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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四 《豫章文集》　别集类三【宋】提要 臣等恭敬地考察：《豫章文集》十七卷，宋代罗从彦撰写。罗从彦字仲素，是沙县人。因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凭恩例授任惠州博罗县主簿，绍兴初年去世，淳祐年间追赠谥号“文质”，其事迹详见《宋史·道学传》。这部文集由至正三年延平进士曹道振编纂。宋代儒者称罗从彦为“豫章先生”，所以用此作为集名。曹道振原序说，郡人许源堂刻印了他的遗集五卷；近来又得到邑人吴绍宗的稿本，厘定为十三卷，附录三卷，外集一卷，年谱一卷，共十八卷。现在这部书是明代重刻本，前有成化八年张泰的序，后有嘉靖甲寅谢鸾的跋。全书包括《遵尧录》八卷，辑录二程和杨龟山语录一卷，杂著二卷，诗一卷，附录三卷，外集一卷；年谱另行置于前面，不计入卷数，所以题作十七卷。然而第一卷虽然列有“经解”这一篇目，但其文章早已散佚，只有目录而没有正文，实际只有十六卷。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敬校阅后呈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豫章文集》序 我曾读《孟子》中赞叹舜为大孝的那一章，读到延平李氏的注释，其中说：“从前罗仲素谈到这里，说只因为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了翁听后认为很好，说：“只有这样，天下人的父子关系才能安定。”我慢慢思考，已经知道先生立言垂训的一点余绪了。起初我还没有机会见到所谓《豫章文集》。后来我初次出仕，任沙阳知县；第二年春二月，正好现在的提学宪副、丰城人防公在巡按考校之余，亲手把这部集子交给我，说：“这就是豫章罗先生的遗文，前进士曹道振编次校正，刊刻流传于世已经很久了。正统戊辰年毁于兵火，几乎全部散失，幸存的仅仅见到这一部本子，应当赶紧谋求刻印，使它广泛流传。”我回答说：“谨遵您的命令。”从此在退食之余，翻阅诵读了好几个月，于是更加知道先生学术源流的由来。先生最初在龟山门下受学，听龟山讲解《易经》乾卦九四爻的意义，龟山说：“伊川说得非常好。”先生便卖掉田地，带着粮食前往洛中，向伊川求教，最终仍未超出龟山的说法。后来南归，更加努力钻研圣贤之学；晚年参加特科考试，授任博罗县主簿，居住在罗浮山中静坐三年，用来观察天地万物的道理，超然自得，不拘滞于语言文字的末节。因此，龟山门下跟从受学的人很多，若要寻找能够潜心思考、努力实践、承担重任并达到最高境界的人，只有先生一人。如今看这部集录，条理分明地排列开来，大到君臣父子的伦理，小到一事一物的道理，直到道德、性命的深奥义理，没有不完备详尽的，那么这部书显然不能不流传于世。有人说：“传播他的书，不如阐明他的道；从言语上求取，不如从心中求取。”这固然是对的。然而圣贤之道具备于心，圣贤之心表现于言语；不能从言语中领会，却能领会圣贤之心的人很少；不能领会圣贤之心，却能领会圣贤之道的人，从来没有。求学的人如果能够依据这部书来玩味其中的言语，那么圣贤之心和圣贤之道就可以由此获得并加以说明了。六经四书都是道所寄托的地方。尧、舜、禹、汤、文、武用来建立纲常、保全民众的道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用来流传后世、创立教化的道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用来著书立说的道理，全都不在这之外。先生向上承接伊洛之学和龟山的统绪，向下开启延平、晦庵的传承，这一文脉，是万世所应尊奉的，难道可以不凭借他的言语来求取他的本心，不传播他的书来阐明他的道吗？因此重新刊刻这部书，以扩大它的流传，与四方君子共同分享。凡是有志于学的人，能够看到先生这部书，口中诵读，心中思考，并努力实践，那么即使生在百世之后，也可以有所作为。这样就能把先生的道传到百世之后；困窘时便使他人得到善益，显达时便使当世得到善治。对于教化风俗，或许可以略有一点补益。成化八年，岁次壬辰，十二月甲子日，赐进士、文林郎、知沙县事、后学岭南张泰拜手谨序。

译《豫章文集》年谱 宋神宗熙宁五年壬子 先生出生。【按：先生的行实以及罗革题写《语孟解后》都说先生享年六十四岁。嘉定六年癸酉，郡守刘允济缴进《遵尧录》的奏状说：“七十九年孤愤之气，郁郁未伸”等。咸淳六年庚午，冯梦得题写先生文稿说：“我在先生之后七十岁出生；又先生从我出生头发尚未干时，我就已经知道敬仰羡慕先生，如今六十五年了。”由此可知先生生于壬子，死于乙卯。】元丰元年戊午 先生七岁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 先生十五岁 绍圣元年甲戌 先生二十三岁 元符元年戊寅 先生二十七岁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巳 先生三十岁 大观元年丁亥 政和元年辛卯 先生四十岁 二年壬辰 先生四十一岁，开始在龟山杨先生门下受学。【按：龟山年谱记载，这一年杨龟山赴任萧山县知县，延平罗仲素前来求学。杨公得到伊洛之学归来后，倡导东南跟从游学的士人接踵而来；晚年得到罗仲素，于是把心传的秘密告诉他。从此杨公的正学更加显著于世，当时杨公六十岁。】六年丙申。先生四十五岁，郡人李侗开始在他门下受学。【按：延平先生给先生的信说：“有幸得以听闻先生长者的风范，到今天已经十年了，我二十四岁了。”延平先生死于隆兴元年癸未，享年七十一岁，由此知道李侗在这一年开始受学。】七年丁酉 先生四十六岁，在毗陵见到杨先生。【按：先生《春秋指归序》说：“政和年间，岁在丁酉，我跟从龟山先生在毗陵求学，受学整整一年，把他的书全部搜集带回，唯独《春秋传》没有见到。”】重和元年戊戌 先生四十七岁，从京师回到家乡。【按：罗渐题写《龟山中庸义》的书叶说：“戊戌年五月，我和仲素、伯思从京师归来。”又按《先生春秋指归序》说：“宣和初年，从京城奔赴郏鄏。”疑“宣”字应作“重”。】宣和元年己亥 先生四十八岁 六年甲辰 先生五十三岁，撰作《韦斋记》。【按：《韦斋记》作于宣和癸卯年。朱乔年得到尤溪县尉的职任，建造一室，命名为“韦斋”。斋室建成的第二年，派人来请求作记。】钦宗靖康元年丙午 先生五十五岁，《遵尧录》完成 高宗建炎元年丁未 先生五十六岁 绍兴元年辛亥 先生六十岁 二年壬子 先生六十一岁，以特科授任惠州博罗县主簿。【按：先生行实以及《延平志》《沙阳志》都说先生晚年以特科授任惠州博罗县主簿，胡文定公答先生的信也称“主簿足下”；只有石公辙记载先生释菜一事，说是惠州博罗县尉，应当考察。】八月上丁日，奉郡守周绾之命，率领诸生举行释菜礼。【见石公辙志。】五年乙卯 先生去世。【按：先生行实和《沙阳志》都说先生死于任所；儿子敦叙早年丧父，数年不能归葬。族人罗友任惠州判官，派人持着棺柩护送归来，到了汀州，遇到草寇突然作乱，于是把棺木寄放在郡中的开元寺。又过了几年，他的门人李愿中才把他归葬于本郡罗源黄祭坑的墓地。然而先生的族弟罗革题写先生文集《二程语孟解》卷后说：“享年六十四岁，从广州返回，死于汀州武平县龟山。”先生答胡康侯的信也说：“仲素死在道路上。”又与前一种说法不同，不知哪一种是正确的。】宁宗嘉定六年癸酉 郡守刘允济缴进《遵尧录》，请求赐予谥号。又在荆棘丛中找到先生的墓，于是修砌墓穴、立碑以表彰其道，搭建亭子以便举行祭祀。命教授方大琮率领诸生致祭，拨给官田，折合米一十二石一斗六升。【其中六石交给学校，作为祭祀费用；其余供给守墓人。每年寒食节，教授率诸生准备祭品，在墓前祭祀。】理宗淳祐六年丙午 杨栋上奏请求赐谥 七年丁未 赐谥“文质” 钦定四库全书 《豫章文集》卷一 宋　罗从彦撰 经解 诗解 见先生行实，以及延平郡守刘允济缴进《遵尧录》的奏状。郡学旧有墨本，如今已经不存在了。春秋解 见先生行实及刘允济缴进《遵尧录》的奏状，郡学旧有墨本，如今已经不存在了。又据《延平书院志》记载，先生的遗书中有《春秋集说》，疑即此书，如今也已不存在。《春秋指归》《春秋释例》这两部书见于先生行实和《延平书院志》，《沙阳志》如今已经不存在。遗稿中有《春秋指归序》一篇，见第十二卷。《语孟师说》按：先生遗稿中有陈默堂题写先生《语孟师说》的一篇跋文，又有罗革题写先生文集《二程语孟解》卷后的一篇文字。篇中详细列举明道、伊川、横渠、龟山，可见所辑录的并不只是二程的学说。这部书疑即所谓《语孟师说》，如今已经不存在。《中庸说》见先生行实，如今已经不存在。《豫章文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豫章文集》卷二 宋　罗从彦撰 集录

译《遵尧录》序 尧、舜三代的君主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自从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以来，直到五代，经过一千五百多年，只有汉、唐两代颇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汉代纲纪端正，唐代各项制度都得到整治，但都夹杂着霸道而已。大宋兴起，太祖开创基业，太宗、真宗、仁宗三宗继承并发扬先业；他们精神意志的运转、心术念虑的发动，表现在纲纪法度上的，盛大而醇厚，都足以追配前代圣王的盛美，所以国家规模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太平兴国初年，太宗曾对宰相说：“朕继承守护基业，边防事务重大，国家万机极其重要，应当全部依照先朝旧规，不得改易。”仁宗看到东封、西祀以及修建五清宫等事过于奢侈，说：“这样的事情，朕应当加以戒止。”像这两位圣主，难道不知道怎样继承先业吗？所以太宗在位期间始终没有再改变制度，仁宗在位期间始终专一于恭谨节俭。到了熙宁、元丰年间却不是这样，王安石等人专意推行新法，甲方倡导，乙方附和，功利之说纷纷陈述，到了宣和末年，终于招致金人侵犯京城的变乱。这些弊端的源流，当然不是一天形成的。如今皇帝接受禅让，正逢时局艰难，怜悯百姓极度困苦，于是发布仁德的诏令，全部革除熙宁、元丰年间的弊法，一概以遵循祖宗旧事为宗旨，四方百姓都踮足盼望太平了。议论时政的人仍说，金陵的火势还没有能够熄灭，天下人都是那些人的同党；这就像抱着柴薪去救火一样。我担心确实如此，私下在心中说道：“从前唐代吴兢作《贞观政要》，本朝石介也有《圣政录》，难道是随便作的吗？”于是采集祖宗旧事和四位圣主所实行的、可以启发当今并传给后世的事例，按照事情相近、类别相同的原则编纂记录，经过三年书成，命名为《圣宋遵尧录》。其中事情极为恰当、道理可以长久实行的，就加以推衍并使之更新；善政可以长久实行而意义有些不明的，就加以解释来阐发它。拿当今与古代相比较，稍有不合的，作《辨微》来说明其事。又从章圣帝以来，取宰相李沆等人以及先儒程颢在内的十人，选择他们可以考察的言行，附在书后。至于创建基业的事情、朝廷的宏谋雄断以及仁慈之心和仁爱声誉，可以在这些君主身上看到；继承太平基业、遵守成法、实行旧例、竭尽公忠，则可以在这些臣子身上看到。至于熙宁、元丰时期的弊病，最终也归结到正道上。全书分为七卷，另加别录一卷，共四万多字。本想把它进呈御座，但力量和时间都来不及，而在细微之间已经发生了差错。不过事情本来有开始背离、最终又归合，前面失误、后来得到补救的，古人也有这种情况，如周成王、楚文王、秦穆公就是这样。不久朝廷政治清明，金人宾服归顺；而且将来一定会有机会采纳天下人的意见，我就随时把年月记录下来，等待选择采用。靖康丙午十月某日，延平臣罗从彦序。《遵尧录》卷一 太祖 建国初年，剑南、交广各自僭越称帝，荆湖、江表只向朝廷通报进贡，西夏、北辽都还没有宾服归顺。太祖着意任用诸将，命李汉超屯驻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守常山，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镇守棣州，以抵御北方敌人。又让郭进控制西山，武守琪戍守晋州，李谦溥守隰州，李继勋镇守昭义，以防御太原。赵赞屯驻延州，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屯驻环州，王彦升守原州，冯继业镇守灵武，以防备西戎。将领家属在京师的，朝廷都厚加抚恤；郡中专卖、征榷的利益，全都给他们，任凭他们往来贸易，免除经过各地的税收，允许他们招募勇猛之士作为羽翼。凡军中事务允许他们便宜行事；每次入朝必定召见应对，命其就座，赐给饮食，赏赐特别优厚才遣返。因此边疆大臣都很富有，能够蓄养招募敢于死战的人，使他们充当间谍，详尽了解蕃夷的情况。每当外敌入侵，必定预先防备，设伏袭击，多能取胜。二十年间没有西北边患，直到后来命将出师，吊恤百姓、讨伐罪人，平定西蜀，收复湖湘，攻下岭表，攻克江南，兵力雄盛，武功盖世。实在是由于得到勇猛之士来守卫边疆，又推心置腹地驾驭部下所造成的。太祖任命李汉超为关南巡检使，抵御北方敌人，只给了他两千士兵。然而因为齐州赋税收入最多，于是又任命他为齐州防御使，把全州赋税都给他，使他能够养兵。而且李汉超是武人，所作所为多有违法。时间久了，关南百姓到关下控告李汉超借了他们的钱大多不还，还抢夺他们的女儿作为妾。皇帝召百姓入内殿接见，用酒食慰劳他们，慢慢问道：“自从汉超在关南以来，契丹入侵过几次？”百姓回答：“没有。”皇帝说：“从前契丹入侵，边将不能抵御，河北百姓每年都遭受劫掠，你们在那种时候能够保住自己的财产和妇女吗？如今汉超所取的东西，与契丹所取的相比，谁多呢？”又问告状的人：“你家有几个女儿？都嫁给什么人？”百姓一一回答。皇帝说：“那么她们嫁的都是乡村男子。像汉超这样的人，是我的贵臣；他因为爱惜你们的女儿才把她娶去，得到她后一定不会让她失去安身之处。与其嫁给乡村男子，哪里比得上住在汉超家享受富贵呢？”于是百姓感动喜悦地离开了。皇帝派人对汉超说：“你需要钱，为什么不告诉我，却要从百姓那里取呢？”于是赐给他白银一百两，说：“你自己还给百姓，使他们感激你。” 汉超感动得流泪，发誓一定以死报答。太祖任命郭进为西山巡检，有人告发他暗中与河东刘继元相通，将要怀有异心。皇帝大怒，认为这是诬告忠臣，命令把那个人捆来交给郭进，让他自行处置。郭进得到此人后没有杀他，对他说：“你如果能替我攻取刘继元的一座城或一个寨子，不但免你一死，我还会请求赏你一个官职。”一年多以后，那个人诱降了一座城。他前来投降，郭进把事情全部写明，送到朝廷，请求赏赐。皇帝说：“你诬陷并害我忠良，这样做只能赦免你的死罪，赏赐却不可能得到。”命令把这个人送还给郭进。郭进再次请求说：“如果使臣失去信用，就不能任用人了。”于是赏给那个人一个官职。太祖因为贺惟忠任易州知州并且守边有功，升任他为正使。开宝二年，又加授本州刺史，兼任易州、定州、祁州等州都巡检使。贺惟忠在易州十多年，修缮亭障，抚慰士卒，得到他们拼死效力。每当趁着寒冷时节出兵，所向必定取胜，威名震慑北方敌人。太祖任命李谦溥为隰州刺史，他在州任十年，并州人不敢侵犯他的辖境。开宝三年，调任齐州团练使。后来边将失职，又任命李谦溥为晋州、隰州防边巡检，边境百姓都为此高兴。

译太祖登上帝位后，有一天主管官员捕获了两个契丹人。皇帝问：“你们都是什么人？”他们回答：“契丹派我们来探听事情。”皇帝说：“你们探听国家的事情，不过是甲兵、粮草和百官人数罢了。至于朕心腹中的事情，你们能探听到吗？”于是特别赦免他们，把他们遣送回去。两人叩头，感动流泪而去。建隆初年，边郡百姓有人越过塞外盗马回来，官府给他钱。皇帝说：“安定边境、显示信用，难道应当这样吗？”立即命令停止此事，把所盗的马还回去。从此辽人畏惧服从，不敢侵犯边塞。开宝八年三月，契丹派使者克妙骨谨思带着国书前来聘问，在崇德殿接见。他的随从十二人，也都赐给冠带、器物和财帛。太祖说：“晋、汉以来，北方之所以强盛，大概是因为中原朝廷没有君主。晋帝石重贵失败，坏的时运已经到了极点。如今他们仰慕教化而来，也由于时运，并不是因为我德行凉薄所致。”又在讲武殿召见他们，观看武士练习射箭，并在长春殿设宴。建隆元年，太祖派户部郎中沈伦出使吴越。沈伦回来奏报：“扬州、泗州饥民大多死亡，郡中的军粮还有一百多万斛，可以发放来借给百姓，等到秋天再收取新粮。”主管官员阻止沈伦说：“如今用军粮救济饥民，如果连续多年发生饥荒，就没有东西可以收回，谁来承担这个罪责？”皇帝把这件事问沈伦，沈伦说：“国家用仓粮救济百姓，本来就应当招来和气、带来丰收，难道还会有水旱灾害吗？这件事应当由陛下裁决。”皇帝命令打开粮仓借粮给百姓。臣罗从彦解释说：君主所以能够拥有天下，是因为拥有百姓；百姓所依靠来养活自己的，是有粮食；所依靠来获得安全的，是有军队。《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安宁。”从前孟轲把百姓看得最为尊贵，就是尊重国家的根本。所以有百姓之后才有粮食，有粮食之后才有军队。从子贡询问政事、孔子的回答来看，先后次序和轻重缓急就可以知道了。太祖建隆初年，扬州、泗州发生饥荒，百姓多有死亡。沈伦请求发放军粮借给他们，这是最懂得根本的人。何况军粮本来也是出自百姓呢？用仓粮救济百姓，固然有招来和气、带来丰收的道理；然而水灾旱灾没有常规，万一连续多年饥荒，无法收回粮食，那么沈伦的话就成了不可信了。唉！太祖可以说是善于听取意见的人了。太祖曾经选择官员出使江南，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一天，他对卢多逊说：“李穆是士大夫中仁厚善良的人，除了文学方面的学问，其他事情没有涉足。”卢多逊说：“李穆操守端正正直，遇到事情不会因为生死而改变节操，这就是所谓仁爱而有勇气的人。”皇帝说：“如果像你说的这样，使江南没有可以替代李穆的人，就派他去。” 太祖命令诸将西征，把地图交给王全斌等人，对他们说：“西川可以攻取吗？”王全斌说：“臣凭借上天的威势，遵循朝廷的谋划，限定日期就可以平定。”龙捷都校史延德奏说：“西川除非在天上，否则没有不能得到的。只要舟车能够到达，凭现在的兵力，一到那里就可以平定它。”皇帝赞赏他的话，对王全斌说：“你们果真都这样勇敢，我还担忧什么？你出发吧，我按日期等待捷报。攻破的郡县，只登记收取它们的兵器、铠甲、粮草，我应当倾尽府库来赏赐战士。”因此西征军所到之处，人人都效死尽力，行动就能成功，容易得如同席卷一般。王全斌收复蜀地时，沈伦以给事中的身份任随军水陆转运使。王全斌等人进入成都后，争相夺取玉帛和女子，只有沈伦清廉自守，没有贪欲。伪蜀群臣有人拿珍奇异巧之物来进献，他都拒绝。东归时，他箱子里所有的东西不过是几卷图书而已。皇帝全都知道了，于是贬黜王全斌等人，任命沈伦为户部侍郎、枢密副使。开宝九年，召回随州留后王全斌，授任宁武军节度使。当初，王全斌因为伐蜀时私取财物，被贬降官秩。到这时，皇帝对他说：“朕因为金陵尚未攻下，常常担心平定吴国的诸将任意贪暴，所以压抑你几年，是要你替朕树立法纪。江南已经平定，现在还给你节钺，另外拿出器物、绢帛和钱币数万赏给你。” 赵普执政时，江南后主用白银五万两赠送给赵普。赵普把这件事告诉太祖，太祖说：“这不能不接受，只需写信答谢，稍微贿赂一下他的使者就可以了。”赵普叩头推辞，皇帝说：“大国的体统不能自己削弱，应当使他无法猜测我们的意图。”后来后主派他的弟弟从善入朝进贡，除照例赏赐外，又秘密带着与赠送赵普数目相等的白银。江南君臣这才大为震惊，佩服皇帝的宏大气度。太祖将要征伐江南时，李煜派他的臣子徐铉到京师朝见。徐铉以名臣自负，这次前来，想凭言辞游说来保全他的国家，日夜谋划，仔细考虑应答时的言语。等到将要进见时，大臣们也先入朝请求，说徐铉博学而有才辩，应当有所准备来应对他。皇帝说：“只管退下，这不是你们所能知道的。”第二天，徐铉朝见说：“李煜以小国侍奉大国，如同儿子侍奉父亲，没有过失，为什么还要讨伐他？”他的说辞连说了几百句。皇帝说：“你认为父子可以分成两家吗？”徐铉无言以对，退了出去。太祖征伐江南时，钱俶派幕僚黄夷简入朝进贡。太祖召见并对他说：“你回去告诉元帅，训练甲兵。江南倔强不来朝见，我将发兵讨伐它，元帅应当帮助作战，不要被别人的话迷惑。皮都不存在了，毛要依附在哪里呢？”江南平定后，太祖又召见两浙使者，对他说：“钱俶攻克毗陵有大功，如今应当暂时前来与朕相见，以慰藉我长期思念之意，随后就遣送他回去，不会久留。朕三次执珪执币来朝见上帝，难道会说话不算数吗？” 岭南刘鋹天性极其巧慧，曾亲自编结珍珠，制成戏龙形状，进献给太祖，精妙到了奇异的程度。皇帝厚厚赏赐他，对左右说：“如果把这份心思用来勤勉处理民政，不是更好吗？”刘鋹起初在本国时，设置了许多鸩酒来毒害臣下。皇帝驾临讲武池时，随从官员还没有到齐，刘鋹先到了。皇帝下诏赐给他一杯酒，刘鋹心中怀疑，捧杯哭泣说：“臣承继祖父的基业，违抗朝廷，劳烦王师前来讨伐，罪过本来不可赦免。陛下既然待臣不死，我愿做大梁的平民，观看太平盛世，不敢饮下这杯酒。”皇帝笑着说：“朕把一片赤诚之心放在人的肚腹中，哪里会有这种事？”随即取酒自己饮下，另斟一杯赐给刘鋹。刘鋹惭愧地道谢。

