懐星堂集卷十

译历代祭祀孔子庙堂的礼仪文制，大体上相差不远。到了本朝，尊崇隆重尤其达到极点。其中有些地方或许应当斟酌调整，使之趋于适中。宋濂学士和王袆王忠文公都曾对此发表过意见。如今的仪制章法，有些超出宋濂、王袆所论而他们没有涉及的地方，其中偶尔还有细微而粗疏不合适之处，我私下对此感到疑惑。因此冒昧私下分条写出如下意见：从前宪宗皇帝有推重圣道的志向，把孔子的祭祀享礼和音乐都提高到与天子相同的等级。这远远超越了古代贤王的制度。我私下认为，凡是举行祭祀享礼，都是为了报答功德。功德有高下，而受祭者本身的品级却不可改变。报答功德达到其本人应有的最高尊位，也就够了。孔子的功德可以与天地相配，但他的身份终究只是臣子。臣子的功德即使可以与天地并列，也从未听说君主会用祭祀天地的礼仪来奉事臣子。对孔子的报答，达到臣子礼制所能达到的极限就可以了；若要杀牲致祭，他并没有相应的身份和位置。况且孔子的功德正在于端正人伦；如果君臣之间的名分可以改变，那么人伦就不能端正，孔子又有什么功劳可言呢？如今假使孔子安然接受天子的礼乐，孔子心里能安宁吗？我私下担心他不能安宁。假使他果真能够安宁，那么他就一定不会感叹季孙氏僭用八佾，也不会责备三家大夫奏《雍》乐。先朝对孔子的褒奖追赠，已经达到王爵的最高等级；但王本来就不是臣下的爵位。后世把王列在五等爵位之首，那么王本来就是臣下爵位中最高、不可再加的等级。孔子虽然是圣人，但仍可接受臣子的爵位；超过这个界限，便不是人类所敢听闻的事情了。从前儒臣多次请求给皇帝增加尊号，天子明智圣明，最终却阻止了这项议议。这正是天地之间最公正的原则。如今只限制孔子的爵位，却仍然使用天子的礼乐，这就是让孔子明明以臣子的身份，冒充实行君上的礼仪。百官的服饰等级稍有僭越，尚且不能逃避国家的法令；何况孔子难道还不如今天这些懂得礼制的百官吗？所以我认为，近三年来祭祀孔子，按理应当穿朝服站在一旁，不敢接受天子的礼乐。父子关系是人伦的开端，如今颜子、曾子、子思都并列坐在堂上，却没有把孔鲤安置在其中。伯鱼却完整地列在廊庑之下，这难道不近于把他当作边远夷狄吗？过去有人议论说，孔庙的祭祀出自朝廷，是王者的事情。礼制因道统而兴起，普遍是为天下后世施行报答之礼，并不必顾及私人伦常。主张纠正这种做法的人说，道统不过是为了彰明人伦，王者之事不可偏废，所以又另设房室祭祀叔梁纥，并以颜子、曾子、子思三人配享。这个说法虽然很好，但推究起来仍不够明白妥当。我私下认为，直接引颜、曾、思三人归列到他们父亲之下，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至于孟子，他所传授的确实掌握了孔子学说的真要；但他只是私下承受孔子之学的门徒，为什么不权衡礼制的体势，把他与冉耕、闵损等几位弟子并列呢？此外，华夏与戎狄的区别，有些类似主人与奴仆的区别；前元就是奴仆占据了主人的位置。如今许衡是宋朝遗留下来的才士，吴澄是宋朝进士，却都被列入从祀，那么凡是旧日主人的臣子和妾媵，率领自己的属下去侍奉僭据主位者的陪台，也都可以接受依法施加于人的报应了。把这两人排除出去，还有什么疑问呢？此外，礼乐的使用不可偏废。如今礼仪的节文已经十分精密，音乐的声容恐怕还没有达到恰当的程度。我私下认为，应当特意命令学生专心刻苦地学习音乐，在闲暇而没有缺考、校试事务的时候，也兼做升降进退等礼仪训练，使礼制完备、音乐和谐，再没有可以指摘的地方。