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亭存稿卷之四

译我私下认为，您的操守品行、立身处世，以及用文章修饰政事的才能，远远超出常人，怎能不令人钦佩仰慕。昨天有客人来访，说：‘孙君率领同僚，请求皇上回銮，自己的职责已经尽到了。’我说：‘还没有。古代的谏臣，遇到一件事情的缺失，章奏要上几十次，甚至关闭家门等待治罪，或者竭力请求出任外职。我是以古人来要求他，不愿因为一封奏疏便匆忙停止。’客人又说：‘孙君俯伏在宫阙之前，过了很久，超过了时辰，他的劳苦太甚了【缺字】【缺字】。’我说：‘还没有。古代的谏臣，牵拉衣襟、折断门槛，头破血流，也不把这些视为困难。我是以古人来要求他，不敢因为一次劳苦便立即宽慰他。’如今烈日当空，汗流如雨，舟车跋涉，确实很不方便。暂时停留在行在，以使皇上身体安适，本来是臣子的情意。然而有六件事情似乎不可缓办，请借前面的论述替您筹划。江北水陆两路征集民夫数万人，饥渴、暑雨交迫，死亡者相枕而卧，尸体尚未冷却，众人便割取来吃，唉，实在惨痛。有些无赖可能趁机而起，诱骗胁迫那些相互煽动、作恶的百姓，势必会响应，这是第一件可忧虑的事。民船商船被拘系已经数月，听不到处置；近来又征集苏州、松江的小民，称为皇夫，让他们坐吃京师，无所事事。割麦插秧，农事正紧，怎么忍心夺去他们的农时，使他们怎样度过一年？” 饥荒所逼迫，他们都起来做盗贼，崇明、西沙一带贼船充斥，这是第二件可忧虑的事。京营和边军两军的夏衣还没有发下，虮虱、疮痍以及【缺字】疫相互传染，而且三五成群，抢夺人的财物，奸淫人的妻子，逐渐不可放任其发展；都城百姓敢怒而不敢追究，这是第三件可忧虑的事。元凶大怼停泊在江边，与大海相通；防守已经很久，人心必然松懈，有人或许会把他当作奇货，进行劫夺俘虏、假借名号的事情，仓促之间怎么抵御呢？这是第四件可忧虑的事。天下各藩臬、郡县的正官，长期离开官守，到京师述职，直到现在还没有返回，万事无人处理，各项职务全都荒废，这是第五件可忧虑的事。从去年秋天到今年夏天，北方送来的章疏堆满案头、装满箱子，还没有得到皇上的裁断，上下的情意隔绝不通，这是第六件可忧虑的事。以上这些事情，都是耳闻目睹的，实在令人寒心。所以即使皇上还没有启程，这六件事也应当先行分别处置。这样或许可以节省已经耗尽的东南财力，使西北已经疲惫的力量得到休息，消除眼前将要萌发的变乱，整顿天下长期废弛的职务。康侯所说的‘救得一半’，就是这个时候吗？不过，切中时政、直言进谏，是谏臣的职责；辅佐教导君德，是大臣的事情。您为什么不请南京文武臣僚一同到宫门外，诚恳号召、严肃陈说，继而以哭泣相劝？皇上平素礼敬重臣，天威一定会舒缓，圣意一定会回转。所陈述的六件事情，一定会依次停止办理。我的职位卑微而言论高峻，无处逃避罪责。只是想到您忠诚愤懑发自内心，正义显现在脸色上，我爱慕您的忠心却不能助您一臂之力，斗胆贡献一点意见罢了。请您明察，幸甚。《奉呈李司空》恭敬地听说您刚刚完成治理水患的功绩，又提出均田的议论，忠靖、文襄二公的功业，您一举兼而取得，敬佩，敬佩！近来朝廷大臣商议废除太仓州的建置，不知您的意见，是否已经毁弃了呢？我看自从设立州以来，没有得到丝毫利益，反而带来数十项危害；如今赶紧废除它，还恐怕受困的百姓不能立即复苏，如果再拖延几年，危害将不可胜言。谨为您陈述如下：增设州官，官员过多而互相推诿，这是第一害；增设吏胥、门隶等人，让他们坐食百姓，这是第二害；每年增加差役九百三十八名，这是第三害；过去各县官田每亩征银一二分，民田三四分，如今增加到八九分、一二钱，这是第四害；过去各县田户拥有田地一千亩以上，才拨作解户；如今一百亩以上便凑集编为解户，这是第五害；州的创立，实在被‘军强、民弱’四个字误导。如今军队没有变弱，百姓没有变强，军民杂居，密集得像蜂蚁，淫秽之事日益炽盛，狱讼日益繁多，这是第六害；旧日的大家族日渐衰败，乡里的小民日渐逃亡，濒海的狂妄奴仆多起来做盗贼，这是第七害。” 昆山的肥沃田地和富裕人家都在东乡，如今全都被划走了，但一县所承担的供役仍和过去一样，这是第八害；州内百姓坐受其困，常熟、昆山的百姓分别承受其祸，这是第九害。