译左飞龙使李承进曾经侍奉后唐庄宗。太祖召见李承进，问：“庄宗凭借英武平定中原，却享国不久，为什么？”李承进说：“庄宗喜好田猎，将士骄纵，只是一味姑息。每当皇帝车驾出行停驻在近郊，禁军卫士必定牵住马头说：‘我们这些儿郎寒冷，希望得到救济接济。’庄宗就按他们的要求供给；像这样的事不止一次，因此招致祸乱。大概是因为威令不能施行，赏赐又没有节制的缘故。”皇帝拍着大腿叹息说：“在黄河两岸战争了二十年，取得天下，却不能用军法约束这些人，放纵他们贪得无厌的本性，凭这种方式统治，实在像儿戏。朕抚养士卒，当然不吝惜爵位赏赐；如果触犯我的法令，就只有剑了。” 太祖收复蜀地后，选取将士中精锐的，设置川班殿直，给予优厚的俸禄赏赐，与御直相等。开宝四年，南郊祭祀礼毕，举行赏赐。皇帝因为御龙直随从参加郊祀，特意命令增加每人五千钱的赏赐，而川班殿直不能照例得到，于是击登闻鼓院的鼓上诉，请求补给。皇帝大怒，派宦官传话给他们说：“朕所给予的就是恩泽，哪里有什么成例？”命令杀掉其中妄自上诉的人四十多人，于是废除了这个班。太祖刚刚平定天下，清除五代的弊病，每天都忙得没有空闲。然而仍然命令汪彻制定宗庙制度，窦俨掌管礼仪，聂崇义修正礼器，和岘修订雅乐，并且广泛访求儒术，询问治理国家的道理。建隆元年，太祖驾临国子监，于是下诏修缮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先儒的像；皇帝亲自撰写《文宣王兖国公》二赞。建隆二年，任命右谏议大夫崔颂主管国子监事务，开始聚集生徒讲学，派宦官赐给他们酒果。皇帝对侍臣说：“如今的武臣，我想让他们全都读书，贵在使他们懂得治理国家的道理。” 建国初年选取士人时，礼部的主管机构空缺而尚未设置，只选择在宫禁、御史台和尚书省等处有声望的名臣暂时主持。太祖曾对近臣说：“听说考中科举的举人称主管官署为恩门，自称门生，见到主考官就叩拜，这种风气很鄙薄，不是推行公正、选取士人的道理。”又听说士大夫中有许多人把自己所认识的进士写信推荐给主考官，称为公荐。朕担心因此误取虚浮声誉，应当全部禁止。翰林承旨陶谷因为儿子陶邴考中，前往阁门致谢。皇帝对左右说：“听说陶谷不能教训儿子，怎么会有登进士第的人呢？”立即命令中书省复试。从今以后，贡举人中有父兄在任受禄的，在奏报名单时另行列出。干德元年，下诏恢复旧时设置的制举三科：第一科称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第二科称为经学优深、可以作为师法；第三科称为详闲吏理、通达教化。并且允许州府解送，吏部考试论题两道；如果文章超过二千字，选取文理优长的人登第。建隆四年，将要举行南郊祭祀礼仪，太祖对范质说：“中原多灾多难，已经一百多年了，礼乐延续得像一根丝线一样几乎断绝。如今天下无事，时令调和，年成丰收，应当致力于报答神明，凭借完备的礼仪来举行祭祀。你们应当考求散佚的礼制，遵照旧典实行，不要有任何废弃失坠，以符合朕敬慎防备的心意。” 开宝九年，太祖巡幸西京，在那里举行南郊祭祀。此前连绵阴雨十多天没有停止，到这时云开天晴，观看的人多得像墙一样密集。头发已经花白的百姓相互说道：“我们这些人年轻时正赶上战乱，没想到今天又能看到太平。”天子的仪仗卫队到来时，人们相对感动流泪。皇帝回宫后登临五凤楼，大赦天下。有关官员请求将国号改为“一统太平”，皇帝说：“如今河东还没有平定，幽蓟还没有收复，却用‘一统’作为年号，恐怕不可以吧？虽然僭越称帝的势力已经逐渐被平定，如果说天下太平，朕也会感到惭愧。” 建国初年，天下的贡赋全都收入宝职库。乾德年间，所积蓄的财物已经充足有余。太祖回头对身边的人说：“军队兴起、发生饥荒时，必须预先做好准备。如果临到事情发生时才加重赋税，不是长久之计。应当在讲武殿后面另设内库，用来储藏金帛。” 开宝二年秋天，有关官员说太仓的粮食只能储存到第二年二月，请求把各军分驻各地，并征用民船来帮助运输江淮粮食。太祖大怒，严厉斥责计司说：“国家没有九年的储备，就叫作不足。你们平时不预先筹划，却使仓储将要耗尽，才让分驻的军队和征用的民船来运粮，这难道能够仓促办成吗？况且设置你们这些官员是做什么的？如果有所缺误，一定要追究你们吗？”他把这件事交给三司使楚昭辅办理。楚昭辅害怕获罪，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到晋王府见太宗，请求在皇帝面前替他解释，稍稍减轻他的罪责，使他能够尽力筹办。太宗答应了他。太祖在后周时就知道李昉的名声，登基后任用他为宰相。于是对李昉说：“你在先朝时，从来没有倾陷过一个人，可以说是善人君子了。” 王著被罢免翰林职务后，太祖对宰相说：“学士所处的是深严禁密之地，应当选择谨慎稳重的人担任。”范质说：“窦仪清廉耿介、谨慎厚重，但他在前朝由翰林学士升任端明殿学士，如今又已官至尚书，很难再召回。”皇帝说：“禁中非这个人不可，你应当把朕的意思告诉他，勉励他来担任职务。”窦仪于是再次进入翰林院。钱昱以白州刺史的身份请求改任文官，得到秘书监的职务，接连主管数郡，却没有治理的声誉。太祖对宰相说：“这是贵族人家的子弟，不可以任用为丞郎。”于是改任为郢州团练使。大理评事陈舜封因奏报事情，言辞颇为敏捷流利，像倡优一样。皇帝问：“他是谁的儿子？”陈舜封自己说父亲陈承业曾任教坊都知。皇帝说：“这是杂流出身，怎么能任清望官？”这大概是因为执政者没有替国家区别人物的流品所造成的，于是改授为殿直。教坊使中有一个叫卫得仁的人，因为年老请求到外地任职，官府还援引唐同光年间的旧例，请求让他主管一郡。太祖说：“任用伶人为刺史，这是庄宗失政的做法，难道可以仿效吗？”中书省拟授他为上州司马，皇帝说：“上州的佐官，是士人所处的职位，资历声望很优，也不可以轻易授予，只能在乐部中升迁罢了。”于是授予他太乐署令。太宗在晋王府时，曾经把五百千钱送给御史中丞刘温叟，刘温叟不敢推辞，收藏在另一间屋里。第二年端午节，太宗又送给他角黍，使者到达后，看见先前送来的钱封闭门窗放着原样未动，回来报告了这件事。太宗说：“我的钱尚且不用，何况是别人的钱呢？温叟真是廉洁之士啊！”立即命人用车把钱送还，并秘密把这件事报告给太祖。太祖说：“坚守廉节、扭转浮薄风气，温叟具备这样的品德。”

译太祖聪明英睿，善于识别人才。地位低下的人中，只要有一种品行值得称道，或有一种才能值得称许的，全都被太祖亲自知晓，不按常规破格提拔。他曾把中牟县令李鹤任命为国子监丞，把延州录事参军段从革任命为赞善大夫，把定州录事参军郭思齐任命为太子中允，把河阳节度判官石雄任命为补阙，把莱芜县令刘琪任命为拾遗，把安丘县尉张邈任命为将作监丞，把郑州防御判官李抟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州县中没有被埋没的人才，朝廷都称赞得到了合适的人选。太祖刚拥有天下时，想了解外面的事情，任用隰州刺史史珪进行察访。史珪招揽权势、勾结奸邪，想要欺骗皇帝。德州刺史郭贵的部下作奸犯科，通判、大理评事梁梦升暗中制止他们，因此许多事情与郭贵的意愿相违。郭贵无可奈何。郭贵与史珪一向友善，便把这件事告诉史珪。史珪于是把事情记在尺牍上，想找机会进言。有一天，皇帝忽然说：“如今朝廷内外任用的人都得其人。”史珪便说：“如今的文臣也未必都好。”于是从怀中取出尺牍上奏说：“比如德州通判梁梦升，欺凌蔑视刺史，几乎把刺史逼到死地。”皇帝说：“难道不是刺史有贪赃的事情吗？”梁梦升确实是清廉刚强的官吏。皇帝于是把尺牍交给身边的人说：“拿这个交给中书省，把梁梦升任命为赞善大夫。”不久便把史珪调出京城任职。乾德年间，金部郎中段思防任眉州通判。大军之后，亡命之徒聚集，群盗蜂起，逼近州城。刺史赵延进害怕盗贼势众，认为自己的力量不能制止，准备率领部下逃往嘉州。段思防制止了他，于是率领驻军在彭山与盗贼交战。士兵观望，没有战斗的意志。段思防招募首先登城迎战的人，用丰厚的赏赐来表彰他们。于是各军鼓起勇气，奋力作战，群盗败逃。段思防假传诏令，把上供的钱帛发给士兵。后来度支认为他擅自使用官钱，请求将他逮捕入狱治罪。皇帝赞赏他的果断干练，下诏不要弹劾他，命他主持州务。太祖任命右赞善大夫钱文敏主管泸州，在讲武殿召见他，对他说：“泸州最接近蛮獠地区，尤其应当加以安抚。听说知州郭思齐、兵马监押郭重迁等人向百姓加倍征敛，颇多违法行为，依仗地方偏远，以为朝廷不知道。你一定要替朕审问他们，如果有一丝一毫侵害百姓，朕一定不赦免。” 乾德四年，太祖在紫云楼下宴请宰相、枢密使、开封尹和两制等官员。谈到民间的事情时，对赵普说：“下层百姓虽然愚昧，甚至分不清菽和麦，但如果藩侯不加以抚养，专门实行苛刻暴虐的政策，朕绝不容忍。”赵普回答说：“陛下这样爱护百姓，正是尧舜的用心，臣等感到十分幸运。” 开宝初年，太祖在后苑宴请藩镇大臣。酒兴正浓时，太祖说：“你们都是国家的旧臣，能够尽心治理藩镇，把施惠于百姓作为心愿吗？”只有王彦超进言说：“臣平素没有什么功劳，只是由于机遇才得以任用，如今年老衰朽，愿意归隐田园，这是臣的志愿。”武行德、向拱、郭义、袁彦等人争相谈论往日的功勋。皇帝说：“前朝的事情已经是另一个时代了，有什么值得谈论的！”后来他们都被罢去镇职，改授环卫官职。太祖修建大内宫殿完成后，让寝殿中的各道门洞开，使它们都端正直通、开阔敞亮，没有任何阻塞遮蔽。于是对身边的人说：“这就像我的内心，稍有邪曲，所有人都能看见。” 臣从彦解释说：“君主是天下的表率。如果自己的内心端正，天下也就端正了；自己的内心邪曲，又凭什么使天下端正呢？”太祖在寝殿中命令洞开各道门，使它们端正直通、开阔敞亮，没有阻塞遮蔽，用来显示自己的本心，可以说是懂得君主之道了。开辟四门，使四方的眼睛都能看见，使四方的耳朵都能听到，这是尧舜的治道。像太祖这样，可以说已经接近它了。太祖曾经在盛夏露天躺卧到深夜，身边的人请他避开，说：“在星月之下不可以露天躺卧。”皇帝说：“按照普通人的心理，看见星月灿烂便会产生恐惧敬畏；至于在昏暗的屋子里，难道就能欺骗它们吗？” 太祖有一天退朝后，来到便殿，低着头久久坐着不说话。内侍王继恩进来说：“陛下退朝后，一点笑容和话语也没有，与平日不同，臣不知道是什么缘故。”皇帝说：“你以为帝王可以轻易处理事情吗？今天早晨在前殿，我一时兴快指挥了一件事，偶然有了错误，史官一定会记载下来，我因此不高兴。” 太祖初年喜欢射猎，曾经在近郊打猎，追逐奔跑的兔子，马突然跌倒，他坠落下来，于是用佩刀刺杀了所骑的马。随后又后悔说：“我是天下的君主，却轻率地从事打猎游乐，这不是马的罪过。”从此不再打猎。魏国长公主曾经穿着贴绣铺翠襦进入宫中，太祖看见后，对公主说：“你应当把这件衣服给我，从今以后不要再制作这样的装饰。”公主笑着说：“这里用了多少翠鸟羽毛呢？”皇帝说：“不是这样。你家穿用这种服饰，宫中和外戚亲属相互观看，也争着仿效；京城的翠羽价格因此上涨，百姓为了获利而追逐，辗转贩卖，伤害翠鸟的生命越来越多，实际上是由你引起的。”公主惭愧地笑了。后来她陪坐时，曾私下对孝章皇后说：“官家做天子已经很久了，难道不能用黄金装饰肩舆，乘坐它出入吗？”皇帝说：“我拥有四海的财富，即使把宫殿全用黄金装饰，力量也办得到；但我想到自己是替天下守护财富的。古语说：‘以一人治理天下，而不是拿天下供养一人。’如果只想着供自己享用，让天下百姓还仰赖什么呢？” 太祖曾经说：“天命所归的人，君王不会死亡。”周世宗每次见到将帅中身材相貌魁梧雄壮、受到士兵拥戴的人，往往大多疑忌；见到别人形貌气度磊落，也常常借故杀害。而朕每天侍奉在他的身旁，他却完全不加忧虑。凡是帝王本来就应当推诚心对待臣下，怎么可以凭主观猜测而滥施刑罚、杀戮无辜呢？至于命数所归属的事情，也不是人的谋略所能遮蔽的。所以开宝以前，除了殿前都虞侯张琼因触犯晋王府而伏法外，对外从未随意诛杀大臣。陶谷任学士时，曾经在晚上被召入答对。太祖在便殿就座。陶谷到后，远远看见皇帝在前面，却又退却，反复好几次。身边的人催促皇帝宣召得很急，他始终徘徊不肯进来。皇帝笑着说：“这是个迂腐书生，过于拘泥礼数。”便回头让身边的人把袍带拿来。皇帝已经束好衣带，陶谷于是快步走出。臣从彦解释说：学士的职务亲近皇帝、地处禁中，不是谨慎稳重而又有器识文章的人，不能担任。陶谷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他在翰林院时，太祖在便殿坐着召见他，他却退缩不进，最终使天子对掌管文辞学问的臣子致以礼敬，束好衣带来见他。这一点，他的廉耻之心足以称道。不只是陶谷如此，古代君臣之间，不过就是讲礼义和廉耻罢了。君上知道礼义，便不敢轻慢臣下；臣下知道廉耻，便用它来侍奉君上。上下相互修养德行，天下就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办。

译太祖在位时，臣僚有功劳应当升官，皇帝却不喜欢这个人，想不让他升迁。赵普竭力请求，皇帝发怒，坚持不给他转官。赵普争辩说：“赏赐，是圣人用来劝勉善行的；刑罚，是圣人用来惩戒恶行的。爵位、赏赐、刑罚，本来是天下的爵赏刑罚，不是陛下一人的爵赏刑罚。陛下怎么能擅自决定呢？”皇帝无法容忍，便拂袖起身。赵普也跟随他。皇帝进入宫门，赵普仍站在宫门外不退。皇帝这才醒悟，最终批准了他的奏请。臣从彦解释说：赏罚是君主掌握的大权。赏赐用来劝勉功劳，刑罚用来惩戒罪过，这是天下共同的事情。太祖时，臣僚中有功劳而应当升官，这是天下的大公；皇帝因为不喜欢那个人而想不让他升迁，这是被私情蒙蔽。赵普竭力请求，甚至触犯皇帝的怒气。他所说的赏罚，正合乎天下的大公，没有什么可以贬斥的。然而古代善于劝谏的人并不是这样，他们从容不迫，因势利导，顺着君主明白的地方加以劝说，那么君主接受它就容易得如反掌。因此，直率强硬的人往往多会触怒君主；温厚而明辨的人，所说的话大多能够实行。像赵普这样，如果没有遇到刚明的君主，怎么能不触犯君王的威严呢？唉，太祖真是宽宏大量、能够容人的君主。虽然也不能免于私心，但这并不能玷污他的光明。” 太祖有一天在后苑带弓射雀，臣僚中有一人说有急事请求见皇帝，皇帝立即出来见他。等到阅览奏章，原来只是平常的事情。皇帝发怒说：“这算什么急事？”那人说：“也急在射雀这件事上。”皇帝用斧钺的柄撞他的嘴，打落了两颗牙齿。那人慢慢跪在地上，把牙齿捡起来放入怀中。皇帝说：“你拿着这两颗牙齿去控告我吗？”他说：“臣不敢控告陛下，自然会有史官把这件事记下来。”皇帝的怒气消解了，赐给他金帛慰劳后遣去。臣从彦解释说：古代忠臣侍奉君主，仓促之间也不会忘记把君主引向善道。君主有剪桐叶为戏的行为，就随事进谏；君主违背养生的戒律，就立即劝戒纠正，不敢默默不言。太祖在后苑带弓射雀，当时臣僚中有人以急事请求见他，难道不是接近这种情形吗？等到触犯皇帝的怒气，便借牙齿被打落这件事警告说会有史官记载，使君主的一举一动不敢违背礼法，这是最大的益处。太祖曾经担心赵普专擅政权，想听到他的过失。有一天召见翰林学士窦仪，谈到赵普所做的不法之事，同时称赞窦仪早年就有才华声望。窦仪大力称说赵普是开国功臣，公正忠诚、明达正直，是国家的重臣。皇帝很不高兴。窦仪回家后，召集几个弟弟，摆设酒食，对他们说：“我一定不会做宰相，但也不会被流放到珠崖，我们家大概可以保全了。”随后皇帝召见学士卢多逊。卢多逊曾经对赵普有怨恨，又希望自己得到提拔，于是攻击赵普，使他被罢免，出任河阳镇守。赵普被罢免时处境十分危险，依靠旧日功勋才免除祸患。卢多逊于是参知政事，后来任宰相。太平兴国七年，赵普再次入朝为相。卢多逊则有了前往崖州的行程。臣从彦解释说：赵普的才能器识超过常人，他的谋略和决断足以建立事业、取得成功。如果说他专擅政权，那么确实可能有这种事。凭太祖宽宏大量、能够容人的性情，却厌恶赵普专权，甚至召见窦仪等人询问，那么赵普所做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古代进退臣下自有道理，宰相是辅佐天子、进用贤能、斥退不肖的人，不能不慎重。赵普身为宰相，却使皇帝不能按照正道行事，只凭旧日功勋免除灾祸，后来又由卢多逊取代他。《诗经》说：“公孙的身材肥硕，红鞋端正鲜明。”赵普对这句话应当感到惭愧了。太祖曾经巡幸华州，来到龙兴观，赐给道士苏澄隐一套衣服、白银五百两、绢五百匹。苏澄隐戒行精严，天性聪慧，广泛涉猎经史，同时通晓佛教经典。皇帝问：“道长年过八十，容貌却很年轻，这是懂得养生，应当把这种方法教给朕。”他回答说：“臣的养生，不过是专心思虑、调炼气息罢了。如果帝王养生，就与此不同。老子说：‘我无为，百姓就自然变化；我无欲，百姓就自然淳朴。’无为无欲，精神就能凝聚于太和之气。过去黄帝享有天下多年，正是得到了这个道理。”皇帝非常高兴，因此有了这些赏赐。臣从彦解释说：赏赐虽然出自君主的仁慈，但要接受他的赏赐，也必须有足以相称的理由才可以。苏澄隐善于养生，谈吐令人喜爱，又不肯拿自己的养生术来求取恩宠，以此误导至尊。他谈论帝王养生，便以无为、无欲、凝神、太和来说明，这在道士中是最贤明的人了。皇帝命令赐给他一套衣服就足够了；至于金帛的赏赐，似乎没有恰当的理由。苏澄隐不知道坚决推辞，为什么呢？大概方外之士与儒者不同，辞谢、接受、取舍这些事情，不是应当用来责备苏澄隐的。《豫章文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豫章文集》卷三 宋代罗从彦撰写

译集录 《遵尧录》二 太宗 太宗起初任命赵普为宰相，告诫他说：“朕因为你是先帝的旧臣，功劳足以参与辅佐朕登上帝位，你应当尽心尽力来符合朕的心意。只要能够谨慎处理赏罚，举用贤能，消除个人的爱憎，还担心军国大事不能治理好吗？朕如果有过错，你不要当面顺从。古人以自己的君主不能达到尧舜的境界为耻，你要努力啊！”后来一天，太宗对近臣说：“赵普侍奉先帝和朕，是最为亲旧的臣子，能够决断大事，倾尽全力效命，竭尽忠诚于国家，真是国家的重臣。” 雍熙三年，太宗对宰相说：“中书省和枢密院是朝廷政令发出的地方，国家治乱的根本都系于此。你们应当各自竭尽公心和忠诚，以符合朝廷的任用。大体说来，普通人的常情，不能免于姻亲故旧的情分。如果才能不足，赏给他们一些财物也可以；但公家的事情，不可以曲意徇私。朕也有亲属旧交，如果才能没有可取之处，从来没有把名位器物假借给他们。” 淳化五年夏四月，太宗对吕防正等人说：“朕认为宰相的职任十分重大，想修订唐朝考核官员的书籍，考察你们辅佐朝廷的成效。又想到设置考核等级也只是空话，不如安抚夷夏，使阴阳调和，使各项政务都得到治理，君主一人安然端坐而天下无事，这才是宰相的职责。哪里有身居宰相之位却不知道自己职责的道理呢？” 至道元年夏四月，提升吕端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皇帝召见吕端，对他说：“朝廷之上本来没有虚设的任命，只要能够进用贤才、斥退不肖之人，就算称职。你应当努力。”吕端历任官职的时间最长，到这时才开始升迁，常常认为任用自己太晚了；每次入朝奏对时，同列官员多提出不同意见。皇帝于是发布诏令告谕他们：“从今以后，中书省的事务一定要经过吕端详细斟酌，才可以上奏。” 臣从彦解释说：关于太宗任命吕端，有人说宰相的职责在于提拔贤才、贬退远离庸劣奸佞之人，并总领事务纲目，使万事自然得到治理，所以说：“天子选择宰相，宰相选择百官，不是有才能的人，不可以虚授官职。”这话是对的。像太宗这样，算是知道任命宰相的方法了吧？吕端是贤相，皇帝因为他任用得晚，又担心同列官员多有异议，于是发布诏令告谕说：“从今以后，中书省的事务一定要经过吕端详细斟酌，才可以上奏。”如果不是十分信任、专一对待他，谁能这样做呢？端拱年间，考工员外郎毕士安任冀王府记室参军。朝廷下诏，要求臣僚各自进献所作的文章。太宗连续阅读了几天，问近臣：“从文章可以看出才华，那么谁的品行最好？”有人以毕士安回答。皇帝说：“你的话正合朕意。”于是命毕士安仍以本官兼任知制诰。太宗尤其重视内制、外制官职的任用。每次任命一名舍人，必定询问宰辅，寻求才华和品德都好的；先召来与他交谈，观察他的器识，然后才授予职位。后来因阅读唐朝旧事，看到唐朝有许多人从低级职位做起而任学士。宰相苏易简推荐吴地人、浚仪县尉周亨俊，认为他可以任用，皇帝让苏易简索取他的文章，得到《白花鹰赋》。皇帝读后对苏易简说：“可以，暂且让他按次序升迁京官，再慢慢观察他。”于是改任光禄寺丞，后来去世。太子中舍王济为人方正，喜欢进言论事。太宗对宰相说：“司法官尤其应当谨慎选择。如果不是合适的人，或者造成冤屈滥判，就会伤害和气，必然导致天灾。”宰相说：“只有守法不屈的人才符合圣意。”皇帝说：“王济多次进言，一定有特别的操守，可以试用他。”于是命令他暂时主持大理寺事务。太宗选拔秘书丞杨延庆等十多人，分别担任各州知州，于是对宰相说：“刺史的职任最接近百姓，如果不是合适的人，下面的百姓就会受到他的弊害。从前后汉的秦彭任颍川郡守，教化盛行，百姓感念他的恩惠，于是出现凤凰、麒麟、嘉禾、甘露等祥瑞。一个郡守尚且能够感动天地，如果帝王崇尚德教，难道太平不能达到、和气不能召来吗？” 淳化五年夏五月，太宗对宰相说：“各州长吏所承担的责任尤其重大。审官院进呈了所选出的三十多名京朝官，准备充任知州。朕在御前印纸历子前亲自写道：‘勤于公事，洁身自守，奉行法令，铲除奸邪，以仁爱之心治理百姓，才可以记作劳绩。’这些官员的月俸一律发给实钱，命知审官院钱若水分赐给他们。于是又对钱若水说：‘所赐的告诫中有“奉法除奸”的话，恐怕不明白的人会借此生事，以求取功劳。可以告诉他们说：“铲除奸邪的关键，在于奉行法令。”’” 太宗起初曾下诏令转运使考察核实各州，把各项职务任用按优劣排列。不久，又派遣使者分道巡行州县，廉察官吏。这一年五月，河南府法曹参军高伾、伊关县主簿翟嶙、郑州荥泽县令申廷温，都因为软弱无能、不胜任职务，懒惰怠慢、不亲自处理事务，被免除官职。至道年间，分别派遣朝臣担任各道转运司承受公事，考察州县的刑政和官吏的治理成绩，轮流入朝奏报。至道三年，供奉官刘文质入朝奏报，察举两浙辖区内的高辅之、李易直、文仲儒、梅旬、高鼎、廖贻庆、姜屿、戚纶等八人有治理政绩，朝廷还下诏书加以褒奖晓谕。太宗曾经对宰相说：“历代君王大多把求得贤才看作困难。哪一代没有人才呢？只是取用还是不取用罢了。难道一定要通过打猎游乐、梦中占卜之类的事情才能称作贤才吗？” 太宗曾经对近臣说：“国家选拔人才，是最紧要的事情。君主深居九重之内，哪里能够普遍认识他们呢？必须加以访察。如果被称道为贤善的人很多，就说明他的操行没有污点。只要选得一个好人，所带来的益处就无穷。古人说：‘得到十匹好马，不如得到一个伯乐；得到十把锋利的剑，不如得到一个欧冶。’这话很有道理。朕勤勉不倦地咨询访察，只是为了寻求人才，希望得到良才来充任职务。”赵普说：“帝王进用善良之人，确实是太平的根基。但是君子和小人各有自己的党类，不可以不加以察辨。”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太宗曾经对近臣说：“国家选取人才，必须逐级考察、逐级升迁。低微职位的人中，隐藏才华和品行的，确实也有，应当不要把等级作为限制，以成全朕急于求贤的心愿。”又说：“人的品行和实际才能，不在于职位的高低。即使是低级官职、地位卑下的人，也不能说没有贤士。然而君子含蓄自守、坚守正道，难以进取而容易退处，不求声名显达，朕常常担心不能发现他们。”吕蒙正说：“反复试用，就能清楚地区分有才能和无才能的人。”皇帝说：“如果是善恶品行，就未必能够这样看清。”吕蒙正说：“也可以反复考察。若只是暂时听闻他的善恶，其中可能夹杂爱憎，恐怕会误用人才，所以必须经过长久观察，这样赏罚才不会滥施。”皇帝认为他说得对。

