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门集卷七

译《革朝志》序 《五忠传》序 《女教补》序 《渐斋诗草》序 《悌弟纪》序 《悔言》序 《汪氏近征录》序 《友竹诗集》序 《紫云宗乘》序 《家则》序 《学则》序 《祠则》序 《墓则》序 《送葛惟吉序》《送陆生序》《送都谏吴公参政四川序》《送运使董公参政四川序》《送卢君之河曲大尹序》《送韩佥宪移江西序》《寿钝庵邢公十十序》《寿朱陈两翁序》《寿水西文溶沈翁序》《寿南野翁陆孺人序》《赠张先生序》《赠廉泉高大尹序》《赠南溟郑大尹序》《赠何大尹宅卿序》《赠汪大尹子才序》《赠医吕生序》《赠医张君序》《赠吴山人序》《孙母悼诗序》《吴氏二母挽歌序》《送徐贡士序》《聚庵遗稿序》《省心录序》《革朝志序》序文说：《革朝志》是记什么的？是记革除旧朝之事的。为什么要记革朝？自洪武□寅年高皇帝驾崩，永乐任午年文皇帝入京纂承大统，中间相隔三年，君道臣事全都被革除，使其无从流传。既然已经革除了，就顺着这一革除来记载吧。可是，春秋时的列国尚且不能多年没有君主，天朝大一统，却长达三年没有人能够名正言顺地称为天下之主；文书无所归属，政事和言辞也无法贯通综合，承继前代、接续后世的事理，其中有不合常理的地方。我又听说：古代我先正之臣说，国家可以灭亡，史书却不能灭亡；何况继承帝位而善于治理国家、以身殉主而竭尽忠诚的人，正是天下赖以维系人伦纲常的所在。假如让这些事迹湮没无闻，恐怕天道和人心积郁已久，终将无法抑制，野史便会纷纷出现，矫饰诬妄、失去真实，反而更加严重。这就是记载革朝之事的缘由。武王讨伐纣王，是为了拯救百姓；伯夷、叔齐仗义直言，陈说自己的意见。后来周朝大治，光照四海，伯夷、叔齐的义行也一同流传，不能因为他们只是孤竹国的微小匹夫，就让他们最终湮没无闻。哪里只是没有湮没他们，反而还一再加以称述。到了周朝的天命已经改变、国姓几乎更易之时，二人的风节仍然光明伟大，直到今天仍令人崇敬。宇宙间的事理必定不会永远昏昧，这是本来如此的。所以我搜集旧闻，写在篇末，后来编修国史的人可以据此考察征验。《五忠传序》唉！建文末年，忠于自己所事奉之主的臣子很多。他们遭逢多故，选择死去的方式也不止一种；总而言之，都是竭尽自己的心志，不辜负君主，归宿则是相同的。仰考我文皇帝执掌兵权、平定靖难之际，当时文武中有才智、能察知事机、通达权变的人，选择自己所事奉的君主，离开旧主而归附新朝，建立功勋、辅佐帝业，把功名刻在鼎彝上，并指河山发誓。这些人确实贤良而显赫！也有人固守私心，□认定天命已经授予文皇帝，强硬抗拒，愤怒触犯圣上，招致雷霆般的震怒，最终尸骨先被焚毁，宗族后裔也没有人受到惩戒，反而有人接踵而来，更加激烈；即使列入九武属，仍有人争相不服而趋附。唉！他们的愚昧真是无人能及。然而，天常人极却因此保存下来，成为万世世道所系，难道不是大有关系吗？唉！这也算是一种道理罢了。隔世相感，百代之后仍能令人兴起崇敬之心，尊尚德行的情怀古今相同。壬午内难至今已有一百四十年，各位先正之臣殉国的壮烈事迹，老人们私下记载，时时令人流泪，也令人感动振奋。正因为如此，我们承受文皇帝和武皇帝的恩泽，不能不对这些忠义之士表示敬意。过去的记载杂乱不合体例，于是将要使遗事散失、事实失真，因此分类搜集、编次并加以叙述，共得一百零六人。又听老先生们说，文皇帝军队进入都城的那天晚上，郎官、御史、给事中、舍人一起从城上缒绳逃走的有四十多人；后来朝廷察觉，把情况报告上去。此后，他们往往隐居在深谷穷山之间，有人还在佣工贩卖、僧舍寂静之中遇见过他们。唉，真是盛大啊！国家的兴废，是事物必然有的变化；但建文时以死殉国的臣子，一时竟有数百人，三代以来改朝换代的事，□□□□，大概如此而已。两汉以来的事就不必说了。大概自天地开辟、开始有君臣关系以来，这种情形还是首次出现。唉，真是盛大啊！他们大概都是天地精华的汇聚，也是圣祖功德教化的神妙体现。把他们写出来，足以树立贞正的风尚，光显真实的历史，在宇宙之间显耀奇伟，成为千万世以身事君、忠贞不二之臣的典范；对于那些身为臣民却怀有二心的人，确实不可以不把他们流传下来。于是为这些人作传，分类编为五类：遭逢死难而死的，叫作“死难”；任职办事而不幸死去、以死守正的，叫作“死事”；没有参与死难，也没有担任其事，但内心一定不肯苟且偷生而死的，叫作“死志”；不改变义节、不改换言辞，甘愿流离远屏、困苦劳身而死，始终不二的，叫作“死遁”；一时没有立即自杀，但知道活着不如死去安心，因而违逆时势走向死亡的，与死难、死事、死志、死遁似乎有所不同，但也可以说是知耻而接近于不远复的人，叫作“死终”。最后编次为《五忠传》，详细列于篇中，以便志行高义的人考察征验。至于所见不同、所听不同、所记载不同的地方，那么姑且…… 只编列他们的姓名、族属，至于世系、行状、爵位和里籍则暂缺，等待那些笃信古道而博闻的人来补正。《女教补序》《女教》原有十篇，作者是宋代方澄孙氏；我的朋友蔡希渊将它扩充为十三篇，合计若干文字，拿给相卿看，说：“您应当为它作序并刊刻。”我读完后说：“是，是。”我想，先王的教化并不只施行于大夫、士人，对女子也都设立老师来教导。教化衰熄之后，学士大夫尚且难以保全德行，何况女子生长在内室之中，听不到教诲、不了解学习，沉溺于世俗、顺从私欲，要使她们的举动符合善道，不是更加困难吗？其中天资近于道义、树立节操，声名光明，能与刚烈男子争相不朽的人，时常也有；然而千万人中才能得到一个，难道不是幸运吗？至于那些不幸的人，大概更是数说不尽了吧。蒙仲氏编纂这部书，是为了收录这些事例；希渊加以扩充，也是这个意思。有人说，刘向编有《列女传》，曹大家作有《女诫》，直到今天还保存着，用来教导女子，难道还不够多吗？我说：这两部书的言辞深奥而文采繁富，所以两位作者想把道理返归质朴。质朴便接近人情，接近人情便适合世俗，适合世俗便容易了解、容易遵从；这样彼此渐染、互相观摩，循着它一同趋向善道，并不困难。就像膏粱和蔬食都可以养身，华美的丝织品和粗布都可以御寒一样；不过，二者有难易之别，使用上有方便和不方便之异，施及他人的范围也有广狭之不同。既然如此，这部编纂怎么可以缺少呢？或者相卿读《易经·家人》卦，知道教导女子的根本所在。他已经有家的人知道根本在于自己，以自身作出规范，以书中道理加以验证，教化就能形成。人人都知道教化，天下的家庭便会端正，天下也就太平了。因此我乐意为它作序，使它流传下去。《渐斋诗草序》声音发自人的性情，合乎音律而形成文辞，这就叫诗。诗，是人的精微内蕴。因此，古人通过诗来考察时代、了解人物，看出政治教化的隆盛衰败、升降兴替以及是非得失，就像悬挂的镜子和直立的表木一样；无论当年还是隔世，都很少有差错。诗中所呈现的内容，实在深刻啊！我对诗没有什么心得。过去我曾与天下的大夫、士人交游，认为一个人的品格贤良，就从他的诗中验证；人的品格和内心的声音，大多相互符合，我大约猜想而能说中的，几乎超过一半。像我渐斋赵先生这样的人，我起初与他言语投合，久而久之心意亲密，把他当作兄长来尊敬，又把他当作老师来请教，到如今已经五十年了，哪里还需要从他的诗中求证来增加信任呢？近来他把许多诗稿交给我，我纵观一遍，觉得这些诗不是用来作为旁证的，而是如同久渴久饥时获得面对面交谈，令人快慰。他的见识高出万物之表，言语玄远旷达，时常抒写内心真情，言辞温和雅正；超脱于声名利禄之外，言语卓异拔俗；知足安分、止于所当止，言语宽舒适意；根本归于理学，言语闲适畅达。吟咏松阴，细细品味，便像从容叙说平生。老先生格调高雅，音调超逸，却混迹于流俗之中，独自怀有胜情；才华优美而含蓄，操守品行高峻清洁，却丝毫不以此自矜；坦荡如此，恬淡如此。他身居方岳高位，举步便可进入台省，未老便辞官归去，仿佛脱去冬夏衣裘，先于世人体验寒暖，毫无留恋之情。如今正是竞逐权势、趋附利益，颓败风气日益下滑的时候，竟有这样卓然不群的高标和壮节，像砥柱一样立在浙河之间；老先生大概就是东海的表率了。这里不过是说《诗草》流传的意义罢了。《悌弟纪序》

