得已，而是承蒙上天保佑而成功。如今再加上廓尔喀两次投降归顺，已经成就十项大功。我们的武威既已显扬，实在是极大的幸运。至于诛杀王伦、翦除苏四十三、消灭田五】【这三件事都属于内地乱民，很快就讨平了，不值得把它们列入武功，所以这里不列入】此前己酉年廓尔喀投降，是因为他们侵扰西藏边界，派偏师前去问罪；但所派的鄂辉等没有彰显我国武威，巴忠于是迁就敷衍了事，导致他们并不畏惧，去年又再次来犯，以至于大肆掠夺后藏，满载而归。这样长久下去，他们将占据西藏土地，恐吓众多番部，整个四川都不得安宁了【戊申年廓尔喀滋事开始时，命鄂辉、成德统率精锐部队前往进剿。当时因为巴忠一向通晓唐古特语，命他前往协同筹办，哪里料到巴忠擅自专断，竟与噶布伦丹津、班珠尔等私下同沙玛尔巴议定：每年令西藏给廓尔喀元宝三百个，退还被侵土地，并立下大军合同两纸。鄂辉、成德受其欺骗，随同附和，没有向他们显示兵威，所以廓尔喀去年又敢于侵扰，既把丹津、班珠尔等裹挟去做人质，又抢掠札什伦布庙的财物，猖獗到了极点。不得不命将出师，声讨其罪；况且廓尔喀近年来侵占附近部落，兼并巴勒布三部，与后藏的聂拉木、济咙、宗喀等地相邻相连。如果不严加惩创，必定会抢占前后藏土地，四川打箭炉一带也将没有安宁之日了】因此治罪于庸臣，选用名将，激励众军，筹措储备粮饷【去年秋天在木兰围场中，听到廓尔喀再次侵扰的消息，我认为不过是与唐古特因钱债发生争端，起初并没有出兵的意图；而巴忠一听到这件事，随即自杀，我才开始怀疑其中一定有弊端，命令鄂辉查明上奏，这才知道有用银子赎地的事情。驻藏大臣舒赫浑在廓尔喀抢掠时，既不带兵进剿，又想把班禅额尔德尼和达赖喇嘛移驻泰宁等地，幸而达赖喇嘛没有听从他的话。这简直是想要抛弃西藏土地，本来应立即正法；念及他的父亲那木札尔曾经阵亡，便从宽处理，只在藏地给他戴枷责打。雅满泰同样是驻藏大臣，得到舒赫浑的奏报后，竟然与他联名，于是命令一并戴枷责罚，以示严惩。随后想到事情关系重大，福康安一向以谋略和勇武著称，足以倚重任用，于是命他同海兰察等率领巴图鲁侍卫、章京以及索伦屯驻兵丁前往，大举讨伐。福康安自从擦木进兵以后，接连获胜，随时加以褒奖赏赐。军粮和军械尤其重要，去年冬天就命孙士毅驰往筹办，今年春天又命和琳赶到西藏办理；济咙以外的地方，命惠龄往来专门负责运输。几个月以来，我日夜筹划，实在没有一刻放在心上【福康安等到达西藏后，于今年闰四月二十七日从第哩浪古带兵出发，五月初六日到达擦木地方，乘着阴雨连夜发兵，分队进剿。海兰察等由正路直攻贼寨，福康安督率官兵攻克碉堡，贼人已经惊恐。

译初八日行军到达玛噶尔辖尔甲地方，峭壁深林中藏有三百多名贼匪，官兵击杀数十人。福康安又派兵埋伏在半山，故意留出一条路诱使贼人上山，等到山腰便带兵横冲，贼众逃窜，直追到邦杏地方，沿途杀戮无数。初九日直抵济咙官寨，分派兵丁攻打，使贼人处处受敌，不能彼此照应。初十日丑时同时进攻，抢上东南山梁，攻克喇嘛寺，歼灭聚集的贼匪，又把石砌碉堡当即焚毁。官兵冒雨围攻，贼众几乎被杀尽。亥时便攻破官寨，西藏土地全部收复。十五日到达热索桥，过桥就是贼境。福康安等一面派兵从上游到峨绿山下扎筏直接渡河，直扑贼卡；正路官兵也搭桥抢渡，一时同时渡过，将士人人奋勇，猛烈杀敌。十七日又继续前进，深入贼境一百六七十里，地名协布鲁。那里横着一道河，水深流急，桥已被贼人拆毁。福康安等二十三日带兵绕到横河上游，借接枯树搭桥。贼匪枪声不断，于日暮大雨时假装命令各兵撤退；到半夜贼匪返回营寨，便赶紧接缚大木渡河，分成三路，于二十四日黎明合力压下去，把贼寨全部焚毁，猛烈歼灭贼众。二十四日攻克协布鲁后，从噶多正路到足木古拉巴载山梁山下有一道横河，对面的高山就是东觉。福康安与海兰察分为两路。福康安探知上游噶多普山上树木茂密，可以藏身，于是绕行，于六月初六日下到山麓，泅水渡河，官兵奋勇杀敌，将近河的碉卡、木城全部夺取；海兰察也连续多日潜伏，冒雨步行，初六日黎明直接登上博尔东拉山顶，绕到贼卡上方，把木城、石卡全部拆毁，随即与福康安会合于一处，合力追剿，初九日到达雍鸦地方。由于官兵冒险攀登，辛苦已极，暂且命令休息；贼酋派人请求投降，福康安却严厉驳斥。只是那里群山重叠，堆补木和甲尔古拉两山之间又有一道横河，于是福康安等把官兵分成数队：左路从横河上游绕道进攻，右路从帕朗古进攻桥梁，扑向甲尔古拉。贼匪排枪连环不断，我军乘势奋勇前进，夺取桥梁，杀敌人数比先前更多。计算从擦木、邦杏、济咙、热索桥、协布鲁、东觉、帕朗古前后七战，全部获得全胜，共杀贼目二十多人、贼匪三四千人，生擒二百多人。虽然山路险窄，河流湍急，福康安等鼓足勇气直往前进，如同走平地、渡浅水一样，贼人的势力十分窘迫。此前已多次派头人到军营献款投降，到这一次更加震恐畏惧，悲哀恳切地请求投降，没有不听从命令的了】等到军队抵达阳布，贼人便多次派头人匍匐前来请求投降，将军檄文中所要求的事情没有不谨慎遵从的；只是他们独自不敢亲自到军营来，大概是因为他们去年曾诱骗藏地的噶布伦丹津、班珠尔等人前去，所以不敢出面【贼人经过官兵屡战屡胜之后，力量实在不能支撑，便用卑下的言辞请求饶命，心胆俱落。凡福康安等檄文晓谕的事情，无不一一遵从；先把掳去的噶布伦丹津、班珠尔等人送出，随后又把去年冬天抢去的札什伦布庙的金银器皿全部交还，并把沙玛尔巴的骨殖以及先前私自订立的两纸合同一并呈出，不敢再提唐古特钱债一事，还说从前是受沙玛尔巴唆使，实在后悔莫及，只求大皇帝怜悯全部生灵，网开一面。他们畏惧的情状似乎是真诚的。贼酋拉特纳巴都尔与他的叔父巴都尔萨野不敢亲自到军营来，自称从前诱骗裹挟噶布伦等人的罪恶极大，害怕被擒杀，所以不敢出来，这也是真情，怪不得他们如此】我国武威既已显扬，本来应当扫荡巢穴、犁平庭院，一个人也不留下，但这也不合于体恤生灵之道。上天爱护生命，既然已经完全取得了他们的土地，而西藏边界以外又远在数千里之外，所谓不能耕种却必须防守的地方，也终究要交给别人；于是下旨允许投降并撤军，以完成这件事。从前唐太宗对颉利说：“要向他显示一定能够取胜，这样他的和约才会牢固。”廓尔喀不能与颉利相比，番地边界也远不像长安那么近；他们既然已经请求饶命、呼求恩典，连准许都来不及，又哪里谈得上讲和呢？然而今天宣扬兵威，使贼人坚定地求降归顺，实在与唐太宗的论说有相合之处。从前我记述土尔扈特的事情时，对于“归降”和“归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今廓尔喀谢罪、求命、归降、归顺，大概两者都有，因为他们悔过真诚，献地的意愿也很迫切【以前所作《土尔扈特归顺记》说：起初违抗命令而最终来归服，叫作归降；没有加以征讨而自行臣服，叫作归顺。土尔扈特投诚，属于归顺而不是归降。如今廓尔喀畏惧威势、悔恨罪过，虽然属于归降，但他们悔罪的心意极为真挚，并且请求定期五年进贡一次，永远遵守约束，又把边外的扎木地方献还西藏，这就是诚心向化，不但归降，而且归顺了】由此才知道，守卫中国，不能只说偃武修文来向人显示软弱。如果一味偃武修文，必然导致放弃原有土地而不能守护，这也是不可不知的。知道进退，《易经》中有明文说明；我实在牢记在心，不敢忘记。每当用兵之时，更加切实深入地思考，使志向确定而合乎道。幸而在五十七年之间取得十全武功，难道不是上天的恩赐吗？上天的恩赐越深厚，我的畏惧就越迫切，不敢说感到庆幸，只怕难以承受，战战兢兢、惶恐不安地等待着。承蒙上天眷顾，使我成为归政时的全德之人，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御制文三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三集》卷九 序

译《开国方略》序 从前成汤把桀放逐到南巢，只觉得自己有惭德，说：“我恐怕后世会拿我作为借口。”这确实是大圣人彰明德行、为万世留下宽裕教训的话，而不是随意说的谦辞。世间的治乱，就像日月的盈亏、四时的循环更替一样，治达到极点必然转为乱，乱达到极点也必然重新归治。这是守成者应当保守安泰的原因，也是改朝换代循环不息、因此会有开创的原因。成汤以后是武王，他处置桀、纣，武功已经不如成汤了。三代以下，武王尚且不如，其他人又哪里值得屈指细数？所以从开创基业来看，实际上不如元朝和我大清。中国历代改朝换代，没有不是其祖宗本来就是本朝君主的臣子。我大清兴起于东海，与中国没有关系；虽然曾接受明朝的官号，究竟也不过是羁縻性的名义联系罢了，并不像亭长、寺僧那样本来就是其臣民的子弟。何况还背负不共戴天的仇恨，乘着明朝自行败坏的形势【我朝最初在长白山北面的俄朵里城建立根基，国号满洲。经过数代，到肇祖居住在赫图阿拉，那里在俄朵里城以西一千五百多里，地处明朝边境之外，本来就不是明朝属国。传到景祖、显祖时，尼堪外兰在明朝方面挑起争端，给二位祖先带来祸害。我太祖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又乘明朝末年纲纪废弛、宦官弄权的形势，于是奋发志向以报仇。天命三年，以七大恨告天，亲自统兵征讨明朝，安抚顺、抚顺守将投降，击败明军全军。随后在萨尔浒击破明朝四路二十万军队，神武显扬，攻克平定辽阳、沈阳。我国家亿万年长久的大业，就在此时奠定根基。到我太宗时，虽然也亲自披甲执胄、临阵决战，但既然已经取得盛京，规模格局已经确定，比起太祖来就稍微容易了】安抚平定中原，建立基业、确立极统，若拿武王与成汤相比，实在使汉、明相形失色，唐、宋更不在话下。所以这部《开国方略》的撰写，重点不在于继承明朝而平定中原，而在于从俄朵里到赫图阿拉，凭十三副铠甲艰苦创业，取得盛京而奠定王业。至于兴王之初的长白山朱果，大概就像简狄吞玄鸟卵、姜嫄踩巨人足迹一样。上天生下 圣人来治理四海，必定有不同于众人的祥瑞征兆，而更在于 圣人奋发智勇、承受艰辛，有超越世人的地方，以此报答上天。天命难道容易承受吗？我这个小子承受了 祖宗的基业，每当读 实录、观看我 太祖开国之初，亲自使用干戈，冒着刀锋，有些事情是我不忍观看、不忍述说而为之落泪的。接着又想到，对于那些不忍观看、不忍述说的事情，如果抱着姑息的仁慈之心，那罪过还小。看到这些却不 想到祖宗的艰难，不勤勉思考政治，以祈求 上天长久赐予国命，谨慎守护神器，那罪过就大了。所以命令各位大臣直书其事，给后世看。即使明朝臣子所记载的本朝事迹，如黄道周《博物典汇》之类，也不妨节取来作为证据，以显示真实。但我这样做不只是为了自我勉励，也希望我万世子孙都像我观看这部书时一样；如果不能因此动心落泪，深深思考、长久铭记并保持敬畏，上天的命令，守护 祖宗基业，战战兢兢、勤勉不懈，害怕治乱循环的关键，那么也就不只是我这个做子孙的责任了。这就是撰作《开国方略》一书的原因。唉！难道可以不敬畏吗？难道可以不谨慎吗？

译《补咏安南战图六律》序 我询问孙士毅，请他把安南战事详细清楚地陈述出来，于是命画院分别为此绘图，补作近体诗，并写序说 安南战图，不像伊犁、回部、金川、台湾那样，开始因战争而最终取得成功。不是通过战争取得成功，本来可以不绘图却绘制它，实在是因为我国将帅之臣、军旅之士跋涉远方、冒险犯难、攻坚破锐，更有抱持忠诚、舍弃生命的人；如果不为他们绘图来记载功绩，我怎么忍心？况且阮惠悔罪请求投降，原因有事实可以征验，这也未尝不是从始至终的一件事。能够有征讨而没有战争，是最好的；经过战争而取得成功，次一等【我亲自平定伊犁、平定回部、剿灭金川，直到近日平定台湾的战役，全都经过我的指授机宜，作战没有不取胜的，进攻没有不攻取的，因此成就了这几项大功。平定叛乱、讨伐暴虐，很难说可以偃武；但即使不能做到有征讨而无战争，也都取得了成功，总的来说全是上天的心意保佑顺遂，才能达到如此】成功后又发生变化，最后终于不战而取得成功，这件事应当比经过战争而成功更为优胜【阮惠再次到达黎城，黎维祁仍然抛弃自己的国家，这可以说是意外的变化。然而我调福康安担任两广总督，仍准备集结军队声讨。等到阮惠再三恳求，又派亲侄阮光显带着奏表到福康安那里请求投降。福康安察看他的情形，确实出于至诚，然后根据实情上奏。我于是想到，黎维祁不能立国，既然上天已经厌弃他，而中朝又不需要他的土地，即使集结军队声讨，也不过归于使他降服，最终未必能使他心悦诚服；那么哪里比得上这样不战而屈服、发自内心的投诚，既成就功业又使众人安宁，反而成为大顺利的契机呢？这更足以看出上天对我的保佑，实在是极其深厚了】这难道是人力能够谋划的吗？上天垂顾我亲自临政五十四年，承受 上天的福佑，数也数不尽。至于安南之事，又能不战而成功，这正是我感激不尽的地方。上天的巨大恩赐更加深厚，我应当怎样敬畏呢？我曾间或这样议论：假使孙士毅收复黎城后，立即率精锐军队到广南，能擒获阮惠吗？又假如孙士毅遵照命令及早撤军，即使没有许世亨等三位将领捐躯，军队尚未到达我国边境，而黎城又失守了，他能不立即回军救援吗？又假如孙士毅也同三位武臣一样捐躯于沙场，那么孙士毅是统率军队的重臣，对国体伤害很大，就不得不兴师问罪，这样岂不真成了好战而没有止境吗？况且许世亨曲折地遵守命令，孙士毅整军而还；假如他也一同归来，则还可以另有说法。可是他仍然捐躯疆场，他的见识和勇气，是常人所不能具备的；每当说到这件事，我都为之落泪，赞叹敬佩到了极点。孙士毅不是不知道我奖赏功臣、恩及后世；假如他也捐躯，那么他的公爵一定可以世袭。替别人去死，谁不愿意？况且他本来想要冲锋拼命，等到听了许世亨的话，以国事为重，宁愿回国接受我的处罚；而我难道肯不体谅他的心意，反而加以惩罚吗？这两位臣子，事情虽不相同，但心意却相同。如今这个战机，统兵将领整军而归，命令三位将领的藩国建立祠堂来酬报忠诚；并且阮惠因为有这次过错而畏惧罪责请求投降，不劳一支军队便使海邦平定，这些全都是上天运数转动，暗中加以护佑，哪里是我一个人的思虑所能达到的呢？从今以后，更加深切地敬畏勤勉，静静等待。天恩六年，我归政，还有什么敢再产生别的念头呢？这就是《补咏安南战图》诗篇创作的缘由。汇集石鼓现存的文字写成十章，制作石鼓并重新刻字的序。凡是举行大事，必定有其适当的时机和条件，总要依赖上天昭明。上天赐恩使它成就功业，武功九次成功，更不用说了。即使如编纂《四库全书》以及用国书翻译汉、藏佛经，都是我六十岁以后才开始的【自癸巳年搜集天下遗书，并从《永乐大典》中采集散篇，命馆臣依照经、史、子、集督促缮写《四库全书》四部。佛经本来出自厄讷特克，一译成为唐古特的番文，再译成为震旦的汉文。蒙古经则在康熙年间及乾隆年间陆续译成，但还没有国书佛经，先在三十七年也命令开馆翻译审定。这两件事卷帙浩繁，都不是容易完成的；却都是在我六十岁以后才开始办理的。我起初也没有觉得太晚】后来却对此感到后悔，认为开始得太晚，恐怕难以看到它们完成。十多年后，《四库全书》早已校勘装潢完毕，收藏在阁中；所翻译的汉、藏佛经如今也将告成。就此而言，如果不是上天垂恩保佑，使我虽已年老却能够妥善完成这两件事，怎么可能呢？近来因为阅读石鼓文，惋惜它年代久远而漫漶，保存下来的还不到一半。石鼓文对于兴起国学、兴贤述古有这样的作用，过了千万年以后，如果连这仅存的文字也全部归于虚无，那么负有治理天下责任的人，看见了却不加以挽救，我也就不成其为读书人了。这件事关系重大，是千百年来读书人所不能承担的，也从来没有人谈到过。我因此不顾文辞是否工巧，趁着还没有到了老迈昏聩的时候，来完成这件事。石鼓是周宣王时制作的，至于应当安置在国学中，作为万世读书人的津梁，这一点自然以韩昌黎的见解为正确。《车攻》《吉日》两章，都有清楚的证据可以考察【后人的议论纷纷出现，如董逌、程大昌根据《左传》记载成王有岐阳之搜，认为是成王石鼓；郑樵根据“殹”字在秦斤、秦权中出现，认为是秦代石鼓；马定国根据《后周书》认为是宇文氏石鼓；陆友仁根据《北史》认为是北魏石鼓；至于杨慎伪造全文，尤其荒谬。总不如韩愈的见解正确，因为直接以石鼓本文取证《小雅》，是可信的。欧阳修《集古录》说韦应物认为是文王石鼓、宣王刻制；如今韦应物的《石鼓歌》还在，明明认为是宣王，哪里曾有文王之说？近代人尚且会误解，何况讨论三代以前的事情呢】韩昌黎有见识却没有力量，而且没有想到保存他的诗，所以我比韩昌黎更胜一筹。现在采用翰苑的旧例【乾隆九年翰林院重修落成，亲临赐宴，以张说《东壁图书府》五律四十字为韵，我作“东”字韵和末音字韵两首，其余命诸臣各分一韵作诗】亲自确定第一章，截取它的长篇来补成后面几章的短篇，又采用原文中的字写成最后一章。

译从第二章到第九章，命彭元瑞按照我留下的字各自补成篇章。不是为了因难见巧，实在是叙述古事来流传到今。这样，石鼓的文字仍然保存下来，十面石鼓的篇章井然有序而不紊乱。旧石鼓和旧文字是千古重器，不可轻易移动，只设置木栅遮蔽风雨，使它永远保存；另制十面新石鼓，刻上十章，并排列在国学中，使天下共同看到、惠及后世儒者，这仍然是周宣王的文章。热河文庙是年年惠及远方、考问武事的地方，于是也命令把它们安置在那里，以告示后世，希望周宣王中兴的功烈不至泯灭。宣圣启迪世人的道理永远昭明；而我到了老迈之年，还能够完成这项崇尚文教的举动，哪一样不是上天时机聚合、时势相合所致？深深感到惭愧。这难道不是上天鸿恩所造成的吗？希望周朝卜世长久，发扬大清重视道统的制度。后世子孙还应谨慎地记住这些。这就是序。《清文翻译全藏经序》办事在人，成事在 上天；上天不保佑，事情怎么能够成功？人不去做，上天又从哪里保佑？然而办事又在于遵循道理，去做不合道理的事情，上天就不会保佑。我所举办的大事很多了，都依赖 上天默默保佑，才得以完成；那么我用来感戴上天 恩赐、奉行上天意旨的诚心，本来就无法用语言形容，而在内心自我审察，实在不知道应当怎样才好。武功方面的事情，我以前已经多次说过。至于订修《四库全书》，以及用《国语》翻译《汉文大藏经》这两件事，都是在癸巳年六十岁以后举办的；后来我又后悔开始得太晚，恐怕看不到它们完成。十多年后，《四库全书》完成了；还不到二十年，所翻译的《汉文大藏经》也完成了。耳顺之年自古已很少见，本来就是人生难以达到的，何况八十岁呢？如今这两件六十岁以后创办的典制，到了八十岁却能看到《国语》《大藏经》全部完成，若不是 上天的嘉祥福佑，这件事谁能参与并成就呢？而我因此更加警惕、敬畏、恭敬地承受天恩，也更不知道应当怎样才好。至于用国语翻译大藏经，恐怕有人认为这是迷信祸福之说，因此不能不明确说明它的意义。用祸福来诱导人趋吉避凶，并不是佛教的第一义谛。第一义谛中，佛尚且本来不存在，何况祸福呢？只是众生不能用第一义来教导，所以借因缘、祸福来引导他们，由浅入深罢了。然而我的用意也并不在这里。梵文佛经翻译一次成为番文，再翻译一次成为汉文，三次翻译成为国语。古来我大清统治中国已经一百多年，番、汉、蒙古三方长期都是臣属，唯独缺少国语的大藏经，这怎么可以？把汉文大藏经译成国语，使中外都学习国语；即使不理解佛教的第一义谛，也都知道尊敬君主、亲近上位者、远离邪恶、遵从善行，难道不好吗？这就是我用国语翻译大藏经的本意，在这里而不在那里。如今我在老年看到事情完成，实在是极大的幸运，并不是沉溺于求福的说法，不过也就是上天的 天恩福佑，使愿望得以实现。所作的事情越多，越应害怕盈满、惶恐警惕，只能时时警戒自己罢了。这就是序。

译《石刻蒋衡书十三经于辟雍序》前些年汇集石鼓文并为它作序，曾说：“凡是举行大事，必定有其适当的时机和条件，总要依赖上天昭明。” 上天赐恩使它成功，确实没有错。石鼓不过是周宣王时期的事，把它排列在文庙门前，用来寄托兴盛文教的意思，还要等待适当时机；它的时机和条件，哪里像十三经这样呢？十三经是古代圣贤从口中说出、用来传道授教的经典，其重要性比石鼓文岂止加倍？如今的石刻十三经就是这样。这些经书是蒋衡手书，于乾隆庚申年献上，其中不免有少许错讹，于是命内翰详细校核，装束后收藏在懋勤殿的高阁中。到如今五十多年，也已经忘记了。去年命令续编《石渠宝笈》，主管人员拿这部经书来请示，我才猛然醒悟说：“有这件事吗？这哪里可以同寻常墨迹相提并论，把它当作闲暇时消遣赏玩的东西呢？”应当把它刊刻在石版上，排列在辟雍，作为千秋万世崇尚文教、尊重道统的制度。经，就是恒常，也是道。因为恒常所以不变，因为是道所以长存。天不变，道也不变。董仲舒的话，确实已经涉及这一原则的边缘了。石经的开端，始于炎汉的一字石经、曹魏的三字石经【刻石经，是为了考订圣贤经传中文字的异同，归于一个确定的标准，使天下万世的学者有所师法承袭、遵守奉行。这大概是考订文字的三重事业。开始于汉代。当时经籍大量出现，白虎观讲论以后，熹平年间按照各博士考试甲乙科来争论名次高下，彼此互相告发，甚至有人行贿来校定兰台漆书的经文字样，使它符合自己的私文，于是下诏蔡邕等人订正文字，在鸿都刻石。一时前来观看和摹写的人，车子每天有一千多辆，填塞街道，事情详见《后汉书》。到魏正始年间，又建立石经，并刻魏文帝《典论》六篇，见于戴延之《西征记》。所谓一字、三字的区别，宋代洪适、本朝朱彝尊，都认为汉代是一种隶字体，魏代是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石经自王弥、刘曜进入洛阳后残毁，虽然晋代裴頠、北魏崔光都请求修补，最终仍未完工。到北齐时，才从洛阳迁到邺都；隋朝又从邺迁到长安，多次迁移而散失，后来甚至在营造房屋时拿来作柱础，十不存一，见《隋书·经籍志》。到唐代，内府偶然得到一两个残字，便盖上开元小印，列在法书名画中作为珍玩，它的流传也已经非常少了】最终仍不可考。李唐以及北宋、南宋虽然曾经刻石，有的错误，有的不完整【唐太和七年下诏，在国子监讲论堂两廊创立石刻九经以及《孝经》《论语》《尔雅》，到开成二年完成。那里原在务本坊，自天祐年间韩建修筑新城后，经石被弃置在野外。到朱梁时期，刘鄩镇守长安，采纳幕僚尹玉羽的建议，把它迁置到唐尚书省西边。宋代时，那里夹杂居民，地势低洼，遇到久雨便积水，刚刚立起就倒下，腐坏折断、残缺不全。吕大忠主管陕西转运，才开始把它迁置到府学。明代又补刻《孟子》。嘉靖乙卯年发生地震，石经倒塌受损。西安府学生王尧惠等按照旧文搜集缺字，另刻小字立在碑旁，以便摹写补足。如今在西安府学。刘昫《旧唐书》说石壁九经的字不合书法规范。本朝顾炎武作《金石文字记》，也刊正其中的错误。由此知道唐石经还不是善本，刘昫的话并非诬蔑。后来孟蜀也刻石经。北宋刻两体石经，如今一块残石也没有保存。金代燕京庙学有九经石刻，见王恽《秋涧集》。明代还保存两块碑，如今也无法考察。南宋绍兴九年，刊刻六经、《论语》《孟子》，完成后年代久远而残缺。明宣德年间，巡按御史吴讷收拾碎片残块加以拼补，得到碑石百斤，放置在仁和县学。宋廷佐又把它迁移到杭州府学，至今还保存着。然而当时刻的《春秋》只有《左氏传》，《礼记》只有《大学》《中庸》《学记》《经解》《儒行》五篇，又没有《周礼》《仪礼》《孝经》《尔雅》，并不完整】如今这部经书出自一人之手，经过诸位大臣审阅，比历代的石经都更加详备【蒋衡后来改名为振生，是江苏金坛恩贡生。乾隆五年，他把所书写的十三经进呈，朝廷赐给他国子监学正的官衔，这部经册收藏在懋勤殿。如今把它刻上石头，与唐石经所列官衔相比，若还列书石官、书石学生之类的体例，实在很不合适。因此特命大学士、懋勤殿翰林校勘】我从六岁进入学堂，读《易》《书》《诗》三经，所学的是“简易而天下的道理就能得到”“《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是王道的开端”“如果不知道正风、变风和雅，就无从谈论诗”。长大后涉猎三礼，觉得它们与三经有所不同【“间”读去声，指《易》《书》《诗》】我枕藉研读《麟经》，谨慎地确认正统与偏安必须公正【《春秋》以大一统为大义，尊崇王室而贬斥霸主，出于天命和人心的公正。我读它多年，心中契合圣人删削裁定的用意，编定《通鉴辑览》一书，去除后代执笔者的私心，向万世显示守护正统的道理。谨慎地区分、分注、系年，都取法《春秋》的义理，差不多可以自认为读书有所心得】勤勉不懈地沉浸其中，即使到了老年也没有衰退。虽然我自己惭愧学问没有完成，如今却把它刻在石上，排列在辟雍，顺应时机举行此事，以继承往圣、开启后世，作为后世承继的标准；这难道不是读书人的极大幸运吗？蒋衡一生勤苦治学，也因此得到酬报了。至于历代注疏，各自偏袒本家、排斥异说，纷纷如同聚讼，既冗长又繁杂；蒋衡只书写各经正文，其余一概删去，这是正确的。有人认为不看注疏，怎么能够理解经书？我则认为，用注疏解释经书，不如用经书解释经书更好。学者潜心探究道理，由文字看见道，把六经相互参照，一定能够探究它的本源、明白它的奥秘，这只在于勤勉和明辨罢了。况且我重刻木版十三经注疏、颁布天下的版本也不少。辟雍刻石经，前后等待五十年；又过了六年，所有应当等待的时机和相逢的条件都具备了，八十岁的老人还能完成这项大功，哪一样不是依赖 上天的巨大恩赐呢？从前我写《知过论》，认为不能停止的事情，仍应斟酌实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凡是事物有成就，必然也会有毁坏。所谓石鼓、石经，都是这样。然而我不是曾经说过吗？经，就是恒常，也是道。