天下的事情，不过是利与害罢了：上能有利于国家，下能有利于百姓，便可以做；即使对百姓有害而实际上有利于国家，姑且做它也还可以。如今却是公私都困，有害而无利，那么它应当废除而不应保留，已经很清楚了！况且州县的设立，本来就是为了百姓；设立之后百姓高兴，就应当设立；如果设立之后百姓不高兴，就应当废除，在您反掌之间罢了。我常常看见吴中士民追述当初建置州的缘由，便痛恨前人；有人说到州有可以废除的办法，便喜形于色。民心如此，我本来就知道这个州一定不能长久。我生长在昆山县治西乡，州的去留与我完全没有关系，只是想到您掌握着有所作为的权力，又遇到可以有所作为的机会；如果两项利益一同兴起，九项危害一同除去，那么您的元大功、厚德，就可以刻在景钟上，载入祭祀典册，即使百世之后也不会磨灭。冒昧触犯台下威严，惶恐至极。《复信魏子才》承蒙您告知《篁墩程氏道一编》的情况，大体上是尊崇隆氏，用来比肩朱子。其实道未尝只有一个，而朱子与陆氏也不能强行说成相同。当时朱子的门人从四方来求学，有些先前沉溺于象山直捷高超的学说，仰慕曾点的志向，追求颜子的快乐，涵养的功夫多，考索的功夫少，所以朱子反复教导他们读书穷理，是为了矫正他们的偏向、挽救他们的弊病罢了。后来门人渐渐矫枉过正，于是支离在言语文字之间，而没有切近自身、落实于己的实际功夫；这只是门人末流的弊病，难道是朱子的罪过吗？我私下认为，今天求学，只说“居敬穷理”四个字，彼此对举来说，似乎是两件事，但其中“敬”这个字，实际上贯穿其间。没有不敬而能够穷理的人。专门主张“居敬”、不需要“穷理”，那就是误导后学，岂是浅薄的小错误吗？不知高明您认为怎样。又

译承蒙您用五脏来比喻理一分殊的旨意，最为精细切当，容我再加以体会，等待当面请教。纯甫的议论平正，足以破除有些人的蒙蔽。他说：“理附着于气，得到性这一名称，就是张子所说的把虚与气合起来而有性的意思。”这似乎不可以认作错误而加以驳斥。他说：“木气得到这种理便称为仁。”这几句话似乎还不够明白。如果说“木的理就称为仁”，可以；说“木气得到这种理就称为仁”，便不可以。因为有五行之气，就有五常之理；二者一合即同时具有，本来没有先后彼此的区别，所以只有用急切紧接的语辞才能说明它。若使用舒缓分开的语辞，就会把二者离析为两件事。“木的理就称为仁”，是急辞；“木气得到这种理就称为仁”，是缓辞。高明您认为怎样？我依靠上天的神灵和您的庇护，得以实现所请求的事情，从今以后早晚可以奉养年迈的母亲，温习旧日的学业，这是最大的幸运。承蒙您挂念，感激非常。《答文衡山》古代做士人的人，以道德为重，文章次之；如今做士人的人，则专门凭文章成名罢了，对于本来应当看重的东西，反而有时忽略了。当今海内的士人，我虽然不能全部结交、全部认识，但寻求像您这样的人，屈指也数不了几个，实在太少了。孝友的品行、清正自守的操节，已经充分表现出来；而您立身待人，本来不故意激烈以求显得高尚，也不随波逐流而自处卑下。屡次应试、屡次被斥退，却不把这当作怨恨。前来求诗索文的人络绎不绝，但如果不是合适的人，您也不轻易给予。这些都是古人难以做到的，何况在今天呢？我希望见到您并请教增益自己，确实不是一天的愿望；然而道德方面辜负了初心，文章又被科举功业夺去，没有一样做得好，恐怕到了门下反而被您拒绝，所以多次走近又退回来。昨天承蒙您不以我先行拜访为可耻，俯身赐教，如同得到珙璧。您的片纸只字，世人都把它当作宝物，传抄收藏；然而他们得到的只是次要的东西，却不知道您自己真正应当看重的，根本不在这里。不再详述。《答张提学》我方鹏与世俗多有不合，退下来加入耕田捕鱼的行列。不幸遭逢先父之丧，困顿地伏居在苦土之中。您的使节两次经过我的卑县，我不敢越过礼法请求拜见，想来您会体谅而不怪罪我。如今承蒙您诚恳地屈尊询问，我是什么人，怎敢承受这样的礼遇呢？从前劝学的使者，意见各不相同，往往归因于人的气质：有的崇尚严厉，严厉便少恩；有的崇尚宽和，宽和便松弛法度。因此，依循中庸之道最为困难。如今见您站立在中道之上，斟酌宽严而施用，使士人不敢放纵，也不忍心离弃。我的内心实在欣慰至极。不过，与其宽松，宁可严厉一些吧？他人所谓的严厉，是在呵叱、鞭扑之间用力，因此失去了规矩准绳。先自治而后治人，是严厉的根本。