译我读阮子的《学令》，见他以数千字反复申说、琐细争辩，把它列在五典的末篇和艺文之中。这与如今的文章有什么关系呢？如今学生众多，充塞里巷，诵读讲说，连儿童也夸耀，天下到处都是这类事物；把教导后世的事情放在后面，却把五典放在前面，又有什么意义？后来得到他父亲爱云翁所作《悌弟纪》，看了便说：“原来确实有这样的道理！这本来就是阮子所学习、用来教人的东西。”五典在人身上，就像日月高悬于天空，谁能片刻违背它呢？所以文章存在，是用来修饰五典的；五典亡失了，文章又怎么能够流传呢？如今人对于五典，不能尽到本分的很多；而长幼之间的道理乖谬悖乱，更为严重。偶尔也有好兄长、好弟弟互让千金、争着代人赴死的事，典籍中也时常可以见到；然而这些也许只是偶然在一时受到感触而慷慨行动，平日的行为是否都如此呢？贤良啊，爱云翁！他以兄长的身份，平常服事弟弟周到谨慎，即使被弟弟任意使唤，也顺从承受；弟弟病苦严重、濒临死亡时，他没有一句怨言。后来分配财物时，只取很少的一份；弟弟死后又抚恤他的孤儿，终身没有改变这种操守。唉，这难道是暂时矫饰、勉强做出难以做到的事吗？大概是因为他的天性本来善良，又一向受到良好涵养，品行已经养成，所以即使遭逢极端困厄，亲亲相爱、顺从德行的本心也丝毫没有改变。卓异啊，这种至高的德行！它是古代的正道，也是今天的师法。弘扬悌弟之道，可以和忠孝并列，近世大概从爱云翁开始。至于它所带来的吉祥、所启发的后世贤人，阮子正承受上命督学，要以自身教导浙地士人，那么爱云翁推及同类的影响就更加深远了。《悔言序》文章贵在体制得当、要旨简明；书信的体制只求真实而充分表达我的意思，做到这里就够了，否则即使有文采，也不合书信的体制。广泛搜罗治乱之理，考核引证古代事例，以辩博使上位者明悟，这是上书陈事的忠诚。铺陈排比、文辞丰茂，是赋的法则。陈述事务、讲明道理，往复推究、务求穷尽，是论说的体制。语言炽烈、谈锋锋利，张扬声势、震动人心，是说客纵横捭阖的手段。采摘花朵、聚集精华，辞采交错绚烂，是词人的习惯。颂扬德行、赞美功业，夸张谄谀、使浮华超过实际，是佞人用甜言媚态取悦人的样子。搜寻隐微、穷究奥妙，咬文嚼字、艰涩刺口，务求奇异、争强好胜，是铭、诔、墓志等文体的奇特之处。警策的意旨、华丽的辞句，炫耀新奇、卖弄技巧，是经生夸示才艺、攫取俊誉的诱饵。至于改变旨意、艰涩措辞，用深奥来装饰浅薄，壮士都会以称说它为羞耻；然而用它投合世人的耳目，也常常使人快意动容，收藏起来作为玩赏之物。这些都不是书信的体制，为什么？因为它们离真实太远了。辞藻堆砌、支离破碎，还谈什么简明？我生性野直，资质朴实，任凭真性，信守古道；有时妄说一句话，便面红背汗，仿佛无地自容。所写文章，都是从内心肺腑流出，可以看见真实。假如得到有道之人的师友指引，即使不敢妄想达到圣贤境界，若能万分之一地接近笃实君子，内心也可以说满足了吧？可是我同流俗相处，无法适从；读了宋末佞人的书信，竟沾沾自喜，渐渐习惯于浮浅矫诞而自己还不知道。乡里若有正学端人看见这些文字，能不鄙视我是只会逞口舌、没有真情的人吗？恐怕少有不鄙视的。后来偶然有所觉悟，急忙想要抹去这些文字，可是驷马已经奔驰而去，哪里还追得回来！唉，我自己损害自己的资质、安于谄佞，已经很久了吧！惭愧、愤怒、懊悔，又能怎么办呢？我作这篇序，正是为了自我警戒，希望后人不要再跌入这种道路，重蹈我的后悔。我曾经看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开口发言、下笔成文，和雅、畅达、洁净而充实，实在不是浅薄矫饰的人可以同日而语的；又看江左以来，士大夫的文章、气势、记载和书信，大多直率简洁、恬淡旷达、畅达深远，即使使用方言，也和易自然；在俚俗浅近之处写家人间的言语，亲昵恳切、安慰疼爱，温厚之意仿佛就在眼前；心意自然悠远隽永，这样书信的简明就达到了。后来擅长写文章的人，完全模仿前人的意思，终究不能相似，大概是因为真实太难了。苏轼说：“有意而发言，意思尽了就停止，这是天下最好的言语。”难道说的不是“真实”吗？因此书信贵在真实，不在文饰；然而真实并不曾没有文采。所以说：“把晋人的言语用来作文，就能妙绝古今。”为什么呢？因为真实罢了。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我还达不到。作《悔言序》。《汪氏近征录序》《近征录》是歙县汪道弘编纂的书。汪氏在歙县是世代显望的家族，远自越□□兴起于隋唐之间；再往上追溯，江左有宋氏任军司马，汉代有龙骧将军；再往上追溯，秦有彻侯，鲁有死郎之战童。再往远处就不可追究了。源流既远，难以追究，便容易显得漫无头绪；漫无头绪，就不能专一地亲爱，亲疏也无法区别等级。孝子顺孙本来不应对此安心，所以《近征录》因此编成。汪氏原来已有《足征录》，自从得姓以来的世系记载得很详细。这部《近征录》则从近世开始：由道弘的九世祖宋方壶居士叔耕，历代传至风雪道人克远，即道弘的父亲；父系世次连续不断，贯串分明，次序井然。叔耕遗留下来的晦庵朱子、西山真公以及当时显达之人的往来书信，后来各代又完整记载历朝名公卿的记、志等作品；从文献中考察，内容不是已经十分鲜明、切实而可靠了吗？这样奉祀先祖、建立亲爱之情，首先亲近孝敬的准则就确立了；由此敦厚宗族恩情，记载不乱，仁爱的次序也就形成了。况且所谓“近征”，并不是忘掉远祖，而是亲厚之后加以举扬的意思。君子对天下之人都将施用恩义，何况自己的宗族呢？但是亲疏、先后本来不能一概看待、混同施行，这是礼以人情为根本，所以才如此。道弘编这部书，大概也是顺从人情而使义理由此兴起。君子说：这就是礼。《友竹诗集序》我诵读朱翁的《友竹集》，感慨地想见古代长者的风范，又叹息我们乡土的风气日益衰败。由我们乡土推想天下的风气，大概也都如此了。天下的事我已经无力参与，我难道就能彻底忘记自己的乡土吗？所以过去听父兄讲一件事、说一句话，只要是崇尚厚道、推先谦让的，我总要反复思考，用来教化当时的子弟；即使不能立即挽救风俗使它向上，或许还可以阻挡它迅速下流。友竹翁一生不懂得讼庭上的言语，谈到别人的过错就像哑了一样。在乡里居住，总把自己看作质朴迟钝、不如别人的人。如今读他的诗集，其中的言语安守本分、从容自在，没有外在的追求；他把这些用来供人喜爱或警惧，安于卑微的居处，却不羡慕有地位者的荣耀。看看今天我们乡土的风气，难道不是与他相距遥远吗？假如我们乡土如今人人都像这样，天下也人人都像这样，那么家家都成为愿望中的民众，差不多就可以承受上天的教化、达到最高的治理境界，而太平时代的声音也可以重新兴起了。孔子编次《诗经》，为什么把里巷民俗的歌谣和殷、周宗庙朝廷的乐章并列陈述？大概是因为它们的声调、辞句虽有不同，但都由真情出发、敦厚质朴，归于同一根本。因此《诗经》成为经典，历代都以它教化人。既然如此，诗的道理本来就是依据质朴本性，加以文饰，使声调和谐、辞句成章吗？如今世俗的文章，大概不是古人所交游的那种文章；但友竹翁只守他的质朴，所以古人的意趣仍然存在。我因此作序，把它传播给乡人，以扩大古代长者遗留下来的风气。《紫云宗乘序》

译相卿读许氏族谱，眼泪流了好几行，随后叹息说：“从先古直到今天，我们许氏得到这个姓、传承世代已经不远了吧？而许氏直到现在才开始有提督公所编的族谱吗？自宋朝南渡以来，金、元之乱极其严重，百姓没有固定居所，士人很少有完整的家室；许氏大概还算幸运，直到提督公才开始有族谱。然而编撰旧谱的人真是浅陋啊！”于是采集先世载入族谱的资料，记述灵泉许氏的世代。至于我在紫云开始立家，原来也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缘故。我的先父承继嫡系，开始迁居他乡；礼法所称的别子，是这样的吗？别子为祖，继承别子的嫡长子为宗，应该另行记载，使后人知道灵泉有许氏始祖自提督公开始，紫云有许氏始祖自我开始；这样宗子之法才可以世代笃守、人人遵行。于是详细记载我的出身源流以及应当记载的事，又编成《紫云许氏宗乘》。古语说：万物的根本在于天，人类的根本在于祖先。这两者大概同出一气；说天，是说大本，说祖，是说亲亲。因此子孙如果不记录祖先，就是鄙陋悖逆之民，是拔掉根基、抛弃根本的行为。然而如今有些人记录先世，大概与我所说的不同：不知道致力于修德、自我树立，使前人更加显赫；即使只是记录事实、传信于后世，百代以后也足以考察。反而多方搜求奇异、炫耀世俗，虚妄攀附古代贤哲来抬高名声；这样做与不知道记录先祖的人相比，最终同样归于忘本，也相差不了多少。我对此尤其感到羞耻。因此记述那些确实足以考察的事迹，编次在书中，使所有知道自己所从出的人都了解根本。知道根本，就会重视亲族；重视亲族，就会勉励和睦。苏轼所说的“分开来看只是路人，最初原本是一个人”，人们将会由此自我警醒，渐渐敦厚亲情。否则，形体虽异，彼此只称你我，拿着锄头耕作的父亲还要借助德色来命令儿子，何况宗族的和合呢？我又能怎么办呢？《家则序》我年幼时立志求学，长大后跟随阳明先生交游，又与天下有志守义之士往来切磋，至今将近三十年。虽忧患疾病缠身，晚年志向仍不肯甘心自我阻塞，又对后世之人寄予希望，于是作《家则》。后来读到浦江郑氏《家范》，尤其觉得它广博而周密，纲要简明却没有遗漏，考虑长远而预先防范；这些都是我未能做到的。然而考察它的编次，前面已经记载过的，后面又再次记载；相继编录，阅读三代，经历几十年后，家范才得以完成。大概世俗流变，日益趋于巧诈，法制也因循渐渐变得详密，本来就应当如此。如今我的阅历浅薄、见识疏略，而后来世道运转、变化推移，恐怕没有尽头；想凭区区数十、数百字预先应对日新月异、无穷无尽的世变，怎么可以呢？我的后人若有长远谋略和卓越见识，顺应时势、保全家族，对于随事变通、适合民情而又不违背道义的事情，详细斟酌、精心思考，继续编写这部家则；这样便能进一步扩充我的志向，参照郑氏《家范》，共同完成合族为家的意义，百世之后也将以此训导后人。这样岂止是为我增光而已呢？《学则序》所谓学习，就是学习成为一个人罢了。学习达到圣人的境界，就是人的最高成就；而道，是由此进入圣人境界的道路。所以，学习并且实行道，叫作“学”；人的志向在于成为圣人，叫作“人”；不是这样，就只是苟且而已。