如果担心没有老师传授，难以突然兴办，也可以命令诸生选派人员到太常学习音乐的声容，一定要选择合乎古雅、通晓熟练的人，让他们回来教授同伴；其中首先通晓者，就在科举名目中录取。这样也不必担心他们学不好。近来郡县有时援引朝廷祭祀的典章，使用道士作为乐舞生，这也不对。学习者本来就是学习礼乐的，平日诵读孔子的文章，难道不知道什么是文学、什么是道吗？为什么到了祭祀的时候，反而把这件事交给别人呢？即使说音乐不容易学习，那为什么不去学习？难道竟忍心面向北方站立，观看异类之人的举止吗？道士就是今天所谓的异端；虽然不知道孔子会怎样看待他们，但他们终究是我们这一学派应当公开斥责、排斥的人。扬雄说：“处在戎狄之中，就提拔任用他；倚靠在门墙之上，就挥手斥退他。”难道可以在有空闲时便竭力排斥，等到有用时又暂且借用而不加斥退吗？如今假使孔子因为彰明正道、斥退邪说而接受报答，却又让宣扬邪道的人充当报答孔子的礼器吗？这又是末节中更加说不通的地方。唉！圣人的道理，不过是中正罢了。凡是有生命而受到教化恩泽的人，谁能不表达报答之心？只是反过来竟然出现弊病，那么恐怕就不能避免进一步成为罪过了。因此我担心日后有人提出新的主张，便把这些鄙陋的言辞和意思再陈述一遍，希望借此求教于荐绅先生。私下议论贡举制度。《传》说：“不是天子，就不能议论礼仪；制度典章由祖宗制定，大体都应遵循这一原则，所以即使有小的增损，也不敢轻易议论改变。” 然而我认为，三重之权在上位者手中，草野之人的献言在下位者一边。如今政务的千头万绪及其沿革，群臣都在议论，由圣人裁决。大概不敢议论，是臣下未尽职分；而不能不进言，则是效忠的通常规范。我私下看到，贡举一事应当略作更定，以适合时宜，但这属于下士的意见，不敢公开直说，只好再私下列举一二，希望将来或可作为草野之人的陈言。

译议论说：贡举始于周、汉，考试兴于隋、唐。隋唐借考试之法来应付贡举的名目，却不考察姓名履历，怎么知道他是谁？不考察性情品行，怎么知道他善恶？只凭一朝笔墨考试的结果，便定为终身尊卑的等级，这种办法已经很浅陋了。然而其中仍有可称道之处，大概贡举考察实质，考试考察文章。考察实质，必须穷尽对德行的核验；考察文章，必须充分展现辞采之美。如果实际充实，才配得上名目。因此汉唐士人中，有品行足以作为世人的模范、文章足以作为后世师法的人。由于选拔时各项科目都充分考察，当时的文章以诗、赋、论、策为内容，都有明确的旨趣。宋代以来有道统、性理之学，世代君主把这些学说灌输给士人，于是有了疑义之制。本朝沿袭这种做法，初试用口义七篇，我听说这种创制出自刘学士三吾。其意思不过是用笔墨代替口头讲解的义理，不让考生当面陈述，所以借用辞词，稍使它像文章一样有首尾罢了。古今文章家本来并没有这种格式。三场考试都通过言辞来考察内心，详察外在文章以测度内在才性。初场从性理的根源考察，用论来观察才华；诏、诰、表、判考察辞令；策问考察政术。如果都好，就足以任臣：道理确立，才能通达，政令修明，政事兴举。否则便相反：义理难明而关系重大，所以考得最多，以检验其能力；政事不止一条道路，所以考察量次于性理；辞令有不同的用途，所以各处只求考察一种才能，最容易看出，故特取一篇以满足考察之意。这样的权衡并非不精当，先后次序也并非没有安排。然而谈论义理最为深细，所以即使有所删减，也不妨碍我们所要考察的内容。如今主持考试的人只重视首场，而疏略后面的选拔；国家初年制定制度时已经有了轻重，如今又进一步偏重，越发使本来重的更重、本来轻的更轻。