言语如果不合伦理，伏乞您怜察。《致王阳明》昨天承蒙您赐下雄文教诲，如果不是您治理论道精深周到、用功纯熟，一定不能吐词落笔，严谨端正宏大到这样的程度。我认为普通百姓的出生，有幸运和不幸存在其中。假使黄叔度有幸生在圣人的时代，怎么知道他不会成为颜子、子游、子夏一类的人？如果不幸没有在圣人门下游学，怎么知道他不会只成为后世的文人呢？徐君具有机警敏锐的资质，本来就早有【缺字】；又得到您作为老师和朋友，早晚与您交游相处，潜移默化地培养，默默地成就，即使想不成为闻名之人，也不可能。我自幼年起就沉溺于科举这种无用的学问，长大以后昏昧迷惘、颓唐懒惰，以至衰老多病，虽然想不成为庸人，也不可能。然而得到您的言论，虽然有许多还不能最终理解，如果不亲自到您那里当面质问，恐怕会有记录传闻的错误。谨等待请假归家，那么前往趋侍您的日子就不远了。不详尽。《答乔白岩太宰》【缺字】承蒙您赐教的书信，以及多篇杰作和厚重礼物，承受恩荣，感激无任。来信说薛文清【缺字】人【缺字】尽知，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古代著名贤人和大儒，没有在当时受到重视而在后世得到尊崇的，从程朱以来都是如此，不只是文清一人。曾经有人在朝廷上说，想把文清和刘因一起从祀孔庙，并引用许衡、吴澄作为证明。议论者却说，实行道统的是许衡，阐明道统的是吴澄，而【缺字】与瑄没有这些，于是搁置了这项议论，君子为之惋惜。即便如此，文清曾说：‘后世【缺字】如果有杨子云这样的人，一定会喜爱我。’瑄的自信也是这样。如今能够成为当代杨子云的人，除了您还有谁呢？假如让守土之臣再次申明从前的请求，【缺字】赐给他的祠庙匾额，记录他的子孙，那么即使尚未能够从祀，而尊崇他的【缺字】也已经达到极点了。这只在您一句话之间。以胡元那样鄙陋的时代，尚且有【缺字】二位先生可以勉强充数于堂堂天朝；如今寂然没有一个像文清这样的人，竟不能列于俎豆之间，也可以由此看出世道了。不再详述。《【缺字】【缺字】太宰》

译□□□□□听说您获准请求退休，实在令人欣喜庆贺，情况怎么样呢？人的寿命超过七十岁，官做到一品，功业成就而退身，声名完美而节操保全，这样的事情，怎么能不欣喜庆贺呢？您身居政府要职时，我实在为了避嫌，不敢写信；如今如果竟然一言不发，便是辜负了您的提拔之恩，违背了您恳切的教诲，我这番心意终究无法自我表白，罪责也终究不可逃脱。往年我充任铨曹官员，做您的属官，您把我看得如同骨肉，待我如同心腹。不久，您已经北归，我也被外放任职；请求退休没有获准，只得勉强任官。每天早晨参见当道官员，坐在角落屏息静候，即使面对神明、面临师保，也没有像这样严肃恭敬的。至于进退行礼之时，低头弯腰，双手垂过膝盖，我入仕以来从未见过这种礼节。我起初大为惊骇，时间久了更加惭愧，强忍着照做，几乎因此发了狂病。于是借口您东归，坚卧不起。等到您应召担任冢宰，我便有了晋阳之行，再次违背台命，冒着暑热上路。进入那一地区后，才听说当地抚按推荐他们的私交，要代替我任提学；又听说他们向本道发牌，督责十分严厉，说要把科举生员的数目送到学院裁定。考试不是大巡按的职权，提学也不是接受这种牌文的官职；与其委屈自己去顺从他人，不如保全自身而退去。我当时在浙江，自认为方面之任责任很重，不敢轻视自己；后来在山西，又认为师儒之道地位尊重，更不能自我贬抑，所以误触当时的禁令，称病归返故乡。承蒙您周全斡旋，殷勤告诫，勉励我再次出仕，不要触犯简书。我固守最初的见解，不能立即改变。若换作别人，不发怒而认为我狂妄轻率，也必定讥笑我迂腐愚昧了。您不但没有发怒，反而怜惜我。这就是我虽然身已退隐而内心安定，官位虽失而志愿却得到实现的原因。然而我对您的恩德感激铭刻在骨，终身不忘，却没有途径报答，只能早晚举手加额，愿您长寿，愿您多福，以表达我一点点颂祝祈祷的诚意罢了。我引颈向北遥望，感激依恋之情实在无以复加。○写给学中的各位朋友 我听说，乡里的先生去世后一定要在社中祭祀，这是古代的制度；推举其中贤德的人加以祭祀，在学宫旁立祠，这是如今的制度。我们昆山一向号称文献之乡，历代名贤接踵而出；然而过去推举他们十分艰难，如今列入祀典却颇为容易。难道是人才过去很少，如今却大量出现了吗？