译天不变，道也不变。依循圣人的门墙，向万世显示楷模法则。谁说沧桑变化、虚幻变迁能够改变我们？这就是孔夫子不朽的道吗？这就是序。《补咏战胜廓尔喀之图序》《补咏战图》诗篇，到这一篇总共六组【伊犁、回部第一，乌什第二，金川第三，台湾第四，安南第五，如今的廓尔喀第六】。历数完全成功的战事，如今总共十次【平定伊犁两次，回部一次，金川两次，台湾一次，缅甸一次，安南一次，如今廓尔喀两次，共十次】我有幸处在这样的时代，我的警惕也正在于此。因为我承受了 祖宗托付的重任，衡量自己的德行、估量自己的力量，尚且担心守成有所亏损，哪里敢怀有开疆扩张的奢望？况且我从小读书，就敬重 天地爱护万物的心，深知穷兵黩武的戒律，因此继承皇位之初，就谨慎遵守 皇考的训示，是答应准噶尔求和，停止用兵，使百姓安宁，至今已经二十年了。后来准噶尔内部发生叛乱，归降的人接连不断。我想到喀尔喀的土地，不能容纳这么多来降的人，于是乘机安抚众人。发动了甲戌之师。从此以后，两次平定准噶尔，平定回部，又使金川、缅甸、安南相继归顺，一次出兵便使台湾海域归于安定。到此前后，又收服廓尔喀，于是有了十全武功。让我自己追问，也不知道这些成就是怎样取得的，实在是依靠 上天默默保佑，每每在险境中获得平安，常常身处危难却能够取胜。与古代那些英明的君主、贤能的将领相比，他们显赫地建立功勋，我虽不敢说超过了他们，但自我审视，实在也没有不及他们。所说的我的幸运，别人或许知道而因此警惕我，但我自己警惕的地方，别人或许还不知道。我警惕什么呢？自古以来做天子的，哪一个不是 天之子既然成为 上天的儿子 上天有谁不爱护他，而我却独自承受这种爱护吗？既然深受上天眷顾，一旦屡屡有失德、违背上天爱护之处，那么上天用来惩罚我的，也一定会很重。这就是我战战兢兢、片刻不敢安心的原因。而且此前八项功业的成功，虽然涉及边远地区和海外，但都是人力还能够施展的地方。像廓尔喀，则在万里之外的西藏以外，又相隔数千里，山壁陡峭，道路险绝，下面就是深川，连马也容不下，人都只能踩着前人的足迹行走。我的将士手脚磨破，虽然疲惫困顿，但气势越发振奋，志气越发豪壮，冲锋陷阵，无人能挡。敌人惊骇，以为天兵从天而降。鹿埵陇种一带，伤亡实在很多，我又怜悯他们，于是使他们魂惊胆落，匍匐求降。若不考虑他们的劳苦，我心里又怎么忍得下去？我不是曾经说过吗：从少年时代起，就深知穷兵黩武的戒忌。可是四十年之间，从甲戌年开始，取得十项武功，不用兵又是什么呢？幸而还能有所防止。承蒙上天眷顾保佑，使我勤勉辛劳而完成大事，对百姓没有增加一项赋税，对事情又有十全的美满结果。那么我早起晚睡、耗损精神、劳苦心神，也希望可以稍稍逃脱穷兵黩武的讥评。观看这幅图，不只是共同体会将士们的辛苦，实在也一并深切感受到内心的忧伤。作诗来表达心志，我的心志也不过如此罢了。续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序 《秘殿珠林》编成于癸亥年、完成于甲子年，《石渠宝笈》编成于甲子年、完成于乙丑年，到如今都已经四十多年了。两部书以 三朝皇帝的御笔为宗旨，同时收录历代所收藏的古人以及本朝臣工的书画，分门别类，精审核查，没有遗漏。全都是内廷翰林张照、梁诗正等人编纂的。如今查看其中的题跋，已经没有一篇保存下来，也可以由此概见其编纂情形。从乙丑年到如今癸丑年，共四十八年间，每逢慈宫大庆、朝廷盛典，臣工进献的古今书画之类，以及我在闲暇时随手创作的作品，又不知道有多少，无法汇集编纂，日子久了或许会造成错讹；而且两部书的章程都在，续编也并不困难，于是命令内廷翰林王杰等人重新汇集，完全按照前例，如果 是三朝皇帝的御笔，前集已经完备收录，这次就不再刊载。其中尚未收入的石刻，仍恭敬地分别抄录在各类卷首。然而我这次举动，实在是因为记载过失，而不是夸耀自己博通古物。因为君主的好恶，不可不谨慎。即使考订古代书画，是寄托情趣、追求雅致的事情，比沉溺于声色财利稍好一些；但与其把心思用在这里，哪里比得上把心思用在勤政爱民上呢？四十多年间，应当续编的东西又如此累累。若说这没有妨害勤政爱民的念头，我自己都惭愧得不敢这样说，何况别人呢？写下此文，是为了记载自己的过失，后世子孙应当知道从中鉴戒，懂得取舍。至于《西清古鉴》，也可以依此类推，不再赘述。御制文三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御制文三集卷十 题辞 王禹偁《待漏院记》题辞 《待漏院记》说理正确，言辞明白，千古传诵，没有什么可非议的地方。然而王禹偁处在臣子的立场，只知道臣子方面的一端，却不知道另一端，所以我写下这篇题辞。文中历数宰相，贤能的一个，奸邪的一个，庸碌的一个，列为三等。既彰明过去，又规诫将来，可以作为执政者的借鉴。但是所谓一国的政事、万民的性命悬系于宰相，我却不能没有疑问。这三等人，难道能够自行发挥作用吗？任用他们的是君主。若做君主的不能亲自辨识和任用臣下，反而要凭借别人，那么贤者就不能真正成为贤者，邪者反而更加肆意行邪，庸者甚至会以自己庸碌为得意。这样看来，一国的政事、万民的性命，并不悬系于宰相，而是悬系于君主，这是很明白的。然而，辨识这三等人，难道容易吗？内心必须做到克制自己而恢复礼义；接触外物时必须大公无私而极其明察。如果不能这样，三等人纷纷站在面前，君主却没有主见，不知取舍，那么天下的政事就会日益败坏而无法收拾。这不是宰相的罪过，而是君主的罪过。王禹偁所说“君主在上面安逸，臣子在下面劳苦”，应当同王褒所说“做人君的，应当勤于求贤，得到贤人后便可安逸”的话一起看。然而最终也没有可以安逸的时候，这层意义见于《周公无逸》一篇。因此我特意申述、阐释其中的意义，写下这篇题辞，用来告诫后世的君主，也用来警戒自己。再题《乐律全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译朱载堉《乐律全书》的谬误，前面的论说已经指出。现在再次阅读他用曲调谱写古歌的部分：他创立《我烝民》歌，竟调寄《豆叶黄》，并把《康衢童谣》和《老人击壤歌》合成一章；《思文后稷》一章调寄《金字经》，又附上《大禹谟》中“水火金木土谷惟修”八句，作为《金字经》的第二章，都是杂凑而成。至于《南风歌》，调寄《鼓孤桐》，先用《古琴操》中“返彼三山兮”十六句，接着又用“南风之薰”四句，更加荒诞。考察舜所作的《南风歌》，见于《乐记》，只有篇名而没有歌词。《韩非子》《淮南子》《史记》都是秦代及西汉人的著作，也没有见到它的歌词。郑康成在《礼记》注中说：“它的歌词没有听说过。”可见东汉时仍然没有这首歌的歌词。“解愠阜财”四句，最早见于《家语》和《尸子》。孔颖达《正义》说：“《家语》是王肃增添的，不是郑玄所见；《尸子》是杂说，不能拿来考证正经。”所以也断定这首诗今天并不存在。那么“南薰”一曲，汉唐人尚且怀疑，只有辅广认为《家语》一定有所依据，说“南风使万物生长，就像君主使万民生长”，等等，认为这才符合圣人的意思。《尸子》是战国六国时期的人所作，《家语》是孔氏所传，而且歌词还仿佛保留着“喜起”遗音，不能断定它一定不是虞廷的雅乐。至于“返彼三山兮”十六句，出自《古琴操》，是晋代孔衍编纂的书；这部书如今已经亡佚，只能在各家类书的引文中看到。唐代吴兢说，《琴操》记事常常与本传相违；朱子说：“《琴操》一书记载尧、舜、文王、武王、孔子的言辞，尤其荒谬，有见识的人看一遍就会明白。”可见《琴操》的错误，古人早已有了确定的评价。如今仔细核查它的歌词，开头所说的“三山”，就是《尚书》中的壶口、雷首、太岳，孔安国传认为三山就是这三座山。《汉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都认为它们在蒲坂附近，所以便沿袭舜都之说，附会出这个名称。下文铺叙五老以及黄龙背负图书的事情，则出自《论语》《考比谶》《春秋元命苞》等纬书，不足以作为证据。那些言语像是后世夸张铺陈符命的人所作，难道尧舜禅让会说出这种话吗？而且明明说“按图观谶”，谶语始于秦代，盛行于东汉，三代的书中根本没有“谶”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击石拊韶，鸟兽跄跄，凤凰来仪”是《尚书·益稷》篇中的句子；“凯风自南”以下的内容与《卫风》相同，出自魏晋人的伪作，这一点不加辨析也可以明白。“凯风”就是“南风”，见于《尔雅》。假使舜果真有这句歌词，郭璞注《尔雅》时为什么不引用，却偏偏指向《卫风》？而且“凯风”与“南风”并不相应，接连说到解除忧愁、增加财富，又怎么能回到原处？实在令人叹息。宋代郭茂倩《乐府》虽然引用了它，仍把它列作两章。朱载堉不但不知道取舍，还妄自把伪诗放在《南薰》开头，以便同世俗乐曲的曲牌相合。他使名实混淆，昧于古义，又侮慢圣人的言语。至于《秋风》一章，调寄《青天歌》，虽然全部采用汉武帝的歌词，但汉代歌辞见于《汉书·乐志》及其他典籍的，不下数千章，朱载堉为什么偏偏谱写《秋风辞》？考察明代徐学谟《识余录》说，朱载堉的父亲厚烷，因为进寿表时没有称臣，以及创建二仙庙、育才等馆，都是僭越无状，被降罪发往高墙；还说他喜欢做诡异、不近人情的事情，想借此钓取声誉。朱载堉或许因为父亲获罪，心中不免有怨恨。汉武帝求仙，嘉靖帝喜好道教，朱载堉或许竟然在这里寄托了意思，也未可知。把古代内容牵强地塞入俗乐，本来就是朱载堉的错误。《乐记》说：“君子在这里谈论，在这里讲述古事。”朱载堉不知道古代圣人治理天下的道理，又缺乏考察古事的见识，粗疏草率，真是无知妄作到了极点。他连乐理都已经失却，哪里还足以同他谈论正始之音呢？因此把他的错误一一说明，并命人按照宫、商等三百字的例子，用一个字配一个音，谱成正调。他所杜撰的四章，也按照宫商调式编成一册，使懂得音律的人一看就知道其中的荒谬，希望也能成为恢复古乐的一点办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章、千章〕 识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章〕 《大宛马》识语 乙亥年，准噶尔平定。第二年，哈萨克左右两部依次归附。又过一年，使臣入朝觐见，随行出猎时作诗记事，并加以考订。哈萨克相当于汉代的康居。又过两年，哈萨克来进贡马匹，我因此作成这首歌，仍称为“大宛”，是因为自古相传大宛出产良马。西域各国，哪里不产马，为什么只有大宛独享这个名声？汉代人足迹尚未踏入那里，只是听到它的名称，由于道路阻隔、情况昧暗，于是就认为良马是大宛独有的。不仅如此，在我朝西部边疆尚未平定以前，准噶尔进贡的马也一概称为大宛马。过去考察，大宛部落强盛，附庸它的国家很多。哈萨克应当就是其中的一个国家，并不是臆测。史记载康居向南臣属于月氏，向东臣属于匈奴，那么康居本来就是别人的属国。张骞出使月氏，被匈奴阻隔；逃走到达大宛后，大宛竟能派人作向导，设置驿站使他到达康居，这说明康居本来听命于大宛、受其役属。唐书记载，石国原是康居的小王，窳匿城所在之地；这就是《汉书》所说的康居五小王之一。唐显庆年间，又把那里设置为大宛都督府，这也是一个证据。所以说哈萨克用汉代的语言来称呼，就是康居；从它臣服归属的方面说，就是原来的大宛。近三十年来，军队和官吏经过那里，进贡使者接连不断，汗血马、马匹穿黑色服饰以及独树等遗迹，题咏寄托之处都不是前代凭空想象的情形可比。这首歌同丁丑年的按语本来相互印证，不能因为文字有异同就产生怀疑。因公务闲暇重新书写此卷，所以记下这些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临摹吴琚尺牍识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年〕 右边是临摹宋代吴琚的尺牍。其中有“襄州之行，并不是我所害怕的事。没想到按照常规上表辞免，朝廷反而降低成命、改授官职”等话。考察宋代授官以后，大多要上表辞免，等朝廷命令再次下达，才开始就任，甚至有辞免数次、十几次的，实在可鄙可笑。况且职位空缺已经很久，难道不是白白使官职空置吗？上级施行政令、任用人才，下级任职做官、尽力办事，都应当以诚意来对待，才能各自尽到自己的职责，从而端正朝廷、教化民俗。那些隐居而自命高尚的人暂且不论。既然已经从朝廷接受俸禄，那么东西南北，只有君主所派遣的方向，怎么能按照惯例写一纸空文，表示谦退来博取虚名呢？而且一个朝代上下相习形成风气，难道不是上下都相互带头作伪吗？这样一来，政事哪能不琐碎败坏？教人廉洁、提倡谦让，本来不在这种做法中。我因此自从临朝以来，对于大小臣工，无不量才使用，随时考核升降，希望对实际政务有所帮助。就如从前京察大典，三品以上的大臣都亲自加以考察核验，而群臣按例必须自行陈述，请求退职，等待皇上的命令。既然已经随时考察升降，为什么还要等他们自陈？若等到自陈以后才升降，那么平日白白占据官职的人，不知有多少。然而与宋代相比，这种按常规辞免的做法，似乎还不完全是虚饰；而我仍然停止这一制度，始终不肯从事这类具文之举。

译君主以至诚率领臣下，尚且难以使人返璞归真，何况用虚伪来引导他们呢？至于宋代的词臣起草诏制，任意逞发私意，快意于报恩报仇，导致形成门户党援的习气，更是败政。像苏轼这样的贤人，尚且不能免于此，何况其他人呢？我朝完全没有这种情况，确实足以超越前代。我过去在诗文中多次辨析此事，这次读到吴琚的书信，再次临摹此本，因而记下这些话。重定元拓《石鼓文》次第识语 周宣王猎碣十鼓，如今在太学辟雍门下；旁边有一碑，音训是元代国子司业潘迪撰写的，依照施宿的次序排列。我在己巳年曾经拓得一本，题写长句，装匣收藏在乾清宫。到了癸卯年，又得到这本元拓本，赵孟頫作了音释，次序是依照薛尚功的排列。我又题写长律，并命儒臣在后面作跋。这次利用闲暇，把旧藏的太学本一并取来校对，甲本乙本互有不同，检阅起来很困难。我想折中考订，确定一个正确的次序。关于石鼓的争论已经很久了。苏朂、窦臮、张怀瓘、韩愈、苏轼认为是宣王鼓；韦应物认为是文王鼓；董逌、程大昌认为是成王鼓；郑樵认为是秦鼓；马定国认为是宇文周鼓。然而从元代至今，确定为宣王鼓的没有不同意见，是因为“车攻”“马同”与《小雅》相合。因此“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作为第一鼓，毫无疑问。下面的“我车既好，我马既骖”，就是《小雅》的“田车既好，四牡孔阜”。苏轼的诗说“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鲢贯之柳”，举出了第一、第二鼓的文字。石鼓当初在凤翔荒野，百姓把它取来当臼，谁来为它整齐排列？宋代它在稽古阁，金代在王宣抚宅，谁能抚摩考察而把它排比起来？元代皇庆年间才移到国子监。至元年间潘迪作音训，赵孟頫在潘迪之前，所以采用薛尚功的说法。南宋偏安，丢弃中原，淳化阁帖是从榷场购得，定武兰亭则被运回金国府库；薛尚功、郑樵等人只是凭纸本揣想，模糊仿佛地各自按臆测排列，哪里比得上潘迪亲自见到这些石鼓更可靠？因此准照潘迪所排的次序，改订前后，并在赵孟頫的注释中标明如今确定的次序，使石刻文字和拓本相互符合，校勘更换而不抹杀旧说，也不违背今日，这才是妥善的做法。石鼓是三代的法物，还可以用三代的雅诗来印证，何况十面石鼓都保存完好，证据如此明显，薛尚功、郑樵为什么还要另作取舍呢？即使儒臣旧跋只叙述而不加判断，也仍然是拘泥。更不只是此事：做事不应蓄积疑惑，政治尤其贵在崇尚实际。假如仿照井田、封建的制度，又采用刘歆、王安石等人关于未曾见过井田、封建制度的论说来治理天下，难道可以吗？乾隆己酉年冬至，御笔再次题记。五代胡瓌《番马图》识语 右为五代胡瓌《番马图》，气象高寒，境界辽阔深远，笔墨雄健伟大，不是近代画家萎弱琐细的作品所能比拟，确实是神品。后面有郭雍的跋，是仿照韩昌黎《画记》的句调写成的。古文之道，以义理作为主宰，以气势来推行；如果只是拘拘模仿，得到外貌而遗失精神，究竟有什么可取呢？我最近题写胡瓌《卓歇图》的诗，已经把这种重重模仿斥责过了。又有兀颜思敬的跋，对女真也有贬斥之词。考察《辍耕录》，金人的姓氏族属中，兀颜译作朱；完颜、乌古论之类，本来就是金源人的本姓，译成汉字已经失去本来面目，又怎么能说成王姓、商姓呢？这是《辍耕录》的荒谬说法。况且兀颜思敬本人本是金源人，入元后跟随明太祖，在洪武六年时，距离顺帝逃归应昌仅仅五年，北元还在使用宣光年号，他却心中忘记故国，口中多有微词。士人的品格到了这种地步，又凭什么作为文章的根本呢？我并不是夸耀自己鉴别精确，而是借此说明古文的方法和写作古文的根本，从这件事引发出其中的深意，使学习的人共同窥见一二。庚戌年初冬重新阅读，再次题识。我不想把它写在原跋之后，于是命董诰代为书写。书写命馆臣收入吴三桂擒获桂王由榔谕旨卷的识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五年〕 书写命令馆臣收入《吴三桂擒桂王由榔谕卷》的题识。历年上元灯词册识语 历年上元灯词册识语的写作，是记载过失，不是记载佳美。太平清明的时代，逢上元佳节，做君主的利用政务闲暇，撰写词章来记述当时的事情，有什么过错呢？我却认为这是过错，并不是谦逊的话，而是真实的言语。总计我六十年间写得的词，共四百一十二首，已经涉及杜甫所讥讽的情形。然而我自己认为的过错，还不只这些。因为灯词册共有三十二册。起初由于敏中执笔，用蝇头小楷进呈，辛未年以前，篇章的数量原本没有限制。但那时还另有奉 懿欢、巡方、抚恤新降之人等盛典，后来于敏中不能书写，便命董诰接着书写。以后【在辛丑年】，外部归附的人越来越多，铺张的节庆也更加繁多。这如果不是我的过错，又是谁的过错呢？做君主的，一旦偏向喜好兴办事情、贪图功业，增加华饰、夸大盛况，就没有不滥用武力而夸耀太平的。我虽然谨慎，没有达到这种地步，但如果不能遂心，有没有幸灾乐祸的人拿这件事来议论我呢？想到这里，我的过错就更不必等别人说了，自己也认为实在太重。况且把伏羲六十四卦分成八章分别咏唱，作为完整的数量，从戊申年开始，那时我已经七十八岁。七十八岁可以说是老了。总算以八年处在可预知与不可预知、必然与不确定之间，如今竟然同二十五岁即位、在位期满六十年一样，共同承受这一切。

译上天眷顾，使我成就了符合法望的事情，那么我的感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章、八年、六十年〕 恩德和诫命已经使我战战兢兢、深感危惧，哪里是言语能够完全表达的呢？那么这篇识语所说的，记载过失确实出自真诚，而记载过失也正是为了记载佳美，并且正是为了记载幸运。看到这篇文章的人，或许能够体谅我吧。书后 书写宋孝宗赐给曾觌的书册后 宋孝宗所做的，是平民百姓的孝，不是天子的孝，我从前已经详细论述过了。这次看到他赐给曾觌的书信，又联系唐太宗与张元素谈论隋主专擅之事，更足以看出他没有真正有所作为的志向，只是依靠臣下尽职，使自己能够高拱安坐、追求安逸；那么所谓不是天子的孝，难道是苛刻求全吗？君主如果亲自专管琐碎事务，不任用群臣，本来就没有使天下得到治理的道理。然而身居君主和人师的责任，如果一味任凭群臣处理政事，自己却不明察，不专掌赏罚，又怎么能够率领百官有所作为、振兴事业，使各项功绩兴盛呢？《尚书》称尧为钦明，称舜为文明，大概必须明察以照见万物，然后才能亲自裁断，确实施赏、必然惩罚，用来整顿百官，治理四海。然而所谓明察，难道容易说清吗？“钦”就是敬，“文”就是通达；内心恭敬，能够通达外物，这才是尧舜的明察。就像日月的光明，微小的光隙也一定照到，并不需要刻意运用照察。如果把苛刻当作明察，把刻薄当作明断，必然会把耳目寄托给小人，反而足以蒙蔽自己；不是尧舜那种出于钦敬、通达的明察，那么他的专断也一定会被私心从中阻隔。隋主的过失，实在就在这里。唐太宗、张元素都没有谈到这一点，也可以说是失言了。即便如此，还有一种说法：明察是君主必须努力做到的事情，却是臣子深深畏惧的事情。皋陶的赓歌说：“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做臣子的如果能像皋陶那样，有些事情也就可以看出其端倪；不希望君主明察的臣子很多，由此可见张元素的话已经使唐太宗受到误导。唐太宗这样的明君尚且如此，不如唐太宗的君主，难道能不谨慎吗？最近巡行经过直隶，处理积压案件的事情，很有些类似这种情况【近来因巡城御史穆克登额等奏报缉捕王二等三名犯人，供出他们曾跟随马十等抢劫建昌县钱铺的一案，拖延了两年多。已经捕获正犯十多人，却还没有审结，实在令人惊骇。于是把马十提到行在，交给军机大臣等审讯，才知道案犯在上年十月已经提到省城，但臬司并没有亲自审讯，只把案件交给首府；首府又交给首县；首县又没有审问所有犯人，只抄录撮取原供，写成禀文，企图敷衍塞责、了结此事。总督也不催促，置若罔闻。像这样的抢劫重案，任意拖延推诿，哪里是一般的玩忽误事可以相比的？不得不将刘峨等分别降职、革职并拘拿审问，以示惩罚创戒，同时传谕各省督抚共同知道并警惕戒慎，不要重蹈覆辙】这本册子恰好随行带着，我利用闲暇偶然观看，于是申述上述道理。我不想把这些话写在曾觌册子后面，所以命董诰代为书写。书韩昌黎《答李翊书》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月〕 韩昌黎一生最有心得的地方，在这篇文章中；而他撮取要旨、指示明确的地方，又没有超过“气如水，言如浮物”这几句话。然而其中有引发而没有阐发的地方，所以我进一步申说它。《易》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谓形是什么？就是气。所谓道是什么？就是理。所谓器是什么？就是物。道存在，理就存在；理存在，气就旺盛；气旺盛，万物无论大小就必然能够浮载。韩昌黎只说气贵在旺盛，却没有说理贵在存立。因此理用来统率气，气用来运转万物；加以变化并裁制它，推行并运用它，不只是写文章，天下一切事物都无不包括在其中。然而韩昌黎虽然没有谈到理，难道气之外还另有一个所谓理吗？大概气确实有正有邪：理所发出的气，就是正直的道心；欲望所发出的气，就是邪僻的人心。孟子说：“浩然之气，极其广大，极其刚强，用正直来培养而不损害它，就会充满天地之间。”气凭什么能够充满天地？是理运转它。理凭什么能够运转？是道贯通它。精心专一，涵养气就是涵养道心。韩昌黎从文章中见到道，大概就在这里。难道只是谈论文章而已吗？跋 宋高宗书写、马和之绘制《唐风图》跋 《唐风》十二篇，宋高宗书写，马和之绘画，都完整保存。张丑曾在《清河书画舫》中记载过它，冯铨摹写其中的书法，收入《快雪堂帖》。我曾经临摹过两次，还为它补写过《采苓》的篇名。最近才得到这幅作品，原来这两个字都还保存着。后来另外刻有“唐国十二篇”五字，已经脱落了。回想《学诗堂汇藏》作记，到现在已有二十二年；后来又得到《周颂·闵予小子之什》，也已经七年。神奇的古物终究会聚合，现在仍把它归入堂中书箧。于是想到，这些都是晋国的诗。根据它的风俗俭朴而崇尚礼法，有陶唐氏的遗风，所以称为《唐风》。宋高宗在临安，只知“满城桂子，十里荷花”，把西湖当作销金窟，哪里知道“蟋蟀在堂，岁聿其莫”的意义呢？不致力于返回晋国成为唐国，反而把杭州错当作汴京。这正是所谓“诵读《诗》三百篇，即使多，又有什么用”的情形。白昼较长，政务稍有闲暇，我抚摩面对这些真迹。今年年成丰收，百姓安乐，我将推行恩惠，使它更多地惠及下层。岁月将要结束，希望享乐而不荒废政事，愿同我的亿兆百姓共同享有这些。辛亥年冬至，御笔题识。重订《热河考》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篇、二年、七年、十里〕