因此我认为，三场考试的取舍，最好平均分配力量。圣贤的话，含义浑厚而平易正直，学者应当放宽心意去玩味，没有不能明白通达的。即使见解有所不同，只要考察其旨意，也能得到大体归趣。自从先儒作注解以来，本来就不可能没有差异；如今却一定要归于同一道路，有的拘执宋人一两个字作为主旨，反过来扰乱经文以迁就传注之说；有的自出奇异见解，雕琢圣人文章，于是堵塞通达的途径，暗中只求与自己相合。凡有这些情形，必须黜落。因此我认为，考察应当取其大意，不要拘泥于一律。经书文辞宏大深厚，义理旨趣幽深奥妙，有时需要沉思，往往耗费时间；考场事务纷杂，如果要求精审核实，又希望面面俱到，日辰有限，人的资质又不相同。一句正确的话足以概括全经，《芣苢》反复数遍也不过徒然增添余兴，何必一定追求篇数充足，只是浪费纸笔呢！如今有时过了中午，篇数还没有写完并交入终场；按照制度减作时，往往到了不能誊写，或者不给蜡烛，使精研核查的功夫归于无用，反而让记诵力强的人多能升取。因此我认为，按照制度减少考场篇数时，最好不要把篇数作为取舍标准。孔氏所述，实在只有六经；《乐经》已经亡佚，三礼本来还在。后世传授学业，《周礼》《仪礼》二礼原本相同，《戴记》另为一科；本朝独取《戴记》而废弃二礼，大概因为《戴记》多是论说，可以出题发挥，而二礼多叙述详尽的制度，能够作文的地方较少。然而因事明理，是其他经书共同具有的；直接叙述制度，又有什么妨害？因此我认为，三礼最好恢复。五经之外，《孝经》《论语》同出孔门，与五经同等。宋代以来才有“四书”的名目，本朝沿袭下来，我不敢妄加议论。然而我认为，《大学》《中庸》终究是《礼记》中的篇章，《孟子》的言论虽可作为孔氏的羽翼，终究只是子部儒家的一部书。古人常有删削驳正，国初也曾想废止，所以我认为，应当把《大学》《中庸》归还礼家，把《论语》连同《孝经》一起提升为一经，《孟子》只分散到各类论场中为宜。各经的笺解、传释，古今浩繁，但自古以来注疏已有定本，似乎也有大致归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本朝颁行《五经大全》，让学者遵守，也从未禁止他们阅读古代各家的注疏。如今学习本朝之说已久，甚至有人不知道世间还有所谓注疏，我担心时间越久，古代传经家的旨意越会泯灭。因此我认为，应令学者兼习注疏；宋儒以后那些附和性的说法，不必专门奉为主旨。减场的办法以五篇为标准，我认为既然要求精深，就不必一味追求广博；可以把五篇作为全场篇数，其余随力量所及，但不得少于三篇，必须义理精当、文辞通达，即使篇数少也应录取。论场的考察范围很广，至于性理道学只是其中一项；初场既已在这里取得相关说法，后场势必应当简略，有时摘取一句话，有时搜求一个人的观点，让考生旁推曲喻，连绵不已，似乎对学问并无宏益。因此我认为，论题应少谈性理道学，多谈政术、人才等事务。诏、诰、表、判，有的是上对下发布命令，有的是下对上陈告，正是官府切实使用的文书，不可忽视轻改。因此我认为，诏诰表中应增加两道科目；判语必须要求用典精博、辞文华美繁富。诗赋之说固然不是急务，前人的论辩已经很多，不必广泛争论；但我认为，人的性情只有通过言辞才能测知，而由言辞认识性情，诗赋尤其容易，所以古人用诗赋来考察人的性情。如今也可以略用一二篇，来检验其性情的正邪、心术的宽严。至于设置策问策答，正是为了处理事务的需要和施政的方法，哪里有一定限度？五篇所包含的内容，原本并不算多。