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亭存稿卷之六

译邵子关于元、会、运、世的学说最为精密，但我私下对此有所怀疑。太极发动而产生阳，静止而产生阴。既然有太极，就有阴阳；既然有阴阳，就生出万物；既然有万物，就生出圣人。难道要经过一万多年阳气才开始产生、天才开辟，又经过一万多年阴气才开始产生、地才开辟，再经过一万多年阴阳才开始交合、万物才产生，又经过四五万年阴阳才完全具备、圣人才出现吗？绝没有这样的道理。从尧舜到今天，才三千多年罢了。三代已经不如唐虞，汉、唐、宋已经不如三代。世道的升降，不过二三百年就变化一次。难道开辟之后四五万年，风气还没有开化，人文还没有显著，水土还没有平治，百姓还没有吃上粮食，直到羲、农、黄帝、尧、舜相继兴起之后才得到治理吗？我私下认为羲、农距离盘古时代一定不远，他们的年代可以按千年来计算，不可以按万年来计算；尧、舜距离羲、农时代一定很近，他们的年代可以按百年来计算，不可以按千年来计算。请高明之士加以审察。高山岩石中的螺壳，先儒说是开辟以前的遗物，我恐怕没有这个道理。尧舜时代洪水滔天，水势漫过山岭、包围丘陵；螺壳随水来到山上，偶然附着在岩石上，经过长久的湿润之气凝结，便与岩石相附罢了。天地混沌之时，只有气而没有形质，螺壳怎么能够独自保存呢？本性只有一种，从来没有不善的。堕入气质之中，于是才开始有恶。但这难道是本性的罪过吗？如果说有天地之性、有气质之性，那就是两个本性了。譬如水只有一种，从来没有不清澈的；混入污泥之中，于是才开始浑浊。但这难道是水的罪过吗？如果说有源头之水、有污泥之水，那就是两种水了。苍蝇和蚊子在暑热时产生，在寒冷时死亡，都是阳类之物。但苍蝇是阳中的阳，所以天将亮时就飞动；蚊子是阳中的阴，所以天将昏暗时才出来。土中的虫以粪秽为家，何其污秽；一变而成为蝉，升到高处饮露，又何其清洁！真可以说是善于变化。小人变化为君子，也正像这样。周子说：刚而善的有五分，刚而恶的有三分，是善多而恶少；柔而善的有三分，柔而恶的有三分，是善不多而恶也不少。所以君子看重刚强。童子砍枯木做成地炉，我坐在那里观看。木头完全烧尽，火熄灭、烟消散，成为冷灰，就像人气息耗尽而死，魂离魄散而成为鬼。木头还没有烧尽，却突然把火止住，火虽熄灭而烟气仍在，就像人气息尚未尽却突然死亡，魂魄凝滞而成为厉鬼。正好有一个突然死亡的人，白天发出声音，全家惊慌。我说：“只是气息还没有尽罢了，过几天自然会停止。”后来果然如此。白天活动、夜晚潜伏，是事物通常的规律；白天潜伏、夜晚活动，是事物的异常变化。老鼠、狐狸、鬼魅、盗贼，都是白天潜伏而夜晚活动的东西，这就是小人的行径。所以那些在昏夜乞求哀怜、在深夜怀揣金钱的人，大概是狐狸老鼠一类吧？求学有四条途径：居敬、穷理，交相涵养、互相发明；读书和力行，也不敢偏废。获得一寸便守住一寸，获得一尺便守住一尺，近世薛文清就是这样的人，大概是朱子的门徒吧？有的人心游于高明之境，神思驰骋于广大之域，富贵功名固然不足以妨碍他的志趣，但训诂文义也不必用来蒙蔽他的聪明；道理不必穷究就能自行领悟，书籍不必阅读就能自行理解，近世陈白沙就是这样的人，大概是陆象山的门徒吧？有的人气质刚强，并且涵养充足；志向笃定，行为果断，而学问也不失其正，近世方希直、罗一峰就是这样的人，大概是司马公、文文山的门徒吧？有的人长于著述制作，勤于考订校勘，成为文章大家，近世宋景濂就是这样的人，大概是韩愈、欧阳修的门徒吧？有志于求学的人，一定知道应当怎样选择自己的道路。再往下，不过是参加科举、读书应试之流，哪里足以称为求学呢？云跟随龙，是阴气跟随阳气；风跟随虎，是阳气应和阴气。有人说：“怎么知道虎是阴类之物呢？”我说：“龙在白天出现，虎在夜晚出动，因此知道这一点。” 鬼属于阴，人属于阳；鬼本应畏惧人，人不应畏惧鬼。邵子说，人行善而阳气多，鬼就会畏惧他；人行不善而阴气多，鬼就不会畏惧他。这里只说鬼畏惧人，不说人畏惧鬼。那么被鬼凭附的人，必定是不善之人吗？风属于阳类之物。从西北吹来的风一定寒冷，因为西北属乾位；从西南吹来的风一定温暖，因为西南属坤位。午时以前刮起的风一定猛烈，因为阳气旺盛；午时以后刮起的风一定缓和，因为阳气衰弱。所以说，风是阳类之物。雨属于阴类之物。