如今制定这些规条，特别先说明这一点：读到这部书的人应当知道，圣人的学问起初并不是在人的本性分际之外增加什么，只是重新获得自己本来固有的东西罢了。因此，能够卓然立定这个志向，反求于自己的内心，遵循后面的规条，努力不懈，向上达到高明境界，成为真正的人。这才是我的子孙。《祠则序》古代君王，祭祀先王；直到诸侯、大夫、士，都可以祭祀自己的祖先，只是宗庙制度依等级高下而有差别，由嫡长子世代主持，这大概就是宗法的开端吧。然而诸侯不敢把天子当作自己的始祖，大夫哪里敢把诸侯当作始祖？于是有宗子之法：别子作为始祖，继承别子的嫡长子作为宗子，百世不迁，统摄同族同姓，敦厚世代德行，以遵守王法、守护宗庙。这就是古代圣王联结天下的办法：家族有自己的政教，人各自修养士行，又不触犯官府。因此说，宗子具有君主的作用。自从封建制度废除，宗子之法灭亡，先王的治理从此不再出现。我们儒者中有见识的人说，古今不同，是时势不同；但修饰人情、兴起义理而制定礼制，未曾不同。难道不如直说古礼必定无法恢复，就这样算了吗？所以有人议论说，如今始迁出本乡以及开始入仕朝廷的人，可以仿照古代别子称祖，继承别子者称宗，这样便得到了礼的本意。我们许氏世代居住在海宁袁花。先府君当初命我相卿考中进士，任谏官，不久先府君去世。我不幸遭逢家变，为求保全自己，终于离开袁花，迁居荼磨。荼磨是嘉兴海盐县的山。离开故乡、越过县境而开始入仕、升入朝廷，这两件事都从我开始；依礼，我确实可以作为别子，而我的后代多之的嫡长子，百世之后可以作为宗子，这还有什么可议论的呢？于是卜居宅地刚刚确定，便在堂屋左边建立大宗祠，又在祠堂中把《家则》刻在石上，用来告诫我的后人；世代相传，纠合宗族，培植德行，使我家世世相继，希望这就是古代宗法的宏大规制和长远谋划。《墓则序》墓为什么要制定法则呢？是为了把墓葬在山中的规制告诫后人，使他们继承事业、承奉祭祀，永无穷尽。我们许氏原是灵泉的旧族，祖墓所在之地平原广阔丰饶，水流环绕如织，景色秀美；封土高大的坟丘像堂屋一样，松树楸树远远可望，十分便利。可是《易经》说，上古把死者葬在旷野之中，这已有根据。除了这种葬法，为什么还要把墓葬在山中呢？我听老人说，我们的先祖过去曾葬在染冱两河之间，坟墓高大，树木茂盛，浓密得像聚集的云；宋朝南方兴兵以后，那些地方全都变成平地，如今断碑残砖，已经无从寻觅了。传说所说的五种祸患，确实如此啊！因此我吸取过去的教训，必须选择山地来永久安葬。海州守以下，葬在山中的墓很多；但墓地制度从我的父母开始，因为亲亲首先要从自己所出的人开始。人的形体终究归于消灭，遗骸也不过像蜕下的壳；增高山丘、封闭泉穴，终究不是真正懂得安葬之道的人。何况制定墓法，又把它传给后人，岂不是荒诞吗？这只是放纵自己而自以为通达罢了。我的《墓则》严密，可以防范后患，追念先人恩泽，扩大孝思，这是常道。因此作《墓则》，先说明墓域，次说明居守之法，再说明赡养产业，最后说明常年祭祀，共四篇文字刻在碑上。《送葛惟吉序》《论语》说：“学习之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教人之后才知道自己的困惑。”我如今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自从我成年能够任事、考中进士以来，学习成就足以教导年幼者，又增长学问，能够通达当时的贤能之士；有些名门子弟因仰慕名声来求教于我，却不明白我的实际，或许过分推重我，于是我便厚着脸皮做他们的老师。后来渐渐察觉，轻率妄为并不能有益于身心，也后悔自己自满而不知困惑。今年春天，葛惟吉先生脚上长满老茧，日行百舍来到杭州，投递名帖求见我。他每天到馆舍两次，风雨也不停止，整整两天以后才见到我。他致辞非常殷勤，行礼非常谦卑，礼物也送得十分恭敬，比过去那几位弟子来求教我还要真诚。于是我按照主客之礼与他相见，随后告诉他说：“你知道游历的道理吗？少年人锐意前行，开始出发时往往考虑不周，常常在中途饥渴困顿、跌倒受挫；到了晚年才知道事情艰难。要到达千里之外，必须先用三个月聚集粮食，然后才能上路。我对于你，也正是如此。所以过去那些因为容易求见我而来的人，我应答他们并不困难；如今你拜谒我十分艰难，我却不能轻易顺从你的请求。何况你喜好学习，并不以敏锐聪慧自夸，也不以文章迎合求取功名，难道还要用什么来使我更加困扰吗？你走吧！不过，我不敢只把你当作学生，也愿意因为你的到来，更加寻求解除我困惑的方法。你也不妨借助我，更加认识自己的不足，希望能在语言文字以外有所收获；那样，你将会后悔今天求教我的方式不对，并由此进到高明境界。这样不是还有多位老师吗？既然如此，你这次来，即使我不敢自认有一日之长，也不敢说你只是白白回来。你走吧！听说你刚来时，太守乔公确实劝你来拜访我；你回去后把我的话告诉乔公，看看他认为怎样。” 《送陆生序》

译正德丙子年秋八月，王子的门生、吴江人陆希旦参加南畿乡试，没有实现愿望，收拾行装准备回去。王子因为陆生来拜访我，对我说：“一个人的天性根基非常好，只是他人对他的培育灌溉还没有完全做到；这次回去，恐怕会动摇他的内心，损害他最初的志向。”我私下为他忧虑，于是说：“您何不在我身边，从道路上帮助、扶持他呢？您要乘船回去吗？请让我用船作比喻。船正浮在大江上时，扰乱京口的水流，横渡具区，江面辽阔得目光无法穷尽，水天相接；水深得不可测，风雨变化怪异，还将乘袭而来。船在水中，不过像水泡一样，这确实是天下最危险的处境。然而一旦长风顺流，清晨出发，便可航行百舍，阻滞变为通达，远处也能到达，这是天下最顺利的情形，没有什么能超过它。为什么呢？只是因为船足以依靠。所以，船的木材就是我们的本质，要取材于朴实厚重；朴实厚重，才足以承受雕削。工匠、帆桅、舵柁，都取材于宏大完整；完整而宏大，借助风力才强。桅杆就像我们的内心，要取其有恒而挺直、细密而不蛀；有恒、挺直、细密而且不蛀，那么即使高悬重系，仓促间遭受震撼、倾侧，也不会造成忧患。舵就是我们的志向，要取其端正、广阔、恒久操持而善于运转；操守端正、运用广阔，水势的曲折便能与之相合，波浪不能摇荡我，风也不能使我倾靡。篙、桨、棹就是我们的才能，要取其锋利、挺直、修长而坚固；具备这些并加以运转，进退上下、平夷险阻都能如意。至于窗棂、门槛、栏杆、盾板上的雕刻和彩绘，就像我们的文章；有它们或没有它们，并不决定船的成败，但也必须取法于完备，使它形成文采而具有观赏之美，这才算造好了一条船。然而船的使用，还要看天时是否顺利、人的操作是否精巧；天时不顺、操作不精，即使有船也等于没有。因此，要选择风向行船，谨慎掌握，应对时势要靠练习，又要以不懈怠来统率一切；这样天时与人力合一，人和船合一，船和水协调一致，精神贯注，神妙自得，渡水的体用都具备了。这样人们便互相勉励前行，仿佛走在平地上，天下也就没有险道了。可悲啊，世上那些勉强渡水、只求牟利的人，不畏惧天时，也不练习人事；破船坏器天天在江边摇动，招致爱子和珍奇器物落入横流，连同自己的船一起灭亡，前后相接。可悲啊！哪里比得上善于整治船只、钻研技艺，使船深坚牢固，系缆等待风势顺利的人呢？陆生将以我的话为懂得渡河的门径吗？何不看看天下大势，同长江、具区相比如何？我用来渡过这些险阻的办法，不也已经具备了吗？哪里还有时间迟速滞通这类事情可以耿耿于怀呢？”王子起身说：“许先生的话真是君子之言。”我最后把这些话告诉希旦：“年轻人，记住它。” 《送都谏吴公参政四川序》天子更新教化，端正政事的开端，排斥诛灭凶邪，任用有德的老臣，并把他们派往各地。在这种时候，东吴的吴公由工科都给事中升任四川参政，即将出发，嘱咐相卿说：“我这次相隔万里与大家告别，凡是交游亲厚的人，请选择言语赠送给我。您是我的同僚，难道会吝惜几句话吗？”于是我谨慎地告诉他说：“君子处在一个职位上，一定要想办法把职务做好。您的职务过去是谏官，如今是参政；名称因制度而不同，职务因事务而有差别，职位又因地域而有区别；但竭尽力量、不顾自身，臣子的道理是一样的。况且谏官本来就是希望把意见落实到政事中罢了。我知道将来考察您的政绩的人，难道不会考查您的谏言吗？过去听到您谏诤的人，难道将来不拿您的政绩来检验吗？您难道能说：‘我过去只是姑且如此说说而已’吗？或者，您过去在谏垣时，志向与权势相冲突，道义与现实相违背，遭受谗毁讥刺、灾祸罪责、杀戮羞辱乃至流放诛杀的忧患，本来就不是君子应当积压在胸中、惴惴不安、在内心后悔、在同党面前羞耻、害怕获罪于万世公议的事吗？这样能片刻安宁吗？如今您前去任职，正逢时势得意，作为岳伯的副职，统理方面政务，郡守、县令、丞、尉都坐在面前听候指使；监司下达命令，属下只要唯唯诺诺便可形成定议。早晨朝廷有意革除的事，晚上便报告停止；晚上有意兴办的事，早晨便奉行。过去只能用言语陈说而难以施行，如今亲自掌握施行而容易成功。您在政事上岂不是比过去宽裕吗？然而谏诤困难，困难不全在于我，有时还会有人体谅；政事容易，却是增减、松紧、张弛全都听从我自己，如果后来违背从前、行动违背言语，人们便会拿来作为口实，说：‘谏官当初果然只是姑且说说而已。’