用这种方式求取人才，应当没有逃避实际的地方。如今有时分门别类地询问并不急迫的事务、琐碎的谈论，或记录古人陈腐的片言，只把众人都知道的一条当作暗中摸索的高明办法，为什么不如共同商议今日安定上位者、治理下民的切要事务呢？因此我认为，策场所试应专门以政术为主。总的说来，设置贡举，是要得到人才来任用。达到实际应用的途径，先前已经通过学校培养、法令求取了。今日求取人才，是把实际任用放在首位；而要了解其根本，所以先考察性理、道德、经籍之说罢了。如果在这里真正得到实学，那么后面各场的文章，全都是施政之事，这才是贡举的本意。因此应当坚守这个意旨，如此求取人才的方法自然不会失去权宜。如今人们往往说科目是进身的阶梯，意思是说致用之术另有所在，只不过借此进入那个位置罢了。我认为，祖宗制定立国的典章，大小事情都周全；任用人才是一切政事的根本，贡举是任用人才的基础，难道只是苟且作为暂时借用的工具而已吗？

译它一定有不可更易的缘故。冷静观察今日从政的人，大多建立了伟大杰出的功业，而他们的施设安排，大多没有预先显露在学校的文具之间、考场的铺陈之中；功名的成就，也不在文章本身。其进身在这里，其立身却在那里，这就是它似乎只是借用之器的原因。然而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深究其缘故，所以认为，贡举制度的本意，是以求取实际任用为主，而先考察人的根本。至于实行日久，稍微失去适宜之处，如前面所说，这就是今天把科目看成阶梯的原因。假如能稍微把实际任用看得急切一些，按照实际作用调整考察的轻重，哪怕只是略有变化，趋向就会立即改变；如此一来，通达明敏、俊伟卓异的人才，在深潜而兴起之时，就更可以预先看到了。我的见识荒疏浅陋，似乎违背大道，只是希望到有道者那里求得订正罢了。奴书订 书法家中有“奴书”的说法，也由来已久。我只是不能理解：这不过是艺术家的一条道路，怎么竟会拘执到这种地步？世间事理的极致，难道会有两种吗？画圆不依规，拟方不按矩，能成功吗？由粗疏归于精妙，既然已经占据了妙境，稍微自创新异也可以；一定要革除旧法而专图创新，岂不是连旧法也要一并丧失，只留下新法吗？所以我曾说，从卯金氏到当涂，直到典午，声音形貌虽略有不同，精神骨骼却是一样的。沿袭晋而游于唐，守住它而不要丧失。如今人们只看见永兴的匀圆、率更的劲瘦、琅邪的雄沉、诚悬的强毅，与会稽并驾齐驱，却不察觉他们都是承继祖宗本来面貌，各自灿然可见（法帖之间本来保存着这一点）。近来都如此，我还没有闲暇一一计较。赵宋四位名家，莆田的恒守惟肖；襄阳不违背典范法度；眉山、豫章二位豪杰，像咬住缰绳、踩着马镫那样纵横驰骋，顾盼之间自得其趣。观看者却不明白他们所宗法的源流。子瞻以颜真卿的骨干为体，兼取北海的辅翼，披承大令的衣钵，才形成完整的书体。鲁直自己说得到长沙的三昧，各位老师的特点并无固定模式却都具备，怎么能说果真不是陪臣门下的传授呢？后人拘泥于习惯，只凭耳朵听说，未曾在精神上探访，难怪执着于他们的话而失去他们的旨意。于是使今天的士人把这当作秘密之谈；我虽狂放简略，实在与这种说法不相合。姑且说些浅近的话来替您谋划：描绘日月，必定要画得圆而明亮，难道可以画成方的、黑的么？吃东西必定要吃谷物，舍弃谷物而吃草，却说这就是吃谷物，能称为奴仆的饮食吗？学习做贤人，必定要以颜渊、子贡为法；仰慕圣人，必定要以孔子为师。若背离洙泗的正道，却说自己是在做孔、颜那样的人，岂不是把贤人、圣人都看低了吗？