丑时、寅时下的雨一定会放晴，因为阳气胜过阴气；未时、申时下的雨一定持续很久，因为阴气有所助长。即使雨下得很大，正午也一定会暂时停止，因为太阳运行到中天，阴气不敢与它抗衡。所以说，雨是阴类之物。三代以前，对“性”的解释纯粹以善为主；战国以后，对“性”的解释兼及恶，如“食性”“酒性”“性躁”“性慢”等说法就是这样，这已经不是三代以前“性”字的含义了。《论语》中“性相近也”的“性”，也是专指善而言。所谓相近，是说人的本性起初相同；所谓相远，是说最终因习染而不同。因为本性没有不善的，而后天习染却有善有不善。告子把气当作本性，佛氏把心当作本性。克制自己、恢复礼制，是乾道；《易》九二爻所说的宽居、行仁，就是这种道理。以敬为主而实行恕道，是坤道；六二爻所说的内心正直、外表端方，就是这种道理。晋襄公在朝廷泄露了机密，狐射姑杀死阳处父；君主不能守密，就会失去臣子。郑国的雍纠在家中泄露了机密，祭仲杀死雍纠；臣子不能守密，就会丧失自身。伏生年老耳聋，女子传授经文时声音有误；晁错凭主观臆见解释经书，失去原意的地方很多。如今却想逐句解释、逐字训释，能够没有错误吗？即使存疑而阙略不说，也是可以的。《易》有六画，《书》有六体，《诗》有六义，《礼》有六典，这些都是一部经书的大纲。《禹贡》说“三江既已入海，震泽于是安定”，与下文“三危既已安居，三苗大为整治”的文势相同，大概是说三江已经流入大海，震泽于是就安定了。蔡氏传却把它拆开解释，不合经文原意。从前大禹疏通三江，引导太湖的水向东流入大海，使太湖不至泛滥，吴地百姓免于成为鱼鳖之食，这就是大禹的功劳。直到今天，东吴的水患，都是由于三江壅塞阻遏、不能流入大海的缘故。《五子之歌》有序次可考。第一章、第二章，都是引用皇祖的训诫；第三章、第四章，两次列举先皇，而且都提到太康；第五章，则直接叙述他们怨恨叹息的感情。我认为，书中“天下”的几句话都是皇祖的话，不是五子的话；“百姓仇视我”这一句，是五子自称的意思，不是太康自称。

译《仲虺之诰》说：“摒弃贤人而依附权势，实际上有很多这样的人。”这两句不仅与上文“使他的军队受到损害”的意思不相贯通，也与下文“开始使我们的国家建立在有夏的基础上”不能相承接。我认为这两句恐怕是衍文。大概是说，摒弃贤人、依附权势的人，就像禾苗中的杂草、粟米中的秕糠，危害很大。因此，夏朝百姓害怕获罪，来不及顾虑其他；而商汤的德行和言论又足以使人听从信服，百姓怎么能不归附他呢？大概是所厌恶的在那一边，而所希望的在这一边。“夏王有罪”等几句，是说夏王断绝了同上天的联系，而上天把天命交给了商汤。“摒弃贤人、依附权势”等几句，是说夏臣结党依附桀，而百姓归附汤。“不亲近声色”等几句，则说明他的德行和言论确实足以使人听从。吕氏说：“百姓不得不聚集到汤那里，汤也不得不接纳他们。百姓这样聚集，所以说是上天寻求他们，是上天降下他们。”这正是这个意思。“太甲自周有终”的“周”，意思是完备，与《孟子》“周于德”的“周”同义。大概是说，夏朝能够自行保全它作为君主的道义，并且获得善终；下文则勉励太甲，应当敬重你作为君主的道义。《国语》的说法恐怕不足为据。《汤诰》说：“于是寻求大圣人，同他合力。”《武成》说：“已经得到仁人，来遏止祸乱的谋略。”以商汤、周武王那样的圣明，尚且是顺应天意、响应民心的举动，却还不能不依靠不怀二心的臣子，何况其他人呢？《泰誓》中有许多话不是圣人所说的。孟子怀疑《武成》，却不怀疑《泰誓》，大概是因为《壁经》直到晋代才流传于世，其中都出自后人增删改动，是孟子没有见到的。《金縢》中“予仁若考”等几句，是周公说自己仁厚而像先祖，多才多艺，可以代替武王去死，在祖先身边服役。这里的鬼神指三王。先儒认为是侍奉上天，错了。这一节说周公可以代替武王去死；下文所说的，是说武王还不可以立即死去。夏代的少康、殷代的武丁、周代的宣王，都是中兴的英主。后世只有光武帝足以继承他们。至于周平王、晋元帝、宋高宗，以昏暗低劣的庸才，不能明白君父的大义，使他们守成尚且不足，何况能指望他们挽救衰败、平定乱局、复仇讨贼吗？《诗经》大序都是格言，不是圣人一类的人不能作。小序有时虽然有错误，但距离古代不远，能够得到诗人要旨的地方实在很多，本来不能全部废弃。《樛木》。朱子把后妃指作君子，杨氏对此表示怀疑。这是对的。《诗经》三百篇中，有妇人称她的丈夫为君子的例子，却没有听说称妇人为君子的。