这种过错就更不能推脱了。您在政事上可要谨慎啊！我又听说，蜀地物产丰饶，古人称为陆海，如今还这样吗？营建、征发使岷山、峨眉山一带都变得赤裸，运输负担绵延数千里，百姓接连僵倒；再加上凶逆、贪残之人屠杀剥削、蚕食渔取，剩下的欢乐之国也将成为废墟。您的政务尤其要谨慎地保障百姓啊！将来使全蜀富强，恢复旧日景象，成为国家西面的门户以抵御边疆，使天子解除向西顾虑的忧患，果真如此，必定是您的功劳。这样相卿将有幸被列入知言之人的行列了。” 《送运使董公参政四川序》两浙都转运使董公奉命到蜀地担任参政，我郡守留侯集合僚属前去为他饯行，在路旁设宴送别，本来应当有一番话，因此嘱咐相卿作序。我听说董公是当今刚强之人。《易经》说：“天体运行刚健，君子应当自强不息。”说的就是刚强吧？天下的事情，哪里是柔弱、软化、随波逐流的人所能胜任的？然而世人常常亲近那一类人而仇视这一类人。君子何曾因此进退？或者正可以借此取得资助。所以楩、楠、杞、梓都是良材，却必须等到阳气和暖、阴寒消退，经历多年岁月，然后无论栋梁、椽子、车轮、车辐、车毂，大小长短，都没有不能胜任的。昆吾之金本来是良材，但若不经火炼、不用水淬、不经砥石磨砺，仍然只是顽固的矿石。这可以说是通过磨炼而把祸变成福、把损耗变成益处吗？董公以名臣之子考中甲科，历任郎署，做过大郡守，平素操守刚劲，屹然自守，从不低头随顺他人。因此任职所到之处常常与人不合，在大吏面前受排斥，在闲散职位上徘徊，已经多年了。那种宽宏从容的气度，在别人那里也许如何，但对董公来说，恰好都是增加、磨炼和锻冶的地方。如今董公更加相信自己了。此番前往，作为岳伯的副职，主管全蜀数千里，户口、赋税、征科、考核、审理、运输、军需、国计、官吏的弊病、百姓的隐情，都可以加以控制，停止不当之事，推行应行之事，来宣布天子的恩德，施行对下民的仁政；难道只是像转运使那样，负责与有关部门核算而已吗？过去董公使众人郁结，如今众人将更加厚望于董公。董公将更加修养平生操守，坚定自己的志向，扩大施行的范围，使刚强的功用显明于天下，让仰慕者得到安慰，使嫉妒者受到挫败。我留侯爱护、扶助董公的心意，相卿为他叙述出来，借此告知董公。《送卢君之河曲大尹序》

译卢君从诸生起家，任海宁县丞，整整九年，家中收入不能维持，伏在案前连纸笔都供应不起，冬夏衣服没有，锅瓮也屡屡空空，仍然只是一个孤独的旧诸生。今年春天，他升任山西河曲县令；百姓认为这是合宜的，却又舍不得他离去。徐生禾实来拜访我，请我作序，表达父老兄弟子弟们不忍离别的心情。卢君之所以得到百姓拥戴，不止一个原因，但首先在于廉洁。如今说廉洁的意义已经不同了：最高的是使百姓安定，其次是使百姓获利，再次是用强力压服百姓。以强力而又廉洁，众人都难以做到；廉洁而能持久，更加困难；廉洁有恒，贫穷而不后悔，又不向人索取，这天下恐怕就难以找到。卢君年老而长期困顿，却保持贞洁清白、卓异伟岸，君子都认为难能可贵；而百姓正发出叹息之声、歌咏其事、绘制他的形象，又画图祭祀他，还没有停止。可是卢君对此没有丝毫自矜炫耀的意思，神色言辞平淡，安然自若；难道还会因名位而内心震动、光耀自己、羡慕别人吗？难道神鬼会在他面前拦截威吓，他才姑且勉强做出这些事情吗？这难道不是所谓廉洁而安定吗？如今那些从政的人，贪污受贿而败坏官职，推托说：“这是因为地方卑下。”其实只是倒行逆施、暴虐施政；所以士人以这种行为为耻，他们又推托说：“当地风俗就是这样。”对百姓肆意攻讦，却指天发誓、诅咒神明；所以百姓愤恨他们的诬陷。我从卢君任海宁官职这件事知道，官职好坏不在于地方，而在于任职的人；由于在于任职的人，士人的羞耻便可以洗雪。我从卢君离开海宁这件事知道，百姓的攻讦并非出于百姓，而是出于官吏；由于出于官吏，百姓所受的诬陷便可以昭雪。卢君出发吧，努力啊！世道的兴衰消长，并不是上天单独掌管，而是由人来造成的。如今天子崇尚教化、更新政事，洞察达到至理的根源，下诏太宰选拔内外臣工，不以资历和地域为限制；从今以后，贡士与进士同等。卢君大概遇上这个机会了。出发吧，努力啊！执政者期望举荐人才，本来就是要使天下士人受到激励，争相洗濯磨炼自己，承受并奉行圣德；使一个士人的操守和官吏的治理恢复到古代，大概就要从您开始。卢君出发吧，努力啊！” 《送韩佥宪移江西序》浙江按察佥事苑洛韩公依法办事，使当权者感到不便，事情被上报，于是改任江西按察佥事。三司的属官、各郡的太守和县令、士大夫以及官吏百姓中，与韩公志向相同的，或依靠韩公来施行自己志向的，或因韩公正直而隐藏屈抑的，或依据义理来证明韩公正直的，或赞叹韩公壮烈节操、对他的前途寄予厚望的，各地都相互说道：“韩公要走了！韩公要走了！”唉，浙江百姓怎么比不上江西百姓的幸运呢？韩公只是没有谋求自身的便利，而谋求我们的百姓，才有这次调任。江水如虹，我的心向东；既为韩公的荣耀，也为百姓的困穷，众人都叹息流泪。又有人说：“韩公只知法律，不知时势；因疏远而抗拒显贵近臣，幸亏天子圣明，保护保全了他，使他到吴越、豫章等好地方任职，只是恩宠任用、旧有秩级，并加了美名。”韩公的幸运已经很多了。可是天下的事情也像浙江这样：那些人预先知道韩公不会容纳他们，便替自己安排退路，等待韩公；韩公就像后羿射程之内的珍贵猎物一样。过去的事已经成为射程，什么时候才会稍稍改变？谁能把这些忧虑告诉韩公，使他心忧如醉呢？又有人说：“韩公以执法为官名，实在是安定百姓、保护百姓；把法律奉为准绳并施行，是利；利益施及百姓，是仁；仁德的美善，是大道的广大。韩公少年时从父师那里学习的东西，难道还有能超过这些的吗？如今出任一方，寄托着整饬方岳纲纪的政务，难道会因为眼前一点小事，转身便改变平日所操守的吗？假如韩公将来升进而掌管天下的法律，届时还有比现在更大的不便之处，还会有更多这样的利害，利害也将无穷无尽。难道宁可随波逐流、委弃旧学和壮节，把它们看作无用之物，使我们的士气丧失、言语闭塞，让异议者借此作为口实吗？”韩公一定不会这样做。他本来就应当坚守操守而不以争胜为务，以理来应对而不凭意气，以诚意感动人而不用权术。否则，进退伸缩、关键机变都由韩公自己掌握，又有谁知道呢？海宁县令曹廷献，正是依靠韩公来施行自己志向的人；他正因韩公离去而忧虑，却高兴听到这些话，说：“谁能写文章赠给韩公，使他取其中正之意呢？”于是相卿作了这篇序，作诗歌的人也接着写作。《寿钝庵邢公七十序》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张释之作传，说他仕宦功业卓著，是汉代名臣；到了他的儿子张长公，官至大夫，却不能为当世所容，所以终身没有再做官。这难道是父子志趣不同，还是所遭遇的处境不同呢？遭遇不能符合自己的志愿，与其丧失自我来求取时誉，宁可使自己心意适意、保全名声、保全天性，这样更好。因此直到今天，人们仍尊重长公，也多称赞张释之有后代。后世士人劳碌不休地求取仕进，做官如同回到志愿之地，志向沉溺、自我丧失、道义丧失，正当受屈辱时却顾不得宠禄，直到老年还没有停止；即使有人曾经登上显要、掌握权柄，声名、势力、荣华、利益一时显赫，但要寻找像张氏父子这样足以名垂后世的人，又有多少呢？然而做官是为了施行道义；怀抱道义而承受官名直到老去，也算是士人不得已而应对世俗吧。我居住京师时，与山西贤能的士大夫交游，常常听说前国子祭酒、少宗伯、襄陵邢先生立朝时的风范。后来他的儿子钝庵公考中进士，由中书舍人任库部郎中，也因为耿介独立而触忤当时权贵，出任长芦都转运使。当时人们认为那是繁杂污秽的职位，不应让有声望的人担任；钝庵公去了三个月，自己没有想到竟能解除官印绶带而离去，别人本来还混同看待他，钝庵公却已经飘然高举，超出尘俗。归来以后，修治园林亭台池沼，与故交遗老在其中宴饮游赏、吟诗饮酒，淡泊得仿佛从未有过名位；进退都合乎道义，每天都显得安适宽裕，德化施行于亲族，诚信取信于乡人，成为河东一时的大德长者。这样看来，他虽然没有在当世充分施展，既获得了名声，又获得了快乐，保全了天性，给少宗伯增添光彩，追踪长公，成为自重之士的倡导者，又能以此教导别人。即使这不是公的本来志向，不是公所奉行的道义，难道也可以说公曾屈己求全、如今已经位至卿佐而止吗？何况有时遭时势阻挠、权势压制，完整的德行受到损害，声誉受到诋毁；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福泽完备、获得高寿，心中难道不会有所不足吗？今天为公祝愿、庆贺，意义又如何呢？嘉靖建元之年，公归居已经十六年，寿年达到七十岁。他的外甥李廷玉将回去为公举杯祝寿，请我写几句话来助兴，因此作《邢钝庵寿序》。《寿朱陈两翁序》