译右边这篇《热河考》，是乾隆戊子年秋天驻跸山庄时所作，文中说：“黄河的源头在星宿海，大概是根据康熙年间侍卫拉锡等人穷究河源所得，但他们只到星宿海为止，便把那里指作河源，因此” 皇祖御制《几暇格物编》也把鄂敦【汉语称星宿】他腊【汉语称冈海】作为河源。到了壬寅年，命侍卫阿必达前往穷究河源；他亲自到达并观察，又回朝详细奏报。我才知道星宿海还不是真正的源头，它的西南上游有一条河，蒙古语称阿勒坦【汉语称金】郭勒【汉语称河】，河水呈黄色，回旋三百多里后流入星宿海，合流向下，到贵德堡时，水色完全变黄，才称为黄河。阿勒坦郭勒的西边还有一块巨石，高数丈，蒙古语称噶达素【汉语称北极】齐老【汉语称石】；石崖呈黄赤色，上面是天池，分流成百道，流出金色的水进入阿勒坦郭勒，这才是中国黄河的真正源头。流到罗布淖尔【汉语称蒲昌海】时，水在地下潜流，到这里又重新涌出，这又是阿勒坦郭勒的上游源头。由此考察询问才算明确，于是作了河源诗文，又命馆臣详细订正前史记载中的错误，辑成《河源纪略》一书，刊行颁布，用来断绝疑惑、传信后世。不过此事关系重大，至于桑钦、郦道元之流局限于一隅、道听耳食的说法，就不值得谈论了。即使《元史》有星宿海作为河源的记载，也失于疏略，并且把“鄂敦”错误译成“火敦”，这是汉人不通蒙古语的缘故。假如不是像今天这样版图广大，我又精通蒙古语和汉文，还能询问亲自到达、亲眼见过的人，想要纠正千古流传的错误、得到确切事实，不是很难吗？因而重读旧日考察河源的文字，觉得还没有达到完全准确的程度，续记所得的真正源头大略如下。乾隆甲寅年孟秋，御笔题识。御制文三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御制文三集卷十一 辨 丝竹辨 桓温与孟嘉，只是因为听歌妓演奏，便评论丝竹之乐谁高谁低，世人还把这件事传作佳话，却不知道他们对音乐的无知已经到了极点。所谓音乐，是天地间恒常的法则，是人与万物的正当道理。咸池、大章的音乐法式，后世已经失传；仅仅流传下来的，是《虞书》所说的“言志、永言、依永、和声”四件事，而自古以来音乐的法则，没有不包括在其中的。丝弦之声出于手，竹管之声出于口，它们彼此不能相互达到，道理本来很容易明白。至于所谓“丝竹不如人声”的说法，人声就是人；丝竹只是用来和声、依永的器物，它们不如能够吟咏、表达志意的人，也已经很清楚了。桓温却因为听歌妓而比较它们的长短，孟嘉又以男女情欲的私意来谈论远近，这正是沉溺宴饮、亲昵男女的私情，丧失了古代圣人的戒备。柔靡的歌声、委婉的舞蹈，都是由此产生的。桓温是奸雄，本来不值得一提；孟嘉号称名士，谈论音乐竟然卑下到这种地步，反而使满座的人叹息。当时的世道和人心，大概都可以由此看出了。梦辨 我小时候读《论语》读到“孔子说，我不再梦见周公”，解释这句话的人都认为，孔子在盛年时曾经梦见周公，年老衰退以后便不再做这样的梦。我对此未尝没有疑惑，但因为不能得到解释，也就把它放下了。如今我已经老了，在学问和义理上都有所进步，不忍把这个疑问搁置而不说明，于是作《梦辨》。梦，是并不存在的事情。真人不做梦，这是很早就有的说法。至诚之道可以预先知道事情。像孔子梦见两楹之间那样的事，并不是梦，而是预知。类似的事情也不止一例。我把它们都概括为预知。至于高宗梦见版筑之人，我本来就怀疑，并且已经在《通鉴阐要》中写过论说。因为《二典》《三谟》中没有所谓梦的记载。到了《周礼》，才有占梦的官职，而关于梦的说法从此开始纷杂。《周礼》并不是圣人所作。依我的看法，梦虽然是不存在的事，但总不会超出思虑。思，是情感向远处延伸。真人不做梦，大概是因为不被思虑牵引。然而思虑有与现实相关的，也有与现实无关的。比如飞翔、行走水上、被火侵袭、从山崖坠落、野兽来咬、鬼来扰乱、乌龟长毛、兔子长角，以及幽暗寂寥、曲折纷乱的境象，醒来后都无法一一记述。这只是奇异的梦罢了，难道是真有其事吗？那些与现实有关的梦，必定涉及平日认识的人。比如父亲、儿子、亲友，如果平日没有认识，就没有梦见他们的道理。梦见祖父，是因为梦见祖父；至于高祖、曾祖，就不能梦见。这是因为思虑由心中想象其形貌而产生，但必须是平日见过、熟悉其形貌的人。至于孔子梦见周公，大概是心中想象出来的；而我认为这必定不是实有的事情，原因也就在这里。尧的眉毛有八种色彩，舜的眼睛有重瞳，禹的耳朵有三个孔，汤的肩膀有两个肘，这些虽然是出于想象的说法，但还可以设想出形状。至于周公的容貌，是白皙还是黝黑？相貌是美还是丑？身体是高是矮，体形是肥是瘦，这些都无法知道究竟是什么样子。那么孔子凭什么能够梦见他呢？大概孔子只是感叹，自己到了老年，最终也不能实行周公之道，所以说“不再梦见”罢了。不再梦见，就是不能再实行他的道；这就是衰败。这也就是俗话所说的，事情已经不是梦想所能达到的。这是在感叹道的衰微，而不只是在感叹身体的衰老。况且身体有盛衰，心难道也有盛衰吗？普通人尚且如此，何况圣人呢？如果因为身体衰老，连道也一并丧失，那就不是圣人的事情了。杨简撰写《易传》，在无妄卦九五爻下直接引用这句话，认为孔子确实不再梦见周公，这实在不值得一笑。至于倪瓒夸耀自己的画，说不是王蒙所能梦见的，倒还比较接近这个意思【宋代杨简在《易传》无妄卦九五爻下，认为孔子不梦周公，却不知道这句话在孔子多少岁时说的，等等。实际上这是把孔子曾经梦见周公当成事实，与刻舟求剑式的见解有什么不同？】内府收藏有倪瓒《狮子林图》，他的自跋说：“我同赵君善长共同商量构思，真正传承荆浩、关仝的遗意，不是王蒙所能梦见的。”这虽然是平常熟习的说法，却同《论语》中“不再梦见”的语意比较接近】大概是说，某件事不是自己能力所能达到的，也就等于不是自己梦见的。所谓孔子感叹周公之道不能实行，也不过是这个意思。就像谈论今天的政治，我认为不能梦见尧舜，难道是我曾经梦见过尧舜吗？因此一并记下这些话，留待真正明白梦境的人来判断。碑文 重修葛山隆福寺碑记

译葛山隆福寺位于 昌瑞山西南方，有人称作龙福，有人称作隆福，名称传说不一。如今称为隆福，也已经很久了。寺始建于唐代，辽代修葺，金代又修缮。它的兴废，见于前人的碑刻，而乙丑年汪由敦所作的记文记载得尤其详细。然而它不过是僧人穴居栖身的地方，并不是大寺。癸卯年秋天，我前往那里。盛京瞻谒 福陵 昭陵前面可以看见实胜寺，我让喇嘛默默体会其中的意义。大概按照国家的制度，中外蒙古各部以及诸王公，凡是经过 陵墓的人，没有不瞻仰拜谒的。蒙古人敬奉佛教，借此生起敬意，祈求延续福祉、安定国家；太祖开创基业的用意实在深远。回来以后，我命内府就依照 盛京实胜寺的成例，把这座寺扩建翻新，作为 昌瑞山前，凡从喜峰口前往京城的蒙古各部，都把它看作 盛京的实胜寺；用它阐扬黄教，安抚远方之人，哪一件不是勉力继承祖宗事业、谋求永远巩固基业的行为呢？这就是 山陵，是我 世祖皇帝出猎巡行时亲自前来察看、测定的地方。雅颂中所称的“高山”“天作”“陟巘胥原”，大概说的都是大地清纯美善之气，在这里聚集灵秀、孕育精华，用来预示宏大的基业，建立万国声威达到的极致，并把无穷无尽的福荫留给我的子孙后代。这不是像前代陵寝那样，交给将作官署，听凭风水术士安排的地方。寺距 两座陵墓各有十多里，旁边有行宫。每次展谒前，必定先驻扎在这里，在澄心斋住宿；天亮以后开始举行礼仪，长久追念我 世祖、圣祖经营谋划、创建基业的艰难，以及继承祖业、绍续庭训的重大责任；敬奉天命，认真承担责任，瞻仰祖先的光辉，发扬祖先的 功业，也就在这里仿佛看见祖先的身影、听见祖先的声音。于是积聚精诚，希望得到 保佑，难道敢不敬慎吗？难道敢不警惕吗？寺里的僧人，如果只是光脚的普通僧众，不合国家体制，就安置到乡村别寺。甲辰年春天，聚集工匠，准备材料；丙午年秋天，工程完毕。庄严的佛殿，紧邻 鼎湖大厦般高耸的建筑，云气缭绕，可以看见肃穆清明的殿宇；深邃地登上馨香弥漫的庭院，这就是所谓“隆”。洁净地举行孝享祭祀，愿把许多福气赐给你们。百姓民众都普遍称颂你的德行，这就是所谓“福”。不把一个人的福当作福，而是汇合亿兆人的福作为福，这个名称同实际相称，并不是夸大，正是冈陵松柏之颂所要表达的意义。然而承受这种隆福的人，也只能在每一天、每两天都兢兢业业，不忘记我祖先栉风沐雨的劳苦，光大并继承祖业；勤勉思念中外亿兆生灵把性命托付给君主的重大责任，希望崇隆之处更加崇隆，福泽也垂留并惠及万年。这就是记。平定台湾告成热河 文庙碑文 鼎湖宫殿高大的楼阁如云，烟霭缭绕，可以看见清穆的宫宇；幽深地登上散发芬芳的庭院，这就是所谓的隆盛。以洁净的祭品奉行孝享，赐给你众多福祉；天下百姓无不以你的德行为德，这就是所谓的福。若不把一个人的福分当作福，而是汇合亿万人的福分作为福，这就是名实相副而不是夸饰，正是《冈陵松柏》颂辞所歌颂的。因此，承受这种隆盛福祉的人，也应当时时刻刻兢兢业业，不忘我祖先栉风沐雨的劳苦和光大继承的大业，勤勉地思考中外亿万生灵把性命托付于此的重大责任；这样，才可以使隆盛更加隆盛，使福泽也流传并惠及万年。这就是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二日〕 《平定台湾告成》：作于热河。篇名为《文庙碑文》。昨天记述平定台湾、生擒两个凶犯的事情时，也已经列举了平定伊犂、平定回部、收复金川三件大事，专门撰文刻在太学。其次三件是诛杀王伦、剪除苏四十三、肃清田五，因为都发生在内地，心中惭愧，不能为这些事作乐歌颂。平定台湾夹在这些事情之间，本来不称作刻在太学。然而与内地的其次三件相比，台湾孤悬海外，战事历时一年，命重臣出征，调发精锐部队，在三个月内擒获两个凶犯，平定全郡，这件事规模重大，终究不能不加以记载。因此想到热河 文庙虽然只是承德府学吗？我每次到山庄，都必定先到文庙展拜。秋季仲丁祭祀，常常派大学士代行礼仪，那么这里也就是天子的学校了。况且我去年筹划台湾战事，每天都在这里进行。上天保佑我的内心，命福康安、海兰察率领一百名巴图鲁出征，后来又选调近万名精兵，也是在这里发出的。而诸位大臣渡过重洋，冒着艰难险阻，屡战屡胜，不到几个月就生擒两个凶犯，而且没有一人受伤，这难道不是 上苍在暗中保佑 海神帮助顺利，怎么能够达到这种结果呢？那么我感激上天的诚意和战战兢兢的心情，也确实有不能不说出来的话。在这里筹划，在这里发兵，在这里取得成功。文庙就在咫尺之内，我的 先师所鉴察并护佑的地方，也一定正在这里。记文所谓接受成功之报、告知成功之事，正适合在这个地方举行。因此，平定台湾，要在热河告成。文庙之所以依礼而建，是因义而起，并不是凭空创设，确实有所因由。而且我内心还有深深庆幸、同时更加恐惧的事情：我已年近七十、将近八十，在五十三年之间，举行武功之事共计八十七次，全部都圆满完成。其中只有征讨缅甸一事，因为当地低洼潮湿、瘴气流行，我军染病的人很多，缅甸因而谢罪请求停战，于是收兵。这样说来，这件事终究还没有完成。近来据云南总督富纲奏报，缅甸谢罪称臣、奉献贡品的事情，已经命令把他们的使者送到热河，将要赐宴施恩。这样，这件事又在这里圆满完成了。那奉 上天治理百姓，历代君王谁不是做天子的？而我凭借浅薄的德行，只能仰赖 祖宗的德泽施加和承受 天地的恩眷格外深厚。将近八十岁的天子，完成八件武功，在古代确实少有。把这些事留给后人，使后世有所述说；若还有一件事留下缺欠，我心中的惭愧就始终不能释然。从今以后，更应谨慎地防止局势动荡，保持盈满，与百姓休养生息，哪里还敢再怀有喜好武力的念头呢！天地，是天子的父母。子女对于父母的恩德，无法说能够报答，心中感激，只是不知该说什么罢了。于是系辞说：大海边远处的郡地，闽山以南的地区，名称叫台湾。古代不列入地图，是神禹所遗漏、章亥所没有到过的地方。本来不是扼守要害之地，被弃置在海角。到了朱明时代，才开始听闻它属于中国。红毛人最初占据那里，郑氏随即夺取。它仗恃地势险远，使王师难以穷尽兵力征讨，常常成为闽地的祸患，始终不得安宁。

译皇祖一怒，于是开拓南方和东方荒远郡县的土地，使我整个疆域一年三熟，甘蔗、薯类收成丰厚，学校渐渐兴起，生员、童生颇有增加；从前被视为畏途，如今成为乐土。大吏却忽视这些，放纵贪取财物。台湾远隔重洋，渡海要冒风涛之险；起初调任那里的人，原本都认为是畏途。后来因为该郡物产丰饶，往往能够获得厚利，调任官员便不再把冒险视为忧虑，反而把它看作乐土。近来据福康安等人的奏报，文职从道员直到厅、县官，武职从总兵直到守备、千总，在巡查口岸出入船只时，除按定例收取办公、饭食费用之外，还贪婪索取陋规，每年竟达到一千、数千乃至数万；而督抚等大吏总是推说耳目难以遍及，不能详细查察。于是他们更加肆无忌惮。现在据奏报的情况，不能不分别严加惩治，以警戒官场的邪恶行为，并申明国家法令。地方文武官员既然都习惯于安逸嬉游，文官只知道填满自己的欲望，哪里还会把安抚百姓放在心上；武官甚至纵容士兵离开营伍谋利，并且从总兵以下各衙门设置四项听差，名额多的达到三百人，少的也有三十多人，留在营中的士兵无人训练，又哪里还会把操练当作正事？结果奸民既得到借口，更加没有畏惧之心，煽动诱惑愚民，叛乱屡次发生。其中最严重的，如康熙辛丑年朱一贵以及昨天丙午年林爽文纠集众人、杀害官员、攻占城池、僭越称号，罪大恶极。水陆提督在外面发兵，却彼此观望，贼势更加壮大。林爽文起事之初，水师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一起带兵渡海，认为可以立即扑灭，不料南北彼此观望，终于使贼势日益猖獗。上天启发我的内心，又派遣重臣，率领一百名勇猛绝伦的巴图鲁，以及四川、湖南、贵州、广东的精兵一万人，水陆并进，到达海边。上年正月，虽然已经察觉到防务有问题，先命李侍尧代替常青担任总督，又任命常青为将军，专门负责征剿。常青终究没有经历过战阵，只能保卫宁府城，不能奋力加以剿灭。幸亏上天启发我的内心，六月内就下令福康安入觐热河，后来常青也请求另选重臣代替自己，于是八月初命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带领巴图鲁、侍卫、章京等一百人，并立即调四川屯练兵二千、广西兵三千、湖南兵二千、贵州兵二千，水陆并进，等待福康安到达。福康安率领剿灭部队到达海边，驻扎在崇武略作停留；后来兵力到齐，风浪平静，直接渡海，一日行军千里，以等待变为迅速。百艘船只一同到达。这是神灵保佑的缘故。福康安到达厦门后，于十月十一日从大担门开船，连续遇风受阻而返回，又在崇武澳停候十多天，恰好四川屯练兵和广西兵先后到达，风势也转为有利，于是二十八日申时出海；到二十九日申时，一百多只兵船一齐抵达鹿仔港，千里海面一天到达。开始似乎稍有迟滞，渡海之后却所向无敌，反而迅速建立大功，如果不是神灵保佑，怎么能够达到这种地步？于是奔驰救援诸罗，群贼蜂拥列阵等待，不待再鼓起勇气，便如猛虎搏兔一般，攻破案角陇种，顷刻间解除包围，义民欢欣鼓舞。斗六门是贼人的关键门户，大里杙更是他们的巢穴，长驱直入，像风卷落叶一样扫荡；贼人连夜带着家属逃往内山。生番虽在教化之外，但也是人类；用威势使他们恐惧，用恩惠赏赐他们，他们知道畏惧并感怀，贼人无处逃窜，于是被擒获，林爽文被捆缚。林爽文与庄大田狼狈为奸，一个也不能留下。从北向南，居高临下，封锁海口、遮罗山、道路和关隘，于是擒获庄大田，一个也没有遗漏。林爽文逃入内山，已经势在被擒；庄大田在凤山一带窥伺，担心事急后从海路逃走。福康安于是周密筹划，预先命令乌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月、四日〕 喀达率水师兵丁截断他的去路，又把巴图鲁等分作六队，各自在山梁上依次布置，四面合围。恰逢顺风，乌什哈达率领的水师兵船连接而来，沿海密集布置，庄大田逃无可逃，立即被擒；连同他的头目四十多人没有一人逃脱，又杀死贼众二千多人。另有逃入柴城、琅峤各番社的三百多人，也被生番立即擒获献出并处死。于是贼匪一时之间几乎全部消灭，全郡顿时称为平定。两个人同心协力，力量可以斩断金属。一个是福康安，智慧超群、谋略深远；一个是海兰察，勇敢而能独当一面。三个月取得成功，功勋扬名古今。既然已经平定妖孽，就应当使百姓安定；善后事务，福康安一并制定十六条，革除各种弊端，永远安定海疆，光大我朝的王法威仪。至于平定以后，不能不赶快筹划善后办法，以作为永远安定的计策。后来据福康安奏定革除积弊十六条，都是他尽心筹谋、切中要害的办法，已经命大学士、九卿议定施行。今后地方文武官员如果真正遵守，海疆大概可以永远享受安宁了。这八件武功的成功，都仰赖上天保佑；我虽然如今已老迈年高，哪里敢稍有松懈警惕？所谓七德，我实际上没有一项具备。只是愿意恭敬勤勉，自我激励，以求长久。

译敕建永福寺碑记 永福寺仿照隆福寺的规格建造。寺在良各庄行宫的西面，那里山势雄浑，草木茂盛而幽深秀美，地势开阔而平坦，土壤肥厚，泉水甘美，仿佛拱卫着清净之境，十分适宜。旧有一座寺院，志书没有记载它的来历，规制颇为低矮简陋。于是乾隆五十二年丁未春，命将作官扩建并翻新。依着山麓地势高低，建筑高大宏伟、卓然耸立；复殿相连，四周环绕围墙，两侧配以宽广廊庑；宝坊、红楼相对挺立，焚香修持的房舍、守卫看护的场所，无不齐备。门前流过八功德水，虹桥横跨其上，宛如只树园、王舍城的地方。房屋共八十楹，耗费国库银十八万九千余两。五十三年戊申冬落成。建寺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方接近 泰陵，每逢前往谒见 桥山，便先在这里休息，斋戒内心、收摄精神，以早早严肃地表达敬奉上天祖先的心意；这也像隆福寺对于 景陵一样。两座寺都以“福”命名，是有道理的。《洪范》的九畴以五福为用，是众人共同追求的。它先在五福之前建立皇极，是要说皇极能够总摄五福吗？皇极之福，不是人人都能同有的；至于把福赐给庶民，则没有不与人人共享的。因此，从一个人推及九族、百姓，直到亿兆黎民，这福才广大；从一身、一时、一事推展到世世代代、万千子孙，这福才长久。伟大的我 皇祖统治天下六十一年 圣明的德行 神奇的功业，上通于天，下遍及大地，积聚了吉祥，赐予丰厚宏大的福佑，崇高得几乎与 上天同样隆盛了。我的 皇考有所创作，我加以继述；有殿堂，他加以营建。凡是用来创制典章、彰显功业、遗留下治国谋略、垂赐后世福泽的事，如 实录 圣训中所记载的 谕旨中所颁行的，以及我这个后辈所亲自问安、侍奉膳食、亲眼知道并恭敬承受的事情，都有一定的规模。这些规模可传百世，成为万世的规矩。这就是收聚福泽、赐予福泽所要达到的结果，永永无穷。《大雅》的诗说：“永远想着配合天命，自己求取更多福泽。”而它把根本归结于世代的德行和追求；世代的德行，就是永远福泽的源头。况且这里是佛教寺院，诸佛经典每每说到福，总要说“福德”。这也正是《洪范》所说：“我所爱好的是德行，天就把福赐给他。”我仰承 祖先和 先考深厚的福佑，福泽聚集于身，我这微小的身躯将要登上八十岁了。幸而遇到五代积累的庆福，四海安定和谐；但我早晚战战兢兢，只以喜好德行为勤勉。所凭借来寄托对弓剑先祖的思慕、表达对水源木本的追怀，谨慎修德、长远谋划，把这些作为福泽根基的事情，哪里敢有所厌倦？因此作此记。这就是记。《御制文三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三集》卷十二 书事 记述宋代刘清之《纪左传叔向母之事》一文。叔向的母亲是贤德的母亲，能够教导儿子成为正直的人；又能够看出叔虎的母亲虽然美丽，却有可能生下败坏家族的儿子，因此厌恶她，不让她去见羊舌职。刘清之记载了这件事，但他所作的注释又不清楚，前后几乎不能成句，使人无法理解。宋代刘清之撰写《戒子通录》，记载叔向母亲的一件事，引《左传》说：“晋国叔向的母亲嫉妒叔虎的母亲美貌，不让自己的儿子去见她。叔向等都劝谏母亲，母亲说：‘深山大泽，实在会生龙蛇。她长得美，我担心她生下龙蛇来祸害你们；你们将要败坏家族，我还有什么值得爱惜的呢？’便派人去看羊舌职的寝室，果然生下叔虎。叔虎美貌而勇敢，栾盈宠爱他，所以羊舌氏一族遭遇了灾难。”刘清之的注文非常不清楚。按《左传》的注释，“不使”是说不让叔虎的母亲去见叔向的父亲羊舌职。《左传》在“你们将要败坏家族”以下还有“国家中有许多大的宠臣，如果不仁之人从中离间，不也很困难吗”三句话，刘清之删去了它们，使前后文义几乎无法理解，这也是著述者的过错。不过，这个错误不在刘清之，而在左丘明。嫉妒是妇人的恶德，叔向的母亲大概能够预先看出叔虎的母亲虽然美丽，却将生下恶子，败坏羊舌氏宗族；但她听从儿子的劝谏，派人去看羊舌职的寝室，果然生下叔虎，羊舌氏一族于是遭遇灾难。这实在是一个仁厚的人，能够厌恶恶人并且具有先见之明。左氏应当说她“厌恶”，不应当说她“嫉妒美貌”；这实在是浮夸而不切实，以致千年以后人们认为叔向的母亲果然嫉妒，我不能不纠正这种诬蔑。臣等谨按：左丘明说叔向的母亲嫉妒，后来道听途说的人便群起把恶名归给她，这并未考核事实。知道叔虎的母亲美丽，却将生下败坏家族的儿子，这是看见美好而预知其恶，是有先见之明，并不是嫉妒。她能够教导儿子成为正直的人，难道不能称为贤德吗？她听从儿子的劝谏而派人去看寝室，难道最终还可以说是嫉妒吗？从前面的言语看，她是有防范之心、能够在祸患尚未萌发时看见祸端；从后面的事情看，她又能听取劝谏，并且自己证明并非嫉妒。但左氏不说“厌恶她”，却说“嫉妒她的美貌”，这抹杀了她预见祸患的智慧，反而诬蔑她有嫉妒的名声，所以韩愈才有她浮夸的讥评。臣等恭敬地读到 皇帝御制文章，对千古以来的是非贤否剖析得精微透彻。叔向母亲的一件善行足以称道，皇帝必定为她考核事实、纠正诬蔑，使数千年之后被掩藏的光彩和潜在的德行，历久而更加彰显；这是为了保存人心世道的公正，也为万世树立褒贬的准则。臣等哪里能不对这种深切钦敬、欣悦和折服之情感到万分激动！臣梁国治、臣董诰，恭敬叩拜谨慎作跋。书说孟子回答万章关于焚烧粮仓、疏浚水井的事情 辨析古人的事情，如果不以道理为准绳加以裁断，即使有滔滔不绝的口才、炙毂般敏捷的智慧，也只是增加驳杂，没有切合事情本身。如舜焚烧粮仓、疏浚水井的事就是这样。这件事开始于万章，后来由司马迁写成，于是使后世都认为确有其事，而我却认为一定没有这件事，也只是以道理来裁断罢了。舜是大孝之人，孝心不断增进，善行不断，却不能感化奸邪；但瞽瞍和象也因此有所回心转意。到了舜被帝把两个女儿嫁给他，百官、牛羊、仓廪都已具备的时候，那时瞽瞍和象也不能再让他去毁坏粮仓、疏浚水井了。况且他戴着斗笠下去，又从空穴中藏身出来，说明舜预先已经有所防备。有所防备，就不是孝子的内心了。申生尚且不这样做，难道说舜会这样做吗？假使瞽瞍、象确实做过这些事，舜也只会叩头泣血，向瞽瞍请求而已。请求而不能得到允许，舜也一定不会像申生那样勇于顺从命令，以致陷父亲于不慈；他必定会按照小杖可以承受、大杖便逃走的办法来处置。孟子回答咸丘蒙时，不是说这是“齐东野人的话”吗？那么万章的询问，也应当用“齐东野人的话”来驳斥而不回答，何必费这么多言辞？后世如刘知几、苏辙、罗泌，虽然都看到了这一点，却没有以道理裁断，明说这件事一定不存在，反而还费了许多言辞。所以我详细叙述，而简要议论。