然而如果因此就认为这是臣下歌颂文王的诗，又与上下篇的意思不相连属。有人说：这是后妃歌颂、祷祝文王，大概比较接近事实。《葛覃》说的是后妃的根本德行。《卷耳》说的是后妃思念文王。《樛木》说的是后妃祝祷并请求文王。《螽斯》说的是众妾歌颂后妃。《桃夭》说的是贤女众多。《兔罝》说的是贤人众多。《芣苡》说的是妇人的快乐。《广汉》《汝坟》说的是妇人的贞正。没有一样不是文王、后妃德化所及的，所以用《麟趾》作为结尾。《野有死麕》是赋体。小序说：“厌恶没有礼法。”以微小的麕鹿为诱饵，引诱怀春的女子，确实是无礼。末章的言辞十分委婉，没有看出凛然不可侵犯的意味。有人认为这是拒绝媒妁，似乎有些道理。大概是说：“慢慢地来，不要急着登堂；不要触动我的佩巾，不要频频进门；不要惊动我的狗。”言辞虽然委婉，但意义却是正当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平王之孙，齐侯之子”，正如《鲁颂》中“周公之孙，庄公之子”的例子，不能把“平”解释为端正。如果说“平”应当作“评”，或许还差不多。《豳风》的《伐柯》和《九罭》两篇中所谓“我遇到的这个人”，恐怕都指周公。东国人有幸遇到周公，得以看见他宴享时的仪式和服饰的制度。凡是属于父亲一辈的，妻子都属于母亲一辈；凡是属于儿子一辈的，妻子都属于媳妇一辈。把弟弟的妻子称为“妇”，并不是轻视她，而是疏远她。不把哥哥的妻子称为“母”，也是因为要疏远她。“嫂”有年长的意思，是尊敬她的称呼。哥哥的妻子可以尊敬，却不可以亲近。天子有后、夫人、世妇、嫔、妻、妾。公、侯、大夫依等级递减，人数各有等差。不嫌妃妾多，是为了广泛繁衍子嗣。然而凡遇丧事就住在外寝，祭祀时也住在外寝，怀孕时也住在外寝。可见虽然配备齐全，却不是经常临幸。小功之丧不征收丧服的布帛，曾子、韩子对此表示怀疑，这是对的，是保存厚道的原则。宋儒说曾子没有察明义理、韩子没有达到义理，这就把刻薄当成道理了。同母异父兄弟的丧服，子夏认为应穿齐衰，把他同亲兄弟相比，这是不知道还有父亲。子游说：“大概是大功吧？这就接近了。”游氏认为不必服丧，把他同路人相比，这是不知道还有母亲。横渠说：“大概是小功吧？这就说对了。”

译传文说：“孔子年少时父亲便去世了，不知道父亲的墓在哪里，便把灵柩停殡在五父之衢，向聊曼父的母亲询问，后来才在防地合葬。” 我说：“这一定是没有的事。”颜氏去世时，孔子的年纪已经大了；既然不知道父亲墓地在哪里，为什么不在侍奉母亲、问候起居的闲暇请问，偏要等母亲死后才去寻找呢？曼父的母亲既然与孔子邻近，又同孔子友善，为什么不在母亲刚死时询问，偏要等已经停殡之后才去问呢？况且不在家中停殡，却停殡在野外，万一没有遇到曼父的母亲，那么母亲的灵柩最终归向哪里呢？所以说：“这一定是没有的事。” 子上不给被出弃的母亲服丧，主祭的人也不替伋服丧；“妻子不能为自己的母亲服丧”，这不是子思的话。妻子可以断绝关系，母亲难道也可以断绝关系吗？子夏哭泣儿子，哭得双目失明。曾子直呼他的名字，三次责备他。有这回事吗？回答说：没有。子夏是曾子的父亲还在世时的长辈。责备他尚且不可以，怎么敢直呼他的名字呢？晋国的士弱说：“国家混乱而没有法度，这是警告君主的话。”牛僧孺说：“太平而没有法度，这是取悦君主的话。” 周地谚语说：“匹夫本来没有罪，只因怀有玉璧而获罪。所以富有，是众人的怨恨，也是招致祸患的方法。地位尊贵而能够保持贫穷，可以较晚灭亡。”郑伯张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雍纠的妻子，是祭仲的女儿。她把雍纠的谋划告诉父亲，祭仲听从了她，因此得以免祸。蒲卢癸的妻子，是庆舍的女儿。她把蒲卢癸的谋划告诉父亲，庆舍不听，因此也遭了祸。大概，告发是妇人的仁爱；听从，是醒悟；不听从，是刚愎。周、郑互相交换人质，是君臣彼此猜疑；周、郑互相交恶，是君臣彼此残害。唉，纲常已经断绝了！夏姬不过是一个妇人，却先使陈国灭亡，又给楚国带来祸患；她的女儿又使羊舌氏灭亡。秦国的女子也不过是一个妇人，却杀害伍奢，驱逐太子，造成鞭尸的侮辱，又招致白公之乱。美色能够倾覆人国，竟到了这样的地步，唉，真可怕啊！春秋时期周简王十年，晋国在锺离会见吴国。吕氏说：“晋国打开国门招来盗贼，招来了那些断发文身的夷人。