懐星堂集卷二十四

译（缺五十余字）我说，如今的医生除了这五种困难之外，又有五种困难：病家富贵而骄傲，不肯尊敬并听从医生，这是第一；病人愚昧固执，强说自己知道，不能服从医嘱，这是第二；愚昧卑下的人，完全不能辨别良医和庸医，只凭耳朵听信喧嚷；有时劣医偶然得到世俗声誉，这些下等人一定会抛弃高明医生而托付给当时的庸医，这是第三；劣医妄为，病人相信其胡乱施治，偶然因其他力量而痊愈，便自以为是；有时也知道并非自己的功劳，却依仗屡次偶然奏效，安然把这种方法施行下去。病人曾经侥幸痊愈，良医已经洞察病情，却以自我陈述为可耻而不愿说明；有时说明实情反而遭到恼怒和讥笑，白白陷入愤懑困厄，这是第四；良医虽然荐用药物，服药者却又参考其他药物、兼用别法而产生怀疑，治疗不能专一，功效失败后便分担、推卸毁谤，这是第五。唉！古代已有五种困难，尚且使功效不能完备；如今又在五种之外增加五种，同时承受这些困难，却还希望不被责怪，事业怎么能够成就呢？” 第三首说：当时的人不懂得医术。京城完全没有高明的医生；南方医术最差的医生，如果在乡里得不到任用，就会到京城去，不久一定大为流行。公卿大夫用饮宴、功德、金帛和文章来酬谢他，车马塞满他的宅第；更有甚者，在朝廷宣称他医术高明，他便立即被选入宫廷供奉，也往往有人因此得到官职。然而实际上他是胡乱行医。人们因为他得到卿相尊贵之人的推重，不敢非难，也不敢询问。有人问起，宰相互相说道：“他确实是庸医，但总会有效果。我实在不懂医术，只知道他有疗效；即使知道，也只是取用他的疗效罢了。他虽然庸劣，也没有妨害。”唉，宰相任用人，难道可以这样吗？医术是极小的技艺；连医术都不懂，又怎么能够识别士人呢？医治自己的身体，连生死都不考虑，姑且任凭庸医胡来；那么治理天下，难道也能任凭他们胡来吗？” 《书述》。我在检视坎草时发现一篇文字，叙述一段书法之事，不记得是谁所作，也可能是作者自己戏谑抄录的。它的书法极其接近张芝、王羲之、钟繇、索靖，后人取法并模仿它，只在表面光泽上略有不同，再没有改变，可知已经达到极致。到了唐代，遵守并执持本家法度，起初只是略有区别；你我之间后来渐渐大步分开，到了宋初，有才能的人还遵守从前的规矩。到了宋代中叶，面貌大变，虽然神采骨力还稍稍含有晋人的风度，十次之中九次失当、一次合宜；若出自本人尚且可以，近来却只是随波逐流，跟着风气倒退，违背宗法、悖逆祖法，竟在一朝之间破坏千年以来的典范法式，哪里还有时间讥笑它，只应当长叹流泪罢了。到了海滨残赵时期，错误紊乱层出不穷，除了一两个守持旧法的人之外，怪异的形态充满世间，我因此不能不痛哭。元初几个人，尚未排定甲乙次序；虞夔等人还可以，枢、邓以及其他人不值得谈论。吴兴一派独自振兴，国手遍交友朋，历代书法都归宿于此；晋唐的优良传统确实无人能比，但也免不了奴书般的炫耀，自列门阀。即使如此，仍可说接近尽善；小有缺点，反而更显得大体完美。饶、周一类，也还值得观赏。二宋处于国初，本来应当最为优胜（克昌、裔），昌裔圆熟妩媚，仍次于克。宋氏父子不失邯郸旧步（濂、燧）。詹、解在朝廷中显扬，卢（熊）、周（砥）在民间坚守；像滕公等人尤其多，来不及一一列举，并不是要抛弃他们。朝廷中的人本应让位于乡野之士而仰慕原、干一类的人，可惜他们力量根本高超，却又被一时的书法规范束缚。自我以来，斑驳杂乱的书法家很多，这里就无暇一一谈了。二沈在墨林中声名显赫，在昌盛时代迈步高行，任凭自己发挥而为人推重，人人都说是绝妙之景；大君的宫廷声誉于是达到极盛，或者说只是一时如此，确实也是这样。学士们功力深厚，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成就，十之八九是在朝廷中形成的，因而也多少受到规矩裁削的拘束，并非其精神的完整呈现。偶尔在闲窗下随意落笔，往往进入妙品，只是人们很少见到罢了。棘寺正书伤于妩媚，行草伤于轻浮，因而形成轻佻浮薄的风气，远离高雅正大；像戴着高帽、穿着轻衫的少年踢球，又像艳丽的女子盛妆打扮、含笑相对。朱夏时期榜署纷纷，容易获得声誉的，孔昜、仲昭以下直到廷晖、养正这一类人，烟墨塞眼，全都是俗工。其中太常稍稍接近清润，吏部蒋某颇为崇尚沈雄，可惜不肯自行脱离俗套；孔昜不过是掾史的手笔，养正我就不知道了（不知道当时凭什么能够列入书苑）。二陈的书法流于矜持拘谨，登畧稍稍高于他们；又有宜黄吴余庆、昆山卫靖，稍能脱离尘俗，趣味趋向很正，只恨不能更为开阔，而且已经老了。程氏父子以篆隶擅长，既然这种事业已经少见，便不得不把后来左参李相也列入其中，他颇有青冰之誉（左赞与长沙公）。李牧、杨师也并非以书法著名。其中还有可观的（昌祺、文贞）。到了近朝所称道的黄翰、二钱、张汝弼，都是松人。松人承继沈氏遗留下来的声名，钟情于豪放的墨迹，直到今天仍是如此；然而荆玉一出，也就只有这一人了。小钱大体上还可以，黄翰与东海人一个远离熏莸、一个艺业近于鲁卫。张公起初还接近前人的规范，后来忽然转为飘荡放纵，虽然名声传遍天下，知音却为之叹息惊骇。如今姑且因其人而受到推重，和黄氏一派的行伎同样低下，不是我的同道。又有一个叫天骏的，也想仿效婢女学习夫人，真可叹啊！樵夫、厨役和奴仆之流，丑陋恶俗、污秽不堪，怎么忍心污损笔墨？恐怕后世有时只得到他的名字而失去他的作品，反而冒名误人，所以姑且把他附列在这里。紫薇郎署分掌科举，木天中任职，左阁传布诏令，前后任职者不是这里能够全部列举的。评论者说，任道逊、姜立纲，以及近来的周文通、宜攀、詹某、沈盖，也依稀像徐武功、刘西台、吴文定、李太仆，都是近世士人所仰望的（吴公没有辜负书法之名，所以不能算当家；喜爱人才而及于乌鸦，贵在能够去除幼稚和俗气，这一点也牵涉到笔墨，不必责怪其杂乱无伦）。徐、刘和吴，以及马氏、刑部萧黄门（更加显著），也都只是取法宋元人的作品而已（徐取法米芾，刘取法赵孟頫，吴取法苏轼，马氏也取法米芾，萧氏自成一种形态，而近来的彦修又有所取法）。其中刘氏没有一笔失去法度，也实在令人感慨。（他们）舍弃文王、武王而攀附成王、康王。太仆的资质力量本来就高，于是特意违背众人，既远离群体所从属的宋人，又一并抛弃根源；有时从孙枝上翻出新意，已经独立成体，筋骨另行安置，眉目也各不相同。大概他所提出的奴书之论，正是胸中自得自喜的东西。《太仓州新志》序

译慎重啊！刘侯撰写本州史志，难道不正是继承古代遗教吗？这部书和《春秋》的记事相同。都氏的笔墨，也有助于成就他的志书。舜开始划分州域，封土为山，疏浚河川；禹分治九州土地，安定山川，核定田赋，制定贡赋。这些都是盘庚治理亳、周人营建洛邑一类的政治大纲。右史记载他们的功绩，仲尼加以阐述，作为治理各县的训诫；又删削修订鲁国史记，至于城郭、社稷、山川、宫庙、门观、台榭、马厩、园囿、军戍、赋税、铠甲等事，都记载得清楚了。他又特别重视记载人才，致力于褒扬善人、斥责恶人。《二典》所体现的，正是建立功业和立言的法式。如今从孔氏之学来参与政事的君子，大多知道以此为规范，那就很好了。有些人做得不完全，便歪曲自己的政绩，夸大自己的言论；言论卑下得像货券，言论高亢得像凤凰和鹞鹰，却不知道谨慎。因此君子对此很为难。刘侯治理政事和撰写言论的情况，读一读这部志书便可以看见了。刘侯是越人，名龙，字允卿，以进士身份来到这里。任职两年，政绩告成，便为本州编写史志。都君名穆，字玄敬，任太仆少卿，是吴人。起初州尚未建立时，陆大参容撰写《太仓志》，陈丞伸撰写《太仓事迹》，其他材料散见于昆山、常熟、嘉定三县的书中。李君端初任州守时，立即嘱托桑郡判悦撰写志书。如今这部志书大概总汇各类旧册，并加以升降取舍；宗旨在于简明核实，所以错误少而且值得观览。书即将完成时，作者又病重，来不及亲自作序，因此我稍微为它写得详细些。虽然如此，撰写《春秋》是天子的事。刘侯的功绩受官位限制，不能全部显现，能够显现的，就是他的志书。以后若有人执持此志继续前进，改变它而使之更加兴盛，正如《易》的《升卦》所说：“南征吉，志行也。”《渐卦》说：“进得位，往有功也。”唉！九官、十乱，大概就是由此开始的吧？《重刻鄂州小集》后序 圣人去世后，六经断绝，但文章的法则仍然流传下来。自《春秋》以来，著述者谁不想承袭芳名、留下谋略，使后世传信？这类著述从来不缺于典册，哪些人值得称道也就可以知道了。左氏、孟轲、荀卿以下，历代不过几位。近世有唐宋八大家的称号，反而使初学者拘泥固执，评论其他人时好像完全没有听见。我曾认为不必这样。诸子都以孔氏为师，只要道理真切、文辞通达，便可以名扬一世。就拿仕宦功绩来说，世代史书所记录的人，为什么只有一位士人如今被称为宰相呢？像萧何、曹参、长民，以及龚遂、黄霸一类人，难道都好像不再有其他人物了吗？果真如此吗？品评人物，应当揭示其最高成就；至于寻找友师，则不应遗弃任何可以取法的人。赵宋南渡以后，气势局促，文章纤弱。朱、吕几位君子，除了讲说义理以外，值得称道的人仅仅有新安二罗先生、鄂州端良、郢州端规，大概以前没有听说过他们。