译太平兴国年间，太宗对宰相说：“近来贡举混杂，竟有佛道之流还俗后参加科举。这些人不能专心于自己的学业，将来做官一定不会是廉洁之士。进士必须先通晓经术，遵循周公、孔子的教诲；如今又有人相互仿效，只学习浮浅的文章，这完全不是务本之道。”当即下诏严厉责罚。端拱二年，太宗亲自考试进士，录取陈尧叟等人，一并赐予进士及第，又作箴言赐给他们，勉励他们修身谨行、考察古代并效力于官职。端拱三年，亲自考试录取孙何等人，面对面告诫他们说：“你们苦心学习而登科，朕正要用文治治理天下，在办理政务之外，还要振奋精神钻研文章，不要使前人的功业坠失。”命令把《儒行篇》赐给他们，让他们作为座右铭来警戒自己。太宗曾经对近臣说：“朕虽然才德浅薄，乘着战争之后的局势，勤勉求治，从来没有不想给百姓增加恩惠。如果能够杜绝土地兼并，抑制游荡懒惰，前代难以实行的办法，朕应当努力实行。十多年之间，使家家富足、人人丰衣足食，或许可以达到。政事无论大小，想要很快成功，必然不会有成效。如果想靠道德教化百姓、形成风俗，就不能希望在短短几年内见效。” 太宗曾经对宰相说：“井田制度，确实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原则。后世治理天下，如果不实行井田，贫富就会不均，王道教化又从哪里推行呢？自从秦朝毁灭庐井、设置阡陌，田地的界限废弃，土地兼并便兴起。汉、魏以来，百姓受到这种弊害，已经很久了。朕登上帝位，深切挂念百姓；虽然井田制度不能仓促恢复，但将因时制宜创立法令，逐渐使贫富均衡。朕另有规划，最终一定要实行它来安定四海。” 太宗曾经阅读郑州何昌龄的均田奏疏，对近臣说：“对于土著百姓，想要逐一使他们均平，应当选用通达事理、周知民间利害、精于规划设置的官员，使制度稍稍接近古代。这样自然会衣食丰足，盗贼自然消失，兵役赋税也可以随之减少。那些管束防范的做法又有什么用呢？等五七年之间，应当努力实行，这是朕的志向。”毕士安说：“均田之法，隋文帝尚且能够兴复，何况圣明的时代呢？” 端拱年间，太宗对宰相说：“燕射的礼仪废弃已经很久了，朕想恢复古道，应当命令有关官员考求仪式法度，等到平息兵乱后，和你们一起举行。” 至道元年，太宗对侍臣说：“朕曾经考求古代的制度，想要振兴恢复，但失传的有十分之七八。古代的衣裳冠冕都有法度和象征意义，用来约束人的容貌举止，使行动都遵循典礼。汉魏以来，随着时代而各有所崇尚，屡经变更；近代的服饰颜色距离古制越来越远，旧制度很少保存，实在可惜。”毕准说：“古人行走时有环佩的声音，登车时有鸾和的声响，这是用来节制人心、彰明礼制的。如今所穿的靴子，是赵武灵王的胡服，公私都通用，与古代的履舄不同了。” 太宗刚即位时，对宰相说：“朕继承并守护先帝的基业，边防事务重大，国家万机极其重要，应当全部依照先朝旧有的规章，不得擅自改变。” 太宗曾经对近臣说：“朕出生在乱世，在盗贼作乱的日子里，七八岁就已经经历了这些。当时道路泥泞，百姓困苦，以为再也不会有好的时代。谁能想到如今万事大体得到治理？朕常常自己惭愧警惕。近来荡平叛乱，这对朕有什么功劳呢？不过是上天启发朕的心智，使朕能够取胜。”侍臣说：“古代天子有道，就把功德推给上天。如今圣上的话，正合乎古道。” 太宗曾经对近臣说：“国家最大的祥瑞，只有丰年。近来五谷屡次丰收，百姓没有疫病。朕求治虽然急切，然而德化还没有真正取信于民。上天赐予这样的祥瑞，能不感到畏惧吗？” 雍熙元年夏五月，太宗巡幸城南，于是对近臣说：“我观察五代以来的帝王，他们开始时没有不勤劳节俭的，到了后来却忘记创业的艰难，纵情于安逸享乐，不体恤士卒百姓，自行产生猜疑离心，覆亡的灾祸都是自己造成的。处在人上之位的人，难道能不把这些当作戒鉴吗？” 淳化三年，秘书监李至进呈新校订的御书。太宗对李至说：“嗜好不可不谨慎，不必远考古代。只说近世，符彦卿多次担任节度使，把射猎驰逐作为乐趣。因此身边亲近的人窥测他的心意，争相把鹰犬进献给他。符彦卿喜爱其中两个人，便给他们凭借权势的机会；他的下属于是放纵横行，侵扰百姓。所以知道君主应当淡泊无欲，不让嗜好显露在外，这样奸邪之人就没有机会进入。朕年长以来没有别的欲望，只喜欢读书，用来考察古今成败罢了。”李至拜舞称贺。臣从彦解释说：太宗对李至说：“君主应当淡泊无欲，不让嗜好显露在外，这样奸邪就无从进入。”这句话可以说是很正确的。嗜好是人的常情，不能完全避免。正当内心淡泊、不让嗜好显露在外时，那么距离违背正道还不远。如果这时有皋陶、后稷、契那样的人以正道开导他，那么他应当把六经看作捕鱼的竹筌和捕兔的蹄网一样的工具，在不言不语之间便能与尧舜相合。李至虽然是当时的贤者，听到皇帝说喜欢读书、用来鉴察古今成败的话，便拜舞称贺，说这是顺势辅导君主，可以这样说。但若与后稷、契、皋陶那样的人相比，就不能同日而语了。太宗曾经对宰相说：“朕近来读书，看见楚文王得到茹黄之狗和苑路之箭，便在云梦打猎，三个月没有回来。保申进谏，楚王便牵席伏在地上；保申把五十支箭捆在一起，跪下两次把它加在楚王背上，随后快步走出，请求治罪。楚王召见他并向他道歉，杀掉猎狗、折断箭，专心治理国事，兼并了三十九国。朕每次读到这些话，都反复诵读，深深赞叹赏识。如果不是君臣之道相合，怎么能达到这样呢？如果君主轻视而不信任，即使有正直的臣子，又有什么用呢？”

译臣从彦解释说：保申能够进谏，楚文王能够听从他的事情，见于刘向《说苑》，但文字略有不同。《说苑》说：荆文王得到如黄之狗、箘簬之箭，在云梦打猎，三个月没有回来；又得到舟国的姬妾，淫乐一年不听朝政。保申进谏说：“先王占卜任命臣为太保，卦象吉利。如今大王得到如黄之狗、箘簬之箭，在云梦打猎，三个月没有回来；又得到舟国的姬妾，淫乐一年不听朝政。大王的罪过应当受鞭笞。”楚王说：“我没有在襁褓中被杀，而是寄身于诸侯之间，希望改变，不要鞭打我。”保申说：“臣奉承先王的命令，不敢废弃大王；如果不接受鞭笞，就是废弃先王的命令。臣宁可得罪大王。”于是铺席让楚王伏下。保申捆好五十支箭，跪下放在楚王背上，像这样做了两次，说请大王起来。然后快步走出，想要自我流放，于是请求治罪。楚王说：“这是我的过错，保申有什么罪呢？”于是杀掉猎狗，折断箭，遣逐舟国姬妾，专心治理荆国，兼并三十九国。到汉朝兴起之初，萧何、王陵听说这件事，说：“君主能够奉行先世事业并成就功名的，大概只有荆文王吧！”所以天下人都称誉他，直到今天，明君、孝子、忠臣仍把他当作法则。” 至于保申这件事究竟有还是没有，臣不敢妄加判断。战国时期，或许确实有这样的事情；但也一定要是先王临终托付的臣子，以及仁慈善良、不忘先世艰难、能够克制自己而遵从义理的君主，才可以实行。太宗提出这件事，取的是其中的大意，不只是要施用于自己和子孙，也是要借此告示天下后世，使人知道君主接纳劝谏的美德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太宗曾经对侍臣说：“朕读《唐书》，看见唐人把公主嫁给外族和亲，所受的屈辱极其严重，没有一次不感到悲伤。如今士卒精锐强健，本来不会有这种事情。但应当选择合适的人，委以边境职务，不让他们制造事端，务必使百姓休养生息，训练士卒、操练军队，观察敌人的隙漏再行动，这样就可以没有忧患。” 太宗曾经召御史中丞王化基到便殿，陪坐了很久。当时天气非常炎热，皇帝让他插着笏板、挥动扇子，问他边境的事情。王化基说：“治理天下，就像栽种树木。所担心的，是根本没有稳固罢了。根本稳固，枝叶就不值得忧虑。如今朝廷已经治理好，边郡又有什么可担心不能安定的呢？” 契丹部族中有请求归附内地的人，太宗对侍臣说：“国家如果没有外部忧患，一定会有内部祸患；如果没有内部祸患，一定会有外部忧患。如今所忧虑的只是边境事务，这些都可以预先防备。奸邪无所顾忌，如果成为内部祸患，实在令人恐惧。帝王用心，应当特别谨慎这一点。” 唐朝设置拾遗、补阙，掌管入朝供奉和讽谏。当时他们每天侍奉内朝，常常亲近皇帝，所以凡有事情都可以用委婉的言辞讽谏。唐朝末年权臣专政，阻隔断绝谏官，使他们不能侍从皇帝。太宗勤勉地寻求劝谏，渴望听到忠言，于是把拾遗、补阙改为正言、司谏，使他们专门掌管奏议。左司谏、知制诰王禹偁曾经上言，请求群官等待召见宰相，退朝后在政事堂同时接见。枢密使等待在都堂请求召见时，也不得在本院接见宾客，以防止请托。皇帝下诏同意了这件事。右正言、直史馆谢泌进言，认为这样做就是怀疑大臣有私心。古人说过：“既然怀疑，就不要任用；既然任用，就不要怀疑。”如今天下广大，政务繁多，陛下的聪明才智寄托在辅臣身上，如果不接见各位官员，又怎么能够完全了解朝廷内外的事情？如果让群臣都到都堂请求接见，宰相将忙于咨询事务，连解衣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左右大臣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应当斥退；既然得到合适的人，任用他们处理政务，又有什么可疑的呢？如今请求宰相、枢密使不得在本院接见宾客，以防请托，并不是陛下推心置腹对待大臣的意思。”太宗读到奏章后赞叹不已，立即追回先前的诏令，命令宰相、枢密使照旧接见宾客，并把谢泌所上的奏章送交史馆保存。太宗曾经修建正殿，使用了很多彩色绘饰。谢泌借入对的机会陈述这件事，皇帝当天就命令改用丹砂和白土涂饰，并大力称赞他，赐给金鱼袋和紫服，任命为左司谏。谢泌说：“陛下听从劝谏像水流一样顺畅，所以臣能够竭尽诚心。”唐朝末年有个叫孟昌图的人，早晨上谏疏，到了晚上就不知道身在何处，诗人郑谷作诗怜悯他。前代这样，怎么能不乱呢？”皇帝听后变了脸色，沉思了很久。太宗曾经对宰相说：“朕思考君臣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上下情意相通，这样处理事情才不会有阻滞。如果稍有隔阂，哪里能够完全发挥君臣之道呢？”宋琪说：“《易经》的卦象中，乾在上、坤在下，叫作否卦，这是天气不能下降、地气不能上升的意思；坤在上、乾在下，叫作泰卦，这是天地交相通达的象征。所以凡是君臣之道，必须情意相通，才能成就天下的事务。”皇帝说：“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任用贤良而使宗庙社稷长久延续的。只是他们自己昏昧，不能识别人，不能分辨善恶，被奸邪之人蒙蔽迷惑，以至于覆亡。”宋琪说：“前代的治乱，都由帝王决定。如果帝王圣明，臣下就能够施展力量，奸邪之徒自然会销声匿迹。” 太宗对吕防正等人说：“凡是替君主做一件坏事，都会被简册记载，万世不能磨灭，使后人看到后引以为鉴戒。所以尧、舜行善，众多美名都归于他们；桀、纣行恶，众多恶名都集中到他们身上，能不谨慎吗？大凡拥有国家和家族的人，没有不想任用君子、退斥小人的，然而君子少而小人多，这是为什么呢？”防正说：“时势有盛有衰，如果国家兴盛，君子的道路就会发展；等到国家将要衰败，小人就会居于官位。等到他们作恶显露、失败之后，政治也已经受到损害了。古人说‘小人会坏事’，确实不是虚言。贤人如果遇到昏暗的君主，就隐居在乡野，正是害怕小人掌权。拥有国家和家族的人，尤其应当明察辨别，小人不可不及早防范。”皇帝深以为然。淳化四年，开封府雍丘县尉武程上疏，请求裁减后宫嫔妃。太宗对宰相说：“武程是疏远的下级臣僚，不知道宫中的事情。内廷供职的不过三百人，而且各有所掌管，不能裁去。你们只是以为朕把妻妾看得如同脱下的鞋子一样罢了。朕所遗憾的是还不能脱离尘世、超脱世俗，追随羡门子的足迹。朕一定不会学秦皇、汉武，营造离宫别馆，征取良家女子充入其中，成为万代的讥议。你们本来应当知道这一点。”李昉说：“臣等的家人每逢朔日、望日入朝禁中，完全看到了宫闱简朴节俭的情形。武程地位卑微，却妄自陈说狂妄无知的话，应当加以贬黜削职，以示惩罚。”皇帝说：“朕何曾因言论治罪于人？只是想到他不了解情况罢了，终究不会加罪。”

译臣罗从彦辨析说：太宗时，内廷供职的不过三百人，而且各有所掌管，不能裁去。武程是疏远的下级臣僚，却妄自陈说狂妄无知的话，皇帝没有治他的罪，用来招致天下的忠言，可以说是做得很好。然而皇帝对宰相说：“你们只是以为朕把妻妾看得如同脱下的鞋子一样罢了，朕所遗憾的是还不能脱离尘世、超脱世俗，追随羡门子的足迹。”这就是过于崇尚高远的言论了。王道教化的根本，是《关雎》的教诲。有《关雎》所体现的德行，必然会有《麟趾》所象征的感应，这正是周朝能够达到太平的原因。像羡门子等人的说法，超然于世外，带有脱离尘俗的意味，恐怕后世喜好高远的人听到后会称道它，那么其中的过失必然由此产生，这不是人伦之美。”},{ 至道元年三月，太宗召三司孔目吏李溥等到崇政殿应对，询问计司钱谷事务。李溥等说，对其中的利弊全都知道，只是不能当场口述，希望分条回答。太宗答应了，命中使押送他们到中书，限定五日内全部分条奏报。后来皇帝对宰相说：“让李溥等陈述他们所见，他们也各有长处。我曾对陈恕说：‘如果论文章、考究古事，这些人固然不能和士人相比；至于钱谷的利弊，他们从小就枕着、睡在这些事务中，必定能全面知道根本。你只要给他们一些好脸色，引导他们剖析陈述，难道没有可资帮助之处吗？’”陈恕等人性情刚强，始终不肯降低身分向他们咨询。宰相吕端回答说：“耕田应当问农夫，织布应当问婢女。” 臣罗从彦辨析说：曾子说：“君子所看重的道有三方面，至于笾豆等礼器礼仪的事务，自有主管官吏掌管。”太宗召李溥等，询问计司钱谷事务，叫陈恕给他们好脸色，引导他们剖析陈述。陈恕等始终不肯降低身分，向下询问，这未必不是正确的。吕端用“耕田应当问农夫，织布应当问婢女”来说明，大概是错了。太宗曾说：“以清静达到天下治理，是黄老之学的深意。汲黯卧治淮扬，宓子贱弹琴治理单父，大概都是掌握了这个深意。朕应当努力实行它。”吕端说：“实行黄老之道来达到太平，成效非常快。”吕防正说：“老子说：‘治理大国，就像烹调小鱼。’鱼一经搅动就会散乱。近来上封事请求更改制度的人很多，希望陛下施行清静的教化。” 臣罗从彦辨析说：道术不明已经很久了。汉朝兴起时有一位盖公，研究黄老之学，曹参拜他为师。他说：“治理之道贵在清静，百姓自然安定。”这话是对的。然而曹参辅佐汉朝，不过是遵守萧何的法令而不失误罢了，并不是圣人的诚心。圣人的诚心，感通无所不至，所以所经过的地方都会受到教化，所存留的精神能够产生神妙作用。他感化人，不显露声色；人们回应他，却快得如同回声和影子一样。这就是尧、舜、孔子的道。宓子贱治理单父时，弹琴而不走下堂，单父却大治，是因为任用得人。吕端和吕防正只知道黄老之学，不知道圣人之道，在前者那里有所获得，却在后者这里有所失去，怎能不令人惋惜！” 太宗曾说：“君主达到治理的根本，没有比简易更优先的了。老子是古代的圣人，建立言论、垂示训诫，是朕所敬仰的。经书说：‘天地没有偏爱，把万物看作刍狗；圣人没有偏爱，把百姓看作刍狗。’由此可知，覆盖养育万物的恩德，包容广大，本来并不是出于对仁爱的偏私，也不是对各类事物有所要求。” 臣罗从彦辨析说：“易简的道理，就是天理，但世上懂得它的人很少。顺着事物本来可以自行完成的方向去做，不是很容易吗？君子笃实恭敬，天下就能太平，不是很简易吗？《易》说：‘容易就容易使人明白，简约就容易使人遵从。做到易简，天下的道理就都能掌握了。’说的就是这个。老氏所谓‘刍狗’，只是取其没有感情这一点。若从圣人的神妙教化来说，便不能说圣人没有诚心；若从万物化生来说，也不能说圣人没有感应。世上有替孔子、老子立说的人，难道是因循前人，偶然没有思考清楚吗？‘鼓动万物而不和圣人一样忧虑’，是上天的道。圣人却不能免于忧虑。假如把百姓同万物等同看待，一概视为刍狗，那么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所以老氏的学说，大处是上天的法则；后来诋毁尧、舜、不屑于世间事务的人，发展到下流，成为申不害、韩非一派的，也有这种情况。这一点不能不辨明。” 太宗曾对近臣说：“用智谋治理国家，固然不可以作为常道；但在缓急之时使用它，没有不能取胜的。”又说：“五常对于人来说，只有智不可以经常运用。比如抵御戎敌、制胜作战、临机应变，都可以作为权宜谋略，固然不是朝廷治理国家的正道。”老氏的告诫，正在这里。臣罗从彦辨析说：“孟子说：‘仁的实质，是侍奉父母；义的实质，是顺从兄长；智的实质，是懂得这两件事而不离弃。’建立做人的道理，就是仁和义。仁是根本，义是作用；按照适宜的方式实行，就叫义。所谓智，只是懂得这两件事罢了。等到实行它时，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只是顺着可以不妄加干预的地方去做罢了。尧、舜的治理，没有超出这个范围。自从周道衰落，洙泗之间的教化尚未兴起，世人所谓的智就不是这样了，机变的巧术纷纷出现，因此鸟在天上乱，鱼在水中乱，人在社会中也乱。这正是老氏所要告诫的，但不是公正治理天下者的言论。” 太宗曾对宰相说：“朕对于佛教的教义，略微知道它的宗旨。凡是作为君主治理百姓，正是修行的地方。做一件好事，天下都得到利益，这就是所谓利他。至于梁武帝的做法，真是大为迷惑。”

译把这些写在史书中，是留给后代讥笑的。” 赵普说：“陛下用尧、舜之道治理天下，用佛教教义修养内心，圣明智慧高远，洞察领悟真理，不是臣下所能及的。” 臣罗从彦辨析说：佛氏的学说，确实有可以悟入的地方；它的言论接近道理，它的道术宏大博深，是世俗儒者所不能窥见的。太宗的话，说佛教有这些长处是对的；但佛教终究断绝人伦，置身于世间事务之外，并不是尧、舜、孔子的道。治理自己和治理他人，根本道理是一致的。尧说：“来吧，舜！上天的历数落在你的身上，你要诚信地执守中道。四海百姓如果陷于困穷，上天赐予你的禄位也将永远终止。”舜也用这番话告诫禹。所谓中道，究竟是什么呢？所以尧、舜时代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天下却大治。像赵普这样把它分成两件事，是不懂得这番话的人。” 太宗在位时，有一位隐士陈抟，擅长修养，皇帝赐号希夷先生。皇帝很喜欢同他唱和，对宰相宋琪等说：“陈抟只求修养自身，不涉足权势名利，真是世外之士。而且他说天下的治乱安危，所以前来朝见，这番心意也值得体念。”皇帝派中使把他送到中书。宋琪等问：“先王所得的元默修养之道，可以传授给人吗？”陈抟说：“我隐居山野，对世间没有用处；炼养的事情，我全都不知道，也从未学习过炼气、吐纳、变化形体之术，没有什么可以传授。即使能够白日升天，对治理国家又有什么益处呢？圣上龙颜秀异，有天人的仪表，洞察通达古今治乱的关键，真是有道的君主。正是君臣同心合德治理天下的时候，勤勉实行修炼之事，不能超过这样了。”宋琪等把他的话上表，皇帝看了非常高兴。不久，放他回山。” 臣罗从彦辨析说：“唐明皇时有吴筠，很像是有道术的人。皇帝曾询问神仙修炼的方法，吴筠回答说：‘这是山野之人的事情，不是君主应当留意的；君主应当开陈的，都是名教和世间事务。’天子因此看重他。陈抟对宋琪等所说的话，完全合乎治国的根本道理，最终没有拿自己的方术来求取恩宠、误导朝廷，他大概就是吴筠一类的人吧？然而圣人穷尽道理，用自身所实行的来率领天下，是希望天下人都达到圣人的境界。佛、仙的学说不是这样，而是把这分成两件事，所以君子不以它为贵。” 《豫章文集》卷三。钦定《四库全书》。《豫章文集》卷四。宋罗从彦撰写。