斥责神仙 我回答询问神仙之道的人，常常不把话说尽，只是故意直截地说，等待对方追问；大体是想说明有无，不应当用一句话概括。有神仙之说，却不可以实行。扬子说：“圣人不以神仙为师，是因为他们的术不同；圣人并不是不能做到，而是不去做。”孔子说：“早晨听到道理，晚上死去也可以。”佛教说：“寂灭就是快乐，形体虽灭而本性不灭。”老子说：“死而精神不亡的人长寿。”这些说法都没有把不死看作善事。从义、炎到孔子、颜回，成为圣贤的人，在孔氏的书中没有一个修炼神仙之术的，都与这些话相合。黄帝升天成仙，不知道究竟是否如此；史书特意说黄帝崩葬而陵墓还在，并不是断定绝无其事。即使相信仙道，黄帝的帝道已经完成，本身又是圣人，那么成仙也没有什么妨害。至于所说的广成子一类人，他们为人贤能还是不肖，并不见于世代史书，我怎么能知道？孔子以后修仙的人，从未听说他们是素来见识高明的人；有人说嵇康、阮籍、郭璞一类人修仙，知道自己不能免于世间祸患，不过借此托辞罢了，后来多半放纵自身，也不是诚心做其他事情。君臣士庶如果确实修仙，全都是愚昧不肖；即使有贤良之士去做，也是明白事理中的愚昧、贤人中的不肖。道路只有两种，即君子和小人；神仙之术对于天道、民理、个人、家庭、国家、天下究竟有什么益处？哪一念是君子的心，哪一件事是君子的事？所以天下确实有两种最不肖的事情：炼烧金丹的人，是大盗，罪过超过盗跖；修仙的人，是贼。所谓盗贼，不只是人世间的盗贼，也是盗窃天地的盗贼。而且这种事万次失败只有一次成功；即使成功能活千万年，仍然像莽、操、懿、温、劭、（刘）广、（杨）那样，虽是帝王，也仍是盗贼。即使所谓钟离权、吕洞宾等人高坐云外，嘲笑九土，也不过把九州看作粪土罢了（粪土尚且有益于世）。那些失败者，就是卓、泚、禄山、〔缺一字〕、巢等人，愚昧中的愚昧，不肖中的更不肖，穷尽恶行、招尽祸患，想做禽兽虫豸都不可得，万般悔恨也来不及了，还有什么值得迷惑的呢？论吏 设置官吏，是为了制止百姓之间的争斗；但官吏若同百姓争斗，比百姓彼此争斗还要严重。百姓争斗，求助于官吏来制止；如果官吏也争斗，又将由谁来制止？所以设置官吏，必须先要求他们不与百姓争斗，然后再要求他们制止百姓争斗，这样才可以。否则，就是官吏教百姓争斗，设置官吏的人又教官吏争斗。与其想制止百姓争斗，反而进一步教他们争斗，不如不设置官吏，那样百姓的争斗反而还少一些。策问二首 问：按照刑书的制度，勾摄公事专门由里甲负责。本县虽然不大，诉讼文书却繁多增长。百姓习于顽固，承办捕捉的人接踵而来，被逮捕的人却坚决藏匿。即使督察比较严密，案件仍照旧沉滞。现在想另行委派其他差役办理，又会受到法制限制，并且乡里的骚扰更加严重；如果专门责成里甲办理，顽固者便能得逞，而无辜者受到鞭打也不会停止。况且里甲的设置有定额，文书的产生却无穷无尽，究竟应当怎样才好呢？请诸位君子明白指教。问：关于盗贼产生的原因，议论的人已经很多。圣人认为是上位者有贪欲，其余的人大都说始于贫穷。所以说：“减轻徭役，减少赋税，才是消弭盗贼的根本。”这话确实说得好。然而如今积久形成的盗贼，他们当初果真都是因为困窘吗？招安的诏命屡次下达，允许他们自新；那么他们出来以后，本可以陈述情由、请求赦命，得到宽恤休养而成为良民。为什么一经招安，他们只看一时的形势，苟且求免，稍一放纵便不悔改而重新犯罪呢？这样看来，盗贼的起因也不全在贫困逼迫；不愿意偷盗的人，也不能一概而论。若一定要彻底断绝盗贼，究竟怎样做才恰当呢？论高宪副义田事