译我年轻时在海边游历，有位老人对我说：“天下清静安宁、和乐畅达，至今已经一百三十多年了。故乡的旧址上，天地把和气聚集在山海之间，特别丰厚；生活在这里的人，其中一定会有长寿而安康的。你姑且记住这句话。”后来，西村朱氏、石门浮屠氏、勾溪陈氏都拿诗来问我；我诵读后再三吟咏，越读越快乐，于是彼此唱和作诗。当时三人正值壮年，年龄还不大。等到我参加官府考试，走金马门的仕途，后来又回到紫云耕作，不知不觉将近四十年；石门已经去世，我多病早衰，而西村如今已寿至八十岁，勾溪也七十六岁了。他们的牙齿头发与中年时没有改变，视力听力都很好，嬉游登临远眺，举步矫健，常常比我还敏捷。我恍然追想往事，过去所说的长寿而安康的人，原来正应验在这两位老人身上。过去我曾为勾溪的父亲竹斋翁作寿序，为石门写《许泉亭记》，为西村的曾王母作《怀节之堂记》；从他们所处的时代来了解他们的为人，本来已经很清楚了。再说，他们从年轻到老年，往来跟随我游于湖山之间，在饮酒吟咏、谈笑酬答、作文写字之外，声名利禄不能进入他们的耳中，恐惧和羡慕不能进入他们的胸怀；当世流俗的瑕疵，他们一点也不挂在嘴边。这是浑厚长者吗？是淡泊于物外的人吗？是乡里称善、没有诋毁议论的人吗？所以，心情恬淡旷达可以凝聚精神，容貌沉静可以远离怨尤，吟咏歌唱可以涵养性情；招来和气、获得长寿，培植根本不是已经很深厚了吗？《诗经》说：“瑟瑟的玉瓒，黄河之水在其中；和乐平易的君子，福禄由此降临。”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所以石门寿至六十便去世，我曾因他的不幸而遗憾；而两位老人身体康健、不易衰老，巍然如鲁灵光殿，逍遥闲适，咏叹长寿的祥瑞，渐渐登上期颐之年，达到上寿，被称为人瑞，前途还很长。海边老人观望气象而作的预言，确实得到验证了吧！《寿水西文溶沈翁序》长寿源于上天，是承受天命；既然人的根本源于上天，所以凡是活着的人无不希望长寿，却没有谁敢断定一定能够得到长寿。承受天命在人，那么命数不能增加，是否可以使它不损害原有的寿数呢？比如太阳的照耀本来是一样的，在宽广庭院中光线显得强烈；雨水滋润，普遍降临大地；河道疏浚，水流所润泽的范围便更加广大。施加于各处本来相同，所承受的结果却不同，这就是所谓承受天命吗？漆园老人庄子的养生论，大意是要排除情欲、置身外物牵累之外，顺应自然、取得适意；这样形体不劳损，精神便完整，所以往往长寿。这就是所谓不损害原有寿命吗？德清沈翁文溶年轻时就负有奇异的气概，长大后改变志趣，发誓振兴宗族，宗族人佩服他，乡里人也信任他。产业已经丰足，三个儿子的家业都逐渐成长，能够承担事务。沈翁刚刚办完儿子的婚嫁，便把家事交给三个儿子，退居一室，独自端坐，仰天叹息，神情陶然，仿佛从未参与世事。这难道不是庄生所说的善于养生的人吗？今年十月十六日是沈翁生日，他的寿数为六十一岁。沈翁的儿子、太学上舍生鲁卿与我交好，从百里之外来到山中求我写几句话，来举杯祝寿，并说：“这本来也是我宗族和乡人的心意，请一位儒学先辈来表达罢了。”一个人若爱戴这样的人，就一定会赞美他、祝福他；那些话是希望他获得福气、长寿，并不是能够真的使他如此，但由此也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品德。一个人若厌恶这样的人，就一定会诋毁他、辱骂他、诅咒他；这些话是希望他遭祸败、早早死去，也并不能真的使他如此，但由此也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品德。这样看来，沈翁因宗族乡人的心意而长寿，难道还不算多吗？除此之外，便只是术士所说的禄命长短、命数而已。鲁卿又说：“沈翁幼年丧母，家人依照佛教葬法，用柴薪火化母亲。沈翁长大懂事后，号哭悲恸，不能自已；他刺破手指，用血书写木主，准备棺椁和衣衾，把母亲迁葬到先人的墓地。”啊，这真是深厚的孝爱！既然如此，沈翁长寿的原因，命数就难以知道了；鲁卿的话大概是对的吧？愿沈翁长寿到期颐之年，我将为他从天理中求得确切的保证。《寿南野翁陆孺人序》嘉善的沈子来对我说：“我的父亲南野翁当年在甲戌年季冬月的某日出生，如今又到了甲戌年；我的母亲陆氏也增长了一岁。父母一同长寿而健康，这是做儿子的共同庆幸。如今我有幸亲逢此事，想在父亲生日这天同时为母亲祝寿，以求他们获得无疆之福。这件事应当怎样做呢？”许子说：“好啊！你想为父母祝寿，感情没有不尽到的；在我看来，你如同兄弟一般，所以希望你的双亲长寿，也应当没有不尽心的地方。我听说，寿命的分限悬系于天；至于承受、凭借和辅助赞成它的，也有人力的作用。当初我同你结交，在堂上拜见南野翁，远望他的气色，温润充盈；走近看他的仪容，温和可亲；言语不浮夸，退处时也不向外物多求。我知道他能以德行率领家人，必定具有古人敦厚长者的风范。他所得于天以及承受辅助的，不是已经很厚了吗？何况你继续承接他的美善：甜美温润的饮食，寒暖适宜的衣着，声音、色彩、华美幼妙的娱乐，杖几和使令之便，水陆珍馐、精选药物以及舟车游乐等供养身体的东西，全部陈列在面前；辅助赞成这些，也算完备了吧？不过，我对你还要有进一步的劝告：谨慎修养自身，以为亲人培植美名；善待你的家人，以爱护你的亲属；周济你的族人、姻亲、朋友和乡人，使他们延续善庆；把这种善意推及经世济民、施惠泽物，以扩大他们尚未能完成的长远谋略。这样做，那么你的父母内心喜悦；内心喜悦，气息就和顺；气息和顺，精神就愉快；精神愉快，他们的天年便能保全，寿命哪里还可以计量呢？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养志’。你若能这样做，就是由此而行了。我侍奉父母，想为他们祝寿，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把这些告诉你，希望我们共同在正道上进步。” 《赠张先生序》我听古人说：我们先代的正直贤者，其名门子弟处在天下最容易的位置，同时也处在天下最不容易的位置。能够努力自立，稍稍不同于众人，必定要凭借机缘和助力来建立功名；如果不是这样，别人未必会获罪，而自己却会被清议所不容。金陵玉亭张君的曾祖父凭借文学、品行和才能做到大官。张君天资聪颖，承继家学，自幼在乡塾读书便有美名，长大后游学京师又有俊誉；五次参加京城乡试，接连不能为主司所取。后来按年资贡入春官，便慨然说：‘大丈夫难道一定要凭考中一次科举来荣耀此生吗？只看我自己所能做到的怎样罢了。’于是低头努力参加天官选授，来到海宁任教。为人孤高而无拘束，不作琐屑局促之态；行事不苟且求取，与人交往保持自己的操守；施教不屑于细枝末节，而着眼于大处；在文章、笔墨、饮酒和吟咏之间从容自得，以远大事业自期，也以此期望他的弟子。他的弟子爱戴并称誉他，监司听闻后加以奖赏。监司地位权势远在我上，奖赏或许可以勉强取得；但诸生与我感情相迫，若没有真正能感动他们内心的东西，他们爱戴我，哪里能够靠袭取而侥幸得到呢？地位卑下，势力就受压制；职权分散，情势就松弛；担任这种职务的人，常常被尊贵显要者轻视，这是势所当然。若对方凭借尊贵显要来面对我，我又把自己看成无足轻重之物而自轻，那么自己所能树立的还有多少呢？只有正色端范、凝重自持，不给人以轻视的机会，对方才会失去其尊贵权势；积久之后，松弛的师道便会重新振作，天下也不会再把斯文看成无关紧要。如今圣明的天子锐意求治，知道贤才是国家必不可少的资助而不可延误；又知道科举尚未完全得到人才，贡举也未完全不失人才，于是诏令铨司任用人才时，使进士与贡士同等。这正是俊杰豪士驰骋的时代，也是有志之士奋发的时机。张君应当努力把握处在天下最容易的位置，谨慎对待处在天下最不容易的位置；不久将登上华显之位、跻身要职，以光大文僖公的功业，继承御史大夫的志向，并与兄长严亭按察、荫亭郡侯在江东争相辉映，使人歌颂王国的盛美，不也很好吗？” 《赠廉泉高大尹序》

译南郡廉泉高公凭进士出身任官，出任海宁县令还不到两年，巡按御史李君、董君赞赏他的政绩，联合檄令有关部门备礼奏乐，奖励、褒扬并表彰他，以此教化和激励各县。做人牧的少尹巙府吴君率领同僚、官吏、士人和百姓前来祝贺，请我写文章。我卧病在万山之中将近三十年，世上没有什么人和事能借我的力量而有所作为，也没有什么可以寄托感情的；只是县令得到贤才，恩泽遍及四百里左右，而其他受到余润而渐渐恢复的百姓，正是我的祈求和占验。这确实是我乐于听闻的事。何况主持风纪者的这次奖赏，也将逐渐传达到朝廷，难道还要再到民间去寻求什么吗？况且我的病也不能亲自前往。吴君再三请求不止，于是我起身诵述自己曾经见闻的情况：乡人告诉我，廉泉到任时，每天在天亮以前起身，天黑以后才休息；宾客来拜谒，没有滞留在门前的。他采纳众人的意见，集中大家的思虑；兴办有利于百姓的事，就疏浚渠道、修整陂塘；预防危害百姓的事，就登记暴虐凶恶之人。对于桀骜不驯、阻碍治理者，惩罚使他们驯服柔顺；对于受压抑而不能伸展的人，扶植使他们得以伸张。两税征收务求守信，审理各类案件务求合乎实情；对借货法、影税、杂税和隐秘深远手段作奸犯科者，穷追其枝蔓，追查其根源，不遗余力。爱护百姓的诚意，已经不止一两件事表现出来了。不久，廉泉远道来访，到了我的岩居；我望见他的眉宇，只见他虚心谦下而光明坦荡，待人谦退，说话的气色肝胆洞然，没有隐藏的实情。这不就是古人所谓‘和乐平易的君子，能平易近民’吗？御史的奖励和乡人的称誉，我一见到他就相信了，又何必再替他赞美呢？不过，我是否可以把这些话作为忠告附带相赠呢？