还是主管官员在今天振兴教化，比过去更为有力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大概是人死之后，公论和乡评总要过很久才会确定吧？这些我本来就无法知道。姑且把我近来耳闻目见的事与诸位君子商量。西溪吴公、竹西虞公，都是我忠心敬重的人。西溪已经入祠了，而竹西却没有人推举。难道是虞氏子孙谦逊退让，虽然显扬先人的心情很迫切，却不敢自我夸耀吗？还是清议对于这两位公有所高下，因此故意有先后呢？这些我也无法知道。竹西的心志品行高尚明朗，文章□□竹西也□也□□为缺□□子孙不甚显著□持者少年而匪人比比入焉，亦不足为轻重□□□叹哉。他的纯正节操和品行的孤高洁白，精神气度的平易旷达，都足以与前代贤人相抗衡，成为后世学人的师法。他的官位虽然不很显赫，事业也没有传闻；但他长期任职于职方，多次提出建议，手稿都还保存着，也可以考察看见。由此可知，他不但无愧于西溪，有些地方甚至超过西溪，也是很明白的了。唯独不能在他们之间享受俎豆祭祀，知情者说这是礼制上的缺失，不也是应该的吗？有人说：‘你正因为文字获罪，本来应当闭口不言，连弥补过错都来不及，却又这样喋喋不休，为什么呢？’我收敛容色向他道歉，但最终还是不能改变自己的看法。伏望诸位君子怜悯我的愚昧，宽恕我的狂妄盲昧，俯察此事，为他向当道申明，把他列入祀典，那就是万幸了。○奉呈内阁相公

译我敬想相公以刚强明敏的资质为根本，以广博的学问来辅济，以清白的操守来持守，又能降低身分礼贤下士，虚心接受天下人的意见，实在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如今正值起用废退之人，我冒昧献上真诚的意见；明知它微不足道，仍妄想尽一点微薄力量。伏望尊长慈爱地俯察采纳，幸甚。第一，续修《统志》。自天顺四年编纂《大明一统志》完成、刊行天下以来，距今已经六十多年了。按当时的情况考察，现在可以续修了。伏乞查照天顺年间的办法，分派命官，全面进行采访。凡州县公署新建的，以及后来出现的名宦人物，都逐一查明，造册上报。然后广泛召集儒臣，分门续纂，以补足历朝长期缺失的典制。还乞请把这规定作为法令，每到六十年重新修订一次，以完成一代的全书，使天下后世都充分知道我朝文教统一、车轨一致的极盛气象，以及与天地同久、无穷无尽的盛德，这是三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第二，尊崇祀典。尧、舜、孔子，都是大圣人；但在承继往圣、开创后世方面，没有谁比孔子更贤。周、程、张、朱，都是大儒；但在著书立教方面，没有谁超过朱熹。国家设置祀典，是为了报答功德。帝王的宗庙，只见于国都；素王孔子的宫庙，却遍布各郡各邑。对于尧、舜，不认为祭祀简慢；对于孔子，也不认为祭祀过盛，关键只在于看他们的功劳如何。朱熹的功劳超过诸儒，地位却低于诸儒，礼制所表达的意思与其功德不相称，我对此深感疑惑。就现在而言，大到五经、四书，小到百家之书、诸子史籍，各种说法纷杂混乱，无所适从，实在依靠朱熹为它们裁断取舍、加以注释，然后才能大明于天下后世。大概自孔子以后，著述的丰富、考据的精密、议论的正确，没有比朱熹更盛的了。即使让他配享孔子，也不过分；可是他却安然处在廊庑旁边，这难道合适吗？如果承蒙褒扬他的功德，提高祭祀礼数，特意在两京国学附近各找一块空地，另建一座祠堂，专门祭祀朱子，并乞请敕赐庙额，制作建立高大的石碑，以彰显崇尚朱子的意思。还请下令礼官编定祭文，审察详定礼仪规格，以建立永久的规则，这是我们圣贤之道的大幸。第三，谨慎制定谥法。古代的谥号有美有恶，劝善惩恶的意义系于其中。孝子慈孙，历百世也不改动。汉、唐以来，逐渐失去古代的本意。像何曾谥号为‘缪’、萧瑀谥号为‘褊’，还保留着前代的遗风。我国的谥法最为简明严谨，但有时依法应当赐谥却偶然遗漏，行为不应得谥却又错误地涉及。没有见到品行端正、志趣平和的人，却谥为‘庄’；没有见到内外宾服、众人归心的人，却谥为‘正’，我私下对此感到疑惑。根据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近世名臣如陈选、林鹗、罗伦几人，即使追赠他们谥号，也不过分。