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章文集卷八

译《尚书》说：“不要自作聪明，扰乱旧有的法章。” 汉武帝听从张汤的意见，把高祖的法令纷纷更改，结果盗贼遍布天下一半地区。由此看来，祖宗的法令不可轻易改变。几天后，吕惠卿进讲，趁机说先王的法令，有一年一变的，有五年一变的，有三十年一变的。司马光认为不对，并且说：“治理天下，好比居住在房屋中，房屋破损了就更换；若不是大坏，就不必重建。房屋大坏而重建，不得到良匠和美材不能成功。如今这两样都没有，臣恐怕连风雨也遮蔽不了。”公卿侍从都在这里，希望陛下问问他们。三司使掌管天下财赋，不称职就罢黜他可以，却不可让两府侵夺他的事务。如今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为什么？宰相以道义辅佐君主，哪里用得着条例？如果只要条例，那么胥吏就足够了。如今又设置检详中书条例司是为什么？”吕惠卿不能回答，便斥责司马光说：“司马光身为侍从，为什么不说话？说了而皇帝不听，为什么不离职？”司马光回答：“这是臣的罪过。”皇帝说：“你们只是互相议论是非罢了，何至于这样？”吕惠卿讲完后，群臣在门外获赐座位，将要出去时，皇帝命令把座位移到门内。皇帝说：“朝廷每改变一件事，满朝为什么就喧嚷不止？” 王珪说：“臣地位疏远低微，处在宫门之外，朝廷的事情不能全部知道；即使从道路上听到，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皇帝说：“听到了就当面说出来。”司马光说：“青苗钱放贷取息，即使是平民去做，也还能够像蚕食一样逐渐侵吞；下等贫户甚至会饥寒流离，何况还有县官法令的威势呢？”吕惠卿说：“青苗法是愿意借取就给，不愿意借取并不强迫。”司马光说：“愚民只知道借债的好处，不知道还债的祸害；这不仅县官不应强迫，富民也不应强迫。”皇帝说：“实行坐仓籴米怎么样？”在座的人都起身说：“不便利，已经停止了，幸好。”皇帝说：“还没有停止。”司马光说：“京师有七年的储粮，而钱常常不足；如果实行坐仓，钱会更加缺乏，米会更加陈旧，怎么办？”吕惠卿说：“坐仓可以得到一百万斛米，就能省去东南一百万石漕运，把省下的钱供应京师，哪里还担心没有钱？”司马光说：“东南钱荒而米多，如今却不买米，而要运送钱来；这是抛弃有余的东西，取得所缺的东西，农民和商人都会受到损害。”侍讲吴申说：“司马光的话是至理。”司马光说：“这些都是小事，不值得烦劳君主，只应当选择合适的人来任用。” 有功就奖赏，有罪就惩罚，这才是陛下的职责。”皇帝说：“是这样。周文王并不兼管众多政务、刑狱和各项慎重事务，只让有关官司和长官去办理。”司马光快步退出。皇帝说：“你该不会因为吕惠卿的话而不高兴吧？”司马光说：“不敢。” 韩琦上疏论述青苗法的危害，皇帝有所醒悟，想要废除这项法令。王安石称病请求离职，皇帝准备任命司马光为枢密使。司马光上章竭力推辞，前后达到六七次，说：“陛下如果真能罢除制置条例司，召回提举官，不实行青苗等法，即使不用臣，臣所得到的恩赐也已经很多了。否则，臣不敢接受命令。”皇帝派人对司马光说：“枢密使主管军务，各官各有职分，不应以其他事情作为辞职理由。”司马光说：“臣尚未接受任命，仍然是侍从，对任何事情都可以发言。”王安石起身处理政事，青苗法最终没有废除，司马光也始终没有接受任命。不久司马光写信劝告王安石，来回三次，开导劝说十分恳切，仍希望王安石能够听从并改正。他还指着谄媚逢迎的吕惠卿说：“颠覆王氏的，一定就是这个人。”小人因利益而结合，形势改变、利益转移后，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六年后，吕惠卿背叛王安石，上书告发他的罪行。司马光请求出任外职，以端明殿学士身份出任永兴军知军。不久，诏令调任许州，他没有赴任，于是请求主管西京留司御史台，以便回去。从此闭口不再议论政事。到熙宁七年，皇帝因天下发生旱灾和蝗灾，下诏征求直言。司马光读诏书时流下眼泪，想保持沉默又不忍心，于是再次劝谏六件事【青苗等法】，说这六件事尤其损害百姓，应当先行废除。他又写信责备宰相吴充：“天子这样仁慈圣明，而您却不发言，为什么呢？”他在洛阳居住共十五年，两次任留司御史台，四次任提举崇福宫。神宗去世，司马光赶赴宫阙哭临。卫士看见司马光进来，都举手加额说：“这是司马相公。”百姓拦在道路上呼喊：“您不要回洛阳，留下来辅佐天子，使百姓活下去！”各处聚集了几千人围观。司马光害怕，防备着推辞谢绝，于是直接回到洛阳。太皇太后听说后，责问主管此事的人，派使者慰劳司马光，并询问当前应当先办的事情。司马光说：“近年以来，士大夫把发言当作禁忌，民间百姓在下面忧愁困苦，而上面不知道；明主在上面忧劳勤政，而下面没有地方申诉。这罪过在群臣，愚民却不了解，反而把怨恨归于先帝。应当下诏首先开放言路。”于是下诏张贴在朝堂上，但当时有人不愿这样做，便在诏书中设置六项条文来限制直言者。司马光说：“这不是征求谏言，而是拒绝谏言。臣下只要不说话便罢，一说话就会被归入六项禁条。请改写诏书。”太皇太后听从了。于是四方官吏百姓上言新法不便的有几千人。司马光正草拟应当实行的事项准备上奏，太皇太后已经下令遣散修筑京城的役夫，罢免、减少皇城内的侦察人员，停止御前工程，放出三十多个行为不端的近侍，告诫内外不得苛刻暴敛，废除导洛司的物货征取，杨及百姓所养的马，放宽保马期限，这些都出自太皇太后的决定。