译书说光武在昆阳大破王莽军队的事情 古今大战中，以少数战胜多数，因而奠定天下基业的有三件：黄帝在涿鹿诛灭蚩尤，这是很早的事情了。上古时代荒远简略，无法全部记载。我 我的太祖在萨尔浒歼灭明军四十万，另有专门的论述。第三件就是光武在昆阳大破王莽军队。只是范晔所记载的内容，想要夸大这件事，反而有不通达事理的地方，所以我叙述并加以说明。王莽的军队四十多万，号称百万，确实是强劲的敌人。各位将领迟疑不前，没有坚定的意志，光武替他们筹划成败，带着十三名骑兵出城，召集士兵，亲自率领步骑一千多人，奔向敌军。这是何等的神武勇略！后来又率领三千名敢死之士，冲击敌军的中坚，杀死王寻，于是敌兵大溃，追击败军一百多里，解除了昆阳之围。天下各地响应，汉家的基业于是大为安定。然而光武能够做到这样，也只是因为他向天立志而不改变，因而在看见强敌时奋勇作战，聚合众人的意志来筑成坚城罢了。范晔没有说到这一点，却说王莽军队驱赶各种猛兽，用虎、豹、犀牛、大象来助威。这种说法就不合常理了。自从益在烈山泽教民以来，犀牛、大象并不是中国所有的；即使有虎豹，它们也远离人群，终究不能像牛马那样蓄养驯服、驱赶作战。范晔大概误以为黄帝教导陈列熊、罴、貔、貅，是勇锐士卒的称号，便把它当成了真实发生的事情。《路史》的注文大体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有人说：“田单使用火牛，难道不属于这一类吗？”我说：“正因为有田单使用火牛，更能证明驱赶虎豹的事情是虚构的。牛是六畜之一，可以把兵器捆在牛角上，把芦苇捆在尾巴上，可以听从人的安排。挖开城门的洞穴放出牛，点燃它的尾巴使它奔跑，牛一定向前奔跑，敌人就会惊骇；这是确实存在的事情。虎豹是野兽，把它们关在笼中蓄养，或许可以做到，但它们能像牛那样听从人的指挥，让人捆住头、捆住尾吗？一旦打开笼子，必定乱跑乱跳，或者只会咬伤打开笼子的人而已。军队先自我混乱，还能威慑前面的敌人吗？”所以我嘲笑范晔不通达事理，却还仿效司马迁以怪诞之事记史。唉，写作史书难道可以这样轻易吗？（同上文中关于虎豹犀象与火牛的论说，原文已完整承接。） 剿灭台湾叛贼、生擒林爽文的纪事文。平定伊犂、平定回部、收复金川，这三件事都关系到国家大政，各有专门文章，刻在太学。诛杀王伦、剪除苏四十三、肃清田五，这三件事虽然属于武功，但因为发生在内地，心中惭愧，不愿为之作乐歌颂。至于这次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却有不得不详细记述始末、以示后人的理由；对于先前那三件事，我只是深深感慨。上天的恩惠格外深厚，其次，这三件事实在依靠众位大臣的力量才得以完成。像这次台湾逆贼煽动叛乱，是突然发生的，出兵是迫不得已的，又没有料到成功会这样容易。自康熙二十二年平定台湾以后，历经雍正直到如今乾隆戊申年一百多年之间，大体很少有连续三年安静无事的时期，其中严重的只有朱一贵和这次林爽文。朱一贵已经占据府城，僭越使用年号；林爽文虽然没有占据府城，却也僭越使用年号。朱一贵虽然占据府城，蓝廷珍率军七天便收复了它，不到一年就平定全郡；林爽文虽然没有占据府城，却也是经过将近一年才擒获首领、平定全郡。这是因为领兵的人有贤能与否的不同，所以说事情在人为，不能不慎重。林爽文刚起事时，一个总兵率领一千多兵力，消灭他本来绰绰有余；等到叛乱蔓延猖獗、全郡骚动，便不得不调发精兵、任命重臣。因此我以前所说关于迟速的话，是未能迅速处理而耽误了，这是我的过错。然而果真算迟吗？如果迟，为什么又能成功？大概迟在任事的外臣，速在我的筹划心中。所以开始虽然迟，最后仍能因筹划迅速而成功，这不是夸张的话，只是记载事实罢了。像黄仕简、任承恩起初已经迟缓了，而我在去年正月就命李侍尧迅速前往，代替常青担任总督、办理军粮军需；命常青代替黄仕简，命蓝元枚代替任承恩主管剿贼之事，使郡城没有和黄仕简一起落入贼手，这是幸运，也是还不算迟。黄仕简、任承恩到台湾后，南北彼此观望，两个月多便使贼人有了从容滋长的时间。幸亏我在正月上旬遇到李侍尧入觐，立即命他代常青为总督，又命常青代黄仕简，随即命蓝元枚代任承恩。因此郝壮猷在三月初八日从凤山弃城败逃回来，立即依法处置；常青恰好在初九日到达郡城，整顿军威，屡次挫败贼锋，郡城得以没有失守。假如常青没有立即到达，郡城必然失守，黄仕简或许被贼擒获，都无法预料。这就是开始虽迟，实际上并没有迟。后来常青只能守卫郡城，蓝元枚又突然因病去世，这就又迟了。然而 上天启发我的内心，六月间就从甘肃省召福康安到热河，授给他方略。八月初，便命福康安、海兰察率领一百名巴图鲁以及各省近万精兵前往救援诸罗，这又没有迟。常青虽然固守郡城，却不能亲自率大军救援诸罗；蓝元枚正在筹划剿贼，不久因病去世。幸亏我在六月内及时命福康安来热河入觐，八月初二日便命他和海兰察率巴图鲁、侍卫、章京一百多人赶赴福建，并预先调集四川、湖南、贵州、广东近万精兵分路前往福建。当时诸罗被围已久，粮饷、火药道路阻塞，无法运输；如果不是上天启发我的内心，及早命重臣率领劲旅前往，恐怕迟缓便来不及了。所以常青等救援诸罗虽然迟，而我所办理的事情并不迟。福康安等到达大担门后，开船却被风阻挡；风稍平定后启行，又因风势阻碍，到崇武澳不能前进，这又迟了。然而在等待风势期间，后调的军队已经全部到达；风平浪静，一日行驶千里，一齐抵达鹿仔港，仍然没有迟。福康安到厦门后，于十月十一日从大担门开船，被风吹回；十四日遇到顺风航行半日，又因风向转变而停泊在崇武澳，似乎显得迟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然而正当等待风势的时候，四川屯练兵二千、广西兵三千都已到达，风势也恰好有利，于是二十八日申时出海；到二十九日申时，兵船全部抵达鹿仔港，千里海面一帆直达。其余部队也陆续渡海会合。福康安率领这些新到的生力军，十天之内就解除诸罗之围，接着攻克贼巢，生擒叛贼首领；所以在渡海以前似乎迟，计算实际成功的时间，又不能说迟。

译至于人的迟缓，天地神明却格外保佑，常常因迟缓而成功，把迅速看似危险的事情转而获得安定。这正像从前《开惑论》所说的那样，我修养了什么德行，才得到这样的结果呢？难道不是天地神明赐福吗？如果这样还不更加深切地敬畏天地、勤于政务、爱护百姓、明察谨慎地使用兵力，那么我就是没有良心的人了。我哪里敢压抑这种感激之情？又怎么忍心不这样做呢？用兵难道是容易说的吗？一定要战战兢兢地敬畏 天命，排除私心，预先防范，怀抱长远谋划；在心中每天都像处在三军阵前一样，同时又要戒除掣肘，想到众人的劳苦。而且我已经老了，年老而精神还健旺，不肯谋求安逸，把困难遗留给子孙；臣民也借此屡次建立大功。这难道不是 天地神明的保佑吗？难道也不是因为没有失去良心、能够预先防范吗？上天鉴察福康安等解除包围、歼灭贼军以及生擒贼首的各种功绩，已经见于联句诗及其序文，这里不再赘述，只说明我不得已用兵的原因，以及对用兵深深恐惧的心意，用来警戒后世。占验家认为正月初一早晨遇到日食，是兵戈的征象；年代久远的事固然无法考证，自汉至明屡次遇到这种情况，也有应验、有不应验的。元旦日食自汉至明共有四十七次，其中有些本来就是政治废弛或僭窃伪朝，无须再说；如唐太宗、唐宣宗遇到元旦日食，当年都安宁无事；宋仁宗四十多年间，元旦日食有四次，最后一次嘉祐四年也无事，这些就是不应验的。只有宝元元年元昊反叛，康定元年元昊进犯延州，皇祐元年广源州蛮人侬智高进犯邕州，以及元代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元旦日食，当年广西上思州土官黄圣许与交趾结交求援，攻陷忠州、江州及华阳各县，这些才是应验的。像昨天丙午年，可以说是应验了。按我的看法，千年之后太阳到达冬至的位置，可以坐等其自然发生；日食也可以计算而确定。既然已经确定，它是否恰好遇上日食，原本就在模糊恍惚之间，而且也没有办法预先使它一定不发生。如果硬要使它不发生，就是欺诈；不仅不能躲避灾害，反而可能招来灾害。所以史书载宋仁宗朝第二次日食时，康定元年春正月初一应当发生日食，司天杨惟德请求把闰月移到庚辰年，使日食落在正月月底，仁宗说：“闰月是用来调整天时、授予百姓农事的，难道可以曲意躲避吗？”没有批准。日食必定发生在朔日，由此可知古人所说的月底日食，多是移闰来曲意躲避的办法。至于不得已而用兵，只应在看见祸患时采取行动，事先谋划；迟不能错过应当防范的时机，快也不能因为冒进而达不到目的。只有敬畏和明察，秉持公正而无私，赏赐确实兑现、惩罚必定执行，这样的用兵之道，大概才可以吧？实行这些事项很不容易，知道不容易而谨慎用兵，难道不就是根本吗？凡是军旅事务，都应当有方略之书；书成以后，就用这些话作为首篇篇首，也不再另作序文了。《御制文三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三集》卷十三

译书事 福康安奏报生擒庄大田的纪事文。昨天生擒林爽文，剿灭逆贼之事可以说完成了大体；如今又生擒庄大田，肃清台湾才可以说达到了尽善。两个逆贼狼狈为奸，只擒获一个而没有擒获另一个，余孽仍然存在，难免担心他们重新萌发。而且他们既然听说首先作乱的人已经被擒，就会谋求自保，侥幸逃入山中固然容易，追到海上却难以捕获。因此我预先周密防范，屡次颁发告诫谕旨。庄大田在南路，距离海很近，不担心他进入山中，只担心他逃入海上；一旦入海，追捕就很困难。因此我屡次下旨，命福康安等谨慎防备他逃入海中的道路，凡考虑到的地方都随时预先下令。如今福康安尽心筹划，凡是港口能够入海的地方，无不调船设卡。后来听说庄大田带着贼众都在柴城，初二日想前往蚊率社，却被番众竭力抵御，只得再次退回。初五日黎明，官军从风港发兵，越过竹林、穿过密林，贼匪突然出来拒战，我军迎击；海兰察率巴图鲁、侍卫奋勇一同进攻，杀贼三百多人，生擒一百多人，追到柴城时，贼人更加众多。然而又担心攻打得过于急迫，庄大田可能在阵前被杀，或者乘机逃走，反而不能把他们全部生擒。福康安把军队分作数队，徐徐合围进攻，从山梁布阵一直抵达海岸。恰好乌什哈达率领的水师遇到顺风，连接船樯一齐到达，沿海推进包围，水陆合力剿贼。从辰时一直到午时，杀贼二千多人，群贼溃逃，有的投水而死，尸体漂浮在海上，像雁鸭一样；只有庄大田藏匿在山沟中，因而得以生擒。这难道只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是上天啊！两个逆贼凭着微小力量，百姓竟敢发动大乱，杀害生灵，不计其数，达到数万人。假如只擒获一个而让另一个逃走，就不能算完全美满；如今二人都活捉送到朝廷，依法惩办，使人心痛快，反抗的念头暗中消除，循良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福康安、海兰察等谋划周密、奋勇作战，没有辜负任用，这固然不用说；但如果不是 上天保佑我军，使他们获得万全之功，哪里容易达到这种结果呢？再考查康熙六十年四月，朱一贵在台湾起事，提督施世骠、总兵蓝廷珍于五月从澎湖进兵，六月收复台湾府城，前后计算七天；到闰六月才擒获朱一贵，经过一个多月；到雍正元年四月才把余党全部剿灭。从朱一贵起事到台湾全郡平定，始末共经历两年。这次林爽文在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起事，黄仕简等前后误事，经过一年。福康安等于上年十一月从鹿仔港开始进兵，其中解诸罗县之围，攻克斗六门，攻破大里杙贼巢，到本年正月擒获林爽文，共经过四十二天；随后擒获庄大田，又经过三十二天。从林爽文起事到台湾全郡平定，始末共经历一年三个月，比蓝廷珍等取得成功更迅速。逆贼逃入内山的生番之地，生番不是我的臣仆，性情不同，语言不通，他们是否遵从我军命令无法预知。福康安向他们显示军威，使他们知道畏惧；给他们赏赐，使他们知道感恩。他筹划周密，远远胜过施世骠、蓝廷珍。又有海兰察率领一百名巴图鲁攻坚陷阵，于是前后生擒两个囚犯。而且李侍尧尽心督办军粮军需，没有耽误行军作战。假如不以李侍尧替代常青担任总督，军粮军需必定耽误；不以福康安替代常青担任将军，成功必定迟缓。如今在三个月内尽善尽美地取得成功，这是上天启发、保佑我这个微小之人，使我在将近八十岁时获得三次捷报，而且如此迅速；因此我深深感激。上天的慈爱，难道是语言所能形容的吗？从今以后，我所愿望的是洗涤兵器、收藏铠甲，与百姓休养生息，保持安泰、守住盈满，每天比前一天更加谨慎，等待归政之年，大概已经不远了。虽然如此，责任还没有卸下，我一定不敢因为想安享晚年而懈怠；我仍然每天勤勉努力，还是最初的志向。书说扬雄《法言》偶然读到《法言》中关于运用智慧的话，欣赏它有卓越的见识，可以说是明智通达了。那奔向营垒的车、沉入水流的船，事情迫在眉睫、来不及等待，还用得上什么智慧呢？然而，难道在车还没有奔、船还没有沉之前，就没有可以做的事吗？这确实是明智之人应当思考的。后来我又笑扬雄能够说出这种话，却不能实行。刘棻对他来说是小车小船，王莽则是大车大船；他写《剧秦美新》，究竟是在车沉船没之前，还是在车沉船没之后呢？扬雄为什么不在车船即将沉没之前思考，以至于活着时有投阁的惊险，死后还得到“莽大夫”的谥称？这样看来，扬雄所说的仍是虚饰的车、系缚的船罢了。由此我知道，言语必须顾及行为，行为必须顾及言语，是很难做到的；也知道因为明白这个道理而立言，实在不能不谨慎。

译书说晏婴、叔向评论齐、晋两国事情 晏婴、叔向，是齐、晋两国的贤能大夫。他们评论齐、晋已经到了末世，将不能延续国运，最终要被异姓夺取，仿佛烛火照见、数目计算、龟卜预言一样明显。后世读到这篇文章的人，没有不认为他们说得对的，唯独我认为不对。并不是说他们的议论不中肯而是正论，而是认为他们的议论虽然说中了，却并不正确。齐国将要转移到陈氏手中，晋国将要被三家瓜分，两国的存亡都系于此。国君抛弃百姓，只顾享乐而逃避忧患，这是自取灭亡。大夫是应当与国家共同存亡的人。不知道这些，是愚昧，不值得责罚；既然知道了，却不赶快劝谏国君，思考防患、保存国家的办法，就是不忠。劝谏而国君不听，死于职守是上策，辞去职务是次策。这两个人没有听说做过这些，只是像越人看秦人的肥瘦一样旁观，而且还在别国大夫面前私下议论自己国家和君主的大事，这能说是与国家共同安危的人吗？儿子为父亲隐瞒，臣子难道不应当为君主隐瞒吗？有见识的人会鄙视他们，难道这两个人自认为是有见识的人吗？还是无知的人呢？所以我唯独认为他们的议论不对，也只是按照对贤者要求全面的意思来责备他们罢了。叔向的话，只看重自己的私家宗族；至于晏婴所说陈氏用家里的大斗借粮，却用公家的小斗收回，虽然有以施惠博取名声的意思，实际上也难以长久实行。世间喜好名声的人，固然不乏施惠之心，但也必须量入为出，使事情能够持续。陈氏用私人的恩惠和小利笼络人心，或许确有其事。若一定像左氏所说的那样，齐国旧有四量，陈氏使用三量，并且每量都增加一豆。按杜预的注文、陆德明的音义解释：公量一豆为四升，四豆为一斛，也就是一斗六升；四斛为一釜，即六斗四升；十釜为一钟，即六斛四斗。家量每斛增加一豆五升，积累到一钟便为八斛，比公量多一斛六斗。因此家量比公量增加了十分之二。用家量借出，却用公量收回，那么借粮的人会争相来借，收入不能抵偿支出，势必难以长久。陈氏自己先就会贫困。这说明左氏想要文饰自己的说法，却不知道它已经超出情理之外，后人讥评其浮夸是有原因的。而且晏婴、叔向的私下议论，究竟是谁听到的？这恐怕是左氏品评人物时浮夸地把事情说成这样；那么晏婴、叔向的话，也不能不怀疑是左丘明虚构的言辞。恐怕并不是事实出自晏婴、叔向。

译书说隋文帝改年号的事情 关于隋文帝改年号的事，过去我在《通鉴辑览》中，只批评他喜好祥瑞、阿谀奉承，以及增加赋税、劳役的不对；至于袁充昼夜长短之说的荒谬，虽然引用京房的说法加以驳斥，仍有未尽之处，所以现在再加以申说评论。白昼长，黑夜就短；黑夜长，白昼就短。这是《尧典》所记载的、千古不变的定论。上天不变，日月也不变，哪里会因世道治乱而使昼夜长短有所不同？假如真像他说的那样，那么尧舜时代的白昼应当有多长，桀纣时代的白昼又应当有多短？而且从上古直到今天，又应当有多少种昼夜长短的差异？掌管漏刻的人将凭什么考察它？这种阿谀之说，已经不必再费力辨析了。他又引用京房关于上道、次道、下道的说法，更是梦呓。研究《易》应以无私为根本，京房却以私意来治《易》，所以他的老师焦赣就说：“得到我的道而因此丧身的，是京生啊。”京房把卦分配给每日，以风雨寒暖作为应验的征候，他的说法错杂，而且原本已经散佚，后来又有多少被别人假托其名而收入其中，更无法知道。汉室公卿认为这些说法烦琐而不可实行，是正确的。到了后来，他又专门谈阴气，把它说成贤能之人受到蒙蔽的征兆，这不是私意又是什么？阴气的说法，研究历法的人也不甚明白，直到我 皇祖考所著的书，才明确说明了它的原因【阴气就是地中的游气，在太阳出来以前向上升腾，日出以后逐渐散去，每天都是如此。我皇祖御制《历象考成》一书中所说的“清阴气差”一篇，最为详尽。清阴之气有厚薄、高低，是由于地势不同造成的，与人事无关。假如京房说它是贤人受到阻塞的征兆，已经属于牵强附会；又专门把它说成贤人受到蒙蔽，更是出于私心，实在可鄙】万古以来只要有日月，就有这种气，它同人的贤能或不肖而显现或隐没，有什么关系？大概略懂阴阳天道的人，失意以后便排遣愤懑，幸灾乐祸，伸张自己的私意，损害公道，像京房这样的人并不少。符合他老师所说的话，不也是应该的吗？然而这类言论，世道太平时少，世道混乱时多，也不可不知。兵部上奏：凯旋的士兵到达京城后，分别由驿站送回各自本地的营伍。记下这件事。古代三时务农、一时讲武，是整治兵备的好办法。那些做不到这一点的国家，反而征发流民，让他们去作战守边，都是所谓“驱赶犬羊去喂虎豹”，实在可笑。只有我朝使用禁旅以及东省旗兵，来壮大征伐的声势，因此所向无敌，没有不成功的。此次征讨廓尔喀，七战七胜，使它畏惧威势而投降归顺，就是明证。至于兵部所主管的，不过是设置驿站、安顿人员、送往迎回；如今把事情办完上奏，也只是遵循旧例罢了，哪里像明朝的本兵呢？明朝的本兵，往往由庸碌的儒生考中科甲，接连升迁，最后做到司马，却不知道兵是什么、军事是什么。幸而没有战争，他们便靠收受财物来填饱钱袋；不幸一旦战败，就因受到攻击斥责而丧失性命。他们既可悲又可鄙，而国家也随之衰亡，这难道不是很值得慎重吗【有明中叶以后，各代皇帝大多怠惰荒废，不亲自处理政事，遇到军务便交给枢臣。到了末期边疆多事，尤其加重本兵的权力。因此当时的国法规定，敌兵逼近城池便要杀掉大司马，丁汝夔、王洽等人都因防御疏忽、调度失当而被依法处置。这是因为当时的本兵大多庸碌昏暗、懦弱冗杂，动辄牵制边将；而君主又不善于识人，任用失当。想要求国家大事不出差错，怎么可能呢】如今平定廓尔喀，从前秋到去年夏天，无论行动迟速的时机、进退的适宜与否，朝廷内的军机大臣，朝廷外的将军、参赞，都同心同力，日夜筹划，没有人从中掣肘，任凭他们尽情表达意见；沿途的督抚又多次奉命接续储备粮饷、供应给养，并且禁止兵役滋扰勒索，所以百姓不知道有军队经过，行事如同平常无事，哪里像前明的做法呢？至于地方官在军队出发时，以辛劳为名捐给慰劳银【“劳”读去声】，每名士兵不过二三两。这也是大员因为自己既不能亲自拿着武器抵抗敌人、表达同仇敌忾之情而给予的，并不是行贿。虽然我没有过问，却并非不知道；只是对于捐得多的人，不赞许其挥霍，对于不捐的人，也不责备其吝啬。士兵们艰苦远行，深入边荒，既然多次得到官府赏赐，又得到这项资助，积少成多，也是应当的。像尹壮图一类人，却认为凡不是出自官府的捐助都会损害民力；假如让这种庸人来决定此事，哪里能够同他谈论政事呢？《御制文三集》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三集》卷十四 杂著

译读史 陆贾对高祖说：“现在古今都把这件事当作奇谈，而我认为其中确实有尚未达到的地方。”高祖的话在于重视武力、轻视文治，陆贾的话在于重视文治、轻视武力，二人都错了，难道可以只认为高祖是正确的吗？大凡开创基业的君主，没有不是凭借武力取得天下的；而败坏基业的君主，也没有不是忘记祖先凭借武力取得天下这一点，终于导致宗庙覆灭、祭祀断绝的，难道不令人非常畏惧吗？周公告诫成王说：“你要能够整治你的军队。”这就是以武力治理天下的意义。周公的智慧，难道反而不如陆贾吗？那些肆意议论的人误导后世，夸谈太平，使文臣安逸、武臣嬉游，以致后来有凭借武力创业的人乘其疏漏而取得天下，这难道不是陆贾的话替他们开了先例吗？我这番议论，写于木兰行营。以前平定伊犁、安定回部、剿灭金川时，军书飞驰而来，我也未曾不以武力处理，何曾妨碍治理政事呢？况且人的身体，舍弃劳苦而趋向安逸容易，离开安逸而承担劳苦困难。重文轻武，是趋向安逸；重武轻文，是承担劳苦。假如贪恋安逸、厌恶劳苦，穿着宽衣博带，谈论安宁、说着吉祥动辄引用圣人之言，几乎不失其依据，岂不被武侯所讥笑吗？所以我把亲身经历写出来，郑重告诫后人，希望他们思考开创、守成和兴衰更替的关键，不要忘记周公训诫成王的话，或许可以有所补益吧？读《洪范》《洪范》一书，是箕子推演神禹的话，用来告诫武王的。它不只是姬周一代治理国家的根源，也是万世帝王治理国家的根源。九畴的次序，在君主方面取决于皇极是否建立，在百姓方面取决于教训是否施行。蔡沈的话已经把道理说尽了。但我独自认为它是万世帝王治理国家的根源，为什么呢？因为君主是百姓的根本。拿树木来比喻，树根端正，枝条自然顺随。所以九畴虽然有九项，没有一项不关系到君主自身和内心，难道可以不慎重吗？然而我有所领会的地方，固然在于建立皇极、反省九畴；从根本推究到结果，则在于第九畴所说的向善和施用威权。我 上天厚厚地保佑我，使我得以建成“五福五代之堂”，这件事已见于前面的记文。现在用“六极”来反省自己，幸好五种祸患我都没有，却不能除去其中一种，这就是所谓的忧患。春天忧虑雨水不足，夏天忧虑雨水过多，秋天忧虑年成歉收，冬天忧虑没有降雪，没有一件不是提前揣度，时时牵挂在心。至于《古稀说》中所说的八种弊端【庚子年作《古稀说》，列举前代弊政有八种：强藩、外患、权臣、外戚、女谒、宦寺、奸臣、佞幸。幸好都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如今又过去八年，我仍随时反省，不敢自恃已经没有这些弊端，只担心它们或许会逐渐萌发，从未有一天不警惕地放在心上】还时时忧虑它们或许萌发，忧虑天下万民；时时忧虑他们失去安身之所，这就是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无法穷尽；至于“后天下之乐而乐”，却没有多少可说的。这样看来，这种忧患不能除去，我也不忍心除去，更不敢除去。末世的君主只知道享乐而不知道忧患，以致遭受大忧患而无法挽救的，多得很。我有幸在“六极”中免除了五种而得到其中一种，这种忧患我将始终诚心守护，只怕失去它，或许还能获得福佑吧。上天的恩赐符合我过去的愿望，等我归政以后，或许可以免除这种忧患吗？然而更应当教育子孙，把我的忧患当作忧患，这样才能世世代代守护它，或许可以长久承继下去。上天若眷顾并认可这一原则，臣民或许可以除去他们的忧患；但作为君主，终究没有除去忧患的办法。世世代代做君主的人，希望他们努力守护这种忧患，或许不至于招致大忧患，从而保有后来的欢乐。一定要敬慎啊！《泾清渭浊纪实》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我曾经认为他这句话不对。因为对于隐居而放言的人，还可以这样说；对于考察古事、研究经书的人，就不可以，更何况是作为君主、师表、主持政事的人呢？所以对于诏令、阴阳和功绩等事，必定不肯把似是而非的两种说法并列其中；对于考察经书、研究古事，更一定要寻求最恰当的解释。近来写《心镜》诗，因而用到《邶风》中“泾清渭浊”的典故。按照诗的意义看，应当是泾水清、渭水浊；但朱熹的注却认为渭水清、泾水浊，大大违背经义。“以”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泾水因为渭水浑浊，才显得浑浊，可知泾水本来清澈，只是因渭水浑浊而受到影响；就像左边因为右边而受到牵累，贤人因为邪恶之人而受到牵累。伊水、洛水因为流入黄河而变浑，说明伊洛本来澄清，进入黄河后才成为浑流。这样的例子本来无法一一列举；可是朱子读书明理，为什么竟把泾渭清浊颠倒到这种地步呢？不过这并不只是朱子一人的错误，因为郑康成的笺本来就说泾清渭浊【郑玄笺说：“泾水因为有渭水，所以显得渭水浑浊。”郑玄明说渭水浑浊，没有说泾水浑浊，可知他认为泾水清。自唐代陆德明、孔颖达等人沿袭讹误，经书本意于是失传】从唐代开始，由于误解郑玄的笺而颠倒了它的说法，后来各执一端、排斥异说，争论纷纷，更加无法考察清楚。朱子以讹传讹，后人更加不敢议论他的错误。我仔细推究“以”字的意义，确定应当解释为：泾水的清澈因渭水而变浊，这才是正确的。不过我也不肯就这样认定，于是命陕西巡抚秦承恩亲自到两河，从甘肃进入陕西的源头考察清浊。现在根据他的具折说明呈上御览，确实是泾清渭浊。于是我的疑惑才得到解答，内心才安定下来。因此命令把秦承恩的奏折附录在后面，以记载详细情况。假如有人议论说秦承恩遵照我的意思而迁就曲解，可以亲自到秦承恩所到的两河、从甘肃进入陕西的源头去查看，那么清浊是非立即就能辨明；我当治秦承恩的罪，绝不护短。臣秦承恩上奏说：谨查，泾水发源于甘肃平凉县笄头山，向东流到长武县，进入陕西境内，又向东流到高陵县，汇入渭水。渭水发源于甘肃渭源县鸟鼠山，向东流到陇州，进入陕西境内，又向东流到高陵县，与泾水会合。那里就是《禹贡》所说的渭汭，如今名为上马渡。臣遵奉谕令。