如今读到他们的文章，情况却不同。鄂州的文章，诚斋、攻媿两位当代名家本来就称许他，朱子又称许他，直到今天仍受推重。宋太史王忠文一类人，多次称扬而使他的声望更加崇高。唉，看来确实如此！我说的话难道不是也有一点所得吗？把其中最优秀的作品列入四大家之中，又有什么可惭愧的？道理严密充实，规模典雅，太史所说的“与秦汉并列”，才算真正懂得评论文章吧？至于他的政绩已经可以看见，又何尝逊于龚遂、黄霸那些人呢？评论者看到这些，应该不会再轻易下判断了。先生的文集前后多次汇刊，流传过程中虽有颠末变化，但各篇序文都保存完整。弘治己未年，他的第十二世孙惟善等重新刻印，请我祝允明记述此事，我便姑且申述自己的狂简之见罢了。如今文集共五卷，郢州文章十一篇附在其中。这是惟善的新志，也是善于谋划之举。时在庚申年正月上旬。《新刻龙筋凤髓判》序 《龙筋凤髓判》二卷，是唐代司门员外郎张鷟撰写的。近来有人少见流传，允明从先外祖父武功徐府君家得到它，原来是元人的抄录本。曾经把它拿给沈津润卿看。恰逢我邑大夫舂陵欧阳君东之以进士身份来任职，裁判富民案件，教化士人、治理政务，在大力整顿政教之余，又想着有什么东西可以辅助仕进和学习，认为这部书便是其中之一，准备取来刻印。沈津进言说：“请把这件事交给我，不值得烦劳大人。”于是亲手抄录上版，工程完成后又请我叙述缘由。过去先王议论政事而制定法令，所以郑国的刑书颇受当时人的讥刺。到了秦代焚烧圣贤典籍，专门任用法吏为师，一切都严酷苛刻。汉代纠正这种偏差，虽然入仕者儒生和法吏并进，但审断狱讼一定重视援引经义，仍有接近先王议制定法、以及《春秋》诛罚意旨的微妙精神。后来才有判辞，但往往芜杂衰弱而且脱离实际情状。到了唐代实行四铨，判文专门占其中一科。张鷟当时文采敏捷艳丽，有“青钱学士”的称号。史书称他八次参加考试都中甲科，四次参与选官判策，成为铨府中最优秀的人，可见他的文章确实优美。宋、元沿袭这种制度，本朝也因循下来，用来考试士人，施行于官府，都有可观之处。中间一度崇尚笃实的经学，有时便稍稍无暇精心选取文章。近来文教更加振兴，英才迅速涌现，主持政务的人裁断驳议详明公允，接待宾客的人文章文采灿然，仕进与学习都因此更加兴盛。这部书本来就没有什么可谦让的地方，也可以借此作为选取人才、培养人才的功劳。我们大夫胸中如悬秋月，笔下又有南山般的气象，尚且已经通达事理，嘉惠后来学习的人；这正是他学习圣道、爱护百姓的一端。今后如果再大力施行，以辅佐国家、帮助教化、造就人才，这功德不也很盛大吗？我姑且申述自己的狂简之见，作为先导；沈津好义而且能文，也将由此一并显现。《重刻王著作文集》序 吴郡王氏的祖先唐代水部府君王棨，到王观已经是第十九代；实在是闻孙王观努力振兴祖先留下的声誉，间或取出尚存的典籍，汇集整理后刻印，于是王著的文集也再次流传于世。王著是水部府君的第九代孙，是王观的第十一代祖先。他的文集自宝祐年间起，由他的曾孙进士王思文取福清县学的墨本，在吴学刻印，直到今天流传下来的极少。王观因袭旧本，又取来画像、赞文等附在后面，编成八卷。王观交给允明，特意请我为刻成作序；至于宝祐年间的序跋所论先生的道德和文章，已经很详尽了。如今从文集中所收来看，不过是行状、书札几篇，其他文章五首，以及周、宋两位弟子所记录的言语罢了。大概程氏的教导不崇尚辞章，本来就是这样；但难道只是这个原因吗？我曾私下从孔氏的书中寻求例证，比如《论语》中齐、鲁诸君的问答，就是后世的行状、书札；门人所记述的微言和绪论，就是后世的语录。那么圣人的文章也不过如此。《论语》在天地之间永垂不朽，这部集子虽然所记录的言语有远近不同，学习者难道不应当珍藏并传付后世，希望它也能不朽吗？先生还有一部《论语解》，刻成后应当有人为它叙述宗旨，这样或许可以看到先生思想的完整面貌。弘治三年，乡里后学祝允明谨慎作序。《伯时父史图》记

译伯时父的《图史》描绘历史故事八件。第一件：沛公坐在文榻上，戴着高冠，穿着长衣，一手按着榻边的卷册，一手疏理胡须，神情意态凝重深远，垂下双脚洗濯。右边一名女子捧着他的脚，左手拿水为他洗脚，也像鸱鸟蹲坐那样，姿态窈窕。一名佩剑童子站在榻后，距离稍远。郦生抬眼挺立，举起双手傲然面对沛公，眉目鼻舌都开朗分明，胡须飘动，完全是长者的神情。第二件：文帝在琴旁缓缓站立，垂着衣襟，牵引胡须，像歌声唱完后正在沉思。慎夫人退后站在文帝身后，柔婉亲密地倚着琴头。张廷尉手持笏板拜奏，座旁俨然有大臣的气势。第三件：画孝元帝坐在床上，熊猛然冲到前面；冯媛挺身而出，正面伸手交叉，面对熊屹立。傅氏转身站在旁边，收拢嘴唇、皱着眉头，四肢展开，神情惊恐，像要赶快躲避。上面一人一手按着膝盖收摄衣裳，一手指向婕妤；婕妤的神情也略像有所动作和意志，但风神本来就安定坚定。第四件：唐明皇帝散步站在中间，拂着胡须，握着衣带，戴高巾、穿华丽衣裳，风姿极其闲逸，仿佛仍在天宫。一名随从从远处捧着大镜子正对着他，另有三人站在镜后，其中两人持杖，一人叉手，个个弯腰，严肃而畏惧。镜子上方和后方还有一人抱着龙纹坐墩，另一人手持大斧，这大概是韩丞相在位时的情景。第五件：博陆侯夜里将要夺取玉玺，郎官时子孟握剑而来，身后跟着六名士卒；一人举着巨大的火炬在前，另两人从旁夹护。一名长髯者手持旌旗，前后各有一人拔剑向外；前面那人尤其勇猛凶悍，挺胸怒目，刀刃直冲向人，反手用一掌护在身后，仿佛正要承接霍氏的剑，俨然是放肆劫夺的架势，又寻找两把剑来挥舞。前来的郎官与他相对而立，凝神注视，右手横剑，左手抚剑，刚毅无比，却比大将军一伙人更加安静镇定。后面另有一人紧紧拥护他。第六件：骑马者戴宽巾、穿大袍，头略低垂，醉意朦胧、思绪迷蒙，双脚向前蹬住马镫，左腕还扬着马鞭，右肩下垂。有一名奴仆在马旁肩挑物件，同行者三人：一个梳着髽髻、背着瓦罐，另一个戴帽穿衣，想来是侄儿一辈。一名童子披散头发，举着酒爵上前；爵上题写着把马作为车乘之意，马腿压着缰络，低头曲颈，不能迅速奔驰。马前四个孩子张开手掌，齐齐奔跑环绕，拦阻马匹：一个双脚张开，一个单脚站立，一个向后拖拽，一个将要失足，跪下后软弱得不能支撑自己；还有头发四垂的、覆住额头的、剃发的、头发盘成几个螺髻的，穿长衫的、穿半长衫的，被包裹的、被牵缚的。和后面四个随从一起的孩子，全都在大笑，姿态形貌大略不同，没有一个完全相同。这是山公。第七件：两个才士面对面坐着交谈；其中戴头巾、拖着鞋，面目疏朗秀美、胡须漂亮，两手交叉按在一只膝上的，是桓公。穿粗布衣、双臂下垂，一手伸入胸怀之间，潇洒而沉静典雅的，是王景略。老温在后面，胡须又长又短不齐，主簿陪同站立侍候。一个长脸、额头突出，一个身材颇为肥壮。另有一名执事，脱帽而戴皮帽，捧剑直立在后面。一名苍头奴仆，梳着两个髽髻，光着脚，手握如意。还有一人背着蒲席，口眼显得寒苦，仿佛可以把手捧到嘴边取暖。即使有高傲拔俗、表露在面容上的人，也没有一个像王君那样充实丰润。第八件：玄宗派张韬光到杨太真妃的私宅查看，正画妃子献发的故事。她的肢体婉转，黑发如云高高盘起，仍然丰美得像活着一样。垂下一缕细发，几乎长过她的身体。她左手拿着右手剪下来的头发，精妙深玄，玩赏它时几乎使人怀疑她马上就要把它剪断。一名小女子跪着托盘承接头发，面貌和姿态也都飞动有神。张韬光手持笏板，远远站立。另有一名侍从捧着妆奁盒之类的物件，神情幽暗悲恻而又庄重恭敬。这八幅画都系在李氏澄心纸上，白描人物每人不过如今五寸高，每张纸不过三尺长。总计男子三十六人，妇女六人，婴儿幼童四人。君臣、夫妇、僚佐、宾友，以及侍从，各有不同的身份品类；喜、怒、悲、壮，谈笑和奉事，各有不同的情态；忧劳、勤勉、忠诚、节义，才略、放逸、依附，各有不同的事务。人们都能够从画中辨识出来。伯时父又亲自疏释每幅画所依据的史文，手抄在每册之后，观览者就清楚了。这些画之所以值得看重，一方面在于伯时父的技艺，另一方面还在于借此鉴照古代，给世人以劝善惩恶的教益。我既然有幸看到了它，便思考怎样才能在一眼观览之后解释其中令人着迷的意趣，所以记下这些话。《宋徽宗画猫记》有一幅画猫图，用笺纸绘成，如今尺量高二尺六寸，宽度是高度的一半。画了三只猫：一只通体纯黄，脸特别白，站立着前腿，正面注视；一只杂有斑纹，身体像玳瑁，弯曲着脚，尾巴绕在腹部；一只白猫，正面熟睡。三只猫的身体彼此支撑依靠，毛色交错混杂，仔细观察才能分辨出来。神态形状生动，好像将要叫出声来。下方有锦席，上方题写“宣和殿制”，下一行写“赐贯贯字”，下方盖有“御书之印”。大概是赐给童贯的，现为某寺僧人收藏。纸质大多黯黑，僧人说从最初收藏到现在已有三百年，师徒代代传藏而保护得太严密，所以多次受梅雨蒸湿而变成这样。难道是童贯主持搜罗花石时，随行人员遗留下来的吗？唉，这件事涉及的意味实在细微，而我由此感慨有六点。固陵与童贯关系极其亲密，受赐之时声势张扬显赫；后来气运转移，事物变迁，君臣之间的心意契合已经消失，但物品的遗迹还保存着。童贯用花石纲取悦皇帝，又用这幅画取悦童贯，情意实在深厚。然而童贯最终因为贪婪吞食百姓，给皇帝招来祸患，反而以祸报恩。像这样，当时充斥朝廷、列于太仓俸禄之中的，多是不能捕捉的鼠辈；他们互相乳养，贩卖恩义，官府柔弱，和这类害虫一样，根本不足以禁制鼠辈。皇帝竟然没有察觉这一点，而以牝牡骊黄来作判断的办法也失去了应有的类别和标准吗？所以说，这是帝王应当学习的道理：不应把技艺放在首位；皇帝不知道这一点，反而让技艺牵制了根本。然而如今世上的学士和工匠，又有多少能达到这种境界呢？佛教以空为主宰，僧人守持戒律的力量反而比世俗更严，这又是世俗劫难中值得空门慨叹的一点吗？感伤悲恻的思绪太多，于是又托之于歌谣讽刺。歌词说：“宣和殿里鼠鼷鼯鼠很多，派遣一只又一只，愿能把它们驱除。锦鞯绮衣光彩辉煌，鼠辈凭借社稷庇护，竟然彼此相互豢养。风流的君王赵八郎，奎文灿烂如火般浮耀。貂珰从玉府中坠落一斑，九州重新归还璧玉，不再随着花石纲漂流。茂苑的伽蓝寺要谨慎关闭门户，夜夜忧愁提防六丁神来取走。叶公的龙还没有跃走，老僧高卧，哭泣成群的老鼠。” 《陈氏收藏宋元名画记》