译高公创办义田，缙绅先生都极力称赞它的美善。允明读到高公的自述，看到他怎样坚持自己的心志、斟酌事情的宜当，必定要实现志愿才停止，确实可以相信他的义举很大。不过我还有更深的感触：凡是有气息的生命，必须具有仁义才称得上是人；然而仁义的实现，也必须靠四德彼此成就。如今有昏暗鄙陋、强悍暴戾的人，不知道行善的可乐，顽固而不仁；这种人只是众民中万分之一具有人形而有禽兽本性的人，是宣父所说的下愚。这样的人不必论说。有些人平日言谈知道义的美好，但往往事情来到面前便认识歧误，形势迫近便应对昏昧，面对机会坐失良机，也不知道悔悟；看起来似乎比前者好，归根到底却一事无成，这是缺乏智慧的缘故，也不必论。有的人明白知道这是义，却抵不过吝啬的夺取，爱惜钱财如粪土般的东西，却丢弃义理如珍宝，知道却不能实行，这是信念还没有达到坚定的程度，又有什么办法呢？至于有些人见识明决，上述几种障碍都不能困扰他，慨然想把义施行于事业，却受到时势没有制度的限制，苦于古制不能恢复，财力又不能充足，成效难以广泛救济，于是只能把它寄托在一声感慨之中。这又不同于前面那些人。《传》说：要观察事物会通之处，以施行其典礼。既然如此，却没有筹划裁制的办法来达到这一境界，只是因为缺乏礼的缘故。唉！如果依照这四种情形，天下凭义行事的人就总是很少，天赋的常理不得敦厚，凉薄的风俗也少有救助，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至于君子处理事情，以义作为根本，于是众多德性从旁扶持，务必使事情成功。以仁作为根本，以智来照察，以礼来裁制，以信来坚持，以果断来完成。这样便不忧虑在暗中错失机会，不害怕被私欲夺去，不因无理的手段而不满；时代的阻隔不能违背它，古人的本意不能丧失；不因盈亏而沮丧，不因大小广狭而嫌弃；一旦奋发树立起来，内心的愿望得到实现，志向得以施行，道义得以确立，恩泽得以流布，这就是高公如今的功绩。唉！这难道只是义吗？五常完备周全，才华与德行交相发扬，完整地成为当世的法则，君子之道已经达到大成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约庵论 有人对允明说：“周公称为约庵，从他在家食禄时就是如此，如今已经做到中丞了。功业声望更加崇高广大，而称号却没有改变，这是从荐绅先生们的言论中得到的。”案卷高高堆立在那里，您几年来没有回复，今后将凭什么增加它呢？允明说：“无论显达还是隐退都一致，平素的操行一向如此；长久不变，是恒常的德性。我所说的本来没有什么可加的，不知道诸位公卿的意思指向何处，姑且按我的浅见推说一番。所谓约，难道只是要独自收束自己的谋划作为，使它不放纵奢侈罢了么？约之道大得很。大略说，约束言语，就是使华饰归于质朴，使烦琐归于简要，使浮躁妄诞归于诚实沉默；约束行为，就是节制奢侈而谨慎，使浮泛归于深沉，使放肆归于敬慎，使疏阔归于缜密；大体说，约束欲望以遵循义理，约束意气以服从志向，约束自身而归于天理，这就是士人的约。守住它便成为君子，推进它便成为贤圣，无论隐退显达都如此。至于约束辅佐之道来做臣子，约束慈惠之道来做官吏，那是公卿大夫的约。约无不贵，难道只适用于人吗？万物也一样。水有所约束，就不会让鱼受困；火有所约束，就不会焚烧；玉、虎狼有所约束，就不会在市场上日日吞食人；天地也是如此。” 