译臣随即赶赴该处，并逆流到长武、陇州等地，确实加以察看。查得泾水一条，宽约一二十丈不等，进入陕西以后连同支流共有十四条。如今桃汛刚过，水势渐渐澄清，水流同江、汉诸河相似。渭水一条，宽约七八十丈不等，进入陕西以后连同支流共有三十三条。如今桃汛虽已过去，水势仍然浑浊，颜色同黄河相差不远。到了两水合流处，泾水在北，渭水在南，泾清渭浊，一眼即可分辨。合流以后，整条河虽然都浑浊，但靠近北岸数丈的地方还可以看见清水；再流出七八里，清浊才混合为一。于是传召两河的船户和沿岸居民详细询问，他们都说泾水是石子河床，四季常清，只有春天冰雪消融以及夏季暴雨涨水时，各处溪流汇集，冲击奔腾，才使河水暂时浑浊，因而同渭水没有区别。十几天后水退泥澄，仍旧清澈流畅。到了秋冬更加澄澈，水底的石子一一都能数清。又偶尔遇到渭水暴涨倒灌进泾水，泾水河口以内六七里也都浑浊，但靠岸处仍是清流。渭水是沙质河床，水挟带泥沙流行，四季常浊，从未见有清澈之日。又据当地人说，泾河水势平静时，可以随取随饮；渭河则无论四季，都必须澄清以后才能饮用。臣随即派人探取试验，泾水确实是石子河床，渭水确实是沙质河床；又在两水急流处分别取水澄清，泾水一石水澄出的泥滓约三升，渭水一石水澄出的泥滓约一斗【臣】查勘既已确实，又恭敬阅读 圣谕，并从诗的意义加以推究：作者明明是以洁白清澈自比，说泾水本来清澈，自从流入渭水以后，不得不混合而变浊；然而它清澈的地方仍然存在，所以后一句接着说“湜湜其沚”。许慎《说文》说：“湜湜，水清而能见到水底。”如果水的本体本来就是浑浊的，哪里还能有“湜湜”呢？谨按毛亨的传说：“泾渭相互流入，而清浊不同。”语意浑融，起初并没有说两水哪一条清、哪一条浊。郑康成的笺说：“泾水因为有渭水，所以显得渭水浑浊。”虽然语意不免曲折深奥，但明说渭水浑浊，没有说泾水浑浊。可见汉代以前本来没有泾浊渭清的说法，唐初的传本却把郑笺“因而显得渭浊”改成“因而显得泾浊”，才开始把浑浊归到泾水。陆德明《释文》认定这是后人改动的，又说“泾是浊水，渭是清水”，同郑笺的意思很不相合。孔颖达因而直接解释为“所以显得它浑浊”，经书的本意就更加模糊了。然而我私下推想它发生错误的原因，也确实有其缘故。《汉书·沟洫志》说：“泾水一石，其中泥沙有数斗。”一石水竟有数斗泥沙，确实不能不说它浑浊。既然把浑浊归给泾水，就不得不把清澈归给渭水，所以潘岳《西征赋》便有“清渭浊泾”的句子，唐人解释经书也多因此而误。他们不知道《汉书》所说的有数斗泥沙，只是举出当时有利于某种说法的情况，说的是水流冲击激荡的一时现象。《谷风》说“湜湜其沚”，专门取水清洁澄澈来作自比，说的是它本来澄清的状态。凡是河水，在暴涨时无不立即显得浑浊，江水、汉水尚且如此，为什么偏偏要给泾水加上浑浊的名称呢？考查《陕西通志》所载明末修建广惠渠的议论，其中引用古碑说：“四月闭泾口以防浊水淤塞渠道，七月开启泾口以引清水灌田。”等语。由此可见，泾水在四月以后、七月以前才偶尔有浑浊的时候，其余时间一向清澈。秦汉时河高渠低，引水很容易，所以利用它的浑浊，而不取它的清水。唐宋以后河低渠高，担心泥沙淤积，便又引它的清水而阻挡浑水。渠道之水是百姓衣食的来源，按时开闭，这些规定刻在贞石上，万人共同遵守；同经生曲解经义、士人雷同抄袭陈言相比，确实是可靠的证据。至于渭水浑浊，前人固然很少说到，但苏辙诗中有“如滚滚河渭浊”的句子，此外还有“渭水带沙浑”一句。苏辙年轻时游历秦中，他在诗歌中明说渭水浑浊的地方不止一处，绝不是随意下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人〕 又《宝鸡县志》说：“县南各条河流，有一半发源于秦岭；流入汉水的，清水便同清水一起清，流入渭水的，浊水便同浊水一起浊。”又说渭水从陇州石门流来，经过县南进入岐山境内。寻究它的源流，没有所谓“湜湜其沚”的情形；但诗却说“泾以渭浊，何也”等话。虽然这只是一县的专志，不能在泾渭清浊之间详尽考订，但作为守土之官记载本地山川，它也明确指出渭水浑浊，这样它的话就更加足以证明问题了。臣下私下思考，唐人说经，大多拘泥于字面，都是因为墨守旧闻，终于违背了经义。如今根据臣亲眼所见，参考碑刻记载，广泛询问当地居民，泾水确实清，渭水确实浊，毫无疑义。然而《谷风》一诗，读书人从小就诵习，通常都沿袭旧解释，没有人知道它是错误的。我 皇上在处理万机之余偶然一 加指示，就纠正了千百年来相传的错误【臣学识浅陋，不能仰承赞叹圣意高深；反复推究，不胜敬佩。臣所查看的泾渭二水合流处，确实是泾清渭浊的情形，谨绘图附说，恭敬呈上。】恭请御览，谨此奏报。《御书纪实》卷附录 读书而明白事理，哪里是容易说的呢？刚好写到这一卷，读到郑笺说：“泾水因为有渭水，所以显得渭水浑浊。”这一句时，恍然有所领悟。假如在“渭”字下面增加一个“而”字，或者把“有”字改成“入”字，明白地说：“泾水因为流入渭水，所以显得渭水而浑浊。”那是多么直截了当，那么它的本意就容易明白，也不会有唐宋以来纷纷聚讼的争论了。千百年来的注疏家，像这样的情况也很多，哪里能够一一纠正呢？放下笔不禁莞尔一笑，附录在这里。御制《西安巡抚秦承恩覆奏泾清渭浊实据诗以志事一韵二首》附录。近来因为诗中用到《邶风》“泾以渭浊”的典故，玩味“以”字的意义，本来应当解释为泾水被渭水弄浊。可是朱熹的注却认为渭水清、泾水浊，我心中怀疑这是错误，而拘泥于这种说法的人免不了只是耳食。于是命令秦承恩亲自踏勘两水，从甘肃进入陕西的源头查究实际情况。如今根据他的覆奏，辨析得十分明白，果然是泾清渭浊。既已详细写成《纪实》一文，又附录秦承恩的原奏，因而再次写成这两首诗，以记下考订古事、订正讹误的意思。

译巡抚亲自踏勘两水，清浊分明【秦承恩奏称：泾水发源于甘肃平凉县笄头山，向东流到长武，进入陕西境内，又向东流到高陵，汇入渭水；渭水发源于甘肃渭源县鸟鼠山，向东流到陇州，进入陕西境内，又向东流到高陵，与泾水会合。那里就是《禹贡》所说的渭汭。遵奉谕令赶赴该地，并逆流到长武、陇州，从甘肃进入陕西的源头确实加以察看。两水入境及合流的地方，确实是泾清渭浊，已经绘图附说覆奏】泾水只是有时会浑浊【又说：泾水是石子河床，四季常清，只有春天积雪初融、夏天暴雨暴涨时，各处溪流汇集，冲击奔腾，河水才暂时变浑；十几天后水退泥澄，又清澈流畅如初，到了秋冬更加澄澈。渭水则是沙质河床，水挟带泥沙流行，四季常浊，从未见有清澈之日等语】渭水长久没有一天清澈，暂时的宾次不是真实状态【泾水清】长久的主体才应当据此命名【渭水浊】格物致知的要旨，正要问问朱子能否身体力行。以推己及人的原则来治理政事，更应当像衡量、鉴别那样明察：辨明虚伪，清澈才是真诚；去除浑浊，才是真正的清澈。两种说法都可以时，宁可取真实的；一旦确定，就必须端正名实。怎么能不寻求正确解释呢？只是应当勉励自己亲身实行，落笔有误，也要认识并改正过错。昨天早晨考题在三月就已经拟定，我又亲自书写、封缄标记，清晨连续封好，交给监试的王大臣，拿来考验各位士子，可以说谨慎严密到了极点。可是今天阅卷诸臣评定等第后呈上御览，我一看，原来试题中写的是“积古”。“积古”不见于经文，我于是猛然醒悟，说：“本来打算写‘稽古’，我却误笔写成了‘积古’。监试诸臣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没有请我改正。这是各位士子的错误，却也是我一个人的错误。考试题目错一个字，似乎又有什么关系呢？然而如果政事的是非、人的生死，也像这样错误书写，难道可以吗？况且我有错误却没有人敢说，那么各种事情都会杂乱琐碎，其弊端将不可胜言了。写下这些话来自我责备，用来告诫今后下朱笔时务必谨慎。” 我又进一步思考：稽古固然出自典谟，但“稽”是考察，属于人在考察；“古”属于古代，仍有彼此之分。至于“积”是聚集，考察古事而把古代的道理聚集在心中，施行于言语行动，传播为政治，而不是只拿来作为增长博雅见识的资本，这不也是应该的吗？各位士子都没有说到这一点，所以我再加以申说评论。然而归根结底，这些都只是掩饰错误、文饰过失的话，反而更加重了我的过错罢了。《御制文三集》卷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三集》卷十五 砚铭 宋端石三祝砚铭 端溪的旧石，取自宋坑，果然纹理细密。砚面平整而不偏斜，含有墨锈；砚池深厚安稳，像有龙盘踞其中，气势翻腾；砚面上只有三根柱子承托花朵，雕成竹子的形状，枝叶婆娑，因此名为“三祝”。若说它能象征尧，还可以辞谢；何况是我呢。旧澄泥夔文壶砚铭 是唐代的，还是宋代的？难以辨认。近来长期剥蚀，已经不完整。存在了数百年，同墨相互接受，同笔相互传授【叶】形状像壶瓶，夔龙守在壶口，仿佛刻有铭文。它的主人叫富【叶】这方砚虽然不会说话啊，铺陈文章却能流传啊。宋端石璧水砚铭 一方幽黑如玉璧的砚石，握在手中，合乎规矩而圆。像满轮的月亮，望日之时比半弦更圆。四周环绕碧水，象征百川。受墨处凹下却没有穿透，这是哪个人汲取古代知识、耕耘这方砚田呢？而我为什么把它放在绨几之间呢？想起苏东坡的话，不觉笑了起来。宋澄泥仿唐石渠砚铭 有汉代的名称，唐代的式样，宋代的仿制，三者合为一体而温润；出于坚硬的纹理，进入质朴的材质，聚集美好而来，不带翅膀地居于北方，反而增加了警惕和叹息。仿唐澄泥螭虎石渠砚铭 螭作为儿子，虎是它的变化，象征大人；合起来制成砚台，放在绨几上。经纶出自朵殿，诏令传达中书省；应当谨慎处理日夜政务，以古训为法式，哪里还有闲暇沉溺于玩赏。钱惟善玉堂砚铭 砚池像眉毛一样弯，承受墨水不宜过多。承受并蓄积它，便能承当百般福禄【这句话概括钱惟善砚铭的意思】蓄积这方砚田，耕种它一定会有收获。收获以后用来食用，不必借助其他东西。宋砚铭六首 规矩方圆达到了极致，乾坤以《易》的简易之道宣示万物，没有超出这个道理。四时不停地运行变迁，这里姑且只是表示它的形象罢了。其实都归于一个道理。用它来注解《周易》，可以默默领会《韦编》的意义。右为宋端石方圆规矩砚铭。泥土长久以后成为石头，也是其中的道理。剖开制成匣子，这是谁开始做的呢？中间低洼的地方，大概就是砚底。经历世代而不分离，值得喜爱。翻过来像井田，是复兴古制的征兆。实行起来实在困难，我的惭愧就在这里。右为宋澄泥石函井田砚铭。宋代端石，如今已经不多见了。像云根、紫玉一样，足以辨识它的美好。吉璁所使用的彝尊，姻亲关系深厚了。词见《曝书》附录。青云舒展，万物因美好而聚集。西清的收藏将要满了。我蘸墨写下铭文，欣喜之中又感到惭愧。右为宋端石云根紫玉砚铭。青绿色像铜，既脆弱又坚硬。是陶制的，还是雕琢的？泥土已经成为石头。虎伏在那里，就是伏虎。文才经纬其中，武功纵横其间【叶】砚池构成太极，浑然含有《易》的道理。仿拟虎变而成的大人，又采用豹变而成的君子。右为宋澄泥伏虎砚铭。红色胜过朱砂却不是紫色，胜过蓝色而格外青翠，呈现斐然的绿色；这是宋代制作的端溪石砚，却没有制作者的姓名。神龙变化，四周环绕着沧海，水中生物和鳞类族群在水波中出没，各得其所。由此我才知道，喜爱同类并使同属繁盛，正是龙之所以灵异的原因。右为宋绿端石龙池砚铭。“砚田”这个说法，听得已经很熟了。耕作荒地、熟地的古训，使心灵丰沃、身体淑善。这方砚仿照井田形制，是有志于恢复古制。古制岂是容易恢复的吗？只能瞪着眼睛面对蒿草丛生而叹息。右为宋王应凤紫端石井田砚铭。旧青绿澄泥石渠砚铭 铜和泥本来不是同类，合在一起成为一体，是谁创制的呢？泥已经像石头，铜却呈现浓郁的青绿色。想象它进入佳城，陪伴它的主人是谁呢？形制仿照石渠，也许是子政借青藜之烛读书的遗意。砚谱已经完成，这方砚便是后来续写的一笔。对于这种爱好【“好”读去声】，难道可以不慎重吗？不应当以此为满足，而应当以此为惭愧。砚铭三首 旧澄泥天禄石渠砚铭 天禄、石渠，是炎汉刘氏的名称。李唐、赵宋把它们制成砚台的形状，有的用石，有的用泥，颜色呈紫色，声音清脆；澄泥经过多年，坚硬如石。它是用来校书的吗？还是用来撰写诰命的吗？供儒林中获得美名，这一方则供绨几使用。我只谨慎对待诏令文书中的深意。宋端石长宜子孙鉴砚铭 铭文可以作为鉴戒，愿它适宜子孙。刻在砚上，仍然保存这个话意。思考其中的意义，是希望它永远保存。历经许多人的笔墨之间。文采斐然的君子，不可忘记。元乃贤五老蜚星砚铭 聚奎之后，化为五根柱子，聚集在这方墨池。目光如火炬，你啊，拿起笔来，不可轻率下笔。使六经的道统得以流传，光耀千古。宋瓷砚铭 瓷器的烧制，本来就是澄泥的方法。汉代的瓦【世传铜雀台、未央宫的瓦，雕琢成砚最好，因为把这种瓦交给陶工，用细葛布过滤澄泥，之后再揉捏成形，所以与其他瓦不同】或许就是这样吧？不见修内、宣和，为什么缺少这种东西呢？年代久远以后如同美玉，和玉堂澄泥相比，或许还胜过它。美好的物品聚集在这里，不能不因此惭愧地反省。旧澄泥石渠砚铭 泥成为石，石像铜；三者合而为一，三者相通便是其中的道理。深奥的道理足以穷究，天地人都寓于其中。使用它的人应当谨慎，告诫并约束自身。米芾玉堂砚铭 以紫端旧石为材质，本来就是良品。米芾、钱良右、陆辅之、项元汴四家收藏过它。它是真璧，还是赝鼎？何必一定要刻求详细说明？只是颠翁本是一个衣冠不整、行为不拘的人，为什么要羡慕玉堂呢？赵宧光仿宋澄泥石函砚铭 澄泥石函，历数【“数”读上声】而不屈。指明这确实是仿制品，也已经剥蚀了。铭文十六字，署名宧光子。把它与寒山区别开来，陪伴我的棐木几案。坐在北面铺陈文辞，熔铸经书，铸造史书，赞。庄豫德摹绘贯休补绘卢楞伽十八应真赞。第一位，阿迎阿机达尊者。卢楞伽所画的十八位应真如今只剩六幅，其余都已散佚【卢楞伽所画十八位应真只存其中六幅，因此命庄豫德摹写其余十二幅；又命他摹仿石渠所藏贯休的完整画本，把它们补齐】贯休的完整画本传神如同活的一般，现据此摹绘补足，第一位是阿迎阿机达。第二位，阿资答尊者。过去的阿斯仙【见梵典】因此渡海，鬼背负着枯槎；他像张骞一样抬头凝视，仿佛有所期待；童子却酣然熟睡，已经忘却一切形相。第三位，拔纳拔西尊者【摹卢楞伽原本第二页】拔纳拔西。卢氏图中，他盘腿坐在方床上，双手合十，像学人膜拜，仿佛在请问什么。三藏浩博如海，应该怎样向他说明呢？第四位是嘎礼嘎尊者。他究竟是比丘，还是居士呢？听闻世尊的佛法，就如饮用醍醐一般甘美。他住在僧伽洲，却又无所住着；有情和无情，随着磬声普遍得到度脱。第五位是拔杂哩逋答答喇尊者。他学习佛法而出家，是帝子瞿沙；扶着竹杖独坐，默默演说《法华经》。现出长寿者的形相，却又无相可寻；眉毛长得拖到地上，以慈悲恳切之心救度世人。第六位是防哈达喇尊者。有人请问第一义，他伸出手指加以指示，于是便没有什么可问的了。领会此意的是谁呢？若说手指是能指，那么所指便在其中。那只是野狐的鸣叫，并不是狮子的吼声。第七位是嘎纳嘎巴萨尊者。

译这位上人原本居住在摩伽陀，却舍弃那里而不住。学习佛教禅那，所舍弃的是什么？所求取的又是什么？他托着钵向前行进，就这样自在游行。第八位是嘎纳嘎拔哈喇錣杂尊者。他弯腰曲背，扶着拐杖坐在床上。这是蜀地的竹子，也是法王的幢旗。波斯人献上宝物，长跪在他面前说：“舍弃它，便说是受取；一切都在你身边。” 第九位是拔嘎沽拉尊者。从无始以来，他就具备这件衣服。既然有了形体，破了就必须缝补。奚奴防火，石猴握拳；异类一同修行，本来就是如此。第十位是喇乎拉尊者。忍受疼痛容易，忍受发痒困难。养和自己爬动，忍不住粲然一笑。侍者挑着经书，重得仿佛不能承受，便说暂且放下。由此可以认识三乘。第十一位是租查巴纳答嘎尊者。他是婆罗门，亲自从佛那里在《首楞严经》中接受教法，悟得其中要旨；对于七处征心、八还辨见的道理，与阿难所听闻的并无不同，贯通一致。第十二位是毕那楂拉拔哈喇錣杂尊者。他用去声说“数”佛珠，共一百零八颗，并用上声说“数”来计数；诵念或不诵念，只有老师自己知道。有便是色，无便是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这个道理究竟何时穷尽呢？第十三位是巴那塔嘎尊者。他说：禅、教、律，是佛法的三宗。初学者进步，以持律为尊。这是巴那塔嘎；他传授戒律，居于首位，却不执着于戒律，正如意珠握在手中，随心如意。第十四位是纳阿噶塞纳尊者。佛塔寄寓佛身，用手把它托起。既然如此，相好究竟是有还是无？两边都不取，中间也不建立。看着这座窣堵波，佛法既不从外进入，也不从内出去。第十五位是锅巴嘎尊者。他安坐在宝床上，淡然无为；右手拿着拂子，左手拖着拂丝。侍者站在前面，捧着佛的玉像。究竟是丝还是拂子，既不背离，也不趋向。第十六位是阿必达尊者。他在平整如掌的磐石上结跏趺坐，轩昂而又非轩昂，没有什么可说可不说。番王长跪着捧钵，只恭敬他的随顺行止；他斜眼看去，似乎并不称心。第十七位是嘎沙鸦巴达喇玛尊者。老虎伏卧在他面前，弯耳贴地；他竖立锡杖看它，像看一只褐色的猫。你忘了自己的凶猛，我忘了自己的慈悲。若说这是神通，便违背了导师的本意。第十八位是纳纳荅宻荅荅喇尊者。十六位还是十八位，旧说本来没有定论；我曾向章嘉询问，才得到明确的证明。《楞伽经》中，贯休所画的是降龙尊者，他横持拐杖，俯视内空与外空。

译西番古画十八应真赞。第一位是阿〔迎阿〕机达尊者。他在耆阇窟听闻佛法。最先听闻的是什么法？是不落于言辞诠释的法。他右手拿着宝炉，左手执着拂子；鼻根所接触的香尘，只用拂子拂去罢了。第二位是阿资答尊者。他交手安坐，异类围绕在旁。有所见与无所见，都默然明了。他善于称名如来，空中显现出影像。说是一，说是二；如日面、月面。第三位是拔纳拔西尊者。他竖起两指作相，表示空与色相合又相分。毗婆尸佛说：“既然如实听闻，听闻便不能说是没有；那么佛又在哪里呢？”侍者整夜接续经卷，听懂义理后便礼拜。第四位是嘎礼嘎尊者。他从僧伽洲而来，在鹿苑听闻佛的真谛，获得大安稳；手持金铃却不使它发声，合掌侧耳，学佛的人共同聆听。第五位是拔襍哩逋荅荅喇尊者。他说：“色就是空，足以概括万法。”他用拂子拂过水乳，使二者融洽相合。那牟尼显现相状来作印证，正如一轮月亮映入千江，光光相互辉映。第六位是拔哈达喇尊者。他住在鸦穆奈水边，双手置于身前，一横一竖：竖向穷尽过去、现在、未来三际，横向遍及十方。说是无还是有？他安坐于道场之中。第七位是嘎纳嘎巴萨尊者。佛母显现为空，护法站立侍奉；他如如不动，只管书写经文。请问尊者所写的是什么经？一个字也没有，却概括了三乘。第八位是嘎纳嘎拔哈喇錣襍尊者。錣襍尊者建立法幢，并不降伏外道，而是外道自己降伏。使用了什么神通？答道：什么也没有使用。七百位声闻常常作为他的侍从。第九位是拔嘎沽拉尊者。他手托善防，口中吐珠，如泉水涌出；在护法之中，犹如财宝天。一就是非一，二也不是二。有佛为他印证，这就是弥勒出世的时代。第十位是喇乎拉尊者。本来佛子从佛听闻道法，但可说的并不是真道，听闻又哪里容易明白？他现出少年的形象，戴着七宝冠，一千一百位声闻环绕着他。第十一位是租查巴纳荅嘎尊者。他结金刚跏趺坐，天然显得堂堂正正；胸襟如雨后晴空、清风明月，言语与沉默都忘却了。在鹫峰山听闻《楞严经》的义理辨析，能够看见“征心”之说，似乎只是余事。第十二位是毕那楂拉拔哈喇錣襍尊者。钵用来盛食物，经用来显示佛法；佛法若可以食用，便称为一合。声闻有一千人，那么侍者到哪里去了？原来有两位鬼神献花供养。第十三位是巴那塔嘎尊者。学佛的人请求指示，他便以三指相示，说：“禅、教、律，本来就是一回事。从渐修进入顿悟，便以戒律为先；能够度脱世间无量众生，直至三十三天。” 第十四位是纳阿噶塞纳尊者。无着和天亲，只有弟弟向哥哥传授佛法；龙部最终得到其中精髓。一千二百位声闻普遍得到度脱。他住在广胁山，却没有来去。第十五位是锅巴嘎尊者。大士所居之处叫作“必呼拉”，他退藏于秘密之中，秘密也不接纳他。龙女献上宝珠，香象托着莲花；他拈着拂丝却不回顾，法性本来就是如此。第十六位是阿必达尊者。梵语称作阿必达华，阿弥陀佛在尊者头顶为他灌顶摩顶；他双手托塔。《法华经》所开启的道理是：说“看见这个形像了吗？”它是活物，也是死灰。第十七位是纳纳荅宻荅荅喇尊者。应真所显现的形相，本来就没有固定踪迹。他茫然忘我，何必一定要降龙？童子环绕着他，色、声、香、味一一具足；这些法与他共同游戏。第十八位是嘎沙鸦巴达喇玛尊者。他把经书背在身上，手中拿着瓶和拂子。为什么在震旦面壁九年？牛哀跪伏在前，他抚摸它，如同抚摸花狸。有什么不能度脱的呢？向大慈悲者顶礼。据梵文经典《纳纳达荅喇传》和汉文经典《法住记》所载，应真只有十六位，并没有十八应真的名号。后来我向章嘉国师询问，他说：西域原本只有十六位，增加降龙、伏虎二位尊者后，才成为十八位，也就是震旦所说的达摩、弥勒。我曾考察《同文韵统》，用阿哩噶哩字书写应真的法号，确定第十七位嘎沙鸦巴达喇玛为伏虎尊者，即达摩；第十八位纳纳荅宻荅荅喇为降龙尊者，即弥勒。自丙子年以来所作的各篇应真赞，有的题写在画轴上，有的镌刻在玉石上，无不按这一说法书写。如今制作《西番古画十八应真赞》，我怀疑其中有讹误，于是仔细观察图中的结跏形相和供具，并以番文、汉文经典相互考证，才知道应当把第十七位定为降龙、即弥勒，把第十八位定为伏虎、即达摩；同时，阿哩噶哩字法号的切音，译成汉字也有不合之处。于是详细辨析订正，依照新订的字书写在画轴前端，并把丙子以后所作各篇赞文，在黄绫文本以及《御制文》初集、二集的刊本中一律改正。至于《秘殿珠林》收藏的古人图像原本，以及西湖摹本、玉石镌刻本和臣工抄录本，多达数百十本，难以逐一改写，因此命令仍旧保存，不必改刻。今后凡有创作，都应当依照这份文字书写，并把上述说明附记于后。《御制文三集》卷十五。《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三集》卷十六。