我年轻时曾有经世济民的志向，也曾向诸位老先生请教，私下记取其中道理。命运已经确定、不可贬损的，是道；日渐衰落、不可挽回的，是时。圣人能够不失时，却不能违背时势。世道越降，风气越卑，声势渐弱，人的情况和事情也各不相同；道又能拿时势怎么办呢？所以君子出仕为世所用，必须先确定自己的志向，再随着时势在其中周旋。志向先已确定，道就不会最终枉曲；随着时势权变，也不至于和俗世过分相违，那么自己的志向施行于政事，就离道不远了。譬如行船，逐渐转向而前进，是为了原先所趋向的目标；不能把冲入乱流当作勇敢，而要以最终渡过为期望。守道而适应时势的权变，大概就是这样。但权变的作用，开始时微小，最终结果却有不同：以道来权衡时势，时时都可以归于道；若反过来以时势来权衡道，道就会随时势而改变。随时势而枉道，便使我们的志向像断梗随湍流漂逐、破裂的瓦片沉入深渊。拿平素的志向来验证，这不是相差太远了吗？这种‘枉尺直寻’的功利之祸，焚烧、淹没人的心灵，比水火更严重，使人不再知道礼义进退，这就是我孔氏的家法。廉泉前进不息的志向、坚贞正直的操守，清高洁白而超然。他不委靡不振地随同众人，也不尖刻固执地故意求异；对于正道，他大概已经有所遭逢，得到时势的知遇，征兆足以使它施行了。希望他保持最初的操守，努力做到最后：有利于百姓的事，难道还有没有完全办到的吗？危害百姓的事，难道还有没有完全除去的吗？桀骜不驯、阻碍治理的现象，难道还有没有完全恢复治理的吗？受压抑而柔弱的百姓，难道还有没有完全得到舒展的吗？征收和索取的期限，难道还有没有逼迫得使人无所措手足的吗？审理裁断的敏捷，难道还有没有因疏忽而造成冤枉的吗？借货法、影税、杂税和隐秘手段作奸犯科的人，难道还有没有掩盖在吏牍之中而横行、触犯法纪的吗？把这些一一彻底洗涤，重新整治，那么这种爱才是真爱，诚才是至诚。邹孟氏说：‘至诚而不能感动人的，从来没有。’命相之臣因民事受到考验，地方长官入朝成为公卿，古今都有这样的事。如今正是急于求贤、擢用俊才的时会，廉泉带着平日积蓄并已试验过的治道，走向朝廷，立于柱下，掌管天下图书，承受明王顾问，回答如回声一般迅速，划地便能成图，并与诸位贤臣共同辅佐成就至治；我正要替天下庆贺了。” 《赠南溟郑大尹序》锡山郑侯凭进士出身来到海宁任县令。人们以为他既然由甲科选拔人才而出，前途远大，或许会涵养声望、从容游处，隐藏才器等待时机，以后施展抱负，建设安宁而普遍康济的海邦，使百姓和社稷安定，只需坐镇而已。郑侯却不是这样。又有人以为他志气锐利、气概豪迈、才识广大，治理数百里之地就像打扫庭院一般，会废除革新旧有典常，建立法规、改变制度，改变百姓的见闻。郑侯又不是这样。又有人以为他出身于左辅乐国之地，习见奢华绮丽，会把货财视如泥土，挥霍浪费，私下亲近故旧、结交权贵，盛设厨膳，铺张供张，馈赠金帛，安排车马音乐迎送的礼仪。郑侯还是不是这样。他每天洗手束带上朝，对官吏百姓从容周旋，奉守职分、遵循事理；不委靡地随众，也不尖刻地求异，只务求把握大体，一切以爱民为主。他听讼决狱，恭敬谨慎地如同和家人说话，只求得到实情，不凭刑威办事；对于纷繁更改的事务，除去其中可承受的部分，减少供给和劳役，省去禁令，谨慎追捕拘押，减轻徭役赋税，停止宴游，放宽各种徒具形式的文饰和浮费，这些全是百姓所不便的事。他说：‘县令就像牧人，不去扰乱牲畜，它们就会生息繁育，逐渐增多。’所以他爱护百姓，尤其以让百姓休息、不受扰害为先。用不可预测的严刑峻法来建立威势，使鬼神都惊骇；搜寻隐秘细节来使神明凛然；树立奇异功绩来建立声名；按期征收、按时交会来显示才干敏捷——治理政事的人，大多从这些方面着手。郑侯却一点也不愿意以烦扰百姓为意。今年夏秋，海岛夷人突然侵犯海疆，声势十分猖獗。监司想用粮食来劝募百姓，郑侯坚持不同意，说：‘贫民尚且拖欠通常赋税，若要供给军粮，我就拿出自己的俸禄资产来供给。’监司又想把兵器发给百姓，郑侯仍坚持不同意，说：‘我不忍驱使徒手百姓去给夷兵增添膏血；何况军队的粮食已经足够使用。’夷人以利害来恐吓，他仍屹然不为所动。因此夷兵两次来到边境，县中百姓安然无事，不知道行军的劳苦和军粮运输的费用。夷寇侵犯海盐，距离本县不到百里，百姓却遭受惨重灾难，成百上千的老弱被杀，房屋被焚烧劫掠，数十上百家变成赤地。虽然地处受害之地、军队又缺乏纪律导致了这些事，但假如那些居上位的人都竭尽气力、舍命救护百姓，像救自己的孩子一样，难道不能使幸存者增加到十之五六吗？君子因此哀怜百姓，痛恨在上者违背仁道；而我父老兄弟子弟仰卧在床席之间，接受郑侯给百姓的恩德，哪里能够估量呢？我又听说，官吏百姓称赞郑侯，说他性情安静，俸禄俭约，操守正直。他性情安静，所以政事简约；俸禄俭约，所以用物节省；操守正直，所以向上级求援很少。近来侍御代巡林君、清戎胡君、巡盐霍君，同时发檄文奖赏他。这三位主管风纪，担负激浊扬清的职责，本来都知道辨识人才、能够得到贤士，也称许那些能够任用贤士的人吗？”},{ 汉代的法令规定，官吏有特别优异的治理成效，往往便下玺书勉励，再增加俸秩、赐给金钱，又赐予关内侯爵位，进而升为公卿；这就是为了重视对官吏的劝勉。当时正崇尚烦琐苛细、严厉操切的风气，郑侯却独自坚持简易宽平的政事，这不就是古人所谓‘他的政事宽缓’吗？不过，郑侯不因按日计算的小有所得而改变，而以按年计算的长久成效为余裕；这正是汉代良吏的治理，也是王政的遗风。圣明的天子正在兴起尧舜之治，三代圣王的功业，应当会从循良之臣中有所取用，以备辅弼之选，郑侯大概就要由此升迁了。因此，使者们交相奖赏，少尹伍君请求我写文章作为赠言。即使如此，夜光之璧不借助地锦也能显贵，哪里需要装饰呢？郑侯弘远的志向、坚正的操守，政事由此而作，也由此而成；显著的声誉和光荣的名望，将同黄次公、朱仲卿隔代相望，流传光辉于竹帛，永无穷尽。难道我宁可只在这里作褒扬赞述就算了吗？”},{ 《赠何大尹宅卿序》

译南海何侯宅卿凭进士出身任海宁县令，任职三年，只见他简朴、恬静、诚信，持守清白自修；办事不求虚名，只求取得实际成效，内心一意想尽到自己的职责，不迎合别人。刚到任时默默无闻，不久便声望渐显，如今政绩显著、声名流传。按察浙江的韩侍御知道何侯办事有才能，便檄令有关部门备礼奖励他，以此教化激励凡是治理百姓的人；对于清白自守的声誉，尤其加以称许。何侯没有表现出意满色喜的样子。博士车君、阎君和他的弟子们共同商议，想写文章记述，于是来拜见我。我起身感叹道：君子成就天下的事业，为什么不在于才能？又为什么不在于志向？还为什么不在于时运？何侯早晚思考，明察幽隐，向人询问，得到有利于百姓的办法便移文请求；但请求被拂逆，议论提出又被阻止，肘部被牵制、背后相违，政事无法谋划，百姓又能得到什么呢？所以这次奖赏并不是何侯所愿，而是我们本地百姓的便利；你想把它写得夸大些，固然也可以。但我听说，辅佐天下的人称宰相为‘成就我的人’，县令称师为‘生养我的人’，百姓称县令为‘父母’。宰相有辅佐的责任，所以有才者应具备宰相之道；师有教导的责任，所以贤者应当得到敬爱；父母有抚养的责任，所以老成者应当受到世人的尊重。并非没有才能，只是有才能的人常常放纵而缺少约束，所以才难；并非没有贤德，只是贤者多拘泥于原则而疏远实际事务，所以贤难；并非没有老成之人，只是老成者熟悉世故、娴于事务，有时反而持重观望，所以老成难。何侯大概兼有这些长处，却没有这些困难吗？还是说，今天治理县邑的困难，不只在于人才，而在于时势更为严重？天灾流行于中原，百姓的力量耗尽于上供；家家户户都在哀叹，盼望县令如同盼望丰年。因此，像宰相一样治理安顿，像父母一样抚慰养育，像老师一样教化引导，使混乱者得到治理，使倒下者重新站立，使蒙昧者受到教化，使颠沛流离、无所申诉的人各得其所，使全家危殆、性命难保的人把他当作生命的依靠，这其中一定有道理。何侯应当每天勤勉、每月都有成效；继续前进，成为循良之臣，世世代代受到百姓祭祀，也是可以的。难道只是今日接受监司的檄文奖赏吗？从前我出仕时替天下忧虑，曾把这些事逐条论述；后来获准告病归家，又为故土忧虑，于是把这些话告诉我自己，也告诉何侯。言语施行在大处，哪比得上施行在小处专一？行为影响长远，哪比得上切近之处紧要？何侯，请努力做到最后；我们县也许能够有所起色吧？天下哪有一个百姓不因县邑治理而得到治理呢？何侯，请努力做到最后；治理政事的人听到我的话，看到我们县的政绩，天下将会都有所起色吗？”},{ 《赠汪大尹子才序》我读《易经》读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时，没有一次不反复诵读、长叹的。我说：‘唉！圣人取象立教，是教天下后世慎重开始。它的意义真微妙啊！树木生在地中，起初只是萌芽；谨慎培育它，后来便能遮蔽太阳、直上云霄，成为有用的栋梁。君子以此为法，德业和功绩由隐微而显著，由近处而远方，直到恩泽天下、流传后世，怎么能不从慎重开始、逐渐积累呢？不都是积累细微而达到高大的吗？’永丰汪君子才凭进士出身来任海宁县令，不到几个月，按察浙江的高君便发檄文奖赏他，以此劝勉凡是掌管民社的人。