断发文身是吴国的风俗，所以过去有这种说法。泰伯、虞仲所居住的地方，已经受到教化了。他们一定不会抛弃中原衣冠礼义的习俗，反而改变成夷人的样子。”《大雅》说：“出于内心就能友爱，便友爱他的兄长。”大概王季即位以后，一定会访求两个兄长的所在，使者往来不断，礼意也不废弃，这些都可以想见。如果他们果真文身而且裸身，那就是禽兽了。太伯兄弟怎么能安然接受？王季的使者又从哪里能够到达呢？《左传》说：“以忧为乐”，是说居丧时不悲哀，反而把忧愁当作快乐。《礼记》说：“顺应变化”，是说居丧时节制悲哀，顺应事物的变化。任意运用权术，是程叔子所厌恶的。但他唯独取用左师触龙、张子房的事例，认为他们懂得从旁门入手、委婉进言的道理。叔子为什么取法他们呢？是取他们以权宜手段来成就经常之道。颖考叔对待郑伯，或许也接近这一点。吕氏认为考叔蒙蔽了郑庄公的天理，王氏又认为考叔迂腐，这都是责备得太过了。郑庄公相信盟誓，害怕鬼神；如果没有考叔的话，母子终究不能相见。《史记》记载“卫武公杀死兄长而自立”。古代史书说没有这件事，先儒怀疑或许确有其事。我认为《史记》的说法绝无道理。臣子杀君主、弟弟杀兄长，是天下最大的恶行。后来即使修养道学，怎么能够赎清他的罪过呢？如果真有这件事，《大学》为什么称他为盛德至善？左史倚相为什么还称赞他睿智圣明呢？自从天地开辟以来，篡夺、弑杀的贼人，能够迁善改过而获得善终的，从来没有。颖考叔、狄梁公、韩魏公，是善于处理君主母子关系的人；张子房、李泌，是善于处理君主父子关系的人；田叔、郅恽，是善于处理君主兄弟关系的人。《周官》的体制宏正，是《周礼》的纲领；《周礼》的礼节仪文完备，是《周官》的条目。《周礼》是周公尚未完成的书。五官已经形成稿本，而冬官还没有□笔。有人说它是遭遇秦火而亡失的，不对。五经遭遇秦火，有的简次错乱，有的文字残缺，有的亡失一二篇，不像《周礼》这样唯独遗失末篇。河间献王用《考工记》补上它，错误很大。近世儒者往往摘取五官中的话来补冬官的缺文，说这叫“以玉补玉”，难道真是这样吗？《周礼》使用宦官，只让他们处理米盐之类的细事、酒浆之类的小事，以及门户庭院的隐秘事务、宗庙深处的事务，从未让他们得以接近君主身边。到了春秋时期，勃貂拥立公子无亏，宦官便参与废立了；缪贤推荐蔺相如，宦官便参与推荐选举了。汉、唐以来，他们造成的祸患才开始炽烈。叶氏说：“古人把宦官当作舆台来对待，所以任用他们没有伤害；后世把枢要政务交给宦官，所以任用他们便有危害。” 《周礼》的盐人、酒人，是供应宫中使用的。汉代实行酒、盐专卖，是要独占其中的利益。宫禁深严，不应当设有内市。《周礼》却说：“内宰辅佐王后设立市场，陈列货物财帛。”王后的贞洁严肃，不应当同外界交往。《周礼》却说：“内小臣，王后有馈赠之事，或有命令传达给四方及卿大夫，就派他去办理。”实在不能理解其中意思的人，是不知道后宫的细小物品和琐碎事务，不愿让外人纷纷进入市场，所以姑且让人把它们送到内庭，以便交易，并不是每一样东西都设市买卖。也许是王后的父母兄弟亲族在那里，所以派人送达庆贺、吊唁、问候、馈赠之礼，并不是泛泛地同他们交往。汉代崇尚质朴，宋代崇尚文饰，唐代处在文与质之间。但崇尚忠诚的，却没有听说。由此可以看出世道了。太史公知道应当为孔子作世家，却把孟子列在淳于髡一类；知道应当为伯夷立传，却把豫让比作荆轲、聂政一流。子贡是大贤，却把他夹列在货殖传中；西门豹是良吏，却用滑稽来戏弄他，这些都不合他的类别。君子不可以不自我尊重。东方朔是文人，善于诙谐戏谑，于是同优孟合在一传。李泌是贤相，喜欢谈论鬼怪，于是被当时人轻视。子房任意运用权术、挟持智谋，他留给子孙的谋略不正，所以他的孙子辟疆一句话便引发了诸吕之祸。因此君子选择方法不可不慎。可是杨雄却很赞赏他，为什么呢？靳允的母亲被吕布拘捕，靳允哭泣着回到曹操那里。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拘捕，徐庶哭泣着辞别刘先主。他们的贤与不肖，怎么样呢？曹操不能释放靳允，刘备却不忍挽留徐庶，那么他们的贤与不肖，又可以看出来了。