译赞。《平定台湾二十功臣像赞》〔有序〕。我近来撰写《勦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纪事》，说伊犁回部、金川三件大事各有专文。至于王伦、苏四十三、田五次三件事，功劳不足以与这些相比。林爽文被剿灭之事，介于六件事之间，虽然不能称为大事，却也不能算小事。因此，前面三件事一直没有绘制功臣画像记功；如今福康安、海兰察等渡海搜山，终于建立伟大功勋，安定海疆，实在辛劳，不能湮没他们的功劳而不加记载。所以在紫光阁绘制功臣画像记功，一如先前三大事的做法。不过，毕竟只是在一处海滨，数月便取得成功，因此把一百位减为五十位，而我亲自撰写的赞文由五十篇减为二十余篇，命文臣仿照上次的格式拟撰。用兵哪里是容易的事呢？从前汉光武帝说过：“每次出兵，头发都要因此变白。”何况我已是古稀而将近八十岁，须发早已半白，却开拓疆土，远远超过光武帝，难道还会有什么企图而发动好战之举吗？实在是因为海疆百姓的性命，不得不出兵；为了安定平靖而用兵，属于应时之兵，并不是好战之兵。不过也正因为是应时之兵，幸而得到上天助顺，迅速成功，这就是我感谢上天的原因。上天赐予的宏大恩惠，不是言语所能形容，而我又不能不把它说出来。从前有人说：“满洲兵一到，万夫横行天下，无人能敌。”如今我所派出的巴图鲁侍卫、章京等，才一百人，已经足以抵得数千人的勇力。绿营兵虽然多，却怯懦而没有用处。这次精选屯练兵以及贵州、广东、湖广的兵，共近万人，统率使用他们，于是扫清巢穴，捉住逆首。难道绿营兵果真无用吗？也在于率领他们行动的人，能为他们打下根基、首先倡导，并加以鼓励。福康安渡海以前，台湾绿营已经有四万多兵，为什么不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能够率领他们行动的人，难道不是这样吗？况且台湾一年三熟，甘蔗和薯类更加丰富。如果我稍微有丈量田地、增加赋税的意思，以至于导致民变，上天一定会责罚我，也就不可能这样迅速成功。后世子孙应当懂得这个道理，不要相信那些空泛的富国之说；要爱护百姓、减轻赋税，明慎地使用武力，这样或许可以长久承继下去。这都是上天的眷顾。近来我按宫商之调逐章吟诵三百篇，充分体会其中的意义，竟然像幼年在书房学习诗歌时一样。不过那时只知道诵读章句，如今则能探究其中的意味。于是想到《采薇》《出车》等篇，是君上慰劳臣下，其意义正，所以属于正雅；《祈父》《北山》等篇，是臣下怨恨君上，其意义变，所以属于变雅。君上慰劳臣下是可以的，臣下怨恨君上却不可以。为什么呢？臣下怨恨君上，固然是臣下不知忠义，但也一定是君上有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这才是最不可取的。我们满洲旧有的风俗，以不能为国事捐躯、死在窗下为耻；他们抱持忠心、懂得大义，与《祈父》《北山》中怨恨君上的情形相比，差别何止如此？至于绿营兵中许多人怯懦怕死、思念家乡，自古以来就有，不值得过分奇怪。然而作为君上的人不能不体会《采薇》《出车》的意义，更不能不知道《祈父》《北山》的苦衷。如果一概不知道这些，只想开疆拓土，那确实就是好战而滥用武力；希望这样的举动有所成就，岂不是向北驾车却想到达南方吗？所以我因撰写《功臣图赞》而如此申说，用来告诫世世代代的子孙，也告诫后世一切用兵的人。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考察外部事务而守持中央大局，未曾长期亲自彰显功劳；迅速传达、咨询军务，心志常常与我相同；回朝后协助赞襄，剪除逆贼凶徒；三次登上紫光阁，福分深厚，功劳崇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月〕 大学士、三等忠襄伯和珅。承受皇帝的训示和诏谕，兼通清文、汉文；军书纷至沓来，他都能明察决断。平定萨拉尔时，也曾督率作战；赐爵以勉励忠心，终于成为国家的栋梁。大学士王杰。主管闽地七府的学政，整肃端正士风。他很熟悉台湾民俗，心中掌握山海险易和防务筹划，完全能够通晓，并在宴席之间辅助筹划，绘图记录功绩。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陕甘总督、一等嘉勇公福康安。统兵征讨金川，已经建立显赫声名；镇守封疆，吏治肃清，政事成功。解围擒逆，是能人所不能做到的事。加以崇高封爵和特别赏赐，以嘉奖你的忠诚。领侍卫内大臣、二等超勇公海兰察。勇猛无比，虽然不识书，却比有智谋的士人更善谋略；单骑弯弓，贼人不敢正视。为了活捉敌人，射箭也不让他毙命。进爵并赐服，称赞的话难以尽述。工部尚书福长安。父亲、兄长以及他本人都建立过国家功勋，年少时便熟悉政务；他的心地十分纯正，承接诏旨、参与议论时都有见识。恭敬地申明忠良应得的报偿，也因此得以图像画入麒麟阁。户部尚书董诰。旧例中军务大多使用清文，这次有时使用汉文。绿营兵在海滨治事，他在马上也颇为勤勉，可以与福将相提并论。阁臣在表章中书写他的功勋。闽浙总督李侍尧。他因按期入朝觐见，奉命前往闽疆。论作战虽然已经年老，谋划却确实高明。运送兵员、接济粮饷，安排得井井有条，没有耽误军需储备；他的功绩十分美善。两广总督、一等轻车都尉孙士毅。广东、福建接壤，关系如唇齿相依；资助邻省守御自己，处置都合乎时机。他从前任部员时，曾随军出征，文武兼备而有才干，超格赏赐确实应当。福建巡抚徐嗣曾。担任宣抚之职，守护土地、安定百姓；一切军务都由督臣负责，他从旁辅助、赞襄，竭尽心力，渡海筹划边疆，也可以称为有功。成都将军法式尚、阿巴图鲁、云骑尉鄂辉。若没有先前出力屯练的士兵，将军鄂辉实在是率领他们行动；捣毁巢穴、摧毁营垒，所到之处都取得成功。他勇敢而有谋略，是国家杰出的人才。护军统领穆腾额巴图鲁、云骑尉舒亮。金川战役中，他已经担任领队大臣；功业告成后，统率军队回到京城，又搜捕逃散的贼人，不遗漏一个丑类，生擒并押送逆贼首领，才能确实没有被埋没。护军统领沙尔玛海、巴图鲁、三等奋勇男普尔普。他随父亲进入都城时才十多岁，长大后便勇敢而熟悉军事，能够统制军队；曾与诸罗共同解围，打通各府之间的道路，首先登城拔除栅栏；图像容貌两次被列入功臣图。福建水师提督、健勇巴图鲁蔡攀龙。

译台湾战将中的巨擘，只有这位；从前柴大纪在诸罗被围日久，我曾下旨让他酌情据实办理，如果实在不能支撑，也不妨保护义民、全军撤出，另图进取。但柴大纪覆奏说不忍把数万生灵交给贼人，于是督率军民忍饥固守以待援军。我看了奏报为之落泪，因此特别施恩，封他为伯爵并赏银一万两，以表示优厚眷顾。后来据福康安奏报，说他为人狡诈，我仍不忍仅凭空言便加罪于他。后来德成在浙江办差完毕复命，我详细询问，他便把柴大纪任官以来声名狼藉之处逐一当面陈述；于是命福康安、李侍尧、琅玕各自据实查奏，结果发现他的贪婪卑劣导致逆案，种种事情竟都有确证。况且贼匪起事之初，柴大纪正任巡察彰化，却没有立即带兵剿捕，反而推托说要派兵回郡；听说彰化失陷后仍然观望不前，拖了数日才行动，以致逆匪蔓延，他的罪过尤其不可宽免。因此立即命令革职拿问，并以蔡攀龙补任水师提督。此前没有人揭发他的私情，我岂肯仅凭猜疑而不相信逆诈之言？既然事情败露，就不得不明确赏罚，以示劝善惩恶。这说明我对于柴大纪前后的功罪，完全出于至公，绝没有夹杂私心。赏罚各得其当，不滥施，也不遗漏；只有明察才能真正允当，奉行三无私的原则。福建陆路提督、奋勇巴图鲁梁朝柱。在金川剿灭逆贼时，他打下根基并首先建立功劳；在盐水，恒瑞未免成为掣肘。等到防守麻豆时，他坚守抵御贼人，受伤后仍奋力作战。可嘉啊，少有匹敌。浙江提督、坚勇巴图鲁许世亨。贵州省的士兵一向以勇敢著称，他率领他们奔赴战场；即使冲击半空般的险要之地，触犯他们的便被砍断，抵挡他们的便被斩杀，不愧为大丈夫，浑身都是胆量。四川松潘镇总兵、奋图礼巴图鲁穆克登阿。在斗六里杙，贼人用竹子排列成城，他率军直砍而入，大败贼兵；又在陇种鹿埵内山搜寻贼人踪迹，擒获首恶，是众多杰出将领中的一员。四川建昌镇总兵、扎敦巴巴图鲁张芝元。他随军征讨金川，超越熊罴之旅；这次统领番兵，因为通晓番语，便能生擒贼人、捉住贼人的向导；严密防御，终于俘获活贼，功劳确实很大。台湾镇总兵、冲杰巴图鲁普吉保。攻克笨港，本来已有一点功劳；但没有解救诸罗的贼众，难以用勇力赎罪。后来他奋勇不顾自身，扼守科仔坑，使逃贼无路可走。散秩大臣、赞巴巴图鲁、四川土副将穆塔尔。金川降番的功劳，难以屈指计数。这次统领军队，有进无退；众志成城，扫净妖氛。晋升为中朝官秩，对各族同样看待。呢玛宁波噶布拉赞。呢玛宁波（藏语称“日”），宁波（称“心”），噶布拉（称“顶骨”），舍身作为清净供养。在博宻山（“博”为地名，“宻”指人；此山即因此得名，在察木多、硕板多之间）的山洞中，忽然出现了一件传说已有二千余年、流传至今、以五德七宝庄严的噶布拉。供养它，不应执著于“供养”之相；若从色相、声音上寻求，一切都不是如来的本智。古噶布拉供碗赞。我听说从前，佛如月光明亮，以头布施，普遍救度众生。左边有人用旃檀涂身，右边有人用利刀割身；对于这两个人，佛都不分别、不厌弃。五印度、三藏中的古代大德，多有以此义作为先例的。亲自施舍自己的头，使十方十界都化为一体；与凡夫共同悲悯仰望，与圣者共同慈悲，这才是真正的供养。若没有可供养之物，却作赞颂而饶舌，便是般若波罗蜜多。

译西番古德噶布拉赞。西番古德历经一百多世，凡俗身躯已经舍弃，圣迹仍然显现：一个字是“阿”【番文本字缺】，一个字是“吽”【番文本字缺】，隐现为两个字。阿，是寂静之源；吽，是安乐之义。有为与无为、色与空并非二者，把这一道理作为供养，确实是第一真谛。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有序）。廓尔喀畏惧天威，请求投降归顺。武功告成，平定此地，功臣出力，应当绘图并作赞。按例应当论定爵位，以军机大臣为首；但大学士阿桂认为，这次远征绝域、历经险阻，实在是异常的劳苦，应当以大将军福康安为首。因此加以嘉奖，并为此作序说：武功告成后为功臣绘图，到这一次一共四次（紫光阁绘功臣像，分别作赞；自平定西域、两金川、台湾到这次，共四次）。用兵哪里是容易说的事？必定出于不得已，而不能出于贪求土地、倚仗强力；要审察时势、适应事机，既明察又果断；赏赐必信，惩罚必行，还要总是依赖天意。上天赐予恩佑、帮助顺从者；除去这几项条件，没有不遭到失败而被讥为助长穷兵黩武的。伊犂回部、金川已经受俘，事情办妥以后，我已不再萌生用武之心。谁知台湾忽然叛乱，福康安等渡海追捕叛贼，不久便生擒贼首，所以这次战功图仍按例以阿桂为首。如今的廓尔喀，又在西藏数千里之外，绝壁直冲云天，急流逼临峡谷；舍弃马匹徒步前进，若不是福康安、海兰察二人同心奋勇、身先士卒，绝不能取得七战七胜的功绩。把他们的像列在首位，确实符合我的心意，也符合众人的期望。西师、金川的功臣各一百人，我亲自作赞的各五十余人，命儒臣作赞的各五十人，以凑成一百之数。台湾功臣，我亲自作赞的二十余人，命儒臣作赞的三十人，以凑成五十之数。如今平定廓尔喀的功臣，我亲自作赞的十五余人，命儒臣作赞的十五人，以凑成三十之数。大概是因为西师和金川历时久、扩地广，所以人数较多；台湾成功迅速且土地不广，所以人数次之。廓尔喀又比台湾更快，土地虽险要，实际上并不广大，所以我亲自作赞的不过十五人，儒臣作赞的也只有十五人。然而若按总数比较，仍然超过凌烟阁、云台所表彰的功臣。这实在是 昊天苍穹护佑国家，祖宗教养所遗留下来的恩泽，贤能之才接连出现，为国家增光。我这微薄之身，恭敬谨慎地承受这一切，只怕盛满难保。况且归政之年临近，年老而畏惧任事，哪里敢再有其他谋划呢？大学士、一等忠锐嘉勇公、两广总督福康安。身经百战，长期建功；两次大功近来告成。这次道路险绝，是从前闻所未闻的。七战七胜，渡过索桥、乘木筏而行。旧日勋劳与新功相让（这次讨伐廓尔喀，福康安身先将士，履险临深，无战不胜，大功告成。他的忠贞实在远超常人。若按爵位论，阿桂本应居首；但阿桂认为此次没有亲临战阵，上奏让福康安列为首功，实在公允而值得嘉许），

译于是批准了他的请求，并嘉奖福康安，把他的像列在首位。大学士、一等诚谋英勇公阿桂。年过七十，身体仍康健，从不谈论自己的功劳；在黄阁辅佐政务，使国威能够长久安定（这次用兵，必须大大彰显国威，然后才会使对方确实投降，或许可以长久安定，不致再次生事。唐太宗所谓“显示必能取胜，对方的和约才会牢固”，正合我的心意。福康安确实能体察此意，竭力完成殊功；阿桂原有共同谋划之功，也不可掩没）。过去也曾参与谋划，确实是一位有容人之量、宽厚美善的大臣。大学士、三等忠襄伯和珅。国家用兵，在帷幄中筹划、传达诏令，功业足以与汉、唐、宋、明四朝相比较。清文、汉文，以及蒙古、西番文字，大体都能通晓（去年用兵时，所有关于机宜的指示，常兼用清文、汉文；此外颁给达赖喇嘛以及传谕廓尔喀的敕书，也兼用蒙古、西番文字。臣工中通晓西番文字的，实在难得。只有和珅承办蒙古文书和谕旨，都能办理得当，品秩也相称）。勤劳办理文书，确实称得上能干。大学士王杰。主管闽疆、台湾事务，熟悉海洋进退，也颇为明白。短诗长记，昼夜抄写奏章（每逢军营奏报捷章，都有诗文记述战事，随时抄写；至于西藏番地的情形，实在未能知悉），没有空闲作赞和办理文书，各人都发挥自己的长处。大学士孙士毅。安南之役，顾全国体而撤军（安南之役，起初因黎氏臣服已久，不忍坐视；只是上天厌弃黎德，我已经预先看到了这一点，使孙士毅既然完成复国，就应当遵照命令班师，哪里至于后来发生我军受损的事？然而孙士毅身为统帅，当时假如也像武臣那样捐躯效命，关系到国家威严，影响实在不小；幸而全军撤出，回到朝廷请罪，这还算是懂得以国家为重）。削去功劳而宽免罪责（孙士毅攻克黎城，我原本赏赐他公爵；事变发生后，他自己也知道罪责不可逃，我削去他的功劳而宽免他的罪责，惩罚与奖励都出于至公，这也是嘉许、怜悯能臣的意思）。惩罚、奖励能干的大臣；征讨廓尔喀时，命他管理军需，他尽了心力，也足以列入图中。原任领侍卫内大臣、一等超勇公海兰察。勇敢而有谋略，侍卫中屡次封公（乙亥年征讨准噶尔时，海兰察刚以索伦骑兵身份从军。此前辉特台吉巴雅尔率部来降，已经封为汗。到阿睦尔撒纳再次叛乱时，后来巴雅尔也随之反叛，大军追逼甚急，他逃入塔尔巴哈台山中。海兰察奋力穷追，将他射落马下，随即生擒归来，因此破格提升为侍卫。此后每次派兵出征，他无不奋勉争先，而且判断敌情、策应作战，仿佛一向熟习韬略。然而他屡凭战功晋封公爵，此次因防护、赞助功成后晋封一等超勇公，实在是索伦人中的杰出者）。身着绣龙礼服，图像绘了四次，福禄少有可比。后来死于家中，令人无比惋惜。户部尚书福长安。外戚显贵之家，家事国事本为一体。兄长辛劳于远征，弟弟辅佐处理近处事务。即使相隔鸿沟，处在宴饮之间，也没有不同心协力。若说“不称职”已经止步（“巳”为上声的“巳”字；征讨廓尔喀时，我与军机大臣等筹划机宜，福长安尽心办理文书、赞助军务，全都符合我的心意。他本来就是以国事为重，难道能说只做到“不称职”就算了吗）。户部尚书董诰。儒雅的士大夫本来并不熟悉军事机要，但长期办理文书，逐渐熟习而尽心诚意。户部掌管赋税（军中的粮食都从内地拨运，凯旋后核销计算等事务，也全由户部掌管），财政支出正由此部门管理军需，万里调拨都很合宜。兵部尚书庆桂。所谓故国依赖世代为臣之家，量才授职，并不是降低卑者而超过尊者（用《孟子》的话）。主管兵事，熟悉政务（明代最重视兵部尚书的职任，凡遇军事，都交给他办理；中叶以后，皇帝不亲理政务，又没有识人之明，担任此职的多是庸懦腐儒，动辄受牵制，还任意收受贿赂。这样的国事哪里还值得谈？近来我作《凯旋兵丁各归营伍纪事文》，曾指出这种弊病，以昭示惩戒）。元长的儿子（庆桂是尹继善之子，尹继善字元长），难道竟能超过父亲吗（从前西域用兵，只有傅恒与我一心主张必须办成；当时尹继善任陕甘总督，很不想用兵，这也是书生拘守常谈、不足以识察事机。他当时又担心办理军务不是自己的长处，所以命黄廷桂调任陕甘专办此事；因此西师功成，尹继善虽为世臣，却未能列入战图。如今庆桂以军机大臣蒙恩获得这一荣遇，反而觉得超过了父亲）。绘像从你开始。工部尚书和琳。两个庸碌之人驻藏时，对各项事务推诿（俘习浑雅、满泰二人同为驻藏大臣，平时对廓尔喀之事置若罔闻，把藏中的一切都交给噶布伦等人，任其妄为；等到廓尔喀侵扰藏地，又不能带兵征讨，反而想把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迁到内地，竟甘心弃置藏地，不知是什么心肠。因此下令在藏地给这两人加枷责罚，作为推诿国事者的警戒）。选用贤良代替他们，件件都处理得有条理；和珅的弟弟，实在难以料到竟能成就事业（和琳先任御史，多次奉命巡视漕运，对河道漕运很能认真疏浚、督促，因此我知道他的才干优长，也知道他是和珅的弟弟。去年命他前往代替俘习浑等担任驻藏大臣；途中据奏催促乌拉运输，规定期限，严明赏罚，军装火药连续运送，没有延误。到藏后办理粮饷，整顿藏中各项事务，一切井然有序。起初没有料到他竟能胜任我的托付，而国家得到一位贤能之才，更令人欣慰）。幸而有世代为臣者成为国家栋梁。四川总督惠龄。和琳督运粮食到西藏以西（济咙以内的粮运、乌拉，专由和琳往来督促，可以不致误期；但也只到西藏西界，大军所到之地的后路，他难以兼顾）。军队推进贼境，继续运送并留下资粮（起初任命惠龄为四川总督，就命他同赴军营，授为赞襄大臣；后来想到大军深入敌境，军队行进而粮食随行最为重要，而惠龄调度不如福康安，战阵又不如海兰察，莫如把后路粮运专门交给他负责。他在拉子地方设法赶运粮食、军械，以及雇请商民长途运输等事，都安排周全；并不贪求战功、希图厚赏，这番心意也值得嘉许）。粮饷、器械不缺，因而有助于武功成功，也大有赞助之功；最初便被绘像。原任都统衔护军统领、喇布凯巴图鲁台斐英阿。

译首先攻取擦木，继而攻克济咙；亲自冲在士卒之前，奋勇建功，进而抵达帕朗，逼近甲尔古（台斐英阿自从由擦木进兵以后，无不身先士卒，往来截杀，最为奋勇。攻打东觉山梁时，尚且用炮轰毙红衣、绿衣贼目。后来进攻甲尔古拉，又直冲上前射毙红衣贼目，不料中枪身亡，实在令人深为痛惜）。直进而牺牲，令人痛惜悲楚。护军统领、和隆武巴图鲁额勒登保。石碉和木栅像鱼鳞一样层层叠叠，贼人的防守形势却如卷起的竹箨，捷报又如倒塌的墙一样接连而来。将军所指示的事情，没有不能领会的（额勒登保当时任翼长，负责军前各队营务和调遣等事，所以能够领会将军的意图。这次前后七战，他率精兵攻碉夺栅，所到之处没有不取胜的）。率领精锐士兵，深深扎根卓铄。原任副都统、扎努巴图鲁阿满泰。遇到极其险要的地方，没有不亲自冲在前面的；哪里只是力量勇猛，实在是心志坚定。攻打堆补木、夺桥时战死，连马革裹尸也未能做到（官军攻夺济咙官寨，抢夺热索桥，由峨绿大山绕到上游，乘紫筏渡河，又攻克协布鲁贼寨；阿满泰无不身先鼓勇，痛歼贼众，忠诚实在超群。后来攻打噶勒拉堆补木渡河时，看见贼匪正要拆去桥板，便直冲上前抢夺，士兵也乘势争先。他正好在前面中枪落河，水深流急，正值争先进击之际，来不及打捞，也未能裹尸于马革带回，更加令人哀悯）。副都统衔、驻扎西藏协办事务大臣、赛尚阿巴图鲁成德。曾经与巴忠争辩，仍然有雄心（上次廓尔喀侵扰藏边，巴忠授意噶布伦丹津班珠尔答应用银子赎回土地，成德并非不知道；但听说他当时曾竭力斥责此事不对，只是巴忠倚仗在御前行走，专擅诸事，虽争辩而不能取胜，心胆仍很壮烈）。攻克聂拉木（贼人占据聂拉木官寨，成德与穆克登阿率兵乘夜前进，距官寨一里多时，穆克登阿从西南、成德从西北进攻，投掷火弹，烧死许多贼匪；逃出的又被官兵歼灭二百余人。寨中还聚集着贼匪，成德命我军四面包围，没有一人漏网，颇见勇略），也显出韬略，再次进兵讨贼，另分一路（后来大军从色达木一路深入贼境，福康安派成德由哈那衮木山一路进攻；他与阿尼雅布等将领一同攻克扎木，又听说前方有铁索桥，便潜行树林夺取大河东岸的贼卡，乘夜夺桥，并攻克西岸贼卡，沿途杀获甚多；又从江各波迈山梁直趋陇冈，与彦吉保会师，两面夹击，占据陇冈，所有贼卡都被焚毁。这次成德分路进攻讨伐，功劳也值得记录），绘像表彰。右旋白螺赞。螺多向左旋，向右旋的十分少见。谁说它生在海中，却能顺从天行（天向右旋，日月向左旋；它们向西运行，是因为天运行得快、日月运行得慢，天带着日月运行，看起来仿佛向右旋转。古人用蚂蚁在转磨上倒退行走作比喻，十分精妙。螺是海中的微小生物，却有的向右旋转；航海者把它带在船上，就会吉祥安稳，最为灵异），所以佛经把它列为奇物，丹书也记载它呈现祥瑞（西番、西藏《大游戏经》记载，释迦牟尼佛初入母胎时，净饭王家显现一切殊胜福德和吉祥；各种金银、如意宝珠、琉璃、玻璃、珊瑚等宝箧，以及增寿右旋白螺箧，自然开启，众宝洁净无垢，充满其中，等等）。丹书呈现祥瑞（每年藏中喇嘛在新正及万寿节进献丹书，所陈供器中有时献上右旋法螺，视为奇宝而不常见），并非经常能够遇到。把声音寄托在寂静之中，三乘之理都在其中（吹它便有声音，放置时便寂然无声；声音属于有，寂静属于无，有无合一，在螺的空体中体现出来，实在寄寓着三乘佛法）。