译集录。《遵尧录》三。真宗。真宗咸平年间，皇帝因为边境战事没有平息，亲自写手札交给宰相、枢密，命他们陈述抵御边敌的计策。李沆等有人请求把镇定、高阳三路的军队合并为一军，驻防冲要；有人请求让三路各自防守；有人主张把镇定军陈列在定州以北，又把高阳军移到宁边军，另外在顺安军设置奇兵，征发壮丁修备城池，弥补防守的缺口。皇帝总览全局后加以裁定。另一天，他们在便殿应对，皇帝从宫内拿出阵图告诉他们说：“如今敌势尚未平息，尤其要加强防备。屯驻的军队虽然多，却必须选择精锐，先占据要害来制服敌人。镇定、高阳三路的军队，都在定州布防，以河为界列成大阵，根据蕃兵距离的远近出动军队设置营栅。敌人来时坚守，不要追击，以等待有利时机。大阵中骑兵居中，步兵环绕。短兵相接时，不要离开队伍，务必稳重。然后分派魏能、白守素、张锐率领骑兵六千，驻扎威敌军；杨延昭、张延禧、李怀防率领骑兵五千，驻扎保州；田敏、杨凝、石延福率领骑兵五千，驻扎北平寨，以抵挡敌人的锋芒。刚到时不要和敌人交战，等他们士气衰弱后，凭借城池诱使他们交战，使他们疲于奔命而无暇他顾。如果敌人向南越过保州，与大军相遇，就命威敌军和杨延昭所部夹击，使敌人腹背受敌，乘机掩杀。” “如果敌人不攻打定州，纵兵南侵，就再由北平军和田敏合势进入北界，拦截他们的辎重。命雄州、霸州自破敌以来互相支援。又命孙全照、王德钧、裴自荣率兵八千，驻扎宁边军；李重贵、赵守伦、张继旻率兵五千，驻扎邢州，扼守东西两路。敌方将领准备逃走时，就命定州大军和三路骑兵夹击。又命石普、卢文寿、王守俊率兵二万，驻扎莫州。等敌骑向北撤去，就向西直趋顺安，袭击并截断他们通往西山的道路。如果河冰已经封冻，敌人从东路而来，就命刘用、刘汉凝、田思明率兵五千，与石普、孙全照形成掎角之势进攻他们。其余重兵全部屯驻天雄，命石保吉镇守这里，以壮大军势。朕虽然这样筹划并交给将帅，仍担心有不便之处，你们仔细观察是否可行，再共同商议。”李沆说：“行军作战之事，是古今最难的。况且北方敌人猖獗，如果不是陛下在朝廷内部制定取胜的策略，各位将领奉行成算，分别防御边境要地，实在不容易把敌人驱逐。如今陛下的睿智谋略裁定部署，全都合乎战机，确实不是臣等愚拙的思虑所能达到的。”第二年，北方戎敌在边境内外防守抵御的军队，全都采用了这一部署。” 等到皇帝车驾来到澶渊，宋军射杀边将挞览，王超和大军准备在皇帝驾前迎战；杨延昭等各位将领又分别掌握精锐部队，扼守敌人的归路。远方敌人的形势屈服，于是请求通和。臣罗从彦解释说：真宗咸平年间，命宰相、枢密陈述抵御边敌的计策，皇帝总览后加以裁定。另一天，他们在便殿应对，皇帝从宫内拿出阵图告诉他们：“朕虽然这样筹划并交给各位将领，仍担心有不便之处，你们仔细观察是否可行，再共同商议。”李沆等认为完全合乎战机；这作为一时制胜的策略，可以说是很好了。然而它不是可以长期实行的道理。自古朝廷事务可以交给宰相，边境事务可以交给将领。如果君主从宫中自行制定，画成阵图交给将领，内外不能相互配合，必定会有失去战机的时候。古人说：“国境之外的事情，由将军主持。”这才是最懂得道理的话。” 景德初年，诏令增加杨延昭的兵力一万人，驻扎静戎军。又命石普驻扎马村以西，保护屯田，扼守黑卢口、万年桥这两条敌骑奔袭冲击的道路。如果北方敌人入侵，就命各路军队相互配合追击袭扰。仍命魏能、张凝、田敏用奇兵牵制敌人。当时王超任都总管，诏令杨延昭等都隶属于他。遏制北方敌人的形势，只在这几个地方而已。真宗从北方用兵时，有边境奏报送来，凡是军事事务，大多先送到中书。他对毕士安、寇准说：“这些都是想让你们先知道。中书总管文武大政，枢密虽然专掌军机，但大事必须以中书为根本。近来李沆往往另行详细陈述机宜上奏，你们应当仔细阅览。凡是需要讨论的，都要说明利害，不要因为事情涉及枢密而有所隐瞒。” 契丹请求讲和，真宗因河北各州需要更换牧守，召近臣到资政殿应对，亲笔写下李允则等十二人的名字给他们看，说：“朕斟酌现今各官的才能，以边城距离远近和地势要害为依据，分别任命他们治理，希望能够保持安宁。你们应当再详细议论。”毕士安说：“陛下所选择的都才能适用，希望交给外地施行。”皇帝采纳了。雄州团练使何承矩调任齐州，由西上阁门使、河北安抚副使李允则知雄州，并兼任河北安抚使。何承矩因年老多病请求解除边地任职，皇帝命他自行选择代理人，他推荐李允则，于是任命了李允则。真宗曾对马知节说：“我知道你长期在边防任职，你说说抵御戎敌的方法，什么最好？”马知节说：“边防地区横向延伸虽然很长，但应占据要害来扼制敌人的来路。只有从顺安军到西山，不过二百里。如果在这里列阵，多设置应援部队，使敌人长久不能前进，等他们疲惫困乏时，再不时用奇兵、轻骑逼近骚扰，他们将颠沛奔逃而无暇应付。如今的将帅喜欢使用骑兵，以数量多为胜。我认为善于使用骑兵，不以数量多为贵，只要能够设伏，观察敌人防备的多少，估量地形的险易即可。敌人少就拦截攻击，敌人多就集中兵力进攻，并且常常依靠城邑作为退兵休整之处，这样就没有不能防御的了。” 真宗即位后，首先下诏求取治国之道，对近臣说：“朕乐于听到朝政的缺失，用来警戒自己的内心。然而臣僚的奏章，大多把增加事务、烦琐细密当作有利之事，也有人自己陈述功劳，大多是过度施行鞭打来取得办事成效。他们完全不知道国家应当遵循简易的道理。国家政事自有根本原则，使它不严苛却能治理，不严肃却能成功，怎么可以惨酷刻薄地虐待下属，邀取作为自己的功劳，使他们面对百姓时徒然损伤和气呢？” 咸平元年正月，彗星出现在营室以北。二月，皇帝对宰相说：“朕即位以来，哪敢懈怠放纵，只希望登上治国之道，达到和平。如今彗星出现，十分异常，这个征兆将应验在哪里？”吕端等说：“灾变应在齐、鲁的分野。”皇帝说：“朕以天下为忧，难道只是忧虑一个地方吗？”于是下诏，命有职位的官员尽量直言，不得隐瞒。从今以后避居正殿，减少平常膳食。

译这一年，张齐贤、李沆入朝任宰相。皇帝告诫他们说：“忠孝的诚心，始终如一，应当同心协力来成就王事。”张齐贤说：“古代君臣一体，君主是头，臣下是股肱，哪里有不同心同德而能够成就国家政事的呢？”皇帝说：“国家事务必须公共商议、审慎办理，然后实行，这样就不会有失误。何况先帝所实行的事情，各自都写有规程，只要和你们一起遵守就是了。” 真宗曾对侍臣说：“朕观察士大夫中，有的人只有名声而没有实际，为什么言语和行为会互相违背呢？”吕端说：“君子的道，表面上幽深不显而最终彰明，必须经过长期考验，才能看出做臣子的节操。”皇帝认为他说得对。臣罗从彦解释说：“君子的作为，都是道理所必然要求的，也是世人通常实行的事情。然而不能为了求取眼前的功效、谋求眼前的利益。不能像世间那些略有才干的人，一旦得到君主赏识，就急于显露自己的才能，以求博取一时的声誉。他们所施行的事情，或许也有值得观赏之处，但总的说来并不是能够取得长远成就的人。”吕端的话，大概接近道理了吧？真宗曾对宰相说：“朕在众多官员中寻找有才干的人，尚且还有不少；如果论德行，却很少见到这样的人。德行的根本必定包含忠孝，从来没有德行不足而忠孝能够完整的人。” 真宗曾对宰相说：“臣僚中有人受到诽谤，传到朕的耳中，向众人询问，似乎能够得到事实。然而做臣子、做儿子的人，很少有完全没有过错的，只要能够改正过错、知道错误，就是善了。况且朝廷不能因为一个小过失就废弃一个人，难道要让他终身不能任用吗？” 真宗曾查阅两省官员的班次簿册，对王旦等说：“近侍官员各有所长，但要寻求文武兼备、可以委任一方的人也很少。每当想到唐代贤能之士接连出现，为什么当时能够得到这么多人才呢？”王旦说：“如今处于下位的人，难道没有才俊吗？恐怕只是提拔还没有达到他们罢了。然而观察前代，进用贤能、喜爱善人的人很多，所以用人不求十全十美，也不因小缺点累及大德行，因此人人都能得到充分任用。如今在朝做官的人，谁没有过错？陛下并非不知道他们的瑕疵，但流言稍多，最终也会妨碍任用。考察他们的爱憎，只托付给圣明裁断，这样大概就不会遗弃人才了。” 景德元年，宫内选出京朝官二十四人，交给阁门，召他们到崇政殿应对；在外地的，乘驿传车代替回京。真宗根据朝廷的议论选取官员，众人都以廉洁能干称许他们。等到应对时，有的考察他们的文辞学业，有的观察他们的言论，大多把他们安置在台阁、馆殿任职，升迁品秩而任用。真宗选择官员担任大理寺判官，对宰相说：“司法官尤其应该谨慎选择。如果官员不称职，或者造成冤屈滥判，水旱灾害就会从这里发生。”于是问：“几品以上的官员可以担任这个职务？”李沆说：“执掌法律的职务，不必限制官阶高低，只要有坚持操守、不回避邪曲的人，就可以担任。”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待制张知白请求担任国子监判官，真宗回头对王旦说：“国子学没有多少事务，张知白难道是厌倦了处理繁杂事务吗？”王旦说：“张知白通晓经书，虽然缺少锋利才气，但涉猎道理，接近雅正；熟悉民政，从不为自身谋利，外表和言语似乎耿介而清正。”皇帝说：“执掌法纪的官职，已经很久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了。张知白守道如此，可以充任这个职位。”于是极力任命他以谏议大夫代理御史中丞。真宗曾任命杨徽之、夏侯峤为翰林侍读学士，邢昺、吕文仲为翰林侍讲。侍讲轮流值班，侍读则长期在皇帝身边。皇帝在秘阁设置值班住所，每天供应御膳中的珍贵食物。夜间则轮流住宿，命中使刘崇超说：“把当天值宿官员的姓名写在内东门，送进来。”从此皇帝经常当面询问访问，有时直到半夜。景德元年，邢州发生地震。真宗问宰相：“知州是谁？”有人回答是上官正。皇帝说：“郡国发生灾害，百姓不得安居，责任尤其在牧守。若能用正道镇定，就会使边疆没有事变。上官正多次主管藩郡，自以为熟悉军事，但不知道他是否能把镇定、敬慎体恤百姓放在心上？天下这样广大，不能免于焦虑劳苦，原因就在这里。” 诸王府侍讲孙奭说：“治理百姓的官员，不可以任用有权势援助的人。”皇帝说：“朝廷任用人，只问有才还是无才罢了，怎么能因为出身世家就加以限制？如果他败坏官职，自有常法惩处；即使有权势援助，又有什么妨害呢？” 皇帝和宰相商议选择官员，王旦说：“天下重要的地方，作为朝廷屏障的，不过一二十州；如果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才，就能振兴安抚一方，威严和畏服都会显著。”皇帝深以为然。真宗曾对李至等说：“通常举荐官员，大多听闻有错误和滥举的情况，不如先选择举主，再按类别求取人才。如今外官中重要的职任，只有转运使一职最为关键，你们可以先选择人，让他们负责举荐。”于是又说，外郡长吏上奏举荐本管辖区的官员，担心有接受请托的人，应当依照条约办理。又因为州县缺员很多，应当选取有清白声望的朝官，让他们各自举荐所知的人，希望得到良吏，来亲近治理我们的百姓。祥符二年，皇帝又对近臣说：“臣僚到外地任职，有登殿应对的，朕都把应当办理的事情告诉他们，希望他们振兴事业；没有登殿应对的，如今也应当分别把所任事务作为告诫勉励，把文辞摹印后赐给他们。”又亲自制定七条赐给文臣：一是清心，二是奉公，三是修德，四是责实，五是明察，六是劝谕，七是革除弊端。命令刻在石上、绘在墙壁上，奉行作为法则。咸平三年，诏告天下：凡是荐举的举人，不得只考察才艺能力，必须先考察访问其品行事实，然后才允许推荐送上。八年，新科及第的进士授官入朝谢恩。皇帝回头对宰相说：“其中哪些有才、哪些没有才，还不能完全知道。”王旦说：“十个人中得到二三个，也已经很多了。然而他们遇逢盛世，享有这一科的名次，其中或许有才华和品行兼备的人，便走上通达的仕途。”皇帝说：“大体说来，立身做官应当以持重为根本，要戒除轻率。” 皇帝天性喜好文章，虽然通过文辞选取士人，却一定要观察他们的器量见识。每次在崇政殿赐予进士及第时，必定召来名次最高的三四人，让他们并列站在庭中，再观察其中形神磊落的人，才赐为第一名。有时也选取文章有理趣的人。终南山隐士种放居住在东明峰，专门以讲学为业。太宗时曾召见他一次，他因母亲年老没有前往。咸平元年，种放的母亲去世，他贫穷不能安葬，皇帝赐给钱帛等物，命他安葬母亲。诏书说：“这是要让天下听闻此事，知道朝廷厚待隐逸之士，表彰孝子，彼此劝勉而归于善行。”五年，皇帝召种放，赐他在便殿应对，命他坐下交谈。过了很久，皇帝高兴地对宰相说：“召种放应对交谈，不向他询问山野民事，他就说应当慢慢教化；问到边境事务，久久不回答，只说爱护百姓罢了。赏赐一个隐逸之士，可以劝勉天下退隐的人。”于是授任他为左司谏、直昭文馆。

译真宗刚即位时，下诏访求文宣王的后代，找到第四十五代孙孔延世，任命他为曲阜令，召见并告诫他说：“你应当尽心主管祖庙，不要让它毁坏荒废。”仍赐给祭器、经书、金帛，让他带回去。祥符元年，真宗巡幸曲阜，拜谒文宣王庙，有关官员制定的仪式只到肃敬作揖，皇帝特意行展拜礼，以表示尊敬老师、崇尚儒学的心意。又巡幸孔林，因为古树拥塞道路，皇帝下车改乘马，来到孔子坟前拜祭。皇帝说：“唐明皇褒崇先圣为王，朕想追尊谥号为帝，可以吗？”应当命有关官员查考旧例上报。有人说文宣王是周朝的陪臣，周朝只称王，不应当再加帝号，于是停止此议。又增加美好的名号，并商议给十哲加封公爵，给七十二贤加封侯爵。王旦说：“颜子旧封兖公，如今一同列为公爵，就无法区别亚圣的名号了。希望封颜子为兖国公，其余人为郡公。”皇帝认为他说得对。臣罗从彦解释说：唐代曾下诏让各郡县都可以通行祭祀社稷，唯独孔子用帝王的礼仪，以门人为配享。从天子以下，面向北方行拜跪献祭之礼，不敢有丝毫怠慢，难道不是因为孔子是万代法则的缘故吗？实行不久，学识浅薄的人见识达不到这里，竟请求改为向东作揖，以减轻过于隆重的礼仪。历代沿袭而不改变，到了我宋朝章圣皇帝巡幸曲阜时，他凭借独到的明见，特意行展拜礼，以表示尊敬老师、崇尚儒学的心意，这是德行盛大。像章圣皇帝这样，才可以说知道根本所在。古代帝王的称号，只是因时而定，并不是德行有高下。唐明皇既然追封先圣为王，沿用旧号可以，加上帝号来褒崇他也可以，关键只在于当时君主想怎样罢了。礼只要称当其实际就可以了。有人却不明白，竟拿他是周朝陪臣来说，哪里是懂得礼呢？” 真宗刚即位时，下诏给内外文武群臣：“从今以后，君主有过失、时政有缺点，或者军事措施有得失，民间有利弊，都允许直言极谏，抗疏上报。如果你们说了却不被采用，过错就在朕自身；如果朕征求意见而你们不说，罪责将由谁承担？” 田锡喜欢进谏，真宗最看重他。真宗曾对宰相李沆说：“像这样的谏官，也很难得。朝政稍有缺失，朕还在思考，田锡的奏疏已经送到了。朕每次阅览他的奏章，必定特意同他交谈，奖赏激励他。”田锡常担心奏疏不能迅速送达，皇帝命他把所上奏事项和日期一并具报。咸平六年，真宗诏令田锡到便殿应对。田锡说：“臣希望陛下广泛考察古代的道理，掌握治理百姓的要领。过去有御屏风和《御览》，但只是记录分门别类的事务，不如取四部书中有关治乱兴亡的事情，选录那些可以铭记在座位旁、作为帝王鉴戒的内容，以供圣上阅览，借此用皇王之道使陛下达到尧、舜的境界。”皇帝说：“好，你可以编纂记录后进呈。”不久又命他兼任侍御史知杂。宰相说：“田锡性情清廉耿介，遇事却不很敏捷明悟。”皇帝说：“朕阅览他的奏章，有谏臣的风骨，应当试用他。” 真宗即位以来，每天天一亮就在前殿临朝，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尹、审刑院以及请求应对的官员依次奏报政事，到辰时以后才回宫进食。稍后又到便殿处理政务，有时阅览军事事务，讲习武艺，往往到巳时、午时之间。夜里则召侍读学士询问政事，有时到半夜才回宫。咸平六年，真宗巡幸金明池，对宰相说：“士人百姓游玩享乐，和乐兴盛，这使朕非常欣慰。若不是承平丰年，怎么会达到这样呢？”李沆说：“陛下即位以来，从未随意增加科役，官吏遵守法令，绝无烦扰，确实是太平的幸运。”皇帝说：“朕把天下百姓的安逸当作应当努力的事情，至于劳民兴师，实在是不得已。如今西夏尚未平定，还要烦劳防御；但纵观史籍，从汉、魏直到唐代，四海无事，本来也是很少遇到的。天下无事时，更应详细思考、预先防备，这样才不会有忧患。” 景德四年，皇帝对近臣说：“有人从西北来，说边境没有事情，百姓安居，荒地得到开垦，庄稼丰茂，关西物价非常低廉。每当想到东西两边经常劳烦经营，只应当选择不妄生事端的守臣，停止用兵、推行信义，以保持安定。” 祥符年间，皇帝又对宰相说：“朕自从北方边境讲和以来，边疆没有事端，但居安思危，从来不敢自我闲逸。朕常常撰写文章放在身边，早晚观看，希望用来警戒自己。” 咸平四年，皇帝对宰相说：“军国事务无论大小，都一定同你们反复商议，朕从不独断；你们也务必不要有所隐瞒，以符合朕的心意。”秘书丞孙冕上言说：“京城各司每每因为日常事务到便殿请示裁决，何况边境事务烦杂紧急，圣上为此焦虑劳神；各部门只求相互应付，彼此遮蔽，即使能够保住官位，也非常不称职。”唐景龙年间，名臣姚廷均上奏说：“律令格式陈列在象魏，奉行它们，事务没有不能治理的。近来见各司官员不能遵守法令，事情无论大小都全部上奏。况且君主的职责在于任用臣子，臣子的职责在于奉行法令。万机纷繁，不能全部亲自阅览，所以才设置官职、分掌事务，委任官员并责成他们完成。古代帝王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原因就在这里。从今以后，军国大事以及条文制度没有规定的，允许上奏请示；其余按照章程应当办理的，各自依照法律处理。若另行制造疑难、造成阻滞，因而拖延耽搁，希望允许御史上奏弹劾。”皇帝说：“孙冕这篇奏议很懂得大体，应当下诏严加告诫。”到了祥符四年，太常博士王嗣宗又上言：“陛下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已经十五年，大事小事全都取决于圣断。” “从今以后，希望陛下除了礼乐、征伐等大事以外，其余细小事务都责成左右近臣办理。”有人说：“王嗣宗不了解朝廷事务。”皇帝说：“他很懂得大体，应当下诏奖赏他，并且拿出《勤政论》给群臣看。”宰相等请求拿出来在朝堂公布，皇帝同意了。