译大臣们不赞同，司马光上疏谢罪说：“如今最急迫的事务，陛下大略已经实行了。小臣迟缓怠慢，罪当万死。”诏令任命司马光为陈州知州，他经过宫阙入见，沿途使者络绎不绝地慰劳问候。到任后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司马光竭力推辞，皇帝不许，多次赐亲笔诏书说：“先帝刚刚弃世，天子年幼，这是什么时候，你却要辞去职位呢？”起初，神宗皇帝励精求治，王安石用心过度，急于求取功利，小人得以乘机介入，吕惠卿之流因此得志。后来的人仰慕他们，争相超越彼此，天下便受到祸害。皇帝察觉其不对，把王安石调出到金陵，天下人欣然，以为法令一定会改变。王安石自己也后悔，想稍作改动，但吕惠卿一类人害怕法令改变会危及自身，坚持不肯。可是皇帝最终还是怀疑王安石，于是罢退他，八年不再召用；吕惠卿也两次被驱逐，不再任用。元丰末年，天下多有变故。到哲宗继位，天下百姓日夜翘首以待新政，而进言的人却以“父亲的道不能三年不改”为说，想稍微减轻新法中最严酷的部分，只列举几件事来堵塞众人的言论。司马光慨然争辩说：“先帝的法令，其中好的即使百世也不能改变；像王安石、吕惠卿等所制定的、给天下造成危害而不是先帝本意的法令，应当像救火救溺一样立即改掉，还恐怕来不及。何况太皇太后是以母亲的身份改变儿子的法令，并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的法令。”众人的议论于是定了下来。臣罗从彦解释说：孔子说：“三年之内不改变父亲的道。”这是说孝子居丧期间，心志存念父亲在世时的道，并不一定是说掌管政事。何况正处在把危险变为安定、把混乱变为治理的时候，行动迅速才能成功，迟缓就来不及；这时进行改变，正是孝道。天子的孝，在于保全天下。司马光没有立即明白这个道理，却说：“是以母亲改变儿子，而不是儿子改变父亲。”用这句话来阻止众人的议论，就错了。后来到了绍圣年间，排斥陷害忠良，危害政治，这难道也是 司马光招致的结果吗？司马光曾说：“天下治乱的关键，在于用人。邪正一经区分，消长的形势自然就确定了。我每次议论政事，一定把人物放在首位。凡是应当进用或罢退的人，都要符合天下公认的道理，然后朝廷才会清明，君主才能听到天下利害的真实情况。”于是废除保甲、团教和依照义勇法每年检阅的制度；不再购买保马，把现有的马归还监牧，发给各军；废除市易法，把储存的货物卖掉，不收取利息，百姓所欠的钱也一并免除利息。京东铸造铁钱，河北、江西、福建、湖南的盐法以及福建茶法，都恢复旧制。唯独川陕茶因为边疆军需尚未立即废止，派使者巡视，去除其中过分的部分。户部左右曹的钱粮，都由尚书统领。过去三司使掌管的事务，有的分散隶属于五曹以及寺监，都归还户部，使尚书全面知道数目，按照收入来安排支出。臣罗从彦解释说：司马光任宰相时，天子年幼，太皇太后临朝，天下的事情任由他办理；他所改变的法令没有不合乎人心的，只有清除元丰年间的人以及废除免役法这两件事做错了。天下的士人，没有谁甘心自己成为小人的；如果驾驭他们的方法得当，又有谁不能任用呢？如今却都指为党人，使他们不能自我更新，这难道合乎人情和天理吗？因此坏风气一经煽动，名实大乱，世人所称的善人君子，反而只是招来灾祸罢了，怎能不令人叹息！王安石的免役法，正如杨炎的两税法，东南百姓实际上从中获利。如果用尧舜三代的法度作为标准来衡量，废除它可以；否则，不可以轻率议论。程颢 仁宗时，程颢考中进士，调任江宁上元县主簿。上元县的田税不均，其他县尤其严重。程颢到任后，为县令制定解决办法，百姓没有感到扰乱，而全县的税负大为均平。后来县令被罢免，程颢代理县政。上元是事务繁剧的县，每天诉讼不下二百件，执政的人疲于阅览，哪里有空闲顾及治道？程颢处理得很有方法，不到一个月，百姓的诉讼便减少了。他常说：“一个刚受命任职的官员，如果真心爱护万物和百姓，一定能够有所救济。” 仁宗去世，遗诏规定官吏服丧三天便除服。第三天早朝，府尹率领群官都脱去丧服。程颢进言说：“服丧三日后除服，是遗诏所规定的，没有人敢违背；请让大家过完今天早朝后再除服，否则只满两天。”府尹发怒，不听从。程颢说：“您自行除服吧，我不到夜里不敢脱去。”全府官员因此相互看着，没有人敢除服。服丧期满后，程颢调任泽州晋城县令。程颢治理晋城县时，百姓因事情来到县里，他一定向他们讲说孝、悌、忠、信：在家要用这些道理侍奉父兄，出门要用这些道理侍奉长官。泽州人淳朴厚重，尤其服从他的教化。他又根据乡村远近划分保伍，使他们在劳役上互相帮助，遇到患难相互救济，让奸诈虚伪无处容身。凡是孤儿、寡妇、残废和疾病患者，都责成亲戚乡党，使他们不至于失去依靠。旅途中经过这里的人，患病时都有地方得到供养。各乡都设有学校，空闲日子亲自前往，召集父老，与他们讨论儿童所读的书，亲自为他们纠正句读，不好的地方便改易调整。当时当地风俗很粗野，不知道求学，程颢选择子弟中优秀的，聚集起来教导。离开县城才十多年，穿儒服的人已经有几百名了。乡民组织社防，他为他们制定条规，表彰区别善恶，使人有所劝勉、有所羞耻。全县将近万户，三年之间没有发生强盗和斗殴致死的事情。程颢从晋城罢任后，因被推荐改任著作佐郎。不久经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授任太子中允，暂代监察御史里行。神宗一向知道他的名声，在召见答对那天，从容地向他询问。见了一两次之后，便准备重用他。程颢每次将要退下，皇帝一定说：“你要多次请求进见，我想经常见到你。”程颢前后进言很多，大要以端正内心、节制欲望、求取贤才、培养人才为先。他不修饰言辞辩说，只以至诚感动君主。皇帝曾让程颢推举选择人才，程颢推荐了几十人，以父亲的表弟张载和弟弟程颐为首。他常说君主应当防止欲望在尚未萌发时滋长，皇帝俯身拱手说：“我应当为你戒除这种欲望。”后来借论人才之机，程颢说：“陛下为什么轻视天下士人？”皇帝说：“朕哪里敢这样。”程颢再三这样进言。