近世大臣如万安、陈文、钱溥等人，即使追夺他们原有的谥号，也不过分。今后廷臣去世，无论地位高低、身处内地还是外地，凡是可以赐谥的，由主管官员据实具奏申请，先交礼官议定拟定，再由内阁详细审定，大略仿照近代谥议、驳议的制度。像独孤及评论吕諲，司马光评论夏竦那样，使名实相符，舆论一致。如果不是合适的人，不应轻易授予谥号，那么死者不会有愧，生者也会受到警戒。第四，选择师儒。近来礼部会同选拔各处提学，难道不是因为培养人才、表率风俗教化关系重大吗？然而教官与诸生地位接近、情分亲密，所关系的事情尤其切要，怎么可以不慎重呢？我私下认为，不称职的教官大略有四类：年老体衰的，学问荒疏的，轻浮狂妄而不检点的，贪污无耻的；这些人都不足以做人师。虽然如此，这往往是习惯造成的，并非本性如此。假如州学有四名教官，其中一人颇想自我振作、与众不同，另外三人便因此嫉妒他，所以这一人即使想行善，也很难做到。又如县学有三名教官，其中一人善于营私，另外两人便羡慕他，所以那两人即使不想作恶，也很难不作恶。请亲临上司、洞察这种弊病，不要因为官职寒微、地位分散便姑息迁就；不知道官职虽寒微而道义却尊贵，地位虽分散而责任却重大，怎么可以忽视呢？伏望通行天下提学衙门，各自把所属教官严格考察选拔；果真有经学明通、品行修洁、学识卓异的人，另行旌表举荐；其余分别评定等级，直接奏闻。犯前两类的，下令退休；犯后两类的，迅速赐令罢黜，另选学问品行优秀的人补任，这样人才就会涌现，风俗教化也会端正。第五，教育勋戚。过去汉文帝选拔有节操品行的人来教育窦氏兄弟，汉明帝设立四姓之学来教育阴氏、马氏等族，功臣子孙没有不接受经学教育的，这是非常盛大的举措。近来听说特意设置一名主事来教育附马都尉，深得古代圣明帝王遗意。由此推广开来，也应当涉及勋戚。我私下见到两京公、侯、伯的嫡子，锦衣玉食，却不学习文章；牵黄犬、臂苍鹰，却不亲近文士。先前虽有教读的名目，但教读者地位太低，既不能以严肃的态度居上教导，他们也养成了骄纵之性；教读者又不肯降低身分迁就他们，不过是徒具文书形式罢了。承袭爵位之后，到国学学习礼仪，然而平素缺少启蒙培养的功夫，只责求他们按年限取得成效，也不过是徒然追求表面好看罢了。要他们能够继承家声、安定救济国家，不是很难吗？应当□□，特命一名翰林官来教育公、侯、伯的嫡子；凡十二岁以上、应当承袭荫职的人，都一律跟随受业。每月三、六、九日，全都集中到宽广的寺院，向他们讲授经书，并亲自为之讲解；用礼义训导他们，自己又亲作表率，使他们听闻圣贤之道，以培养忠孝之心；履行弟子的职责，以消除懒惰傲慢的习气。如果有失德行为，轻的由本人自行处置，重的便奏闻朝廷。至于相见时的贽见礼和宴饮邀请，一概谢绝，以免引起舆论非议。住在南京的，全听南京翰林院掌印官统一约束。这样，必定会有人喜爱诗书、敦行礼义；到那时，窦广德的谦让和阴侍中的知足退让，就不能只在前代独享美名了。

译第六，禁止非礼行为。我认为士大夫相见，应当作揖时就作揖，应当下拜时就下拜，这是古代的道理。近来在进退应酬之间，低头弯腰，双手垂到膝旁，像作揖又不像作揖，像下拜又不像下拜，称作‘打弓’。从古到今，从未见过这种礼节。我曾历任两司，首次拜谒抚按时，完全看见同僚们对此非常熟习。我起初惊骇，久而久之惭愧难当，强忍着照做，几乎因此发狂。到退休归乡后，乡里交往之间也这样做了。如今应诏起用，仕途中彼此相遇，大概也都这样了。一个人首先这样做，百人便跟着仿效，风气像被风吹倒的草、像波浪倾颓一样，渐渐不能任其发展。这就是世道一天比一天下降的原因。礼书说：‘君主佩带的玉佩下垂，臣下的玉佩就应当垂落。’ 《左传》说：‘接受一命爵位便弯腰，接受两命爵位便更加弯曲。’ 古人确实有这样做的，但那都是臣子侍奉君主的礼体，怎么适合施用于朋友交往之间呢？伏乞通行天下，禁止革除这种礼节。今后士大夫相见，或下拜，或作揖，谨慎遵守正常尺度，千万不要再行这种非礼之礼，以助长骄傲谄媚的风气。这对于世道，未必没有补益。○奉呈杨宗伯 入春以来，旧病加重，恐怕突然死去，许多心里话还没有说出，遗憾和怨恨将无穷无尽。所以冒着将死之身，斗胆向您陈述。鹏听说，朝廷之上有辅佐君主的股肱大臣，您就是这样的人。