译臣罗从彦辨析说：孔子称赞舜说：“无为而治的，大概就是舜吧？端正自身，恭敬地面向南方而坐罢了。”舜之所以能够无为而治，是因为百官都得到合适的人，九官都履行了职务。皇帝从咸平初年至祥符年间，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十五年，而京城各司每每因为日常事务到便殿请示裁决，事情无论大小，都由皇帝亲自决定，所以孙冕、王嗣宗等能够提出这些意见。过去商代中宗、高宗不敢荒废安宁，周文王从早朝直到太阳偏西，顾不上空闲吃饭，周公把这些事举出来告诫成王。这说明古人并不是不重视勤劳。到了周公作《立政》，却说：“文王能够存心于此，才可以建立这些常规事务。”又说：“文王无论庶言、庶狱、庶慎，都只是兼听而已，至于主管官吏和牧守，哪里曾使自己劳损形体、耗费心智去处理事务的末节呢？”唐代杜黄裳回答宪宗说：“帝王之道，只在修养自身、任用贤能罢了。至于文书、诉讼以及百官的能否，不是君主亲自承担的。因此帝王选择人才任用他们，责成他们取得成功；见到成效就奖赏，有罪就惩罚，谁敢不尽力？”李唐的君臣不足以称道，但杜黄裳的话尚且能达到这个道理，何况要兴起唐虞的治理呢？” 皇帝既因孙冕的奏议而认为他很懂得大体，又下诏奖勉王嗣宗，可以说是能够听取意见了。然而宰相竟请求把《勤政论》拿出来给朝堂观看，这难道是孔子所谓“顺势辅助”的做法吗？” 咸平五年，将要商议亲自到郊外祭天，盐铁使王嗣宗上奏说：“郊祀耗费繁多，希望改行谒庙之礼，并推行庆赏赐予。”吕防正说：“前代停止郊祀而改行谒庙，大概是因为灾害；如今无缘无故停止禋祀，礼典没有依据。”真宗说：“不但礼典没有依据，郊坛一天的费用又能节省多少？这实在不是恭敬奉事上天的心意。”于是下诏三司：“除禋祀所必需的物品外，其余都可以减省。” 臣罗从彦辨析说：古代每年举行一次郊祀，祭牲只用蚕茧、栗子大小，器物使用陶器、匏器，并没有多少繁重费用，取的只是恭敬诚心罢了。如今三年举行一次，已经不是古代的制度。至于赏赐士卒，是太祖一时的命令，后来沿袭成为成例。议论的人还想不给新兵赏赐，逐渐把它废除；但两府以下都赐给金帛，这是为什么呢？王嗣宗只知道财用的数目，固然不足以同吕防正这样的名臣讨论礼制和名分。他说前代停止郊祀改行谒庙，大概因为灾害，如今无缘无故停止禋祀，礼典没有依据。况且水旱灾害没有常态，如果不幸有灾故，难道可以援引前代的故事吗？真宗能够坚持原则，实在好；不计较郊坛一天的费用，奉事上天的礼仪不能缺少。若士卒的赏赐可以革除，就革除；两府以下的金帛可以削减，就削减。一切以恭敬诚心为主，谁说不可以呢？神宗时河北遭受灾害，两府请求不赐金帛，司马光认为救灾节用应当从贵近之人开始。王安石却引用常衮辞谢赐宴的事情来诘难他，并不是懂得道理的话。” 景德四年，内侍史崇贵出使嘉州回来，说平羌知县氏昭度廉洁能干，犍为知县王固贪婪污浊。真宗说：“内臣奉命出使，竟能察知官员的善恶，这本来也可以奖赏。但他身处宫禁近侍的位置，便这样自行赏罚，外面的人未必心服，必须让转运使再加审察。” 臣罗从彦辨析说：“考察州县官吏的善恶，自有常规制度。又不时派遣专使，把他们的能干或无能、懈怠、苛刻等情况上报，再加以褒奖或贬黜，这就足以治理了。”史崇贵出使嘉州，只能按照他的职责传达诏命罢了。他回来却说：“某人廉洁能干，某人贪婪污浊”，这就超出了他的职责。超出职责而发言，按道理应当惩罚；否则就不必过问。皇帝采用他的话，却又让转运使审察，这仍然是顺从了他的越职行为。古人拔除根本、堵塞源头，智虑深远，难道能不引以为戒吗？难道能不放在心上吗！” 杨亿在学士院任职时，真宗忽然在夜间召他到一座小阁中相见，那地方深在宫禁之内。见面后，皇帝赐茶，和他从容交谈了很久。于是拿出几箱文稿给杨亿看，说：“你认识朕的笔迹吗？这些都是朕亲自起草的，从来没有命令臣下代写。”杨亿惊恐，不知道怎样回答，叩头再拜后退出。由此假装发狂，逃奔到阳翟。当时杨亿凭文章名满天下，但性情刚直孤特，很少与人合得来，所以憎恨他的人得以借事诬陷他。皇帝天性喜好文章，起初对杨亿的眷顾无比深厚，晚年恩宠礼遇渐渐衰减，也有这个原因。臣罗从彦辨析说：“杨亿的文章天下闻名，真宗让他任职翰林，这就是说，杨亿有文章，而皇帝拥有杨亿这个人才。孔子说：‘天说过什么呢？四时照常运行，万物照常生长。’凭杨亿的才艺，他任职翰林的时间并不短，却不能用文章使他的君主融会贯通性与天道，使自己的谏言得以实行，这该归罪于谁呢？” 景德五年正月三日，天书降临左承天门。皇帝召群臣到崇政殿西序，告知这件事。王旦说：“陛下以至诚侍奉天地，以仁孝侍奉祖宗，恭敬自持，爱护百姓，早晚勤求治理，所以干戈停息，年年多次丰收。臣等曾认为天道并不遥远，必定会有明显的报答。如今神明授予秘文，确实彰显了上天保佑圣德的回应。不过，这件事在简册中从未有过，我们也还不知道其中所告谕的事情。开启封缄时，应当屏退左右，不要让它显露给众人。”皇帝说：“上天如果是谴责并指示政治上的缺失，本来就应当同诸位一起敬畏、改过悔悟；如果是告诫朕自身，也应当克制自己、自我修养，怎么能把它隐瞒起来，使人们不知道呢？”于是打开书信，诵读起来。皇帝说：“朕的德行微薄，为什么上天竟降下如此明白的命令，显赫清楚到这个地步？”王旦等说：“过去龙图授给伏羲，龟书赐给禹，都是非同寻常的祥应，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得到。陛下顺应天意建立皇极，自古以来可称第一，上帝因此再次赐下秘笈，显示治理国家的中正大道。这是万世难逢的时机。”于是改年号为大中祥符。臣罗从彦辨析说：“从前尧、舜命重、黎隔绝天地之间的交通，是为了防止天地相通，恐怕人和神混杂紊乱。因此，如果天书降临确实有这回事，那大概已经不是尧、舜那样的治理了。按道理考察，苍天默默地在无形之中运行，四时因此运行，万物因此生长，这就是天的规律。天难道会有某种东西，絮絮叨叨地降命指示吗？向远处考察上古，从未听说过这种事；向下考察百姓，也没有可取信的依据。可是王旦竟把它同龙图授给伏羲、龟书赐给禹相比，使皇帝的精诚寄托在本不该寄托的地方，岂不可惜！”

译祥符元年四月，天书降临宫禁之中。于是斋阁修建昭应宫。兖州父老以及僧人、道士吕良等到朝廷，请求举行封禅。皇帝命人宣谕他们说：“封禅是大礼，历代都很少举行，难以满足你们的请求。”吕良等进言说：“国家承受天命已经五十多年，功业成就，治理安定，已经达到太平。上天降下祥符来彰显盛德，本来就应当到泰山告成，以报答天地。”当时朝廷大臣也有请求的。等到知兖州邵晔也率领属官奉表陈请，皇帝便答应了。臣罗从彦辨析说：封禅并不是古代的制度，大概是秦、汉以来的奢侈之心吧？王通的话说得好。古代祭祀上天，确实有举行封禅的；但说封禅的道理起源于黄帝，说黄帝封泰山、禅梁父，那就错了。以唐代韩愈那样贤明的人，尚且沉溺于习俗，何况比他更不如的人呢？本朝太平兴国年间，百官三次请求封泰山，却因为供给和劳顿等事务忙不过来而没有举行。祥符初年，兖州父老到朝廷陈请，于是就沿袭实行了。这也是当时掌权者的过错。尧、舜和三代的君主之所以被称为太平、歌颂功业，都记载在《诗》《书》中。《诗》《书》中没有的事情，也就没有可以考证的依据。因此，不以尧、舜和三代君主为准则的，都是妄自造作。《豫章文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豫章文集》卷五 宋代罗从彦撰写 辑录 《遵尧录》四 仁宗 仁宗还是皇太子时，宾客李迪等常在东宫陪侍宴饮，见皇帝仪容举止端庄，即使有优伶在面前嬉戏，他也不怎么顾看。后来有一天，他们因奏事谈到这件事，真宗说：“他平时住在宫中，也从来没有随意说笑过。” 仁宗代理国政以后，大臣们有事议论时，他一定手执笏板面向南站立，听取他们的意见。他对辅政大臣说：“只要完全遵循公道就好了。” 天圣七年，玉清昭应宫发生火灾。仁宗认为这是守卫人员不谨慎造成的，下诏交御史台审讯弹劾，众人都想把他们杀掉。御史中丞王晓上疏说：“过去鲁僖公时两座宫殿发生火灾，孔子认为是因为僖公等人的亲属关系已经尽了，宫室应当毁掉。汉代辽东高庙发生火灾，以及高园便殿发生火灾，董仲舒说：‘高庙不应建在陵墓旁边，所以天降火灾。’如今玉清昭应宫的兴建不合乎经典义理。先帝正相信方士邪巧的言说，毫无节制地耗费财物。如今上天将它焚毁，正是在告诫其奢侈而不合经义。希望陛下思考如何应对天变。”仁宗受到感悟，于是减轻了守卫人员的罪责。仁宗曾经阅览国史，看见章圣皇帝东封、西祀以及修建玉清昭应宫、景灵宫等土木工程，竭尽天下工巧，过分奢侈，便对辅政大臣说：“这些事情虽然可以说是太平盛事，但也太过分了，当时执政大臣和负责修造的人，不能不承担责任。”宰相吕夷简说：“府库空竭，直到现在还没有充实起来，正是这个缘故。”仁宗说：“既然如此，朕应当以此为戒。” 真宗时撰写了《皇王帝霸论》，又撰写了《良臣忠臣等论》。仁宗曾经阅览这些著作，因而对大臣说：“凡是做臣子的，都应当做良臣、忠臣，不要做奸臣、权臣。”宰相等奏道：“愿陛下实行皇王之道，不要实行霸道。”臣等身为宰相，正在等待治罪，哪里敢不奉行圣训。臣罗从彦解释说：“孟子说：‘凭借武力假借仁义的人是霸主，成为霸主必须有大国；凭借德行实行仁义的人是王者，成为王者不必等待国家强大。’又说：‘霸主的百姓欢欣快乐，王者的百姓安闲自得。’孟子的话说得好！从前孔子去世后，孟子继承了他，只有孟子真正懂得王道和霸道。学问达到颜回、孟子的境界，王道就差不多可以掌握了。所以，懂得圣人之学以后，才可以同他谈论王道；不懂圣人之学，就不能同他谈论。不懂圣人之学的人，突然对他说‘这是霸道，这是王道’，他一定会迷惑而不相信。圣人不再出现以后，自炎汉以来，值得称道的

译君主，没有不夹杂霸道的，汉宣帝的话就是这样。唐代贞观年间，天下安宁，皇帝说：‘这是魏征劝我实行仁义的成效。’这大概也是借用了霸道。神宗时，以司马光的学问，尚且错误地发表这种说法，何况比他更不如的人呢？既然如此，王道和霸道的区别，必须在心中明白透彻；当时的宰相未必能够真正懂得。” 仁宗曾对辅政大臣说：“朕即位以来，任命的参知政事很多，其中忠诚纯正、值得记载的，只有蔡齐、鲁宗道、薛奎而已。宰相王曾、张知白，都操守忠诚谨慎，虽然有时有小的过失，但始终没有大的过错。李迪也忠厚朴实，能够自守，只是说话常常轻率直发罢了。”宰相庞籍等回答说：“人才难得，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仁宗又说：“朕对于众臣，记住他们的大节，不计较他们的小过，他们都是近世的名臣。” 庆历三年，宰相吕夷简生病，仁宗为此忧虑，派内侍不断慰问。听说他的病还没有痊愈，仁宗叹息说：“古人说胡须可以治疗疾病，这话一定是有道理的。”于是剪下胡须赐给吕夷简，说：“把这个作为药，希望或许能使你痊愈。”又让他列举几名可以重用的人。过了很久吕夷简仍不能入朝，仁宗允许他骑马到殿门。又命内侍取来兀子，抬着他向前，吕夷简不敢接受。仁宗便命两府到他家中商议政事。至和年间，陈执中被罢免宰相，改用文彦博、富弼二人。这两人长期享有声望，一旦重新被任用，朝廷士大夫往往互相道贺。欧阳修当时任学士，几天后进宫奏事，仁宗垂拱而坐，问道：“新近任命文彦博等人，外面的舆论怎样？”欧阳修以朝廷士大夫互相道贺回答。仁宗高兴地说：“古人任用人才，有时还要依靠梦兆和占卜；如果不能识别人，便应当顺从众人的声望。”于是欧阳修撰写给文彦博的批答说：“永远想想商、周所记载的事情，甚至还要通过梦兆和占卜来寻求贤才，哪里比得上士大夫的公正言论，顺从朝廷内外众人的声望呢？”这大概是转述皇帝的话。明道年间，宰相想任命两个亲近旧交的人为正言、司谏。仁宗说：“祖宗的法制规定，台谏官必须由皇帝亲自选任。现在不能破坏、废弛祖宗的法度；如果台谏官由大臣任命，那么大臣有过失就没有人敢说了。”执政大臣等恐惧万分，称说死罪，汗流浃背，拜了两拜退下殿阶。太子中舍同正员王文度摹刻真宗的御书，获赐紫服，并兼佩鱼袋。仁宗对辅政大臣说：“先帝曾命令伎术官不得佩鱼袋，是为了区别士人，应当重申这一规定。”后来王文度又请求改授正官、出任外职，仁宗说：“伎术人员如果授为正官，就会逐渐扰乱官员的品秩；依旧制迁为同正官就可以了。” 李俶任翰林学士时，他的父亲李若谷任枢密直学士。李俶请求排列在父亲之下，仁宗说：“父子同朝为官，应当有所区别。”于是同意了他的请求。孔延鲁任右正言，按法令应当升迁，他希望自己不升迁，而替父亲尚书祠部郎中孔勉请求退休后获得紫章服。仁宗说：“儿子替父亲请求，可以答应。”特意赐给孔勉紫章服。宰相等说：“延鲁所陈说的事情，足以使风俗敦厚；陛下委曲地答应他的请求，实在有助于以孝治理天下。” 仁宗曾对张士逊说：“帝王的明智，在于选择人才。能够辨别邪正，天下就没有治理不好的。”张士逊说：“只有帝王才知道这件事的困难。假如选用人才得当，又能使邪正分明，那么二帝三王也不会改变这条道路。” 仁宗曾对近臣说：“臣子即使有才而适合任用，也应当以德行作为根本。如果心怀不正，挟带虚伪来掩饰自己，用心即使巧妙，行为的痕迹反而更加明显。朕用这一点来观察人，能够洞察邪正。”宰相等回答说：“孔子给弟子排列次第，颜回以德行为第一。陛下所说认识人的要领，全都包含在这里了。” 仁宗曾对辅政大臣说：“近来臣僚请求入朝

译对答的，大多是想求进用的人，很少有请求退职的，为什么呢？”王曾说：“士人是贪婪还是廉洁，取决于当时朝廷对他们是任用还是弃置。只有朝廷抑制奔走竞争、推崇安静退处，才差不多能形成难于进取的风气。”仁宗认为他说得对。

译谏官韩绛曾因入朝对答而进言说：“天子的权柄不可向下转移，事情应当偶然直接由皇帝作出明断。”仁宗说：“朕当然不怕亲自作出处置，只是担心处置不合乎道理，而有关官署奉行之后，祸害已经加到百姓身上，所以每次都想先充分考虑大臣们的意见，然后再实行。” 仁宗曾对辅政大臣说：“知州、通判，是百姓的表率。如今审官院只按照名次任用官员，可以吗？”宰相王曾说：“不拘资次任用人才，确实足以劝勉群吏；但必须另外制定选拔任用的办法，才可以实行。”仁宗认为他说得对。仁宗曾对辅政大臣说：“我观察古代那些追求治理的时代，管理百姓的官吏大多能称职，百姓也能够安居乐业。如今求治的途径并不是不广泛，但官吏大多失职，不能符合为百姓谋利益的意图。难道是现在人才少了，而时代变化不同了吗？大概是因为他们不能长期任职。那些有智慧、才能和力量的人，虽然有兴利除害、禁止奸邪、劝勉善行的意愿，但如果不稍微给他们一些年月，那么他们的官吏和百姓也会因偷安而不肯为他们效力；想要完成全部功业，就没有办法了。如今州县所凭借来治理的，是守令。考察那些有才能的，使他们能够长期任职，再用褒奖赏赐来勉励他们。现在所谓最急迫的事务，没有什么能超过这一点。”于是下诏：今后守令中有清廉不扰民、政绩特别突出、对百姓有恩惠的，本路安抚、转运使及副使、判官、提点刑狱司都可以共同保举其再次任职；中书另行加以考察，确实如保举所说，就给以推恩。仁宗退朝后，曾命侍臣在迩英阁讲读。贾昌朝当时任侍讲，讲解《春秋传》时，每当讲到诸侯淫乱的事情，便略去不说。仁宗问他原因，贾昌朝据实回答。仁宗说：“六经记载这些事情，是为了给后世作为鉴戒，何必忌讳呢？” 臣罗从彦解释说：我曾听老师说：“《春秋》这部书，是历代君王都不可改变的普遍准则。自从周道衰落，圣人担心后世圣王不再出现，大道于是坠失，所以写了这部书。比如孔子回答颜渊关于治理国家的提问，就是这个意思。这部书体现了文与质的适中、宽与猛的适宜以及是非判断的公正。后世解释《春秋》的著作，只有三传而已。贾昌朝把它略去不讲，究竟是符合经书的旨意呢，还是因为左氏传的偏僻说法呢？” 真宗曾阅览前代经书和史籍，选取其中可以作为后世法则的内容，撰成《正说》五十篇。仁宗在经筵命侍臣每天诵读一篇。等到侍读丁度等讲解《春秋》时，诵读完《正说》全篇，仁宗说：“《春秋》所记载的，都是前代治乱的事情，难道敢不引为鉴戒吗？《正说》是先帝的训言，难道敢不遵奉吗？”丁度说：“陛下的德音如此，实在是天下的幸运。” 仁宗每次临御经筵，都用象牙书架放置书册，朝外的一面朝向侍臣，以便他们讲读。仁宗曾在琼林苑赐进士及第的王尧臣等人闻喜宴，又派内侍赐给他们御诗，每人另赐一轴《中庸》。此后便成为常例。起初，仁宗准备把《中庸》赐给进士，命辅政大臣抄录一部，抄本呈上后，又让宰相张知白诵读。读到“修身治人”的道理时，仁宗一定命他反复陈说。仁宗专心听到全篇结束，才停止。臣罗从彦解释说：《中庸》这部书，是孔子传给曾子，曾子传给子思，子思把所接受的话整理记载成篇。“中”是天下的根本，“庸”是天下确定不变的道理，所以用它作为篇名。这是圣人之学的源流，也是六经深奥的关要。汉、唐之间，读它的人并不是没有，但能懂得其中滋味的人很少。自仁宗阐发这部书，把它赐给进士及第的王尧臣等人，如今终于有懂得它的人了。从前尧、舜相互传授的道理，也不超出这一点，而天下因此大治。上天大概是不是有意于此文，想借此启发、觉悟天下后世呢？” 皇祐年间，宗室叔韶献上自己写的文章，皇帝召他到学士院考试，文章列为中等，赐进士及第，升任右领军卫将军。他入宫谢恩，皇帝命他坐下，赐茶。仁宗说：“宗室中爱好学习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你能凭文章考中进士，此前从来没有过。朕想让天下人知道宗室中也有贤能的人。你要努力，不要忘记过去所学。” 天圣初年，仁宗在景灵宫荐享、太庙祭祀以及圜丘祭祀的大礼中，礼仪使王曾说：“皇帝身穿衮冕、手执圭玉，在太庙酌酒献祭时，七室每室都要演奏乐章；圜丘的乐舞要变换六次，升降行礼要两次，恐怕难以长久站立等待，请求减少一些。”仁宗不同意，说：“三年举行一次祭享，朕不敢怕劳累。” 皇祐二年，举行明堂大享。仁宗每次遇到神主，行礼完毕，便弯腰后退行走，必须退到礼仪规定的尽头，才改变步伐转向。赞导和陪同升阶的人，都限定人数，并让侍臣遍告献官以及进献、撤除俎豆的人，全部安缓谨慎、严肃恭敬，不要匆忙而失去恭敬。天刚亮礼仪才结束，比平时行礼多用了几刻钟的时间。仁宗曾对辅政大臣说：“如今公卿之家专门置办产业，却没有听说有人建立家庙，难道是朝廷劝勉和告诫还没有做到位吗？还是风俗教化衰败，终于无法恢复了呢？应当考察古代制度，议论其中可以施行于今天的，实行起来。”宰相等说：“陛下庆历初年郊祀赦书，曾经允许群臣建立家庙；有关官署却不能推广皇上的恩典，因循观望，于是超过十年。如今正公卿荐享祖先，下至普通百姓，都是一样；衣冠和昭穆次序，混杂使用家人的礼制。由于沿袭偷安的弊病，人们安然不以为怪。陛下深切的心意已经表现在叹息中，臣实在惭愧。”父亲亲自主持宗庙祭祀，排列昭穆，区别贵贱等级，这是孝道；即使有所过分，也是过分地行孝。置办产业、谋求利益，甚至同百姓争利，反而不以为耻；等到建立家庙，却说‘不敢’，这是敢于争利而不敢行孝。”于是将此事交给两制官和礼官共同参议，可惜有君主而没有臣下积极响应，过了很久最终也没能确定下来。仁宗一天夜里已经就寝，听到乐声，命人点灯起身坐着，让内侍察看，内侍说：“这是矾楼百姓饮酒时的乐声。”仁宗高兴地说：“朕作为天下百姓的父母，能够使百姓长久这样生活，就满足了。”听到乐声停止后才就寝。官吏中有犯过失或枉杀人的，仁宗终身都不忘记他们的姓名。后来有关官署讨论赦免、拟定任官人选时，他总是说：“这个人曾经违法杀害朕的百姓，怎么忍心再让他参与朝廷政务呢？” 仁宗爱护百姓、体恤万物，出于圣人的本性。他审断案件时，一定力求保全人的性命。曾对辅政大臣说：“朕从未用死刑去辱骂人，何况怎么敢滥施刑罚呢！” 至和初年，京城发生大瘟疫，仁宗拿出两支犀角交给太医配药，用来治疗百姓。剖开后，发现其中一支是珍贵的通天犀。内侍李舜举急忙奏报：“这是犀角中最美的，请把它制成御用腰带。”仁宗说：“朕把它制成腰带，哪里比得上用它来治疗百姓的疾病呢？”命人立即把它击碎。