译这部册子汇集宋、元名画，从徽宗皇帝以下，共有若干件，全都是尺余的方、圆小幅，题咏也都是旧日遗迹。阳羡陈子征凭借多年积累的富裕家产，才收集完成。为了它，他仿佛卧游山川、坐观木石，与百年以前的人交谈；脚磨出了茧，眼睛看得酸痛，心里却反复掂量，不能排遣。他认为我有幸可以为这部画册作序。唉！天地山川、阴阳鬼神、人伦隐显、动植物的生长变化，以及龙象、魈魅等凝聚和消散的形态，飞扬挺拔、显露无遗；无名之物与有师承之物，罔象与尸体，太鸿与期，谁能够全都知道？只有人能够参与其中。法象的奇异和偶然，器用的出入，英灵的显发，都从事物的枢纽掠过，注入人的心和手，于是图画便兴起了。无声的造化运行显现出来，图画于是产生。后世不能传承那些已经死亡的形态，造化的运行便会紊乱；昊羲的■■，苍史的■■，也就如此。我还来不及详论。陶、虞时代已有星辰、山龙等图像；明代以来，顶承汉代、踵继唐代，文人产生秀美而幽玄的遗迹，遥远而悠长；而两代君臣典章法式的遗存，像这部册子所汇聚的那样，其绘画确实铿锵有力。保存它很难，汇集它更难，人人都应当明白这一点，因此已经无需再费言辞。只是诸位老画家甲乙相次汇聚，他们的精神在天地之间流行，幽微和显著彼此争艳、错彩相间，互相成为师友，虹光从中发出，鬼神为之护持，确实比一家世代相传的文献更为珍贵。而我们陈子在其中遨游，起初看见的是外在形貌，继而看见的是内在精神，最终把这些都抛开，肖似万物的形貌而与万有融为一体，和造化的运行同在。那么这部册子的珍重之处，正在于我们陈子，难道只是供两个眼珠子观赏的吗？《九歌图》记 杜君的《九歌图》曾经寄放在我的居所，我亲手收藏它已经四十年了。如今他要带回去。我说：子儋是有辞赋才华却没有得到际遇的人，灵均是凭辞赋得到际遇的人；长卿呢？长卿看待屈原，就像儿子看待父亲。大概才华受到时代抑扬，竟然就是这样。如今士人生在盛世，只要怀有一技，必然能够任用。至于有些人猎取极其显贵的职位，还有什么得到际遇与不得际遇可说呢？子儋的才气和年龄，都像贾谊当初遇到汉文帝时一样，一旦起步便可日行千里，成功正在早晚之间。司马长卿就不足以相比了。至于探寻幽深、寄情荒野，砍取青光来书写《离骚》时，走遍屈原的遗迹，或许还不能登上最高一级。我把这幅图送给他的原因，大概是想用屈原来比拟他的才华，用司马相如来比拟他的际遇罢了。《画鱼记》有一幅画在绢上杂画群鱼，横长六尺，纵向三尺有半，水充满绢面。画一条大鲤鱼，近三尺长，昂首振鳍，尾巴拨刺摆动却还没有伸展开；远看高大雄伟，大概是作为群鱼之主的。其他鱼分散在四周：鲫鱼三条，金鳜各两条，鲩、鳀、鲦各一条，鮡五条，鲨九条，其余都是鱦鱼而各自分开。它们的形状是身体圆而嘴尖，有的身体像鲫鱼那样，有的像鮡鱼而稍大并带红色斑纹，数量也相同。还有一条头部和身体特别肥厚、圆钝蠢拙而颜色污杂；有十五条鳞片极细、鳍尚未长全而微微发红。直游的、横游的、顺游的、倒游的，跃起疾游的，伏定不动的，大的超过一尺，小的只有一寸，鳞片细小的，种种形态如此繁多，却不觉得数量太多。螃蟹和虾各一只，甲壳类只有这些，却不知道为什么反而显得少。菱叶、浮萍花叶，水浸其中，流动荡漾，很有真实的意味。角上题记说：“直仁智殿，安成刘节写。知道刘节是某官司的人，却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人，想来大概是宣德、英宗年间吧。”外祖父陈公拿来给允明看。我私下观察鱼鳞大小，想到大鱼有脊梁绵延千里，鱼鳍高耸千仞，直到寻、丈、尺等尺度；在浩大无边的水域之间，升沉变化、形态怪异而神奇，它们作为雄伟标志和奇异景观，远远超过这幅图，却没有比画中鱼更尊贵的。竟然还不如一根毫毛栖息在墨迹中、寄托于笔墨，反而能够凭借文章流传，这难道不是荒谬吗？又何必在真假之间作选择呢？不过是幸运或不幸罢了。这样难道还不足以了解一个人的际遇吗？即使看那些赝品，过去的名画和神妙绘作，又有哪一类少呢？它们往往像云飘散、花凋落一样消失了，而这幅画能够得到君子推尊并奉为宗主，应该不会很快腐朽湮灭。这样又难道还不足以知道，人的幸运和不幸并不完全取决于才能高下吗？允明承受先生教诲已久，没有什么可以回报；闲暇时仔细观看这幅画而有所感触，于是托此写下记文。《新刻〈震泽纪善录〉序》《宋史》说：著作王先生信伯没有撰写专门的书，但木钟一经敲响，门人便不能不把声音记录下来；周宪的记录也是如此，所以有了这部编录。然而如果认为先生的道理全部都在这部书里，固然不可以；如果认为这部书不必存在，也同样不对。假使周宪等人听到了却不记录，先生的道理难道就会从此在世上无人知晓吗？雨露的滋润，也不能一天之内遍及天下；只要有得到滋润的地方，便会欣欣然向荣。这部编录中的每一句话，往往都足以使人心向善，阐明圣人的谋略，辨析义理，使天下后世的人都能看见这一言一语的恩泽。它的言语涉及一个人，便是一个人的恩泽；难道仅仅是作为一家文献的凭证、成为子孙百世的幸运而已吗？当初淳熙年间，蕲州太守施君把这部编录和先生文集一起在郡学刻印。如今先生的第十一世孙王观已经重新刻印文集，又另外刻印此书，使它可以独立流行。唉！距离先生已经四百年，他的言语如今又给世人带来恩惠。王观的心，正是周宪的心，也是先生的心。人们由此可以看见君子的恩泽没有在五代以后断绝，也可以知道贤能子孙所承担的责任并不轻。新本刻成后，允明谨慎叙述缘由，用来告诉那些承受先生恩泽的人。《高陵编》序 宋代滕山上成下撰写《孙王墓记》。洪武年间，卢舍人熊和诸位贤者为它表彰、题跋并作歌诗，前后斑斑可考，也足以供人观览。我仅仅把它们缀成一编，锁藏在东邑黄文学应龙的私箧中。我的同道朱尧民取来编排次序并加以补益，沈润卿又把它收入刻本，于是才不至于湮没。封土、祭祀孔子，从前君王用来表彰史书中郡国名臣，丘墓的记载不可缺少。后来即使做的是无所作为的事情，也仍然能够从中看出义理。因此，这也可以用来认识尧民的义心。我郡的新志屡次难以完成，将来如果有良史治理郡事、编写郡志，那么这部编录大概就是其中的一瓢水吧。《考德录》后序

译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翰林学士延陵文定公去世，安葬以后，嗣子中书舍人嗣盛把公所接受的两朝诰敕、谕祭文，以及碑志、铭、行状、诔文、挽词之类，汇编成书，名为《考德录》。允明跟随几位先生读它，有人说：“先生的言论难道只止于这部书吗？”我说：“书不能尽尽表达言语，只能说到它的要点。”又问：“德行难道只止于言语吗？”我说：“言语不能完全穷尽德行，只能作为考察它的依据。”大凡先生在家中表现出来的德行，便教化和善于士人，恩惠流布乡里；他在朝廷所建立的事业，便使道义感格天子，义理取信于百官，福泽蒙及天下，这些全都无法由一人称述穷尽。等到他去世以后，受到信任的人思念他的义理，受教化的人思念他的训导，受恩惠的人思念他的恩泽，蒙受福泽的人思念他的福佑，感情不能自行堵塞，于是开始为他立言。大概他的德行就像风雨的恩泽，施加于草木、岩壑、园囿，没有间断；各自得到它的人，都把它藏在自己的心中。称述他的人，就像渡河者歌诵江河，来来往往的人都如此，却不必每一个人都能说清楚。即使圣人，也只是把先生完整的节操和完备的功绩交付给后世，作为万世的信史。至于书中写到赠送、祭奠、改谥之时，也不过概略说明表彰功劳、尊崇旧德的大意罢了，这是形势所决定的。从前哀悼三良，只有《黄鸟》三章；鲁哀公为孔子作诔，也不过几句话。这部文编光彩灿然，天子的诏令明亮回旋，宗师名公和皇帝贤士的鸿篇大制森然罗列，颁布到四方。先生生前荣耀、死后哀荣所系，大概可以说：“用文章来称述的人，其德行流传得更加长远。”它把《秦风》与鲁国史记相配，悬置在那里而不可磨灭。