天下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应当过问，何况那些最紧急、最重大的职责所在、应当尽力的事情呢？又有奔走效力的臣子，我就是这样的人。天下的事情，虽然不应当让我参与听闻，但对于最紧急、最重大的事情，也不敢默默不言，只因我的职分疏远、地位偏远罢了。因此请求通过门下，把意见转达给当今皇上，本来就是献言纳谏的一条途径。仰想皇上敬天爱民，勤学勤政，已经无须我置喙。而所谓最紧急、最重大的事情，只有确定国本这一件事罢了。什么叫最紧急？因为不能拖延。什么叫最重大？因为不能忽视。汉文帝即位一年便册立太子，光武帝的儿子刚能穿衣便确定名位，大概是因为天下的事情没有比这更紧急的，所以不敢拖延。宋仁宗采纳韩琦的意见抚育宗室之子，高宗因娄寅亮的请求选择太祖后裔，大概是因为天下的事情没有比这更重大，所以不敢忽视。这四位君主，都是汉、宋的君主，却能够先办紧要事务，认识大体，在当时保全治道，在后世留下美善。何况我皇上具有尧的仁德、舜的智慧，文治谋略和武功功业远远超过这四位君主万万倍呢？然而登极已经多年，正值盛年，前星还没有发出光芒，震位仍然空虚，我私下对此忧虑。即使有《关雎》《麟趾》那样的诗歌，大大成就周室的风化；即使有富贵长寿、多生男儿，必定能够实现华封人三祝的愿望，但有备才能无患，前代的训诫说得非常明白。伏望您以诚意不断积累，来感动圣上的心；秉持公心，以汇集朝廷的议论。凡藩王之子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聪明仁慈孝顺的，精选一人，抚育于□□，教以□经史，谨慎等待皇子诞生，然后分封为大藩，以屏卫王室。□使皇明树立不可拔除的根基，使您的福庆延续无穷，而我也愿意暂且不死，以亲眼看见太平盛世，那是多么幸运啊！寡妇的叹息、□人的忧虑，我实在比别人更为深切，其中寄托的却是忠诚。伏惟尊长怜悯□，而□□之，感荷至深。○写给许司成 小童从京城回来，带来您的亲笔手教，信中洋溢着兄弟骨肉般的情谊，感激佩服□□。伏惟您学问有成、品行尊高，成为国家的师表，我们的圣贤之道有所依赖。敬意羡慕，敬意羡慕！周生又恰逢监临的便利，我谨写短札向您致贺，私下也兼有一件请求。我私下认为，《宋名臣言行录》由朱子编写，李氏续编，然后成书。我国的《名臣录》，由彭公编写，杨氏、尹氏续编，但还不完备。就我所知道的来说，如王公恕、吴公宽、章公懋、刘公大夏、张公敷华、孙公鐩、许公逵、蔡公清、谢公铎、王公守仁，都可以收入其中；但没有得到他们详细的履历，不敢草率编写，何况还有我所不知道的人呢？您在振铎施教的闲暇，取这些材料续编此书，并把尊君襄毅公也附带收入，这本来就是显扬先人的一种途径。高明认为怎么样？○答复刘邦伯

译苏州、松江税额沉重，其来由已经很久了。您下问此事，是吴地百姓的福气。您难道曾经对此事在心中有所思考，想过应当怎样处理吗？不过鹏是书生，具体情形不敢说自己知道；大略则有幸听父老说过，又向前辈求证过。谨摘录这些来答复您，其中也寄托着我爱民却无从帮助的微薄心意。景泰年间，长洲县百姓杨芳曾写信给巡抚邹公，其中说：‘古代井田制度养育百姓，秦朝废除了它。汉初减轻田租，十五税一；文帝、景帝时三十税一。光武帝初行十一税，后来三十税一。晋代隆和年间每亩收二升。五代钱氏按两浙每亩收三升。宋代王方贽把两浙田地统一为每亩一斗。元代耶律楚材制定天下田税，上等田每亩三升，中等田二升五合，下等田二升，水田五升。我朝天下田租每亩三升、五升三合、五合。苏州、松江后来因籍没田产，按照私租额征税，有每亩四五斗、七八斗直到一石的。苏州在元代粮额三十六万，张士诚时一百万，如今二百七十多万了。’又考察松江夏时所撰《政监》，其中说：‘宋代贾似道想提出富强的策略，采用刘良贵、吴势的意见，购买超过限额的官户田地，可以得到一千万亩，每年收租□七百万石，军饷充足有余。’ 因此浙西六郡买田三百五十多万亩。最初买田时只求数量多，不计田地肥瘠好坏；到了收取租税时，有的田少，有的田瘠，佃户有的贫穷，有的顽劣，凡是亏欠的数额和不足的数目，全都向田主索取偿还。六郡百姓于是陷入极大困境。贾似道既然倚仗权势，凡是说公田不便的人，便加以斥逐。