译当时王安石日益受到信任，程颢每次进见，必定向皇帝谈论君主之道，以至诚仁爱为根本，从来不谈功利。有一天，他极力陈述治国之道，皇帝说：“这是尧舜的事业，朕哪里敢当？”程颢忧伤地说：“陛下这句话，不是天下的福气。”王安石逐渐推行自己的学说，程颢多有不赞同，事情一发生就上奏论列。几个月之间，奏章达几十篇，涉及辅臣不能同心、小臣参与大计、公论不能实行、青苗取息等事。王安石和程颢二人虽然道不同，却曾说程颢忠诚守信。程颢曾奉诏到中书议事，王安石正生气，说话时脸色严厉。程颢从容地说：“天下的事情，不是某一家的私下议论，希望您平心静气地听取。”王安石因此惭愧屈服。程颢每次议论政事，都心平气和，王安石常常因此受到触动；但言路中喜好直言的人一定想用力攻击、争取胜利，于是程颢便与这些言官成为对立者。正当众人纷纷议论新法时，王安石把几件事情拿到皇帝面前试探，以决定自己的去留，青苗法等的议论就是这样。大体上，皇帝不愿压制王安石，而王安石的心意也还没有完全确定。只是立法之初，他担心有人阻挠，认为开始时如果不坚定，后来一定无法实行，所以才坚持不改。程颢对他说：“管仲是辅佐霸主的人，尚且能说发布命令应当像流水一样，以顺应人心。如今参政您苦苦要做不顺人心的事情，为什么呢？只要做顺应人心的事，谁会不愿意跟从呢？”王安石说：“这正是被贤者的诚意感动了。”不久，中书省发生了极不合意的事情，王安石大怒，于是拼死争执，党羽也由此分裂。皇帝准备贬黜那些进言的人，命令执政者任命程颢为江西路提刑。程颢说：“如果臣说得对，希望实行；如果臣是妄言，就应当给予公开严厉的责罚。请罪之后反而得到升迁，刑罚和奖赏就混乱了。”他多次请求，终于得以罢任，改任佥书镇宁军节度判官事。程颢又请求入见皇帝，皇帝说：“有什么文书吗？”程颢说：“如今臣近在咫尺面对天颜，尚且不能稍微改变天意，写文书又有什么用呢？”他准备离去，皇帝却几次询问，程颢总是说陛下不应轻易用兵，朝廷中没有能够承担陛下事业的人。哲宗继位，普遍施恩，程颢改任承议郎。程颢虽然只是小官，但贤士大夫都通过观察他的进退来预卜国家的兴衰。圣明的政治刚刚开始，贤德之人得到进用，程颢尤其成为当时众望所归的人。朝廷召他任宗正寺丞，还未出发，便因病去世。士大夫无论认识他的还是不认识他的，没有不悲伤的，都为朝廷失去这样的人而遗憾惋惜。程颢处理政务，最可贵之处在于：用宽缓的办法处理繁杂事务，使政事裕如。起初调任泽州晋城令，在县中三年，百姓爱戴他如同父母。后来任佥书镇宁军节度判官事，又任扶沟县知县。在法令严密的时候，他从未随众做表面文章、逃避责任的事。人人都苦于受到拘束，忧虑地认为事情非常难办，而程颢却处之泰然。即使事情仓促，也不改变声色。正当监司争相采取严厉急迫的做法时，他对待他们大多宽厚。办理事务时，往往有所依凭。程颢所制定的纲条法度，别人可以仿效实行；至于他引导人而人便服从，感动人而人便和悦，不向外物强求而外物自然响应，不施加信约而百姓自然信服，这就不是别人所能赶得上的了。程颢在扶沟时，扶沟地势低洼，每年都有水灾和旱灾。他筹划开沟修渠的办法，还没来得及动工便离任了。后来，程颢对人说：“要把扶沟的土地全部改成沟渠，必定要几年才能完成。我筹划了十里地，先开创端绪，使后人知道这样做的好处，必定会有后来者接续完成。做县令，必须使境内百姓在灾年饥岁免于死亡，平时安居无事时又受到礼义的教导，这样才算尽到职责。所以我在扶沟兴办学校，聚集县城中百姓的子弟来教他们，也几乎办成却最终废止了。县境百里的施政范围，实际上很狭小，但道的兴废却系于此。以上几件事都没有完成，难道不是命运吗？然而明知应该做却不去做，只把兴废归咎于命运，那就错了。这就是我不敢不尽心竭力的原因。” 起初，王安石得到神宗的信任，自认为是天下学者的宗师，把弘扬孔孟之道作为自己的责任，神宗对他宠信很深。有一天，神宗与程颢相对交谈，因而谈到王安石的学问。程颢说：“王安石的学问不正确。”神宗惊讶地问：“为什么？”程颢说：“臣不敢引述远古之事，只用近来的事情来说明。我曾读《诗经》，《诗经》称颂周公的德行，说：‘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周公的盛大德行，形容得如此盛美。像王安石这样，连自身都不能治理好，哪里够得上这种境界呢？” 程颢曾说：王氏对于道，只是会说而已。譬如绕着佛塔谈论相轮，并不是真正有道的人。有道之人的言语自然明白。孟子说：“尧、舜是出于本性而行仁，舜是依循仁义而行。”这说法是对的。至于孔子，又有所不同。孔子在《易》中只说：“立人之道，就在仁与义。”这样一来，即使是“本性”和“依循”这两个字，也不必说成“道”了。大概阴阳、刚柔与仁义，其道理是相同的。程颢十五六岁时，听到汝南周茂叔谈论道，便厌弃科举功名之业，慨然产生求道的志向；但当时还不知道求道的要领，于是广泛涉猎诸家学说，出入于佛、老之学达几十年，后来反过来从六经中寻求，才获得了道。于是他明白万物之理，洞察人伦，知道穷尽人的本性、达到天命，必定以孝悌为根本；穷究神妙、认识变化，必须由通晓礼乐入手；辨明异端中似是而非的说法，开启历代未能明白的疑惑。秦汉以来，没有人达到这样的道理。他认为孟子去世后，圣人之学没有流传下来，便把振兴这门学问作为自己的责任。他说：“道之所以不能彰明，是异端害了它。古代的祸害离人较近，容易辨识；如今的祸害更深，难以辨别。古代迷惑人，是乘人昏暗无知；如今进入人心，是利用人的高明自负。那些学说自称能够穷究神妙、通晓变化，却不足以启发万物、成就事务。它们的言论表面上无所不包，实际上却置身于伦理之外；穷究深奥、探极幽微，却不能进入尧舜之道。天下的学问，不是浅陋固执，便必然陷入这一类学说。自从正道不能彰明，邪妄荒诞妖异的言论竞相兴起，堵塞百姓的耳目，使天下沉溺于污浊之中。即使是才华高、智慧明的人，也会胶着于所见所闻，醉生梦死而不自觉。这些都是正道上的荆棘荒草，是圣人之门的遮蔽堵塞。” 排斥这些异端之后，才可以进入道。他教人从致知达到知止，从诚意达到平治天下，从洒扫应对一直到穷究事理、尽明本性，循序渐进而有条理。他痛惜世上的学者舍弃切近的事情而追逐遥远的境界，处在低处却窥探高深，因此轻率自负，最终一无所得。他所论述的王道、霸道等篇章，凡是涉及教化根本的，都附录在这里。