读者读完一卷，如果想见到先生言论的完整面貌，或许我这番愚见能略微使他得到慰藉。《遥溪诗集》序 西川熊君气韵纯正清雅，年轻时凭借《毛诗》取得科名。天子任命他做学者之师，先调往蕲州武陵，改任蓟州房山，又改任我郡吴县，如今转任长洲。虽然职责在于经学，但素来怀有诗癖，没有一天停止吟咏。凡是仕宦足迹所到的地方，东西南北之间，抚心触物、面对人事，欢欣而感愤，手舞足蹈而又忧戚叹息，流畅而通达或沮丧而收缩，酸咸甘苦，乃至饮食梦寐、戏谑放浪、谈笑傲然，都寄托在诗声之中。时间久了，诗作丰富，逐渐编成数卷，认为我可以参与校印，交给我请作序文。我试着读它：有如晴云繁多而姿态万千，像秋日清澈的河水洗濯山石；又舒缓而勤勉，像布帛和粟米给人以恩惠。大概他的志向在于兼善天下，所以情感和厚而不放纵；他的操守廉洁谨慎，所以言辞有怨而不愤怒；他的修身处世孝友忠信，所以气质敦厚而宽容。我一向奇怪当时人嫉妒唐诗而献媚于宋诗，元人学习唐诗却流于靡弱，如今工于诗者还不能追及他们，反而学习宋诗而又失去旧有步法，于是诗篇接连而来，粗俗鄙陋，各地自成一派，各人自成一格；上升时像胡言乱语，下沉时又像黏滞不动。这样究竟是为什么呢？熊君的诗尤其长于五言，大概除了唐诗没有可以比拟的；长期摹拟之后已经化为自己的风格，往往像彼此契合，远远超过其他作品，光明灿然，足以磨砺长卿的长城，荡涤信明的枫江。我认为这部诗集可以独立流行。熊君名永昌，字某，世代居住在忠州酆都的遥溪；“遥溪”是他因居住地而取的别号。《重刻〈中原音韵〉序》有文章韵，有诗韵，有词韵，有曲韵，有古韵，有今韵。古韵出自六经，作文的人使用它，古体选诗也使用它。今韵出自沈约的近体诗韵，近体诗使用它。词起于唐代，盛于宋代，一直到今天，押韵仍和诗相同。只有金、元北曲使用所谓中原之韵，大概因为他们的国都在幽燕地区，同河洛相距不远，那里方言就是如此。所以写北曲的人常常指责诗韵偏狭，而作诗的人直到今天仍不遵从它。我们洪武圣人已经命令鸿儒硕士订定正韵，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诗韵暂且不论，北调的制度难道不应当在这里更加严格吗？我爱好音乐，所以曾自负懂得音律；我说四十年来接待宾友，没有一个人达到这个境界。关于音乐的书颇有一些，只是没有时间像那些人一样研究，因此每每对当今之事长叹，认为现在最坏的就是音乐。先不说雅乐，仅仅是日常使用的十七宫调，能够辨识其优劣、判定是非的人，几十年前还有一些士人，如今几乎绝迹了。不幸又有南宋温州、浙东戏文的曲调，简直像禽鸟嘈杂；它的调子究竟在哪里呢？唉，浅陋啊！大河王将军廷瑞，是一位俊秀豪迈的士人。他已经刻印诗韵，又想把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刻印入板，拿给我看，我非常高兴。关于正音的论说，周德清的全书讲得非常详细，因此我稍稍摘取其中数节要旨，交给他，让他列在书前，希望读者能够得到一个大概。抄写完毕，付诸刊刻，只略作引述而已。《刻沈石田诗》序

译唐人把作诗作为求学和求仕的途径，风气声调大体相同，情性也大略相近；其中李白、杜甫几人尤其杰出，然而诗格有高下，声调却没有相距太远，仍像十五国各自形成一种风气，可以按文辞知道地域，唐代也是如此。这正是它的美处。宋代不如唐代，这一点已经很明显了。其中有杨亿、刘筠、欧阳修、梅尧臣、钱惟演、王禹偁、林逋、魏野、苏舜钦、晏殊、王安石、惠崇这一类杰出人物，仍然有唐人的声调。后来专心刻意学习杜甫，苏轼、黄庭坚也是如此；虽然门径似乎不同，堂室深处却暗相符合，所以能够豪迈自任，独擅一时。然而如果孔子重新出现，恐怕也会对他们望尘退席了。流传到南宋，曾几、陈与义几人还保有诗道。到了陆游、杨万里，又从苏轼、黄庭坚变化而来，但转为幽奥婉曲而趋向畅快，有的流于率易，已经接近辩讼之辞了。有人认为宋诗可以和唐诗同列，甚至说超过唐诗，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仍不能信服；区区一己所得，怎么能够使天下后世都信服呢？本朝诗人，起初有刘崧、林鸿等人，直到闽中四杰、十才子以来，前后次第都清楚可见。有些人不以宗法唐诗而取胜，沈公却独自疏导涓涓细流，横放于四海之间，一时诗坛都把右席让给他。我曾试着观察这些诗，唐诗、宋诗以及一般诗人或许有人不能辨明，我却能够辨明。大概沈公家法本来以陆放翁为主，但精神气度所寄托的，却只有杜甫；因此无论兴、观、群、怨，还是君父、草木虫鱼，凡是已经由诗中发出而使自己感到畅快的，人们都推重他而无从辞让，所以称他为本朝诗人，认为他的声调不同于唐诗，却仍然带有唐诗的骨力。否则如果仅凭他的语言，便不足以望及前辈诸公，更何况超越他们呢？沈公起初非常爱重我，他的儿子云鸿又是我表姊的家人。公不嫌年长，屈尊同我交友；过去曾命云鸿带着八卷诗，请我为它编次，那些都是沈公壮年时的作品，纯是唐人格调。后来他又认为自己不足，最终老于宋诗，把旧稿搜罗出来全部毁掉，后来的学习者都不知道这件事，我至今仍为此惋惜不已。如今人们重视沈公的诗，也多半只是被声势震动罢了。沈公学习、熟习《左氏传》，平生语言和义理都来自《左氏传》和杜甫。他的诗集稿本很多，稍有华氏、沈氏两个刻本。淮阴王挥使廷瑞又把所得诗作一百多篇刻印，请我作序，姑且说上几句话。廷瑞喜欢做有义有惠的事情，读沈集赠给他的诗，便可以了解他的为人。《潜庵游戏》引 王潜庵有成就自己、成就万物的仁惠，有独自快乐、与人同乐的趣味。才人韵士为他创作乐府来赞美他，汇成一卷。潜庵也写了一支答谢的双调曲，并亲自写了几首教化风俗的南曲。主器荩臣卫使把它们汇集起来刊刻。唉！当潜庵在世时，我们这些人相互举杯，放声歌啸，让童子拨弦击拍，以此享受青春。桃花飘落，红花满地，丽日将暮。这些词足以抒发胸中的郁结。如今潜庵已经去世，面对子敬的琴、山阳的笛，我们这些人实在承受不了感慨。然而潜庵是通达的人，我们临风对月，试着整理旧曲调，潜庵难道不会又化作赤壁上的鹤、敲门的竹子，在形体之外与我们唱和吗？因此作此引，题名为《潜庵游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怀星堂集》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怀星堂集》卷二十五 （明）祝允明撰 ○纪叙 《杜憼古易序》门人杜憼认为，晁氏、吕氏、朱子所订定的《古易》，只是恢复汉初的本子，都接近古义，却没有符合孔氏的旧本，于是便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说，伏羲之《易》只有八卦的卦象，有画而没有文字，也没有给卦象立名；卦象的重叠出于三代，文王命名并作《彖》，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用以解释、编次《杂卦传》《彖传》《象传》《系辞》《文言》等篇，也都有一定旨意。这才是汉代以前尚未散乱的《易》，是古文本。于是他定为：伏羲三画八象为一篇，文王《彖》分上下两篇，周公爻辞分上下两篇，孔子《十翼》十篇，共十五篇。书写成后没有拿给别人看，只是带来拜访我，请我作序。我虽然比杜憼年长一天，也曾从事学业，却不崇尚章句之学。杜憼资质聪颖，力量勇猛，一旦提出这个主张，便有完整的编次条例，又作辨析、注释、图说来阐发、辅翼他的书，题名为《周易》。我姑且把它看作一家之言。他自己说入山吃藜羹，差不多三十年才得到这些成果。他的勤苦达到这种程度，也真是勤奋了。大体说来，圣人的言语简约而深远，宽裕而周备。学习者按照自己所能接近的地方去求取，没有不能得到的；领会以后，没有不能贯通的。何况《易》的精深微妙，岂是庸常之士所能测知？从孔子以后直到唐代，著述解释的人如此繁多，虽然他们的书如今所存无几，其中英明玄妙、造诣深远、见识旷达的人，怎么可以一概诬蔑呢？我想并不是没有知道这一点的人，关键在于钩取、发明幽深隐微之处，略去烦琐章句，提取深奥精义而遗弃粗疏迹象，做到得意而忘象；这就像背着苓草而嘲笑王通所说的鱼兔。即使康成、辅嗣、康伯、仲达这些人，他们的高远、专精和坚实达到这种程度，难道会不知道吗？大概他们也只是姑且采用简便的办法，认为这样不会损害《易》的大旨罢了。况且前人讲论重卦、命名的学说，也有很多。杜憼的这部书本来就应当保存，用来供后人参订，应当广泛传播，不要秘藏。杜氏是吴中世代为儒而又高隐的家族，杜憼是渊孝先生的孙子，是我老师佥宪先生的儿子。他志向高远而操行严峻，专心求学而安于贫困，不肯苟且迎合；一人一事，都能使精神游于尘世之上，有凌云出霞之姿，想来是奇异之士。《西洋朝贡典录》序