高君的职务在于监临、激扬，辅佐天子黜陟赏罚，是朝廷所凭借依赖的，似乎不是阿私溢美；大概是考察他初任政事有所尝试，因而加以称誉吧？又过了几个月，汪君的政绩更加精明，百姓也开始归向服从；于是遍访年长者，旁求隐逸之士，竟然跋涉百里来到紫云山中访问我。我看到他的容貌，只觉恭敬谨慎；听他说话，温和可亲；相处一顿饭的时间，只觉他安静明朗、深沉严密，仿佛不可测量。我只一见他，便知道他将来远大有成，已不止看出了十二三分。由此才知道高君鉴识裁量人才并不草率。当天子正夜不能寐地为民生旱灾忧虑时，进士又是皇上亲自擢拔并留意的人才；还没有让他办理其他事务，就把邦国根本托付给他，难道不能说是责任重大吗？何况他将来远大有成，本来就要在这里积蓄锐气、培养高尚品德，为公卿辅弼打下根基吗？天下的休戚在县，县的休戚在县令；县令若不是合适的人，即使有良好治理，德行也会被上层堵塞，恩泽不能向下贯彻。所以县令的赏罚虽不及天下，而天下治乱却由此决定。因此说，知道怎样治理一个县，就知道怎样治理天下。可是我还有话要告诉他：本县濒临海边，连年歉收，已经八年了。富民家中没有积蓄，贫民采食草木果实来苟全朝夕。如今弱者呻吟不止，接踵成为沟中的枯骨；强者则盗掘、抢劫、攻击，乡里屡受惊扰，而官府的征敛日益急迫，百姓的生活日益困窘，怎么办呢？县令从辖区百姓那里接受责任，而辖区上级又从更上面接受责任；县令怎么能抵御这种急迫呢？只能使它缓和罢了。怎么能解除这种困窘呢？只能使它停息罢了。然而要停息，不能不先缓和；缓和却不只是得不到奖赏，有时还会有人拿法令督责、谴骂他。处在这种情形下，能够深自笃信、屹然不为所动，不是贤者做不到。汪君不就是所谓当今从政的贤者吗？激励劝勉的典章悬于上方，出于一时；而士人所学习、所涵养的东西，则蕴积于内心，确定于一生。”},{ 一生有这样的学问和涵养，那么自立的根基本来就已经具备。那种悬在上面、出于一时的东西，得到它并不会增加多少荣耀，得不到也不会增加多少羞辱；守持它要有定力，处身其中要有恒久的德行。久而久之，上得到信任，下受到拥戴，政事成功，百姓富足；追踪古代循良之臣的事业，不久便会受到玺书表彰，长久受到百姓祭祀；再进一步，地位越来越高，治理影响越来越远，恩泽越来越广，功业越来越崇高，载入太常之册，刻在景钟之上，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哪里只是今日监司发檄奖励而已呢？我年老多病，又居住遥远，不能参与了解幽明之间的事情；因而回想从《升》卦义理中所得，于是记述汪君开始时的善行，并希望他永远保持美誉。汪君或许也会偶然看一眼野人的这些空言吧。”},{ 《赠医吕生序》我抱病入山将近二十年，长林深谷之中，闭门谢客，像冬眠的虫一样僵卧；不是为了行药，便不出门；不是为了看山、对月，从未掀起过一钩帘子。四处往来的士大夫中，只有平生患难相交的朋友，偶尔同榻住上一两夜便离去；一年也见不到一次城里人，即使是亲友，一个月也见不到一次。偶尔接触的，只有同业的农夫、园丁、樵夫、牧人，以及有事来求卜、求医、作诗、饮酒的人而已。然而我乐于行善、怀念贤人的心仍然明亮不灭，并没有因疾病而沮丧。唐虞盛世，尚且有巢父、许由；两汉之治，尚且有严君平、韩伯休；唐代盛世，也有杜生、篾叟。难道我妄想圣明之世，独独会把贤才全收罗到朝廷和官署，而山野间一个遗贤也没有吗？我心存此念，神往其人，希望在卜者、医者、樵夫、牧夫之间万一能够遇到贤者。嘉靖丙申年秋天，吕贞夫来访于多山之中。他相貌谦退，言语谨慎。我同他讲论学问和医术，以及乡里的旧事；从白云以上、丹溪以来，他的学问源流连绵不绝而没有止境。这大概是学问不能用于仕进，于是寄托在医术上吧？韩退之所谓‘有所寄托而逃避’的人，不就是这样吗？可是他的医术以先治根本、后治标末为要旨，与当时急于求功、贪图利益的医生完全不同。因此，明白而求学的人也很少，而贞夫将要返回家乡了。学问不能用于仕进，寄托于医术，而医术又不为当时所知，因而也不能施展；我因此悲叹末俗难以协调，也更加为贞夫的困穷叹息。我迂拙而无所作为，学成却无处施用，技艺又没有可以寄托之处，反而被当世错误地指责，追究过去、忧虑将来，难道甘心一生卑微琐屑而已吗？贞夫将要走了。我听说姑蔑旧地山水奇特幽深，是仙灵所居、异人有道者常常隐居的地方。你回去后，探寻烟云，走遍缥缈之境，如果偶然遇见他们，请替我说：海上紫云山中的许相卿，手持一根杖、头戴一顶笠，将要跟随尚平，在五岳名山中与世远隔、留下身影；请他们不要俯视轻慢我吧！”},{ 《赠医张君序》

译从前一年，我得了寒疾，用发汗法治疗，身体反而像被火烤一样燥热；用下法治疗，腹部果然像患滞下，排出红白相杂的东西；病势又乘机加重。这样持续了五天五夜，病情越来越严重。众位医生相继告退，说：‘唉！我们的医术已经没有别的巧法了，这病似乎无法医治。’张君后来来到，诊察脉象说：‘左尺脉细而实，右寸脉弦长，关脉伏而不舒，重按才得，像微雨沾湿沙土，又像轻刀刮削竹子一样。这是病深入脾肺，而肾有根本；过度劳累，不能纳入，虽然危急，仍然可以用药治疗。’于是给我服了某药等，十天左右我的病就完全好了。当时我贫乏，没有丰厚的财物可以酬谢，想欺骗张君。张君说：‘我难道是为了获利吗？得到你一句话，就胜过千金了。’我便说：‘好。’后来我隐居在万山之中，张君每天拿着针石去应付富贵人的请求，不能及时来取我的话，我于是拖欠了这件事，直到今天。前些年，张君没有来，我得了暑病，张君的同乡冯氏本义为我治疗，病也痊愈了。《赠吴山人序》从前我改葬先母，只是尽我的感情而已。到安葬先父时，我取来堪舆家的书读，书中说，怎样安葬可以给后人带来福，怎样安葬会给先人带来祸，我表面上坚定地安葬，心里却暗自惊惧，同时又暗自庆幸这些话未必是真的。读完全文，才发现细小之处我还不能知道；至于大的方面，竟涉及王者辨定方位、建立国家、居处中央、规划大都城以及天下上游之地，往往都要处在山川交会之处。这与《诗书》中所说迁都豳、占卜洛邑、定都楚丘的事，虽不沿袭同样的说法，意义却相同。这样看来，选择葬地是有方法的，自古以来已经如此，只是我以前没有察觉罢了。算了！圣人与道合为一体，与神明共同运用；凡是有形体、有数理的事，没有什么能逃脱它的规律，却还要通过人的谋划和鬼神的占卜来决定，为什么呢？正是因为慎重到了极点。想到这里，我茫然悔恨而又悲痛，觉得我对父母没有尽到慎重，不能使他们安葬得安稳，那么过去向古人学习又有什么用呢？世俗之人竟用父母来谋利，而我连远离祸害都做不到，难道还要同他们并列吗？我希望精通这门术数的人，十年来一直在心中往来思考此事。照我所见，现在谈堪舆的人大概有几十上百吧；能够切合内心、接近事理的，能数出一两个吗？那些高谈阔论的人大多迂诞不可信。这个人或许差不多不是欺骗人的吧？你不要拜见母亲了。我还要把这些传授施行给世间所有作为母亲、作为人子的人，以劝勉他们。你为什么不努力把事情做到最后，仰慕古代的孝子，作为天下人子的劝勉呢？椿含泪拭泪而道谢说：‘太幸运了。’于是我为他写下这篇序。《孙母悼诗序》齐、鲁是古代礼义之国，登州又是宋代贤人苏子瞻做官游历的地方，文章受到熏陶，礼乐受到浸润，士人的风气秀美；像登临长公苏轼之门一样，志书典籍所载历历可考。然而风俗随着教化迁移改变，我哪里知道今天还能够像古人所说的那样吗？登州人孙朝仪的母亲去世，快要举行禫祭了，他脸色憔悴，哀慕之情仍像刚刚丧母时一样。人们起初看见这样，以为只是偶然；后来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他便历次同望景参用蓍草龟甲占问，不到一天，就确定了先母的墓地。过去那些纷纷杂说，显然出现裂缝、漏洞，再也没有剩余之处了。唉，世上谈地理的人，确实有像这样的人吗？因此记下他所鉴定的吉地若干处，列在后面，让人知道这样的人不容易遇到，这样的地方也不容易得到。《吴氏二母挽歌序》古代创作挽歌，是为了哀悼死者。人情没有不喜爱生存的，所以人死后为之悲哀，是人情；悲哀发之于歌而歌唱，作挽歌，也可以。不认识死者及其亲属，却替他们作挽歌、唱挽歌，世俗贪利到了把星卦之说说得荒诞悠远、割裂应验、诡诈妄诞的地步，实在鄙陋！浅薄到这种程度，拘拘然就更低下了。孔子说小道也一定有可观之处；像这样，我还有什么可观的呢？今年秋天，庄渠魏子、弘斋陆子写信来说：研究堪舆家的学说者，临川吴子兴传授广博，神识高超，可以与古人相比。于是我把他留在山中，考察讨论了两夜；符合今天人的地方很少，符合古人的地方也很少。他的见解明白地切合我的心意，深切地接近事理。大概阴阳二气潜藏在地下，流行聚合，没有固定形态，却有自然规律；一般人拘泥于它的形迹，子兴则从它的性情来寻求；人会因事物迁移而改变，子兴用心专一，没有分散。这就是明暗相差悬殊的原因。可悲啊！乡里的人没有不孝敬椿、认为施氏贤德而能做母亲的；同椿交游而能说话的人，又作诗悼念两位母亲，以帮助表达他的哀痛。椿看见我拄杖而来，跪下，脸色深黑，眼泪数行流下，说：‘先生难道忍心独独不说几句话吗？’我说：‘起来吧，你不要拜见母亲了。我先前已经有意为你写作。’我知道你对施母的了解是深切的。