译朱鲔谋杀刘演，对于光武帝来说，是不能不报的仇。光武帝赦免他的罪过，赐给爵位，并且世代传封，这是失策了。于是他说：“举大事的人不计较小的怨恨，父兄之仇难道是小怨吗？” 汉元帝把王氏封为婕妤，她原是宣帝的宫人。唐高宗把武后封为昭仪，她原是太宗的宫人。汉代，两个月出现清晨朝见的现象，是外戚封侯的应验；晋代，三天向东行进，是群胡僭越称号的应验。曹操拜见汉献帝时，俯仰之间神色失常，汗流浃背；侯景拜见梁武帝时，不敢抬头仰视，汗水流满面颊。两位君主虽然困窘，但道理很正，所以言辞顺畅；两个贼人虽然凶暴残虐，但心中有愧，所以气势衰馁。萧何追赶韩信，是汉高帝派他去的；吕后杀韩信，是汉高帝放任她这样做的。汉高帝对韩信积累的疑忌，并不是一天形成的。王褒孝顺，而其中包含忠；诸葛瞻忠诚，而其中包含孝。君臣、父子的道义，两方面都做到了。王阳虽然孝顺，却没有把侍奉君主的事情做到底；赵苞虽然忠诚，却没有顾惜母亲的命。君子对此有所讥刺。五代节度使董温琪积累巨万财产，秘琼杀死他的族人，把他们埋在一个坑里，并把财物全部取走。秘琼任齐州防御使时，带着他的财产行装，路过魏地，范延光在野外把他杀死，劫取了财物。范延光回到河阳，辎重装满道路，杨光远在水边杀死他，劫取了财物。后来杨光远被儿子囚禁，旧日属吏宋颜取走他的宝货，全部献给权贵。杨光远被诛杀而死。财货能够杀人，竟到了这样的地步。藏财越多，最终的损失越惨重，难道不可信吗？把王旦同冯道相比，王旦不肯接受；把张浚同诸葛亮相比，张浚不敢承当。座中没有车公，大家不高兴，是因为喜欢他的亲近随和；顾公在座，便使人不高兴，是因为畏惧他的严肃。由此可以观察人的德行。《大学》的十篇传文，不是曾子不能作；《孟子》七篇，不是孟轲不能著成；《论语》如果不是圣门诸贤亲自记录并手抄保存，也不能精切到这种程度。恐怕这些都不是普通门人所能达到的。《大学》关于格物致知的部分，第一传确实有文字脱缺，但不能搬移“知止”两节来解释它。关于听讼的一条，确实是简册错乱，但不能只拿“本末”二字来解释它。“费”是散布、推广的意思；“隐”是微妙、幽深的意思。饥饿就吃饭，口渴就饮水，冬天穿丝帛，夏天穿葛布，以及生育、哺乳之类的事情，夫妻都能够知道并实行。温习旧知识，是为了知道新的道理，属于求知的事情；敦厚诚实，是为了崇尚礼，属于存养心性的事情。孟子所说“我想实行礼”的几句，言辞太繁复；“禽兽又有什么选择”的一句，意思已经完全显露；孔子那里却没有这样的说法。晏婴很有智慧，却不了解仲尼；刘元城很贤，却不了解程子。难道也是命运造成的吗？然而欧阳公怀疑《系辞》，李泰伯怀疑《孟子》，又应当责备他们的学习功力，不能完全归咎于命运。庄周是轻慢大人、侮辱圣人言论的人；把尧说成高傲，把舜说成腥膻，把周公说成逃跑的狼，把孔子说成逃逸的狗，他的罪过真是不容诛杀。孙子《作战篇》说：“每天耗费千金，那么十万人的军队就可以出动了。”用兵作战，胜利……时间久了就会使兵器疲钝、士气挫败。大概是说，每天的费用既然准备充足，军队就可以出动；用它来作战，就一定能够取胜。下文说的是军队长期作战的弊端。解释者却把“胜久”作为文句，意义便不通了。后文说：“用兵贵在胜利，不贵在持久”，就是这个意思。文中子的才思真敏捷啊！寿命只有三十四岁，却时常能够见到道理，而且慨然有意于实行周公的政治，不也是敏捷吗？假使上天再给他一些年岁，使他得以在贞观年间被任用，一定会有可观之处。他的言论多有夸大张扬之处，我猜想是他的儿子福畤和门人杜淹等人窜入其中的。然而大体上也有其所以能够达到这种程度的原因。濂洛诸儒以前，有永嘉王景山，曾经著《儒志编》一卷，论性、论心、论学，论伯夷、伊尹、周公、伯禽、三良、管仲，都不是欧阳修、苏轼所能比的。不幸三十二岁就去世了。假如上天给他年寿，使他遇到濂洛诸儒，他的进步怎么能估量呢？明道曾谈到介甫学说的错误处，说：“我也不敢自以为是，这是天下共同的道理，希望彼此反复辨明。即使对介甫没有益处，也必定对我有益处。”他的忠诚恳切，言辞气度如此和平。至于朱子驳斥象山的学说，就缺少这种气象了。朱子同林氏讨论《易》，不禁失笑；同象山讨论太极，反复讥讽。这是他的气质刚强偏狭，是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所没有的。后来大为用力涵养自己，才逐渐达到和平。因此，五位儒者中有朱子，就如四位贤人中有孟子。孟子的气势豪迈，朱子的气质刚强，难道都在和平方面有所不足吗？