译论王道与霸道 臣私下认为，得到天理的正道、达到人伦的最高境界，就是尧舜之道。凭借一己私心，依靠片面的仁义而行事，就是霸者的作为。王道坦荡平直，以人情为根本，从礼义中产生，如同走在大路上，不再有迂回曲折。霸者却在弯曲的小路中艰难反复，最终不能与人一同进入尧舜之道。所以，以真诚之心实行王道，就能成为王者；假借王道的名义行事，就会成为霸者。二者的道路不同，只在于考察其最初的动机罢了。《易》所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正是说起初不可不慎察。因此治理天下的人，必须先树立志向。正确的志向先确立，邪说就不能改变它，异端就不能迷惑它，于是努力向道前进，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假如怀着霸者之心而求得王道的成就，就如同把石头炫示为美玉。陛下具有尧舜那样的资质，处在尧舜那样的地位，必须以尧舜之道自任，然后才能充实并实行这条道路。汉、唐的君主有些值得称道，但论其为人，并不是先王之学；考察他们所处的时代，也都是驳杂的政事，不过凭片面的见解，侥幸达到小康。他们创立的法度和建立的制度，不能作为后世继承的规范，因此都不值得效法。然而，如果想施行仁政，却不先讲明施行仁政的具体办法，不等到道理充分明白之后再实行，就会时进时退，最终什么也达不到。事情有大小，也有先后；只察看小事而忽略大事，把后做的事放在先面，把先做的事放在后面，都不能用来使天下得到治理。况且志向不可轻忽，时机不可错失。希望陛下考察先圣的言论，察明人事的道理，知道尧舜之道已经具备于自身，反求自身而使它真实贯彻，再推行到四海；选择同心同德的臣子，与他们共同成就天下的事务，那么天下就大为幸运了。论端正学术、礼遇贤人 臣私下认为，君主之道的根本，在于考察古代、端正学术，明白善恶的归宿，辨别忠臣与奸邪的区别，清楚地趋向正道并知道止境；而这一切，首先在于君主的志向先行确定。君主志向确定，天下的治理就可以成就了。所谓确定志向，就是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选择善道并坚定不移地坚持。义理没有先弄清楚，听得越多反而越容易迷惑；志意没有先确定，守护善道就可能发生动摇。关键在于把圣人的教诲看作一定应当遵从，把先王的治理看作一定可以效法；不被后世驳杂的政事牵制，不被流俗因循的议论迁移迷惑。信奉道理要达到深厚，自我认识要达到明彻，一定要以治理天下达到三代盛隆的境界为目标，然后才停止。然而天下的事情，祸患常常产生于忽略细微之处，志向也要警惕在逐渐的习染中改变。所以古代的君主，即使出入从容、闲居宴息，也一定有诵读教训、进献箴谏的臣子，左右前后全都是正直的人，用来成就自己的德业。伏望陛下礼遇并任用年老的臣子和贤能的儒者，不必让他们劳于具体职事，使他们每天到便坐讲论道义，以辅佐涵养圣德；又选拔天下贤能俊杰，使他们能够陪侍法从，早晚进见，陈说善道，讲论研磨治理国家的体要，以扩充陛下的见闻。这样，圣明的智慧会更加明察，王业的谋略就会真正充实。如今四海风气日渐衰颓，天天陷入苟且浅薄，末世的风俗喧嚣纷乱，再也没有廉耻，大概也是因为朝廷尊崇德行、喜好义理的风气还没有普遍感化，而深厚诚实、忠厚笃实的教化仍被压抑的缘故。希望陛下考察圣人的教诲，效法先王的治理，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体察乾道刚健的精神而努力实行，这样天下就大为幸运了。论养育贤才 臣私下认为，议论当代政事的人都知道得到贤才天下就能治理，却不知道招致贤才的办法。因此虽然众说纷纭，却没有探究到关键，朝廷也因为实行起来困难而不去做。三代养育贤才，必定以学校为根本，于是德化得以施行，治国之道由此产生。本朝沿袭唐代旧制，但馆阁中的清要选官，只担任文字方面的职务，名分与实际并不相称。因此要招纳贤才、培养人才，以辅佐时政、赞助教化，究竟从哪里才能得到他们呢？臣遍观古代圣明君王为了虚心求治，何尝不是尽用天下的人才来成就自己的德行呢？所以说：“大舜有大德，善于和别人相同，乐于取别人之善来作为自己的善。”如今天下这样广大，难道会缺少贤才吗？只是朝廷没有养育贤才的地方来容纳他们，逐步考察其才器能耐的高下，然后决定升用或退处。臣现在想请求朝廷设置延英院，用来接待四方贤才。凡是经公议推荐的人以及隐居山林的士人，都必须招来并优礼相待，按照品级供给俸禄，却不可立即授予官职。凡有政事，就交给他们详细审定；凡有典礼，就让他们讨论筹划，使他们能够上奏陈述，也使治乱得以讲求研究。让他们群居相互切磋，每日充分发挥才能，使政府和近侍之臣彼此接触，陛下不时召见他们对答，询问治国之道，就可以观察他们的才识和器能。考察他们数年，使各人的品德才能更加分明，然后让贤者就任相应职位，让能者担任相应职务；或者委任他们治理郡县，或者让他们作为士人和儒者的师表。对于德业尤其卓异的人，逐步提升到师臣、职司一类的职位，任辅弼、任公卿，无论放在哪里都能胜任。这样，贤才就会成批地被引进，朝野之间不会遗留贤才，陛下尊重贤人、礼待士人的心意，也就可以不辜负天下人了。《豫章文集》卷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豫章文集》卷九 宋代罗从彦撰写 辑录 《遵尧录》别录 周朝衰微，孔子去世，道学不能彰明。杨朱、墨翟便用他们所学的学说鼓动天下，天下人的言论不是归向杨朱，就是归向墨翟。杨朱、墨翟之道盛行的时候，能够排斥它们的只有孟子一人。自汉代以来直到唐代，佛、老之徒又用他们的学说鼓动天下。在那个时候，能够排斥它们的只有韩愈一人。佛、老的祸害超过杨朱、墨翟，韩愈的贤能又不及孟子，但韩愈仍然能够排斥它们。时代虽然不同，功劳却相同，直到今天我们仍依赖他们的功劳。从前孔子之道既然不能施行，又害怕人沉溺于禽兽般的状态，害怕夷狄扰乱中原，于是作《春秋》。所以《春秋》一书格外谨严。本朝熙宁初年，有一位儒者从江宁兴起，以孔孟之道倡导于当时，却把管仲、商鞅的法术施用于政事，颠倒舜与跖的是非，夺去人们的正义之心，把庄子、杨朱混为一谈，放纵到不守法度。正道荒芜，士人的风气因而一变。假使蔡氏再借此势力来助成他的乱局，那么造成的祸害就不只是佛、老与杨朱、墨翟了。所以，启发天下昏聩之人、使天下晦暗之处明亮起来的责任，应当在陛下。近来虽然下诏毁掉他的塑像，却还没有像过去那样彻底推行。臣辑录司马光、陈瓘二人的言论，来彰明他的罪过。司马光论王安石 仁宗嘉祐年间，司马光任纠察在京刑狱。后来英宗将要去世，王安石也遭逢母丧，服丧期满后没有出仕。他在江宁时，平日淡泊恬静，没有任何嗜好，只有讲学一事；他的朋友中有从四方来的人。神宗即位后，曾经下令召他赴京，不久便擢升为翰林学士，终于重用他。王安石得到神宗信任后，又依仗自己的才干，抛弃众议而只凭己意，变更祖宗的法度，急切地把搜刮百姓财物作为目标。