译《御制文三集》卷十六。恭敬地思考：太上皇帝天生聪明，生来就具有深远明智的德性；本于崇高深厚的 经典学问，发挥为 天地之大，文采丰富而日日更新；高大、深厚、悠久，与羲、娥一同光耀，与辰枢同列。建立皇极，发布言论，用以常行、用以训导的文章，琳琅书籍满卷，珍珠书囊积数成堆。早已显明美善、光朗融和，长久以来才 传宝之三年 下令臣等恭敬编纂 《御制文三集》，大体从 登极的丙辰年至癸未年，共二十八年，文章五百零七篇，为初集；从甲申年至乙巳年，共二十二年，文章四百一十一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百七篇、四百十一篇〕 为 二集。如今 三集编成，又得到文章一百九十四篇，即从丙午年至乙卯年。十年的 作品。这十年之中，上天包容 地上显现祥符，山岳输献珍物，河流也以此显出盛大的应验。元会、天运、世代昌盛的时期，光明昭著，逐渐遍及四方。和谐盛美的典范，实在是在大衍成数之后，直到挠纪。逢周甲之年 八征耄念，五位十成。《易经·贲卦》说：“观察人文，可以教化成就天下。”《恒卦》说：“圣人长久实行自己的道，天下就得到教化而成就。”庆幸遇到 圣上的寿命更加高长，圣上的治理更加淳厚，圣上的功业更加巍峨，圣上的文章更加光彩；蕴藏于内，便能安居，积蓄深厚而遇到本源；发之于外，便根基茂盛、膏泽 丰沃，言辞和美，于是更进于 初集、二集的地方，就是有可称述的 八旬寿宴之作，镌刻十全之 宝，并阐发四得之 论，这些是 使自身长寿、使天下长治久安的文章；再次蠲免赋税，普遍免除漕粮。下诏免除拖欠，临幸辟雍并扩充名额；这些是 惠及百姓、惠及士人的文章；把它们刻在台峤的石头上，刻在廓尔喀的山崖上，记述安南归降 的图像、缅甸归顺的事迹；这些是 表彰功绩、安抚远方的文章。《开国方略》的序，《辟雍石经》的编纂序，《全藏译经》的弁言，以及《石鼓》排章的音训；这些是 追念 祖述圣人的文章，其中有宏大显著、不可胜计、亿万世无可比拟的事情。为亿万世间才第一次出现的文章，设立 储藏之所，下诏慎重建立；推演孟氏与“子”的义理，阐发禹谟所说执中的传承，制定历法，记载年号 的规范，却期待达到期颐之年 而请求归政，光明盛美啊，圣父与 圣子处在盛如唐虞的时代，远远追溯贤者尧舜。回顾初集，没有设立 “训”“谕”两门；二集有 “谕”而没有 “训”，而各篇单独收入 三集，实在是因为其中典制极其重大、崇高，而其中的庆典极其盛大、影响极其深远。【臣】等接受编纂任务，只恭敬奉行 圣上的教诲：文章有时代运会，文辞应当重在体制和要旨。乙卯年以前，作为 天子的文章；丙辰年以后，作为 太上皇帝的文章。按年份划分，体例于是确立，义理也更加彰明。《御制文三集》和 《御制诗五集》意义相同。【臣】等跪着聆听，心中喜悦。私下想，尧有典章，而尧的话多收入《舜典》；舜有典章，而舜的话多收入《禹谟》。上天之日接受终命，元日接受天命，并不记在放勋、重华的纪年中。大概是因为言语没有穷尽，而义理各有适当的归属。如今 圣上年近九十，精神纯正坚固，剖析义理精粹深明；在训导政务之余，又已经积成卷轴，如天体运行刚健而不停息，日月得到光照而长久更新；只能在后面鼓舞、欢庆、祝贺。的 成集。它的数量还远未有尽头，如此而已。【臣】沈初、【臣】彭元瑞、【臣】金士松、【臣】周兴岱、【臣】那彦成、【臣】吴省兰、【臣】阮元拜手叩首，恭敬作跋。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余集》目录。卷之一。诏。丙辰年元旦，传位给皇帝，并推辞加上尊号的诏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谕。再次举行千叟宴，并加恩于百岁寿民等人的谕旨。授受大礼完成后，申斥尚未撰写进献颂册的诸臣的谕旨。再次免除湖南、湖北明年应征钱粮的谕旨。免除承德府所属地区明年应征地丁钱粮的谕旨。命令免除湖北遭受骚扰的州县，以及邻近的湖南龙山、四川酉阳地区本年应征钱粮的谕旨。命令免除四川达州、陕西汉中、兴安府所属遭受贼乱地区来年应征的钱粮。谕令。命令免除贵州南笼、安顺、贵阳所属地区未缴清的银、粮，以及本年应征的秋粮。谕令。再次免除贵州兴义、永丰等地一年的钱粮，并赏赐兵勇。谕令。命令免除四川夔州府所属地区明年应征的钱粮。谕令。记。《匣衍记》。《观瀑亭纪实记》。序。《补咏平苗战图四章序》。卷二。识语。上元前一天，家宴亲藩以及曾孙、元孙辈诗作的识语。二月初一作诗的识语。咏和阗白玉碗诗的识语。题写文津阁诗的识语。咏荷一首律诗的识语。《安眠口号》的识语。上元后一天小宴廷臣诗的识语。《嫌伪诗》的识语。题写《四朝选藻册》诗的识语。授受礼完成后，给撰写进献颂册诸臣的谕令及识语。上元日诗的识语。《问津处口号》的识语。《鉴远堂诗》的识语。题和阗玉笔筒诗的识语。题韩干画马诗的识语。戏题眼镜诗的识语。直隶总督胡季堂奏报两种麦子约收成九成有余，作诗以记欣慰之情的识语。《口号》的识语。《鉴始斋题句》的识语。《含德斋诗》的识语。《牣鱼亭得句》的识语。《石城诗》的识语。杂著。书写《虞书·舜典集传》。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余集》卷一。诏。丙辰元旦，传位给皇帝之子，并拒绝上尊号的诏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我承继宏大的基业，安抚天下，勤勉寻求治理之道，每日孜孜不倦，仰赖上天的眷顾和保佑。列位圣祖留下谋略，天下安定，百姓康宁富足，声教遍及四方，内外如同一家。我登基以来，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扩展疆土，开拓边境，达数万余里。缅甸、安南、廓尔喀以及外藩属国，都震慑于天威，恭谨修习职贡。那些自行作乱、不得安宁的势力，全都被消灭，功业达到十全，恩泽遍及六合。普遍免除各省漕粮三次、地丁钱粮五次，巡行各地，施行庆典和恩惠，免除拖欠，赈济借贷，不下数千万亿。振兴士人，整顿官场，和万邦贤才共同努力，使海内百姓与我共享太平，登上仁寿之境。我保持盈满、保守安泰，从不懈怠而更加谨慎，勤于关注雨旸是否调和，周密询问农事；对于众人的言论、众多案件和各种慎重事务，没有不亲自处理的。我以宽厚缜密之心专一办理政务，时时把握时机、相互告诫，努力上承天意。祖宗交付的重大责任，我向下抚育亿万百姓；百姓仰望拥戴的诚意，我一天比一天谨慎，至今已经六十年了。回想刚登基的第一年，曾经默默祈求 上天，如果以纪年计算，六十年正好应当把皇位传给嗣子，我不敢仰望奢求。皇祖依次增加年数，如今恭敬地迎来 宏大的福祉，幸而符合最初的愿望。我身体康健，又逢吉祥，九十岁将近，五代同堂，累积的庆祥绵延不绝，光耀于前代史册，这不是 上天深厚的慈爱和福佑，反复降命加以庇护，又怎么能够达到这种地步呢？上天生育百姓，又为他们设立君主，使君主担任管理和牧养百姓的职责；在皇位授受之际，怎敢不战战兢兢？追溯癸巳年 在南郊祭祀时，我就把嗣位皇子的姓名默默奏告 上帝，并且在盛京恭敬拜谒 祖陵，恭敬地加以告祭。仰赖烈祖在天之灵的鉴察，去年冬天颁布朔书到期时，特意颁发诏书，明确确定储位，以丙辰年为嘉庆元年，预先命有关部门恭敬商议归政典礼。皇太子性情谦逊冲和，陈述诚意，坚决推辞，率领内外王公大臣等上奏，请求我到一百岁时才举行这一典礼，但是 上天听闻一切，我的心意早已确定。我再三申谕，不许恳切推辞。皇太子仁厚孝顺、端正醇厚，能够担当重大器业，宗庙社稷已有托付，我对此很是欣慰。已经择定吉日，恭敬地告祭上天。大地 宗庙 社稷。皇太子于丙辰年正月初一登上皇帝之位。我亲自驾临太和殿，亲手授予宝玺，可以称我为太上皇帝。那些繁琐的尊号文字，是我所不取的，不必上奏进献。凡是军国大事、用人行政等重大事项，只要我还没有疲倦政务，就不敢自行逸乐。各部院衙门以及各省题奏的事件，全都遵照从前的规制办理。如今举行新年初始、禅位授受的大典，应当颁布新的诏令，共同施行和乐的恩泽。布告天下，使人人都知道。谕令。重新举行千叟宴，并加恩百岁老人等的谕令。今天举行千叟宴，京畿地区以及各旗籍的军民踊跃前来，共同参加这一盛典。白眉白发的老人精神矍铄，满朝都是，实在是吉祥的盛事。已经分别加恩，并普遍加以赏赐，另各赏缎匹、银锞。外省还有老民熊国沛，年一百零六岁；邱承龙，年一百岁，尤其属于太平盛世的长寿瑞人，都着加恩赏给六品顶戴。九十岁以上的老人邓永玘、梁廷裕、闲散觉罗乌库里、步甲文保、舒昌阿、马甲王廷柱、内务府闲散人田起龙、王大荣，都着赏给七品顶戴，以表示尊养老人、广施长寿福祉的深意。授受礼完成后，向撰写进献颂册的诸臣再次说明的谕令。本年举行传位大典，大小臣工撰写进献册页。我在政务闲暇时披阅，很多内容称颂功德、宣扬盛美，言辞未免过于谄谀，实在使我惭愧。我登基六十年来，恭敬地 敬天、勤于爱民，在用人行政的一切事情上都真心实做，这些都是天下臣民共同看见、听见的。现在将诸臣进献的各册中措辞尤其典雅的选出，留作观览，自然应当酌情加以赏赐。特意把内库收藏的蟒袍、缎匹、荷包等物分别颁赏，以记载一时唱和赞颂的盛况。只是册中有时称乾隆六十一年，虽然属于臣下颂祝之辞，但我自登基初年起，就曾焚香恭敬地告知 上天，如果按上天所定的纪年，六十年期满就应当把皇位传给嗣子，我不敢仰望奢求。皇祖依次增加年数的意旨，我已经多次明白降旨，宣示内外。如今恭敬迎来宏大的福祉，幸而符合最初的愿望。新年在大廷授予玉玺，这一宏大而壮丽的典礼，实在是史册中罕见的盛事。我仰赖 上天的眷顾，精神纯正坚定，对于大小政事，仍应亲自总理，不懈怠而更加谨慎。至于颁布历法、颁行朔书，已经写作嘉庆初元。如果在乾隆六十年以后，再依次增加纪年，反而不是我当日祈求 上天不敢与 皇祖最初的心愿相同。即嗣皇帝在前一年率领王公大臣等恭敬进献乾隆六十一年时宪书一百本。我也只命令在宫廷陈设，并颁给亲近的王公大臣；各省颁行的仍然都用嘉庆年号。内外章奏也一律命令书写新年号，这可以看出我的心意早已确定，长久以来没有改变。如今从元旦授位以后，时序调和。现在正值中和节，已经降下丰沛的春雨，比往年更加雨旸应时。这些都是我的诚意长久以来感通于上天、符合默祷初心的结果，我不敢稍有逾越，因此才能充分承受上天的嘉庆。上天降下厚重的嘉祥和福佑，使福泽延续；而诸臣进献册子，陈述诚心却过于颂祝，又兼有怀抱观望之意，未能深切明白我的心志。特此再次明白宣谕，以表明我凝聚承受天命、永远发誓恭敬诚实的深意。再次免除湖南、湖北明年应征钱粮的谕令。湖北教匪滋事，肆意劫掠，焚烧村庄。官兵已经多次加以剿杀，而该省绅士百姓能够明白大义，组织团练乡勇，跟随官兵作战杀贼，实在值得嘉奖。湖南省正在搜捕苗匪，如今首要叛逆已经擒获，官兵即将抵达乾州，大功指日可成。只是想到邻近苗疆的地方，多被苗匪蹂躏并占种田地，百姓不免失去生计。即使相距较远的各州县运送粮饷、军需等事，也不免耗费民力，我深为痛惜，应当加厚恩泽，以表示体恤。除两省遭贼扰害的地方已经分别加恩、免征或缓征外，现再加恩，将湖南、湖北两省来年应征的钱粮一律免除，使遭受扰乱、失去生计的人能够恢复生活，积极办事、出力的人也可以进一步获得温饱资助。并命该督抚迅速抄写黄榜发布，务必使乡村偏僻地区人人都知道，以表示我的恩惠不薄，对百姓的慰劳将不断增加的深意。免除承德府所属地区明年地丁钱粮的谕令。本年是我传位给嗣皇帝的元年，仰蒙

译上天眷顾保佑，福泽接连、盛世重兴。我与皇帝驻跸山庄，雨旸适时，秋收大丰，景象安宁和乐，确实应当特别施恩庆贺、广施福泽。但承德府及所属地区，今年本来就是轮免之年，秋收又很丰稔；该府及所属州县明年应征的地丁钱粮，全部加恩普遍免除，使驻跸地方的百姓更加富足，以表示施惠边地百姓且恩泽不断增加的深意。该部立即遵照谕令办理，务必使穷乡僻壤都知道我的心意。命令免除湖北遭受扰乱的州县，以及附近湖南龙山、四川酉阳地区本年应征的钱粮。谕令。先前因为湖北贼匪滋扰，已经降旨将枝江、宜都、长乐、长阳、东湖、当阳、远安七县减免赋税、缓期征收。后来据毕沅等奏报，归州、兴山、南漳、谷城、宜城、光化、均州、钟祥、竹山、竹溪、房县、保康、来凤等州县，以及湖南龙山、四川酉阳州，都有贼匪抢掠。虽然大军很快就会云集，几天之内荡平并不困难，但想到各州县刚遭贼匪蹂躏，不免流离失所；而且各地乡勇等人同仇敌忾，守城杀贼，奋力出战，实在值得嘉奖。着加恩将此前已经缓征的枝江等七县，以及后来遭贼扰乱的归州等十三州县、湖南龙山、四川酉阳州本年地丁钱粮，全部免除，以表示优厚抚恤并彰明激励之意。命令免除四川达州、陕西汉中、兴安所属遭受贼乱地区来年应征的钱粮。谕令。现在由于四川达州及所属新宁、太平、东乡发生教匪骚乱，并窜入陕西汉中府所属西乡以及兴安府所属安康、平利、紫阳等县，官兵已经痛加剿洗，不久自然可以全部扑灭。只是想到各地遭受贼匪骚扰，招募乡勇防守抵御，并运输军粮、耕作田地，难免耽误农时，实在值得痛惜。如今已经到了年末，本年应征的钱粮已经全部完纳；四川达州、新宁、太平、东乡，陕西汉中府所属西乡，以及兴安府所属安康、平利、紫阳等州县，明年应征的地丁钱粮，都命该督抚查明后普遍免除，以表示我爱护良民、格外施恩的深意。命令免除贵州南笼、安顺、贵阳所属地区未完的银、粮，以及本年应征的秋粮。谕令。南笼的仲苗滋扰，安顺、贵阳所属州县的村寨多被焚烧抢掠。不仅麦收没有收成，秋收也令人失望。该地本年地丁钱粮改征等项，都已经奉恩诏按轮次全部免除；只是嘉庆元年的各项钱粮，按例应在次年奏销，过去征收解送的部分，如今遭难百姓还需要接济安抚，实在无力完缴。南笼全府所属地区，安顺府及所属普定、郎岱、镇宁，以及贵阳府所属广顺、定番、长寨等处各厅州县，上年应征而改征的米石，除已经报告解送的以外，其余未完的银、粮等款，着加恩与嘉庆二年应征的秋米正耗一并全部免除，以缓解百姓困苦。再次免除贵州兴义、永丰等地一年的钱粮，并赏赐兵勇的谕令。据勒保奏报，官兵攻克普坪后乘胜渡河进击，杀死贼匪无数，擒获重要贼首，其余全部溃散。官兵进入南笼城内，数万男女难民都前来迎接；于是把随身携带的粮食以及连日来缴获的贼粮，按姓名分发，并立即派员赈济抚恤。兴义府城被围困半年，城内绅士百姓深明大义，昼夜防守，捐助柴米，因而同心协力，守城无虞。如今勒保解围到达郡城，看到城内难民口粮不足，情形已经极其疲惫，实在令人怜惜。兴义应征的钱粮，命该督查明后免除一年；其余遭贼匪滋扰的地方，如永丰、册亨、捧鲊、黄草坝以及粤、滇边界各处遭扰地区，也都命该督抚查明后各免一年钱粮，使民间元气逐渐恢复、民力宽裕，以符合我深切忧念之意。守城的兵勇，都着加恩赏给一个月的钱粮和口粮，以表示奖励。命令免除四川夔州府所属地区明年应征的钱粮。谕令。先前因为达州及所属东乡、太平、新宁等处贼匪滋扰，去年冬天降旨，将这些州县本年应征的钱粮免除。如今夔州府所属地区又有教匪窜入，官兵已经分路搜捕，想来很快就能扑灭。但想到各地运输军粮、招募乡勇防御和耕作，不免耽误农时；本年已经开征的钱粮，也已经陆续缴纳。夔州府所属奉节、巫山、云阳、万县、开县、大宁六县明年应征的地丁钱粮，命该督查明后一律免除，以表示我痛念百姓突然遭受兵灾、施恩体恤的深意。记。《匣衍记》。《匣衍记》共有三篇：一篇用来记载

译交泰殿收藏的御用国宝，一篇用来记载 端凝殿收藏的御用朝珠【乾清宫是正殿，东西两廊是长廊。东廊中间三楹是端凝殿，取“端冕凝旒”的意义，因此御用的冠、袍、带、履都收藏在这里。列位圣祖所使用的冠服、朝珠，都恭敬地收藏在其南面的三楹中。大概因为还收藏香以及西洋钟表等物，所以沿称为自鸣钟，实际上仍统属于端凝殿。详见《国朝宫史》。西廊中间三楹是懋勤殿，取“懋文勤武”的意义，所以用来收藏典籍和文房用品。其南面的三楹是每日呈进阁本、批票的地方，都由内阁侍读、中书等入值官员负责收发，仍由内阁大学士管辖，不像明朝末年任凭秉笔太监上下其手。这就是我朝制度优良、远远超过前代的地方。】一篇用来记载寿皇殿收藏的御用诸玺。我即位之初承 接三朝遗留下来的御用物品，头绪繁多，而宫中使者中没有能够理清条目、明确书写的人，整理时或许会造成颠倒。初掌政务时没有空暇顾及此事。乾隆十一年春天，才因交泰殿旧藏国宝的记载流传下来、数量不合实际，于是取《周易》大衍天数二十有五的意义，确定为二十有五的数目，详见本殿记。又在乾隆十七年春天，查阅乾清宫东廊的端凝殿，恭敬收藏列圣礼服所用的朝珠，于是重新确定为二十五层的匣子，以等待后世按年代递次使用，也详见本殿记。又在乾隆四十六年冬天，恭敬地将圣祖、世宗常用的诸玺以及我自居于青宫直到登基数十年间所使用的诸玺，制成宝薮匣，并预先准备空册，也确定为二十五层，收藏在 寿皇殿，以备将来依次保存、登记使用，世世代代遵守。以上这些尊藏的三件大事，都是我确定下来的。以天数二十有五为数，难道也有什么意义吗？答：是有意义的。大概天子所重视的、用来治理宇宙、施展经纶的事，没有比国宝更重要的；而用于书写、记录事务的玺印，就是其次。我国以礼服和朝珠作为服饰。祖宗所使用的朝珠，保存着典礼制度；在确定宝玺数目时，暗中采用姬周旧事，默默祈告上天，希望我国家能够仰承天意获得护佑。上天慈爱保佑，使国运延续二十五代以上，这也算是美善之事。这确实是奢望，然而郏鄏定鼎、占卜国祚年数，已经有先例可循。恭敬思考自古以来，从未有一家能够永久享有上天命令而不改变的。这个意思一直存在心中，却不敢说出来。如今我以难以期待的八十六岁奢望，竟实现了愿望，传位、授政，实在依赖 上天盛大的眷顾。或者说，我的奢望是：我大清享有国号二十五代的数目，也可以俯承上天赐予、实现这个愿望吗？至于占卜国祚世代、年数，固然在人而 赐予世代、赐予年数，却在 上天。唉，上天的保佑，如果不是敬畏 上天、爱护百姓，便没有别的途径；而这种敬畏、爱护之心，如果有一时的间断，想求上天明察，也是不能得到的。这难道不是极其可怕的吗？我因此作此记。上天赐予的福佑越厚重，我的奢望就越大，也就越加忧惧警惕，所以写下这篇记，给后世子孙中聪明明察的人看。《观瀑亭纪实记》。考察这座亭子，它仰面对着石壁，俯临溪水。石壁名叫 涌翠岩，也是 皇祖亲自题写的。石壁上有三间佛殿，旁边有水池和瀑布，水从池中流出，劈开石壁而下，飞流落入长溪。溪上建亭观瀑，所以得名观瀑亭。但瀑布的源头，原来是佛殿旁的水池，而池中实际上没有泉源。康熙年间，在这座寺院以西经过几个山谷沟壑，找到一股山泉，接上木板匣作为沟渠，沿山边沟壑把水引到寺池，再劈开石壁流下，这才确实形成飞瀑。飞瀑真的是真正的飞瀑吗？凭借 皇祖的圣明，没有细微之处不能照察；不过是借工匠的技巧，寄托在点缀景色的虚名上罢了。后来我看到木板匣作为沟渠放在山边很不雅观，而且每次都要耗费修缮，于是沿着上山道路一侧继续探寻，果然发现一股小泉，命令建亭，名叫瀑源【事情在己卯年】。召集工匠疏通山边作为沟渠，越过山谷，曲折引流，直到涌翠岩的寺池，这样就确实有了瀑布的源头。如今又过去数十年，我往来山路之间，觉得那股泉水细小，只是从石缝中喷出乳孔般的水流，而且位置又低于寺旁的石池，距离还隔着几层山谷；不用说木、石制的沟渠，任何沟渠都不能把这样细小而遥远的泉水引到寺池形成飞瀑。那么所谓飞瀑，不过是人挑水把寺池装满，使水泄出而形成飞瀑罢了。我 皇祖不把它命名为“听”，而命名为“观”，或许也是 知道其中有假借之处，并且 寄寓着深意吧？况且我命令以石沟替换木匣时，还没有深知这件事，而负责工程的大臣三和一定知道，却隐瞒不说，来成全我的过错；这样看来，做君主的过错，以及臣下不敢说出实情、反而成全君主过错的事，太多了，这难道不是极其可怕的吗？现在命皇帝率领御前大臣和负责工程的人，带着仪器一步一步测量，才知道泉水果然低于寺池，而且水流细小，不能引来形成飞瀑；从泉水下方到寺池之间有九层山池，每层都设置闸门，雨后水势上涨，山水从沿山边的石沟流到山寺，这才确实是真瀑布。山池在泉水下方，雨多水涨时，也未尝不会流到池中；那么把泉水命名为源头，或许也可以。然而三和始终没有明说这些情况。瀑布的源头确实是小事，经过数十年之久，如今才得到真相；事情的久远、文章的曲折、内心的操守、喜爱真实而厌恶虚假的心意，都不能不记下。于是写序并记在后面，后来的人或许能由此了解我的志向。序。

译《补咏平苗战图四章序》。平定苗疆的战事在丙辰年冬天完成，已经在丁巳年春天联句记述此事，于是命人仿照旧日西师金川、台湾的例子，绘制战图。战图共十六幅，其中十二幅原来已有记功之作，就命人书写在图上；另外四幅没有诗，于是补作完成。苗疆从康熙、雍正年间陆续平定，改土归流，享用土地所产、践踏草木，已有一百多年，实际上与百姓没有区别。可是乙卯年春天，楚省石三保、石柳、邓吴半生等相互煽动胁迫，劫掠凤凰、乾州、永绥三厅地方。当时福康安在滇南，一听到消息，就带兵奔驰到贵州松桃、正大一带进行剿办，并有贼众窜入四川秀山境内。恰好和琳已经被任命为四川总督，从西藏返回四川，得到消息后不等谕令和文书，便奔驰前往防剿。接连攻克贼寨，擒获首领，功业将要完成；但两位大臣因辛劳军务，先后病逝，实在令人惋惜。这次战事从开始到成功，共经历两年，苗疆全部平定。如今田田宅宅，各自安于劳作和休息，已经很久了。追溯自出兵以来，筹划军务的焦劳、决定战机的次第，以及将士们的艰辛，都可以从诗中看出来。抚览这些战图，只应勤勉思考“止戈为武”的意义，更加谨慎地安抚治理，并谋求安定百姓，而不是夸耀功绩。四首诗补写完成后，于是叙述事情的大概来让后来的人知晓。《御制文余集》卷一。钦定《四库全书》。《御制文余集》卷二。识语。上元前一天，家宴亲藩以及曾孙、元孙辈诗作的识语。考察《大雅·行苇》这首诗，是用来防护父兄和年长者，显示慈爱恩惠、敦厚亲睦之情的。我每年元旦以及上元前一天，在宫中设宴招待近支宗藩。从壬戌年开始，就有诗歌记述此事。自戊辰年以来，上元前一天设宴，必定有咏诗，已经成为惯例。如今入座的都是我的子孙、曾孙、元孙辈，如果承蒙 上天 和祖宗眷顾保佑，再过四五年，就可以希望得到来孙的喜事。而今年元日授玺归政，是千古以来第一位各方面都圆满的人。明年庆节举行曲宴，是儿子皇帝的事情，我只应随意吟咏。像这样的惯例诗篇，可以从简了。并记。二月初一作诗的识语。上年二月初四日，据湖广总督福宁、提督刘君辅、湖南巡抚姜晟、贵州巡抚冯光熊驰报：贵州铜仁府大塘苗人石柳邓与湖南苗匪石三保等勾结，滋事犯法，胁迫各苗寨，聚众抢掠，焚烧民居。督、提等臣带兵进剿后，敌情随即投降，因而命福康安前往办理。福康安在尚未接到谕旨以前，就从云南驰赴铜仁；不等调集的军队到齐，先解除了正大营之围，随后又将嗅脑、松桃一带的贼匪逐次剿杀，打通道路。当时苗匪有逃入四川秀山县境内者，勾结滋扰，也被官兵截击。适逢和琳新授四川总督，从西藏来京入觐，行至邛州地方，听闻此事，便一面驰奏，一面带兵兼程赶赴秀山，将贼匪痛剿。其晏农、炮木、山川、河盖一带屯聚的苗匪，也逐次被歼灭殆尽。闰二月内，福康安、和琳两路军队会合，自贵州进入湖南，军威大振，攻克黄瓜寨、苏麻寨、大乌草河等处，陆续擒获贼首吴半生、吴八月及汉奸等人。贼势已经极其困窘，后来又奏报攻克金岭冲、攻破吉吉等寨；相继归降的苗寨也有数百上千户。现在只要擒获石柳邓、石三保等人，就可以直抵平陇，收复乾州，大功便告完成。这件事本来就是叛逆苗民自己作乱不安，曲直之理是很明白的。上天的鉴察明白昭著，只是因为地势险峻，雨雪泥泞湿滑，贼苗得以凭险抗拒，以致

译耽误了时日。如今已经过了一年，事情将近完成，盼望更加殷切，也只能仰面祈求上天了。上天保佑，成功指日可待，捷报很快就会到来；再办理善后事务，使百姓永久安居乐业罢了。咏和阗白玉碗诗题记 按玉中美好的部分叫作“瑜”，瑕疵叫作“瑕”。《礼记·聘义》说：“瑕疵不能遮掩美玉，美玉也不能遮掩瑕疵。”《左传》又说：“美玉隐藏着瑕疵。”我认为这有两层意思。所谓“不掩”，是说玉质美好的地方多，考察出的瑕疵少，不能因为一点小毛病就抛弃它大的醇美。《左传》所说的“不以一瑕掩盖大的德性”，就是这个意思。至于“隐藏瑕疵”，便是大舜隐恶扬善的意义。如果玉的材质总体确实精纯，即使防备它有瑕玷，也还可以包容含蓄，不至于抛弃。因此辛巳年赋诗时有“略略隐藏一处瑕玷，扬名后便获得连城之价”的句子。完整无缺的材料很少能够使用，贵在取其长处；因为吟咏这只碗，又以此推己及人，并作题记。题文津阁诗题记 乾隆辛酉年举行秋狝大典，因此来到这里驻跸。壬辰年以后，每逢夏至大祀，便来这里避暑，渐渐成为惯例。像含德斋【在清舒山馆内，匾额为皇祖御书。我在辛巳年题诗，有书斋匾额“含德”，每次休息都追念尧帝箴言中的句子】、鉴始斋【我十二岁时，蒙赐居此读书，因而命名，不忘本始】、文津阁【此阁与紫禁城、御园、盛京的三阁，都仿照范氏天一阁的形制，用来收藏《四库全书》，详情见《阁记》】、戒得堂【皇祖圣寿将满七十岁时，曾命人刻“戒之在得”四字小玺。我在庚子年七十万寿前，于清舒山馆左侧建此堂，因以“戒得”命名，详情见前后记】、永恬居【匾额也是皇祖御笔。我在甲戌年续增“山庄”二字，命名为此，三十六景中这是最后一景】、招凉榭【在“远近泉声”旁边，我题名为“招凉榭”。每年避暑来这里，必有诗题悬挂在檐楣之间。上年已经题遍，便有“题满罢咏听其常”的句子，因为上年已经年满六十，今年就可以不必照例作诗了】等处，多年来题诗张挂墙壁，已经挂满。如今幸而纪年符合理想，授玺大典也已完成，像这种照例所作的诗本来可以停止吟咏。只是今年子皇帝扶奉安舆驻在此处等待秋狝，也是千古未有的盛大典礼；面对景物抒发情怀，又有不能不说的话。不过，年近八十、望九而归政养老的老人，确实应当一切从简；而且五集已经有四万多首诗，我自己也厌嫌它太多了。本意将大大减少拈笔作诗，因此书写题阁之诗，并作以上题记。咏荷一律题记 每年驻跸山庄时，塞湖荷花盛开，按例都有题诗，书写后悬挂在观莲所的檐壁上。到上年乙卯，四面都已经挂满，因此命董诰把历年的诗汇书成一册，陈列在砚台左边，并作题记说明：明年丙辰归政以后，可以不必再按惯例题诗。但是我仰蒙 上天眷顾，纪年周甲的心愿最初便得以实现。今年元旦，在大廷举行授玺礼，称为太上皇帝。幸而成为千古以来福寿圆满之人，而子皇帝扶奉安舆来到这里等待秋狝，情景与每年没有不同，又不能不写诗来记载这千载一时的盛典。于是又作七律一章，刻在册匣的外面。明年再来这里，竟应当像从前约定的那样，简略吟咏武列君子也一定会知道我的心意。御题 安眠口号题记 按“不怨不尤”这句话出自《论语》。我认为“不怨不尤”未免仍然含有“怨尤”二字的意味；应当只思考自己的过错，知道过错便改正，这才更好。

译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无意中写下这个成语作为口号，也记录近来修养学问的境界罢了。上元后一日小宴廷臣诗题记