夜里梦见作先贤像赞，说：“把帝王之道当作自己的道，把圣贤之学当作自己的学，把百姓的心当作自己的心，把天下人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醒来后忘记了，不知道是为谁作的。然而三代以后，能够当得起这些话的人还没有见到，程伯子大概差不多吧。《晁氏客语》说：“他的恭敬好像发怒，他的喜悦好像谄媚。”又说：“把简慢傲视当作高尚，把谄媚奉承当作礼貌，把刻薄当作聪明，把软弱无能当作宽厚大度。”这些都是名言。大概说的就是似是而非的情形吧？官位不与权势相约，权势却自然到来；权势不与富贵相约，富贵却自然到来；富贵不与骄傲相约，骄傲却自然到来；骄傲不与罪过相约，罪过却自然到来；罪过不与死亡相约，死亡却自然到来。这些都是名言。伊川答复龟山的信中称太中为“老儿”，陈东临刑时写家书，称他的父亲也叫“老儿”，大概是方言。温公的哥哥叫伯康，他的儿子也叫康，并不以为忌讳。考亭的祖父叫森，父亲叫松，也不认为有所嫌避。宋代士大夫中不信佛的，只有欧阳子、司马公等几个人罢了。葛常之侍郎说，欧阳子病中梦见十王，醒来便信佛；又说他的儿子棐拿着数珠会见客人，客人奇怪地询问，棐说：“先公没有病时已经这样，并不禁止我。”唉，这是极其深重的诬蔑！如果真像那人所说，怎么还配称为欧阳子呢？杨铁崖《史义拾遗》中的见解都不近人情、不合天理，敢于提出异论而毫无顾忌。初学者读了它，一定会被迷惑。练川王氏把它称为“文妖”，确实如此。《小学》中，我自己把“导卿脱释”解释为“脱”字属于下一句，读作“脱若之脱”，这是不对的。“导”是引导；太子想引导允去见皇帝，以使他脱罪。下文说：“我想替你脱离死罪。”两个“脱”字意义相同。近来读《通鉴纂要》，却把“吾自导卿”作为一句，删去“脱”字，文理就不通了。

译城门失火，祸及池中之鱼。大概是因为用水救火，池水干涸，鱼儿就死了。也就是所说的，行人的获益成为城邑居民的灾祸。“急急如律令”是汉代的制度用语，意思就像依法令迅速奉行。有人说，池鱼是人的姓名，律令是神的姓名，都是好事者编造的。古人与今人的爱好崇尚各不相同。今人常常偷取名人的文字，作为自己的作品。自宋代以来，这种弊病更加严重，大概是求取名声所造成的拖累。古人却不是这样，反而把自己所作的文字放进名人的文集中，而隐藏自己的姓名。他们归根到底的用心，不过是想使自己的言论流传罢了。例如张霸的作品附在《尚书》中，汉儒的说法附在《礼记》中，唐人的辞章附在文中子的著作中，都是如此。二者同样是伪作。然而不求自己的姓名流传，只希望自己的言论流传，那么古人还是稍胜一筹。如果自己的言论本来不值得流传，却窜入圣经贤传之中，以□乱苗，以郑声混乱雅乐，那就是罪过更大了。五经本来是同一回事。汉人读它，用来作训诂之学；唐宋人读它，用来作词章之学；今人读它，用来作科举之学。濂、洛、关、闽诸儒读它，则成为圣贤之学。大概读的对象相同，而运用它的方式不同。宋人□□□□□□□□□□□ 先儒说禹剖开母亲的背部而出生，说启的母亲化为石头，说伊尹出生在空桑，说傅说没有父母，这些都是不合经典的说法。屈平作《离骚》，子云作《反骚》，也各自是在表达自己的志向罢了。然而与其投阁而生，不如沉江而死；与其化为龙蛇，不如成为鱼鳖；与其像莽大夫那样苟且保全，不如像三闾大夫那样玉碎。有诗圣、文圣、酒圣、草圣、棋圣（见《抱朴子》），还有医圣，都是说在各自方面达到了极高境界。子陵，是隐居而高尚的人；庞公，是隐居而安适的人；柴桑，是隐居而真实的人；甫里，是隐居而旷达的人；康节，是隐居而快乐的人；刘静修，是隐居而贞正的人。杜甫诗中“见伊吕失萧曹”六字，汉、魏以来的诸儒没有人能说出来，真是诸葛孔明的知己。杜牧的诗说：“慷慨地谋划匡救时局，从容地发兵问罪。”大概也算接近于真正了解孔明的人。杜甫诗歌的对句中，有用比喻来对举实事的，例如说“阳光温暖时旌旗如龙蛇般舞动，微风吹拂时宫殿上燕雀高飞”，又说“珠帘绣柱围绕着黄鹄，锦缆牙樯旁白鸥飞起”，又说“想辞别巴地时啼莺声声相和，远行下荆州时鹢舟催发”。其中燕雀、白鸥、啼莺，都是实写的事物。苏轼兄弟几乎把陶渊明的诗全都和作了一遍，唯独不和作挽歌辞，因为害怕死亡。东坡在生死关头竟是这样，可以看出他的修养。诗歌没有比唐代更盛的了。少陵，是诗中的史；太白，是诗中的仙；昌黎，是诗中的豪杰；东野，是诗中的困穷者；玉川，是诗中的怪奇者；鲁望，是诗中的隐者。