译《西洋朝贡典录》这部书，是用来叙述海外各国的事情，辨明地域，列举山川，计算道路里程，陈述各地风俗，记载物产繁育，叙述朝贡，以彰明王化；记载营建，以赞美使臣才干，从而充实国典的实录，寄托博览远方的志向。往昔先王乘龙守护宝器，所重视的没有不超过车舆的。夏代贡物和周代四方之事，已经见于圣人著作；《史记》《汉书》记载地理，也都清楚如在掌握之中。后世史书相继兴起，其增删损益可以考见，大体都是改朝换代之士，搜集当时的见闻，用来附会前代典籍、辨析异同。到了元氏统有天下，自称疆域广阔开拓，然而西方海域、南方涨海之地，仍然挺立不服。我太祖高皇帝应震而出、行健如乾，威德超过古人，天下都来朝王，却不以远方珍物为贵。太宗修明文治，于是致力于交通道路，才有分剖符节的使命和征取包茅的使事。中官郑和等人，驾着飞驰如星的海船驶入天池，在鳌极之地彰显皇帝使者的光辉。这样以后，章亥旧日的步量山川，才又有了绳索裹革的记载；张骞出使异域的事迹，也加倍收集于筐笼箱箧之中。前后使者车舆往来，彼此在方志中得到呈现。虽然称为实录，却仍未能融会贯通。只有言语而没有文采，著作怎么能够流传久远呢？黄子生在华夏文教之区，却能远远收览恢宏奇异的景观；身处一尺见方的小几之间，却思虑天下四方的广阔；生活在熙和安宁的时代，却仰慕驰骋奔走、出使奏事的年代。他秉承天地间的奇异才气，时机一到便将它发挥出来。手执书札，随身携带，于是有了这部著作。这部书取法班固、司马迁，叙述各国境域所在以及风俗的差异；取法《周官》，叙述田地和畜牧；取法《山海经》，叙述山水、鸟兽、草木；取法《禹贡》，叙述贡物。每个岛屿的末尾，又写下评论，用来概括未尽之意。件件事情都有依据，句句话都不是凭空臆测。刚健与柔和交错铺陈，仿佛繁星灿然点缀紫霄；纲目网罗而有条理，灿烂如璇珠缀成藻饰的冠冕。真可以说是追踪南方左氏一类的良匠，追随卿云之文而以我为法式的人了。唉，如今这个时代，著作者实在寥落。有人辨析性理、考订礼制，依附经学大师；有人搜罗琐碎浮泛、尖新浅薄的文字，仿佛寄身于文苑。凭您的才器，为什么不高谈五经，写出足以炫耀千轴的富赡文章呢？难道是喜欢致力于边远荒僻、恢宏奇诡的形貌，甘心与《齐谐》《志怪》一类的见闻相似吗？我又为可惜而感叹，能理解黄子心志的人太少了。他将清晨起身便有所感怀，思考辅佐明王，弘扬广大到与天地相际的治理；思考施展使者才干，以通达居中驾驭四方的策略；思考开阔耳目，以舒展笼罩山岳、联络海域的气魄。可是他又深深慨叹，英雄人物横遭阻绝，被束缚在三场二试的科举制度中，受腐朽文章、琐屑句法的条律拘禁，竟然还不如宦官、奴仆之臣，能够承接天子言语、踏行大地纲维，施展志向、吐露气概，表现得光明灿烂。所以他舍弃那些而选择这些，裹着粮食、穿着草鞋，独自跋涉千里，在海边访问说异域语言的人，在简陋茅舍中询问黎民老人，经过七次改写、七次更换稿本，才编成这部书。前代史书各有不同。如今把它们分别置列而不混杂，其中有时涉及疑误错舛，便时时加以讨论；因为对西洋部分尤其详尽，所以题名如此。书中有几处铺陈议论，张扬才华之余，难道没有深藏忧虑吗？难道只是炫耀文才而已吗？从前太傅、太原文恪公曾说，黄子在中秘之地任职时，也没有各国风土的书。春官所掌管的不过是朝聘和表章，万历年间听说有这样的撰述，十分喜爱并赏识，却还没有看到它完成。黄子并不妄自比附他人，对上只推许王公，对下甚至提到我。如今王公已经去世，我应当为它作序。因此，我希望英明的君主欣赏它的伟大功绩，珍爱他的才略；即使乘木筏远行并非本愿，放舟入海也都可以接受。进而发挥宣尼关于麟的笔法，退而扬雄驾驭文辞的丝缰，那么这部典录的作用，便正是黄子的志向了。《书〈汉唐秘史〉后》宁献王撰写《汉唐秘史》二卷，书前自叙以及安王跋文说：太祖皇帝读过《唐史》以后，因胡寅断定其文辞，于是命宁献王撰写这部书。大意在于以偏失为戒，对于怪异祸乱之事则叙述详尽。淮南王母、张果之类，凡是后人所称汉、唐两代各种杂乱怪诞的事情，搜集得最为繁多，而且并不出自正史。至于极其鄙俗亵渎的，如武氏的如意君、高力士的假妻，是小说中最为淫靡的内容；过去即使看过杂书，也还认为那是虚构托辞，如今这些全都收入大段文字加以记述，并且又特别承受皇帝旨意来考核辨正，难道是敢于把无稽之事说成事实吗？大概宁献王喜欢编纂奇异的文编秘牍，把它们聚集在王府中；王浩搜猎这些材料来撰写此书，本来就容易。如果只是拿出不合经典的策略，外人也能做到，他更不敢如此。《约斋闲录序》约斋先生俞君寛甫，是吴地乡校的老师。他操守贞正耿介，谨守正道，笃志学习，谨慎交友，少出门户，淡泊而安于朴素生活。他做学问，喜欢深入钻研，勤奋彰明而逐月进益；在外表上把权贵权要看得如同仇敌，把声名利禄看得如同水上泡沫。他以黄卷为宾，以王氏墨本为友，亲手用墨校订、用朱笔订正，每天与古代贤哲交游，大概是皇甫玄宴一流的人。寄居乡里教授经文，姑且应童蒙求学之需，前后不过五十年，乡里的学生先后有数百人，离去后都受到他的教化。使人向善而知耻，他大概有暗中辅助风俗教化的功劳。他曾与同道结社，互相切磋砥砺，如张云槎、南伯以下，共十多人。每月朔日、望日，由一人作东，准备鸡黍和干肉等，宴会设在斋馆，必定有诗篇唱和，有雅歌高谈，尽情舒展美好时光。三十年来，我享有了王公贵人也无法得到的快乐。后来同道逐渐凋零，如今只有俞君巍然独存。我自从以布衣身份与俞君交往，也将近四十年了，如今我们或已鬓发斑白，彼此相见行礼，仍与过去没有不同。他的后嗣弁，字子容，有如凤凰的毛、兰草的种子，继承世代儒业，对我尤其亲近。近来他拿俞君所著《约斋闲录》二十卷给我阅读，请我作序。大概俞君的书箱和书箧充满了书籍，足以饱览耳目；闲暇时把胸中藏有的千卷书摘取分类编成此书，都是他平日反复研读而有所契合的地方，随即写成札记。到这时又经过整理编次而成，并不是他全部学问的体现。然而读者即使只是用蠡斗测海，也足以从中看出他鉴别裁断的高明，并得到劝善惩恶的益处。唐人编写稗官杂录，各自征引见闻，不专事抄袭。宋人的述作更加繁多，除了一两位大手笔之外，抄掠重复，多有令人厌烦之处。俞君的书很少引用旧典，却更多收集当代事物，这正是我所说的高明之处。书中各部分的分类次序，也含有微妙的旨意，读者还应当自己体会出来。《洚溪崔氏族谱序》

译洚溪崔氏族谱由处士崔云重新修订，他的孙子太学生崔澄又续补了世系。崔澄捧着副本给我看，我读到族谱共记载十一世，始祖是五八秀才崔云。到第八世崔澄时，他说：“我听祖父说，祖父又听族中长辈说：我们的先世是扬州人，本来姓郑，到六七朝奉府君时，他是宋朝武臣，靖康年间为躲避战乱迁到东南，寄居湖州长兴，于是改姓崔。他的儿子百九秀才恐怕失去本姓，因此把两个姓都保留下来，又迁到吴江的洚溪，直到今天，姓氏最终仍沿用朝奉府君所改的崔姓。我又考察庙主上的字迹，从六世以上都题作‘崔郑氏’，后来才只写‘崔’。又考察旧谱，第一世祖称郑五八秀才，他的儿子称崔郑六七朝奉，由此可知加上‘崔’字始于朝奉府君无疑，郑为本姓也无疑。如今应当删去崔姓，恢复郑姓，也没有疑问了。现在族谱只是依照旧本继续书写，前面的部分没有改动。只是这个说法如果不说明就不能彰显；想来凡是编修、续修族谱的人，都是希望执掌此事的人把它告知我们的后人。”允明说：“如果确实如此，为什么不直说出来，让大家明白呢？”崔澄说：“这是谨慎地传递疑问。”允明说：“好啊！族谱的道理，一句话概括，就是所谓谨慎罢了。氏姓是族谱中的第一件大事，如今失传而不弄清楚，后世必然混乱。然而如果贸然裁断，万一有一分错误，当然不如保留疑问更好。平庸妄作的人甚至冒认别人的祖先，可见保留疑问的好处，你不要被迷惑。又岂只是氏姓一端如此？世代次序谨慎，昭穆就会端正；称号谨慎，传承久远就会可信；行迹政绩谨慎，功德就会彰显；记载操守谨慎，惩戒就会产生；排行次序谨慎，宗族支派就会确定，嫡庶关系也会明察，亲疏远近也会彰显；承继传续谨慎，就能长久而不坠失。凡是这些，都是族谱所应具备的，全都能做到谨慎，那么族谱的完美就达到极点了。至于以亲爱亲族、尊敬尊长为根本，合并异支而归于同宗，借此尊崇天地常道、维系家族，那当然也必然由这种完善产生。编修者和续修者的宗旨，全都集中在这里了。你们后来的所有子孙，都应当彼此以此为鉴。《蕲州甘氏重辑族谱序》甘侯在夏代以国为氏，传到盘时，成为殷王的老师。周代因封子带于甘国，有人说甘姓便从此开始。进入春秋，有甘氏德行显著；秦代有甘茂、甘罗居于丹阳；汉代有甘延寿；吴代有甘宁；晋代有甘卓，都在历代正史中显赫排列。到甘战时跟随许逊学习神仙图经，传说后来升天。到了五代，甘从矩出仕南唐，任左钤辖，开始由润州迁到丰城。他生甘祯，任武功大夫、右军卫前总管，充任左平野指挥第一部副兵马使，申报本部事务，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上柱国。后来辅佐宋太祖，被封为丰城县开国伯。他的儿子甘宗承袭爵位，甘宗生甘令绪，居住在唐福。甘令绪生甘茂筠，甘茂筠生甘熹，甘熹生甘量，甘量生甘靖，甘靖生甘礼，甘礼生甘遐，甘遐生甘宗明。