贾似道失势离去后，元军已经抵达升州、润州，有人请求取消公田簿籍以收揽民心；然而边境战事日益紧急，最终来不及施行。等到元人进入临安，便把这些田租作为军饷之利；直到元朝灭亡，六郡官田的数额再也没有减少。到了我圣朝洪武、永乐年间，逐步减削官田的沉重税额，但百姓仍然认为很重。比如松江一府，宋绍熙年间秋粮十多万石，如今却为八十七万石，唉，实在太重了！难道天下土地不是君王的土地吗？为什么官田、民田要区别对待，不能一视同仁？为什么会有轻重之别呢？井田制度是三代圣王的良法，自秦以后，没有人能够恢复。官田簿籍，是误国奸臣造成的弊政，从宋代直到今天，仍然沿袭保存。主管官员动辄以国用为借口，却不把百姓的生命放在心上，怎能不令人叹息！根据这两种说法，这就是苏州、松江税额沉重的由来。您如果能够据此考证并筹划处理，那么吴地百姓就一同受到您的福泽了。前代贤人不是说过：‘宽免一分，百姓就受到一分恩惠’吗？唯愿您留意此事，幸甚。○答复门生 来信说古人的盛大德行，不是今人所能企及的，我恐怕并不是这样，姑且把我近来听闻见到的事情讲给你听。我们苏州的吴文定公考中进士后，他的朋友贺解元赴京参加会试，文定公供给他食宿；贺解元得病，料想不能痊愈，对文定公说：‘我的灵柩不要放在野外寺院，暂时寄放在您东厢房里，就万幸了。’文定公说：‘好。’贺解元去世后，文定公把他停殡在正堂，换上素服迎接吊客，并命自己的儿子答礼。又有文定公母亲一族的亲属，领取府衙文书和若干解送的银两前往户部，中途被抢劫，扶病抵达京城，寄居在文定公处而死。文定公替他入殓，看到他的箱子里还放着府衙文书，叹息说：‘这一定会连累他的儿子。’便立即用俸禄钱代他如数缴纳，然后送还他的灵柩，并把府衙文书封好退还；他的儿子并不知道是文定公代为缴纳的。又有我们昆山的叶文庄公将要前往两广，经过友人郑进士时乂那里辞别，恰好有个书生来求见，进门便坐下。文庄公严肃地说：‘年轻人不等长者许可，就突然坐下了吗？吴中的风俗真是败坏了。’ 书生起身道歉说：‘家父在两广做小官，我只是请求顺便带一封信罢了。’ 文庄公说：‘都御史难道是替人传递书信、设置驿站的吗？’书生惭愧害怕地退了出去。又有一天，郑时乂和客人玩博戏，文庄公经过看见，皱眉说：‘像这样白白耗费长日不读书、不讲学，哪里还有闲暇做这种事？’命随从把博具取来，全都投入水中后离去。郑时乂也是一位盛德之士。又有孙郎中蕴章曾在姻亲家中聚饮，夜里回家，一个恶少追赶并不停辱骂他，孙郎中赶忙快步躲避。第二天早晨，那人来道歉，孙郎中说：‘我昨晚根本没有出门，是您认错人了，不是我。’那人笑着离去。又有朱先生日南，即如今太宰懋忠的祖父，曾在松江设馆授徒。那家的主妇新近守寡，半夜有人敲门，原来是寡妇想私奔。先生关门拒绝她，连续吟诵‘欲度人间种，恐妨天上知’两句，直到天亮便收拾书籍告辞回去，诸生始终不知道其中缘故。像这些事，究竟是古人能做到的，还是今人也能做到的？前辈长者离我们并不远，典范还完整存在，我们正应当取来作为准则。如果说古今之人不能相比，岂不是严重诬蔑天下的士人吗？你应当再想一想。○与友人论地理

译听说您料理丧事，凡事都用尽心力，真可以担当大事了。敬仰，敬仰！您所谈的地理之说，并非不可信，只是不能拘泥于此。我曾读《匏庵文集》，其中说：‘长洲乡贡进士郭君忱的母亲去世了，于是带着风水先生，冒着暑雨，遍历西山，足足经过两个月，才找到吉地安葬。进入山中很深，耗费时日很久，必定有碰上吉地的时候。’然而郭君的官位并不显赫，一个儿子早夭且没有后代，吉地果真值得依靠吗？我从前办理先人的丧事，在马鞍山山麓卜地安葬；如今宫谕顾九和写信给我说：‘昨天从山顶望见新坟，说它稳固可以，说它有利却还不能这样说。’我答复说：‘只要先人的遗体安稳就够了，哪里敢奢望它带来富贵呢？’后来我的兄弟官至方面官，我的侄子也荣登科名，最终也未尝没有得到好处。我们昆山的朱侍御朱执中，号称精通风水，士大夫安葬时多去向他请教。他嫌弃祖先旧墓不吉，自以为在西山找到天然穴位，便迁葬过去。不久他被贬，自己也死去；他的子孙后来不振，又有许多无法说的事情。既然如此，天然穴位的好处又在哪里呢？