他所荐举引进的人，多数不是合适的人才。谏官中攻击他的人很多，而翰林学士司马光的言论尤其恳切。神宗不采纳，司马光又写信劝告王安石，往返三次他仍不听。熙宁七年，天下发生旱灾和蝗灾，神宗下诏征求直言。当时司马光任判西京留司御史，于是上书进言，又以六件事陈说。其大意说：“臣恭敬地读到诏书，高兴到了极点，以为从前成汤曾以六件事自责，如今陛下既然已经知道这些，群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曾子说：‘尊重自己所听闻的，就会更加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就会更加光大。’陛下如果确实知道事情如此，果断而不疑惑，不被左右近臣所改变，那么怎知今天的灾异不会像大戊时桑树、谷树复生，高宗时鼎中出现雉鸟那样，反而成为百姓和国家社稷的福气呢？” 臣私下观察陛下英明睿智的天性，世间少有、无人可比。即位以来，励精图治，以做一个因袭先业、守成循文的平庸君主为可耻，提拔俊杰之才让他们执掌政务，他们的言论无不听从，计策无不采用；所举荐的人便越级升迁，所诋毁的人便被斥退，自己垂衣拱手，听任他们施为，推心置腹，别人无法从中离间。即使齐桓公的管仲、蜀先主的诸葛亮，大概也没有超过他们的地方。执政大臣也都尽心竭力，以符合陛下的愿望，以做碌碌守法、因循故事的臣子为耻，常常以周公自任。按理说，各项制度应当交相修正，士农工商四民应当富足安乐，颂扬之声应当遍布四方，祥瑞应当接连而来，这才是应有的效果。然而六年之间，各项制度纷乱不安，四民失去职业，怨恨愤怒的声音令人不忍听闻，灾异之大，古今少有。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不是执政大臣辅佐陛下没有掌握正确方法吗？所谓没有掌握正确方法，就是喜欢与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厌恶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陛下既然把威权和福柄全部交给他们，使他们制定新法来使天下获利，本应与天下人共同实行，舍弃短处、采纳长处，以求尽善尽美；可是他们却只任己意，厌恶别人批评诘难。群臣中有与他们相同的，便破格提拔任用；有与他们不同的，便会遭到祸害和羞辱。常人的情感，谁肯舍弃福禄而招取祸患，抛弃荣耀而走向耻辱？因此，那些急于求取富贵的人纷纷依附他们，立即得到美官；忠直而有操守的人，全都被排斥、废弃，或者遭受罪谴，连自身都无处容身。至于台谏官，是天子的耳目，用来规正朝政的过失、纠察大臣的专横，这本应由陛下亲自选择，却让执政大臣去选择。他们专门任用自己亲近喜爱的人，有人稍微违逆，就加以贬逐来警戒后来者；等得到最善于谄媚的人，便让他担任这些职务。这样一来，执政大臣的过错，群臣的奸诈，百姓的疾苦，远方的冤屈，陛下从哪里能够知道呢？又有奉行新法、到四方访察利弊的人，也是执政大臣亲近喜爱的人；他们全都先禀承执政者的意旨，凭借其声势驱迫州县官吏，善恶取决于他们笔下，升降取决于他们的言辞。那些州县官吏忙于迎合承顺还来不及，哪里有空同他们讨论利弊、建立异同呢？等他们入朝奏报时，却说各州县的守宰无不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便利，长久可以实行。陛下只看见他们的文书灿然可观，便以为这是最完善的法令，认为谋议时众人意见一致，哪里知道他们在外面的所作所为呢？有的人还增加条目，务求新奇巧妙，互相陈说利害，各自更改事务，使统一的法令日变月异，长久不停，官吏百姓都不知道应当听从什么。大概是因为沿袭旧制就没有功劳，另出奇法就有赏赐，所以才会这样。又命令使者督责各地监司，监司督责州县，上下相互驱迫，竞相采取苛刻做法。奉行新法稍有不尽力，就说他没有才能、不称职；一旦阻挠破坏新法，立即实行停职替换。有的人还没有熟悉新法，错误地有所违犯，也都不予赦免，降职罢官，和犯贪污罪的人同样处置，甚至重于犯私罪的人。州县官吏只顾奉行文书，求免罪责还来不及，便不再用心于民事。又派遣巡逻卒监听街市道路上议论诽谤的人，抓住后押送治罪；又张榜设赏，招募人告发逮捕诽谤朝政者。臣不知道自古明王的政治本来就是这样吗？从前尧向众人考察政事，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舜告诫群臣说：‘我有过错，你们要辅正我；你们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却另有议论。’这正是他们成为帝王中最受称道者的原因。秦朝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杀害直谏之士，禁止人们私下交谈；等到它祸败之时，路上的人都知道其中原因，只有秦君自己不知道。这正足以成为万世的鉴戒。卫侯说出的计策并不正确，群臣却异口同声地附和。子思说：‘依我看来，卫国正是所谓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君主自己以为正确，众人的谋议就不能进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译事情明明正确还要自我夸耀，尚且会拒绝众人的谋议，何况附和错误来助长恶行呢？不察看事情的是非，只喜欢别人赞美自己，这是昏暗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不衡量道理所在，只靠阿谀奉承来求得容身，这是谄媚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君主昏暗、臣下谄媚而处在百姓之上，百姓就不会与他们同心。这样下去，国家就会不像国家了。子思对卫侯说：‘您的国家政事将会一天比一天坏。君主说出话便自以为正确，卿大夫没有人敢纠正他的错误；卿大夫自以为正确，士人和庶民没有人敢纠正他们的错误。