甘宗明生甘有文，甘有文生甘永坚，甘永坚生甘景山，于是迁到蕲州。甘景山生甘叔杰，甘叔杰生甘正德，甘正德生甘雨，甘雨生甘应模。甘应模生甘文焘，甘文焘生某某，某某生甘廷震，甘廷震生甘仕英，甘仕英生甘仿，甘仿生甘莹，甘莹生甘泽，甘泽任吴县儒学训导。所能得到的世系资料，只有宣德年间应模的墓被人发掘，才得到甘文焘所写的墓碑阴面志文，其中称甘祯为第一世祖，应模为第十六世。弘治丁巳年，甘泽调任太仓州儒学学正。一天，他和同僚临川邹君元洁谈到家世。邹君说：“我的内亲就是丰城的甘氏。”甘泽说：“啊，难道是这样吗？”邹君本来就是重义之人，立即邀请他的舅父甘希圣，带着族谱前来，与墓志、族谱互相参照，果然完全吻合。先前缺失的世系因此得以续接，没有错误，而且图表和传记记载也十分详细。甘泽捧读之后又惊又喜，认为这仿佛是从天而降，于是全部交给允明，请求订正编纂。于是我统合各支、树立根本而分剖枝条，编成如下蕲州支派定谱。凡是族谱，开头列图，是为了表示纲领；其次列世系传承，是为了疏理条目；再其次列诰敕、志文，是为了完备事实；然后列旧序和述文，是为了广泛考察；其他支派列在末尾，是为了周详而不遗漏，传记则有详有略。甘祯在丰城族谱中记载得很清楚，但墓志写作时，大概正逢族人争相掩埋墓穴，仓促传录而产生错乱；或者泥沙涂抹，文字漫漶，出现亥豕之误，因此其中所说的‘积’字究竟是什么，已经无法知道了。墓志说永坚为第十一世，如今从甘祯算起应当是第十二世，大概它的错误也与甘祯、甘积两处相似。若依族谱从甘从矩开始追溯，那么甘祯实际是第十三世，应模则应为第十七世，这才是真实的世次。墓志说正德生雨，雨生应模；族谱则写正德生百七，百七生庆孙，百七承接雨这一行是没有疑问的，但庆孙究竟是否承接应模，便无法确定了。族谱又写作‘允坚’，墓志写作‘永’；族谱写作‘叔杰’，墓志写作‘杰’。前一处是‘永’、‘允’因读音相近而产生的讹误，后一处的‘杰’就是‘杰’，只是异体写法。凡是这些地方，我都详细说明，却保留疑问而不作定论，这就是谨慎。至于族谱中隐藏的变为显明、分离的重新合一，那都是天意。所谓天，就是事理。没有人刻意安排却自然如此，似乎不是人为而合乎事理，并且辅助常道教化、增长孝与仁；本来只是一家私事，却使大化融会贯通，仿佛其中有意安排，实际上正是事理的自然。唉！无须人为而合乎事理，尚且可以说是天意，就应当承受它。何况上帝最初把本心降给我们，孝、仁和常道教化的根本，其事理真实坚固，交付我们执守，终此一生都不可有一天违背。要承受天意，应当怎样做呢？唉，应当怎样做呢？于是作这篇族谱序。《莆阳林氏世德图序》

译天下林氏都出自黄帝，以比干为祖先；上下数百年之间，如今没有比福建莆阳林氏更兴盛的了。允明曾跟随今南台中丞公待用，翻阅考察世代谱录，根本枝条记载得十分详密。大概从铜盘铭文、孔丘汗竹，直到演派、景龙氏族表、《元和姓纂》、名士传、人物志，以及温彦博、李习之等人的碑文记述，三仁建立德业，九牧流传福庆，光辉盛大、昌盛蔓延，唉，是多么兴盛啊！中丞公又给我看历代绘制的画像，始于睦州，继以九牧，直到中丞公，共排列二十代，并为每代作赞，题名为《世德》，让我作序并系述。有人以程叔子的一段话怀疑这件事，往往因此在后世流传。其实，草扎的灵偶和木制俑像，当然已经废弃；但铸金像以怀忠、雕木像以彰孝，君子并不废弃。至于麒麟阁、云台、凌烟阁所作的画像，驱除那些旁求的浮华尘垢，我难道唯独不能把它与衣裳、宗庙礼器相比，即使只及其万分之一吗？所以说君子不会废弃它。想来君子用来表达孝心的方式，便因而推广开来：以忠孝为骨干，以遗训为肌肉，以典章秩序为血脉，以文章文采为毛发，并且秉持精神、含蓄元气，从而达到肖似先贤、保全遗泽的力量，使后世子孙以及万代后裔永远不衰替，那么这幅图难道只是面对墙壁羹食、徒然思念先贤吗？中丞公祯符在当世有盛名，他的出处操守如同睦州，刚劲节操如同邵州，文章事业如同江陵，其余方面也都无愧于这些先贤。唉，我坐享这些事业的成果已经很久了。我敢于汇集诗篇，认为中丞公能够达到这种境界，也能传给他的后人，大概正因为他自身拥有这些德行，所以后人才能相似。愿子子孙孙永远继承，不要使它中断。《江阴夏氏新辑族谱序》嘉靖三年春，江阴习里夏氏再次编修族谱完成，请他的朋友长洲祝氏为之作序记述。唉，真好啊！夏氏编写这部族谱，难道不正是使文献得以完备而伸展吗？从前先王担心人们混乱自己的生类而沦为禽兽，轻视本来应厚待的、厚待本来应轻视的，以致不分亲疏远近而颠倒；怀抱妻妾子女、宫室家庭，最终必然流落道路而成为草木。于是建立宗法，用来尊敬祖先、敬重宗族、联结巩固支派枝条，增长仁爱忠敬之心，养成孝慈友睦的行为，以此引导天下百姓遵循皇家的常道，使社会得到治理并和谐。后来圣人的恩泽枯竭，王法败坏，世间政事苟且，宗族事务也败坏了；宗法废弃，于是族谱兴起。从魏晋到隋唐，凡是士人和庶民，都有姓氏、族望；官府有簿状，家族有谱系。簿状用来决定选举，谱系用来区别婚姻。设置机构，置备图籍，由郎官、令史掌管，由中正、功曹据此办理。于是百姓没有没有族谱的宗族，同时公家有懂得编撰的人，私家有能够整理叙述的儒者。像王僧孺、徐勉、何承天、高士廉、柳冲、路淳、韦述、柳芳、张九龄、林宝这些人，以及百家百官谱、《姓苑》《官氏志》《氏族志》《姓系录》《开元永泰衣冠诸谱》《韵略》《姓纂》《姓解》之类，篇卷详尽博大，使这一传统大为振兴。到了后来，国家精华衰落、百姓离散，这些制度被弃置而不再使用。直到欧阳修，才采用其中的大略来表列唐代君主和宰相，并且仍然自作家谱。苏洵也创制这种体例，只是规范略有不同。近世大夫士有的编写，有的不编写；编写的人只是仿效这两家。虽然这不是先王的制度，却也是先王的本意。因此，先王对待人民，是联结他们的离散来巩固团结；后世却只任其一端，逐渐走向分裂。至于今天所编的族谱，也只是大略顺应近世体例而保存先王本意罢了。然而仍有不肯编谱的人，这难道不是被先王所责备、自我抛弃在皇道常理之外吗？至于肯编族谱的，本来是好事。无奈有人喜好声名、夸耀世俗，这种心情炽烈于胸中，于是文辞昏乱而实质偏私，崇尚公然的虚伪而灭绝真诚，败坏了仁爱忠敬的最初宗旨。这样一来，简册虽然齐备，内心和行为却相违背；更有甚者，搜求华饰、夸异祖先，以改变并背离自己的始祖，自以为扩大孝道，实际上却是不孝。这样最终又要族谱有什么用呢？依我看来，观察如今的风俗，愚昧卑贱的人不编，已经富有而不善的人不编；已经富有又有善行的人编，却往往陷入夸耀和虚伪，难道不值得悲痛吗？夏氏大概可以免除这些弊病。夏氏确实是圣人之后，没有不是文命的后代；但族谱并不攀援附会，只从夏竦开始，毫不隐讳，迁徙经历有足以配合王言的声誉，品行事业在文苑中灿然可观，正合乎上天叙定的厚重典则。礼法能够这样施行，难道不是很好吗？这部文献，开始由处士雪洲颧创作，继而由云溪蒙修订，如今又由太学谅再次编纂。太学谅遵循父亲易轩顺的教诲来编写此书，已经很好了。通过文章来考察事实，仁爱忠敬之心就会兴盛；慈孝和睦姻亲的行为就会丰厚。冠礼婚礼依时举行，是为了重视世代传承；生育养护、死亡安葬，是为了完备孝道；斋戒祭祀、按时追思，是为了追念久远祖先；义仓和苞筐，是为了广施恩惠；诗书琴瑟，是为了彰明教化；祭祀宴享，是为了使族党关系融洽；笏板印绶、夙兴夜寐，是为了移植忠诚之心。没有墙上蛀虫般的败坏，没有妇人凌驾于男子之上的混乱；没有沉溺声色、像博戏中的老鼠一样的行为，没有内里肥胖而外表高傲的虚饰；以刑法在下、矩法在前、规矩在后，便可以修养自身，可以整齐家庭，可以教化乡里，可以推及天下。所以君子说：‘夏氏的这部族谱真好啊！’难道可以说它使文献完备而伸展吗？这话确实正确，可以说它使文献完备而伸展了。《跋锺元常荐焦季直表真迹》弘治初年，有客人从越地来，带着锺元常书写的《荐焦季直表》，让我鉴定真伪，准备卖给博文家。我不敢立即作出判断，也因为年代相隔太久，不能不保留疑问。后来它归到了沈先生启南家。沈先生的长子云鸿，是我中表姊的丈夫，又来向我询问，我的回答仍是原来的意见。一天，外舅太仆李公看见后赞叹不已，特意为它鉴定，题写道：‘这是流传一千二百年的真迹，是稀世珍宝。’这样以后众人的议论才确定下来。李公又说：‘从前我在秘府看见二王书法，二王的书法，民间连一点影子都未曾听闻。二十年前，有人拿十八个字说是王羲之的书法，嘉兴人以高价买走了；但那件作品本来也无法确定真伪。’ 《跋定武兰亭》听说这是定武刻本，原以为一定神采英发、光彩艳丽，打开观看后却像木刻本，大大不是所想；仔细观察以后才看出其中的妙处。它最神妙的神采和光彩，都蕴含在质朴浑厚之中。大凡事物中达到神妙境界的，必定如此。定武本有肥本、瘦本之分，这件或许是肥本；而且前面有两个郡的名字，这件没有，但名家题识来历十分清楚。它确实应当是世间珍宝，如今收藏在我们同道良惠沈氏家中，我多次观赏，恭敬地记下这些话。《跋王方庆进〈唐临晋帖〉（万岁通天二年四月三日，银青光禄大夫、行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上柱国、琅琊县开国男、臣王方庆进）》