韦应物、柳宗元，是诗中深远的人；元稹、白居易，是诗中浅近的人；然而都足以自成一家。朝廷的规模，应当宏大；士大夫的议论，应当和平。别人称赞我，不值得高兴；如果称赞不合事实，只应当自己惭愧。别人诋毁我，不值得愤怒；即使诋毁不合事实，也只应当自我责备。珍惜朝廷的名位器物，重视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官品的高低取决于别人，人品的高低取决于自己。取决于别人，我还求什么呢？取决于自己，应当自我勉励罢了。做官的人宽厚，百姓就爱戴他；然而宽厚的人多半贪婪。廉洁，百姓就敬重他；然而廉洁的人多半刻薄。有这样的德行，也往往有这样的毛病。宽厚而不贪婪，廉洁而不刻薄，这才是良吏。只有诚信可以感动万物，只有公正可以使人信服，只有忍耐可以成就事情。君子不因自己所能做到的事而使别人感到困窘，不因别人不能做到的事而使别人惭愧，这是厚道到了极点。《抱朴子》载古语说：“举荐秀才，却不懂书；举荐孝廉，父亲却另住他处。外表寒素清白，内里浑浊如泥。”又说：“古人想要显达，勤奋读经；今人想要显达，不必治理生计。”由此才知道乡里举荐、地方选拔，其中的虚伪太严重了！势必不得不归向科举制度。被美色迷惑的人，欲望一萌发，就再也无法控制；虽然自以为快乐，却因此产生疾病，值得忧虑的事情太大了，快乐不足以抵偿忧患。被财货迷惑的人，贪心一生起，就再也不能推辞；虽然有时有所获得，却丧失了廉耻，失去的东西更多，所得不足以弥补所失。如果能够想到疾病是应当谨慎的，廉耻是应当看重的，就一定会坚忍地严厉拒绝它们，难道不是克制自己的功夫吗？“商日益，赐日损”并不是孔夫子的话。子贡晚年德行日益进步，没有见到他有所减损；子夏离开群体独自居住，也没有听说他有所增益。圣人的话，难道有不应验的吗？《春秋》是尊崇周王的书。如果采用周历的月份，却采用夏历的时令，就不是尊崇周王的意义了。有人说只改月份而不改时令，这是不对的。时令和月份都从周历。有人说天下的事情没有才能就办不成，宋代罗点说：“应当考察他的心，心术如果不正，即使有才能也不可取。”有人说史官难在有才，元代揭文安公说：“不应当只论才能，必须以心术为根本。”说得极其正确！所以有治理才能而心术不正的人，正好用来施展奸诈；有史学才能而心术不正的人，正好用来增加虚伪。谚语说：“停留长智。”我曾读《五代史》，却写作：“停囚长智。”谚语说：“众轻易举。”我曾读一篇檄文，却写作：“众擎易举。”大概是读音相近而造成了错误。秦朝愚弄、残害百姓，所以汉高祖以平民身份起兵而夺取天下。西汉任用外戚，所以王莽乘机而起。东汉召来董卓，所以曹操乘机而起。曹操借禅让受命的名义欺骗后世，所以司马懿、刘裕、萧衍等人都接踵而来，乘机篡夺。唐代重用藩镇，所以五代乘机而起。宋代侍奉夷狄，所以胡元乘机而取代。夷狄占有中原，是万世以来的大变局。因此中原有圣人出现，将他们驱逐清除。这就是天道与人事彼此感应。有能够担当社稷重任的臣子。汉武帝称赞汲黯，唐德宗称赞李晟，宋太祖称赞赵普。但赵普并不是这样的人。一定要说的话，诸葛亮对于汉、郭子仪对于唐、韩魏公对于宋，才足以当得起这个称号。圣人各有不同：尧、舜、文王、孔子是一类；禹、汤、武王、周公是一类；伯夷、伊尹、柳下惠是一类。贤人各有不同：皋陶、傅说、吕尚、召公是一类；颜回、曾子、子思、孟子是一类；子路、子贡、子游、子夏是一类。儒者各有不同：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是一类；司马光、邵雍是一类；游酢、杨时、张栻、吕祖谦是一类。其他也可以依此类推。

译朱子《孝经刊误》依据古文，把《孝经》定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对启蒙读书人很有益处。掌管典学的使者应当命令有关官员刊刻颁布到社学，使儿童同《小学》一起诵读学习，这也是端正根本、澄清源流的重要事务。宋代杨亿、王洙、王安石得到“文”的谥号，都是辱没了这个谥号；足以当得起它的，只有朱子一人罢了。唐代有鞭打背部的禁令，宋代有杖击脊背的刑罚。背部不可以鞭打，脊背难道可以用杖打吗？有人诬蔑欧阳子说：“同甥女有私情。”诬蔑石徂徕说：“假装死亡。”又怎样诬蔑朱子呢？竟牵连到他母亲的言语、儿媳的行为，小人的用心不肖，竟到了这种地步。