译仁宗爱惜、重视民力，对于宫室、池塘、楼台尤其谨慎。修建工程开始时，三司曾想把玉清昭应宫的旧址作为御苑，仁宗说：“朕继承先帝的苑囿，尚且觉得太大，为什么还要用这块地方来助长游观的奢侈呢？” 景祐四年，司天监上奏说：“明年元旦将发生日食，这一天是三朝之始，君主尤其忌讳，请改动闰月来避开它。”仁宗拿这件事询问大臣，参知政事程琳说：“太阳是众阳之首，是君主的象征；如果发生日食，恐怕是陛下刚健之道有所亏损而导致的，只有修养德行才能避免它。”仁宗说：“卿说得非常对，不如自我责备来回应天变。” 庆历六年，仁宗对辅政大臣说：“近来臣僚有人说出现了星变。即使国家没有灾异，也应当自我修养、警戒自己，何况是因灾谴而出现的征兆呢？上天的谴责告诫，是想使君主恐惧并修养德行，就像君主知道臣下有过失，便用告诫来指示他，使他能够自我更新，从而不陷入罪恶一样。这就是上天仁慈的心意，怎么敢不敬畏并奉行呢？” 寿州长史林献可用土书议论国家的吉凶祸福，仁宗对辅政大臣说：“朝廷政事的得失，在于任用什么人。得到贤才就能治理好，否则就会混乱。即使在尧、舜的时代有灾异，也不会成为祸害；即使在桀、纣的时代有祥瑞，也不会成为福分。如今小人常常借托虚假的名声来装作正直，谋求升迁，不可不加以察辨。” 知无为军茹孝标曾献上三百五十株灵芝草，仁宗说：“朕一向把丰年看作祥瑞，把贤臣看作珍宝；至于草木虫鱼的奇异，哪里值得崇尚呢？”特意赦免茹孝标的罪过，同时告诫天下：“从今以后不得再把这类事情上报。” 天圣七年，契丹发生大饥荒，流民越过界河。监司把这件事上报。仁宗对辅政大臣说：“他们虽然是境外的百姓，也都是朕的子民。为什么不多想办法赈济救助他们呢？”于是下诏：契丹流民经过的地方，每人发给米二升，分别送往唐、邓、襄、汝四州，安排在闲置田地居住。庆历年间，仁宗对辅政大臣说：“自从元昊请求讲和，西部军队解除戒严。然而戎狄的心意，不能保证和过去一样，我深深担心边臣逐渐失去戒备。可以下诏给陕西、河东经略司以及北京的夏竦，秘密告诫所属部队，向远处设置侦察，广泛储备粮食，训练士卒，修缮城池，要像面对强大的敌人一样，或许可以避免仓促发生祸患。” 天圣初年，监修国史王曾说：“唐代史官吴兢在正史、实录之外，采集太宗与群臣问答的话，编成《贞观政要》。如今想采集太祖、太宗、真宗实录、日历、时政记和起居注，选择那些简明易懂而没有收入正史的事迹，命史官另编一部书，与正史并行。”仁宗同意了，下诏命吕夷简专门负责此事。书编成后，就是如今所说的《三朝宝训》。庆历三年，枢密副使富弼说：“我历观古代帝王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法制作为首要事务的。法制建立以后，万事才有准则，治理之道才能成功。宋朝拥有天下八十多年，太祖首先革除五代的弊端，创立制度；太宗能够继承前代功业，法纪纲常更加明确；真宗承接两朝太平的基础，谨慎地遵守成法。近来纲纪很是紊乱，随事改变，两府执政便把临时措施当成成例，施行于天下，众人都认为不对，而朝廷却安然奉行，不想加以革除，以至于民力耗尽，国家财用空乏，吏员冗滥而政道缺失，赏罚没有准则，夷狄从外部侵犯，盗贼遍地都是。像这样各种弊端，无法一一列举；它们所以形成，大概是因为法制没有建立，逐渐沦落到了这个地步。臣如今想选官设局，把三朝典故以及近来谋划将来、各司所实行的可用文字，分门别类汇集编成一部书，放在两府，使它成为法式，或许能使根本纲纪稍稍振作，弊法逐渐革除。这是守护基业、挽救祸乱的根本。”仁宗赞许他的奏议，命欧阳修等四人共同编修，下诏让富弼总领此事；按事情类别分成若干门，每一条之后分别解释其意义，同类的事情只解释一条。书编成后，就是如今所说的《太平故事》。臣罗从彦解释说：“仁宗承继太平日久，纲纪不能振作，大概是因循积习造成的弊病。然而他能够做四十二年的太平天子，百姓直到今天还称颂他，正是因为他的德意存在。何况德意已经得到百姓的信任，纲纪又能明白整饬，那么留给后代的影响应当怎样呢？这就是富弼奋然想追法祖宗、思考革除弊法的原因。” 章圣皇帝还没有即位时，曾派内侍到泰山茅仙处祈祷。内侍遇到一个异人，异人说王真人已经降生为宋朝第四代皇帝。内侍问：“王真人是什么人？”异人说：“就是古代的燧人氏。”当时章懿皇后也梦见数百名身穿羽衣的人跟随一位仙官从空中降下，对她说：“这个人将托生于夫人。”醒来后她把梦境上奏。真宗非常高兴。等到仁宗出生时，火光直冲天空，祥瑞之气充满房间。仁宗五六岁时，常常拿槐木片当作筷子来钻木取火。真宗问：“用它做什么？”仁宗说：“试着钻火罢了。”真宗对后妃说：“所谓燧人氏，果然不是虚妄的。” 臣罗从彦辨析说：阴阳二气和五行交替运行，虽然刚柔混杂，美丑不一，但圣人出生，一定是得到了其中纯粹而不偏的一种气，这是合乎道理的。自古以来，从帝王到平民，没有子女而通过祈祷获得子女的，是有这种事的；都出于至诚所感，既然有所感就必有回应，这也是常理。事情没有证据就不能使人相信；不能相信，百姓就不会听从。至于内侍遇到异人、章懿皇后梦见仙官，都是所谓没有证据的事情。没有证据却拿来宣说，会开启欺诈妄言的道路，是君子不取的。有人说：高宗梦见得到傅说，记载在《尚书·商书》中，古人不认为这不对，为什么呢？回答说：高宗是贤明的君主，傅说是贤能的臣子；贤明的君主以至诚之心思求贤臣，所以梦中得到良弼，这在道理上也说得通，也是感通的道理。如今却说皇后梦见数百名身穿羽衣的人跟随一位仙官从空中降下，说‘这个人将托生于夫人’，这就不合道理了。不懂得道理的人，谁能识别其中的是非呢？”

译仁宗起初选郭氏为皇后，她姿色很美，但性情刚烈嫉妒，没有儿子，又曾同向美人争斗殴打。仁宗认为她不可以母仪天下，于是废为庶人。右司谏范仲淹进谏说：“皇后是用来长养阴教、母仪万国的，不应因为过失而轻易废黜；况且谁能没有过失？陛下应当告谕皇后的过失，把她安置在别馆，选择年长的嫔妃劝导她，等她悔悟后再让她回宫。”奏书上呈，没有被采纳。第二天，他又率领属下伏在阁门前极力论说，仁宗派中人押送他们到中书省商议。宰相以汉、唐有废皇后的旧例为理由，范仲淹说：“陛下天性如尧舜，相公为什么要用前代的弊法使盛德蒙受牵累？”御史中丞孔道辅又极力论说废后的不可行。第二天范仲淹等留在朝班中，同宰相当廷争辩是非，范仲淹等因此获罪，郭后最终被废，居住在瑶华宫。臣罗从彦辨析说：古代天子设置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用来处理天下的外政；天子之后设置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用来处理天下的内政。所以说，天子听取男子的教化，后听取妇女的顺从；天子治理阳道，后治理阴德，这些制度终身不变。礼制所说的七条出妻理由，是针对大夫以下的人说的；天子没有废后的条文，诸侯也没有废夫人的事情。因此《关雎》歌咏得到淑女来匹配君子，忧虑的是进用贤德，并不是沉溺女色。采选后妃的办法，只在于慎重考察最初的品行而已；这样可以防止色欲、堵塞谗言离间、杜绝僭越作乱，治乱祸福的关键就在这里。仁宗时，郭后因为没有儿子，愿意避开后位而入道，这是道理上不可允许的。所以范仲淹等争辩此事，甚至伏在阁门前极力陈说。当时执政的人不知道应当以尧舜之道对待君主，反而引导君主踏入汉唐的弊法，岂不可惜！” 郭后被废的第二年，章献明肃皇后的丧服还没有除去，宰相等人却劝仁宗重新娶曹后。范仲淹进言说：“这是又教陛下做一件不好的事。”后来有一天，宰相对韩琦说：“这件事外人不知道。刘太后已经升仙，官家年纪正盛，郭后、向美人都因为失宠而被废，以姿色进用的人多得数不清；如果不立皇后，就没有办法制止这种情况。” 臣罗从彦辨析说：男女婚配，是终身不改变的。所以按礼制，天子、诸侯不再娶。解释礼的人说，天子、诸侯的内职都已完备，皇后、夫人去世后，可以由次妃代行内政，因此没有再娶的礼制。唐代啖氏也说：古代诸侯娶一位正妃、九位女嫔，元妃去世后由次妃代理内事，没有再娶的条文。所以从《春秋》的原则来看，仲子不能成为夫人。由此说来，天子也就可以知道了。明道年间，郭后入道，宰相等人劝仁宗重新娶曹后，这使盛德受到牵累，不只是因为章献皇后的丧服尚未除去。后世做君主的，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难道可以不引以为戒吗！” 景祐年间，太平日子久了，想求仕进的人都依托权贵以希求升用，奔走竞争成为风气。台官又常常上言，琐碎而不切合治体，很多还挟带个人仇怨来伤害贤良之士。有一天，仁宗对宰相说：“古代卿大夫彼此在朝廷上相互退让，士人和平民彼此在道路上相互退让；下至汉文帝时，人们以谈论别人的过失为耻。如今士人互相诬陷，渐渐形成党争。”于是下诏告诫他们。诏书下达后，邪曲柔弱的人颇感惭愧。臣罗从彦辨析说：“孟子说：‘仁爱的言语不如仁爱的声誉深入人心。’仁言、仁声有什么不同吗？回答说：‘仁言，是执政者说明自己所做的事情；仁声，是百姓称道的话。’这不可不懂。天子所做的事，必须能够以风教感动天下。例如汉光武帝起用循吏卓茂，让他担任太傅；魏任用毛玠为尚书；唐任用杨绾为宰相，都是这样。区区的命令，并不能用来感动人。汉、唐那些君主有什么值得说的呢？然而他们一时所做的事合乎道理，尚且足以使人感动，何况用尧、舜之道来改变天下呢？” 庆历三年，仁宗任命晏殊为宰相，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杜衍为枢密使，韩琦和富弼为副使，以至于台阁中聚集了许多当时的贤才。仁宗已经厌倦西部战争，又怜悯天下困苦疲弊，奋然有意于治理，于是想借助群才来改变政治，多次下诏让大臣条陈天下事务。事情刚开始施行，十件还不到一件，小人和受宠幸的权贵都觉得不利。第二年秋天，晏殊因事被罢免，范仲淹等人也相继离开，事情于是停止。臣罗从彦辨析说：小人得到权势和宠幸，实在可怕，已经很久了。以仁宗的英明，急于谋求治理，晏殊任宰相，群贤在朝，天下都拭目以待太平；富弼、范仲淹等分别把事情条列完备，按照当时应当优先办理的事项开始施行。欧阳修又把天子更改政事、忧悯百姓、劳心求治的意愿载入制书，用来讽谏、晓谕和训诫在位者，可以说是一时的善政，却败在谗言离间之中，最终不能实现志愿，这是为什么呢？古代君主建立政令、办理政事，君臣相互同心谋划，明智能够照察，仁德足以守持，勇气足以决断；施行时不暴躁，维持时又能长久，所以小人不能安插私欲，受宠幸的人也不能动摇成效。像庆历年间的事情，开始时锐意进取，却没有防备它的后果，君臣之间，难道不是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吗？实现治理的困难，是古今共同的忧患，岂不令人叹息！” 诞节：太祖称长春，太宗称寿宁，真宗称承天，仁宗称乾元，英宗称寿圣，神宗称同天，哲宗称兴龙。臣罗从彦辨析说：“诞节，古代本来没有，是唐代开元年间源乾曜等人倡议创立的。有人说唐太宗不在生日举行宴乐，因为那是父母辛劳生养自己的日子。源乾曜等人却把君主的生日定为节日。所谓节日，是阴阳之气到达一定时令的时节，不能人为制定。唐明皇享有国运日久【此以下阙文】《豫章文集》卷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豫章文集》卷六 宋代罗从彦撰写 辑录 《遵尧录》五 李沆 太宗时，李沆以著作佐郎身份在史馆任职，获赐五品服。雍熙年间，左拾遗王化基上书，大肆夸言自我推荐。太宗对宰相说：“李沆、宋湜都是优秀士人，可以一起考察任用。”第二天，二人都被任命为右补阙、知制诰。李沆的职位原在二人之后，特意把他提升到二人之上。不久，召他入翰林，任充学士，赐金紫服。李沆敢于纠正违背、进献可行的意见，使皇帝的心意更加充实。天子知道他的才干，于是有意重用。淳化二年，授任给事中、参知政事。太宗于是按照名义考察实际，李沆尽心辅佐，竭力使各种政务明白有序，名器有条理，人人没有侥幸求取的机会。淳化四年，以原官职被罢免离任。真宗即位，授李沆为户部侍郎、参知政事。第二年，以原官职任平章事。李沆在中书省，从来没有秘密进呈封章。真宗询问原因，李沆说：“臣充任宰相，公事应当公开说。如果背着同僚秘密上奏，不是进谗就是献媚。臣一向痛恨这种做法，怎么还会亲自去做呢？”真宗感叹并称赏他。将要下诏让各级官员上封章直言时，有人指责中书省的过失，请求罢免有关人员。真宗看后不高兴，对李沆说：“这些人都不是善良之辈，只是想借此自我进用，应当责罚他们来警戒众人。”李沆说：“朝廷近来刚刚开放言路，如果所说合乎道理，就应当加以表彰奖赏；如果不合道理，留在宫中不发出也可以。何况臣等没有才能，只是充任台辅，假如因此被罢免，那正说明进言之臣是在辅佐朝廷。”真宗说：“卿真是长者啊。” 臣罗从彦解释说：自古以来谏官议论政事，执政者大多忌恨他们，又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于是堵塞天下人的言路。只有唐代的裴垍和李沆二人不是这样。裴垍任宪宗宰相时，谏官有议论政事的，他一定奖赏激励，使他们畅所欲言；章圣皇帝时，有人指责中书省的过失，皇帝想责罚他，李沆说：“朝廷近来刚刚开放言路，只看他说的是否合乎道理罢了。”把过错归于自己，并自称没有才能；不是忠于侍奉君主、把天下国家看成一体的人，谁能做到呢？” 咸平五年春，真宗登楼观灯，看到人物繁盛，便命人举酒，赐给侍臣说：“天下富足繁庶到如此地步，朕很高兴同卿等一起举起这杯酒。”李沆推辞躲避了好几次，最终也不接受。真宗因此脸色变了。第二天，王旦拜见李沆，徘徊着谈到他极力辞酒的事，李沆说：“天下的各种事务还有很多没有办成，君主怎么能说天下治理安定已经达到极点呢？我认为自古以来君主的嗜好有三种弊病：不喜好女色就喜好用兵，不喜好用兵就喜好神仙。以我观察，圣上的天性如此，必定不会有好色、好兵的牵累；只是担心他日受到方士的影响。李沆老了，只是想念相公，恰好说到了这些。” 景德初年，北方敌人侵犯边境，李沆担任留守京城的职务，坐镇京师，命令得到执行，有禁令就能禁止，没有杀一个人，使天下没有南顾之忧，上下一心，同德协力，光大辅佐朝廷的大政。第二年，李沆升任门下侍郎。王旦在此以前已经任参知政事；到这时西北两方仍然梗阻，边境的羽书和奏报没有一天中断。每次皇帝在延英殿白天召见，紧急传召王命，有时直到日暮西斜，还顾不上吃饭。王旦对李沆说：“什么时候才能盼望见到太平，那时我们这些人就可以安闲休息了。”李沆说：“国家有强敌和外患，正好足以使人警惧；将来天下安定，臣子各尽职守，也未必就能高枕无事，您为什么要这样期盼呢？” 臣罗从彦解释说：普通人的常情是，正当有警报时，不能随事应对，甚至会惊慌失措；等到太平而空闲多了，又会懈怠遗忘，不知道灾变正在无形中产生。李沆认为国家有强敌和外患，正好足以使人警惧；将来天下安定，也未必就没有事情，他的见识远远超过常人。李沆内在操守端正谨慎，通晓大体；对外身居高位，接待宾客时常常少言。马亮与李沆同年出生，又同他的弟弟李维友善，于是把这些话告诉李维。李维趁机转告马亮，马亮便对李沆说：“我不是不知道这些，只是如今朝廷士大夫能够升殿议事、上封章论奏，完全没有受到阻塞，往往交给有关部门办理，大家都看得见。至于国家大计，北面有契丹，西面有夏人，常常直到日暮还在条陈议论，用来防备抵御的办法，并非没有详细研究。士大夫中如李宗愕、赵安仁，都是当时的杰出人物，和他们谈论，尚且不能启发我的心意。其余那些取得官籍的子弟，起坐拜揖还常常慌乱失措，一到席间便只会自夸功劳，希望得到宠信奖赏，这有什么值得采纳的，值得同他们交谈呢？如果委屈心意去亲近他们，那就是世人所说的笼络；笼络人的事，我实在做不到。请替我向马君致谢。”李沆常说：“身居宰相重位，实际上对国家没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只有把朝廷内外陈说的利害一概驳回，这一点还稍稍足以报国罢了。”朝廷的防备制度，细微之处都已完备；如果有时顺从所陈请的意见而施行一件事，所造成的损害就多了。议论者说，这正是唐人陆象先所说的“庸人扰之”的意思。臣罗从彦解释说：按照常人的看法，李沆这些话很符合太平宰相的体统，必定不会像张汤一类人那样，拿祖宗的法度纷纷改动，使天下百姓受到扰乱。然而太宗喜欢议论钱谷，吕端、寇准等人不能进言，张观却能进言；真宗崇信天书，王旦等人不能进言，张奭却能进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怎么能过分诬蔑天下人，说天下竟没有一个人呢？尧说：“要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何况那些才能不如尧的人呢？这些都是李沆的过失。李沆任宰相时，当时丁谓还任两制官，寇准多次推荐他，但还没有得到任用。一天，寇准对李沆说：“像丁谓这样的才干，士大夫中没有几个比得上，相公为什么不用他呢？”李沆说：“丁谓如今已经进入两禁，稍加任用就会执掌国政。像这个人，果真可以让他执掌国政吗？”寇准说：“既然如此，相公自己估量一下，最终能压制住他吗？”李沆说：“一定能。”寇准说：“既然将要任用他，希望将来不要后悔。”后来丁谓果然执掌国政，不久寇准便遭遇了被贬往南方的灾祸。起初，李沆在天下无事时，曾同王旦谈到方士的学说。等到西北两个方向出现警报，他又说：“将来天下安宁，人臣各自尽职，也未必就能高枕无忧、无事可做。”后来北方边境和好，西部戎人归附，不到十年，朝廷便举行西祀、东封。王旦讲求礼仪，治理财赋，忙得无暇旁顾，回想起李沆的话，便派人到他家中绘制画像，向画像拜祭，佩服他的先见之明。寇准

译太宗时，寇准以郓州通判的身份被召见。皇帝对他说：“我知道你有谋略，试着替朕决断一件事。”如今内外都没有惊扰，这件事我已经和大臣商议过了。寇准请皇帝说明事情。皇帝说：“东宫所作所为不合法，将来必定会做出像桀、纣那样的事。想废掉他，可是宫中已经有自己的甲兵，恐怕会召来祸乱。”寇准说：“请定下某月某日，让东宫到某处代行礼仪，并让他的左右侍卫全部跟随。陛下搜查他的宫中，如果果然有违法的器物，等他回来后拿给他看；隔断他的左右，不让他们进入，只留下一个黄门就够了。”皇帝认为可行，于是东宫的服事便被废除。太宗长期患病，当时寇准在魏驿，皇帝召他回来，询问身后之事。寇准推辞说：“最了解儿子的莫过于父亲，臣愚昧，不敢参与此事。”皇帝说：“正因为你明智而不阿谀顺从，所以才问你；你不应当推辞躲避。”寇准拜了两拜，请示说：“臣观察诸位皇子，确实没有不好的；至于寿王，尤其深得人心。”皇帝大为高兴，于是决定防备之策，立寿王为太子，亲自举行告庙礼。回来时，六宫都登上御楼观看。李皇后当时也在那里，听见百姓都唱呼说：“这是我们皇帝的儿子，年轻可爱。”皇后很不高兴，回去后把这件事告诉皇帝。皇帝召寇准来责备说：“万民只知道有太子，却不知道有朕，你误了朕啊。”寇准说：“太子是万世祭祀社稷的君主，如果传位给不合适的人，确实值得忧虑。如今天下人歌颂他得到了贤明的太子，臣岂敢不把这看作值得庆贺的事？”皇帝这才释然，从此对寇准更加宠信厚待，屡次任命他为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真宗即位后，把三司合并为一司，开始任命寇准主持。景德元年，寇准任同平章事，抵御契丹进犯澶渊。当时大臣们议论应当在京城戒严，增加兵力，以图皇帝向西南巡幸。寇准当面驳斥说：“王钦若是江南人，所以请求陛下巡幸金陵；陈尧叟是蜀人，所以请求陛下巡幸成都。这些都是浅陋的议论，不值得采纳。如今敌人已经渡过我国土地，却没有人敢向前迎战或退却。陛下如果亲自出征，敌人一定胆裂，还用得着谋划别的去处吗？”皇帝到了澶渊，敌军仍未退去。寇准说：“六军的心胆都在陛下身上，如果现在登城擒敌，一定能够成功。”皇帝听从了他。将领和士卒欢呼，万弩齐发，射死了敌军将领王统军，军威大振，敌势窘迫，于是请求通和。皇帝询问寇准，寇准谋划防御并进言说：“如果能够采用臣的这个计划，可以保证数百年无事；否则四五十年以后，恐怕敌人的野心又会产生。”皇帝说：“朕不忍心让百姓受困，不如听从他们求和。五十年以后，谁知道没有能够抵御塞外敌人的人吗？”敌人于是得以议和。寇准在军中，对诏令有些不听从。事情平定后，他谢罪说：“假如臣完全按照诏令办事，哪里能这样迅速地成功呢！”皇帝笑着慰劳他说：“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呢？” 当初皇帝巡幸澶渊，车驾正要渡河，敌军骑兵遍布，甚至到了城下，人心汹汹。皇帝派人暗中察看寇准的举动，而寇准正在中书熟睡，鼾声如雷。人们认为他能够在一时之间镇定局面，把他比作谢安。臣罗从彦解释说：“人才各有所用，若不是大贤之才，不能要求他样样完美。像寇准那样多存私意、强词争辩，确实可恶；但到契丹进犯澶渊时，他驳斥陈尧叟、王钦若的错误谋略，劝皇帝亲征，在世上建立了显赫的大功。” 这大概不是平庸之人所能做到的，难道不是因为人的才干各有其用吗？寇准喜爱贤才、乐于行善，尤其明于知人；他所推荐的人，如种放、孙何、丁谓之类，都出自他的门下。他曾对亲近厚待的人说：“丁生确实是奇才，然而恐怕不能担当重任。”后来丁谓从永兴军重新被授任中书侍郎、平章事。当时丁谓任辅佐官，一天在政事堂用餐，汤羹沾污了寇准的胡须，丁谓起身替他擦拭。寇准说：“你身为参预朝政的大臣，难道应当亲自替长官擦胡须吗？”丁谓回头看着左右，十分惭愧怨恨。皇帝已经厌倦政事，而丁谓奸邪谄佞、迎合皇帝，太后又有临朝听政的谋划。寇准在便殿请求密封进言说：“太子聪睿仁德，天性出众，足以担当天下大事，陛下为什么不顺应天意人心，考虑关系社稷的重大谋划呢？如果丁谓仗恃才干而包藏奸心，曹利用凭借权势而意气用事，他们都不能辅佐少主，恐怕会扰乱陛下的家事。”于是俯伏流泪，皇帝命宦官扶起并慰劳道谢。第二天，丁谓的党羽把紧急事变上报，散布寇准图谋不轨的话来中伤他，寇准因此被罢免。干兴元年二月，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臣罗从彦解释说：古人任用人才，把德行和器度放在首位；才干很大而德行不足，只会成为累赘。寇准起初把丁谓推荐给李沆，李沆不同意。寇准说：“像丁谓这样的才干，相公自己估量一下，最终能压制住他吗？”等到丁谓执掌国政，寇准又不能容忍他，指责他包藏奸心，不可以辅佐少主，于是招致了自己被贬往南方的祸患。寇准南迁本来没有错，然而使丁谓无所顾忌，得以结交雷允恭来图谋不轨，也都是由寇准造成的。后世做大臣的，只贪图人的才干而不考察他的德行，难道不应当引以为戒吗？起初真宗问两府大臣：“朕想找一个人担任马步军都指挥使，你们来选择。”正商议这件事时，有官吏拿着文书进来，寇准问：“是什么文书？”官吏说：“是成例簿。”寇准斥责说：“朝廷想任用一个衙门官员，尚且还要查考成例吗？那还要我们这些人做什么！败坏国政、损害王道，正是由于中书琐琐碎碎地查考成例罢了。”寇准在中书时，凡是有所作为，大多不采用旧例，都是这一类情况。然而他三次入相却不能长久在位，也多半因这件事受到牵累。皇帝正患病，对侍臣说：“能够使我的儿子成为皇帝，并且不让我忧虑的，只有寇准、李迪可以做到。” 王旦 真宗时，王旦多次任翰林学士。人们说他有宰相的器度。他曾奏事退下殿去，皇帝目送着他说：“能替朕实现太平的，一定是这个人。” 景德二年，王旦被任命为平章事。当时契丹刚刚请求结盟，赵德明接受誓约，愿意守护河西。两边停止用兵。皇帝于是想凭借无事来治理天下。王旦认为宋朝兴起已经历三代，祖宗的法度都在，所以他任宰相时致力于实行旧有成规，谨慎对待改革。任用或罢免官员都根据其才德，赏罚一定恰当，各级官员和各个部门都能各尽其职。赵德明接受誓约，表示愿意守护河西。不久却以百姓饥荒为理由，请求粮食一百万斛。大臣们都说赵德明刚刚接受誓约却敢于违背，请求用诏书责备他。皇帝拿这件事询问王旦，王旦说：“不可以。请下诏书晓谕他说：‘你的土地遭受灾荒，朝廷抚恤救助远方，本来应当赈济救援。然而边塞储备草料粮食，驻守的军队很多，本来就需要自行供给。现在命令有关部门在京师准备粮食一百万斛，你可以自行派人迅速转运。’”皇帝大为高兴。赵德明得到诏书，惭愧而拜谢说：“朝廷真是有人才啊。”