从前一年我寄食在你家，百种应当需要的东西，你的母亲都先按我的心意准备好；每位客人都像回到自己家一样。我喜爱她把真诚寄托在待客之中，有时住满一个月，也从未听到她到堂前的声音、看见她越过门槛的踪迹。我敬佩她的庄肃。看看你们兄弟，我又感到她的慈爱难得；由此知道你对施母的了解很深。你对戴母的情况我不知道，但从你们兄弟来看，她大概也不在别人之后，言语也不在别人之前；这些都值得哀悼。若这不是我所学的道理，便是谀谄死者、讨好生者，难道不是欺骗吗？欺骗和荒诞都不合乎人情，君子不这样做。自从我成年后，出外跟随本县贤士大夫交游，曾寄居吴家。当初吴氏的孩子椿和他的弟弟还在幼年，生母戴氏便去世了；他的父亲想到戴氏，极为伤痛孩子，于是在乡里慎重选择配偶，找到施氏女，认为她可以做我的孩子们的母亲。她嫁来以后，家中都和睦相处；不久有了孩子，而诸子好像不知道彼此不是同一母亲。过了若干年，施氏也去世了，全家都悲恸，椿尤其悲痛，说：‘我失去了生母，又得到母亲；这样我的母亲便没有失去。可是如今又结束了吗？我痛惜三个弟弟相继孤单，痛惜母亲不幸失去两个幼儿，痛惜父亲内顾而独自艰难。唉，天啊！’后来常常如此。我由此知道，古今之人互不相及的说法，朱熹的确实在这里的人身上得到了验证，于是私下赞美他们，离开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一日〕 母子之间的爱是天性。孟子论说爱自己父母的心，说孩童都知道；至于大孝，除了舜以外没有可取法的。大概根植于天性的东西人人相同，只是见到外物而发生改变的人很多罢了。朝仪正值盛年，外在诱惑、内心动荡正盛，然而他的哀思在众人中显得突出，没有人不被感动。人们说登州风俗多厚重，这是古人教化恩泽流传久远的缘故。然而他早晨举行祥祭，晚上便作歌，距离圣人居处很近；丧期短而安然穿着稻草色的衣服，这不就是所谓迅速肖似先贤、登堂入室的人吗？朝仪虽然深受世俗熏陶，但他的至性仍然值得嘉许。当时同他交往的人相继作诗作歌来宣扬他，并把序文托付给我。我自从能说话起，早早便怀有这种悲痛；亲身经历、触及相同之事而发于内心的言语，比通常人的感情更为深切，所以写下这篇序。《送徐贡士序》

译朝仪恪守经义，等待参加科举，连续应试却总是落第；在学宫领取廪食若干年。嘉靖己亥年，有司按照年限考核文章，贡入春官。我卧病在岩穴中，不认识朝仪；他的族弟某人是朝仪的女婿，来请我写文章，因为重视他的出行。某季向我详细谈到朝仪，我耳熟能详；他大概确实诚愿笃厚、充实自守，家中不听闻子弟有过错，乡里称他为善人。朝仪的家乡处在山海环绕之地，盛产蟹和稻米，深林之中适合吟咏，凭借劳动足以终老；只是因为不忍辜负先人传授经书的心意，才勉强作这次出行，难道他一定对仕进有固执的期望吗？我听说古代君子不一定要出仕，也不一定不出仕，只看时势和义理罢了。因此，他们居处时不羡慕仕进，出仕时也不营求，安然自若如同平日。古代越来越远，世俗越来越偷薄；忠信廉耻的风气衰微，声名、华饰、权势、荣耀之人群相奔赴，举世熙熙攘攘，仿佛本来就应当如此。浮夸的言语为他们作媒，巧于求官者为他们搭梯，天下人随风传布、趋向山谷，为求非分之望，为占据不应有的位置；如果只是贪图利益，哪里知道名分？既偷薄又苟守，哪里知道道义？让自身顺从外物，同它们一起生死存亡，如同肺腑一般亲密，更何况还能以身许国，报答国家养育士人的恩德吗？流俗千变，而人的常性万古不变。相信道义、超越流俗，难道会没有人吗？只是我远离群体，不能见到这样的人。朝仪如今参加朝廷考试、出任官职，他平素的涵养和因时施用的才能将如何表现呢？不过，从他没有固执必求仕进之心、保持诚愿笃厚的本色来看，无论遭遇什么，都不会改变最初的志向；即使还不敢说完全合于君子之道，和那些人相比也已经大有不同了。朝仪出发了，漠然前往，泊然归来，随时而行，尽到自己的本分，不使有司所贡的人才蒙受羞辱；如今我对这样的人正有所期待。为他饯行的宾客，不要只是把朝仪看作去西方求仕、以荣华为乐的人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聚庵遗稿序》《聚庵遗稿》是参知江西布政使屠公所作。屠公去世很久以后，他的孙子承宪带着遗稿来，请我写序。我因病不能推辞，他坚持请求，甚至说如果不能得到序文便要绝交；于是我接受遗稿，诵读还不到一半，便慨然说道：‘诗，只在于诗人的人品，也在于他所处的时代吗？’我想，屠公宽厚长者，不屑于苛刻刻薄；宽裕雍容，不屑于琐碎委曲；安恬自得，鄙弃躁进争竞。若不是这样，他的言语为什么如此淡泊而意旨深远，内容近切而境界旷达，悠然绵长呢？为什么如此洒脱而没有牵缠援引、希求羡慕呢？想来当时朝廷内外清静安宁，法度端正宏阔，举措明白公允；朝廷内外的卿士大夫都能守其事业、遵其职分、奉行法令、循守事理，趁闲暇调节劳逸，面对景物，游览舒展，欢笑吟咏，怀念上古和旧事以寄托感情；即使他们自己也未必知道是这样，其实是时代使然。诗确实可以用来观察时代啊！我曾说，诗意无穷，而人的思虑有限；以有限的思虑追求无穷的诗意，栗里先生陶渊明和少陵杜甫也不能完全做到工妙。其实不过是各自遇到自己的时代，各自写出自己的感情罢了。至于探寻莆阳的渡口，追溯江西的派脉，登临元丰，俯视长庆，以优劣、玉石和是非评量各种作品；其中的韵度品格，涉及唐末到宋代二百余年之间，并在其间斟酌取舍，我不能知道。只要看诗人的人品和他所处的时代，也就够了。杂文的思致与诗相称，诗只是其中的三分之一罢了。《省心录》是老宋处士林君复所说的话。书中所录，无论善恶、得失、事理、成败，大都为了反省内心而设；反复讽谏，恳切周详，又寄寓着怜悯世俗、启迪世人的意思。君子由一心而通达万物的变化，不过是尽自己的本性罢了，哪里还在乎成败得失？如今却把这些事情分类编录，用来警戒内心、惩戒并努力克制自己，难道是濂洛之学还没有传遍天下吗？然而约束外在行为、警醒内心，确实是日常使用却不自知的趋善助力罢了。考察林君所处的时代，宋朝政局正盛；处士隐居的操守和诗名在当时都很高。我原以为他披发而行歌，洗耳濯足，以清洁自守；如今读他的书，却悲悯地希望人们共同归向善道，这并不是忘世之人的言论。他死时诗中说：‘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唉，距离今日已经很远了；这又不是《省心录》的话所能超过的境界。司谏泰和胡君恰好任海宁县令，施政先敦厚风俗，后审理诉讼；读到这部书而喜爱它，说：‘违背道并不遥远，用它劝谕风俗更为切近。何不挨家挨户把省心之道告诉百姓，或许会有助于治理吗？’于是派人来请我写序并刊刻此书。《省心录》序 黄门集卷七 黄门集卷八 浙浒许相卿撰 记 ◆记 乡贤祠记 许泉亭记 训善亭记 蓉池书屋记 一笑轩记 法喜寺修造记 石洲记 世善堂记 西溪记 娄君去思碑记 鹤所记 《乡贤祠记》浙江按察副使、西蜀人刘公瑞奉诏主管学校事务已有两年，便檄令各郡县学校，把历代前贤中籍贯属于本地的人报上来。于是海宁教谕侯君泰召集诸生商议，申明可以考核征实的若干人。刘公甄别淘汰、重新确定，起自梁代太学博士戚公，直到我朝广东参政祝公，共二十人；让有关部门依照旧例按时祭祀。知县郭侯郊于是依托旧祠，增固并改建，使礼器、俎豆、几案、匣椟等原有之物一定修葺，没有的便新造。工程完成，礼仪举行完毕，况侯照继任县令，政事上向侯君询问，于是来请我写记。我推辞不得，便诵述所听闻的事：从前先王造就士人，在学校行释奠礼祭祀先师，在东序祭祀先贤，在社祭祀乡先生；这本来是彰明尊崇、报答先贤，也寄寓着劝勉激励。如今的乡贤祠，大概还具有先王制度的意义吧？圣贤是我们的老师，为什么称为贤？因为学习最重视节操，等次不可逾越，升进不可越级；看着他们逐渐进步，就容易遵从。只祭祀贤人，为什么称为乡贤？因为乡里的疆界依旧，先贤的风烈仍然存在；看着他们就在近处，就容易感动。我们的先正，在唐代中叶有睢阳许公，以死殉义，坚定地树立大防，这是多么壮烈的纯臣，是万人仰望的对象啊！宋代末世有文忠张公、持正施公、谨独杨公，崇尚心学，排斥异论；能够侍奉孔氏，可以同他们一起行仁了。其余的人，有的敦厚人伦纲常，守持经术；有的建立功勋事业；有的志趣高尚。即便处在背项之间，也都文质彬彬；世代过去而评价确定，他们难道不也是今天所谓成德之人吗？如今高堂崇建，仪制庄严，仿佛贤人仍在；经过的人趋前瞻仰，瞻仰的人肃然起敬。好德之心，连鄙陋之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学习问道的人呢？在这里出入登降，揖让酬酢，弦歌讲习，他们将会慨然叹息贤人不可复生，恍惚如同跟随贤人交游吗？又将徘徊沉思：山川灵秀，前贤已经逝去，后来者将会怎样？我们这些大丈夫若能如此奋发，继承前贤，精思苦学，努力仰慕贤人、以圣人为师，达到伟大的成就，那么正是依靠先正私下的教化，承受师儒的激励。相卿正每天自我勉励，也把这番愿望告诉所有志同道合者。正德己卯年秋九月戊申日，晚学许相卿记。《许泉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