译宋太宗刻《阁帖》，都是当时善于书法的人摹写真迹，因此唐人临晋人的书帖没有收入雕刻的帖中，几百年来仍流传在人间，但也已经不完整了。摹写形貌的人，对于冉闵，只能得到形体的大概；对于冉闵的上乘之处，也不过像颜回之于孔子那样接近罢了，后来的人则大多只是像阳虎而已。华公收藏着它，真是绝世珍宝。我说：‘今天能够跟随华公见到冉闵，真幸运啊！’ 《跋藏真千文》藏真的书法，我从前只见过岳父太仆李公收藏的一帖。如今又观赏这件，大概是方岳顾君所收藏的。反复玩赏仍感到不足，只谨慎记下年月，以此自我庆幸。辛酉二月望日。《跋王右丞画真迹》唉！魏晋六朝的书画遗迹，我已经无法看到了。进入唐代，本来应当以辋川为宗祖。山西有王摩诘的四景图，山水石本，四方不过一尺，画面上遍布薛尚功等人的题识。绘画的事情哪里是金石刻工所能完全表现的，也只能保存其大体形貌罢了。由此可见，它在当时已经稀少珍贵到了极点，所以人们还谋求把它刻琢下来，何况到了今天呢？如果能够亲眼见到它，难道不是人生最大的庆幸和快意吗？近来听说有一轴图在亲军黄君那里。昨天终于得到机会捧读。大内后宰门有一根丹漆涂饰的巨大横木，用来支撑北门，不知已经多少年了。成化年间，横木偶然坠地，破裂后才发现原来是髹漆竹筒，里面藏着三卷书画，其中一卷就是这件作品。听说它进呈御前，皇帝亲自看了一遍，第二天近侍请示应归谁掌管，正值亲军伯的父亲在司礼监陪侍，皇上于是把它赐给亲军家，事情就是这样。这幅图用细绢绘成，高一尺二寸，长四尺有余，前后完整，末尾下方用楷书写着三个字：‘王维制’。《跋褚摹右军〈枯树赋〉》河南流传到民间的书法遗迹，几十年来特别听说有一本《禊叙》，在故祭酒陈缉熙先生家，号称真迹，如今已经亡佚。除此之外，即使是赝本也很少见到。这件《枯树赋》大概是元人翻刻摹拓的，其中很难免有反复翻裳涉水般的艰苦痕迹。它的外形很像桓大将军之于刘司空，十分相似却留下很多遗憾。后面有鼌补之的跋，却是真手笔，文辞气势和笔势都极为超拔，矫健如游龙。金陵人家收藏着它，请我鉴赏，于是写下这些话。我从前见过鼌补之的书法，只有一封小札，不知道他的精妙竟然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跋东坡草书千文》北方边地有个乡下人，住处靠近大阅兵场，每隔十天半月便看见大将军率领几百名士兵进入场地操练射猎，几名骑兵张弓发箭，纵马回旋几圈，鼓声响起便前进，钲声响起便后退，顷刻之间便停止，说：‘作战布阵不过如此。’于是他弯桑弓、折柳枝，模仿大将军，自以为相差不远。有一天，这位将军统率十万大军出塞纵横，匈奴军队鱼鳞般排列、鹤阵般布置，忽聚忽散，开合变化如神；戈矛弓箭的器具，以及击刺、应敌、向前向后的方法，与从前所见的旧步法完全无关。乡下人看见后，魂魄飞散，这才知道兵法原来是这样。如今学习苏轼书法的人，原本从未见过他的草稿笔法；如果让他们观看这件法帖，怎么能避免惊惶失措呢？法帖在练川沈文元那里，他拿出来让我共同观赏，于是附记这些话。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一起向阁老延陵先生请教，他一定有东西教给我们两个人。《跋米元章〈泛海〉等九帖》范至能说，米芾的书法最初传自沈传师，后来进入大令王献之的门庭。这九帖当时已经收入秘苑，后面有米元晖的跋，如今在黄轻车家中，前后完整，仍保持着旧日粘缀的样子。其中一帖评论唐人，说他们才开始谈论草书笔法，却没有进入晋人格调，只能列为下品。这本来是通行的评论，恐怕也确实是实录吧？用麝香墨和鼠须笔，经过一整年的熏染才形成这样的作品，如今学习书法的人也知道这些吗？《跋米九帖后》又在《米九帖》中发现，其中一帖是他所作《海岱楼望月绝句》的第三、四句：‘天上若无修月户，桂枝撑破向东轮。’这首诗总共写了三遍，最后一遍又在旁边绕写道：‘总共写了四五遍，才有两三个字写得好。’可见书法确实也是一件难事，他用心到了这样的程度。《海岱》就是《海岳》的意思，由此又知道当时曾有这座楼。‘东’字旁边又写了一个‘西’字，可见他自己仍未决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两〕 《跋东坡〈王仲仪哀辞〉》长公苏轼所作《王仲仪哀辞》，用淡黄色绫子界栏，以《兰亭》行书书写。前面题作‘武宁军节度推官苏某’。字体格调庄重安稳，气象雍容宽裕。中和之美达到了极点，是书法中的圣境。《跋苏沧浪草》苏氏父子兄弟以文学著名，汴都盛盛之时，家传笔札，在翰墨府中享有声誉。苏子美尤其被称为独步，赞美他的人说：‘如上林苑百花开放，如淮水映照明月。’他后来遭受一网打尽的打击，残篇断简，留下的墨迹极少。后来朝廷重金向他家收购，他家搜集了几封札子进献上去，都是苏才翁的笔迹。朝廷不知道这些是他家的，他自己也不知道。此帖为董良史氏收藏，如今保存于中丞陆君家。允明在南京时，中丞拿出来给我看，我抚玩了一整天，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看来它的根本在大令王献之，而更多得益于张长史；只是前人从未这样评论过。至于笔锋秀美峭拔、清劲流动，那么‘花发上林，月滉淮水’两句话也相当说中了。《跋米拓兰亭》《禊叙》真本自从温韬抛弃在民间以后，即使淳化年间的皇帝想收购也没有得到，所以没有列入《阁帖》。当时士大夫各自根据所见的版本临摹拓写，各因自身资质所偏近的方面而有所获得。然而每次打开阅读，从来没有看不见王羲之书法的一斑。大凡如大成的圣人，作为他的弟子，即使只具备其中一支，也都能给后人带来益处。老米这一本，完全不受格律束缚，连结体大小也不相合。大概他凭胸中的气韵，只是稍稍遵循祖先的步法来效法罢了。上下之间的精神，彼此流通。我们试着考察它相同和不同的地方，一定有值得谈论之处。这正是轮扁斫轮般的妙处。如今想把它指出来，唉！想认识柳下季，只要看看鲁男子就行了。《跋文潞公三帖》右边是潞公手札三封，不过几十个字，但辞意和蔼亲切。资政的一帖谈到国家谋略和朋友情谊，尤其显露出他平素的胸怀。字虽然没有特别用心，也时常有唐人的风致，并不是没有师法。苏文忠曾对潞公说：‘综合处理细小事务虽然精细，却不如年轻时；贯通古今虽然专门，却比不上前两点。’这些特点在此帖中都可以看见。《跋华光禄收藏宋代遗墨》

译右边是宋代十三人的墨迹遗存：思陵、二米、南宫、二欧阳、文忠公、韩康公、张魏公、山谷老人、林和靖、陈简斋、张樗寮、朱文公、岳侍郎、珂、陈参政、自强各一件；秦桧因属于当时人物，元巙、子山、柯敬仲、苏昌龄、倪元镇因有题识，也都附在其中，共十八纸。国朝李布政昌祺在卷尾详细作了系述，如今收藏在光禄华公汝德家中。高宗所写的是李诗，米芾所写的是王略帖赞中的语句，以及太宗御书的赞文，其余都是书札启事。忠定公与赵忠简，简斋与向芗林，其余则都是一时的同僚、亲友姻戚或僧人，大多是拜访致谢、答谢酬答等日常事务。然而像欧阳修、林逋、黄庭坚、朱熹，上不谄媚，下不轻慢，自然值得仰慕。张浚、岳飞虽然顺应当时礼仪，也还多有忠实之意。张魏公、陈简斋专门谈国家事务，陈简斋间或谈及时政。张魏公担忧皇帝的眼疾，听到桩钱收入多便高兴，劝赵忠简把军务责任归于自己，而专心养气以等待时机，他的忠诚正直明白而特别。陈简斋回信给向芗林，说朝廷利用他的名望召集曹成，授予向芗林宫观职，又回信给李忠定，说李忠定在福州时已经下令分给韩世忠一军，准备从汀州出发，朝廷诏旨非常严急，必定已经上路；这也是值得欣喜的言辞。以书法著名的这些人，如米、黄、张三家，世人多已见过他们的作品。这件法帖中的黄庭坚，大概是盛年时的书法；但信中说到丢失牛儿，牛儿是知命的儿子，而知命已经先去世了，年月也可以据此考察，只是如今没有时间细究。昌祺说米芾的诗不像他的书法，我仔细审察，确实就是米芾所写；只是眼力浅的人不知道，巙、倪所说辨析王右军的文字，是王略帖中的跋语。又把太宗误写成真宗。张樗寮寥寥数笔却特别丰润茂密，轻重安排得当，是他一生书法中卓异的作品。其他如六一居士欧阳修，庄重安稳而宽博；晦翁朱熹，真率简古；林处士、岳倦翁近似欧阳公，而林逋稍显奔放，岳飞尤其矜持，仍保存着翰墨家的法度；子华只是任意挥写。德远、去非、自强都是南宋晚期的一种字体，陈氏稍加藻饰，忠定公则转为柔弱，大概是事务功业繁多而无暇用功。秦桧老人想来也是仿效米芾，却不及其舒展自然的姿态。大体上，观赏古人手札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考察：言语、文学，一看便能知道；或者询问官府事务、谋划家事，可以知道政事处理的道理及其短长、意图、宽严和大小；还可以由此观察德行。