君臣既然都自以为贤明，而下面的人又异口同声地称他们贤明。称赞他们就能顺从而获得福禄，纠正他们就会被视为叛逆而获罪。这样，善从哪里产生呢？如今执政者制定新法，下面的人又异口同声地称许他们，这同卫国的政治有什么不同呢？’因此士大夫愤懑郁结，只能面对屋墙偷偷叹息而不敢开口；庶人饥寒憔悴，怨叹哭泣却没有地方申诉。这就是陛下所说的忠言正论被堵塞在上，阿谀奉承者从中壅塞遮蔽、维护私利。假如忠直正论退缩隐伏，阿谀之徒充满身边，却希望各项制度端正、四民富足、颂声遍布、祥瑞降临，实在也很困难。如今朝廷的弊政，大的不过六项：第一，广泛推行青苗法，使百姓的债务日益加重，而县官实际上也没有得到什么。第二，免除上户的差役，却收取下户的钱，用来养活浮浪之人；第三，设置市易司，同小民争利，实际上却耗散了官府财物；第四，中原尚未治理好，却侵扰四方夷族，得到的少而失去的多；第五，排定编结保甲，教习凶猛武器，以扰乱农民；第六，听信狂妄狡诈之人，妄自兴办水利，劳苦百姓、耗费钱财。其他细小事项，就不值得向陛下说了。舍弃大的问题而谈小的，舍弃紧急的问题而谈缓慢的；表面上显示进谏斥责的迹象，内心却怀着依附权势、求取庇护的心，这种人是奸邪中最严重的，臣不敢这样做。陛下左右前后的臣子每天称赞新法的好处，他们心里也知道新法不可行，只是想迎合圣意、依附执政，以窃取富贵。一旦陛下的意向改变，他们所说的话也就不同了。臣如今不敢再浪费篇幅叙述这六件事的利害来烦扰圣听，只希望陛下不要询问阿谀之党，不要顺从权臣的意旨，果断下定决心废止它们，必定有人能够替陛下详细说明其中的情况。这六件事中，青苗法的危害尤其大。又听说青苗法规定，灾伤达到五分就应当停征；有些不仁的官吏却只减免四分以下的税，这尤其应当治罪。臣身处冗散之地，朝廷即使有小小的得失，本来确实也不能参与听闻。如今眼看百姓被新法困苦到这种地步，臣私下替朝廷除去忧患，而陛下竟然一点也不知道。今年以来，臣的衰老和疾病日益加重，万一突然先死于朝露之下，心中有所未尽，便会长久在黄泉之下抱恨。因此冒死替陛下说出这些话。陛下如果仍然忽视而不信，那就是天意了，臣不敢再说了。臣从彦解释说：奇怪啊，王安石的为人！看他平日里志向高抗，凌驾于羲、黄之上；他学习圣人，必定要追溯到孔子的源流；他的经学文章，自以为可以俯视扬雄、韩愈。等到他入朝任职，登殿应对从容，每次告诫他的君主，必定以尧舜为法，又自任为辅弼圣君的重臣。神宗对他的宠信遇合特别深厚，于是重用他，他的言论无不听从，计策无不采用。一时之间，可以说是明君与贤臣相遇。然而考察他的内心，却是偏私；评论他的作为，却是专断。一定要追求实际效果，结果却只是捕风捉影。王安石的本心，起初确实是以儒者的立场行事，但结果完全不相应，功业甚至不足以同管仲相比。这是什么原因呢？《礼记》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古人已有这种说法，王安石莫非正是从这里失误了吗？臣愚昧，不能知道。只是他兴办学校、废弃科举旧法，以经学义理替代词章，训释三部经书，牵引天下学者跟从，以实现先王统一道德、整齐风俗的意图。结果竟在这里，以名声鼓动他们，以利益诱导他们。当时王安石声名正盛，自认为是一代宗师，天下人谁不愿意跟从？所以倡导者如雷震动，应和者如风吹草倒；遗留下来的风气和余泽深入人的身心，无法除去。百姓中没有真正受到他的恩泽的人，直到今天乡野老人还能说出他的错误；他们在京城人和乡里士人面前诵说他的学说，如果不被嘲笑为狂妄，就一定会引起愤怒。大概这种学说深入人心，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因此也不足为怪。总的说来，王安石类似伯鲧，才智辩说超过常人。他最初从江宁来时，天下人都倾心仰望；既凭才名闻于天下，又得到君主信任，便认为天下没有别人，抛弃众议而只任用自己。执政不到一年，御史中丞吕诲上疏极力斥责他的错误，但说得过于刻薄，其中有不合人心之处。现在摘取几件众人共同知道、明白显著的事情，写在篇中，希望或许能够使陛下醒悟，也让天下后世有所考察验证。吕诲说：王安石身居政府，事情无论大小，都一定同同列大臣提出异议；有时因奏对而留下单独进言，多次请求从宫中直接下达御批，以排斥同列。这样，事情做对了就把功劳归于自己，事情做错了就把怨恨收归君主。这是众人共同知道的。宰相是用道辅佐君主的人，本不应亲自干预具体事务；但十天半月的官职差除，王安石都亲自插手。凡是近臣中不依附自己的，他都把他们逐出朝廷，使其到外地任职，却说这是出自圣意；这种做法是欺诈诬陷、对君主不恭，也是在作威作福、危害政事。这也是众人共同知道的。王安石曾在御座前奏对，不考察事实真相，只是一味诬蔑争辩；后来同唐介讨论谋杀及刑名之事，竟至于喧哗争吵。唐介是忠贞刚劲的人，致力于守住大体，不能靠口舌胜过他，因而愤懑不平，后来毒疮发作而死。从此同列大臣无不畏惧，连宰相也退避，不敢同他较量。这也是众人共同知道的。王安石起初进入翰林时，还没有听说有贤能的进士；他有个弟弟王安国，声望尚未得到认可，却仍让同列共同推荐，朝廷按照状元的恩例来安置他，他还认为待遇太薄；他的文章试卷并不出色，主试之人于是遭到诋毁伤害。等王安石身居政府，不到半年，便暗中操弄威福，无所不用；那些想靠钻营求进的人奔走于他的门下，他依仗权势招揽权力，逐渐形成党羽。这也是众人共同知道的。神宗正要体察唐尧亲睦亲族的意思，友爱自己的弟弟，以此教化天下；身为大臣，本应努力顺应成全，王安石却反而接纳小人，让章辟光进言来迷惑圣听，意在离间，终于使其阴谋得逞。这也是众人共同知道的。他最后责问说：‘臣所指陈的事情卑琐细碎，难免触犯圣上，实在担心陛下喜欢他的才辩，日久年深，便不能辨知他的真情和伪饰，邪正再也无法分辨，群邪一同进用，小人越来越多，那么贤者一定逃遁，祸乱一定到来。’