风雨有所节制，万物才能生长；雷霆有所节制，发生便有时令；日月有所节制，运行不越过历法；暑寒有所节制，便不会超过极限而使人死亡。从前，孔子、颜回以枕着胳膊、吃箪中之食来约束自己；公仪休、晏子、司马公以拔葵、穿布衣等方式约束自己；至于土阶、菲饮，尧、禹以此约束帝王生活，何况士人呢？然而约只是空名，能否实行取决于选择。有不善于约束的人，外表约束得似乎谨慎，内心却很奢侈；约束言语似乎讷拙退让，实际上又多有应许；约束恩泽却不让众人沾润，自己反而享用其肥美，这样的约就不可实行。所以说，关键在于选择。”我的浅陋见解大概就是这样，这也可以拿来回答中丞吗？有人说：“好。”我说：“如今中丞所谋划的，是公卿圣贤之约；一定要永远守住这种操守，学习孔颜，肩负司马公的德行，辅佐尧禹之后的事业，使之纳入约道。实行之后国家有所依赖，功名有所收获，这样才称得上盛大。适逢太史徐君将要回到中秘，便叙述这些话来求正，并请他一并转达给中丞公。” 《怀星堂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怀星堂集》卷十二 明祝允明撰 书牍 拟上天公书 臣听说，上天的职责是生育并覆盖万物，帝道玄妙深远，所以百姓困苦便呼喊上天，祈求上天以覆盖养育的仁德救助；灾难达到极点便呼喊上帝，希望得到转旋救治的神力。上帝难道乐意违背仁德而损害职责，埋没神力而败坏道术吗？如今岁星运行在亥位，自春夏以来，淫雨洪水造成灾害，几乎遍及天下一半。日月星辰失去光明，四渎水势混乱，山被淹没，谷地沉陷，城邑郡县被冲荡，麦子被杀死，禾苗腐烂，死者成万成万。正当阳气盛大的时节，雷电却昏暗消灭，阴气浸润泛滥，类似秋冬时节，却又违反应有的寒暖规律，败坏正常的气度，实在令人畏惧戒慎。臣听说，六气播布其游散之气，四时宣行其生育之理，雷电的发动，各有主管。上帝只是统摄运行根本，使自然自行消长罢了。这样看来，如今水灾的暴烈，是上帝的意思吗？还是群臣失去了神明之理呢？臣愚昧地认为，世道有隆盛衰落，道理却没有迁变；灾异降临，难道会是虚妄苟且的应验吗？某座山、某片土地正在上帝创造之中，上帝便蓄积水势淹没它；某些人民、某种事物违背上帝的命令，上帝便使水淹没它们。为什么把凶灾普遍赐给众地，泛泛而来却没有选择呢？臣又私下看到，有的地方平坦便利于往来，却忽然遭受灾害；有的地方土地险峻，陷没众人，却反而安宁。被淹没的必定是贫困狭窄之家，幸存的却往往是奢侈富有的宅室。如此说来，上帝的意旨究竟在哪里呢？上天虽然浩荡广大，不计较细微得失，但吉凶如影随形，难道还会很困难吗？况且下民的救济极其艰难而且缓慢，上天的仁慈护佑却极其容易而迅速。以最容易的变化，替代百姓极艰难的劳苦；以最快速的神道，替代人力长久的努力。只用养育万物的一点功用，就可以解除四海的困穷。按照人情来衡量裁断，必定可以看出其中的顺逆。臣虽不敢凭此仰窥上天宏大的造化、上扰玄妙的天机，然而从自己的视听出发，感受到这种至诚，地下众人的共同心愿，也敢冒昧上闻。恭敬地希望您迅速开合造化的枢纽，回应百姓侥幸获救的愿望，解除众人积累的怨恨，开创安定和睦的喜悦。乾道光明茂盛，坤舆安宁停息，六合都幸甚如此。云官雨伯若干扰天纪、制造灾变，也请借天威加以革除、整治、匡正和警戒，使之归于中正。臣冒犯清严，罪当不赦。恭请上天照临，终于赐予俞允施行。上阁老座主太原相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