如今在这卷书中寻找这些方面，也大多具备。只是其中夹杂了奸臣秦桧，很想把他削去。我对华光禄说：‘不要削掉他，这正是别的山上的石头，可以用来磨玉。’ 《跋苏文忠五帖》右边是苏文忠五帖，其中一帖写给郭廷平，两帖写给中玉提刑。郭廷平的名字不详，提刑的姓也不详。除所说的答谢小事外，献蚝帖极力称赞牡蛎的美味，甚至嘱咐叔党不要把这件事宣扬出去，担心北方的君子会请求谪居海南来分食这种美味。写给苏钧秀才的帖说，歙砚研出的墨汁滑润，虽不是绝品，也不必再另求。闵仲叔不肯因口腹之欲连累别人，苏公的人品举世无双，难道会因为一只牡蛎而对人藏私吗？大体上，他寄托的是一种高逸的情韵，就像吃荔枝一样，希望长久做岭南人，游览奇绝之景，即使死去也不遗憾，都是这个意思。然而他又把这种愿望寄托于别人身上，可见他满眼所见的世人都像同道的君子。就连品评砚台的宗旨也是如此，胸襟多么宏大博厚啊！大人正应当如此。此帖在朱子儋那里，后面一纸是叔党题写郭熙《平远三绝》，气度正与乃父相似，连在一起看尤其可敬可爱。《跋米书〈天马赋〉》南宫米芾与眉山苏轼、豫章黄庭坚、莆阳蔡襄，在宋代都享有盛名。近来的学习者很少，学习王氏、尊奉祖法的人，必定先学习这四家。学习襄阳米芾的人，大多走入狂放狠厉的道路。允明也愿意学习米芾，但资质和力量都不足，因此不容易做到；也不容易把这些话说给别人听。这件《天马赋帖》是梁溪钱氏世代收藏的，他的孙子昌言拿出来让我舒展心意地观赏，还没有看完，便只觉得其中法度森严而显著，与平常的评论大不相同。高阳冯几的说法，难道不是近于误导人吗？昌言请我题识作跋，我姑且附记这些罢了。将来如果有机会认真观赏、下足功夫，或许能得到一二条路径，我应当重新议论，以改掉这段话。《跋宋人聚帖》右边是宋人遗墨，汇集成一册，共有若干纸，书写者总共十九人。如今收藏在我姻亲沈润卿家中。这些人有苏文忠公、王荆公、米南宫、赵王孙令畤、吕吉甫、蔡翛、王岩叟、范文穆公、韩侂胄、蒋宣卿、外名无咎、一觌、一克家、一位不知姓氏的人，想来是鼌补之、孙仲益、梁叔子；又有名光、一衡、一正夫，以及一人身份不详。前两人或许是司马温公和叶梦锡，但不能确定。另有某乡某人一纸，结字草率而奇异，无法辨认。大帅们都是仁宗到宁宗时期的人。因为君子和小人杂然并列，所以题署时没有称他们为贤人。所写的虽然都是与人询问、答复事情的普通小札，除高贤名家之外，其他稍有才华的人，在词义和字体之间也往往可以观赏。与后世成群的文人相比，不仅德行胜不过才华，连才华也一并丧失了，更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是对时代命运的感叹。然而香草与臭草的气味，究竟有谁能够把它们混淆呢？千年以后，观看的人仍然厌恶它们共处一器，甚至还会连累善类的题名。人心的严正，竟然如此啊！那么他们在当时凡是对朝廷内外人物进行褒贬、表彰和区别的人，其心意与今天完全没有一点不同，又何必担心天理会有泯灭的时候呢？然而那些人还能够凭借文章技艺的末流，附着在珠玉般的贤者旁边，偷偷求得在世间长久流传。那么后世评论者如果说只要有本质就够了，为什么还要讲文章，又将如何解释呢？圣人的教诲必定说‘文、行、忠、信’，又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所以本末关系清清楚楚。唉，这正是经历万世而不会产生弊病的道理啊。《跋山谷书李诗》双井黄庭坚的学问，大体以韵味取胜，文章、诗歌、音乐、书画都是如此。姑且只谈他的书法：积累功力本来就深，所得境界本来就独特。总之，他得到晋人的韵味，所以形貌虽然相隔悬远，精神却暗中相合吗？这卷书法纵横驰骤而藏有真趣，几乎有夺胎换骨的妙处，不能拿有若相比孔子来比拟。原因只是他和怀素同样得到晋人韵味罢了。如今学习怀素的人，大多粗率莽撞，只在外在形态上求取，动不动就达到狂怪丑恶的地步。又像优孟装扮孙叔敖，拍掌之间变幻形貌，迷惑人鬼，只能欺骗楚国的无知小儿罢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可恨啊，可恨！这卷墨迹的英气从本体中横溢而出，确实是他平生的神品。尚古光禄收藏保护它，重视超过至宝。老山谷不死的精神，就在华氏家中了。《题米老着色桃花障子》

译米元章的画我过去没有见过。一天经过阊门，在姜氏墙壁间悬挂着一轴桃花图，我随意看去，见画绢极其细密，再看它的笔法，正画着一株树，树上花叶繁茂密集，丹砂和白粉敷染得晶莹明丽、灿烂妍美，气势充盈浓郁，十分奇异。慢慢看到左下角有一方印，仔细察看，方圆约二寸，用缪篆书写，印文是‘楚国米黻’，这才知道是米公的手笔。再仔细玩味，越发领悟其中妙处，把这些告诉主人，主人也才知道应当珍藏。过了几天再经过那里，画已经不在墙上了。如今那个人已经去世，我便向他家索取，料想也再无法见到了。闲暇时凭想象回味他的笔法，因为世上不多见，所以随手记下这幅画。《跋宋儒林郎王大本遗墨》右边有门状两纸，请支米呈一纸，都是王大本保存下来的稿本。我曾经看过王氏世谱，王大本字立之，官职最终做到朝请郎、浙西安抚参议。如今考察这份门状，前一纸与请米呈的官衔相同，只有判府状中的奉议改作了承议。宋代制度中，阶官的承议在奉议之上。大概前一份状文作于淳熙三年六月，后一纸则作于九月；由此可知王大本升转阶官在六月到九月之间。当时升迁转阶的制度是四年一转，因此可知王大本前一任大概已经满四年。没有出身的人逐级转阶，有出身的人可以超资升至奉议；如果连逐级转阶也算上，就不知道王大本是否有出身了。请米呈没有年号，但其中说到干道九年的职田米，因此应当是淳熙元年初。绍兴年间实行元祐年间的制度，阶官分为左右两阶；史书说淳熙初年，宗室善俊请求去掉左右二字，朝廷采纳了。由此看来，善俊提出此议应在春夏之间。大体说来，古人的遗墨大多可以用来参照考察国家政务和家族事务。这几件事都只是小节，不必深究，但也可以补足家乘中的一处缺漏。所以先世遗墨值得重视，不只是因为它们是手泽、与孝思有关。承议第九世孙观请我为此题记，因此记下这些话。王观又说，请米呈后面的官衔没有写完，想来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发出；但恐怕另有其他缘故，也不必强行追究。《跋重刻宋太学生陈公少阳书法草稿石刻后》陈公一死，光辉照耀千古。史书所记载他对宋高宗所说的话，有挽留李忠定、斥责汪黄、下诏亲征、治罪不进兵的将领，以及不可侥幸退守金陵两件事。后来他又说，李忠定请求建都江宁，最初上奏的意见有误，应当听从后来的说法，这就是本篇文字。如今人们看见他碎裂谏鼓、剖割内侍，直到抬着棺材等待受戮，便怀疑他所说的话必定尖刻近于攻讦。看这篇稿子开陈事情原委，辗转详尽而委婉畅达，哪里像这样呢？史书说八月壬午采纳黄潜善的建议杀害东，此稿写于八月二十五日，那天正是壬午。这样看来，起草记录进呈和遭遇灾祸，竟是同一天。文中的辞理明白透彻，和他谈笑间收捕官吏的话一样，都显出神情气度深沉澄澈，真是善于处置生死的人啊！文中说：“如果承蒙陛下以威命赐我一死，那么我实在甘心；如果恐怕遭到权臣毒手，那么我死也不能瞑目。所以我把话全部说出来，以求决定生死，希望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不至于含糊不明地死去。”后来他的死果然符合他平素的心愿。这篇手稿的石刻收藏在镇江郡学，四方学士还很少见到。太学生孙育思和取拓本摹刻在木板上，以便流传，他的志向可嘉，费力也很大。这正体现了天下共同的良知。我也赞许这件事，刻成以后，因而略记其缘由。正德庚午十一月三日，吴郡祝允明题。《怀星堂集》卷二十五。钦定四库全书。《怀星堂集》卷二十六。（明）祝允明。撰写。纪叙。跋宋高宗赐给岳武穆的手敕。宋太祖取得天下，虽然没有凭借战车武力，也足以成为英武之君；至于端王以浪荡子弟的身份在前面丢失天下，康王又以昏庸懦弱不能在后面完全收复天下，这两位君主的文艺都很值得称道，只是没有治理国家的才能罢了。丹青翰墨方面，宋太祖哪里有这样的才艺呢？然而天下得失的结果竟然如此，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两位君主只明白小事，宋太祖明白大局。这份绍兴年间宋高宗写给岳少保的手敕，其中托付之重、处置之周全、期望之深，不是愚昧之人所能做到的。秦桧进谗而岳飞死在前面，手敕中仍把二人并列，正是因为他明白小处，反而在大处昏暗。回头看宋太祖当年任用曹彬、赵普以及斥退雷德骧的事情，得失便清楚可见了。这份手敕由光禄华公汝德收藏，难道不只是引发君子的感叹，也可以成为统治者永远的鉴戒吗？跋宋高宗赐给岳武穆的手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