译他又说：‘臣推究王安石的所作所为，他本来没有长远谋略，只是一味要同别人立异；误害天下苍生的，必定就是这个人。假如王安石长久居于朝廷，天下必定没有安定之理。’大意就是这样。后来果然如此，因此天下发生旱灾和蝗灾，朝廷下诏征求直言，司马光所陈说的内容大体都应验了。王安石尚未被重用时，天下人都昂然认为他一定能够带来太平；当时知道他不可任用的只有三个人，即韩琦、吴长文和吕诲，后来又有司马光加入。此三人的经学文章远远不如王安石；但论到政事，这三人决不会做王安石所做的事。这样说来，王安石的经学文章只不过成了制造祸害的工具罢了。因此后来相继上书议论他的人很多，只有吕诲和司马光独自承担了这项责任。他们二人的言论，道理昭然，不能不说是极其正确的；然而神宗不能采用，最终使祸乱在蔡京手中形成，难道不是天意吗？陈瓘论蔡京 哲宗时，蔡京和他的弟弟蔡卞都在朝廷任职。当时章子厚执掌政务，威权和福柄都由自己发出，蔡京、蔡卞二人实际上赞助并推行他的奸邪，相互配合。太上皇即位后，擢升蔡京为翰林承旨。蔡京暗中结交权贵，专门从事不仁不德之事。皇帝将要重用他的意图已经显露，朝廷内外议论纷纷。右司谏陈瓘极力进言，连上十章，其中最为恳切的一篇说：‘臣听说把话全部说尽会招来祸患，这是古人所戒惧的。掌管言路的臣子，哪里能够避免这种情况？臣恭敬地看见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在绍圣初年，他兄弟都在朝廷，赞助章子厚，共同制造威福。蔡卞暗中谋划，章子厚果断地全力实行；又谋划又实行的，就是蔡京。哲宗专心继承先帝事业，一心委任章子厚，事情无论大小，都信任他而不疑。蔡卞在这时借继述之说来美化自己的私家史事；章子厚在这时凭借深厚的委任来彰明自己的功劳；蔡京则大力推崇王安石为圣人，说他超过神宗，又推崇制定继承大计的功劳，诋毁宣仁太后，以迎合这两人。章子厚的自我夸耀，蔡京给予助力；蔡卞的乖戾悖逆，蔡京实际上加以赞助。当时言官常安民屡次攻击他们的罪行，蔡京便同章子厚、蔡卞一起恼怒常安民，合力排挤陷害他，把他斥为奸党。’ 孙谔、董端逸、陈次升因为弹劾蔡京，也相继被贬逐。哲宗晚年得到邹浩，不经过通常的拟议程序，便把他置于言路；邹浩能够忘却自身、遵循节操，上合圣明的知遇。蔡京又趁邹浩获罪之机排挤诋毁他。七年之间，蔡京五次陷害言官，蒙蔽朝廷的耳目，成就私门的权势。言路既已断绝，人人都闭口沉默，于是凡是推行的事情，都能任意妄为，使当时所做的一切，今天都被遮蔽了。臣请求略举四件事，都是天下人议论蔡京的原因。蔡卞轻慢神宗，陛下已经知道他的罪恶；兄弟二人相互配合，如同埙箎合奏，事情没有不同，罪责难道能有不同等级吗？一个被贬，一个被留，世人不能理解，这是天下人议论蔡京的第一个原因。邢恕牵累宣仁太后，陛下已经察知他的罪过，于是司马光、刘挚、梁焘等人的官籍都得到恢复。蔡京曾上疏请求诛杀刘挚等人的家族；如果确实如蔡京所说，那么牵累宣仁太后的难道只是邢恕一人吗？对邢恕便加以逐斥，对蔡京却予以留用，这怎么能堵住邢恕不平之口，慰藉宣仁太后在天之灵呢？这是天下人议论蔡京的第二个原因。章子厚自称有制定继承大计的功劳，追贬王珪；蔡京也自称元丰年间没有接到诏命，曾带着开封府的刽子手、携剑进入宫内，想要斩杀王珪。蔡京的门人都说，蔡京在这时有禁止宣仁太后的功劳，蔡京也有安定社稷的功劳。如今陛下为王珪洗雪罪名，恢复他的旧职，这难道不是认为王珪被章子厚贬斥是错误的吗？在章子厚那里就是错误，在蔡京这里却仍然留用。这样一来，章子厚就有了辩解的理由，王珪也留下了遗憾。这是天下人议论蔡京的第三个原因。章子厚当初十分信任蔡京、蔡卞，倾心降意，跟随这两人，借继述之说来推行自己的私意。三人的议论如同出自一人之口。自绍圣三年九月蔡卞任执政后，蔡京才开始大怒，并同章子厚断绝关系。现在看来，蔡京之所以同章子厚断绝关系，是为了国事，还是为了自己的私事？这是天下人议论蔡京的第四个原因。陛下即位之初，把任用贤能、斥退奸邪放在首要位置，可蔡京却蒙蔽欺骗，毫无顾忌。陛下如果一定要把蔡京留在朝廷，原因是什么？臣知道陛下本来没有特别偏爱或厌恶；蔡京之所以能够占据职位、求取升进而牢不可破，是因为韩忠彦、曾布不能替国家作长远考虑，轻率地自行决断，反而激成了他的势力。蔡京、蔡卞共同作恶，天下人都知道。如果采用天下人的意见以合乎公议，显明地正定二人的罪行，并不困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人〕 韩忠彦等人不肯这样做，反而把这件事托称为师友谋划，将蔡京调出到太原；虽然加给他两制学士的职衔，实际上却是用诡计除掉他。想来在拟议进呈的时候，必定有不合情理的奏章，使用奇谋设置计策，并非出于诚心，二位圣上怎么能没有疑惑？公议也认为这样不恰当。等蔡京被留下后，曾布又再三争辩，言辞烦渎，无法取信于人，双方相互激发的局势因此形成。陛下进用贤能、斥退邪恶，法则应当取自尧舜；但天下人的心都怀疑陛下有重用蔡京的意图，正是因为蔡京又被留下。蔡京之所以又被留下，是因为韩忠彦等人赶走他没有采用正当方法。赶走他不合正道，于是留下他便产生于相互激发。万一蔡京果真得到重用，那么天下治乱的分界就从此形成了。崔群说，唐朝的治乱，取决于李林甫、张九龄的进退；如今蔡京欺蔑先帝，同蔡卞没有不同，又把过错归给先帝，把祸患推给章子厚，蔡卞曲意为自己谋求安全，而陛下果然又留下了蔡京。如今既然可以再次留下，以后也就可以进一步重用；天下的治乱形势，系于一个蔡京。崔群的话，难道可以不牢记吗？臣恐怕后人看今天，也会像今天的人看过去一样；祸乱的端倪，也不能不及早辨明。