所谓士大夫，在尚未得志时，祖先的坟墓不到半亩，而他的仕途越显达；等到已经得志，便挟持着前人狭小的规制，务必把墓地扩建扩大，召集远近山人，遍处察看而精心选择，认为这是为子孙百世谋利。然而后来子孙反而更加衰微，这也是您亲眼见过的，又何必等我喋喋不休呢？对于古今地理书籍以及江湖庸师、幻术之士的法术，我都不敢据此作为依据；只是温公关于阴阳禁忌的告诫，伊川关于根本枝叶的论说，朱子关于水泉、蝼蚁防患的教诲，孝子慈孙不能不深思。至于‘阴宅不如心地’这句话，则更是言辞简约而意旨深远。这就是我奉行以与人周旋的原则，唯愿您不要认为我狂妄而采纳其中的道理，承蒙厚意。《矫亭存稿》卷之四 ●《矫亭存稿》卷之五 昆山方鹏著　弟方凤编 杂著 《一二四五述》《弦溪说》《约斋说》《双节说》《东泉说》《范玉睿字说》《张生字抑甫说》《二孙字说》《续观感录引》《责备余谈引》《纪元要览引》《书王忠文公文集后》《跋贺克恭先生诗》《跋朱氏家谱后》《跋改亭奏草》《跋河梁赠别卷》《历代圣贤图像跋》《黄司马像赞》《王可仪像赞》《自赞》《瑞芝颂》《寿心远吴封君八十颂》《王侯考绩颂》《三贞祠铭》《矫亭箴》《戒四虫文》《祭刘文简公》《祭邵母太淑人》《祭座主太宰王公》《祭梁有松》《赴浙祭先考妣墓》《赴召祭先考妣墓》○《一二四五述》从前圣人阐明道理，用八来命名卦，用九来排列畴，用六来制定礼，这些都是必然的道理、自然的数目，有不可增减之处。后来杨子以三为数，邵子以四为数，周元公以一、二、五为数，各自根据所见而有所不同。如今函谷许子的‘一二四五’之数，又不同于这三人的创说。函谷子说：‘天下的道理，不过一、二、四、五罢了。一是太极，二是阴阳，四是四象，五是五行。没有二，就没有屈伸往来的机理；没有四，就没有变化生成的次序；没有五，就没有生克制化的妙理。所以阴阳是纲，四象、五行是目，而太极无所不在。一是性，二是仁义，四是四德，五是五常。阴阳落实在人身上就是仁义，四象落实在人身上就是四德，五行落实在人身上就是五常。所以仁义是纲，四德、五常是目，而性无所不在。’鹏听了起来叹息说：‘道理真伟大啊！只有天能够完整地具备它，只有人能够体现它。所以合天与人来说道理，可以看出道理源于天；把理和气混合起来说道理，可以看出道理不能离开气。与周子相比，它补足了周子的四；与邵子相比，它又增加了五；杨氏的说法就不值得谈论了。’ 我听说函谷子闲居静养了十七年，正因为闲静，所以用功细密；正因为安静，所以志气清明。难怪他独自见到真实的道理；他固然不敢为了求异而立说，也不愿意苟且随同别人，大概是想用来阐明道理。有志于此道的人，应当自己体会得到。他所著的《易参》《诗考》《性学编》《中庸本义》《图书管见》《太极图论》《道统源流》等书，都足以辅助阐明这一道理，而在一二四五之数方面得到的启发尤其多。○《弦溪说》黄宗达先生号弦溪。甲说：‘您家住在溪边，潮汐经过那里，溪形像箭，水势像飞驶，所以这样命名。’乙说：‘不是这样。您的性情温和从容，应对事务也徐缓安详，是取古人把弦佩在身上以自我警戒的意义，所以这样命名。’我说：‘两种说法都对，但乙说更有警策意义。人承受阴阳二气而生，其中刚柔合德的只有圣人罢了。其次的人不是偏刚，就是偏柔；与其偏柔，宁可偏刚。周子论刚的优点，有五项；论柔的优点，只有三项。同样是偏向一端，但善处有多有少，也可以看出差别。所以《易》的旨意是宁可严厉明断，不可嬉笑松弛；《书》的旨意是宁可用威严胜过姑息的爱，不可用溺爱胜过威严。孔门弟子中，宁可像颜回那样刚健、像曾子那样坚毅，不可像冉求那样□、宰我那样安寝，这都是同一个道理。因此，以正直胜过邪曲，以果断胜过疑惑，以坚劲胜过随顺，以迅速胜过迟缓，都是佩弦自警的意义。’黄君听后很高兴，又说：‘我将要远行，担任司法之职，您拿什么赠给我呢？’我说：‘不要怠慢您的职事，不要拖延承诺，不要积压案件，不要滞留狱讼，这也都是佩弦的意义。’ 不过，正直可以，过分纠结不可；果断可以，固执任性不可；刚劲可以，暴烈不可；迅速可以，急躁不可。周子不是说过：‘刚柔的善恶，不过在于是否合乎中道罢了’吗？纠正偏向而趋于中道，可以；矫正过度而超出中道，不可以。于是作《弦溪说》。○《约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