然而这对三位贤人又有什么损害呢？余中是吕惠卿的女婿，曾经上疏请求诛杀吕惠卿，以向天下谢罪。吕惠卿的孙女婿李熙嘏亲自到开封尹那里，递交文书请求同吕氏断绝婚姻。开封尹询问原因，李熙嘏说：“我不喜欢同福建人交往，这可以说是亲戚背叛他了。”吕惠卿不能反省自己，却把罪过归咎于祖坟风水，难道不是荒谬吗？霍光开启了后世废立君主的祸患，汉明帝开启了后世夷狄入侵的祸患；按照《春秋》的义法，必定要诛杀而不赦免他们。○我曾读史书传记，遇到涉及我们昆山的内容，便随手记录下来，用来补充邑志的缺漏。唐代陆元感，字达礼，是梁代娄县令陆庆之的曾孙。他生来聪敏慧悟，先后任建德、漂阳二县令，都有良好的政绩。神龙三年去世，葬在昆山。大概昆山就是古代的娄县。周宝在唐僖宗时期任镇海军节度使，兼任南面招讨使。黄巢之乱时，各处盗贼盘踞纠结。王敖占据昆山，周宝讨伐平定了他。光启初年，凶猛的盗贼抢掠昆山，周宝派张郁率领三百士兵戍守海上。张郁喝醉后反叛，周宝又讨伐平定了他。（见《唐书》） 《齐东野语》记载，宋代状元王俊民的父亲王弁等待昆山县令的缺额，后来因潭州税务官之事被贬，替昆山洗雪冤情后，调任舒州。又记载，杨和王的第六个女儿是向干丰的妻子，杨和王非常疼爱她，拨给吴门良田千亩，作为她的粥米之产。直到今天，向氏家中还有昆山粥米庄。北山先生何基的女儿，嫁给郡人张复之，任平江府昆山县令。（见《正学编》） 元代杨文学，是宋文节公杨万里的后代。他任昆山州同知，喜好道德、崇尚义理，能够用自己的钱恢复文节公的故居，划出田地一百亩来修建祠堂祭祀。他确实能够继承祖先的功业。（见揭徯斯《忠节碑记》） 吴孟思本是杭州人，年轻时喜爱学习，擅长书法和文章，尤其精通篆书、隶书。四方来求他书写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他一出门就常被好事者邀请挽留，有时停留满一个月。他为人外表上不因外物触犯自己，内心却十分刚正耿介。他结交的多是达官贵人，却完全没有求取荐举进用的意思。至正十五年春三月，去世于昆山州的寓所。（见《覆瓶集》） 我曾经从安东渡海到昆山，三次遇到飓风，两次遇到浅滩，一次遇到海盗。我料定自己必死，已经把身体看作不存在了。飓风、浅滩、海盗，也把它们看作不存在。因此我的起居、饮食、说笑，都和平时没有不同。船上的人全都惊惧战栗，上下牙齿发出声响，再也没有人的脸色。我说：“不必害怕，害怕也是死，不害怕也是死，为什么不不害怕呢？为什么不安稳地坐着吃饱呢？”众人才稍稍安定。等到上岸，我问同船的人：“你们都害怕，我不害怕；你们都不吃不喝，我却吃喝。今天你们上岸，我也上岸。”大家相视一笑。（见《苏平仲集》） 公接受诏令，出行时母亲去世，公急忙赶回，舍弃请求服丁忧之服。诏令不准许。乡兵已经集合，便命令他的儿子存道统率他们，从永嘉渡海向北行进。存道到达昆山，听候进止。（见《章溢墓志》） 题写顾仲瑛绿波亭：“玉山之下有一位美人啊，我努力修养自身而乐于逍遥自在；从容徘徊，采摘中洲的各种芳草。洲上有杜若啊，水边有芍药。秋风啊春雨，芍药用来作房屋啊，杜若用来作门户。芳香芬芳侵袭着我啊，难道只有我独自站立啊，究竟还有谁同我相处？我怀念美人啊，想前往跟随他，水波深啊，使我久久伫立。”玉山之下啊，有一位美人。我怀念你啊，不论秋天还是春天。水波啊非常深，涉水渡波前往啊，你应当亲近我。你赠给我芳兰，我以绿苹回报你。可叹这个世道啊混浊不清，若不是我和你啊，又有谁能同类相交？愿以年终作为约期，不要在水边互相忘记。（见《王忠文公集》） 国初，丁晋，字仲敏，是昆山人，有诗名。他同同郡的邹奕、弘道、沈绎、诚庄结为唱和诗友，诗文很多。（见《水东日记》） 《矫亭存稿》卷之六。●《矫亭存稿》卷之七。昆山方鹏著，弟弟凤编。碑志。《横泾赵氏先祠碑》。《乡贡进士陆君墓表》。《质庵张翁墓表》。《刘处士墓志铭》。《张甥诰墓志铭》。《桐乡县知县陈君墓志铭》。《马处士墓志铭》。梁孺人叶氏墓志铭 沈母徐孺人墓志铭 赵母周孺人墓志铭 金子大妻梁孺人墓志铭 蒋处士墓志铭 许处士夫妇合葬铭 马子渊妻陆氏墓志铭 高唐州判官梁君墓志铭 赵母戈孺人墓志铭 谧庵禅师墓碣铭 周北山生圹志铭 横泾赵氏先祠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