译陛下即位之初，首先开放言路，可以说知道事情的先后次序。臣愚昧，最初也参与了这次选任，明知蔡京在朝廷，必定会成为大患，却不能及时进言。万一发生意外而未曾预料的变故，陛下忽然悔悟，诛责当时进言的臣子，那么臣即使头颅碎裂、胸膛陷裂，又对事情有什么补益呢？这就是臣愤懑而不敢沉默的原因。臣曾被蔡卞推荐，与蔡京之间没有丝毫嫌隙；臣之所以进言，只是为了国事。不仅是为了国事，也是为了蔡氏家族。况且自从蔡京、蔡卞掌权以来，笼络、推荐、引进天下士人，处在要路、得到美官的人，不下数百上千。其中有才智技艺、可以任用的人，确实不少。他们都明知蔡京、蔡卞辜负国家，想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离开私门，只是朝廷还没有办法招纳他们罢了。臣认为，蔡京在朝廷，那么这数百上千人全都被指为蔡氏党羽；如果蔡京离开朝廷，那么这数百上千人全都可以反过来为朝廷所用。因此要消除朋党、广泛收取人才，关键就在于陛下果断罢黜蔡京。这也是已经实行过的办法。从前熙宁末年，王安石、吕惠卿争斗之后，天下士人分成两党。神宗为此忧虑，于是王安石退职、吕惠卿出朝以后，后来不再任用这两个人，而两门的士人也兼收并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人、千百人〕 当时天下士人有王党、吕党，而两党的士人最终没有全部进入朝廷，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样看来，消除朋党的办法，只有罢黜蔡京罢了。如今蔡京暗中交通结交，势力更加牢固，广泛安插亲信，共同成就私下的谋划，羽翼已经形成，就可以高飞了。轻率地把他抛在朝廷之外，竟像儿戏一样。陛下如果不早日醒悟，渐渐就会陷于孤立；以后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自古以来做臣子的，官职无论高低，触犯君主未必会遭祸；但只要触犯权臣，就一定会粉身碎骨。有人把进言说成离间君臣，有人说成卖弄正直、把怨恨归给别人，有人借其他事情暗中中伤，有人在已经被贬斥之后指责他怀有怨望。这就是古人不能免于祸患的原因。臣难道敢爱惜自身吗？如果臣爱惜自身，陛下就听不到蔡京的罪行了。国家内外没有发生大事，已经一百四十一年了，这是古来所没有的，实在令人畏惧。譬如年老之人，身体康健而没有疾病，每天服食温暖之物，尚且担心气力衰退；至于阴邪之气得到养护，必定会成为腹心之疾。伏望陛下谨慎保守祖宗的基业，独自掌握威福之柄，从圣心裁断，果断除去恶人，那么天下就大为幸运了。请陛下裁决。皇帝认为陈瓘的论说没有根据，罢免他的右司谏，添差监扬州粮料院。不久改任知无为军。陈瓘又上章逐条说明这件事，说：臣上面所说的话，是在被责授扬州粮料院以前进呈的。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正确，就应当依照臣的请求，查究蔡京的罪行，明正典刑，然后再改派臣的差遣，以表示采纳谏言；如果认为臣的话错误，就应当加重贬谪流放，这才是适当的。如今蔡京桀骜放纵，毫无畏惧，而臣的奏章屡次上呈，陛下却都没有降诏发下处理；这就是陛下不把臣的话当作可信。不信臣言，却轻率改换臣的任命，传到天下，人们一定惊骇疑惑，对圣政的损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况且蔡京长久在朝廷，专门把轻慢君主、欺罔皇上当作才能，把培植党羽、使用权术当作方法，挟持继述之说作为为自己谋便利的计策；稍微违背他的意愿，就给人加上不忠不孝的罪名，胁迫上下，决心一定要取胜才罢休，以致君主的威势不能施行，士大夫的舆论忧惧恐慌。蔡京如果不离开，必定成为腹心之患，国家社稷的安危就难以预料了。臣一身的迁贬荣辱，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关于改任知无为军的敕命，臣不敢只接受这一命令，已经取道乘船前往扬州，听候指挥。臣从彦解释说：扬子称赞樗里子的智慧，说：‘假使懂得治理国家像懂得安排葬礼一样，那么我就把疾病当作蓍草和龟甲来占卜。’这是用极端的话说明懂得治理国家的困难。陈瓘议论蔡京，对于他的吉凶祸福，没有一样不显露出预兆，真可以作为国家的蓍龟了。然而蔡京最终还是得到重用，终于酿成祸根。陈瓘的进言没有被采纳，最终遭到斥逐，流落在外而死。王黼接替了他，于是召来了金人进犯京城的变故，难道不令人极为痛惜吗！《豫章文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豫章文集》卷十 宋代罗从彦撰写 辑录 二程先生语录 凡是读书，各有各的门径。《诗经》《易经》《春秋》不可逐句读；《尚书》《论语》可以逐句读。“赤舄几几”，只是用来形容周公的整体气象，就是孟子所说的“面色纯和、德气充盈于背”，四肢虽然不说话，却自然能够使人明白的意思。“雍雍在宫，肃肃在庙”，也只是用来形容文王的气象。大体说来，古人形容圣人，大多属于这一类；例如“那高高的银河，在天上形成文彩”，也是用来形容圣人的。“不识不知”，是说文王教化他的百姓，使他们在日常使用中自然而然地遵循天理，却不自知。‘与子游闻之’应当作‘于子游闻之’吗？如果两个人同时听到，怎么能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呢？“利”字不应当同“牝马”连在一起解释为义。假如说成“利牝马之贞”，那么坤卦便只有三种德性了。阴必定顺从阳，然后才能最终获得吉庆。黄色居于中央，衣裳适宜处在下位，所以大吉。其他卦都有悔、凶、吝，只有谦卦从未有这些辞语。其他卦要有所等待才能亨通，只有谦卦便能直接亨通。谦逊，是君子自始至终都应保持的品德，所以卦辞不说“吉”。减损多余的，增益不足的，这是天理。六二爻说“鸣谦”，是因为它居中得正而且有德，所以所谓鸣谦，就是内心真正谦逊。上六爻说“鸣谦”，是因为它还有所求。它所求的不过是征伐国邑而已，所以说“志向尚未实现”。蹇卦，是说反省自身、修养德行。前往，是处在外面；处在外面必然艰难。回来，是处在内部；处在内部就会有声誉而没有过失。“来连朋来”“来硕”，都是反省自身、修养德行的意思。“蹇，蹇”，是不冒然前进，是向内审视的象征。冒然前进而出外，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连”读平声，过度就会无穷无尽。“朋来”就是众人来，意思是有朋友来，还不免有所思虑。至于“来硕”，就是来参与大人的事业。所以说是“随从尊贵者”。开合就是《易》的变化；在闭合之下有开启，就称为变化。尧亲近九族，把彰明而有俊德的人放在首位。大概治理天下和国家的人，最难的是识别人，最急迫的是亲近贤者。善于学习的人，关键是不被文字拘束。因此，即使文字义理解释得有些错误，只要道理能够贯通施行，也没有妨害。