译当时契丹正在征讨高丽，皇帝对王旦说：“万一高丽困窘不堪，或者归附我国，或者来请求归附，我们应当怎样处置？”王旦说：“应当顾全大局。”契丹正在坚守盟好，而高丽多年没有进贡，皇帝说：“既然如此，可以告诉登州：如果高丽使者来请求援兵，就对他说‘多年以来贡奉没有送来，不敢上报朝廷’；如果有归附的诚意，就保存安抚它，也不必把这件事上报。” 一天，皇帝对宰相说：“如今四海没有忧患，但议论政事的人说，和戎的利益不如彻底取胜、平定敌人的功劳。”王旦说：“祖宗平定天下，每次兴工动众，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先帝时已经很厌恶战争，如今使异域柔服，边境安定在四夷之中，这大概是帝王盛大的德行。而且武夫悍卒稍有成功，便过分索求爵禄赏赐；声威既盛，就必须姑息迁就，往往反而不能保全自己的功名。把功名看得轻而随意议论用兵，不可不察。” 臣罗从彦解释说：发动军队，必定要有正当理由。《易经》“师卦六五”说：“田野中有禽兽，利于说明理由后捕获它，没有灾咎。”这是说戎夷扰乱华夏、盗贼作乱，危害百姓，不可以怀柔招来，然后奉行正当名义去讨伐他们；就像禽兽在田野中侵害禾苗，之后才猎取它们。这样行动，才可以没有灾咎，否则灾咎就大了。“执言”，就是奉行正当的言辞和名义，也就是说明他们的罪状而讨伐他们。《尚书》有《甘誓》《费誓》，《诗经》有《采薇》《采芑》，也都是这个意思。后世失去了这个道理，于是有了和戎、克定的说法。到汉武帝时，韩安国、王恢争论纷纷，不值得称道。古代天子有道，边防就在四夷，《诗经》说：“没有谁敢不来进献，没有谁敢不来朝王。”就是这个意思。等到他们成为中国的祸患，也不过是把他们驱逐出境罢了，《诗经》说：“大力讨伐玁狁，直到太原。”就是这个意思。造成祸害就像猎取禽兽一样把他们除掉，并不是一味防守；《易经》的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是圣人的格言，是万世不变的道理。王旦回答章圣皇帝的话，善是善了，但其中的道理没有讲明，事情也没有证据；他说武夫悍卒稍有成功便过分求取爵赏，最终不能保全功名，也只是从功利角度说罢了，哪里算得上懂得这个道理呢！祥符八年，皇帝对王旦等人说：“有人说中书很少议论政事，很少接待宾客，政务也多有拖延。”王旦说：“中书应当议论的，只是进用贤能、罢退不肖，四方边境事务，郡县水旱灾害，官吏的能干与否，刑法的曲直，这几件事都要动辄禀报，请示皇帝决定，外人不知道，所以并不是我们没有泄露言论。很少接待宾客，确实也有这种情况。像转运使、副使、提点刑狱，以及关系重大的藩郡知州和特别委任的官员，我们从未见过他们携带文书来到中书，大多是来求取恩宠。大致说来，中书的事务并不繁杂，加上凡事都遵守程序，不敢随意增减；按照常规办理的琐碎事务，都应当及时答复，即使有缓急，也不会超过一天的期限。此外，如果考虑不周，事情有不便之处，也只能再次烦请圣上裁决。”皇帝再三安慰晓谕他们。王旦曾趁便在座奏事，皇帝谈到某省郎的姓名，并且说：“这个人的操行和才干都有可取之处，如今正主管一郡，应当给予考察提拔。”王旦等人平素都知道他的为人，于是共同称赞推荐他。从此皇帝屡屡加以赞叹奖赏，命令等他回朝后提拔为转运使，以后再另行议定升迁。后来此人任满回朝，恰逢外计官员有空缺，王旦立即和同列拟定人名，约定第二天上奏补任。到了晚上，那个人递名帖来拜见，王旦因为正在商议任命之事，推辞不见。第二天早朝入对，王旦把事情的始末全部说明，请求授予他转运使。皇帝默然不许，退朝后许久叹息惊异。王旦这才知道，昨晚来访虽未被接见，却已经被暗中察访的人检举了。他每每告诫同列，要谨慎避免私下拜访的嫌疑，希望借此免于后悔和灾咎。臣罗从彦解释说：君主对宰相，如果怀疑就不要任用；既然任用，就不应怀疑。过去谢泌已经把这个道理说得很详细了。王旦因为外计官员有空缺，任命一个转运使，而且这个人还是大臣们共同推荐过的。皇帝听信暗中察访者的话而不采纳他的意见，这不是以至诚之心任用大臣的大道。君臣本来是一体的；替王旦考虑，如果君臣之间感情有所不通，就应当竭力说明，以消除阻塞蒙蔽才是。为什么却因为有私下拜访的嫌疑，想要自行避免后悔和灾咎呢？天下的事情，比一个转运使更重大的多得很。若每每如此，那么由此造成的后悔和灾咎，哪里说得尽呢？这是王旦的过失。起初王旦在中书，皇帝唯独倚重任用他。凡是有事商议，皇帝一定说：“曾经同王旦商议过吗？”事情无论大小，不听取他的意见就不作决定。自景德以来，承接真宗、太宗两位圣主的美德，谨慎遵守成法，务求安定宁静。对外没有夷狄忧患十多年，不动用兵革。议论者说，这符合太平宰相的体统。王旦任用人才不看重名声，必定考求实际。只要确实贤能而且有才干，就一定让他长久任职。众人认为某人适合某职，他才迁用自己所推荐的人，从不让人知道。寇准任枢密使，应该被罢免时，派人请求担任使相。王旦大惊说：“将相的职位，难道可以请求吗？况且我不接受私人的请求。”寇准对此深深怨恨。不久诏制下达，授任寇准为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寇准入见时哭泣说：“如果不是陛下了解臣，怎么会有今天？”皇帝详细说明了王旦推荐他的原因，寇准才惭愧叹服，认为自己远远比不上王旦。王旦任职处理政务很久，有人在皇帝面前诽谤他，他总是主动承担过错，从不为自己辩解。至于别人有过失而可以辨明的，他一定为之辩明，直到得到公正处理才停止。荣王宫失火，火势蔓延到前殿，有人说这不是天灾，请求立案审讯弹劾。按此事应当判死刑的有一百多人，王旦独自请求觐见说：“刚失火时，陛下已经下诏向天下承认罪责，而我们也都上章等待治罪；如今反过来把罪责归给别人，凭什么取信于人？况且火灾虽然似乎有人为的迹象，怎么知道不是上天的谴责呢？”因此被治罪的人全都免罪。王旦曾经认为任中正可以主管成都，接替张咏。有人进言认为不可以，皇帝拿这件事询问王旦。王旦说：“不是任中正就不能守住张咏所创立的规章；如果换别人去，一定会任意改变。”皇帝认为他说得对，进言的人也佩服王旦善于用人。宦官刘承珪因为恭敬谨慎而得到宠幸，病重将死时，请求任节度使。皇帝把这件事告诉王旦说：“刘承珪得到这个职位，死也可以瞑目了。”王旦坚持认为不可以，说：“将来还会有人请求担任枢密使，那该怎么办？直到现在，内臣的官职也不过是留后。” 王曾 真宗景德年间，王曾被授为著作佐郎，兼直史馆。当时朝廷与契丹修好，诏令派遣使者称契丹为“北朝”。王曾上疏抗议，列举理由说，应当称契丹，不应当称北朝。皇帝尤其加以赏识激励，朝廷舆论也认为他说得对。然而使者已经出发，事情只好作罢；王曾后来接连升任谏议大夫、参知政事。

译皇帝喜好神仙之事，修筑昭应、景灵宫，任用大臣兼领宫观使，于是任命王曾为景灵宫使。王曾不接受任命，违逆皇帝的意旨，被罢去政职，出任南京知府。王曾被罢职后，每天都去等候旧太尉王旦；当时王旦病重，推辞不见。不久王旦对人说：“王君品格耿介，将来的功业和德望一定很大，只是我不能见到他罢了。”王旦说：“王君昨天因为辞避景灵宫使的任命，触犯了皇帝的心意；但他进见奏对详细文雅，言辞正直而气度平和，完全没有畏惧的神色。我自己反省，在政府任职将近二十年，每次进见奏对稍微触犯皇帝，便畏缩得无地自容；由此就知道他的器度了。” 天禧二年，王曾被召回任平章事。起初，真宗患病已经很久。庄宪太后正有临朝听政的打算，仁宗居于储君府第，在资善堂处理事务，议论纷纷，众人都在观望取舍。王曾担任宰相的副职时，对钱惟演说：“皇储年幼，皇后不能独自立足。皇后如果不依靠皇储的尊重地位，人心就不会归附。”钱惟演因为是刘氏的姻亲，急忙入宫把这话告诉两宫，由此更加亲近，最终没有发生非议。臣罗从彦解释说：周成王继位之初，摄政的只有周公。自炎汉以来，才有太后临朝的事情，后世沿袭这一先例，于是称为两宫。有人说，两个圣主同时临朝都不是治理天下的典礼。天禧年间，舆论纷纷，众人都在观望取舍。这是因为母后听从小人的利益之谋，正是关系安危祸福的关键，而世人常常重蹈覆辙，为什么呢？像王曾所说，大概也只是挽救事情的末端罢了。干兴二年，依据章圣太后的遗制，皇太后暂时处理军国事务，听取奏议、裁断政事的仪式长期没有确定。丁谓每当要议论重大政事，皇太后便坐在后殿，朝见执政大臣；朔日、望日则由皇帝坐在前殿，接受群臣朝见。其余日常政务，只让入内押班雷允恭在宫中附带奏报，再传达诏命给中书、枢密院共同裁决。众人议论认为不可，这样会使上下隔绝，内外不安。王曾当时主管礼仪院，于是采纳蔡邕《独断》中记载的东汉旧事：皇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帘而坐；中书、枢密院依次按仪式奏事。议定以后，人心才安定。景祐元年，王曾被任命为枢密使，升任右仆射、门下平章事。王曾开始参与重大政务时，适逢太尉王旦执掌国政。王旦每次进用朝廷士人，必先考察名望和实际。有人告诉他说：“某人有才，某人贤能。”他就说：“我确实知道这个人，但他历任官职还浅，声望还没有显著，暂且让他培养声望，经过多年而不改变，然后再提拔任用，那么他的仕途就会平坦，朝廷内外都会满意。”王曾曾经记住这件事，等到自己执政时，遵照实行王旦的话，人人都心悦诚服。臣罗从彦解释说：“古代的士人，从十五岁入学，到四十岁以后才出仕。意思是说，善道要经过长久才能确立，人才要经过长久才能成熟。所以让他们处在安闲的职位上，用岁月来宽待他们，使他们专心于自己的学业，等到志向确定，然后出仕，他们就不会被利益改变，不会被欲望屈服；用道理引导百姓，百姓就会服从；发动百姓，百姓就会和顺，天下都会受到他的恩泽。后世的人受科举制度驱迫，从童年起就有急切追逐利益的心思，一旦面对百姓，又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王旦在章圣皇帝时任中书时间最长，每次进用朝士，必先考察名望和实际。如果声望还没有得到众人信服，即使有人告诉他说‘某人有才，某人贤能’，也不会立即提拔。” 这确实是挽救弊病的好办法。王曾执掌国政时遵照实行王旦的话，人人都心悦诚服，难道不是已经实行而得到验证了吗？王曾德行器度深厚而少言，当时有人能得到他一两句品评，没有不以此为荣耀的。当时韩琦任谏官，因而递上札子，王曾忽然说：“近来常常看到你的奏章，很好，能这样就够了。从前像高若讷一类人，多半是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事；范希文也未免接近于追求名声。必须一心用在国家的事情上。”后来韩琦果然成为名臣。尹洙初入馆任职，编校了四年，想得到一个差遣，于是来到中书，援引钱延年的先例。王曾慢慢地说：“学士应当自重，为什么要同钱延年一类人并列呢？”尹洙终身都把这件事看作羞愧和遗憾，他敬畏王曾到了这种程度。王曾执掌国政时，门下从未见过他显著提拔一个人。范仲淹当时任司谏，趁机委婉地劝他说：“公开表扬士人，是宰相的职责，您的盛德在这一点上稍有欠缺。”王曾慢慢回答说：“如果恩惠已经出自我手，那么怨恨应当由谁来承担？”范仲淹茫然失措，退下后叹息说：“这才是真正的宰相。” 臣罗从彦解释说：宰相的职责，在于进用贤能、罢退不肖。古人有把贤人举荐到同朝任职，而人们不把这看作他的恩德；也有把不肖者废黜终身，而人们不把这看作他的怨仇，都是因为合乎最公正的原则。所以举荐一个贤人，是让天下人知道像这样的人都可以勉励自己；罢退一个不肖者，是让天下人知道像这样的人都可以受到惩戒，无非都是教化。把公开表扬士人说成宰相的职责，这是讽谏的话。王曾回答说：“如果恩惠已经出自我手，那么怨恨应当由谁来承担？”这就是在躲避嫌疑。躲避嫌疑不是最公正的原则。范仲淹听后叹息，大概也是开头说对了，结尾却错了。王曾曾对人说：“从前杨亿有句话说，人的操守品行没有比诚实更重要的，我私下十分钦佩。如果坚持这一点而不改变，无论平坦还是险阻都可以始终如一。等我执掌国政时，内外亲属中有可以任用的，就向皇帝说明；没有任用资格的，就用金帛厚厚地帮助他们，始终不把名位器物私给亲近的人。”

译《豫章文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豫章文集》卷七 宋代罗从彦撰写 集录 《遵尧录》卷六 杜衍 仁宗时，杜衍以枢密直学士出任永兴军知军。起初，夏人叛乱，朝廷命令天下承担兵役，陕西以西尤其困苦。官吏借机侵吞盘剥，征调催逼，百姓甚至倾家荡产也无法满足供应，往往上吊、投水而死。杜衍到任后，对百姓说：“我不能免除你们的负担，但可以使你们不至于劳苦。”于是替他们安排处理，计算各种物资的有无、贵贱，道路的远近，放宽期限和限制，使他们能够按次序输送。因此物价没有暴涨，车辆、牛只、草料、饲料、住宿和饮食都如平常，而官吏束手无策，无法从中动手脚。百姓所花的费用，比其他州少了十分之六七。庆历二年，杜衍升任吏部侍郎、枢密使。吏部的审官院主管天下官员，而任职的人大多不久便升迁离去，因此属吏得以从中作奸。杜衍开始审理铨选事务时，一天有三个人争夺某个空缺，杜衍拿这件事询问属吏。属吏收受了丙的贿赂，回答说：“应当给乙，不能争。”于是把另一个空缺授给了丙。过了几天，属吏教丙控告甲，说甲犯了某事，不应得到那个职位；杜衍醒悟了，召乙来询问。乙谢罪说：“我已经得到另一个空缺，不愿再争。”杜衍不得已把职位给了丙，却笑着说：“这不是属吏的罪过，而是我不了解铨选法罢了。”于是命令各曹分别把格式、条文和科目写明上报，问他们：“全部写完了吗？”回答说：“写完了。”第二天，杜衍命令所有属吏不得登堂，只许坐在各自的曹司中办理文书。从此属吏不得干预铨选事务，官员的授予和罢免全由杜衍决定。一个多月后，声名震动京师。杜衍掌管铨选的第二年，以本官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贿赂财宝不敢送到他的门上。当时皇帝厌倦了西部战争长期不息，而百姓的困弊十分急迫，于是任用丞相富弼、枢密韩琦和范仲淹；三人想要彻底改革各种事务，以整顿纲纪，而小人和受宠幸的权臣都不高兴，只有杜衍与他们同心相助。臣罗从彦解释说：“从前唐明皇开元初年，卢怀谨与姚崇共同执掌政事，自己认为才干比不上姚崇，每件事都推让给他，自己只是占着职位而已。” 后来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深深赞许这件事说：‘贤能的人掌权，同僚却专门固守自己的权力来分割他的权势，嫉妒憎恨他来毁坏他的功业，这实在是有罪的人。’姚崇是唐代的贤相，卢怀谨与他同心协力来辅佐唐明皇【原文阙】

译仁宗从庆历年间起，竭力制止内降诏书的弊端。当时有人依仗权势宠幸，嘲笑说：“陛下要发内降并不困难，只是宰相杜衍公正耿介而且坚持原则，一定不会让诏书发出。”偶尔有不得已而下达的圣旨，杜衍都把它收下；等积到十几件，便连同封存起来，当面退还皇帝。皇帝曾对欧阳修说：“外面的人知道杜衍封还内降吗？我住在宫中，有人来求恩泽，我常常用‘杜衍不会同意’来告诉他们而使他们停止，这样的次数比他封还的还多。他对我的帮助太大了。”起初，皇帝曾对杜衍说：“朕宫中的宦官、女子来求恩泽，不得已降下诏旨的，只要停止，不要施行。”杜衍下拜称贺说：“陛下为宗庙社稷发出这样盛大的德言，天下实在幸运，臣岂敢不奉行诏令。”退下坐在中书，召来当值的史官，详细说明圣上的话，让他记录下来。韩琦听到后说：“杜公可以说是善于把皇帝的诏令钉牢校正的人了。” 杜衍执政不久，才一百天，就被罢免。杜衍罢相后，以太子太保的身份居家，然而皇帝的宠信并未衰减。将要举行明堂祭祀时，皇帝对文彦博说：“在外地的朝廷元老，我想把他们召来参加重大礼仪，以此表示古人尊重老臣的意思。”于是下诏让杜衍与太子少傅任布等两人陪祀。杜衍因为衰老瘦弱，不能前往，便上表谢恩，并遗憾不能参与观看盛大礼仪。皇帝又下优厚的诏书慰劳他。后来王洙请假回南京，入宫辞行，皇帝说：“杜衍在那里，你替朕问候他的安否。” 韩琦曾对人说：“杜祁公存心极其公正，乐于帮助别人行善。既然了解一个人，就不再有丝毫怀疑和隔阂。”起初，我任枢密副使，杜公任太尉，我常常对一两件事提出辩论，杜公很不高兴。有人委婉劝解，他说：“我不过比他年长三十岁罢了，难道还会有错误吗？”过了很久，我们一同任宰相后，他每件事都询问说：“谏议看过了吗？只要谏议看过了，就拿来签字。”我因此更加尽心，不敢怠慢。由此可见杜公存心极其公正，不把事情一定出自自己之手看作胜过别人，远远胜过一般人。臣罗从彦解释说：世俗之人，没有不喜欢别人同自己一致、厌恶别人不同于自己的。同自己一致的就想任用，不同自己的一概不想任用，是把胜过众人作为自己的用心。把胜过众人作为用心，就是因为器量不大。只有器量大才能容纳别人：善的共同赞许，不善的共同改正，就不应有彼此的区别。所以舜被称为“大舜”，禹被称为“大禹”，也只是明白这个道理罢了。像杜衍存心极为公正，乐于帮助别人行善，不把事情一定出自自己之手看作胜过别人，他大概就是舜、禹一类的人吧？《诗经》说：“正因为他拥有这种德行，所以才像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杜衍为人尤其清廉，自从克制自己成为大臣以来，侍奉皇上以不欺骗为忠诚，推及待人则以实行自己所说来取得信任，因此一举一动、细枝末节都谨慎而有法度。他立于朝廷，天下国家都把他看得很重。他处理官吏事务就像他的为人一样；审理狱讼虽然明察敏捷，但核查得更加精细，所以多次判决疑难案件，人们认为他神明。他处理簿书和财物出纳，推究分析到毫发之微，整天没有疲倦的神色。至于制定条目，必定只求使属吏不能从中作奸。施行到百姓身上，则简明而容易执行。居家接见宾客时，必定询问时事；听到有好事，高兴得像是自己做成的；遇到有所不妥，忧色就显现在脸上，有时夜里不能入睡，仿佛自己承担着那份责任。韩琦 仁宗景祐年间，韩琦被提拔为左司谏。当时宰相王随、陈尧佐都年老多病，在中书彼此不和，政事多不能决定。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又很有些因私害公，韩琦接连上疏陈说他们的过失。很久没有得到答复，他又请求交给御史台，召集百官来判定是非。皇帝迫于正直的舆论，于是下诏同时罢免四位执政大臣。韩琦既然弹劾罢退了四位执政，朝廷舆论想用授予知制诰来奖赏他直言尽言。韩琦说：“谏诤能够实行就够了，因而取得优美官职并不是我的本意。”人们还会说什么呢？这话传开后，事情就搁置了。臣罗从彦解释说：凡是治理天下国家，安危治乱、是非得失，必定有最恰当的议论、最正当的道理；宰相去实行，台谏去进言，根本是一回事。至于宰相有时只是占据职位而不任事，台谏就不能不进言；台谏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宰相也不能因此保持沉默，都只是趋向最恰当的处理罢了。仁宗景祐年间，中书政事多不能决定，两个参知政事又因私害公，韩琦任台谏，接连上疏陈说他们的过失，皇帝迫于正直舆论，于是罢免四位执政大臣，这就是他的职责。朝廷舆论想用授予知制诰来奖赏他的直言，就不对了。台谏官正可以用来观察人才；凡是德行、器量、见识足以担当大任的人，都能从台谏职位上看出来，可以任用的就任用，不可以任用的就罢去，何必琐琐碎碎地用知制诰来奖赏他呢？韩琦说：“谏诤能够实行就够了，因而取得优美官职并不是我的本意。”像韩琦这样的话，才是正确的；不是具有大器量、大见识的人，谁能做到呢？庆历年间，韩琦以工部尚书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仁宗正倚重身边的大臣，来经营太平的事业。韩琦从得到任命以后，群吏百司奉行法令、遵循事理，各自安于职守，于是天下安宁。当时范仲淹、富弼与韩琦一同在两府任职，在皇帝面前争论政事，意见并不相同；但退朝后仍不失和气，仿佛从未争论过。议论者说，韩琦等三人辅佐政事，正如推车的人和车盖，他们的心意都在于使车能够前进，而不是为了自己。仁宗在位四十一年，皇嗣还没有确立，天下人都以此为忧，大臣们却顾虑退缩，没有人敢进言。韩琦趁机进言说：“皇嗣是天下安危所系。自古以来祸乱的发生，都是因为谋划没有及早确定。如今陛下年事已高，还没有立定皇嗣，为什么不选择宗室中贤能的人确定下来，把它作为宗庙社稷的大计呢？”皇帝没有听从。另一天，韩琦又进言，皇帝才让英庙主管宗正寺。韩琦既然得到了皇帝同意，立嗣之事本已允许，但宫人、宦官在宫中环绕哭泣，大臣小臣在宫外横加议论。皇帝的心意又动摇了，临朝时默然不乐。韩琦每每察看皇帝的脸色，不知道自己如何容身。等到英庙谦让躲避了很久，皇帝的意志更加松懈，便说：“不如暂且放下吧。”韩琦于是从容回答说：“下面的人已经知道这件事，却中途停止，不是朝廷应有的举动。”皇帝醒悟过来，于是立英庙为皇太子。