译按照旧例，上元节第二天选拔廷臣举行小宴，以表示宠爱眷顾，必定作两首律诗，书写后悬挂在勤政殿东面飞云轩的墙壁上，用来记载岁月。到六十一年丙辰，轩中四面墙只剩下一面还有空处，周围再无空隙。况且上年元旦授玺以后，像这样依例作诗，本来可以从简；但训政仍像平常一样，所以去年宴会结束后又作了两首律诗，用来记载愿望符应、万事顺利的盛况。到了今年，已经过了两年，终于可以停止吟咏，于是姑且作此诗，命人悬挂在殿外。此后应当不必再按例题诗了。嫌伪诗题记 圣人的学问在于保持真诚，不这样就是虚伪。因此，成就圣人的功夫，去除虚伪最为重要。我临御六十多年，不论用人、行政等大事，必定出于至诚；即使平常的言语行动，也没有不是发自内心的，始终秉持大公至正之心，绝无虚饰。所以推己及人，非常厌恶那些作伪来欺骗自己、欺骗人别人的人。半夜偶然想到这些，便作成这首诗，无非是述说经书中的话，也希望人人深切体会圣人教导的存诚去伪之旨，时时自我警惕，这才不辜负我的愿望。前几年常常失眠，很少能安睡，近来渐渐好些了。躺下记录这首诗以后，仍然安然入睡，比平日多睡了几刻，这也算是心情安逸、日益康健的一种验证吧。题四朝选藻册诗题记 以上四册《四朝选藻》，是乾隆庚戌年夏天鉴定的。当时命内廷翰林大臣编纂《石渠宝笈续编》，于是取出内府所藏唐、宋、元、明的画册，命人选择其中最好的，得到唐人一幅、宋人二十九幅、元人三幅、明人七幅，分为四册，每册十幅，按时代先后排列甲乙，并不是对画品有所抑扬。编成后命名为《四朝选藻》，分别用“元、亨、利、贞”作标记。因为只能根据现有画幅取舍，所以四朝只求画家齐备，而数量便不能平均。第二年辛亥清和时，各自题诗，分写在画幅中：第一册五言律诗，第二册七言二韵，第三册五言三韵，第四册七言律诗。体裁各有不同，并不是为了显示差异、炫耀文采，只是希望每册各自归于同类，不致彼此混杂紊乱。《石渠续编》中这四册已经著录，至今已经过了几年，却还没有收入黄绫诗本。因为辛亥以后所作的各种诗，有的叙述政事大端，有的抒写偶然寄托的性情，以及询问旸雨、考察耕收、即事挥笔等，都不是无所作为而作。每年的诗本已经装满，没有理由用它来补空缺。到了上年丙辰，大廷授玺，最初的愿望幸而得以实现，仰蒙上天恩佑。上天 祖先眷顾，使精神纯正坚固，我又怎么忍心立即图求安逸？因此筹划防务、训导政务，仍然每天勤勉处理那些重大而紧要的事务，一如往年，在诗篇中有所表现。虽然按理应当少作诗，但积习尚未忘，整年所作也已经足有百篇、两帙。于是这首诗又留在箱笼中。这次游盘山是为了筹划军务、盼望捷报，虽然前来排遣烦闷，烦闷却日益增加，所以即景拈笔也少于往年。如今检出这篇旧稿，录入诗册，用来补足每年春季三个月百篇的数目，并在本画册末尾记述事情缘由如上。乾隆六十二年丁巳季春御题 阅授受礼成，向撰进颂册诸臣发布谕旨，题记。前面的谕旨已经说明，朕即位之初，焚香告知 上天，纪年周甲时当把皇位传给嗣子，不敢仰望比拟皇祖。皇祖沿用旧年号，依次增加年数；授受礼完成以后，于是命令内外章奏一律书写嘉庆新元，以表示承继天命的意义。这是敬畏天命的深意。只是乙卯年颁布历书时，因嗣皇帝率领王公大臣等恭敬进呈乾隆六十一年《时宪书》，朕不愿再次违背他们的请求，只命准备一百部，陈设在宫廷以及颁赐给亲近王大臣等处，不命令它通行于中外。至于敕谕、诏令中颁发并署太上皇帝的文书，自然仍以乾隆纪年，也是因为体制所限，不得不如此。敬想朕自十二岁时承受 皇祖的恩宠眷顾，便已有福泽较为深厚的 谕旨。如今果然承蒙 苍天赐予洪大恩惠，在六十年举行传位大典。朕年近九十，精神纯正坚固，每日勤于训政，亲眼见到五代元孙。来年还可以希望得到来孙的喜事，各种福分都已具备，这实在是承受 上天的福佑超过了 皇祖当年所受的 眷顾，内心深处一直延续到今天；朕又多次承受 繁盛福祉，越发敬畏。因此朕的所有御旨、御笔纪年，仍然采用乾隆纪年叙年，也是合乎体制的。在朕最初改元时，恳求 上天，不敢仰望比拟 皇祖依次增加年数的用意，却也可以与之并行而不相违背，更足以证明国家的宏大福运，延续祥瑞、承袭庆泽，是千古以来未有的盛大规范。因翻阅前面的谕旨，又作以上题记。乾隆六十二年仲秋月 上元日诗题记 我自授玺以后，打算把每年按例作的诗酌情删减。屡次题咏中，只有丙辰、丁巳两年上元节前一日，家族、亲藩及曾孙、元孙等仍都有诗章，悬挂在奉三无私殿的墙上。上元节后第一日小宴廷臣的两首律诗，过去悬挂在勤政殿东面的飞云轩，到了丙辰年四面墙已经挂满，再没有空隙。去年丁巳年，因而作了一首五律，悬挂在殿外。上元节当天的诗章，过去悬挂在同乐园殿壁上；如今又到了元夕，风月清美，我自忖精神纯正坚固，训政如常，实在是高年中的盛事。但在望九之年，吟咏本来应当减少，加上近来盼望捷报、忧思萦怀，吟诗的兴致稍减，所以把每年例行的茶宴联句停止。上元前一日、后一日的宴会，只按例举行，不再作诗记载。此后节日按例所作的诗，似乎也可以简略了。问津处口号题记 假山上三间朴屋的匾额题为“问津”，是 皇考亲笔所书。它的楹联采用《归去来辞》中的语句，则是我有意题写的。下面的小岭有汇芳书院，看来当时就有归政后来居住于此的意思。四十多年因循下来，其间又在圆明园东面修建了长春园。这次偶然经过这里，因而想起我二十五岁登极，到乾隆二十一年书写这副楹联时，已经四十六岁了。若希望年号延续六十年，那么寿数应当达到八十五岁，处在可以实现与不能实现之间。如今承蒙 上天垂佑，竟然实现了最初的愿望。把皇位传给子皇帝后，我仍然每天勤于训政，身体健康如常，实在是千古仅有的事情。回忆书写楹联时的岁月，当年堂堂的旧题仍如昨日一般，于是含笑作此题记。鉴远堂诗题记

译这天休息坐着时，恰好接到德楞泰的奏报说：齐王氏、姚之富所率的大股贼匪从陕西省山阳石河铺一带向东逃窜，先由派令赛冲阿、温春等分别带领官兵在高坝店、漫川关堵截，明亮、德楞泰督兵从黄陇铺、宽坪等处包抄进剿。贼匪分三路逃逸，德楞泰、明亮等也分三路并进。贼众排列在左右两山，分路抵抗；我军抢上山梁，奋勇攻击，歼毙一千多人。贼匪无力支撑，纷纷逃窜。德楞泰、明亮等乘胜追击，贼匪又分成两股，想向东北逃窜，都被官兵截击，折回向西南甘沟一路逃跑。那里道路通向楚北郧西地界，官兵昼夜追击一百七十多里，杀贼二千多人。贼势溃败，只是首逆还在逃窜。德楞泰、明亮等带领满汉屯土官兵，从郧西县上津堡一带包抄搜剿，边剿边进，逼到三岔河地方，擒获贼犯；审问得知齐王氏、姚之富都在左首山梁。德楞泰、明亮、赛冲阿、阿哈保、温春、达音泰、阿穆勒塔、德宁等督率奋勇官兵把山梁四面包围。叛匪仍然滚石、放枪，拼死抵抗；官兵一拥而上。齐王氏、姚之富二人逃到险峻处所，弃马奔越吉林、黑龙江；官兵也都下马，与步兵一起紧追擒拿。齐王氏带领十多名妇女投下陡崖，姚之富也向悬崖跳落。官兵飞驰擒捕，姚之富已经跌死，齐王氏尚有一口气，便都立即凌迟、斩首、枭示，传首示众；并擒斩大小头目二十四名，歼毙党羽三千多人，又在山梁沟内搜捕杀死四千多人，生擒一千多人。这是三月初六日发生的事。楚地匪徒滋事以来，蔓延日久，都是齐王氏、姚之富二人首先聚众焚烧劫掠，到处胁迫良民、抗拒官军，实在是祸首罪魁。如今同日歼除，虽然没有生擒解送京城，但首逆都已经伏法，其余贼匪确实已经丧胆亡魂。此时陕西境内的贼匪，只有高均德与李全、张添文两股仍在逃窜，尚未伏诛。经德楞泰等带领胜兵，以及额勒登保、秦承恩、王文雄等分路包抄搜捕，不久即可擒获首领、完成事情。川境中的徐添德、王三槐、冉文俦、罗其清等首逆，也都听到风声而震惊畏惧，按日期也可以擒获。剿捕教匪的大功已经不止完成一半了。翻阅捷报，因而作此诗，并详细题记如上。题和阗玉笔筒诗题记 国家的威势和德化广泛施行，没有远方不能到达的地方。外藩属国按时进贡，表章大多用本国文字，并译成汉文进献。各国书体不必相同，但都接受我国的声教，这实在是统一天下、没有内外之分的规范。我国国书是在蒙古文字基础上增损而成，书写时从左向右直下成行；汉书则从右向左。朝鲜、安南、琉球诸国都使用汉字；西番、天竺、缅甸、暹罗、南掌、西洋、俄罗斯、廓尔喀、苗疆等都有各自的文字，横行书写时从左向右。只有回部和苏禄国文字横行时从右向左。疆域既然不同，风土也各异，各国常用的文字沿用已久，各自依从便利，正如五方语言、爱好欲望各不相同；这就是所谓修明自己的教化而不改变民俗，使政治整齐而不改变其适宜性。偶然题咏和阗玉笔筒，于是说到回疆文字，又想到今天天下各地各国的文字虽然繁多，却都统一在一尊之下，比古人所说的“书同文”还要超过。于是就文房器物题诗，触类旁通地加以引申，更加警惕保持盈满、守住安泰的念头，并不是说要以远方之物为贵、夸耀珍异，特此题记。题韩干画马诗题记 按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说：“弟子韩干早已进入门室，也能画马；穷究马的各种不同形貌，只是画肉不画骨，怎忍心使骅骝的精神凋丧。”推究杜甫诗中的意思，明显是在贬抑韩干而称誉曹霸。考察《历代名画记》，说韩干擅长描绘形貌，尤其精于画人物和鞍马；最初拜曹霸为师，后来便独自享有盛名。唐玄宗喜爱马，御厩中多至四十万匹，当时有沛艾大马和西域大宛的良种，命韩干把所有骏马都画下来，于是成为古今无比的名家。后世赞美韩干画马的人，甚至认为他的画可以通灵感神。赵孟頫说：“唐人中善于画马的很多，而韩干、曹霸是其中最杰出的。”这样看来，韩干的声誉并不在曹霸之下，甚至青出于蓝，也未可知。少陵的《丹青引》本来是赠给曹霸的，既然要赞美他的老师，自然不得不排抑他的弟子；那么“画肉不画骨”的说法，或许未免过于苛刻。况且年代久远，曹霸的画流传极少，而杜甫诗中又有意区别高下；如果据此判定师徒二人的画品高低，恐怕还不能算确切的评论。偶然题咏韩干画马，于是说到杜甫的诗，附带在后面加以评论。戏题眼镜诗题记 眼镜，古代没有这种东西，从元、明时期开始由西洋传入，如今使用逐渐广泛，有玻璃、水晶两种。玻璃出于冶炼，不如水晶没有火气，因而以水晶为好。我过去认为眼镜借助人工技巧而失去天然本真，所以从不使用，详情见辛丑、辛亥年的旧作。计算辛丑年作诗时，我已经超过古稀之年；辛亥年则已经超过八十岁，如今又将近九十了。虽然视力比以前差些，但阅读章奏及一切文字，从未稍有懈怠。有人把眼镜献来，终究嫌它借助外物来使眼睛明亮，仍然放在一边不用。因此戏作此诗表明心意，也用来记载岁月。直隶总督胡季堂奏报两种麦子约收九成有余，作诗以记欣慰，题记 我自登极以来，对于各省雨旸和年成，时时萦绕心怀，六十多年如同一天。每逢收成丰稔，只更加警惕；偶然遇到一处歉收，必定再三催问该地督抚，不许稍有隐瞒。至于丰收的地方，或者实际收获数目超过奏报的数目，通常置之不问。实在是因为丰收不应夸耀，而歉收不应隐瞒。只希望各省大吏体会这个意思，以此施惠百姓，才不辜负治理百姓的责任。就像这次直隶所报的麦收成数，大概因为宣化、承德二府所属地方向来不种秋麦，所报成数较少；全省统算，取多补少，仍然达到九成有余，这确实是大丰收的征兆，足以令人欣慰。即使收成已经达到十成，也宁可保留戒惧自满的念头，不敢稍有夸耀。因此作此题记来说明我的志意。口号题记

译前面戏题眼镜诗，因为认为它借助外物使眼睛明亮，所以放在一边不用。曾经作过题记说明心意，这里再加以引申。我以将近九十岁的年纪，阅读内外章奏，从未稍有懈怠。即使经书刻本，也仍然照常翻看，而且多是背诵熟习的文字，背诵和默读还可以节省视力。若是蝇头小字，看不见本来就没有妨碍，又何必借助外物来使眼睛明亮呢？于是口占此作，扩充前面的意思，并作题记。鉴始斋题句题记 我十二岁时蒙受 皇祖赐居于万壑松风旁边，因此命名为鉴始斋。从年少时读完书，到如今八十有八岁，仰蒙 上天慈爱、祖先保佑，精神康健，训政如常，实在是自古帝王中从未有过的事情。因而想起我年少时就喜欢作诗，不屑于写风云月露之辞。自登极以来，虽然不想以此自夸所长，但在询问政务、发布敕谕以及一切民间疾苦、国家大事中，往往都表现在诗里。计算自丙辰至丁卯，编为初集，得诗四千一百六十六首；戊辰至己卯，编为二集，得诗八千四百八十四首；庚辰至辛卯，编为三集，得诗一万一千五百一十九首；壬辰至癸卯，编为四集，得诗九千九百二首；甲辰至乙卯，编为五集，得诗七千七百二十九首。五集合计四万一千八百首，也可以说非常丰富了。古代诗人中年高而诗多的，唐代有白居易，宋代有陆游。白居易按照太和、开成年号编年分为四集，共二百零二卷，篇数只有一千零五十六篇。陆游的诗，初编只有四十卷，续编合计也只有八十五卷。本朝编纂《全唐诗》，唐代三百年、二千二百多位诗人的作品，才得到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如今我的诗五集分为四百三十四卷，共计四万一千八百首，而乐善堂全集是我在潜邸时所作的作品，尚未计入这个数目。这样，我以将近九十岁的年纪积累的篇章，几乎可以和整个唐代诗人的篇章数量相当，难道不能说是文坛佳话吗？然而我最初并不是想在韵文这一件事上同文人学士比较多少。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语言是内心的声音，并不只是像词人东涂西抹那样雕琢辞藻、描绘字句。况且做人君的如果专门以吟咏为能事，也就是沉溺感情的一端。自古就有戒备，我哪里肯这样做？实在是因为我临御六十多年，期间大功屡次完成，盛大礼仪反复举行，加上我关心民事、考察雨量晴阴、预察年成、体恤岁收，几十年如同一天。既然经历的事情很多，分析道理尤其审慎，即使平常的题咏，也一定因文章而见道理，不是草率挥笔之作可比。这是直说实话，并非虚言。如今春秋八十有八岁，自丙辰授玺以来，仍然每天训导子皇帝处理政务；想到自己已是老年，吟诗本来应该减少，打算把每年照例所作的诗酌情简省，但有关大体的事情，仍不能不动笔成章，以昭示事实。计算自丙辰到现在又过了三年，又得到数百首诗，此后应在五集之外另编余集。如果再承蒙上天洪大恩惠，寿数延长到期颐，又能聚集成 一部诗帙，汇成别集中的宏大景观，难道不更是史册上少有的盛大规范吗？偶然题咏鉴始斋，回溯从童年直到今天；即使诗集如此之多，也都属于 上天眷顾遗留恩泽深厚所致。因此汇总全部数目，并抒发往日的志愿，附记在这里。含德斋诗题记 我在戊申年曾命人补绘图画，己亥年在木兰射鹿得到的鹿，画幅便粘在含德斋墙上。那时我七十有八岁，展阅玩赏，觉得年轻时挽强弓、命中目标的雄心仍然存在。这一年距离获得鹿已经十年，正值平定台湾、生擒林爽文、庄大田二位首逆，恰好符合箭中目标而接连得到双鹿的征兆。曾经题诗，并命皇子、近臣属和。壬子年以后几年，有时因为节气早寒，有时因为雨水较多，没有举行围猎大典。如今我八十有八岁，精神康健，每天勤于训政，难道还要凭射箭技艺夸耀才能吗？然而积习没有忘掉，终究不免见到猎物便心喜。偶然来到斋中，看见旧日粘在墙上的图画，精神便振作起来。况且近年来筹划剿捕川楚教匪，虽然屡次歼灭贼众，但起事的首逆齐王氏、姚之富二人也已经一同擒获并杀戮。只是逃窜的余匪还有李全、高均、德王三槐、徐添德、冉文俦、罗其清、阮正通等，都属于罪恶累累的首领。眼下大军从四路进攻包围，料想这些首逆也应当接连被捆缚擒获，再次符合得到双重喜讯的征兆。或许这时捷报已经在途中，早晚就会驰送到山庄，这是尤其令人欣慰的。因观看斋壁上的旧题诗，又作此诗，并题记以记录岁月。牣鱼亭得句题记 按《大雅·灵台》这首诗，是歌咏文王的德泽施及百姓，文王有台池游乐，而百姓也以他的快乐为快乐。然而细细推究诗句说：“经营它，营造它，百姓来修筑，不久便完成”，那么仍然不能不借助百姓的劳力。古代征发劳役，圣王也不废止。《周礼》所说“公旬三日及二日一日”，就是当时役使百姓的方法。诗人认为文王使用百姓的劳力，而百姓忘记了劳苦，于是作了颂扬归美之辞。但我想，用百姓的劳力来供游览，哪里比得上完全不借助百姓劳力更好呢？我国偶有工程，都不使用正项国帑，只用关税盈余和内帑节省的钱物来支付材料价、工人工钱，丝毫不使百姓承担，反而使贫民从中受益。即使历年驻跸山庄时亭台楼阁的装饰添修，也从未稍微借用民力。过去所作《知过论》已经详细说过此事。这样看来，我所说以此为自己的过失，相比《大雅》所说的情形，或许还可以无愧吧？偶然题咏牣鱼亭，附记几句话来表明心意。石城诗题记 山庄石城，是康熙年间噶礼被罚出钱修筑的。噶礼历任山西巡抚，多次被弹劾控告贪赃等事，都经过辩解而获释。后来任两江总督时，经巡抚张伯行弹劾，称噶礼与人串通包揽、卖取举人名额，并曾向主考官索取白银五十万两。噶礼也列举罪状弹劾张伯行，并奉 谕旨解任，交给张鹏翮、赫寿审查，只把主考官等人定罪。张伯行被定为诬告，议定革职并赎徒刑；噶礼免于议处。承蒙 皇祖严厉命令各部大臣以及九卿、詹事、科道等公正核查，认为噶礼、张伯行互相攻讦弹劾，玷辱大臣职分，都议定革去职务。

译皇祖念及张伯行为官清正，仍留任原职；噶礼操守难以信任，依议革职。这件事发生在康熙五十一年，这座石城的修筑，应当就是当时罚他出资所建。我国没有征发劳役的制度，一切工程都发放国帑支付工价，从不累及民间。至于园亭偶有兴建，则也不使用正项国帑，通常用内府结余办理；或者命贪官污吏罚款出资，使那些贪得无厌的人知道警戒。这次偶然咏叹罚噶礼修筑石城的事情，特意查考噶礼的原传，因此仰见皇祖保全清官、惩治贪官，实在是仁至义尽，不只是慎重对待工程、爱惜劳力费用而已，确实可以奉为万世家法。谨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杂著 书写《虞书·舜典·集传》偶然阅读《集传》中的《舜典》，才知道蔡沈没有明白圣道。蔡沈既然自称述说晦翁之学，他在《集传》的序言中又多次以明道自任，那么对于“而难任人”一句，为什么竟然探求过深、注释错乱呢？这四句话，是古今一贯的为君之道；“蛮夷率服”只是它的效果罢了。为君之道，没有比任用人才更难的。开头三句话都是任用人才的端绪，而且下文益说“任贤勿贰”，禹说“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他的注释说“难在任人”，不是很切合吗？不是正合近章的意思吗？不是很明白吗？如今蔡沈把“难”解释为“拒绝任用”，又把平声的“任”解释为“包藏凶恶的人”，大概本于朱子和时澜的意思【按《书经传说汇纂》引朱子说：“柔远”说得较轻，“能迩”是使他们亲近服从的意思。又引时澜说：“难任人”中的“难”字意义很严，不只是除去他们而已，常常含有戒慎恐惧之意。当时既然没有任用小人，又有什么可难的呢？大概这种心念不可以不经常保持。稍不戒慎恐惧，任人就可能乘隙而入。】这不是探求过深而失之遥远吗？蔡沈的《集传》必定取用朱子、时澜两家的说法，所说的恐怕也是妄诞而诬枉了。当时舜向臣下咨询的话，本来就很明白，哪里有这样的深意？蔡沈本来想说明深意，反而失之相反；他的训释实在不值得采用。】不是探求过深而失去本义吗？我过去说过，用训疏来注释经书，不如用经书本身来注释经书。闲暇时读到这一篇，便大致写下几句话，以记录过去所说并没有错。原文承接上文，见其注释妄诞而诬枉。《御制文余集》卷二 恭敬题记 皇考《诗文余集》伟大地追念我 皇考自登极以来，在勤政之余常常用诗文记事，大事小事无不包括，天道人事之理贯通其中，实在是谋求治理的权衡、治理百姓的准则。自乾隆元年丙辰至六十年乙卯，诗作编成五集，共有诗四万一千八百首。文章编成三集，共有一千三百五十五篇，丰富完备，无法全部写尽。满望 寿命超过期颐，长久瞻仰 上天的文采与日月同辉，昭然垂示而永不朽灭；愿望没能实现，悲痛无法伸诉。今年夏天在宫中，守制期间，恭敬地利用闲暇校阅黄绫 诗文本。计算自丙辰以后至戊午三年中，以及己未正月，又得到诗七百五十首。文章三十六篇，谨慎编成《余集》。命尚书彭元瑞、侍郎戴衢亨敬谨主持此事。不过，《余集》这个名称，并不是我这个小子敢于私自创造的。恭敬地查考戊午年避暑山庄鉴始斋《御制诗附识》，其中说：御制诗附带题记中说：计算自丙辰至今，又过了三年，又得到数百首诗，此后应在五集之外另编余集，煌煌然。圣谕怎敢不恭敬承受？《余集》中的各篇作品，训政占十分之七八，不因勤劳而厌倦，勤勤恳恳地把 教诲我这个小子作为首先的事务，只希望每天听受 朝廷的教诲，永远侍奉 慈颜，得到适当的安排，遵循而行，免得失措。何况近年来邪民不安，百姓涂炭；皇考以行军取胜的谋略训示我，勉励我努力筹划防务。虽然叛逆首领接连伏法，余党还没有完全肃清。己未正月二日 勉强支撑病体作成盼望捷报的诗，谁知这篇诗竟成为绝笔？唉！悲痛啊！天下臣民。阅读 “残赤不胜灾”的句子，也可以知道我 皇考爱护百姓的这一念头，直接流传到亿万年，也可以知道我承受皇考教诲、除邪安民的苦心，实在是出于万不得已。余集已经 编成，恭敬地在末页题写铭文说：文章用来传达内心，诗歌用来表达志向，如同日月高悬天空、江河运行大地；六十四年，以真心办理真实事务，万事万物都予以记载，各种道理全都具备。法 祖 敬重。敬畏上天、治理百姓，文治德政与武功事业，以及良好的谋略，都汇聚于此。回顾我这微薄的身躯，想到恭敬地承继先业的后嗣，便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般戒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守成而恐怕坠失；回想从前承欢膝下的日子…… 每天在膝下侍奉，捧着…… 爵杯，依傍筵席，随从…… 銮驾，挽着缰绳，却再也见不到…… 慈祥的容颜。早朝时挥泪，不知不觉已过了小祥之祭，而邪恶的气氛仍然炽盛。盼望捷报却未能实现，忧虑恐惧交相累积，愿…… 鉴察我微小而真挚的心意，迅速昭示…… 神灵的灵异。保佑儿子，保佑百姓。使先帝遗留下来的谋略早日实现。庚申年孟秋，拜手恭敬地记下。

译嘉庆五年夏。皇上恭敬地辑录。高宗纯皇帝圣制的诗文，从再丙辰年起至己未年正月所作的作品，恭敬地…… 遵照…… 先帝的遗志，编为…… 《御制诗文余集》，到秋天告成。亲自撰写跋语，于是…… 高宗纯皇帝的文章博大广大，可以与天地相配，光照如同日月，昭然垂示于…… 亿万世的…… 诗五集。文三集，用声音来…… 《乐善堂全集定本》；如今又以……来振扬它。《余集》补足而成为十全，确实汇集了大成。臣等私下认为，关于天地人三才的常道训诫，没有比《书》更伟大的了；而且从唐尧、虞舜断定起始，以《二典》《三谟》列在篇首。书中所记载的，是帝王授受的盛典、封山濬川的功绩、任命官员并施行政令的政绩、敬授时令、整饬政事的规范、巡狩观象的制度；武事方面，是征讨三苗、整顿军旅的教化；文治方面，则是君臣相得、喜悦兴起的歌咏。啊，真是显赫光明、美善盛大啊！而且开篇说道：“考察古代帝尧之事”，又说道：“考察古代帝舜之事”。称“帝”是为了表明尊贵，称“古”是为了记述时代。《左氏传》中关于“地平天成”“赋纳明试”“戒休董威”“失不经”“迈种德”“成允成功”“念兹出兹”等话，引用《典》《谟》的共有九处，都称作《夏书》。虽然伏生认为它们是唐代的传述，郑康成认为是《虞书》，但《左氏传》在三代时期的旧说就是如此。那么，《典》《谟》虽然是尧舜的言语、尧舜的事迹，但它们成书，则是后人仰慕追思、继承次序而不忘先人所编纂的。我…… 高宗纯皇帝贯通大道、成就教化，树立…… 圣人的言论，载录在前面的…… 八集之中，已经是自有生民以来前所未有的成就；如今…… 《余集》更有不可企及之处，自…… 传宝以来三年有余，谆谆恳切地…… 训导政事，也勤勉不倦地陈述文辞，凡是…… 诏敕中告诫以主敬为本，确实做到早晚不懈，而…… 亲自体验它。教诲官吏、规范百姓，确实…… 通过诏书政令来奉行，使宫中的…… 斋戒肃穆，那么…… 承办祭祀必定达到恭谨诚敬；侍从…… 銮驾经过道路时的吟咏，那么…… 按住缰绳，先去察看…… 面容上的喜色和笑容；至于…… 顺应时令、养育万物，考察古代、验证今日，全都趋向于…… 朝廷之中所确立的礼制和所讲述的诗教。明察而善听。常道训诫啊。更有盛大可观的，是恭敬拜读…… 圣制诗中有…… 相合、相应的…… “以帝王之鉴为戒，沐浴德馨，斟酌福酒，发表御论，熟知寒温，兼具爱与敬；君主之难，父亲之难，儿子的福，自己的福”等句子。至为深厚的爱与仁德，情意真挚，言辞和蔼；又恭敬拜读…… 恭敬撰写的跋语，其中称述、汇集…… 《鉴始》诗的绝笔，悲怆…… 盼望捷报之作，捧着…… 爵杯，随从…… 銮驾；早朝时忧思交集，戒惧…… 心中相传，并且怀有…… 亲手留下的墨迹，继承其见闻；德行和恩泽，真诚而显著。爱意的存留，盛大啊，伟大啊！孟子说，圣人是人伦的极致，而道法取法于尧舜，在君臣关系上已经尽善，却还不足以完全称说其道。我…… 圣…… 圣圣相承而止，是慈爱与孝道达到极盛的表现啊。臣等愚昧而拘泥，有幸亲眼见到…… 编纂完成。颁行天下，流传于宇宙之间，使所有人都诵读…… 圣人的谋略和明白的训诫，仰望瞻…… 至高的德行和重要的道理，谨以我管窥锥指般的浅见，缀写几句话置于篇末。臣朱珪、臣彭元瑞、臣戴衢亨、臣周兴岱、臣赵秉冲拜手叩首，恭敬地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