译英庙即位几天后，刚在灵柩前开始穿戴丧服，悲哀还没有发作，突然疾病发作，接连大声呼喊，说的话旁人都听不懂；左右侍从全都回身逃走，大臣们惊骇发呆地站着，不知如何是好。韩琦急忙把手杖扔在地上，径直走到面前，抱扶着皇帝进入帘内说：“是谁使官家烦恼？暂且应当服药。”内人惊散，听到呼唤后才慢慢回来，于是把皇帝交给他们说：“必须用心照料官家。”他再三安慰皇帝后出来，便告诫看见这件事的人说：“今天的事只有我们这些人看见，外面的人还不知道。”然后又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哭泣，处置得像平常无事一样。欧阳修回去后把这件事告诉亲近的人说：“韩公遇到事情时，真是无人能比。” 英宗的病情，朝廷内外都不知道是真是假；加上他对内侍缺少恩宠礼遇，左右近臣都不高兴，纷纷说宫中有隐秘的事情，连大臣也受到迷惑，只是不敢开口罢了。只有韩琦坚定不移，不被众人的说法动摇。一天，他公开说道：“哪有在前殿一句话都没有说错，进入宫门后却有这么多错误的呢？”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妄自传话。英庙刚从外地突然来到宫中，又正卧病不起，不能参与政事，人心都倾向于太后。韩琦担心宫中发生不可预料的事情，一天因在帘下奏对而说：“臣等只是在外面看得见，官家在里面能否得到保护，全靠太后。假如官家失去照料，太后也不得安稳。太后照料官家，众人自然会照料。”同列听后都缩着脖子，汗流不止。出来后，吴奎字长文说：“这话是不是说得太过了？”韩琦说：“不这样说，就达不到目的。” 韩琦在嘉祐、治平年间，昭陵尚未复土，英庙还没有亲自处理政事，中书的文书每天堆满面前；他一件一件从头看到底，看完便处理。接待人接待得更久，处理事情更多，但精神意志安定而不混乱，沉静而不烦躁，仿佛整天从未有过事情一样。神宗即位，任命韩琦为司空兼侍中，担任英庙山陵使。回来后，他援引旧例，坚决请求罢去职务，于是以节度镇守的身份出任地方官。直到熙宁八年，他总共两次主管相州，一次主管永兴军，一次镇守大名。王安石掌权时，韩琦曾上疏极力议论新法，又议论青苗法，言辞恳切激烈。皇帝受到触动而醒悟，想废除这些法令。王安石称病请求离去，皇帝于是停止实行这些法令。琦担任谏官时，凡是朝廷内外的事情，只要有所了解，从来没有不发言的。他启发皇上的心意，又总是把明辨得失、整饬纪纲、亲近忠直之士、远离邪佞之徒作为当务之急。他在宰相府任职时，遇到事情应当这样做或不应当这样做的，必定坚定不移，反复论列，必须得到纠正才退下，不敢草率放过。每当看见有人在文章中攻击他人隐私和恶行，便亲手把文章封存，从不让别人看见。他曾说，做宰相极为困难，因为天下的事情没有一件能完全称心如意，必须宽容忍耐，否则一天也无法任职。欧阳修在中书任职时，有人自我陈述而不合情理，他总是严厉驳斥，因此许多人怨恨他。到韩琦做宰相时，便从容地把其中不可行的道理告诉他。同僚之间有互不相让的，言语有时发展到要互相殴打；韩琦等他们怒气平息后，总是替他们调解，使他们各自回去。于是即使喜欢争强的人，也都自行沉默了。北都大内的墙壁间有宋太宗的诗意，写到燕、蓟一带，言辞十分壮盛。韩琦来到这里，得到一份防守修缮方面的文书。后来有客人劝他把这件事拿去进呈，说：“修整它就是了，何必进呈呢？”客人也不明白他的意思。等韩绛来了，便把原本摹录进呈。韩琦听说后，叹息道：“过去难道不知道这些吗？只是皇上正锐意经营西边的战事，老臣不应再去引导他罢了。” 起初，富弼曾推荐王安石担任翰林学士，韩琦不同意。富弼说：“如果王安石的经学、才干和品行都很好，难道竟不用他吗？”韩琦说：“王安石的经学、才干和品行，我全都清楚。这个人怎么可以让他长期在君主身边？他一定会生事。”后来果然如此。韩琦在相州时，虽然年老多病，却没有忘记国家；每当听说王安石又改变祖宗的一项法度、朝廷的一条纲纪，忧虑便显现在脸上，有时甚至整天不吃饭。臣罗从彦解释说：王安石凭借高明的学问、卓绝的品行，前无古人，他的心意大概是把孟子作为自我期许。从世俗的眼光看，可以说是当世闻名的人才。因此熙宁初年，富弼多次推荐他，韩琦却说这个人不可以让他长期在君主身边。后来王安石进入翰林，每次在皇帝面前奏对，只有一味强词争辩。等到他得到重用后，便改变祖宗的法度，创立新的学说，务求使天下人都服从自己。他迷乱人心，蒙蔽人的视听，毒害流传到后世。唉，真是奇怪啊！明镜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形迹无法逃过它的照察；秤之所以可贵，是因为轻重不能欺骗它。看李沆对待丁谓、韩琦对待王安石，简直就如同明镜和公平的秤。然而不知道这两个人究竟凭什么能看得这样审慎，这正是他们可贵的地方。范仲淹 仁宗天圣初年，范仲淹被提升为右司谏。太后临朝的那一天，范仲淹在前殿防备礼仪，皇帝准备率领百官向太后祝寿。范仲淹说：“天子不应面向北行臣礼，而且这会给后世留下削弱君主、强化太后权势的开端。”这件事于是作罢。太后去世后，遗命要立杨太妃代替她。范仲淹说：“太后是圣明的母亲，自古没有以别人代替她而立的先例。”因此取消了册立杨太妃的命令。当时正逢大旱和蝗灾，范仲淹奉命出使东南，回来后又遇到废黜郭皇后的事情，便率领谏官、御史伏在阁下争论，但没有成功，被贬为睦州知州。范仲淹从睦州调任苏州知州，一年多后，以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的身份被召回。他议论政事更加激切，执政者忌恨他，便任命他为开封府知府，想用繁重的事务使他疲于应付，无暇议论其他事情。范仲淹明敏果断，处理事务如同神明，政务日益简省，于是便取古今治乱安危的事例向皇帝讲说。当时宰相得到皇帝的信任，权力无人能比，有时按照自己的意愿任用人，没人敢说话。范仲淹因答对而说：“君主应当任用人才，臣下应当办理政事。若要进用贤能、选择亲近辅臣，也应出自圣上的意旨，不宜专门委托给宰相。”皇帝说：“我不能全部记住，你可以写一篇文书送来。”范仲淹又绘制百官任用图进献，说：“任用人才各按照他的才干，那么百官的职务都能修治，尧舜的治理也不过如此。”他又指着官员升迁快慢的次序说：“按照这个次序，可以办成公事，也可以办成私事，其中不可不加以察看。”因此吕丞相恕在皇帝面前极力争辩，范仲淹因这件事被降职为饶州知州。司谏高若讷说对他的贬黜还太轻，欧阳修写信责备高若讷，也因此获罪。余靖、尹洙都以朋党罪被贬黜。于是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来传播这件事。范仲淹任开封知府时，曾说：“侍臣应当辅佐天子的政教，本来应当早晚议论思考，以求称职；像开封府，不过是一郡的事务罢了。即使是赵、张一类的人，他们的功绩又哪里值得用来报答国家呢？”

译臣罗从彦解释说：帝王兴起时，平常所谓有才智技艺、足以胜任一官一职的人，并不是没有。在众多官员中寻找其中最优秀的，如果还要兼能施恩泽于百姓、以天下为心、不忘王室，那是多么艰难啊！范仲淹以侍臣身份被任命为开封知府，却认为赵、张之流不足为道，只把辅佐天子、治理政教作为念头，那么他的贤能就可以知道了。古书说：“器量广大的人，不会只用于近处；道术深长的人，他的功业会流传久远。”范仲淹正是这样的人。宝元年间，赵元昊叛乱，皇帝认为范仲淹文武才干兼备，便恢复他的职务，任命他主管永兴军路，授任陕西都转运使，升为龙图阁直学士。当时延安刚刚被围，朝廷选择将领，大家都害怕而不肯前往。范仲淹上奏请求兼管延安的事务，以等待敌寇到来，皇帝赞许并同意了。他检阅军队，得到一万八千人，派六名将军统领他们，日夜训练，号称精兵。敌人听说后告诫说：“不要把延州放在心上，如今小范老子胸中有几万兵甲，不像大范那样可以欺负。” 庆历三年春，范仲淹被召回任枢密副使。到任几个月后，任参知政事。范仲淹每次进见，皇帝总是把天下太平的责任交给他。范仲淹叹息说：“皇上任用我已经到了极点，然而事情有先有后，要在长期安定之后革除弊病，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不久皇帝再次下诏，亲笔催促他分条陈述天下事务，又打开天章阁召见他，赐座并给他纸笔，让他当面上疏。范仲淹惶恐地离开座位，退下后才分条列出当时应当优先办理的十多件事。诏令天下兴办学校，选取士人先看德行，不专看文辞；改革磨勘按例升迁的制度，以区别才能高下；减少任子名额，裁除冗滥官员；以农桑成绩考核郡守县令等事。正要施行时，磨勘和任子的法令使那些侥幸得利的人都感到不便，于是互相散布流言嫉恨范仲淹。范仲淹也幸而外面有人非议，反而乐意替他们从旁防范。契丹与元昊争夺银瓮族，于是麟府上奏告警。范仲淹便请求出任河东、陕西宣抚使，两个敌人听说后都不敢行动。起初，晏殊、杜衍都在宰相府任职，范仲淹、富弼、韩琦也都得到进用，以至于台阁之中聚集了许多当时的贤人。太子中允石介作《庆历圣德诗》，用来褒贬大臣、分别邪正，连续写了数百字。范仲淹和韩琦恰好从陕西回来，途中得到这首诗，范仲淹拍着大腿对韩琦说：“被这些鬼怪般的人把事情弄坏了。”韩琦说：“天下的事情不能这样做，这样做一定不会成功。” 臣罗从彦解释说：《易经》大有卦的象辞说：“火在天上，就是大有；君子因此遏制邪恶、彰扬善行，顺应上天美善的命令。”在大有之时，应当褒扬善人、遏制恶人，不让他们一同进用，这本来就是君子顺应上天美善意旨的办法。然而如果把忠臣和奸佞分得过于绝对，把善恶看得过于严明，却不知道包容荒秽的道理，那么得势受宠的小人将无处容身，他们就会结党营私，又有什么顾忌而不去做呢？仁宗时，群贤在朝，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褒贬大臣，正是犯了这样的错误。这就是范仲淹等人受到忌恨、太平功业不能完成的原因。唉，范仲淹可以说是明智了。范仲淹做将领时，务求持重，不急于追求眼前的小功小利。在延州时，他修筑青涧城，开垦管田，恢复承平、永平两处废弃的边塞，熟羌中归还产业的有几万户。在庆州时，他修筑大顺城以占据要害，夺取敌地并在那里耕种，又修筑细腰、胡卢二城。于是明珠、灭臧等大族都离开敌人，归附中原效力。自从边防制度长期败坏以后，军队和将领常常彼此不认识。范仲淹开始把延州的军队分为六将，训练整齐，各路都以此作为标准。当元昊窥伺边境时，他的主要谋士张元等听说朝廷任命韩琦等人为将，只是嘻笑而已；唯独听说范仲淹到来，便面面相觑，露出忧色。富弼 仁宗时，富弼以开封府推官的身份升任知谏院。康定元年发生日食，富弼请求停止宴饮和音乐；辽使住在馆舍，也只应前往赐给饮食罢了。执政者不听。等到北方敌人也这样做时，皇帝才感到后悔。起初，宰相厌恶听到忠言，下令禁止越级议论政事。富弼借论日食认为，这是上天示警，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疏通下情，于是便废除了这项禁令。臣罗从彦解释说：宰相是把天下当作自己责任的人。推行公心，遵循正道，务必使下情上达，以防止闭塞蒙蔽，这不是很好吗？而厌恶听到忠言，那么这个人的为人也就可以知道了。仁宗时，执政者禁止越职议论政事，富弼借论日食请求取消禁令，这也是尧舜所谓“使四方的眼睛都明亮，使四方的耳朵都通达”的意思，也是治乱的关键。自从西方用兵以来，官吏百姓上书的人很多，起初却没有审察采用。富弼说，知制诰本来是中书省的属官，可以选择两个人设置机构，由中书省考察他们所说的是否可用，可用的就采用。宰相把这件事交给学士，富弼说：“这是宰相苟且偷安，想把天下的事情全都交给别人，请求与他在朝廷上辨明。”他又说：“边疆事务关系国家安危，不应专门委托给枢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任枢密使，开国初年范质、王溥也以宰相身份参与枢密院事务，如今正值兵事兴起，应当让宰相按照旧例兼领。皇帝说：“军国大事应当全部归中书省办理，枢密院也不是古代的官署，但我还不想立即改变。”于是皇帝从宫中降下命令，让中书省与枢密院共同议论事务，并写下要由宰相以内降文书上奏。此前有人说：“恐怕枢密院会认为臣要夺权。”富弼说：“这是宰相逃避事务罢了，并不是害怕别人夺权。” 庆历三年，两次任命富弼为枢密副使，富弼说：“敌人既然已经通好，议论的人便认为没有事情了，边防逐渐松弛；万一毁弃盟约，我即使死了也有罪。这不仅是臣不敢接受的，也希望陛下想到夷狄轻慢侮辱中原的耻辱，卧薪尝胆，不要忘记修明政事。”于是他把诰命退还到皇帝面前，过了一个多月又恢复原来的任命，富弼不得已才接受。当时晏殊任宰相，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杜衍任枢密使，韩琦和富弼任副使，欧阳修、余靖、蔡襄任谏官，都是天下所寄予希望的人。富弼既然把国家当作自己的责任，皇帝又单独把成就政事的责任交给富弼和范仲淹，希望在一年之内治理天下，多次用亲笔诏书让他们分条陈述，又打开天章阁召见富弼等人赐座，并给他们纸笔，让他们写下想做的事情，派两名宦官轮流督促，还命令范仲淹主持西边事务、富弼主持北边事务。富弼和范仲淹各自上奏当今事务十多条，富弼又单独上奏河北安边十三条策略，大致以进用贤能、贬退不肖、停止侥幸、革除积弊为根本，想逐渐更换各路不称职的监司，使他们澄清淘汰所属官吏。于是小人开始不高兴了。小人既已怨恨，又有大臣用流言诬陷他们。皇帝虽然不相信，富弼便借保州盗贼平定之机，请求担任河北宣抚使来躲避这些诬陷。

译至和年间，富弼被召回任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文彦博同时受命。宣布任命的那天，士大夫在朝廷上相互庆贺。富弼做宰相，遵守法令格式，实行旧有惯例，同时采纳公众意见，因此百官都能尽职，天下平安。由于各地百姓的财力困乏、赋税徭役不均，他派使者分道巡视，称为宽恤民力。又放松茶叶禁令，以便利商贾，尽力减少刑狱，天下人都感到便利。六年，富弼因秦国太夫人去世服丧，诏令因此停止春宴。按照旧例，执政大臣遇到丧事都要起复任职，富弼认为丧礼因战争而改变的规定不能用于太平时代；仁宗五次派使者起用他，他最终也没有听从命令。神宗熙宁年间，富弼被召回任左仆射、平章事。富弼到任后，听说有人在皇帝面前说灾异都是天数，并非人事得失造成，便叹息说：“君主所畏惧的只有上天；如果不畏惧上天，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距离祸乱灭亡就不远了。这一定是奸臣想要进献邪说，所以先引导皇上，使皇上无所畏惧，让辅弼、劝谏和诤谏的大臣无从施展力量，这是治乱的关键。”于是上书数千字，杂引《春秋》以及古今传记、人情事理，说明这种说法决不正确。当时正苦于旱灾，群臣请求给皇帝上尊号并奏乐，皇帝不答应。群臣坚持请求奏乐，富弼说：“按照旧例，发生灾变都要撤去音乐。我担心皇上因为同天节接待敌使、接受祝寿，所以还没有断然拒绝他们的请求。臣认为停止这些活动正是盛德之举，应当用来向夷狄显示，请一并停止祝寿。”皇帝听从了，当天就下了雨。富弼又上疏，希望皇帝更加敬畏上天的警戒，远离奸佞，亲近忠良。皇帝亲自写诏书答复说：“我怎敢不把这些话铭刻在心，直到老年也以此为戒。”富弼上疏谢恩后，又不断重申劝戒，希望陛下对待群臣不要因意见相同或不同而产生喜怒，也不要因喜怒而决定任用或罢免。富弼第一次见皇帝时，皇帝问边疆事务，富弼说：“陛下即位之初，应当布施德政、施行恩惠。希望二十年内口中不要谈论战争。”并以九件事作为戒条。这一年八月，富弼因病请求辞去职位，被任命为武宁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主管河南，后改任亳州。当时王安石掌权，推行青苗法。富弼认为，这项法令一旦实行，财富就会聚集到上面，百姓则离散于下面。而且富裕百姓不愿意借取，愿意借取的都是贫民，日后无法收回，所以坚持不让它实行。提举常平赵济便弹劾富弼，说大臣阻挠法令。新法实行，应当从权贵近臣开始；如果放置不问，就无法号令天下。于是免去富弼的仆射职务，改任汝州知州。富弼说：“新法的事情臣不明白，不能再治理一郡，希望回到洛阳养病。”皇帝答应了。不久他请求退休。富弼虽然居家，但朝廷有重大利害之事，只要知道，就没有不发言的。富弼常说：“君子和小人就像冰与炭，决不可以放在同一器物中。如果兼收并用，小人一定会取胜。香草和臭草混杂在一起，最终一定会变臭。”他任宰相以及主管河阳时，最后请求退休居家，前后上了三道奏章，都说：“天子没有具体职事，只有辨别君子和小人，决定他们的进退。君子与小人共处，形势一定使君子不能取胜。君子不能取胜，就会保全自身退去，以守道为乐而无所忧闷；小人不能取胜，就会结交党羽，想尽千方百计，一定要取胜才罢休。小人既已取胜，就一定会肆意毒害善良之人，无所不做。想求天下不乱，是不可能的。” 臣罗从彦解释说：尧舜之时，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天下却能太平，是因为任用了八元、八恺，除去了四凶。君子与小人相互消长，即使在文明昌盛的时代，也不能保证天下没有小人；即使在乱世，也不能没有君子。只有能够辨别他们，使各自处在适当的位置，这才是君主南面而治的职责，也是天子所应当守持的。因此进用君子、远离小人，就是尽到君主的职责；忠臣奸佞混杂，小人处在官位，就是失职。天子一旦失职，结果就只有混乱和灭亡。所以秦朝灭亡，是因为李斯；汉朝衰亡，是因为张禹；唐朝发生动乱，是因为李林甫、杨国忠；它的灭亡，是由于祸患逼迫，这些不可不察。富弼的话，后来难道不可以作为君主的龟鉴吗？”},{ 《豫章文集》第七卷。

译钦定《四库全书》。《豫章文集》第八卷。宋代罗从彦撰写。汇集记录。《遵尧录》第七卷。司马光。仁宗时期，司马光被提拔为天章阁待制，兼任侍讲，仍然掌管谏院。英庙初年，执政大臣提出意见说，濮安懿王德望深厚、地位尊贵，应当给予尊崇的礼遇。皇帝下诏，命太常礼院会同两制官员商议此事。翰林学士王珪等人面面相觑，不敢首先发表意见，只有司马光奋笔疾书，当即提出意见说：“作为继承君位的人，就是先君之子，不敢再顾念自己的亲生父亲。如今崇奉濮安懿王所应采用的礼制，应当完全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使其获得最高的官位和爵位，以尽其尊荣。”议案形成后，王珪立即命令属吏把司马光的手稿作为定案依据，这份手稿至今还保存着。当时朝廷内外议论纷纷，御史吕诲、傅尧俞、范纯仁、吕大防、赵鼎、赵瞻等人也都争论此事，先后被降职罢黜。司马光上疏请求留下他们；如果不获准，就请求把自己也和他们一起处分，结果他们全都被贬谪。神宗即位后，首先提拔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司马光以自己不能撰写四六文为由推辞，神宗当面劝告他，又派内臣前去传达旨意，强行任命他，他才接受，于是担任御史中丞。起初，御史中丞王陶上疏论说宰相不参加常朝的班列，是不守臣道；宰相不接受他的意见，王陶竭力争辩，于是被罢免。司马光接任后说，宰相不参加朝班只是小事，王陶的言论虽然有过失，但如果是为了爱护礼制、保存礼仪形式，也不能完全停止这种做法。近些年来宰相的权势很重，如今如果又因为王陶进言宰相而将他罢免，那么御史中丞便不能再作为臣子任职了；希望等宰相参加朝班以后，自己再就任。神宗说：“可以。” 司马光在英宗时，曾与吕诲一同议论祖宗制度。主管御药院的人，常常任用供奉官以下直到内殿崇班的人，于是把近年担任这些职位的人都暗中作为官资处理，让他们领取俸禄，这并不是祖宗的本意。又按旧例，年未满五十岁不得担任内侍省押班，如今任命张茂时他只有四十八岁，也不可以。到这时司马光又提出此事，并趁机议论高居简奸邪，请求把他加重贬谪到远方。奏章上了五次，皇帝于是完全罢除了寄禄资序的内臣，高居简也被调出京城。司马光又进言说，近来王中正前往陕西，主管泾州，刘涣等人谄媚侍奉王中正，而鄜延钤辖吴舜臣违背他的意旨。不久刘涣等人升迁，吴舜臣被降黜，权力归于王中正，毁谤却归于陛下。这是除掉了一个高居简，又得到一个高居简。皇帝亲自写诏书询问司马光是从哪里知道的，司马光说：“臣从宾客那里听到的，不止一个人。”至于所言之事究竟有没有，只有陛下知道。如果没有这件事，臣不敢逃避妄言之罪；如果确实有，就不可不察。臣罗从彦解释说：唐代关于宦官的制度本来最完善，到唐明皇时却不知道谨慎守持，于是因为高力士而轻率地改变了它。这个源头一旦打开，后来的流弊就再也无法堵塞。从英宗一直到神宗初年，司马光常常与吕诲一同议论祖宗制度，大概就是以此为鉴。王安石掌权后，又重新打开了这个缺口。蔡京借此作奸，权势大盛，天下士人争相出入他的门下，根基盘结，牢不可破，终于成为心腹中的痼疾，哪里说得尽呢！如今祖宗的法令都还存在，只要守住而不丧失，把它推行到万世，即使延续到无穷也可以。王安石开始执政，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制定青苗、助役、均输等政令，设置提举官四十多人，把这些法令推行到天下，称为新法。司马光在迩英殿进读讲解到萧何、曹参的事时，说：“曹参没有改变萧何制定的法令，懂得守成之道，所以孝惠帝、吕后时期天下安宁，衣食日益丰足。”皇帝说：“汉朝常常守着萧何的法令不变，可以吗？”司马光说：“何止汉朝？假使三代的君主一直守着禹、汤、文王、武王的法令，即使到今天仍然存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